第一章 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 一个小孩和大地上的一个巨人 
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亚尔巴尼。他是毛德和穆里·福克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迁居到里朴莱。在他满五岁前几天，他们搬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剩下的童年、整个青年和成年时期的大部分岁月。他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在密西西比州另一个小城拜哈利亚城外小山上的一个疗养所与世长辞，此地在奥克斯福附近。那一天，正好是他的曾祖父，老上校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密西西比州福克纳家族的老祖宗的诞辰。除具有足以引起联想的对称外，这些简单的事实有着几方面的适当性。福克纳比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内的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美国大作家都更具有一个地区的乡土性。他是我们伟大的乡下人。虽然他的一生比其开初和最后联想的事实的范围要辽阔得多；虽然他曾在加拿大、新奥尔良、好莱坞及弗吉尼亚住过；虽然他在纽约住的时间不长，可却常去那里旅游；虽然他在二十年代在欧洲旅游，在五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旅游。然而他对自己出生的地方却恋恋不忘。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北部山区的三角洲住过。三角洲一马平川的黑色土地是这个州里最富庶的地方。然而山乡里的土壤也很肥，因为很少受洪水威胁，丰收更是预料之中的。后来，福克纳说，这个地区的光荣在于，这是天府之国，人力贡献次之。在一八四二年，老上校首次瞧见这片土地时，它仍是边陲。在十九世纪初，威廉还是孩子的时候，这里最后剩下的印第安人迁徙到俄克拉荷马州去了。新亚尔巴尼、里朴莱和奥克斯福附近仍然是山峦、树木和河流纵横，浣熊、狐狸、鹿，甚至大猫科动物虎、豹和熊似乎不受干扰的地方。福克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仔细研究他的家乡。他读过弗兰西斯·帕克曼关于征服一个较大大陆的一些书。除帕克曼的十卷书以外，他的藏书还包括探险和历史、地理、植物和被纳捷兹·特芮斯横越的这个野生生物的地面。在他远远没有成年时，就已是熟悉山林情况的能人和猎手。孩提时，他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成年后，仔细研究它，他终于毫不含糊地一切都包括在内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的明媚风光和危险，甚至灰尘和热，他用取名的方法，使之变成了艺术。除浓郁的地区性外，在福克纳的小说里占压倒优势的思想是浓厚的历史爱好。在一九○○年，密西西比从其史前时期划分出来，迄今还不到一个世纪。然而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大偏见，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乡绅和移民来的士绅迁居南方生活的梦有着历史的偏见，部分原因在于“为在生活中寻求欢乐的情绪非常热烈和坚强”的风气已经渗透到密西西比的土壤中，但主要是由于内战给这个地区加上了双重负担。在北部和西部，人民以双倍的勇气投入追求进步与繁荣的斗争中去。他们所表现的力量显得是有道理的，他们为正义的努力显得是适当的。另一方面，在南方，恢复进程缓慢，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毁坏和分裂，而且也因为恢复要求调节。而这些调节破灭了旧南方的农业梦，引起了犯罪，即使原先就答应予以救助也无济于事。对失败的记忆和犯罪的意识两者都使信心与希望破灭。这意味着不是大规模的进步与繁荣，而只是更多的失败与惩罚。自从威廉·福克纳在几个小村子里长大成人，成了这个大的和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之一，他个人和家庭的经验都加强了他的家乡反复灌输给他的教训。艾日拉·庞德曾经说过：“视觉的印象使人们得到重复的，变换来变换去的感觉，它们是‘电影摄影术’，他接着说，在一个村，人们有着一些的意识和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知道，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生活是记叙文。”——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正是这样。他的家庭居住的这些小村庄，鼓励人们作短途浓游。他们很容易走出村子，进入大树林；但是也引起他们错综复杂的感觉，甚至亲密无间的感情。在福克纳看来，就如纳撒尼尔·霍桑的观点一样，家乡的故事是与家庭的故事紧密地联系着的。在福克纳的小说中，从萨多里斯、康普森到麦克卡斯林，到处都有一种牵涉到一大群人和事件的意识，这种意识进入家庭，却又超越家庭。假若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感觉到自己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地点、人群和时间，只是感觉到自己与“各处、人人和任何时候”息息相关；假若结果找到了“他们的身份不确定的环境”，他们感觉到抽象和互不相关；假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新奇、自由和机动的危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廉·福克纳当孩子时所经历的刚好相反的感情。由于乡土观念和家庭观念从各方面对他起着影响，他所认识到的是其他的危险。他深深地感触于人世沧桑的影响，敏感到人类遗传的力量和人类的世代繁衍不息。他的有些人物是那么有名、有姓、有地点，他的亲戚或邻居的生死日期，他们的胜利或失败；他们认为自己是同一个州的老乡而不是个人：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是自己、家庭与家乡相融合的长河中的一段滔滔不绝的时刻。其他一些人物则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无能为力，因而倍加不安。有时，他们的祖先显得是英雄巨人，比他们对未来的任何想象还要伟大和值得羡慕。可是其他的人物则似乎是些不义、暴力、色情、甚至残忍、杀害兄弟和乱伦的邪恶的幽灵。他的祖父J·W·T·福克纳喊他的曾祖父叫威廉·克拉克，喊他的父亲叫穆里·加斯贝尔特。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在青少年时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他不仅是“密西西比福克纳家族的成员”，不只是老祖宗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他自己就是长子；他也沿用了老祖宗的名字，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巨人。这个大家族里有几个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其中有他的大叔约翰·威斯利·汤普森。汤普森是个坚强的有力的成功者，他帮助老上校建基立业，并且部分地帮助抚养了老上校的长子J·W·T·福克纳。但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却是这个家庭里最具想象力的人。关于他的故事娓娓动听，不啻最好的娱乐，连非常坚强的姑姑们都在旁听得入迷。后来福克纳在他的书中使这几个姑姑传诸久远。每个参加去听的人都好象是参加一个仪式。老上校的战时的两个团中的第二团游击骑兵团还有些在世的成员。为了这些成员们，这个家庭仍然倡议聚会，以便让老上校业绩的故事可以讲了又讲。这个家庭的几个仆人经常缕述他的冒险事迹。至少有一个人，“涅德”巴尼特大叔身着长礼服军大衣，绒面军装和岌岌的高冠，使人回忆起宛若老上校豪华的装束。当年的仆人们在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逝世多年后仍把他当作自己的“老主人”。象这个家庭的成员和邻居们一样，仆人们把J·W·T·福克纳叫作“年轻的上校”，或者干脆叫“上校”，尽管他们知道，他并没有打过仗，他的光荣，正如他的头衔一样，是继承下来的。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多才多艺。他当过农场主、律师、军人、作家、政治家和铁路企业家。他的经历似乎与其说是非常感人，不如说是已纳入南方的三大传奇，也是那么扣人心絃，即：关于家族起源和个人风采的骑士传奇，关于（内）战前“黄金时代”的种植园传奇和关于光荣地失去议席的冒险家们的救世主传奇。他的冒险事业足以使具有创新精神的子孙后代忙碌许多年。福克纳首先直接取材于老上校的业绩，写作了《坟墓中的旗帜》这部萨多里斯的小说，福克纳家族的人们一再传述他们的创业者业绩的故事，使其“越来越丰富多采”。那个故事开始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一八四二年到达了密西西比，接着是从密苏里到田纳西，一路上形单影只。关于施程中动机的叙述说法不一。在一部家史中，仿放圣经的模式，弟弟在格斗中受了重伤，无家可归，逃亡他乡。另一方面，这部家史的模式也来自十九世纪，一个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没有父亲的青年无畏地踏上行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这个青年长大成已知的这个人，他生活着，两个模式都有用。老上校是个粗暴的人，虽然他似乎真正讨厌暴行了，然而他在追求荣誉和幸福中，却一贯采取暴行，并得到胜利。他接触的每一件事情：法律和政治、铁路与土地，小册子和小说，或先或后都使他获得荣誉，发了财，而且人们对于他议论纷坛。在内战中，他成了受勋的英雄。人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黑羽骑士”。他赢得南方最负盛誉的包括P·G·T·包芮加德将军、J·E·约翰斯顿将军及J·E·B·司徒华上校在内的骑士们的誉赞。但是甚至他的英雄行为也招人议论。后来，他带领他们到曼纳萨斯去为荣誉而战，他的第一团马格诺利亚步兵团的人员们选择约翰·M·斯东为团长，来反对他。老上校似乎太粗鲁、太无情、太不顾一切了。他重新改组，组成了第二团，游击骑兵团继续战斗。虽然他想恢复早先荣誉的努力泡了汤，他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竭力捞钱，显然是个偷过封锁线者。战后，他成了颇为富有的和舆论瞩目的人物，他修建铁路、写小说，声誉更著，并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没料到在里朴莱街道中被一个叫做里查德·赛尔蒙德的他以前的企业合伙人所击毙。一八九八年，他们搬到了里朴莱，穆里·福克纳一家搬回到这个家庭在密西西比的第一个中心。老上校在一八八九年逝世之前，J·W·T·福克纳一家就已搬到奥克斯福。但是这个家庭的老祖宗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一直住在里朴莱，直到他离开人世，那儿仍然留着他的遗迹。他的华丽大厦仍屹立在那里，他的坟头耸立着他的卡拉拉白大理石雕像，高达八英尺。他修建的铁路依然在。几十年来，里朴莱给他提供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图景；几年来，他为自己的孙子提供了几乎同样好的图景，这主要是由于这条铁路的缘故。这个家的几个商业企业中，唯有芝加哥海湾公司中穆里的意。虽然他对大多数建筑物，特别是一些学校和教堂，感到狭窄局促，可他喜欢火车站。在那里，妇女们熙来攘往，男人们却坐着聊天。作为年轻人，他喜欢看火车，听气笛的长鸣；作为成年人，他喜欢相互讲狩猎和垂钓的故事，或关于远方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地方，使他想起了火车。在密西西比大学抑抑郁郁地度过两年之后，他离开学校，在火车上当司炉工人；随后，他当上了工程师和乘务长。搬到新亚尔巴尼后，他管理铁路沿线的乘务；搬到里朴莱，他任该地的出纳员。穆里个头大，活跃。他觉得既难于表现自己，又不易建立密切关系。在谈话中，他小心翼翼，只是寒暄寒暄；他始终从容不迫，又彬彬有礼。但是争论，甚至畅所欲言的讨论部使他感到尴尬，难以应付。在家里，他定下了一条规则，禁止吃饭时说话。同他的父亲在一起，他也感到不自在，兴许同其他人一样，他意识到，他的能力和抱负都远远不符父亲的期望，——他立即非常不安，又很容易感到满足。至少有一个人留下来，那就是他的兄弟，他近在身边。小J·W·T·福克纳是个成绩斐然的学生，在密西西比大学的几年中都春风得意。不久，他就追随乃翁，进入法律界、银行界和政界。穆里希望超过其兄弟，让家严高兴，竭力抑制自己的不安，并表现有较大的抱负。他一八九六年成亲之后，开始承担较大的责任，并为其前程筹划。由于铁路的利润显得优厚，他开始在这方面投资。不久，他就买了里朴莱一家药铺的一部分，并买了在里朴莱西边的一个农场。他父母也都野心勃勃，似乎对他的行为感到高兴。而他自己呢，仍然是习惯于出去——到农场或到森林里去遛达遛达。他被人按在地下，一伙人一轰而上，他火了，在一次格斗中差点丧命。脱险后，他漫游在熟悉的树林里或探险者不曾到过的何床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能耐，能干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善于骑马、训练狗、垂钩和狩猎。他一度认为，自己在里朴莱发现了一片乐上。他在这儿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使父亲和妻子都感到满意，而又不致放弃他所喜欢的短途旅游。于是，对穆里及其家庭来说，在里朴莱的岁月似乎很接近理想。毛德·巴特勒·福克纳是个头不大，天资聪颖的妇女，她喜欢读书、画画，遛弯儿到教堂去，骑马或狩猎。她自负不凡，讲话无所顾忌而又心地善良，倾向于直来直去。穆里知道，他创办芝加哥海湾公司的大企业之后仅仅一个月，她就同意和他结婚。他也知道，她盼望大的成功。正象在狩猎时，他的粗鲁，特别是亵渎神圣的语言和威士忌酒可能惹翻她一样；她的高尚情操、对书籍、艺术和祈祷语句的谈吐则可能使他生气。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严重，这等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太司空见惯，不致引起纷扰。在他们婚后不久的那些年里，他的声名使他们显赫，他的地位使他们富有，他们在一块儿生活是顺心的。他们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结婚，于一八九七年九月生了长子威廉；于一八九九年六月生了次子小穆里，名叫杰克；于一九○一年九月，生老三J·W·T·第三，名叫约翰斯。穆里被任命为司库后，他们开始共同怀着希望，他不久将代替他父亲作铁路总裁。结果是J·W·T·福克纳，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有自己的打算，并不需要任何人取代他，特别不需要他的长子来取代。父亲去世后，他把这个家庭的中心搬到了奥克斯福，将注意力转向银行、土地和政治。他认为铁路是一种麻烦，他不感兴趣。他自己对经营铁路感到厌倦，也无心让穆里去经营，有几分是由于他对穆里的能力感到信心不足，有几分是因为他需要资金来支持其他商业投机。一九0二年，穆里搬到里朴莱四年之后，J·W·T·福克纳声称，他愿将芝加哥海湾铁路公司以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他给穆里以优先购买权，并继续支持他办此企业。从许多方面说，他都是一个慷慨的父亲。但是他不暴露自己的意图，他采取的态度是：儿子应当做父亲利益所需要的事情。鉴于那些利益是均等的，他似乎很少注意到他自己要求的特权。穆里在其整个一生中，都是孝顺的、顺从的、毫无怨言。父亲在世之日（直到一九二二年逝世），他始终如此，顺从地接受强加的条件。在家里，穆里大声反对遭到的损失，他的儿子们早先得知，铁路已成了他“从始到终所爱的企业”。但是穆里对他的父亲毫无怨言。穆里和毛德发现他们的生活已毁于一旦，准备从头开始。穆里的父亲认为，他们应该搬到奥克斯福去，他在那儿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几家企业和一家银行，他和他的妻子萨利·穆利在那里修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叫做“大宅第”。穆里和他的家愿意到他的双亲腾出的房子里去，并且他在奥克斯福肯定可以找到工作。穆里为了抵制他父亲的建议，玩弄了一个计策，他自己借钱来买这条铁路，毛德是会支持这项计划的。然而遇到了困难，穆里的决心开始动摇。不久，他的思想转向德克萨斯。在老上校之前有这么几个不安定的人，他们着手重新开始，一个从苏格兰到南卡洛林纳；另一个从南卡洛林纳到北卡洛林纳；又一个从北卡洛林纳经由田纳西到密苏里去。老上校本人忍饥挨饿，一文莫名地到了密西西比。穆里回忆起关于放牛娃的小说，这是他曾经津津有味地读过的唯一的几本书，他决心搬到德克萨斯去，当牧场主。毛德·福克纳害怕这次搬家，并怀疑其后果，她不同意穆里的方案。她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让她们一文莫名，去从头开始。这样，她早年的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毛德靠艰苦工读，设法从一个小的州立大学毕业，并且成就一个美满的婚姻。她不想搬到几百英里外，在陌生人中另起炉灶。假若她和穆里都住在福克纳家族显赫的地方，他就能够得到许多帮助。尽管她个小，只有五英尺高，可她出落得娉娉袅袅，比她个大的男人更有能耐和果断。她比他多活了二十年，她将自己坚毅不屈的形象和精明思想一直坚持到底。她临终在床上对自己的长子谈到了天堂。她说，她不会在天堂对丈夫讲话的。她从来不是很爱他的。在一九○二年，她只是一个小傻瓜。穆里·福克纳感到受了父亲和妻子的害，玩弄了使危机迫近的伎俩，这只导致了他的意志颓唐。他将一家财物装上运货马车，独自向奥克斯福驶去。让自己的家人乘火车去那儿。他的生活陷入绝境，他的妻子和父亲现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坏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弥补其损失，他更加痛苦。他不时发怒，个中原因，他父亲知道得很少，他的妻子和儿子们则甚为了解。他不仅想起自己在铁路上的损失，而且也想起他从来不曾拥有的大农场。在一八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一年九月之间，他和毛德有了三个孩子，但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即老儿子迪恩在一九○七年才出生。在这之前，他们相互间的怨恨和猜疑很深，冷若冰霜且习以为常。对这个家庭的其余成员来说，搬到奥克斯福似乎全是好处。他们在一九0二年九月的一个晚上（那天威廉快满五岁），天黑尽之后，搬进了这个家庭活动的中心“大宅第”附近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奥克斯福是人口近两千的镇，比里朴莱大几倍，而且比里朴莱大为纷繁多样，它是拉法耶县的县城和密西西比大学的本部所在地。种族和阶级影响着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食品和衣着以及他们的自由与机会。尽管有界线把他们分开，颇为森严，奥克斯福的人民仍然易于相互受到影响。福克纳家族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是贵族：他们强硬、骄傲，大摆架子。但他们并非势利小人，他们乐于和密西西比社会的各色人等不时地进行交往。在这个家庭住宅北边的几个街区，县政府位于市镇广场中央，围绕着以新的木板路炫耀的一些店铺。每逢星期六，这个广场成了标卖马匹和自由贸易的市场。距住宅南边和西边的几个地段是福克纳家族的孩子们喜欢去玩的树林。在北边十或十五英里的地方，蒂帕河与塔拉哈契相接处是福克纳家族拥有的叫做“俱乐部房子”的有两间房的一个大屋，他们在这儿狩猎浣熊、松鼠、狐狸和鹿。东边三十英里处是故事中传说的猎物丰富的三角洲，这儿有着另一个望族斯通家族的一间狩猎的小屋。在南边几英里处有一条叫做在奥克斯福境内的约克纳河，在旧地图上名为约克纳帕陶发。对威廉及其弟弟们来说，奥克斯福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所在，那儿可以提供易于掌握而又一纵即逝的冒险。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父亲看来，这会带来艰难和苦恼。穆里常常靠人帮助，设法去找工作，以减少他不能养家活口引起的愤怒。但是他在里朴莱了解到的相对独立性和希望很快就消失了。首先，他指挥北街平地面的工作。随后，他经营了五金商店和一个马车出租店等几项商业。但是他的几项工作中，很少使他感到真有兴趣；甚至其中最好的工作马车出租店也不能与铁路不可思议的魔力媲美。虽则他的家庭地位保障他有工作，有助于使他的生活更加支持得住，然而这也使得他的失败令人触目惊心。他的工作变来变去，却找不到一个中意的位置，他被大家认为是传奇般的祖父和佼佼的父亲的不肖子孙。不久，他的兄弟也使他相形见绌。他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走马灯似地转换，折腾了十五年之后，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大学的秘书和商业经理。这是他父亲给他安排的几个位置中的最后一个。在这个位置上，他忠实地服务了十年。后来只是由于政治上的一次人事变动而被辞退。这时，甚至山峦和树林也都黯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闪闪微光。他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坐着，孑然度过，他好象已经“生活得很厌烦了”。一九三二年，他“一命呜呼”，离开了人间。除偶然发火外，穆里·福克纳把自己的大部分苦恼埋在心头，甚至他年轻时候就是如此。尽管这很快使他变得性情乖僻，然而他命运的颠扑只是慢慢地使他减少了对马、狗和游览的爱好。他带自己的儿子们到马车出租店，并出去走进树林里，兴致盎然。让儿子们到小学上学之前，他把自己最熟悉的事情教给每个儿子：怎样骑马、追踪、狩猎和钓鱼。晚上，他离开妻子和父亲远远地，在“俱乐部房子”里喝威士忌酒，以消除疲劳。儿子们团团地围着他，他给他们讲他猎获狼和豹的故事，以及他所爱的铁路的故事。然而，即使在这种场合，他的儿子们也仍然不能摸准他的感情。比苦恼更加恼人的是，他穷因困又爱面子，念念不忘自己的身分。他的儿子们回忆起来，他不是一个“豁达、容易被人了解的人”或“平易近人的人”。他同他们在一块儿，也同和其他人在一起一样，始终是疏远的，谨慎小心。回想起来，他们认为他是冷淡的人，他的“感情是有限的。”因为穆里·福克纳对树林最熟悉，就经常把树林挂在嘴上。但是他喜欢运动，他也认为运动适合于男子汉。他为自己的儿子们的成绩而自豪。威廉在上十一年级第二学期，接着就要上高中最后一年时，开始成了足球队的后卫。在几个夏天，他喜欢棒球，位置是投手或游击手。据他的一个运动伙伴说，他“无疑是在那几个夏天里一块儿玩球的孩子们中最棒的运动员。”后来，他的兴趣转到网球、高尔夫球和坐船旅游。然而他开始初次觉得地位低下，特别是在他父亲的眼中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个头。对他的年龄说，他总是显得个头小。不久，甚至他的弟弟们，个头长得更象他们的父亲，都比他高、比他重。威廉的身高、体形、头形、眼睛的颜色，都更象他的母亲而不象父亲，甚至在他小的时候，这对他家就是一件清楚的事情。他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父亲就更加认为他是母亲的儿子。有时，他父亲用粗鲁的取笑叫他“蛇唇”。然而比身材漂亮更重要的是，是个头不大，又没劲，特别是缺乏打仗的能力。这使威廉从小到大都一门子心思此事。一九五三年，他认为舍伍德·安德森常常希望自己长得“更加相貌堂堂”。他认为那是因为安德森是“小矮人，大约他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希望自己长得大一点，以便打仗打得好些，捍卫自己。”所以他写的人物是高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一个弟弟为他新近在创作作品和重建罗万·俄克中取得的成就，向他致敬，他把他巨大的成就和他的小个头对照起来。“嗯！”他回答道，“象你这么大，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可是假若你个头小，就得费劲地奋走了。”威廉简直不能走，然而他感到是在受考验和被驱逐，就费劲地奋走，甚至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如此。弟弟们和朋友们同样回忆起他的鼓动性、指导性和领先性。他的特点在于，他要在足球场中当后卫，在棒球场中当投手或游击手。然而在几个显著的方面，所有的福克纳弟兄们都是他们母亲的儿子。菲尔·斯通对这个家庭很了解，特别熟悉威廉。他认为这几弟兄都感到母亲的巨大影响，他们都害怕和憎恨这种影响。毛德体态娉娉非凡。她的眼睛乌黑乌黑的，瞳孔与虹膜似乎挤在一起了，与福克纳家族人们淡蓝色的眼睛适成对照。她的脸蛋似乎从额头往下，小的下巴和嘴唇则往上辐辏在她的眼睛处，使她的眼睛更加美丽。她的那双眼睛有时笑，经常是锐利的，那么清澈、晶莹、热情而又果断。尽管母亲被父亲遗弃以后，岁月艰难她仍然坚持从学院毕业的雄心壮志。从此她得到经验，她从有用的教育和值得羡慕的果断里脱颖而出，得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毛德是贪婪的读者又是天才的画家，在送孩子们上小学之前，她都要教他们读书。她本着自己的一贯观点，让他们从格林童话之类的初级读物开始阅读，一直读到包括狄更斯之类的古典著作，使他们永远在同学中遥遥领先。正如他的一个儿子后来所说的，她用这个方法把“对文学执著的爱”传播给他们，并用文学的力量的意识把读者感动得珠泪滚滚或“兴高采烈得不怕难为情”。此外，她还传播出一系列清楚的愿望：他们学得快，学得好；让他们全神贯注于传统的虔诚，让他们以禁欲主义者的决心生活，他们对她忠诚。她比她那默不吱声的丈夫热情些，有感情些，可她抑制自己的感情，非常严厉。几年后，她丈夫挣的钱少了，更爱喝威士忌酒，可她的信念坚定不移。她在厨房的炉灶上挂着张纸条，上面用红字写着短语：“不要苦恼——不用解释”。虽然威廉很快学会了运动竞赛。他参加活动的兴头更大。这比个大个小，劲大劲小更加启发想象力。在附近的树林里，例如在他后来买的旧雪戈格地后边的那些树林里，他用改变规则和重定界限的办法将几种旧的运动竞赛改为新的。他和他的弟弟们、堂兄弟们及他们玩的伙伴们追踪小动物，或他们相互追逐，寻找中国鸟的稀有的绿色蛋；或玩各种打仗或捉迷藏。其他游戏即他在顶楼或游廊玩。雨天则与他那慈祥的姥姥莱拉·巴特勒一道玩，他叫莱拉·巴特勒为达姆第。达姆第对老上校一点不感兴趣，她和女儿怀有同感，都讨厌下流话和在狩猎和钓鱼时喝酒。她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似乎认为，男人一般地说实际上是没啥用处的，兴许部分原因在于有一个男人遗弃了她，迫使她放弃在罗马学习雕刻的成就。可她知道怎样画画、着色和雕刻。她爱她所知道的。她常到她女儿家去。一九○二年，她带着自己的画架搬进去，定住下来。她在这儿大概不会缓和穆里与毛德间的紧张关系，可的确很有助于丰富他们的孩子们的经验。她对威廉，这个像母亲的小孩，特别感兴趣。她给他雕了一个九英寸的姑娘，身着警察制服，制服上铜扣齐全，给她取了个爱尔兰名字帕特里克·奥李丽。威廉将她带到家里的阁楼上。每逢雨天，他在那里给她构想故事，以消磨时光。靠达姆第的教育和他自己的聪颖，他很快就把画学好了。在一九0七年六月一日达姆第逝世前的几年间，她有时帮助他指导他的朋友们在这个家庭的前院里修建小村庄。有一个参加者说，他们用棍、草、石头和玻璃“修建道路、街道、教堂和商店。威廉和他姥姥都善于利用手边的材料即席创作??威廉是这些小设计的头。他具有他姥姥创作东西的艺术才华，即便在那时，他的想象力显然是丰富的。”如果一个小孩喜欢画画和修建村庄，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长大后将成为画家和建筑师。如果一个少年在学校不肯安静，我们就会知道不久就会发生的事情的迹象。威廉于一九○五年在八岁生日时发萌，上一年级，就跳班读二年级，以后上三、四年级，一直是优秀生。虽然他对画画、着色和阅读特别感兴趣，可是他在包括德育在内的各科的成绩都是优等。在家里，他仅仅根据通常的提示就能完成让他做的家务事。可是，他满十岁，上四年级时，态度开始转变。他完成了他必须完成的功课，在学校上了光荣榜，他在家里避免麻烦。但是他更加倔强了，也更沉默寡言。威廉决不反对或者在任何真实意义上决不接受奥克斯福的一些公立学校的教育，他似乎甚至在其少年时期，在那具有代表性的年代里，就曾经作了环境的自愿牺牲品，那个环境让他可以自由地从父母、或从达姆第和其他讲故事的人那里学习。四年级时发生小小的变化，特别是五年级发生了大变化，这与其说是他受教育的情况和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他希望使双亲高兴。他不再谨小慎微。有时他干脆就玩钩子，甚至上学的时候，他也一声不吭，不合群，心不在焉。他坐在书桌前，对于周遭的事情不闻不问，他阅读、画画或写作他喜欢的东西。他在操场上伫立着，似乎整个生活在自己的遐想中。一个同班同学说，他是个“小家伙”。“他站在学校操场上，四围东西挺多的。”仔细谛听而不吭声，瞅而不玩。威廉从盲从和参加变为沉默寡言的变化只是部分的。甚至后来，他其他讲故事的人那里学习。四年级时发生小小的变化，特别是五年级发生了大变化，这与其说是他受教育的情况和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他希望使双亲高兴。他不再谨小慎微。有时他干脆就玩钩子，甚至上学的时候，他也一声不吭，开始象演戏似地表演观察者的角色时，仍然时而参加，时而退出，反复不定。他有时积极，到处都有他，玩几种运动，从事各项实验。他的方案有三，一个方案是包括用玉米壳作的羽状物，两个方案是黑色火药。他常常用以制造花炮，或给在树林中发现的南方联邦支持者的旧手枪点火——这事差一点付出高昂代价送了他和他弟弟们的命。他的变化仍然是肯定的，结果是持久的。他在学校的第三年开始走下坡路，其间经过两次下降，一直持续到十一年级。他没有毕业。最后他继续上学，只是为了在秋季踢足球，在春季玩棒球。鉴于他父亲对教育漠不关心，威廉逃学和漫不经心带来的担子大都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她竭尽所能，勉励、诱导、吓唬。一个弟弟说，威廉静静地站着，似乎在听，之后他却故态复萌，不试图加以解释或为其行为辩护。这时，他逃学的事开始使他母亲伤脑筋，他极其讨厌干活的事使他父亲大为不安。他避免干家务活的几个计划甚至一时似乎让人好笑，他父亲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一0年冬，他用编造一个连续故事的方法，诱使弗利兹·麦克尔洛依给他运煤，不断地卸煤，他每天到一定时候就停止这事，好象要划算划算，让他的个大劲强的朋友运回更多的煤。然而并非所有这些计划都是聪明的，有几个计划则令人烦恼，特别是他把自己的独创能力用于编造谎话而不是富于想象力的故事时更其如此。“比丽给你讲有些事时，我也是那么想的。”一个堂兄弟回忆说，“你决不会知道是真的或只是他的编造。”从另一方面说，故事也开始占了他整天时间。他在家里，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十岁，他开始抵制学校时，自己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康拉德的作品。在父亲办公室的火炉旁，他观察和谛听父亲的朋友们喝威士忌酒和交替讲故事。在县政府，他听老人们讲关于战争的故事，在黑人保姆卡洛琳·巴尔的小屋的壁炉旁，他发现了另一个听故事的地方。福克纳家的孩子们叫她加莉奶娘。她一八四○年生下来就是奴隶。穆里·福克纳搬到奥克斯福时，她已年过花甲。她象毛德·福克纳那样，个头小，严格，令人畏惧。但是她感觉和表达爱的能力延续了一个世纪，战胜了巨大困难，使她能够给威廉以慈祥、爱和娱乐。她不会阅读或写作，可她能回忆得起旧时和旧人的许许多多故事：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的、宗族的和福克纳家族的故事。若干年后，福克纳在好莱坞的微恙中，复述她的关于小动物生活和习性的一些故事，因而他和其他人分享了当年她和他分享过的惊讶和喜悦。早先，因她在场而感到不必担心，他由听而跨越到讲，因此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自己型的故事，——一个关于法官的故事，那是他在他父亲的马车租车店里、在县政府里、或在“大宅第”的门口处听见的，而“大宅第”的门口是他的另一个经常逗留的地方。他在那儿和他的表姐莎里·穆里一块玩，她对他就象亲姐姐似的。他在那儿听他的祖父讲老上校的故事。他静静地听着，不时用手去摸摸老上校的手杖、书籍和手表，甚至还摸摸老上校中弹牺牲那天从他嘴边掉下的破烟斗。这些时刻对他俩来说都是难忘的，好象梦境一般，他祖父把老上校的一件漂亮背心和一个表链的复制品送给他，福克纳后来说，他把老上校叫做“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孩子。”不久，他就开始用自己的烟斗抽烟，这成了他一生的习惯。威廉有时觉得，如象昆丁·康普森在《押沙龙，押沙龙！》一书中的感觉一样，“就是他这个身体好象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嘹亮地回响着”一些名字，他“象一个军营，里面挤满了用后眼看人的难对付的鬼。”兴许没有孩子听到那么多，那么经常地听而不偶然地问问：“为啥给我讲这个故事？这故事对我有啥关系？”但实际上，他好象受得了这些故事，还想听得更多些。多年来和他很熟的一个人曾经说，他显然听了每个故事的各种说法，而且显然记得起所有这些故事。对场面、事件、人物、甚至语言和细微末节，很明显都记得一清二楚，这成了他的明显的优点。在上七年级时，他开始学习密西西比历史，特别是关于内战的那部分历史。几年以后，他的藏书有道格拉斯·骚斯俄耳·弗里曼和布鲁斯·卡同关于内战的著作、加尔文·布朗著《密西西比古代史》，甚至还有《密西西比州档案》。一九三二年，他父亲去世后，他成了这个家族的族长，因而继承了一本这个家族的大圣经，其中记载着全部强制性的登记，他也将自己的发现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在这个家族的家谱中。但是关于他所知道的他的地区及其历史的大部分，肯定其中包括他的家族及家史，都是他从《老故事谈讲》一书中得知的。这个事实不仅有助于了解以对话形式的小说如《押沙龙，押沙龙！》，而且有助于了解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所体会到的时间的明显顺序，这个顺序基本上是天衣无缝的。在他的小说中，历史往往是包括现在、将来和过去。几个月来，威廉继续沉静寡言，时好时坏，抵抗施加于他要他顺从的压力，这个变化已经明显。人们注意到这个观察者，把他的懒叫做“几乎没有生气”。有时，他和老人们一道站在奥克斯福镇的广场上，镇的内战英雄纪念碑旁，这个碑是一九0七年后完工的。他坐在或站在那里纹丝不动，静默着，好象被他内心的某某场面或某种意识揪得紧紧地似的。看见他孑然一人静静地站在操场上或广场上，人们开始认为他是本“未装订的书”，这是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父亲越来越同意的看法。穆里·福克纳几乎了解对学校的任何一种厌烦情绪。他喜欢一个好故事和任何别的人。威廉沉默寡言和逃避家务事及其他活的办法，威廉阅读和听故事以及写诗和读诗的方式，使他惊慌失措。岁月不居，穆里的惊讶加深了，特别是当他听到威廉开始静静地站着看其他男孩们和他的女友爱斯蒂尔·奥尔德汉随着汉迪的乐曲跳舞时，他更其惊讶不已。一九一六年，威廉在十一年级的第二个企图显然正开始显现，他父亲的这种忧虑扩大到了祖父。一个小伙子其行动象某种知识分子，然而却拒绝从高中毕业，叫人有什么办法呢？菲尔·斯通是当地的另一个知识分子，他至少使自己成了优等生。决心改换一下环境，年轻上校使他的孙子在他的银行里当了簿记员。这是教他认识吃力的工作和挣钱不容易的多么好的一个地方？威廉显然顺从了，他每天花几个小时猫在银行里。后来他开玩笑地讲到这几个月，说：“离开学校，到祖父的银行里工作。知道了他的酒精的药用价值。祖父认为这是看门人。看门的活苦。”尽管他从中得到了经验，他后来把这些经验传给名为拜伦的书信代书人，但是他在银行的时间依然丝毫没有使他安下心来。他丝毫没有使自己专心于自己的工作，那怕是勉勉强强也没有作到。他断然地说，为金钱工作是可鄙的。他开始和著名的饮君子，甚至“城市的醉汉”交往时，她母亲极为优虑！她知道这等于让人们用喝威士忌酒的办法来消除困难和烦恼。威廉在银行里呆较少时间，更多时间是去参加密西西比大学发起的活动时，她和这个家庭的其余成员都一声不吭地默许了。早先，她的长子反对学校和工作的斗争开始后不久，毛德·福克纳已注意到他的两肩微微有些弯。她决心教他走路时要象据说他祖父走路那样，昂着头，背直挺。她开始每天给他系上一件帆布背心，以便使他的肩头挺直。他的表姐莎利·穆利觉得一个类似的支架是那么不舒服和限制人，她经常找人给她松松横过她背部的支架。威廉穿上自己的支架，将近两年，却很少吱声。后来，他重新参加竞赛运动——棒球、足球、网球——他肩上的支架妨碍很大。同时，它适合，甚至加强了他关于沉静寡言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他所需要的自我否定、自我惩罚以及自我戏剧化都作了表现。显然苦恼着威廉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处理个头的问题。他的朋友们长大了，他感到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感到处于更加不利地位时，他试图更加协调一致的内向。他不止一次地实行否定自己，几乎自己的一切都予以否定，不仅是棒球和足球，而且也否定狩猎和跳舞。似乎使作为小个的命运更明显，他开始穿紧身衣，并且限制自己的早餐只吃烤面包和浓咖啡。但是苦恼着他的事情有更甚于个头小者：他出生在一个目击双亲不和的家庭，是感到羞耻和内疚的，对这个问题，他找不到可以接受的回答。这个家庭搬到奥克斯福而引起的衰败加深了，大家认为穆里·福克纳不仅是个丧门星而且也是个醉鬼。间或喝的酩酊大醉在福克纳家的男人中是常事，这正如忍受在福克纳家女人中也是司空见惯一样。但穆里失败和愤怒的意识更厉害，他喝酒更多，而他喝酒越多，毛德夫人的抵抗就加强了。她非常讨厌喝酒。有时，特别在穆里大声嚷嚷，骂骂咧咧时，她准知道，他喝得不太多，不致失手打她。总之，他喝酒更多，发脾气时，她就数落他的失败、弱点和罪过，也发起脾气来。另一些福克纳家族的人，包括年轻的上校在内，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吉里研究所采取“治愈”方法，这是另一个家庭的传统。在既定的模式中，“治愈”方法类似一个短的假期。在毛德夫人的监督下，它成了惩罚和赎罪的一个惯例。她不仅陪着丈夫消假，还带着儿子们作见证。他们走到路上时，父亲戒酒了。威廉和弟弟们与母亲一道在这个研究所提供的设施中等他，经几天治疗后，穆里脸刷白、虚弱感到丢脸，一家子一块儿乘火车回到奥克斯福。象大多数孩子一样，威廉在夜晚感到“孤寂和难以名状的悲哀。”他一旦暂时离开父母，就觉得自己永远地失掉了和被丢弃了。但是在去吉里研究所的途中集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几乎肯定地引起了深深的忧虑。在未来的岁月中，他避免提起这些场景，然而却不断地重复这类事。象他父亲一样，他知道了喝威士忌酒和“治愈”方法的大部分情况。和他的父亲不同，他父亲最后还是设法控制喝酒并避免进吉里研究所，而威廉却从不设法停止。尽管有许多次加以节制，有几次持续戒酒，威廉还是继续喝杯中之物。有时，他喝得酩酊大醉是为了庆祝胜利和浇愁——他感到自己“个大些、更聪明、更高”。有时他喝得醉醺醺则是为陷入清晰的梦幻境界；故意追求痛苦；或者将知觉与遗忘、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作一定的缝合。但是他醉酒常常是为了排遣痛苦与羞辱，更明显的是为了需要柔情蜜意，他发现除饮酒外，几乎是不能寻找这种感情的。许多年以后，在他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他接受了一系列的震击疗法之后，大夫发现他几乎象孩子般渴望着爱情。他对环绕着父亲醉酒的场面的更直接的反应就是疏远父亲而与母亲亲近。在他的小说中，他将同情与正义熔为一炉，是其特色。甚至对他小说中最可怕的坏蛋，如《圣殿》中的波伯依，《八月之光》里的柏奚·格林，他在处理时，也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对于几乎是失败了的人们，他表现得特别充满了恻隐之心。然而在他青年和成年后不久的时期，他最同情母亲，在正义上最支持父亲。他叫父亲“先生”，表面上保持尊敬，但是他认为他是个苦恼的失败者和笨人。他理解将“蛇唇”这个字眼加以指摘和拒绝的意义，他知道他父亲不但认为他懒，而且觉得他怪，——显然太象他的母亲，太沉迷于诗歌——他从而找到了表达他常常秘而不宣的指责的方式。一天傍晚，他坐在门口，轻蔑地回答他父亲提出的最后建议中的一个建议。穆里·福克纳听说他的儿子同他曾祖父一样，现在抽烟了，就递给他“一支好烟”——一支雪茄。威廉接过了雪茄，回答道：“谢谢你，先生。”然后伸手从衣兜里掏出烟斗，将雪茄一分为二，塞进烟斗，点燃了。他父亲瞅着他，一言不发，然后转过身，走开了。他儿子回忆说：“他决不再给一支雪茄。”穆里·福克纳终其一生也不读他儿子写的任何东西，其部分原因兴许是他知道他会在书中发现什么。威廉·福克纳在其第一部小说《坟墓中的旗帜》里，直接取材于这个家庭的传说，他不仅将这个家庭的衰落作为这部书的主题，他还把前后不一的生活中的萨多里斯双胞胎的角色分配给他的父亲。老二约翰·萨多里斯名字鲜为人知，他生活只是为了这个家延续后代。”他于一九○一年逝世，即在穆里·福克纳从里朴莱搬到奥克斯福之前一年。威廉和母亲的关系就远远不是那么直接。他用几种方法表现出怨愤：不干家务活，忽视功课，喝威士忌酒闹笑话。但就其最主要的而言，他母亲在世的时候（直到一九六0年），他始终是一个孝顺的令人称赞的儿子。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忠诚地给她写信，常常不提他父亲。在奥克斯福时，他每天探望她。一九二九年他结婚以后，他把妻子留在家里。毛德夫人清楚表明，有儿媳在旁，她是没有多少高兴的。他每天还抽出时间去孝敬母亲，以满足母亲的愿望。他对母亲孝顺，以慰慈颜。她的最后一句话讲到他父亲，一再重复地说：“我从来不喜欢他。”威廉会意，随之轻轻一笑。福克纳羡慕她母亲的坚强意志和持久的自尊心。这些已用几种明显的方式写入了他的小说。他认为毛德夫人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物，如老上校最小的女儿巴马姑祖母和青年上校的独生女霍兰姑母就是这样的人物。他蔑视他父亲明显的懦弱和狭隘的见解，并感到憎恶，他也把它写入了自己的小说。在一个人有实力和另一个人懦弱间，他宁愿选择有实力。有迹象表明，他发现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是痛苦的。他害怕选择的后果。他对母亲坚持要他作的选择感到讨厌。他在处理和双亲关系建立的清楚典型中最引人注目的除了直接写入小说中的以外，就是他对这种典型的颠倒运用。在他的小说中，母亲们的处境往往不如男人好，兴许妇女们没有男人幸福。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接触到许多有缺点的失败的双亲，我们也认识到妇女的各种各样深沉毛病，或者至少象他的继女后来叫做的对她们的“很不信任”。而且，他在《熊》这部小说中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时，他回顾了他父亲和他在“俱乐部房子”里所共同经历的那个社会。《熊》的大树林提供了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在那儿，猎手们和捕获的动物都比较大，比较勇敢和机灵。在这个社会里，大的伤可以痊愈，这个社会没有女人。福克纳是怀疑这个理想的，因为他崇拜艾克·麦克卡斯林式的英雄主义和殉道者的精神，但他是受到影响才接近这种理想的。在他的小说里那么充满着的深深乡愁往往与失掉了大树林和童年的消逝有关，即：他怀念在失望、分裂和痛苦之前的社会，还不需要整形美容术的社会。因而福克纳的小说揭露了他一生中隐藏很深的事情，他对分裂与痛苦的攻击，不仅一点不符合时代潮流，只是与他那争斗不休的双亲的行为有关。他父亲的失败频繁而且一再发生。他知道这是个太明显的懦弱之点。他母亲使他完全了解父亲的懦弱，然后迫使他在懦弱和她的力量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这种剧烈程度是太过分了。此外，他的小说还显示出对儿童的较深刻同情。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从她母亲的死和父亲的生活之间的理解，发现她的童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失去了。在《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康普森是个孩子，可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父亲，并且象《当我弥留之际》中的达尔一样，这个孩子有一个基本思想：“决不要有母亲。”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查理士·冯不仅发觉自己没有一个能见得着的父亲，而且还负担着“太多的弟弟们”的生活的沉重负担；他也发现自己是母亲报复的工具和父亲反击的牺牲品。查理士看出自己穷困处境的痛苦，觉察到自己比他过去所想象的要年轻些，也要脆弱些。想到自己是孤儿、不自愿的竞争者，被操纵的工具和牺牲品，几者兼而有之，他倍感凄凉。他开始“觉得象不得不瞅见父亲在确实的勇气方面的失败一样，感到失望与羞耻。他认为，将来失败的应当是我。福克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进一步证实，这些受害的儿童使人联想到的是什么？家庭负担如此沉重，而且与生俱来，好象要把人憋死似的，康普森、萨多里斯和麦克卡斯林觉得象被抓得紧紧的，动弹不得。象纳撒尼尔·霍桑的平琼斯一样，他们患着类似紧张症的疾病，发现易于宁静和重复，可几乎不能运动和创新。同时，他们想起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被遗弃和被剥夺的孩子们，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父母不要他们，或者力不从心；或者象在萨多里斯双胞兄弟的情况，父母死得太早。被丢下的孩子孤单单的，得不到双亲的慈爱，本基、昆丁与加地就转向迪尔赛，而迪尔赛也转向他们。汤姆斯·萨特彭被丢下，没有一个合适的典型的教父，就选了一个代理教父。这些人物中的有些人对他们的父母有怨气，就完全取消他们父母的身分。那些不废止父母身分的人发现废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康普森的独生孙女昆丁夫人就症的疾病，发现易于宁静和重复，可几乎不能运动和创新。同时，他们想起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中被遗弃和被剥夺的孩子们，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父母不要他们，或者力不从心；或者象在萨多里斯双胞兄弟的情况，父母死得太早。被丢下的孩子孤单单的，得不到双亲的慈爱，本基、昆丁与加地就转向迪尔赛，而迪尔赛也转向他们。汤姆斯·萨从来不知道她的双亲，当然也就从来没有受到双亲的爱抚。而且在《声音与愤怒》中，就象在他的其他的许多故事里一样，福克纳不但在主题上，而且在结构原则上都作了重复。如我们将会了解的，他所赋予他的人物的命中注定的缺陷成了他创新的一个形式，富于想象力的杰作的一种方法。在与父亲中止关系时，威廉开始想到自己做曾祖父的孩子的问题。他拒绝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加斯贝尔特，认为那个名字有姑娘气，威廉这个名字是从这个家庭的巨人那里来的，他把这作为自己的名字。九岁，他开始拒绝上学和做家务活之前不久，他说：“我想当一个象我曾祖父那样的一个作家。”——他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几年后，他的第一部书出版了。他将这书献给母亲。他写了篇短文明白介绍自己是“《孟菲斯的白玫瑰》、《匆匆地漫游欧洲》等书的作者南部联邦军队W·C·福克纳上校的曾孙。”他因而使自己成为他的伟大祖先的代表，他继续运用巧妙的甚至是卓然不群的权威，把老上校的别名U加到自己的名字上。后来，他自己的想法更加坚决，甚至使自己更明显地追求这个权威。他的父母认为U是一个总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字母特别与老上校相联系：他恢复了他声称曾祖父已经删去的一个字母。优先而且较深刻的行动就是证明身份。后来他的弟弟特别提到，他早先的意向声明与“他的性格和梦想”是相称的。杰克说，从小起“威廉的生活就效法老上校”。大约一九一○年的某时起，威廉就开始写诗和读诗。当一个象他曾祖父那样的作家其意义何在，写作是作为探索这个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写作也是探索他作为一个观察者所能够干的内容的一个方法，他这个观察者将其才华的运用越来越集中于他的感觉能力和想象力上。几年后，他开始写他听来的和有时讲的故事，但甚至那时，他好象回忆自己最早的想法似的，仍把自己说成是“失败的诗人”。后来他说，诗歌对他“风华正茂时不同姿态”的表达是有贡献的，——他对此作了长期的颇大的努力。靠他祖父的慷慨支持，他的硬领高高的，系丝领带，着装华贵，以继承其衣服炫耀的家庭传统。为了显示个头小，他让母亲将他的衣服改一下，以便穿得紧紧贴身。回忆他母亲的帆布背心，他走得慢慢地，或站着纹丝不动，象一尊塑像，背直挺挺的，昂着头，眼神严峻傲慢，盼着有些过路者会把他误认为服装模特儿。不久，人们就把他叫做“伯爵”及“叠好而尚待装订的书”。虽则他竭力不理睬那样的侮辱，然而有时他好象自己怀疑几乎给那些侮辱之词缠住了似的。他只向少数人谈心里话，因为他知道没人有兴趣使用他的才华，因为他施展才华时，无人与之匹敌。他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不过是他的假装，感情的滥用和怪痹。要很长时间他才能找到有势力的人物相信自己的才华。他对母亲的长久孝顺和继续信任有几种原因和后果，因此必须从不同角度来看，但是它们部分地是由他早先的意识而来，认为她很相信他。经一再试探，他知道，她对他的挚爱超过礼节的约束并且也胜过了她对威士忌的恨。鉴于他需要将怀疑时刻与信任时刻作一对比，这种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无可置疑地受母亲宠爱的人一生都保持着胜利者的情绪，”弗洛伊德说，“而对成功的信念往往导致真正的成功。”福克纳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他的心情几乎常常受到困扰；但他知道，他是母亲的爱子，祖母的宠孙。虽然他的特殊地位给他带来希望，可也给他提供了一种保证，使他得以探索疏远的原因，而不只是加以忍耐。从唯美主义和第一流的作品的观点看，他发现了许多方法表现自己作为观察家、思想家和诗人的思想并含蓄地表现他对社会的看法，兴许也特别找到了表现他那个头大的倒霉的父亲的方法，他把他作为另一种类型的人物来加以表现。他读诗，特别是读斯温伯恩的诗。他从中发现了T·S·艾略特曾经发现的现象：语言左右一切的世界可以指望纯洁、神圣、赎罪，这正是因为它依赖于书面语言的巨大影响，而不是依赖所引起的事物。他在诗歌上的风格达到了浪漫主义的、晚期浪漫主义的，特别是颓废派诗歌的水平。在他早期的诗歌中，他不从山峦、鹊鸟及密西西比的居民中吸取知识，而是从英国十九世纪诗歌方面吸取营养。他的诗“充满了灌木林、沼泽地和大型四轮游览马车??淡黄木樨草、牧场和丘陵草原，”这意味着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的，它是“令人紧张的文学。”然而这个性质显然对诗歌是有损害的，对年轻的福克纳却在诗歌上增加了用场。他在阅读和写作中继续寻找反映生活的不同方式，其部分原因在于，他需要感到自己是个行动的人；他继续寻找考验对危险的忍耐力的不同方式，其部分原因在于，他需要感到自己具有确实的勇气。对狩猎的紧张感持续了他的一生。后来，高尔夫球、网球、乘船游览、飞行和骑马给予了他早先在棒球和足球中发现的某些如意之感：它们考验了技术和决心，一再证明他不怕作“为机会与环境而奋斗的具有可怜的体质与天赋的男人。”然而他投入对艺术的追求，如饥似渴，一往无前。他说，他的本分就是除写作外，啥事也不干，而且他广泛阅读，开始模仿斯温伯恩的语言至上的世界，他继续模仿，显然完全不知道为啥，去找出他自己经历的社会中的故事。虽然他要花些时间去发现这双重任务的重要性，在他读诗多，写诗少的时候，甚至就已有了典型。这个典型是不稳定的。几年后，他终于发现了他的想象力的源泉，那就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来源既不产生于密西西比的生活，也不来自英国诗歌，既不在实在的大地，也不在想象的上天，而在于它们共同具有的紧张状态。在这方面，《八月之光》的第一部分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部小说的开头部分的力量不靠它对密西西比的炎热的尘土飞扬的道路的召唤，也不靠它对济滋的瓮1的引喻；而是靠一个作家的修辞技巧，这个作家自己同时潜心于引起想象与暗示。肯定有这样的时候，福克纳的小说似乎全然贯注于艺术技巧的取胜。在此情况下，他的小说就回溯到其早期的思想和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去回溯到后期浪漫思想和颓废派思想中去。福克纳深知现实令人失望，他觉得有一种愿望用千变万化的词汇去精确地加以描写并逃避失望。他的小说运用并依靠一种神秘化的方法，因而使事情一旦发生就愈来愈丰富多采，人物一旦出现就塑造得愈来愈高大，福克纳从《坟墓中的旗帜》这部小说开始就奋力以求明显的多产。这部小说就是一个突破。这种明显的多产依然不是受着从直观到理智所形成的实际社会和地方语的激励所致，也不是受着从想象力到唯美主义的仔细考虑所形成的对社会的梦想与愿望的激励的结果，而是两者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不满对现实的影响就是缓和现实中的问题，这稍微有利于艺术；喜悦对现实的影响在于使人们为现实献身，它也是有利于艺术的。从使他高兴和受感动以及使他受威胁和遭挫折这个观点看，他深感矛盾；以致使他发现他的天才既不表现于用现代唯美主义思想去争取艺术创作的胜利，也不表现于用现代现实主义的思想去争取现实的胜利，而是表现于两者。他早期的诗歌表现着他对观察者作用和这种作用对命运的意义上的深刻矛盾心理——例如《大理石牧神》里的人物把自己叫做“沉默无言和软弱无能”——使人联想起福克纳作为作家的最早年代里的某些怀疑、访惶、害怕和痛苦。他早期的诗歌在主题和技巧上，往往是模仿性的，特别是在他诗歌中的厌世情绪、无私的爱和它的忧郁中。但交织在福克纳为人所熟悉的感情中的是两种病况。在《一个女独身主义者》中，我们遇到一个象米利·泰尔这样的人物，他“向黑夜祈祷，哭泣，想死。”在其他作品中，我们发现了远景，象在艾米莉·狄更生的《因为我不能等死》一书中一样，不过那显然是事后的调查分析。因而福克纳在生活中并反映在诗歌里的孤寂、沉默和沉静不仅与沉默寡言和软弱无能有关，而且也与灭亡的威胁有关。后来，福克纳用再现某些精巧场景的办法塑造了反映某些精神创伤事件的人物。年轻的汤姆斯·萨特彭在种植园主的门口吃了闭门羹，逃往一个洞穴。他在那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好象你匆匆地走过一间房，查看了房里的一切东西。之后离去，又回到这屋，从另一边查看房里的一切东西，你发现你以前从没看见过它们。”品中，我们发现了远景，象在艾米莉·狄更生的《因为我不能等死》一书中一样，不过那显然是事后的调查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每个孩子走过去发现的“生活的事实”，福克纳在这里所描写的也是每个伟大发现和每个真实改变的一个熟悉的部分。福克纳在写《声音与愤怒》时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无须注意去打开另一本书和象夏季殷殷雷鸣的一系列迟延的回响，我发现了福楼拜们，陀斯妥也夫斯基们和康拉德们。我十年前读过他们的书。”而且，在这部书里，他的写作变成了他再阅读和再观察的一种方法。他开始迫使他的读者们去再观察和再阅读。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们没有一个曾经更努力使我们去一再观察那些不能理解的被禁止的场景。这些场景往往是一会儿从这个角度，随后又从另一角度给添上一点或剔掉一些。其实福克纳的许多人物和他们生活中的事件进行着无休止的苦斗，啥事也不能干。年轻的汤姆斯·萨特彭发现这就是他取来作为自己的逻辑的东西。他独自一个在洞穴里一声不吭，静静地坐着。他领悟到，虽然这是他第一次这样领悟，他的姊妹们的脸是绝望塑成的；失败和挫折确定了他父母的生活。他知道假若“自己要生活下去度其余年”，就必须作“某些事情”，他以一个大种植园主为自己的榜样，种植园主是心情舒畅与成功的象征。他所追求的“企图”主要是精益求精的模仿。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好似一系列的回忆的关于经历的谈话，有些是追忆而来，有的则是想象的。他的讲故事者和听众互易其位时，我们开始认识到复杂的动机和深刻的心理矛盾。在这部小说的前几页里，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回忆的语言唤起了久已死去的萨特彭的形象。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的童年时期，在童年开始之前就已失掉了，是与“子宫里非常湿润的悄然无声的寂静”相联系的，而她的生活则是与漫长的“狂怒的静止”相联系。在她的声音里，就象在心的律动里一样，相反的冲动，即创造的推动力与毁灭的推动力是显然毫无掩饰地结合在一起的。她召唤和赞美的同时，也作出判断和分裂。那个两重性一开始就充满了福克纳讲自己的经验和经历的讲话中，如我们所了解的，在他与父母生活里玩弄的花招中和他对曾祖父的召唤与结合——受其同化——中都可以了解这种情况。通过想象的活动和模仿的策略，他开始吸取其伟大祖先的优秀之点。几年后，他在几乎完全是写实的《坟墓中的旗帜》中，将其父母一代加以美化，塑造了一个名叫盖尔·海陶维尔的人物，其生活随他家庭历史的时刻而变化。海陶维尔当小孩时，怀着着迷的、随便的、半害怕半欣喜的心情，坐了四小时，听一个老仆讲关于他家家史的故事。他成年时，惯常以热烈的感情回忆起关于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成了他一生中的伟大人物。正因为他是鬼，“从没有看见血肉之躯的”抽象，海陶维尔的祖父成了“英雄的、坦率而热情的人。”然而海陶维尔恢复了一代，却忘掉了另一代。他祖父的鬼变成了真实的，而他“所知道和害怕的父亲的形象却消逝了，终归变成了幻影。”“因此这是不足为奇的，”他恍然大悟地想到，“我跳越了一代。我没有父亲，是不足为奇的。”倘若年轻的威廉·福克纳强自沉静，一言不发地坐着或站着时，他试图一再观察的一部分是父亲的失意和母亲极端的骄傲和他的占有欲的意义的话，肯定他在他所听到的故事中所寻找的一部分是其他的典型。虽则他还年轻，大约在这时，他已开始考察他所感到的寂寞与孤独；他也开始考察已经选择或得到的典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这同一件事情：他的同名人曾祖父。在这项考察中，就象他对孤寂的考察一样，他显示了本·华主所说的“将他自己有趣地戏剧化的能力。”此外，他还表现了下恰当定义的能力，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他已开始运用的归纳能力。老上校是个作家，他是题为《蒙德勒之围》的叙事诗、《失掉的金刚石》戏剧和包括《孟菲斯的白玫瑰》在内的几部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大大增加了他的声誉。他曾经是模仿许多事情和其他著作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在纽约坐着让人照相，他定做了一个比人体大的铸像。他的家人把这个八英尺铸像安放在一个十四英尺高的山头上，面临着他的坟墓，让我们回忆起，在他自己的眼里以及他的后代们的眼中，他是一个巨人。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曾孙曾经将他真正地描述为作家。然而他当孩子的时候，父亲使他烦恼，他不承认他是自己的父亲，因而他需要的一个典型是：能够给他以成功和自立的指望的人，这种修改是必要的。威廉知道，他的曾祖父象“一支劲旅”闯荡了整个国家。把老上校认为作家，是歪曲了他，几乎弄得面目全非。然而假若悠久的过去能够提供他的家庭经历的细节，那么肯定也能提供他所需要的精华。一个小孩瞧着一个巨人并且需要一部全然的杰作时，是可以体谅的。对开拓者们开放得太多的东西对后代子孙却关闭了。不管它可能给人以什么教育，他的家史几乎大声喊出了那个教训。他父亲的失败是到底了，但是甚至他的祖父也只是个小人物。他祖父有时回忆起他家的起源。他所说的几乎和其他后代子孙说的一模一样，是一个衰微的历程。曾经作过最大贡献的人献出的却如许微薄，几乎不能使小孩得到鼓舞。然而兴许在他历来担任的角色中如：作为书的读者、生活的观察者、故事的听者、诗的作者，他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力的人，假若在把他的传统变为己有的第一步，他就能给这个巨人再下定义。

第二章 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 
福克纳对观察者的角色和为此而受到的一些限制感到不舒服，他继续时而遵守，时而越出常轨，在学校里进进出出。上九年级时，他摆脱了大人的保护，不受约束，开始玩棒球和踢足球。两年后，在一九一五年秋季，他恢复了狩猎。虽则他仍是听得多，讲得少，他又学会了饮酒和交换讲狩猎的故事。此外，他学会了在户外遛弯儿。大约这时，他又踢起足球来，放弃了跳舞。其他的人，包括爱斯蒂尔跳舞时，他只是坐着或在场外站着静静观看，一声不吭。他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决反对“蛇唇”、“伯爵”和“尚未装订的书”之类的嘲弄。他放弃上中学，也离开了银行，多半时间是在密西西比大学附近度过。他发现了这里的一些活动和他所喜欢的几个学生。一九一六年秋，他开始与本·华生建立长久的友谊。次年春，学生的年报《密西西比特好》登载了他的一张画，这是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但这些事情是他生活的优点。他读诗或写诗，听故事或画画感到疲乏时，喜欢和菲尔·斯通一块儿漫步，注意菲尔·斯通的叙谈，或者喜欢与爱斯蒂尔·奥尔德汉遛弯交谈。尽管他想保持距离，在交往中注意到适当的冷淡，可是他认识到孤立带来的不好兆头。他已把宁静和缄默当作自己生活的原则，发现在听一段插曲，写诗和画画其他事物时，又在谈论另外的事。早先，在加利阿姨炉边安适的地方，在零星的时间里，他和友人穆特尔·拉米伊、杜威·林德尔或萨利·穆里一块儿相互讲故事和听故事。但是后来更多的时候则是与菲尔或爱斯蒂尔相互讲或听故事，他已转向他们。斯通与福克纳是同行的竞争者，可他们在社会上又是盟友。他们代表着传统，有着共同的兴趣——对卫理公会教堂的妇女们、喝酒、狩猎以及挣钱感兴趣。但菲尔比威廉大四岁，他在学术上也是有抱负的，在一九一四年夏以前，他很少注意威廉。菲尔在耶鲁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一年前，他在密西西比大学以同样的荣誉，获得了同样学位），他回来后听说威廉正在写诗。菲尔虽然想进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象他在耶鲁大学一样取得另一个学位，他想和父亲及兄弟们一道参加这家庭的律师事务所，然而他爱好文学，特别喜欢诗。知道了关于威廉的未必属实的消息，他就去福克纳家拜访。威廉听见菲尔的来意，几乎一言未发，就把他不断地积累的自己创作的诗递给他，费尔看这些诗时，他仔细地审视着。菲尔·斯通似乎立即意识到，至少这些诗的一部分展示着：如他后来所说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具有真正的才华。”“这是非常明显的。”菲尔·斯通独自了解到他所认为显然的事情（威廉的母亲也认为她的儿子有才华，甚至觉得他有“天才”），他就收威廉为学生。几年后，他们的友谊紧张到儿乎破裂的程度。菲尔作为一个感到灰心的老师，认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学生，他不能断定，他是否要威廉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豪，或者只停滞于一个值得羡慕的文学爱好者的程度。事实终于表明，他所预期和促成的声誉似乎是一种混合的福祉。他夸大自己的作用，认定给予诗的作者的荣誉太大，给予诗人的培养者的荣誉却太小。但是在漫长的时期中，他的年轻朋友一直前程似锦，需要辅导与推荐，菲尔始终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从威廉的一项有价值的计划中，看出了威廉的生活中的几点空虚之处，就设法去加以充实。这些空虚之处，是他作为他的朋友和师长在威廉的生活中观察出来的。威廉所需要的东西的一部分是个人的，不是那么郑而重之的。菲尔和威廉尽管在年龄、经验和风度上都不相同，然而他们的共同之点却超过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菲尔知道其中的有些事意味着在奥克斯福的差别，甚至意味着对于一个更多地象母亲而不象父亲的密西西比少年的差别。象威廉一样，菲尔受到的教育也认为艺术“是真正的事业而不是凭匹夫之勇。”杰姆士·斯通拥有将军的光荣头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男子汉”；他酗酒、大笔大笔钱地赌博和猎熊。终于菲尔追随他那粗鲁的父亲，染上了所有这些习性，也进入了法律界。但是他童年时就有病，甚至到了成年，他在体质上和性情方面都象他那内向的病弱的母亲罗莎夫人。他在一些学校里发现了自己之所需要：地方，他能够在这些地方将自己的特性变得对自己有利。他靠艰苦努力，赢得双亲曾经赢得的荣誉。学校毕业后，他就从来没有那么快乐，也没啥成就。然而即便在他成功的时候，他意识到威廉更加疏远也够伤脑筋的。“除了我没有谁”，他后来写道：“能够和威廉·福克纳讨论他的文学计划和希望，他的技巧训练和抱负。”打从一九一四年夏，菲尔从耶鲁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回家直到一九一六年秋，他回耶鲁去修第二个学位，这期间，他鼓励威廉在文学方面的追求及其凌云之志，有时他也听威廉讲述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威廉需要教导和勉励，而菲尔则一个心眼对威廉讲，威廉只是听，因而菲尔听得少，讲得多。早先威廉是接受的，可如今，他却故意地寻找一种场合，让他可以自由地通过书籍和故事来自学。但是他不花一分钱是不能办到的。他母亲的兴趣包括许多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从圣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直到康拉德。但这中间有着一些大的悬殊，没有谁读得象威廉那么精细，也没有谁阅读了要去写作。菲尔对大学的课程和相互交谈感到很新鲜，他知道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喜欢讲话，一讲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倒出来。开始指导威廉阅读时，他们间的关系表现为原先的类型。菲尔是个即席讲演的大师，讲得来洋洋洒洒，而威廉假若不是在听的话，就啥也不懂。他静静地坐着或漫步，只注意听所需要的而忽略其余的。菲尔沉浸于自己的讲话，对他年轻朋友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一个误解。后来他认为，自己把啥都教给威廉了，几乎没有东西没教：所有的文学、哲学和历史，从标点符号到伦理哲学的较“明显的真理”都教到了。然而因为威廉似乎早已容易地学过，就象他曾留心地学会了标点符号一样，假若不是象学明显的真理一样的话，菲尔很可能把安静认为是表示注意，他了解的只是事情发展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朋友留给他的除旧的书稿和回忆外就寥寥无几了。他想夸大他怎样发现了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是天才，他花的精力是何等巨大。在菲尔没有成为他的朋友之前，威廉老早就显示出，他能够选择他要读的书籍、他想上那些课程，他想听那些言辞。然而，菲尔对威廉的教诲仍然是很多的。菲尔会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且能够很好地阅读用这两种语言写的文学作品。他对南方的历史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内战的知识是那么详尽而确切。在后来的年代里，菲尔特别感到这些知识对于福克纳的斯诺普斯的故事以及他的诗歌都特别有用。那种感觉至少有这样的根据：他所作的可与其他任何人作的媲美，其中包括小上校约翰·福克纳叔叔。他们二人与这个小镇及州的政治活动都有密切关系，他们让福克纳密切注视“南方农民的兴起”及其在密西西比生活中产生的变化，而在指导福克纳学习诗歌方面，他比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特别是他首先使福克纳转向更加熟悉的十九世纪的诗歌方面，随后又使他转向象征主义者方面，后者形成了文学史上最深奥微妙的一个运动。他从著名的新港砖路书店买了几十本书，他自诩为知道现代主义运动的背景和叶芝、庞德、艾略特及乔伊斯的著作。假若威廉从菲尔那里听得很多很多，那么威廉对爱斯蒂尔·奥尔德汉则是讲得象朗朗流水。“她谛听着”，一个兄弟后来写道，“比尔发现自己健谈。从此，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呆在她的房里，和她一块儿，与她谈话，并听她弹琴。”奥尔德汉家族名重乡里，家产殷实，甚至共和党人还没有剥夺他们尊贵的身分之时，一家子就在一九○三年秋搬到了奥克斯福，那时穆里·福克纳家族从里朴莱搬迁此地还不到一年光景。从童年起，威廉就把奥尔德汉家认为是人们听音乐和交谈的好处所。奥尔德汉家人们没有清规戒律禁止谈话或不让看书。爱斯蒂尔离家去马丽·鲍得温学院学习期间，威廉继续去她家拜访。几年后，福克纳将自己出的第一部书第一版的一册赠给了奥尔德汉家。但是他主要是去看爱斯蒂尔，听她弹钢琴，谈自己的抱负和计划、给她朗诵自己的诗，把他的画给她看。只有和她在一块儿，他才既话音如潺潺流水又仔细谛听。早先还是重小无猜时，爱斯蒂尔和威廉就成了“甜心甜意”，几年来他们的关系都很亲密。他们一块儿玩耍和谈天，一道去参加交谊会，学跳舞。然而威廉的变化更明显，更加郁郁寡欢，不愿上学，工作增加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了。威廉仍然去看爱斯蒂尔，对她谈话，与她共命运；依然指望她能够听。但是根据一切表现，显然他更象一个献身的朋友而不象一个求婚者，或者，他假若是求婚者，也是许多求婚者之一，他认识到，作为一个失败父亲的不肖儿子，自己没有被接受。爱斯蒂尔受到男人们的追求，享受着许多人对她献殷勤，她却过着一种几乎是独立的社会生活，福克纳发表的第一幅画（和他早期的许多诗歌）都暗指这种思想。这幅描绘一对非常高的几乎是细长的情人在跳舞，这幅画的素描风格把主题表现得非常好。威廉作为一个“杰出舞伴”，曾经“被一些少女所追逐”，已经放弃了跳舞。他痛苦地感到自己的身高，看看跳舞还称心些，他到过许多舞会，但自己绝少跳舞。爱斯蒂尔同她的求婚者们一道去参加舞会，她是那么勃勃生气、令人魂销、容光焕发，娉娉袅袅而又始终兴致盎然，她和他们跳起舞来。威廉一跳舞就找爱斯蒂尔，爱斯蒂尔看舞时，她的秋波总是顾盼着威廉。但大多数情况是她跳舞，他看舞，有时她一跳就跳到东方发白。威廉甘心充当那样的角色，这也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其原因在于他与爱斯蒂尔有一个秘密的谅解，她要欢迎其他的求婚者们，接受他们偶尔送来的礼品，交换荒唐的誓言，但是她将永远是属于他的。关于爱斯蒂尔的这些显然的事实——她的声誉、崇高的社会地位，正统的志愿与欢乐——对于福克纳是至关重要的。在同他谈话的少数几个人中，她是他最谈得来的，然而她不仅卓然不群，她也深深地相信他，她被许多人追逐着，她却早已委身于他。这个类型很适合于福克纳对他与爱斯蒂尔之间的关系的最为深刻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伟大的和命途多舛的高度浪漫主义的类型，然而又是如醉如痴的爱情。他早期诗歌中闪烁其词的色情冲动，加上反映着他对斯温伯思的爱好，这间接表明率直的词语是太难了，几乎到了不能表达的程度。在他的诗歌和绘画中，性交显然与跳舞有关——他放弃了跳舞，而爱斯蒂尔却成了舞迷。在《大理石牧神》一书中，主角不能打破大理石的禁锢。他观察着这些活动，例如“非常敏锐的蛇”的自由，可他不能直接去体验。他的脑海里萦回着他所知道“然而又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他渴望自由——丢弃宁静与沉寂，连同它们所意味着的无能都一块儿丢弃，伴着牧神的刺耳笛声跳起“神圣的舞蹈”。虽然他的情愫迟迟未能表达，然而他那抑抑郁郁的焦思和想望却显然表明他终归要作表述的，同样也表明了他需要作的决断。同时爱斯蒂尔的秘密誓言也证实了，威廉有着别人所不知道的才华，其中包括惹动女人情思的魔力。光阴荏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逝去，爱斯蒂尔发现难于实践诺言。她理石的禁锢。他观察着这些活动，例如“非常敏锐轻松愉快地在几种誓言之间犹犹疑疑，最后换成了一个更持久不变的和可以接受的康奈尔·弗兰克林的爱的山盟海誓。她发觉自己受到求婚者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为了摆脱压力，她向威廉建议，他俩私奔。威廉必定知道，爱斯蒂尔的建议显然不言而喻，他们得不到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家鉴于他优柔寡断而又没出息，认为他没有权利谈结婚的事；可他仍然期待双亲的恩典。在下决心方面，威廉显得几乎要实现其所想望的命运——决心要亲自知道他一直为之写诗的单恋的结果。他的顾虑重重，爱斯蒂尔则是漫不经心，两者同样起着作用，终止了他们不可能的安排。但是他发现任何意义的共同策划都无济于事。虽然他在许多事情上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他不准备放弃对爱斯蒂尔的约定。遭到父母两种态度的拒绝和他的爱情被出卖，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爱斯蒂尔宣布订婚几周之后，他才了解他曾经多么指望她对自己的梦想和才华的信赖。假若他拒绝私奔暗示着他仍然害怕陈述自己的看法的话，那么他的不幸表明，他还是需要果断。如象爱斯蒂尔曾经坚持的一样，她现在依然可能相信他和爱他，但是她愿意和别人结婚定然意味着，她既没有充分信心，也没有惹起她足够的激动。威廉感情一度仍是赤炽，还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等待着，继续把诗歌和自己画的画送给爱斯蒂尔。这些诗讲到虽遭拒绝而爱情不移。这些最后一批画中的一幅描绘一个恶魔般的小家伙正轻蔑地瞧着一个艳丽的娇娥，被色狂的森林之神的音乐迷住了，简直如醉如痴。但是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的婚期逼近的日子，自己也信心不足，痛苦和悲哀使他越发难于向爱斯蒂尔启齿。过去他花那么多时间瞧她与其他求婚者跳舞，这使他对眼前注意观察的这个结婚毫无准备。她没有取消关于婚姻的约言，他为自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似乎难以忍受。后来他的兄弟约翰讲：“他的悲哀之情不能自已。”随着自己尘世生活的突遭厄运，福克纳就在较大的混乱中去寻求慰藉。几乎刚好在这一年之前，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他的国家承认，几年来欧洲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将近一百年来西方占有压倒优势的和平、繁荣与进步已到了尽头。他兴许能在一个较大的崩溃中找到转变自己方向的行动。在少年时期，他曾经醉心于飞行。他首先用玉米皮做成了机翼，后来他用豆架和纸做成了一架飞机，可以飞一会儿。最近几个月来，关于战争的新闻雪片传来，他读过许多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消息，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飞机驾驶员的名字。他兴许能象他们一样，能够到法国去，变成光荣的和佩有饰带的。假若大屠杀和大破坏是十九世纪导致的，那么他想亲身了解它们。凭着勇气和碰碰运气，他可能在战争中发现，正在改变着西方的正是过去老上校在战争中所发现的改变了美国南方的东西，即：英雄主义的一个机会。身经战火的老上校回来修了一条铁路并且写了一部流行的小说。威廉以后也可能回来并恢复生活，但在此期间，他可能在叶芝所谓的“勇敢若狂”中找到光荣与轻松。他决心要当一名飞行员，亲自到征兵站报名，可是遭到了拒绝。他们告诉他，他太小，太矮，身体又太弱。他那戏剧性的出路被堵塞了，他发现自己更不可能留在奥克斯福。战争的消息四处弥漫；使人回想起爱斯蒂尔结婚的东西随处皆是。三月将尽，他决心去新港，菲尔·斯通正在那儿修他的第二个学位：法律学位。兴许他在那儿能够发现假若不是大的消遣的话，至少也会发现一点点狂热。然而那种狂热之来主要是由于回忆起他正在错过的战争。他需要钱，他在温彻斯特连发武器公司找到职员的工作，在那儿，人们主要谈论的是联军可能怎样反击德国人的春季攻势。菲尔·斯通不关心战争，他尽量使威廉专心于诗歌，他把象十七岁就发表诗歌的史蒂芬·文森·本涅特这样的作家们和喜欢谈论美学并引用白朗林与叶芝的诗的朋友们介绍给他。但是在斯通知道的诗人中，威廉最感兴趣的一个是罗伯脱·希里尔，他能够谈论他的战争的经验和诗歌；在新认识的朋友中，他最喜欢听耶鲁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官员们讲故事，他们中有些人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曾经在作战中负伤。临近五月的日子，威廉决心寻求参战的另外途径。被爱人、双亲和地方征兵站的拒绝，他离开了奥克斯福去新港。但是他在那儿发现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世纪以前，另一个心事重重的倔强的孩子将自己的名字从哈桑改为霍桑。象霍桑一样，威廉很早就认识了家庭、地区和把这两者作为负担与游戏的场所而予以避开；象霍桑一样，他学会了联想到自己的祖先们与罪恶和光荣有关，——象霍桑一样，他正在学会往复摇摆于招唤和赞美形影相随的人们的愿望和避开他们的愿望。不久，他也忙于塑造一个人物。借助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官员们，他开始学会了英国口音并把自己塑造得和英国的一模一样。假若作为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不适于服役的话，作为英国的威廉·福克纳兴许会被接受。六月十四日，他用着改了的名字，不完全的英国音和借用的一个伦敦通讯处，从新港出发去纽约的一个英国征兵处。他随身带着几个不可信的证件：他在新港遇到的几位军官写的几封信，其中说，他是一个英国学生，希望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假证件证明，他叫威廉·福克纳，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生于米德尔色克斯县的芬其莱村；一位假想的教堂牧师，爱德华·廷柏里-桑代克大师先生写的一封信赞扬他是一位诚实而正直的年轻的基督教绅士。英国驻外代表们不管是头脑不清，被愚弄或者是拼命想征兵，接收了英国的养子，于是使他立即被征入伍，在英国皇家空军里接受飞行员训练。他受命于七月九日赴多伦多报到，于是回到了新港，然后到奥克斯福去。曾经成为他生活中关系重大的痛苦如今却至少与伟大前程的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斯蒂尔可能与一个少校结婚了，他的弟弟杰克可能在受训，但是他已开始了一个旅程，将使他到法国并给他带来荣誉。他已进入了一个大的冒险，却失掉了另一个机会，丢掉了另一个梦想。在五个月里，他做了柔软体操，参加了行军训练，并学习了导航与飞行的原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战争结束时，军官学员福克纳正驻扎在多伦多军事航空学校，接受飞行前的第三和最后一个阶段的训练，几乎快进入飞机的训练了。虽然他看见过许多飞机，听到过许多故事，虽然他可能飞行过，然而可以肯定他没有看见过法国天空的任何东西。除他所看见和听见过的东西外，他唯一的明显收获就是体重的增加，似乎他已不是那么非常羸弱了。但是他的记录表明，没有受过伤，也没得过任何勋章和表扬。他于十二月初回到奥克斯福，到一月初他正式复员了。两年以后，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他收到一个卷轴，使他成了名誉上的英国皇家空军少尉。一个被拒绝的爱人、英雄们的后裔，福克纳发现他穿的军校学员的军装和自己的命运都令人讨厌。他呆在学校学习，眼看别人驾机飞行，是最倒楣的了。甚至他的一个兄弟也实际参加了战斗并在阿岗尼森林中挂了彩，他回来时将佩以饰带。几年后，福克纳的痛苦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在这一页里，军校学员朱利安·罗威受到那些“停止了这场战争”的人们歧视，他坐着用“黄色的郁郁寡欢的眼睛凝视着尘寰。”军官学员罗威“怀着深深的悲悲戚戚”、“尝尽无效奋斗的绝望心情”，愤怒的火花在胸中燃烧，他不仅恨“悲哀的劳累一生而命途多舛”，剥夺了他获得荣誉的时机，而且妒忌所有的英雄人物，甚至那些受了可怕的创伤的人们。早先，在停战后的几周里，福克纳的失望在他的充满想象而没有文学价值的即兴创作里表现了出来。他塑造了一个人物，怀着理想参了战，又怀着理想离开了战争。在他回到奥克斯福之前，他的文章开始报道实际上只是想象的一些冒险故事。八月，他给家里写信，描写了一次与朋友们“搭便车”去的不大可能的“愉快的旅行”。十一月中旬，虽然实际上训练活动已减少了，他却描写了飞行训练与一些单人飞行。十二月他回到家，穿得伊然象个英雄。他的兄弟约翰说，他一下火车显得没有穿停止战争的军校学员穿的民间的装束，但却穿着英国军官的全副军服，腰间捆上军官的皮带，军装上衣上佩戴着空军军徽，戴着外国的军帽。他拄着一根军官的短手杖，也一瘸一拐地走着，据他说，是在训练中的一次撞击里受了伤所致。关于他飞行和受伤的说法一时一个样。有的说法是：一个半醉的军官为庆祝停战没有得命令就进行单飞造成这次训练的不幸事故。他的几次受伤往往是伤在腿部或臀部，有时也包括一次骨折，在骨折处给他留下了一块银片，使他长期疼痛。少数人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撞击和受伤是由于在法国天空作战所致。受伤的飞行员或者更加令人难忘的说法，一个负伤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给这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带来了他所需要的荣誉感和表彰，这显然是一种补偿。几年后，福克纳成了名，他仍然玩弄自己经历中这些事实；甚至将自己虚构的某些东西加到传记原稿中，引起他自己的苦恼，他拒绝认为它们是自己的经历。这种热忱暗示着的是福克纳的虚构对他自己来说比补偿更为重要。“任何人花许多时间，”他的兄弟约翰后来表明：“去写一个想象的世界??对他来说使他变成不是自己的一个什么人，那太容易了。比尔大概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精于此道的。”虚构是福克纳运用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他使“自己有趣地戏剧化的稀有才华”就与虚构有关系。象他后来写的故事一样，他讲的故事和他突出的角色都具有权威性。他远非简单地借用它们，而是加以使用并使之升华。在战后的岁月里，希望开始与幻灭相混和，他所错过的大事件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他唯一的依靠是间接体验，即：通过他所听到和阅读到的东西，通过他能够感觉到、设想和加以表达的东西。他知道许多人曾经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大战中去，心想他们“知道什么是光荣，荣誉意味着什么，”相信他们可以体验光荣与荣誉，不料出现的只是厌恶和幻灭。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在战壕里、炮艇中和飞机机舱里所体会到的战争的意义是变化莫测关系。象他后来写的故事一样，他讲的故事和他突出的角色都具有权威性。他远非简单地借用它们，而是加以使用并使之升华。在战后的岁月里，希望开始与幻灭相混和，他所错过的大事件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他唯一的依靠是间接体验，即：通过他所听到和阅读到的东西，通过他能够感、意外的和横行霸道。但是他在这些枯燥的事情中认识到，他已体验到自己参加进他错过了的这些伟大事件中去了。他也认为战争变成了全世界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意味着他穿的服装和他假装的跛子既有其外表的一面，也有其虚幻的一面。在他塑造的人物和他写的故事中，他都借用了许多东西。但是他把他借用的东西都变成了他自己创作的东西。后来他把别人的经验，如听来的故事、阅读小说、想象的事情，加以升华成一些诗，如《紫丁香》、《空中英雄》和《十一月十一日》或升华成故事，如《胜利》、《所有死去的飞行员》及《光荣》。一个人物的塑造除其他外，是想象力的练习。他回来后不久，受伤的飞行员的角色开始与其他人物搀和在一起。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里，然而与此同时??又不是在家里。”他试图回到平民生活中去，几乎象战争一样，这样的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也是暂时的。到广场去、出去参加交际聚会、摆好姿势等照相等，他在家里已把军装穿旧了，他慢慢就将它丢在一边。与战争“俱来的混乱”是一去不复返了，他面临着如何生活下去的问题。失掉了爱斯蒂尔，战争的挫折和他在康涅狄克州与加拿大的日日夜夜，已经将他改变了。人们乍一碰见就会认为他不仅沉默寡言而且小心谨慎，象个发呆的“外国人”。然而他为了生活下去，恢复了靠家庭生活的儿子的地位。一九一七年，穆里·福克纳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大学助理秘书。这是他父亲安排的另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比较小，但比他早先担任的职位要稳定些。他得到的报酬是较少的工薪和在大学里的一所住房，他干着一些简单的工作。他不断地工作着，后来被任命为这个大学的秘书和行政处长。他放弃了成就大事业的想法，似乎更加满足现状，包括毛德夫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他的周围。他和大多数人的关系改善了。然而他对威廉仍是冷淡的。威廉从新港和加拿大写来的书信中有一部分已经发表。象他后来从巴黎写的几封信一样，这些信是专写给他母亲的。威廉决不愿意和父亲住在一起，他又决不拒绝和母亲在一起，他的解决办法是折中。他偶尔也劳动，时断时续地学习。他有时竭力满足双亲的愿望，特别是满足他母亲的期望。他母亲一直认为他是关系这个家的命运的孩子。但大多数情况，他自行其是，不顾怨言也不作解释。他阅读或写作大部分是独自一人在房里进行，他认为必须在屋里放点威士忌酒。他喜欢见到奥尔德汉家的人，他同他们聊天。他同斯通家的人们狩猎、打高尔夫球和谈天。虽然菲尔现在住在查尔斯顿，他和威廉还是设法经常见面。他们一道去孟菲斯、新奥尔良或克拉克斯德尔。在这些地方，他们与包括道特·威尔科克斯及雷诺·德渥克斯在内的几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物建立了友谊。福克纳有时觉得，几乎用任何借口或去任何目的地都可以，就是必须离开奥克斯福。他有时开汽车送他的叔父约翰去参加法官地位的竟选。他访问一些小镇、在供膳寄宿处附近、在镇的两个广场或在政治集会上听人家讲故事，感到乐趣和轻松。他回来后几周里，树立了坚持几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他时而回来，时而离开奥克斯福，扮演的角色也变来变去，有时把自己扮演成他那显赫的祖先和叔父的不肖亲属、有时扮演作纯洁无疵的花花公子，有时扮着邋里邋踏的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人，但几乎经常扮作“诗人”和醉汉。少数人瞧见他醉了，几乎人们都注意，他似乎喝了多少。他以酒浇愁是由于失恋或在大战中受到的创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忧愁比实际的遭遇更甚。他嘴上胡子巴叉，这使人想到，他虽然曾经是个孩子，而且仍然是少年，可是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尤有甚者，这使人想起，他尚未完全度过的一种可怕的稍觉神秘的折磨。福克纳拥有“诗人”的头衔，这是斯通给传播开去的，他恢复了阅读和听故事、画画与写作。可以说，写作尚未变成一种持久的抱负，一种迷恋的活动，每天起床就干的某种事情，从而使他从病状与恐惧中解救出来。但是写作正在变成他摸索的一种主要方式和他长期进行自修的一个新的园地。后来他讲到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为“自己也在其中”的：“我一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这就是我自己和社会的故事。”在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用诗歌来表现自己也在其中的社会。受到菲尔·斯通的鼓励，他不仅读叶芝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的作品，而且也读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法国诗歌。他一边读，一边开始改写、翻译和写作。一九一九年春天和初夏，由于爱斯蒂尔很快就要来看他，他写作越来越多。在这些月份里，他用八音节双行诗的形式创作了一首长诗，叫做《大理石牧神》，这成了他的第一部书，虽然这部书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才发表。也是在这些月份里，他发表的第一首诗《大理石牧神》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的《新共和国》杂志上披露。结果是，爱斯蒂尔在那儿与他共享胜利的欢乐，她于六月到达，一直呆到九月，她看了自己的娘家，夸她的第一个孩子，名叫维多利亚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留在火陆鲁鲁他们的家里，爱斯蒂尔可以长时间自由自在地与福克纳在一起消度。尽管福克纳愁思绵绵，可他仍然主要为她而写作。他举世瞩目的诗歌创作的第一时期正是她一九一九年首次来访的时候；其第二时期他写了好些诗，其第一首诗题为《春色》，则正是一九二一年春她第二次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卷斯温伯恩的诗集，他曾经一直读着这本书，末了还写上情深意切的题词，她将这书带到火陆鲁鲁之前已将题词撕去。在她第二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本自己的诗集，这本书是将他一直在写的诗汇集而成。几年后，福克纳的兴趣已经转向小说之后，菲尔·斯通怀疑“是否他最初的抱负是要作一个诗人与我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的确，斯通最羡慕和影响于福克纳诗人，并且还大大延长了福克纳在诗歌方面的献身。他向散文方面的转变，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斯通的疏远。但是使福克纳成为诗人是他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这比斯通的鼓励作用更大。他的一生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写给某个女人或为某个女人写作的男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他的兴趣正完成其向小说的转变，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他对诗歌有兴趣“是为了追求女性的不同伎俩”，这表明，女人对这种战术是脆弱的，因为她们不是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感兴趣”，而是对于“为艺术家的缘故对艺术”感兴趣。对于记述福克纳早期事业有一定价值的《从初期到后期的诗篇：人生的旅程》至少有一个优点：它使人想起福克纳关于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已经成了他的非常独特的风格。在一九一九年的诗歌中，这个方法已很好地在运用。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追逐他的情人通过“歌唱似的树林”，赞美她那“淫荡的??膝盖”，凝视着“她旋风似地舞蹈”，最后他俩一块儿“手挽着手”漫步。虽然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愿望走着/直到那宁静的子夜，”还不待他那不可名状的愿望消逝，骤然间“一个巨大的钟被敲响了/钟声一落，他们就酣舞起来。”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的不满意更深，他唱着反对束缚他命运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囚徒之梦》。他的愿望一部分是罗曼蒂克的情人，一部分是所谓的牧神的信徒，实际上他为他们而久久不得解除痛苦。被判处坐着凝视，沉思和怀念，他知道自己注定“叹息，为他知道然而他又不能”知道的“事情”而苦恼他的哀愁无边，不仅为梦想着和失掉了的事情而哀愁，而且也因为他不能理解限制他的种种力量。尽管他“发问”，然而他不能知道“个中原因”。假若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一个方面表明福克纳对其未完成的初恋依然一往情深，那么在另一方面却表明，他仍然为其职业的意义而奋斗。在九月末爱斯蒂尔离开前不久，福克纳决心利用密西西比大学的一项新政策，此项政策对老兵不考虑入学的必要条件。他作为一个特殊学生，免除了一切必要的要求，登记修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和奋勇向前，对每项功课都刻苦钻研。他似乎比以前更加听从母亲。但他很快就用自己的兴趣来指导自己，兴趣很快就使他转向了法国文学，这是他几个月来阅读所针对的方向。在第一学期，他的英语课差一点不及格，在第二学期，他停止学习英语课。尽管如此，他仍然读斯温伯恩、吉芝、豪斯曼及王尔德的作品，模仿艾略特的诗，他发现普鲁弗洛克的残生特别萦绕他的脑际，他也读法国人的作品，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作品。从马拉梅那里，他取了他发表的第一首诗的题目；从魏尔莱恩的《牧神》那里，他获得了《大理石牧神》的中心构想。在斯通的某种鼓励和指导下，他勤苦地读完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每个大作家和几个小作家的作品。《大理石牧神》里的几个散见的诗行显示了他的才华；有少数诗行崭露出他天才的笔力。然而末了他主要的兴趣不是来自其力量分散的时刻而是来自他那腿脚残废的虚弱身体。因为它是那么富于模仿性和文学味，这就清楚地表明福克纳注意的是华丽的词藻。这就在风格和基调上，唤起并使他参加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中去。此外，这表明，福克纳发现诗歌的限制性和束缚性太大，因为在这种作品中使人感到精灵淹没了人物，回声盖过了声源。因此我们看出的不是福克纳的创作力的根源只是他自修的一种倾向。他从奥斯卡尔·王尔德这样的戏剧家们、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小说家们及法国和英国的几个诗人那里，吸取技巧和令人神往之处，这使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能够跻身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之中。此外，为了弄清楚他的自修的一般的和历史的焦点，《大理石牧神》有助于明确自修的方法。几年后，福克纳说，他写《大理石牧神》并“学习看书”，这表明，写作是他吸收已经阅读过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大理石牧神》表明，在一九一九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方法的最后阶段，在学习上那么如饥似渴，这似乎是极好的。好象是这样：在他仿效、模仿或加以改写之前，他读过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为他所掌握。然而在一个方面，在福克纳读的诗人和他在写作的诗歌之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距离的。《大理石牧神》使田园诗的艺术与现代的唯美主义熔为一炉，这不但暴露了田园诗的弱点，特别是它的人工的矫揉造作，而且也证实了那些弱点对我们了解现代唯美主义是恰当的。《大理石牧神》没有成为艺术力量的成功，倒是碰到了艺术上的局限性。如路易斯·辛普森所指明的，福克纳的牧神“在一个被霸占的花园里”屹立着纹丝不动；他认识到他的弱点与局限性，可仍然无力予以克服。其结果，我们不仅看到福克纳对自己加诸自己的局限性感到不满意，这不只是“田园诗”遭到现代体裁诗歌的抛弃，而且他认识到田园诗的弱点感染着现代艺术。牧神知道，他集中体现着恣态并且假定他决不会死。然而他发现这种慰藉的反面正是因为它意味着他将来决不会活。福克纳将“已经死去的田园诗”的一成不变与济慈的瓮相联系，并认为是一种形式的缩影，这种诗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已经不合潮流，“诗人热狂的忘我境界”应予摒弃，因此叫做已经死去的田园诗。几年后，福克纳写朱迪丝·萨特彭时让这个人物讲话表示，他在二十世幻二十年代初就开始怀疑的是：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正因为他们“不能死或消亡。”在《大理石牧神》和《押沙龙，押沙龙！》这两部书都有这种情况，他给人物的语言使我们想起语言和形式都是空洞的。在一项相关的策略中，他往往在神秘的上下文中开始强调，他自己最好的一些小说是没有结尾的，没有写完，而他自己的小说领域则是生机勃勃和变动不居。强调他的作品的可交性自然是与他极力主张他的作品的不朽性相称的。有时虽然承认，我们通常理解这些着重点之间的矛盾，他讲起来却好象他的小说具有完美的形式，他的领域是发展的、变动的。但是他往往采取这样的态度，他的著作要不朽首先必须要在人们中活着才行，因此他把我们通常认为是矛盾的范畴当作补充的范畴。因为福克纳追求的是誉满全国，一项大的声誉（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问题是，“一方面精力充沛地苦干，另一方面却凝视着宝贝露丝”），他努力在他在《新共和》的胜利之后去夺取其他胜利。在这项努力中，菲尔·斯通对他又有所帮助。他让他的秘书协助，处理了福克纳的许许多多的打字事情和他的大部分通信。尽管有菲尔的帮助，许多拒绝将福克纳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全国性刊物上的第一次出现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在《两面人》杂志上的第二次出现隔开了三年。同时，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当学生的前后这些年，他不断地努力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声誉。一九二五年，大学的三个出版物：年报（《密西西比特好》）、《密西西比人报》和幽默刊物《笑话》上至少发表了他的四十一项著作——十七幅画、十六首诗、六篇评论、一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他的那些画和作品，兼之他象“外国人”，使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几乎愁苦而小心翼翼”，他似乎常常对其他学生疏远而且傲慢。菲尔·斯通回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时，说：他贵族似的高高在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装模作样——有人想和他亲近，他就采取冷冷淡淡和傲里傲气易动肝火的态度。所以他被人们认为是爱做作的，特殊的一个想法古怪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什么害处的废物。因此他成了“没有爵位的伯爵”。奥克斯福的几个老家族都宽容他，因为他终归是福克纳家族的一员??但是他们通常是不欢迎他到他们家里来。我常常说，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有朝一日他会比斯塔克·扬（当地的另一个青年）更有名??这引起了普通公众的哄笑和老家族人们的有礼貌的嘲笑。福克纳的同学们被他的假装弄得有点迷糊，不知道怎样去对待他，是把他当成一个高尚的“外国人”呢或者当作一个文学上的游民，他们决定既把他看作是冒牌货，又看作是颓废派人物。他们用嘲弄招呼他，叫他“拄拐棍的美男子”，“把自己叫做威廉·福克纳的特殊人物。”他赞同A·E·豪斯曼的看法，实行禁欲主义，虽然他对少数的攻击感到苦恼，而对其余的攻击则置之不理。不管他感到什么样的痛苦，他都闷在心中，甚至他的污蔑者们用他的个头小和少年似的外貌对他的丈夫气概进行中伤，他也闷着不讲。福克纳对少数学生，特别是本·华生较为随和。福克纳在战前见过本·华生，如今经常见面，他和大学的一两个教师友善，特别是和加尔文·布朗友好，他是个敏锐的有才智的人，他的妻子依达是个历史学家和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时，他觉得自己最好离开这个大学，他回到广场独自坐着，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周围有一些这个镇的老人们。据一个相识者回忆，在大学里，他有一种本领“使自己不可抑制地陷入个人问题的冥思遐想。”他在大学校园里散步或在人行道上漫步时，往往对在旁边经过的人或讲话的熟人都不予注意。在其他时候，他觉得需要离开奥克斯福和密西西比特好，就一下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也不把行踪告诉任何人。他去看菲尔，他们一块儿到近郊游览，其中就有离开的意思。他父亲现在这个大学工作，在校园里他父母的住宅中，他在自己的房间放着威士忌酒。在克拉克斯德尔、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他显然认为酒是非喝不可的。在马尔科姆·考莱所谓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漫长冒险”中，许多作家实行隐退或逃亡。有些作家回忆起美国的一些超验论者，就隐退到艺术家们的小天地或小社会里，过着简朴生活，他们努力把对外接触减少到必要的程度，公开扬言其目的在于促使内心世界的丰富，让新的世界在内心里展开。其他作家则效法亨利·杰姆士，隐退是为了复杂的生活。他们吸收外国的风格和习俗、新的仪式和技巧，竭力扩大他们的经验并丰富他们的生活。在这两种形式中，流亡成为一代人的最主要的模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福克纳生活在异国的两个地方并作了一次穿越欧洲的旅行。但是甚至在密西西比州，他也经历了几次离去和归来，隐退与恢复。那样的一次实验是特别有趣的，虽然首先它似乎是纯粹的回归。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福克纳开始和他最小的兄弟迪恩及加尔文与依达·布朗的两个儿子玩。走回白利树林，他将自己以前学得的本领和在当小孩时设计的游戏教给伙伴们。他们狩猎、追踪并且相互追赶；他在篝火旁讲旧的故事，据一个孩子回忆，他讲故事的“腔调神奇得令人毛骨悚然”，又以“幽默、想象和讽刺使气氛得到缓和”。后来，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他用令人感动的当地儿童侦察队的故事将这同样的感兴趣的事编串在一块儿。他曾经一度正式当这个侦察队的队长。这些感兴趣的事包括对树林的爱和知识、游戏和讲故事中欢乐。奥克斯福的许多人和密西西比特好的学生们认为，他似乎是这个装模作样的缩影。去到树林中，远离了令人生厌的忧虑和轻蔑，围着一群孩子，他的保留消逝了：他的一个伙伴说：“我没有知道一个人比他更少假冒。”后来，特别是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写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就是正在逝去的童年时期的故事。在大战刚过后的几年间，他寻求的与其说是去恢复一个失掉的社会，不如说是去了解对失掉它带来的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对他当孩子时知道的事件进行再创作，而且要对他曾经看到的他父亲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创作的尝试。一九二○年五月，福克纳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已经学完了一年，他赢得了诗歌奖，结束了他的正规教育。第二学期初，他正式离开了这个大学，不再为登记修其他课程而烦恼。没有功课打断他白天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归自己支配。缺钱时，他就参加些临时工作。工作之余。他和菲尔·斯通在密西西比州农村骑马游玩，有时远至孟菲斯。在那儿，暴力行动、赌傅和妓女给生活添加了刺激。他仍然在校园中生活，继续去看学生们并为学生刊物写稿。但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学校，他开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本·华生组织的名为牵线木偶戏的一个剧团上。福克纳参加这个剧团的工作几个月之后，写完了一个名为《牵线木偶戏》的独幕剧，他的意思主要是把这献给他到这儿来后喜欢的几个人，特别是献给本·马丽·海伦·华生、露茜和艾伦·宋梅维尔。这是他所创作和写作的“几本书”之一，《牵线木偶戏》包括一个字体漂亮的“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的”书稿和十幅精致的钢笔画。虽然它主要是用散文写的，它也包括用类似《大理石牧神》的诗句的四音步双行诗写成的几首歌。它的散文也很容易使人想起福克纳的诗。这部剧的情节变化小，语言的音调抑扬顿挫，晓畅易幢。象这部剧的散文和诗一样，这些画是独具风格的。就整个而言，这本书受由奥布雷·毕尔德斯莱插画的奥斯卡尔·王尔德的《莎罗美》版的影响很大。说得更通常些，它开创了一个纪元。象《大理石牧神》一样。它受十九世纪末法国和英国那么多诗人的著作的影响。如诺尔·普尔克所指出的，它不仅是“一个明显的综合”而且是福克纳所读的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作品的“非常自觉的表现”。福克纳越来越浪荡和醉酒，他开始较少地起第一流的唯美主义者的作用，较多地成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放荡不羁的人。《牵线木偶戏》从形式和内容说仍然是他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的生活的反映；它是唯美主义者特别自觉的表现。在本剧的有形表现的每个方面，福克纳都显露了煞费苦心的关怀，他偶尔把这种关心给予自己的书橱，经常则放在自己的书法上。他的手稿本开始是运用自如的、流畅的、平平常常的，逐渐变成了印刷体，写得那么纤细、紧凑以致那么精雕细琢而又独具风格。比自觉更进一层，《牵线木偶戏》是用自我介入的方式写的，确定的影响是无法提出的。因为福克纳在运用传统的哑剧人物方面是仿效魏尔莱恩的，魏尔莱恩影响的存在特别贯穿在整个剧本中。但是在此情况下，魏尔莱恩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是与作为译者的福克纳融合了。一九二○年初，福克纳发表了魏尔莱恩著作的四个孜写本。在《牵线木偶戏》中，他至少仿效了这些书中的两部书：《木偶戏》和《克来尔的月亮》；此外，他还模仿了《大理石牧神》。早先，他曾用他的写作来显示其阅读；如今他用写作来改写其早先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到了其青年时期的看法。充满着隐喻性交的旋转舞的色情肖像（“我必须不学跳舞。/啊，诸不要让我去跳！”马丽埃塔对皮耶罗说。），《牵线木偶戏》可能明显地使人想起的含意是出乎福克纳原先的料想的，但是他显然想作一件事情，即：把这个剧与他的一个动机结合起来：那就是这个严格的唯美主义者向着无拘无束的放荡不羁的人转变；换言之，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皮耶罗似的虚弱的牧神”和《牵线木偶戏》中的彼耶罗似的尤尔根——唐璜”之间的直接对比。不管福克纳的“各种各样追逐女性的方法”是否已采取了新的办法，有迹象表明，他的态度已经转变，这些迹象在他的写作及其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他对于沉默和宁静已经感到厌烦，他需要发表意见。这些年来，在他的其他创作中，他所传播开的几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使人联想到，他已自认是一些没有合法身分的儿童的父亲。《牵线木偶戏》集中描写皮耶罗的混乱与花园的礼节之间的对比，这使人想起福克纳的阅读和写作越来越被其迷住的一个问题。皮耶罗对花园的人工景物感到失望，成了混乱的追随者。象马丽埃塔的机械的手势和合乎传统风格的讲话一样，在皮耶罗看来，她不愿意跳舞似乎既反映这是她的姑母们的警告，也反映她自个的恐惧。在他看来，她代表着对这个传统的花园的细小生活的屈服。但是假若在它的几个方面之一里，这个传统的花园代表文化，那么在另一方面，它所要求的受到限制的缩小的生活却代表着艺术。为了制服它，绝非在生活之外提出某个形而上学的大的补充就能奏效，艺术被认为是与修正的冲动继续存在的，这种冲动将自然变成花园，它只有缩小生活才能使生活秩序井然。所要说的是，福克纳看来，对十九世纪末期的唯美主义的崇高信任，相信艺术（一切歧视与选择）是优越于自然与历史存在的（“笨拙的生活”的“笨拙的工作”），这个信念正证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牵线木偶戏》里看出某件事实：为什么福克纳看来诗歌已成为一个死胡同。这个疑难问题的改变主要由于见解不同了。虽然他们有着外部的推论，然而福克纳感到的压力却主要来自内部。似乎许许多多的渠道都已关闭，受到限制。这些年里，他偶而穿上宽松的衣服，甚至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上扮演醉醺醺的乡巴佬的角色。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他的年轻的紧身裤子，或挂彩的老兵的有饰扣的军装，或者花花公子的精心制作的服装，而是乡巴佬的或至少是流浪者的宽松的裤子。诗歌对他来说似乎是，如他在创作诗歌所体会的，诗歌的规则大多，限制太大。在诗歌中，把意志和意图几乎当作是高于一切。他的书法变得越来越缩小，是那么自个专用，有时甚至他写完一两天之后连自己也难得看懂。但是他需要发现一种字体，既不那么受大人物的青睐，也不那么受习惯的拘束。只有这时，他可以发现一些语言，鼓励他不去简单地用于他所读过的书和使他苦恼的感情，只是用于他所观察的社会和他所听过的旧故事与言谈中。一九二一年春和初夏，福克纳将他叫做《春色》的另一本书“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由于爱斯蒂尔回来作第二次访问，在他们漫步时，他需要诗歌朗诵，在她离别时，他需要赠给她一本书。字写得漂亮极啦，但是随着夏季的消逝，他心烦意乱、落落寡欢更厉害了。眼下，生活和诗歌似乎都凝滞了。早先，斯塔克·杨表示愿意在纽约给他找个工作。秋天，他住在格林威治村，在第五街和四十三街拐角处的道布尔德·多兰书店里工作，书店老板是依丽莎白·普劳尔。虽然他很快就讨厌这项工作，可是他乐于卖书，干得也不错。他也喜欢摆“他生活中的悲惨故事”。他显然跛脚，走路时拄根拐棍。有几个熟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喝得烂醉，在大战中他的头部以及腿和屁股都受过重伤。其他的人们则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创伤，虽然他们推断，他还不是完全克服不了。可大多数时间，他是飞在心里。他被画家们和作家们团团围住，有这些人在，他感到高兴，他自己默默无闻而又孤身一人，他也觉得舒心。他不受干扰，开始写诗少了，写小说多起来。然而不久，他发觉自己又受到妨碍。虽然写诗不再象以前那么多，可写小说不象预期的那么顺利。几个月来，他的心神不安，使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担任了他曾经最不可能担任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通干的。斯通为自己的被保护人远在他乡，投入陌生势力之中，于着毫无目的听人摆布的工作，心里感到不安，他安排福克纳在这个大学的邮政所担任所长，并劝他接受这个职务。”我强迫比尔结束了自己的谢绝和拒绝，接受这个工作，”他后来说，“他当了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要命的邮政所长。”假若斯通劝他担任的理由是明显的，那么福克纳缄默的理由则不明显。“这件事一直使我们都惊讶不已，”他的兄弟穆里说“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儿有一个人对邮件毫无兴趣，连他自己的邮件都从来不看，却被郑而重之地任命为别人邮件的保管者。”但福克纳现在已经二十四岁，虽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可继续依赖使他感到难堪。自他从战争回来已三年有余，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表明，他能靠写作维持生活，他也讨厌干零活。他在一个小邮政所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并且仍然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时间。已知他对这项工作的看法，这项工作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他感到不安定时，就干脆关掉邮政所的门，走山到树林中去或者到高尔夫球场去。在炎热的日子或雨天，他留在工作岗位上，读书或与朋友们玩牌，其中的一两个人是他雇佣来干零活的职员。他认为是重要的邮件，亲自定期进行处理；他认为不重要的邮件，诸如大学的公报和目录等，他就堆在几辆大车里，当心绪来临时，火速发出或递送；他认为是零碎废物的邮件，就干脆扔掉。他将比较有趣的期刊放在邮政所后面保存数日，他在那儿设了一个阅览室，供邮政所长及其朋友们欣赏。邮件虽是个小问题，邮政的顾客们却逐渐认为是个大问题。时间不正规、不可思议的拖延、稀奇古怪的损失引起了非难，对公仆的态度也有烦言。福克纳对朋友们迁就，对熟人彬彬有礼，对闯入的陌生人则粗里粗气。大多数责难暂时还是非正式的、善意的：有一个学生刊物拐弯抹角他说，邮政所长的格言是“决不将邮件积压起来”，而办公时间为每星期三十一点二十至十二点。终于不满超过了公众的忍耐限度并战胜了官方的冷淡态度，迫使进行一次调查。但在这期间，结果是三年，福克纳稍为挣了点钱。不久，他买了一辆汽车，这使他易于安排同菲尔一道郊游和与女人们一块儿秘密乘车游玩。从纽约回来后的三年间，福克纳继续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作品——几幅画、题为《山》的印象派的一篇小品文和几篇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肖像》的一首诗。那是一个声誉同益著称的小杂志。但随着唯美主义吸引力的消逝，他的写作开始变化。不久，他更多地修改诗歌，野诗较少。虽然他的第二眷诗集《绿色的枝条》在一九三三年发表，其中的许多诗的时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肯定没有一首诗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后写的，他的诗歌创作慢下来的时候，他的评论的创作则崛起了，其中包括对W·A·培西及康拉德·爱肯这样的诗人、尤金·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家们和约瑟夫·黑献梅尔这样的小说家们的评论。和这些年的诗歌与绘画不同，这两种作品表明进展小，评论从事的问题是他几年里不断地予以关注的。他在一篇评论中引用塞恩·奥凯西的短诗，这诗描写戴了主教冠的主教们拒绝接受天堂的公开审讯，他们想瞧瞧围着金光灿烂的围脖漫步的海伦夫人。后来，他把这些诗行加以改写使用，第一次用在《绿色的枝条》的第三首诗中，然后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想知道他所直接熟悉的这个地区和几种方言能否在文学上使用和“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否不能找到“充分施展才华的地方”。然而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清楚地表示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已在改变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他已将约瑟夫·黑格献梅尔的一些小说与生活的贫乏，甚至特别与“性的折磨”联系了起来。生活的贫乏就是害怕生活，害怕人以其悲哀的躯体冒着机遇与境遇的危险而奋斗。他继续将黑格献梅尔的著作与对济慈和福克纳的每个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结合起来，不过稍加掩饰而已。他写道，《琳达·康登》“不是一部小说。它更象一块漂亮的起绒粗呢：永远超越时间概念的、在沉寂中其意向受到抑制的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福克纳继续写道，不是围绕着他们塑造生活，黑格献梅尔的几个人物“象傀儡，采取优美然而没有意义的姿态以应付作者的强制。”福克纳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对黑格献梅尔的小说的评论在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它对《大理石牧神》的寂静的花园和《牵线木偶戏》的几个哑剧角色引起的注意。然而在这种唤起的语调中，判断与同情相融合。这表明，福克纳在自我介入中发现自我批评的可能性。他在一篇说明问题的陈述中说：“人们可以想象，黑格献梅尔自己在《琳达·康登》中就象在一个寂静的避难所出现一样，在那儿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送进他的耳鼓只象那遥远的微弱雨声”——甚至他向后看的时候，也是瞻望着未来。昆丁·康普森为了避开噪音和臭味对自己的干扰，他出现查尔斯河的“秘密的浓荫里”。福克纳在一九三三年创作《声音与愤怒》时，（几年后他写完了此书），将它描写为自己所作的一个花瓶，因此他能逃避到里边去。他接着说，虽然“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住在里边”。一年前，在一九三二年，他描写盖尔·海陶维尔以其天职为神学院的牧师的身份，试图在教堂里找一个类似的隐避处：“他相信他听见了似乎对他的叫声说，他能看见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活，完整并且从各方面看都是完全而不可侵犯的，好象一个典雅而尊贵的花瓶，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新生，受到庇护而不致遭到生活的刺耳的风暴的袭击，并且死得也是那么平静，只有那周围的风的遥远的声音。”对黑格献梅尔的评论所指出的这个死胡同也在《士兵们的报酬》（一九三六年）有所表现，福克纳在这部书里将马格丽特神与比尔德斯奈的绘画的控告结合在一起，具有颓废主义的特殊风格。这个死胡同里充满了一些“耀眼的林木和不可恩议的洁净的泉水。”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虽然他已发现诗歌对于他是多么荒谬和不可想象，然而他还没有决定用什么来代替诗的位置。只是在题为《走上幸福之路》（一九一九年）的一篇不足取的小说和题为《山》（一九二二年）的一篇短文里才预期着一篇实验主义的散文，他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新奥尔良开始写此文。与此同时，他必须依靠诗歌创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将《春色》的改写稿投给波士顿的四海公司，将题目改为《俄耳甫斯及其他》（诗集）。四海公司不愿意发表诗而不要津贴，这在福克纳是受不了的，该公司将稿迟了回来。福克纳垂头丧气，又愤怒，说：“假若他们需要一本值得回忆的书，我的的确确是愿意写的。”但是实际上，他读小说和改写诗，在一九二三年，他啥也没有发表。一开春，他受到斯通彭励，提供了《大理石牧神》书稿。四海公司又要津贴，但是这次福克纳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的第一部书出版了，这部书是献给他母亲的。在邮政所危机高xdx潮中，“对无用的伯爵福克纳普遍加以轻视”，《大理石牧神》的出版表明是出乎意料的。九月，福克纳收到通知，官方已经控告他，玩忽职守，“对邮政顾客们冷淡和损坏邮件。他知道控告是真的，恨这个工作，需要离开，他决心等候审查。一个调查者来了，他表示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大概都会对拿了钱的人唯命是从。”他说道，“对化两分钱去买一个图章的每个婊子养的，我决不再唯命是从。”因为他和这个调查者关系处得好，兼之福克纳家族的人们有声望，允许他辞去邮政所长的职务。他很简单地就辞去了当地校工服务员队长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醉酒的名声已经使当地大多的牧师们耳有所闻。奥克斯福对他来说已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随着《大理石牧神》的出版，他已使自己作为诗人的事业告一结束。一九三三年，他发表了另一卷诗集《绿色的枝条》，这几乎是他忠于自己早年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的行动，但是他现在正在写的主要是散文。虽然斯通在推销《大理石牧神》，可是它的著者却要将其扔开。这时爱斯蒂尔刚到，这是他从战争复员回家后她的第三次来访。若非她的到来，他是不会留下的。早先，她的到来曾促使他诗兴大发。如今使她留在这个城里，似乎可能是奇怪的，因为她从来没有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城里的。但是他有一本书赠给她，他需要无拘无束。他已二十七岁，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是短的。他发现菲尔·斯还是老师，爱斯蒂尔和少数朋友是他的诗歌的听众。诗歌创作是一种爱好和发抒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他需要改变。他需要有风度的和起榜样作用的人物，他们与他的兴趣相投，对问题的看法一样，“不管他努力去作什么??不管听起来可能是多么愚蠢，”他们都不会笑。总而言之，他需要较少的具体教训和较少的有限制的听众。

第三章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 艺术家的版本 
一九二四年秋，福克纳准备去欧洲旅行，他给四海公司写了一篇短文，供出版《大理石牧神》一书时用。在大多数方面，这篇文章并没有令人吃惊的地方。它列举了福克纳做过的各种工作，并特别提到，“战争期间，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但是它包括两项奇怪的陈述。第一，它没有提到自己的双亲，它介绍自己是“《孟菲斯的白玫瑰》、《匆匆地游览欧洲》等书的作者、南部联邦军队W·C·福克纳上校的曾孙”。第二，它把密西西比说成是自己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场所，而把奥克斯福作为自己目前暂时的住址”。在这些陈述中的第一点，我们看见福克纳对其曾祖父评价的另一面。在第二点中，我们看见较深的不安和一个新的意图。似乎觉得，他已正式地成了作家，决心声称老上校更完全适合予自己。他肯定认定了密切的关系。为了使名字相称，他介绍老上校时是根据三个共同种类，即：服兵役、写作和密西西比人。甚至他计划的去欧洲的旅行，他也暗自将其与老上校一八八三年的欧洲旅行相联系。两次虚假的开始之后，他进行那次旅行，他认为其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他原先为了给地区性报纸写旅游印象的文章而远航，他突然开始通讯，这些通讯使人口忆起老上校旅游文章中的他的家庭。然而福克纳的心神不宁比老上校当年表现的不安更厉害。把文章邮寄给画海公司后不久，他写情给本·华生说，他离开邮政所后感到轻松，并声称，他决心将来要避免上那种圈套。但是他的离开表明他陷入了大的困难。他希望与菲尔·斯通保持联系，斯通依然是他的朋友和他的文学作品的非正式的代理人。他想继续去看爱斯蒂尔。目前她的婚姻正在解体之中，她大部分时间呆在她双亲身边。但是他也想离开，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到欧洲去。永远浪迹异乡对他来说大概无异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甚至呆上几年（斯通显然是这样鼓励他），希望在奥克斯福失掉的声誉可能在巴黎赢得。而呆上几年似乎是很不可能的。但是他准备改变其在奥克斯福的生活方式，作一些短途旅行，就象战后的几个月里他详细拟出的短途旅游计划一样。一九二五年一月初，到达新奥尔良后不久，福克纳就去看伊丽莎白·普劳尔，她是他在纽约的这个书店时的一个朋友。几个月前，他曾经拜访过她，并会见了她的丈未舍伍德·安德森，他立即感到他的友善态度。虽然安德森已出去作几周的演说旅行，伊丽莎白·普劳尔·安德森仍然请福克纳住在她和她丈夫在佳丽妹妹的中心所有的一套公寓的一间空房里。福克纳几乎当场就决定推迟去欧洲。福克纳很容易就进入了新奥尔良的作家与艺术家们的活动场所，部分原因这个团体倾向于开放和友好，部分原因在于他被认为是安德森一家人们的朋友，部分原因在于他自认为是个豪放的诗人，这个头衔非常合适。显然是喝醉了，他加油加醋地侃侃而谈，说什么他在奥克斯福城里和郊区丢下了几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还谈到折磨人的战争经历，这使他成了一个诗人。见到他的人注意到，他的腿瘸了，其中许多人认为，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期间，建立了辉煌的战功，受了重伤。固有的戏剧性事件和冒险是不够味的，他往往需要将自己经历的危险加以渲染，“他喜欢把事件讲得有声有色，让满座倾倒。”后来，他把自己在新奥尔良几个月里的故事说成是偷着卖酒而逃亡，神乎其神，令人颠倒。然而实际上他在新奥尔良的几次冒险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那些谛听他的故事和注意到他瘸腿的人们也为他那歪曲的评论和有时讲的夸张的故事而神往。然而他们最欣赏的是他的一种习惯：他喜欢注意听他们讲康拉德、艾略特和乔伊斯的作品或弗洛伊德、弗莱彻及柏格森的思想。由于他倾向于进行尖锐的竞争，后来他和安德森及新奥尔良的其他几个作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往往感到在画家们和雕刻家们中比在其他作家们中所处的关系要愉快些。然而在他积极参加佳丽妹妹的活动接近未期的时候，他讲到其特点说，他发现那儿有些讽刺，然而也感觉到“不戴奖章和不需要致敬表示的伙伴关系”。在奥克斯福的最后几年里，他和文艺界的关系变得太紧张了以致不能进行创作。他几乎与外边的一切关系都已变得紧张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也变得更加无力而贫乏了。在新奥尔良，他不仅发现了他的朋友威廉·斯普拉特林所叫作的“经常性的鼓励思想”，而且发现了他在牵线木偶中所经历的更热情的说法：一种共同的兴趣和事业的思想。不久，他就以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进行创作。他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每天花几个小时进行创作。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发表了几千字的文章。喝得烂醉如泥，夸夸其谈的人是不难找到的。福克纳撇开置之不理的问题是：他多早开始写作和一直写了多久。他认为对他最亲近的人们似乎对他的“意见总是达于沸点”。他仍然小心翼翼，然而每到关键时刻，他就发现斯通介绍给他的几个人和伊丽莎白·安德森介绍给他的许多人都会帮忙的。威廉·斯普拉特林、约翰·麦克鲁尔、尤利亚斯·弗伦德、汉迷尔登·巴苏、莱尔·萨克逊和罗尔克·布拉德弗德都对他友善。在与《两面人》杂志有联系的人们中，他发现了一些与自己趣味相投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发现他们的杂志是他发表论文、诗歌和短篇作品的地方。虽然《两面人》的发行量小，然而它的声誉提高了，编者们觉得自己是大胆的。他们发表过哈特·克莱风、艾日拉·庞德、恩斯特·海明威及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他们喜欢将无名的地方作家和知名作家并列。三年前，他们发表了福克纳的题为《肖像》的一首诗。他们在他到达新奥尔良后的第一期里发表了他的另一首诗、一篇论文和题为《新奥尔良》的一个篇幅长的艺术性强的散文。这是事情未来发展的一个征兆。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福克纳继续在《两面人》上发表作品，并开始在新奥尔良的《小人物时报》上发表作品，有几个作家与这个“小杂志”有联系，在那里当记者或特写作家。他作为一个作家，开始从这个报纸取得小报酬；他从这个杂志里开始明白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的含意。他心里的一个大计划是一本题为《绿色的枝条》的一本诗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实际上，因为罗伯特·弗罗斯特是在英国崭露头角的，斯通希望福克纳以访欧重复弗罗斯特成名的经历。但是他在《两面人》上发表的评论与诗歌表明，同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发表的那些作品相比进展甚小，而他的短篇散文则显出了明显的进步。他为了挖掘出象征主义运动的基本的推动力量，花了几年功夫去找出可以捕捉意识的微妙的隐喻的典型。他写诗只取得了零零星星的成就，而在写散文中，他开始进入了一个戏剧性发展的时期。他写完了题为《新奥尔良》的有十一首印象主义的独自诗之后（他将这些诗发表在《两面人》上），开始为《小人物时报》写校长的更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短篇作品。在这两组作品中，他都对题目、结构甚至人物进行了实验，后来他以更微妙的方式采用了这些人物。好象他已开始了然而是另一个学习时期。以前他写诗和评论是作为他对所阅读的书的最后一步，即对该书进行评价之时；目前，他将他的散文短篇作品用于同一目的。然而他到底是疾风骤雨，他一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加以采用。从一九二四年十月在《两面人》上发表的尤利亚斯·弗伦德对康拉德致敬的一文里，他采用了“永恒真理”一词；从约翰·麦克鲁尔对《大理石牧神》的评论中，他采用了“高尚的失败”一词；后来从“评《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认为“想象、观察与经验”的复合体是这部小说的思想。他借用这些或那些概念，直到它们完全变成了他自己的。在他正在写的几篇短文中，有几个人物再度出现，至少有一个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人物，出现得那么普遍，使人联想到福克纳正在重新阅读他。康拉德的“印象主义”手法显然是当时在新奥尔良“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我们肯定地意识到福克纳在使用康拉德的影响中打乱其年代，不用其资料，以及他对一些故事中必须对其主要部分与人物的失败之处加以处理的见解。不久，福克纳为了将一些感情夸张的情节用于真正的小说，就象康拉德那样熟练地使用着印象主义的手法。福克纳的几个短篇作品集中于“观察、再观察和发觉的动作”上；而有几个短篇作品是通过讲故事者或观察者告诉我们的，他们仍然是同情的，然而多少保持些距离，他们依然接近于行动，然而象读者一样，有点混乱。在这些保持超然的手法中，福克纳发现了一些技巧，他后来将其运用于恐怖的或反常的、充满激情或感情夸张的一些情节中，而又不使自己明显地介入进去。在许多短篇作品里，福克纳主要关心的是风格。虽然他的语言基本上是口语化的，他在运用传统的修辞手法上引起了较大的共鸣，他使用地方语使其更加丰富多彩。这样的几个实验中，《码头搬运工》是最为有趣的。在这篇作品中，黑人的方言唤起丰富的宗教传统，为更加具有传统的修辞的出现作好了准备：“白人给我衣服和鞋，但是它们不能使铺石路爱我的脚。这些城市不是我的，但黑暗却属于我。我们黑人所有的旧的感情、恐惧和悲伤都浸透着黑暗。”虽然在这儿，语言的中断是突然的，然而它达到了目的。它把灵魂深处的感受和需要与更具有传统的修辞法和辞汇结合起来，因而使之水乳交溶。鉴于地方语似乎是偶然的而又通俗易懂，这样的修辞似乎立即表现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普遍性。通过实践，福克纳更加善于融合其方法和采取措施。但是如《八月之光》的第一章里清楚表明的，他仍然坚持混合着使用通俗语言并加以提高，即使有点突如其来。二月底，福克纳决心在奥克斯福消度几日。他要去看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并和菲尔·斯通谈自己的计划。他又一次想到启程去欧洲。可他没有去，他回到了新奥尔良，搬到了威廉·斯普拉特林的公寓里的一间客房去，并开始了两件新的冒险：其一是与舍伍德·安德森的友谊，另一件是题为《士兵们的报酬》的一部小说。虽然安德森与福克纳工作都挺忙，他们相互间还是按时见面，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因为安德森较健谈，他年龄几乎比福克纳大一倍，也有名气，他很容易担任师长的角色，让福克纳当他的门生。福克纳回忆说，在下午，“我们漫步着，他讲，我听。”在晚上，“我们围坐着喝洒，直到一两点钟，我洗耳敬听他讲。”这两人对绘画与写作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都爱好传奇故事。安德森与福克纳相识，有三项收获，即：他将一段情节改编成题为《相会在南方》的故事；许多愉快的时间，和最后一件，一次伤害。福克纳从安德森那里获益甚多：鼎力相助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各种各样的指教；一些回忆，他以这些回忆为基础塑造了《蚊群》中的一个人物；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有用的典范。利用安德森与福克纳对传奇故事的共同爱好，他们俩合作塑造了艾尔·杰克逊。艾尔·杰克逊开始是半马半鳄鱼的动物，随后变成了半人半羊，最后变成了一个鲨鱼似的家伙，要捕食几个白肤、碧眼的胖胖的游泳的娇娥。从这次短短的合作中，安德森获得了一个清楚的印象和苗头。“你才华横溢，”他对福克纳说：“你可以易如反掌用许许多多方式将其写出。假若你不注意，你就啥也写不出来。”然而比安德森的指教更重要的则是他所提供的榜样。因为安德森是矮个，他给福克纳的印象是其貌不扬。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就满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不足之处也够大的，似乎还不能算首屈一指，二者结合考虑，就使他几乎成了一个挺好的师长。福克纳衷心佩服《温尼斯堡》、《俄亥俄》和包括《我是个笨蛋》在内的安德森的几个故事。但是他认识到安德森著作的局限性，特别是他著作中“对精确性的摸索”是有局限性的。他所结识的第一个重要作家安德森是小说家，他能够努力模仿他，并想超过他。关于安德森的小说，他可以说，那是杰姆士·狄基对卡洛斯·威廉斯诗歌的描写的意义阐释，假若这是小说的话，我也可以写一些。这个赞誉对福克纳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有才华或天赋的作家很早就学会了，“不管他们有任何怀疑的时候，都在主要方面相信自己”；有些人在找到一些朋友方面“显然是幸运的或聪明的”，在他们的才华“大为显示”之前，朋友们就相信他们是非平凡之辈。据莱昂尼尔·特里林说，那就是约翰·济慈的遭遇，其结果，济慈在提出“大问题”和试图作出“大答案”时，发现是容易相信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福克纳偶尔声明过，有一次是对在高尔夫球场上的一个惊惧的妇女说的，他是个天才，有朝一日会出名的。有时，甚至在搬到新奥尔良去并会见安德森之前，他就明确地认为自己是天才。但他是在基本方面慢慢地相信自己的，并且慢慢地发现那些信任他的人们，特别是发现他所崇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人们。安德森个矮，他写作别扭的散文。然而这些明显的局限性与年龄和成就结合在一起，使安德森能够帮助福克纳，这是新奥尔良的其他作家办不到的，他勉励福克纳树立起这样的信心和希望：使福克纳认识到自己——“有信心，这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相信自己的感情是重要的”，并且“有着将自己的感情告诉别人的愿望”。自然，福克纳几年间就是逐步向那种信心和愿望前进的。但是安德森仅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就帮助福克纳在某种程度上加快向小说方面发展从而加强了他的信心和抱负。后来在一九二六年，福克纳与威廉·斯普拉特林合作写作《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里奥尔人》。福克纳仿照海明威在《春汛》中的怀着优越感的滑稽性模仿文章，从而产生了具有安德森风格的一个雅兴的玩笑，这部作品伤害了一个曾经对他友好的人。甚至在福克纳后来所谓的“不愉快的滑稽可笑的模仿事件”之前，他们间的关系就已紧张起来。他们两人都非常敏感。竞争心都很强。一个人的事业接近卓越开端的时候，另一个人的事业已经放慢、痛苦地在走下坡路，老师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安德森给予福克纳的帮助及因此而可能取得的进展使两人都为自己进入的角色而感到不安。然而几年后，福克纳回顾往事，把安德森说成是巨人，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之父”，这些词渲染了安德森的成就，它们甚至表明他在福克纳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几个月里，他正在写他的第一部小说时，更其如此。三月，福克纳从新奥尔良回来后，继续写些短篇作品，赢得了为数不多的读者，得到了小的收入。他寄给象《星期六晚邮》这样的有名气的杂志的每篇稿子都被拒绝了，他还是想娴熟掌握以赚钱为目的的小说的必要技巧。有时他对为金钱而写作感到不安，似乎他害怕那种滥用会毁了他的才华。但是他需要成名和成功，他不能将这两者与金钱截然分开。这个中间道路，资产阶级的手段和态度伤害着他。他生活上的贫穷和默默无闻，没有提供一个长期的选择，虽然他后来审慎地写到这点。如伊丽莎白·普劳尔·安德森指出的，他已经具有和他的鸿鹄之志相称的奢侈的爱好。他专心致志于成名与财产，也着意追求艺术上的成就，因此他的意图是分歧的，他需要找到某种途径，既可扬名，又能挣钱，也不致损害或败坏他的作品。结果证明，他在写作《士兵们的报酬》时想出了这个解决的办法，它后来成了组织他的生活的原则之一：他虽然为赚钱的小说付出了零星的时间和相当的能力，却竭力保留自己的天赋使之用于艺术上。九二五年三、四、五月在新奥尔良，这个策略意味着他马马虎虎地用长时间写作短篇作品和认真地写作他的小说。他在“上午、下午并且常常是深夜”，总是照这样干的。在写作《士兵们的报酬》中，（他开始时给此书题为《五一节》）福克纳遵循着一个程序，这变成了他的有条不紊的实践。他用于写作，修改他的稿子，然后作成打字书稿，他在上面作进一步修改，有时变动大的段落。他事先给这部小说仔细地作出提纲，这表明了明确的意图。它也表明他的想象力运用于战争方面的继续发展。他在写作中不仅在受伤老兵的人格化上进行详细描述和加以精雕细琢，而且写了题为《文学与战争》的一篇短文，这是他对其他人为了文学的目的“对上次战争所作的努力”的最直率的评价。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模仿了他过去的创作以及他听到的、读过的及准备写的东西。他引用了诗句：风儿吹打着树林长吁短叹！碧草在大街小巷里抖抖颤颤！悲愁与时光啊，象宁静的大海何滟滟！嘘！嘘！他又回到了家园！从他早先的诗中引用的一首诗里，他开始写一篇小说，以他早先就认识的两个人物的对照为主题：一个是“他们曾经靠他停止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军官学员；另一个是精神上受了可怕创伤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他已残废，回到家里，颓唐晦气。这些人物中的第一个就象这个年轻的军官学员，他是“幸运登陆”的“空中英雄”。福克纳发表的小说的第一篇作品中的人物，第二个人象在他的几首诗里描述的一个人物，这些诗有《紫丁香》、《停战纪念日之歌》，他从后一首诗引用了上述诗行。然而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人物，这更加使人想起，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与福克纳本人的经历有关。在军官学员罗威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见了福克纳经历的几件事情的形象：挫折、痛苦和建议遭到拒绝的羞辱以及丧失了良机的冒险。在空军中尉唐纳德·马洪身上，我们看到了福克纳只是通过听、阅读、想象与形象化而来的可怕的形象。后来，福克纳用战争及其余殃作为比《士兵们的报酬》好的几个故事和几部小说的背景。然而给人印象深的《士兵们的报酬》兴许是第一次成就，对现今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它比重要的美术品还重要一点，福克纳在其中竭力掌握想象的战争，然后“使自己参加到荒野的人们中去”。然而《士兵们的报酬》也表明福克纳决心发现他自己的经历与他那一代人中的那些人的经历之间的联系。几年来，他一直感觉到疏远之苦并使之戏剧化。然而假若不坚信他们有着某种共同的思想，只相信各自的感情与经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然而奥布莱·比尔德斯莱所唤起的，就象美女和登徒子的存在，或者更加说明问题地，花园——在《士兵们的报酬》中的这些或那些因素反映出福克纳不仅需要强调他现在和过去工作之间的连续性，而且也需要强调他的经历和别人的经历之间，他的世界和其他人的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唐纳德·马洪的创伤，集中体现着战争所加诸灵魂和肉体上的创痕，它们不仅表现着比福克纳曾经假装的伤痕更可怕的类型，而且也把他自童年时期以来所一直经历着的种种限制赋予极端的性质。这部小说一开始，马洪就已默不吱声。后来他丧失了视力，就只能听了。在他被带去参加的一次跳舞中，他听见其他的老兵们尴尬地站在场外观看。虽然他知道把他和其他老兵们分开的距离，然而他们知道，将他们同那些对战争知之甚少而对跳舞却知道很多的男女青年们隔开来的距离。创伤使他感到特别明显，而他们对距离则很敏感。福克纳受到特别厉害的创伤，马洪的创伤却意味着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暂时停止性生活和遭到夭折的前景。其他老兵们是通过观看、回忆和预感知道这次跳舞，马洪只是通过听觉才知道的。福克纳关于他的战争经历的杜撰，包括他的屁股和头部受伤的虚构在内，显然是自我吹嘘。但是他早先就学会了用他的手表达不能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做的或他的嘴讲的东西。我们一回忆起这个习惯，也回忆起他从作孩子时开始就沉默寡言和好静，就应该认识到他在《士兵们的报酬》中的阴暗存在，他在多少有点一刀两断的可怕方式和多少有点可怕的退隐方式之间犹豫不决。在他写诗的实践中体会到的，诗歌也意味着一刀两断：它在吉韵和词汇上受到严格限制，它支配着一种方式，他模仿他的祖先们并使用他本人的经验。另一方面，散文已经使他倾向于在戏剧这个领域无限制地使用语言的思想，语言几乎可以用于包括色情的舞蹈和任何事物的思想。在写作《士兵们的报酬》的最初几个阶段，舍伍德·安德森读过福克纳的稿子，提出了勉励。五月底，福克纳写完了此书，安德森同意将此书推荐他的出版商波尼和李渥内特，条件是福克纳不坚持自己看它。这个条件刺伤了福克纳，但是这个提议太好，不能予以推翻。菲尔·斯通可以帮助他将书稿打好，但是没有人能够象安德森那样能使此书出版。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抄下了他需要的通讯处，将书稿包装好，启程到奥克斯福去了。虽然爱斯蒂尔·弗兰克林仍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在新奥尔良认识的一个女人海伦·白尔德则在帕斯卡哥拉。让菲尔去管书稿打字的事，爱斯蒂尔照顾她的两个孩子，福克纳和海伦·自尔德一块儿在帕斯卡哥拉，他可以作为菲尔的兄弟的客人在那儿游泳和荡舟游览。他们在海滩漫步，福克纳给海伦背诵斯温伯恩和豪斯曼的诗，他等着菲尔的秘书去打完他的书稿。不久，他为海伦写诗和编故事。但是没有人发现他赢得了爱。海伦认为，他似乎身份低微而且是单相思。她的母亲发现穿着白人乞丐的衣服，流浪汉的臭味令人恶心，而他似乎是不体面而又冒昧。快到六月底，自尔德夫人带着她的女儿，启程去欧洲，她不同意女儿的这个婚事。福克纳等了几天，回到奥克斯福，他将书稿邮寄出去，自己又想到了欧洲，这次的想法更坚决。菲尔·斯通显然已准备好了信件，将福克纳介绍给象庞德·艾略特和乔伊斯之流的杰出人物，可菲尔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虽然福克纳大体知道他决不会用这些信件的，他将它们打在几件衣服里，启程到新奥尔良去了。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在去欧洲的途中。在新奥尔良，他发觉威廉·斯普拉特林正准备去意大利。七月七日，他首次到达新奥尔良六个月和写了几千字的稿子之后，登程了，同斯普拉特林一道乘船赴日内瓦。在四个星期的航程中，他给《小人物时报》写了些短篇作品，并把他的一些诗扔进海里。他从日内瓦动身去巴黎，大部分行程准备徒步走去。沿途有兴趣的地方，他都去访问。后来，他在另一次徒步旅行中，看见了罗恩的大教堂，访问了加洛一罗曼的废墟，凭吊了康白尼与亚眠之间的战场，那儿曾经将近有五十万人丧生。在英国短暂停留期间，他访问了从马尔洛到狄更斯的作家们去过的咖啡馆，他在肯特的郊区散步，他将肯特和康拉德相联系。但是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拜访了奥斯卡·王尔德墓，在西尔维亚海滨的名为莎士比亚公司的书店和杰姆斯·乔伊斯经常光临的咖啡馆。然而他没有去会乔伊斯或因移居国外而颇为时髦的那些美国人中的任何人。在巴黎逗留的几周间，他和从芝加哥去的几个学艺术的学生及几个法国人一块儿进餐、喝酒和交谈。他和那些法国人在一起，可以练习法语。在巴黎与在纽约一样，他因有其他艺术家和作家们在场以及他自己的隐居与默默无闻而感到高兴。他住在简朴的旅馆里，在劳动人民光顾的餐馆里吃饭，他拜访了卢佛尔宫和网球场，并且经常去卢森堡花园，在那儿，老人们和年轻小伙子们一块儿乘坐小船游览和玩槌球。他很容易地就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一些乐事和一切的娱乐活动。到巴黎不久，他开始成了蓄胡子的人，并动手写作。诗歌和短篇作品很快被关于《蚊群》的时作时停的写作所代替，这是一部关于几个作家和艺术家的小说，其中提到了名叫福克纳的一个诗人。后来，它成了福克纳的第二部小说。但是他在巴黎很快就把这事丢开，以便写一个关于名叫爱尔梅·霍奇的艺术家的故事。福克纳写作进行协调一致，几乎把《爱尔梅》写完了，这样作只是为了放弃它。后来他从这部著作里取出“人物、主题、甚至对话与想象的片断”，以便用于《蚊群》、《萨多里斯》及《野棕榈》这样不同的小说。然而甚至十年以后，已发表了几部杰作之后，他依然不能写完它。一九五八年，他暗示，他已经失败，因为他的故事“不够有趣”。但是他失败的原因象这个故事的幽默失败的原因一样，要深刻些：“在时间上与他太接近了”，这部小说仍然”太接近于自传了”。《爱尔梅》表明，福克纳离家去欧洲后己开始了一个自我检查的过程。早在《爱尔梅》里，我们就感觉到“大西洋老是寒冷和动荡不息”。我们通过整个故事，看见福克纳将其体验与印象改变次序纳入小说的形式，他开始采用故意使自己与他的主人公保持超然的一种方法。他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他叙述的语言显然往往是讽刺性的，这暗示着一种明显的优越感。但是他所采用的与爱尔梅保持超然的办法也暗示着明显的关系。爱尔梅成了一个观察者，他观看其他“孩子们玩游戏”，不是因为他个矮，身体虚弱，而是因为他个高、笨头笨脑和局促不安。爱尔梅的母亲是个不安静的人，被逐出了家门，父亲懦弱而又倒楣，爱尔梅要成一个画家而不愿意当作家，去追求名誉、财富和美满的婚姻。他是一个老兵，走路拄着拐棍，他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的父亲。他的故事开始时，他在法国或邻近法国。他被周围的景色所陶醉，陷入了梦幻般的遇想，他凝视着大海或江河，仿佛再看见和还原了自己的生活。其结果是对这个艺术家的生动描绘呈现为一种精神上具有性特征的历史，这个词显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致使其不可思议，使得福克纳不能确切知道自己写作的目的何在。爱尔梅早先曾经画“烟囱”和几个男性生殖器形的是个不安静的人，被逐出了家门，父亲懦弱而又倒楣，爱尔梅要成一个画家而不愿意当作家，去追求名誉、财富和美满的婚姻。他是一个老兵，走路拄着拐棍，他是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孩子的父亲。他的故事开始时，他在法国或邻近法国。他被周围的景色所陶醉，陷入了梦幻般的遇想，他凝视着大海或江河，仿佛物体，如今他画男人和女人。他是人们熟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他将他画的人物与某种“他所害怕的然而又向往的东西”联系起来；他的目的在于“使之符合于他内心深处的暧昧的形象”。那种暧昧形象的根源又显然是乱伦的。他最早的回忆是他母亲的身体和摸着她的胸脯与心口时的紧张感的效果。他从这种对“黑女人、黑人母亲”的被禁止的爱已经发展到另一种被禁止的爱，——对叫作乔·爱地的妹妹的爱。这个名字恰当地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它也特别会引起共鸣。因为它是预先考虑的名字，后来福克纳就给一个女儿取名康普森，给一个母亲取名邦德林，她们而人都卷入了发生的关系，一个与她的哥哥，一个与她的儿子发生了关系，这就具有明显的乱伦意义。这些人物中的第一个加地·康普森甚至比第二个更显然地在福克纳的经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福克纳把她叫作他的“甜心甜意”，他把她既与他并没有的妹妹联系起来，也把她与他命中注定要损失的女儿相联系。他也把她与济慈的瓮相联系，他又将瓮与生活并与艺术相联系，与生活相联系是因为它描述梦寐以求然而遭到拒绝，感受到然而又遭到拖延的爱；与艺术相联系是因为它集中体现着人的形体。结果是，爱尔梅命中注定要失掉他所有的妹妹，并且在失掉他所希望的那个黑色的、聚成一团的、想得到的，然而又是被禁止的物体中，注定去发现这个经验，这使他成了一个艺术家。乔·爱地逃走后，给爱尔梅留下一个记忆，使他怀念“曾经爱过他”并且曾经“默默地??崇拜过他”的情人，她送给他一件礼物，“一个小巧玲珑的硬纸板盒，其中装着八张彩色腊笔的色粉画。”以后他的绘画永远都渗透着对他妹妹的回忆。他觉得她既是美丽的化身，也显然是两性都感兴趣的。虽然在她的屁股附近在大腿上有一个明显的坑。“一个壮汉趴在她那提防着的小屁股上时，她的肚皮悬空平展展的。”爱尔梅正处于接近青春期和青春期中，他对乔·爱地的热爱倾向可分为二。在四年级的短暂时间，他向往于自己的理想化——特别向往于“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的”理想化，他老远地就倾慕她。另一些时候，他被“狄安娜似的”少女们所吸引，她们热狂而又纯洁，国色天香而又不可企及。后来，他在青年时期，与一个女孩爱塞尔相爱，——“她是个精力旺盛的漂亮的狄安娜似的??小个、黧黑而又有怀孕可能的纯洁少女”。她是他一直认为接近自己理想的女人，即使他使她怀了孕，她也决心要和一个更适合的人结婚。因此他被丢弃了，被人玩弄了。他参了军，而这只是带来了新的轻蔑。他在手榴弹实习中，因自己“笨手笨脚”而受了伤，“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一次袭击无效和失败”，他复原了，决心去赢得他梦寐以求的这个女人。然而不久他的爱情转向了迈尔特尔（“由于她非常??富于人情味，她象一颗明亮而又不可企及的星。”）迈尔特尔的母亲最后整理好行装带她匆匆去欧洲，让她离开不适当的爱尔梅——爱尔梅也去了欧洲，希望成一个有名的画家，挣钱并赢得她的爱。《爱尔梅》书稿中的气氛、福克纳对此稿所作的评论、他为他的主人公所设计的命运，在每一条上，都清楚表明，福克纳感到对他的艺术的深刻嘲讽。“爱尔梅完全是个孩子。”他给他母亲写信说，“他身材魁伟，几乎是相貌堂堂，他希望画画。他获得了一个男人能够得到的一切——金钱、一个欧洲的头衔、同一个他所希望的姑娘结婚——而她将他的画盒送给别人去了。所以爱尔梅完全不能画画了。”然而即使他代表这个失败的艺术家，因为他为生活而牺牲了艺术，爱尔梅也使人想起福克纳已经认为是对艺术献身的词。他不仅知道艺术似乎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而且也知道，没有了财产、名誉和爱情，艺术的意义何在。他认为，“爱尔梅”部分地使自己锻炼得坚强起来，以防止精神和意志的崩溃。在一篇题为《艺术家》的新奥尔良的小品文中，他把这个艺术家描述成为了他不能控制的“梦想和火”几乎可以牺牲一切的人。作出这样的牺牲正是为了进入创作的境界：“只是为了创作！你们没有这种火的人们中谁能体会这种愉快？让它永远那么转瞬即逝吗？”在题为《拿撒勒城外》的一篇后来的小品文中，他既表示需要创作，也表示坚信，语言就是他的生命、他的“肉、面包和酒”。通观此文，“爱尔梅”并不是福克纳希望成为的一个艺术家的类型：这个艺术家将自己的才华贬低到对浪漫主义生活的敏锐观察上，因而放弃其在创作领域内外生活的机会。但是“爱尔梅”不只是描述生活与艺术之间，“一个人能够得到的一切”和只是画画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它也不只是对艺术的间接的再献身，它也是对艺术灵感来源的一次检查，这主要是心理学上的词。性、信仰和艺术在《爱尔梅》中是纠缠不清的。爱尔梅摸着自己的颜料管，就想到它们是“处女”、“纯洁”和“怀孕”。他“围着这些怀孕的女性走来走去”，他一下就拿起那些怪异的颜料管，它们仍然是孕育在他心里的愿望，它的世界本身。在他看来，它们似乎是“体形粗大的、女性的，同时又是男性生殖器形的：阴阳人。”在这儿，那种意识的一部分是对艺术家与其对两性都感兴趣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下一个界说，女性与男性的工作是和男性的与女性的工作本身是一致的，因为“在他心灵深处的虚幻形象”是被禁止的，然而又是需要的，爱尔梅既害怕又渴望着它，它既不能而又必须是他愿意知道的东西。其结果，他竭尽全部努力去画“男人和女人”的人物，以便使他们符合于那个虚幻的形象。这件事情必须间接地进行。爱尔梅所面临的选择是是否承认他自己和迈尔特尔是近乎他心目中的这个不可能的和被禁止的“虚幻形象”，或者是坚持画近似的画。因此福克纳所倾向的这个观点是引人注目的，甚至是过激的。如福克纳所讲到它们，这个真实的女人（迈尔特尔）和这些画都是爱尔梅内心的这个不可能的和被禁止的形象的代替品和象征。假若爱尔梅将来仍是艺术家，迈尔特尔必然是想象的次要代替者，他的艺术才是这个想象的主要代替物。“假若我看不见她，”庞德写到他的艺术家英雄对比阿特丽斯的追求时写着：“我所看到的都够不上我想象中的美。”爱尔梅承认迈尔特尔是自己的真正的比阿特丽斯，他没有经受住艺术家的考验，因而失掉了他的专业，失掉了他的主题。“我希望它是严格的，”他说，“我希望它是严酷的，每次都从我这里去掉一些东西。我对我的任何一幅画都不是完全满意的，因此我将永远再画。”然而他终于容易地满足了，甚至在传统上满足了。他决没有继续认为自己对迈尔特尔的爱是他对他的艺术的爱的象征，决没有使他的艺术成为这个较神秘的、不可能的肖像的更美好的象征，他把迈尔特尔和她的豪富当作真实的东西加以接受并停止了绘画。爱尔梅的故事行将结束时，福克纳对这个故事的控制解体了，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个人的思想、他的存在和未来仍然是太渺茫了，它太与自己的情况密切相关的缘故。在这几周里，得心应手地写作着《爱尔梅》，他的胡子长长了，他给自己画了几张钢笔画像，最大的最下功夫的一幅是用他用过的一张稿子画的。他仍然需要金钱和声誉，他明白，有了名誉，他能够使他的职业一开始就变成一个事业。随着他向小说方面的转变，他已经开始显示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才华。他所提的问题和自己所作的答案的时机和措辞两者似乎仍然对他是至关重要的。《爱尔梅》的大多数语言里，此书表现出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奇特的鼓舞作用；在该书里的讽刺语调中，反映出福克纳希望避免爱尔梅那样丧失勇气。但是福克纳知道，他所写的语言，比他所作的姿态或所扮演的角色，更适合于自己一生的特点，因而不愿继续去冲淡自己的决心。后来他有时讲到自己的职业时，他有时提到他所放弃的（“失败的诗人”）的事业以及他已经选择的事业。与此同时，《爱尔梅》正在使问题变得超然并加以掩饰的时候，却提出这些问题。我们知道爱尔梅的父亲是一个失败的典型，福克纳将其与穆里·福克纳联系起来；爱尔梅的母亲是个泼辣的典型，福克纳将她与毛德夫人相联系。我们知道为人们熟悉的爱尔梅的见解和摇摆不定。我们在乔·爱地身上看见了一个勇敢的、审慎的然而又是有主见的人物，她是福克纳从来没有直接了解过的人物。后来由于当初没有料到的需要，他重新创作了这个人物。象乔·爱地一样，加地·康普森勇敢而又温柔：象她一样，她钟情而又放纵，象她一样，她逃走了。福克纳放弃了《爱尔梅》的写作，他自己又心神不宁起来。九月底，他离开巴黎去伦尼斯、罗恩和亚眠游历，他在亚眠度过了他二十八岁的生日。回到巴黎后，他得知，波尼和李渥内特已同意出版《士兵们的报酬》。他仍然不能写作，决心去英国访问。他在欧洲的逗留已快结束。斯通设想的几年已缩短为五个月，在欧洲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他过去是地方性的小诗人，如今将成为地方性的小了解过的人物。后来由于当初没有料到的需要，他重新创作了这个人物。象乔·爱地一样，加地·康普森勇敢而又温柔：象她一样，她钟情而又放纵，象她一样，她逃走了。福克纳放弃的小说家。现在他比过去更加接近一种关于职业的思想；不仅是个作家而且要当小说的作家。可他仍然对此感到不安和犹豫不决。他曾经在新奥尔良感到的洋洋得意如今已大部消逝；在巴黎，他很难感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在那儿呆到整个的十一月份，他决心画一些人物肖像。这对于一个在生活上一向节省的人来说虽属奢侈，然而他似乎需画些肖像；肯定，这是他在那里的适当工作——画爱尔梅的肖像和对自己的速写。回到奥克斯福，他完全成了个络腮胡子的豪放作家，他不耐烦地等着《士兵们的报酬》出版。李渥内特同意出版这部小说，使他受到鼓舞，他开始写作他认为可以赚钱的一些故事。他发现写这些故事开头容易，结尾难，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不久，他在这个大学的宿舍里的一间房子内安排了一个隐退处，他在那儿饮酒和讲故事。他同父母一句话也不讲，有时几天不见人影。二月二十五日，《士兵们的报酬》一书发行了。这时，他正在新奥尔良。这书受到的反映远远不如他的预期，这是事情发展的一个信号。虽然评论家们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但是买的很少，奥克斯福的人们都惊呆了：他的母亲认为这部书丢脸；他的父亲不屑于打开一看，说这部书不适于阅读；这个大学一本也不愿买，作为赠书的一册也不愿意接收。后来，他的小说销到家乡附近，情况就更清楚了：他引起了对他个人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十分引人注意的地方问题，这书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二十多年间，大多数密西西比人不断给予极好的颂扬，以竭力忽视或忘却他所引起的痛苦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含含糊糊地表彰自己拒绝相信象他们那样的任何人可以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但是他们首先只是宣称他们自己感到惊讶。春末夏初，福克纳决心回帕斯卡哥拉去。他在新奥尔良感到厌烦，在奥克斯福也感到不舒畅。他回来后，见过爱斯蒂尔几次，但是海伦·白尔德在帕斯卡哥拉，他仍想使她中意自己。他们游泳、泛舟、漫步、聊天。海伦正豆蔻年华、勃勃生气而又聪明伶俐，他喜欢给她朗诵诗，给她讲故事。在这期间，他送给她两本书：一本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送的，是题为《五一节》的一本寓言，一本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于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送的商籁诗集，上面题“给海伦：二个求婚者”。福克纳对这两本书用印刷体题词精美并给装上封面。这两本书证实了《爱尔梅》一书中唯一加以暗示的：海伦·白尔德已取代了爱斯蒂尔，成为福克纳一生中最心爱的人。他们过去在一九二五年初的某天在新奥尔良的会晤似乎是偶然的，但福克纳对海伦的感情很快就加深了。虽然《海伦》的日期是一九二六年六月，其中的献诗和开头的七首商籁诗的日期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于帕斯卡哥拉”。总观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的这些商籁诗表明，开始于新奥尔良和在帕斯卡哥拉恢复的求爱在福克纳在欧洲逗留期间仍然继续萦回脑际。他感到白尔德夫人的不赞成其分量是多么沉重，他明白，这开始是用印刷体题词精美并给装上封面。这两本书证实了《爱尔梅》一书中唯一加以暗示的：海伦·白尔德已取代了爱斯蒂尔，成为福克纳一生中最心爱的人。他们过去在一九二五年初的某天在新奥尔良的会晤似乎是偶然的，但福克纳对海伦的感情很快就加深了。虽然《海伦由于他的衣着不雅观和囊空如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第二个最心爱的人，不同于他的第一个情人，不是因他的甜心甜意的冷淡而告吹，而是由于她母亲不同意而完蛋的。在一封没有落日期的信中，他身穿亚麻布衣服，坐在威廉·斯普拉特林的阳台上，回忆起他对海伦的第一次忆念时，他记得她“没有认为她对自己有任何一点不好的地方”，他接着说：她兴许“已经决定不同我结婚”。海伦的冷淡部分地是由于她同意了她母亲所作的一些评价。她喜欢同目的不同的人们玩，但是当要结婚的时候，她却选中了一个前程似锦的新奥尔良的年轻律师。此外，福克纳的个头和外表惹她不高兴——他回忆她，她说过，“一个有茸毛的小动物。”甚至他赠送的文学书籍，她评价为无足轻重，福克纳把《蚊群》一书赠给她，她也不怕烦恼，读了这本书。之后，她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这本书不好。”此外，福克纳所关心的既在于其他人，也在于他自己的情绪，这给她的印象是，她是次于他在写作方面的兴趣的。他靠写作生活，她似乎认为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前途渺茫，而且认为他的生活是异常的：他是一个不能矫正的观察者和没有把握的参加者；他的特点是“他自己站在一旁，手里经常带着个笔记本，将他碰到的一切令人魂销的事物都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他可能或不可能写”而将它们扼杀”。除了它保持着这些含意用于写作《爱尔梅》和《蚊群》外，福克纳对海伦·白尔德的求爱在几个方面是引人注目的：这可以从检查其求爱的方式得知。虽然打一开始，海伦就表现了冷淡，这不仅碰到了福克纳的热情，而且使他一往情深。虽然她忍耐着他宣称的爱情，她却强调她配不上。甚至早在他们第一次在帕斯卡哥拉的插曲的末尾，他已明白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他在《爱尔梅》中写道，迈尔特尔“象一颗星，洁净，她具有??人的一切特点而又不可企及”。但不可企及性实际上又使他神魂颠倒。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一个作品《卡尔卡松》①（但写作时间较早，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写成）里一个男人的梦里有一个将永远可以瞥见的地方，还有一个不可能是“勇敢的、悲剧性的和自我克制的”行为，那个行为将永远被表演出来。在一篇题为《入迷》的作品里（这篇作品的日期也似乎在一九二五年初），一个笨头笨脑的工人瞥见一个人体，他认为那是“一个女人或少女”的，并且认为是美丽的：霎那间，一个漂亮极了的美人映入他的眼帘。于是他那曾经是纯洁无疵的本能变得可鄙了，使他干了起来。在这篇奇怪的作品中，“友谊”的愿望是与纯洁相联系的，而“交媾”的想法则与淫猥相联系。后来福克纳作品中的主人公追求的人物显然是女人。虽然他看出她的纯洁，非常想接近她，他也羡慕她的美丽，“想到她的身体被他压在下边”而扭动着，这是他与《幽深的树林》相联系的一幕戏。这个男人了解这些冲动之间的关系，福克纳显然认为这些冲动是矛盾的，这个男人必须利用她被抚摸着时那种长留记忆的紧张的快感：“天哪，我摸着她了！”他一再自言自语地说，试图从这事确定满有把握的成婚。是的，她的大腿和乳峰很快就被吓住了。虽然他已非常接近于成功，甚至这样的记忆也是复杂的，因为它不仅包括摸着她对紧张的快感的效应，而且也包括着眼见她被吓跑的事实：“我不会伤害你，”他哭着说，“我完全不会伤害你的。”《入迷》和《卡尔卡松》都有着巨大的艺术价值以及伟大的英雄主义和在不可企及的情况下的伟大的爱情。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明的，《卡尔卡松》在主题和风格上都类似于“福克纳对想象力的作用所作的浪漫主义的赞美和他对这个艺术家的悲惨命运的反映。”后来福克纳一反常规将他最敬仰的作家们及其小说与大的失败联系起来。在他发表谈话将汤姆斯·乌尔夫的勇敢与恩斯特·海明威的谨慎加以对照以前很久，他就已经学会了将伟大的艺术直接与大的失败相联系并间接与不可企及的英雄主义及倾国倾城的美丽相联系。这个典型的含意以及它把我们带回到《爱尔梅》并往前把我们带到《蚊群》去的方法在《五一节》这本书中表现得更清楚，这是福克纳于一九二六年赠给海伦·白尔德的另一本书。《五一节》是一个寓言，它主要依靠亚瑟王的罗曼史，甚至更多地靠堂吉珂德和杰姆士·布兰克·加贝尔的尤尔根，因为它把浪漫主义的追求与讽刺性的冷淡结合在一起了。象塞万提斯的主人公们一样，福克纳的加尔文为了勇敢的、英雄的冒险，放弃了枯燥的尘世生活。他追求着并且营救着少女们，他也渴望占有她们。然而他发现占有的只是子虚。当没有一个少女能和他想象中的佳人媲美，也没有任何满足能与他真正希望的相称时，他就很为难了。他要选择的是什么呢？死神要求什么呢？难道是没完没了的追求或者是无梦的长眠吗？一个在极其幸福地眉来眼去之后，获得的却只是镜花水月似的胜利，他为此表现出渴望、痛苦与挫伤；另一个则保持着不惹人注意的满有把握的宁静。虽然福克纳对加尔文的尴尬处境的叙述明显带着讽刺性，然而他把他的大部分讽刺保留着去嘲讽加尔文所作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死。加尔文俯视着那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河水，他要最后地看一看他所追求的这个形象——一个头发长长而亮闪闪的少女的形象。他瞧见面前的这个形象，决心宁愿死也不继续去追求相差无几的娇娥。此时此刻，死是与“小妹妹的死”紧密联系的，（已经知道死是轻而易举的）而“小妹妹的死”一词是福克纳从亚希西的圣·弗朗西斯那里引用来的，他曾经在他的新奥尔良的一个短篇创作中用过这个词，他将在《声音与愤怒》一书里他的所有失败的骑士中最重要的一个骑士上使用这个词。昆丁·康普森因失恋而心灰意懒；象加尔文一样：昆丁的失意是无法排遣的，与一再遭受失败的厌倦情绪有联系；也和加尔文一样，他自个淹死了。但是昆丁的心爱对象是无法得到的，因为她是他的妹妹；他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犯禁的。而这是这样的汇合——心爱的对象妹妹和死——这就列福克纳关于他所熟悉的浪漫主义的见解赋予一个特征，即将这种浪漫主义既与佳丽又与难以描述的英雄主义相联系。在《勇敢的、悲剧的和昔涩的》这幕剧中，昆丁期待着而又害怕的是杀死他的情敌们的行动，以便他可以占有自己的妹妹。加尔文为了看美丽的爱索尔特在河的静水处洗澡，杀死了两个男人：一个是胖胖的军士，另一个是英勇的武士；一个被描述为睁开一只眼“观察出现的事物”的“一个有老婆孩子的人”。另一个名叫特里斯坦爵士。加尔文从这种莽撞行为所得到的直接结局是清楚的。为了美貌的爱素尔特，虽然她惊叫，敏感地遮住自己的眼睛，然而她也不掩上自己的肉体，不避开他的凝视，不抗拒他的拥抱。只是后来，他原先预料的占有是那么幸福，而所得到的幸福却是太小了，他发现占有的代价太大了。在《爱尔梅》中，一再的愚蠢行动和失败导致了轻易的屈服。在《五一节》中，一再的成功却导致失望。加尔文的命运在爱索尔特拥抱他时就注定了。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入迷》中的主人公则幸福得多。因为与爱索尔特不同，他心爱的人首先满足了他的一切需要——让他摸了之后留着紧张的快感的回忆，他在此基础上，可以努力“建立??一种不容量疑的成婚。”在这之后，她才跑走了的。这三个人物所提供的不只是看待福克纳对海伦的求爱的另一种方法，而且也是看待昆丁的害怕与失意的一个新的方法。因为他们表明，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可以得到加地和得到她是被禁止的事实是同样的明显，这就苦恼着昆丁。①carcassonne，在法国南部，一个恢复了中世纪城墙的小城，人口四万一千人。——译注在这些故事的后面有着已在《爱尔梅》中显露出来的一些成见。福克纳显然是用两性都感兴趣的词来想到海伦的，就如同他想到乔·爱地一样。在他的献诗《海伦》中，描述“她那少女的胸脯和看得清清楚楚的少女的肚皮”。他在第五和第六首商籁中，特别将她与她的母亲相联系，在这两首诗中的第一首里，他努力说服这个母亲，说他是个合适的求婚者，海枯石烂不变心。他说：“不，夫人，我想说，我爱你的女儿。”在第二首诗里，他竭力为自己的健康辩护：“我的身体么？我的身体处于发高烧似的极度苦恼之中。”之后，他努力唤起这个母亲对自己芳年时的热情与怀春的某些回忆。在几首商籁诗中，如在《五一节》一书的献诗中，他认为他显然是用两性都感兴趣的词来想到海伦的，就如同他想到乔·爱地一样。在他的献所提出的求爱和他写给海伦的一些诗象是“在黑暗中摸索”。在《爱尔梅》中，在黑暗中藏着的这个人物——“在爱尔梅内心深处的这个幻影”，“他既害怕又那么热烈地追求着的幻影”——是“这个黑种的女人。黑人母亲。”从这个黑色人物演化为乔·爱地和爱尔梅，他们都是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的。爱尔梅回忆起他母亲的身体，抚摸着她的胸脯和心所立即引起的快感，他从自己两性的特点出发，首先塑造了一些烟囱的图象和在幽暗地方的一些虚幻的肖像；第二，塑造了在性别方面有差别的一些人物的形象。由于他所寻求的结合是可能的然而又是被禁止的，他必须依靠一些近似的人物。在他追求近似人物时，例如与“有怀孕可能的处女”爱塞尔的结合，那近似人物始终是近似的。在他决不注意画他所“完全满意的”画时，他坚持向女人们求爱并且画画。另一方面，在他认真追求财富、名誉和婚姻时，他怀着什么愿望去占有什么呢，他自己也陷入了困惑。在此情况下，使他追求艺术的力量化为乌有。因为他失掉了这样的需要，即：保持“那些奇特的颜料管”、肥胖的肉体和女人及与此同时保持男性生殖器形象：两性人。那就是，他失去了在“郁郁不乐的女性近旁徘徊的”需要，因此也失去了塑造符合于他自己的被禁止的“心愿”的“虚幻的形象”的“男人和女人们”的人物的需要。虽然将福克纳与爱尔梅·霍奇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然而否认爱尔梅全神贯注的想法适于对了解福克纳及他将要写的这部小说，同样也是不明智的。海伦·白尔德似乎已接近认识到大多数人没看到的几件事情，即：福克纳利用宁静与沉默寡言作为写作的前奏；他超越于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匆匆记下所遇到的事物；在他的感情纠葛中有着双重性；他为了使感情起变化，有意识地培养感情；并且因为他知道她是不可企及的，觉得她更加令他神魂颠倒。然而她似乎已经作出了一个结论，即：福克纳没有感到希望可靠，也没有受到持久的痛苦——她显然是错了。他所写的一些诗令人信服地表明，他爱她，他想和她谈情说爱——和她睡觉，并且一度几乎失掉了理智，不仅要去摸她那柔软的胸脯而且要轻轻地打开她那“掩盖着的童贞”，以解决“这进退为难的愿望”。后来，由于海伦拒绝的缘故，福克纳写了封信，不仅表达了他真正的痛苦，而且也表示了他继续需要她的温存。在将近十年之后写的《野棕榈》中，那种痛苦与需要又冒了出来：夏洛蒂·里腾梅耶尤其是海伦·白尔德引起的。早先就已弄清楚，她发现了几个男人，包括她的哥哥约希，比她那长着细毛的诗人更惹人喜欢，海伦终于把福克纳扔掉，宣称她想和古埃·李曼结婚。这个声明是在一九二六年夏的某天讲的，结婚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大约在《蚊群》发表后一周。“但是人们并不为且要轻轻地打开她那“掩盖着的童贞”，以解决“这进退为难的愿望”。后来，由于海伦拒绝的缘故，福克纳写了封信，不仅表达了他真正的痛苦，而且也表示了他继续需要她的温存。在将近十年之后写的《野棕榈》中，那种痛苦与需要又冒了出来：夏洛蒂·里腾梅耶尤其是海伦·白尔德引起的。早先就已弄清楚，她发现了几个男人，包括她的哥哥约希，比她那长着细毛的诗爱情而死，”《蚊群》中的一个人物说：“??你不必为失恋而自杀。你可以写一本书。”福克纳感到是海伦的拒绝刺伤了他，使他写这部小说的，在书中，他对她的看法和她对他的看法部表现了出来，此外包括舍伍德·安德森这个显赫人物在内的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哥拉的其他人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也都塑造了出来。于是，这部书既是影射小说又是艺术家的长篇小说，既是意念小说又是讽刺小说。象《士兵们的报酬》一样，这部书的意图大于它的成就，象《士兵们的报酬》一样，这部书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品。对福克纳来说，它仍然推动几件事情向决心转变。他对海伦、新奥尔良的人们及其文学团体保持超然态度，这部书开始使他向密西西比走回去并开始了一个大发现。它也促使他进一步检查他的才华，在《爱尔梅》中他的才华横溢。并且由于它是解决他“志趣上进退维谷”的一个方法，它进一步使才华的问题集中于艺术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去。福克纳利用安德森夫妇安排的几次游览，在《蚊群》一书中着意描写了在旁查翠安湖上的一次快艇游航。在这个局限景致中，他描述了很大一批艺术家们、伪艺术家们、食客们和保护者们，和各种各样的性的爱好与活动：手淫、乱伦、异性相爱及女性的同性爱。而在《爱尔梅》中，他曾经局限于单个人物及其经历，在《蚊群》中，他能够努力描写好艺术与性之间的几种不同关系和几种类型的艺术家们，其中的多数类型他显然想加以避免。这部小说几乎是具有挑战性的自我卷入，它在心理上是大胆的。写到这部书的一半，福克纳作为一个晒得黑黑的、衣衫褴褛的男人直接出了场，他“并不危险，只是发疯，”他说，“他的职业是撒谎。”他的角色的名字可以不加掩饰地“回忆起来——福克纳，那就是他。”后来他把自己自我欣赏的某些诗篇认为是一个女性同性爱的女诗人所作。他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愿意考虑这么一种可能性，“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疯子”。并且一切艺术都是“堕落”的产物。几年前，他在《密西西比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论里，把作家们描述为“在这个世界上塑造一个人物的愿望与他们本身的利己主义的病态兴趣之间在感情上分裂了的人们”，——这是一个“击中要害的”结合，他特别继续将这种结合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和这种兴趣显然都在《蚊群》中出现了，就象弗洛伊德自己出现了一样。陶里亚菲罗先生是妇女服装的买主。他是那么腼腆而又虚弱，在几个明显的方面都象J·爱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他阳萎，惯于用语言代替行动。他经常谈到性，却从来不性交，他集中地体现着这部小说的主要主题之一：光说枯燥无味的话，即：“说、说、说：全然令人心碎的蠢话。”除说以外，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观察、渴望和想念上。作为一个情人，他一再遭到失败，他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使他不阳萎的处方，“但是认为他从来就没有力量去挑动女人，他过去经常扛一支没有装子弹的步枪，而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种情况是不堪忍受的。不，那些事我能够干，或者说，我还没有被发现。”另一个人物马克·弗洛斯特写些朦胧的短诗，这些诗使人们想起“不知为什么缘故，排泄的机能表现得痛苦而不完全。”他立即成了抑制发展的一个最优秀的事例（他对女人们是那么茫然无知，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她们勾引他的意圆）和地方小诗人的一个最优秀的例子（他声称，他是“新奥尔良人中的最杰出的诗人”）。陶里亚菲罗这个非作家没有，弗洛斯特这个闭塞的作惊人表演的诗人也不曾，很努力地去激起劳希卡船上的其他人物的好奇心。但是另一个小诗人爱娃·魏斯曼却引起了艺术的几次有趣的讨论。她的一个朋友道森·费尔柴尔德发现难于将她那表面上自我陶醉的诗与她的生活“相协调”，她的哥哥尤利亚斯认为这项努力的结果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尤利亚斯反击说，一本书并不是作家社会本性的一部分。最后他说，那是“作家的私生活”和“黑色的孪生儿之一”，“你不能使他们协调起来”。实际上，据我们了解，福克纳认为是爱娃·魏斯曼所作的这首自我陶醉的诗符合于她的私生活：费尔柴尔德与她的哥哥讨论她的诗时，她静静地坐着“在想金尼的柔软的肉体”。同时，这两个男人慢慢地将话头转向一种诗歌理论——作为“一种隐秘的堕落”的艺术的诗歌的理论——这是与她作为一个诗人的创作实践相吻合的。“那是一种隐秘的事，”费尔柴尔德说。“那是一种好象有人把你领到一个黑门去的东西。你愿不愿意进那间屋呢？”作为进那个黑门的一个代替物，艺术成了自己也在其中的个人创作的行为，这种创作是从自身的对男女两性都有兴趣出发，“完全不需任何帮助就可以创作出来。”爱娃·魏斯曼认为那种创作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她甚至那些黑房间，那儿除了她自己的其他版本外，并没有陌主人居住。对于男人们来说，如费尔柴尔德对这件事的描述一样，艺术家的吸引力是双重的。它可以代替在暗房间接近这个被禁止的人物，而且还可起更多作用。他说，女人们可以“进入生活”，而且可以用怀孕和主孩子的办法，“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无需艺术的帮助。”在那种创作中，一个男人“只能看”。但是“在艺术中，一个男人完全不需任何帮助就可以创作：他所创作的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姑且承认你的看法，那是一种堕落，但是建立大宪章和创作李尔王的一种堕落。”从道森·费尔柴尔德（福克纳显然是暗指舍伍德·安德森）和其他的少数人，特别是尤利亚斯·魏斯曼那里，产生了大部分的关于小说的艺术讨论。费尔柴尔德一度是多产作家，如今却笨头笨脑，干错事；虽然他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作为活跃的小说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早先福克纳具这样的特点，海伦·白尔德感觉到了，但不喜欢：“一种如饥似渴的贪婪使艺术家站着，手里随时拿着笔记本，”吸收并分析“他所遇到的一切有趣的事情，”为了他日后可能或不可能将其写作出来的“缘故而扼杀它们”。那样的艺术家除了他日后所能利用它们以外，是啥也不关心的，即使对“爱情、青春、悲哀、希望和失望”也不留意。然而，在一个名叫戈登的具有献身精神的雕塑家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他仍然具有那种如饥似渴的贪婪而且仍然能够有一种非创作不行的精神。他从始到终在创作里实现着构思周密的艺术升华；在这中间，他发现自己为巴特里夏·罗宾而神魂颠倒。对这里的巴特里夏·罗宾，福克纳显然是暗指海伦·白尔德。我们首次见到戈登时，他正非常满意地欣赏着他所雕塑成的一尊“一个处女的无头的、胸脯和四肢的裸体像”；同时，这尊像“静止不动而又永远那么春情萌发”，戈登的这个艺术作品代表他“理想的女性”。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走近了巴特里夏的“紧张而又朴素的肉体，胸脯几乎是一丝不挂和那飞快地动着的少女的臀部”。她首先，只是感到“暧昧的烦恼”，她的身体令人神魂颠倒，他既沉迷又抵制。他被巴特里夏的魅力所倾倒，和她一道游览。他自个回忆道，他是个“笨蛋??应受上帝责骂”，他有“事情要做”，他竭力不理她。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命运是要设法维持生计，不只是“挣面包以果腹”，而且还要找到“女人的姿态身段??在混乱中，甜蜜地流一身汗”；并且要找到温暖，不是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去找，只是在“威士忌??或者凿子与大槌中去找”。后来，福克纳在《蚊群》中给戈登写了赠言，这些话是他从自己给海伦·白尔德的信中摘出的，该信写在《蚊群》的打字书稿中一页的背面：“你的名字象悬在我心头的一个小小的金钟。”福克纳在其发表的第一首诗中，将金钟敲击一下的声音与情人们从纯粹的散步变成跳舞的时刻相联系。然而他写好这封信，并没有寄出。戈登想到这个赠言，决心不讲出来。然而不久之后他们相见谈心，他提到了一出戏。他从这些话中摘出了他的说法。“你知道吗？”他问巴特里夏，“赛南洛曾经说过什么？”“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她问。但是他只是用深陷的不安的眼睛向下凝视着她。“他说了什么？’她又问。之后说：“他爱上了她吧？”“我想是的??是的，他爱上了她。她也离不开他。完全离不开他了??他已经完全把她的心给栓住了。在一本书里。”“在一本书里吗？”她又问，于是她豁然领悟。“噢，那就是你所做的，是吗？用你作的那尊没有四肢的大理石少女？你是否有一个活着的少女？给我说，你是否有过心上人或情人，你有没有？”“不，”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福克纳给海伦写的信，没有邮出，他知道她已经走了，但是他恳求她“回来”的话，反映出极端的痛苦。巴特里夏回答戈登提的问题，问她怎么知道他没有“心上人或情人”时，说道：没有一个女人“会在对一片木头或者什么的东西就感到满足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她因而隐隐约的地看见了，戈登所实践的艺术的升华意味着：他培植感情是为了使感情升华；他更加热烈地渴望的是某个内在的形象；他宁愿代替那个形象的是他在创作的艺术品。早先在这部小说里，她已经注意到，她象他的雕塑：如今她意识到那种相象的更深刻的含意。他对她迷恋，因为她象一个雕塑，反转来，这个雕塑只不过是一个肖像的肖像而已。“你应当问你自己。”她说。“有朝一日，你或者会突然失败，或者只是慢慢地完蛋。”自我卷入一部小说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戈登所采取的形式并没有巴特里夏想象的那么特殊。先前，道森·费尔柴尔德觉得，一个男人往往为“某个女人”而写作。“是的，可能是那样。”他几乎作为一个事后的想法补充道，她“只是一个愿望的象征”，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些“青年人，”他回忆道，“甚至毫不费心就可以打手势告诉他们的情况的。”假定巴特里夏是了解戈登的，可她对于自己的深陷情网却茫然无知，这是非常明显的。她花了大部分时间去追求她的哥哥约希，约希象她，并且同她一样，似乎稍微有点对男女两性都感兴趣。尽管他不同意，可她公然承认的意图是要追求他到新港，在那年秋季，他在新港进了耶鲁大学。她所追求的不是“原先答应的对等的爱”（在这个问题上，她与《蚊群》中的大多数人物相似），而是“在她的模仿谈话中她自己的爱。”在早期的《蚊群》里，戈登界说他的理想的措词甚至比巴特里夏对她孪生哥哥的情欲还要狂热：“一个童贞男子，他没有腿不会离开我，没有手来拥抱我，没有头脑和我谈情。”对于毛里尔夫人，这位组织了这次远征的保护人，这个快艇就是一种隐退处或避难所，这是摆脱“社会上的谣言”的一种方法。在《蚊群》中专用于和平与控制的许多策略里，艺术只是最有趣的一种。《蚊群》中充满着画家们、音乐家们和诗人们的共鸣和引起的感情。在这本书中，丹特充当着这样一个男人的最好的例子：他使艺术成了一种罕见的达到其爱情目的的一种方法：“丹特虚构了比阿特丽斯，”尤利亚斯·魏斯曼在这部小说的末尾说，“丹特为自己创作了一个其经历中没有时间进行创作的少女，并在她那柔弱但不曾弯曲过的双肩上加上一个男人一生中不可能有的雄心壮志的负担。”一九二五年，福克纳在他在《两面人》上所发表的一篇作品里认为，诗歌给他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伙伴的“感情上的极相似的人物”，因而使他的青少年经历简单化。一九二二年，他把约瑟夫·黑格献梅尔描述为“一个受性的磨难的特殊怪人”；福克纳说，黑格献梅尔好象“一个去势的牧师，周围围着他雕塑的，穿上衣服并着了色的一些傀儡——纹丝不动而又没有意义的一个恐怖的现世。”象黑格献梅尔的实践一样，对于福克纳来说，艺术似乎是寻求一个隐蔽之所——“一个有光明与阴暗，万籁无声而又没有失望的幽静的地方。”福克纳将黑格献梅尔与“可爱的拜占庭”的起绒粗呢相对照，继续“想象黑格献梅尔本人出现在”他的书中，“例如出现在一个宁静的藏身之处，在那儿年岁不能伤害他，世上的流言蜚语到他那里只象那遥远的微弱的雨声。”福克纳早就感觉到并非常了解阒然无声和宁静的令人向往（如弗洛斯特所说，现在要达到那种境界，进入福克纳所认为的“静抑制动，永远超越于时间的范围”，“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在《士兵们的报酬》中，唐纳德·马洪体现着心理和身体的引退和退隐。在《八月之光》里，福克纳的另一个著名残废人盖尔·海陶维尔在教堂中发现了“藏身之地”，并且发现了他“整个一生中并在各方面完全而不可动摇的适合于他的愿望，象一个最好的明静的花瓶，在瓶里可以重新产生精神，受到庇护，不致遭到刺耳的生活风暴的袭击，??但闻周围的风的遥远的声音。”所有这些例子暗示，福克纳关于戈登的描述是将公正与庆恶武力结合在一起的原因何在。在关于黑格献梅尔的一篇作品中，福克纳从《林达·戈登》里引用的意大利文的一行诗时稍稍有点错误：“Lafigliadellasuamente，1＇amorosaidea，”这句可以译为“他心中的女儿，爱的念头。”象福克纳早期创作中的任何一行一样，这行也是完美的。这一行预先准备着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声音与愤怒》的创作里他所描述的，特别是对于加地的塑造，这意味着指他自己。然而在能进行那种创作之前，他需要作进一步的发现。以前，他除了“小妹之死”外，还能发现“他心中的女儿”；以前，在塑造她的过程中，他可以找到除逃进内心世界，或突然跑进“宁静的避难所”外的某个地方，可如今他需要找到某种方法维持阿贝尔特·加穆斯叫做的现实与否定现实之间的平衡。爱尔梅·霍奇是艺术家福克纳的肖像，福克纳不自觉地露出了这个“虚幻的形象”，它要求他放弃美的思想，去追求肉欲、金钱与头衔。最后，现实对他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戈登体现着献身精神：他追求巴特里夏后不久，又回到他所雕塑的那个静止的永远春情激荡的少女躯干像。然而，他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他愿为献身而付出牺牲以及献身的诚意。然而爱尔梅扮演的命运显然是福克纳希望避免的。戈登所抓紧的命运是福克纳继续予以抵制的。他使自己完全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虽然他是，戈登也是，“处于光荣的孤独的大理石培中”，孤零零的。九月，福克纳写完了《蚊群》书稿，在帕斯卡哥拉呆着不走，在这之前，他的主人，斯通家的人们已经到别处去了。他把这部小说写完后，希望能够一人过。对稿子还要作些修改，要对感情和回忆加以选择。几天后，他回到了奥克斯福，菲尔·斯通在那里帮他准备一份打字的定稿，以便送给波尼与李渥内特。李渥内特曾经坚持要加以修改，以抑制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当作是一种堕落的讨论并减弱明显的女性同性爱的场面。在此情况下，他同意出版《蚊群》一书。在翌年四月，这部书稿发出之前，福克纳已回到新奥尔良去拜访几个老朋友并与威廉·斯普拉特林合写《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几个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这部著作包括与《两面人》杂志有联系的几个人的漫画以及福克纳按安德森的风格写的一篇介绍。在他第二次向新奥尔良告别的任务完成之前（后来，他把这次描述成“一件不愉快的漫画事件”），他已开始为两个计划工作，这两个计划确定了他的职业，完成了他在文学上和想象力方面的乡土化。在未来的几年，他仍然忙个不休，因而继续在奥克斯福进进出出，但是他现在几乎已可以再在那儿生活和工作了。

第四章 一九二七年 大发现 
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的一年里，生活中有几件小事和一大发现。居住在家乡，他容易陷入老习惯中。他经常到熟悉的树林里去作长足散步。他非常烦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离开奥克斯福到新奥尔良去，或者往往是和菲尔·斯通一道去孟菲斯。因为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又和她的双亲住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定期去看她。她和科尔尼尔·弗兰克林时而分离，时而住在一块儿，这样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开始了一个闹离婚的长过程。她离结婚的时间越久，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更依赖着自己。有时，他感到和她的关系密切了，几乎和以前那么亲密。他长期以来怀疑的事，如今却弄明白了：他不久就必须决定是否要娶她。但是和海伦·白尔德的关系仍萦绕心头，他感到不安。他在奥克斯福或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仍然去见见其他女人。然而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奥克斯福，并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四月底，《蚊群》发表时，他与斯普拉特林在《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的合作写稿也告结束。这时他用手写作了一部作品，题为《希望树》的童话故事，装订起来，寄给了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已开始了两个新的计划。他在上午工作得最好，往往到中午时分，他已写作了五、六个小时。一部新小说问世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市面行销，另一部新小说正在顺利写作，他兴致勃勃。而且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在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里，他已经发现，“靠写书维生??”可能是他的“命运”。从一九二五年初到一九二六年底这些月份里，他在新奥尔良、巴黎和帕斯卡哥拉时，就已经更明确地发现，那种命运的意义所在。他已逐渐开始去驾驭他对艺术所感到的矛盾心理。他迫切需要创作——为他心中的“梦想与烈火”服务。但是他既想要“将这个梦??在大理石上或声音里，在油画布上或纸上，塑造出来，又想要生活。”象他的梦幻一样，它还是不成形的，也象他的梦幻一样，他要使之具有形状：“我自己欢笑、奋斗和哭泣，也只是从痛苦中出来的一块不成形的湿土。”原先，他的矛盾的感情已使他一方面在宁静和沉默寡言的经验与另一方面在炮火和机翼的经验之间翻来复去。后来，这些经验既写进了《爱尔梅》的语言与情节中，也写到了《蚊群》中去。他有点希望使自己生龙活虎地在社会上生活着，逗惹俊俏的佳人并且干一番伟大的冒险，这就倾向于对语言的怀疑。“你开始用事实和行动代替语言，”在《蚊群》中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象这个憔悴的戴绿帽子的男人每天晚上带着《十日谈》到床上去。”福克纳所实行的几种代替方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委身于此的），使他怀疑他所努力去加以掌握的手段。有时他几乎象这个郁郁寡欢的艺术家的化身。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的具有优越感的推断，而是他的手段和职业的性质。他决不需要以除物质外，不再对“自己的感情与经验感兴趣的方法”，使自己为艺术作准备。他更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人，创作“一个荒唐的故事以便给自己一种存在的幻觉”。但是由于几个原因，小说比诗歌要自由些，并且更富于表现力，结果是，他竭力克服自己本身的阻力。他带到新奥尔良的计划是《绿色的枝条》，他把在那儿找到的那些作品：几个短篇著作和《士兵们的报酬》搁置一旁。他避免对放弃诗歌作任何戏剧性的决定，他继续写散文，首先在巴黎写《爱尔梅》，随后在帕斯卡哥拉写《蚊群》。对《蚊群》的写作，特别是道森·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对职业的适合性与方法的怀疑将持续他的整个一生，然而他的信心已经可以胜过怀疑。费尔柴尔德将语言说成是行动的代替之后，接着说，“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们可以带来幸福的结合”，从而“产生某种活着的东西’。福克纳认为，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天赋与艺术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开始满怀信心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地进行。总的说来，他以后的三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目前展开在他面前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亚伯拉罕父亲》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幼芽，他在这部书里开始写作正在改变着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坟墓中的旗帜》已改名为《萨多里斯》。在这部书中，他开始利用地区和家庭的传奇与传说。《声音与愤怒》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在这书里回溯了他早年时期这个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小说部分地以扩大艺术活力来源的思想赋予他作为职业的艺术活力以新的思想。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试探地，在《蚊群》中则更大胆地，用他的小说引起他的兴趣，然后放弃自己作诗人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料到他要采取的这个步骤是要对地方、家庭和自己进行研究，这就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的方法而不是代替，一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遁词。“写诗”如诺尔索普·弗莱所指明的，“要花去他很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部分意志力必须用以松弛其意志，这就使他的大部分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写出的。”为什么福克纳在进行写作的第二部分中更倾向于小说而不是诗歌，这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开端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童年时所听见和讲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他开始大大利用老故事，并讲到他青少年时讲的故事。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传统时，也退回到童年时读过的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作的著作。他几年的阅读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他的写作表明了那种阅读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其有意识地探索意识与想象力的结构对生活的表面和实质所起的作用，自觉地检查作为戏剧的手段的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显示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但是这些见解，尽管很时髦，却并不新鲜，至少应该回溯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因而回到产生这部小说的时代。因而当福克纳回到他青年时的口头和书面的传统时，变化的与其说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对那些问题的认识深度，或者变化更大的是他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们对他思想的感染。如他后来说的，他发现自己宁愿选择“令人不快的双关的俏皮话、不好的史实记载”，和威廉·莎士比亚对华脱·佩特尔的烦恼与苦恼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趣话。此外，他显然在《亚伯拉罕父亲》中，但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回到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的传统，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传统，他表现出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伟大冲击力量：意志不仅“以想象力再现历史现实的方法”反映出而且掌握着“那险恶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迷惑的历史真实”。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传统和口头传统一起加强了他所培植的经验的双重信念，因而有助于使他既成了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意象主义者。其结果，他对小说的概念显然是广泛的。在这种概念中，他可以表现他本身的幻想境界的自发力量，甚至当他努力去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环境时也是如此。对比之下，他关于诗的概念却仍然是刻板而贫乏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把舍伍德·安德森对作家的一些界说认为是安德森自己的尽善尽美的信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纯洁性”的信念。安德森在慢慢费力地对“精确进行的摸索”本身表现为对优美的风格、对纯艺术的探索，福克纳将这种探索与‘被控制，甚至被抑制的”语汇与语言力相联系。人们可能对安德森的叙述有所争议，或者甚至怀疑福克纳在向安德森学习探索优美风格方面的危害作用方面学得多了，可仍然认识到，福克纳的词语作为区别他自己作为诗人方面的实践与作为小说家的实践是有用处的。尽管他写作实践的范围扩大了，诗歌对于福克纳来说几乎仍然是完全出于他的意志的表现并且是受到控制的，就是说，是受到抑制的。终其一生，他显然认为诗歌是“文学”，并且是极其抽象的文学。他在一九五五年说，诗人“所处理的事情是那么纯粹和深奥，以致你不能说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他处理普遍性的事物。”关于诗歌思想的主旨，关于纯洁与普遍性的主旨，使福克纳几乎不能接触任何事情，留给他的只是他自己更明显的情感和其他诗人的语言。他对其他作家模仿的习惯开始是一种合适的策略，不料却成了一种借口。同样，他修改和整理他的诗歌的习惯开始是锻炼性的自修，不料却成了精心的拖延。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依然是个献身的艺人；他的稿子，甚至相当轻松地写的《当我弥留之际》的那部书稿，显然是一个作家不惜艰苦劳动以提高其艺术价值的产物。它并不是毫不经心，也不是意志力的松弛。它是深奥意义和纯洁风格的一种非常自觉的紧张的探索的一个陈述。这个方法证明在散文里使用较为容易。事实证明，福克纳得到一种自信的新思想。“我断定，我似乎觉得，”他在一九四一年写道，“我老早就知道某些事情值得讲，比我老早就干了好些，尽管它是需要讲的，蹩里蹩脚地讲甚至比不讲好。”显然，这里讲的自信心，是就需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及其含义而言，它具有一种深刻的自信心的意思。然而在福克纳的公式里，我是最高的意识，等待要讲的事物比起意识来，又是最为深刻的：似乎他要去相信的本质较少地是意志和意向的本质，而较多地是包括需要、愿望与包括回忆的语言在内的回忆的本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柯尔德菲尔德小姐回顾其童年时期“乖戾而坚强的孤寂”生活时，认为当时受到的教育少，只是“在我能听懂和理解之前，甚至在我听之前，让我去听罢了。”象一切伟大的小说一样，福克纳所处理的是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因而是知道得不完全的事物；但是也象上切伟大的小说一样，它也处理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周围的，然而害怕加以承认的事物。假若为我们所不完全知道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需要伟大的预见性和大的才华的话，那么为我们所抵制的事物寻找表达的语言则需要大的勇气。因为那两种词汇的发现，哪怕是间接的和隐讳的词汇的发现都显然是有好处的。福克纳在同样的论述中，用纯洁、深奥和普遍性给诗人下定义，他接着说，小说家“处理的是自己的传统”。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已开始想到自己要当作家。他后来发现，散文似的小说是他适合的手段。虽然这些事实至关重要，然而比起他把自己叫作乡下人一事，就不那么具有特色了。几年后，他回顾在新奥尔良和在欧洲的岁月，他把自己描绘成过着纯粹流亡形式的生活——“一个流浪者、一个无害的一无所有的浪人”，他蔑视地位的重要引人注目。虽然这幅图画对于福克纳的实际经历有所夸张，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他引人注目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早先他在题为《野鹅》的一首诗和题为《如今，我干什么？》的一个故事中的片断中，赞美一些鹅疯狂而寂寞地逃跑。后来，在《当我弥留之际》里，他将爱地·邦德任对自由与美好的渴望与那黑暗中传来的“微弱、尖细而又激越的”一些鹅的叫声相联系。他知道，逃跑既可作为个人的手段，也是文学的源泉。流亡是他那一代的作家们的最突出的主题和典型。它假着不是一个明显的可采用的事物的话，就毫不足取了。对艾略特来说，它意味着给予了一个新的故乡：对乔伊斯、庞德和海明威来说则是一些新的故乡；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它暗示重新下的大界说和英雄的前景以及新的心境和腔调。但是福克纳发现，他的经历将是不相同的：他必然会在生活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尝到流亡的滋味。我们观察了他的事业，在观察中了解到他的事业在他一生中的极重要的地位之后，知道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散见着一些预感：其事件具有他的特色，其人物是同他居住在一地的。这些预感使他发现一种不可避免的意识。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住在新奥尔良时，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品，他“不管是什么神”的缘故，使他成了扎根于乡土的一个乡下人。他感到自己正如别人对他的了解一样。“你是个乡下青年，”舍伍德·安德森说，“你所了解的是你出生的密西西比州里的那一小块地。”然而说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这句话，并不是讲那儿是他所需要的一切。象安德森一样，从几个基本的意义上说，他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继承者，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他认为，人类需要在生活中扩大其想象力。从这个信念出发，就导致了他们对传奇故事的共同爱好。他们两人都把现代社会的陈腐与其太迷恋于事实从而损害了想象力相联系；或者引用安德森在《两面人》杂志上的作品中的一句话：与未能发现“想象力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时机”相联系。然而福克纳明白，他自己的危险在于对想象力的相当迷恋损害了事实。他比大多数作家更害怕简单的自我沉迷——他原先把这叫做对自我的“病态兴趣”。如《爱尔梅》中清楚地表明的，他在流亡中倾向于退缩到自我中去。此外，他害怕抽象，这是他在戈登中所引人注目的危险之一。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需要风俗和社会习俗，故事与传说以及他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由于他的敏感，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很熟悉的作用，他了解的社会风俗和当地的故事越多，它们就更加吸引和引起他的注意。他叙述他的想象过程的词——“将现实升华到不足凭信的程度”——将他自己的实践与戈登的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在内容上也表明，他回到“乡土”代表着他向“实际的”转变，他将实际与地点联系了起来。回到奥克斯福，他恢复了旧的爱好并且找些零活干。他上午写作，下午和傍晚玩高尔夫球或狩猎，听故事或讲故事。他有时干油漆房屋和招牌的活。和消遣娱乐不同，零活使他挣来所需要的钱。但是和消遣娱乐一样，干零活是使他自己变成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和拉法耶特县的“居民”的战略的一部分。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仍然深感矛盾：社会吸引着他，他可以一半地进入；社会冒犯着他，他感到不安并退缩回去。他知道，他需要了解他的社会的详细情节，他的部分精力仍然深愿献身于此。然而当苦恼、压力或冒犯加紧起来的时候，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他就改变一下。并进入了“幻想的世界”。反过来，杰姆士·乔伊斯在其戏剧性的流亡中，只是通过遥远的窗户开始谛视其所失去的家园，福克纳回到家乡就保证他要立即对家乡的一切瞧个没完。他非常强烈地感到离乡别井之苦，这使他意识到需要呆在家乡，避免某种更长久的浪迹。其结果，假若不是故意地，他的回来仍构成了一箭双雕的策略。因为它不仅保证了他可以投身现实；它也加强了使他将现实升华的需要。几年以后，他暗中将对他的地区的献身与他在邮局的局促联系了起来——“象邮票大小的我的故土”。实际上，他不仅将他的地区与不毛相联系，或者与象他一度叫做的“南方人生活的一无所有”相联系，而且也与外部的压力相联系。“他由此迸发出这首诗。”斯蒂文斯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那不是我自己的家乡。”奥克斯福是福克纳所了解的，他的归来使他委身于这个地方。然而他决不能完全变成他的家乡。他战后归来发现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的家乡，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是回到了家。”这是他经历了多次的经验。终其一生，他连续经历了远走他乡，这在几种意义上使奥克斯福成了“暂时的住址”。奥克斯福的现状：供应来源和消遣、娱乐也是因一无所有而来的一种医力，这种压力来自本地，刺激着短途旅游。退回到一间小屋或书斋里去（在罗万·俄克的那个书斋故意修得朴朴素素，几乎是四壁萧然，回忆起来与其说是一无所有，不如说是跟和尚的禅房一样），握着象征性的球形门把手，他进入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环境。他在那儿进行着他称为“独个的”劳动，然而在那儿干活没有任何“寂寞之感”。后来，他将想象的境界置诸脑后，回到了奥克斯福和拉法那特县。他一直走到市广场，仔细端详南部联邦支持者烈士纪念碑。他到几条河流附近去观赏鹿群。他往复于想象境界和现实之间，首先对这一个表示忠诚，然后又倾向于另一个。他认为，地点的观念不仅使他心理上得到平衡，而且还助长和抑制着摆动。假若福克纳不是那么二心不定，他本可以象亨利，杰姆士一样，达到“他的文学与他的自我”的实际上的融合。他没有那样，他的命运是培养一种区分。他说，一个作家“当他是作家时是一码事，??当他是社会上的一个居民时是另一码事”。有时，作为作家的福克纳使作为居民的福克纳成了他的有效的标记——如他对花花公子与放荡不羁的人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就是如此。但是他文学上的自我意识越坚定，他的角色变化就更大。他后来的大部分戏剧性描述——关于飞行员、农场主和狩猎俱乐部成员的描述——就是对不愿被看见的他自己的社会形象的表达。后来，他习惯于把自己不仅叫做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家，就象卡洛斯·威廉斯是医生兼诗人一样，他不仅是作家，而且是个农场主。在这个过程中，他模糊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廉斯不过靠行医过活，福克纳却不以当农场主来维持生计。福克纳靠写作和偶尔于零活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使金钱成了一个大问题。象他的飞机、船只、马和农场，都是用他写作挣的钱买来的，而且这些东西又会有其他花消。虽然他有点紧张或使能力得以恢复，他从而可以进行写作，虽然他的活动，包括耕作的活动在内，没有一项是有报酬的，然而它们仍然是他所过的分裂生活的主要部分。在浪迹的岁月里和在这之前，福克纳写了些故事，其背景是未加说明的南方农村。但是在他刚回到奥克斯福后开始的计划中，他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费力地将自己所幻想的世界与他决不能完全接受的这个地区既联系起来又加以区别。假若这个幻想的世界，假如可能而且应该有这样一个世界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天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但并不是目的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静谧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人间的天国。象弗洛斯特的“莽莽白桦林”一样，福克纳常常梦想去到或“爬上天堂”，但是他也害怕他那半假设性的愿望把他摄走，而“一去不复返”。因此，他那更深刻的、范围更广的梦想是“去了又回来的”。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不仅具有生活的前景，而且是贫困的威胁，甚至是灭亡。因此他看见的可能性是动荡不定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世界都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唯一的充分的补救。假若一个世界要他作想象的飞行或俯冲，使他可以指望适应与控制，那么另一个世界则要求他可以享受经验主义的欢乐并同意他的变动和变化。他最深刻的认识是假若他既可以飞行又能得到欢乐的话，他就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他的艺术。于是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折衷，他的艺术成为另一种。福克纳发现在奥克斯福不仅有职业和娱乐，而且还有从外面来的压力，他几乎立即变成了多产作家。二月中旬，他写信给霍拉斯·李渥内特说，他正在写“两个作品：一部小说和关于我们镇上人们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几周之前，菲尔·斯通写了一条新闻，记述了福克纳计划中的两个，都是以下美国南方为背景”——一个是“典型的南部的贫苦白人的”一个大家庭的喜剧故事，另一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少目的性”。后来他认识到，为了使他的作品唤起人们注意，他必须使其具有个性。他几乎立即开始搜集一些人物的材料。有些人物是他“虚构的”。另外一些人物是他从童年时听到的“故事里塑造出来的”。因为他们部分地是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所组成的，他的人物引起个是“贵族的勇武而命运乖蹇的萨多里斯家的故事”。随后几个月，福克纳旅行通过了这块他首先叫做约康纳的地区到了他后来叫做约克纳帕陶法的这个领域。那次旅行开始，他决心塑造他回到的那个地区的社会的一个“引起人们回忆的骨瘦如柴的人物”。开始时，他写作“没有多了对他决不能全部接受然而又害怕失去的这个社会的回忆。但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也由“他们应该有而实际没有的人们”组成，他们属于他的思想和愿望的世界；这是一个他希望将来会有的世界。“每个艺术家的目的，”他说，在于“活动就是生活，用摹拟的方法止住活动，并使之固定起来，以致一百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看见它时，它又跃然纸上，因为它就是生活。”然而他所要求的不仅是生活的形象；它是提高了的生活的形象。他需要表明，假定有时机和需要，这些人物“能够作什么”和“会作什么”，也许甚至没人在场“对其行动进行记录时”，也会那样干的。福克纳将其艺术的精华置于这种振荡中。创作意味着按生活原来面貌描述形象，又以它“应该象什么”来加以修改。早先他在魏拉德·宏丁顿·莱特著的题为《创作意志》一书中发现了对艺术家的定义为：“抓住了他的特定社会的本质、真实情况和记实小说资料并将其塑造为他们的新社会。”象那样的某些事情就是他所探索的。人为加工提供动作和结构，提供情节，这是一种恢复，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炼”，和一种统一性，一种完成，“我们决不能使其圆满的事情”的完成。在这个缩小了的社会里，“回溯到由于细微失掉使其变为单纯的时刻”，明显的典型、英雄的前景、甚至被禁止的完成——精炼和圆满一较为容易。但是因而简单化了的这个社会，“去掉了蚊子的、平头钉和碎玻璃的”经验，抑制和禁忌，“只留下和平的愉快的事情”，或戏剧性的、英雄的人物，福克纳支持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那样的缩减并不使他感兴趣。差强人意的是，塑造的典型必须唤起和熟悉每件事情。象矫正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加强和改正；象完成这个词所意味着的是表演、被禁止的完成以及不可能的行动。结果弄清楚了，福克纳准备的行动是使他不仅能接近整个复杂的传统而且达到更高的觉悟水平；不仅接近旧故事和讲故事，而且接近被埋藏的回忆和愿望。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认为，安德森的榜样教育着他要避免精确和纯洁的危险。他认为，安德森的建议有助于使他成了一个地区主义者：“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需要了解其现在和出生以来的过去。”然而将存在置于继承与阅历之下的这个公式暗示着，福克纳回到密西西比也就是回到他的童年和家庭。福克纳本着一个大发现的思想进行写作，他同时进行两个计划的工作，一个代表着要熟悉他周围的社会的一种努力；另一个代表着要熟悉家庭传统和个人看法以及社会势力的一种努力。这些计划的第一个是处理斯诺普斯家庭的题为《亚伯拉罕父亲》的作品。背景已是法国人崩德，这是给祖籍假如不是法国，也是“外国’的一个男人取的名字；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阿姆斯蒂德家族的人们和小约翰家族的人们，已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血统”；弗莱姆·斯诺普斯已在竭力使凡尔纳家族的人们离开家乡；他那绵延的家庭的成员埃克和杜威元帅来自各地。甚至流动的售货员V·K·拉特利夫也在，虽然他的名字叫V·K·苏拉特。《亚伯拉罕父亲》是粗糙的而且没有写完。福克纳的各种开头暗示着，他放弃它表明他还无力支配他所发现的东西。但是《亚伯拉罕父亲》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过去似乎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已经逝去，它属于一个前程远大的无名的男人。但是“他已经死了，他的家庭、奴隶和光辉也都逝去了，他那辽阔的田地被划分成小块的无法维持的农场，又慢慢地长出了丛莽，给他留下的唯有河床（他已将河床清理），??和一幢庞大的殖民地房屋的架子。”魏尔·凡尔纳是当时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那就是说，是在二十世纪初。凡尔纳是个相当有能力、财富殷实，然而又不尚虚荣的人。他的地位注定要给弗莱姆·斯诺普斯夺去。斯诺普斯是“一个成员繁衍的不定居的部族家庭”的首领，这个家庭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无计谋生的佃农们长久以来传宗接代所传下来的”。所以这部作品一开头就有几个人物与后来产生斯诺普斯的故事与小说的历史渊源有关。弗莱姆已经在走向银行行长的地位，他已是狄更所与巴尔扎克的十丸世纪的伟大英雄们的一个温和然而又冷酷无情的后裔。象他们一样，他让自己沉迷于发财致富。有鉴于他们企图进入他的社会，分沾其权力与财富，弗莱姆决心攫取他的社会的财产，这就是他终于将这个共同体加以摧毁的原因，这个共同体是其成员为其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是接着终于遭到毁灭的原因。福克纳从自己的经验和早期的阅读中，已经密切注意到，当家庭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势力向个人生活进行袭击时，这些势力之间的十分重要的紧张关系。当他们刺激着行动和表明想象力的结构时，他也密切注意到个人的需要与愿望。概括地说，在十九世纪，小说的中心已经从意识移开了，小说怎样按照周围的世界去塑造周围的世界，它怎样以其特定的严肃和充分的具体化向着意识冲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认为，想象力与社会和历史的结合减轻着自我意识、自我内省的小说。他们所完成的仍然是再下界说，而不是一个新的开端。如罗伯特·阿尔塔指出的，他们的著作表现为，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自主力量，即使当他们努力在塑造当代社会的世界的“一个真正形象”时也是如此。尽管在时间与地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威胁过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的势力——战争及关于战争的谣传，经济生活的剧烈改组、金钱、权力和威信从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迅速的技术变化和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其中许多同样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势力。福克纳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似乎怎么漂亮，它不能持久，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那就是死亡。”他也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杂七杂八的一个袋。在这个消逝着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宏伟庄严（“绚烂美好的事情，那是人们过去的一部分，”但这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灭亡”），而且也看见了残忍（为了使大地长出某些东西，可以为了“赢利”而出卖，宁愿去奴役一个民族和毁坏旷野。）在正在显现出的世界里，他既看见了粗俗下流（“斯诺普斯的企图是相当卑鄙的，他光想赚钱，并不考虑怎么个挣法”），也看到了力量（甚至他厌恶其所采取的方式，他也羡慕力量）。因此他的想法是分歧的，他开始用华丽的词藻不仅将他周围的复杂社会调和了起来，而且也把他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复杂的反映带上温和的色彩。他的进取心规模宏伟（他把重点放在自己正在创造的这个王国上），表明他的语言艺术的力量甚至可胜过最具挑衅性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需要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社会具有他所知道的这个社会的突出特点，一切令人惊叹的和具有威吓性的性质；它的宏伟和无情、它的粗俗与力量，这正是因为他要精通和唤起它。这个社会对于他随时都似乎既是熟悉，又是其他什么，既有吸引力，又具威胁性；他的目的既是地方性的，又是特别大的。似乎他已决心将其改变，以便使其完全成为他自己的。他要的正好是全部财产（威廉·福克纳是唯一的所有者和业主）和全部技巧（“因此我创造了我自己的宇宙。我可以不仅在空间而且也在时间上象上帝，感动这些人”）。一定的希望与大的需要齐头并进，福克纳非常紧张地工作着。他在写作中，人物、家庭和团体开始激增，在非常激动的发现中，他的想象力开始从一种可能性跳到另一种可能性，场景与情节也以同样的速度成若干倍地增加着。分开来说，他的一些计划包含繁多。总起来说，他们代表着他对作为一个资源的他的领域的一项令人惊讶的发现，他把这叫做想象方法的“升华”和他在创作上的神话王国。“我发现，”他后来回忆说，“我自己的邮票大小的乡土是值得写的，我一辈子部写不完。为了将实际情况升华为虚构的小说，我完全有自由运用我的才华，使其达到顶峰。它开辟了其他种族的一个全矿，因此我创造了我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很久以来，福克纳就讲到了他的王国，似乎这个王国浮现在他的心中，有其一个已知的地点，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因为它的每一部分都含有其余的所有部分的意思，它往往有着他尚未记录过的人物和惊险活动，还有着他尚未充分探究的一些角落。假若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唯一合格的主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包含着许许多多内容，甚至他也不能加以穷尽。福克纳本着急于攀登高峰的思想，放弃了《亚伯拉罕父亲》的写作，以便集中力量写《坟墓中的旗帜》。在写这本书时，他发现了他所听到的、看见过的和感觉到的一切东西，并且立即想到现有的材料如下：那既应咒诅又是光荣的幽暗的往夕的思想；各抱偏见的人们和家庭；几个相纠缠和命中注定的祖先和后裔；两个相互纠缠和命中注定的种族；两个互相纠缠和命运注定的男女。一九二七年夏，他回到了帕斯卡哥拉，他在那里非常激动地继续进行写作。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即他满三十岁后的第四天，他写完了他的小说。一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他写完了《蚊群》。《坟墓中的旗帜》是将近六百页的一部书稿，它需作某些修改。但他是愉快的，而且具有信心。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信，她是老上校的最小的闺女和他最喜欢的亲属。他在信中说，他的书写完了，他要回奥克斯福，花一个月时间油漆招牌。他给霍拉斯。李渥内特写信说，他已经“写完这本书’，他需要一笔预付稿费，“以便为了生物学研究，继续与一个小姐作考察旅行。”他认为，任何出版商都会知道他那一年已经写了这本最好的书，他已经给这本书取了书名，任何人不能改动。他正在为这本书设计封面。它终于用两种形式出版，即《萨多里斯》和《坟墓中的旗帜》。福克纳的第三部小说是一部有瑕疵的书。可是它在他的事业中仍然占着关键地位，这有两个原因：因为他以前的著作没有显示出来：这部著作标志着，他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作家出现了。如他曾经讲的，这部著作包含着他的“经外书”的萌芽。它包含着的前途的希望和它显示出的伟大是他要从事的事业的方向，此外，由于它在出版中遇到的遭遇，它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假若《坟墓中的旗帜》很快被接受和出版，福克纳大约会回到《亚伯拉罕父亲》中去，几乎肯定不会去写他所作的事情，即写作《声音与愤怒》。《声音与愤怒》所坚持地认为的和《坟墓中的旗帜》所暗示的是：威胁着或至少是苦恼着福克纳的力量是内部的和心理的，也是外部的和社会的。社会的、经济的和人口统计方面的移动是《亚伯拉罕父亲》一书的中心，这几点在《坟墓中的旗帜》一书也有，因为我们最清楚不过地看见了这部书里包含有斯诺普斯家族的几个成员。但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关切的其他事情是占着优势的，即：必须处理被禁止的欲望和行为，甚至特别要处理顶替男性竞争者们和占有被禁止的女性。在《亚伯拉罕父亲》与《坟墓中的旗帜》的几个特点中，它们所共有的特点是都有软弱的父亲们和自强的后人。尽管这是它的第一个书名，斯诺普斯家的故事一开始就是斯诺普斯家的后人的故事，特别是名叫弗莱姆的长子的故事。在《坟墓中的旗帜》中，曾祖父们、姨婆们、祖父们和儿子们支配着场面，而母亲们和父亲们则实际被删去了。此外，有一个名叫霍拉斯·本波的哥哥的故事，他的生活围绕着他对他的妹妹纳西莎的暗中迷恋而展开。于是，《坟墓中的旗帜》利用家庭的和地区的材料。回忆起老上校的暴烈、戏剧性事件和显赫，福克纳塑造了命运乖蹇的贵族的这个萨多里斯家庭。约翰·萨乡里斯上校的几个生死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行动，他修建铁路，他死的方式和他坟头高耸的墓碑，都勾起了对老上校的生和死的回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见了有点怪癖气的堂堂的银行家老白亚德，对着他父亲的遗物沉思。正如这些遗物象福克纳的祖父在其大宅第中给他看的遗物一样，老白亚德也象小上校。在这部小说中，老白亚德、一个姑母、几个朋友和仆人都讲到这个上校的故事。因此描述老上校冒险事业的福克纳家族的传说直接进入了小说，还提供了相当多的插入材料。福克纳既依靠将回大大精雕细琢熔为一炉的他家庭的习惯又对此怀着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也直接进入了这部小说，特别是通过珍妮·萨多里斯·杜·朴里姑母对其上校哥哥白亚德第一之死的叙述而进入了小说：“她把这个故事反复讲了许多次??随着她年岁的增长，这个故事本身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直到两个漫不经心的莽莽撞撞的小伙子以其青春年少的放荡不羁过去轻率地开的玩笑成了一个对女人献殷勤的绝妙的悲剧的焦点。”然而福克纳发现了他的素材象他的人物们一样具有自由变动性。不同于他读过的诗歌，因为是已经写成的，似乎是固定不变的，他所知道的一些故事仅仅存在于口头的流传，其中有许多故事都不只一种说法。它们不仅可以变化，而且还引起人们作这种变化。《坟墓中的旗帜》里除了萨多里斯家庭外还包括成为福克纳的约克纳帕陶法小说里的一部分的大多数社会人物。只是没有印地安人。在萨多里斯家庭的黑人仆人中，我们碰到了有些是滑稽的，有些是倔强的，有几个则是非常机智并且极其虔诚的。白亚德在圣诞节时访问了黑人家庭。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以其禁欲主义的坚决和传统的忠实战胜了巨大的逆境。在白亚德访问的另一个家庭麦克卡鲁姆家人中，我们看见了艰苦劳动的、独立的和不骄傲的自耕农们，福克纳对他们深为羡慕。《亚伯拉罕父亲》中出现的几个人物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出现了，其中包括斯诺普斯家庭的几个成员和V·K·苏拉特。苏拉特是自耕农们的后裔，他虽然不在这块地上住，却仍然保留着不变的德行。斯诺普斯家人们是曾经定居的佃农们的后裔，他们代表着不辨善恶的和无廉耻的野心。在《旗帜》和在《亚伯拉罕父亲》里一样，我们感到了浓厚的乡土意识。杰斐逊的中心市镇、几个偏僻的乡村、河流与铁路。总之，约克纳帕陶法的主要特点都历历在目。福克纳所描写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是传统的。它具有共同的知识与联系，它是一个农村社会并且是故事体的。读了整个作品，我们既感觉到福克纳“对他诞生和成长的乡土的忧郁的情思如绪”，也感觉到“他永远喜欢那儿的气候”。从必然发生的季节的代谢过程中，这部小说采取了时间的结构：它的情节开始于一九一九年初春而在一九二○年春季和孟夏结束。对自然景色的着意描写表达了比社会或文化还要老的某种意识，其中包括福克纳特别羡慕的几项美德：自恃心、忍耐力、自豪、勇敢和纪律。因为福克纳描述的社会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传统的和农村的，季节的有规律的更替与人们的活动相互影响，使得这部著作的结构并不突兀。虽然《坟墓中的旗帜》与《亚伯拉罕父亲》在人物上、情节上和手法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它在几个明显的方面与《亚伯拉罕父亲》不同，其中包括一个最显著的重要之点：它充满了浓厚的往昔的思想和深深的乡土意识。在其开头的一个情节里，老白亚德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萨多里斯银行里谈到老白亚德的父亲、这位上校时说：“他很悠闲，他比起在这个房间里的另外两个人来，要明确得多，而另外两人却因耳聋固定在一个停滞的时间里，并且日渐缓慢地消瘦下去，骨瘦如柴。”在《亚伯拉罕父亲》里，我们在废墟中和地方的困惑与传奇中看见了过去的迹象，但是在现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目中，过去并不占着重要的分量。斯诺普斯家庭对过去有着一些回忆，但是并没有家史的思想，他们表现出相当大的能耐并扩大着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萨多里斯家庭又深深地怀念过去，并且随着成员的减少，他们的负担增加了。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为四代人。故事开始时，四代人的三代的代表仍然活着。老上校的妹妹维基尼亚·萨多里斯·杜·朴里属于第一代，他的儿子老白亚德属第二代，他的曾孙白亚德属第四代。只缺第三代，即父母亲这一代。白亚德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一年以后成了孤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唯一胞弟、名叫约翰的双胞胎弟弟死了。他被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和他讨厌而又不能避开的内疚感所缠绕，他怀着对他的弟弟的令人惊讶的死亡的回忆，毫无顾忌地跨越了这部小说的让人昏昏欲睡的情节。那个死亡又勾起回忆，内心里重复着老上校的兄弟自亚德第一在内战中的丧生。失去了双亲，这个活着的白亚德感到茕茕孑立，为回忆所萦回，觉得处于绝境。社会对他来说立即成了太空洞和太密切的，他觉得自己注定会重复他的弟弟已经重复过的那种类型的遭遇。到头来，他的遭遇正是那样，他经历的危险意味着他现在孤苦伶仃然而却恋恋不忘过去。象《士兵们的报酬》一样，《坟墓中的旗帜》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从战争中归来，没料到自己不能适应平民生活。和《士兵们的报酬》不同，《旗帜》的焦点集中于福克纳早先在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成之间感觉到的类似情况。在这些战争的第一次战争里，一个叫作约翰的哥哥经历灾难后比他叫作白亚德的弟弟活得长，正如他们的妹妹维基尼亚经历灾难后比她的丈夫活得久一样。约翰和维基尼亚都一直尊敬、甚至美化他们失去的死者的敢于反抗的精神。但是战后，维基尼亚却走出南方去建立新的生活，而约翰却回头去实现其修建一条铁路的梦想。在他们讲的这些故事里，我们意识到他们对光荣的死的向往，但是从他们所作的事情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对生活的献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作白亚德的兄弟经历灾难后比他的叫作约翰的胞兄活得长，显然他失掉了双亲，他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烦躁不安。不管他被马、汽车或飞机所吸引，速度是他的止痛剂，危险是他所爱的。他与野种马搏斗，使自己受了伤；他驾驶汽车，促使他的祖父早亡；驾驶显然不安全的飞机飞行，他使自己丧生。萨多里斯家的故事，特别是白亚德生和死的高峰构成了《坟墓中的旗帜》的情节中的最大成分。但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涉及另外两个孤儿霍拉斯与纳西莎·本波。福克纳一方面将纳西莎与珍妮姑母并列，另一方面将霍拉斯与白亚德井列，从而大大扩大了他的小说。珍妮姑母对萨多里斯家人们放肆的愚蠢既轻蔑又高兴，这在纳西莎变成了冷淡的轻视和恐惧：“只有在完全没有男人的社会里，”她有了一种想法，“她才能有宁静。”然而她的生活在她不中意的人们中回旋。她和她那女人气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她把拜伦·斯诺普斯的几封无名情书藏起来，暗地里读了又读。后来她发现自己被吸引要同白亚德结婚，他同时拒绝了她，把她吓呆了。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她致力于使自己的儿子不致被与她有联系的男人们所愚弄。虽然纳西莎决没有变成超越于对自亚德二心不定的妻子，她依然是霍拉斯的热情的妹妹并且变成了她儿子的热情的母亲。我们看来，白亚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物，或者至少是浪漫主义英雄的一类人物，——安诺德航行的“狂人”在二十世纪的后裔。我们看见霍拉斯·本波，另一个回来的老兵是个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靠早先的几个创作，其中包括对爱尔梅·霍奇的创作，使霍拉斯成为爱好豪侠者的后裔和一丝不苟的唯美主义者的一个类型。霍拉斯被叫做“诗人”，他实践一种完全是代替和升华的艺术。而白亚德在战争中当过战斗机飞行员，复员回来后怀念着他死去的弟弟，霍拉斯则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队里当干事，负责军人小卖部的工作，复员时带着一个吹制玻璃的机器。霍拉斯独自工作着，在制作“一个几乎是很完美的透明琥珀瓶”，他“总是把它放在床头几上”，把它叫作他“妹妹的名字”，称她为您，“好象她仍然是一个淑静的没有被死神夺走的新娘似的”。假若在道森·费尔柴尔德关于一个憔悴者的画里，这个憔悴者“每天晚上把《十日谈》带到床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代替，那么在对霍拉斯的创作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升华，从霍拉斯的话里，我们发现了与福克纳意识到的代替与升华的思想联系起来的一种迹象。福克纳写完《坟墓中的旗帜》后不久，开始了与他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小说，后来他讲到此事，措词是这样的，它模仿着他对霍拉斯的花瓶和淑静的新娘的描述。然而这时他正在写《坟墓中的旗帜》。他觉得是易于使自己与白亚德和霍拉斯保持超然的。他的困难在于满意地将他们的故事结合起来。在某些地方，这部小说似乎在叙述上是重复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又似乎同时是分道扬镳。尽管它有其缺点，它仍然应该得到比他所遭受的命运好些，它仍然是一部比大多数评论家承认的看法更令人着迷的小说。对这部小说的最早的反对观点是霍拉斯·李渥内特的看法。这个观点实际上证明是预示性的：福克纳继续写的小说由于使用过度而弄坏了他的风格，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把不同的叙事线索搅到一块儿，而且也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较大整体的一些部分。《旗帜》中的人物在后来的截然不同的小说里出现，如在《圣殿》和《未被征服的》中出现。《圣殿》是福克纳的最为悲惨的小说之一，而《未被征服的》则是他的最为浪漫主义的小说之一。我们常常意识到具有丰富的令人着迷的想象力的作家们的作品中有着很强的交互作用。但是我们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陶法小说（这些小说显然是他想象力成就的精华）里所看到的是通过几乎整个包括在内的结构所出现的明显的相互影响。有三件有关系的事实：福克纳的酷爱使得马尔科姆·考莱建议，编《袖珍本福克纳文集》；由于这书出得快，福克纳认为它是“我那虚构的县的金书”；和这个计划在使福克纳的伟大被人识别方面所占的特殊地位。这三件事实表明《坟墓中的旗帜》开始的故事与小说的一个明显特点：它们具有一个整体的以及基于差别的逻辑。而它们的整体逻辑连同成为这个整体的原因的相互影响在内是愈来愈复杂和愈丰富的。因为福克纳的小说并不是由关于南方历史和南方社会的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赋予活力的，因此他的方法也不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那些方法，把他的约克纳帕陶法的小说认为是历史或社会学显然是思想的错误。他的作品在其意义上比在微观世界上的南方历史和南方社会学要丰富些，而在其直接的应用上又较后者少些。然而那种错误的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表明他的作品中两种矛盾思想相互间的平衡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种思想，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想象的王国，另一方面它又从这个社会中得出了一种看法，他决不完全同意这个社会就是他的家。甚至在福克纳的读者们、评论家们和邻居们将素材和原作纳入小事业里之前，他的作品就暗示他在它们中所追求这种均衡是达到了，并通过它们加以维持。他转向老上校的情节，用了蒂帕县和里朴莱村的景色、历史和人口统计。回忆小上校的情节，他使用了拉法那特县和奥克斯福村的。但他是随意地使用所有这些材料。因为最后不是他为之献身的这个事实，而是为安德森所称为的“将想象力用之于生活实际”。他揉和并增加，修改并变形，塑造了一个具有自己特点和过程的社会。在《亚伯拉罕父亲》和《坟墓中的旗帜》里，福克纳成了家庭和地区故事、传说与神话的歌手，因为它们简直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似乎很少是有意识地使用的。当他周围的人们成了他的听众拒绝同意他的歌声时，他和他的文化已经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其紧张了。尽管他不能吸引听众，他的想象力仍然回到了密西西比，这使他回到了几个丰富的传统。当V·K·拉特利夫与V·K·苏拉特后来成了这些传统的两个专家，一个是对于夸张故事至为重要的夸张狂的热爱者，一个对讽刺的、有节制的自嘲性幽默有禀赋。随着萨多里斯之后，其他人物也采取了福克纳将其与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的精雕细琢的、歌颂的文体。他当孩子的时候，就已坐在新教教堂上，站在政治讲坛前或观看地方上的一些表演，在那儿有密西甘大学演说与雄辩教授艺术大师汤姆斯·C·特鲁布拉德朗诵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独白和地方上的专家亨利·瓦特尔森朗诵弗雷德·爱默生·布鲁克斯的作品《罢工纠察员的控诉》。这些和其他传统连同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所发现的旋律都融合在《坟墓中的旗帜》里，这件事使福克纳受到教益，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诗人，而去写内容丰富的音调抑扬的散文。在吸取小说的传统时，他谈到了社会现实，他将社会现实同社会及自然联系起来。就他的方面而言，他同意自然与社会的优先性，他也同意这样一种思想：构成词汇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是相当幻想的。他和世纪交替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具有一个相反的信念，认为以前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和不稳定的。他除了单纯地对这个事实感到不满以外，还从中得到慰藉，因为撇开损失不说，这个社会的行动和行为的可变性意味着机遇。几年以后，他把他的曾祖父说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的集中体现，然后特别提到老上校的一切成就都已消逝：“旧地遗物荡然无存，房子没啦，种植园的边界已毁，他的业绩啥也没有留下，唯有一尊塑像。”似乎是事后的想法，他接着说，“那样好些。”这暗示，他的伟大祖先对他的吸引力既是作为活在世上的力量，也是行将死亡的力量。几年前，在《坟墓中的旗帜》里，这个双重的反映已经表露出来：虽然他为他伟大祖先的业绩感到自豪，他为自己处于这种关系中和他可以自由地作出修改而感到高兴。其中那种双重性表明，他首先尽到的对约克纳帕陶法的义务应该是他对w·c·福克纳第一的一生和时代所尽的最为直接的义务，这是绝非偶然的。尼采曾经说过，最有力量的一些部族中最有力量的祖先们总是必然会美化为神。从福克纳将老上校美化为约翰·萨多里斯上校和他的弟弟白亚德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描述的引起回忆的认真做的鼓舞力量。萨多里斯家庭再描述了福克纳关于自己家庭的故事的最深刻的意识。《坟墓中的旗帜》是一个意思上根本分歧的故事，它既说明一个家庭早先的勇武的业绩，也说明了显然的衰微。我们在这部小说里，从突出的勇敢和具有创造性的第一代到第二代，这第二代不怎么重要并且更加分裂了，然而仍然尽力搞好生活，之后到了第四代，则是追求爱情和寻死。然而这样建立的典型至少是令人惊讶的，吃惊之处在于缺了父母这一代。几年之后，福克纳被问及他跳过的这一代，他说，“双胞胎”父亲没有故事，他生活着只是为了这个家庭延续后代。弗洛伊德谈到他自己对潜意识的分析时，曾经说，“对正文的歪曲就象自杀：困难不在于犯过失的行为，而在于去掉犯过失的根源。”在福克纳的事例中，根源是极重要的，他将父亲的死定在一九○一年，即他自己的家庭从里朴莱搬到奥克斯福之前一年。在这一点上，在福克纳对其家庭故事的最显著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是与他内心的绞尽脑汁，之后到了第四代，则是追求爱情和寻死。然而这样建立的典型至少是令人惊讶的，吃惊之处在于缺了父母这一代。几年和积极进取的动机有着何等的这一代，他说，“双胞胎”父亲没有故事，他生活着只是为了这个家庭延续后代。弗洛伊德谈到他自己对潜意识的分析时，曾经说，“对正文的歪曲就象自杀：困难不在于犯过失的行为，而在于去掉犯过失的根源。”在福克纳的事例中，根源是极重要的，他将父亲的死定在一九○一年，即他自己的家庭从里朴莱搬到奥克斯福之前一年。在这一点上，在福克纳对其家庭故事的最显著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是与他内心的绞尽脑汁，之后到了第四代，则是追求爱情和寻死。然而这样建立的典型至少是令人惊讶的，吃惊之处在于缺了父母这一代。几年密切的关系。由为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将镇压和报复的迹象简单地加以歪曲，或者将仁慈变为有意义的迹象加以精心制作，而是将这相互间那么有关系的两者变成几乎是难以区别似的。面对动机和策略如此复杂的一个作家如福克纳者，有些读者集中注意他对事实与细节的忠实，而另外一些读者则注意到他对它们的歪曲。但是在他现在准备写的伟大小说中，忠实与歪曲都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现在准备将陷入被撕碎和重新恢复的心灵加以戏剧化。缅怀一生，这些心灵被扔掉了又加以收回，浪迹天涯而又重新加以塑造，到处都留下这样的迹象和线索。甚至当这些心灵被赋予活力时，使死者似乎强有力和栩栩如生，它们通过判决，被判刑和显示其控制力。他们不仅分享了他们的作者的伟大的修辞的和想象力的天赋，他们也具有他的复杂的动机和策略。福克纳等待李渥内特对《坟墓中的旗帜》的答复，他立刻感到了信心和不耐烦。为了得到钱以便和他那个无名的情妇去浓游，他首先为一些招牌上油漆。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仍然感到坐卧不宁，就接受斯通将军的邀请参加一个狩猎队。十一月底，收到了李渥内特的信。“我内心感到抱歉”，李渥内特开头说，然后他继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部小说，福克纳原先认为这部小说会给他带来获利的好处以及关键性的成功。李渥内特对其拒绝的解释完全与福克纳自己对其事业的想法相左。他说，“《士兵们的报酬》是一本很好的书，应当写得更好些”，《蚊群》表明在精神上的提高不大，在写作上无所改进；而《坟墓中的旗帜》是“冗长的并且不完整”，缺乏“情节、宽度和突出”。福克纳认为，他似乎已发现了一个不可穷尽的王国，他的出版商认为，他似乎甚至并“没有任何可讲的故事”。虽然，李渥内特声称，他对福克纳的事业继续感到兴趣，然而他的话是刺耳的。鉴于《坟墓中的旗帜》使他为难，他建议福克纳甚至不要“提出出版此书”。李渥内特的信使福克纳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的事业重新回到第一个大阶段去。福克纳回复李渥内特似乎是冷静的，稍为有点超脱并且基本上是有信心的。“太抱歉，你不喜欢《坟墓中的旗帜》，”他说。“我仍然相信这是一本会使我的名字成为作家的书。”他承认他不能接受李渥内特给他的“超级的预支稿酬”，他仍然希望李渥内特退回他的书稿。他心中还有其他两个计划，他希望一个在春季完成，另一个在三、四年内写完。兴许李渥内特喜欢那两个计划中的一个。同时，他想将《坟墓中的旗帜》寄给其他出版商试试。然而实际上，福克纳感到太伤心了，太颓丧而不愿写作了。福克纳试图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他发现自己在毫无结果的控诉、愤怒地拒绝相信和努力做到超然与客观之间翻来复去地折腾着。十二月，李渥内特退回了书稿，二月，他正式打消了对此书提出要求。他愿意等待他希望在春天写完的这本书。但是福克纳的一切并不顺利，为了使一个故事不致两次投给同一个杂志，他注意记下他邮出的一些故事和收到的回复。他的底帐表明没有被接受的。先前他曾经对拒绝多少可以处之泰然，如今这些拒绝却加深了由于李渥内特的信引起的失望与怀疑。他需要帮助，就转而求本·华生。华生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执行了几年的律师业务之后，已搬到纽约，在那儿为李兰德·海华德的美国戏剧公司工作。这个机构管理着一些小说家和戏剧家。华生也是个自由作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出版界有些办法，他可以将福克纳正在不断寄出的故事作较为幸运的处理；至少他可以减轻福克纳邮寄它们的麻烦并且可以减轻他记录拒绝而引起的颓丧情绪。福克纳摆脱了一些故事，试图再修改《坟墓中的旗帜》，并写作新小说。这使他想到他终于可以由他认为是他的商业性的小说挣一小笔钱。几年来，他一直试图出版它。然而他仍然认为不能写它。他重读了《坟墓中的旗帜》，知道没法修改它，他转而去写他的新故事或新小说。似乎好的东西他啥也写不出来。他有时觉得不舒服和痛苦。他为欠李渥内特的钱而忧虑，他写信给他说，他已经将他的一些故事稿交给一个代理人，希望它们可以挣足够的钱以清偿他的债：“否则我不知道我们对这笔债务怎办。目前我有多多写作的贪心，因为你们出版界的人们宣称象我最后送给你的那本书是胡扯。我现在想卖掉我的打字机并且去工作，虽然天知道，浪费我的才华于磋跎之中，真是亵渎禅物。”实际上他不能放弃写作。他将书稿写了一个时候，又放到一边，决心忘记它，不料回头却想把整部作品加以重写。“每天或什么时候，我把它烧了，加以重写，”他写信给巴马姑祖母说，“现在它几乎是不连贯的。”特别是他感到乱糟糟或绝望的时候，他就把稿子给朋友们征求意见。但是似乎无助于事。他终于决定将稿子重新打字，送给华生。可能有人决定出版它。即使他们不出版，他可以继续写其他东西。华生在大约十个出版商那里作了努力，之后，他终于将它给哈尔·斯密斯看。哈尔·斯密斯当时是海尔科特·布拉斯公司的编辑。斯密斯喜欢这本书，阿尔弗雷德·海尔科特同意出版，约定此书必须予以删减。本·华生在斯密斯的监督下工作，没有福克纳参加，这样工作得以进行。他删去了斯诺普斯素材的某些部分和本波故事的一些大篇幅，因而将《坟墓中的旗帜》变成了《萨多里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约克纳帕陶法的第一个故事全文的大部分都删去了。在《萨多里斯》里，白亚德突出地显得几乎是孤零零的。在《旗帜》里，他被几个陪衬角色围绕着，他们的存在是比较充分地感觉得到的：即被更加浪漫主义的他的兄弟；被唯美主义者和艺术爱好者霍拉斯·本波和被强壮、稳健的年轻骑兵巴地·麦克科拉姆围绕着。删减后，福克纳加了一个献词：“献给舍伍德·安德森，由于他的关怀，我第一次出版了这部书，相信这部书会使他没有理由对那件事情感到遗憾。”他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写完的这部小说，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了。虽然此书的出版使他感到高兴，然而等的时间太长了，围绕这本书的苦难经历太痛苦了。一九二九年，福克纳的大部慰藉和他的一切兴高采烈都集中在另一部小说上。从苦难经历中和从另一个更不宜公开谈论的素材所产生《声音与愤怒》对他来说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书。他曾经让一位朋友删节了《坟墓中的旗帜》，但是当《声音与愤怒》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同一人所作的改变淡忘了。

第五章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自己的灯 
一九二八年最初几个月里，福克纳时作时停地对《坟墓中的旗帜》作修改，还进行了其他活动。他开始写几个新故事并接受了一些偶然的零活，通常是作油漆工。有一两次，他给一些大厦的屋顶、房屋和招牌等上油漆；有一两次，他甚至给铜号上漆。在这些月里，他还把《希望树》的稿件作为第二次献礼，“以表示对苦命儿童的怜悯与同情”。他多次将他的神仙故事讲给马加芮特·布朗听；他几年前就知道她是某个家庭的最小的孩子。现在她身患癌症，濒于死亡。每当她想听这个故事时，他就希望她的父母能把这个故事读给她听。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助于福克纳，不管是写作，或是临时工作，或慈善行为都无济于事。失败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他一直经受着某些失败，而且预料还要经受更多，他竭力准备防御以减轻痛苦。但是他现在感到的失望很厉害，没有谁能够分担它。虽然他仍然亲近母亲，他知道她的忍受决不会成为抱怨，他宁可让自己独自经受失败。这几年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已经缓和了；现在他觉得作一个失败的儿子并没有那么耻辱；而他的父亲却感到更没有勇气当一个“浪子”的爸爸了。但是穆里·福克纳没有与别人一块儿去分担他的失望，也没有要别人和他一道去分担他们的失望。因为不同的原因，福克纳也发现他难于无拘束地与菲尔·斯通或爱斯蒂尔·佛兰克林谈此事。自尊常常使他难于表示他需要温情。现在他和菲尔与爱斯蒂尔的关系都已变得紧张起来。在写作《坟墓中的旗帜》过程中，他已经注意到和菲尔已经完全破裂了，显然这是因为他认为，菲尔正试图命令他应当写什么。随着《旗帜》的写完，他感受到菲尔同他一样对他有着高度的希望，因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菲尔分担他的失意和失败。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他和爱斯蒂尔的关系比现在更不稳定的了。她的离婚很快就要办完，他知道她在考虑他要娶她。他曾经不断定期地去瞧她。奥克斯福的人们对此已议论纷纷。然而他认为他可能与另外什么人恋爱。一九二八年初，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了一封信，谈到他修改《旗帜》的努力，也提到了对《蚊群》的评论。他也谈到了一个女人，他没有提她的名。“我们都希望你能（解囊相助）。我有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让你见见，假若你愿意见的话。自然，她是个女人。我希望你看见她能够被她极其迷人的魅力所惊讶，被她非常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她象一个可爱的花瓶??虽然她好些天才过来看我一次。我的天，由于我没有钱，否则我就娶她了。因此你知道，甚至贫穷也得照应着自己哩。”因为福克纳的可爱的花瓶仍然没有名字，就不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谁。但是因为巴马姑祖母很久以前就见过爱斯蒂尔，显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她。在这封信里也没有讲明的是除贫穷之外，他和他的新恋之间所存在的障碍。假若他对他的可爱的花瓶的迷恋使他不能毫无保留地信赖爱斯蒂尔的话，那么他对爱斯蒂尔的责任感大概会使他难于去信赖另一个女人。他感到一刀两断的话，就找不到人来帮助他排遣自己的失意与怀疑，他变得内向了。只是这么下去，消度时光却成了一个问题。在有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喜欢唱多愁善感的歌，想到他会怎么死，或者怀疑他可以在什么地方被埋葬。“总之，你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他们可能将你放在松木盒里，几天以后，你就会生虫。在一、两天内，有人会哭泣。之后，他们就会把你全然忘记。”不久，他在写作名叫康普森的某些孩子们的故事。引用W·C·汉迪的《圣·路易斯·布鲁斯》的一行，他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命题为《夕阳西下》。他把另一个故事命题为《公道》。这两个故事都是以他自己的童年时期的回忆为基础的，它们都是关于肤色黑的儿童的故事，这些儿童勿需适当的配角或几个适当的主持者就可以预报凶事。在《公道》的结尾，他描述一些孩子“从厕所里的一个奇怪的、模糊的、凶险的吊架下”走过去。他对几个康普森孩子施展想象力时，开始对他们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正处于儿童时期的末尾和开始懂事的韶华，如散见的评论所表明和如深刻的反响及对康普森的几个故事的创作所证实的：那是一个对他来说，特别严酷的时期。“艺术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青春，”费尔柴尔德在《蚊群》中说，“当时风华正茂，生活不需要她因为你认为她美丽就经常为你把她的脸抬起来。”福克纳后来注意到他的女儿接近青春期时，说：“时间过得真快。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康普森孩子们常常是看见东西不理解，对事情的感觉也不能表达。在《公道》里，当他们周围的薄暮的斜辉沉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开始暗了下来，失败、惊愕和沮丧几乎变成了他们所共知的感觉。在初春，福克纳开始写关于康普森的第三个故事。他将它题为《黄昏》，他想使它成为对《夕阳》时期的一个探索，而《公道》则成了康普森的范围广泛的时期。这时他已写完了它，这第三个故事成了《声音与愤怒》，他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如福克纳曾经说过的，在接受访问中，他几乎可以谈任何事情；关于某些题目的谈话，他自相矛盾而感到高兴。在讨论《声音与愤怒》时，他显示了三十年的明显的一致性。自然他的谈话在他们表示的感情的质量上是不同的，在他们传达的信息的数量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表明他的第四部小说在他的记忆中占着牢固的地位。并且他们暗示它在他的经历中占着特殊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透露了几件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明确表示，他是在个人的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中写作《声音与愤怒》的。那个危机的职业重要性是清楚的：福克纳对《坟墓中的旗帜》所怀着的高度希望为它作了准备，李渥内特的粗鲁拒绝使它得以产主，而福克纳的答复却使他强烈地要写它。越来越多的挫折和打击，很快使福克纳感到再次怀疑自己的才能。他大概知道，要出卖他的打字机和放弃他的职业的威胁是空的，但是他显然认为他可以改变他的意图和抱负，他可以教育自己勿需希望成名和报酬也可以维持生活。几年间，他为了出版而进行写作。《士兵们的报酬》发表后，他就想写在他心中的霍拉斯·李渥内特。在他的作品更加使他个人感到满意的时候，他的作品却更少地被出版商所接受。他不肯回头去写对青年人富有魔力的作品如《士兵的报酬》或华而不实的作品如《蚊群》，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梦想。“有一天，我似乎关上了我与所有出版商的地址和书单之间的门。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作了，”——他这样讲意味着他可以独自地为自己写作了。他几乎立即感到了自由。他在“写作中没有感到伴随而来的任何驱使或努力，或随之而来的任何精疲力竭、或如释重负或兴味索然”，他开始写时完全没有计划。他甚至没有认为他的稿子是一本书。“我想到的是书籍、出版，没想到??适得其反，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愿意为出版商们喜欢或完全不喜欢这本书而感到苦恼。”但是福克纳也在不断地被个人问题缠住。为了保持个人隐私，他对那些个人问题是什么仍然含含混混。他对毛里斯·科因德罗谈到“一种内心深处的困难”使他“极其紧张”。虽然他的问题可能与爱斯蒂尔及他的“可爱的花瓶”的某些事有关，并且几乎肯定与他的孤寂与沮丧有关，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它们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并且变得与写作《声音与愤怒》有密切关系。关于写作，我们知道，它使福克纳兴高采烈，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并且写作是在非同寻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显然没有任何人，甚至爱斯蒂尔和菲尔都不知道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任何情况，直到此书实际上写完的时候。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声音与愤怒》插入了杰斐逊并且回顾了家史。康普森家象萨多里斯家一样，反映了福克纳对他自己的家史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个衰微的故事。但是《声音与愤怒》是更暗淡、更涉及私事和更令人着迷。《旗帜》尽管是受苦受难的，它几乎仍然是感情充沛的；尽管它用了家庭的传说，它仍然是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福克纳改变了的心情、新的态度和极其穷困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法。假若为自个写作意味着恢复较多的个人物质的自由，那么写作不考虑到出版商们的地址意味着变为更加实验性的自由。因此这部小说代表着福克纳向着童年时期和他最早的年代里这个家庭的结构后退，退到过去，退到内心深处。同时，通过这部小说的技巧和手法，福克纳用以发现、取代和美化等待着他去发现的回忆，他的小说表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突破。《声音与愤怒》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懦弱的父母的动人故事，它在主题上是复归，在风格和形式上则是创新。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内含着复归的原则，至少有两个是极重要的：第一，康普森三兄弟的出现，这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自己的家庭结构；第二，回忆和重复作为正式的原则。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几乎在写作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康普森三兄弟。为了将他们从时间与地点上固定起来，他采用他对他的祖母逝世的回忆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和几个人物形象。他和他兄弟们把他的祖母叫作达姆第，她在长期患病之后与世长辞，举行了葬礼。之后被送出家，以便可以将房屋烟熏。福克纳关于格尔特鲁德·斯太因的回忆往往是重复的，而这个人和他的生活却决不重复。他喜欢说，《声音与愤怒》是一个讲过好几次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使用回忆的东西当作实有其事——只是不叫做过去的事件、关系和结构及其伴随的属性与情感，而是将其具体化，以便自由地分析和运用它们——那么这回忆的东西对他来说就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了。将过去赋予现在的面貌，将现在赋予过去的色彩是从复归开始而走向创新。象这部小说的复归原则一样，它的创新原则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加地的逐渐唤起的回忆，（加地是福克纳在回忆中加上的妹妹）及其逐步从秘密的社会走向较公开的社会。在《坟墓中的旗帜》里，父母一代的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在《声音与愤怒》中，父母一代却至关重要。佳森感到有人对他母亲，特别是对他父亲表示轻视，就气势汹汹。他爱他们，然而又讨厌和恨他们。虽然本基既不觉得讨厌，也不觉得恨，可是他觉得他的父母在他生活中留下的是空空如也。虽然昆丁将恨掩饰了起来，可还是流露出来了。象本基和昆丁对加地情意绵绵一样，佳森对她的恨起源于康普森夫妇使她受到的创伤。总之，我们看到他们对她的不同追忆时，每个弟兄的不满都集中在加地一身。福克纳终其一生每一讲到加地都怀着很深的热爱。他认为，她既是他想象中的妹妹，“又是他心中的女儿”。由于他自己生来就郁郁寡欢，在他看来，她是个“如花的姑娘”，是他的“情人”。正是加地，或者更确切地说，福克纳对加地的钟情，使一个题为《黄昏》的故事变成了一部题为《声音与愤怒》的小说。“我太爱她了”，他说，“我不能认为她的一生只够写一个短篇故事而存在。她值得比那个短篇故事更长些。因而我的小说创作出来了，我几乎不可抑制地就写出来的。”在同样的讨论中，福克纳强调他对加地的爱的优美性质，他在写作中着重扩大他的小说的规模。那种扩大的一个根源是技巧。他爱说，这部小说是一个需要讲四次的故事。他在描述本基的经历后，觉得它是那么“不可理解”，甚至我也不能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发展的，因此我不得不写另外一章。因此第二节成了既是对第一节的说明，也是一个对照，正如第三节成了第二节的说明和对照一样。这个故事从本基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和天真无邪的那遥远而陌生的社会开始发展，在那个社会里，兴奋的感情和基本的反应都和我们的一样；从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的主观的以及秘密的社会到佳森的唯物主义的更加熟悉的、甚至符合常情的意义。在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里，思想将感情与感觉变成了富于个性的暗示和格调的一种颓废的有韵的散文。在佳森的唯物主义里愤怒和自怜用口语体和老生常谈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因为它是更习用的，佳森的那一节更容易理解，甚至更公开些。然而它也描述了它自己的一个圈子。福克纳希望从三个特殊的和秘密的社会转入到一个更公开和社会性的社会去，他采用了较超然的语言。第四节对我们来说好象一个“门外汉”。这个故事终于问世时，它不仅讲的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的故事，而且是在黎明时一个较大的世界的故事。“那就是那本书怎样产生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将同一个故事写了四次??那并不完全是一本深思熟虑的力作，这本书就是那样产生的??我仍然想讲一个故事，它使我非常感动，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成功。”已经知道这部小说的技巧是辉煌的。这就容易忘记它的基本故事是多么简单而且动人。从这部书中，我们看到四个孩子诞生在他们的家庭处于毁灭和解体的时刻。福克纳回忆道，他对这部书的思想开始是，“一个哥哥和妹妹在一条小溪里互相泼水玩”，他们是在他们叫作达姆第的祖母的葬仪中被送到这儿来玩的。从这个场面中，出现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之一——加地的泥泞的衬裤。当她爬上康普森家外面的一棵树，观察里面的葬礼时，我们和她的几个哥哥从下面瞧见了她的衬裤。福克纳从这个场景得出了几件事情：他关于这个小溪的思想，是将其作为黑暗的恶劣的时间的流，把加地从她的哥哥们那儿冲走，他关于这个姑娘的思想是：她有勇气爬树，也在面临人世沧桑与失败中表现了勇气；他关于她的几个哥哥的思想，他们在下边等着，其反应是大不相同的：本基不了解他的失败，昆丁想漠视而不是面对失败；而佳森则以极大的愤怒和野心去迎战这个失败。因此这部小说的焦点不只是在这三个哥哥，福克纳在开始时就已有了这三个人物，而且也在于加地，这个人物是他加到回忆中去的，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唯一的孩子的故事他从来没有直接讲过，以及关于那些孩子的故事他却是经常直接讲的。他研究加地的决心，只是采取间接的方法，通过她的几个哥哥的眼睛、穷困和需要来进行，这是部分地带有技术性的；这时他有了这第四个可讲的事，他需要更大众化的语言。此外，他认为用间接的方法更“热情些”。他说，描述“在树枝影下，让心灵去塑造一棵树”会更加动人。但是实际上，如象加地被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描述的一样，她已经长大了，以反应福克纳和他的人物们所共有的需要与策略。福克纳发现了本基，他了解本基是一个“被孩子们视为典型的、天真无邪的鲁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对“这个笨蛋与其周围的关系感到兴趣，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但决不会去应付。”特别使他焦虑的是，象本基这样一个孩子是否或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恻隐之心和帮助，使他得到保护”。他偶然发现的这个答案与康普森夫妇毫无关系，只与狄尔赛有一点关系。康普森先生是个身体虚弱的无政府主义的酗酒者，他以他的孩子们的感情与需要而自娱。甚至感到同情与怜悯时，他也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康普森夫人是个冷淡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她的精力花在忧虑自己的病痛、抱怨自己薄命和坚持她身份高人一等。“假若我能喊妈妈，妈妈”，昆丁自言自语地说。狄尔赛是福克纳最崇拜的那类基督教徒的集中体现。她令人想起加丽阿姨。她因为有一点子神学而得救了。虽然她的理解力较差，她的智慧和爱却是大的。她生活在康普森家人们的这个社会里，自己专心致志地做好当前的事；她可以“竭尽所能”去填补她周围这几个孩子在生活上被其没有慈爱的和不可靠的双亲所遗弃而留下的空位。由于其忠实的品德，她是一个较大社会的一部分，她可以“在这个家庭衰微的废墟上忍受痛苦。”她说，她曾经是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但是狄尔赛的生活将有效行动的措施与悲惨地听天由命的措施结合了起来。他将本基对温存和抚慰的大多数需要，假若不是对帮助与保护的需要的话，都推给了他的妹妹。福克纳说，因此“他妹妹这个人物开始出现”。象本基一样，昆丁与佳森也转向加地，希望从她那里寻求以某种方式去满足他们的父母使其落空的需要。昆丁珍视他的家庭荣誉感，他认为他的父母似乎已丧失了这种荣誉感，他试图使他那娇娆妩媚的妹妹变成不被人夺走，也不令人销魂的娇娥。父母出卖土地时，佳森认为他们已经卖掉了他的长子继承权，然而他仍然贪求一份遗产，他试图利用加地的婚姻得到一种代替的财产。因此在《声音与愤怒》中，父辈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几个读者觉得，小说家福克纳的同情更多地在男人方面而不在妇女方面。但是他小说中的父亲们至少很少比母亲们走运的，他主要是同情儿童，我们不仅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是如此，而且也在这部书以后的著作中看到同样情况。久耶尔·邦德任必须生活而没有一个见得到的父亲，达尔发现，在某种基本思想上讲，他“根本没有母亲”。汤姆斯和艾伦·萨特彭的孩子们从生到死都既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合格的母亲。罗莎·科尔德菲尔德生活了很久没想到却发现在她进入由童年之前就已丧失了童年。坚持，然而却是粗暴地予以坚持的这些性格重复出现容易，可是却几乎不可能独立和创新。虽然佳森感到对他父母表示仇恨是气势汹汹的，然而他却不能亲自满意地对他们主要是同情儿童，我们不仅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是如此，而且也在这部书以后的著作中看到同进行报复。因此他一发现了受害者们就予以帮助，他首先帮助那些象本基与拉斯特尔之类毫无办法的受害者们，或者是象加地那样拼命干的人。扩而大之，他对他家庭的蔑视使他摒弃了过去，并投入到新南方去。他在那里干起来，勿需认识他自己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我们看来与他母亲有关的自怜。被丢下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恻隐之心和爱，昆丁、加地与本基就转向狄尔赛，也转向他们相互之间。本基没有变得雄心勃勃，他感到他父母在他生活中给他留下的空无所有，因此竭力抓住加地满足他对温存的需要的时刻。在昆丁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望：在他周围的现实世界里遭到摒弃，他决心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找到时机。象庞德的《诗章》中的英雄一样，他在生活中怀疑是否有他想象中的佳人值得一瞧。他和近亲的关系很坏使他希望逃避现实。他把这种坏的关系归因于他心境的奇怪的彷徨和他的感情的奇怪变化。结果这使他去寻求一个静谧的藏身之所，他在那儿刻意地使他父亲一生的逻辑臻于完整。加地不同于她的几个哥哥，她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得到了自由。但是她的逃跑切断了关系，使她不能帮助昆丁，安慰本基或保护她的女儿。终于，自由“使她卷入了不名誉与羞耻”。昆丁小姐被母亲抛弃，没有谁使她感到爱，因此她重复了她母亲的耻辱，逃跑了，不了解母亲对她的慈爱。假若在佳森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令人厌恶的一切几乎得到了胜利，那么在加地和昆丁小姐的故事里，我们却看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的堕落。现代的故事没有一个象他们的故事一样可以去探索叶芝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中的现代的可怕景象：在这儿，“最好的缺乏信心”而“最坏的却充满着强烈的感情”。因此福克纳似乎是通过加地的哥哥们所感到的需要而发现她的，他主要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去描写她的。他只是后来才认识到，他也曾经一直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加地这个人物身上，他塑造了他所希望的但是并没有的这么一个妹妹，并且塑造了他命中注定夭折了的女儿。“虽然从这个事实看，前者可能是明显的”，他接着说，“几乎在我将加地的名字写在纸上之前，她已经有了三个哥哥。”那么总的看来，康普森兄弟们可能被看作是表现福克纳的一些需要，他通过对加地的塑造而显示了这种需要。在本基对温情的需要中，我们看见在写作《声音与愤怒》之前的感情汇流的迹象。福克纳将他的欣喜若狂和宽松愉快与这整部小说的写作联系起来，特别是与“本基部分的写作联系起来”。在佳森一心一意要想取得一份遗产中，我们看见了福克纳试图予以放弃的一种庸俗的希望。在昆丁对一切追求实利和肉欲的事情采取的几乎是摩尼教徒的反感中，我们既看到了艾伦·泰特叫做“天使般的”想象，也看到了福克纳将其与精雕细琢的唯美主义相联系的道德的敏感性。对昆丁，福克纳所塑造的另一个失意落魄的诗人的形象化的描述决非偶然，首先他在他把加地叫做的易脆的“瓶”身上寻求庇护，然后寻求非常象“静谧的藏身所”之类的地方。福克纳想象黑格献梅尔本人就在这儿隐退起来。“在这里，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到达他那里只象遥远的微弱的雨声。”对加地的塑造对福克纳的意义在于它是他的较细致入微和较易引起联想的描写之一，福克纳将她与自己喜欢的一个形象联系了起来。“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了。现在我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就象这样：一个老年的罗马人将它放在床边，亲吻它后，戴上有边的帽子慢慢地离去。所以我，这个没有妹妹，有一个注定在婴几时就夭折的女儿，开始为自己塑造一个美丽的和悲剧性的小女孩。”这个瓮或瓶的形象已经出现在黑格献梅尔的回忆里，在《爱尔梅》、《蚊群》和《坟墓中的旗帜》里；它最近出现在给巴马姑祖母的信里描写他的新的情人中，它以后还会出现几次。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正是这个形象对福克纳具有特殊力量和几项言外之意，其中至少包括特别重要的三个含意。这些含意中最简单的一个——强调逃避的愿望——福克纳早先曾经将其与黑格献梅尔的“静谧的藏身地”联系起来，后来又将其与庇护盖尔·海陶维尔使其“不致受到人生严厉风暴”的袭击的“典雅的、色彩鲜明的瓶”相联系。在《声音与愤怒》中，本基出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寻求庇护的完全不能独立的家伙。判以缩短其痛苦的生命，“象某些双目失明者和哑巴一样??他们生存只是因为他们有忍受的能力”他是非常贫穷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加地的失败对他来说意味着是如牛负重而毫无意义地忍受的一生。另一方面，昆丁看来，加地的失败意味着绝望。在他那里，我们看见一个愿望，首先是减轻和庇护，然后是逃避。福克纳在一篇新奥尔良随笔中介绍了一个女郎，她自己在她情人面前表演《小妹的死》。在他写给海伦·白亚德的一篇寓言里，同名的一个闺秀出现在一个宫庭骑士及情人的面前，后者自然是昆丁想扮演的一个角色。首先，昆丁所十分希望的似乎是集中注意作为他梦中的少女的加地。但是在他的愿望变成了与《不安之夜》相联系的时候，加第开始与《妹妹的死》融为一体了，即有着死亡威胁的被禁止的乱伦之爱融为一体了。那种威胁导致了昆丁的阳萎，他所爱的不是他妹妹的肉体，甚至也不是康普森荣誉的某种思想，而是死亡本身。到头来，他不是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献给加地，而是投了河。“恋爱中最悲惨的事情”，《士兵的报酬》中的一个人物说，“是不仅爱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肝肠寸断的事很快也被忘掉了。”昆丁的自杀部分原因是对他被禁止的愿望的惩罚，一部分是因为加地表明了是堕落的，兴许一部分是因为他断定，“甚至她并不是非常值得为之绝望的。”但是他也自杀了，因为他的时候，加第开始与《妹妹的死》融为一体了，即有着死亡威胁的被禁止的乱伦之爱融为一体了。那种威胁导致了昆丁的阳萎，他所爱的不是他妹妹的肉体，甚害怕自己的反复无常。他发现他自己在心理上是非常无能的，这表现在他不能扮演英雄人物——诱好者或报复者，他认为作一个豪侠的骑士似的情人才适合于对自己的想象。但是除他经受的失败以外，还有着他预期的失败，这正当加地的堕落对他无关紧要的时候。因此自杀就是完成留给他的唯一任务的献身，这个感到绝望的情人的献身。在此之前，福克纳从来没有表现过那么深刻和形形色色的忧虑。在昆丁这个人物上，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即刻到来的失败，它是最后失败的前景。后未，福克纳将写作《声音与愤怒》与忧虑这样一个时刻联系起来：这时“写作的欣喜若狂将会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某些事情也将过去。”在昆丁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福克纳的思想：想逃避那种忧虑的希望是蕴藏着危害的。假若他写《声音与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寻求庇护，那么他写的时候心里也明白，他必然会从这事中脱颖而出。“我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他说，虽然“我想我随时都知道我不会永远生活在它里边的”。写完《声音与愤怒》时，他发现了突然的创伤。大概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他一直知道他会进行那种活动的。他的小说肯定对他具有其他可能性，正如这个肖像一样，他可以通过它竭力去表达它所具有的其他含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明显的性爱思想和鲜明的唯美主义。我们检查一下将瓶子放在床边，以便对它亲吻的罗马老人，与“每晚将《十日谈》这样的色情书带到床上”的衰老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始解这个好色之徒的谜。这两个人都专心致志于一种代替和实践一种自体性欲。只要我们假定这个罗马老人是他的瓶的制造者，他才是优秀的，在此情况中，他象霍拉斯·本波，本波是他自己的”几乎完美无瑕的瓶”的制造者。通过霍拉斯和他的瓶，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福克纳和他的“甜心甜意”那里。因为霍拉斯不仅把他的瓶放在床边；他还用他妹妹的名字叫它。在《声音与愤怒》中，作为爱的一个原型，兄妹之间的爱取代了父母与孩子们之间的爱。在加地与昆丁之间那种爱蕴藏着的乱伦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就象在《爱尔梅》、《蚊群》与《坟墓中的旗帜》里一样，并且也将象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一样。然而这个圈子不如它初次出现时那么完备，因为至少霍拉斯·本波与威廉·福克纳之间的一个差别是极其重要的。福克纳的瓶是他决不曾有的妹妹的代替，而霍拉斯的琥珀瓶则是他有的然而被禁止占有的一个妹妹的代替。在这点上，霍拉斯比较接近于爱尔梅，福克纳则接近于《蚊群》中的戈登。爱尔梅实际上比霍拉斯胆小些。爱尔梅与一个“身材粗大的女性、同时又是阳物崇拜者的阴阳人”干起来很痛苦，他塑造的人物与“他害怕而又渴望的”某种东西有联系。他所追求而文避开的这个东西是他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模糊的形象”；它的来源是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乔·爱地的妹妹。他的艺术象霍拉斯的艺术一样，与用于对他被禁止的人物的想象中的占有，又害怕在性方面去进行占有。霍拉斯用他妹妹的名字去叫他的琥珀瓶时，他清楚地讲出了爱尔梅只是存在于感觉中的话。然而霍拉斯象爱尔梅一样，找到一种避免昆丁扮演的命运的方法，即进行间接的或想象中的占有。爱尔梅与霍拉斯能够通过他们的艺术达到满足，以减轻绝望，而勿须引起犯罪，而这种犯罪还可能导致其他的犯罪。在《蚊群》里，戈登的“女性的完美典型”的根源是模糊的，虽则他的艺术显然是专用于塑造和占有它。戈登的看法与爱尔梅和霍拉斯的看法一样，色情与唯美主义是不可分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一个男人总是为“某个女人”写作，假若她不是“一个有肉和血的动物”，她至少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并且“她是女性”。爱尔梅与霍拉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倾向于实际的人物，他们使艺术成为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的代替。另一方面，戈登则使艺术成为接近一个理想的方式，这个理想的本体是模糊的。关于它，我们知道两件事：它是女性，它描述亨利·杰姆士叫做的美丽的巡回和思想与愿望的借口。霍拉斯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而戈登则用暂时追求一个碰巧相貌和它相似的女人的方法表示潜心于他的雕塑典型。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小艺术家，戈登则是一个奉为神圣的艺术大师——其区别在于，戈登将其毕生精力和艺术奉献给只在思想上和想象中完美存在的一个人物。在写完《士兵们的报酬》之后不久和开始写《爱尔梅》与《蚊群》之前，福克纳在去欧洲的途中，告诉威廉·斯普拉特林说，他认为爱和死是“世界上打动人的唯一的两个基本力量”。然而他的差不多等于对两者之一的想象力所从事的是他关于每一个对另一个和两者对艺术的关系的思想。霍拉斯把琥珀瓶叫做纳西莎，他也称她“你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豆蔻年华的淑女”。“什么地方有一个故事”，福克纳说：关于一个罗马老人的故事，他将一个第勒尼安瓶放在床边，他爱它，亲吻它，使它的边慢慢地遭到磨损。我自己也作了一个瓶，但是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生活在这瓶中，兴许我有这个瓶，以便也把它放在床上，瞧着它更好；肯定那样的一天会到来，不仅写作的欣喜若狂已经消逝，而且某些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东西也将消逝。最好这么想，当你死的时候，你将在身后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好作成一个什么东西你死时可用以随葬。在这个短短的声明中，这个瓶既成了加地又成了《声音与愤怒》；他为这两个“美丽的东西”创作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她找到了庇护、隐居处以及表现的机会。这个瓶基本上是双重的，它包含许多事情：这个艺术家可以退隐的一个避难所或庇护地；他可以为之献身的一个女性的典型；他死后可以留下来的一件艺术品及至少可以包括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项表现的一个被埋葬的瓮。它是他可以自由地亲吻的一个嘴，它也是他可以在其中发现庇护所的一个世界；假若它是一个他可以进入的一个发源地的话，它也是一个瓮，他那苦恼的心灵可以在其中寻找暂时的庇护并希望去发现足以传之后代的词句。福克纳在其所有的小说中，他感到《声音与愤怒》是“最触及痛处的”。写作它不仅再簇新了他关于目的（某些东西明天早上会升起来）和希望（他能够“相信是有效的”一个任务）的思想，它也给了它一种“肯定的、实际的然而又模糊的感情去加以描写”。在写作它时，他经受了一种欣喜若狂，特别是在“热切而快乐的信念及令人惊异的预期上更其如此”，这种信念和预期仍然在手下边洁白的纸张上保持着纯洁与忠实。如福克纳曾经指出的，因为《声音与愤怒》是一个“疯狂与仇恨的忧郁的故事”，并且因为写作它时，使他花的代价很高，那些声明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已经在《声音与愤怒》里发现了他在《蚊群》中所预料的那种作品：构成这个世界的平凡事件——爱和生命、死亡和性及悲哀——碰巧以完美的比例组成到一起，被大家接受为一种绚烂而永恒的美。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仍然评述他的第四部小说是一个大失败。有瑕疵的成就往往是他的理想。为了继续努力以便与他的“美好的梦”媲美，他需要不满足与希望。假若失败可以促使他走向失望的话，那么成功就可能使他失去目标：“只写一本书就可以了。它不是许多拙劣作品的总和，你知道，它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你所希望的一个瓮或模型。”福克纳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他希望“作一个民间的个人，从历史上勾消或取消”；他的目的是使他的一些书成为他一生留下的唯一记号。提供那些声明既是秘密的希望，也是他对艺术的关系的一个暗中的想法。福克纳以为他的真正的本质是多样化而模糊的然而肯定地被他的小说所形象化而存于心中。而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性就在于这种稍为有点非同寻常的思想。“我还没有知道谁”，他的一个弟弟写道，“其作品较比尔的能更与本人一致??有时很难说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比尔本人或者是故事中这个人物。然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你会知道他们这两人是同一个，他们是一个人，而且是分不开的。”福克纳知道，那些人物，“那些隐蔽的但是精雕细琢的形象”，既是对他经历的生活又是对潜藏在它下面的暗地的、秘密的生活间接地进行探索、使其特点呈现出来并重新加以肯定的方法。他至少有一次激动地怀疑道，是他“虚构了他的小说中的这个世界呢”，“或者是他的小说虚构了自己”。然而象有瑕疵的成功一样，间接的知识和间接的表现法意味着部分的完成和具有几种含意。福克纳需要只采取间接方法处理加地和他需要把自己的小说说成只是部分地完成了的一系列并非完美无缺的情节，这些情节赋予这部作品以复杂性。他对《声音与愤怒》的描述一部分是对认识论问题的贡献，一部分承认美是困难的——即认为最值得看、知道和谈论的那些事情又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看见、知道或讲出来，但是他的描述中所强调的间接与不完全对于处理被禁止的场景、显然被禁止的言辞、于危险的行动也是有用的策略。对于爱尔梅·霍奇来说，他的妹妹乔·爱地和在她幕后的“这个黑女人、黑母亲”是与“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模糊形象”相联系的，这就是他所害怕和希望的每件事情的核心。因为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唯一令人满意的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被禁止的，因此两者都不可能是然而又必然是爱尔梅的目的，爱尔梅的生活和艺术就成了粗糙的近似的策略。和粗糙相反，《声音与愤怒》的艺术仍然是一种含蓄和暴露的艺术——特别是与加地有关的部分是延迟、避免和回避。因为给她提供表现的这部著作也给了她掩蔽部，甚至退隐之处。除了福克纳的思想，认为间接的方法更富于情感外，他还觉得它更可随意些。因为他的希望和迟疑几乎涉及每件事情，使得他的想象力成为既是虚幻的又是引喻的，他的艺术成了臆测和猜想的卓越艺术。福克纳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对传统作了巧妙的掌握。他对传统既加以分解，又进行了改造。他在《声音与愤怒》中，掌握了他童年时期的痛苦和无言的爱——乱纷纷和无所事事，被禁止的需要和希望。我们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的丧失感是与父母的懦弱、无能、严厉、指责和拒绝相联系的。在狄尔赛这个人物中，福克纳再塑造了一个他早先听到并希望的一个爱情的避难所，在加地这个人物上，他塑造了他所知道并非常向往的一个人。假若这些人物中的第一个全是女性的话，那么第二个很奇怪是阴阳人。在他没有过的妹妹这个人物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妹妹，而且看到了一个母亲（她非常明显地是为本基配上的角色）和一个情人（这种可能性非常明显是被禁止的）。象福克纳在写作它中所感受的情感一样，在我们看来，这个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确确实实的肉体的人，然而又是模糊的”。甚至当他接近她的时候又不得不避开她，他揭开她的时候又不得不加以掩饰，福克纳将加地塑造成一个女英雄，她完全适应于她的社会，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她生于衰微与逃避之时，象它一样，她超越了它们。一九二八年九月，福克纳写完了《声音与愤怒》书稿，并开始将其打字。他认为他的作品“决不会再出版的”，他也没有打算将它交给出版商。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某些事情承担义务。然而九月末，他收到了邮寄来的关于《萨多里斯》的一个合同。哈尔科特·布拉斯公司将至少出版被李渥内特所拒绝了的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福克纳几乎立即决定将他的书稿和部分打字稿包装好并到纽约去。他可以靠新收入的三百美元预付稿酬维持生活；他要去拜访象莱尔·萨克逊、比尔·斯普拉特林和本·华生这样的朋友们；他可以在纽约和奥克斯福一样修改和打字。他在莱尔·萨克逊的住宅里呆了几天，后来，他需要一个地方进行写作，他自己找了个房间。在本·华生删节《坟墓中的旗帜》时，福克纳修改了《声音与愤怒》。虽然他曾经不断地细心修改过，现在修改起来仍然很紧张，有时他的朋友们几天都见不到他一次。他的修改部分地反映了他不断的献身精神和喜爱：“我写作那本书非常艰苦”，他后来断言，“我怀疑在这本书中是否有不属于它的东西”。但是这些修改也反映着他越来越希望他的这本书可以出版。他对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仍然表示怀疑。他无意抱希望，结果却看到沮丧。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他写信给巴马姑祖母说，“我相信十年内任何人也不会出版它。”然而他的修改反映着他显然努力增加这部小说可以被接受的可能性，使之不致那么为他自己所独自欣赏。他增加了一些斜写体的段落，以表示时间的跳跃；他加上了一些段落，以澄清一些情节；他使一些环节和关系更加清楚。福克纳修改完后，注明其打字书稿的日期——“一九二八年十月于纽约”——并将其给予本·华生。它凝结着漫长的、紧张而令人满意的劳动。他后来说，“我把自己的满腹才华都写进了《声音与愤怒》”。首先，他觉得欣喜若狂。他对本·华生说，“老兄，读这本书吧！”“它真是使人绞尽脑汁了。”但是他几年以前就懂得，对他来说完成的意思往往会引起沮丧和抑抑郁郁，后悔与内疚；明天他可能“醒来就会感到不愉快”。写作《声音与愤怒》不仅是遨游了他那想象的王国的堂奥而且也畅游了他的内心世界。逆转的方向几乎表明是不可能的。他艰苦努力以达到的目标，他曾经害怕，好象他不敢“冒险卡断供应，毁掉来源似的”。兴许他象普劳斯特和里尔克一样，知道“完成的礼物”意味着沉寂。或许它不仅是沉寂而且是他所料想的拒绝与惩罚。随着他日日夜夜苦干的成果而来的肯定既是被强加的沉寂又是遭到的惩罚。他的朋友们已习惯于他工作的方式，很少注意到他的不在。一天晚上，他的两个朋友金·戴温与里翁·斯克尔斯碰巧走到他的房间串门，他们发现他独自一人，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周围空瓶狼藉。他们瞧他病了，身体很衰弱，就把他带走，并护理他恢复了健康。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种事件重复发生了几次。有时这些事件的发生不无明显的原因，有时是痛苦任务或不愉快的处境引起的，往往是发生在长久而紧张的写作之后。在《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认为，人们不仅寻求而且还可以找到这样的时刻：“通过象酒这样的外在作用??达到超越时间的至福。”虽然在喝酒后在酒乡中迷迷糊糊的漫游中没有经常产生那种景象，显然他是需要那种景象的。他意识到一部小说的结尾也就是一个世事的结束，而一个世事的结束就是最后的看法，他常常需要并寻求一个临界面。他又能写作了，他和戴温与斯克尔斯在一个套房里呆了一会儿（这个套房是他们与另一个朋友同住的），随后进来了一个名叫里翁·克朗普的艺术家。他一时感到非常寂寞。他和克朗普在一套房间里干起活来，两人很辛苦地工作，一个在画画，另一个在写作。福克纳仍然对《声音与愤怒》的前途表示怀疑，但是因为霍拉斯·李渥内特对他解除了合同，他比较有了些希望。哈尔科特·布拉斯公司已经声称要出版《萨多里斯》。本·华生有一个忠实的朋友在哈尔·斯密斯工作的一个编辑，他赞佩福克纳的作品。福克纳希望出版，需要挣钱，他开始写作一些故事。他写完《声音与愤怒》之前，就把它念给人家听。现在他白天写故事，晚上就给朋友们讲故事的稿本。战争写进了一些故事，他去欧洲旅行写进了另一些故事。他将《亚伯拉罕父亲》的材料重写为一个故事，叫做《当我弥留之际》。分开来说，这个材料和书名将来都会有名；可如今，将它们放在一块儿却找不到出版商。福克纳希望在离开纽约之前卖掉一些故事，他要求华生将他介绍给几个编辑。有几个编辑给他提了意见，至少有一个编辑，《作家》杂志的阿尔弗雷德·达希尔给他以鼓励。福克纳一度认为他可以在纽约呆到一月份《萨多里斯》出版之后。但是由于圣诞节临近和钱短少，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谁接受他的那些故事，而纽约也开始惹他生气。他匆匆记下了几个通信处，将衣服和稿子打好包，赶上了一辆火车。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他继续写作起来。首先他的运气依然不佳，无人问津。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萨多里斯》出版后不久，他收到了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一个合同。他曾经对哈尔科特·布拉斯有好感。阿尔弗雷德·哈尔科特将这部书稿放了几个星期，当他离开要去组织一个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公司时，决定将这部书稿交给哈尔·斯密斯。因此福克纳为他的第四部小说签字的一个合同是和一个新的出版商签订的，这是他的第三个出版商。《声音与愤怒》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是一项野心勃勃的承办，它是一部奇怪的书。它引起了一些特殊的印刷问题。但是哈尔·斯密斯很热心，他已经雇用本·华生作编辑。七月份，校样送来时，福克纳发现到处都有改动。他去掉了所有的斜体字，加进了一些空白，以表示时间的变动，他对全书作了几处零星的增加。虽然福克纳知道华生是出于好意，他还是生气了。他仔细地加以修改，恢复了斜体字并去掉了增加的文字。他写信给华生表明，斜体字与加空白一样有效，可是加空白不好看。他坚决主张他的全文不应加以修改：“老兄，不要在手写稿上增加任何东西，”他继续说，“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我也是好意。我擦掉了你所作的二、三处增加。”十月，这部小说发表了，斜体字依然，而没有了华生增加的文字。它几乎立即引起了关注。甚至发现这部书不易理解的评论家们也认识到，它不仅仅是另外一部小说。但是这部书出版后两周，美国的经济崩溃了，妨碍了销售。在一九三一年，在第一次印出之后，接着有两次小的印数。到一九四六年，出书总数约为三千本。二月，福克纳签署了《声音与愤怒》的合同，七月，他看了该书的清样。在二月到七月之间，他采取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步骤：他写了一部目的在于挣钱的小说和他与爱斯蒂尔·弗兰克林结婚。写作《声音与愤怒》使他为金钱与成名而写作的旧的忧虑不安更加厉害了。写作没有不可告人的意图，不为名，肯定也不为利，他“发现实际上有某件事情，艺术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对其使用脏词。”因为《声音与愤怒》没有不可告人的、肮脏的意图，它总是体现着他所认为的艺术应有的定义。但是他决没有停止过需要成名与金钱，随着《萨多里斯》的出版，他对名利的希望恢复了：他又把自己认为是“一件印刷品”和“可以挣钱的书”。那些思想似乎是卑鄙的；他有点轻视它们，总是主张加以抑制。但是由于有《声音与愤怒》支持他，他又回到了写作他认为是通俗和可以赚钱的故事上去。他晚上向朋友们讲这些故事，白天就写作和散布消息招徕。他回到奥克斯福的头几周，继续写作和推销故事。特别是阿尔弗雷德·达希尔有时似乎很象要接受一本。但是当邮件仍然是空洞的鼓励加上清楚的拒绝时，福克纳很生气。内心的反感与其说是毫不起作用不如说是使失败的羞辱感倍增。一个人的才华受到凌辱是最为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发现受到凌辱的作品没人购买。几年间，他艰苦写作，从来没有挣够钱以维持生活。爱斯蒂尔的离婚在几个月里将最后确定。然而他要和她结婚的事还不能肯定下来，他明白他不希望靠借钱来结婚。然而他有一家出版商可以出一些小说挣一点钱或不挣钱，可是有许多故事却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挫折与愤怒加深的时候，福克纳决心写一部小说，当哈尔·斯密斯将其出版时可以挣钱。一月底，他开始写，五月底就写完了。他给它取名《圣殿》。他写作的动机使他苦恼，后来他贬低这部小说，这引起公众反映的混乱。他说，该书“抱的想法卑劣??我认为那是我所想到的最可怕的思想，”为了挣钱，“把它写了出来。”福克纳想到，这部作品本身必然受到了玷污，他给他的这部小说带来危害。许多读者也尾随其后，认为，这部书抱有卑劣思想，他们断定，它必然是低级的。然而撇开危害不谈，这样讲大概是公正的，《圣殿》的写作较少地是出于损害较多地是由于愤怒，较多地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这部书本身，这样说肯定是公正的：它是福克纳的最悲哀的、最悲惨的和最色情的小说之一。福克纳开始写作《声音与愤怒》时，对这本书所采取的倾向知之甚少。但是他开始写作《圣殿》时却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写作这本书写了几次，他写完后回忆他花了“三周”时间，这本书实际上写得很快。这个速度部分地使人想到，这部书稿表明：福克纳写作和修改它和他在前几部书上所花的大量时间相比之下是不够精心的。但是福克纳往往将一个故事的成分玩味几个月之久，在落笔写作之前已在心中设计出了详细的方案，《圣殿》的几个部分几乎肯定地是经过长期酝酿的。一个要素是密西西比州农村的下层社会，那儿周而复始地生产和销售着非法的威士忌酒。福克纳几年来一直和一些小的自立的私酒酿造者们有交往，他羡慕他们的勇敢和机智并且甚至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上层”社会的藐视具有同感。第二个要素是孟菲斯的歹徒背景，在那里，有组织的一些歹徒帮伙不仅为控制非法的威士忌而斗争而且为控制赌博与卖淫而斗争。儿年间，福克纳与菲尔·斯通作短途旅行时，曾经一直住在孟菲斯歹徒帮伙控制的客店与俱乐部里。虽然他经常看菲尔赌博，他却乐意常去雷诺·德·福克斯之类的地方去。假若大多数顾客们似乎是普通的，许多歹徒帮伙则异乎寻常。福克纳根据其对农村下层社会的了解，塑造了几个包括李·古德温与卢比·拉马尔在内的极重要的人物，显然他对这两个人是尊敬的。根据他对孟菲斯的了解，他塑造了从滑稽的里芭小姐到古怪的波伯伊的一些人物。里芭小姐是以著名的孟菲斯“夫人”为基础塑造的，她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劫掠者》里将再次出现。波伯伊是以名为波伯伊·旁弗里的一个臭名昭彰的孟菲斯歹徒为基础塑造出来的，曾在早先没有出版的一个故事《大亨》里出现过。福克纳希望他的小说得以畅销，他利用了两种小说，即歹徒的故事和侦探故事，这些故事甚至在整个密西西比州都有读者。他几年里一直在阅读和写作侦探小说，他仍然要以这种小说作实验。尽管他心里有着清楚和相当简单的模式，然而情节方面的问题却继续存在。他需要找出某种方法将下层社会里比较令人激动的因素与杰斐逊的较为流行的社交因素结合起来；甚至经过几次错误的开始写作之后，他还继续加以修改和变动。他也需寻找一种方法来抑制自己的不满，包括他对社会和男人的不满，但主要集中在对女人的不满。《圣殿》表现出对控制社会的男政治家们和集中体现着虚伪的中年妇女们的轻蔑。但是它的情节集中在波伯伊对年轻的女性邓波尔·德芮克的肉欲性的糟害上，它反映着妇女的深重悲惨。这种悲惨是否归于福克纳向巴马姑祖母所描述的浅薄妇女或者归于爱斯蒂尔与海伦加诸的一些旧的创伤，或者归于福克纳向毛里斯·科因德罗所描述的一些内心深处的困难，它的焦点和深度是明显的：跟福克纳所写的任何著作一样，《圣殿》使人想起阿尔伯特·吉拉尔德所叫做的“顽固的厌女症。特写邓波尔的一些情节是那么严峻、悠闲而又超然似乎几近于不偏不倚。在思想上，他们集中于行动而不是思想与感情，他们富于戏剧性。显然他们部分地抱有的想法是使《圣殿》成为更轰动社会的和更能赚钱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情节是奇怪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堕落太厉害了。在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几种熟悉的堕落形式：从欺诈的政客们和玩世不恭的社会名流到谋杀犯与妓女，但是波伯伊的道德败坏的阳萎和邓波尔的堕落都远远超出了通常的限度。福克纳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对女人相当厉害的猜疑”。一个妙龄女郎从青春期向性行为发展在他看来几乎是堕落的集中体现。“那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后来当他的女儿接近那个关系一生命运的时刻时，他这么说，“这是她童年的终点。她将长成一个女人。”邓波尔进入《圣殿》时正在芳龄，她已走过了这关键性的一步，奇怪地发现了它的后果。她喜欢社交性集会，走路时也总是在跳舞。她爱玩，调情和逗惹人，可她也全然弄不清其中原因。然而甚至读者们也倾向于指责她的好奇心和热情，她受到的惩罚似乎是太多了。“我正在写一本书，”福克纳告诉本·华生说，“一本关于一个少女被一个棒子芯奸污的书。”阳萎的波伯伊将邓波尔强xx之后，将她带到里芭女士的房间去，他在那里瞧着，一个名叫雷德的代替情人使邓波尔道德完全败坏了，她变得很愿意，并且最后还感到不满足。在这个奇怪的三角恋爱中，没有一个人物对另一个表现出任何温存或感情。他们全都被狂热的行为和淫欲弄得神魂颠倒。邓波尔在这样的如痴如醉中，发现自己本身的和围绕着她的邪恶。因为波伯伊曾经带领她走向邪恶她被他所吸引，又遭到他的拒绝。被强xx后不久，她放弃了显然可以逃跑的机会，部分原因是她自己拿不定主意。但是她的不行动也反映着社会对她的影响。逃跑，兴许可以幸存，她对此不怎么感兴趣，她关心的是使她的高尚的受尊敬的朋友们不要知道她所遭遇的事情，因为她明白，她的社会会谅解这种邪恶而不会承认这种事情。在这部小说快要结尾的地方，她回到了曾经使她着迷的社交界，她玩世不恭地与人合作，以证明李·古德温犯有谋杀罪。实际上，她知道这个罪是波伯伊犯的。因而在我们看来，她既是本能地堕落了的又是在社会上腐化了的一个女性。她发现淫欲与狂热的行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之后，她完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人。她站在她那有权力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官；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官”）和四个可靠的哥哥旁边，泰然自若地撒谎。或许福克纳不能解决邓波尔犯伪证罪和证明一个无辜的男人有罪，其动机是怎样形成的。但是邓波尔的行动表现的问题比许多读者所联想到的要少些。甚至在她回到社交界之前，其他的人们就已开始搞阴谋定李·古德温有罪。孟菲斯的下层社会希望波伯伊得到保护；杰斐逊的地区检察官尤斯塔斯·格拉罕则希望定罪，那将增加他的记录并且有助于使他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克拉伦斯·斯诺普斯则希望获得利益并且巴结有势力的朋友们；纳西莎·本波·萨多里斯希望终止一个引起轰动的审判，以保护她的良好声誉，在这个审判中她的哥哥为一个名声不好的男人辩护。虽然这些人物中没有谁犯作伪证的罪，他们中没有谁表现对真理有很大兴趣。格拉罕对他的事业比对公正关心得多。纳西莎对于一个无辜男人的死远远不如这个男人的同居夫人的丑闻引起她的愤怒。在杰菲逊，法律被醉心于权力与利益的人们所控制，教堂则被“教堂夫人们”所控制，她们关心的是方便和体面。李·古德温知道杰菲逊的权势人物对真理是漠不关心的，他与别人结成联盟反对这些势力。他的妻子卢比·拉马尔竭力帮助她的丈夫而又不激怒这个城镇；霍拉斯·本波则是福克纳的似乎未必有的游侠骑士。侦探兼辩护律师本波坚决主张某人必须充分注意真理与公正，以便加以遵循。他有时是机智的，甚至是干练而精明的，曾经历过几次得意的时期。但是他终于被人胜过了，部分原因是他太学究气和胆小，部分原因在于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势力大权在握。“兴许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认识、承认有一个变坏的逻辑典型，那样我们就应该死。”他想到了这么一点。比失败还糟的是标志着他的失败的整个投降。假若邓波尔遭到不幸时，使她玩世不恭的话，那么霍拉斯遭到的不幸却使他筋疲力竭，并听从摆布。象《亚伯拉罕父亲》一样，《圣殿》也是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情；象《亚伯拉罕父亲》一样，它用这个法国人的旧住宅引起了福克纳想象王国的朦朦胧胧的肇始。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在它的完稿到出版之间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复杂命运。象《旗帜》一样，它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福克纳在写作它时，情绪时高时低，就象以往几年一样。他越花力气写作，他就越希望这部新小说成为他可为之自豪的一部作品。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时候，他觉得不管他写什么，他都会遭到失败。在写完《圣殿》之前不久，他告诉菲尔·斯通说，他自己终于听天由命了：“我认为我不仅不能够从我写的东西里挣到钱，”他说，“我也不会得到任何声誉。”他仍然不能打消希望。五月初，他正在修改并将书稿打字时，从哈尔·斯密斯那得收到一个新合同和一笔新的预支稿酬。他邮寄出了他的稿子后不久，即几周以后，他得到一个大大出乎意料的反映。“天啊！”哈尔·斯密斯写道，“我不能出版这本书。我们俩都会去坐牢。”因为斯密斯的保留与这部稿纸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讲任何话贬低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发展。他也避免要求福克纳退回预支稿酬。但是他清楚地指出读者们在报上所感到的震惊，他没有讲任何鼓励的话。福克纳又一次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隐藏着自己的沮丧。这一次他没有抗议或假装的信心，他甚至也没有要求他的出版商退回他的稿子，以便他可以到其他出版商那里试一试。“你该死”，他对自己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工作，直到你剩下的一生”。在他的事业面临着另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福克纳开始清理自己的个人生活。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爱斯蒂尔的问题。她的离婚被答应在四月份进行。他知道她正在等着。十一年前，他曾经认为是肯定的。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他周围的迹象是各种各样的。爱斯蒂尔希望结婚。她的妹妹杜洛赛曾经催促他，说，他应当停止拖延。但是爱斯蒂尔的父亲仍然是强硬的。福克纳可能是感兴趣的，甚至是喜欢的，但是在大多数男子汉自立的年纪，他却似乎没有那样的前景。福克纳自己的家庭则是少有的有点直言不讳。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说，他应当找个工作并且挣些钱然后才能想到结婚。他的母亲并不希望他和任何人结婚，肯定不希望他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人们知道那个女人喝威士忌酒。福克纳知道劝告比他所请求或想要的还多，他决心不顾这些。有些劝告似乎对他是不恰当的，有些劝告则是自以为是。他可以借钱以应付立即的费用：之后，假如必要的话，他可以找一个工作。甚至在萧条更厉害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可以挣足够的钱来维持一个家庭。较大的问题是时间的选择。他和爱斯蒂尔曾经梦想的时机已经过去。他知道，他们决不会回到当年了。他可能甚至已经知道，他内心残留的痛苦很深不是时间的力量所能医治的。肯定有些痛苦最近已经在《圣殿》中表达了出来，在这部书里，邓波尔的堕落在一些情节中达到了顶峰，将旧的销魂的东西变成了新的。邓波尔到了里芭女士的房间后不久，就躺在床上，回忆起她所喜爱的舞蹈来。后来她对舞蹈不知疲倦的热爱直接导致了与人家私通的不可抑制的愿望。“你叫自己为一个男人、一个大胆的坏男人，让一个少女在你脚跟前继续不断地跳舞，”她骂道：然后说，“汉子，把它给我。”在这些场面中，波伯伊瞧着，“把头伸在床脚下，”一个脸色苍白、过分垂涎而伤感的魔鬼般的诱惑者在瞧着，这会儿雷德和邓波尔“拥抱着象两条蛇似的”，在私通。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进一步拖延会减轻问题的痛苦，过去的拖延已经加深了痛苦。尽管有各种事情，与爱斯蒂尔结婚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老上校第一次看见李希·万斯时，曾经声称他想回来和她结婚。几年间，他有了一个妻子，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他过去就是那么作的。爱斯蒂尔第一次见到福克纳时曾经作过类似声明。现在，几年了，她有了一个丈夫，后来有了两个孩子，她还将那样作。在这个模式中有着颠倒和重复，两者都投合福克纳的心意。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他和爱斯蒂尔驱车到奥克斯福县县政府，领到一个结婚证书。次日。他独自一人去看他的母亲和爱斯蒂尔的父亲。但是他的情绪不再是去询问。他和爱斯蒂尔服从并且等待得够长了。有杜洛赛在场，一个牧师的夫人证婚，他们结婚了。

第六章 一九二九———九三一年 成名 
在反对福克纳的婚姻的那些人们中菲尔·斯通是最明确而一贯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十一年前，他曾经认为福克纳希望结婚是愚蠢的，因为结婚肯定会使财政问题成倍地增加并且引起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损害福克纳的事业并减少他成名的机会。其中有几年给菲尔的印象是发生了些变化，但没有好转。虽然爱斯蒂尔·弗兰克林的两个孩子维多利亚与马尔科姆，在离婚解决办法中得到了养育费，可是爱斯蒂尔并没有得到什么；她习惯于在衣服上花许多钱，超出了福克纳声称的挣钱的可能性。除钱以外，爱斯蒂尔和孩子们需要时间和精力，而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较好。在这些情况下，菲尔认为愿意放弃结婚是献身事业的征兆，其相反方面则是动摇和遭致失败的征候。结果，结婚迫使福克纳的生活进行了大的调整，骤然间增加了个人的难处，要求他去挣钱并产生了其他各种困难，这倒是有点出乎意料。虽然他们相互了解已在二十五年以上，可是威廉和爱斯蒂尔·福克纳有时似乎相互间很少了解。他们到帕斯卡哥拉的旅行结婚证明是太不可思议和苦恼，爱斯蒂尔简直需要从一个熟人那里得到支援以度过难关。蜜月过后，必须处理的关于家庭和钱的问题没完没了。有几个奥尔德汉家族的人和福克纳家族的人慢慢地对这个婚姻的态度缓和了；包括福克纳的母亲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在这个过程还没完的时候，就不感兴趣了。但是结婚并没有使福克纳的写作放慢下来，也没有使他的事业夭折。虽然它增加了一些调整，它还使几项成名的事提前了。在福克纳与爱斯蒂尔向帕斯卡哥拉走去的时候，他们引起了许多回忆。已知该地使他勾起对海伦·自亚德的联想，对福克纳来说，他把爱斯蒂尔带到帕斯卡哥拉去作旅行结婚，那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地方。爱斯蒂尔对沙滩和拍岸涛声的兴趣不大，她宁愿到那些更合乎礼仪的环境去，她对于帕斯卡哥拉没有什么联想，不象福克纳那样对那儿浮想联翩，虽然她可能对于那儿的几个环境很讨厌。福克纳把几部书稿和一些衣服打好包、准备旅行。那些衣服多是他穿上很舒服的海滨流浪汉的装柬。另一方面，爱斯蒂尔有着她自己的回忆和关于他俩的使人引起回忆的东西。她的全部服装宽大而豪华，其特点是进口的丝织品和缎子的长袍。她的衣服也符合于她所向往的生活，显然唤起她和柯尼尔·弗兰克林在檀香山和上海的令人陶醉的日子。她的长袍和她丈夫的绳子带的对比是明显的，就象她的衣着与他们住的摇摇欲坠的海滨房子的对比那么明显。虽然她的第一次结婚使她感到很不愉快，但是并没感到缺钱和没有交际性的聚会。象爱斯蒂尔·奥尔德汉的生活，象柯尼尔·弗兰克林夫人的生活部助长她任意花钱。非但如此，它还加深她早先对社交性聚会和跳舞的爱好，这些使她联想起狂欢和华丽的服装。有时，福克纳也具有爱斯蒂尔的爱好。他可以温文尔雅而且殷勤备至。间或他喜欢和其他人在一块儿，甚至一次和几个人在一起。但是他有时穿上又脏又旧的衣服，他常常脸也不修，鞋也不穿，就在路上徜徉。偶尔，在远处一看，那些习惯似乎可能只是古怪的或者甚至是异乎寻常的。作为日常习惯并且生活在一块儿，他们可能不愉快，如福克纳的弟弟约翰说的，特别是象爱斯蒂尔这样的人，经常都是“娇小秀丽”，决不想“搞得乱糟糟的，或者弄脏了”。福克纳作为一个青年，买了些衣服并且养成了纨袴子弟的习惯，其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爱斯蒂尔以深刻印象；作为一个男人，他表明是相当不殷勤的。但是比关于钱、海边坍塌了的房子或福克纳不修边幅和不讲卫生更加苦恼的是折磨爱斯蒂尔的茕独，有一种被关在外头的想法。有时福克纳是热情而轻松的。早晨，他和马尔科姆一块捕蟹、钓鱼；下午，他和爱斯蒂尔到海滨遛弯儿，边走边谈。晚上，他和爱斯蒂尔心情相同，他穿上衣服去吃晚饭，以便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饮酒和就餐。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在海滩上的地方在她看来似乎是舒适的，尽管它并不讲究。但是他的心境是不能预料的。他总是沉默、疏远、专心致志，除了他正在写的关于斯诺普斯和萨多里斯的故事外，就啥也不关心。随后，在七月初，《声音与愤怒》的校样到了，其上有着本·华生的一些修改。福克纳发现并改正了这些改动时，他更加生气和孤癖。他的朋友的插手与其说是没起作用，不如说是重新唤起了他对康普森家族及其故事所保持的非常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很容易地就具有了他的人物中某些人的感情，可是康普森家的人们却并不包括在内。将加地、昆丁和本基放在他面前，他的小说王国倾向于既变成了他的本来的真实，又变成了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爱斯蒂尔由于她的妹妹杜洛赛来看她，使她得以度过《声音与愤怒》的苦难经历。几天以后，福克纳将他的几部韦稿搁置一边，带着爱斯蒂尔到新奥尔良去了。爱斯蒂尔住在一家漂亮的老旅馆蒙特利翁旅馆里，觉得生活更适合于她的爱好。她宁愿看风景如画的加丽妹妹大街，而不愿看帕斯卡哥拉的海滨。因为福克纳是有名人焉，他们受到有思想的快活的人们的款待。那些天里，以时髦的早餐开始，以在服装华丽的人们中宴会、谈话和乐曲声中结束。他们从在新奥尔良的插曲回来时，爱斯蒂尔显然感觉到今人吃惊的明显差异。象福克纳一样，她经常喝酒，象他一样，她总是喝得太多，特别是孤寂感和失望充满她心头时，更其如此。他们回来后不久，一天晚上，她一个劲饮酒，几个小时才完，企图淹死自己。她穿上一件她挑选的外衣，一件丝长袍，走到海滨去，涉水进入拍岸海浪，寻找约莫六十到七十码以外的一个地方，那儿暗礁到头了，是航道的开始。福克纳自己不能阻止她，他大声呼救。一个名叫马丁·谢菲尔德的邻居听见他的呼减，赶了来，跑过了浅水区，在离暗礁边沿几码处，抓住了爱斯蒂尔。爱斯蒂尔拼命要进入附近的深水区，她挣脱很远作最后的一次猛冲，可是谢菲尔德抓住并制服了她。虽然具有很大的戏剧性，爱斯蒂尔企图自杀看来是严重的。它所暗示着的情况得到其他事的证实。爱斯帝尔曾料到她第一次婚姻的失望，假若没料到痛苦的话。举行婚礼那天，她不大认真地考虑过逃跑的想法。她害怕父亲的愤怒，断定，逃跑已为时太晚，因此结了婚，这个婚姻不仅证明是维持不住的，而且使她成了福克纳最早的和最痛苦的失望的一个中心人物。他从那次失望的痛苦中慢慢地恢复过来。后来，他和海伦·白亚德又重复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仍然使自己安心于自己的职业，发现了一个王国，并且建立了一个生活，只要按照自己的条件，他允许其他人如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进入他的生活。他希望是独立的，成为一个“有自尊心的自食其力的”，成为一个“自立的人，不需任何人的接济，或者至少决不让人家知道这一点。”他对女性温情的包围和堕入情网变得特别谨慎小心。另一方面，爱斯蒂尔从她自己的失望中摆脱了出来，她已开始认真考虑他们的长期拖延的、不平衡地追求的婚姻。结婚时，她不仅发现福克纳把需要的大部分调整留给她，也发现对他来说，把她当他妻子的意义小，当作他初恋的情人的意义大。部分原因是，实际上他所发现的这个职业，这是他所发现的王国，他已建立了这种生活。但是实际上这也是在他的情况里，这些事情的含意所在。在象加地·康普森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他把他的许多爱都凝聚在她身上了。“为了给他自己塑造他的生活中没有时机塑造的一个女郎”，他把“一个男人一生中不可能达到的内心欲望的整个份量部加到她那柔弱而又不屈服的双肩之上”。终其一生，他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继续不断地作一些这样的事情。巴特里夏在《蚊群》中说，没有任何女人“会在满足于一块木头之类的东西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福克纳所发现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二重性意味着他决不完全满足于在他想象的，因而创作的世界里生活；但是它也意味着他决不真正属于围绕着他的真实世界或这个世界的人们。在她第一次结婚的几年里，爱斯蒂尔知道没有福克纳，她就不希望生活。在她第二次结婚的头几个月里，她似乎已经知道，他总是比她所需要的不足一点。因为这不只是警告就可以为之作好准备的一个教训，她对其进行抵抗的希望终于不如她忍受的能力明显。得到了镇静和几天的休息使爱斯蒂尔得以恢复，因而使他们的结婚旅行结束。几天里，他们回到了奥克斯福，住在一幢大屋的一个房间里。福克纳继续写作了几个星期，希望有人能接受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者他的几部小说可以卖出去。十月初，《声音与愤怒》出版了，正好这时，福克纳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爱米莉的攻瑰花》遭到《作家》杂志拒绝。虽然阿尔弗雷德·达希尔的拒绝信提出了鼓励，它表明对这个故事很少了解，也不知道它预示着短篇小说的杰作。由于没有钱，又不愿意去借，福克纳决定去找个工作。他所找到的是他的希望中不大可能的一个地方：密西西比大学的发电厂。虽然他从晚上六点钟开始，一班工作十二小时，他还是有很多时间写作。后来他描绘自己在一个锅炉房铲了几小时的煤，然后在一辆独轮小车做的桌子上写作。实际上他的工作是管理工作。不管他是否觉得发电机隆隆的马达声在减轻，也如他所认为的，他显然觉得他的新的日常工作是今人满意的。假若他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在谋生，至少在他写作的同时，他在挣钱谋生。在上午得到睡几个小时，并零星地打打盹，福克纳可以有他希望的那么多时间休息，在白天，他仍然有空余时间。有时，他仔细检查前一天晚上作过的工作；他经常只是散步或玩，以培养他所叫做的“赋闲无事的才华”。他经常在邮政所前停下来，关心对他的小说的评论与销售情况，以及对在外间流传的他写的故事的反映。他每天都去看他的母亲，这是好多年前就养成的一种习惯，并且一直延续到毛德夫人的在生之年（直到一九六○年），他从来丝毫不感到那是一种麻烦。他结婚后不久就恢复了这个习惯，独自去看望母亲。尽管爱斯蒂尔提出了意见，毛德夫人在她的儿媳在场时变为冷淡而缄默；她希望并设法使她的长予的大部分时间的一部分属于她自己。十月末，一个经济上的大恐慌开始预示着美国经济的长期暴落。这时，福克纳开始安静地写作一部新小说。他准确地知道他在写作的是什么和他将向何处去。象《圣殿》一样，他的这部新小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这一次他的意图是要表现他对小说的精通：“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说，我将要写一本书，假若我以后不再动笔的话，在紧要关头，我可以靠这本书站得住脚或者摔倒下去。”他用的书名是他首先给关于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取的名，他把他的小说叫做《当我弥留之际》。他也用了他的最早的斯诺普斯的几个故事里的几个人物，如象亨利·阿姆斯蒂德。但是他要讲的这个故事所涉及的家庭是新的。象斯诺普斯家的人们一样，邦德任家的人们贫穷，并且象康普森家的人们一样，他们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不为勃勃的野心所动，也不为地位和金钱的损失揪心。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在于一个名叫爱地的母亲的逝世而不是在一个名叫加地的妹妹的失败，它追溯了他们为埋葬她的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瓦解的故事，一般地说是一个家庭瓦解的故事，这个家庭失掉了它的中心，并且特别是失掉这个家庭里一个名叫达尔的儿子的故事，他在这部小说快结尾时成了疯子。但是它也是一个重新编成的一个讽刺故事。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那些页中，这个家庭的人回头向家走时，我们碰见一个新的邦德任夫人代替了旧的。而且那样的二重性是与这部小说的混杂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它所细致描述的送葬是通过火与血的斗争而到达杰斐逊的，这个情况不仅是荒谬的；它总是滑稽的、偶尔是英勇的并且往往是奇异的。一方面，它歌颂勇敢的不同模式——朱维尔的勇敢行为，卡西的英勇牺牲及达尔独自一人努力将这个愚蠢的送葬本身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它将各种意图都描绘成混杂的，将各种勇敢描绘成有些可笑。这部小说集中于一个家庭并回溯了连续不断的情节，以爱地死前的黄昏开始和刚将她埋葬后结尾。整个这部小说里，发生的事件是共同的，甚至是公众的；朋友们和熟人们同这个家庭的成员们一道观察和参加了这次送葬。然而这个行动的一切都通过个人的意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小说包括十四个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的五十九个片断。虽然行动是共同的，对它的感觉和理解却不相同。福克纳通过他的各种人物描绘了知觉的每种可能活动的范例或滑稽的模仿，从直觉到理性到想象，从原始的到传统的到希奇古怪的。我们从瓦尔达曼得到了一个孩子的混乱的隐喻；从科拉得到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中年信徒的伪善的虔信态度；从卡西得到一个手艺人的技术论文之类的东西；从达尔得到一个不稳固的安定的心灵的见识和惶惑；这种心灵的倾向立即成了富于哲理性的和有诗意的。那种变化需要显示语言技巧方面的艺术的熟练技巧，福克纳认为是有这种熟练技巧的，将《当我弥留之际》称为力作。似乎他已有意将《当我弥留之际》写作成康拉德·爱肯所认为的一部小说家的小说，使之成为小说技巧的一部教科书。康拉德·爱肯认为《声音与愤怒》已经成为那样的作品。但是福克纳的克制给人的印象格外深，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处理的情节与题目和他很相近，假若不是和他的家庭很相近的话。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当我弥留之际》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是无能的父母和他们的受伤害的孩子们的故事。父亲安希·邦德任整个一生部尽量让人家给他干事。他部分是忧郁症患者、部分是骗子、部分是寄生虫、部分是贪得无厌者，巧妙地使用着语言和人们（孩子们、朋友们和陌生人同样使用）以便为自己苦心经营一种闲散生活。爱地显然比安希有生气而且没有他那么坏，但是她无能得令人可笑。主要想到地所需要的和生活中给与她的之间的差距，她把她父亲的格言作为己用，即：“生活的理由是准备等死。”因此使幻灭不仅成了解释的工具而且成了解释的根据。安希和爱地所受到的不同创伤是很深的。象康普森的孩子们一样，邦德任家的人们紧紧地被他们家庭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所约束。卡西和达尔都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建立家庭之外的关系。她怀孕以后，杜威·德尔让达尔到“我和赖夫之间来”。他曾经作出牺牲为自己买了一匹马。之后朱维尔把它卖了，以便这个家庭可以继续旅行。当然，他是自愿地这样作的，但是他的牺牲象卡西的牺牲一样，是为他母亲的自私要求和他父亲的自私需要效力的。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母亲得到了她所选择的坟墓，而他的父亲则得到了新的妻子，完全被新爱所吸引。另一方面，孩子们从约束他们的家庭里没有得到足够的抚养。在这个家庭的大圈子里，每个孩子都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中的每一个既是受约束者又是孤立的。因此我们在邦德任家庭中看见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紧张，这是我们从这部小说的情节和形式中，观察到的。这种情节强调了延续性，这部小说的形式则强调这个家庭的残破。象由家庭组成的这个社会一样，这个家庭限制着然而不再能养活它的成员。问题在于这个中心：父母有着无原则的秩序和没有爱的能力，父母没有能够扩大秩序和增加对他们的爱。邦德任家的孩子们知道没有慈爱的牵制，他们或者象卡西、杜威·德尔和瓦尔达曼那样倾向于矮小，或者象达尔和朱维尔那样倾向于混乱。达尔感到对杜威·德尔的爱既令人陶醉又是乱伦的。他感到对朱维尔的恨就象朱维尔感到对他的恨一样，终于都集中到一点上，他们中的一人将占有和处理他母亲的尸体。朱维尔获得胜利后，他由于心向达尔使他的胜利更漂亮。他埋葬母亲后，阴谋将他的弟弟禁闭起来。在这些阴谋后面有着这样的事实，每个邦德任家的孩子甚至在爱地逝世之前就是一种孤儿。非但如此，朱维尔是通奸而生的孩子，或者安希既是父亲又是丈夫，一身而二任焉。无宁这样说，对每个孩子来说，最基本的关系中的一个或两个关系是不能肯定的。特别是达尔这个人物，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一个合格母亲所生。朱维尔则是一个没有一个合格父亲所生。“我不能爱我的母亲，”达尔说，“因为我没有母亲。”随后他说，“你的母亲是巾帼英雄，可谁是你的父亲呢，朱维尔？”达尔与朱维尔部体现着显然是补偿性的特点。没有母亲的思想经常萦绕达尔的心头，他变成了内心里感情丰富、直觉的并且富于想象力，外表则柔顺而拐弯抹角，这是与福克纳在其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特点有联系的。已经知道朱维尔不知其父亲是谁，她变成了内心里思想贫乏而具有理性，外表上非常坦率、严厉而又活跃，这是福克纳的小说中与男性相联系的特点。我们通过达尔看到了极大的危险；威胁着他的是扩散与崩溃导致的死亡。在朱维尔这个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严格定义的危险：由于被排除在外而导致的贫穷的威胁。福克纳写完《当我弥留之际》后，“将它送给（哈尔）·斯密斯，并写信的特点。没有母亲的思想经常萦绕达尔的心头，他变成了内心里感情丰富、直觉的并且富于想象力，外表则柔顺而拐弯抹角，这是与福克纳在其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特点有联系的。已经知道朱维尔不知其父亲是谁，她变成了内心里思想贫乏而具有理性，外表上非常坦率、严厉而又活跃，这是福克纳的小说中与给他说，靠这本书，我可以站住脚或者倒下去。”几个月之后，他说，他曾经“在六个星期内将它写完，没有改动一个字。”这个断言的两部分，都使人迷惑，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其如此。但是两部分都是指《当我弥留之际》里的极重要的事实，将这些事实凑在一起，暗示着福克纳对他的成就为什么那么感到信心十足。首先，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完了它。他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写作他的稿子并于十二月十一日写完。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他完成了一份修改了的打字稿。第二，他虽然对于少数几节的顺序进行了尝试，虽然他改了几个人名、许多行和更多的词，他的修改比以前都少。这部稿子很整洁，即使它是朴素的和合乎传统的，它也是卓越的作品。因为这部小说的稿子是实验的和错综复杂的，它是令人惊讶的。大部分的修改是最初改的，许多页只有一两个小小的改动。在福克纳刚写完此稿后的几年里，他有时过分估价此稿，说它是他的最好的小说。后来，他把它叫作“慎重的书”和一部力作，他偶尔贬低它。但是它显然够得上树立为他的主要成就之一的一部作品。虽然它不如《声音与愤怒》那么富于灵感，而且最后不那么令人感动，可它表现着伟大才华的明显抑制。哈尔·斯密斯动作得快，于一九三○年十月六日出版了《当我弥留之际》，在福克纳开始写作该书后还不到一年光景。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它引起了很大注意，但销路小，因而使福克纳感到失望。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降低写作《当我弥留之际》中推动他信心的提高，致使他重新获得了发现斯诺普斯家族和萨多里斯家族人们的热情，甚至《声音与愤怒》也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帮助。似乎各方面又一次展现了希望；他的整个完整体系的思想又一次加强了。“我发现，”他说，“不仅每本书必须有一个计划，而且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整个数量或总和也必须有一个计划。”从英国传来消息，里查德·休斯为扩大福克纳的声誉的运动。休斯主要以《牙买加的飓凤》著称于世，他成了一个有力的赞助者。休斯读过几本福克纳的著作，他说服阿诺德·本涅特去评论《声音与愤怒》，并且使查托与温达斯去获得福克纳的著作在英国出版的权利。与以休斯为代表的运动相并行，福克纳也开始了他自己的一个运动。它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上，包括他已经积累的许多小说和几个他正在写作的短篇。他邮寄出《当我弥留之际》之后不到两周内，就进入了他的卡片纸上的艺术作品的第一个日期（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卡片纸上经常记录他准备交付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说的意图。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间，这个仔细地组织的记录关联着一些杂志的名称、故事的题目和将它们邮寄出的日期。在被拒绝的故事的题目下，他画一条单线，在被接受的那些题目下，他画一个漂亮的圈。我们可以作这个记录得出三项结论。第一，福克纳较为重视这几个杂志：《星期六晚邮报》/p>它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上，包括他已经积累的许多小说和几个他正在写作的短篇。他邮寄出《当我弥留之际》之后不到两周内，就进入了他的卡片纸上的艺术作品的第一个日期（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卡片纸上经常记录他准备交付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说的意图。从一九三○年、《作家》、《美国信使》，虽然他也定期地寄些故事给其他杂志。第二，他比以前决心更大，信心更足。虽然其中的某些故事，例如《大亨》，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版，他坚持将大多数故事寄了出去，不因一再被拒绝而受到阻止。第三，他开始将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其中有四十来个故事作了登记，在两年间，记录故事中有二十个故事被接受。突破以《爱米莉的玫瑰花》为开端，该篇子一九三○年四月在《论坛》上发表，这是自《两面人》上发表的一些作品以来，福克纳在一个大期刊上首次发表的一篇作品。随着《爱米莉的玫瑰花》的问世，《星期六晚邮报》接受了《节俭》，《美国信使》接受了《光荣》；随后在五月间，《作家》接受了《大旱》。后来，福克纳对他收到的无数张拒绝纸条开玩笑，认为学徒身份意味着收到几百张拒绝纸条。他仍然定时收到拒绝纸条。但是和它们混在一起的也有接收的纸条，其中有几个带来很多报酬。最后他认为是赚钱性质的这个作品开始付酬。从一个象《节俭》这样的故事，这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福克纳挣得了七百五十美元，比他从他的任何小说里挣的钱都多。得到新闻的鼓舞，他不久将在英国出版作品，并且由于零星的故事取得成功，福克纳决定买一个住宅。他和爱斯蒂尔需要自己有一个住宅。他们都需要一些富丽的东西。自然，问题是钱。贵族门第的住宅及其非常漂亮的外部装璜倾向于昂贵，即使在萧条期间也是如此。福克纳想到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对他是唯一可行的一个。他向威尔·布里扬先生和夫人接洽，他们有一幢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大住宅叫做雪戈格大宅第，已经陷入可怜的失修状态：假若他们将这个宅院卖给他，他将修复它。布里扬夫妇于一九二三年继承了这幢住宅及其周围的几英亩地。但是他们自己则住在科菲维尔附近一个漂亮庄园里。他们有时将雪戈格大宅第出租，偶尔又让其空着，这样就让这个宅院越来越衰败下去。他们不屈看见它朽坏下去，也不急需钱，他们同意将它及他们拥有的四英亩地卖掉，条件是福克纳认为可以办理就行。关于前面所说的分期付款的首次付款，他们给他一项长期的低利息的抵押契据，并且规定以后有权购买其附近的更多地亩，即白利树林。一九三○年六月，福克纳家的人们从他们的舒适的公寓住宅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这个住宅坐落在一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旁有着成行雪松的汽车路的终点，坐北朝南，有一个雅致的回廊，由四根大的白色圆柱支撑着。它显然使人想起是一幢豪华的住宅。但它是差可居住而已。地板下陷，屋顶漏；没有供电设施，也没有铺设铅管。福克纳决心不仅要修复它，而且要使之现代化，他将写作的，条件是福克纳认为可以办理就行。关于前面所说的分期付款的首次付款，他们给他一项长期的低利息的抵押契据，并且规定以后有权购买其附近的更多地亩，即白利树林。一九三○年六月，福克纳家的人们从他们的舒适的公寓住宅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这个住宅坐落在一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旁有着成行雪松的汽车路的终点，坐北朝南，有一个雅致的回廊，由四根大的白色圆柱支撑着。它显然使人想起是一幢豪华的住宅。但它是差可居住而已。地板下陷，屋事搁置起来。一九三○年的整个夏天，他对这个住宅作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他以前只用于自己的写作上。爱斯蒂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在几项设计方面协助他，例如油漆、糊纸、给住宅用屏、幕遮蔽及再使庭园美化。对于其他的设计，例如使基础复原和更换屋顶，他必须雇人来帮助这种繁重工作。有几种工作，如装电线和铺设铅管，他必须雇用技工。但是他亲自做许多工作，有些工作，他一人独自干。虽然修复的过程持续了几年，福克纳在第一个夏天完成了大量工作。在工作进行中，帐革大量增加，支付这些帐单将是另一个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宁愿花钱就象他宁可花时间一样，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比一个生活的住宅重要。这个住宅，特别是庭园，从一种意义上看，意味着他自己的往昔的恢复。在他青少年时，他曾经在住宅旁的树林中嬉戏，战后他回到了这个树林，首先是和迪恩及他的朋友们回去，之后是和他的童子军部队一块儿旧地重游。但是他所寻求的超过了他的童年时期，而是他家庭的历史。在安顿全家人中，他给加利阿姨一个住房。后来，他把《去吧，摩西》题献给了她，他回忆起她对他的家庭的一贯忠实，“无限的或者是不计报酬的忠实”，和她对他的“忠实和爱”。他将涅德·巴勒特大叔提升为全体仆人的头。涅德大叔曾经服侍过老上校和小上校。涅德大叔仍然保持对福克纳家庭的忠诚，珍视着他曾经知道的这个家庭的显赫名声，他依然穿着长礼眼军装，系上丝领带，并且依然相信传统所建立的秩序井然和礼仪隆重的生活。涅德大叔的到来甚至比加利阿姨的来到更加重要，更暗示着福克纳之所追求。他和爱斯蒂尔不久将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个应在三月份出生的婴儿。他希望是个女孜，他准备以巴马姑祖母的名字给她取名。巴马姑祖母是老上校最怜爱的孩子。同时，他希望建立一个住宅，可以显然引起对他的家庭历史的回忆，使他成为他的家族中世所公认的中心。在他父亲付款在大宅第附近修建一个小砖房时，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旧大厦和恢复一个旧庄园。他为了给他的新住宅取一个适当的名字，决定给取名为罗万·俄克①，此名系从山梨树而来，弗莱彻在《金色的枝条》中，将它描绘成和平与安全的象征并且是在苏格兰土生土长的，福克纳认为苏格兰是他的祖先的故乡。虽然在奥克斯福的大多数人都对福克纳的小说感到痛惜，可是他们显然嘉许他恢复罗万·俄克的愿望。从他回到奥克斯福开始，他的夫妻关系和家庭都大为完善了。《星期六晚邮报》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发表了《节俭》，似乎是证明他重新回到了奥克斯福的生活。《节俭》是一个真正的战争故事，它使福克纳更受到本多本土的赞许，比他的《大理石牧神》及他的头几部小说合在一起的作用还大。一个男人写作充满美女与牧神的诗和关于堕落者与白痴的小说是一码事；一个男人写作你可以在漂亮的客厅和理发馆里阅读的故事是另一码事。此外，人们知道《星期六晚邮》杂志为那样一个故事付了几百美元。九月份消息传来，这同一个杂志已接受了福克纳的另外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红叶》是关于约克纳帕陶法的印地安人的一个精彩故事；另一个故事《杰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蝎》是关于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每个故事给福克纳带来七百五十美元，两个故事都是奥克斯福的人们所喜欢的。结果证明，福克纳与奥克斯福人们的新的良好关系并不持久，比他以前知道的任何日，还要难受的时光还在前头哩。但是福克纳在陷入更大的矛盾之前，发现了表达他再回到奥克斯福的另一种方法。《大兵伊根》是一部乡土文学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剧名角色由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扮演，伊根的滑稽的犹太籍伙伴伊兹·哥尔斯泰因这个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虽然福克纳的几个朋友参加了演出，可谁也没有料他决定参加演员阵容。然而伊兹·哥尔斯泰因这个角色，同时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人物，至少反映着福克纳自己向往在奥克斯福的地位的思想，在奥克斯福，如他曾经讲的，他感到无拘无束然而同时又感到不自在。这时，哈尔·斯密斯作出了很快就会激怒奥克斯福的决定：他已经决定出版《圣殿》。先前他曾经说过，出版这部小说可能使作者和出版商都要坐牢；如今他认为，它不仅可以为福克纳挣钱，而且也会使财政上处于困境的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公司盈利。十一月，斯密斯邮寄去清样，福克纳看了，只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自己作品的伤害。福克纳知道他写作《圣殿》是出于愤怒和颓丧并且想挣钱。使他吃惊的是他的意图极其明显和他的作品的显然的低劣：“我看过了，它写得那么糟，它是处理得粗劣的。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那么明显，从每个字里都看得出来。于是我说，我不能让这本书出版。”福克纳写信给哈尔·斯密斯，建议他们将这部小说作为废物扔掉。但是因为斯密斯现在有钱并且希望在《圣殿》上投资，因为他需要赚钱而不愿将它扔掉，他回信说，他希望能够继续这个计划。福克纳回信说，假若《圣殿》必须出版，他必须将其改写，这是他坚持的一个条件。甚至当斯密斯通知他，他必须平均分担重排铅字的费用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个条件。福克纳明知他必须“为这项特殊处理付钱”，他开始改写此书。虽然他付出了大的代价，进行广泛的改动，他仍然丝毫不能减轻这部小说中更加可怕的和暴力的场景——邓波尔被强xx和诱奸及波伯伊犯谋杀罪的场景。他还给这些场景加上了李·古德温被残忍的私刑处死的场景。他的删去和修改集中在更加属于个人而不影响全书的，特别是霍拉斯·本波这个角色的材料上，霍拉斯·本波是个失败的诗人和以前的制瓶工被改成了律师。在《坟墓持的一个条件。甚至当斯密斯通知他，他必须平均分担重排铅字的费用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个条件。福克中的旗帜》里，霍拉斯·本波陷入了与他的妹妹纳西莎的乱伦，这种复杂情况在《圣殿》里继续存在，尽管他已与贝莉·米契尔结了婚。“你和你的妹妹相爱”，他的妻子对他说。“这些书怎样叫它？是那一种什么变态心理？”由于贝莉的性行为，由于她在性方面既积极又近在他身边，这事惹怒了霍拉斯，他退而陷入胡思乱想，不仅对他的妹妹纳西莎想入非非，而且对他妻子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小贝莉也邪念横生。对他来说，乱伦的魅力依然存在，其秘密是，它将贞洁与暴力成婚调和了起来。在《旗帜》里，霍拉斯与纳西莎坐在床上，“用他的手疯狂然而安静地平放在她那膝盖遮着的地方抚摸着。”霍拉斯象《入迷》中的主角一样，满足于这种疯狂然而平静的、亲密然而忠于配偶的情节，正因为它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这个只是经验性的基础，用以建立在幻想中的“勿容置疑的成婚”。在《旗帜》中，他也瞧见了贝莉的丈夫哈里·米契尔爱抚着小贝莉，而她又凝视着霍拉斯，“她秋波滟滟而腼腆，令人魂销”。霍拉斯象在《声音与愤怒》中的昆丁·康普森一样，怀着隐秘然而半抑制着的欲望，将金银花的香氛与夜晚和不安联系起来。然而对霍拉斯来说，这些欲望不仅涉及纳西莎和小贝莉，而且也涉及他的母亲，他认为她们的吸引力是那么强烈，致使他的梦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常常神秘地梦想着一些事情，然而“又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在其他时间，他梦见了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总是从短暂的经验走向想象的成婚。他回忆起他感到小贝莉的极大的吸引力的时刻，回想起“叫呸！的微弱的愤怒的骚嚷声”，他将其与邓波尔被强xx的报道相联系。之后，他独自坐着，现在不是拿着叫作纳西莎的一个瓶子而是拿着小贝莉的一张照片。当他的继女躺着“赤身裸体仰面被捆在一个平板运输车上很快地从一个黑瓮瓮的地道推过时”，他瞧着她，为之心荡神逸。在修改过的《圣殿》里，霍拉斯仍然当主角。他也依然堕入情网，情绪乱糟糟的；他继续实行取代和代替的几种形式，并认为乱伦是爱的完美形式。但是福克纳的修改把霍拉斯的故事大大地改动了，特别是改动了这样一些部分：“这些部分使此书成了对??一个男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这人是他那半隐秘的乱伦幻想的够厉害的牺牲品，以致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能行动，也没有勇气。”在《圣殿》的初稿中，霍拉斯的故事与邓波尔的故事不相上下，在第二稿中，霍拉斯的故事扩充了，而不是与邓波尔的故事竞争。霍拉斯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的演变中，碰到波伯伊堕落与暴力的受害者们，试图维护李·古德温。他心地善良，然而懦弱，全然失败了。最后，他认识到邪恶的占了上峰和他自己的无能与内疚。他甚至有点感觉到使他失去战斗力的内部势力和冲突，其中包括他自己对乱伦的幻想。但是在《圣殿》的修改稿中，他作这些事情没有使得这部小说分裂。福克纳在修改霍拉斯的角色时，也修改了纳西莎和小贝莉的这两个角色，她们两人在《圣殿》第二稿中起着两个重要的作用：她们有助于说明霉拉斯的弱点；她们有助于阐明南方妇女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了解邓波儿和她的故事是至关紧要的。小贝莉的哀求较挑衅少几分，勇敢较愚蠢少几分，但是和邓波尔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包括对性行为的感觉。另一方面，纳西莎却体现着对尊严的热狂崇拜。因为她认为性行为的一切表现都是唐突的、危险的，她一贯地为抑制性欲辩护。根据纳西莎的观点，卢比·拉马尔对李·古德温的忠诚是不值一谈的，认为她在同居中的共谋犯罪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在这个判断中，不仅看到了纳西莎对抑制性欲的献身，而且也理解到她的最深刻的假定：社会依赖于抑制，特别是对性能力的抑制；决不能依靠男人们去实行适当的抑制；因此妇女必须承担起文明的责任。纳西莎在这些意见中的每一项都是与她的社会一致的。她象她的社会一样，是更加玩世不恭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是更容易生气而不是感到吃惊。她以为男人们是最坏的，最后可能坏到超过了她秘密的怀疑，这意味着既不是波伯伊的堕落，也不是她哥哥的想入非非，她哥哥曾一度钟情于她，现在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使他心荡神移的继女上。她对于女人们要求很多，相信文明依赖于她们愿意实行抑制或把抑制加诸她们自己。然而她作出她的要求，认为每个女人的操守是靠不住的，小贝莉的诱惑并不是新的，卢比·拉马尔对于习俗的夸耀，这既是凶兆，又让人恶心。邓波尔的故事使她从好嬉戏调情和充满热切的好奇心的姑娘由于情欲与堕落而变成故意地要恢复成一本正经的人。这故事生动地描画着纳西莎和她的社会所看得出的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部分地因为她所看见的可选择的道路是那么险峻，部分地因为她对尊严的坚持是靠不住的，纳西莎总是不相信女人就象她藐视男人一样。然而因为我们瞧不起她，并且因为谁也不能把邓波尔的苦难和堕落看成是过分的，我们可能认为，《圣殿》表明对男人比对女人更为同情。甚至波伯伊，这个小说里的女人们的最明显的害人精，最后出现为是他母亲的受害者。作为一个规律，这部小说里的女人们倾向于两个极端之一；（对于这个规律，卢比·拉马尔是唯一的意味深长的例外）假若他们不是抑制的鼓吹者和控制的强制推行者，他们就是对男人们的勾引者和放纵的支持者。这些极端加在一起就非常接近于排除《圣殿》中的可能性。一当邓波尔开始尝试其肉欲时，她就变成了具有勾引性和挑衅性的。一旦她开始表现欲望，她就不仅开始沉迷于淫猥而且嘲弄和屈辱男人们。一旦她回到她的社会所赞同的角色时，她就把她的父亲和哥哥们当成保护者并且撒谎，以便让他们去毁掉李·古德温。福克纳关于《圣殿》的工作表明是“修改中的一个小奇迹”。许多读者回忆起他把《圣殿》描述为立意低级的，就忘记了其他的断言：他“为了改写它的特权”而付了款，以便“证明它是不致玷辱《声音与愤怒》及《当我弥留之际》的作品”，和他使它“成了一部说得过去的作品”。“我已经尽可能将它写得最好”，他说，“你们不能看见的那部作品是低级而质量差的，我宁可总共付出的代价是我力所不及的，而不愿让它出版。你们所阅读的这部作品是我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之??尽可能坦率和感人并且尽我的可能将它写得尽量意味深长些。”福克纳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写作，于十二月的一天写完了它的修改稿，并将这部新的《圣殿》寄给哈尔·斯密斯。对《圣殿》的改正于一九三○年圆满结束。福克纳在《当我弥留之际》里，给爱地写的语言是进攻性的。她说，“在尘世中生活就要脚踏实地，”这时，她侃侃而谈，讲的话显然迅速而无害地滔滔不绝；“罪恶、爱情和恐惧只是从来没有罪恶、爱情和恐惧及不可能有这些的人们的声音，直到他们忘记这些语言为止，他们决没有犯过罪、没有过爱情，也不害怕什么。”后来，在《星期六晚邮》采用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里，他给予索塞尔·魏德尔以赞美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总的来说就是声音并且使得生活有意义：胜利、失败、和平与家庭。那就是我们必须竭力为声音虚构其意义的原因所在。”爱地的话与魏德尔的话一样，都反映着福克纳对文学事业的适合性感到的自信。他知道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但是他也知道，他将来也决不会满足的，而且现在他肯定，他决不能满足于没有语言。过去这一年，他重建了一座大厦，使家庭定居；不久他和爱斯蒂尔会有一个孩子。然而他继续为声音虚构意义，探索和扩大着他的想象的王国。他的作品的出版更扩大了，他不断地挣着一些钱，并且不断地得到一些声誉。因为他的和爱斯蒂尔的需要在扩大，钱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有另一部小说将要问世，他认为这部书最后会挣一大笔钱。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大约在哈尔·斯密斯出版《圣殿》之前一个月，福克纳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诞生了。母亲怀这个孩子不容易，出生也不容易。爱斯蒂尔几个月才能恢复健康。但是这个孩子虽然早产两个月，非常小，似乎是漂亮的。福克纳曾经希望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部分原因是他想用他最喜爱的大姑祖母阿拉巴马的名字给地取名。老上校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巴马姑祖母，曾经是老上校的掌上明珠，也为福克纳所喜爱。巴马姑祖母比其他任何人，甚至比霍兰阿姨还好，地使福克纳得以塑造珍妮·萨多里斯·杜·朴里姑母这个典型。阿拉巴马可能是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但是爱斯蒂尔同意了这个名字。两天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他拍电报给他的大姑祖母说：“阿拉巴马于星期日诞生，母女部好。”几天后，福克纳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回家。虽然阿拉巴马很小，可是医生说，她不需要早产婴儿保育箱；而且这个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保育箱。有一个护士照顾爱斯蒂尔，另一厢顾阿拉巴马，医生每天来看。母女俩都很好。然而在这个周末，阿拉巴马开始变弱，福克纳感到惊讶。他驱车到孟菲斯，买了一个早产婴儿保育箱回来，不料发现他回来得太迟了。一月二十日星期二，阿拉巴马·福克纳死了。福克纳和福克纳家的人们以及奥尔德汉家的人们驱车到公墓，这时福克纳将小骨灰盒拿在手上，然后挨着腿。他在那儿埋葬了他的女儿。他回到罗万·俄克，要护士给爱斯蒂尔服镇静剂，他随后去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据爱斯蒂尔后来回忆，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号啕大哭了。福克纳拒绝饮酒，努力写作，不料却发现他的悲痛太深，感情上受的伤害太大。他决不喜欢或相信给爱斯蒂尔看病的医生。现在他确信这个医生玩忽了职守。后来他买了一个早产婴儿保育箱，将其给予一个竞争的医院，试图使人们确信不会有其他儿童不必要地遭到夭折。但是他也希望报复。这种报复并不表现于他的行动，而是表现于他虚构的小说中。不久开始散布出谣言，这个医生不能工作了或这个医生害怕见人。据说，福克纳曾经到医生的诊疗室去，向他的肩头开了一枪；另一种传闻，福克纳只是站在罗万·俄克的门前向医生开枪没有命中。福克纳曾经在奥克斯福附近散布那种谣言，后来他又在纽约在朋友们和熟人中散布。不久，另一种丑名开始掺和到福克纳的哀愁中。《圣殿》于二月九日问世，立即引起了注意。评论比以往都多，这些评论校长而且更令人激动。批评者们提到技巧，然后强调指出福克纳专门爱写暴行与堕落。这些批评者们说他们自己感到愤怒、恶心和害怕。在几个星期里，买《圣殿》的人比以前买《声音与愤怒》及《当我弥留之际》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到四月底，它已经卖出的册数比福克纳早先出的所有的书总共的册数还要多。突然对他早先的几部小说，甚至对《大理石牧神》也提出了购买的要求，因为人们买书回来时，希望在他早先的作品中找到他们在最近的这部书里所发现的令人满意的地方。因为奥克斯福的人们不只是感到愤怒而且觉得受到了污辱，福克纳曾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一下子就被辱骂代替了。福克纳的邻居们不承认自己读过这本书，就宣称《垒殿》是凌辱。一月，福克纳缄默的父亲在阿拉巴马坟前感情激动地祈祷；二月，他已从“市场上收回此书”，“努力禁止《圣殿》的发行。毛德夫人一声不吭地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努力为她的儿子辩护。“让他独自，??”她对她的丈夫说。“他写了他所必须要写的。”这句话在奥克斯福似乎很少的人能够理解。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变得冷冷的，甚至变成了敌视。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直到他挣得大量的钱以后，福克纳的成就才终于在奥克斯福得到了承认。甚至这种承认也搀和着拙劣地抑制着的僧恨，这憎恨产生于这么一种感觉：他曾经多少侮辱过他的乡亲们。福克纳需要钱，然而又感到精力太分散不能开始一个长的计划，他集中于竭力将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哈珀》与《妇女家庭手册》参加了偶然邮寄接受信的一些杂志的名单。《星期六晚邮》、《作家》和《美国信使》杂志仍然表示有兴趣。但是他仍然对用于恢复罗万·俄克的材料有付款的义务并且几个月来医疗费也很大。关于《圣殿》的首次版税应在九月到期。同时，他和哈尔·斯密斯都希望为这本书的巨大收益进行投资。五月，他为《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及其他故事》签了一个合同。此书于九月出版，书名为《这十三个》。结果证明，这个策略使他得到了利益：这卷混合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有六个发生在约克纳帕陶法，有三个发生在国外一些分散的地方。混合故事的这一卷书的发行量比除了《圣殿》以外的其他任何小说的发行量都大，虽然他对钱的需要仍然存在，他的前途是好的。四月间，查托与温达斯增加了《声音与愤怒》一书，同年稍后些时候《圣殿》增加到包括《士兵们的报酬》在内的一个书单里。里查德·休斯仍在写作有所帮助的介绍文章支持福克纳。现在毛里斯·柯因德罗要进行翻译，以便加斯吞·加利马尔德可以用法文出版福克纳的一些小说。由于缺钱、遭受敌视和继续存在着哀愁，福克纳仍然苦恼。他已经将《这十三个》献给“爱斯蒂尔与阿拉巴马”，他开始寻求发行量较大的书。不久，他不断地写作他叫做《黑屋》的一部书稿。象它的书名一样，他写作和修改这部稿子时将予以改动。他又一次从写作他所必须写的东西里有所收获，他的劳动将又一次成为意见的一种发表。他恢复了他熟悉的规律，觉得日子过得顺利些。他醒得早，写作几小时，下午有时骑马或遛弯儿，更多的情况是，他在屋里、马厩里或花园中干活。他经常有些零活需要做，他在独自劳动中感到恰然自得。晚上，夜幕降临，晚饭之前，他和爱斯蒂尔坐在游廊里饮酒。不久，他的这部书似乎不是一本关于“黑屋”的小说，而是关于薄暮的另一个故事，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一部关于“悲哀的八月结了，漆黑的夜就要到来”的故事。因为这部小说《黑屋》集中描写盖尔·海陶维尔牧师，象《黎巴嫩的玫瑰花》里的加文·布龙特博士一样（这个故事于八月初遭到《作家》杂志的拒绝），盖尔·海陶维尔由于他对其家史的偏见而失去了战斗力。象萨多里斯家的人一样，他希望成为英雄；象《这十三个》里的最后一个故事《卡尔卡松》里的男主人公一样，他希望“表现出某种勇敢、悲惨与严肃”。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这个光荣的梦是与其杰出的祖先们有联系的；象在《卡尔卡松》里一样，它与一匹奔驰的马有联系，这马嘶鸣着声音高亢，终于在旷野里光荣地湮没了。在《八月之光》里，这匹马和光荣完全属于曩昔。海陶维尔感到他的祖父既集中体现着又为其耗尽精力的英雄业迹，他希望“比自己害怕将来会成的样子”要好一些和勇敢些。为了忠于他得到的这个典范，他到他祖父牺牲的现场杰斐逊去。他在那里努力捕捉他恐怕自己决不亲身经历的朝思暮想的和幻想中的这个光荣。因为他得到的光荣是间接的和微不足道的，它决不能使他满足；并且因为他决不会使他满足，他觉得必须将其复述出来。每晚薄暮时分，他独自坐在他的暗淡下来的房子里，他再次绕行通过他祖父的骑兵部队进入杰斐逊的大门，在那儿徘徊凭吊。因为他的存在此时此刻成了中心，因为他成了回忆中的一幕，他的生活之流停止了。他忘记了他的职业，他的农庄和他的妻子，所有一切都忘记了，以便可以遁入“他的家庭的某些成员非常勇敢可以与时俱进的曩昔”。福克纳在讲盖尔·海陶维尔的故事上作了一些努力之后，改变了题目，转移了中心。在《黑屋》变成了《八月之光》时，李娜·格洛弗出现为中心人物。与海陶维尔适成对照，海陶维尔被痛苦的想象缠绕着，李娜则在忙忙碌碌中平静地度过了她的一生。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她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糊涂、害怕、惊恐”。穷困和被遗弃占去她经历的大部分，然而她是富于机智的，她郑重他说，她“甚至不知道她需要（或不需要）怜悯”。虽然她在保持旧传统的社会里，是个没有结婚的母亲，她不感到羞耻；因为她知道，“她命中注定会有一个丈夫和几个孩子”，她找到了一个丈夫，正如她等着她的孩子出生一样，不慌不忙，也不惊讶。李娜在《八月之光》里一开头就给福克纳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第一次瞧见她是“炎热然而松凤习习的恬静的”八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一辆无名的骡车上走着，路上尘土飞扬，“车轮吱吱嘎嘎地响着，载着柔弱的下凡仙女”，她成了几乎从亚拉巴马州到杰斐逊的“一个远方的女人”，怀着未出世的孩子，去找她那跑掉的丈夫。我们从她的周围看见了南方农村迟缓的不慌不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那么富于传统，她只消“一瞥”，就可以对它作出“全面的、敏捷的、单纯而深刻的”了解。福克纳通过她有意识地唤起了对济慈的《希腊古瓮颂》里的牧歌似的境界的逼想。在她所属的这个社会里，她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旅行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福克纳为她创作的这个全文中，她“象永远在动的某件东西，不能超越一个瓮”。李娜·格洛弗为福克纳努力塑造出的典型提供了第二个组成部分，自她进入此书，这部小说就开始更加盲目的地演变了。结果弄清楚，她使福克纳终止了与其开头部分相称的意图。但是她并没有提供他所需要那种复杂性。他把进入的这人物叫做乔伊·克里斯马斯。兴许乔伊·克里斯马斯是福克纳的所有主要人物中意见最为纷歧和注定要失败的人物，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命运如何，虽然他对两者所属的这个社会里，她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旅行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福克纳为她创作的这个全文中，她“象永远在动的某件东西，不能超越一个瓮”。李娜·格洛都感到惊恐。他被女人们轻侮，害怕后果，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好象那是一篮鸡蛋似的”。他沿着空无一人的通路跑到“无数荒僻寂寞的街道”，去寻求和平（他自言自语他说，“那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他从一个可怕暴行发展到另一个暴行。“我要遇到一些事情”，他说，“我要去做一些事情。”到头来，他既受了害，又丧了命。乔伊·克里斯马斯几乎一进入这部小说就开始左右这部作品，部分原因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而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需要一大批配角：亨内塞斯、麦克伊契恩斯、约翰纳·贝尔登和柏奚·格林。除了盖尔·海陶维尔一生的苦难和李娜·格洛弗的喜剧之外，乔伊·克里斯马斯又加上了一个男人的悲剧，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他“我不到??人生可以行得通的道路”。福克纳对于种族的关注以前就表面化了，如今又显露了出来，不只是在《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里，而且也在四十年代的信件中和五十年代的讲话里显露了出来了。乔伊·克里斯马斯的关注既富于感情又具有艺术性，这部分是由于随着他进入这部小说，华丽的辞藻明显地加强了。然而福克纳的修辞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将乔伊·克里斯马斯界说为一个英雄因而具有抽象性，他和他周围的社会的关系总是紧张的。后来，福克纳为了同样目的，对于《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汤姆斯·萨特彭和《去吧，摩西》中的艾克·麦克卡斯林使用了高度讲究修辞的散文。汤姆斯·萨特彭没有适当的父母或可以接受的遗产，他抱有并追求着一个宏伟的计划。艾克·麦克卡斯林自己专心致志于一套抽象原则，给他遗产，他觉得有责任不去接受。乔伊·克里斯马斯被剥夺了看得见的联系，接受着抽象的命运。然而因为他比萨特彭或麦克卡斯林更加彷徨，乔伊·克里斯马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矛盾的感情。福克纳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男人对女人们的态度与其对生活的处理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处理昆了与佳森、波伯伊与霍拉斯的方法，也运用到对乔伊·克里斯马斯的处理上去。乔伊象盖尔·海陶维尔一样，寻求宁静，那显然是逃避现实。那是一种解除的宁静，而不是乔伊所希望的镇静和完善比方案。福克纳早就在这部小说里将李娜与瓮相联系，瓮的含意是动与静、生活与艺术。他后来在这部小说里将海陶维尔与“一个典雅而色彩鲜明的瓮相联系”，这个瓮为“生活的风暴”提供一个躲避处。他将乔伊·克里斯马斯与瓮相联系时，使人想到的不是生活与艺术或茕茕独立与隐退，而是堕落与死亡。虽然男人们威胁和污蓖乔伊，女人们却害怕和惹他主气。麦克伊契恩夫人的“温柔关怀”似乎对他是阴险的，因为他认为她想使他卷入漩涡：“她竭力使我喊叫。她认为他们会来打败我。”另一方面，博比的明显性感既吸引着他，也触犯着他；在他情欲蠢动时，他追求她，在恶梦中，他和她“一块几陷进了无底的泥沼。”然而比被卷入漩涡更厉害，他将女人们与堕洛相联系。听说女人“注定要不可避免地定期成为时常发生的淫乱的牺牲品”，他说，“对的。就是那样。但不是指我而说，不是指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而言。”后来，他孑然一人在树林中，“好象是在一个洞穴里似的，他似乎看见了一排形状娴雅的瓮在月光下不断缩小、惨白惨白的。没有一个瓮是完美的。每个瓮都是被打破了的，并且从每个裂缝里都流淌出某种死人般苍白的腐烂的液体。他摸到一棵树，用双手靠着树，瞧着排成行的，在月光照耀下的这些瓮。他呕吐了。”乔伊最后杀死了一个女人而自己被一个男人杀死。他的谋杀者和毁伤者柏奚·格林则出现为一个较年轻的、更大大歪曲了的好战的新教徒的形象，就象我们从海因斯和麦克伊契恩那里看见的一样。在他们全神贯注的事物中，我们看出了使乔伊·克里斯马斯堕落的一些势力，就象这些势力曾经使约翰纳·贝尔登堕落一样，也会使他堕落，甚至在它们消灭他之前，我们就看出来了。淫狠和可憎恶的行为提供着一些类型。根据这些类型，他们了解了包括女人和黑人在内的每个人的生活的大部分。乔伊部分地承受这些男人的影响和被他们所腐化，他反对他认为与黑人有联系的黑人生育力和他认为与女人们有联系的温柔与性行为，他并且转到他认为与男人们有联系的妄自尊大的目空一切和暴力强迫的爱情。在此过程中，他反对使他的生活纵情肉欲的势力并且转到使他和克制与死亡相结合的势力。在乔伊·克里斯马斯的这个故事中，福克纳强调乔伊与纠缠和毁伤他的那个社会有秘密联系，来实际上抹煞受害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区别。在这部小说的开头，乔伊在“我要遇到某些事情”与“我要去作某些事情”这两种感觉之间反复变来变去。后来在他杀害约翰纳之前，他自言自语他说，“我必须去干，”已是用的过去时间；”我必须去干。她自言自语地郊么说。”于是，在那之前不久，他就作了案，他把那当作命中注定的事予以接受，当约翰纳试图举手枪开火时，（她刚才在手枪里装了两匣子弹）他静静地等着。他观察的不是这个场面本身，而是它“在墙上的”阴影，他差不多预料到了他将要遭遇的一切，不只是他要去犯杀人罪和毁伤罪，而且他自己也将被杀死和遭到毁伤。而且当死亡临近时，那来到的不只是“希望和满足”还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他的死亡是出自另一个好战的新教徒之手，萦绕于这个新教徒心间的两件事情是性与赛马。象多克·海因斯与麦克伊契恩先生一样，柏奚·格林受着恶势力、贱女人的行为及可憎的行为的威胁与激怒，甚至当这些事物只是作为他那被歪曲了的想象力的虚构而存在时，也是如此。光辉的时刻终于到来时，盖尔·海陶维尔看见了进入他生活的所有的面庞，其中大多数多少保持着单纯和独特的溶和——这些面庞或属于活人或属于死者。另一方面，乔伊·克里斯马斯的面孔却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它奇怪地与柏奚·格林的面孔相象，部分原因在于它类似于一个混乱的、没有定见的夭折的孩子的面孔，这个孩子只希望生，然而感到自己被紧拉着，注定要死亡。在福克纳能够刻苦完成乔伊·克里斯马斯的故事或将其写进盖尔·海陶维尔与李娜·格洛弗的几个故事里之前，到弗吉尼亚和纽约的旅行打断了他。这事开始于收到一个请柬，情他参加由弗吉尼亚大学发起的南方作家会议。福克纳开初迟疑不决。他不喜欢文学的集会和文学的闲谈。而爱斯蒂尔仍然患着贪血症，没有条件作旅行。但是他感到不安。当哈尔·斯密斯提出资助这次旅行，然后在弗吉尼亚与他见面，并陪他去纽约时，福克纳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于十月二十二日动身去夏洛特斯维尔。卡洛特斯维尔会议的主要成绩是福克纳在公众中建立了饮者的声誉。“比尔·福克纳到来后喝得醉醺醺的”，舍伍德·安德森回忆说，“每次他一出现又立刻喝醉了，然后离去。他不断要求每个人给他酒喝。假若他们不给他酒，他就喝自己的。”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大多数（包括爱伦·格拉斯哥，杰姆士·布兰克·加贝尔，唐纳德·达卫德逊，爱伦·泰特，舍伍德·安德森及三十来个较小的人物）都喜欢其他的文人。福克纳不喜欢，部分原因在于文学上的谈话使他感到是没有学识的。他回忆起自己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诗人”，象普鲁斯特是个青年艺术家一样，他自个啥也没有想，除了想到他“没有资格子文学事业以外”。此外，文学谈话使他想起自己“拙于辞汇”，黯于思维，因而威胁着他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信心。结果，他在其他作家们中间时，关于他的生活和他的事业的旧的忧虑有暴露出来的倾向。如他所说的，他感到自己被暴露了，难于防守，受到威胁，他的反映好象一只乡下的猎狗，当它的主人到百货商店买东西时，就尽量躲在运货马车下。假若紧张不安的手势、窥视和突如其来的反映都不能提供保护的话，他将要向他所叫做的“恳求的过程”让步了。但是他在夏洛特斯维尔感到的因文学谈话而引起的恳求所加诸于他的威胁很大。他感到“整个内心乱糟糟”的时候比感到自己处于厄困时甚至更强烈地想喝酒。他有时将喝酒与轻松相联系——与一个乡下人穿着宽大的裤子，在路上踉踉跄跄地倘佯相联系；有时，他将喝酒与逃避现实，与迷迷朦朦和避难所相联系，在迷朦和避难所里，尘世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刺耳，也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几个月来，他艰苦地写作一个关于平静中诞生和可怕的死的故事，以努力细致地刻画一个痛苦的回忆；在此期间，他竭力控制饮酒。他独自一人离开家的时候，他的控制解体了。有几次，他猛然对人们说，他绝少知道他那夭折的孩子；有几次，他暗指他曾经报复过。以前他苦于失眠，如今失眠更厉害，他害怕黑暗到来。他喝酒越多，吃得越少，身体更弱了。他总是默不吱声，偶尔态度粗暴。有一次他走进法明登农村俱乐部的圆形大厅，人们前来向他打招呼，不料他却开始呕吐起来。虽然典范人物的语言是旧的，福克纳的境遇却是新的。在场的几个作家是大名鼎鼎的，但是谁也不能够与福克纳产生的影响媲美。那些强调《圣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对于《声音与愤怒》和《当我弥留之际》则感到敬畏。福克纳悄悄离开一些会议或茶会时，他不在场引起人们注意；如一个记者所特别提及的，他参加了这些会议或茶会时，“毫无疑问，他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结果弄清楚，在纽约呆得越久情况更其如此。福克纳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用大部分时间陪同密西西比州的象史塔克·杨与本·华生这类朋友们，或者陪同在新奥尔良时期的如比尔·斯普拉特林和莱尔·萨克逊这样的朋友们。现在他被编辑们和出版家们款待并介绍给包括为《哈罗德·罗斯》及《纽约人》写稿的那些时新的作家们。他会到的有些人只是出于新奇，有些人出于仰慕，但是有些人则希望和他签定合同。在他逗留的七周期间，他在康涅狄克度了几个周末，参加了在亚尔冈昆的时髦的“圆桌”妙语连珠会并出席了象阿尔弗雷德·克诺弗及本涅特·赛尔夫这样人们举行的社交集会。“我颇受感动”，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现在杂志的编辑们或那些想看我仪容的人们，每天举行宴会，持续了一个星期，向我祝贺。此外还有些晚会。我惊讶地认识到，实际上我目前是美国文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高兴我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这决不是自夸。但是我认为这没有使我冲昏头脑。”在周围那些比较敏感的人们看来，福克纳似乎不是一个名人，倒象一个腼腆的柔弱的男子。“你们只是希望去保护他”，杜洛赛·帕克说。福克纳被人们奉承和感到兴趣，自己也觉得紧张，他竭力恢复他的新奥尔良人认真倾听的习惯。他所会到的大多数人都健谈，也是很好的听众，他至少有时觉得倾听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个任务。有时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洛赛·帕克的一个朋友罗伯特·洛维特讲了在战争中，英国青年志愿兵们在海岸摩托艇里英勇服役的故事。福克纳很快开始写了一个题为《转向》的故事，以罗伯特·洛维特为原型塑造了博加特船长，其核心来自洛维特讲的故事。没有几个月，《星期六晚邮》将它发表了。后来，它成为福克纳的故事中第一个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在谈话离开书籍时，福克纳又讲又听，气氛更其融洽。他喜欢在萨东旅馆里与纳赛勒尔·维斯特交换狩猎的故事，他花几小时与达希尔·汉麦特及李莲·赫尔曼聊天。汉麦特在成为作家之前，几乎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讲故事；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喝酒，有时他一次就喝它几天。但是没有什么能改变福克纳感到的根本的不自在，甚至在他希望或需要去见的人们周围也是如此。他和汉麦特具有同感之点是讨厌文人谈话的夸张；另一点是讨厌时髦；他们认为阿尔弗雷德·克诺弗所集中体现的环境是虚假的。“我不喜欢文人，”他对一个记者说，“我决不与其他作家们交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喜欢社交。我和‘文人团体’格格不入。”福克纳感觉受到围因和易受责难，就以酒浇愁，喝得很多，有时他走在路上也醉得迷迷糊糊。他在纽约重复了几次弗吉尼亚的表演，自寻烦恼。在阿尔弗雷德·克诺弗举行的社交集会上，汉麦特喝得烂醉如泥之后，福克纳瘫做一团，走不动了。在本涅特，赛尔夫举行的社交集会上，他拒绝拿出随意写的手稿惹得宾客们生气。然而他在上午显然仍在努力写作。他在纽约带着《八月之光》书稿并且偶然得到其他的写作计划。本涅特·赛尔夫要他为《圣殿》的现代文库版写篇“介绍的文章”，而其他几个杂志的编辑们则要看一些故事。“自我到这儿以来，已经接受了大约三百美元，”他于十一月初写信给爱斯蒂尔说，“我相信我一个月可以得到一千美元以上。”他在奥克斯福欠有债务并且他的房屋付款已经过期未付，他需要钱。在离开纽约之前，他可以支付在房屋上的应付款和结清在奥克斯福的几张过期未付的帐单等一切应付款。福克纳感到从作家们和编辑们来的某些压力和令人振奋的事情，其中有些是来自出版家们。本涅特·赛尔夫决定将《圣殿》增加到现代文库书单里去，这是让福克纳同兰登书屋签定的活动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决定为《沙漠牧歌》发行一本发行量有限的签定合同的版本，这本书是福克纳曾经花了几个月功夫一直在交付出版的一个故事。赛尔夫的计划只是几个计划中最为协调的一个。阿尔弗雷德·克诺弗虽然不同意福克纳的一些做法，他希望象魏肯出版社的哈罗德·昆斯伯格作的一样，同福克纳签定一个合同。这样的利害关系部分地反映了福克纳的改变了的地位，它部分地反映了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的失败。由于福克纳关于《圣殿》的版税（他决不会收到款项了），这个公司在苦恼了几个月之后，已经陷于破产。出版商们想在哈尔·斯密斯能够赔偿损失和组成新公司之前，就开始显得“他们手里拿着合同井让预付稿酬和佣金留下空白”。赛尔夫和其他人谈到特殊版本、与好莱坞的联系和钱的庞大数目。“真好象我是个奇怪而贵重的野兽似的”，福克纳写信给爱斯蒂尔说。最后，福克纳与哈尔·斯密斯及其新合伙人罗伯特·哈斯签定有着令人惊叹的版税和含含糊糊的由判断所确定的债务的一项决议书。哈尔·斯密斯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曾经给予他支援，福克纳说，哈尔·斯密斯仍然是“我在北方的一个朋友，我所喜欢的一个人。”同时，在谈判中、记者访问时和社交集会上，他仍然喝酒。到十一月中旬，本·华生与哈尔·斯密斯发起愁来。他们俩人都认为福克纳不能继续他自己所确定的进度，可他们又不能作任何事情去改变这个状况。最后，华生打电报给爱斯蒂尔，要她作好安排尽快到来。几天内，她就在纽约的亚尔冈昆与福克纳作伴了，希望劝说他回奥克斯福去。他同意了，但是他想等到《沙漠牧歌》出版的时候，特别是因为本涅特·赛尔夫曾经同意出版日期从十二月十五日提前到十二月十日。同时，这种狂乱的步调继续着。象阿尔弗雷德·达希尔这样的编辑们，象罗怕特·洛维特这样的新朋友们，象哈尔·斯密斯和本·华生这样的老朋友们，象本涅特·赛尔夫这样的出版商们，都举行社交集会，祝贺爱斯蒂尔与威廉·福克纳。但是福克纳与爱斯蒂尔都觉得这样的场合并不十分疲劳，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她对这些场合感到高兴，而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们将回家过圣诞节。

第七章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 三去繁华闹市 
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立即开始写作，不受成名和在纽约的困惑的干扰。他宁愿忽视自己的才华得到的证明，但是他明白，证明得不到持久的满意。甚至他收到的钱很快就要花光。他已经感觉到早先曾经瞧不起或不理会他的人们“在骤然的热情中稍微有点高兴”。他那某些较为狂放的越轨行动使他苦恼，部分原因是这些事肯定会进入人们讲的关于他的故事里去。但是几年来，他用想象来丰富了关于他的生活及其情节的那些故事。他在回来后不久的一次记者访问中，被问及时，他谨慎他讲了他的战争经历。但是因为他所喜欢的一部分是一个战争经历。但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人们收集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他为此感到有些高兴，”他的谨慎肯定会消失的。他将偶尔的窘困变成续下去。虽然弗吉尼亚和纽约的听众们曾经是新的，对他表现的后果则是熟悉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回去工作，首先是写他在纽约发现的这个故事，然后才对他带去的这部小说进行加工。一月初，他回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转向》完成的改写本邮寄给本·华生。到三月，《星期六晚邮》发表了这个故事。这时福克纳正在写完《八月之光》。“我愿意预先通知你，”他写信给安东尼·巴蒂塔，邀请他于一月份来罗万·俄克玩，“我正在努力写完我的小说，因此我将让你在上午自已玩。但是在下午和晚上，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巴蒂塔描述说，福克纳结果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南方主人”——关心着他的客人的舒适并且对于罗万·俄克的条件对客人表示道歉。有一次他邀请巴蒂塔进他进行写作的书斋。巴蒂塔在那里看见了福克纳的一些书的书槁和打字稿，从《大理石牧神》到《圣殿》的书稿都在，以及未经发表的一些故事的一个大的钉成册的卷宗，“许多故事是遭到拒绝的，还有回形针的印迹。”然而福克纳显然不愿意让这次逗留妨碍他的著作。他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写完了《八月之光》的书稿；三月中旬，他的第七部小说的修改后的打字稿已经在寄往本·华生和哈尔·斯密斯的途中。尽管他曾去弗吉尼亚和纽约旅行，他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它。“这部书，”他说，“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个短而有趣的故事”——他这样讲意味着，它是人物很多、情节复杂的一部长篇小说。结果证明，《八月之光》是福克纳的第一个伟大时期的终点。过了许多月份，他才又开始持续不断地紧张写作。纽约的几个出版商曾经向好莱坞提到，经常涉及重金聘请。尽管经济萧条，电影制片者们甚至还是对作家们也付出了大的薪金。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相后不久，米高梅的赛穆尔·马克斯打电报给福克纳在纽约的代理人，问福克纳是否可以应聘，金额多少？福克纳怀疑爱斯蒂尔会支持这个行动，他未经与她商量就拒绝了这个建议。似乎金钱已经是他们之间争论的原因。“我这儿的经济情况较好，直到这部小说写完的时候，”他写信给本·华生说，“在那之后，我可能试一下电影。”他仍然非常需要钱。罗万·俄克是一幢大宅第，它的改修和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地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因为福克纳认为，它需要撞锁之类的东西，他最近已经定购了。尽管他间或对节省感兴趣，但是如伊丽莎白·普劳尔·安德森指出的，他爱好奢华，他正不断养成奢侈的习惯。他喜欢随意花钱，他爱借钱或把钱给亲戚。那样的慷慨赏赐是他与他的祖父及曾祖父有联系的高贵派头的一部分。虽然爱斯蒂尔和福克纳一样很少知道节俭，她却更知道写支票和开赊销户头。结果，他们的财政总是乱糟糟的。有时候，他们很可能入不敷出。因为他们很快花光了全部收入，假如他们收入的钱少一些，他们定期的分期付款多些，他们的经济情况肯定会好些。但是他俩都希望能够超过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容忍另一个的挥霍。在他能写完《八月之光》之前，他们又欠债了。“非常抱歉要麻烦你，”他写信给哈尔·斯密斯，要求立即给他二百五十美元。“但是或者是这样，或者将这部小说搁置一边，再用一些短篇故事来赚钱。如属方便，请再送给我一杯酒。”福克纳有《八月之光》作后盾而金钱紧缺，他开始更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前景。几年来，他不断努力为《星期六晚邮》写作故事，希望挣得足够的钱以养家，可是未能做到。《圣殿》是他最成功的商业冒险，可是他几乎没有收到版税。三月，约纳桑·开普的新公司愿作他的财产监管人，应付给他几千美元。福克纳这时看见了他进行另一项冒险尝试的机会。他回忆起最近在纽约受到的吹捧，并想避免“廉价出卖一些短篇故事”和把自己卖给好莱坞，他决定试图将《八月之光》连载出版，只要此事按他自己的条件商定就行：“我不希望为此事的收入少于五千美元，”他写信给本·华生说，“并且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然而在情况紧的条件下，他这事的前景是暗淡的，他的想法又转到短篇故事和电影去。最后，由于商定他定期可以得到金额较大的支票，他选择了去好莱坞。“假如你可以得到五千美元而无改变，”他写信给华生说，“那么就接受它。要不然，电影的建议仍然是敞开的。它将使我因利乘便。”四月，连载失败了，他和米高梅签定了为期六星期的任期的合同，每周薪水五百美元，没有取舍权。福克纳提前两天，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去萨姆·马克斯的办公室报到，并立即要求派他到米克·毛斯电影（另一个电影制片厂的财产）或新闻片摄制部去——他接着说，“这是他喜欢的唯一电影。”他被告知已被派去与哈利·拉夫一道为一个名叫《肉欲》的影片进行工作，他有一个星期不照面。“实际情况，”他后来说，“是我被吓坏了??感到惊慌失措。”他回来时说，他曾经一直在死谷里徘徊，米高梅的制片人们，包括哈利·拉夫在内，都变得留神起来。马克斯没有地方可以安排，要求他就他原有的故事进行加工。福克纳决心挣工资，他开始努力将他那些被拒绝的故事加以改编，使之适合于银幕使用。然而实际上，他没有看见过一部银幕的剧本，更没有写过一本，因此怎样进行，他心中无数。他支出的素材表明他没有经验，马克斯试图使他与一个有经验的作家配合。他的六周任期已满，米高梅仍然所得很少，表明配不上他的工薪，这是他任期里的唯一表现。他和劳伦斯·斯塔林斯、杰姆斯·波埃德及其他几个作家谈天和饮酒，感到高兴；他能够灵巧地使用银幕术语并且他已经省了一点钱。但是他对自己给米高梅作的工作没有信心，虽然他带着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关于斯诺普斯的那些故事，仍然使他感兴趣，他没有幸运为它们进行写作。提供给他的是工资较低而任期较长，他决心回家去，没料到在与霍华德·霍克斯的一次谈话中，他改变了主意。霍克斯准备要为《转向》拍一部电影，他要福克纳写一部急就电影脚本：假若霍克斯拒绝了它，福克纳就会有每周的另一种工资，对他的努力作出酬劳；假若霍克斯接受了它，福克纳就可以为一大笔钱签字。这是福克纳到好莱坞以来，第一次感到振奋，他接受了这些条件并且去工作，写得很快。霍克斯把这个电影脚本文给米高梅负责电影摄制的副总经理伊尔文·泰尔怕格看时，泰尔伯格说：“照原来样子摄制它。”当然必须作些改动，特别是霍克斯决定在关于男人们的一个故事里要增加约安·克劳福德这个角色之后，这些改动是必须的。但是与霍克斯在《转向》的工作，已将福克纳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并且延长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首次停留。虽然他在好莱坞决不会感到愉快，也不会完全受他在那里做的工作的束缚，可是他尊敬霍克斯并且知道霍克斯也尊敬他——这不仅是因为他写了这些书，而且因为他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技巧，特别是在改写特殊场面中的技巧。霍克斯的评价的第一个考验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发生的，当时穆里·福克纳逝世了。福克纳需要回到奥克斯福，他希望在那儿呆几个星期而不减少待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但是霍克斯同意了这个要求之后，去劝说萨姆·马克斯予以批准——有两条规定，第一，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继续写作《转向》，第二，在霍克斯需要他时，他回到加利福尼亚。穆里·福克纳在其六十二岁寿辰之前十天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在他一生中过去那些年里，他曾经遭受越来越大的失败。他和毛德夫人的生活很久以来就不自觉地形成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基于忍受和责任的共同生活。但是他在密西西比大学任职的几年里却有助于充实他的生活，因为他有了小儿子狄恩。狄恩在中学和大学时期都是杰出的运动员，他曾经使他的父亲很多时候感到愉快和自豪。之后，这段时间大约在狄恩在密西西比特好①的运动场的那些日子里结束了，穆里·福克纳在一次人事更动中失掉了自己的职务。自那以后，他的乐事少了，他的职责小了，他更加失意和孤寂，如他的大儿子所说的，到头来，他“感到对生活的厌倦”，“简直是万念俱灰”。福克纳感到他父亲一生的苦难。他知道穆里·福克纳的死是逐渐的，这个家庭里没有谁象他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一生明确为准备慢慢地死去。他立刻行动起来，采取步骤去取代作为这个家族的勿容争议的首领的父亲：他接管了母亲的财务和这个家庭圣经的所有权。“父亲只让母亲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有偿忖能力，”他写信给本·华生说。“之后就是我来偿还了。”在这部圣经里，他记下了他父亲不愿意增加进去的一些名字和日期，包括他和爱斯蒂尔结婚的日期及阿拉巴马的生日和死日。然后他回去为霍华德·霍克斯写作并为哈尔·斯密斯看长条校样。不久他将知道派拉蒙是否要来行使一项购买《圣殿》的影片权的选择。假若他们来购买了，他就会收入六千美元以上。加上他正在从《转向》挣的钱，这六千美元可以使他回去写小说。十月中旬，福克纳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使他想起了霍克斯已经改名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电影脚本并且等着听派拉蒙要来对《圣殿》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他对加利福尼亚单调的太阳感到厌倦，对于密西西比州变换莫测的天空感到寂寥。关于《圣殿之的合同到来时，他签了字，回到了罗万·俄克。“我又回到家里，谢谢上帝，”他写情给哈尔·斯密斯说，“我在好莱坞赢得了足够的大量赌注，可以对这幢房屋进行许多修理。”他的写作暂时似乎进行得象修理那么顺利。福克纳早先曾经劝说斯密斯出版他的一卷诗集，他开始精选他大体在十年左右以前写的诗。他选了一些诗，去掉了另一些诗，修改了诗的一些行，并且尝试着一些题目（他后来全部舍弃了），他选定了四十四首诗：“我选出了最好的诗稿，并且扩大为一卷，就象一部小说一样，”他说。《绿色的枝条》部分地是忠实于使他到新奥尔良去的豪情的行动，也是忠于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最早的和最深刻的思想的一个行动：即根据浪漫主义的传统进行天才写作的思想，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使他自己和他的诗神感到满意。“我经常想，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发现自己不能写诗，或许，??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诗歌几乎不可能把他带回到他的那种自我看法而不会也使他想起自己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为一个较大事业服务的专业作家，为了挣钱，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版作品。从选诗转向写作小说时，他的轻松感消失了，精力分散了。他在写一部编年的简史：《杰斐逊与约克纳帕陶发县的金书》然后写关于萨多里斯及斯诺普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的王国的总和及扩展都没有完全束缚住他。他同意给本·华生一些故事并且给哈尔·斯密斯一部小说，他发现自己为几个计划时作时辍地进行写作，没有一个计划是进行得和谐的。虽然他回到了自己家里的书斋，遵循着他旧的常规，可是他似乎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一年前，他曾经说，当兴致推动着他时，他就写作，而兴致每天都推动着他。可如今他奇怪地发现自己是否已经忘记了怎样写作。似乎为了回顾他过去怎样写作和能够写作，他开始流览他的被拒绝的一些故事的文件夹。他决定寄出几个故事，试图对其他故事进行修补或加以改写。有时一个旧故事会启发出一个新故事。“自放弃电影后，我已写出了三个短故事，”回家后的第八或第九个月，他写信给斯密斯说：“因此我没有忘记怎样写作。”但是他的新故事少而且是费力写出的。他写了一个故事，怀疑它是否只是另一个废品。对一部已签合同并收了预付稿酬的没有取名的小说，他写作中无所进展。几年来，福克纳不断地写作小说和故事，其中充满着发自他内心的语言，因而把他那萧然的书斋变成了一个王国，将他生活中的孤寂与痛苦变成了似锦的繁花。他独自坐着眺望窗外他已经知道的景象，他已经干了一项工作，他把它描述成唯一的，对这项工作没有任何孤寂之感。他在纸上写的许多东西都是奇怪地不自觉地写出来的。他已发现了许多非常好的语言，在《坟墓中的旗帜》里是试用，在康普森孩子们的一些故事里较为随心所欲地使用，在本基的语言中当其提到加地这个人物时则果断地加以使用了。这些语言凑在一块儿，使他能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并给他以他所需要的乐趣、喜爱和温情。现在，他独自坐着的时候，语言来了，假若不是全部来了的话，只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来的而且转瞬即逝。他需要娱乐，恢复了一个旧的兴趣。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他上了第一次飞行课，他解释这种需要说，他只是一个老兵学习驾驶新的飞机。不久，他定期地飞行了。他说，这是“他唯一的娱乐”。四月十二日，《我们生活在今天》在奥克斯福举行其全国性的首次演出。四月二十日，《绿色的枝条》在纽约出版并且福克纳在孟菲斯作单飞表演。几个月后，他获得许可证并买了一架飞机。后来，他和魏尔隆·欧门利一道入实业界做生意。魏尔隆·欧门利曾教他飞行。他鼓励狄恩飞行并在财政上支持他。他们一块儿在里普莱伊和奥克斯福主办了航空表演，末了举行飞行绝技表演和跳伞。象飞行一样，对罗万·俄克的不断修理和改进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项娱乐。但是一九三三年的大事是另一个女儿的出生。六月，他和爱斯蒂尔刚扩大了他们的住宅并增加了它们的面积之后，一个女儿被医生接生了，他们决定给她取名吉尔，把一个早产婴儿保育箱给医生，这是为了吸取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夭折的教训。吉尔也是小的，但她健康。“好，一个千金，”福克纳写信给本·华生说，“我们生了个女婴，取名吉尔。星期六（六月二十四日）生，母女均好。”福克纳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想当父亲，如今立刻高兴得不知所以了。首先，吉尔的诞生似乎也缓和了她的父母间的紧张，他俩都为作父母的义务和仪式而感到高兴。哈尔·斯密斯相当快，从纽约老远来到这儿参加吉尔的洗礼。然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减轻福克纳感觉到还要进行写作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他为《声音与愤怒》的发行小的特殊版写序言。本涅特·赛尔夫正在谈要出版此书。在序言中，他回忆起他曾经给取名为加地的“美人”以及他根本没有过的妹妹和他曾经在命中注定要夭折的女儿。他需要重新获得的是早先的强烈感情和快乐。他不是从一个计划进展到另一个计划，而是无所进展。八月，他把这个序言的改写稿邮寄给本涅特·赛尔夫。之后，他又转而写《斯诺普斯的书》；他逡巡不前，不太认真地考虑写一部他叫做《修女安魂曲》的小说，但是钱是一个让人苦恼的问题，词汇搜索枯肠也想不出来。“自从我写作独出心裁的任何作品，或甚至想写那样的作品以来，几乎已经十六个月了，”他向哈尔·斯密斯承认。兴许他们可以出版一部不会使他们“丢脸的”一本故事书。他接着说，假若事情不是很快中断，“我将不得不??回到好莱坞，这是我所不愿做的事。”一些故事逐渐地开始到来。有些是旧作品的新的改写本，其中包括根据没有找到出版商的《爱尔梅》的内容加以改写的一本书；但是在福克纳邮寄给他的新代理人摩腾·高尔德曼的一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是新的。它题为《猎熊》，不久在《星期六晚邮》发表。此外，有一部用旧题目的新小说。通过他一直在写的介绍，他终于发现了讲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的方法，这个故事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构思的。“我已将《斯诺普斯》和《修女》都搁置一旁，”他写信给哈尔·斯密斯说：眼下，我正在写的一部书将叫做《黑屋》或类似那种性质的名称。它是全家人或一个家庭从一八六○年到大约一九一○年之间多少有些剧烈解体的故事。它不象它讲得那么沉重。这个故事是一个轶事，发生在内战期间或正在内战之后，高xdx潮是另一个轶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一○年，它说明着这个故事。粗略他说，主题是一个男人损害了农田，农田随后变坏了并且毁了这人的家庭。《声音与愤怒》中的昆丁·康普森讲的这个故事，或将其编成故事的。他是主人公，因此它是著者不明的一本未完书籍。我用他是因为那正是在他因自己的妹妹而进行自杀之前。我用他的痛苦。他曾经在南方以对当地土地和居民仇恨的形式突出了自己的痛苦，使这个故事本身超出了历史小说的效果。福竞纳已经决定角昆丁·康普森为之全神贯注的事情去发现萨特彭的故拿，他相信他的新小说会写成的。他认为，他订以“答血在秋天写完。”然而它也走着《斯诺普斯》与《修女》的老路，因此在二月中旬他可以参加在新奥尔良苏山飞机场并且毁了举行的航空表演的开幕式；然后在三月，他才能够努力挣钱。“我总是急需钱，”他从新奥尔良回来后不久，写信给摩腾·高尔德曼说，“然而这次我极想得到钱。”早先他经准备等到春天《马丁诺医生和其他故事》出版的时候，希望可以挣来他所需要的钱。如今他发现不能等了，又转而特别为《星期六晚邮》写一些故事。他写完了关于斯诺普斯的一个故事，题为《庭院中的骡子》。之后，他写了关于萨多里斯的一个故事，题为《伏击》。一九二七年他创作这两个家族的故事时，产生了一种大发现的感觉。一九三四年，他回顾这两个家族，产生很大的慰藉，部分原因是，他开始感到他又可以挣钱，而部分原因是他开始觉得自己仍然可以写作真正有力量的小说。在他按照旧的写作习惯和恢复曩昔的回忆时，他开始更紧张地进行写作，比他过去几个月感到的信心更大。他用老上校一生的一些情节亲充实约翰·萨多里斯上校的故事的某些部分和约翰·萨多里斯的儿子白亚德的故事的许多部分。在《坟墓中的旗帜》里，我们看到白亚德是个老人，在《伏击》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塑造老白亚德时，福克纳从对他的祖父约翰·威斯莱伊·汤普森·福克纳（小上校）的回忆中获得材料；在塑造老白亚德的青年时期时，他从几个家庭的故事中获得材料，其中包括小上校在大宅第的走廊里给他讲的某些故事。因为他自己沉浸在一些回忆和故事中，他写起来更顺利。他的这些来源立即变成熟悉的、遥远的、细致然而流畅的，这些材料本身表现出是一种吸引力和机会。虽然到处都有幻象与语言，然而它们既不确定也不要紧。他写完《伏击》后，立即继续写《撤退》与《急袭》。他大约在几周内写了三个内容充实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比在它之前的故事长些，内容丰富些。福克纳在白亚德、润哥、约翰·萨多里斯及格兰尼·米拉德中开始发现成再发现终于可以产生出一部小说的一些人物。然而在详细描述他们的内战冒险时，他发现自己受到了阻碍。国为《星期六晚邮》对于出版全部丛书感兴趣，他几乎要拚命地去写完它，这意味着用一个不断的线索???用建设时期的情景虚构出“三个以上的故事”。然而尽管他一再努力，还是不能“起步”。几周来，他曾经感觉良好，眼下却觉得此路不通。他对于《星期六晚邮》提出的报酬太小感到失望，惹他生气，他决定回好莱坞去。春天，他曾经对霍华德·霍克斯的建议“置之不理”。六月，他的写作放慢下来，霍克期的建议有了改善之后，他签定了一个合同，其中规定他有责任于七月去报到，在一个未详细说明的时期里，每周工薪一千美元。因为霍克斯愿意让他在密西西比州工作一些时间，福克纳离开奥克斯福时希望在领取报酬的几个月里将他在好莱坞暂住的时间限于几个星期。这一次，事情的进展几乎刚好合乎他的愿望。他很惦念吉尔，经常发现他的工作是令人厌烦的。但是这儿有象劳伦斯·斯塔林斯和马克·康奈利这样的熟人处去拜访并且可以去看望一些朋友。本·华生比他早一点离开密西西比去纽约，最近已离开纽约去加利福尼亚。另一个离开故乡的密西西比州人体伯特·斯塔尔要求福克纳住在他“在峡谷、临近海滩”的住宅，他在那里可以“隐居起来写作”。他等待霍克斯看他递去的素材，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那是使我对这个工作感到烦恼的事情。”但是他喜欢这个海滩和拍岸的涛声，不久他又可以写作了，不是写阻碍他的那些故事，而是写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他仍将这个故事叫做《黑屋》。在他离开之前，它已有了一个新的书名。不到一个月，他向到了奥克斯福，带着一个电影脚本去写完，一些故事去写和一部小说去继续写。“我给这部小说有一个书名，”他写信给哈尔·斯密斯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他由于自豪感，希望有一个儿子，却得到许多儿子。儿子们却杀害了他。”但是他认为这部小说似乎“还不十分成熟”；“我有一大堆材料，但是我认为只有一章合适；我正考虑将它放在一边，回头去写《修女安魂曲》，这象《当我弥留之际》，将是一个短篇，而目前这部作品将可能比《八月之光》长些”。然而较为紧迫的是他有一个电影脚本要完成。他在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做些杂事，同吉尔玩，或者用一个木马去逗她。有时，他与魏尔隆·欧门利或他的弟弟狄恩一块儿飞行。他现在有一个网球场，定期玩网球。白天太热不能打网球的日子，他玩槌球或下棋。有时，他觉得对电影脚本没有耐心，甚至对一些故事也没有耐心；他希望“写一些比低级趣味的丛书要好的东西。”但是他几乎一年没有喝酒了，他工作得挺好。在八月间，他写完了这个电影脚本，九月底，写完了关于萨多里斯的两，三个故事。第四个故事题为《未被征服的》。在这个故事里，巴克·麦克卡斯林和亚布·斯诺普斯以及白亚德、润哥与格兰尼·米拉德担任主要角色。他将萨多里斯家世小说推进一步，加以扩大并使他的领域的不同篇章相互联系起来。第五个故事叫做《温代保皇党员》。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见白亚德和润哥在无人主使的情况下，出而为格兰尼的被谋杀报仇。《温代保皇党员》结束了在《星期六晚邮》发表的五个故事的丛书，它也标志着福克纳对萨多里斯家世故事的最后一次大的扩充的暂时结束。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增加一个情节，题为《在萨多里斯的小战斗》；几年之后，他修改这些故事，并写了最后一章，题为《魏彬纳的气味》。他将第四个情节改名为《敏捷的回刺》，把他的几个故事形成了一部小说，题为《未被征服的》。这个故事《未被征服的》，表面上是一个家庭和地区卷入战争和遭受战后余殃的故事，实质上是两个孩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润哥的，特别是白亚德的成长。在最后一段情节里，他们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曾几经考验。在接近这部小说的中间，他们失掉了格兰尼·米拉德；快到末尾时，失掉了约翰·萨多里斯上校。他们失去了资助者，仍然保持着使他能够光荣地生活的记忆。在《未被征服的》里有着大的生动和技巧，在格兰尼、润哥与白亚德的某些功绩中也有着真正的喜悦。福克纳通过对润哥和白亚德的处理，可以进一步加深被征服的》。这个故事《未被征服的》，表面上是一个家庭和地区卷入战争和遭受战后余殃的故事，实质上是两个孩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润哥的，特别是白亚德的成长。在最后一段情节里，他们是二十四、五岁的年对种族的忧虑，这种忧虑曾经在《八月之光》里有着引人注目的表现。但是他在关于使南方抵抗浪漫化的倾向里至少有两种心理，正如他对《星期六晚邮》的关于小说的看法有着两种心理一样。他叫作“低级趣味的丛书”的一些故事；他也叫作“粗制滥造的作品”。虽然《未被征服的》比“油腔滑调的浪漫化”好，它并不是一部大小说，这一点福克纳显然是知道的。他为《星期六晚邮》写完这套丛书后，就转向他叫做《押沙龙，押沙龙！》的一大堆材料，他知道那是一个不同类的作品。他几乎立即发现自己很为难。在汤姆斯·萨特彭及其故事中，他有着这部小说情节的核心；昆丁·康普森是这个故事的主要讲说者，将这两者并列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结构。然而他认为这部小说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成熟”。几个月前，他曾写了个故事，题为《这种勇敢》，这部作品没有找到出版商。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完成《押沙龙，押沙龙！》的努力受到阻碍，决心用他失败的航空故事写成一部小说。他把这部小说叫做《航标塔》，围绕着一九三四年二月新奥尔良的苏山飞机场开幕典礼时发生的事件为基础。写完这部小说后，他写信给哈尔·斯密斯，怀疑是否会有人可能注意这部小说与苏山开幕札上的一些类似之点，“并发现一次起诉的机会，”：牛·瓦洛斯是“伪装得蹩脚的”一个新奥尔良人，菲恩曼飞机场与苏山飞机场类似，也象它一样，是以一个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人物中有一个有某些事情与吉米·威德尔相同，后者曾在新奥尔良飞行，并“一度保持过飞机着陆速度的记录”。虽然他列举了一系列类似之点，福克纳仍坚持《航标塔》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全是虚构的”。显然这部小说肯定是从比福克纳在苏山飞机场开幕典礼上所具有的兴趣还要老得多和深刻得多的兴趣中产生出来的。一年前，他已经实现了成为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十多年前，他已开始写作关于飞行员的故事。那些故事中的两个：《光荣》和《死的拖延》是特别与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有关的。在《光荣》里，我们遇见了一个三人姘屑的故事，这三人是飞行员，他的妻子和他的副驾驶员，在《航标塔》里，我们遇见飞行员、他的妻子和跳伞员的三人姘居。在《航标塔》的情节中的几个人物出自福克纳在最近的白亚德·萨多里斯里中的无畏的勇敢，象白亚德一样，他们中的一个死于驾驶一架他知道其不安全的飞机飞行。在《光荣》和《死的拖延》以及《坟墓中的旗帜》里，我们看见了对《航标塔》极为重要的主题的类型。然而在结构上，《航标塔》接近于《押沙龙，押沙龙！》而与福克纳曾经写过的任何小说不同。它的情节集中于四个作特技飞行表演者和一个孩子：一个名叫罗杰·舒曼的飞行员；他的情人和妻子拉芙尔尼；一个叫做贺尔姆斯的跳伞员，他也是拉芙尔尼的情人；一个名叫吉格斯的机械师和一个叫做杰克的男孩，他是拉芙尔尼的儿子，大概是罗杰生的，虽然也可能是贺尔姆斯生的。这些人物都体现着对飞行和四海为家的向往。每个成年人都拒绝尘世的平凡的生活方式，以便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冒险者。杰克诞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飞机库里，他除浪荡生活外啥也不知道。对他来说，就如同对同他一道旅行的人们一样，飞机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曾经有含意的象征。它表明对一切现世的人间联系的厌恶和对危险的喜爱。福克纳的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属于任何地方，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下都感觉不到友好，甚至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遛弯儿的时候，他们的步调和举止都反映着“某种不能改变的浪迹天涯的情绪”。他们在现世里只生活于现在；他们几乎不具有过去的意识，也感觉不到对未来承担着义务。他们将自己留下的年轻的一生与象罗杰的父亲苏曼医生一样的双亲及在俄亥俄、爱俄华与堪萨斯的小城镇相联系。在那些生活中，我们发现了古老节奏与愿望的根源：罗杰的父亲曾经始终希望他的儿子也会成为一个医生。但是罗杰、拉芙尔尼和贺尔姆斯一想到他们所丢弃的生活只用他们所特有的字眼：真正的冒险和真正的性欲，这两者都是他们整体性较小的生活所赞美的。他们认为速度与风险不仅是止痛剂而且是春药。在一个惊人的场面中，正当拉芙尔尼准备作第一次跳伞时，她爬回了飞机机舱，要求舒曼与她交欢。他感到惊讶、害怕，然而又兴奋，就答应了，于是拉芙尔尼作了她的第一次跳伞，就在这一次使两种大的刺激结合了起来，她和她的情人们都为此感到很珍惜。福克纳的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是在行为和事实中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在语言中表现。如果，他们所体现的即便不是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也是冒险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大多来自一个叫做芮波特尔的人物，并且正是在这个并列中，《航标塔》促使《押沙龙，押沙龙！》提前写作。象他注意着其故事发展的那些人们一样，芮波特尔是四海为家的：他没记登记的出生地和登记的名字。他和他们不同，是用语言表现自己而不是用行动表现。在体格上，他象爱尔梅·霍奇；他身材高大而笨拙。他是多变的，既象爱尔梅·霍奇，又象霍拉斯·本波；象他们一样，他是变幻无常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也象他们一样，他至少是半个艺术家。虽然他在几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这几个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他不仅同样具有他们的四海为家的特点而且也具有他们对于性欲与危险的着迷。他发现拉芙尔尼奇怪地具有孩子气然而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他发现舒曼与贺尔姆斯的英雄气概。但是他和这些人交朋友并仿效他们，希望了解赋予他们生活活力的需要，并且因而明确他自己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他怀着同感希望去体验将适合他的需要的紧张的快感，这些需要是感觉到而不付诸行动的。他已经写了关于舒曼的冒险，之后就上床睡觉，却幻象着拉芙尔尼的肉体。对于这个冒险，他仅仅想到自己爬进驾驶员座舱，接近第二者的肉体，他仅仅摸着她睡的床单而没有越雷池一步。然而最后他对做替代者的经验的追求代替了而不是扩大了他想了解的愿望。虽然他表达了许多信息，但是他得到的了解甚少。象他和他们分享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一样，他仿效的人们仍然是太迷迷蒙蒙。象使他变得独具特色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一样，他自己生活的逻辑仍然是过于模糊不清。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从传统的生活方式向英雄行为和性生活的飞跃被这种飞跃所引起的假设及其所采取的形式调和了。使他们具有特色的这种性质——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仅仅是为了赚得“足够的金钱以维持生活，去得到另一个资格以便再次竞赛”——也贬低了他们。因为他们所冒的危险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是不值得的。芮波特尔对于他们的英雄行为仍然是过于不加批判和太模糊不清，兴许部分原因是已知他周围的社会的污浊和腐败，他对英雄们的向往太大的缘故。菲曼上校为社会所敬重，他将细微的卑劣、根本的阴险和残忍的能力集中于一生，因此代表着一切价值都全然消失的一个社会。另一方面，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们，虽然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保持着过去的勇敢与荣誉感。他们的荣誉是，他们对所爱的东西爱得深。他们的能力和勇气使他们优于这个荒羌和死亡的城市。他们就是在这个城市上空翱翔的。福克纳通过他们唤起了英雄主义，而只有这种英雄主义才使得有意义的判断成为可能。在《航标塔》结尾之前，他给他的每个作特技飞行表演者一个光荣地行动的特殊机会。他在那样作的时候，特别因为他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通过这个考验，这样他不仅表现了对他们特别喜爱，他也使他们明白芮波特尔是信任他们的。“那是对的，”在拉芙尔尼使芮波特尔确信她已经讲了真话后，他对她这样说。“即使我知道你撒了谎，我还是要相信你。”因为他们的道德是与环境脱离的，（然而在这个环境中，他们的道德具有较大的意义）。它引起了恐怖与羡慕。因为它最后所激发的是对危险的疯狂追求。他们所赢得的一些胜利就象他们所遭受的失败一样，太接近于空虚，使他们的生命好象几乎注定“象蝴蝶的生命那么短暂，早上出生还没有长好胃，明天就将死去”。象《圣殿》一样，《航标培》是一部凄凉的、不妥协的小说。它的社会是那么无可救药地卑鄙和邪恶，足以引起愤世嫉俗，甚至灰心。象《圣殿》一样，《航标塔》写得匆忙而且仍是倚轻倚重的。然而与《圣殿》不同，它的弱点主要产生于未能实现自己的结构。它使一些有活跃的鲁莽的人物有希望与一个呆板的、深思熟虑的芮波特尔相结合，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一个类似的结构却产生出令人惊讶的一些结果。在《航标塔》里，它产生了令人失望的一些结果，这主要因为芮彼特尔仍然是太腼腆、太容易满足，太派生衍化而来之故。他对人们的忠诚使他不可能独立。他阅读和报道的人们的生活，这妨害着他。最后，他把自己的任务界说为简化的词。他全然是一个记者，不需要名字。结果，《航标塔》在描述它的飞行员方面是最为有力的，它接近于《光荣》、《死的拖延》和《坟墓中的旗帜》。它在描写芮波特尔方面是最令人失望的，他的腼腆和无能终于使他失去了战斗力。他的弱点不在于不忠实或不可靠；狭义而言，他是个好的读者和记者。但是他创造不出自己的处境，因而只能引起起码的兴趣。在福克纳写完《航标塔》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希望好莱坞会买下这部作品；他卖故事给电影界越多，他必须给他们的时间就可以越少。几周来，他一直在努力回去写《押沙龙，押沙龙！》，可是却发现他自己被金钱的急需所紧逼着，这个情况几乎已经变成经常性的。除了他和爱斯蒂尔的一般需要和挥霍之外，他要在罗万·俄克旁买更多的土地。在过去几年里，他想拥有自利树林的旧的梦想，已经加强了，这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的住宅不致受到经常性的闯入。他遭到中断，感到疲惫，开始努力再寻找“维持生活”的途径。他希望避免去好莱坞，心中又想着《星期六晚邮》，他转到短篇故事方商。这个策略又失败了。甚至这些故事送去时，《星期六晚邮》表明是出乎意料的。甚至即使《星期六晚邮》说可以时，他们的费用也不能与他的需要相称。然而他越想“从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障碍和强制中”摆脱出来，却越摆不脱。他挣的钱越多，似乎需要也越多。在过去几年里，他的收入已经引人注目地增长，然而他的头上仍然“悬挂着肉铺的和杂货店的帐单和保险费。”他在欠债中，经常为金钱忧虑，特别因为他害怕和惧怕去好莱坞，可他明白，这是他唯一的出路。这些使他降低身份并且精神恍惚。他的进退维谷是简单的：他是作家，只有作损害他的写作能力的事情才能挣到足够的钱。“关于电影业的苦恼，”他说，“不在于我在那儿浪费了许多时间，而在于使我恢复疲劳和平静下来的时间。现在我三十七岁，自然不是象我过去那样是柔顺的和不受干扰的。”他觉得无路可走，开始喝酒，几天里只干了很少的事。随后，他突然开始写作，又停了下来，他决心写他所想写的东西。他又转向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他发现，他觉得它“似乎是才开始的一些片段，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决定从头开始，他这是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开始的。早先他曾经觉得这部小说“尚未成熟”，他的“了解并不充分”，或者他“觉得它的感情不够或不够纯洁”；而现在他却满怀信心地行动了起来。他先前设计的基本结梅仍未变：那将是一个关于十九世纪时局的故事，这个故事二十世纪初恢复并讲得详细些。汤姆所·萨特彭在这个故事的情节中是个主要人物。昆丁·康普森是讲述或将其编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不久福克纳画了两条通向昆丁的基本的信息线，一条从萨特彭至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到昆丁，另一条从萨特彭到康普森将军到康普森先生到昆丁。从暮春到孟夏，他继续狩猎，并开始更多地钓鱼，但是他也非常紧张地继续进行写作。四月底，他、魏尔隆·欧门利与狄恩发起了一个在奥克斯福的飞行表演。他的工作仍然进行得很好。当新的叙事的语言涌现并向他讲的时候，他的小说变得更加多样化并且更引人入胜。他又一次将这个故事讲了几遍，并且他又一次在这个有着令人吃惊的兴趣的一连串紧张的故事里发现了堪与媲美的听人讲的这个故事的一连串紧张的故事。八月中旬，福克纳已写完四章，他将稿子搁置一边，以面对日益高涨的金融危机。他对孟菲斯和奥克斯福的商人们负有债务，过期末付保险金和税，手头没有现金。为了挽救这种局面，他需要几千美元；否则他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丧失他的“住宅、保险费及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已将他的飞机（以低价和缓慢的结算期限）卖给狄恩，他除了住宅和书稿外就没有财产了。他恨自己面临的前景，打听卖出他的某些书稿的可能性。“它都是用普通写法①写成的，”他写信给马丁·哥尔德曼说：“除短篇故事外，我有《声音与愤怒》、《当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和《航标塔》。有没有它的任何市场？”他不知道这些书稿会带来什么，或者，假着他找到了一个买主，他自己是否可以卖掉它们，他决心到纽约去。兴许他能够找到一个编者，将《押沙龙，押沙龙！》连载出版；或者兴许他可以谈判一个较好的合同。如着不行，他就不得不试图向哈尔·斯窃斯或罗伯特·哈斯借钱了。福克纳尝试了几个方案。他向两三个编者接洽连载出版《押沙龙，押沙龙！》的事，他和本涅特·赛尔夫谈话，后者仍然对于使他和兰登书屋签定合同感兴趣。但是他发现没有谁对于连载出版感兴趣。根据一个旧合同，他欠哈尔·斯密斯和罗伯特·哈斯一部小说。几个月后，在他能够写完《押沙龙，押沙龙！》之前，斯密斯与哈斯带着福克纳与他们签定的合同，去与兰登书屋的赛尔夫联合：《押沙龙，押沙龙！》将是和他以前的出版商的第一部书。但是因为这个合并尚未确定，福克纳不得不满足于向斯密斯和哈斯借钱，甚至这也是附有条件的：“那自然是附有条件的，”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我已同意假若哈尔使我得到一个合同，因而可以偿清他们借给我的钱，我将于三月去加利福尼亚呆八个星期。”他警告说，他们将一个子儿也省不下来，刚好够支付所有的帐单、赋税和保险费，并给她和孩子们买冬衣。“希望我们买东西要仔细并付现钱，就这么办。”福克纳在纽约喝酒很少，使人们感到意外。他于十月十三日回到奥克斯福。两天后，开始写《押沙龙，押沙龙！》的第五章，这很可能使他自己吃惊。因为他正以不稍衰减的紧张程度进行写作。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分心，几周的间断和出乎意料的消息都不能打拢他。这个消息是，四十二岁的单身汉菲尔·斯通已经首途去新奥尔良，与一个名叫艾米丽·怀特赫尔斯特的年轻女人结婚。随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消息传来，在八月已年满二十八岁的狄恩死了。三年前，穆里·福克纳逝世时，狄恩曾经心烦意乱、不安定、狂暴，似乎找不到任何东西堪与他在中学与学院操场上发现的满意相比。福克纳为他较年轻的兄弟担忧，鼓励并给他钱使他成为一个飞行员。这项计划几乎立即开始实行。狄恩假定飞行是令人高兴的，他感到没有必要作不必要的冒险，因此成了一个有理智的仔细的飞行员。知道他的技术非同寻常，他成了一个有能力、有信心的飞行员。他的第一批课程后的几个月里：他作为魏尔隆·欧门利的助手进行飞行表演和教课。后者是大个儿、有能耐和注意安全的人，福克纳兄弟三人都曾受业于他。在死的一年前，狄恩与露易丝·赫尔结了婚。在死的一周前，“飞行的福克纳兄弟”在奥克斯福举办了一次航空表演。之后，狄恩死了。在旁托塔克的一次航空表演中死在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是在狄恩会飞之前，福克纳就已买的。福克纳曾经断定，那次航空表演过于平常了没有去看。随后的几周是福克纳所知道的最痛苦的日子。在旁托塔克停尸所的一个漫长的夜里，他进行了无效的努力帮助将他弟弟伤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和面孔作好准备，以便他母亲可以看看他小儿子的身体。之后，他回到了奥克斯福，为他弟弟的坟墓选了一块石头。他选择的碑文就是他的约克纳帕陶法小说中的第一部小说里给约翰·萨多里斯的墓志铭：“我给他佩戴上鹰翼的微章，把他带到上帝那里去。”福克纳跟着送葬行列走进了他父亲修建的这个小砖房。他在那里照顾母亲。她心神散乱，讲到要自尽。而露易丝已怀孕几个月了。他白天干例行的任务，每天晚上，大部时间用于写作。他的母亲和弟媳睡了以后，他把稿子放在饭厅的桌子上，写作到夜里。有一次在这些天里，他的自我克制失效了，但是多半是由于他发现写作既是必要任务，也是对内疚与悲哀的必要的减轻。十二月初，福克纳相信他的小说是好的，再有一个月就会“写完”。结果弄清楚是，哈尔·斯密斯与罗伯特·哈斯已与霍华德·霍克斯谈判了一个合同，要求每周一千美元工薪。为了工作得尽量久些以便偿还他欠的钱并建立一个小的储备，福克纳于十二月十日将他未完成的书稿打好包，启程去好莱坞。他独自住在一家方便的不费钱的旅馆里，他希望在那儿写作《押沙龙，押沙龙！》。他开始与焦耳·赛耶为一个名叫《木十字架》的电影脚本进行合作，此书后来改名为《去光荣之路》。在一个不稳固的开端之后，两个计划都进行得好。到十二月底，电影脚本和书稿实际上都已完成。这时，他几个月里所表现的抑制消逝了。与赛耶一道一个晚上的庆祝引起了更大的颓丧。他把《押沙龙，押沙龙！》书稿交给一个吃惊的朋友，宜称它“是迄今为止一个美国人写的最好的一部小说”，他停止吃东西，开始喝酒，似乎要证明“一亩地的玉米有着许许多多滋养品似的”。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他继续喝酒，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喝，那儿有霍克斯和赛耶照顾他，然后在密西西比州，在那儿，他的家人最后把他带到白哈里亚郊外的一个疗养院去接受一种最新的“基里疗法”。一月底，他完全恢复到给他的书稿注明日期并开始最后的修改和打字。他的第九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写作时间很长，使他吃了许多苦，但是它留给他的是相信这部书的伟大。似乎为了承认《押沙龙，押沙龙！》在他的著作中的特殊地位，他加上了年表、家系和地图，给它一个总和的外观。这些增加的东西所表明，这部小说是优秀的。因为它肯定是他的规模最为宏伟的一部小说，而且也可能是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不仅涉及地理与历史而且也涉及约克纳帕陶法的史前时期，它与它的社会成份的每个人都写到了，其中包括被逐出家园的印地安人、被奴役的黑人和从瓦希·琼斯与科尔德菲尔德到康普森的自人的异种。通过它的情节，它回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约克纳帕陶法是“寂静的边陲。”通过它的法国建筑师，它回溯到欧洲。通过汤姆斯·萨特彭的家庭，它回溯到受潮水涨落影响的弗吉尼亚的豪华和阿巴拉契亚山原始村落的简朴，通过萨特彭的奴隶，它回溯到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因此，它提供的不仅是约克纳帕陶法的人民和历史的意识而旦也提供它的来源的意识。通过它的两个讲故事者，它使我们超越了约克纳帕陶法而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堪布里奇。而且因为这个男人（他们讲着他的故事）使人想起圣经里的几个国王然而却保留着强烈的现代和强烈的美国人以及南方，他的历史立即涉及到几个方向。《押沙龙，押沙龙！》的部分力量来自它的规模的宏伟性：它将几个命中注定的家庭、三个命中注定的种族和两个命中注定的异性的几代人中问错综复杂关系衔接了起来，不仅涉及历史的几个大阶段，而且也表现了长期存在的优虑，这些忧虑曾经构成了福克纳的从《坟墓中的旗帜》到《八月之光》的一些小说，这另一部小说他第一次曾取名为《黑屋》。它的力量的另一部分来自它引喻的密集：从旧约全书、从希腊戏剧与神话、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梅尔维尔和康拉德勾起回忆的故事。但是《押沙龙，押沙龙！》的力量的较大来源是传统的。一方面，它是汤姆斯·萨特彭努力实现其宏伟计划的故事。它的情节肇始于他企图修建一座大厦并建立一个统治家族。另一方面，它是福克纳在讲萨特彭的故事时从“他的想象的阁楼中”塑造的人物们的故事。福克纳的故事讲述者们——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康普森先生、昆丁·康普森和希内夫·麦克卡隆——一道努力修建的不是一座大厦而是一个叙事的文学。他们必须从一些旧的故事和讲说中，将片断的回忆、古时的苦难与持久不变的偏见揉和在一起形成了萨特彭的构想的故事。两个天然的和两个世俗的背景与这部小说的两个中心是一致的。它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十九世纪的约克纳帕陶法；它的大部分讲述产生于二十世纪麻萨诸塞州的堪布里奇。因此这部小说从人们努力征服荒原和修建大厦的时期中间经过战争和遭到躁畸到人们坐下来，回顾过去，想到农日荒芜和房屋日益朽杯的时候。结果是两种不同的紧张之间几乎完全；处于平衡的一部小说，即一方面是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和1另一方面是心理的和理智的请综复杂。它是一部充满出乎：意料的变化与曲折的小说，然而它的令人吃惊的地方则是从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复中产生的。有一些伟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意志与目的发生了抵触，并且从中现出了命运。这些对抗中的每一个（萨特彭站在大厦的门口；萨特彭扔弃尤拉莉亚·冯；萨特彭面对着杰斐逊的人们；萨特彭拒绝查理士·冯；萨特彭派亨利去阻止查理士；萨特彭侮辱罗莎小姐；萨特彭玩弄米莉和瓦希·琼斯——这只是列举某些最显著的）我们都碰到过几次，常常是丢掉了某些部分，有时则增加了猜想与臆恻。因此它们导致并变成与心理的、理智的并且甚至特别是隐喻的惊奇不可分割的东西，而这给予这部小说另一种强烈程度。早先在他的故事中，萨特彭出现为一个创业者。他遵循一个精确的预定计划并追求一个单一的固定目标，指挥着去征服“一百平方英里的平静而又令人吃惊的土地”，他将他的王国叫做萨特彭的一百，他修建了一个宏伟的大厦并在附近修了一些正规的花园，他希望使自己成为一个国王，井。巨建立了王于们的门弟，他所追求的不仅是创造代表他自己的家世、他自己的感情的某些东西，而且也要对他童年时期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他作为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天真无邪地跑着腿，在一座大厦的前门被一个仆人断然拒绝，他叫他到后边去。他受了伤，受到了侮辱、退到一个洞穴里，在那里纹丝不动地、无声地坐着，回忆他的整个一生。他以前不加思索地加以接受的是：当他回忆和回顾其曩昔的情节时，他的家庭生活的轻浮的言行和残忍，他和他们被凌辱和受剥削的无数方式：所有这些都历历如在眼前。他觉得他必须做一些事情，他首先想到杀死曾经当众侮辱过他的这个仆人，然后去杀掉这个男人，这个仆人就是这个男人的行为者。但是因为他希望辩白、掩护和保护而不是报仇，他决定修建自己的一幢大厦。他所作的部分地是为自己干，因此他可以独自地度过一生中剩下的时光，部分地是为了他的祖先们，他们曾经“没有希望和目的地”生活着，干着“与其报酬不相称的野蛮而笨重的”劳动，并且部分地是为了他自己这个男孩，或更确切他说，是为了这个“孩子的表征”，他曾经当的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孩子的表征”，为了所有的“被遗弃的无名的和无家可归的丢失的”儿童们，他们曾经注定可以生活而无适当的父母，也没有得到今人满意的恻隐心和爱抚。萨特彭觉得他的失败的祖先们和被遗弃的孩子们的眼睛在盯着他（他想他们是在等待、观察，看他是否将把事情办好），他不遗余力地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避免失败。失败表明是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父亲命中注定的。他选定种植园主作典型：他的具体目标是并驾齐驱或甚至超过那个男人的威武雄壮。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与在《八月之光》里一样，福克纳着意加强这部小说的修辞，以便刻划被抽象概念所迷住的一个英雄。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听见萨特彭讲自己的宏伟计划。他说，为了完成它，“我应当需要金钱、一个住宅、一个种植园、一些奴隶、一个家庭——让我顺便提一提，自然还需要一个妻子。”萨特彭为了追求自己的计划，表现出很大的能力、勇气和决心。从一个意义上说，他创造了这部小说的情节。如一个讲述者说的，它使他“去创建”其余的一切。在两次单独的时机里，他接近于他所追求的“胜利的加冕典礼”，没想到却使他的生命毁于一旦。发现他的第一个妻子是黑人混血，他抛弃了她，因此使她成了寡妇，他们的儿子没有“见得着的父亲”。接着，他又从头开始了。他修建了另一座大厦，找到了另一个妻子并且生了另一些孩子。之后，他发现要和他女儿结婚的这个青年是他第一次婚姻的有黑人混血的儿子。他曾经遭受过的一再侮辱如今又发生了，他将他的大儿子从他的大厦门口赶了出去。后来，那个儿子坚持要求婚，他就使他的第二个儿子成了他报复的工具（这个“气愤的父亲的手枪形枪把”）。他意识最后的失败，明白他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很快地从一次到另一次受到了公开侮辱。在他走完人生道路之前，他玩弄了他死去的妻子的妹妹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和相信并倾慕他的一个男人的女儿米莉·琼斯。他曾把这个种植园命名为萨特彭一百，缩小并任其丢荒。他是被瓦希·琼斯的生锈的长柄大镰刀砍死的。他的大厦因失修而垮了，首先变成了“破破烂烂的大而阴森的房屋”，他的二儿子在那儿等死，随后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人们知道的他的唯一后裔是一个有黑人混血的白痴，头朝着西边，甚至没有标上萨特彭的名字。萨特彭快结束自己的一生时，面部显然带着失败的表情，开始细述他一生的基本经历。他通过“耐心的今人惊讶的扼要重述”，竭力使他的失败具有某种启发。他感到困惑并觉得受到了侮辱，和开始时一样，他是以回顾和重复女儿米莉·琼斯。他曾把这个种植园命名为萨特彭一百，缩小并任其丢荒。他是被瓦希·琼斯的生锈的长柄大镰刀砍死的。他的大厦因失修而垮了，首先变成了“破破烂烂的大而阴森的房屋”，他的二儿子在那儿等死，随后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人们知道的他的唯一后裔是一个有黑人混血的白痴，头朝着西边，甚至没有标上萨特来结尾的。然而象他的故事的其他部分一样，他对我们的细述只是拐弯抹角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分享着他的因惑思想，部分原因是他们分享着他的意味深长的思想，几个不同的人继续着萨特彭的斗争以了解他的故事。在《航标塔》里，福克纳将几个用行动表现自己的人与一个用语言表现自己的人相并列。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他将一个煽起行动的人物与几个试图讲述它的人相并列。《押沙龙，押沙龙！》的较大影响是由于叙述者们对某些事情的传播。它有几分也是由于萨特彭的才干：由于这样的事实，“就整个而言”，他比《航标塔》中的任何人物都“伟大些，英勇些”。但是它大部分是由于福克纳使这个讲述行为的本身成了一个伟大的一连串紧张而有趣的故事的来源。与他们讲述其故事的这个人物相比，福克纳的讲述者们过着筒陋的清苦的生活。象《航标塔》中的芮波特尔一样，他们常搞代替，如我们在昆丁这个人物上看得最为清楚。不象芮波特尔，他们实行报复，如我们在罗莎小姐的遭遇中看得最清楚不过。检查一下过去，他们追求替代的满足，并实行替代的扭复：他们同情和共享，消除和分裂。象他们的愿望一样，他们的动机是复杂的。有些时候，他们重复和兜圈子，好象希望用咒语来得到启发似的。另一些时候，他们用我们不能发现直接用途的一些事实使我门感到满意（《四十三年》、《四十三个夏天》）。在真是其他的情况下，他们似乎要压住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事实。甚至在末尾，他们对他们的住宅，他们的英雄们，他们自己的感情，和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意义的看法也是不肯定的。他们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他们也绝少使任何事情让我们感到容易。福克纳通过他的故事讲说者们所受的折磨扩大了并且加强了他的小说。因为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任务，而且有着不同天赋和不同的创伤与苦难。他们了解文学，具有语言的天赋，甚至对语言的热爱。但是他们开始用他们的原始资料（用“旧故事和言谈中的关于下层社会的情况，”用“少数口口相传的故事，”）进行工作时，我们就看到他们对权威的要求只是很少与才华有关系，与准确性及客观性的关系就更少。虽然他们讲了一个“可能是够真实的”故事，他们是通过他们所隐藏着的创伤和他们忍受着的苦难去发现它的。他们又一次可以说出他们所阅读的、他们所经历的和他们正试图去讲的一些故事之间的一致之点。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使复归变成一种卓越的方法，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他使重复成了一种伟大的创新的来源。他的讲说者们重复着他们的原始资料和他们自己及其相互间的事情，几乎是没完没了。但是他们的原始资料是零零碎碎的而且变动不居：它们是些片断而不是些典型。它们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放。结果，它们引起了技巧的运用。福克纳的代理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害怕失败，他们希望他们所发现的一致之处和他们证实的相似之点，将会揭开某个有教育意义的典型。受这种希望的驱策，他们仍然继续进行探索。虽然最后谁也没有成功，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真正领悟的时刻，纳使复归变成一种卓越的方法，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他使重复成了一种伟大的创新的来源。他的讲说者们重复着他们的原始资料和因而参加了福克纳的努力，这项努力是成功的。结果，《押沙龙，押沙龙！》成了既是大的情节的叙述，又是对人类心灵和想象力的探索，在一些段落进行的想象活动，发现是丰富的。虽然我们决不能肯定，这些讲述者们听或讲、详细叙述和加以解释、拆散和设想成完整结构时，他们对多种多样的变动不居的原始材料随意作了些什么改变，可是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一讲就如痴如醉，马上引人入胜。福克纳的讲述者们费力他讲的这个故事多是关于英雄们和历史的，并且多是涉及一些家庭的——涉及父母和孩子们，或者更确切他说，是涉及不够格的父母和受到创伤的孩子们的。在这部小说的开头的场面里，年纪较大的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小姐脸色苍白，形容憔悴，思绪万千。她坐在一张太高的椅子上，好象“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她一生中的每一个主要的亲戚关系都痛苦地给搞混乱了。她出生时丧母，被一个可怜的软弱的父亲给抚养起来。她唯一的同胞姐姐艾伦比她大二十五岁，似乎至少象她的姑母那么大。罗莎出生时，艾伦的儿子和女儿分别为六岁和四岁，似乎她的侄儿和侄女至少象她的哥哥和姐姐那么大。曾经向她提过婚的唯一男人汤姆斯·萨特彭不仅老得象她的父亲，而且他是她唯一的姐姐的鳏夫。她同意他的建议后，他又将其改为一个侮辱性的主张，因此没有使她作新娘而使她成了一个寡妇。他使她成了“没有丈夫的人”，注定她终生生活在“漫长的有着城垛禁锢的童贞里”。她讲他的故事的努力格外变成了对她的受到挫折的、弄乱了的和失败的关系进行清理的一种努力。她把她父亲的名字和她的非丈夫的名字增加到这本被人忽视的家用圣经里时，这个最不喜多言多语的女人的心境感到宁静和轻松。在她详细他讲述这个故事的当儿，萨特彭的住宅坍塌了，她居住的那层房屋也一块几倒了，科尔德菲尔德的住宅倒塌了。我们看到罗莎小姐讲的这个故事和她经历这个故事之间的交错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对于我们对《押沙龙，押沙龙！》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福克纳写作《押沙龙，押沙龙！》的后盾的，至少安排着三段——整理《绿色枝条》、写对《声音与愤怒》的介绍的两个稿子和开始写《杰斐逊与约克纳帕陶法县的金书》——使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些段中的每一段都影响着《押沙龙，押沙龙！》。《绿色的枝条》把他带回到自己的那种思想，即他似乎总是最早的和最好的。在使推迟写完《押沙龙，押沙龙！》的几件事情中，其中一件是他希望等到他觉得这事似乎在他感情充沛和纯净之时。他的《金书》是一种家系的编年史，它不仅反映在年表、家系和他在《押沙龙，押沙龙！》加上的一个地图上，而且也反映在它的结构宏伟的总结性的格调上。对《声音与愤怒》写几篇介绍将福克纳带回到这部小说，为了这部小说，他觉得他的感情仍是最充沛和最单一的。它把他带回他首先料到的现在使他越来越苦恼的一个时刻，即：他将知道“他已忘记怎样写作。”但是这几篇介绍的写作远远超出了这点，随处都可感到它们的影响。首先，它们集中在福克纳对于一个小说家与他的小说之间的未可预断的关系的注意上。第二，它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发现了作为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的讲述者的昆丁·康普森。结果变成，这两个发展（对于讲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的入迷和昆丁作为萨特彭的故事的讲述者）变成了相互间有联系的。因为福克纳觉得昆丁是一个太受限制的讲述者，他继续塑造其他的讲述者们——部分原因是他需要他们去透露他的故事，而部分原因是他对于叙述的严峻考验的入迷是没有穷尽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使这些发展的第二个发展（昆丁作为讲述者）成为探索第一个发展（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的方法。这些发展在一起就以两个非同寻常的方法丰富了这部小说的结构。首先，这些外在的相互关系成了福克纳所有的小说的特点（他努力给他的整个著作制定了自己的一个计划），这个特点在《声音与愤怒》与《押沙龙，押沙龙！》之间巨大而复杂的关系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著作集中体现着福克纳的想象力的成就：这意味着，他有着成功的好运气或非凡的天才，使他的最具特色的作品也是他的最动人和感人的作品。第二，《押沙龙，押沙龙！》是他对诗人与诗、讲说者与故事、经验与想象的构想、历史与艺术、拉法埃脱与约克纳帕陶法之间的关系的长期关怀的最高表现。昆丁出生在一个地区的一个家庭，生活在他们中间，他太潜心于《声音与愤怒》了，甚至不能爱他的妹妹。他喜欢抽象理想，例如荣誉，或抽象概念，例如命运。然而福克纳利用昆丁的道德上的缺点以便参加并发现萨特彭的故事，因而建立《押沙龙，押沙龙！》和《声音与愤怒》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通过昆丁·康普森发现了对于《声音与愤怒》的几个极其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对《押沙龙，押沙龙！》也至关重要——特别是重复与命运，自己陷入与乱伦这几个主题更是如此。然而这些主题除了进入这两部小说之外，还告知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极端重要的是，它们暗示着明确生活与《押沙龙，押沙龙！》的讲述者们讲的一些故事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在《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对加地的爱表现出他忠于一种理想：他坚持将她编入。同样，他的自杀是杀人行为的一种代替，甚至是一种变形，为了维护她的荣誉，他不能杀人。在《押沙龙，押沙龙！》里，昆丁为亨利·萨特彭辩护，后者为了维护他妹妹的节操，杀死了他的一个弟弟，一个更奸滑更黎黑的家伙，他企图犯乱伦罪而不是只在口头说说而已。亨利象昆丁一样，是一个失败的儿子和兄弟，但是他不象昆丁，他避免公然的自杀。亨利独自住在阁楼里，在那儿一声不吭，静静地住着，设法在自己变成尸体之前，变成一个鬼，因而使他的生活成为自杀的长期的代替品。因此，虽然昆丁自己一方面在其生活的故事里得到了表现（在《声音与愤怒》中），另一方面却表现在他讲的故事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押沙龙，押沙龙！》对他的描写既是细致入微又是有证实力量的：类似于他生活其中的故事，它延续了，兴许是延迟了，并且肯定地反映着谋杀和他所梦想的乱伦以及他在《声音与愤怒》中所实行的自杀。在《押沙龙，押沙龙！》里，讲述者们所讲的一些故事比福克纳的其他任何小说都更加富于启发性，而在他们所生活其中的故事里，则更加使人之前，变成一个鬼，因而使他的生活成为自杀的长期的代替品。因此受到启发。这部小说的一些页里到处都有令人着迷的象征和对补充策略与幻想的痕迹。它的失去战斗力的、没有前途的讲述者们进行着特殊的辩护和奇怪的自我辩白；他们让自己的成见和需要去塑造他们所见到的。他们犯了各种叙述上的严重错误——他们抑制、掩饰和歪曲。然而福克纳不仅对他们寄予同情，而且他使他们讲述中有缺点的段落成为抽象艺术的对立面。他们一块儿从旧的故事和讲述中以及旧的偏见和萦绕于心中的感情中创作了一个故事，这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他们不能努力恢复他们对于“人在不幸和荒唐事中的信心”，他们仍然设法“至少从被告发的卑贱的人中以任何方式拯救心灵里久已失掉的某种魅力”。由于《押沙龙，押沙龙！》是靠发现、假设和推测写作出来的并坚决认为它自己的修辞是有力量的，它把它的读者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的想象力和语言的技巧运用上来。不久，我们开始装作好象我相信难以置信的事实或知道我们不能直接了解的情况。福克纳曾经描述自己有着“修辞的无限勇气”，继称赋予《押沙龙，押沙龙！》以活力的非同寻常的爱好的一部分就来自福克纳在其想象力的和修辞的运用方面施展技巧的乐趣。另一部分则来自他在使我们玩味它们中也感到的快乐。然而最后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对自己放纵不羁或富于进取精神，不如说是丰富多彩。对它的爱好的大部分来自福克纳在创作此书中所感到的乐趣和痛苦。它所赞美的“说与听的巧妙的密切结合”感动着人物们、作者，也同样感动着读者。这种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智慧与想象力起作用的结果，在智慧与想象力的活动中，它们时而感情充沛，时而失望，“扬弃着虚假的，保存着似乎是真实的东西。”在这个技巧运用的过程中，智慧与想象力回到隐藏在黑暗中的相象的人物，在其被知道以前就已承认了的形影相随的人物，它们继续前进去发现可望得到启发的一些典型并发现有希望具有意义的简洁陈述。因为读者们同业余的侦探与厂史学者们一样，福克纳的讲述者们从事于对事实的探索。福克纳通过他们，对事实真相负责。但是他的讲述者们也是有想象力的人，是业余的诗人以及隐藏创伤和贫穷的人物。在他们讲完之前，他们知道事实是不能和不需解释的；他们甚至知道，事实不可能也不是与人的推测、猜测的意识相分离的。早先在这部小说里的可以得到的事实：《四十三个夏天》；《四十三年》，超越了人们的理解。后来理解开始越过了事实，将探知的讲述与猜测的讲述联接了起来。《押沙龙，押沙龙！》成功地抵制了简化，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个巧妙的紧密结合；在其每一个丰富的发现中的时机、修改和精雕细琢。它也通过它的坚持的主张抵制了简化，这种主张即：它将继续给我们以开始的意识和结束的意识，而不会给予任何更多的东西，因为更多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虚假的。我们从这部小说开头时的回忆的对白中，猜测到，萨特彭故事的讲述已经进行了很长一个时期。在昆丁的结束的断言中，我们就意识到矛盾心理和痛苦以及优柔寡断的存在。总之，我们知道，只有死可以终止他的奋斗，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一如当初，努力解决困难、寻找典型、把门打开。象萨特彭一样，昆丁和罗莎小姐希望用最后的言行回答：他们不仅想出典型和答案，而且竭力相信它们。但是即使他们坚持关于家族界限、前途和目标的解释，他们还是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半信半疑。有时是直接地（“有些事情没有”；这些事实“不能解释”），有时是拐弯抹角地（“我不恨它??我不，我不。”），他们的疑虑和不安全感表露了出来。他领会他们生活着的生活的意义和他们所讲的故事之间既是“伪善的表示”又“必然是”关系重大的，他们在一部小说中继续寻求最后的意义；这部小说继续同时处理这个最后的意义又避开它。象《声音与愤怒》一样，《押沙龙，押沙龙！》是一个讲过几次的故事而且肯定还没有完。二月，《押沙龙，押沙龙！》的修改和打字接近完成的时候，福克纳回到了好莱坞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待遇不错，期限不确定，工作也不比通常的工作令人讨厌。虽然他避免大社交集会，他与象克劳德蒂·科尔伯特、查·苏·皮兹及克拉克·佳宝这样的电影明星聚会。了解到一个可怕的沮丧正威胁着他，霍克斯等人竭力使他愉快并保护他。他有时候同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来的熟人如马克·康奈利、杜罗赛·帕克及纳赛勒尔·维斯特及象本·华生、焦尔·赛那和达维德·恒普斯蒂德这样的朋友们打网球或玩扑克。他和维斯特打了一两次猎，打鸽子或野猪。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梅塔·杜赫蒂·加彭特尔在一起消度的。梅塔·杜赫蒂为霍克斯工作，开始时作秘书和接待员，后来作电影脚本管理员和主管者。早先，在七月，或者兴许是十二月，她和福克纳会了面并成了情人。在三、四、五月，他们已经深深堕入情网。后来在创作《野棕榈》时，它显然被写了进去；从其他方面考虑，它也是未来作品的象征。它更直接地使几年来一直在发展的一些问题更其加剧了。罗万俄克的改建和有一个孩子的希望曾经暂时地缓和了爱斯蒂尔与威廉福克纳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阿拉巴马的夭折使关系紧张了，爱斯蒂尔坚决要留住医生，而福克纳则责备他。后来，夫妻关系又重归于好。一九三三年六月吉尔出生前后，伉俪之情甚为热火。“我们很好，”他于八月写信给本华生说，“吉尔长得越来越胖。爱斯蒂尔比什么时候都好。”然而不久，一种怨恨和不信任的语言慢慢地进入了福克纳的信里。一个问题是钱：他不在的时候，他害怕将支票寄往罗万·俄克，唯恐它们“被挥霍掉”。他和爱斯蒂尔都有些浪费之处，如改建罗万·俄克和溺爱吉尔，但是他们也都存在着怀疑和怨恨。爱斯蒂尔对豪华服装和华丽装饰品的爱好在福克纳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她和他默契了一个条件，即他希望买一架飞机并飞行。他对她的父亲作维多利亚与马尔科姆的保护者而生气，特别不满的是他扣住从柯尼尔·弗兰克林来的每月对儿童的抚养金，而她为他给钱给他母亲、他曾经支助狄恩并且还在给钱给狄恩的寡妇和女儿而感到怨恨。这些刺激并没引起较深的憎恨。福克纳从来不懂得象爱斯蒂尔一样对社交聚会和跳舞感兴趣，她也从来不支持他宁愿隐退的思想。他认为，劳动和他们生活中的苦恼似乎全是他的，他们生活中的悠闲和宁静则全是她的；她认为，他们生活中的令人心醉神迷的东西似乎全是他的，而生活中的孤寂则全属于她。甚至在罗万·俄克时，他也很少有兴趣出去逛逛或者让人们进来；他常常潜居书斋几个小时，“他将门柄拧紧??”他每次去约克纳帕陶法和他去纽约与好莱坞的大多数旅行一样，他都把她丢下没带去。奥克斯福的人们知道她的全部生活，但是他们很少有人和她具有同样的习惯与兴趣。几年前，她在檀香山和上海的令人神往的景色中，曾经感觉到的正是她如今在奥克斯福的较贫穷的地方凤尚中的感觉。新的感觉本是正被丢弃和遗弃的思想；它是经常对金钱的奢求。在奥克斯福和在上海一样，她感到孤寂，经常以酒浇愁和服药，以对付自杀的念头。然而后来福克纳把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成是大不幸，这显然是超过了财政上的原因，几乎肯定是性方面的。他对梅塔·杜赫蒂所说的，自生了吉尔之后，他和爱斯蒂尔从来没有恢复性的关系，这至少似乎是有理的。爱斯蒂尔在四次难产和几次流产之后，有理由避免怀孕。经过两次苦恼的蜜月和两次困难的婚姻之后，她很可能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要求了。总之，那是几个月间福克纳告诉梅塔的，这段期间，她正在成为他一生中第三次令他满意的意中人。对梅塔，也象对爱斯蒂尔和海伦一样，福克纳引用了吉芝、斯温伯恩和豪斯曼的诗句。他也为她写了一些诗，有些诗是他和他引用的诗章而写的，有些诗似乎夸张并别具风格，而有些诗则显然是色情的。因为缺少金钱，他们的享乐是简单的。他们在一家友好的、龙钱少的饭店马索和弗兰克·格里尔里就餐，福克纳和他的朋友们叫这个饭馆为马索·弗兰克斯；他们玩小高尔夫球，散步并且谈情说爱。有几个特殊的周末，他们在杉塔·孟尼卡邻近海滩的米拉马尔旅馆里住。福克纳同梅塔，就如同与爱斯蒂尔和海伦一样，如他的诗歌和信件中所表明的，是个一往情深的浪漫主义的情人。有一次，在太平洋岸的一个特殊的夜晚，他在他们的床上撒上了梔子花和茉莉花瓣。然而他和梅塔的关系中也成了一个不知羞耻的好色的情人，兴许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梅塔·杜赫蒂出生在孟菲斯，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被抚养成人，她认为自己是南方人，具有南方的传统，她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她结婚得早，不久就离了婚。她比福克纳小十岁，能成为他心爱的人，她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是他的热情和忠诚的目标。在《野棕榈》里，福克纳塑造了一个名叫夏洛蒂·里滕梅耶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多亏海伦·白亚德与梅塔·杜赫蒂的作用。夏洛蒂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令人倾倒的和无畏的女人，她用伟大而复杂的爱情去感动哈里·魏尔博恩，将他从安静的安全的没有女人的环境中解救了出来。虽然梅塔大概是传统观念太深致不能扮演那样的角色，福克纳看来，她似乎显然是自由自在的和恢复了信心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个子，他经常为自己与“女人们的整个命运”而感到苦恼。不管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他的夫妻关系似乎依然使他苦恼，甚至忧虑。象《野棕榈》一样，福克纳写给梅塔的一些诗和信间接地表明，他从她那里找到了慰藉。“为了梅塔，”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的甜心甜意，我的茉莉花园，我的四月和五月的女人”——好象故意讲到天真无邪与开端，理想与性爱似的。福克纳是一个喜欢玩的而又火热的情人，他既感到内疚又发现纯洁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似的。他非常沉默寡言，这是由于他将性与被禁止相联系，虽然沉默使得性交困难，它也激发着不正当的偷情。梅塔是“他所爱的高个的少女肉体，美妙地吸引着男人”；她和他一道进入了黑暗，他觉得可以随意地对她“飞吻”。他给她写情诗，画色情的速写。和她在一起至少一度使他成了他经常想当的精神非常饱满、抑制不了和满足不了的情人。但是甚至打一开始，他就同样地被纯洁的魔力所激动又被内疚的力量所扼制。他有着一种浪漫主义，它既将感情与安慰相联系，又将安慰与自我超然相关联。梅塔·杜赫蒂描述的某些张画，显然是高度地独具风格的、象感情激荡的一对情人的略图。他有几首诗表明不是沉浸于绵绵的情思而是感情的逃避：啊，让它渐渐消逝，它会消逝的，它必然消逝，不要为之悲伤。我的梦将是永恒的，她永远是美的。梅塔，我的甜心甜意，我的情人。在他的色情的和理想的叙述与梅塔的爱情之间的精神紧张后面，有着埋藏在福克纳内心深处的一些联想。顺便说说，我们在他改变梅塔的生活上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作为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我求爱，”梅塔·杜赫蒂述说道，“他常常认为我比我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得多。”“他心中的蓝铅笔一挥，”他就修改了他爱人的生活。他采取变动生日、结婚和工作的方法，竭尽所能将她改变“成为一个温柔的怯生生的少女”，或者更彻底地将她改变成他的“女孩”。假若一方面这些改动减少了福克纳害怕被卷入漩涡的心理，那么从另一方面，它们也减少了他害怕被玷污的心理。因为他不仅把他的情人带回到她是温柔而怯生生的时候，而且也把她带回到开始“定期的淫猥”之前的年岁。他在给梅塔的一首诗里写道：娇娥何柔媚，您在床上凝视，如痴如醉，我在你身边，在这时辰，四下黑森森，给您一个飞吻。几年前，在《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康普森曾回忆起他父亲对女人的看法用的词是“两个和谐的女人之间定期淫猥的巧妙平衡”。在《八月之光》里，乔伊·克里斯马斯被关于月经的知识吓得哭。只是当他跪着将双手浸入一只快死的绵羊的热血里之后，他才能同意自己所听到的情况，然后才有条件地说：“就象他说的一样，不错，是不合常理地非常地平静。正是那样。但不是我的情况。不是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福克纳通过移动和分解将梅塔移向与一个可以接受的纯洁形象相结合——即一个少女的形象。但是即使他把她推向纯洁时，他把变成了一个孩子似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融合着埋藏在他心中的几个形象：他心中的女儿，他想象的妹妹，甚至兴许还有黑人母亲。结果，他始终是一个谨慎而又值得崇敬的情人。他特别避免实际上和梅塔生活在一起。福克纳害怕自己被支配，谨防显示和看出缺点，他不愿意共同过另一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那会是一个重大的过失，”他说，“让我们相互间都是完美无缺的好。”虽然福克纳并不要离开梅塔，他需要并“希望回到罗万·俄克和吉尔那儿去”。他只答应梅塔，他将要写作，他准备离开。五月底，他的一些计划已定，他将《押沙龙，押沙龙！》打字书稿的几页连同他加到这部小说里的年表和家谱的复制品题赠“给梅塔·杜赫蒂。”早先他签过一个合同，规定他负有义务于八月回好莱坞去工作二十周。他曾经希望较好的条件，可是失望了，但是他知道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挣得他需要的钱。写作《押沙龙，押沙龙！》曾经使他得以“跳出了写无聊作品的窠臼”，虽然他希望恢复技巧，但他不对此有所指望。同时，他将必须担负起好莱坞提出的任务。对金钱的需要实际上比他料想的还要尖锐。他回到奥克斯福，发现自己负着沉重的债务，其势逼人，保险和抵押付款已经过期未付，欠着奥克斯福大部分商人和孟菲斯的几个商人的债务。据他了解，这个问题是爱斯蒂尔疯狂使用赊销户头和存折款所致，他决心予以补救。六月底，孟菲斯和奥克斯福的几家报纸载着通知，其中进一步不承认对“威廉·福克纳夫人或爱斯蒂尔·奥尔德汉·福克纳夫人签字的任何承受的债务或写的支票或借据与帐单”的偿付能力。虽然他知道这项措施是激烈的，然而他为因此而引起的注意及由此产生的憎恨感到非常惊讶。在回答《时报》记者们的采访和与爱斯蒂尔的父亲不欢而遇之后，他决定不发表声明。在他给梅塔的几封信中，并且兴许他与爱斯蒂尔的几次谈话中，他继续谈到分居和离婚。他有点希望从头开始。但是他不准备离婚，假如按离婚的意义，似乎很可能，他会失掉这个名叫吉尔的“小女儿”。快到八月时，福克纳决定带着他的家庭和两个仆人回好莱坞去。他知道，在过去四年他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比他的写作能力的问题还大，这次旅行将要持续几个月，或许是一年。为了挽救他们的夫妻关系，他和爱斯蒂尔需要承认好莱坞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或许他们可以节省开支的办法来巩固他们的家庭，或许他们在一个新环境里团聚，可以恢复秩序和稳定的感觉，即使不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第八章 一九三六——一九四二年 巨人的两次表态 
福克纳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到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报到时，他仍在找一幢大的住宅足以容纳下他的一家和仆人杰克·欧立弗与纳西莎斯·麦克爱温。不久他找到了一个住宅，正在珊塔·孟尼卡北面，还配齐了几间仆人的住房并且景色宜人。在晴朗的日子，他可以一览珊·加布里尔山脉和加塔林纳岛。这个住宅离这个电影制片厂太远，花钱又太多，但是他和爱斯蒂尔都喜欢它，并且因为他们有一辆汽车，一个司机，自己工资又高，他们决定买了它。对于好莱坞的人们来说，福克纳的生活似乎是私人的。工作之余，福克纳喜欢带着吉尔到海滨去。那是遛弯儿和讲故事的一个好地方，他高兴地看着吉尔和其他孩子们玩。然而威廉和爱斯蒂尔认为，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社交性的。他们间或招待象另一个电影脚本作家华尔·柳通及其夫人这样的邻居们，象本·华生与焦尔·塞耶这样的朋友们，甚至象克拉克·佳宝、霍华德·霍克斯夫妇或罗纳德·科尔曼夫妇这样的名流们，或者有时同他们一道出去玩。他们处境不错，虽然金钱依然是争论的根源，已不再是个大问题。他们仍然摆脱不了控制着他们的怨恨、妒嫉、愤怒和暴行的模式。几周过去了，这期间他们两人都继续滥饮，她定期地喝酒，他有时喝，有时不喝。并且他们都开始向朋友们讲自己感情上的伤痕和创伤，以表示对另一方的报复。福克纳对其抱怨最多的朋友是梅塔·杜赫蒂。福克纳在奥克斯福逗留期间，梅塔与一个名叫乌尔夫干·芮布勒尔的钢琴家堕入了情网。现在，她和芮布勒尔继续在旅行，福克纳从奥克斯福回来了，她又发现自己还是钟爱着他。在交谈中，好和福克纳继续谈到似乎他和爱斯蒂尔可能“达成某种和解”，因而安排不致损害吉尔、维多利亚及马尔科姆的一项离婚。但是福克纳显然知道形势到此事不利，他没有作出允诺。“让我们这样说吧，”他告诉梅塔，“我希望你永远属于我，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否会永远如此。”他们暂时满足于空洞的希望和零散的聚会，恢复了他们的暧昧关系。通常他俩独自出去到马骚·弗兰克斯这样的地方，或在梅塔的房间里幽会。偶尔梅塔与福克纳及古尔一道到海滨去游览。有一个晚上，他与她商妥到他与爱斯蒂尔租的住宅吃饭，在那儿，他把她介绍给爱斯蒂尔，说她是本·华生的朋友。和梅塔相比，爱斯蒂尔似乎个小、表情忧郁、弱不经风。然而后来爱斯蒂尔知道了梅塔真正是谁的朋友时，她表现是凶狠而断然的。她愿意作出调解，特别是假若这意味着她可以更浊立地生活的话。但是他不愿同意离婚，这使好需要从新开始，或放弃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其中包括她的名字，她的家和她的女儿。声名狼藉和已年满三十威胁着梅塔，她害怕与福克纳的生活继续下去。不久，她开始转向芮布勒尔，他不仅谈到了结婚，而且还提了出来。九月底之前，她一直注意听，到十二月，她同意了。虽然她仍去看福克纳，他依然希望她会给他们“稍为长一点的时间”，她也是决心已定。早先，他们成为爱人后不久，福克纳看见她在乔治·革尔希温、柯尔·波特及李加德·罗吉斯写的乐曲声中与其他男人们跳舞。情况已经清楚，其他的旧模式本身将要重复的时候，而他的角色却一直扮到底。他去会梅塔，给她谈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和他感到的爱情，一直要求她回心转意。随后，婚期临近时，他祝愿她幸福，之后就走开了不久，她旅行结婚，使她到了纽约、伦敦和德国。“献给梅塔·加彭特尔，”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发行仅三百册的精装版的第一页上写道，“哪怕她到了天涯海角”。福克纳竭力使他的苦恼的夫妻关系和痛苦的恋爱不致影响他在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他衣着守旧，宁愿穿领带整洁的粗花呢咖克，谈话审慎，语气颇为郑重。他的穿戴和仪表使他具有“高等法院法官的严肃态度”的某种气度。但是受审判的是他，他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合同中有一条规定，假如他在工作中喝酒就取消合同。他需要重订合同而不是取消合同，他着手干指定给他的任务，这些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有失他的身份。虽然他在写作电影脚本中从来没有完全感到愉快，也从来没有把工作作得最好，他仍然努力去做一件带来声誉的工作。尽管他很努力，成果则是形形色色的。他又一次创作了篇幅令人惊讶的一本书。他周围的大多数人得知后都敬佩他；其中有几个开始对他怀着爱慕与真诚的心情。但是他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没有能够为其原有的目的服务。他的一些电影脚本似乎常常是没有系统的和混乱的，好象插入了其他一些故事，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甚至当这些电影脚本遵循着一条故事脉络发展时，它有时表明是无用的。“比尔写作宏伟的作品，”达维德·恒普斯蒂德后来说，“但是它们很少与当时的电影有关。”开始时，福克纳从一项任务到另一项任务地干着，从《奴隶船》到《大转变》到《小舰队》到《跳舞厅》；有时候，他“没任务”；从一九三七年三月到六月，他不断地写作《莫霍克人的鼓声》。除两个事实外，一切都变了：他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写的语言，如达里尔·扎鲁克谈到的，很少适合于电影脚本，更少给他带来愉快。他总是憎恨为金钱写作的思想，然而他正是这样干的。“我只是不断地给自己说，”他后来说，“‘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他们星期六要给我工资。’”情况表明，福克纳不适合于他的工作，他既超过又不如一个有素养的电影脚本作者，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好意证明是宝贵的。他在工作中饮酒并“因病”而在发薪日缺勤时，情况就变得极为困难了。甚至当他定期饮酒时，他通常要实行相当的克制。然而在他的克制完全失败了的时候，如一九三六年秋季的几次情况，当时梅塔准备与芮市勒尔结婚，一九三七年春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当时寂寥和挫折压倒了他，他可能在“一个烤箱里苏醒过来”，这是他对黎巴嫩的雪松林和好珊玛里坦医院①取的词。从昏迷和衰弱中恢复过来的过程往往是困难的，显然对他来说在一个医院的白色效应的背景的对照下似乎特别丢脸。自然，福克幼几年间饮酒时断时续，经常引人注目，有时喝得烂醉。他怀着某种心情，喜欢“发酒疯”，就象他几年前以扮演小丑取乐一样。他怀着另一种心情，喜欢演戏似地表演他能喝大量威士忌酒而不醉。战后不久，他开始使自己表现为把酒当作对某种可怕的痛苦或可怕的悲痛的止痛药。然而一般地说，他可以喝威士忌，“或让痛苦折磨。”吉尔出生后，他曾经戒酒一年多。只在某种事情发生使他“心里乱糟糟”时，他才失掉了控制。受害的饮者的苦难经历仍然是他生活和作乐的一个经验，一九三六年底与一九三七年初在加利福尼亚，他开始较少地以饮酒作乐而较多地以饮酒作为自己的生活。这个改变的部分解释在于他和爱斯蒂尔都很痛苦。原来直到一九三九年《野棕榈》出版时，情况才弄清楚，梅塔的来和去深深地刺痛着他。但是还有其他较不明显的解释。他真正讨厌好莱坞：没有谁愿意生活在那儿，他告诉他的一个弟弟说“除非他们能从那里挣到钱。”他失掉了来自家庭的安慰，特别是失掉与住在罗万·俄克和在奥克斯福附近的小山与树林相联系的那些安慰。他讨厌在近处的人们最喜欢的娱乐：好莱坞丝毫没有减少他对社交聚会和鸡尾酒会的蔑视。八且，几乎刚好是狄恩死后的九个月，作飞行特技表演者和教练魏尔隆·欧门利死了，他是作为芝加哥与南方航空公司的正规的按规定时间的定期客机的乘客而丧生的。一个月后，福克纳恢复了飞行。但是在麦英斯·菲尔德租的飞机上单独飞行是非常寂寞的。对他的死去的弟弟和丧生的朋友的回忆引起了恐惧和痛苦。要经过几个月，飞行才又会变为一种娱乐而不只是对意志的严厉考验。然而比他的普通娱乐更重要的是，他失掉了场地和令他满意的工作。他居住的房屋和他工作的有游廊的平房都没有提供主要供他自己用，配有可拆开的门柄的一个房间。如他讲的，电影多得写不完，他发现几乎不可能做自己的工作。看《押沙龙，押沙龙！》的长条校样的事还拖延着，面前什么都没有，他几乎病倒了。尽管谈到要写一些新故事或一部新小说，抓住的最适当的几个计划集中在一件旧的工作上：首先是《押沙龙，押沙龙！》，其次是他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连载故事。因为他在好莱坞，他决定将汤姆斯·萨特彭的故事出卖作影片。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挣足够的钱以便完全从电影中解脱出来。但是他已经将价格从“十万美元??否则不成”削减到五万美元，也没找到一个买主，他的计划完蛋了。后来，他的心情又十分烦乱，他回到了白亚德和润哥的几个故事中去。他于十二月写信给本涅特·赛尔夫说，他把已经给《星期六晚邮》写的一些故事编成一本书，蓝登·豪斯对此有意否？已知他的其他职务，特别是他那心烦意乱的颓丧的情况，他认为创作《未被征服的》是个很好的计划。它包括重要的修改和改编，但是只占新作的不大份量，并且这部作品比较容易的几部分，即修改为改编的部分，倾向于使人想起较大的困难，包括这个唯一延长的扩大部分——一段长的结尾的情节题为《魏冰纳的气味》。《魏冰纳的气味》对较早的一些情节着意加以描绘，使《未被征服的》由繁变简，因而将一系列的故事变成了一部小说。虽面临相对容易的任务，福克纳依然进展缓慢。在他可以在修改上作出大的进展之前已是春天了。在他可以写完最后一段，使他的这部作品结束之前，已是七月中旬了。福克纳将《未被征服的》的最后一部书稿寄给蓝登·豪斯时，他孑然一人，又一次准备离开好莱坞。五月，爱斯蒂尔与吉尔已回到奥克斯福；七月，二十世纪福克斯宣称，他们对于他的合同的下一个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他对“电影感到厌倦，被电影搞得筋疲力竭”，并且因为他在寂寥中非常想看到吉尔，面对着这前景，他可能感到某种慰藉。但是他感觉到的主要是失败。金钱曾经是太多了：他一九三六年在好莱坞挣得了将近两万美元，而在一九三七年头八个月，他却挣得了两万一千美元以上。为了实行关于不被金钱所苦恼的旧的梦想，他需要更新和较大的薪金，而不是终结。在好莱坞的最后几周，福克纳工作很少，飞行很少，也很少饮酒。之后，他向少数朋友们告别，他与达里尔·扎鲁克定下了一次约会时间，以便告诉他，他对他和他的电影制片厂的看法。到九月，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和他的女儿玩，在白利树林里散步或骑马。他于四月已对三十英亩的地块实行了买地权，决定将它买下作为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的四十岁生日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献礼。虽然已离家一年以上，可是他不久又离开了。十月中旬他到了纽约，系恋着几件事情——《未被征服的》的出版，金钱并且还有梅塔·杜赫蒂·芮布勒尔时刻在他心上。哈尔·斯密斯曾经想尽量长地留在蓝登·豪斯以便看到《押沙龙，押沙龙！》的出版，但是从那时他就转到《星期六评论》工作去了。自《萨多里斯》以来这是第一次，福克纳出版一部小说没有经过斯密斯。他希望在他的新编者萨克斯·康敏斯的办公室通读该书的最后修改稿。此外，他希望同罗伯特·哈斯谈话。假若蓝登·豪斯同意将他节省的钱存起来，每隔一定时间送给他特定的金额，他就可以避免将它乱花掉。福克纳与康敏斯和哈斯在工作中相处甚为融洽，并且首先他的社交性拜访也进行得挺好。他做一点工作并作几次预定的露面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望哈尔·斯密斯、金·戴温及梅塔·芮布勒尔这样的老朋友们。一天下午，他在一次通常的鸡尾酒会上看见了舍伍德·安德森，他决定过去和他交谈。他们之间的尴尬过去以后，他们作了几年来的第一次谈话。从那次邂逅相晤中，给福克纳留下了那一刻的清晰回忆：当时，他的这位老朋友骤然“显得比他写过的无论什么人都高些、大些。之后，我想起了《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及《马与人》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曾经看见，现在正见着在很大（太大）程度上居住着矮人的大地上的一个巨人，即使他只作过两次或许三次与巨人相称的友好的表示。”虽然同安德森的这次复交对福克纳至关重要，他不久花了很多钱去纽约旅行。他的饮酒已逐渐增多，最后几乎变成了经常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看见梅塔显得过于悲痛。在他决定作这次旅行之前几周，她曾写信给他说，她希望再见到他。他希望重新燃起她的爱情之火，同意和她相会，没料到却发现她不愿意作他的情人。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不久，就蛰居书斋，开始写一部小说，以努力“避开他那断肠的愁思”；他在纽约，猫在亚尔冈昆的他的房间里，烂醉如泥。金·戴温注意到福克纳不在并回忆起《声音与愤怒》的不幸后果，就开始寻找。戴温找到了福克纳，他独自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穿着短裤，周围堆着酒瓶。这次，他除了非常虚弱外，在背上受了三度烧伤，伤处正对肾脏，这显然是由于长时间贴着暖气管造成的。戴温在一个大夫和几个友人的帮助下，开始照顾福克纳，使其康复。在恢复的几天中，出现了精神更紧张的迹象，戴温感到忧虑。他问福克纳，他是否特别想见什么人。他回答说，焦尔·塞耶或舍伍德·安德森。听到他老朋友的要求，安德森来了。他坐在福克纳床边，非常了解当时的情况和他决不会直接承认的一些需要，和蔼而平易地和他谈话。这是他们相互见面的最后一次。福克纳可以旅行时，戴温陪他到了罗万·俄克，并和他呆了几天，直到他的体力开始恢复。“我感到好一点了，”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虽然还要些时候，我的背部才能痊愈。”结果证明，康复时间比他预料的要长些：有许多被刮削下来的东西，有几处皮肤移植，有些感染，很痛，会留下永久的疤。然而几周之内他又在写一部小说，他叫做《假若我忘记了你，耶路撒冷》，这个书名他勉强地改成了《野棕榈》。写完后，他要求本涅特·赛尔夫将此书的几个复制本寄给三个人——金·戴温、舍伍德·安德森与梅塔·芮布勒尔。开始时，写作进行顺利。因为疼痛使他不能安睡，他开始在夜间写作，这是自《当我弥留之际》以来的第一次。虽然他在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二九年时写得更慢，他害怕恢复写作习惯的苦恼却比过去少了。“这部小说写得很顺利，”他于十二月写信给哈斯说，接着说，他预期可在五月以前写好。后来，由于疼痛厉害和写作得慢，他改变了自己预定的日期。六月底而不是五月初，他才能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蓝登·豪斯。他的小说以夏洛蒂·里滕梅耶和哈里·魏尔博恩开始，后者为了爱情牺牲了安全、尊严和金钱。夏洛蒂和哈里对生活的要求是奢靡的，就象贵族情侣的要求那样，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福克纳虽然着重描述他们命运的凄凉，可是却以他们风流韵事的结局作为他们的故事的开头。这部小说以痛苦的、难以忍受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语言和情节开篇：夏洛蒂，这个因哈里的粗暴对待而导致不幸流产的受害者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间破烂的茅屋里躺着奄奄一息。哈里为帮助她作了无效的努力，请来了一位上年纪的大夫。大夫在快要死去的她面前主持其事，帮助使哈里认罪。夏洛蒂与哈里因而不仅丧失了他们愿意冒着金钱、尊严和安全方面的危险而得到的那些东西，而且也失掉了他们所珍惜的东西：哈里的自由和夏洛蒂的生命。福克纳发现并着手写作夏洛蒂与哈里的痛苦故事之后，开始觉得“漏掉了什么东西”。为了适应他感觉到的需要，他作了一个决定或者发现，将一部传统的小说变成了实验性的小说。他开始写《老人》，作为对《野棕榈》的对偶之作。他所追求的不是对他的故事的堪与媲美之作，而是扩充它的内容并控制其紧张程度的一种方法。为创作“篇章交替的这两个故事”，他开始发展主题的与叙述手法的对比与倒置。哈里·魏尔博恩开始时在一个医院的整洁而安全的环境里；这个高个犯人开始时则在一个监狱的简陋而范围狭窄的地方。当哈里接到一个参加宴会的请柬时，高个犯人却遭到洪水的袭击；他们各自都发现自己离开了曾经隐退的那个简单环境、并且各自发现被一个陌生女人缠住。他们猛然地被推出了秩序井然的环境，面临着危险的奇遇，而女人们则提供着原始的难以解决的纷扰、纠葛与诱惑。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顺利地生了一个孩子，而另一个则搞糟了，弄成流产。在他们的奇遇之后，两人的结局都是进帕奇曼监狱。这两个男人中，高个犯人显然更象口头传说中的英雄。面临着洪水与命运力量所加诸于他的危险，他证明自己是机智而勇敢的。他作着“他不得不做的，用他不得不干的精神去干。”然而这个高个犯人尽管具有英雄气概，他似乎受到了阻碍，这主要因为他所追求的和平是空洞的，他所为之服务的秩序是缩小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经读过《侦探报》。他从该报中得到了关于英雄的错误概念和一个愚蠢的计划，因此他用一盏邮购的灯、武器和手巾装备着，企图抢劫一辆火车。他被他阅览的东西迷惑，随后又被一个成熟的少女引诱，他希望以他的英雄气概和金钱给人以印象，然而他永远地幻灭了。他剩下的一生曾经按心中的一种想法生活着：一生中尽可能做得少一点并且不与女人交往。由于洪水将他从小小的生活中赶了出来，他表现出非凡的忍耐、机敏与勇敢。然而，他依旧是诚实的，因此回到了他被洪水逐出的那个监狱。帕奇曼是他的耶路撒冷。他选择牢房的局限的缩小的生活，部分原因是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主要是因为它既使他从渺茫的自由中解脱出来又使他远离女人。“女人，”他终于说，“狗屁！”象高个犯人一样，哈里害怕并且不相信生活和女人。他认为医院是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声音和刺激只是作为威吓进入，因而决不会使人惊讶。他在那样的避难处已经生活了二十七年，完全不冒什么危险。他遇见夏洛蒂·里滕梅耶时，自己仍是个童贞男子，其清楚的想法是使每天与前一天一样。哈里正情思似火而又很怯生生和勉强。而夏洛蒂更是爱情红胜火，她从他那里也看出了这种渴望。作为一个少女，她看过一些香艳的爱情故事。她从那些故事里得到一个看法，她相信爱情应当“全是蜜月，始终是。永远，直到我们中的一个死去。”对于她的这种期望来说，她和一个普通商人的婚姻是一个嘲笑。而且她希望的正是在于她把哈里的较好的一面看作缺陷：由于发现美妙的爱情正在消失而从尘世生活得到了救助。哈里从他的安全而受到约束的环境里被热恋赶了出来，因而感到惊讶。因为夏洛蒂的视野更宽阔、爱情更奔放，哈里成了她的追随者和情人。他们从他们在新奥尔良的旅馆房间到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去。哈里和高个犯人同样具有最深刻的怀疑和恐惧，并且同样有着在避难处的经验，他丢弃了它们。我们在他那里看见的紧张就象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观察到的动摇一样表明着深刻的矛盾心理。但是哈里根据夏洛蒂的暗示所作的并保持着对她的回忆，加以选择是为了较大的愉快与痛苦而不是为了较小的安全与于发现美妙的爱情正在消失而从尘世生活得到了救助。哈里从他的安全而受到约束的环境里被热恋赶了出来，因而感到惊讶。因为夏洛蒂的视野更宽阔、爱情平静。最后，尽管遭受的苦难极大，损失涉及一切事情，他相信爱情和苦难比平静、尊严与财富好：“是的，”他认为，“在忧伤与无事之间，我宁愿选择忧伤。”他感到痛苦，想自怜；觉得失败，他后悔和悲哀。但是他并不以徒然的悔恨来占有自己的生活，他并不把监狱的名字叫做耶路撒冷。他在监狱里忍受着因为有了丰富的阅历：高个犯人接受监狱是为了避免坐监。虽然他们的故事将他们带到了同一个地方，哈里是非自愿地去的，因为他为了爱情的缘故犯了反对社会的罪。因为《野棕榈》完全不是一部小说，我们也没有词来评述它。福克纳认为它是一部统一的作品（他的想法是高个犯人的故事“只是为了突出夏洛蒂与哈里的故事”并且他把这两个故事写成了交替的一些章），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偶合的经验方面的成功。大部分读者显然觉得，它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尽管有几种联结，这两个故事仍然是过于分离的；而部分原因是《老人》并没有遭受到《野棕榈》那样的变幻无常，也很少遭受到《野棕榈》中的坎坷。然而讲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至少必须加上两件事。第一，尽管它的形式是奇怪的，它的两个故事却因它们的并列而提高了。单独地阅读，《老人》似乎不够结实，并且延长得超过合理的限度；单独地阅读，《野棕榈》从头到尾都太痛苦了，它的狂喜和苦恼显然也都过于强烈。假如《野棕榈》的极其强烈得益于缄默，那么《老人》的强烈程度小些则得益于在描写方面增加了细节。第二，这部书中较大的几个问题与它的形式关系甚少，但是与它的女人们的关系甚大，或更确切地说与其中的一个女人的关系甚大，因为《老人》中的这个冷漠的年轻农村妇女除了使高个犯人苦恼外，并不使任何人发愁。另一方面，夏洛蒂·里滕梅耶显然是这部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惹起了她与哈里共享的爱情，她对付着他们遭遇的灾难。她的需要是奢侈的，作为是果断的。没有一项要求是她不准备放弃的：已经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她坚持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堕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她叫做的“当婊子”的缘故，这是她对追求性爱取的词。然而她在感情方面寻求的就是她追求的的确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至少是对爱情的某种希望。“我以前告诉过你，”她说，“也许我试图要说的是希望。”爱地·邦德任所希望得到的满足，然而最终找到的却是失望。而夏洛蒂却无比热情地去寻找着。她的梦想包括这样一种愿望：爱地将这种愿望与野生的雌鹅及在风狂雨暴的黑夜里来的“微弱、尖细的而狂暴的”声音相联系；但是它也包括合欢，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夫妻关系。夏洛蒂自然嫌恶风俗习惯，她对于只是精神上的然而是高尚的密切结合不感兴趣。但是这种色情变成了她生活中的奇迹，终于成了真正的爱好。她对一切限制都感到愤怒，特别对爱情的两个敌人：社会与时机感到愤怒，正在这个时候她梦想着美满的结合，这种结合美满得超出了她的想望，使一切情感都归于沉默，一切动作都停止了。“她现在不爱我了，”在交媾之前的一刻，哈里想到她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需要，“她现在什么也不爱了”。自然夏洛蒂知道，情人们对于诱惑是敏感的。象哈里一样，她猜想他们的乖蹇命运是注定的。“我会遭到某些事情”，他料到会有灾难，就这么想。但是她依旧相信并教训地说，爱情比平静好，悲伤比虚无好。她渴望着生活中永留记忆的时刻，试图将它们让自己和哈里所分享。在这样的时机里，她变成了自己激动不已的体形。因为她是福克纳的热情的女性然而又具有一点阳性的另一个女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具有“女人的本性”，永生的爱与美的女神的丰满的肉体；而且还是“所有的学识渊博者所爱的同性爱的主张者”。此外，《野棕榈》是一部具有过极主张的小说，正如它是一部用极其善于叙述的手法写成的小说一样。高个犯人是失势的男人，他用放弃的原则来对待一切愿望。虽然哈里激动得摒弃了放弃的原则去追求夏洛蒂，他却配不上她的如花似玉与勇敢。如他在一个地方所说的，她仍然认为他是个“较好的男人”。他配不上她，不能动摇她决心为实现其纯洁爱情的梦想所作的努力，因而发现在离希望很远的地方有着某种象平静、积郁与耶路撒冷之类的东西。而这正是高个犯人试图通过放弃而寻求的东西。“那不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她对哈里说，“不是天国，也不是地狱：它可能不是舒适的安全而平静的死后的涤罪处。”终于，她果断的要求和勇气与哈里的犹豫不决和懦弱结合了起来，使他们归于消灭。在《航标塔》中，福克纳的人物们遵循一条相似的路线。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舒曼·拉弗尔尼与贺尔姆斯为了伟大冒险的缘故抛弃了尘世间的普通生活，象夏洛蒂一样，舒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作特技的飞行表演者们中，性爱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蒂与哈里中，性爱显然是主要的。但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两部作品中，两种追求都导致了死亡。哈里对灾难的预期本身就是乔伊·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我会遭遇到某些事”）的回响，它是夏洛蒂的最深刻的洞察力的最终的表现然而又是其延伸，即：“爱情与苦难是一码事。”因为她认为，只有爱情是值得献身的，夏洛蒂蔑视折衷，但是她那样做是因为知道天国的真正的情人们所追求的总是将害处排除在外的。使《野棕榈》甚至比其非同寻常的结构更复杂的是自相矛盾的格调，它表现在对待这部小说中的每个主要人物上。它往往将同情与讥刺混在一起，它有时将怜悯与轻蔑搀和了起来。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指出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为了把这部小说写好的缘故弄得太复杂了。”为了了解它，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特殊苦恼。因为它是从外界、婚姻的和个人的痛苦中写出产的。经过几个月“颇为经常的痛苦和失眠之后，福克纳已经写了一半，开始认为自己有点发狂。“我过去六个月是在，”他写完这部小说后不久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家庭纠纷和背部有病的特殊情况下生活的，因此我仍然不能说这部小说是否完全对或者全然是喋喋不休的胡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好象我是坐在墙的一角，而纸放在另一角，我手持钢笔戳穿了墙不但写在看不见的纸上而且也是在黑古隆冬中写的，因此我甚至不知道钢笔是否仍然写在纸上。那么显然福克纳在《野棕榈》中写出的内容主要是受到个人的一些问题以及痛苦与肝肠寸断的影响。自然，将它与福克纳背部的痛和与梅塔的肝肠寸断以及他与爱斯蒂尔的“家庭纠纷”联系起来是使人着迷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根据需要那样一种看法。然而最后这种根据，包括这部小说里的根据，是与一个更大的危机一致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冬天里，福克纳花了儿个小时给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诗和读诗。维多利亚在生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后的几周里，处于被丈夫遗弃、处于绝望的边缘。后来她回忆福克纳花时间帮助她恢复希望的情景时：“他使我活着。”她说。但是似乎可能福克纳在清楚地说明的过程中，得到并给予了信心。在亚尔冈昆，他从直觉中感觉到他所知道的早先对待不幸的若无其事的态度。在以后几个月的经历中，到处都有怀疑和惊愕的迹象以及“颇为经常的痛苦”。哈里·魏尔博恩把自己描述成画家一事使人回忆起不仅是爱尔梅·霍奇而且福克纳自己年轻时的事业。同样，哈里针对他为庸俗杂志写的一些低劣故事所采取的态度，也反映着福克纳关于他的商业性的小说和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上所持的保留态度。虽然夏洛蒂·里滕梅耶主要是根据梅塔这个人物写成的，却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早先的小说中的几个女人以及他的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白亚德。夏洛蒂在当孩子时受的烫伤将她与福克纳及其最近受的伤联系了起来。但是它们也非常象海伦在其童年时期所受的伤。象海伦一样，夏洛蒂在早先的烫伤上留下了几个疤。也象海伦一样，她习惯于“在人们没有时间问话之前”，就把情况告诉人们。而且虽然这部小说是怀着真正的羡慕去处理夏洛蒂的倔强和风流事件的，它也表现出对女人们的深刻怀疑与怨恨。对于夏洛蒂安排不正当的恋爱事情的几个评论，与高个犯人的最深刻信念是一致的：即女人们与坏事有密切关系并且希望把男人们牵涉进去。这种有意识的密切关系的后果又可以在这部小说中处处感觉到。夏洛蒂遭遇到残酷命运，高个犯人和哈里最后都进了监狱，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女人们有纠缠的缘故。在这部小说里，男人渴望早点隐退，不仅是从性方面而且从生活方面都退隐，这直接来自他的一种思想：女人们使隐退的男人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灭亡。福克纳多年来就对隐退的吸引力感兴趣，它表现于从霍拉斯·本波到盖尔·海陶维尔的一些人物中。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这种思想就开始萦绕着他。几年后，他认为，舍伍德·安德森“假若当个僧侣，可能快活些”，“假若他可以在一个庙子里完全隐退，??那里谁也不会伤害他。”几年前，他曾经买了罗万·俄克，肯定部分原因是把它当作避难所。他在里边曾经建立了专供自己住的一间房间，这是一个较神秘的隐退处，一个普通的，几乎象蜗居似的单间。他开始写作《野棕榈》之前不久，已为扩大他的避难所作完了安排。后来他竭力又将其扩大，部分目的是保护他的隐退处。他坚持在里边过一种传统的合乎礼仪的生活：如他在另一场合里清楚表明的，他的理想仍然是“战前的和华贵的”。然而他另一方面又经常反对隐退和退休，因此他曾经不断地在约克纳帕陶法里并到世界上去游览。他最害怕的莫过于一个艺术家不愿意向“机会与命运”挑战。他一方面曾经对于向那种恐惧投降的一切迹象进行过长期斗争，特别是它本身表现为对女人们害怕的时候他更要斗争。甚至他要达到财政上的安全和从对金钱的忧虑中得到解放的梦想几乎没有超过他愿望的一半；实际上，他至少是较多地有效避开了他的愿望而较少地去追求它。他曾经总是希望自己成为运动员、猎人、飞行员以及诗人和情人。一九三八年二月，他正在写《野棕榈》时，买了三百二十英亩的农场，取名为格林菲尔德，实现了他当农场主的梦想。对福克纳正好同对叶芝一样，对死亡的感觉的增强就加强了生活与写作的愿望。在悲伤、忧愁或痛苦与没有事之间，他宁愿选择悲伤、忧愁、痛苦，但是他最后比夏洛蒂或哈里都更深深地陷入彷徨之中。假若他一方面希望创作一部与其坚持要求的价格相称的歌颂爱情的小说，他另一方面却坚持要定出极限价格。象夏洛蒂与哈里一样，他必须做到量入为出。为了反对爱情，他不仅与社交界及有身份的人们，赞成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起，而且也与一切理性、生存与自由的一切希望站在一边，从这个观点出发，《野棕榈》的洞察力甚至比它的策略还要过激。在这部书中，爱情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厄运。哈里所预料的灾难——“我会遭遇到某些事情”，证明了深刻的预见性；但是它也证明隐藏着的内疚。那么《野棕榈》的写成与其说是避开了痛苦与分歧，不如说是探索和表现了它们。虽然《野棕榈》仍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它对于恢复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信心和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在几个月里，他着手进行了另一个大的计划。在这期间，他有钱可花，这些钱大部分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厂提供的，它曾同意付给《未被征服的》一书两万五千美元。福克纳买了格林菲尔德农场后，写信给摩滕·高尔德曼说，他希望什么时候写和写写什么，他终归是能够写的??如他曾经“经常地??美梦着的一样。”在夏天，《野棕榈》写完了，他花大部分时间给农场添置工具。几年前，在他的约克纳帕陶法的一些小说的分歧，不如说是探索和表现了它们。虽然《野棕榈》仍是一部有第一部小说中，他曾经赞扬骡子不受时间与环境的影响；“在其他所有的牲畜都摇晃不稳的时候”，它却“忠于土地”，而且最后赞扬了它一贯不变的特性。他回忆说，它有着内在的隐退原则，因此能抵制最错综复杂的亲戚：“他不象父亲和母亲，他也决不会有儿子们和女儿们。”他的兄弟约翰已同意为他经营格林菲尔德农场，现在尽管约翰累次持异议，福克纳仍坚决主张，他们要养骡子而不养家畜。到九月底，福克纳去纽约对《野棕榈》作最后修改，他正在写作既象高个犯人又象居住在格林菲尔德农场附近的山区人的一些人物。在去纽约访问期间，他把他的小说的名字改了，并聘请哈罗德·欧伯尔作他的代理人。他也参加了一些通常的社交聚会并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梅塔·芮布勒尔与金·戴温。然而在不到一年期间，他的心情已大为改变，以致任何事情似乎都不能使他慌张了。他到后的几天，写信给吉尔说，他已经写完了他带走的那个故事，正在将它打字。福克纳正在写作的这个故事，在他回到奥克斯福后，仍然使他忙乎。它叫作《粮褐大火》，集中描写艾布·斯诺普斯和他十岁的儿子萨多里斯·斯诺普斯上校。这个故事在《哈珀》上发表后，作为该年度最好的短篇故事，赢得了欧·亨利奖。更重要的是，它使福克纳回到了《亚伯拉罕父亲》去，并向很重要的作品前进。十二月中旬，整个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结构已经清楚地摆在他面前，虽然还没有题目：斯诺普斯家族由弗莱姆率领，突然来到约克纳帕陶法并且逐渐地归于消灭。第一卷（《农民们》）将回溯弗莱姆的事业，打从他占领了一个小村庄，在这个农村开始他的事业起。在那儿，他的最后一次大成功使他在杰斐逊有了立足点。在第二卷（《都市中的田园》）中，弗莱姆从偏僻街道的一家饭馆的半个老板起家，在城市职业里做过各种等级的工作，终于成为一家银行的行长。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他空出的每个职位都让从农村来的斯诺普斯家族的其他成员担任。在第三卷（《特洛伊的陷落》）中，弗莱姆消灭了杰斐逊；他行贿收买了它的政府。之后，他开始席卷该城的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一些大厦，以便建立分支机构并扩大他的财产。这时，福克纳写信给哈斯说，他正极其紧张进行写作，感到非常愉快。他的计划是在三个月内写完第一卷，以便他可以很快地转到第二卷。实际上，他写第一卷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结果变成比原先预料的长；部分原因是他不得不停下来为《星期六晚邮》写些故事；而部分原因是由于非所预料的情况，他曾经中断几次。一九三九年底，他把最后一部分的打字稿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时，已将题目改为《村子》、《小镇》和《大宅》。并且他休闲的想法已经消失了。他又一次卷入了财政上的困难，情况越来越恶化。然而尽管中断和分心，写作《村子》对他来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奇异经历。四月，他向哈斯告知了自己的进展情况和计划，接着他突然只是讲他自己认为的杰作，“的的确确我是美国最好的。”虽然这个看法没有迹象，得到了传播，然而却有几项征兆，福克纳的声誉正在传扬。一月中旬，他被提名为全国文学艺术协会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他的照片作为相当庄重的二十世纪的瓦尔特·惠特曼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刊登出来。照片上，他穿着开领衬衫，未系领带。虽然奥克斯福的人们仍保持冷淡，可是情况的发展是不利于他们的。他们不能继续无休止地忽视一个本乡本土的儿子，《时代》杂志正将他变成了一个里程碑。十二月，福克纳为了给《时代》杂志准备一个故事，他接受了一次采访，他简短地谈到了他的双亲，并广泛他讲了老上校。“旧地啥也没有留下，”他告诉罗伯特·堪特威尔，“房屋不在了，农场的界限也没有了，他的著作一无所存，留下了一尊雕像。但是他曾经骑马经过乡村威风凛凛。我喜欢那种作风。”随后，他把堪特威尔带到罗万·俄克的加莉阿姨的小房间并把他带到格林菲尔德农场会见涅德·巴尼特大叔。但是他正在轻松而有信心地进行写作，他决心不让任何事情打破他的节奏。一月中旬，他认为他已快写完一半；二月，他描述自己说已快写完了。三月，他得悉菲尔·斯通正处于破产的边沿。两年前，斯通的父亲和哥哥逝世，留下的家庭情况是负债累累。菲尔·斯通试图处理他的事情，没料到却失败了，如他的妻子后来所说的，显然是因为他已“一无所有”。福克纳知道老友处于困境，就以他曾经从舍伍德·安德森那里认识和考虑到的办法：即忠诚与慷慨，对老友作出反应。在过去几年里，他和菲尔·斯通之间的关系曾经变得相当紧张，但是福克纳决心去帮助，即使这意味着使他自己的安稳面临着危险，也在所不惜。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他可以卖掉或典当任何东西，包括他的书稿在内；他可以“签订任何东西、合同，等”。但是他需要钱，他需要很快得到钱。用兰登书屋预付的一千二百美元和他违背保险政策而得到的四千八百美元，福克纳用以支援菲尔·斯通，后者需要七千美元，以解决对自己的一项起诉。福克纳提供了所需费用的大部分。之后不到一个月，福克纳得悉另一个老朋友需要钱。那就是梅塔·芮布勒尔，她说，她和乌尔夫干的夫妻关系已成过去。她需要火车票钱，使她能够到她父母在亚利桑纳的新家去。福克纳寄去了钱，要求她到新奥尔良去见他。在那儿，他让她看了一些房屋、街道和咖啡馆，这些使他回忆起十年前他的一段生活。不久，他不仅谈到了一些旧的回忆，而且也讲到他正在写的一些故事，他计划的几本书。在那儿，在加丽妹妹街的一家旅馆里，他和梅塔又成了情人。然而几天之内，他就带着他的书稿回到了奥克斯福。而梅塔，在亚利桑纳稍事逗留之后，就同她的丈夫回到了纽约。福克纳知道他们的重新结合归于失败，他发现自己只能时作时停地进行工作。由于几周牵延成了几个月，他被迫凭自己未来的版税举借另一次款，然后将《村子》搁置一边，以便为《星期六晚邮》写些故事。十月，他终于将他的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他已决定将此书献给菲尔·斯通。《村子》对福克纳来说是往回走，回到了他叫做《亚伯拉罕父亲》；回到了他已经发表了的几个故事，包括《斑马》、《猎狗》、《杰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蜴》和《卖马的骗子》及他多年来一直在向朋友们讲的其他一些故事。然而他的胸襟是开阔的。部分解释在于《村子》恢复了杰作的思想：他知道在改写和扩充他的旧素材中，已表现出杰出的才华。但是进一步的解释在于《村子》所逐渐灌输的关于自由的新思想。在他写的关于康普森和萨多里斯的一些故事中，能力与富丽堂皇大部分是属于过去几代人的，年轻的白亚德和昆丁，已经独立成人了，生活中却充满了失望，他们暂时忍受着，他们对祖先们的原稿立即肃然起敬而又感到不愉快，他们随后在祖先们减少了的原槁字迹模糊中死去。在《航标塔》和《野棕榈》里，人物们现在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并进行激动人心的冒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福克纳自己的介入与矛盾心理，他对《航标塔》与《野棕榈》的控制是摇摆不定的。在弗莱姆·斯诺普斯中，他有另一个人物，此人现在按自己的能力与目的进行活动。此外，他有一个人物，他持不同意见使自己乐于采取超然态度。如福克纳讲过几次的，弗莱姆，斯诺普斯在道德上是令人可怕的。但是福克纳对于使自己摆脱的方法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传统、典型或模式都不能束缚他。他的最粗鄙的一些缺点，包括性方面的阳萎，很少使他苦恼。甚至当他重复男人的最老的花招和缺德行为时，他也不知道它。祖先们、前辈们以及有权势的人物们都不能使他忧虑。一度控制着法国人崩德的这个贵族，怀着一幢大厦、巨富和一个朝代的梦想，不仅是死了，也被忘记了。他是法国人，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假若是那样，这对弗莱姆是毫无意义的。弗莱姆没有祖先，也没有遗产。他甚至不知道他缺少他们。在一些家谱（福克纳喜欢玩弄家谱）里，康普森家族的人们和萨多里斯家族的人们有着根深的历史渊源和狭小的领域，而斯诺普斯家的人们历史渊源小，却似乎有着无穷尽的领域。在康普森家族和萨多里斯家族的人们中，人们的名字是与传说和典范、土地与罪恶一起代代相传下来的。在斯诺普斯家族中，孩子们是以邻居们取名的（萨多里斯上校）、或以圣人（圣·埃尔摩）、或以政治家（比尔波与瓦尔达曼）、或以动物（明克）、或以英雄们（杜威元帅）、或以邮购房屋（蒙哥马利·华德）、或以诗人（维吉尔或拜伦）、或以历史事件（华尔斯翠特·潘尼克）取名的。但是他们决不以母亲或父亲、祖父或曾祖父们取名。作为对照，我们可以了解福克纳正在创作的多卷本家世小说的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出他所感觉到的规模宏伟的一个来源。虽然法国人崩德的人们发现弗莱姆是令人害怕的，他们也发现他使人喜欢。在十年间，在拉法埃脱和约克纳帕陶法的斯诺普斯家族的当家人们不时地引起福克纳的兴趣。在《村子》中，他所喜欢的是滔滔不绝的、奇妙的、亲切的、善于叙述的这样一种活动。这也是他与拉特利夫和他的坐在门xx交换讲故事者们以及他的读者所共同分享快乐的一种活动。在一个又一个情节中，人物们、作者和读者都发现他们自己在留心观察弗莱姆：觉得惊奇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怎样去获得及他想走多远。弗莱姆觉得对自己犯的罪没有内疚，假若我们为此而感到生气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感到放心：他既没有他的父辈们的罪行的记录和好奇心，也没有他只是想犯罪的任何无效的罪状。甚至他缺少威望也既使人高兴，又使人生气。他是个讲求实利的人，在处世中玩弄规章制度，掌握着某些休息日，连同他可以抓在手中的其他一切东西他都控制着。但是他仍然准备烧毁他所发现的任何粮仓，他所跨过的任何桥梁。因为弗莱姆的故事基本上是一段经过或历史，这个兴衰的故事其主要成分是变化，特别是在地位和财富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弗莱姆显然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他经常在变化；和他对照，法国人崩德的社会却似乎很少变动。详记活动的日志是为法国人崩德的独特形式，反过来，追溯变化的历史则是为弗莱姆的独特形式。法国人崩德虽然不特别注意其历史或对其祖先们的崇敬，它是一个时间缓慢的社会。在弗莱姆来之前，法国人崩德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只有少数事情变化得很快。弗莱姆一来，一切事情都变化着，包括金钱、力量和地位都在变化。在弗莱姆去杰斐逊之前，他就已攫取了法国人崩德的大部财产，甚至这个共同体的大部分基本活动：交换或贸易，都变了。在斯诺普斯以前的一些故事里，交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商业活动。一次交换一部分是仪式，一部分是竞赛，它依靠某种惯例，需要一定的技能：它一部分是买卖，将各种东西换成钱或票据，用以换成机器或马匹而告终。对于象拉特利夫及其朋友们这样的从事贸易的商人们来说，一次行动常常包含着另一次：他们交换他们做买卖的故事就象他们交换马匹或骡子一样频繁。讲故事和做交易是一样，仪式的成分和竞赛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拉特利夫喜欢讲故事的过程以及对故事的解答，对于他来说，每次表演都有双重目的：他走的时候，使他自己和他的所众都感到高兴，可是他的听众们终于必然会知道，他们已受了一个故事大王的愚弄，但是知道得太迟了。拉特利夫决不一开头就讲他的最好的故事，他决不苯头笨脑地讲坏一个故事！他对语调和复杂情节的控制是天衣无缝的，甚至在他详细叙述他得不偿失的一次交换时也是如此。在法国人崩德的日常社会中，贸易倾向于是小额的，而故事则是夸张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干第一件事情，项且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第二件事情。弗莱姆改变的正是这种基本情况及其权力与财富的中心。他的不同，部分原因是他对交换的过程并不怎么喜欢，只关心结果，部分原因是他的兴趣只在买卖本身；而部分原因是他的一些交易数额大、相互有联系并且具有囊括性。他是沉着的有效率的、不苟言笑的商人的体现，他在语言方面的有刺甚至比在金钱方面的计较还厉害。他也是无情的和贪得无厌的——他在这方面是那么厉害，使别人只好观望和惊讶，以致他成了写传奇的材料。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是福克纳的最伟大的喜剧创作。显然，《村子》常常似乎是旧式的，有着直接而充分的描绘，却缺乏一种有意识的正式的实验，我们在《声音与愤怒》、《当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里看见过这种实验。但是它的自信而不是漠不经心是值得注意的。它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惊人的创造性的贡献。这部书中对我们所讲的语言本身显然是让人喜爱的并且让人清楚地知道它所讲的内容。最后，和人物与情节一样，语言以其不同的风格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铭记着它那丰富的思想，似乎只要人们参加到人类的时间与工作中去并具有创造心理，萨多里斯家族及其故事就不会完；并且铭记着它那从容不迫的思想，似乎它的较大的故事要趋于结束是那么遥远而又不可避免，作者和读者都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操心。在这部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记叙体著作中，弗莱姆是主要人物，拉特利夫是主要的观察者，福克纳提供了几个夸张的故事和几个非常好的插入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易打交道的，然而又谨慎的主人。他探索的自由中有两项是他自己的：他认为适合的故事，他就可以有讲的自由，做他似乎认为恰当的任何改动以及保持超然的自由。读者和他分享着那么多愉快的惊奇，坐在门口的人们和他分享着那么多心理的痹好与语言的说法，然而他们是不相同的。甚至拉特利夫，他显然对他是钟爱的，可他也保持着距离。他曾经使拉特利夫成为第一卷的中心，他在第二卷里毫不在意地把他抛弃了。他后来慢慢地使拉特利夫恢复了英雄气概，他让他贪婪和具有虚荣心，使他成了弗莱姆的另一个牺牲品。最后，与其说是使拉特利夫成为福克纳偏爱的英雄，不如说是将他变成了一个列兵。比福克纳曾经塑造过的其他任何主人公都独具特色，拉特利夫将卷入与分离加以协调，这是福克纳赋予这部小说的一些优点。拉特利夫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没有一个巡回的售货员是那么和蔼可亲然而又么多心理的痹好与语言的说法，然而他们是那么简朴艰苦。虽包括艾克在内的大多数人看重他，然而谁也不把他估计过高。他在他的这个村社里进进出出，过着似乎禁欲主义的生活，并且是单身汉。福克纳的几部最伟大的小说，包括《声音与愤怒》和《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在家庭、社会和历史的范围内翻来复去地活动，一方面，情节在其中发生，而另一方面，情节又通过它们反映在心理和语言上，心理和语言又赋予情节以形式。《村子》在社会的和历史的基础象福克纳写过的任何作品那么稳固。然而它和它以前的几部伟大著作不同，它并不将在认识与表现的极重要的情节中进行活动的智慧与语言加以戏剧化，因此它并不明显地以它自己的用想象进行创作的状况而沾沾自喜。换句话说，它很少直接注意智力和想象的活动，因此它一方面表现出很少关心对智力的种类、智力活动的过程、想象力的结构及结合的形式之间的可能的不相称，另一方面，它让事实本身去表现其本来面目。然而假若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省略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慎重。因为它们的含意不是简单化，而是双倍的焦点，一个焦点是明显的，另一个则不是。这个明显的焦点是清楚的，它把《村子》带到我们通常叫做“现实主义”的方向。《村子》包含着比福克纳早些时候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丰富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它那细致入微的笔触，可以具有一部司汤达给《红与黑》取的小标题《一八三○年的编年史》的最新版本的特色。假若撇开笔调不说，它可以具有乔治·艾略特给《米德马奇》取的小标题《乡村生活的研究》的特色。假若福克纳立即继续写完他的三部曲，他可能会发现用“这些题目的最好范例”：巴尔扎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这些对比使人联想到的至关重要：《村子》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事业的影响。象它们一样，它表明决心为社会历史、经济与政治在小说中留下位置。象它们一样，它在描述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以及其人民的风俗习惯的特征上是产格认真的。然而除了它的明显的焦点外，或者通过这个焦点更容易些，《村子》还表现了炉火纯青地运用想象力的思想。它不仅以严格认真的谨慎进行处理和描绘，而且也怀着令人惊讶的信心去进行。福克纳对罗伯特·哈斯讲的话，宣称他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构成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书的风格上的恰当的光泽。《村子》对于现实所作的自于想象力的反映显然是既使福克纳生气又使他高兴的；现实常常迷惑他或者甚至对他造成威胁。“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他说，“我是害怕的。”然而他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村子》的写作，他似乎认为他没有战胜不了的现实。他在语言方面表现为丰富多采而除了它的明显的焦点外，或者通过这个焦点更容易些，《村子》还表现了炉火纯青地运用想象力的思想。它不仅以严格认真的谨慎进行处理和描绘，而且也怀着令人惊讶的信心去进行。福克纳对罗伯特·哈斯讲的话，宣称他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构成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书的风格上的恰当的光泽。《村子》对于现实所作的自于想象力的反映显然是既使福克纳生气又使他高兴的；现实常常迷惑他或者甚至对他造成威胁。“关于斯诺普斯家族，”他说，“我是害怕的。”然而他怀着极大的信心投入《村子而又具有权威性，他保持着超然和抑制。他相信自己如花的笔力，愿意与他的人物们分享它们，甚至与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特别是与拉特利夫分享。福克纳后来把斯诺普斯家族的人们描述为适应迅速的变化并“把这个变化处理得相当好”。他把拉特利夫描述为接受“文化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而不痛苦或悲伤，然而在他分享抑制时，也表现了它，其方法是坚持他所喜欢的插入、穿插事件和叙述手法的变动。并保持着超然。他甚至比拉特利夫更进一步，准备接受“现实，并尽他的可能做得最好，因为他是??有着你们可能叫做一种道义的精神的理解得好，是的，他吃得透，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惊慌。”与在《村子》中的明显控制成为对照，福克纳的个人的和财政的事务非常混乱。他一九三九年的生活只靠一笔不大的收入，把他的储备都花光了。检查自己的境况，他想到一个旧计划的新改写本，这是不要好莱坞也能生存的几个计划中的第一个。他要将明年头六个月的时间用于写作可以赚钱的那种小说，因此他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在他喜欢的时间写他喜欢的东西，福克纳深知那个计划的危险：《星期六晚邮》仍然经常拒绝它已接受了的他的更多的故事，他曾经说，明显的原因往往是他需要钱。一九四○年一月底，福克纳正在看《村子》的长条校样并想到给《星期六晚邮》的一些故事，这时加利阿姨死了。在罗万·俄克的一次仪式中，他讲到她对他家的忠诚和在他童年时期，她对他的爱和保护。她一旦逝世离开了他，使他一度“既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工作。”然而不久，他又开始了写作，写关于鲍昌普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名叫摩利的人，显然此人象加利阿姨。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他开始以精力最集中的努力去体验约克纳帕陶法的黑人的生活。他在几周里写作顺利而且写得好。他很快陆续地将《一条法律》、《财富并非长久》、《炉边的火》及《黑裤子》寄给哈罗德·欧伯尔。一年前，福克纳由于缺钱不得不将《村子》搁置一边，他写了一个故事，题为《老人》。它是安排在斯潘少校营地的一次狩猎的故事，包括几个猎人：耆老萨姆、布恩·霍干伯克和艾克·麦克卡斯林。他写完鲍昌普的几个故事后，决定将它们与几个狩猎故事合并起来形成一个作品，集中描写一个大家庭的黑人与白人成员。四月底，他的下一部小说，他的第十七本书的基本结构已具雏形。他心中所想的一部作品，在写作方法上类似于《未被征服的》。和往常一样，问题是钱。他的六个月计划在一个方商是进行得圆满的：到三月十五比他已写了六个故事、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头则乙飞他的一些故事的质量提高了，而编者们对它们的兴趣却降低了。《黑裤子》肯定是他写得最好的故事之一，但是遭到了拒绝。《科里尔》杂志的编朝卜J拾它描述为他们读过的他的故事中感情最为强烈的一个。他们接着说，他们的杂志显然没有它的篇幅。到四月底，六个新故事中只卖出去一个。年挣两万美元以上；在一九四一年；第十七本书的基本结构已具雏形。他心中所想的一部作品，在写作方法上类似于《未被征服的》。和往常一样，问题是钱。他的六个月计划在一个方商是进行得圆满的：到三月十五比他已写了六个故事、但这是政府宣布他应付大量的拖欠税款之后的一年，他收入只超过三千八百美元一点。在这期间，他和爱斯蒂尔作出新的努力进行节约，可是挥霍的旧习未改。不久以后，他说他自己实际上是破产了。他出现在一次打鹤鹑的狩猎中，装备着一枝手工制造的定制的新鸟枪，身着一套达克斯巴克猎装。他有时非常可怜地把自己描述成被挥霍的重担所压倒的、无能的和讨厌的靠人生活的人。他在一封非常出色的信中描述自己的境况用的词是“这是真正十分令人惊讶的充满矛盾的事”：一个艺术家被严格意义的正直所指责而他又负担着一大家子的唯一重担，其实他是“应该甚至免除自己的经济负担并且在道德良心上完全负责的。”于是他列举了他的家属：男人、女人和孩子有十个以上，还不算几个仆人。但是这些“愤怒和不起作用的恼怒的”咒语变成了理解的时刻。他知道他既不重视钱、实行并鼓励挥霍，又为此而不断地感到苦恼。先前，在《村子》里，福克纳曾经勾画了威尔·凡尔纳在凝思这个法国老人的虚荣心，“努力发现想当需要一切的笨人必然会有什么感觉。”他写信给哈斯，指出，那大概是“虚荣心及与之类似的任何东西”使他不仅要在乡村拥有一个农场而且要在“自治的奥克斯福的界限内拥有三十五英亩的疏林的草地，”他接着说，那是“这个城里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一块土地。”他仍然需要它，部分原因只是为了贬低所有的亲戚和这个城的乡亲们的地位，他们曾经预言，他“决不会超过一个游民。”在他苦恼和挣扎的时候，试图解决他的一些问题并仍然保有他的土地，他的写作大大地受到影响。一九四○年春，他一直写作得很顺利；到年中，他似乎不能，甚至也不想写了。他疲惫，然而又不能入睡，他的努力被分散了。他又一次发现作计划容易，写小说难：“我有一部惊险的侦探小说，应该卖得出去”；“我想我有一个好故事??哈克·费恩类型的”故事。因为他的疲乏和沮丧更厉害了，他的警惕很高：兴许他们会收集自《马丁诺医生和其他故事》以来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故事。现在又有了一个新故事，其中包括七月的《去吧，摩西》和十二月的《三角洲之秋》。但是在一九四○年底和一九四一年初，他的心情更暗淡了。在破产的威胁不再苦恼他时，战争的威胁来了。他的消遣已经包括耕作、狩猎、骑马和飞行，如今加上了航行。因为他工作放馒了，那样的一些活动，特别是飞行，占去了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飞得相当稳，”他一九四一年三月写信给哈斯说，“可仍然非常好动。民间的飞行员训练是不够的。假若我有钱照顾我的家和家属，我愿意根据对我的旧的任命，试飞英国。我或许能够。假若不能（当或如果我得到钱时），我愿意试当美国空军。我能驾驶，即使我因年龄关系不能担任飞行任务时，或者可以教驾驶。”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仍然为金钱发愁，并且索回着当军人的旧梦。然而到五月，他又在写作了。一年前，他曾经构思了一本故事书，有些是他已经写的故事，有少数是他准备写的、“大主题是这儿的白人与黑人种族之间的关系”。现在，他给它取了个书名：《去吧，摩西》并且有了写作那本书所需要的清楚想法。他将修改已经写的一些故事，他设想，“在这个过程本身中可能创作某些增加的材料。”任何情况下，他应该很快完成这个工作。在福克纳开始写《去吧，摩西》时，他心中有着《未被征服的》这个范例，不仅在长短和方法上，而且在不费事和金钱上都是范例。除非他可以肯定这本书可以挣钱，他说，他甚至“不想在时间和努力上去冒险”。不久之后，《熊》开始酝酿，他决定为《星期六晚邮》写一个较短的较简单的稿子。由于战争的谣言蜂起，使他越来越受到干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写完了《去吧，摩西》，很认真地考虑着是否参战或回到好莱坞。然而他越深入地进行他的写作计划，越为其吸引，开始是在零散的时候如此，后来时间够长受其吸引就成了另一个大的成就。“我答应于十二月一日完成改写稿，这事已经提前完成，”他于十二月二日写信说，“其中的内容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内有一段我正为之自豪，这要求仔细写作和再写作才能写得恰到好处。我在不断地写作，而且已经写了。假着我要作出另一个肯定的诺言，那也是可以提前完成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将该书的其余部分寄出。自然，只要可能的话，还可以快些。”如许多读者所意识到的，《去吧，摩西》标志着福克纳事业的一个转折点，部分原因是它是沉默了将近六年之后写的，部分原因是它把它以前的许多著作提高到了一个顶点。象《村子》一样，它代表着早先的作品的重写。而且象《未被征服的》一样，它是从原先被认为是挣钱的一些故事发展出来的。在《未被征服的》里，福克纳将对历史、家庭、遗产和罪行的长期的关切加以简化。在对白亚德和任哥加以并列中，他使他对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中的长期忧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村子》中，他自己和几个熟悉的主题保持着距离，他不仅扩大了实际情况永恒和丰富的思想，而且扩大了对社会的调查。在《去吧，摩西》中，他集中注意约克纳帕陶法所有的家庭中最大而且最复杂的家庭麦克卡斯林家族，并通过其家庭成员使用着这个家庭的一切偏见，包括那种明显的道德偏见，如奴隶制和土地及人们对财产与权力的追求。因此他的新小说的联系回溯到过去，不仅回到了《未被征服的》和《八月之光》，而且回到了其他几部作品，包括《押沙龙，押沙龙！》在内。因为它象《押沙龙，押沙龙！》，它同时是规模宏伟的和彻底地实验的。因为麦克卡斯林家族的奠基者是荒野的另一个勇敢的残忍的征服者，《去吧，摩西》即以其创业开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创业者卢霞思·昆培斯·卡洛集中注意约克纳帕陶法所有的家庭中最大而且最复杂的家庭麦克卡斯林家族，并通过其家庭成员使用着这赛尔斯·麦克卡斯林的故事。关于他，我们可以讲希内夫谈到汤姆斯·萨特彭时说的话：那将使他征服其余的人，但是《去吧，摩西》就其意义而言，主要是一个后代和一个继承人的故事。在它的开头几页，文克·麦克卡斯林出现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在出生时不只是承受，甚至主要不是承受了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而是承受了一个祖父和几个姑母及几个叔叔和几个堂表兄的遗传，其中之一“麦克卡斯林·爱德蒙德，是伊沙克的父亲的姐姐的孙子，因而是接受母性遗传的，”其中的几个不但是这个创业者的后代而且是他的奴隶们的后代。加上许多复杂的亲戚关系，艾克继承财产、家属和决非他所希望的一些仆人；他也继承了经验、故事和他没有“参加过或者甚至没有看见过的旧时代的，曩昔的”故事。过去的事情经常在他脑子里回旋，往往比现在的事情更生动、活跃。从它那里产生了无数故事。象《押沙龙，押沙龙！》里的故事和讲说一样，它们是分散的、口头的、零星而变动的以及偶然是书面的。艾克和他的作者对这些正文都作了反应。于是《去吧，摩西》对我们来说，成了正文的正文。它显然是零星而神秘的，因此叙述时无需固定。麦克卡斯林家族实际上发展缓慢，这个家族似乎是福克纳的关于约克纳帕陶法的原始概念的几乎是深思熟虑的顶点，因此它们完全符合它的小说的可能性。我们对在《去吧，摩西》中所正式碰到的部分东西也是熟悉的：对消息和认识的操纵，福克纳通过对消息的操纵控制着我们所知道的如何了解和了解什么。经常的变化和重复被介绍得太巧妙了不引人注意，按年代次序的排列往往被弄得那么乱，关系被弄得那么纠缠不清，以致我们知道得多（即：有着更多的事实），可能了解得少。福克纳强迫我们整理事实，把消息结合起来，建立年代学，他用这个办法促使我们积极地介入到他的故事中去。这个作品的不确定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它的人物们的活动、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们的实际遭遇。但是它的不确定状态也是依靠它的读者们的，特别依靠我们所能够知道、理解和推测的东西。在《押沙龙，押沙龙！》里，我们跟着萨特彭的解释者们进入了这些活动；他们干着开创的事情，并为我们必须予以继续的任务提供范例。在《去吧，摩西》里，开创的活动是干了，范例也提供了，但许多解释性活动需要加以澄清，这部小说所开始的东西必须由读者们在这个正文之外继续予以进行。自然，这样做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对在它为读者建立的大任务上是有好处的。《去吧，摩西》是一部让读者参加进去的完美版本，其中并没有徒劳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活动。结果证明，这个酬劳中的一部分是极其重要的。《去吧，摩西》比福克纳写的其他任何小说都更加把每篇正文界说为假象，使得对情节的阅读成为对情节叙述的继续。假著可以说，《押沙龙，押沙龙！》是一个讲故事者对他的故事的福克纳的范例，那么《去吧，摩西》则可以说是一个读者对他的正文的关系的福克纳的范例。在《去吧，摩西》的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读到艾克曾经看过的费解的正文的一些片断。象艾克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确定的、热烈而着迷的。虽然我们的正文终于比他的长，我们也在希望与沮丧、启发与黑暗、胜利与失败之间往复移动着，寻找我们必须予以修改的意思。但是将中心点从讲故事者和故事转到读者与正文，有弊亦有利。这个大的中心点使许多戏剧艺术从这部小说消失了。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既捕捉了大情节的戏剧性，又捕捉了令人苦恼的说讲的戏剧性，我们在它中间看见了英勇的情节——冲突的意志、令人惊讶的命运。它的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夸张的情节。但是它也表现了几种说明性的叙事法：从罗莎小姐的圣经诗论和康普森先生的古典篇章到昆丁的个人故事和希内夫的相当客观的同情与讥刺。福克纳对这些叙事者不仅赋予各种口头的传统（许多回忆的讲话、老故事和老的说讲的年代），而且也给他们一些零星的文句（信件的少数片断）。在此过程中，他在他的占优势的范例，即讲说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范例中插进了一个暗含的范例，即读者与本文的关系的范例。他也认为这些范例的每一种都是另一种的变体，并且两种范例都是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关系的特殊样式。其中，《去吧，摩西》代表着这个复杂结构的变异：在它中间，占优势的范例是读者与正文的关系的范例，暗含的范例是讲说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范例。但是它和《押沙龙，押沙龙！》相比，没有那么充分地表现着这些范例的戏剧艺术的潜在力。虽然老卡洛赛尔斯·麦克卡斯林显然比汤姆斯·萨特彭多产些，可他显得没那么奇妙。虽然伊萨克·麦克卡斯林比《押沙龙，押沙龙！》的解说者们在道德上的影响大些，可他并不象读者或讲说者那么令人神在。随着这两者之间只是部分地完成的关系，于是我们所有的就是篇幅不那么大和更加勇敢些。在这些限制因素有两个简单化的原则，它们都是靠福克纳写作《去吧，摩西》的方法加入到这部小说中去的。福克纳说明了，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认为《去吧，摩西》是一个故事集，因此在它的书名上加上其他故事字样。福克纳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小说＼它仍然是一些较小的单元组成的，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和使用的自由。正如人物的语言可以塑造它们自己的较小典型一样，也必然有助于较大典型的形成。虽然如此，它们也证明一些突然改变和中断是有道理的。虽则《去吧，摩西》的历史场面比《押沙龙，押沙龙！》大，可它却是一本较短的较简的书，这恰恰是因为其结构允许那么多省略之故。而且在此书中有些单元也是故事，这就近似于福克纳将其与短篇的商业性小说相联系的“良好的明白晓畅而简单的方法。”我们将显露的复杂性与技巧的实验性和福克纳早期的一些伟大小说联系了起来，这两者进入了《去吧，摩西》，而在《熊》中则充分采取了这种方法，在他将他的一些故事变成一部小说时，作为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的《熊》本身就创作出来了。《熊》写成了较完整的较复杂的形式，然后方加以简化成为商业性小说的；反过来这些故事写成了较简单的形式，之后才为了这部小说而使之复杂化和更加丰富的。假若这个事实部分地证明某些读者曾经意识到的《熊》与其内容之间的紧张的话，那么它也表明，《去吧，摩西》仍然部分地与在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中经常赋予活力的简练化有联系，其原因就在这里。似乎为了和《去吧，摩西》的较简练的叙事技巧相称，福克纳向着主题的更直截了当发展。肥艾克·麦克卡斯林认为是福克纳的代言人显然是错误的思想。艾克的理想主义不仅遭到其他人物的非议，而且遭到卡斯·爱德蒙兹最有力的反对；它被《三角洲之秋》加以贬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之外及小说里努力讲清楚，艾克在宗教上是太过于极端拘谨，并且是个脱离国教者，因此太容易向放弃和退隐让步：“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比只是拒绝做更多的事，”他后来说。艾克沉迷于保持自己的纯洁，终于实际上陷入了孤立。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攫取了土地并为了自己得益宣布他们对土地和其他人们拥有所有权，他让耆老萨姆作他的代理父亲，然后放弃了他的世袭财产。他知道他的祖先们放纵了肉欲和虚荣，导致了他们的乱伦。他满意于自己是“半个县的大叔和不是任何人的父亲”。艾克除仍然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大叔外，变成了一个过于简化的耶稣似的人物。他过着一种低于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以保持其纯洁。他没有因所有权、性和子孙后代等引起的种种牵累，剩下的只是极简单的生活。因为艾克的种种见解符合于这部小说的主题，福克纳描述了艾克的理想主义的力量。然而因为艾克的解决办法是他自己的并且是不适当的，福克纳戏剧似地表现他们的种种缺陷，特别将这些缺陷与拒绝、引退和退休联系了起来。因此引起的问题是双重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小说家对他的人物的几乎是完全拒绝的有条件的拒绝。而且这个问题以一种奇怪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读者和他暗示的一些任务。这部小说把每篇正文部界说为初期的正文和假象，然后要求我们开始作出一些联结与典范，我们随后必然会对它们加以修改，甚至予以抛弃的。同样，它给提出了一些道德问题，同时也作出了明显的答案，它后来又部分地批判它们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是在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实行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有着一些初期的正文（我们开始时的正文以及我们作的然后至少部分地予以去掉的正文），它们继续寻找可以将其写成一个正文的读者。在另一个情况下，我们有着道德问题（艾克尽力解决的那些问题和我们对他的解决进行批判因而引起的问题）继续寻找可以予以解决的一个伦理学家。《去吧，摩西》尽管有着明显的结尾，然而也象《押沙龙，押沙龙！》一样，是没有结束的。十二月中旬，福克纳将他的打字书稿邮寄给萨克斯·康敏斯时，美国已参战。他的注意力分散极啦。他仍然知道自己已经写了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作的说明很明确，他讲到一点时说，“那是一部已经写成的作品，”他讲到另一点时说，“不要动标点符号，也不要动结构。”一个月后，他给罗伯特·哈斯寄去了献词，这是他所写过的最为感人和适当的献词。《去吧，摩西》是由一些旧故事组成的一部小说，讲的是旧时代和旧人们以及新人们。它是一个大的和传奇似的家庭里的一个男孩的故事，他是孤儿，必须为自己找一个教父。它根据一些个人的观点（他们努力遵守和遵循下述主题中的观点），比他早先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直接地探索了一些熟悉的主题，如“光荣、真理、怜悯、关心、忍受很大的悲伤、不幸和不公正的能力”。福克纳将此书献给卡洛琳·巴尔，他不仅回忆起她少有的高寿，而且也想起了她生活中的罕有的崇高品质：尽管她遭到了不公正，她还是“毫不吝借地或者不考虑到报酬的菲薄，忠于他的家庭；”她看出了一个小男孩的不言而喻的需要，她给予他“无限的忠实和钟爱。”在一九四二年的头几个月里，福克纳间间断断地写作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终于成了《骑士的一着》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久就过于心烦意乱了，不能进行写作。几个月里，他一直靠借债度日。他已经将他的最后一张保险单换成了现金，没有剩下的存款了。假若“每个人都要我还钱，除我的住宅外，我的全部财产都将完蛋，我的女儿、我的母亲和妻子部会一无所有。”他认为，这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兴许假若他可以找到一个不受债主追逼的地方，他可以再次工作。他看到摆在他面前的道路中一条是到华盛顿去从军，另一条是到好莱坞去搞电影工作。他走第一条路，到了华盛顿，希望得到一项任命。他所希望的那种工作是上飞机、战斗，最好是在法国上空，但是他已四十四岁，他不适宜做那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好莱坞突然需要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福克纳就曾开始试探回到好莱坞的可能性。随后没有那样的建议，他开始怀疑这个电影制片厂已经对他感到小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登的青年代理人写情给他说，他可以安排一个合同，福克纳告诉他要看他可以干什么工作。之后，他就回去写作《去吧，摩西》了。一年后，华尔纳兄弟公司突然表示了兴趣，福克纳感到又喜又惊。随后的几周，谈判越来越复杂和激烈，愉快的心情一扫而空。问题是简单的：福克纳在好莱坞有两个代理人：威廉·黑尔登，他直接与福克纳接触，和H·N·斯万森，他处理哈罗德·欧伯尔的西海岸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基本情况，混乱几乎扩大到涉及的每一件事情。斯万森显然是较好的代理人，他与福克纳的联系是较通常的。但是黑尔登年轻而果断，他首先与华尔纳兄弟公司进行了接触。斯万森似乎将要安排一个合同时，黑尔登不仅责备福克纳“破坏了完整”，而且他还威胁会“引起麻烦。”福克纳的第一个反映是愤怒，他对于责备和威胁都感到生气。然而他不久开始觉得，黑尔登虽然天真、想错了并且没有能力，却是真诚的。他请斯万森和欧伯尔谅解，同意接受黑尔登的条件每周三百美元而不接受斯万森的每周五百美元。然而甚至对于一个长期缺钱的人来说，在薪水上的差距的意义比在合同中的其他条款的意义小。福克纳同黑尔登一致，又给华尔纳兄弟公司一项总计七年的选择购买其作品的特权。

第九章 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 
福克纳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底到达好莱坞。之后不久，他得悉《邮报》已同意采用《老爷的屋顶板》，这是关于农村人民和农村教堂的一个喜剧故事。这是个好消息。以前的拒绝太多，他很缺钱。他肩负着仔细地编好组的有着其债权人名字的总帐，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并不比县长好多少”，他需要省钱偿还债务。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正是那样做的，但是他已停止了出版著作。六年前，他写完了另一部小说。七年前，他在一份大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故事。他为金钱苦恼和自己的秩序不能摆脱好莱坞而烦恼。这时，他经受着另一个枯燥无味的郁郎不乐的时期。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八月之光》和首次到了好莱坞以后，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不能写完任何东西。但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干旱持续时间那么久而且紧张，以至于情况似乎根本不同了。关于这个时期，我们知道几个情况：这个时期正是在他写完了真正独创的和伟大的作品之后；他是怀着厌恶的心情进入它的，曾经为克服困难一再地奋斗着，它永远给他留下了记忆。因为福克纳终生艰苦地进行写作，他可能非常需要休息，人们肯定会说他可以自食其力。但是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就不知道怎样生活的人。甚至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并不是独立的，它们主要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意味着给他以愉快，虽然这是真实的。假若不是对一上午长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那么午后的太阳、森林和马就会失掉其闪闪的光辉。他陷入被人忽视的地位，使他难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满意。往后边一看，他瞧见长长的一排书，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出版。但是撇开被人轻视不管，他总是对自己现在写的更感兴趣，而对过去写过的东西则兴趣少些。特别对他这样一个把过去看得那么重要，把写作看得如此需要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应时的”小说家，这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许多小说——就时间顺序而言，从《蚊群》到《去吧，摩西》，从质量说，从《航标塔》到《声音与愤怒》——都代表着他对阅历或危机的即时反应。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到某些地方，从而增加了阅历。他的写作的较大提纲不是从主观愿望而来，而更多地是被发现的。他发现某些事情等待着他用书面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的整个一生一直在发现——在被拒绝、沮丧、失望、命运中令人惊讶的逆转、失败的罗曼史和夭折——种种渊源，刺激着他，将其写成小说。尽管心情乱槽糟的时候多极了，大多数都是关于家庭、女人和金钱方面的，然而他却一直在发现他所需要的另一件事情：他自己的一间房子和他在里面长时间进行写作。虽然好莱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心烦意乱，然而它们对福克纳的影响不如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所引起的情绪不安那么大。虽然福克纳不喜欢好莱坞并对战争感到痛惜，他觉得这两者都使人不得不行动。和它们比起来，光是言词似乎太没有力量，等于枉然。来得快而又持续久远的是时光正在耗完的思想，是生死命中注定不会在“我们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留下任何重要痕迹”的思想。许多年里，他曾经认为，他啥也不要，只凭孑然一身、语言和想象力，就可以掌握任何经历，战胜任何现实，不管它们是多么令人神昏目眩或威胁逼人。在某些作品里，他强调他自己想象的境界的逼真，在另外一些作品里，他却玩味那些境界的虚构状况。但是在这两种作品中，最近在《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经越过了关于对艺术的人工雕琢的忧虑而走向忠实于艺术的力量。目前，年岁正在耗尽，精力也在衰竭，他发现自己已处于另一个关键时刻，不料却发现环境对“写作不利。”结果证明，这个经历，改变了一切事情，其中也包括他的写作。因此，他表现为一个更加具有说教性，或者至少是预言性的小说家，或者是一个讲话更加坦率的公民，特别是关于种族与战争的问题上是如此。然而关于这个发展中值得奇怪的是，这除了使他得到所需要的明白晓畅和赢得社会的声誉之外，它是使它导向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学见解的途径。到头来，他的新作，特别是《寓言》，不仅反映着他在好莱坞获得的技巧，而且也反映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在其文学事业的初期的态度。他得悉黑尔登合同的细节后，他的第一个不如思索的倾向是行。“它是一长串的选择，十三周——十三周二十六周——二十六周，然后是一连串的五十二周的选择。”他写信给哈罗德·欧怕尔说。但是他很少有选择的余地，他明白这点。在一周以内，他就签字了，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代表杰姆士·盖勒提出的保证：这个电影制片厂以后会和他谈判一个新合同，允许他“实际上在奥克斯福进行写作，时间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间之内。”他签字的时候，住在一家不太费钱的作住家用的海兰德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正与罗伯特·巴克勒合写一个关于查理士·戴高乐的一部影片·他给自己系统地安排的生活规则是简单的：他计划艰苦地写作以保持自己的工作和改善他的合同；他计划过简朴生活以便省钱和还债。日常工作常常使人烦躁。他说：它可能是“枯燥得要命的生活”。但是他满意地看见他的债务减少了，他见到了老朋友们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了梅塔·芮布勒尔使他高兴。一九三九年四月，梅塔·芮布勒尔在新奥尔良与福克纳相会后不久，她回到了纽约，希望改善她的夫妻关系。翌年一月，她和乌尔夫干移居加利福尼亚，仍然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在那儿，她恢复了她的职业，在那儿，短短的恢复之后，她的夫妻关系破裂了。福克纳听她回到了纽约，就写信给她，将甜蜜的回忆与痛苦联结了起来。他说，他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女人，“一个肉体的痰盂”，然而就他对梅塔的了解，使其他的女人不可能。后来梅塔告诉他，她已动身去加利福尼亚，她的夫妻关系快完了。他回信说，他也要回好莱坞去。在这之后，他写信说，尽管是错误的开端，又长期拖延，他还是来了。然后，在最近的一个七月下午的旁晚，梅塔在她的房间前停了下来，发现他“在那儿盘腿坐着??他的行李在台阶上整齐地堆着。”自从他俩在好莱坞林荫道上散步，去到马索·福兰克餐厅饮酒和吃东西以来，五年已经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变化，福克纳的年龄和情况也不同了。一九三七年，他似乎仍然年轻，每周挣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一九四二年，“看得出他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灰普灰普，眼神“象鹞鹰似的老而谨慎”），他每周挣三百美元。他们不考虑他们不能予以改变的情况，努力再开始，“好象依然当年，时间一点也没有逝去似的，”不料却发现，他们生活在一起，“已不似当年，那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梅培希望重新恢复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建议，他俩努力生活在一起，以保护他们曾经一度知道的东西，福克纳答道，在好莱坞作此打算“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不属于某一特定时间的地方，“南北战争之前的、堂堂皇皇”，在那儿，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可能有过错。”他一旦相信了那种可能的结果，就试图为之。但是他在婚姻方面的经历太多了，他无意再尝试一次，特别是不愿意在他所知道的象好莱坞这样粗糙的象贱价的金属片似的闪闪发光的世界里重复此事。虽然不是那么热情的爱人，然而作为非常讲究的情人和真诚的朋友，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恋爱，而不致损害他们对自己的美妙的罗曼史的回忆。首先，他们在一块儿欢度长长的几个钟头，吃东西、饮酒并且谈情说爱。大多数时间，他所谈的都是旧时的情思：谈到吉尔、谈到梅塔的工作和福克纳的令人沮丧的合同，关于他最近想参军的意图；关于他已经写的一些书和准备写的书。但是恢复了他们“夜复一夜合欢”之后，不久就放弃了它。他们两人都需要更加独立。梅塔作为电影脚本管理员的事业正是红火之际，她需要保护它。福克纳想去拜访杜洛赛·帕克并与其他作家们在马索·福兰克餐厅及夕阳林荫大道或拉努林荫大道的朴勒斯登·斯特尔吉斯的演员们欢度社交晚会。他有时和霍华德·霍克斯及克拉克·佳宝一道出去打猎或垂钓。有时，他和鲁斯·福特一道去参加小丑集会，鲁斯·福特是福克纳当系主任时的一个女学生，在这儿他首先会到她时是个女演员。后来，他想成为她的情人，他将要求将他们的关系“升级”，但是目前他是作为她的“男朋友”同她玩。在这个电影制片厂，他写了一系列电影脚本，其中大多数都是与战争有关的。当戴高乐在伦敦和华盛顿遭到轻视的时候，他的第一次任务的成果被当成废品给扔掉了；但因为好莱坞正以创记录的速度出影片，需要提供足够的电影脚本。《戴高乐传》仍在写作中，他短时间里还帮助霍华德·霍克斯写作《空军》。他放弃了戴高乐传的写作，转而写《解放者的故事》、《一个投弹手的生死搏斗》与《战斗的呼唤》。因为杰克·瓦尔纳对所有的作家都一概予以藐视（他把他们叫作“发育不全的笨蛋们”），在华尔德的作家们都心怀仇视，认为只是听从召唤。福克纳感觉到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其中包括里查德·阿丁登、斯蒂芬·朗斯翠堤和汤姆·杰布对他都是友好和谈得来的。弗里德里希·福斯特是较为知名的马克思派，结果是一个狂醉滥饮之徒和对福克纳的小说的崇拜者。约·帕于诺，特别是题为《路迢迢》的一部小说的作者阿尔贝特·伊沙克（巴斯）·贝仁莱兹成了他的持久的朋友。有一些好莱坞作家，主要是朱里丝·弗仁曼，对文学毫不关心，因而无视福克纳的较大贡献。他们认为他似乎是不称职的。但是福克纳尊重技艺，甚至在好莱坞的技艺他也尊重，即便这个技师似乎陷入黑暗时，他也很尊重。此外，他感觉到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不足之处。他充其量只能将霍克斯给他要作的东西修补修补或改写一下而已。他集中注意于某个特殊镜头，而不愿意去写叙述性的长长的连续镜头和啰啰唆唆而不间断的讲话，电影脚本的其他一些作家们则把后者认为是自己的特征所在。因为他觉得自己密切注视着战争，他认为他的任务的大部分至少都是稍为有点兴趣而已。有少数证明是有吸引力的。假着他老是从事电影工作，那么这种时候至少似乎是对的。“我觉得相当好，”他写道，“头脑清醒，我要写作以便使这个电影制片厂满意。”在第一个十三周期限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等待着，盼望电影制片厂能够很好地实践诺言，给他一个新的合同，付给尚好的薪水。杰克·瓦尔纳用旧合同来拴住他，在另一时期里，薪水只作微小的增加，福克纳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狂饮至人事不省。巴斯和梅塔将他在电影制片厂外藏了起来。几天以后，他回来工作，感激他的朋友们保住了他的工作。但是他是痛苦的，也感到减轻些。他知道，杰克·瓦尔纳待他不公平。他觉得“自己挣的钱比那些在文学上小有名气和在电影上有一点子经验的其他作家们挣的少得多。他为此感到生气。”他急需钱，因此限制了他的选择，这增加了他的愤怒。根据目前的合同，他只能使他的债权人们担心焦虑，要花好几年才能偿清他的债务。为了能够松快些，他要求一个月假期，以便他能够在罗万·俄克过圣诞节。杰克·瓦尔纳同意了这个要求，条件是，他继续写《解放者的故事》。给的钱比他期望的稍为多一点，他和他的家人愉快地过了圣诞节。他的妻子带来的儿子马尔科姆和他的侄女杰姆士·福克纳不久将离开奥克斯福去欧洲或去太平洋，在他们离开之前，他希望和他们谈一谈。最为高兴的是他看见了吉尔，他从来不习惯于她不在。唯一的坏消息是从兰登书屋来的，通知他，他一九四二年的上演税总计三百美元。但这只是证实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将不得不辞掉“至少是部分时间写作的电影脚本作家的职务。”福克纳知道自己必须离开罗万·俄克，以便使这件坏事“有所挽救”，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多省点钱，少呆些时候。一月，他想告假几个月，假期从四月份开始。兴许那时候，他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四月和五月份处去了，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决心动摇了，以饮酒浇愁。六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他搬动来搬动去，或者依靠医生和护士们的照顾，或者靠象巴斯、梅塔与约·帕干诺这样的朋友们的关怀。他讨厌好莱坞和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有点希望这个电影制片厂会使他的合同终止。然而七月份，尽管有六月份的成绩，这个电影制片厂还是采取了另一个要求履行合同的特权：这一次是五十二周之内每周工薪四百美元。他得到自己曾经害怕然而又需要的一项决定的鼓励，回去与霍克斯一道写作《战斗的呼唤》，这是一项他在四月份放弃了的任务。霍克斯一再自居是独立的制片人，雇用福克纳作为电影脚本的作家。不久，这部福克纳早先丢弃的电影脚本作为关键性的考验，浮现在他心头。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假若他既要满足电影制片厂，又使电影导演满意，他立即可以达到两个目标：他可以从“七年的合同中”解脱出来，瓦尔纳兄弟公司现在同意，一旦他写了一部成功的影片，立即撤销这个合同；并且他自己可以得到霍克斯的承认，因而解除他“关于走向暂时破产的再次忧虑。”在福克纳情绪高涨的时候，爱斯蒂尔开始怀疑，“霍克斯先生是否会要他的老秘书回去，”她继续说：虽然现在她既不嫉妒他的寻欢作乐，也没有发现梅塔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虽然，爱斯蒂尔关于有梅塔·杜赫蒂存在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她关于福克纳的热情的根据的想法则是错的。几周来，瓦尔纳与霍克斯一直在进行关于金钱的议论。在八月初，即福克纳给爱斯蒂尔写信几周之后，他在情中大体讲了他的旧希望的另一种想法，即将自由与财政安全结合起来。这时，霍克斯离去了。福克纳一听见放弃了《战斗的呼唤》，就向最近的酒吧间走去。他竭力绕过一次失败，请假离开。他要求离开六个月，不领薪金。到八月中旬，他可以离开了，虽然期限规定是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福克纳竭力在加利福尼亚写作，既在他在海兰德的房间里写，也在邻近的平房里写。他希望而且需要“开始写一，但是她关于福克纳的热情的根据的想法则是错的。几周来，瓦尔纳与霍克斯一直在进行关于金钱的议论。在八月初，即福克纳给爱斯蒂尔写信几周之后，他部新小说”并且写些新故事。他在给哈罗德·欧伯尔和罗伯特，哈斯的几封信中提到了计划的日程安排。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送给哈罗德·欧伯尔一首关于青年飞行员在当年的“题为《老练的空中英雄》的三页长的一首诗。”你还有一次飞行巡逻，去引导年轻的人们，他们和我们当年一样，要求的只是死，不是为新的重利盘剥者所搞的新的出卖去死，这帮人有着同样的旧的错误和耻辱。但是战争和关于战争的电影加上黑尔登和一些合同主宰着他的通信，甚至充满了他的生活。几年来，他一直需要和进行短途旅行。但是现在，他的短途旅行把他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并且呆的时间太长。他一回到奥克斯福就操持起他熟悉的事务，似乎希望它们会帮助他重新捕捉某些被忘却的节奏。他检察了罗万·俄克需要修缮的地方和在格林菲尔德农场照顾好牲口、粮食和装备。在奥克斯福《鹰报》对他的一次访问中，他表明，他一直在进行写作，因为他的合同将他写的一切东西都给了瓦尔纳兄弟公司，他才只是停止了出版。但是甚至当他谈到一些新故事和一部新小说时，他的忧虑加深了。他早年曾经忧虑用空话代替行动；如今他担心用计划的空谈代替写成的作品。九月底，他终于恢复了写作，他用多属于好莱坞的风格和题目来写。这时，霍克斯为《战斗的呼唤》一书出去了，福克纳与导演亨利·哈萨魏及制片人威廉·巴契尔谈与瓦尔纳兄弟公司毫无关系的一个计划。在这些谈话中，他们达成了几项协议：第一，他们将进行合作，以制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无名士兵的传奇为基础的一部电影；第二，那部传奇必须是一个激情的故事；第三，除他们可以分享这个电影脚本外，福克纳可以写他自己的一部小说或戏剧；第四，在解除了和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合同之后，他可以提前写一个提纲，然后写整个电影脚本。“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东西，”福克纳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它将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字。它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因此现在可能不会被接受。我正以便概的方式将其写出。”在一九四三年开始写的这部著作，福克纳花了十年功夫才将其写完。也是将近那么久，才给它取名为《寓言》。在快写完的时候，他根据了解认为那是他的一部杰作。写这部著作证明是超乎他想象的困难。在好些年里。他删去的页数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这部书中实际上每个场面的修改或废弃的稿子。他的体会是既疲惫不堪又欣喜若狂。“假若我年纪更大一点，有这部巨著传诸后世，”他写信给萨克斯·康敏斯说，“那么我几乎就想在这儿把这支铅笔弄断，扔掉。”他指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对一个吃惊的熟人说，这里有“这部书的稿子，它可能是我们时代里在一九四三年开始写的这部著作，福克纳花了十年功夫才将其写完。也是将近那么久，才给它取名为《寓言》。在快写完的时候，他根据了解认为那是他的一部杰作。写这部著作证明是超乎他想象的困难。在好些年里。他删去的页数就堆成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在这部书中实际上每个场面的修改或废弃的稿子。他的体会是既疲惫不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然而，尽管写作非常艰辛，心情变动不居，这部著作的基本特点则是早就确定了的。比他所写过的其他任何书，其中包括《去吧，摩西》一书，他的这部新著作在思想上更加戏剧化一些；他心中的想法打一开始就具有深思熟虑、抽象和教导的性质，因而它更加是寓言的而不是对比的。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个新计划反映出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作用的基本概念的一个转变。他说，这个战争是“不适宜于写的。”它侵害了生动性；事先就赢得了注意，使艺术无能为力。而且它是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当时他“太年轻了不会不受感动”，然而又太老了以致不能参加战斗。他既感到事变的戏剧性又感到有解答的需要。他写信给他的继子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一个男人，不管他多么聪明，都坚持他的丈夫气概要得到公众证阻，即：他的勇气和毅力，他愿为他的祖先们成长的祖国牺牲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证明他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干得那么多，然而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可他不愿意承认，他决不会知道响应集合号的光荣。另一次难以捉摸的战争之后，他计划着写一些故事，意在表示一个英雄的愿望和表现英雄的光荣。几年来，他为那些计划一直感到不安，甚至当他感到不愿意、不能够放弃它们时，也感到不安。他将他的英国皇家空军肩章上的一颗星送给他家庭的一个战士，解释道，他在德国丢掉了他的军人身份证明牌。兴许他的侄儿的指挥官会让他戴上这颗星，作为幸运的护身符，他知道，这颗星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当过兵的教父送的。但它与他正在考虑的昔日的光荣的一些故事或象征没有关系。它在战争期间的作用小，战后却起了大的作用。虽然小伙子们认为“在战场上，肯定是自由第一”，“当人们又回家去的时候”，他仍然“穿着便服在那里为我们照看东西”。虽然他太老了不能作战了，他可以写作电影歌颂英雄们并且写成文学作品劝告他们，使有准备和鼓励他们。写信给他的继子和侄儿说，（如他所表明的）这些人想“长期当兵??并且太受说教的影响了。”他依然决不认为，只是照料照料就是适当的任务了，他更深的意图是集中于战后的日子。“兴许那个时候，老人们的时代又会到来。”自然，这个问题在于较老的男人们那时可能作的是什么，特别是象他这么一个“啥都不会做，只会使用语言的男人”能作些什么。他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必须处理两个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他原先预料之中或者原先就希望出现的，其中的一个变化是熟悉的，另一个变化则令人吃惊，这两者，他都在给马尔科姆·弗兰克林的几封信里讲得详详细细。马尔科姆已经成了他“亲爱的儿子”。“我们总是在和许多旧的错误与可惋惜的事作斗争，它们既是我们每一代人继承下来，也是产生出来的。我们将赢得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打扫干净这个世界，以便使人们又可以在其中和平地生活。我相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的。”假若这是对的，他所预期的第一个变化似乎是明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类型；那么第二个变化就几乎是幻想的了。已经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定会形成的情况，即到达和平的序幕，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必然会预示一个种族公正的新世纪。他写道：“一个中队的黑人飞行员曾经终于说服了国会，让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去报效他们的国家。当他们在盘特雷利亚岛①那样做的时候，一群白人暴徒和一些白人警察却在底特律杀死了二十名黑人。假若你和我及我们中的其他几个人住在刚果，那儿七十五年前就以一个敕令获得了自由；我们自然不能和黑人们住在同一个公寓小屋里，也不能经常乘坐同一辆汽车，不能在同一个饭店里就餐，但我们是自由的，因为伟大的黑人神父是那么说的。”随后有了一个战争，“至少我们可以说服伟大的黑人神父让我们也参加战斗，”不料得到消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我们的人民有二十个“被平民和警察的混合暴徒所杀害了??你将会作何感想？”“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变化，”他接着说。“如若不发生变化，政治家们和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们不被迫讲出漂亮的政治术语；即口若悬河他讲些什么自由、自由权、人权，那么你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将会蹉跎掉你们的宝贵时光，那些不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是白死了。”虽然福克纳知道，他不得不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然而他无意等到可能发生的变化结束之时。在战后时期，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我可以作的单单是使用语言，我的任务将是重新整顿世界，以便全人类可以在和平中生活。”他早先就写过，“较老的人们的时代将要到来，我们这些人象我一样，对国事的发言是清楚的，我们太老了不能当兵了，但是还没有老到我们也变成了另一批老朽不堪的老人，在此时刻眼睁睁看着退后到过去的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时代去。”福克纳关于作为临时性的战争观点和他作为个人分水岭的关于战争的思想比较起来，在艺术上是没有地位的，这终于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已经写的那类小说的终止和他正在准备写的这类小说的开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长了离开的时间以便写完他从九月份就开始写的梗概。到一月，他开始予以修改时，他关于这书的思想变了。现在，他知道它是一部书而不是一个电影，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写它。他思想中的教训主义仍然保持着，一点没有减少。他在九月份把这部著作说成是“一个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可是他在一月份，却把它说成是一个论据，其要旨是人类不敢糟蹋掉其保卫和平的“最后机会”。福克纳预料到战争可能使其发生的变化，他终于是不足为奇的——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已经写的那类小说的终止和他正在准备写的这类小说的开端。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延长了离开的时间以便写完他从九月份就开始写的梗概。到一月，他忧虑，这将超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准备从短篇小说和小说变动到说教性的故事和寓言，从拐弯抹角变为坦率，从“毫无影响的”小说的形式变成至少对变化起辩论作用的形式。但是他觉得时间正在耗光。“我有着相当好的才华，兴许象同时代的任何人那么好，”他给哈罗德·欧伯尔写信说。“但是我已经四十六岁了。因此，我的意思是不久将会使‘有’变成‘有过’。”假若战争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生活在战争中是太糟了”），钱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形势却迫使他花出很多时间去挣钱。然而他已经预料到一个更危险的问题：写作他的寓言会是痛苦而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写得为那么快了，而且也因为他在试图掌握一种文学的样式，这是和他的才华不怎么相称的一种样式。梗概已经修改完，现在是“加工使之华丽”的时候了。虽然他一方面希望延长离开的时间，以继续写他的寓言，他仍然要去魏斯特旅行，比起一年以前，他也不那么害怕了。中断的时间长一些特别有助于使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上来。兴许他能够写出他旧的半年计划的新的改写本。假若他知道呆在好莱坞与在奥克斯福有着同样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可能发现这几次旅行并不那么会引起破坏作用。他所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保持他的生活的两种情况，使之互相“隔绝”起来，以便使他不得不做的工作不致玷污他希望去做的工作。福克纳回来后不久，将他在海兰德的房间与巴斯·贝仁莱兹及他家人的一间备用的房间作了调换，后者刚好在山塔·孟尼卡北的一个景色宜人的地区。虽然这个房子离电影制片厂有几英里远，他没有汽车，可住在那儿写作很好。他喜欢和巴斯的交换，周围景色绔丽，他不那么感到寂寞了。在几个月的写作中，他也进展比较顺利。在困难重重的开头之后，似乎他可以与哈尔·瓦丽斯合作写一个关于罗伯特·李·斯科特与飞虎队的电影了，他开始写作以恩斯特·海明威的《有与无》为基础的一个电影剧本。即使作朱里丝·弗仁曼的合作者，福克纳也觉得《有与无》是自《转向》以来，好莱坞提供给他的最好的工作。虽然，这个电影是由瓦尔纳兄弟公司作财政上支持的，可是这个商业冒险属于霍克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当杰克·瓦尔纳走近布景时，他干脆就停止了工作。霍克斯宁愿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工作，尽管开点玩笑也不碍事，他有一套笼络他们的技巧。因为他喜欢在他走过的时候，即席演奏，他的作家们在工作上能够与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梅塔·杜赫蒂在那儿，汉弗莱·博加特、劳伦·巴卡尔与霍基·卡米契尔也在场。几年以后，福克纳对《有与无》的明星汉弗莱·博加特表示特别倾慕。但是他租霍基·卡米契尔饮酒、谈天，兴高采烈，他并与劳伦·巴卡尔一道仔细观看和工作，也兴致盎然。“她象一匹小马驹，”他对鲁斯·福特说。五月，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写作完稿了，他在这个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座私房里租了一个房间。除了感到他对贝仁莱兹一家打扰太久之外，他已感到越来越心绪不宁，因为他的债务已经减少了，他希望在马索·弗兰克斯俱乐部消磨更多时间，以便和朋友们谈天和宴饮，不仅与梅塔，而且还要和珍恩及约·帕干诺，后者是瓦尔纳兄弟公司的一个作家，他离开了科洛拉多州，希望成为一个小说家；与欧文和贝蒂·弗朗西斯，后者来到加利福尼亚，希望挣很多钱，以便回新奥尔良去；还要与爱德蒙德·科恩交往，他是一个艺术家，靠出租费那德尔菲亚和布鲁克林的住房维持主活。但是它的成员们都共同有着几项偶然的兴趣以及有几个明显的兴趣。欧文·弗朗西斯是托姆斯·乌尔夫的朋友，后者是福克纳经常赞誉的一个作家。象福克纳一样，爱德蒙德·科恩喜欢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有约·帕干诺和爱德象德·科恩似乎读过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然而这个组里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福克纳讲家庭、斯诺普斯家族和他们的计划、密西西比的森林和林中的鹿、熊与浣熊。若干年后，“贝蒂·弗朗西斯回忆起他讲家庭和森林中小动物的习性的一些“小东西的故事”的情景。她说，它们都是字斟句酌而又有趣的故事，“用辞的真正含义上美极啦，”特别是对在好莱坞在生活上遭到不快的某些人来说，更其如此。福克纳关于《有与无》的作品“在整个电影制片厂为他赢得了很大的敬重”，而他对这件事则处之泰然。他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任务，仍然同吉利·华尔德之类的人在题为《该死的，不要喊！》和《唐璜历险记》的电影脚本上进行合作。这时，他旧的忧虑增加，他不能克制了。一月，他回到了好莱坞，希望进行写作。五月中旬，他的稿子仍然没有变动。他在“争斗与恐怖时期”在电影方面的极大努力只证明它们自己与其说是无所成就不如说是大大加深了他的感觉：艺术是留下来传诸久远的东西之一。然而他自己仍然要靠创作：他决不会长久地停止写作而不感到损失，并害怕他绝不会找到回头的路。“我什么时候和假如再干，”他告诉哈罗德·欧伯尔说，“我将写信给你。”但是他没有作出承诺，没有引起怀疑。甚至也不希望重新得到赞誉这减轻他的沮丧情绪。五月初，他开始写回信给马尔科姆·考莱。考莱计划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以有助于“矫正福克纳的价值与他的声誉之间的差距，”他希望知道福克纳是否会见他并回答关于他的经历和目的的问题，以表示合作。福克纳关于“传记部分”是有保留的，但是他高兴会见和谈话，并表示感激。“我非常希望这篇文章写出来，”他说。于是，他似乎瞥见了这次与命运攸关的通信的意义所在，他继续表明他保持着的抱负，尽管他已经感到疲惫了。“我（在四十六岁的时候）怀着自豪的心情认为，我曾经为我的专业（是选择的还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知道）工作得太辛苦了，但是我相信并非虚夸，而是充满了自负，但也是自卑的，我太??以致在我的无意义的编年史中不能留下似乎比我准备留下的印记较好的印记。”需要幸福的舒适和相当大的毅力才能避开极度的颓丧。这种舒适在春天时达到了。当时福克纳开始找一套大的房间，足够他、爱斯蒂尔与吉尔住。四月底，他找到了一个。他写道，这套房间小，没有庭院，但是“幽静、方便又并不邻近好莱坞。”这同罗万·俄克是一个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喜欢它，至少一家人可以住在一块儿。对福克纳带爱斯蒂尔和吉尔到加利福尼亚的决定一事，梅塔·杜赫蒂觉得被骗了，她不再去见他。福克纳从一个令人头痛的任务换成另一同样头痛的任务，从《雾都伦敦》到《吾侪中的陌生人》，然而仍然不能写小说，据他回忆，他比任何夏季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在一九四四年六、七、八月，爱斯蒂尔较小地，吉尔则较大地充实了他的生活。他挣的薪水为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时的三分之一。当年他租了一幢宽大的房子、仆人房间住着一个厨子和一个司机，住得满满的。如今，他们有一个小的套房、没有仆人和汽车。然而他们的生活既不那么辛苦，也不那么令人陶醉。他们参加少数的社交集会，作一般的游览并且经常在外吃饭。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庆祝吉尔的十一岁生日。随后的几周，她在伊利莎白·泰勒上学的学校里上骑马课。在星期天除外的零星的日子里和大多数情况是在周末，她在杰克·霍斯的格林德尔训练赛马的马厩旁骑马，有一次是和她的母亲一块儿骑，经常是和她的父亲一道骑。那年夏天，因为骑马使得吉尔快活，骑马减轻了福克纳的工作。他为工作苦恼，准备辞掉，假若吉尔不高兴，就带她回家。但是骑马使吉尔更接近她父亲。福克纳遗憾他们经常分开，他知道。她的童年快要结束。福克纳珍惜那个夏天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光。虽然他自己的童年不时被失望与痛苦所打断，他仍然满怀深情回顾年少之时。童年以后的年年岁岁，他寻求似乎在起作用的规则而一无所获，探索事先没有加以简化的做事的方式也毫无结果。现在他越来越被一种思想所纠缠；即他不仅精力在下降，而且他已经失败了。他通过吉尔，去回顾自己的童年，回忆起只有这么一次，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是完整的和幸福的，无需想象的驯服就可以接受，他曾经一度把这叫做定期的整形美容术，但是他最经常把这想作是实际的升华。他仔细地看着吉尔从拍岸的海浪中走出来的时候，巴斯给她拍的一张照片，他看不见在她面前展现的象梦一般的世界，而只是正在消失中的世界。虽然他知道吉尔的童年是痛苦的，他仍然认为童年是生命的最好部分。“童年很快就要过去”，他对他的朋友说，“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假若福克纳被授与的是另一个可怜的任务，他大概不能忍受吉尔和爱斯蒂尔离开去奥克斯福，并开始另一个学年。从五月到八月，他从一个电影脚本到另一个电影脚本，找来找去都找不着使他中意的。八月，他开始为霍克斯写作关于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呼呼大睡》的电影脚本。虽然朱里丝·弗仁曼在电影表演方面小有声誉，但是福克纳的主要合作者是一个叫莱·布拉克特的青年作家，他和这个年轻人合作很融洽。如他的年轻的合作者后来写的，因为他仍然想写“不适合于演员口头顺畅他讲的”对话，他们不得不在试演中一再修改。但是霍克斯喜欢那种办法，汉弗莱·博卡特与劳伦·巴卡尔也已习惯了。在《呼呼大睡》电影仍在拍摄之际，福克纳继续有节制地艰苦写作。十一月中，稿子写完，他的身体实际上已经垮了。他又和朋友们生活在一块儿，有几分是为了节省开支，有几分是为了减轻生活上的孤寂，有时他也骑骑马。但是似乎毫无效力，甚至梅塔·杜赫蒂也没有办法。听说爱斯蒂尔已经离开，福克纳狂醉滥饮，梅塔又来看他。他们一道为《呼呼大睡》工作，相互间按时见面，他们又部分地恢复了“当初”共同享受的甜蜜生活。但是现在他几乎已离开罗万·俄克一年了，也不再写作。“有时我想到假若我更多地接受治疗或写电影脚本，我将失去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任何能力，”他说。七月，马尔科姆·考莱已经写完，提醒他已经知道的情况：在出版界里，他的名声很坏。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考莱在三篇论文的第一篇里一开头就呼吁对福克纳的成就作一个重要的重新评价，并提醒读者们福克纳的十七部著作只有一本还在出版。孤寂和消沉纷至沓来，福克纳开始更多地喝酒。他的朋友们，特别是巴斯、梅塔和约·帕干诺竭尽所能照顾他。他们知道他对于他叫作炉灶和监狱的地方多么讨厌，他们竭力亲自照顾他。他们在工作上顶替他；夜里，他们尽量把威士忌藏起来或定量给他一点。有时仍有这样的情况，他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只好将他带到谷地的一个私人医院去。鉴于他的朋友饮酒暗含着对身体的自我戕害，巴斯就努力劝说他。“不要走那条路，比尔，”他说，“你太宝贵了。”但是照顾也好，要求也好，一概不中，都不能阻止福克纳。终于他请假离开。他需要出去，他愿意停止工作三个月，不拿报酬。假若他们让他起程回到密西西比去，他甚至于可以同意利用自己的时间进行追加的重写，不取报酬。十二月十五日，他回到了罗万·俄克，一周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写信给考莱表示感激，并回答所提问题，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痛苦。他说，南方对他并非特别重要，它只不过是他知道的这样一个地方，既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坏。他继续说，生活“是一个现象，但并不是一个新奇的事物，和疯狂的越野赛马一样是漫无目标的，在此时间内，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然而被诱陷的思想却消失了。他决定可以延长离开到六个月，他觉得不仅可以“不受好莱坞拘束，”而且可以不受它的控制。“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六个月，在家十二月十五日，他回到了罗万·俄克，一周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写信给考莱表示感激，呆六个月，现在我已经习惯这样了，并且可以把电影工作集中起来在另一个房间去作。”一月，他又写作他的寓言，已经安排好在兰登书屋出版，“据说，假若采用此稿，大约在三月份可得预付稿酬两千或三千美元”。他写信给出版商们说，谈到他整个事业的大部分，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诗人，只有灵感和强烈的信念及对他正在作的事情的价值和真理的信心以及对修辞的无限勇气（个人的乐趣也在其中，我得承认这一点），至于对其他则知之甚少，也不关心。”现在他正在“写和改写，推敲每一个词。”这个改变意味着，现在写作会占去较多时间，这个事实苦恼着他，但是他认为那标志着新的成熟：“我已终于成熟了”他说。实际上，他的新著作表明是不同种类文学的根本转变。似乎他写作的才华以前与其说是从属性的，不如说是压倒的前意识的，如今已变成完全是自觉的了。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他指出，他总是“着意描述人物而不是描述概念，”甚至在他的结构上最为复杂的和实验主义的小说里也是如此。他说，考莱对《押沙龙，押沙龙！》的看法是对的，“我首先（我仍然认为）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好故事，我相信昆丁可以比我在此情况下讲得更好。但是我感激地接受你们所有的推断，即使我在写作中没有有意识地并同时地同意将它们写进去。”另一方面，在他的寓言里，他每一步都使思想和象征主义有意识地、同时地和故意地表达出来。几年后，他写完《寓言》之前不久，福克纳描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他的全部传记”——透露出来是一个轶事或寓言：一个有意义的梦，安德森在其中把自己描述为，“牵着一匹马沿着乡间道路走了几英里，他试图将马换一宿的睡眠——不是换一张床过夜，而只是换睡眠本身。”在福克纳关于安德森的梦的解释里，这匹马成了安德森决不能全部接受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而安德森的生活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曾经以“幽默、坚韧与屈辱，但主要是以坚韧与屈辱，而献出的东西，去换取有利于他自己的梦想的纯洁与完整以及艰苦而坚毅的工作与成就的”一个世界，“《温尼斯堡》、《俄亥俄》和《蛋的胜利》是这些成就的征候与朕兆。”福克纳对安德森的梦——寓言的解释在几个方面是有趣的：其中之一我已指出过，在了解他自己的诗歌的矫揉造作的风格方面是有用的。但是福克纳关于安德森对“精确性的探索”的描述对于福克纳在写作《寓言》中的实践也有很大关系。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辛辛苦苦、冗长而令人生厌并且不知疲倦??好象他对自己说：‘这无论如何都将是、应该是、必然是无懈可击的。’似乎他写作甚至不只是为了消磨经常关心的、永不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望??而且也是为追求对他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东西：甚至不只是为了真理，而且也是为了纯洁、纯洁的准确性。”早先在福克纳从诗歌转向小说时，他已学会了相信据说他自己正在等待的价值和隐含的形式。现在，他在写《寓言》，正“推敲着每一个词。”他似乎相信假若“他保持了风格的纯洁和完整，”那就够了。他所想到的新的成熟因此非常象他作为诗人的实践。他正又一次使自己专心致志于极端纯洁与考虑周窃的普遍性，其特点大概甚至更不符合于小说而符合于诗歌。结果有几个。一个大的结果是：福克纳似乎事先没有解决重点和方向的问题，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在他所有的小说中，现实主义和令人惊讶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在他的全部小说里，我们碰到了重复发生的主题和一再出现的事件；碰到了大概不可能的，甚至不熊令人置信的事件以及明显的独特性和偶然性。但是甚至在他小说中的最抽象的篇章里——例如《卡尔卡松》——都是以令人神往的形象开始而不是大道理；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就是以引人注目的人物（加地·康普森，汤姆斯·萨特彭）和今人神往的形象（如地爬上树、萨特彭敲大厦的门）开始的。为了期待那样的人物和事件出现，他发现了实现探索和产生意义的情节。但是他的新著作的几个已知事实——《无名士兵的传奇》、《耶稣受难的故事》和将这两者揉合进《寓言，兴许是对战争的控诉》里去的想法——是那么截然不同以致必须使他的小说方法的特点来一个逆转。似乎他已开始试图使不足凭信的东西质变为实际的东西。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全力以赴地在追求文体上的完美而且追求道德上的倾向，不仅追求纯洁而且追求预言的现实意义。几乎是深思熟虑的梗概，其写作与其说是很慢不如说是规模宏伟：“写完这部稿子还要花一些时间，它可能是我的史诗似的诗??我大约有十万字，现在我把它们改写为大约一万五千字。”从考虑那么周密的一个方法出发，象对自己和事业的直接考验的某种东西似乎会随之而来，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象写作一样，这个考验证明是缓慢的、痛苦的而且不过是部分地具有决定性的。他对自己已经写完的和正在写的稿子的价值拿不准，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陷阱，并且时间正在花光。他总是处于“或者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或者隐居起来艰苦创作”的危险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绕圈子了。为了变卖自己，他必须“在大约六月一日”回到瓦尔纳那儿去。他做着“一个寻常的毫无根据的模糊的梦”，梦想着在他写完他的书时，可以挣足够多的钱，以便继续活着。他已经得到一个普通的结论：“除了电影以外，他绝对挣不到足够的钱以呆到偿清债务。”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欧洲胜利日后的一个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决心“改写整个事实，”以继续完成他的《寓言》。几周里，他遵守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时间表：在去电影制片厂之前，他每天写作四个小时。他和贝仁莱兹一家住在一起，并和巴斯一道使用长期票乘车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回忆他去年十二月以来他按纪律进行写作，饮酒有所节制。在电影制片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题为《种马之路》的小说。他相信可以使这个工作不致干扰自己的写作。据朗斯翠堤回忆，他的电影脚本是“激昂的、精彩的、狂热的”；虽然它与这个电影制片厂的要求相差很远，可它是“一个卓越的著作，”以后可能“制成一部新潮流影片。”结果是，福克纳的规律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常常需要额外的钱，他接受了一个同时兼两个职业的工作，在一个非瓦尔纳兄弟公司财产的珍·雷诺电影制片厂兼职，以乔治·舍辛斯·皮里的题为《秋天在掌中》的关于佃农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后来，他同意与马尔科姆·考莱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纳袖珍本》上进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圣殿》外，都不再发行，出一个选集显然是无碍的。此外，考莱心里打算的（将他的“整个著作”用图片介绍出去）象他几年前就设想的一个计划一样在他耳际回响：“让我们想一切办法写关于我的不足凭信的县的一本金韦。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点那种性质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从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按字母顺序排列。”福克纳写信给考莱，表示非常激动。他同梅塔交谈和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表示越来越沮丧。几年来，他一直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关于合同的几个诺言，他在奥克斯福写作会付给更多的报酬。但是这个电影制片厂在六月着手履行黑尔登合同中关于另一个五十二周在规定时间内选择购买的特权。杰克·瓦尔纳继续大放厥辞，说是以每周三百美元买下了美国的最大作家。福克纳有时觉得，他可以对付好莱坞，限制其要求，完成交给的任务，同时进行他自己的写作。但是自从他写完对于他关系重要的作品以来，三年的时光已经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书决没有出售，也不再发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劳动”（创作我那不足凭信的家乡）来挣钱。但是他“还有少数东西可以加上去，”并且他需要对好莱坞进行选择。他可以试行另一种受雇写文章或写社论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里写就成。“我认为对好莱坞的一切，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不妙、情绪低落、害怕蹉跎掉时光。我认为有某种崩溃或垮掉的大多数征候。”一个月前，福克纳试图同威廉·黑尔登达成一项协议。过去三年间，黑尔登曾经不断收到福克纳的所挣收入达百分之十。但是黑尔登已经协商的一个可怜的合同没有顾及他的受委托人的利益。这个合同既无法律地位，对于黑尔登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虽然他已经收到的钱比福克纳收益的还多得多，可是他还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纳不予停止并任其生效几年，黑尔登就可以又赚到两万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纳要求不受合同约束，黑尔登在两年内每周只直接支付给福克纳一百美元。几周来，福克纳继续试图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电影制片厂以及他的代理人一点也不让步。瓦尔纳兄弟公司坚决要求，作为离开的一个条件，他将他创作的一切作品的权利转让给该公司；黑尔登站在电影制片厂一边，他说，除非福克纳接受提出的计划，他将起诉。福克纳遭到顿挫，疲惫不堪，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问他：假若他干脆退出合同，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欧伯尔的回信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设想，肯定瓦尔纳兄弟公司必然有着某种羞辱感，即使黑尔登没有这种感觉。欧伯尔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纳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开出来”。假定可以将黑尔登与杰克·瓦尔纳撇开不管，福克纳有了充分的把握。他“离开了好莱坞，结束电影脚本的写作。”他不愿接受这个电影制片厂的或黑尔登的建议，他不能在好莱坞呆下去了。这最后的几年，他越来越接近于失望，他感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兴许从来就不是“值得活的”。九月，他向梅塔·杜赫蒂告别，依依不舍。梅塔尽管受了创伤，可她仍然希望，他们可以设法结婚。她爱着福克纳，似乎很少注意到他坚持避免每天和她一块儿生活。几年前，他已发现，他要求从他们的爱中得到的是什么。如今年龄与年龄引起的一切实际情况交织在一起，他的愿望更加清楚，爱情是为了值得回忆的永恒的罗曼史，而不是享受另一种不完美的爱情。这甚至比受到控制或陷入深渊的威胁还大，这是一种以某种蹩脚的方式失恋的威胁，经常萦绕他的心头。他希望自己是温情的和支持这种爱情的，但是他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虽然他宁愿对任何事情都无忧无虑，可是他宁可有一种对别人的忧虑：“我知道，”他后来给她写信说，“那种忧愁是爱情的无法排遣的缠绵之情，它使爱情凝固在一起；那种忧愁是您唯一能够承受和保持的情感；你所失去的是珍贵的东西，因为你决没有机会去享受尽它，因而拙劣地失掉了它。”梅塔·杜赫蒂接近一个她不能完全了解的男人，她在痛苦与爱情之间翻来覆去；他离开之前的两个夜晚，她拒绝了他；他们最后一个晚上在一块儿，她原谅了他，紧紧地将他抱着。翌日清晨，他首途密西西比时，她伸出的手是他抚摸着的最后一件东西。在他刚归来的头几周里，福克纳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八岁生日并且在为《声音与愤怒》一书写“附录”，这个“附录”是他答应给《福克纳袖珍文集》写的。他写时没有看《声音与愤怒》一书，没有顾虑到有不一致的地方，并且在他写他的一些人物时似乎写得那么栩栩如生。信手挥来，很快就写成了。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将康普森的故事变成了这个家庭的家史，时间跨越一六九九年到一九四五年。虽然它与考莱约克拉帕陶法的金书毫不相同，可是与福克纳曾经认为是他自己的金书的萨多里斯家谱颇为相似。后来他讲到这部书，认为是他的故事的第五次讲述，并且是使他的故事趋于完善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最后这个附录不只是一个旧计划的恢复，也不只是一个旧故事的重谈。从几个方面，它意味着，福克纳越来越接近于：用他自己的小说来写成小说。年岁、遭到忽视和好莱坞对他的才华和事件所起的影响，使他忧心忡忡。他正在把长期忧虑变成小说的素材；附录所代表的不只是已出版本的扼要重述，而是对行云流水似的回忆的修改。福克纳回溯康普森家族的起源和肇始，引导我们作了一次旅行，从苏格兰经由卡洛林纳和肯塔基州到密西西比州。他唤起我们对名叫艾肯摩塔布的“流亡的美国国王”，名叫杰克逊的一位总统及名叫“布恩或布恩尼”的探险家的回忆，将我们引入到美国历史中去。此外，他把康普森大厦的建筑师描述成的一个形象显然使人们回忆起萨特彭的建筑师。甚至康普森“用汽艇从法国和新奥尔良带来的”家具也令人回忆起萨特彭的进口的一些珍品。虽然某些人物，明显的是佳森、本基、狄尔赛和拉斯特尔似乎有小小的变化，昆丁似乎由于某种原因简略了些，而加地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了。福克纳抛弃了迂回的写法，对加地的经历作了描述或扼要的叙述，我们在这个描述中看见她和一个德国参谋长站在一辆豪华的轻型轿车旁。虽然福克纳对加地的处理是怀着恻隐之心的，他勾划出了她的命运，在某种程度她的命运比他所表达的夏洛蒂的命运还要可怕。狄尔赛将可能是加地的一张照片拿在手中，仔细地将它包起来，也没有去辨认它，就细声地哭了起来。她知道她并不需要了解那是不是加地，“因为她清楚，加地并不需被拯救，因为她所丢失的比失掉的任何东西都珍贵，因而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拯救了。”十月中，福克纳写完了这个附录。他也试图删节包括对考莱的长篇介绍在内的传记素材，特别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素材。他终于胜利地实现一个显然的双重战略：他劝考莱时只是说，他在一九一八年是英国皇家空军成员，这样他就避免了承认自己没有在法国英勇地服过役。一九四六年四月，《福克纳袖珍文集》发行时，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福克纳作为一个挂彩的英雄的地位。一九四五年底，他什么也不想作，一九四六年初，他几乎是很顺利的。十月，他决定直接向杰克·瓦尔纳要求。他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电影脚本作家的失败，认为这个电影制片厂给了钱而收获大小。鉴于自己已四十七岁，他指出他已虚度了年华，而这对他是宝贵的。“我不敢作任何蹉跎了??因此我再次要求，这个电影制片厂解除我的合同。”这是一个灵活的借口，但是它过高地估计了瓦尔纳的起码的仁慈。答复来自瓦尔纳的辩护律师而不来自瓦尔纳本人。它拒绝了福克纳的要求，建议他立即签署一项告假协议并签字他曾经拒绝签字的一项任命。福克纳决定不对瓦尔纳提进一步要求，准备进行写作。他写完了同意给考莱的素材。之后，他顽强地写作他的寓言，没有建立起任何节奏，也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他的注意力倍遭分散，一方面受到法律诉讼的威胁，这项诉讼可以迫使他去完成黑尔恩登的合同，另一方面受到银行户头日益缩小的威胁，可能使他挨饿，这两方便的威胁可能迫使他向合同就范，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二月，他已经听天由命，准备于三月份回去。在他决定的动身日期之前几天，哈罗德·欧伯尔与罗伯特·哈斯介入此事，准备作证明足以使他解除两项分散精力的压力的任何事情。他们促使他在奥克斯福等待，要求杰克·瓦尔纳的知交本涅特·赛尔夫进行调解。瓦尔纳由于他认为是实业家而不是可鄙的人的恳求，他同意了：瓦尔纳兄弟公司同意给福克纳一个无限期的假期并且放弃对他的小说的要求权。福克纳得悉瓦尔纳的让步，并且被告知，兰登书屋公司愿意在他写完他的寓言之前，每月给他预支稿酬五百美元。福克纳感到盍然轻松。他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给哈斯写信说：“我觉得很好，现在我很高兴，感谢哈罗德和您。”不久，由于《福克纳袖珍文集》的出版和对这本书的评论等好消息，福克纳的精神为之一振，最后考莱的计划有助于开启一个对福克纳成就的重大的批判的再评价。这更立即有助于说服兰登书屋公司以当代的文学版再版《声音与愤怒》和《当我弥留之际》，而这又有助于使他的其他小说再版。在夏天，哈罗德·欧伯尔告诉他，RKO要买《死的拖延》和《光荣》的版权，卡格尼作品出版社要买《两个士兵》的权利。这些销售的总值在一万美元以上。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担任了他经常盼望的影片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他可以在奥克斯福干得挺快而收入可观。他很快发现，问题是创作。在写作顺利时，他经常就是如此，他笔耕很紧张，相信他的寓言将是他“文学上的巨著”。写作进展慢的时候，他认识到他的小说的新体裁对他多么不同而艰巨。写作停下来时，这也是经常事，他开始害怕好莱坞会葬送他，他简直要耗尽精力。有时在一些日子里，他写得慢了，厌烦了，似乎现在干就凭坚强意志。这不仅仅是，他写了的那么多字是给大家看，而是他必须交给兰登书屋看。他总是写得很多了。问题是更深刻的，它涉及每件事情。整个过程已经令人苦恼。他产生“错误慢些”，“纠正得在奥克斯福干得挺快而收入可观。他很快发现，问题是创作。在写作顺利时，他经常就是如此，他笔耕很紧张，相信他的寓言将是他“文学上的巨著”。写作进展慢的时候，他也慢些。”这些年来，他已惯于接受预支稿酬，他曾经被人嘲笑，“忙于向兰登书屋借钱，”已经无暇进行写作。另一些时候，他曾经把自己描述成是他所知道的“从代理人处获得预支稿酬的”唯一作家。如今他已变得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小，开始觉得，哈斯和欧伯尔也肯定必然会感到忧虑的。他似乎不能写任何新作的时候，他们怎能继续预支稿酬，或者他又怎能接受预支稿酬呢？早些时候，他自嘲，他需要“保持经常”从他的代理人那里拿预支稿酬的特点。现在他要他的出版商和代理人知道，他们可以停止其原先开始的预支。他写道，任何时候，你感到你已经做得太过了头，“我也有此同感。”因为感到前途渺茫心情更加烦躁，福克纳开始比较经常地到格林菲尔德农庄去玩并且更加不顾一切地骑马。他时常谈到作较长的旅游。“这里的生活沉闷。”他给考莱写信说。“我需要某些新人，大概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他给哈斯写信说，兴许他应当到纽约，去告诉他们关于他正在写作的故事。他们会知道，这条路走向何处，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人们把他已经写作的东西认为是他所目睹的“全部典范”，他是承受不住的。两方面的发展改变着他。一九四七年夏，回到好莱坞将近两年，他开始写他的寓言的“新的一章”，他把寓言描述为“一个好的故事，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在这部书中，故事是插入的。如他所写的，是插入“一个简单的形容词从句。”然而事实证明，《寓言》的作用及其作为一个故事的性质都与上述说法极不相称，其部分原因它把他带回到约克纳帕陶法，他心爱的故乡去，部分原因是它加深了他信心方面的危机。他在写作中，他的“新的一章”比他曾经创作的任何作品都更费劲，花了几个月时间。在书中，他回溯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老牧师及牧师的十四岁的孙子的”冒险故事，他们躲躲闪闪地“从一个偏僻的小村的羊肠小道到另外的小道，去追赶”一匹被偷盗的马。在列维出版社以《关于盗马贼的札记》为题，以节略的、签字的版本单独发表（1951年）之后，它后来成为了《寓言》（1954年）的一部分。但是它首先遭到《党派评论》的拒绝。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末，福克纳知道遭拒绝的李。他的失望的一部分是财政的；他需要钱交税，现在他不得不“向鲍布①（哈斯）求援”。但是因为他在中篇小说方面的信心比较在寓言方面的信心大，他怀疑，这会使一切事情都卷入问题中。他很快又在信心与渺茫之间摇摆。对每种断言说（“如将会表明的，这本书是没有任何毛病的”），都有几个问题（“你对有争议的这部分的意见如何？沉闷吗？太冗长了吗？太啰嗦了吗？”）欧伯尔得到了福克纳的这部将近五百页的书稿，这是福克纳曾经写过的书稿中费劲最大加以改写并且混乱的稿子。然而在福克纳看来自己对这种格调是有很大信心的。他知道自己写作很艰苦，然而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进展很小。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都是靠在兰登书屋以赊账方式获得进款。”一九四八年一月，他“把这部巨著的稿子搁置一边”，以便写一个以约克纳帕陶法为背景的短篇的谋杀侦探小说。象在继续写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一样，这个短篇小说将是在道义上具有教导性的。和这个长篇的计划不同，这个短篇将是关于种族的而不是关于和平的，并将写得很快。他写信给欧伯尔说，他的主题“较多地是关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在北方或其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前，在南方的白人应当而且必须对黑人负责。”我们看见在这个作品本身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中反映着福克纳长期以来对种族的忧虑和他对道义上的紧迫性的很清楚的新思想。相反地，特别是在这个小说里简练的对白及其仔细设计的强烈的情节中，他的新的故事也反映了包括在好莱坞反复讲的那些谴责在内的最近的谴责。但是当其回溯约克纳帕陶法及其熟悉的人物与语言时，福克纳开始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写而没有什么厌烦之处。不久，他以类似旧日的信心进行写作了。到二月底，他写完了这个稿子，到四月末，修改了打字稿和题目。《入侵者之死》在几个主题上与《八月之光》相同，在几个人物和几个主题上与《去吧，摩西》相同，但是它比许多读者所联想的要复杂得多，然而不那么伤感。尽管福克纳在写作它，特别是在改写中是满怀激情，细致入微的，可是他还是没有能使这部作品具有象我们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所感觉到的紧张与共鸣。这部作品在他的事业中的关键地位一部分来自它所从事的主题、一部分来自它所宣称的自己思想的变化，一部分来自它所得到的金钱和引起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福克纳回到了《去吧，摩西》，特别是在黑人与白人关系的主题上和人物上回到了此书。卢卡斯·鲍昌普在两部小说里都扮演着主角，而加文·斯蒂文斯则在《去吧，摩西》接近尾声时和在《入侵者之死》的全书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人物。但特别是如我们在加文·斯蒂文斯的生涯中所看到的，《入侵者》也使福克纳走得更远，走向更具有说教性和预言性的小说。斯蒂文斯在书的开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地位都是逐渐变化的。卢卡斯·鲍昌普的坚韧不拔和过人勇气以及查理士·马里逊的天真无邪与忠诚不二使他受到感动，他开始丢弃由于自己受到蒙蔽和思想上被毒害而形成的偏见，随后就开始以智慧和真理的权威讲话。然而通过这个明显的教化，使这部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冒了出来。不久前，斯蒂文斯还是默不吱声，他开始道义化了，使读者把他的讲话当作了“先知的预言”，他说，北方应当允许南方解决自己的问题；南方必须停止过“不公正、暴行、可耻与羞辱”的生活。《入侵者之死》不仅代表着福克纳已经第一次形成了他对“对国事明确发言”的意图，而且也标志着他争取名誉与财产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他的一系列主要成就都没有获得金钱及社会的承认，可是如今却以一个小的表现就轻易地得到了。虽然从各个角落来的评论，对《入侵者之死》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评价是众说纷坛的，然而这些评论的数量之多就甚至足以使这个奥克斯福之鹰相信，福克纳是“奥克斯福的伟大小说家。”还没有出版或开始得到承认之前，本涅特·赛尔夫就以五万美元的价钱将这部著作的电影权卖给了米高梅电影制片厂。几个月前，福克纳曾经写信给考莱，表示讨厌“一大堆占面积越来越大的死气沉沉的废物、所有品，”它们把他的生活弄得乱糟糟的，而对他却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任何贡献。现在，用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去旅游，买帆船、衣服和书籍，并且扩大住宅。因为他对那些事情的要求，象爱斯蒂尔的和吉尔的要求一样，将会增长，这五万美元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由于随后有其他几个大的发薪日，他对金钱的忧虑已经过去了。他和他的家人对金钱的想望决不会大大超过他挣钱的能力。夏季，他和朋友们建造了宽敞的游艇密西西比州明麻加里号，并下水泛舟于萨迪斯水库之上。由于胜利迹象增加，他对其他计划的热情恢复了。早先他曾经谈到过他的小说全集的问题。他希望亲自给这个全集设计一个形式·他准备回头来再干这事。尽管他的寓言似乎又有可能。但是他首先需要“离开这个窝和家去度度假期。”他首途赴纽约，以等待《入侵者之死》在九月份的出版。在社交性集会和接待采访中，他发现有时间与哈尔·史密斯及金·戴温这样的老朋友及象马尔科姆·考莱这样的新朋友们饮酒，畅谈。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鲁斯·福特。在好莱坞，他曾经愿意和她保持男朋友的关系。在纽约，他提出要作她的情人。“我好久以来就是你的男朋友，”他说，“现在是否应该更进一层？”。兴许他得到的回答令他失望，他的情绪起了变化，开始时，他似乎是活跃的，谈笑风生。可现在，他开始喝得多，谈得少。最后他退到在亚尔冈昆的他的居室里，独自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朋友们发现他身体衰弱，把他带到了一个疗养院。他们又从那儿将他转移到康涅狄克州雪尔曼那儿，马尔科姆·考莱的家里，他在那里恢复了健康。考莱回忆，他表现了极度的克制，似乎不仅是小而且弱，但也是坚定的。他感到好些，就回到纽约。在纽约，他与鲁斯共进午餐，并在兰登书屋与亚尔伯特·爱尔斯金、夺克斯·康敏斯及罗伯特·哈斯作了几次交谈。随后，他准备回到他的窝和家，以度过他的另外的假期。不久，他又开始工作了，很快地搜集他的小说全集和他的寓言，之后他全力以赴地写作他叫作《骑士的一着》的六个相关的故事的一本书。《骑士的一着》的故事多少带有侦探小说的性质，其特点是：加文·斯蒂文斯在其努力中，不仅完全解决了或者避免了犯罪，而且“保护了弱者，雪了冤，惩罚了坏人。”虽然这些故事已经发表过，这个有书名的小说已一再遭到拒绝。福克纳现在相信《骑士的一着》已经不成了，因为需要将它变成一部中篇小说而不是一个故事，他建议将其扩大。他写信给塞克斯·康敏斯说，加文·斯蒂文斯的这些故事合并起来将成为与《入侵者》同样长的书。受到兰登书屋的鼓励，他在一九四九年初开始写作，他既没有感到过于劳累，也没有觉得厌烦。他上午写作，下午大都在格林菲尔德农庄或萨迪斯水库消度过去，他可以乘明麻加里号在水库上泛舟，或驾驶铃鸽号游览，以解除疲劳。由于《入侵者之死》上了银幕，奥克斯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个农庄和湖都成了重要的休养地。他的写作仍然进展顺利。到五月中旬，他已经写完了书稿；到六月，完成了打字书稿。虽然《骑士的一着》显然是一部小作品，它在几方面的描述则是重要的，其中包括它的书名故事的修改方式，这个故事是福克纳大加修改的唯一作品，它描述他的生活和他早期的想象。《骑士的一着》使人回忆起这样一些事情：为萨多里斯对飞机的热爱，它细述了加文·斯蒂文斯重新获得其童年时期的爱人的努力。斯蒂文斯在年龄和外表方面象菲尔·斯通；他长期地对他的第一个情人的痴情，又象这部书的作者。福克纳总是喜欢模仿其早期作品。他希望给他的作品一项较大的设计和感觉得到的相互关系，这个愿望已显露了出来。之后，他向更加复杂的模仿和关系方面推进了。但是在《去吧，摩西》和《入侵者之死》之间的长期沉寂中孕育着的忧虑，使这个习惯有了新的势头。《骑士的一着》是一部引起深刻共鸣的著作。加文·斯蒂文斯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体现着特别使人联想起的变幻无常和作茧自缠式的人。一方面斯蒂文斯坚持要忠于自己的初恋；另一方面，他的特点是迟疑不决和进行再评价，他在处世中深感不安，既怀疑然而又表现出他自己坚贞不移和对他的事业的重视。先前，在这部书里一个题为《僧侣》的故事中，我们看见的语言说明并反映出福克纳自己仍对侦探小说有兴趣。在这个故事的头几段里，查理士·马里逊给我们的印象不只是一个侦探而且在其好奇心和困惑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人物，那就是说，他具有几个癖性和一种性情，使他成了福克纳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作为他的癖性和性情的结果，马里逊进行的活动，使我们将他与其他两个关键人物即讲说者与读者联系了起来。因为他的苦恼不仅在这些环境：乡下佬和拒绝加上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人，而且也在于“不能形成意义的”语言。为了了解僧侣的故事的逻辑（“为了弄清楚他所得到的某些??模模糊糊的和不能解释的素材”），他必须成为一个半侦探、半艺术家并和一个完全的读者。因此《僧侣》至少变成了尽量使它的讲说者讲的（或更激进一点说是它的读者的）故事同它的主题的故事是相同的。因为它不仅从戏剧吸取了许多力量，福克纳在说明性的情节中使其富有戏剧色彩，而且它在词汇上规定了那段情节，使其与侦探的艺术、讲故事的艺术及阅读的艺术熔为一炉。查理士·马里逊在令人苦恼的宗教信仰中艰难地前进着，相信通过解释，僧侣生活中的“自相矛盾，甚至互相抵销的一些方面”可加以井列并锻炼??成为可能性与可靠性。”但是他并没有清楚，他的唯一希望是落脚在技巧上，他用以作为“性情、推理与虚构的烘托的工具。”在写完《骑士的一着》和电影《入侵者之死》参加世界影展之间，福克纳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奥克斯福继续写作他的那部巨著。他也继续狩猎，泛舟和经营农场。在影展前几天，他声明说，他宁愿不参加。几年来，只有少数朋友，特别是麦克·里德和菲尔·斯通仍对他忠实。虽然他欢迎弄清了情况，然而奥克斯福改变立场已为时太晚，他的家人感到苦恼，试图改变他的想法，没料到也不中。爱斯蒂尔终于使出了绝招，她打电话给巴马姑祖母。姑祖母又打电话给福克纳，说，她准备去看他泛舟，她希望他到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一九五○年初，他对他的寓言的写作又放慢了下来，福克纳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短笺说，兰登书屋要抢先出版《小说全集》。一年前，在福克纳将这个计划搁置一旁以写《骑士的一着》之前，已决定组织一个他所喜欢的结构。因为他仍然喜欢他当时确定的结构，他没有什么更多的事要做了。这卷书将包括四十二个故事，分为六个不等的部分：故乡、村庄、旷野、荒地、中间地区及其他。他心中的想法是把他的寓言来一个转变，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著作———出戏。要写完这部著作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在他写完之前，它将成为另一部奇怪的混合的作品·既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然而打一开始，它就伸展到了几个有趣的方向。作为对《圣殿》的人物的续篇，《修女安魂曲》将邓波尔·德芮克与她的求婚者戈万·斯蒂文斯的故事扩大了。《夕阳》的兰西成为了《修女安魂曲》中的兰西·曼尼葛。然而《修女安魂曲》在思想上和风格上都不同于早期的著作。它的一些主题必须处理种族、公正、公共机关和公众的思想，是那么直接地处理这些问题，以致使它似乎比《入侵者之死》更富于说教性。然而象《蚊群》与《野棕榈》一样，《修女安魂曲》也有着重要的外部关系，其中之一就涉及鲁斯·福特。早先，鲁斯·福特曾经要求福克纳为她写一个戏。后来，他声称，他已经写的《修女安魂曲》是把她挂在心上的。然而除了这个扩大了的牵连之外，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关系就更深些。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克纳开始写作《修女安魂曲》之前不久，约安·威廉斯从她在孟菲斯的家来此，希望有一个朋友把她带到罗万·俄克去。不久，她就要回到巴尔德学院去开始她的高年级的学习。她苗条、俊俏而又聪慧，想成为一个作家，希望能会见福克纳。她发现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那么匆匆而没有结果，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似乎对福克纳来说，“好象勾起年轻时候对某些事情的回忆。“因此这封信使他感到自己“又年轻了，勇敢、纯洁而情深意长。”他同意回答她可能提出的关于“一个中年作家”的任何问题。她回信提出了一些对他来说似乎是“荒谬的问题”，问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平静地躺在床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可能向这个男人问什么问题。他说，然而她不应该为“必须等待，甚至去问这些问题”而发愁，也不应该对这些问题没有回答而发愁，甚至也不应当对回答的希望似乎是渺茫而发愁，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上帝可能给这个年青人的最仁慈的礼物。几个月里，福克纳保持着距离，对才女约安进行辅导。他阅读她写的东西，寄给她一些书名：圣经、莎士比亚、豪斯曼、马尔卢克斯和伯格森的作品，供她阅读。不久后，他们会晤了，她送给一个题为《迟下的雨》的故事，这个作品已为《娇娥》杂志所接受。他很快发现不能再保持距离了。虽然过去几年里，他感触甚多，他却似乎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启己年轻而情意绵绵，他被这唯一的人勾住了，她能使他又回到当年。他说，他要继续写关于文学方面的信，但是他认为，她应当明白，他要写的是爱情。兴许假若他们能够在他正在开始的这部剧中进行合作，那么他就能够把他的爱献给她，并且塑造一个“她的爱产生的诗人。”这个合作在一九五○年一月以通讯的方式开始，继续到二月份，在纽约的几次会晤。这时福克纳已有了一个大纲，这将成为他的戏剧的第一幕的大纲。然而当他变得更加热情、坦率和坚持的时候，约安却感到不安，因为她犹豫不决，他感到不快。虽然合作的思想架了空，他却继续写这个剧本，并将进展情况告诉纣安。他说，他将努力作到她要他作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不仅能够想象任何事情和一切事情，而且甚至也能够希望和相信它。”暮春来临，还看不到结果，他的忧愁加深了。经营农场、泛舟和骑马都不能给他带来欢乐，甚至当写作进行好的时候，他也觉得写作“并不真正令人满意。”“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个小时。”和约安在一起，他感到年轻、纯洁而又痴情；没有了她，他感到到处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绪。不久，他似乎觉得甚至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告诉金·戴温，他坐在他罗万·俄克的书斋中时，老望着窗外，“过去有许多天，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在写作。‘如今，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没有写作。’”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文学和艺术学会，告知收到了豪威尔斯奖金，其语调显然是忧伤的。早先，他曾翻阅过他一生中写作的一本一本的书，感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觉得“总是有另一本书要写。”“以后，有一天我是五十岁的时候，回头再去看它，我断定它非常好，于是霎那间，我认识到，这是最坏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在差一点点就到了这样的时刻、瞬间即：夜晚、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告诉金·戴温，他坐在他罗万·俄克的书斋中时，老望着窗外，“过去有许黑暗和长眠：我将把一切永远丢开，我的苦恼和辛苦已然过去，我也不再会有任何烦恼了。”当约安犹犹豫豫，福克纳闷闷不乐之际，爱斯蒂尔却怒火中烧。如今她面临着的甚至不如她曾经准备对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愿的调整，约安只比吉尔大几岁，孟菲斯离奥克斯福是太近了。爱斯蒂尔感到忧虑和愤怒，试图写信去阻止并与约安的父母接触，她自己太苦恼了，以致不能使这两个勾结者感到不便。福克纳为了平息爱斯蒂尔，曾经讲到放弃的问题。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认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园而可能是在树林中的”某些田园诗，并且依然宁愿无端发愁，他继续努力平息爱斯蒂尔的怒火并重新燃起约安的热情。夏去秋来，僵局继续着。约安、爱斯蒂尔和福克纳似乎都不能作出决定性的行动，于是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电话铃响了，信号长时间中断。这个电话来自纽约，它宣布了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承认福克纳“有影响的和独创的艺术贡献。”一些时候以来，福克纳就已知道，他在美国的声誉不如在欧洲的声誉。“为了在法国土地上的青年们”济安·保罗，萨特曾经告诉考莱说，“福克纳不是一个神。”有几次，谣言特别把他的名字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译者之一索尔斯登·约翰逊曾经预言，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四九年秋，没有宣布这个奖。可是谣言却更多而且更明确。一九五○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福克纳曾对邀请他参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复，如今又重复这个咎复；它是一个很好的荣誉，他很感激，但是他宁愿呆在家里。家庭、朋友们和国务院的使者们的要求都归失败了。这时，爱斯蒂尔又一次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她求助于她那不热心的女儿，吉尔又说服她的父亲不仅要去，而且还带她去。她正在一个高等学校上高年级，她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她要求把这次旅行作为对她毕业的礼物。福克纳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动身时间之前几天，他不断地饮酒，几乎使这次旅行告吹。他终于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尽自己随义务时，“该死地病了而且感到疲惫。”但是这终归是他最需要去尽的一项义务。“我要去，”他对美国驻瑞典大使说，“做这件正确的事。”他疲倦，恐惧和体弱，象他以往一样，如今又遇到这个情况，需要家人、朋友们、甚至陌生者们的照顾。但是在寻求帮助方面，他往往是幸运的。现在又红运高照——有几次得到吉尔的照顾；在纽约得到哈斯夫妇和康敏斯夫妇的照顾，在瑞典，得到华尔腾·巴特尔渥尔斯大使、一个名叫乔弗莱·巴腾的英国人男仆及索尔斯登的遗孀爱尔斯·约翰逊的照顾。几年前，在他个人和全球都处于一片黑暗中时，在他能够“清晰地以国家的声音讲话时”，曾经写信给一个正去参战的青年。他说，他如今需要把给予他的这个时机当作顶峰①，他在这里的讲话可以被这个青年听见。结果是，他是那么害臊，匆忙和讲得那么温和，致使人家都听不清楚。“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爱尔斯·约翰逊说。但是象他以前一样，他发现，终归，某些寂静的时候，是听得清楚的。在他讲话之前，好象他已经从一个顶峰上讲过，讲出了长期存在的忧虑和信念。那些忧虑（我们被恐惧所吞噬，而恐惧是一切情绪中最卑鄙的情绪）和那些信念（人类良心的冲突的问题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没有爱情与光荣、怜悯与自尊心、同情与牺牲写成的故事只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是较少地简单地与他的伟大的小说有联系，而较多地与他有时采取的态度有关系。但是他对它们感觉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写的一些信中就表现得很清楚，特别是他写华伦·贝克和马尔科姆·考莱谈到他的小说的那些信及他写给他妻子与继子及他的侄儿谈到战争的那些信更是如此。许多艺术家仔细地避而不明确表示他们的比较简单的信念。有的艺术家这样作是为了害怕将他们的艺术简单化；另一些艺术家则是害怕引起嘲笑——被人家叫做油头的嘲弄家或老朽的笨蛋。但是福克纳总是在选择时机方面干得好，而在实行谨慎方面则差一些。斯德哥尔摩讲话用信号所示意的是准备去利用一种不同的机会。在这个典礼之后（他告诉记者们说，“这个典礼长得象密西西比的葬礼。”），他带着吉尔去了巴黎，然后经由伦敦到纽约。圣诞节前夕，他们回到了家。几年前，他感到自己陷入了被轻视的境地“我写出了以赚钱为目的的电影脚本，得到报酬，以兹弥补，”他说，“在粗制滥造的侦探小说的竞赛中得到了第二等奖。”现在他随时都碰到记者们，《奥克斯福之鹰》报以整版广告向他祝贺。在他周围密切来往的朋友们对他讲下面的话，其意义何在感到惊讶：他说，他愿意花三万美元作奖金，可以这么说，这是“与这个奖金的来源的目的和意义相称的”。

第十章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 成名以后 
诺贝尔的严峻考验和圣诞节过去之后，福克纳又回到他的两个未完成的计划来。假若他的《寓言》的结尾似乎很遥远，那么《修女安魂曲》的结尾显然已经在望。然而好几周的时间他都不能完整地加以利用。他和约安·威廉斯的事被搁置起来，毫无进展，使他心神不安。一旦“别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就只是写作”，这足以使他宁静；可如今没有什么可使他静下来。只是靠很大的努力才能进行写作，他开始寻求他曾经加以避免的那种娱乐。在几个星期里，他陷入了一种生活方式，这规定着他以后几个月的生活。不能写作了，他开始游荡，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他对格林威尔作了短途旅行之启，到好莱坞呆了几周。在格林威尔，他对里维出版社版的《盗马贼》一书的清样签了字。在好菜坞，他为霍华德·霍克斯工作，写了以威廉·巴芮特的《上帝的左手》为基础的一个电影脚本。这些冒险事业中的第一个是本·华生和贺丁·卡特尔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进行的：得到的钱很少；第二项冒险在五周内得到了一万四千美元。然而他和另一方之间的较大差额必须持续干下去才行。因为现在苦恼着他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他需要有办法充实自己的白天。他不能进行写作，发现自己赋闲的本领也没有了。三月，他回到了罗万·俄克，既不觉得他的稿子引人入胜，也没有发现他通常的任何一种消遣还有啥兴味。似乎他青年时期的痛苦与缺乏自信骤然间与他成年时的失望与对自己缺乏信心搅合在一起了。眼下大的成功已经赢得，带来了报酬与声誉，他觉得这是空的。四月，法国决定授给他荣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的头衔。之后不久，他断定，为了写作他的寓言，他需要去瞻仰凡尔登。尽管他喝酒挺多（在途中有个年轻的熟人坐着感到惊奇，他算了一下，他一天喝了二十三瓶马丁尼酒），旅途还是一路顺风。他途经纽约时，看见了鲁斯·福特。她在等他写完《安魂曲》。登陆法国后，他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巴黎，而不是在凡尔登。他和一个年轻的作家编辑孟尼克·莎罗蒙在巴黎街头漫步，后者为加利马尔德工作。他回忆起自己首次在法国的旋行，当年他是个一无所有的浪子，他凭吊了杀死马匹的战场和文学巨匠们经常光临的地方。回国途中，他在纽约作了停留，去看约安·威廉斯，她既盼望他来，似乎又害怕他那赤炽的感情。但是他需要的是写作，他知道这一点。回到奥克斯福，他写完了毕业日贺词，他同意过在吉尔毕业时，他要讲话祝贺。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五十四岁时，他参加了第一个毕业典礼，作了简短讲话，强调他在诺贝尔讲话中突出的主题。但是那时他也在写《安魂曲》，这次他养精蓄锐要写完它。象《声音与愤怒》的附录和《骑士的一着》一样，《修女安魂曲》从几个有趣的方面看都是回顾过去。它的对白简洁，精练，反映着在好莱坞学到的收获。其矫揉造作的风格使人想起《拉线木偶》。在基本情节上，它恢复了邓波尔·德芮克的故事。在《圣殿》的第一个场面与《安魂曲》的开头的场面之间有着一系列的大事件。邓波尔和她的父亲从欧洲归来后，与戈万结了婚，夫妻俩定居下来，过着沉闷的互相尊敬的生活。然而她不能忘怀在孟菲斯妓院里与雷德及波伯依厮混的时刻，她雇用了一个改造好的妓女和吸毒成瘾者兰西·曼尼葛作她的佣人。邓波尔把兰西当作自己的心腹，（邓）她回忆起一生中一次大的可怕的冒险。后来，雷德的哥哥以敲诈相威胁出现了，她和坏人的密切关系又表面化了。兰西害怕邓波尔和她的孩子们遭到最坏的事情，感到苦恼和慌乱，她杀死了邓波尔的一个孩子，以竭力拯救邓波尔一家，这行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恶意，她的意图也是为了牺牲自己。《修女安魂曲》对这些事件的解决是很关心的，特别关注邓波尔与兰西的下场，因而把焦点集中在内部及外部的冲突上。邓波尔是臧否未定，反之兰西的命运实际上却是注定了的。加文·斯蒂文斯将负责对兰西的审询和执行的事搁置一旁，他自己关心着邓波尔在道德上的觉悟。为了使她作一种道德上的论证，他设法使她对自己作新的认识。然后招供。因此我们通过这个戏剧的情节就想到了国家的关怀和加文；斯蒂文斯的关心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国家方面极想处死兰西，它表现的关怀只是在法律和尊严方面。它对于个人的命运、无辜与罪恶的细微差别、招供与履行的可能性，是漠不关心的。社会的见解与斯蒂文斯的见解之间产生了分歧，福克纳部分地用对话与情节，部分地用散文序言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探索。他原先设想把《修女安魂曲》写为三幕话剧，可是逐渐改变了想法。于是，在最后努力写完这部书之前几个月里，他决定用一篇散文的引言来介绍，将其作为开场白，加在每一幕开场的前头。他因而将他的著作由一个话剧变成了“某种小说，并以两种方式将其篇幅扩大了：他坚决将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写进情节中，并将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与密西西比的历史结合了起来。这些引言中的第一篇引言叫作《县政府》（这个城市的名字）集中描述福克纳的虚构的王国，它回溯了约克纳帕陶法仍是边陲之地的历史，直到如今的变化。在这一篇中，福克纳不仅回忆了他的县城的殖民者的名字，而且流露出明显的反现代的思想。他将昔日与缓慢的时间及清楚的目的相联系，而当今则是与狂乱的旅行、对于速度的追求和对唯运动的崇拜。引言的第二篇相当短，讲到杰克逊与密西西比。这篇题为《金色圆屋顶》（开始是这个词）。它将历史的激流与各种各样的资料结合了起来。结果，杰克逊似乎比约克纳帕陶法更合乎标准和更奇妙。虽则它显然不是虚构的，可终归仍然是太现代和太典型以致不符历史真实。引言的第三篇《牢狱（甚至还没有完全消失??）》，又回到了杰斐逊与约克纳帕陶法的故事。一些家族的名字又开始流传，家族的题材又开始占到优势。它的中心情节使我们几乎回到了一个世纪之前——回到了一个被判决了的少女，她在监狱的窗户上乱写上自己的名字赛西利亚·法尔梅和处决日期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六日。她的行动是一种轻蔑的表示、对遗忘说不的二种方式，不仅将她与兰西·曼尼葛相联系、而且与福克纳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定义相联系：这个艺术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短促的，也明自“他必然会走过遗忘之墙的日子是会到来的，”他决心“在那个墙上留下一个潦草的书写。”福克纳认为他的几个散文篇章放在这些情节之前，是一些情节的完整部分。他后来说，它们是必需的，可以在这个作品中“起定位法的效应，使其成为和谐的安排。”为了提供一点小的神秘，它们加强了“对白中简单然而很激烈的交锋。”可是除了达到这些目的之外，它们还产生了一个双重性的问题，第一，因为它们不适于作戏剧演出，第二，因为它们在修辞上比这个作品的戏剧性的核心更强。假着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只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这部作品出版之后才显露出来的话，那么问题的第一部分几乎立刻就清楚了。在快写完《安魂曲》时，福克纳对“写作生涯感到倦怠”，他想以骑马和收获庄稼来消度夏天。结果是，他把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秋天的一些时间消磨在纽约和波斯顿，试图将他已经写好的这部作品改写成可以将鲁斯·福特塑造在其中的一个剧本。末了，他把这个改编的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剧本终于在十多个国家上演了，其中包括德国（一九五五）、西班牙（一九五六）、法国（一九五六）和希腊（一九五七）以及英国和美国。鉴于这个剧本是由阿尔伯特·卡穆斯翻译的，认识到在这个别具风格的悲剧中，有几个人物是他们自己的剧场中所熟悉的，法国人的反映很热烈。但是在一九五九年，这个戏剧最后到纽约时，安魂曲》的连续演出太少，太不引人注目，与福克纳曾经在一些断断续续时间与约安·威廉斯及几年来与鲁斯·福特报共同具有的梦想太不相称。福克纳把《安魂曲》搁置一边，回到了奥克斯福，想写完这本“巨著”。他在下午和傍晚，经营农场、泛舟或骑马，努力在上午进行写作。但是约安·威廉斯依然使他迷恋，这使得他既不能很好的玩，也几乎不能进行写作。不久，他发觉自己怀疑是否能完成自己已经开始的写作。“我太老了，不得不丢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他写信给约安说：“现在，我应当赢得摆脱此事的权利。”他希望“不断作好准备、养精蓄锐??以便再干。”以努力等到这个僵局的结束。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没有到来，他不仅变得烦躁不安而且变得不顾一切。他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随后又在三月从马上摔了下来，这第二次使他背部受了重伤。他懒得等了，决心于四月份去欧洲消度。他首先到了斯德哥尔摩，拜访了爱尔斯·约逊。然后到了巴黎，拜访了孟尼克·莎罗蒙，她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他找到了慰藉。可他仍然不宁静。他的背部几次受重伤，感到非常痛。他所喜欢的药物；威士忌，不但使他衰弱了，而且还加剧了失眠症，失眠症在过去几年来已经恶化了。在巴黎，在一次紧张的狂饮之后，他被送到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他的两根脊椎早先已经骨折，显然有关节炎并发症的迹象，建议进行外科结合手术。他拒绝进行外科手术，继续旅行到了奥斯陆。在那里，在一项体育疗法的方案中，他觉得他的病痛得到了暂时缓解。他决心摆脱那些限制和吓唬他的那些人们，起程回国。他途经孟菲斯时拜访了约安。然后回奥克斯福写作，竭力描述他所了解的他俩的情景。假若他们可以在他们所乐意的任何时候自由自在地会晤、散步和畅谈，他愿意接受她所定下的限度。“但是事实上，”他最后说，“在我们压服这个爱情的开端之前，我的心绪是不会宁静的。”三年来，他又是导师、又是父亲，又是求婚者。但是他爱她，这是无法代替的。几年前，他曾经描写过一个男人，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去挑惹女人，这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他知道，一个男人认识到自己不再有着那样的力量，这也几乎同样是不能忍受的。一九五二年夏的某个时候，约安相信了他的需要，曾经成了他的情人。然而随后的几周，他发现了痛苦而不是宁静。感到陷入了困境，约安逃走了。他觉得遭到了拒绝，很是悲哀。他告诉她不用悲哀，因为他承受的悲哀有他俩的悲哀那么大，他自己竭力准备看见这事的演变。他写道，假若他们爱情的萌发的结局将是唯一的结束，“那也很好；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悲哀与根本就没有之间，我宁愿选择悲哀。”他一度探究了自己的悲哀，希望将它写成诗歌，如他在写《蚊群》和《野棕榈》时一样。他感到身体很不中，他“找出这部巨著的稿子，去潜心写作。”但是写作似乎不再是对付不幸、沮丧和肝肠寸断的一种方法。“兴许我将不得不和我眼前的生活一刀两断，”他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需要如此。我似乎已经丧失了工作的心。我不能找任何事情为之工作和写作。”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说，大的苦恼是身体普遍感到不适，一种几乎是不断耗尽精力的结束，“那也很好；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悲哀与根本就的不幸。以致“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信心”。早些年间，他曾经建立了一个生活：最大限度地依靠他所创造的天地，将对旁人的依赖减至最小限度，这使他成了一个“自豪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独自走着，不需要“别人的任何东西。”在那些日子里，他曾经相信，“有一个上帝在照应着真正的艺术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象这事一样重要。上帝是知道的。”但他总是更多地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他总是对自己正在于的事情更感到高兴，而对自己已经于过的事情则次之。当他对其小说世界的追求松弛下来的时候——当他对于小说创作是行得通和可行的关联的思想停滞下来的时候——他的需要开始转变，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一九五二年秋季的大部分时间，他消度在住院和出院之中。饮酒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喝酒越来越多。但是他也患了非定期的疾病的突然发作。很久以来，他就知道他那想象力的极其稀有的天赋是与他性格上的缺陷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白他精神上的存在需要玩弄危险的花招和发展一种相当大的自欺，特别是饮酒很久以来就是一种求助和征兆。他更加频繁的彷徨仍然碰上了疾病的突然发作，而这几次疾病的发作却吓坏了他。他感到身体有病，他将遭遇某种事情，他想竭尽努力，以恢复自己心情的平静。他十一月间在纽约接受了一些电休克疗法。这之后，医生告诉他，他似乎温柔而具有依耐性，几乎有点孩子气，需要感情与温存的抚慰。福克纳在纽约住院治疗之前不久，曾在普林斯顿接受过一次记者访问，这时他回忆起安德狲·盖德的话：“他只倾慕那样的书，其作者们为了创作它们几乎献出了生命。”他于十二月回到了奥克斯福，决心作最后的大努力以写完他的寓言。语汇仍然要么象短促喷泉一样忽然而至，要么就不一定有，往往是词汇来的时候，似乎不甚恰当。他回到纽约的几周里，准备在那儿住上几个月。兴许是那儿离约安近一些，并且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帮助，他又得以开始了写作。在一个医院里，实验开始时兆头不祥。随后，福克纳开始了写作，他时而写他的寓言，但有时也写写短篇的东西。他写了一个《周末再光临》的故事，故事中的一个男人经常喝酒，以便通过痛苦，体会意义。之后他写了两篇随笔，文中似乎明显地带着伤感。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新奥尔良与合伍德·安德森在一块儿的那些日子。在第二篇文章里，他满怀乡愁地回忆了自己的故乡，他曾把这儿描述成神话般的王国，也回忆了大战后的岁月，当年他曾经是“一个流浪者、一无所有的但是温和的浪人，”热烈向往自己以后当一个诗人。在几乎是沉默的两年之后，进行写作使他感到快慰，尽管这部巨著仍然进展缓慢，尽管回顾加强了他的想法：他的大多数著作将传诸后世。他除了对自己过去创作的感到敬畏外，觉得自己以前是个作家和他眼前的这个人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清楚的。他想到自己过去写过的那些书，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可以表现惊人技巧的某个先例。“如今我第一次认识到，”他一九五三年四月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我有着惊人的天赋：我没有受过任何意义的正规教育??然而却创作了我所写的那些作品。”四月，爱斯蒂尔患了几乎致命的脑溢血，福克纳赶紧回到奥克斯福。之后，他于六月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去马萨诸塞州看从松树庄园毕业的吉尔。但是现在他打算回到奥克斯福，作另一次最后努力。整个孟夏和仲夏，他象往常一样紧张地写了些东西。早先爱斯蒂尔曾经拒绝他和约安之间的爱情瓜葛。后来，她终于同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希望她的同意可以导致一种表面上的相互尊敬的合作，她曾经提出邀请，请约安到罗万·俄克来往和工作。但是爱斯蒂尔也开始过一种较为独立的生活。她决定离开这儿，到墨西哥城去，因为吉尔准备在墨西哥城上大学。这样以便让福克纳在罗万·俄克写书稿并且去盂菲斯看望约安。许多个月来，这是第一次：福克纳的写作能力持续了下来。到九月底，他已经接近写完书稿。他觉得有点要加以修改的那一章多没有变动，但是这部在十年前就已开始的著作终于接近完成了。几个月前，他曾经断言，“一部伟大的著作总是伴着痛苦而诞生。”如今，他似乎要表示《寓言》的诞生是多么痛苦，他开始在兴高采烈与沮丧之间猛烈地摆动。比通常要恶化些，他的恢复使他在孟菲斯和比海利亚之间的医院里进进出出。福克绵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便开始修改，这其间，罗伯特·考兰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上、下篇的文章，标题是：《福克纳秘史》（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和《神话中的人》（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考兰把福克纳描写成“一个小个瘦长而结实的男人，长着一头剪短的密密的铁灰色头发；”胡髭稍黑；薄薄的高拱的鹰钧鼻；眼睑厚厚的，深邃而乌黑的眼睛，久经风霜的棕褐色的脸庞。考兰接着强调福克纳喜欢抽烟和他的传奇似的饮酒。考兰报道说，福克纳“不是一个饮酒过度的人，但是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自己追求的醉酒的避难者。”福克纳仍然坚决认为，他的私生活应当是秘密的，他离开奥克斯福去纽约，打算在孟菲斯让约安搭车一道去。他决心现在修改的这部书，他决定将其取名为《寓言》。整个十月并且进入十一月，他仍在改动和改写。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奥克斯福开始写这部著作，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普林斯顿写完。《寓言》里有许多精彩情节，其中包括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正当地赞扬的两个情节：喜剧似的搜查放在无名士兵墓中的一具尸体和格拉格隆将军被三个陌生的美国联军的士兵所杀害；一个是出生爱俄华州的一个白人农民、一个是出生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和出生布鲁克林的一个暴徒。有几次，这个下士和这个陆军老帅之间的对抗是引人注目的。开头一场，布景和气氛是很重要的，福克纳在写作上下了大的力气。尽管有些时刻几乎象福克纳所希望的那么好，然而《寓言》有着很大的缺陷。它不仅紧张而且不灵活；它太审慎和太不自然，太直截了当而又太抽象。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这部是摸索性的探索与舍伍德·安稳霖相联系的准确性与纯洁的最明显的例子。这部作品失败的原因有几个，它们都既涉及它的原始资料又关系到创作时间拖得过长。假定提供给这本书的来源偏于抽象，那么它的冗长而复杂的历史不仅增加了混乱而且还形成了累赘。最后对于太多的场景进行了太多的描述，想法和意见的变化太多，最重要的是思想太丰富了，必须用较大的纯洁和深度才能证明拖延是正确的。福克纳为了追求普遍性，塑造了一个名叫科尔普勒尔的男主角，他的一生在引人注目的细节上刚好和耶稣的一生相似。他为了追求纯洁，将他的年轻男主角塑造为纯朴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从科尔普勒尔佩戴的服饰看是没有特殊修养的，虽然他仍然是可爱而忠实的，他并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不提上帝，声称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关系。他所具有的是相信人类有能力本着无私的慷慨与爱来行动。发现这种信念给予他的明显力量之后，他使十二个追随者聚集起来，开始说服联盟部队和德军放下武器，停止杀戮。由于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与科尔普勒尔的对抗中加进了一系列的次要情节、枝节话和插话，使得《寓言》的写作进展缓慢。当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象我们经常在关于弃儿的故事中所了解的一样，科尔普勒尔绝非一个普通的弃儿。正好相反，他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老元帅的儿子。老帅试图以他官方的职位说服他的儿子放弃和平的事业。他劝说无效，就下令将儿子处死。然而料尔普勒尔的神秘血统所起的作用，除了将他的故事与汤姆·琼斯的故事以及耶稣·基督的故事联系起来之外，只是大大地将情况搞混乱了。我们所要塑造的耶稣式的主人公，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与战争有关系的人物，这就迫使他对儿子既扮演引诱者又扮演毁灭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塑造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儿子，他拒绝解释和叫苦，兀立着、几乎是沉默的，除了用毫无表情的和最简洁的语言偶尔侃侃而谈，问问少数问题外，拒绝透露自己的信仰。这个老元帅却适成对照，他非常详细而且加油加醋地叙述自己的主张。——第一，问题是，他几乎象他的儿子一样话中带刺，无所顾忌；第二，他一再地自相矛盾。结果是，在这部小说缓慢地、煞费苦心地向这种对抗发展的时刻，老帅与这个年轻的科尔普勒尔之间的对扰产生的结果却太小，这个对抗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具有优越感的高人一等的统治对普普通通的平民，父亲与儿子，）没有一件是充分地实现了。到头来，我们只能在时间与历史的啰啰唆唆的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一个永远镇静的人之间，在拥有权威、地位与责任的父亲与富于理想与原则的儿子之间找到小小的矛盾。这个对抗的几个显著方面类似于《去吧，摩西》中的卡斯·爱德蒙与艾克·麦克卡斯林间的对抗。而且《寓言》与《去吧，摩西》都倾向于抽象与说教，恰如它们的男主人公艾克与科尔普勒尔倾向于克制与殉道一样。而且在这两部作品中，福克纳的同情是分离的，部分原因由于们的偏见之故，必须处理父母与子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并将其插入他所描写自冲突中。然而末了，在这两部作品中虚构成分与寓言成分之间的差异太大了，这意味着，福克纳认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至关紧要的。“我认为，”他曾经说，“《新约全书》充满了观念，而我对观念却知之不多。《旧约全书》充满了人物??、英雄和下流人??我喜欢读《旧约全书》，因为它充满了人物，而不是观念。”从因而建立起来的这个特点出发，得出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寓言》的基本的密切关系与其突出的结构都同样属于《新约全书》型的，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与他作为读者的爱好是一致的。他那虚构概念、更加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和更直截了当的道义说教的倾向显然存在于《去吧，摩西》一书中；而且随着福克纳老景到来和筋疲力竭，之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之他名声远播，在在都使他的上述情况更加厉害。这个倾向就是：乐队指挥台的作用开始大为加强，他发表声明的需要也增加了。在《寓言》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法的一些结果。它表明，福克纳作为一个道德说教主义者的出现对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生涯的意义。似乎他那富于创造力的自我几乎正在被迫为一个外国独裁者效劳。福克纳在其事业的早期，与其他作家同样具有深刻的理论兴趣和真诚的道义上的关心。从他事业的大部分来看，特别是从他的最伟大的几部小说：《声音与愤怒》、《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来看，他不相信抽象概念和对体系的怀疑仍然与他对理论的兴趣和在都使他的上述情况更加厉害。这个倾向就是：乐队指挥台的作用开始大为加强，他发表声明的需要也增加了。在《寓言》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方法的一些结果。它表明，福克纳作为一个道德说教主义者的出现对于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生涯的意义。似乎他那富于创造力的自我几乎正在被迫为一个外国独裁者效劳。福克纳在其事业的早期，与其他作家同样具有他对道德上的关心成为对比。其结果，他写的一些小说将可能发生的事情戏剧化了，而没有为其见解作辩护。另一方面，在《寓言》里，与在他的许多公开声明星一样，他决定性地向单一化迈出了步伐，而这是一些建议所要求的。福克纳谈到《寓言》时曾经说，他谈到《押沙龙，押沙龙！》时也可能讲过：“我主要讲的是父亲不得不在牺牲或者拯救他的儿子作出选择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讲那样的故事一部书成了杰作，另一部著作则有着可悲的缺陷，人们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寓言》是否没有表现某些较深刻的障碍，加上抽象化是其素材的特点和摸索是这部著作的特点。《寓言》毕竟不只是父子冲突的另一个故事。它特别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儿子采取诱惑的和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天真无邪的方法，阴谋推翻父亲。父亲的答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且讲给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听。除了父亲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甚至除了儿子在宁静和一声不吭中听任命运安排之外，这个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克纳的不能抑制的矛盾心理。早先，他曾经给予孩子们很大的同情，并讲了很多话。在《寓言》中，他对科普尔勒尔表示某些同情，但是他的大部分语言和大部分力量都花在老元帅身上。此外，在这部书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保持疏远的。科普尔勒尔有他的马丽和马萨。他死后，尸体被交给他的姐姐去埋葬。但是和平，最大最抽象的一种和平，是真正促使他行动的唯一事业。他直到死都是一个头脑单纯和令人吃惊的公正的人，他在蒙受的死中找到了使自己的人格趋于完善的方法。甚至他表示要抵抗的时候，似乎是希望免职·对《寓言》的严峻考验告一结束，福克纳就乘飞机赴欧洲。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为结局作准备。但是他仍然发现以后的结局有令人麻烦之处。吉尔已快满二十一岁，她渴望着自立。作为“对她长大成人的一个表示，”他把《寓言》献给了她。对于约安·威廉斯，他心爱的另一个人，他已将《声音与愤怒》的书稿给了她。但是约安显然感到不安。他明白，他作为她的情人的经历已是明日黄花。早先，他在写给哈罗德·欧伯尔的一封信中，已谈到要与现在的生活一刀两断。代之而来的是，他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与霍华德·霍加克斯合写一部题为《法老的土地》的影片。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福京纳离开了纽约？乘船去巴黎，酒瓶不离手。在随后的几周里，在巴黎作短暂逗留；然后去意大利马季欧尔湖上的斯特里萨，之后去瑞士的圣·摩里兹，他试图与霍克斯及哈里·库尔尼兹合写一个电影脚本。他喜欢斯特里萨，圣·摩里兹次之。在圣·摩里兹，演员和旅游者太多了。但是在这两个地方，他都不能写作。他不断地动窝，去斯德哥尔摩，拜访了爱尔斯，约逊，去巴黎，拜访孟尼克和济恩？杰克斯·莎罗蒙，还去英国的肯特郡拜访了查托与温达斯的哈罗德·雷蒙。一月，他在罗马与霍克斯及库尔尼兹一道开始工作。他喜欢罗马，特别是罗马的泉水；他觉得库尔尼兹是个聪明而有才华的合作者。但是福克纳正喝得烂醉。“哎呀！一瓶马丁尼酒啊，我感到自己更大，更聪明，更高了；两瓶下肚，就过量了，哎呀，我感到最大、最聪明、最高了，”他写信告诉劳伦·巴卡尔说，”喝下三瓶，我就吃不消，烂醉如泥了。”实际上，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二月，同事们离此赴开罗，福克纳回到了巴黎。几天以后，霍克斯与库尔尼兹在开罗等他到来，却瞧见一辆救护车大声鸣笛而过，从飞机上卸下一个担架将他载上，简直不能令人置信。随后几天，首先住在医院里，然后住进旅馆，他逐渐得到康复。之后。他竭力想回去写作。但是写作电影脚本显然无助于排遣他的沮丧。十二月，他写信给约安·威廉斯，努力让她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变化。”他说，他想作她的父亲，作一个“这样的父亲，??他总是希望、竭力把你的愿望、梦想与幸福置于首位。”他希望最重要的是，她不要对于他们曾经是爱人的往事感到遗憾。“我知道那样对我反而好些。”他说，“而且我也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也会知道，那样对你也会反而好些。”但是情况已经变了的想法始终萦回他的脑际。他回忆起《寓言》的素材和许多年来，他为写作此书花去的精力。他于二月写信给萨克斯·康敏斯说，“我喜欢这本书。”但是他忧虑不能自己，害怕它结果弄清楚是一部“失败之作”。三月，他得悉，约安已与埃思拉·波温结婚。几周以后，吉尔写信给他说，她想和一个名叫小保罗·桑梅尔斯的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结婚。福克纳想在巴黎消度四月的一部分，然后回国，他要求霍华德·霍克斯让他去。虽然这是一种解救方法，无奈一晃而过，无助于改变福克纳急剧恶化的趋势。他恨这些医院，恨它们的白色，恨它们的毫无结果、它们的生活规则，这些使他想起了监狱、烘炉和死。然而他不能控制饮酒，这使他不断地住院。不管是象爱尔斯·约逊和孟尼克·莎罗蒙这样的老朋友，或者象济恩·斯泰因这样的新朋友似乎都不能对他有所帮助。他曾经在圣·摩里兹与济恩·斯泰因会见过。她豆寇年华、机灵、令人魂销而又对应如流。她了解并且钦佩他的小说。他曾经于十二月在巴黎见过她，一月在罗马、二月在巴黎也见过，如今四月，又在巴黎重逢。他已经开始信任她。但是吉尔、约安和《寓言》已陷于感情纠葛之中，阻止着代替和下决心。从各方面使他决心继续干的是关于故事的一些结尾的想法。他仍然害怕那残酷的时光流逝太快，不断地使吉尔变成一个女人。她的发育成熟和走向自立是与约安的到来是相互影响而且碰巧又在一个时候。他“在四月份又和约安散步，”其结果显然是复杂的。约安·威廉斯在《过冬》中，将她与福克纳的事写成了小说，描述一个名叫亚术，霍华德的少女式的女人（“我既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少女，”她写道）。她终于同意一个著名的、年纪大的名叫杰夫·亚尔蒙勒的小说家作自己的爱人，他是矮个，态度彬彬有礼，不合时尚。他显然直着腰板走路，一声不吭，狂饮杯中之物。此外，他被妻子拖累着，她不仅喝酒和吃可待因，而且至少试图烧掉他的一部书稿。亚米进入他的生活时，亚尔蒙勒只是想帮助和辅导她，他想使她摆脱中产阶级的礼貌和习俗，并使她成为一个诗人。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堕入了情网。有她作自己的爱人，他感到自己不仅可以生活而且又可以写作了。不久，她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完美体现，他经常把这埋在他的内心深处。“当所有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会爱上你。”他写信给她说，“但是我闭目一想，就知道你有着少女—妇人式的脸庞和身段。”他把亚米作为想象的人的具体化而加以描述。亚米将他从“跟在他身旁走的一只猫”变成了被弄得神魂颠倒的一个男人。或者，更重要的是，她是他总是梦见的这个被禁止的人物的化身，她成了他经常写作的一个人物：“我知道我最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说，“我作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甚至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是的，甚至在你出生前就是如此。”兴许，福克纳将加地·康普森的故事的稿子给约安·威廉斯时的感情正是如此，这是那种感情的一个象征。他仍然认为这个少女约安是他心目中的情人。因为他几乎肯定把约安认为压倒群芳的。在《蚊群》中，戈登说，帕特·罗宾的“名字象挂在我心头的一个小金钟，”这是他后来与爱德蒙·罗斯坦的“辛哈诺·德·柏格修诺”有联系的一行。福克纳在写《蚊群》时，在给海伦·白亚德的信中用了这一行。在《过冬》里，这一行用了好几次。杰夫不仅引用了而且为亚米翻译了这一行；他后来赠给她一个小金钟，让她带上，以便她随时想着他。福克纳在给约安·威廉斯的几封信中，用了特别与梅塔·杜赫蒂及《野棕榈》有联系的其他几行，这几行在《过冬》里也重作丫引用。知道了那个会合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设想，对福克纳来说，约安成了几种人物，不仅是他的情人，也不只是他试图通过爱情来塑造成的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女儿。后来，杰夫在《过冬》里对亚米讲的话，与福克纳最近写给约安的话显然是相似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是好的，”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感到是好的。”然而在他刚讲这些话之前，杰夫讲的其他话，使他对他和亚米所共享的爱情的看法明确了起来：“不管你生活上走什么道路，我们之间的某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其中的联系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卡断的。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爱情，但那是犯罪。不，我不是在谈道德。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亲。那么，我们犯了乱伦罪。仅仅那一条将永远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好了，你将要逃跑吗？”这些话至少在两方面是明显的。第一，它们显然象《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康昔森对于乱伦的看法。虽然康普森只是反复打算和谈到乱伦，然而他也把乱伦当作将露水般的爱变成长久关系的一个方法。第二，他们带来了福克纳与约安在旧的无法控制的冲动下所发现的自由与更新。从一种观点看，我们可以说，亚米与杰夫自由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她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而他既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又当作埋在内心深处的人儿。而且和《寓言》中的科普尔勒尔为了设法推翻他的父亲而付出的代价相比，亚米与杰夫为“乱伦”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这么说，也是把他们的自由界说为不能抵抗的冲动的一种形式，他们表现为一种代替的方式。甚至在杰夫追求和向亚米求爱的时候，他也写另一部小说。这时，他完成了他的小说，他们的艳史结束了。尽管有这种明显的交互作用，他们的艳史和他的小说却得出了不同的结局，在《过冬》里，结局是长期的彬彬有札的求爱和短促的美满时刻。它的内容超出了错误的开端、犹犹豫豫和一再迟延的艳遇本身。美满时刻到来时，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我等你等得太久了，”杰未悲哀地说，他料到有这么一个时刻，他知道这个时刻肯定会来的，他的情人将要离去。杰夫·亚尔蒙勒热恋着，他知道他注定要失掉这个少女式的女人，名叫亚米·霍华德的女儿、情人，到头来，“她的脸蛋和身段”将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中，那将是留给他的一切。那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作好准备。福克纳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它证明，其痛苦出乎他的预料。他甚至告诉约安，他宁愿痛苦而不愿没有这样的爱。显然他已知道，他是注定要失掉吉尔和约安，她们会跟另外的男人的，但是他无法找到一种开端来减轻那种结局的痛苦。写作《寓言》长年累月拖拖拉拉的痛苦使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的信心不足了，正象他作为一个可爱的父亲和求爱的情人的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样。他到巴黎的几天里，重复着在开罗的惯例：短暂地住院治疗，之后在旅馆中住了较长时间，以便逐渐康复。他心烦意乱，又惊恐，决定起程回国。五月份大部分时间，他在格林菲尔德农庄劳动，希望开垦它以免荒芜，同时在劳动中，也可以使他“恢复到适当的身体条件。”但是似乎他的旧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对他几乎毫无用处。干农活作为“消度时光”的一个方法，已经失掉了吸引力；五月底，他卖掉了牲口，将农场租了出去。吉尔和爱斯蒂尔正忙于为八月份的婚礼作准备，他站在旁边，瞧着，为这事的耗资极大而吃惊。他知道，他需要作一些事情了。突然来了个电话使他出乎意料地转移了注意力。这个电话是国务院职员孟拉·李打来的，他想知道福克纳是否愿意参加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至十六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该会目的是为了增进美国和南美诸国间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感到意外的邀请，因为福克纳作体条件。”但是似乎他的旧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对他几乎毫无用处。干农活作为“消度时光”的一个方法，已经失掉了吸引力；五月底，友好使者的经验很少，而且腼腆和缺乏预见性。多年来人们知道，他粗陋而又彬彬有礼。《生活》杂志曾经将他描写为“一个酒徒，自我奋斗者。”自那以来还不到一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显赫声誉，他学到了某些本领，也有需要作公开谈话。他总是喜欢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思想。过去几年来，他特别倾慕安德烈·马尔卢克斯作为小说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经历。福克纳在秘鲁作了短时露面，随即首途巴西，他表面上神态自若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他当场圆满地回答了关于民族与艺术以及他自己的小说方面的问题，显得既不腼腆，也不紧张。在利马和圣保罗之间的某地，他突然不断地饮起酒来，好象要使这整个冒险事业归于流产似的。由于一个大夫和几个官员的帮助，他得以恢复原状。不久，他的心情开始变化。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找一个新的工作。现在，他觉得兴许他已找到这样的工作。在美国，他碰到了一些记者，他们似乎对他傲慢，他有时候脾气大，使人迷惑不解。“我决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记者，”他曾经告诉一个吃惊的女人，一次她躺着的时候将他迷住了。但是在圣保罗，记者们注意到他是泰然自若的，不管问题是涉及小说或社会问题，他都是如此。在那儿，他首次公开承认对《寓言》感到失望。在那儿，他直接碰到了一个越来越占据他心头的一个问题：种族歧视，他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容忍是它的唯一希望。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宁愿当具有地方意义和见解的艺术家，而地方见解则是他的祖先遗留下未的传统的一部分，过去几年来，福克纳一直在探索那种自我观感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他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关于和平和特别是关于种族的言词不断地从一个见解变到另一个见解，令人忧虑，而不是根据一个单一的清楚的发展路线变化的。一方面，总的来说，他希望美国，特别是美国南方谴责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将这些态度和政策与“不公正、暴行、不名誉与耻辱”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对政府的干涉，特别是强迫的种族隔离又是怀疑的。他时而强调这些情形，时而强调另一些憎形，他经常对他的乡亲们感到失望或生气，而他又常常喜欢他们。然而在外国，议论仍然是更普遍。地方上的压力，包括暴力的威胁在内，则是很小的，他就可以自由宣称道义上的深恶痛绝和种族歧视越来越大的危险，也不用劝告人们小心谨慎与忽耐。结果是，在国外，他感到谈论社会问题更不受拘束些，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他回国后的第一周，正是吉尔的婚礼来临随之又过去的日子，留下他和爱斯蒂尔消度时光，情绪低沉。发现相互间得到的安慰很小，他们恢复了分居。之后不久，爱斯蒂尔启程赴马尼拉，去看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福克纳启程赴纽约，想去看看济恩·斯泰因并想找到他觉得好的另外一项工作。他从巴西归来后就写信给国务院的哈罗德·贺兰德说，他这次旅行很愉快，现在又有空了。虽然他“太缺乏经验了甚至不能判断”自己的效率，他要贺兰德知道，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突然对于他想作的事情感到兴趣，”他准备于秋天去纽约，以便讨论他可以为之效劳的其他的“可能性、工作和职位。”这个讨论没有带来新的任命，福克纳感到威信受到了损伤。没有工作上的牵挂，他开始在纽约与奥克斯福之间来回游逛，在这儿呆一个月，在那儿玩上三十天。“这些天来，我走动不停，”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说。不时写出了一个故事。一九五贝年九月，他在纽约写完了《早晨的路程》，这是关于艾克·麦克卡斯林和其他几个熟悉人物一块儿狩猎的故事。随后，他写了一个题为《众人拾柴》的关于斯诺普斯的故事。但是他的身体耗损着，死亡笼罩着他，弄得他心烦意乱，——他常常象在黑鼓隆咚里迈不开脚步，间或也象从“极度的痛苦、悲度和人类的残酷无情的行为中”得到了解救似的。福克纳希望克服他感到的不安，他开始接受新的任务并且改写旧作。他给《运动画报》画了两个封面：即一月份的曲棍球赛和五月在肯塔基州的大赛马。在这之间，他和萨克斯·康敏斯计划了一卷题为《大森林》的书（一九五五年），这是另一部半旧半新的书。这部书装璜精致，汇集了四个狩猎的故事：《熊》、《老人》、《猎熊》和《早晨的路程》，由爱德华·盛登作画。福克纳为此书细心地进行工作。我们从中看到了两个延续不断的兴趣（在狩猎和狩猎的故事中）和两个恢复了的兴趣（在作画和书的设计中）。《大森林》中的几个方面，是为福克纳作的完美计划。这使他又接触到仍然使他感兴趣的工作。有时，他显然是疲倦了，可工作的思想使他忘记了苦恼。此外还表明，福克纳依然是一个作家。《大森林》给他的道德关心赋予艺术的形式。对于他过去写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了，福克纳加进了五篇篇幅不长的散文（他给它们命题为《中断的催化剂》），将这些故事相互衔接起来，并使之与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相联系。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偶然读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历史外散见的几个逸事。几篇短的散文使我们回溯到了元初之际，约克纳帕陶法仍然是未遭损坏的一片洪荒，向前推进几乎到了现在，艾克·麦克卡斯林已将近八十高龄，那就是说，从这片处女地还是“厚厚的膏腴的黑色冲积平原”开始一直到人们使得它“沼泽干涸、树林被砍伐一光、河流消失的如今，”这般人唯一关心就是赚钱。然而最后这样作的结果强调了这整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尽管场面是共同的，有些兴趣是巧合的，可是在这些故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绷得太紧的情况，这就为这几篇短文提供了必要性，而这些短文又使这些故事在上下文之间得到了衔接。在这些故事里，意义来自在特殊情况下活动的人物，在这几篇短文中，福克纳的修辞和思想似乎是突出的。实际上，与后者相似的是福克纳所作的关于他在公众中所起作用的一些讲话和所写的一些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预料到一些变化，会迫使“政客们??油嘴滑舌地用善良的行话来谈自由身分、自由和人权。”在“黑人的渴望和需要”的问题为了公正开始更加频繁和激烈地被提出来的时候，福克纳也开始采取比较公开的态度。“大约是这个时期，”他的弟弟约翰后来写道，“比尔开始写作和谈论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这和我们其余的人的意见是相左的。”他家庭的人们正在写信或发表声明，意在避开他的意见，福克纳的邻居们则威协要进行报复。他们把他的名字叫作“哭泣的威利·福克纳”和“黑人的情人”“使他苦恼并向他挑战。自然，当比尔一开始讲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他就立刻成了不定时的无名电话的对象。不可思议的语言在骂他，他的邮件里充满了谩骂约匿名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同意比尔的观点，我们说，“他活该。他应该知道这是会发生的。”有时进行这种争论，福克纳甚至还感到高兴。他的事业是好的，他的目标是不苛求的，他的反驳是机智的。但是他常常陷入深刻的烦恼之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被迫离开故土，而且也因为他知道，他周围发生的“蠢事、暴行和残酷无情的行为”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在“密西西比州悲剧性动乱”仍然紧张的时候，福克纳决定接受国务院的一项任务，作环球旅行。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离开了奥克斯福去东京，他在日本呆了三个星期。在旅行后的几小时里，他睡觉太少，喝威士忌太多。他发现自己周围围着些人，准备好了问题，铅笔拿在手里。有时，他嘲笑自己是个“六年级的老兵。”但是他常常感到自己真正地处于不利地位。在情绪轻松，有信心的时候，他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坚信的看法：有时，他发表的意见近乎武断。但是他意识到人们以为他是有学问的、博学而智慧的人，他就倾向于退去，并想去喝酒。他又一次需要帮助以避免体力不支，他又一次从一个医生和一个名叫李昂·毕康的感觉敏锐的官员那里发现了这个情况。由于大的努力和相当大的照顾。使者福克纳从接近灾难的情况转到了作为使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毕康注意到，很少有时间与人共饮杯中之物，与学生们的会议超过了与教授们的会议。听众中有些漂亮少女时，他应付裕如。活动日程表是作了精心安排的，也仔细地安排了听众，福克纳侃侃而谈，讲到了书籍、战争与种族、狩猎、经营农场和航行。虽然他的风度是正式的，回答中有套语，然而他似乎是沉着的，反映迅速。日本人发现他的举止接近东方，因而喜欢他。八月底，他飞往马尼拉，在公众场合露了些面。并且看了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然后他启程赴罗马，在那里会到了济恩·斯泰因。他打算在执行国务院指令的另一轮公开活动之前有几天休息时间。然而他到后不久，一个名叫爱梅特·蒂尔的十四岁的男孩被谋杀，被砍得肢体残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福克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描述“一个受害的黑人儿童”是被两个密西西比的白人杀害的，这是一个恐怖的行为。他接着说，假若我们在美国“不可救药的文明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即：我们必须杀害儿童，不管是什么理由杀害，也不管杀害什么肤色的儿童，我们就不配生存下去，大概也不会生存下去。”他发表了谈话，结束欧洲之行时，又会见了济恩·斯泰因，这一次是在巴黎会见的，然后去英国和冰岛，这是他官方的旅行路线的最后两个停留之地。十月中旬，他到达纽约。他感到已经终于消除了自己的烦躁不安。在纽约逗留几天之后，他打算“回密西西比州去??再开始写作。”兴许他仍然不仅需要写作，而且需要把他“想象的故乡与县”的情形加到里边去。据说他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母患了脑溢血，他赶紧回去。他到达奥克斯福时发现，他母亲正在康复，他的妻子参加了嗜酒者互诫协会。几年来，爱斯蒂尔的身体时好时坏，可是她继续大量喝酒。由于吉尔的劝说，她决定重新开始。福克纳希望自己也重整旗鼓，决定着手写拖了很久的《村子》的续集。但是首先，他需要作两次旅行。一次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正式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哥拉作远游。好多年来，他曾经与海伦、爱斯蒂尔、梅塔和约安在加丽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滩边漫步。如今，他要和济恩·斯泰因在这两地漫游。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写作斯诺普斯家史。开始时，词汇来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来。作为年轻诗人，他曾经努力创作过一些全新的作品，不料重述祖先和前辈们的话却几乎使他寸步难行。如今祖先们和前辈们的魂灵并不那么象他自己年轻时的幻影那么萦绕着他。他越来越发现不能相信，他能和自己早年的技艺媲美。他所想感觉和加以想象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巍然屹立的“唯一无二的祖国高于在那不断地时明时灭地闪闪烁烁的苍穹下的你的整个生命的、爱斯蒂尔、梅塔和约安在加丽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滩边漫步。如今，他要和济恩·斯泰因在这两地漫游。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写作斯诺普斯家史。开始时，词汇来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来。价值”，他认为是加文·嘶蒂文斯的思想。但是他感到那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和可怕的，他没有那个力量和优越条件了。不久，他开始想到自己的精力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可能决不会再“用旧的方法突然引起自己的兴趣了。”象《寓言》一样，《小镇》从篇幅上看反映他写大部头书的需要，从该书的格调看，它却反映需要提出意见和达到完全的深度。但他仍需为一个女人写作，为一个他所认识的相信他的女人写作。“我觉得将你的反映写进斯诺普斯的新材料是非常好的，”一月他给济恩写信说。后来，欢乐的日子变成了凄惨，他给济恩写的几封信里关于他的进度的报道就混杂着疑虑，他怀疑他是否不能再用“火、力量和热情”来写作。但是自从济恩相信了他，他就决心继续写，特别是自从他希望相信她是对的而他错了以后。尽管有些间断，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一月底，他写得挺好，自己也感到惊讶。二、三月，种族的争论使他卷入进去，他的写作慢得几乎停了下来。他写了些短文，如《给北方的一封信》和《论恐怖：南方在临产阵痛中》试图得出一个论点：不经暴力而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使任何人高兴。W·E·B·杜波依斯以进行公开辩论向他挑战时，愤怒的呼声说量他不敢“到三角洲来试试看。”对他所居住的乡土感到苦恼并且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他狂饮杯中之物，并无所顾忌地骑马。假若饮酒使他感到“更大、更聪明、更高”，那么骑马简直就是最好的了，可以使他感到更大，更强健。象他叫做邓皮的那匹马一样，一些难于驾驭的高头大马提出了他所需要的一项挑战：“在他的感情冲动和需要中的某种深刻和来自心底的东西，”“为赢得最好的体魄和胜利的一个愿望。”冬末春初，福克纳在他的较大挑战中稍有进展。但是他继续写《小镇》，首先在奥克斯福写，之后到夏洛特斯维尔去写，吉尔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生的；然后到纽约去，济恩正在那里为《巴黎评论》工作；之后又回到奥克斯福。暮春和夏季，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度过的，开始更紧张地进行写作。七月份，他的迟疑不决和不稳定情绪消失了。八月底，他写完了他的稿子，认为他的新书是悲惨的和有趣的。《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的《亚伯拉罕父亲》、带回到《庭院中的骡子》（一九三四）之类的短篇、带到他一九三八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所讲的要点的作品中去。《小镇》的酝酿时间很长，反过来《寓曹》写作的过程特别久。三十年间，他一直在思索和谈论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他不愿意承认这部书反映了他的小说王国的“疲累，”他承认这部书可能是“搁得太久”，而变成一个“小小的笑柄。”实际上，《小镇》所反映的正是读者们所意识到和福克纳所承认的——在评论中谨慎地承认。在信缄中则较为坦率——他不仅更老了，而且也疲惫了，他终于回避去写这本书。三十八岁的尤拉·瓦尔纳·斯诺普斯自杀时，这个最伤心的时刻之一到来了。在《小镇》里和《村子》里一样，尤拉春情萌发。但是在《小镇》里，她更加庄严好象没有感情似的，她成了悲剧人物，她的死部分原因在于使她的女儿不致受到诽谤；但是她的死也是由于她那个小小的、贪得无厌的社会里没有配得上和她生活、值得她爱的人：“她厌烦，”拉特利夫说，“她恋爱着，她有资格去爱，为了爱，她可以给予而且接受别人的爱。不料她努力了两次，都失败了，找不到能力够强、可以值得并获得她的爱，和她匹配的人，要不然就是甚至找不到敢于接受她的爱的人。”然而象尤拉的这个明显的改正一样，这部作品的倚轻倚重部分地只是厌倦的结果：它也是构思斯诺普斯家史的人与写作《小镇》的人之间分裂的结果。我们在《寓言》中感到绷得过紧的状态在于写作意图与天赋之间；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这部著作最明显地反映着他已经决心写一部不符合他的才能的书的后果。然而在这部著作中，基本思想与写作意图是有关联的：从这部著作的构恩到其完成，它都是抽象的和说教的。另一方面，才能与基本思想是有关系的；这是这部书初期构思的主要含义之一。除日趋衰退的精力外，损害这部书的是写作意图的分散，写这本书的人的意图与酝酿这本书的人的意图是不相同的。假若《寓言》使人想到福克纳想使自己成为一种不同的作家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的话，那么《小镇》使人想起，发生的变化是重大的。虽然《村子》中的某些生动和喜悦也写进了《小镇》，可是我们在他早先写的那些章节就对它们感到非常明显，如《庭院中的骡子》的情节，或者在早先插入的部分，如拉特利夫板起面孔决定反对弗莱姆无情夺取萨多里斯银行的领导权。拉特利夫与加文·斯蒂文斯及查理士·马里逊一道继续试图作某些事情，以阻止弗莱姆。然而福克纳说，在《小镇》的所有人物中，他特感到骄傲的是两个女人——尤拉和她的女儿林达。显然，弗莱姆与斯蒂文斯继续控制其事业，而拉特利夫是弗莱姆钟爱的人。然而他自己感触最深的是，尤拉找不到情人和她自己的地位。虽然尤拉缺乏加地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她一样有着加地求爱的本领。她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情人万念俱灰，主要为此伤心极啦因而离开了尘世。另一方面，林达也对几点事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她具有同样的花容月貌。关于她有疑问的出生，使人忆起昆丁夫人。另一方面，她象约安·威廉斯。加文·斯蒂文斯恰好是她的导师，既象菲尔·斯通，也象威廉·福克纳。象斯通，斯蒂文斯是个身材魁梧、口著悬河的律师和失意的教师。斯蒂文斯关心自己的和林达的声誉，想到他的弟子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他试图将自己对林达的感情导向恰当的方向，就象福克纳曾经对约安所做的一样。他一度想到自己主要是她的父亲和导师。他想指导她阅读，塑造他的心灵和决定她的命运，然而他感到感情受到了抑制，因而想到林达的感情也受到压抑。之后不久他不仅是培养女儿的父亲，教学生的导师，而且也是一个骑士，他想当一个情人。作为一个骑士，他想把他的娇娥从扼制她不适当的习俗中解脱出来；作为情人，他渴望占有她使她向一定方向发展和解脱她。假若我们从尤拉身上观察到将要充满福克纳生活的某些黑暗的话，福克纳越来越意识到他决然找不到一个和他的奇才匹配的佳偶；那么，我们从林达身上却看见了一出长期郁郁不满的戏剧。福克纳在其生活的早年，就从主要的经历上，开始愈来愈对他的地区和他的家庭的不满，而那些不满在《小镇》里表现出来了。然而它们最后被迫纳入了一个太熟悉和简单的公式。构成《小镇》的是约克纳帕陶法的改变以及回到了约克纳帕陶法。这主要是因为它缺乏福克纳的想象中经常需要的生动活泼的复杂情况，福克纳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曾经是从分歧中茁壮成长的。他需要进进出出，到各处走走，从局限到超脱，从沉迷到奔故，他的想象力依赖于相互支持的对立面（约克纳帕陶法与粒法耶，杰斐逊与奥克斯福，想象的王国与实际的国土）。从这些，我们找出了他对相反事物的依赖。而且在这个依赖中，他作为一个人的需要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需要碰到一块儿了，而且相互估量着。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探索一种可以容纳混乱意识的结构和表明他自己所感受到的不能说明的比照关系。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学会了用一些结构非常成功地进行了实验，以致在他的伟大的小说里不能说技巧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和终结。在《小镇》最明显的先行之篇《村子》中，他表现了对意味着根本剧变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方面变动的高超的想象技巧。他相信自己对于完美掌握急剧变化的能力是，感到勿需事先对它们加以简化或缩减。另一方面，在《小镇》里，对立面的对比、相矛盾的需要的结合、们望与希望的配合让位给简化与缩减，在加文·斯蒂文斯与林达·斯诺普斯有关的地方更其如此。福克纳改写完《小镇》后，开始往返于奥克斯福与纽约之间。在奥克斯福，他竭力帮助阿达莱·斯蒂文森击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知道他的候选人“曾经从三方面攻击过他，即：智慧、文雅与博学方面，”他觉得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并不感到惊异。在纽约，他竭力和济恩·斯泰因保持旧好，他发觉结果是痛苦的。十二月大部分时间他呆在奥克斯福，看清样、过圣诞节、骑一匹叫做邓皮的烈马。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回到纽约，济恩清楚表明她希望摆脱关系。这个消息是有一系列前兆的。一年前，他感到怀疑，他需要她是否使她感到紧张不安或者沾沾自喜。在《小镇》的写作过程中，她保持支持的态度，尽管显然有些神经过敏。这书写完时，写书仍然使他感到筋疲力尽和痛苦。他喝了几周的酒，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之后，他离开纽约到夏洛特斯维尔去，成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二月中旬，他到校对，课程已在进行，他接受的任务在等待着他。除在公众场合露面外，他希望在定期的会议上会见学生，并保持正规的办公时间。虽然有些教授使他感到自己是没有学问的，这使他不安，然而他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热诚的。他和一两个年轻教师弗里德内克·吉恩，特别是和约瑟夫；布洛特纳的关系很友好。在学生们中，他似乎感到愉快，愿意帮助他们。他身着漂亮的花呢大衣，拿着烟斗，颇有教授风度。大多数的课堂会议之后，就有一个非正式的问答安排。这样他迟早就有机会谈到自己的所有小说和许多故事。他常常求助于他熟悉的提法，其中有些是他昔日在新奥尔良时所用的：他几次讲道，小说是“想象、观察与经验的”复合体。有时他忘记或记不起一些故事，或者他回忆起他曾经考虑过或者抛弃不用的这些故事的改写本。对于他来说，他的王国仍然是在运动中并且永不衰竭。有许多情节、冒险故事，甚至人物，他仍然还没有写，还有少数的尚待发现。在这些会议中，正像在几次接见记者访问中一样，福克纳喜爱的艺术家的形象多少有些象上世纪末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形象。他说，艺术家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物，被死亡的预感所缠绕并决定在被人遗忘的墙上留下潦草涂写。他的需要是简单的（孤寂、铅笔和纸，烟、食品和威士忌），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忠于他的艺术。他完全是冷酷无情的，全然非道德的，为了使他的书能够写成，他可以作任何事情。当想象与典型发生矛盾时，“应该突出典型。”但是目的在于使想象与典型相一致、相适合并且相协调。因为艺术家所追求的“不是许多潦草书写的总和。而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一个简单的瓮或模型。”在五十年代的速写中，这个肖像显然更象福克纳的过去而不那么象他后来所起的变化。现在他的生活较为舒适，他的经济来源更加可靠，他更加闻名遐迩。一直到一九五○年，他的家乡还在继续弃绝他。《圣殿》出版（一九三一年）后不久。南方人开始表现出这样的感情：福克纳的人物的堕落与他们毫不相干——诺贝尔奖发表以后，《纽约时报》于一九五○年清楚地说那是讲的所有的美国人。他的社会“往往是太邪恶、太堕落、太颓废、太腐化了。”乱伦和强xx在杰斐逊可能是普通的娱乐，但是它们“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没有。”《纽约时报》继续说，“美国人最热烈地希望，”瑞典给的奖金和“福克纳著作在外国人中的大量流行”都不意味着他们将他的小说与美国人的生活联系了起来。然而几年以后，甚至密西西比大学的克利夫登·法迪曼也投降了。密西西比大学原先拒绝接受赠送的《士兵们的报酬》，可现在已经开始做福克纳作品的搜集工作。法迪曼对《押沙龙，押沙龙！》写了一篇愚蠢无知的评论。之后，他又高度赞扬了《寓言》。尽管有了舒适、金钱和声誉，然而福克纳的生活却远非平平静静的。他的写作、饮酒和骑马表明，显然他是较少地沉湎于艺术，仍然追求个人的爱好。他和爱斯蒂尔喜欢住在夏洛特斯维尔。在这儿，他们可以离吉尔及她的家庭较近，离威胁性的喧啸和淫猥文学较远。他们在这个大学，特别是在凯斯维克与法明登狩猎俱乐部欢度时光。凯斯维克的成员之一林登·R·马西是一个有才智的阔人，他将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收集福克纳的书。在这两个俱乐部的其他人们则是和善、友好的。福克纳对网球、高尔夫球和飞行的兴趣已然消失了好几年。只是泛舟游览和骑马仍然是消遣之道，他只对骑马依然保持着热情。几年来，他和雷德·布莱特与艾克·罗伯兹一块儿在窗西西比河沿岸低地猎狐狸、浣熊和鹿，并在河岸野餐，吃散叶甘兰和浣熊。但是他总是以狩猎为乐而不在于杀死野物。几年前，他决心集中精力于追赶猎物：“因为我每次看见任何未经驯服的动物忿怒地逃跑时，它们的速度、生命都是那么栩栩如主，我好象看见了一个年轻、热情、俊俏、充满活力的身段。”在夏洛特斯维尔，非常重视狩猎的仪式和壮观的行列，他认为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古代的仪式与典礼的观念、活动物运动中的美和迫使力量很猛的大动物跳越高障碍的惊险。他到达夏洛特斯维尔之后一个月，为国务院的另一项任务启程赴希腊。在雅典，他出席了迪米特里·米拉特的作品《安魂曲》的首次演出典礼，接受了雅典学院的银质奖章并且发表了另一次接受奖品的演说。在正式露面的间隙中，他在爱琴海各岛屿之间乘般游览。在被问到现在的写作时，他详细讲到了刚出版的《小镇》并谈到，他准备写的《大厦》。回到夏夏洛特斯维尔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为斯诺普斯家史的命运苦恼——他认为他让“其他的许多事情挡了道，”并且认为“你不应当把你认为值得写的某些事情搁置太久。”五月，兰登书屋推出了《小镇》的续集，福克纳声称，他想“继续写”斯诺普斯家史，直到使自己以前“讲的话完全兑现。”六月，他启程回家，心里琢磨着几件事情。他要垦植没有好好照顾的格林希尔农庄；他要泛舟游览和骑马，并且要开始写《大厦》。因为他对猎狐和狩猎俱乐部是很认真的，骑马已经成为他的任务和强烈爱好。他有时讲到狩猎，好象他是受过严格训练似的。他不久发现，只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在密西西比住过，使种族问题成了一个必然的密切注意的事情。尽管由于某些事情和加上其他事情，他注意力不集中和几次中断，他仍然努力将一些谈话编辑起来。十二月，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用的字眼重复着两年前给济恩·斯泰因写的一些信中的词句。他正在写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三卷，“这书将结束这个三部曲，”他说，“兴许我将会才尽，我可能弄碎铅笔，扔掉纸并且休息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疲惫。”一九五八年初，福克纳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开始作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希望使他的农庄不致再度荒芜，他作了些安排，以便回奥克斯福搞春播。他希望保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势头，把他的稿子带到了夏洛特斯维尔。按时与学生举行的会议、有时在公共场合的露面以及正规的办公时间，似乎都没有使他苦恼。他喜欢这个大学和夏洛特斯维尔。他作为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即最后一学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在阿尔德曼图书馆当顾问，一九六○年作为巴尔奇①讲演者讲美国文学，与这个大学保持着联系。在他的晚年，夏洛特斯维尔好象差不多和奥克斯福一样，同样是他的家乡。然而在这一切之余；学生们、办公时间、骑马与饮酒，他还是进行写作。有时，似乎又是出于兴趣，但更多的时候是意志坚定的。他仍然继续写作，首先是在弗吉尼亚，然而整个漫长的夏天在奥克斯福。到八月，由于旅游者们在庭院前好奇地盯着这个房子，他想在弗吉尼亚买一处地方。圣诞节后，他和家人在夏洛特斯维尔团聚。在那儿，他也和“凯斯维党与法朋登两个俱乐部的成员玩得挺欢。”之后不久，他回到了奥克斯福，他的进度加快了。到一月底，他已写完了初稿。他写信给蓝登·豪斯说，在他可以带一份复制品或送一份给他们之前，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功夫整理。”这最后两个进程比福克纳预料的要长些。三月九日，他完成他的长长的打字稿，七月之前，印出了长条校样。因为萨克斯·康敏斯已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逝世，福克纳现在和亚尔伯特·爱尔斯金一块儿工作。因为《大厦》是一个三部曲的第三卷，编辑它证明其复杂性非同寻常，并且很费时间，甚至后来请杰姆士·梅里威仁帮忙。福克纳一度想对他的这本新书作小的调整，然后在以后的版本中，使之与《村子》和《小镇》与它相协调。然而由于有某些提醒，他同意根据明显的路线，将《大厦》作些调整使其与《村子》及《小镇》一致。他宁可忽略小的差异，理由是：“那个事实”与“真理”几乎没有关系，不一致是不能予以忽视的，他改了《大厦》书稿。从写一部书到另一部书，福克纳总是想认为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最好的，本着这种思想，他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的梦想：这个“瓮与模型。”福克纳在艺术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对祖先们感到尊敬，甚至敬畏，他对这个继承者也暗自表示同情，在此情况下，继承者意味着《大厦》一书。福克纳需要坚持《大厦》的重要性，其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结束这几本书对他来说决非轻松的：虚无感、丧失了目标和新的失败总是来得过快，将松的、欣喜若狂的和大功告成的思想一扫而光。过去几年里，《寓言》和《小镇》这两本书，每本书写完时似乎还没有到最后，可是写完《大厦》则不然，他已经走到了他的“计划的劳动”的终点。他希望而且需要感觉到，就他而言，他将要消失，这失去是值得的，他不光只是耗损已尽，因此消逝得并不寒碜。但是他知道，《村子》较接近于一种洞察力，它使得三部曲成为可能。他知道这是一部较优秀的小说。最后他觉得有勇气去遵循承认其重要性的适当而实际的路线。象《小镇》一样，《大厦》是倚轻倚重的。长期拖延和愈来愈疲惫，使这书大受损害，它太损害了酝酿此书的人的意图与写作此书的人的意图之间的矛盾的迹象。然而福克纳越写下去，就越使它不仅成了斯诺普斯家史的顶点，而且成了对他的王国的修改。它把许多场面和人物写在一起。通过蒙哥马利·华德·斯诺普斯这个人物，我们再看见了在《圣殿》里的关键性的场景，里芭小姐的场景。通过弗莱姆的一次交易，我们对本基·康普森的死和佳森·康普森的几次冒险有了更多了解。象《村子》与《小镇》一样，《大厦》一部分是进展情况，一部分是编年史。象它们一样，这本书坚持了宏伟场面，它使用了不同的叙述语言并且经常变换景色，它使角了旧的素材，其中包括发表过的故事，如：《众人拾柴》和《领主的海滩》和象《典当猪》之类的未经发表的作品片断以及它的庞大的角色阵营，其中有些是熟悉的，有几个则是新的。在这部小说的开头，我们回顾了霍斯登的明克·斯诺普斯谋杀案，这是《村子》的一个重要事件。后来我们看见明克坐在帕奇曼狱中，这是《野棕榈》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明克终于被释放了，他阴谋策划他将采取的报复行动。明克认为弗莱姆出卖了他，他要活着杀死他的亲属。在这部小说快结尾时，我们看见他执行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明克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复仇与我们在弗莱姆兴起时所观察到的那种同样坚强不倔的精神是有联系的，我们就预料到这次谋杀本身，并且发现它几乎是命运的突然衰败。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拉特利夫、林述·斯诺普斯和加文·斯蒂文斯在这次罪行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也没有料到这个计划和这个行动之间所产生的其他发展，包括福克纳对明克产生的同情。在《大厦》里，虽然拉特利未、查理士·马里逊和斯诺普斯家族的好几个成员扮演主要角色，加文·斯蒂文斯，特别是林达·斯诺普斯则是以主角的面貌出现的。林达离开了乡下到纽约和格林威治村，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可以与她对艺术的兴趣不相上下。她有时似乎既像济恩·斯泰因又酷似约安·威廉斯。她和一个名叫巴尔通·科尔的雕塑家结了婚。之后，她去西班牙，参加了拥护共和国政府者的斗争。她回到了杰斐逊，受了伤，成了寡妇，之后，她从事一项福克纳曾经从事过的事业，她的命运遭到了福克纳曾经遭到过的苦难：她在她周围的人们引起了某种“古代洞穴中的返祖现象的种族集团成员的恐怖”，被人们骂为“黑人的爱人。”虽然她和斯蒂文斯从没有同床共枕过，他们的确成了情人：“因为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两个人，能够互相亲爱而又不必合欢。”后来，她帮助明克·斯诺普斯拟订他对弗莱姆复仇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明克的同情，部分原因则是出于希望为她的母亲报仇。在这部小说的末尾，明克带着林达给他的钱逃走，他还得到拉特利夫与斯蒂文斯的打救。早先我们终于看到的明克是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一个穷光蛋，形容枯槁，失掉了一切梦想的男人。福克纳通过他最后一次表达了他总是感觉到的对穷途末路的人的同情。拉特利夫和斯蒂文斯瞧见他逃跑时，称他为世界上“可怜的婊子养的”，这个词变成了《大厦》中相当于盖尔·海陶维尔的“可怜人。可怜汉。”福克纳强调明克的严峻考验的代表性和他的极大痛苦的休戚与共性，对他加以表扬。一九二二年，他曾经首次用引起共鸣的话语，他认为明克“同任何人一样，一样善良、一样勇敢、一样有摆脱不了的困难、一样默默无闻：美丽、华丽、骄傲与勇敢，直到那闪闪发光的幻影与梦想，那是人类长期记录的里程碑——海伦和主教们、国王们和居无定处的安琪儿们、高傲而优美的六翼天使们。”福克纳用这些话使他计划中的最后努力告了结束，这些话肯定不仅只是被看作与明克的挽救有关系，而旦也被看作是一种总结。他既感到慰藉，又觉得非常疲惫，他试图为赋休恢复自己的能力。他和老友们谈起旧时光景，似乎那么津津有味又怀念乡土。他的一生都为教孩子们游戏和给他们讲故事而感到高兴。在他的孙子们和孙子们的伙伴中，他发现了他的首批听众之一的另一种类型。在他写完《大厦》时，吉尔的另一个孩子，以他的名字取名的男孩，已经一岁多了。因为加斯贝尔特是福克纳最后同意作为自己的名字的，因此他希望永远采用这个名字。他的第二个孙子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桑梅斯是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的另一个小男孩。他学会讲话后不久，他的祖父教他站直，让他叫自己为“威尔·福克纳。”然而福克纳恢复了能力比赋闲还要危险。他有时仍然去纽约访问，继续为国务院出去访问，一九五九年秋访问了邓维尔，一九六一年春访问了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和夏洛特斯维尔消度的，他和爱斯蒂尔在夏洛特斯维尔的陆格比路买了一幢舒适的大住宅。在这两个地方，他都继续骑马。“现在已经两年了，”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说，“我作了许多事情，可是没有骑马和狩猎狐狸。”风华正茂时，他的勇敢有时超过了他的骑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骑者，他对冒险越来越话后不久，他的祖父教他站直，让他叫自己为“威尔·福克纳。”然而福克纳恢复了能力比赋闲还要危大的需要经常超过了他的骑术。几年来，他多次摔下马，有几次伤得重；五十年代末，他骑马更加无所顾忌，摔下马的事更寻常了，受的伤更厉害，背部几次受伤，有时手臂、肩膀和锁骨也受了伤。在奥克斯福，他骑邓皮，在夏洛特斯维尔，骑鲍威尔霍斯。在这两个地方，不仅遇到了，而且还招惹了危险。“有一次是让马跳越障碍，”他说，“这会使人感到舒服。兴许这是危险的，是一次冒险。无论如何，那是我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是骑术的精通，“身体棒、胜利”的思想，不只是要超过他所喜欢的块头大的有力气的猎人们的骑术，而且也要克服自己的疲倦与惧怕的心理。“它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激动的，”他一九五九年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即使在六十二岁，我仍然可以臆步地走，比其他一些人走得远，走得久些。”然而他对自己的要求超过了他的骑术和持久力，完全不顾身体的受伤处，继续准备“冒我的骨头?的危险。”似乎面对危险是他表示轻视毁灭的唯一办法，似乎他需要走到灾难的边沿，以便一再证明他既不害怕也不希望灾难到来。有一个时候，赋闲的愉快和危险似乎已接近满足了；“因为我三年前就戒了酒，”他一九六一年写道，“我甚至对于写作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他的较大需要，就象他的较大才能一样，是工作。他从来不知道他感到不需挣钱的乡土。他很早就开始觉得自己在经受考验，他也很早就学到了一再考验自己。他说，一个名叫吉姆的侄儿是喜欢他的为人的“唯一的人。”那是部分地证明自己正确的一种方法，写作则是讲毁灭的另一种比较旧的方法。在他的最后几年中，提醒死亡的事情有规律地传来，令人感到不安：一九五八年七月，萨克斯·康敏斯；一九五九年十月，哈罗德·欧伯尔；一九六○年一月，亚尔伯特·卡穆斯；一九六一年七月，恩斯特·海明威。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毛德·巴特勒·福克纳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在去世前几天，她曾经表示希望找到一个极乐之地，在那儿她不会看见她从来就不喜欢的丈夫。卡穆斯逝世后不久，福克纳把卡穆斯描述为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都怀着被所有艺术家感动的“同样的预见和对死亡的憎恨”。去探索“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海明威逝世时，福克纳已开始写他的第十九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小说。他现在以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即六十五岁高龄的祖父回忆其童年时期的语言，题为：“《劫掠者》的卢霞斯牧师的《回忆录》”，显然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听来是优美的声音。他那一再重复的怀乡叙述既反映着福克纳在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终于达到了重新和好，也反映着他对他的孙子们感到怡然自得。它使我们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回溯到一九○五年，当时卢霍斯还是个年仅十岁的男孩，在马车出租店和他的父亲毛里一块儿干活。在他回忆的历险记中，卢霞斯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名叫加利阿姨的仆人和一个名叫尼德·麦克卡斯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包括布恩·霍干贝克在年的其他几个熟悉的人物。二十年前，福克纳为关于一个男孩与三个大人的小说，即《哈克·费恩一伙》的故事作了提纲：一个身材魁伟、热情勇敢的怀着童心的男人与一个狡猾的、肆无忌惮的仆人和一个年纪大的、慷慨而智慧的妓女。福克纳说，这个男孩“处于淫逸、堕落和实际犯罪污浊空气之下”，他将学习“勇敢、正直、宽宏大量自尊与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受这个妓女的影响。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福克纳把他的这部新小说说成是“写作进展顺利，可能已经写完了三分之一。”他认为它是幽默的，他写起来毫不费劲而且很感兴趣。几年前，他为《坟墓中的旗帜》设计了一个封面。他已为他的新书写了一个护封的广告性简介：“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显然够得上成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意志和私人企业的圣经。”恩斯特·V·特鲁布拉德文学与戏剧评论奥克斯福（密西西比州）鹰几周以后，他又写信给他的编者，说，我“突然使劲干，已于一周前写完初稿。”“在一个月内，我就可以送给一本清楚的稿子。”三周后，他有了一本修改后的打字稿，书面为《劫掠者：一篇回忆录》。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特别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曾经是实验主义的，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几次社会性声明似乎是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但是他的许多小说，错综复杂如《押沙龙，押沙龙！》，简单者如《掠夺者》，被认为是过去的再现，找到了“男人与自己、与其伙伴与其时代和地域的矛盾”所在。这些矛盾中的每一个都是福克纳自己的，他将每一个矛盾都写成了他的那种诗。他往往似乎认为，他是站在暮霭沉沉中，文化终于在美国南方被内战所破坏，在西方世界则是被大战所毁坏。从童年起，他就感到自己向往过去，然而又对现在负责。他一再说，“生活是运动。”“作家所要求的是同情、理解??·任何事情不管它似乎多么完美，它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它就死亡。”他说，作家所探索的“完全不是去选择立场，”只是对已经失去的表示和唤起同情。为了适应他的双重义务，他不仅塑造了一些角色、戴假面具的人和一些人物，而且挛造了意味着一系列看法的一些关系，从象昆丁这样的“向后看的鬼，”（他讲话时怒气冲冲而且情绪沮丧）到拉特利夫，他接受“文化上的变化”而且毫不感到极大的痛苦、悲伤，甚至也没有留恋过去的感情。在这些看法中的一个看法里，福克纳发现对所有悲剧都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认出决不会及时地为自己报仇的那种人。这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我得到的。在另一个看法里，他发现了对所有的喜剧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识出那个人，他可能为此而得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找得到他的。福克纳比昆丁或拉特利夫的分裂还要大，他塑造了他们两人，使他的艺术成了殉哺育他们的乡土的探索。他把那个故土取名为约克纳帕陶法，他认为它既是一个想象的地方，也是一个具有本身历史及其发展进程的所在。从福克纳这方面说，那种探索是件最好的事情：“他认为写作，”如谢尔比·福特所说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他独自坐着，静静地眺望他书斋窗户外的景色，他仍然是一个腼腆而苦恼的人。怀疑、恐惧、忧虑，最重要的是丧失感和迫在眉睫的黑暗，依然缠绕着他，然而他在写作叙述性小说中。他发现了二条超越于窘困甚至绝境的通向暂时宁静的方法。只要让他一人独居，给他一支笔和“洁白的纸张??不受侵犯和永远合符期望，”他就可以承受最可怕的现实——“寻常事端，”甚至“疯狂与仇恨”）——并将其变为“一种光彩夺目的永恒的美。”虽然福克纳仍知道，他的特长除了运用语言就不能作任何事情。他已把自己的天才献给艺术，可他又为生活省下了一些才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模仿他的曾祖父，花花公子和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他对被轻蔑的情人的命运的几次探索，他作为飞行员，农场主和骑手的事业和他作为儿子、兄长、丈夫、父亲与爱人所起的作用。他有时，特别是在年轻时和晚年，背诵自己写过的某些句子。另一些时候，他谈到自已后来写的一些句子，包括某些他非常喜欢背的句子。他通过生活中明显的动荡和相互影响，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的提炼，并使艺术成为生活的提炼。然而象他的虚构和杜撰一样，他的角色、外表和经历都是更具有保护性的而不是表现性。只是在他的小说里有着均势的重大变化；他在他的一些故事和小说里则大大加以利用，其中表现了他更深的内心世界。福克纳写完了他的小说，回到夏洛特斯维尔，准备和他的家人一道轻松地生活，并且“忙于骑马和狩猎狐狸。”《劫掠者》使他感到几乎象青春年少之时，这主要是由于写作这本书是很顺利的。“我愿意等到，”他说，“材料具备之时，直到我可以照着材料写，而不是努力去逼出材料来。”现在他一周里有四天打猎，从佛晓一直打猎到中午。然而快到年底时，他进入了一个自己不能摆脱的循环。由于几次摔下马，他受到越来越厉害的损害，特别是他的背部下边受伤更重，产生了一些小小的令人痛苦的不幸的事故。十二月，他喝酒挺多，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痛苦。十二月底和一月初，他在夏洛特斯维尔和里奇蒙德的几个医院里进进出出。一月中旬，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第三次从一个医院出院，之后启程去奥克斯福。他休息了几天，盼望着湿润的气候，以康复其虚弱的身体。一月底，一连串的阴天结束，放了晴，他开始猎鹌鹑，并且又骑马了。四月，他回到弗吉尼亚。四月后半月，他在西点和纽约分别玩了几天。四月，他和爱斯蒂尔认真考虑在亚尔贝马尔县买一处大的房地产，五月又认真考虑了这事。到六月，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雷德·爱克尔斯。三十年前，他曾经在萧条不堪的密西西比州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和四亩地。雷德·爱克尔斯是美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里的一个没有瑕疵的房地产。它占地二百五十亩，包括一座漂亮的砖房、有九个隔栏的一个牛棚，一个马夫房、一个管家房、一个佃户房，一个工具房、两个谷仓、一个地下仓库和一个鱼肉熏制厂。早先福克纳就怀着深刻的矛盾心理写过一些差别很大的小说里，描述梦想拥有宏伟大厦的人们，如《押沙龙，押沙龙！》和《村子》。威尔·凡尔纳反复合计着想买下这个老法国人的有圆柱的废墟，其中有几个马厩、奴隶住房、斜坡上的几排房子和几个散步或骑马的场所。威尔·凡尔纳在《村子》的开头就对位特利夫说，“我喜欢坐在这儿。”“我想努力发现，当个需要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吃和在里边睡的傻蛋，必然会有什么感觉。”但是福克纳也被这种豪华所打动。财产对他来说是成功的象征，封上那般曾经叫他“无业游民”的人们的嘴的办法。而且他象大多数有抱负的人们一样，他为拥有个人享乐和社交娱乐的财富而高兴。假若罗万·俄克被称作老上校的富丽堂皇，那么雷德·爱克尔斯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疲倦了，但是他仍想作一些事情，“写一本或几本书，??或开讲座，”以便“拥有雷德·爱克尔斯。”然而实际上，那与其说是为了将来，不如说是为了他一直在注意着的过去。三月，他坐着让人家画像；五月，他在纽约看了济恩；六月，他去孟菲斯看了约安。他几次讲到死亡的预感。几个月前，他曾经相信自己可以永远继续骑马、饮酒和写作。五月，他在纽约谈到了过去，这时马尔科姆·考莱发现一种思想状况“那恰恰对他不新，但是那似乎有一种新的回响。”他穿越夏洛特斯维尔，最后一次回到奥克斯福。在那儿，他六月十七日摔下了马，摔得挺沉。他疲乏，又受了伤，可是却再骑上了马。“我必须制服他，”他说。后来，他说，“我不想死。”但是受伤和喝酒的循环又开始了，这是最后一次。七月四日，他声称，他准备去一种他曾经经常将其与监狱和烤箱相联系的医院。七月五日，他进了比哈利亚的莱特疗养院。在该院，在七月六日晨，老上校的诞辰，他死于心肌梗塞。福克纳在《记舍伍德·安德森》里，声称在一次梦中找到了安德森的《全传》。他把这个梦说成是一个真正的“轶事或寓言，”他在梦中看见安德森“沿着几英里长的乡村道路走着，牵着一匹马，他准备将马交换，以获得一宿的睡眠。”在这个梦——轶事——寓言中，福克纳看清了安德森的人生逻辑：他希望将他得到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去交换一个由想象产生的世界。虽然福克纳立即继续将这个想象的过程与艰苦的持续不断的工作联系起来，可是他是间接地描述了它的秘密动机。他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对纯洁与真理的爱、一部分来自对才能的爱，而一部分则来自“那令人憔悴的不眠的对荣誉的不能满足的渴望。”但是他也认为，它代表着使自我变化，达到某种最后极点的一种努力；他暗示，只有那样，人们才能发现超越于“令人憔悴、不眠的”斗争的宁静。如杰姆士·梅里威仁所认为的，关于安德森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对于福克纳写的其他几篇作品特别是《卡尔卡松》的对比，”《卡尔卡松》也是关于艺术家的悲惨命运与想象力的一个寓言。在《卡尔卡松》里，这个艺术家是一个骑手，他骑着马飞奔，其猛劲是“有节奏的、持续不倦的，”然而不能向某个最后的注定要完成的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大概永远在前头。然而《卡尔卡松》除了将这个艺术家与不能达到的追求相联系外，这部著作在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它不仅将妇女与“美孚石油公司”的权力相联系，而且也与低下的智力相联系：“她们已经学会在现实中平衡地生活，不受现实的干扰。”对比之下，这个男艺术家却既混乱又脆弱。他索绕着一种愿望，希望“表现出某种勇敢的、悲剧的和严肃的态度，”他骑马飞奔，马身跃起，呼呼如雷，这时心里明白，他正被推向失败和死亡。使他终于听从那种命运的——毫不惊讶地想到他的躯体正躺在波纹形的海底，“在潮水的震颤的回声中宁静地翻滚着——这就是他对命运的了解。虽然他一方面知道“生命的终结就是静静地躺着，”另一方面他又拒绝“认为那是真的。”他从这个分歧中产生了力量的一种样式。他在黑暗中独自躺着的时候，就偷偷地然而仔细地听着老鼠的细脚在他上边匆匆地奔跑的声音。然而在黑暗中，他料想老鼠会掉下来咬他的时候，他就采取“留心盯着的办法。”在他那有超人洞察力的想象力看来“他那纹丝不动的躯体”变成了幻影，因而不复存在。他意识到“从诞生之日起，他的躯体内就在不断地衰退中”，他将自己生活中的疾病与死亡变成了一个创作的原则。于是他的光荣不仅包括他有能力将郁郁不乐的与悲剧性的人物变为正派而有希望的人物，而且也有能力将令人痛苦的不满意变成为人生的目的服务。他用想象将其变为艺术的力法，可以打开关着的门、接近被禁止的人物、于危险的活动以及使生命延长并灌输对死亡的蔑视。在肯定是福克纳所写的最奇怪的句子之一的后半句里，他描述了一个“精力充沛的精瘦的”可卑小人是男人们的主要毁坏者；后来他描写了一个“长相温柔的”可鄙小人是“妇女们和俊俏姑娘们”的主要毁坏者。然而在《卡尔卡松》中，这些形象就象那鼠头鼠脑的目不转睛的耗子一样，对这个艺术家来说，成了“滚沸的鲜奶”。犯罪与死亡之对于基督——郎他的特殊场合——正如起毁坏作用的可鄙小人之对于这个艺术家一样。同样，基督之对于犯罪与死亡——他们唯一可能的纠正方法一正如艺术之对于人对失败、瑕疵和迫在眉睫的死的想法一样。如我们在福克纳的这个奇怪句子的上半句中所看到的，在这些说法里，艺术成了人类最巧妙的策略。在那个上半句里，其中的一点是，福克纳显然引起了基督的类似之处。福克纳的艺术家独自躺在黑暗中，回忆起长久的衰微过程，这过程就是他的一生，随后就迅速地得出这样一个策略，他太坦率了不能被叫做逃避现实的人，并且太富于进取心了不能被称为补偿：“肉体在其新生中靠节约地消耗自身以维持生命。如今肉体已经死去，可它决不会死，因为我是耶稣的复活与新生命。”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已开始害怕这样一种时刻，“不仅他对写作的入迷已经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一些事情也过去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的不一致深化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写得最好，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艺术的关系是那么热烈而令人满意，因而他是慢慢地走向那个时刻的。然而他逐渐地对于自己过去写作的作品信心增加了，而对于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的信心则在消失之中，他开始把自己已经写完的作品当成自己的成就，那些就是他已经变成的自我，似乎他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已经创作的东西，因此他并没有寒伧地损失什么东西。他一再地考验仍然存在的自我，他继续等待“这个时刻、瞬间、夜晚：黑暗：长眠：那时我可以把我的痛苦，为之流过汗的一切永远丢掉，也永远不再使我苦恼了。”他以既恐惧又希望的复杂情绪，但是又加以轻蔑的心理，留心着那个时刻已经许多次了。他走到了那个时刻，就象他认为阿尔伯特·卡穆斯曾经经历过的一样，他知道，他已经作完了他一生中能够作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