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03-1927 前言 牛津墓地 
短短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公开发表了近200万字的著作。彼德·戴维森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全集》占据了书架近4英尺长的地方。奥威尔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活到70岁，按照一名普通矿工的工作量来计算，他的全部著作将会摆满整整一书架。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在他50几岁和60几岁时应该写出来的小说和文章也写不成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热爱他的编辑和编纂者在他身后帮助他实现了雄心壮志。奥威尔关于与矿工比较的话再一次表现了他心之所系的写作力度，他认为，一个多产作家的童年故事在作家一生的创作中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若印书成册，几乎可以覆盖近一英亩的土地。他自身的劳动展现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这些纸张大约覆盖了诺里奇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在他逝世后的50年里，又出现了200多万字的各类著作：传记、严肃的研究以及文学同仁和孩提时候的朋友所撰写的回忆，甚至还有一本小说(戴维·考特所著的《奥威尔医生和文明用语先生》)，奥威尔是书中的主角。为什么别人要写那么多的字呢? 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曾经宣称，他读完一本书后，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作者本人的形象。这种说法虽然界定了现代文学理论已知的全部规律，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奥威尔令我着迷达25年之久，从我父母亲房间里的书架上取下来的第一部“成人”小说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本《牧师的女儿》，是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本能地买下的。大约一年以后，我像是有什么预感似地着手撰写了普通水准英语论文“你最喜欢阅读哪个人的传记?”在我的青春期，奥威尔的书总是陪伴着我，栩栩如生的形象总是在激励着我。奥威尔书中蕴涵的独特个性是非常强烈的，越是年轻人，感觉越强烈。 “他了解我的一切”，你会觉得，“他为我而写”——这些话原本是奥威尔评论亨利·米勒时说的，奇怪得很，竟然也是我对奥威尔的感觉。倘若我能在天国般的格鲁秋俱乐部见到他影子的话——不，见不到的，也许你会想，奥威尔总会在某处现身吧——我就会说菲利普·拉金在奥顿纪念仪式上见到西里尔·康诺利时所说的话，“先生，您塑造了我”。在这些岁月里，企鹅出版社出的书很便宜，在离东英吉利大学一箭之遥的书店里，50便士就能买到4卷本的索尼亚·奥威尔和伊恩·安格斯合著的《论文、日记、书信集》。这本书是我中学最高年级时的私人藏书中的珍本，它像是一个躺着的巨大的糖盆，勺子反复舀出来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糖。 狄更斯［文明用语ens(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译者注］、萨克雷、吉辛［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一生穷困潦倒，作品以否定现代社会的态度反映伦敦下层生活，代表作为《新格鲁勃街》——译者注］、斯摩莱特［Smollett(1721—1771)，英国小说家，以行医和写作为生，曾写过诗、医学论文和《英国通史》，主要作品有小说《蓝登传》和书信体小说《亨佛利·克林克》等——译者注］等少数文学文明用语的思想冲上了20世纪初期的海岸，可是，即使没有奥威尔占据我的心灵，恐怕也不会有别的任何人可以常驻在我掺杂着各种各样思想的心灵之中。 当然还不止这些。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就像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保守党最能干的领导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瞑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一般说来，他已经意识到，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是公众文明用语信仰的下降及其必然所导致的个人道德水准的下降，他的这种认识要比左翼或者右翼的评论家们早得多。上帝死了，世俗的替代品被置于上帝的位置，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西方消费资本主义，都仅仅在滑稽地模仿着人类的理想和灵感。正如奥威尔所见，现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控制本质上是精神体验的巨大的情感水库，使用它来灌溉成千上万的民众和数不清的生命，因为所有的道德感都在寻求一个家园。纳粹德国和文明用语主义的残暴行径都是无文明用语信仰造成的，因为他们主观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毫无道德可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控制住同伴还要控制住他们所职掌的部分历史以及历史记录，奥威尔的这个观点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反反复复地重现。死后有来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可是，伴随终生的信仰却是不可或缺的。出于诸种原因，在此展开讨论纯属多此一举。我相信，上帝并没有完全死去，可是，我更相信奥威尔构筑的精神的反面东西。奥威尔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一句话来说明，“它是一种发出难闻气味的、正在争夺我们灵魂的正统观念”。应当指出，这种正统观念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不过是更加精心伪装，以更加纷繁的形式出现，全力抵制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当年奥威尔抵制文明用语和文明用语一样。 我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想，我应该停止写有关奥威尔的东西。我知道，奥威尔对我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比方说，他的文章《牡蛎和褐色胖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个叫萨克雷的作家，还有关于狄更斯的文章，读后会让你认同狄更斯的感情，因为当你在阅读文章时，奥威尔仿佛就坐在教室里与你娓娓交谈。对奥威尔的强烈迷恋占据了我20几岁时的大部分时间，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竟然发现了奥威尔的谬误之处，主要是他那些令人激动的概括，可是在这些概括中，成人的审视并非如他们看上去的那样滴水不漏。举他那著名的论断“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为例吧，一个不必是文学理论家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废话。罗纳德·弗班克、马塞尔·普鲁斯特［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7卷)而名闻世界——译者注］、詹姆斯·乔伊斯［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作品揭露西方现代社会的腐朽一面，多用“意识流”手法，语言隐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译者注］(奥威尔至少对最后一位是无限赞赏的)都写过种类繁多的“好的散文”，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位的语言哪怕有一丁点儿像一块窗玻璃吧。透明当然不是文章唯一要求的优点。同样，奥威尔关于语言简单明了的规定也是废话。例如，他极为讨厌双重否定的句式，如“他的才能不是不大的”。我们完全可以论证，复杂的句式暗示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意思，反驳“他的才能是不大的”一说，或者，作者强调语言的抑扬顿挫胜过对才能大小迷惑的讨论，所以，这种句式值得一用。例如，我深信，奥威尔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绝无偏见的，同样，也有人认为，奥威尔在采取强硬立场时对犹太人是带有偏见的。 在挖掘奥威尔的过程中，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对奥威尔方方面面的了解越积越多。在早期的伦敦文学圈中，任何一位60岁左右的文人与他人刚见面时就立刻会情不自禁地问道，“你知道乔治·奥威尔吗?”我评论的第一本书是伯纳德·克里克的《乔治·奥威尔传》，当时，我很有点不快之感，竟然敢有人闯入我的私人领地?利用著名文人、对克里克教授傲慢不恭，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并不是出于一种溜须拍马的好古癖精神，而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奥威尔借鉴了克利斯托弗·希钦的最近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事态》的原标题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举动，我敢说，99%的作家是不会做的。作为一名读者，我谨慎对待与文学“相关的事宜”：这就意味着，我常常抛开集团剧院的文稿、苏维埃社会的现实主义和诸如有着《白利克斯顿贩毒者》标题的小说。一切艺术，如奥威尔的著名论断，都是宣传；同样，并非一切宣传都是艺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奥威尔逝世后的50年中，他统摄的广大的政治思想和普通语言的范畴对于那些守在他灵床边上的朋友们似乎有着深刻的影响。狄更斯或许是一位深入到国民潜意识中去的作家，与之相比，奥威尔的情况与他极为相似。狄更斯几段最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未曾读过他一行字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再与狄更斯相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知道奥威尔的：是呀，一切生物生来平等，但是，有的生物比其他的生物更加适合生存；老大哥［BigBrother，奥威尔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正瞧着你呢；走进101室，你一定会遭遇到巨大的恐怖。 业已证实，经历认同过程中的喧哗文明用语动之后，全民的生活在狭窄的范围内被集中到一个区域。印证了奥威尔思想的这种情况是在祝贺彼德·戴维森出版的于1998年上市的《奥威尔全集》，这是媒体反应的一件大事。媒体反应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奥威尔是无处不在：顾问、导师、积极精神、意识。正如一位评论家随时准备猛烈抨击“同性恋左派”和建议在去阿富汗打仗的英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放入一本奥威尔著作一样，有的人会发泄自己的悲观情绪，他们看到的是战争不可逃脱的道德后果。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我们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位临终前形容枯槁的人之间的巨大距离，然而，叫人心驰神往的是，或许奥威尔那时已经洞察到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认为，在奥威尔逝世后的那周里，要区分现实与神话是极度困难的。53年后，这种区分就更难了。然而，正是现代人对奥威尔的专注才使得我们能够看清那张奇特、灰白而忧郁的脸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凝视着时间、才使得我们能够证明他思想之由来；我们不但要建立起关于他以及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全部档案，还要建立起关于我们的事情他能对我们说些什么的资料。 奥威尔传记的历史一波三折。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不要为他写传记。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费了多年的时间严格遵照其丈夫的吩咐去做，坚决反对越来越多的、错综复杂的不同意见。在奥威尔逝世几年后，最早严肃认真研究奥威尔著作的人是劳伦斯·布兰德(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认识奥威尔的)和约翰·阿特金斯。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忆奥威尔的文章已经广有市场。保罗·波茨的传记文章《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伦敦杂志”上。4年后，出现了理查德·里斯的全面展开研究的长文《逃离胜利营的亡命者》，其时还有奥威尔妹妹阿弗丽尔的无线电广播《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索尼亚对付这股高涨兴趣潮流的反应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她着手与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协作，最终编成4卷《新闻报道、书信、论文集》，于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奥威尔40年代的密友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为正式的传记作者。现在似乎清清楚楚，马格里奇对于恩赐的回报是恣意糟蹋。我们可以想像到，索尼亚原来认为马格里奇是一位全职的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善辩者，是能担当此任的。不料，马格里奇本人发现，全方位的传记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准备性的研究资料至今还被保存着，没有证据表明他作过任何认真的完成书稿的努力。不管怎样，索尼亚的意图是编4卷本的、厚达1500页的奥威尔作品选，成为他的纪念碑。至于真正传记式的纪念碑嘛，倒也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在干着。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奥威尔》，此书虽未得到索尼亚的赞同和支持，却展示出经过大量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的硕果，自1972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西里尔·康诺利读后深受感动，大声宣布说，他和奥威尔相处的岁月被“描述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骗认为，作者当时在场”。正是这种情况明显地决定了索尼亚必须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传记作者，而且要确信，这位新人最终会写出一部传记。索尼亚读过伯纳德·克里克写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采纳了伯克贝克的意见，指定伯纳德·克里克先生。《乔治·奥威尔传》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亚活得很久，读到了书中的描述时，她或许会认真思索：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 究竟为什么索尼亚会持有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她会对书中有关奥威尔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叙述没有把握呢?你或许会想到，任何一部传记作品到了这种份上可能都不会百分之百地符合索尼亚心中的要求。正如本书所说，索尼亚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更加奇怪的文人遗孀：忠诚丈夫、保护丈夫，渴望做事正确，但是，按照她个人之好恶所作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而且又变幻莫测。在没有索尼亚的日子里，研究奥威尔大潮的闸门打开了，1984年不可避免地成了“洪水泛滥”的一年：奥德里·科珀德和伯纳德·克里克汇集编纂了第一手记叙资料《纪念奥威尔》；斯蒂芬·沃德姆编辑了相似的集子《怀念奥威尔》；W.J.韦斯特所著的《奥威尔：战争广播》，此书史料基于设在卡文沙姆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料室(一本与之配成双的书《奥威尔：战争纪事》在第二年出现)。接下去，潮流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急流：文明用语学者迈克尔·谢尔顿于1991年发表第二本奥威尔传记；杰弗里·迈耶于2000年发表了第三本。在这些标志着研究奥威尔高xdx潮的书中，还有对奥威尔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奥威尔的著作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于是，又进一步出现了更多忆旧的文章以及对所谓“奥威尔神话”作研究而撰写的论文。这是一条常常被人踩踏的小径，令人不快的风景也极为熟悉。我曾经给一个女人写过信，奥威尔在1946年曾怯生生地向她提出过结婚的要求，她给我回了信。信中，在夹杂着别的文明用语以外，她列出了刚对她进行过采访的7位研究人的名单，这位女士实在不明白，关于奥威尔，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也还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记述奥威尔近半生的公众生活，都已成了记录，而奥威尔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并没被他死后50年的神圣化而感动，在他们的心中，奥威尔更像是一个凡人。例如，3年前，我去了牛津郡狄德考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采访一位名叫乔治·萨默斯的老人，当时，他已经90岁出头了。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他女儿安妮是我的同学，我就见过萨默斯先生，当时就听说了他与奥威尔之间的许多谣传。萨默斯先生在前屋与我又见面了，他和蔼可亲，但也狡黠。经过漫无边际、许许多多的枝节内容，故事总算能串联起来，包括30年代初期奥威尔返回萨福克郡，千方百计地努力，企图获得当时萨默斯先生的未婚妻、一位名叫多萝西·罗杰斯女子的青睐。他们以在索思沃德的荒原上赛跑来决断——奥威尔跑步，萨默斯先生骑摩托车追赶。65年后，追赶者的回忆如下(这是录音的原话)：“我四下寻找……找不到他……我向前大约50码，看见了他，也看见了她……我可是个护花使者……我爬上高处……我有意推开他……我并未杀他，”萨默斯先生平淡无味地结束了谈话。 尽管90岁的老人艰苦地回忆起往事，却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情景：报仇心切的人蜷伏在摩托车的把手上；身材过分瘦长的闯入者在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他前面飞奔(我们倒要问一下，当时，多萝西在做什么，跟在他们后面?还是站在高处的有利位置上观看他们的追逐?还是回家，让这两个男人去打闹吧?)。然而，让我觉得不和谐的是，在我20年的对奥威尔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这件事这样清楚地给我留下有关奥威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印象。萨默斯先生大概花去45分钟的时间结束追逐，可以继续自己的童话。结束对萨默斯先生的采访后，安妮和我开车在乡间小道上行驶几英里后到达萨顿·考特尼，我们去查看一下位于村子教堂土地上的奥威尔墓地，奥威尔的朋友大卫·阿斯顿照看着它。在对奥威尔的一切讽刺中，并非不重要的有一条，那就是，这位专业人士作为英、美贵族的代理人应该被葬于牛津郡的翠绿的青山之中。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文明用语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文明用语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作安魂仪式。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留意的马格里奇非常感兴趣地发现，丧葬人员认识罗斯牧师大人，事实上，就在当天还一起共进午餐并且讨论以后的生意。在过去的几天里，索尼亚极度忧伤，人们就安葬事宜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在这些安排中积极行动。马格里奇写道，她“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能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阿斯顿找到一位扫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几句，问她奥威尔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丽尔误解了这个问题——阿斯顿是指奥威尔个人而不是指他那种类型的人——立即反击“这位有着8个孩子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吊唁者走进教堂时，索尼亚连致意答谢的事都担当不起来。相反，教堂的前厅都是由奥威尔的出版商配备招待人员。根据瓦奥莱特·鲍威尔女士所说，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伙人罗杰·森豪斯的行为举止“像是在参加出版商聚会”。后厅里，马格里奇那双冷漠的眼睛环顾着吊唁的人群，他判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几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语教的人。罗斯牧师大人“摆足了堂区牧师的架子”，教堂的气氛热烈不起来。至于吊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占据了前排的座位，紧随其后的是一大帮子奥威尔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西的亲戚，艾琳的不幸，在马格里奇看来，“实际上是整个吊唁活动中唯一的仅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然而，矫揉造作的马格里奇或许会认为，吊唁过程就像鲍威尔为之挑选的、给他深刻印象的《传道书》第12章所说，“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吊唁者上街闲逛……然后，来自大地的尘埃回归大地，神赋予的灵魂回到神的身边”。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丧葬仪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去了位于切斯特门大街的鲍威尔寓所；索尼亚、阿斯顿和奥威尔的灵车出发去牛津郡，由宣读公祷文的戈登·邓斯坦牧师大人领头的丧葬人员紧随车后，“一小群人”(牧师语)在野外行进着。萨顿·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与政府的一幢检测泰晤士河水质的实验大楼毗邻。阿斯顿回忆说，除了在场的索尼亚、他本人以及专业丧葬人员之外，奥威尔的墓地看上去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仿佛一位穿着实验服、抽着香烟的科学家正在注视着实验，阿斯顿突然想到，这情景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绘何其相似乃尔!在伦敦，马格里奇阅读了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文明用语员，被关进文明用语集中营，代表作为小说《正午的黑暗》——译者注］、V.S.普里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写的讣告，他觉得，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关一个凡人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

第一部分 1903-1927 1、成长之路(1) 
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与你、吉恩、普罗斯泼在一起度过的童年岁月。 ——致杰辛莎·巴迪康姆的信，1949年2月15日 没有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童年岁月时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点儿欢乐。 ——《如此欢乐》(1968) 奥威尔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坚定地说，像大多数反叛者一样，奥威尔对自己反叛的东西有着一半的热爱。但是，就奥威尔本人而言，在过去的25年写作生涯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抨击他的抚育问题。20世纪初期的英格兰，人性温和，物业繁荣，但决非无懈可击。奥威尔的另外一位朋友认为，作为一名成年男子，奥威尔“沉湎于1910年的幻觉之中”。理查德里斯在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静静观察奥威尔，他写道，奥威尔的保守主义精神渗透到他身心的方方面面，只有政治是例外。作家乔治·奥威尔出身时名叫埃里克·文明用语，他是怎样进入这些幻觉之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步骤来摆脱这些幻觉——有的成功了，有的明显是半心半意的行为——或许就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感情活动的全貌。 调查表明，成人奥威尔是一个复杂的人：雄心勃勃，却又奇怪地从实现雄心壮志的战场上撤退；惯于怀疑，却又一次次地自吹自擂；不相信权力，却又不反对权力的实施。这种复杂性之根想必存在于孩提时代和庞杂的大家庭中，又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到他的成年生活里。文明用语家族，在埃里克诞生前，是19世纪英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受害者：从天入地、一落千丈。埃里克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伯爵，他父亲是国王的中等佣人。伯爵的重重重孙子(借用伊夫林·沃所著的《工作暂停》中的男主人翁约翰·普兰特的父亲、也是一位皇家院士之口说的话)肯定会用一种极不舒服的声音回应。“70年前，政客和商人结盟，”年长的普兰特哀叹道，“他们文明用语了土地的价值，从而摧毁了中上层阶级；有的中上层阶级人士变成政客，有的变成商人；而我却成了他们的文明用语所创造出来的新阶级中的一员：无钱、无地、受过教育的本该治理国家的中上层阶级人士。我祖父是文明用语教大教堂教士，我父亲是驻孟加拉国的文职官员。他们留给儿子的唯一资产是教育和道德原则。”上面的话有点夸大其词，但主要精神还是正确的。19世纪文明用语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衰败的历史。查尔斯·文明用语(1743—1801)与威斯特摩兰郡的费恩伯爵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后裔或多或少没有他们那么显赫荣耀。家族的财富原来是建立在牙买加糖业贸易和奴隶买卖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两宗生意衰败死亡，家族的财富急剧萎缩减少。从此以后，家族开始走下坡路，且愈演愈烈。奥威尔的祖父理查德·阿瑟·文明用语生于1802年，在1839年被委任为加尔各答一家英国教堂的执事，干了10年左右的时间，为印度军人服务，于1854年返回英国。这时，家族还有点贵族的荣耀，文明用语牧师大人利用与费恩的关系在多塞特的米尔本大街圣安德鲁教堂顺利谋到一份差使，但是，职位不得传与后代。奥威尔目光敏锐，完全意识到他所获得的社会阶级地位，后来，他写道，他的家庭是“普通中产阶级中的一分子，有士兵、牧师、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文明用语家族的神话和传说竟是这样的平淡无奇。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回忆说，文明用语牧师大人获准返回英国休假，途中在好望角逗留，认识了黑尔一家人(姓氏黑尔出现在《牧师的女儿》一书中)，在他继续旅程之前，已经与黑尔家的一个女儿订了婚。但是，在度完假的几个月后回印度时，他发现他的未婚妻已经与旁人结婚了。在拜会了黑尔家的其他人之后，这位灰心丧气的求婚者可能会这样说，“是呀，埃米莉与旁人结婚不是怎么要紧的事情，我可以与范妮结婚嘛。”奥威尔的祖母当时还是一位15岁的姑娘，即使在成婚之后，她还玩了一段时间布娃娃呢。 文明用语家族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上层阶级的典型：在职业上和感情上都依附于帝国，他们的财富几乎殆尽，但是对于过去的繁华时光依旧念念不忘，这种遗传下来的记忆深深扎根于奥威尔的心中。奥威尔非常熟悉假装斯文的神职人员，能以特有的技巧来称呼教区牧师为“文明用语监护”。所以，在《牧师的女儿》书中的那位爱挑剔的修道院院长一直缅怀他在牛津时期的往事，以此来消解时下的穷困岁月，但是对于地方低级神职人员，他又不屑一顾。奥威尔的诗《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200年前/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牧师/为永生的亡者祈祷/看着我的核桃树生长”)是对失去的稳定富有的欢乐世界的回望。19世纪末期，快乐的牧师一去永不复返。他们的后代得警惕外部世界，要经过考查才能获得一官半职，要审慎小心地成家，要从事令人恶心却又不得不干的谋生工作。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文明用语家族的那一代人由于子女众多而麻烦更多，即便是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说，理查德·文明用语家的10个孩子也不能说少了。他们在多塞特修道院院长的住地四下玩耍，然而，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压力。第10个孩子名叫理查德·沃姆斯利·文明用语，降生于1857年，他就是奥威尔的父亲，或许，他在挑选职业方面是兄弟姐妹们当中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了。1875年，18岁，他踏着家庭的足迹去了东方，参加了政府的印度文明用语贸易部，职务是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助理，属5等文职官员。1870年立法通过文明用语贸易，主要是向文明用语出口。文明用语贸易成了帝国岁收的大宗来源，可是它的行政文明用语的地位并不高。关于理查德·文明用语的早年生活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有着保守主义的精神和对文学不感兴趣，这使他明显不同于他早先的家族，因为费恩家族有剧作家、诗人。他把成人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不停地在印度各地穿梭，监督和分配文明用语的生产，想必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毒品的危害性。升职缓慢，一直到他儿子出世，他也40好几岁了，才爬上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属4等文职官员。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以及这样的一种收入——年薪最高时也没有超过650英镑——似乎并不能激发起一种罗曼蒂克的生活观念，不管怎么说，理查德·文明用语结婚很迟。38岁时，才与艾达·梅布尔·利穆赞结婚。艾达比他小18岁，出生于英国萨里郡，却是在印度长大的，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英国人。利穆赞家族的基地在仰光南部的毛淡棉［Moulmein，缅甸南部港市，在萨尔温江口——译者注］港口，早就是缅甸的造船商和柚木木材商人。除了长期居住东方之外，他们与文明用语家族还有一个相同之处：财富越来越少。艾达在印度做过家庭女教师，很快就接受了失恋后心灰意懒的文明用语先生为丈夫，抛弃了与她订婚的另外一个男人。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谈论这对夫妻的感情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这并非是一场天堂里的婚姻。 在寻找一个形容词来描绘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衰败潦倒的中上层阶级人士时，我想到了萨克雷所用的一个词“穷酸”。奥威尔钦佩萨克雷：1943年，他发表在《论坛报》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显示了他对萨克雷竭力在《名利场》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争名夺利，虚掷光阴——非常感兴趣。文明用语家族不再昌盛，但是曾几何时接近过繁华，知道富贵是怎么一回事，故而垂涎其光泽。同时，尽管处在中上层阶级的最底一层，他们内心里仍然充满了把握和自信。普通的底层中上层阶级的印度文职官员的儿子(这是奥威尔仔细地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开的诊断书)所表现出来的斯文很可能是“纯理论上的”，因为一颗充满活力的灵魂所关注的远远胜过——比方说——对上帝的信仰。文明用语家族有一箱子银器，银器上都有家族的图纹饰章，可是没有机会展示它们。30年代，奥威尔把其中的刀叉拿出去典当，筹集了一笔钱奔赴西班牙。他们知道在“社会”中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尽管社会的大门并不是常常敞开欢迎他们。《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已经意识到阶级划分成了某种癖好，奥威尔试图勾勒出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巨大差别。“年薪400英镑者与年薪2000英镑者之间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峡谷，可是，年薪400英镑者却忽视了峡谷的存在”。处于社会这一阶层的人没有土地，可是他们认为，从上帝的观点看来，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半贵族的”观点，宁愿去政府部门谋得一份差使，而不愿经商。把所有这些都称为“自我精神胜利法”是漠视了严格的、真实的社会阶层的划分。在萨福克郡海滨过着退休生活的理查德·文明用语作为一名善良慈祥的老人而被人怀念。他曾经高高兴兴地送给蔬菜水果店老板一份结婚礼物，可是，要是某一个礼拜天在街上撞上这位不去教堂的老板的话，他完全会把这位商人的头割下来。 无论奥威尔是怎样不喜欢假斯文，事实是，他的出身和外貌都带有“绅士”的印记，一生都摆脱不掉，而且一直在腐蚀他想与底层人“连接”的愿望。在旅途中遇上奥威尔的一位低等文官立刻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错误原则指导下经商的有钱人。就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富有的杂志老板拉威尔斯顿一样，他那条破旧的灯芯绒裤子只能引起旁人注意到它出自一位名裁缝之手而已。高贵的出身常常使奥威尔对他亲历的社会事件做出敏锐的观察，能注意到研究者可能会错过的微末细节，当然，有时候也会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在他切身体会到的物质世界与他凭直觉和探究而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更加确切地说，奥威尔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否定家族遗传给他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在将来还会出现。文明用语家族的早期婚姻生活遵循着确立已久的盎格鲁印度人的方式：文明用语先生的工作经常调动，最终回到家里。大女儿玛乔丽1898年生于特塔。4年后，理查德·文明用语被调任新职，地点是离尼泊尔裁缝之手而已。高贵的出身常常使奥威尔对他亲历的社会事件做出敏锐的观察，能注意到研究者可能会错过的微末细节，当然，有时候也会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在他切身体会到的物质世界与他凭直觉和探究而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更加确切地说，奥威尔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否定家族遗传给他的边境不远的孟加拉的莫蒂哈雷。就是在这里，1903年6月25日，他的独子降生了。保留的一张照片是受洗礼的埃里克·阿瑟，女佣怀里紧紧抱着的一个胖乎乎的婴儿。第二年，婴儿随其母亲和姐姐返回英国。毋庸置疑，这种早期分开的影响建立了年幼的埃里克与其双亲关系的模式。1907年，文明用语先生独自一人离家外出工作，直到埃里克接近9岁时，父亲才重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所以，对埃里克产生影响的东西都是在幼儿园里形成的，这些东西并不完全像奥威尔若在家里长大时所接受的东西那么传统。文明用语夫人有着法兰西血统，喜欢以“抽象的艺术方式”来穿着打扮，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周围各郡的社交圈里，她是一个有点异国情调的人物。她对艺术感兴趣，后来，在生活中，去了一位法国艺术家在萨福克郡经营的画室上课。母系方面的利穆赞家族对埃里克的影响十分强大。安东尼·鲍威尔注意到，奥威尔成年之后，他的身体外形就使人联想起法国人。倘若严格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艾达的姐妹们也是不遵循传统的人，她们常常主动邀请费边社的人举行茶话会，就埃里克的阿姨内莉来说，她逃至巴黎，与一位世界语学者同居。艾达的这种个性不可避免地传给了儿子，也传给了丈夫，她叫丈夫“狄克”，还会时不时命令他做这做那。 艾达返回英国最初几个月的电报式的日记保留至今，里面没有文明用语先生的文明用语，有的只是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和高雅消遣的安排记录，还有“婴儿”埃里克的情况，奇怪的是，有关埃里克的叙述是预言式的。1905年初，他患了“支气管炎”，2月11日，病好了许多，“野蛮地大声喊着要东西”，3月6日，“孩子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走了出去”。6月14日，他从画室的窗户爬了出去，进入花园，举动十分冒险，可是身体健康状况依旧很糟糕。7月底，孩子又病了，其时，文明用语夫人正在伦敦，被护理孩子的保姆招了回来。9月，又病了一次。11月4日，艾达记录道，“孩子病情加剧，送往医院”。4天后，可能是康复了，“孩子下楼”。埃里克童年后期的生活没有与此相似的记录保存下来，然而，童年的早期生活却是充满了一连串的小毛病，始终与他的肺部有关。埃里克所有童年时期的照片都是一个丰满的、胖乎乎的小子，但是，他长期健康状况不佳的祸根，即支气管老是发炎，在孩提时期便存在了。从生活在英格兰的初期起，他就始终不渝地热爱着牛津郡与伯克郡接壤的乡间。1905年底，文明用语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玛乔丽和2岁的儿子埃里克，在泰晤士河畔亨利教区大道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取名为“埃默黛尔”，是两个孩子文明用语教名字的混合。他们家左边的贸易市场和称为泰晤士谷的地方在奥威尔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游上来吸口气》是奥威尔30几岁时写的，其时，战争阴影临近，奥威尔在书中竭力表现了对童年记忆的无比热爱，书中充满了几十年前事情的潜藏细节。书中主角鲍林的家庭就是一个文明用语先生会在礼拜天的街上割下不上教堂的小店主头的家庭，隐藏其后的精心伪装是表现了奥威尔对其家庭生活和对成长的看法。 “我希望你爱你家”，奥威尔曾经对他的朋友理查德·里斯这样要求。家庭的概念，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单元，还是作为一种比喻的表达，对奥威尔说来，其内涵要多得多。他的著作中塞满了舒适文明用语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理想图景：父亲在熊熊炉火前看报，母亲一边干着编织活一边打盹儿，孩子们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嬉闹。他曾经暗示过，英国是歹人控制的一个大家庭，国家的形象如同一个焦躁不安、嘈杂喧嚣的、由软弱无力的叔伯们和狂野发疯的婶娘们所掌权的大家庭，这是一个迷人的比喻，也在很深的程度上热烈表现了奥威尔的集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成年人，奥威尔非常孤独，但他坚信集体生活的益处。他的这种在理论上体现的集体主义热情使他小说中的家庭永远不会幸福，家家衰败，濒临崩溃。《牧师的女儿》中的黑尔大人是一位贪图虚荣的贵族鳏夫，他残暴地文明用语后续之妻(女儿多萝西目睹了他们俩之间的种种事情，黑尔总是敷衍与其妻的性事，让她过着寡妇般的日子)，把女儿多萝西视为管家、教区主管兼秘书的三位一体的高级仆人。《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康斯道克斯家庭是“一个特别无趣、破败、行尸走肉般的无用家庭，暮气沉沉的程度匪夷所思，令人惊讶”。《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弗洛里被家庭彻底遗弃：父母双亡、傻大憨粗的姐妹住在英国，与他完全失去联系。《游上来吸口气》中的乔治·鲍林可能是奥威尔创作的所有人物中最具有家庭观念的人，最后却只能和一个极度吝啬的女人结婚。奥威尔的小说中深深地弥漫着他童年时代的想法，可是，对童年时代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在他创作的6部小说中，只有一部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描写刻画的，这就是鲍林这个人物。年轻的乔治是一位古板的小商人的儿子，其父在破产法庭开庭前去世了，或许，仅在这一点上，乔治的世界与奥威尔的世界差距很大。 尽管乔治·鲍林的双亲为生计忧心忡忡，尽管他和父母亲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前景一无所知，无可否认，他的童年生活和家庭生活还是幸福美满的。奥威尔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成长之路呢?他父亲是一个上了年纪、处世冷漠的人，奥威尔在使用圣经般语言的《向父亲和母亲致敬》一文中反复叙述他在预备学校中的生活情况，写道“我很清楚，我根本不喜欢父亲，8岁前，我几乎见不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嗓音粗哑的老头，永远在说‘不行’”。另一方面，奥威尔喜欢母亲，母亲也喜欢他(文明用语夫人在写给旁人的信中称她的孩子为“我的小文明用语们”)，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奥威尔临终前不久在一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到，他推测在童年后期的生活中，他是妈妈最钟爱的孩子，可是，在当时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吗?不管是具体地说还是笼统地说，要搞清楚文明用语家庭中人员的彼此看法是很困难的，因为事实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都不是充满感情的人。别人记叙的对文明用语一家人印象的文字都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公开表现出来的敌意，但是，阿弗丽尔·文明用语认为，他们一家人互相忠诚，“他们矜持寡言，感情并不外露，这对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来说似乎很正常”。理查德·里斯记下了埃里克和妹妹阿弗丽尔于40年代晚期在法国侏罗省的行为举止(另外一位来访者也记得那场极度无聊的谈话在厨房的餐桌边缓慢进行，其时，阿弗丽尔正在无精打采、百无聊赖地拔着鹅毛)。从社会底层的一个观察者的眼光看来，文明用语一家人似乎既不快乐，关系也不密切。20年代后期，他们住在萨福克郡，家里佣人的女儿清楚地回忆道，理查德和艾达·文明用语之间的感情“并不融洽”，此外，文明用语夫人是“一个厉害的女人”。这种说法与邻居眼中漂亮的、戴着耳饰的、精于烹调的文明用语夫文明用语相径庭，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与文明用语先生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看待文明用语一家的。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文明用语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彻底撕毁了普普通通的情感。

第一部分 1903-1927 1、成长之路(2) 
奥威尔对家人一律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阿弗丽尔记得，《巴黎伦敦落难记》一书中适度的社会揭露令我们大家目瞪口呆、惊诧不已。文明用语一家人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渴望读一读，“但是，这本书读上去似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写的”。保留下来的30年代晚期奥威尔写给父亲的信里充满了尊敬和爱意，可是，这些信件并不连贯，或许，我们不应该指望它们的存在。不管文明用语一家人有多少缺点、有多么畏缩以及多么反对易动感情(你或许会认为，奥威尔在描绘康姆斯道克一家时说“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时，他的心中还是装着他的家人的)，他们作为一个小小的整体对待奥威尔的态度和看法是，他们的儿子永远不会完全摆脱他自己。一位在30年代认识奥威尔的姑娘敏锐地揶揄道，“他自个儿认为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可是我认为，他不可能成功”。 20世纪晚期的传记作家们持续不断地一再拜访爱德华时代中、上层社会的儿童生活世界，在奥威尔的同龄人中——举3人为例，即安东尼·鲍威尔、伊夫林·沃、西里尔·康诺利——有关他们童年成长的记叙与奥威尔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奥威尔与他那个阶级保持一致的东西或许还要多于他本人承认的东西。鲍威尔和康诺利的父亲是军官，阿瑟·沃的父亲是出版商。理查德·文明用语结束在印度服务时官职是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一等文官，从声誉上来说，稍稍次于上述几位。如今，他已届“知天命”之年，再过5年就要退休了，于是，在1907年，他请了3个月的假返回英国，陪同妻子生产第3个孩子。这时，他们的家搬至一幢名叫“果壳”的房子里，大一点孩子已经开始上教会学校了，学校的名字叫桑尼戴尔，由英国国教会的修女主持。奥威尔透露说，正是在这儿，他强烈地爱上了比他年龄大了许多名叫埃尔西的女孩(在《游上来吸口气》中，乔治·鲍林的情人、一个女售货员也取了这个名字，后来，她堕落成了文明用语)。奥威尔与邻居管道工的孩子们倒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交往，他们掏鸟窝，玩一些无伤大雅的文明用语游戏，直到文明用语夫人走了进来才中止他们在教室地板上的身体接触。稍大一点，也就埃里克7、8岁的光景，他在由一个15岁的、当地医生的儿子、名叫汉弗莱·戴金的小伙子领导的一个青少年帮派中充当小弟弟的角色(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黑手帮”最初的入帮仪式就是吞食一条活蚯蚓)。戴金并未引起这位帮中小弟弟的好感，“一个丑陋的矮胖子，经常牢文明用语满腹，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摆脱掉他”。 在《游上来吸口气》中，战争隐约逼近，空气中弥漫着文明用语动不安，有一种使人着迷的错觉感。“时间偷偷地溜走了，”乔治·鲍林沉思道。“1910，1911，1912……我跟你说，这是生活的好时光。”对鲍林而言，“战前”是他的兴旺时期，尽管他本人也十分清楚，这种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尘土飞扬的大路在栗子树之间不断延伸、夜晚的林木发出沁人心脾的气味、绿池、垂柳、倍德福德水坝上飞溅的浪花——我一闭上眼，想起‘战前’，所见尽是这些东西……”在奥威尔行将辞世之时，他也发出几许怀旧的感叹，怀念衰败前的隆昌、怀念村子里的糖果店(鲍林对爱德华时代的糖果蜜饯作了整整一页纸的叙述，还包括价钱)。对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的第一部长篇自传《美妙早晨》进行评论的文章说，该书作者当然有权坚持1914年前的英国生活方式有着某种迄今未能恢复的“快乐的成分”，奥威尔负载着的文化包袱就是一个证明——夏里亚宾［Chaliapin(1873—1938)，俄罗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扮演过许多歌剧中的重要角色，尤以演唱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和《堂吉珂德》闻名，1922年移居国外——译者注］和俄罗斯芭蕾舞、散拍乐曲、探戈舞曲、戴着高顶灰色大礼帽的城市青年、水上住宅、“自罗马时代以来的财富的聚散无常”，这些东西，一般说来，孩子是不会想到的。同样，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与世界斗争40年的人的热情。20世纪40年代中期，奥威尔为左翼《论坛》周刊撰写的《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充满了这种狂热情绪：大段大段地引用爱德华时代的通俗歌曲(“罗达有一座宝塔”，这是他在1907—1908年间记住的歌曲)；过分注意描写儿童玩具的细节，比方说，有一种儿童玩具叫木制梨形陀螺，据奥威尔所说，这种陀螺有两种，一种是能在肩膀上旋转，另一种能在手里盘旋；还写到了“最了不起的一件儿童玩具”，即安装在木制战车上的黄铜大炮，得花10先令才能买到，“战车跑起来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由于父母亲管教严格，加上20世纪初期的儿童生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清规戒律，所以，清除种种障碍和藩篱对于奥威尔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小型大炮的火药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奥威尔回想起他购买的第一把手枪，这是一把仿真手枪，叫“沙龙手枪”，“毫无疑问”，是在他10岁时买的。 奥威尔曾经说过，只有重新唤醒我们对自己儿童时代的回忆，我们才会理解一般儿童眼中的变形世界。奥威尔的小说中都没有对童年时代的描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儿童生活、特别是对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不感兴趣。一条隐蔽的线索把奥威尔与战前世界串联起来，对此，亨利研究出戏剧性的结果。“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时光”，他在给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写道，他们将近30年没有见过面，这位朋友与他接触，是为了证实他是否真是《动物庄园》的作者。童年时代对奥威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它证实了奥威尔对自身的看法。奥威尔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所叙述的童年生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孤独、畏缩和冷漠，总是麻烦不断，被童年生活的潮汐抛来逐去。阿弗丽尔·文明用语经过13年的潜心研究，揭穿了奥威尔不幸童年的“神话”，她在奥威尔去世10年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据说，埃里克的童年很不幸福，我认为，这一点儿也不符合实际，虽然他在长大后写了不少的文章而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几年后，当杰辛莎·巴迪康姆宣布她要写一部有关奥威尔方方面面的书时，阿弗丽尔又重申了上面所说的话。后来，书写成了，取名《埃里克和我们》。孤独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阿弗丽尔认为“埃里克有许许多多他愿意交往的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孤傲的、矜持寡言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说他的童年是不幸的。” 在一股股相反意见的潮流中，要把握正确的航行方向实在是非常困难，更加糟糕的是，奥威尔对自己的成长生活没有留下详细的叙述，记得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断，例如，他记得儿童时代所发生的公众大事就是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场灾难是在早餐桌上读报时知道的，令他恐怖不已，特别是船尾倾斜高达300英尺一头栽入大海的情景。奥威尔的记忆中，有一条线索很清楚，即阶级差异和阶级特权：他赞赏劳动阶级，仁慈的康沃尔郡的农民在自家有红白喜事时邀请他，邻居的工人教他如何讲粗话。然而，社会上的阶级差异又使他意识到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特权。他为乡绅们横行乡里感到震惊，当地的一个乡绅下令废除一位村板球比赛裁判的裁判权、命令被罚下场的选手返回赛场。事后的认识和阶级斗争的冲突可能会扭曲这些记忆，但是，奥威尔所关心的东西也传递给我们有关他的感觉和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些重要东西。撇开汉弗莱·戴金(令小埃里克十分讨厌)，那些整日价在一起的小伙伴们回忆说，埃里克不那么合群，但绝非不友好，永远斯斯文文，特别喜欢读书。埃里克的姐姐向他推荐了一些书，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书，从儿童读物的经典著作《格利佛游记》和R.M.巴兰坦的《珊瑚岛》到最近作家的著作，例如，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作品和当代沙文主义作家的作品，如巴斯蒂姆的《海军盛会》、奥利卢克奥伊的《绿色曲线》，该书从一个专业士兵的口中预测出空袭、德国人入侵等事件。文明用语夫人看出了儿子的文学天赋。奥威尔自己保留着一则记忆，那是他4岁时听写的一首诗，诗中包括了“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样一个短语，他胡思乱想地认为，这个短语出自布莱克吧。或许，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成年后的奥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一些看法与童年生活联系起来，他解释说，“我小时候就养成一种独自编故事、独自与想像中的人物对话的习惯，我认为，我之所以产生文学上的雄心壮志是因为我有着一种孤独的和妄自菲薄的感觉。” 这又是事后的认识，但是，它表明了一条重要的事实：奥威尔在生活中永不停息地陶冶文学修养，这可称之为他的个人奇迹。在某种层次上，他的著作是宣传他个人观点、他的童年、他的个性和他经历的过去时光，这些源源不绝的溪流是他创作素材的来源，或许，他对自己早期教育的理解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 1911年初，埃里克快满8岁了，这是每一个孩子上预备学校的年龄。文明用语夫人耽误了儿子上学的时间，于是，她便积极地制定儿子的教育计划。从最终的选择可以看出，她考虑到家庭的中等收入，迫切希望能找到有奖学金的学校，这种做法显而易见也代表了儿子的雄心壮志。最后，在她住在南方沿海的兄弟查尔斯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伊斯特布恩郊外的圣西普里安学校。1911年夏，埃里克被招收为该校的学生，开始了5年的学习。在过去的50年中，人们已经写了许许多多有关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事情，绝大部分是那些对该校教育心怀不满的、日后成名的学生写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记住它只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温床。根据当时并不太高的正式标准来说，这是一个很不普通的地方：占地5英亩，有宽敞的生活区、一个食物丰盛的餐厅、一座体育馆、甚至还有一座小教堂。这个整洁漂亮的小区有100名学生，是业主沃恩·威尔克斯先生和太太的私人王国。孩子们称威尔克斯先生为“黑人”，称威尔克斯太太为“轻弹”(威尔克斯太太的绰号来源于她不戴胸罩)。该校的教育水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年度考试全部由校外的人员监督实施。“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圣西普里安学校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在教育水平上与竞争对手相比较，”《众魂之人》的作者查尔斯·格兰特罗伯兹爵士说。该校课程严格按照私立学校入学考试的要求设立，有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历史和一点点数学。另外，该校还千方百计地教学生们一些新式流行的东西，如法语、自然科学、绘画等。但是，对于竞争奖学金而言，该校注重的还是竞争者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水平。那么，这些学业出众的学生将去往何处呢?虽然圣西普里安学校与哈罗公学［Harrow，英国大伦敦西北部哈罗城的一所著名的男生寄宿学校，创建于1571年——译者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该校还是喜欢强调与伊顿公学［EtonCollege，英国著名贵族中学，1440年创办于伦敦西部的伊顿镇，只招收男生，毕业生多升入牛津或剑桥等大学——译者注］的极为脆弱的联系。 许许多多的笔墨又在分析学校在社会上所招收的学生，奥威尔时代的圣西普里安学校招徕了一些贵族精英，比如德文郡公爵的次子，甚至还有一位暹罗国(Siam，东南亚国家泰国的旧称——译者注)的王子。但是，绝大部分学生是来自社会地位并不太高的家庭，比埃里克低一级的一个学生回忆说，由于战功而致富的暴发户家庭占了大多数。年轻的奥威尔把学校的同学归纳为这样几类人家的后裔：“不是贵族的有钱人家、住在布恩茅斯或里奇蒙德的居处有着巨大灌木林包围的人家、有汽车和仆人但没有地产的人家。”没有土地的贵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高过文明用语家族，埃里克的中上层阶级地位也是学校的一个方面的代表。威尔克斯夫妇渴望得到有天赋的学生，就不十分注重收入，如果他们认为该生有能力获得奖学金，就会以半价的费用招收(每年费用90英镑，而不是180英镑)。我们可以理解，埃里克是那么优秀，自然就成了半价收费的学生了。 正式录取是在夏末，学习的时间为5年。这里的冬天很冷，鲍林为此有所记叙。正式记录下的文件表明该校是一个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孩子们的学校。该校纪律严格，但不苛刻，日常管理的程序是，清晨，学生在学校的瀑布潭中的水里游泳，接着是体育课，去小教堂祈祷，而后去餐厅吃早饭(大块面包和麦淇淋以及用青灰色的小碗所盛的稀饭)。有时候，威尔克斯太太会增加一些葡萄。校方竭力鼓励文明用语氛围。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早餐刚结束就立刻开始”上圣经课，要求背诵《圣经》中的经文。礼拜天，“黑人”连连发问，问题的答案要求学生们至少要背出《旧约全书》或者《新约全书》中整整某一章节。课余的时间可以从事运动，也可以沿着唐斯河散步，或者给家里写信。 埃里克在1911—1912年间从圣西普里安学校写给家里的最初信件非常平淡无奇。虽然威尔克斯夫妇在早餐时像父母一样紧盯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可是并没有什么过火的行为。1911年9月14日，埃里克在开学后几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想，您大概想知道学校生活的情况吧，一切很好，尤其是早晨，趣事多多。”信中还提及了家里的一条粗毛猎犬多哥、另外一个男孩的生日、运动比赛的结果等等。到了1911年底，埃里克的综合素质迅速增强：游泳第3名，算术第2名，拉丁语第1名。1912年2月，埃里克病了，但他总是稳居班级前茅，所以，威尔克斯夫妇选中他为优等生。不久，埃里克向家人报告说，他被评为“综合成绩第2名”。后来，埃里克的信中又记叙了一场足球比赛(“我是下半场的守门员，但是，对方只有2次越过中线”)，这个8岁的小男孩用了非常生动的一句话：“他们像疯狗一样地扑向我。”还写到了夏季的板球比赛和年终的化装舞会。他告诉双亲，他去参加舞会时“化装成一个侍者，身穿一件红色的天鹅绒上衣和一件绣花的白色马甲，一条红色的绸裤和一双饰有荷叶花边的黑色长筒袜，还戴了一头假发”。详细的记叙无意中泄漏了他对化装舞会的迷恋。 在埃里克同学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着独持个性但决不会冒失莽撞的人。约翰·格鲁辛爵士回忆说，他的哥哥布伦特是埃里克同时代的人，曾经有一次，他们俩遭受一伙为非作歹的男孩子们的欺凌，被追得在校园里狂奔，最后躲在体育馆的墙角上面才未被抓住。西里尔·康诺利比奥威尔小3个月，后来成为《地平线》杂志的编辑，是奥威尔文学事业可文明用语的支持者之一，他回忆起奥威尔当时的模样：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但“其肺部易受感染”，并且“常患支气管炎”。他们俩的共同爱好是书籍，多年以后，奥威尔还清晰记得，在拂晓时分，他穿过寂静的宿舍走廊，拿回放在朋友床边桌子上的、看到一半的H.G.韦尔斯著作《盲人之国》。学校杂志上偶尔能看到他的照片，有关1914年夏季板球赛的报导叙述了文明用语进步不小，球拍掌握得很好，虽然不够敏捷，但是能接住球。奥威尔长大后承认，自己在少年时期对板球有着“无药可救”的激情。那时，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理查德·文明用语于1912年从文明用语贸易部门退休，时年55岁，从此以后便一直待在家里了。文明用语一家也搬至离亨利2英里外的舟湖村，新房的名字叫“玫瑰草坪”，占地1英亩，是实实在在的不动产。文明用语先生每年的退休金为400英镑，近四分之一花在儿子的学校费用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们在牛津郡住了好几年。 一些明摆着的现实就在眼前，战争的征兆不祥地悬挂在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奥威尔的头上。在《游上来吸口气》中，奥威尔描述了战前不安的气氛，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德意志帝国要扩充超过其本身的领土”，“战争”一触即发，人皆可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遇见了一位对他早年生活进行审慎观察的人，此人对少年埃里克·文明用语的描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巴迪康姆小姐与青少年时代的伙伴有着相同的观点。《埃里克和我们》并非一本宣传小册子，但是，奥威尔的种种观点轻烟似地弥漫其间。尽管书的内容有故意安排之嫌，但奥威尔少年时代的生活却被写得绘声绘色，你会觉得，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巴迪康姆家有3个孩子：比埃里克大2岁的杰辛莎，比埃里克小1岁的普罗斯泼，与阿弗丽尔同岁的吉南弗。巴迪康姆一家除了在舟湖村有房子外，他们在西北方向的田野里还有一间茅舍。孩子们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爸爸总是不在家，他原先是普里茅斯博物馆的馆长，现在成了蔬菜农场的场长。夏季某日，巴迪康姆家的人看见毗邻田野里的一个小男孩在耍头手倒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小男孩回答说，“如果头手倒立的话，你看见的东西要比直着身子看时多。”这是亲密关系的开始，也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奥威尔少年时代主要的亲密举动。当然，杰辛莎记住的是文明用语一家人。玛杰瑞已经十五、六岁，似乎长大成人了，文明用语夫人对她的评价是“活泼、开朗”，而其丈夫文明用语先生对她的评价恰恰相反，“古板、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儿子埃里克的评价是“性格内向、自我封闭”，但是非常幽默(埃里克称他外祖父母家利穆赞的亲戚为“柠檬肤色人”或“汽车人”)，爱刨根问底。杰辛莎强调说，最重要的是，文明用语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从她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来判断，即使埃里克与家人有着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几年后奔波回来，可能会在夏日黄昏时的牛津郡的草地上来一次头手倒立。

第一部分 1903-1927 1、成长之路(3) 
假期里，埃里克与普罗斯泼一起度过大部分时光，比如，做“化学实验”。有一次，他们俩动手制造威士忌，结果引起爆炸，惊醒一位睡觉的厨子，招来一顿臭骂。还有一位13岁的女学生与他们共同阅读文学著作，他们特别喜欢作家E.内斯比特的作品。埃里克在看书时，甚至利用他阿姨与费边社的关系竟能搞到茶来喝。他的强烈愿望就是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模仿莎士比亚，写了几个剧本，其中一个叫《男子和少女》，显然是派生于莎翁的《暴风雨》(剧中一个名叫米尔兰多的男巫师成了主角)。大约一年以后，埃里克把这个自创的剧本保留在一本旧笔记簿内，贴上的标签是“杰作2”。做化学实验、烤刺猬、写剧本、把台词大声地读给默不作声的女学生听，所有这一切都给埃里克带来了释放和轻松。可是，通观奥威尔的全部著作，有时候，人们会像斯莫尔威德先生所著的《荒屋》中的人物一样怀疑，奥威尔是否有过童年时期。正如一位研究奥威尔的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真是要作一番想像的努力，才能想到奥威尔曾经年轻过。1949年，奥威尔写信给重新联系上的杰辛莎，信中充满了挽歌式的悲情，也谈到了人们对《一九八四》的反应以及为自己日益衰败的健康而郁郁寡欢的心境。可是，这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人到中年，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要直接面对自己的过去。 1914年的金色夏季，奥威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实际上，处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代初期的每一位英国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数周内都发表过一些言论。安东尼·鲍威尔住在文明用语近奥尔德肖特的营房里，他父亲的团部驻扎在那儿。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激烈的、残酷的、真实的东西：长途行军、伤亡情况，年轻的军官们一个月前还在走廊里边换上网球鞋边闲聊，现在却已葬身在佛兰德斯地区了。伊夫林·沃的哥哥亚历克记得在布莱克希思观看肯特进行板球比赛时，几个送电报的邮差给每位选手送来了征召入伍的通知。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鲍林清醒地意识到了巨大的战争阴影的迫近，“有好几天……人们有一种奇怪而窒息的感觉，一种万籁俱静的感觉，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仿佛整个大英帝国都在屏息静听。”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另外一次世界大战前很久，奥威尔在《祖国，向右还是向左》一文中记叙了他记住的这个时期的三件主要事情：7月底，报纸上出现了一幅德国皇帝凯泽的漫画；亨利的马车车夫在街上号啕大哭，因为他的马被征用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穿着当时最时髦的服装——高领衫、紧腿裤、常礼帽——争抢着绿色的晚报，一批一批地来到火车站，登车离开伦敦。“一天下午，一个报童抱着一捆报纸奔至商业大街，旋即，人们奔回自家的门廊，朝大街对面喊道，‘我们进来了!我们进来了!’” 奥威尔可能没有亲眼目睹这桩独特的事件，但似乎很清楚，他看见了类似的事情，战争的爆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阿弗丽尔的记忆与她兄弟的相一致，她曾经想像过，战争爆发之日，她兄弟就会回家，坐在妈妈床前，用“一种大人的腔调”与妈妈交谈，而6岁的小妹妹为他编织了一条彩色的围巾。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威尔受到征兵运动的鼓舞，写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觉醒吧!英国的小伙子们》。很可能是在某一天，文明用语夫人把这首诗送至当地的《亨利和南牛津郡标准报》报社，该报在10月初刊登了它。 啊!给我狮子般的力量 狐狸般的智慧 我就能扑向德国鬼子 打得他们灵魂出窍 诗的高xdx潮是另外两行句子，号召小伙子们立刻应征入伍(如果祖国需要，你却一次次推掉/那你无疑是个胆小鬼了)。奥威尔的这首诗在圣西普里安学校大受欢迎，威尔克斯太太在全校学生集会上大声朗诵它。 这是对一个男孩学校生活的生动描写：校长夫妇的赞许；有点得意洋洋的小男孩；沉默的敬佩。要是威尔克斯夫妇能够预见到，在他们表扬诗作者的想像力时，全场爆发出来的响亮的欢呼声，那么，他们对此事也许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没有记录下来埃里克对在圣西普里安学校度过5年的时间有何想法。后来，作为成年人的他认为，该校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屈从于书本与考试的教育体系。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奥威尔是在什么时候写成散文《如此欢乐》(在英国，此文一直到1968年威尔克斯太太去世后才发表，目的是为了不要引起文字诽谤的诉讼)，但是，早在1938年，奥威尔写给他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的两封信中已经暗示这篇文章的起源。其时，康诺利正在撰写《诺言的敌人》，其中包含了他与威尔克斯夫妇相处时的一些往事，为此竟意外地发现了同学之间的信件。“你说你发现了我以前写的几封信，对此，我喜忧参半，”奥威尔写道。“我真不知道你会怎么写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事情，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恐怖的梦魇，有时候，我在想，我现在仍然能咂摸到那儿的稀饭味道……”同年晚些时候，奥威尔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信中分析了他们俩在校时各自的立足点——奥威尔认为，康诺利“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加成功”；另一方面，奥威尔自身的定位“是较为复杂的，实际上，受这样一个事实支配，那就是，我比周围的大多数人穷得多”——同时也回忆了他们两人对文学怀有的同样热情：黎明时分，两人争抢H.G.韦尔斯的书，当埃里克发现一本康普顿·麦肯瑟的具有煽动性的《凶街》时，争吵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虽然这封信的书写日期往前提了，或许提前了好几年，但是，奥威尔的第二封信传达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他相信自己并未成功；他意识到自己的相对贫困；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憎恨“那头污秽文明用语猥的肥母猪威尔克斯太太”。 《如此欢乐》一文长达15000字，是奥威尔字斟句酌写成的，它揭露了教育的弊端，类似于《尼古拉斯·尼科尔斯》一书中发生在多思博伊大厅里的情景，也类似于塞缪尔·巴特勒的《众生之路》。事实上，在阅读《如此欢乐》时，一个人常常会想起巴特勒对中小学生的忠告：不要张望别的同学，坐在教室的后排，趴在课本上半睡半醒，假如不牢记这些忠告的话，一个人在长大后的许多年里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动辄训人的人。奥威尔对威尔克斯夫妇的指责许许多多、五花八门，但是，分门别类起来，或许只有6个方面：残酷(文章的开头就叙述了威尔克斯先生用马鞭子抽打埃里克的事情)；势利；再三强调埃里克被施舍的地位；学校环境脏兮兮的，伙食差，居住条件恶劣；教学水平低下；学籍档案记录是由一个可怕的、飞扬跋扈的、反复无常的、失去自我控制的人把持住的。 在《如此欢乐》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再出现的孩子的恐惧心理、对悲惨童年生活的想法以及生活在由顽固不化、随心所欲的人主宰的噩梦里，但是，没有哪一条这样简略的描写是十分公正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作者的感情是通过对公开事件的描述表达出来的。威尔克斯先生对埃里克的鞭打十分残暴，打到半当中，马鞭的把柄断了。奥威尔当时就号啕大哭。疼痛、哭喊、悔恨，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在孩子身上不应该有的深深的悲哀和一种难以表达的情绪：一种孤独感、一种无助感、一种不仅被封闭在敌对的世界里，也被封闭在好坏不分的世界里的感觉，在这样的世界里，我根本不可能去遵守什么规则”。这也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世界，有钱人家的孩子明显受到关爱(“我怀疑，‘黑人’是否禁闭过其父年收入大大超过2000英镑的孩子”)，而收费减半的埃里克则经常被剥夺上课的权力以便让校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你的家长负担不起”)，而且，校方常常警告他，倘若不给他奖学金，命运会怎样(“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小孩年收入只不过是40英镑而已”)。生活状况极其糟糕：用陈年的粮食熬出来的粥沾在青灰色碗边；在脏水潭里游泳；在臭气冲天的卫生间里洗漱。奥威尔一直认为，他一想到圣西普里安学校，就立刻会“倒抽一口冷气、嗅到恶心的气味——一种混合着袜子上的脚汗气、毛巾上的酸味、走廊上排泄物的臭气、刀叉上的馊味、炖羊肉冒出来的文明用语味等气味，以及开关厕所间大门的乒乓声和宿舍里水壶的鸣叫声”。至于威尔克斯夫妇及其手下人的教学方法，只是一味地背诵，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拿奖学金的考试。学校的主宰是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偏袒的、无时无刻不在训人的、阴险的、恶毒的、侵犯他人的女人，奥威尔背负着“内疚的忠诚”作对付她的最后一招。 《如此欢乐》中有一、两段表明了作者要努力平衡一下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在回顾自己童年岁月时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点儿欢乐，”奥威尔评论道。除了几次去海滩远足外，留在20岁以前的奥威尔心中的“好”记忆是与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书籍。他记得，他与康诺利一起竟然在威尔克斯太太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名利场》。奥威尔甚至还承认，他喜欢学校的两名教工，并与他们交往。这两人是巴彻勒先生(名字叫诺尔斯)和西尔勒斯先生(名字叫布朗)：后者教地理和绘画，也组织郊游，曾经在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把梨形的镀金左轮手枪给埃里克看。但是，令人不安的是，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看法在整体上是否定的，得出的结论是，“记忆中的大部分都是令人厌恶的东西”，怀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改变的感觉。“我穷；我弱；我不受欢迎；我长期咳嗽不止；我胆小怕事；我浑身散发臭气。”5年的圣西普里安学校生活加强了奥威尔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使他的童年生活抹上一层颜色，“所以，我不是好学生，我在浪费时间，糟蹋自己的才能，我举止顽劣、愚蠢、可恶，而且忘恩负义……” 即使我们考虑到奥威尔由于过分敏感而做出的种种挑剔，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许多著名的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康诺利、加文·马克斯韦尔、高尔夫球运动员亨利·朗赫斯特——都发表了他们回忆中的威尔克斯夫妇，没有一个人像奥威尔那样仇恨他们俩。那么，对于奥威尔的话，我们到底能相信多少呢?我们应该记在心中的是，一般说来，聪颖、敏感的孩子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事情比起同班同学来感受会更加深刻，因为绝大多数人只顾及和忙于手头上要做的事情。早期的传记作家写到，威尔克斯太太对于年少的埃里克有着自己的鲜明观点：她回忆说，他身上没有热情。威尔克斯太太的儿子与埃里克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他回忆说，文明用语妈“非常重视”这个萎靡的忘恩负义之徒。这像是为各自党派投票竞选而发表的言论，但是，搜集好几位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所撰写的回忆文章，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反驳奥威尔的话。威尔克斯夫人绝不是一个文明用语狂，相反，她是一个有点害羞的从不侵犯他人的人。她或许有点势利，但是，这是当时学校中流行的弊病。为了增加来自显赫家庭的学生，威尔克斯夫妇这么做只是代表他们那个阶层人士的普遍行为。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人因为缴纳半费而被公开或私下中止学业。至于说到学校条件差，那是因为埃里克在校的一半时间是处于战争时期，故而食品短缺，要以高价才能买到好东西。无数的回忆文章说，学校伙食是惊人的单调，差不多都是糟糕透顶。至于学校的教学水平，从期终考试由校外的同行实施这一点来看，已经是不言自明，能够说明问题了。关于威尔克斯太太，有几个学生(后来回忆)抱怨她偏心和刹那间的脾气；而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她是一个能激励人的人，她的知识、她的热情、她的英文功底不会输给一位大学教师。许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仍给她写信，保持联系。1951年，250位学生参加了以她的名义举行的庆祝晚宴，亨利·朗赫斯特兴高采烈地声称，威尔克斯夫人是“我生活中的一位杰出的女子”。 历史表明，20世纪初期的预备学校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尽管在安东尼·鲍威尔的身上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他承认，以前读书的纽比肯学校，他现在连5分钟都不愿意呆。即使崇拜学校、敬仰老师的亚历克·沃都记得，他曾经被迫吃下令他刚刚呕吐过的一碗早餐食品。杰辛莎·巴迪康姆的话值得一听。她回忆起奥威尔与她兄弟普罗斯泼之间关于学校体罚的几次对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体罚相当少，绝不普遍。有一次，他们俩谈到了威尔克斯夫人，奥威尔说，“要和一位老妈妈待在一起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你必须是一位身穿苏格兰褶裥裙的公爵”，当然，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并无憎恨的成分。至于奥威尔指责自己体弱、胆小、有病、不受欢迎、体臭等等，巴迪康姆小姐轻松愉快地把它们统统排斥掉。她认为，奥威尔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快乐的男孩，发育也很好(在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个头长得比普罗斯泼还要高)，有着文明用语自主的个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享有盛名的个性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圣西普里安学校是他的“替罪羊”。 在如此大量的正反意见中，一个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些与奥威尔的家庭背景、家庭收入相仿的人的说法。或许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文明用语里克·雅各布。像奥威尔一样，他也是一个只缴一半费用的学生，在奥威尔离开圣西普里安学校大约一个学期后进校的。雅各布的著作《一个中产阶级者的生活场景》，其中包括了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回忆(书中的学校改名为“圣救世主”，校董是“阿巴思诺特先生和太太”)。这本书与奥威尔还有一点有趣的联系。该书是在作者去世前一年由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出版的，该书的卷首引用了康诺利的《不平静的墓地》中的话，奥威尔在去世前看到过这本书。雅各布是在8岁时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他描述该校是由“精明的、办事效率非常高的校长太太”管理的。他着重指出，威尔克斯夫人心肠好，用丈夫赚来的钱资助穷学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教师。同时，她也表现出“一种凶狠、任意的脾气”。倘若一个学生在开学初不幸冒犯了她，那么，他就要花上整整10周的时间来努力弥补这一过错。雅各布在他的书中写到，他看到一个学生跪在自己的床前，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说道，“主啊，把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吧，让我在这一个学期内能遵循阿巴思诺特夫人的教诲，我的主啊，文明用语文明用语，阿们。”说到设立禁闭室，这是“当时教育界的一种时髦”。一群小孩躺在板球场的草地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某某人的家长看上去那么阴险，为什么家境比较差的人整天乐颠颠的，对此情景，没有几个人会十分反感。这真有点奥威尔的笔调——雅各布由于“体面的”家庭而进入圣西普里安学校的核心圈子，但他总是小心翼翼行事。人们常问道“你家有多少钱”？而威尔克斯夫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她所执掌这所学校里的人像害了流行病似地普遍地询问这一问题。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是怎么写的吧。《如此欢乐》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留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记录：1950年2月的某一天，他与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奥威尔的至交托斯科·菲维尔一起造访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商讨出版奥威尔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事宜。出版公司的一位文明用语罗杰·森豪斯觉得这些文章令人极度反感，“充斥了自怜自艾”。马格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唯如此才是奥威尔，唯如此才是大卫·科伯菲尔”。马格里奇认为，从某一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文章非常相似于狄更斯的传记小说，“只是脱水脱得很厉害”。毋庸置疑，奥威尔的写作意图是为了文学创作上的真实可信，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并没有做到。一个人也许不会像罗伯特·皮尔斯那样仔细深入地研究奥威尔的作品，他曾经说过，在花上几分钟的时间去调查证据后，你就会发现，奥威尔既没有弄湿自己的床，也没有挨过打，然而，像奥威尔的大部分作品那样，利用文学手段营造出极度险恶的形势，产生强烈的效果，可是，明眼人一望便知，“过犹不及”，这是假的。例如，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奥威尔声称，学校的魔力“再也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现在，我连憎恨它的心都不复存在了，也根本不会去盼望‘轻弹’和‘黑人’死掉、校舍烧掉”。显而易见，这是假话：圣西普里安学校实实在在地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否则的话，奥威尔怎么会伤神费力地用那么多笔墨去写它呢?说到憎恨，它充斥于《如此欢乐》一文中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通篇文章是由一种神话情结支配着，着力于加强偶然事件的象征性(10先令的板球拍买卖被拒绝了，是因为“你们家买不起”)，营造外部世界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把一切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巨大而狡猾的暗示：警察式专制，“黑人”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奥威尔叙述了一件事情：他带着一份差事去伊斯特邦恩，没有按照原先规定的路线走，是因为他去糖果店买了一盒巧克力。他突然发现一个人盯住他的校帽看，奥威尔立刻就想到，这个人是“黑人”派来的暗探。这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黑人’权势无比，他的暗探布满各个角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提及“黑人”派出的“暗探”以及他的权势，这一切把我们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问题是，《如此欢乐》一文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一位在40年代中期充当奥威尔秘书的女人记得，她把一份模糊不清的、显得辗转过许多地方的手稿重新抄了一遍，尔后在1947年把它交给了塞克和沃伯出版公司。但是，原稿是谁打的呢?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可能是在1939年至1940年之间完稿的(奥威尔在1938年宣布，他要写一本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书)。也可能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撰写和打字——或者重新撰写和重新打字——因为在那个时候，奥威尔雇佣了另外一位打字员为他工作。不管怎么说，完全可能的是，《如此欢乐》中的深思熟虑的部分是奥威尔酝酿而成，或者实际上就是他写的，因为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一九八四》一书。许多年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怀疑，作者对集权主义的揭露可能就是自己苦难童年生活的投影，独裁世界的阴影已经扎根于这个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心中。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辩道，同样貌似有理的说法是，奥威尔可能采用某种诡计，把自己成人后的对集权主义及其后果的想法用一种更加狡猾的方式、即通过回忆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生活把它表现出来。把学校比作警察局、把威尔克斯夫人说成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这一切——我们可以说——是《一九八四》一书中的精神包裹的“娘家”。对于这样一个谜一般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与反乌托邦小说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就足以说明在奥威尔的精神家园里同时存在着这两样东西。 奥威尔关于圣西普里安学校的记叙是否存在文学上的虚构成分?对此，撰写回忆威尔克斯夫妇文章的作者们后来承认，他们受到了偏见暗示的影响。康诺利把自己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经历写进了《诺言的敌人》(1938)，收到了威尔克斯夫人“无限自责”的一封信。在自己的父母亲去世后，康诺利又读了一遍父母给他的信，开始体会到威尔克斯夫妇为他所作的种种努力。已是成年人的康诺利认识到，他所讽刺的事情仅仅是他夸大其词的狂热性体现。196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亡者的弥补心情，康诺利出席了很少人参加的威尔克斯夫人的葬礼。没有一个人与他交谈。康诺利的最后定论是，“如果历史能原谅被人打扰的话，那么，历史将如实告诉我们，威尔克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劳尽职的人，尽管他缺乏想像力；威尔克斯夫人使用了太多的体罚和精神上的恐吓，有时候还把自己的怒气撒在孩子们的身上，然而，她是一位热心肠的人、一位激发学生前进的教师。”康诺利一直无法不说圣西普里安学校有着伏都教的本质，他报道说，他听到一些原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学生要求他们的孩子们在驾车经过该校时，要向现已荒芜废弃的运动场挥舞拳头(奥威尔听到的谣传是真的，1939年，该校毁于一场大火)。 不管奥威尔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有何看法，他和康诺利都是获威尔克斯夫妇奖学金的两名学生，也是获得私立公学奖学金的首要人选。12岁的时候，在教育的阶梯上下一步走向哪儿仍然是悬而未决。杰辛莎·巴迪康姆记得，某天黄昏时分，在花园里，文明用语先生匆匆赶来，提醒他儿子把学校布置作品的答案寄出去。他们返回亨利镇(文明用语先生任当地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秘书)。后来，在1915年，他们搬到圣马克大街36号的一间更小的、半连体的房子里。没有一个同学来过这儿，埃里克自己也不来，虽然这里能使他想起好朋友来。在当地一位贵族(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见过他一面)的赞助下，学生们的课外活动发展成圣诞节期间演出童话剧。据一位演员回忆说，埃里克演得很差劲，主要是过于腼腆。 1915年，埃里克获得学校英语竞赛奖，感受到成功的压力更重了。他在《如此欢乐》一文中所说的话很可能是事实的真相：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威尔克斯夫妇激励他时会令他更加勤奋读书，他的最后一学年的成绩单上全部是优等。1916年2月，他与康诺利因获奖学金而一道被派往惠灵顿公学。(康诺利根本不喜欢惠灵顿公学：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生在死气沉沉的灰砖瓦墙里喧嚣闹腾，惠灵顿人和杜鹃花都是班格肖特沙地上不结果的东西。)接下去是两天半的考试以及在伊顿的面试，奥威尔获第13名，因为立刻发放奖金的人数是前12名，他必须等候前12名的人中有放弃的空缺才行。他又回到圣西普里安学校，获拉丁语和希腊语奖。6月，参加了哈罗历史考试。在年终校外考官的报告单上，他和康诺利是该校无可争辩的学生明星，康诺利英语考第一，奥威尔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更好。奥威尔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报纸上，是因为学校接受了一项任务，要写一首诗来纪念刚刚去世的基钦纳勋爵［Lord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击败苏丹，文明用语南非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溺死——译者注］。根据康诺利所说，奥威尔亲自把诗稿送至《亨利和南牛津郡标准报》报社，该报在7月21日发表了这首诗。这是一首传统的缅怀诗，不会引起研究奥威尔的学者们的兴趣。诗的标题是《流浪者之歌》，而当地流浪者的统计数字也刊登在同一版面上。 奥威尔最终在1916年底离开了圣西普里安学校。他在学校高年级学生跳水比赛中获得第3名；在狄更斯的独幕剧《丁当先生的婚礼》中扮演沃德尔先生(校刊认为，这是一出相当好的戏，但是很难演)。他们是在当地的兵营和附近两座部队的医院里上演的。保存下来的这个时期的唯一的一封家信叙述了许多复杂的演出情况，充满像“无可名状的轻快”、“蛮愉快的经历”等诸如此类的话，没有一点儿演出辛苦的暗示。12月中旬，奥威尔向威尔克斯夫人告别。已经成年的奥威尔声称，他觉察出，在威尔克斯夫人的道别声中，有“一种恩赐的态度，几乎是一种嗤笑”。尽管埃里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却“不是好孩子一类的人”。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在苏塞克斯郡的寒冷的早晨，奥威尔认为他自己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失败、失败、失败——失败在我身后，失败在我眼前——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这位13岁的小男孩带着奖学金和框架摇晃的奖状，打理好背包，消失在青少年时代剩下的岁月中去了。

第一部分 1903-1927 2、伊顿岁月：奥威尔之脸(1) 
肩膀上永远有着瑕疵的小男孩。 ——伊顿公学的同代人约翰·威尔克斯 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非常成功过——读书不用功，一份奖状也不曾获得过——但是，他努力发展适合自己的东西，阅读了大量的校长在讲话中再三反对的书籍，形成了自己对英国圣公会、爱国主义和校友网等等东西的非正统见解…… ——《让叶兰继续飘扬》(1936) 圣诞节后到伊顿公学开学前有一段空闲，埃里克去伯克郡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并于1917年在惠灵顿公学度过春季学期。虽然惠灵顿公学确如利维先生在《堕落与毁灭》中所说的是一所“重要的学校”，但是，它总有一点儿“苦行僧”似的氛围。该校是康索特王子在19世纪中叶创办的，它与那些像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等地位显赫的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的名声在于它的办学宗旨是招收“不那么富有的军人后代”。另外一个不为太多人知晓的名声是在校学习时间短——不超过9周。埃里克在这里度过了春寒料峭的两个月的光景。一个后来认识他的朋友与他一起谈起该校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埃里克觉得该校“过于严格艰苦”，即使他经历过圣西普里安学校的种种磨难。吉辛莎·巴迪康姆概括该校的特色是“有一种令人寒心的失望”，她所看见的埃里克唯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长长的冰封的湖面上溜冰。然而，埃里克毕竟还是遵循该校的传统，并且在25年后建立起惠灵顿公学同学网，对于伊顿的朋友罗伯特(“罗比”)·朗顿——一位年轻的校长，在二战空袭中不幸遇难——发起的学校改革深感兴趣。奥威尔认为，在朗顿的领导下，惠灵顿公学变得“轻松愉快多了”。这表现了奥威尔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保持传统和改造传统两者兼得；这有点像他对待同学网的态度：蔑视它的魅力，但一见到它又立刻意识它的重要性。而且，惠灵顿的好时光还在日后呢。埃里克作为1916年奖学金的获得者终于要走进伊顿公学了。复活节［指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纪念“文明用语复活”的节日——译者注］过后不久，埃里克就离开了惠灵顿公学，去了什罗普郡廷克勒顿的祖父家，与巴迪康姆家的孩子一起玩上几天。从时间顺序以及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文明用语夫妇把他们的儿子埃里克从惠灵顿公学转入伊顿公学的决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决策。伊顿公学是中上层社会人士子女读书的地方，凭借家长社会地位的关系网，学生更容易从事父辈们的工作，所以，这所学校适合像埃里克·文明用语这样的孩子，现在，机会来了，埃里克和家长毫不犹疑地选择了伊顿。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3个年头，已经过去一多半了，正处于交织停顿状态。后来，奥威尔回忆起这段时间，认为它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年轻人的战争热情锐减而变得冷淡的一段时期。奥威尔说，年轻的老师上了前线，退休教师被拉出来代替他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许多学生对战争、对世界大事件麻木不仁，甚至那年秋天发生的俄国革命也触动不了他们的神经。大号的西方战线地图贴在图书馆的黑板上，上面用丝线环绕的图钉表示进攻和撤退，却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从佛兰德前线回来的年轻气盛的军官发表演说时，人们暮气沉沉、无动于衷地听着。然而，战争给文明用语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7年，理查德·文明用语放弃了在高尔夫俱乐部里承担的职务，摆出一种高贵的、气势不凡的爱国主义姿态报名从军，任一名临时调任的陆军中尉(他时年60岁，是英国军队里最老的下级军官之一)。他被派往法国，负责驻扎在马塞利斯的一个驮骡兵站。文明用语先生在军队服役期间，文明用语夫人匆忙撤退至伦敦，在救济部工作。女儿玛乔丽被妇女团体雇佣充当骑马的信使。母女俩起初住在鄂尔斯庭院街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后来搬到诺丁山一间较大的房子里。当时，两个年幼一点的孩子住在寄宿制学校里。他们的圣马克大道36号的住处被出租给一批批短期房客。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团聚是非常困难的。而一个实际的结果是，与巴迪康姆一家更亲密了。比方说，1917年圣诞节，埃里克和阿弗丽尔作为每周每人付1英镑的客人住在舟湖(文明用语先生向巴迪康姆太太致歉道，“我觉得要求你这样做的确使你勉为其难，但是，这是非常时期，人们被迫不按常规办事”)，一年以后，又做了同样的安排。 1917年5月，埃里克到达伊顿公学。热衷于分析伊顿经历的回忆录可以充塞整整一书架。安东尼·鲍威尔在离开伊顿后10年就想准确地传达这个地方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位观察力敏锐的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伊顿麻痹了他的感受力。在刚刚到达伊顿的某一天，鲍威尔从书房的窗户朝外望去，看见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远远地从大街的另一端走来，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紧贴大腿提着一捆书，后脑勺戴着一顶礼帽，这种礼帽在40年代以前根据社会地位不同是有严格讲究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十分醒目的腿长裤短以及浅色袜，还有，他的一个肩膀比另外一个肩膀高，膝盖处微微弯曲，这个形象是典型的“伊顿懒人”的形象。唯一可以美化这个人形象的是，他正在哼着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鲍威尔立刻呆若木文明用语，“这是我见到过的最世故练达的人。”他对伊顿的总体评价是，伊顿提供了“一个上演绚丽短剧的场所，有点调皮淘气的现实主义氛围，就像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伊顿给鲍威尔最重要的印象是它展现出来的标准，其次是它冷静对待“布赖德谢尔德一代人”。在伊顿，人们不仅能看到多位前首相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课桌上，其实远非这一点，伊顿人把管理整个国家视为个人职责，这就像人们在说“如果你不会讲地道的法语，就永远无法享受巴黎”一样的清楚，而学校当局一直在默默无言坚持着的是，“如果你不学会文明的行为举止，英国就会成为不适合你住的地方了。”体验到这种感觉的并非鲍威尔一个人，康诺利就有过一次相似的感觉。当康诺利参加奖学金考试期间伫立在温莎桥上时，他注意到两个没精打采的伊顿学生在评论桥下船工的划桨方式，其中一个学生慢吞吞地说，“是的，那个名叫威尔金森的人不是一个很差的桨手。” 奥威尔对自己在伊顿度过的4年半的时间所发表的正式评论言语谨慎、字斟句酌，这些话出现在有专业水准的参考书上和写给那些不熟悉其著作的外国读者们看，他的言辞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用一些更加动情的话来表达他对往昔的不可更改的观点。例如，在《20世纪作家》一书中的1940年条目下，他写道，“1917—1921年，我在伊顿上学，我很幸运，获得奖学金，但是我读书不用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伊顿并没有在我一生性格的形成中留下太多的影响。”5年后，他在为一家文明用语杂志《评论》所撰写的简历中依然坚持说，“我呆在伊顿，只是因为获得了奖学金，我并不属于在那儿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圈子。”然而，没有多久，他在《动物庄园》的乌克兰文的译本上对此说法做了小小的修改，“我在伊顿上学，这是一所费用最贵、最势利的英国私立学校，而我是通过获得奖学金进入该校的，否则的话，我们家根本无力负担我上这种类型的学校。”奥威尔在5年中所讲的这3段话清楚地暗示了3点：伊顿对他而言真是太好了；他是勉强留在那儿的；伊顿对他的性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前两点的说法合情合理，而第三点的说法完全是在把人引入歧途，因为伊顿给予了奥威尔巨大的深远影响，在他离开伊顿之后，影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标志没有哪一样东西能超过伊顿。 要弄清楚奥威尔在伊顿如何打发时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伊顿的特色之一就是伊顿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许多不言明的个人或者集体的行为很难穿透到外界。正是在这个时候，伊顿的学生人数骤升，有近1000人之多，分住在20幢房子里。实际上，因为人数众多，许多在此生活了5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同其他班级的学生交往，而在规模较小的学校里，全校学生几乎每天都得接触。这个时期，奥威尔“在伊顿”只参加有着明显文学特征的活动，就像哈罗德·阿克顿、安东尼·鲍威尔、西利尔·康诺利和布莱恩·霍华德一样。但是，从接受感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认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奥威尔小一岁的阿克顿根据其外表记住了奥威尔；比奥威尔小两岁半的鲍威尔连这一点也未做到；甚至连1903年9月出身、比奥威尔晚3个学期进入伊顿的康诺利在伊顿看见奥威尔比在圣西普里安学校看见他少多了，他回忆说，奥威尔“非常偏激、超然离群”，永远在嘲笑“他们”，即：教师们、原伊顿的学生、牧师和文明用语的同学们。 围绕中心广场散布着许多大楼，离温莎大约一英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伊顿的校园特色很难界定，因为它有宏伟壮观的建筑物、逶迤伸展到河边沼泽地的运动场；夏天，校园光辉灿烂，冬天，泰晤士河谷雾气萦绕。鲍威尔在《成长之路》的开篇章节中就描绘了在他心中孕育多年的情景：冬季降临河谷，雾霭升起于黄昏时分，弥漫于水草之上，直至房屋、城郊皆笼罩于淡淡的轻烟般的冷雾之中。房子变得有点奇形怪状，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随意地摆弄它们，把中心建筑和周围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不规则的四边形。在中世纪的红砖建筑物里，久经风霜的遗物不断地发出幽光，令人沉思遐想…… 除了建筑物可圈可点之外，伊顿其他方面的东西似乎都凝固在以往的历史中了。奥威尔注意到，伊顿的氛围几乎是近代之前的“喧嚣声”占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伊顿实际上逃脱了阿诺德的教育改革，从而出现了19世纪的英国私立学校。关于这一点，来伊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造就了伊顿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一个充满着隐匿秘密活动的傲慢实体；永远维持着正统的外表，但也悄悄地同情持不同政见者；贵族化但不绝对；自我管理；非常特殊。在这所宁静的校园里，奥威尔觉得，奖学金与他的巨大愿望极不相称。身为一名国王奖学金获得者，除了生活开支(大约一年25英镑)之外，可以免去一切费用，而奥威尔是被同时代的人称为“社会精英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人住学校的房子，接受导师的监督，与住在校外宿舍的900名未获奖学金的学生有着明显的区别。大约70名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他们推动着伊顿运转的轮子，他们是班长、是“流行”社团的成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28人的伊顿协会的成员，他们文质彬彬、举止优雅，享有某些特权，非常讲究衣着风格。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埃里克·文明用语首先是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其次才是伊顿人，因为他是28人伊顿协会中的第14名成员。每幢伊顿学生宿舍都是文明用语分开的，冬天，大门在5点钟上锁，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宿舍内的纷争。获国王奖学金的学生们做得更绝：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智慧，集合在一起，采取了古已有之的做法。例如，第一年，埃里克和同伴们就侵占了低年级学生的寝室，这些寝室是分隔开的单间，位于天花板与屋顶之间。毫无疑问，埃里克对身处这个位置非常自豪；他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可恶的自费生”，后来，他与好几个住在“半空中”的成员往来，包括后来成为‘万灵’组织一成员和出庭律师的丹尼斯·丹内尔瑟、朗敦和拜占庭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还有几张熟悉的脸，然而，埃里克对前圣西普里安学校的同学却很冷淡，例如威尔克斯夫妇的儿子约翰。不管怎么说，他对伊顿的最初的评价还是以赞扬为主。在某年的暑假中，埃里克又来到祖父家，与巴迪康姆一家再次相聚。杰辛莎从埃里克的言谈中了解到，如果他对圣西普里安学校持中立态度的话，那么，他认为惠灵顿是“糟糕的”，对伊顿“有兴趣，觉得快乐”。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像其他14岁的男孩一样，埃里克在上私立公学开始时是非常高兴的，保存下来的1917年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假设。“与那个年龄的埃里克一模一样”，杰辛莎不由地啧啧称赞照片说，“快乐微笑的小男孩，有着一张快乐微笑的脸”。不管快乐与否，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正式的说法也是如此，那就是，埃里克打定主意在伊顿好好休息。毋庸置疑，他在伊顿是明明白白的松懈懒散。例如，米切尔莫斯说，在1917年的“半学年”(伊顿词汇，指“一学期”)，埃里克的拉丁文考试成绩垫底，而在圣西普里安学校时，成绩却是次次超过他。这种懒散并无特别之处，许多男孩子们为了通过奖学金考试而曾经奋发努力读书，一旦成功，都希望放松二、三年。埃里克的同代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一致认为，埃里克无疑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如小威尔克斯所说，“我认为他并不用功”。奥威尔懒散的直接后果是学业上的一落千丈，最初，他获得语言学方面的奖学金，被认为是拉丁文的专家，很快就变成在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了。后来有一阵子，他又尝试科学方面的学科，可是，他与普罗斯泼一起进行的“化学实验”表明了他并不具有搞科学的才能，而他却不这样认为。伊顿教育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对于相似智力的学生一门课程又一门课程地一起教下去，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考虑智力较高学生的情况。一年之内，埃里克不仅被绝大多数人超过，而且似乎很高兴摆脱了学业的重负。 埃里克在伊顿公学的成绩单没有一份留下来，这使人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这些成绩单和男生宿舍舍监定期写给学生家长的信可能都不那么中看，而它们又是泄漏实情的文件。例如，安东尼·鲍威尔的成绩单只是他拿出了当年撰写《青少年的喜怒无常》这篇文章的资料汇编。似乎很清楚，想要实实在在地知道埃里克进入伊顿公学初期时的学业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若要进入牛津或者剑桥，埃里克必须获得奖学金，而且，他的父母亲也必须适当勒紧裤腰带。可是，显而易见，这两点都做不到。埃里克与吉辛莎·巴迪康姆曾经饶有兴趣地谈起上牛津的事，她记得，早在1918年9月的某天下午，他们在林中捡蘑菇时就谈到了“牛津以及到了牛津之后会过上怎样美妙的生活”(吉辛莎当时17岁，正在牛津中学读书)。但是，很难知道埃里克究竟有多大兴趣，因为没有一位同学记得他对上大学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然而，这次林中对话的直接后果是献给吉辛莎的一首诗，题曰“异教徒”(这首诗谈到了牛津中学当局与巴迪康姆一家人在家庭出身不可知论上的分歧)。这是一首很严肃的诗，奥威尔早期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谈论严肃的事情(“我在这儿/你在这儿/那么上帝在哪儿；/在地球之上，太空之下/赤裸的精灵活生生，自由自在”)——诗以“神秘的光”结束，神秘的光在接受者的头脑里会大放异彩。吉辛莎是一位有着批评精神的女孩，对这首诗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包括把“赤裸的精灵”改为“不着衣的精灵”。林中捡蘑菇，再加上这首诗，自然而然地增强了埃里克对吉辛莎的罗曼蒂克的情愫。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看一看，巴迪康姆小姐无疑是埃里克情窦初开的对象。由于遭受到家长的反对，这位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于稍长于他的姑娘的情感在保存完好的青春期档案中永远是晦涩朦胧的。 然而，毋庸置疑，埃里克与吉辛莎的关系非常亲密，视为知己，他毫无掩饰地对她谈起自己最大的雄心：成为一个著名作家。这些对话与以后奥威尔文集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关系，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构成奥威尔文学生涯最主要的东西，正如他对吉辛莎所说，正是那个时代所激发起来的他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切斯特顿［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小说、评论、诗歌、传记等，以写布朗神父的侦探小说最为著名——译者注］、E.W.霍纳、M.R.詹姆斯，一个外表温和的人，他写过各类文章，有描述伊顿校长住宅(他是1918年到达伊顿的)，还有用英语创作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巴迪康姆家收藏的威尔斯所著的《现代乌托邦》，埃里克反反复复地阅读这本书，以至吉辛莎的父母亲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吉辛莎记得，在法国利穆赞参加费边社的一次聚会时，埃里克未能见到威尔斯，表现出非常失望)。现代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乔伊斯［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作品多用“意识流”手法，语言隐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译者注］、庞德［Pound(1885—1972)，文明用语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对英美现代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代表作为长诗《诗章》——译者注］、弗朋克［Firbank(1886—1926)，英国作家，善用对话，作品常用对话体写成，代表作《变幻无常》、《被践踏的花朵》和《红衣主教皮雷里怪习种种》——译者注］——还没有跃出地平线，但是，埃里克还是有机会和其他的作家聚首。埃里克走进伊顿公学一位教师的办公室，老师不在，他随手拿起桌子上一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是迈德斯·福特［MadoxFord(1873—1939)，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主要作品有《好兵》、《行进的目的》四部曲等——译者注］主编的《英语评论》，这是一份在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力的高品位的杂志(劳伦斯的情人杰西·钱伯斯评论道，“从我们当地的出版物中得到这样一本内容充实、印刷精美的杂志着实令人欣喜，我觉得它把我们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了”)。埃里克承认，他理想中的“好”诗人是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费边社成员，代表作为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和其他诗篇》——译者注］。后来，他又迷上了劳伦斯的诗《农场上的爱》，在这首诗中，妻子透过茅舍的窗户注视着丈夫穿越田野，从罗网中抓住一只野兔，宰杀、剥皮，拎回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深情地拥抱她。劳伦斯对奥威尔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打猎场面，即弗洛雷和伊丽莎白在屠宰了一头豹子之后的洋洋得意的描述，显而易见是有着劳伦斯叙事的手法。 而在眼下，这位青少年的创作只能是传统的：模仿喜剧作家巴里·佩恩的风格来上几段幽默；写了一个名叫《弗农谋杀案》的侦探故事(它像是作者拿自己开玩笑，因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叫“伦纳德·弗农”，另外一个人物叫“西里尔·蒂普莱”；康诺利的教名是“西里尔·弗农”)；还有一篇不连贯的速写，描绘一名男子在寒冷的候车室想要点一根香烟的场景，题目叫《抽烟者与失踪的火柴》。伊顿的同伴们注意到埃里克喜欢文明用语的东西，但是在伊顿的岁月里，他更加喜欢威尔斯和塞缪尔·巴特勒的著作。史蒂文·朗西曼回忆说，埃里克有一种习惯，他像“呼吸空气一样吸收知识，位青少年的创作只能是尤其注重文明用语们的著作，人们常常惊讶地发现他读书十分仔细，而且认为，对于埃里克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类成人著作是否有点太深了”。或许就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一样，埃里克满足于让思想沿着适合他的道路发展，沿着终其一生的热情和行为的道路发展。阅读吉辛莎记叙在牛津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文章，人们总是会对奥威尔的成熟程度留下深刻印象。奥威尔，一个吉辛莎从未真正了解的男人，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眼前：淡淡的冷漠超然，嘲讽的语言不加掩饰，顺应着自身的智力，培养个人的有时会离经叛道的兴趣。例如，吉辛莎记得，埃里克曾经收集过滑稽可笑的明信片。埃里克让她看过比较温和的明信片，而近乎文明用语秽的明信片却从不让她看，埃里克把它们放在马尼拉纸信封里。 青少年时期的奥威尔的生活有点颠沛，没有固定的居所，由于战争，家庭成员分散各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埃里克在伊顿公学的第5个学期的圣诞节快来了，人们发现，文明用语太太的这位年轻的孩子又一次来到了巴迪康姆家。正如奥威尔的早期传记作家所述，对于这样的安排存在着不解之处：文明用语先生当时呆在法国，文明用语太太完全应该在圣诞节去看望孩子们，而且，诺丁山的房子十分走俏，她能不去看看?什么东西让他们天各一方呢?文明用语太太在12月21日写给巴迪康姆太太的信中，用一种母爱的语气提到了她的“孩子们”和给埃里克的圣诞礼物(父亲给了25先令，内莉·利穆赞阿姨给了5先令)，根据这些情况，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这个圣诞节期间，埃里克为吉辛莎又写了另外一首诗，一首奇特的十四行诗，诗的开头是“我们的心儿已经结合，但是根据传统，我们在这个年龄过婚姻生活还是太早”，诗的结束处强调他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等到我们头发白了时，阴霾的日子也会放出万丈光芒”。吉辛莎回忆起她当时要求埃里克把这首诗写在巴迪康姆家餐厅的一角，其时，几个小孩正在餐厅的桌子上玩纸牌。不管多么年轻，这首诗有着奥威尔以后所写的绝大部分诗的特征：规范、押韵，深受豪斯曼［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作品风格独特，情调悲观，代表作为诗集《最后的诗》——译者注］的影响，甚至超过豪斯曼，更加中规中矩。2月，埃里克、普罗斯泼和杰尼弗悄悄离开，去了布赖顿，与普罗斯泼的一个同学住在一起。埃里克每周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诉她看了什么戏，读了什么书。根据埃里克后来写给女性朋友们的信中关于文学的言论来判断，在这些写给吉辛莎的信里，说教味道太浓了。 这时期，埃里克的主要兴趣在课堂之外，他非常喜欢且享受着伊顿提供的相对自由，可是对课程却趣味索然。上课教师似乎对授课也不感兴趣。奥威尔在伊顿的导师是十分著名者，作品风格独特，情调悲观，代表作为诗集《最后的诗》——译者注］的影响，甚至超过豪斯曼，更加中规中矩。2月，埃里克、普罗斯泼和杰尼弗悄悄离开，去了布赖顿，与普罗斯泼的一个同学住在一起。埃里克每周都要同吉辛莎通信，告诉她看了什么戏，读了什么书。根据埃里克后来写给女性朋友们的信中关于文学的言论来的高老师，她后来成了剑桥大学三一神学院的研究员，伊顿的几代学生都称之为“高奶奶”。根据奥威尔同时代的人丹尼斯·金法罗所述，他们两人是在1917年5月的同一天来到学院的，高老师鼓励埃里克努力学习，但他对学习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因此，像伊顿的其他指导教师一样，高老师在课程以外的方面给予指导，这倒给奥威尔留下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以后的接触证明了这一点。眼下，埃里克只好收敛起自己对荷马史诗的钟爱和对意大利油画的兴趣。埃里克与伊顿校长克拉斯的关系糟糕透顶。1920年4月的某天，由埃里克撰写的一篇短文中附载了一则具有讽刺意味的个人广告：“A.R.D.去屋后——詹妮”。“A.R.D.”是A.R.D.沃特金斯，一个小男孩的名字，詹妮是克拉斯的绰号。克拉斯暴跳如雷，却抓不到始作俑者。没有哪一位老师，即使教英语的G.H.利特尔顿都不能给奥威尔以激励，奥威尔和朗西曼却对又高又瘦、动作笨拙、高度近视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印象深刻，赫胥黎曾经教了他们很短一段时间的法语。朗西曼回忆说，奥威尔是唯一的能与他讨论赫胥黎著作的人。然而，没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课外的东西。赫胥黎在伊顿的教学只是他写作生涯中一段净化灵魂的插曲，课程一结束，他就迅速地消失了。 奥威尔后来生活的经历让他伊顿的同学们大吃一惊，同学们都清晰记得埃里克的独特个性。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伊斯特伍德的男孩回忆说，“他总是置身事外，观察再观察”。比埃里克高两届、后来成为保守党议员和天主教出版商的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开始注意埃里克时，是因为发生了一桩涉及一个名叫约翰逊·梅杰小男孩的事件。约翰逊·梅杰报告说，文明用语非常敌视他的兄弟，在一块肥皂上刻上他兄弟的头像，把大头针钉在头像上，并把它放在自己单人宿舍的镜框底下(这里提到的单人宿舍是埃里克到达伊顿第一年所住的地方)，以此来发泄他超常的报仇欲望。奇怪的是，三天之内，约翰逊·梅杰被揍了两次。霍利斯的好奇心被激起，虽然他与低年级的同学并无往来，他还是设法找到了埃里克。霍利斯回忆说，埃里克首先是一个幽默者，“一个说话做事很有趣的小男孩”。死后成名的诺埃尔·布莱克斯顿回忆说，埃里克“喜欢询问新同学的文明用语信仰”，问他是信仰昔兰尼主义［Cyrenaicism，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以寻求快乐为人生第一目的——译者注］、怀疑论、伊壁文明用语鲁学说、犬儒学派、新柏拉图主义、孔子儒学、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文明用语an，古代波斯人Zoroaster所创立的一种文明用语，亦称拜火教、波斯教——译者注］?诺埃尔回答说他是一个文明用语教徒，埃里克面无表来，他还是设法找到了埃里克。霍利斯回忆说，埃里克首先是一个幽默者，“一个说话做事很有趣的小男孩”。死后成名的诺埃尔·布莱克斯顿回忆说，埃里克“喜欢询问新同学的文明用语信仰”，问他是信仰昔兰尼主义［Cyrenaicism，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以寻求快乐为人生第一目的——译者注］、怀疑论、伊壁文明用语鲁学说、犬儒学派、新柏拉图主义、孔子儒学、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文明用语an，古代波斯人Zoroa情地说，“啊，我们这里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文明用语教徒。”还有一段小插曲，涉及对一个判罚不明的网球的争论。埃里克主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因为校方出面，结果仍维持原判。这件事给霍利斯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埃里克的裤子特别发亮，这只能暗示在埃里克求学年代里“他比别人穷”。 这些回忆录的主要内容是惊人的一致。作为一名十好几岁的小男孩，埃里克并非不受欢迎，也并非不重要：学校里的等级文明用语特别复杂，他只是沿着自己要走的道路走下去。埃里克被划为“有点反叛”的一类人，可是，正如霍利斯所指出的那样，反叛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事儿，变化像一阵又一阵的狂风吹过伊顿。朗西曼回忆说，与埃里克打交道极富刺激性，因为你根本不能指望他的什么友谊。尽管埃里克是一个自我专注的人，但他还是努力参加学校里的传统活动，参加伊顿公学特有的对墙踢的足球游戏，在一个名叫雅典的游泳场所游泳，在一张由金法罗拍摄的照片上，埃里克、朗西曼与另外三个男孩摆出一副逍遥自在的姿态，还在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里摸鱼。他还积极维护伊顿公学里学生办校园日刊的传统，1918年，他办了一个名叫《选举时代》的日刊，在更加像模像样的学校日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这是学校的第5期日刊，主要是关于1920年伊顿公学与哈罗德公学之间举行的板球赛，上面登满了吸引人的广告，据说，金法罗和埃里克为此赚了128英镑）。游泳场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上的埃里克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体形优美的、脸蛋胖乎乎的男孩，他是在伊顿这段时间内迅速窜高的，十五、六岁时身高5英尺7，离开伊顿时已经6英尺3了。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1918到1921他十几岁时就患过两次肺炎。在一次什罗普郡假日期间，一位巴迪康姆家的阿姨给埃里克家里写了一封信，说道，“埃里克有点咳嗽，他说这是慢性病……”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埃里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忽视”了。现代学校的医疗条件完全能诊断出早期的肺炎：8年前，学校和家长都麻痹大意了。 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判断，虽然不太符合奥威尔的个性，但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他也参加了伊顿另外一项传统活动：教化低年级同学。许多年后，西里尔·康诺利拿出一张短笺，复制于奥威尔写给另外一个人的信，在信中，奥威尔承认找过伊斯特伍德并且恳求过康诺利，希望康诺利可以评判他的做法但不要干涉。奥威尔解释道，“如果我有三周没有给你写信，你就会看到事情怎么样了，你那特有的本性会被激起，会给伊斯特伍德很大影响，会使他反对我。”在奥威尔许许多多的学生时代记录中，这倒是一条能说明一些情况的记载（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也被提到了）。这时期，在校园里，已经产生了一股热烈的鬼鬼祟祟的成年人激情。但是，仅以此就对奥威尔的性行为作出严肃的结论，那是错误的。在伊顿，这种感情上相互依恋的事情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极少有生理上的行为。正如康诺利说，奥威尔信中的话了反映了年龄的差异，伊斯特伍德与康诺利年岁相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触就更多了。 理查德·文明用语终于在1919年复员，没有人意识到，事情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文明用语的家庭也不复原状，战争时期所产生的情况不可能一下子撇之不顾。文明用语先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谋得一份差事，举家回到圣马克大道，而诺丁山的公寓仍被保留住，作为另外一个临时居住处，文明用语夫人不在的时候由玛乔丽或者娘家利姆赞的人居住照看着。玛乔丽当时刚刚20岁出头，离开大家庭来到诺丁山，不料却是永远地离开了家庭，因为搬来诺丁山之后不久，她就同汉弗莱·戴金结婚了，汉弗莱·戴金非常不喜欢玛乔丽的小弟弟在亨利镇周围的乡间如影相随。1919年的圣诞节是文明用语家3年来首次团聚。埃里克对恐怖的东西依旧兴趣盎然，所以，他送给吉辛莎一本《德拉库拉》［Dracula，19世纪英国作家BramStoker所著的恐怖小说的书名，也是书中吸血鬼之王的名字——译者注］和一张文明用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在这段时间里，埃里克已经成为巴迪康姆家生活中的一员了。普罗斯泼的1920年春假的日记表明，在26天的假期里他与埃里克一起度过了21天，他们一起射击、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饮茶或者一起去雷汀看电影。第二学期的校历安排使得埃里克有更多的机会去拜访他的朋友。例如，6月底，他写信给巴迪康姆夫人，问她能否让他乘坐她们家的船去观看亨利地区的赛船大会，而在7月初，他又设法在巴迪康姆家的运动场的包厢里度过两天，观看伊顿公学与哈罗德公学在洛德的比赛。当时，普罗斯泼在哈罗德公学。埃里克的这一举动让巴迪康姆家的一位叔叔非常生气，他埋怨说埃里克是在同吉辛莎“调情”。

第一部分 1903-1927 2、伊顿岁月：奥威尔之脸(2) 
在1920年夏季的一系列考试结束后，埃里克在140名获得国王奖学金的学生中名列117位，这样的成绩并不突出。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预示着他成年以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假期的第一周，他是在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学校军官训练营里度过的。尔后，他打算乘火车去康沃尔郡与家人团聚并且在那儿度假。他看错火车时刻表，一个人在普利茅斯束手无策。深夜，他口袋里仅有7个半便士。接下来的情景就像奥威尔写给史蒂文·朗西曼的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业余的流浪汉一样开始了第一次冒险”。要么在青年寄宿旅店里住一夜而饿着肚子，要么吃饱肚子而无处安身，两者必择其一。年轻的奥威尔选择了后者，他花去6便士买了一袋小面包，然后就在普利茅斯近郊漫无目的地闲荡着。他身穿一件刚刚复员的一个军人的军大衣，发现了一个球场，于是就在球场的一角蜷缩着打瞌睡过夜。他未能赶上头班车，但最终在早上7：45离开了普利茅斯。他对朗西曼说，“我对这次冒险引以为豪，但我不会去重复它。”在康沃尔郡度完假期，文明用语一家还有一次旅行，是去更文明用语近他们家的、在亨利镇西北4英里处的梅德斯格洛夫，在那儿，他们租了一栋破败不堪的房子。埃里克自娱自乐，在林中搭了一间小茅舍，命名为“阿斯顿别墅”，还在门前用鹅文明用语石铺了一条路。吉辛莎不在，与她的奶奶住在一起。所以，假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只好与普罗斯泼一起度过了。在普罗斯泼动身去哈罗德公学之前，他们去了一次伦敦，观看高尔斯华绥的戏《骗局》，以此来圆满结束假期。 埃里克的前程问题日夜逼近，文明用语家不得不认真考虑了。埃里克17岁了，许多难题得设法一个一个地去解决。理查德·文明用语先生60几岁了，他正和妻子在寻找安度晚年的地方。1920年圣诞节，埃里克写信给普罗斯泼，要他把回信寄到文明用语近伊普斯威奇［英格兰东南部港市——译者注］的一个地址，这表明了他们要去东部而不是以前常去的泰晤士河谷。17岁时，埃里克还在伊顿上学，还要接受一年的教育（《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写到了康姆斯道克斯的“奇怪的理想主义者的势利”，他“乐意工作”而不让戈登在18岁毕业离校），后来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唯一知情者是吉辛莎。1921年初，普罗斯泼患了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埃里克本打算住在夸里的巴迪康姆家的计划只好取消，他从萨福克郡写去了一封深表同情的信)。后来，病情愈演愈烈，影响到心脏，巴迪康姆家决定搬到哈罗德去住，这样，普罗斯泼上学就不用住校了。这时，文明用语一家业已放弃了圣马克大道的房子，却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所以，基本上属于无家可归了。因此，1921年夏，文明用语夫人、埃里克和阿弗丽尔(不知道文明用语先生的行踪)和巴迪康姆家一起在雷克曼斯沃斯合租了一栋房子，名字叫格兰克罗夫特。50年后，回忆起在这半乡间化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个月的生活，仍然让吉辛莎历历在目、热血沸腾。这几个十几岁的青年人在一起自娱自乐：打网球、听音乐、去村子附近的山上远足。埃里克又写了几首诗，内容涉及重大题材： 友谊和爱情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我的心儿归属于你那友善的性情： 但是在阳光照耀下的原野飘落了乌云—— 我的爱情到不了你那不加注意的心灵。 吉辛莎是一位谨慎小心的姑娘，回诗应答道： 阳光 过于明亮 灼热着目光看不清方向： 最好 在宁静的阴影里 心满意足地躺一躺。 显然，两家人家合住在一起的时候，在艾达·文明用语与富有同情心的巴迪康姆太太之间有关埃里克前途的“谈话没完没了”。在吉辛莎看来，文明用语先生与他夫人之间有着针锋相对的冲突：文明用语先生认为服务于印度是“他能容忍儿子所从事的唯一职业”，这使得埃里克恐慌不安；而文明用语夫人则恳求其丈夫给予儿子上大学的机会。按吉辛莎所说，冲突最后演变成母子俩与文明用语先生之间的无言对抗，母子俩虽然有“精力充沛的”巴迪康姆太太的支持，最后还是不能改变文明用语先生的决定。没有人会怀疑这些话和来往的信件，但是，在紧要关头所发生的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不管埃里克想不想上牛津大学，他能得到任何一项奖学金的机会微乎其微。埃里克与康诺利不同，康诺利在那一年年底成了贝利厄尔的布拉肯伯利学者，但排名较后，所以就对继续接受教育一事变得冷漠起来了。埃里克的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说，“埃里克对我们上大学有点不屑一顾。”登上顶点的梦想破灭了，完全是家庭拖了后腿。 奥威尔最终在缅甸度过了5年，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流放者。事实上，奥威尔的父系和母系都与东方源远流长，他的一些亲戚，比如他那赫赫有名的外公，都仍然生活在缅甸。在他祖父辈的那个时代，家庭的事业远远比现在重要得多。史蒂夫·朗西曼记得他的这位朋友“决心”去缅甸，而且对东方有一种感情上的渴望。不管争执多么热烈，也不管争执多久，结论是奥威尔必须去缅甸，或许有强制的意味。在奥威尔设法进入印度的帝国警察部门之前，他得返回伊顿上完最后一学期的课程。1921年仲秋，奥威尔返回伊顿，其时已经18岁了。他终于享受到使唤低年级学生的特权了。安东尼·瓦格纳，即后来获得嘉德勋位的安东尼·瓦格纳爵士曾经短暂地享受过这样的特权，他回忆起奥威尔是“一个厚道的并且为他人着想的使唤者”，同时，他承认“奥威尔不大多讲话”。 埃里克在伊顿度过了14个学期，时间为4年半多点，这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决心要把他在伊顿遭受到的痛苦、不适应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对贫穷的鄙视统统地表达出来。对于埃里克的这些话，我们应该带着点怀疑、审慎对待。当然，伊顿充满了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有许多有着平常家境的学生，安东尼·鲍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长宁愿牺牲一切以便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奥威尔同时代的人众口一词地怀疑，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奥威尔被排斥在伊顿主流以外。例如，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坚持因为贫穷而被人轻视的观点是“不诚实的”。伊顿有着不少家境平平的学生从底层努力发奋向上。从外表看来，埃里克的地位与旁人无异：他有着十几岁青少年的爱好，有零花钱，他的母亲也遵循着伊顿的传统：在节假日里来校看望儿子并且带着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去饮茶。而且，人人都感觉得到的伊顿人的势利通常是针对非伊顿人的。在伊顿，金钱和阶级差别并不太起作用。鲍威尔认为，真正势利现象的兴起是在牛津而非在伊顿。伊斯特伍德说，“我并不知道谁的家长有钱、谁的家长没有钱。”没有一个人知道奥威尔对身处伊顿的这一段时期的真正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了文学创作，奥威尔完全有能力把在伊顿所发生的事情错误地表现出来。例如，《通向威根堤之路》就包含了1919年伊顿庆祝和平的事情。在这本书里，根据奥威尔所描述，要求学生们拿着手电筒、唱着爱国歌曲，在黑暗中排队进入文明用语场，这段描绘显然是嘲讽了庆典过程，用自己的话进行“亵渎与煽动”。克利斯托弗·霍利斯说，事实上，这是对学校军官训练营的抗议，是“一种纯粹的胡闹”，根本没有奥威尔所强加的原则成分。普罗沃斯特说，“学生们手执高高举起的电筒，默不作声地站着”，仅此而已。 毋庸置疑，奥威尔就自己在伊顿的经历所编织起来的谎言与他对圣西普里安的重新发现是一样的强烈。然而，倘若他不是故意地、用自我为主的目光来看待伊顿的话，伊顿在他的心中会有着永久的地位。例如，我们看一看奥威尔的同代人亚历克·邓格拉斯的情况吧。邓格拉斯后来成为第14位王室典礼大臣，称邓格拉斯爵士，任1963—１９６4年间的内务大臣，他是作为住在伊顿校外宿舍的伊顿公学非资助生与奥威尔在同一天到校的。邓格拉斯爵士似乎是命中注定要来伊顿的。毫无疑问，他可以去别处上学，也可以依仗奖学金考试，然而，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亚历克来伊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亚历克·邓格拉斯爵士承认，学校生活有其不愉快的一面，特别是理性处于低谷的、战争的最后一年，但是，有声誉的教师减轻了这种不愉快。在伊顿，可能存在势利和金钱意识，可是邓格拉斯却没有碰到过。我们再一次引用权威的、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话，“亚历克观察问题的视觉是与众不同的”。这位未来的王室典礼大臣参加了校内的板球比赛，还代表伊顿外出比赛，并且成了伊顿公学的联谊辩论俱乐部的文明用语，他开始去追求理想，荣耀的光芒尾随其身后，同时还有一帮伊顿同学伴其左右，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他的内阁同僚。 80年前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有点像伊顿，仿佛是一幢硕大无朋的大厦，里面有一间是孕育王国第14位王室典礼大臣的胎儿房间和一间孕育印度的帝国警察候选人的胎儿房间。无论奥威尔怎样努力逃避伊顿给他的影响，伊顿给予他的遗产却一直弥漫在他的著作、友谊和见解之中。最明显的是，在奥威尔的后来生活中，任何一位伊顿的同学碰见他时都会嘘寒问暖，把他视为他们伊顿人中的一员。有几个人声称，他们之所以把奥威尔视为伊顿人仅仅是阅读了他所发表的著作。奥威尔关系密切的人中间有好几位是伊顿人，最著名的有理查德·里斯、戴维·阿斯特、L.H.迈尔斯和安东尼·鲍威尔。遇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奥威尔会立刻表现出伊顿人的习惯。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位来侏罗[法国省名——译者注]的拜访者被冷落在厨房时，奥威尔进来把这位伊顿人招呼走了。虽然奥威尔最初对与伊顿的联系十分冷淡，似乎是在30年代的中期，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7年，他恢复了与康诺利（他把奥威尔介绍给鲍威尔）、丹卢瑟（不久，此人就过早地去世了）和金法罗的联系。伊顿留给奥威尔的印记甚至也表现在他的举止言谈上。相隔10年之后，杰克·康芒看见奥威尔以从容不迫的步态走进《阿黛菲》杂志办公室时就立刻知道，这是一位来自私立公学的毕业生。一位在40年代比奥威尔年轻许多的朋友描述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私立学校毕业生标志的人”。

第一部分 1903-1927 2、伊顿岁月：奥威尔之脸(3) 
令人好奇的是，伊顿的一切在奥威尔的著作中总有一种含沙射影的气息。10年后，珀尔S.巴克评论一部小说时说，他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作者采用安德鲁·兰[Andrew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荷马专家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著有《法国古代歌谣》、《荷马的世界》及12卷世界童话故事集等——译者注]“剽窃《奥德赛》文风的手法”。毫无疑问，理查德·里斯著作的读者们有着自由的左倾思想，他们喜好类比。《巴黎伦敦落难记》里的一名侍者身着燕尾服和白衣领衬衫，被认为是对伊顿学生的描写。这所私立学校的形象甚至延伸到竞争对手的身上，这样一来，《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女朋友罗斯玛丽所戴的那顶时髦的帽子“低低地压近眼眉像是哈罗德公学学生所戴的草帽”。奥威尔著作中的明喻或许在一千个读者中只有一人能理解。事实上，伊顿的影响在他的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奥威尔不想逃避这种影响了。奥威尔在后来写给康诺利的信中充斥了对伊顿哈罗德之间比赛的叙述。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与奥威尔一起呆在西班牙的，一天早上，他们还在战壕里，奥威尔问他是否记得伊顿学生划船时所唱的歌，他简直就是大吃一惊（他唱了，主要是为了让奥威尔高兴）。如果40岁出头的奥威尔还不能算一个地地道道的伊顿人的话，那么，他肯定已经是一个被伊顿的形形色色的罗网所包围的人了。例如，1946年4月，他与多位伊顿教师联系，其中有下列3位：高；M.D.希尔，他给奥威尔写信，中肯地评价了奥威尔发表在《学生周刊》上的文章；乔治·利特尔顿，他希望奥威尔为他正在编辑的系列丛书写上一本书。 这并不意味着奥威尔对伊顿的批评就不那么过火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似乎得到了印证，那就是，奥威尔在33岁的时候就把希腊字母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可能会这样认为，奥威尔后来对30年代和40年代的脂粉气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和思想左倾的文人同性恋者的憎恨至少在他学生时代就已经扎下根了。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他与伊顿的文学社团没有任何联系。在奥威尔离开伊顿之后不久，伊顿文学社团的中坚人物是哈罗德·阿克顿和布莱恩·霍华德，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出版《伊顿烛光》，这是一份只出了一期、十分激进的文集，但是，其中浮华炫耀的脂粉气似乎并没有躲过奥威尔的眼睛。阿克顿和霍华德真是十分奇怪的人物，他们给大多数伊顿学生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追根溯源，《让叶兰继续飘扬》中对30年代文学圈子里的“有钱的年轻野兽们”的攻击可能盖出于此。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奥威尔对伊顿的态度，有时候就爆发出一种过度的憎恨。一位私立学校毕业的年轻朋友回忆说，在40年代，他与奥威尔就私立学校制度可能会终止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谈，当他说到他希望私立学校死亡时，奥威尔的脸上有一种“欣喜”的表情。理查德·里斯在侏罗突发的一阵面部痛苦的表情无意中泄漏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伊顿学生俚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奥威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伊顿了。奥威尔在1948年为《观察家》撰写的最后一篇书评的文章是《B.W.希尔的伊顿杂录》。并不喜欢伊顿的艾弗·布朗委托别人写了一篇文章，主观臆断奥威尔会赞同他对伊顿的憎恨，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奥威尔回应了一篇四平八稳的文章。在文章中，大家所熟悉的批评变得温和，有的地方甚至被赞扬所替代，“伊顿有着宽容的、文明的氛围，让每个学生都有发展个人才能的公平机会”。在奥威尔生命的晚期，戴维·阿斯特问他是否考虑将自己的儿子送往伊顿读书，他只是抱怨了伊顿的校服式样——“学生穿着它像个儍瓜”，而奥威尔对伊顿给予他从事自己喜欢事业的机会、自由呼吸的空间和宽松的环境深表感激，给阿斯特留下了经久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他还认为，那些次要的私立学校步履维艰，要做更大的努力。 还留下一些有关埃里克最后一学期的零星资料。10月份的公开朗诵是伊顿教学日历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挑选出来的学生要面对其他的学生和家长朗诵文学作品，埃里克朗诵了斯蒂文森［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19世纪末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绑架》等——译者注］的《自杀俱乐部》。《伊顿年鉴》赞许说，“文明用语的语言技巧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明用语的平稳和不带感情的冷静语调使得故事效果突现，自然而然大获成功。”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埃里克和一个名叫约翰·海盖特（此人后来臭名昭著，因为他与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小说家，擅长讽刺英国上层社会的流弊，著作有长篇小说《衰落与瓦解》、《邪恶的肉体》、《旧地重游》和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誉之剑》三部曲等。奥尔德斯·赫胥黎、伊夫林·沃和乔治·奥威尔被认为是“反面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人物——译者注］的第一任妻子私奔了）的学生一起代表最高年级的学生充当校长西里尔·阿林顿鞭笞犯错误学生时的“监督生”。海盖特把这件事情写入了有关伊顿的小说《体面人》之中，只是把“监督生”的人数减至一人。安东尼·鲍威尔对这两个人都很熟悉，据他所说，奥威尔对这样的描述十分生气，他原先是“怀着敬畏”拿出笞杖，“痛苦却尊严地”假装望着窗外，觉察到了受笞学生的嗤笑。1921年11月29日，伊顿公学里的资助生与非资助生之间举行了一场对墙踢球的比赛，埃里克作了在伊顿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在这种比赛中，通常是由“触地”得分的。正如在橄榄球比赛中，首先要使球“触地”，然后使球触地的一方才可以努力射进门而得分。要使球触地，必须把球扔出，撞击在球门柱上或者撞击在场边一棵标明可以撞击的树上。所以，得分可谓难于上青天。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埃里克做到了，他把球猛掷给朗登，朗登把球投进了门。毋庸置疑，这件事情发生在埃里克身上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他在学校生活中的正式场合里的稀有成功或多或少地要胜过其表面现象。3周后，埃里克收拾行囊，向朋友们告别，把一本罗伯特·瑟维斯著作《一个见异思迁者的韵文》作为分手礼物送给瓦格纳，永远地离开了伊顿。 奥威尔之脸 奥威尔对人们的脸感兴趣，达到心醉神迷的地步。在他看来，人们的脸有能力首先传递隐藏在皮肤里的特征，比如一个人的性格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等。一个在巴塞罗那文明用语营里的意大利民兵诗兴大发，握着他的手吟诵道，“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你的一切/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我的这种能力/威力十足的炸弹都炸不开/你那水晶般的心灵”。奥威尔在医院里最后所作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条隽语：“人活到50岁时就有了一张他应该拥有的脸。”倘若事先告诉奥威尔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他就能从这个人的照片上说出子丑寅卯来。他相信，不管你在什么时候阅读一本个人风格极强的著作时，你总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视到作者的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不是精确的照相式，而是一种写意的投影式。比如，阅读大名鼎鼎的狄更斯著作时，奥威尔就看到了“一张毫不胆怯、敢于公开奋战、悲天悯人的男子的脸”。 奥威尔如此强调人脸的特征，倘若在他的著作中不是被大量运用的话，那就会令人惊讶了。他早期的每一本小说的开头都是稍稍描绘一下主要人物的面相，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永远引人入胜，因为有的面相描绘并没有揭示出其隐匿的标志。《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的弗洛莉有着这样的一张脸：“尽管在阳光下还是十分憔悴，消瘦的面颊、深陷的眼窝和疲惫的眼神”。《牧师的女儿》一书中的多萝西·黑尔在镜子里看到她自己“有着一张瘦瘦的、白白的却毫无特色的脸，双眼无光，鼻子有点太长：如果你近距离细察，就能看见眼睛周围的鱼尾纹，不讲话时，嘴巴松弛，毫无生气”。《让叶兰继续飘扬》一书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在麦基肯尼先生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自己的形象，认为“不是一张好看的脸，虽然还不到30岁，却是一脸的老气横秋，脸色苍白，嵌印着深深的皱纹”。或许，唯一例外的是乔治·鲍林，这是奥威尔30年代创作出来的一个不算太坏的人物，鲍林认为自己有“一张不算难看的脸：褐红色，与金黄的头发及浅蓝的眼睛十分协调”。尽管如此，即便是鲍林，最后还是掉落了满嘴的牙齿。 必须指出，这些人物都是奥威尔书中的男、女主角，不管他用什么样复杂的手段表现出来，奥威尔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奥威尔笔下的次要人物，就像是在检查维多利亚蜡像馆里的蜡像。多萝西在早晨圣餐上的唯一伴侣是古董似的梅菲尔小姐，她有着一张远古时代的脸，没有一丁点儿血色，嘴巴“大得吓人，嘴角松弛，湿漉漉的，下嘴唇因年纪老了而垂悬着，还流着口水，牙龈暴露，一副假牙暗黄暗黄，像是一架旧钢琴上的琴键”。如果梅菲尔小姐像是一条上了年纪的猎犬，那么，戈登的姐姐朱莉娅就是一只笨拙的大鸟：“一个高大、粗俗的女孩……有点太长的瘦脸——她就是这样的一种女孩：即便是处在青春期的顶峰，人们还是不可抗拒地称之为一只笨鹅”。至于说到骑兵部队军官维罗中尉不顾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的爱慕而去追逐弗洛莉，不管在维罗的身上表现了怎样的铁石心肠、残暴冷酷和无所顾忌，最终，他的脸还是被描绘成一只兔子的脸。让我们再深入地探究一下书中瞬间形象和稍纵即逝的印象。戈登透过书店的窗户朝外面看，看见一位露，一副假牙暗黄暗黄，像是一架旧钢琴上的琴键”。如果梅菲尔小姐像是一条上了年纪的猎犬，那么，戈登的姐姐朱莉娅就是一只笨拙的大鸟：“一个高大、粗俗的女孩……有点太长的瘦脸——她就是这样的一种女孩：即便是处在青春期的顶峰，人们还是不可抗拒地称之为一只笨鹅”。至于说到骑兵部队军官维罗中尉不顾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的爱慕而去追逐弗洛莉，不管在维罗的身上表现了怎样的铁石心肠、残暴冷酷和无所顾忌，最终，他的脸还是被描绘成一只兔子的脸过路人正在随便翻阅，他想，“这家伙的脸这么难看，毫无血色，满脸赘肉……从面相来判断，他是威尔士人。”戈登很看不起科纳·泰伯尔在伯凡克思广告上泰然自若地望着观众的脸，认为这是“一张狰狞的白痴脸，就像一只孤芳自赏的老鼠脸”。猎犬、鵝、兔、老鼠：这些都是奥威尔在农场上播种的拟人的种子，许多年后，诞生了《动物庄园》。 弗洛莉的脸、康姆斯道克的脸、鲍林的脸，没有哪一张脸上留有奥威尔本人脸的痕迹，然而，他的朋友理查德·里斯认为，奥威尔在描绘多萝西·黑尔的脸的时候，加入了表现自己女性化方面的词汇，有些形容词反复出现，比如，“瘦瘦的”、“苍白的”。奥威尔笔下的人物就像他们的创造者那样，落后于他们身处的时代，甚至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罗斯玛丽头上的两根白发，她都拒绝拔下来。无论青年人在什么地方出现，他们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例如，鲍林就读的私立学校的退休教师的好友波蒂厄斯长着一张“清癯的、流露出梦幻般神情的脸，光泽不多，但是看上去像一张孩子的脸，虽然快接近60岁了”。波蒂厄斯虽然在年轻时拒绝文明用语主义，但是，他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却从来也没有建立起来。 维罗中尉的脸可能是个例外（“一张兔子脸，但这是一只强硬好斗的兔子”），其他的脸并不包含或者代表任何一种权力。在某些方面，由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倒反而削弱了脸的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在描绘现实中或者小说中的成千上万文明用语文明用语时，他的语言概括得多、精炼得多。对从内涵到外表都想仿效温斯顿·史密士的“老大哥”［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头的描写仅仅是“黑头发、黑胡子，充满权欲、出奇的沉着”。这样的描述就使得这张脸有着一种震撼、令人慑服的气味。令人奇怪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君，奥威尔的反映并不能叫人满意。1940年春，奥威尔写了一篇有关文明用语的《我的奋斗》的书评，奥威尔在文章谈到了文明用语的标准像，他认为文明用语长着一张“可怜的、狗一样的脸，是一张遭受着无法忍受折磨的人脸，从男人的角度来说，这张脸的表情有点相似于无数张文明用语受难时的表情”。绝大多数现代评论家可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怜悯，但是，奥威尔在文明用语的脸上却看到了某种东西：过度自怜自艾。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脸的描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脸以及别人又是如何看待奥威尔这张脸的。并非安东尼·鲍威尔一个人发觉，对于多尔的描绘非常相似于堂吉珂德，事实上，保罗·波茨在50年代撰写的充满深情的回忆录就被命名为《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奥威尔在伦敦飘泊的日子里，一位居住在伦敦东部的女人见到过他，这个女人说，奥威尔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劳蕾尔。在某些方面，由于遗传了利摩赞家族的特征，奥威尔的脸并不是一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鲍威尔再一次注意到，奥威尔在巴黎的小餐馆里与法国工人的相似之处。奥威尔对自己的个人形象不感兴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冷漠。后来，在搜寻他的照片以便公开发表时，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来。这个问题在1946年才得到解决。那年，奥威尔的朋友弗农·理查兹受命在伊斯林顿坎农堡广场的公寓内为他拍摄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机的镜头最终还是拍摄到了邻近的大街)。尽管奥威尔的面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记在我心中：奥威尔出色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与青年形象彻底分手。我们从放在麦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纪的、满头白发的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几许与奥威尔面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们把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著名的“麦克风前的奥威尔”那张相片与吉辛莎·巴迪康姆为奥威尔拍摄的童年时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时，根本认不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奥威尔在《狮与独角兽》中问道，“你与母亲保存在照相册内的你5岁时的相片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奥威尔个人来看，甚至连生理上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 奥威尔童年时代与成年时代的外形变化令人吃惊。在伊顿求学时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缅甸警察部门时的照片，都显示出奥威尔是一个脸蛋胖乎乎的、几乎像圆圆的月亮一样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时年31岁）看上去像40岁的人了。3年后，在文明用语工党举办的暑期学校里与西班牙的同志们在一起时的快照看上去像一个年近50岁的人了。分别15年之后在30年代看见这些照片的奥威尔的朋友们对于他的这种巨大的反差都震惊不已：康诺利注意到了奥威尔脸上饱经风霜的印记与原先丰满的、抽着雪茄的面相之间的鸿沟。《动物庄园》发表后6个月，弗农·理查兹在伊斯林顿的公寓里为奥威尔拍摄的照片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奥威尔最后一次拍的照片。理查兹为奥威尔拍照片时带着妻子玛丽露易丝，在这两位拍摄现场朋友的鼓励下，奥威尔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松。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奥威尔虽然还有点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兹的裤子当作他儿子的尿布、摆出各种姿势、做出卷烟的动作、推着婴儿车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缅甸剑、在摄影师的摆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奥威尔戴着帽子、挺着腰板坐在一块木头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没有激情的拉长的脸，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无一物。42岁时，奥威尔看上去像55岁至75岁之间的人，“充满了智慧和不可思议的冷静”。

第一部分 1903-1927 3、白人负担(1) 
在东方的英国人的生活并非总是甜蜜无瑕，在不舒服的营房里、在热得喘不过气来的办公室里、在散发出煤油气味的昏暗的驿站平房里，他们辛勤劳作的酬劳并不令人满意。 ——《在缅甸的日子里》 埃里克离开伊顿，并没有去亨利，而是去了位于萨福克郡北部海岸的、距利物浦大街80英里的海滨城市索思伍德，这地方是文明用语夫妇——此时，理查德先生65岁，其夫人也近50岁了——决定在退休后居住的地方。索思伍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尽管在当时就有一条铁路与萨福克郡首府伊普斯威奇市相连，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要问，为什么文明用语夫妇会认为这里是度过余生的理想之地呢？索思伍德是一个出名的、由政府为从东方归国的人士提供的居住地，但是，不管怎么说，属于上层社会的归国人士是轻易不上这儿来的。文明用语夫妇最初选择它可能是受了他们住在诺丁山时的一位邻居的长辈的推荐，当然，儿子也对这地方感兴趣，这地方本身也有吸引人之处：高高的桥墩、海员阅览室、绅士俱乐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为应付考试而给学生灌注补习的学校。为了进入印度的帝国警察部门，奥威尔必须参加考试，考试的科目不仅仅包括私立学校教授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还包括数学、徒手绘画。“克雷格赫斯特学校”是原德尔威奇学院校长菲利普·霍普经营管理的，学校位于俯瞰北海的一个冷飕飕的街角，离斯特拉布洛克大道的文明用语家仅有一箭之遥，斯特拉布洛克大道从詹姆士·格林大街向南延伸，邻近市中心的海伊大街、教堂和啤酒厂。1922年1月，埃里克顶着敲打窗户的凛冽北风，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生活的路线。 埃里克离开索思伍德去缅甸前，他在这里度过了10个月，对于他的生活情况，我们知之不多。埃里克早期的、经得住考验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是丹尼斯·科林斯，当地一位牙科医生的儿子，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虽然科林当时只有16岁，比埃里克小好几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在以后几年形成的。埃里克伊顿的同学们，有的去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有的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面对着许多同学获得的成就和荣誉——例如，康诺利就获得了贝利厄尔奖学金——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奥威尔写成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一个永远流放在大英帝国穷乡僻壤处的人。然而，印度的帝国警察部门是一个令人十分尊敬的单位，虽然没有特别的诱人之处。但是这个职业对年轻人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像奥威尔这样的与东方源远流长的年轻人。巴迪康姆一家人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激烈争辯要给埃里克“一次机会”，但还是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是合情合理的好安排。埃里克家与巴迪康姆家相距140英里，中间还隔着伦敦，所以，埃里克呆在英格兰期间很少去看他们了。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埃里克写给普罗斯泼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几百万人在上速成学校——至少有3个人。”4月，埃里克又来到夸里的巴迪康姆家，这时，吉辛莎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她记得埃里克拍打着普罗斯泼的工具包，学骑朋友的摩托车。她回忆起埃里克抱怨说，“启动多少次我倒不在乎，我想知道的是如何把这该死的东西停下来。” 进入印度帝国警察部门的最小年龄是19岁，6月25日，埃里克就达到这个年龄了。克拉克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伊顿人想到帝国的这块地方来，他对能否谋得这份差事也满不在乎，他写给警方当局的信说，“我不知道进入印度帝国警察部门的候选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寄来一份毕业证书，可能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全部吧……”考试恰巧在埃里克度过19岁生日后两天举行，持续一周。即使对一个懒散的伊顿毕业生来说，这类考试的智力要求并不高，例如，英文考试题只是要求考生给某位亲戚写封信，描述一下自己某次看戏的情况。历史考试题也只是要求考生思索并且给出理由谁是自从皮特［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为英国赢得七年战争的胜利，使英国成为北美和印度的霸主——译者注］以来英国最伟大的首相。埃里克这次却把精力放在伊顿求学时非常不喜欢的传统学科上，考分最高的是拉丁文（满分为2000分，他考了1782分），最差的是徒手绘画，满分为400分，他考了174分。考试总分满分为12400分，录取分为6000分，共有26名考生被录取，埃里克为第7名。埃里克在当地的一个骑马场练习骑马，在初秋的骑马考试中，他考得不怎么好，23人通过骑马考试，他为第21名，但总算是通过了。询问奥威尔希望去何处供职，他首先选择了缅甸，理由是他早先有许多亲戚在那儿，他那著名的外祖母现在仍然住毛淡棉［Moulmein，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口港市——译者注］，后来，他父亲也在缅甸服务过。如果说印度帝国警察部门有什么供职的好地方的话，缅甸并非上佳选择，但是，埃里克深受其家庭背景的浸文明用语，这是他为自己命运设计的——或者早已注定的——安排。他将去从家庭的传奇中熟知的地方为帝国警察部门服务，他的母亲在那儿度过了童年的绝大部分时光，而且离他父亲长期服务的印度也很近，他在那儿能够拥有与家庭紧密相连的纽带，这绝非流放。 还有3个月，奥威尔就要离家赴任，他在克拉赫斯特的岁月突然结束了。他的一位少年朋友回忆说，这个时期的埃里克像“一位狂野的青年”，玛尔文以前排斥过他，他现在却对索思伍德的督导赫斯特先生非常感冒。赫斯特过生日时，他们送去一只死老鼠和一封简短的贺柬，造成了一阵大惊小怪，埃里克和同伙们被开除了，但是，这种惩罚对埃里克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已经参加警方的考试了。吉辛莎是唯一见证1922年夏天埃里克所做事情的人。她“确信”埃里克在7月份的第2周于伊顿哈罗德的比赛期间与她们的一家人住在一起，并且和她们一起去什罗普郡度假。她回忆起她偷听到奥威尔、普罗斯泼和一位普罗斯泼的哈罗德公学的同学3人之间的一次交谈，他们讨论了奥威尔鬼怪小说中的“大英雄”M.R.詹姆士。埃里克与吉辛莎为什么会分手呢？将近30年后，奥威尔给吉辛莎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客客气气地指责了吉辛莎“抛弃”了他，让他去了缅甸。事实上，吉辛莎在她绝大部分的回忆录中的预兆性的精确叙述并没有记述他们两人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双方有没有动感情，其时，吉辛莎21岁，到了结婚年龄，埃里克19岁，正要去世界的另一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双方都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就算以前有关系——命中注定是要破灭的。 被缅甸警方录用的还有另外两亇人，其一是C.W.R.比顿，他于10月初就去赴任了；另一位是H.J.琼斯，他与奥威尔一起在10月27日离开利物浦。这段费时一个月、长达8000英里的旅程要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给奥威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47年，英国在战后不再节制消费了，奥威尔在《随吾心愿》的专栏文章中写到了SS赫里福德号轮船为头等舱的旅客所提供豪华奢侈的环境。而奥威尔和琼斯两人在不睡觉的时候或者在甲板上没有娱乐活动的时候，他们所剩下来的似乎只有吃了。饭菜“量大得惊人，是船员们常常用来彼此打赌谁能吃光的那种分量”。轮船在途中经过令人激动的锡兰港，驶向东方。（《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弗洛里记得，轮船“经过蓝蓝的、平静透明的水域驶向科伦坡，海面上飘浮着海龟和黑色的水蛇，都在舒适地晒太阳”。）旅途中发生了两桩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奥威尔后来把它们陆陆续续地写进文章中。第一件事发生在航行的旅途中。奥威尔注意到，SS赫里福德号轮船上的一位欧洲人舵工有着古铜色的皮肤，令他羡慕不已。这位舵工匆匆忙忙地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盛了烘焙好的半块蛋糕的盘子，鬼鬼祟祟地带着偷来的食物跑掉了，而不远的头等舱的旅客们正在大吃大喝。奥威尔认为，“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要远远胜过我从半打的文明用语宣传小册子里所学到的东西”。第二件事发生在科伦坡港。一群苦力涌上甲板，要为那些下船的旅客提行李。一个苦力把一只马口铁箱子拿反了，一个白人警官朝他背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旁观者置若罔闻，尚有赞许之意。正如说教者所言，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社会等级，另一方面是白人种族优越感，几乎人人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毋庸置疑，奥威尔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对偷半块蛋糕的舵正的细节描叙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同时又叫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如他在文章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呢？他需要的是这些事情所反映的象征意义，为了这样的象征意义，他可以不厌其烦地叙说事情，这也是他作品的特色之一。 轮船离开科伦坡，迎风劈浪驶过伊洛瓦底江口，经过了许多工厂的烟囱和矗立河边的宝塔，驶向仰光。奥威尔和琼斯拜会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总督哈考特·布雷斯爵士和警察总监麦克唐纳德上校，然后，在11月28日下午，他们两人登上邮政车，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到达警校的所在地曼德勒市。比他们早一个月到达的比顿和其他师生一起欢迎“这位灰黄脸色的、高高瘦瘦的、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他的衣服“不管怎样精心剪裁，看上去总像是挂在他身上似的……” 他从哪儿来？将来又会怎样？20年代初期的缅甸是一个刚刚归属大英帝国的地方，缅甸的现代史仅仅开始于40年前，那时，国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干预了缅甸事务，派出了一支由亨利·普伦德加斯特将军率领的远征军进入曼德勒市，命令缅甸国王太保立即无条件投降。对缅甸的侵略，英国占了微弱的上风。英国在以前就同缅甸打过两场战争，时间是1824—1826年和1852—1853年。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缅甸北部最终才获得领土的完整。虽然缅甸的国内冲突是丘吉尔不管怎样精心剪裁，看上去总像是挂在他身上似的……” 他从哪儿来？将来又会怎样？20年代初期的缅甸是一个刚刚归属大英帝国的地方，缅甸的现代史仅仅开始于40年前，那时，国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干预了缅甸事务，派出了一支由亨利·普伦德加斯特将军率领的远征军进入曼德勒市，命令缅甸国王太保立即无条件投降。对缅甸的侵略，英国占了微弱的上风。英国在以前就同缅甸打过两场战争，时间是182出兵的理由，但他真正的意图在于商业。丘吉尔满脑子都是缅甸廉价的稻米、原油和木材，自19世纪60年代起，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商人就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时机来了，政府便采取了猛烈的行动。英国政府不是采用强加条令或者以保护之名进行统治——这是大英帝国摄取新领土的惯用手法——而是干脆消灭掉缅甸现存的统治机构，王国的王室、军队和皇家机构等实际上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国王太保以后30年的流放生活是在印度海岸度过的），然后朝殖民地的方向大步前进。英国和印度的军队潮水般地涌向边境地区——在20世纪初，缅甸的边防部队有40000人之众——在军队的后面紧跟着铁路承包商和加尔各答的木材商。到了1913年，缅甸石油公司每年已经能够提炼出2亿加仑的汽油了，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三，同时，少数英国公司在柚木木材的生产上也达到了相同的比率。 所有这一切——夷平的森林、石油的前景和农业的企业联合——都埋下了深深的仇恨，而把缅甸排斥在大英帝国通常的政治模式以外的做法更是加剧了这种仇恨。1918年的蒙塔古切尔摩斯福德的报告中建议在印度进行政治改革，并且建议在缅甸进行部分试验，奇怪的是，这个建议最终只适用于印度。缅甸国内普遍的文明用语动不安，青年文明用语协会煽动加剧了这种状况，原先，青年文明用语协会是一个亲英国的社会组织，后来背叛了，成为煽动闹事的温床，最终达成了妥协：允许缅甸成立一个立法机构，这个机构从原来规定的其四分之三的成员必须从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中选举出来扩大到约四分之一的成员从该省男性成年人中选举出来。这种做法与印度的做法就大相径庭，但是，大英帝国中的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国家终于慢慢培育出执政机构和土生土长的官吏。仅在30年前，缅甸还拥有自己的国王和军队，现在却被有效地控制在军事管制法下。奥威尔到达时，严重的政治文明用语乱刚刚结束，但犯罪率却在节节上升。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官员报告中写道，村民集会开始减少了文明用语的声音，但是，在偷盗和文明用语犯罪的高xdx潮背后隐藏着“有政治野心的人”夺权的企图。殖民地行政部门的文件记载着缅甸的犯罪统计数字，使人立刻想到拥有13000人的警方任务：在1923年至1924年间，罪案达47000起，第二年的谋杀案超过800起，第三年的犯罪案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包括几宗骇人听闻的食人案”。收监人数高达16000人，每年大约有70人被处以绞刑。 虽然如此，初来乍到的普通的欧洲人对此并不十分惊讶，这个国家中存在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游离在大英帝国的文明之外：缅甸北部文明用语近文明用语边境的佤山地区在30年代还没有被绥靖，密密的灌木丛和原始森林包围主要居民区，这里，危机四伏，时刻存在。奥威尔呆在缅甸的整个期间，每年遭到野生动物致命袭击的次数高达三位数。其次，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这里的气候糟糕透顶——从2月至5月，灼热的阳光可以把人烤焦，然后是长长的雨季，一直下到9月份，随后是短暂的冬季，正如《在缅甸的日子里》所描述的那样，“缅甸北部似乎是英国鬼怪出没的地方”。缅甸的这一切给来访的英国的男男女女留下了鲜活生动的印象，他们的反应因为各人对陌生地区和展现出原始本质风俗的陌生文化的心醉神迷的程度不一而各不相同。30年代，一位在原始森林旅游的英国妇女被一个当地姑娘生孩子的场景所惊吓：两个老年妇女把一块厚木板放在姑娘的肚子上，并且在木板上用力蹦跳，以此帮助姑娘把婴儿生出来。这就给生活在缅甸的西方人一种怪怪的畸形感觉。一方面，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礼仪周全的国家——《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拉肯斯蒂恩夫人专心阅读王室条款就像一个公爵夫人在阅读《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由大英帝国驱策着：例如，1922年的重大事件是威尔士亲王的来访。虽然在缅甸显示表面浮华的背后是肮脏、贫困、道德败坏和20%的婴儿死亡率，但是，造访的欧洲人还是夸大了20世纪初期缅甸的落后。近代缅甸历史学家一再强调每个国家适应现代社会的不同方式，即便是英国政府也在努力使自己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从英国统治者的观点来看，缅甸人生活中少有的福利设施应该从西方进口。 数不清的关于古老缅甸的叙述显示出一种奇怪的结果，那就是，这个国家有着标准的英国人的感觉力。奥威尔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既震惊又好奇。他后来声称，《在缅甸的日子里》只是描述了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在所有描写东方的小说里，场景的确能反映主题。”不管他后来怎样以殖民地统治者自居，显著的例外是，他也被当地人所吸引。许多年之后，C.V.沃伦的《缅甸插曲》写道，像每一个欧洲人一样，他的生活并不局限在大城市里，他觉察到自己对缅甸人的一种深深的喜欢。他认为，这种同情部分源自社会等级。当时的调查记录表明了有20万“外国人”在缅甸，但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印度人和文明用语人。在缅甸的欧洲人相对较少，而欧洲妇女更少。这两类“外国人”之间有着一个模糊的阶层，被称为“欧亚人”。《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他们出现在教堂仪式中令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恐惧（“不能让他们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吗？”等等）。欧洲男子与缅甸女人生下的孩子为缅甸人所容忍，但普遍被统治阶级所鄙视。与外界相对隔绝的殖民地统治者中的精英们又一次创造了与印度不同的情况，强迫英国人与当地的下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奥威尔在缅甸受到了不仅仅是来自同伙人的欢迎。缅甸警方在欧洲声誉卓著，当时一位在殖民地服务的文职官员说到，“服务警界是很不错的运气”。同志情谊弥补了曼德勒市的不足之处，弗洛里记得，曼德勒市是“一座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城市”，肮脏、酷热、出名的有以P字母开头的五样东西：宝塔（pagoda）、文明用语民(pa文明用语ah)、猪(pig)、祭司(p文明用语est)、文明用语(prostitute)。就像英军占领后的许多城市一样，曼德勒市被成功地一分为二：一平方英里的英国人要塞，后面分散着当地人的生活区。警校主要培训由当地人充当的低等巡警，由英国人充当的高级警官助理小分队组成各不相同的单元在缅甸和印度斯坦［指印度北部地区——译者注］以及在司法界和警界执行任务。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奥威尔的新家有一种寻欢作乐的氛围。从英国刚到缅甸的年轻人常常觉得他们住的地方太大——底楼的一个房屋一直空关着，因为上一位房屋的主人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自杀的——上司一直鼓励他们要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然而，尽管警界名声良好，却没有清醒地保持着。不祥的是，在20年代，聚集于警界上层的堕落的酒鬼是那些警校教官。预备训练期为六个月。奥威尔的语言熟练程度令人瞩目——他可以非常流利地与缅甸祭司对话——但是，他也被认为不善交际。罗杰·比顿稍稍有点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一位伊顿人隐身在曼德勒市的尘埃中，他回忆说，奥威尔“相当腼腆、退缩”。可是，这位“十分忧郁的”人仍然有能力自娱自乐，其中一项就是骑摩托车郊游，奥威尔驾驶低车身的文明用语摩托车的技术极为娴熟。有一次，奥威尔问比顿是否想去猎虎。奥威尔带上比顿的卢格尔手枪［一种德国半自动手枪——译者注］和从校长处借来的一把短枪，满怀希望地赶着牛车——缅甸传统的交通工具——沿着丛林的小径前行，可是一无所获。在某一时候，奥威尔认识了著名的警察总监H.F.罗宾逊，这位警察总监原先是服役于印度军队的一名军官，临时调任到缅甸警方，后来因为一宗涉及他缅甸太太的丑闻而被撤职，他撤职以后就皈依文明用语，试图开采金矿，企图自杀却又幸免于难。 奥威尔在缅甸呆了4年又9个月，并没有留下一丁点儿正式的记录。留下来的只是他任职情况的官方记录和少数在那个时候见过他的人的回忆录。总的说来，这些文字记录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只是再三强调他明显的不合群)或者暗示了奥威尔当时心中所思的线索。奥威尔刚到缅甸时给吉辛莎·巴迪康姆写过3封信，却没有一封信被保存下来，但是，吉辛莎记得，奥威尔在第一封信哀叹自己命运多舛，信中写道，“如果你没有到过此地，你根本无法理解这里的状况是多么的糟糕可怕。”吉辛莎回信询问为什么，还说“如果真是那么糟糕可怕，干嘛不回家”。后来，奥威尔又写了与第1封信一脉相承的2封信，3封信后，吉辛莎就不回信了。奥威尔应该在1924年初完成警方的测试，在这以前，即在前一年的11月，他与由英国人组成的南萨福克团一起被派往眉苗［缅甸中部城市——译者注］服务一个月。根据《通往威根堤之路》所说，这次经历是检验奥威尔阶级觉悟的试金石。奥威尔非常喜欢这些年长他5岁、“高大健壮、兴高采烈的青年人”，他们的胸前佩挂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勋章，可是却遭到被他们集中起来干活的、挥汗如雨的劳工们的白眼，奥威尔对现场的情况痴迷不已。

第一部分 1903-1927 3、白人负担(2) 
眉苗是缅甸山区的重要城市，位于掸半岛的边缘，是仰光的政府官员们在炎热季节里去避暑的地方。行程中包括乘火车经过山区，山坡陡峭，火车必须使用两台机车，一台在车前牵引，另一台在车尾助推。许多年后，眉苗与曼德勒的巨大差异(“灼热的阳光、布满尘埃的棕榈树、腥鱼、胡椒、大蒜的气味、又湿又软的热带水果、潮水般的黝黑脸色的人”)在奥威尔的脑海里依旧清晰如初。跌跌撞撞地爬下火车后，来眉苗的人都作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想着又到了一座与身后刚刚离开的那座城市一样的东方城市，但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呼吸到了“英格兰的空气”，这儿绿草如茵，长着欧洲蕨和冷杉树，漫山遍野尽是那些手挎竹篮叫卖草莓的女人。这些生动鲜活的印象——奥威尔在离开缅甸10年后才把它们描绘出来——是此行途中的重要标志，它们永驻奥威尔的心中。《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充满了鲜明对照的两条线，熟悉的和怪诞的并存：赤日炎炎与蹒跚的牛车、俱乐部里尘埃满屋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发霉的英国小说与刚刚出版的《笨拙》杂志。眉苗甚至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比顿及其父亲曾邀请奥威尔打过高尔夫球。奥威尔对高尔夫球场的环境应该说是很熟悉的，毕竟，他童年时代的假日是在其父供职的亨利高尔夫球俱乐部度过的，但是，比顿说，“他高尔夫球打得并不出色。” 1923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威尔返回曼德勒，又从曼德勒被派往他第一个任职地：迈亚玛，这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主权统治的前哨堡垒。按照缅甸警方的标准来看，奥威尔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怎么好，任务繁重：作为地区警察总部的一名助理，年仅20岁的奥威尔要对30名至50名的警察负责，有的警察还在偏僻的地区文明用语。奥威尔的下一个目的地是特汪泰，情况有所改善：特汪泰是哈瑟维地区一个遥远的城镇，从仰光乘船去那儿要花36个小时。奥威尔又一次承担的责任远远超过他的经验。作为一名分区警察局局长，奥威尔既要向上级提交本局警员的工作情况，又要去本地区的各个村庄收集文明用语，他成功而有效地负责着将近20万人的安全。或许，对奥威尔而言，糟糕的是本地区的欧洲人极少，他常常是独自一人打发大部分时光，常常孤身远行去拜会一个又一个的村子里的头人。邻近地区巴森的、与奥威尔同时代的一个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奥威尔的形象仅仅是“一个特汪泰的警官”。一个在会议上与奥威尔见过一、两次面的地区警察总监回忆说，奥威尔是一个高高的、长相不错的小伙子，乐于交谈，举止随意，与他的同事没有什么区别。 1924年底，情况有所好转。奥威尔的两年见习期满，即被任命为地区警察总监助理(月薪为65英镑，大部分薪水可以积攒起来)，派往沙廉［缅甸南部港市，位于仰光东南部——译者注］。沙廉警方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当地一家缅甸石油公司炼油厂的安全。沙廉的长处在于与首都仰光相邻，是方圆几百英里人口居住的中心，能提供西方式的便利设施。沙廉市被铁路一分为二，一边是有着高档消费市场的住宅区，另一边是当地人居住的老城。仰光向沙廉市提供各种各样娱乐消遣方式，从独一无二的赛马俱乐部到贵人市场。整个沙廉市弥漫着从拥挤的洞穴般的房间里出售的水果和胡椒的气味。政府大厦的接待处和斯麦特与穆克顿姆书店出售从英国最近出版的书刊杂志。《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的弗洛里记得“仰光之旅的欢乐……在安德逊餐厅用膳，享受着从8000英里以外运来的、用冰冻冷藏的牛排和奶油，进行着了不起的豪饮比赛……”，这就暗示了奥威尔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景。这是奥威尔抵达缅甸后第一次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这个社交圈子包括利奥·罗伯逊、一位从伊顿公学毕业的商人(此人刚过而立之年，十分当地化了，因为与一位缅甸女子结了婚)、艾尔伯特·怀特(此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位副部长，他在特汪泰见过奥威尔)。正是在罗伯逊家里，奥威尔与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有了一次短暂的聚会，霍利斯是跟随牛津大学辩论队环球一周后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到达缅甸的。一般人会认为，奥威尔在异地他乡看见伊顿的同学并且有着共同经历的朋友时一定会欣喜若狂，恰恰相反，在离开伊顿的3年后，奥威尔认为霍利斯只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以传统的心态为上流社会服务的仆人。仰光在这个奇特的历史时期所显现出来的情景预兆奥威尔第一部小说中的关键场景并且渗入其个性之中。 芒蒂昂当时是一个学生，后来成了研究奥威尔著作的第一位缅甸人。有一次，他在宝塔路车站的月台上等候火车时，注意到一个身材高高的英国青年正在走下台阶要赶乘一列开往赛马俱乐部旁的使命路车站的火车。在一次由来已久的小小的民众文明用语动中，奥威尔被一群学生包围，被他们推推搡搡，他光火了，用随身携带一根藤条抽着这帮学生的后背，他被城里的大学生们追赶到火车车厢，在车厢里继续争执着。10年后，这场事件在《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恰如其分地被表现出来，书中，木材商人艾里斯鞭打他认为是在嘲笑他的那个小男孩，由于江湖郎中的误诊，小男孩双目失明了，于是，他把满腔的仇恨全部发泄在克雅克泰达俱乐部身上。这个插曲揭示了占领者与殖民地文明用语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像仰光高级住宅区这样一个文明环境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这种紧张关系，同时也揭示了周期性突然出现的暴力时期违背了奥威尔惯有的心平气和的稟性。或许，最重要的是，奥威尔认为，形势需要时就得求助于大人物的态度了。奥威尔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被霍利斯稍稍记录下来了。奥威尔呆在沙廉期间，有好几天他与一个名叫德·瓦因的警官在一起投宿在英国氧气公司的一家化工厂里。一天晚上，他们身穿睡衣坐在走廊里，都有点醉了，唱了一晚上的歌，奥威尔抱怨缺少好的有意思的现代歌曲。化工厂的一位化工师从这些现象上合情合理地推断，这位新来的客人是一个“典型的私立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兴趣，甚至提到奥尔德斯·赫胥黎时，他的反应也不热烈，奥威尔只是说了一下赫胥黎在伊顿教过他们，那时，赫胥黎已几近失明了。 我们很容易——或许有点太容易了——来概括一下奥威尔20年代在缅甸的经历是“黑马”当中最黑的一匹马［darkhorse，黑马；指实力不为人所知但意外获胜的赛马或参赛人——译者注］，一位知识分子的专栏作家没完没了地掩饰其周围人物的真实意图，然而，完全有可能的是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掩饰、那位在走廊上唱歌唱到凌晨的人纯粹是天性的流露。奥威尔后来声称，他在20岁出头的岁月里有意识地不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承认，想脱离缅甸警方可能是他想成作家的部分原因。然而，奥威尔的缅甸同事说，按照传统的观点，他们从他身上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一些不平常的东西，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奥威尔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个性包裹起来。1925年9月，奥威尔被调至英沙，这儿同样离仰光很近。罗杰·比顿来此处的奥威尔的家中看望过他。一直保持自己住地整洁的比顿被奥威尔家乱糟糟的情景吓坏了，山羊、白鹅、鸭子和别的家禽在楼下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奥威尔进一步的怪僻行为是参加当地的缅甸克伦人部落的教堂活动，许多这样的教堂已经被文明用语的文明用语使团转换成文明用语教堂了。奥威尔解释说，不是因为他相信文明用语，而是因为他觉得与牧师交谈要比英国人俱乐部里的对话有趣得多。 英沙是缅甸第二大监狱的所在地。1926年4月，奥威尔从英沙被调至毛淡棉，再一次担任地区警察总监助理。毛淡棉比奥威尔以前任何一处任职地都更加舒适宜人，它不像边境地区那样落后，是一座大小适宜的城市，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欧洲人。在毛淡棉还住着奥威尔母系家庭利穆赞的两房亲戚：他的外婆，因“怪僻”的穿着而著名（即非常土著化）和他的阿姨诺拉，她与林业部次长亨利·布兰森·沃德结婚。奥威尔是否可能参加外婆双周举行的“家庭团聚”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陪伴外婆出席过社交活动。一位老同事还记得在一次奥威尔与两位老太太在竞技比赛场所看见过他，其中一位老太太还问她的顾问，“埃里克”有几成胜算的把握，这说明这位老太太很熟悉利穆赞太太。奥威尔在毛淡棉期间还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载。芒蒂昂在几年后又来到这个地方，希望能找到关于奥威尔的一些目击者的叙述，他发现了毛淡棉警队所取得的许多成功（提到奥威尔的地方是，他当时属于“猎象”队，踢足球时身手矫健，不太顾忌缅甸人队）。当时，缅甸的女人通常希望与英国警官成婚。一位有着一半缅甸人血统的妇女梅·赫赛跟随寻找工作的丈夫在马特巴遇见过奥威尔。他们见到“一位身材高高、骨瘦如柴的年轻人，身穿卡其布裤子和衬衫，手里拿着一顶警盔”。奥威尔作为本警局的第二把手，他有权力给了赫赛一份充当侦探的工作。这位新招进来的侦探担忧这份工作不稳定，奥威尔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调入内河警局，这些都表现了奥威尔的令人意外的同情心。 最后，1926年圣诞节前不久，奥威尔又被调至位于毛淡棉西部的卡沙，这里风景优美，植被茂盛，为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提供了故事背景。克雅克泰达被认为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的缅甸人”居住的城市，该市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至1910年，其间风貌依旧，毫无改变。1910年后，这里才是一条铁路的终点站，地区行政机构总部的所在地，才有了法庭、医院、学校和监狱。城外，伊洛瓦底江“奔腾而过，河水泛黄，在阳光的照耀下发散出钻石般的亮光；河对岸是连绵不绝的田野，一直通到黛色的群山”。在这儿居住的欧洲人不多：《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弗洛里只有6位白人同胞，他们中间有豪饮者、俱乐部里游手好闲者和帝国的趋炎附势者，奥威尔在小说中描写他们自然是符合逻辑的手段。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对奥威尔在卡沙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患了一次登革热，一种由蚊子传播病毒的、使人体质虚弱的疾病。奥威尔拿着医疗证明，要求暂离岗位休息（到今年11月，他在警界服务就满5年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有权请假了），帝国印度事务部和警察文明用语批准他6个月的假，假期从1927年7月1日起，其时，奥威尔刚好到24岁。 当绝大多数爱德华时代诞生的一代文学新人正要开始专业文学创作生涯前、正在享受着毫无建树的大学生活（康诺利无所事事，沃和鲍威尔正在上三年级）时，奥威尔正从文明世界边缘——有时还在边缘以外——的5年惩罚性的艰苦工作中冒了出来。倘若询问20岁出头的奥威尔“喜欢”做什么，就像询问沃和鲍威尔是否想当作家一样，肯定一无所获，徒劳而已。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让我们来做一个明显的比较吧——这两个人彼此欣赏对方的著作，在后来的生活中也见过面——伊夫林·沃当时是一名大学本科生，他和其他6位目光敏锐的同时代人关注着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和城里的年轻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丰富的社交常识和知识分子的机智，能从他们所目睹的事情中领悟一些东西。而观察奥威尔的人只是他的少数同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奥威尔感兴趣，因为在他的性格中或者行为举止中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地方。例如，乔治·斯图尔特似乎知道奥威尔在缅甸期间的事情，可能是奥威尔在毛淡棉期间的事情，他回忆说及奥威尔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年轻人，热衷于工作、喜爱聚会，喜欢动物。斯图尔特所说的话大部分是对的，特别是关于奥威尔的语言天资和热爱动物更是准确无误，正像人们回忆起奥威尔的凌乱一样准确：显而易见，斯图尔特夫人的使命是保管和缝补奥威尔的衣服，到处都留下了奥威尔是如何度过闲暇时光以及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的暗示。作为一名在缅甸服务的警官，奥威尔对缅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他的外婆不同，外婆在缅甸住了40年，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会缅甸语。《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弗洛里陪伴伊丽莎白·拉肯斯蒂恩去参加缅甸人的娱乐活动，奥威尔作了使人心醉神迷的描绘，显然，这种场景的描述是作者亲自观察的结果。奥威尔的这种兴趣还扩大到缅甸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40年代初，奥威尔在与一位朋友谈到把自己的名字合法地改为“乔治·奥威尔”的可能性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成功的话，他还会起另外一个名字，因为按照缅甸人的风俗，一个人必须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平常用的名字，另一个名字只能让牧师一人知道。奥威尔对缅甸的电影也非常感兴趣，他缅怀20年代中期文明用语牛仔片风靡全国时，仰光电影院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身着鹿皮装、头戴5加仑重的大帽子的缅甸演员的影片。 然而，家庭的纽带不可避免是最牵动奥威尔神经的东西。《仰光日报》是缅甸的英国侨民必读的一份报纸，它源源不断地刊登英国的情况，强烈地吸引着那些为帝国服务的人们，勾起他们的思乡病。在奥威尔十几岁的时候，有一首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那是1923年最轰动的一首歌，歌词有“是呀，我们没有香蕉”；“天上不再下雨了”。这首歌第二年依旧流行，还有一句歌词“指引我回家的路吧”。奥威尔后来写道，这首歌“像爆发的流感一样唱遍了全世界，甚至传到了亚洲和南美穷乡僻壤的原始部落”。缅甸的上流社会也唱这首歌：弗洛里聆听着克雅克泰达俱乐部里的电唱机唱着“指引我回家的路吧”，而伊丽莎白同她的主要追求者弗罗尔中尉正在电风扇下跳舞。缅甸的英国侨民也能看到各类书籍：阅读是排除寂寞的好办法，让人们能够瞥见丛林和泥泞道路以外的世界。弗洛里如痴如醉地阅读，“懂得了在乏味的日子里要与书籍为伴”。奥威尔阅读的内容既包括他十几岁时就喜欢上的、沉闷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打破传统信仰的书籍——他提到了塞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此书在经历了多年的缅甸的潮湿之后发霉了——也包括适合中产阶级趣味的畅销书（1924年出版的玛格丽特·肯尼迪所著的《永远的仙女》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令奥威尔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与此同时，奥威尔也在思索如何能扩大小说的表现范围。在缅甸，他看到了劳伦斯的《普罗士军官》和《肉身荆棘》。奥威尔作为一名帝国的警官，或多或少是处在军事管理之下，他在阅读了《普罗士军官》之后，不仅被劳伦斯笔下所描绘的军纪军规所震撼，而且深深佩服劳伦斯所揭示的实质。书中的某处让奥威尔知道，劳伦斯从来没有当过兵，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有能力创作出军队生活的氛围，让你身临其境，觉得德国军队就是这个样子。 凭奥威尔的能力，初步涉足缅甸文化并非难事。他在驿站小屋里阅读的时光表明奥威尔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无声地轻视着——正如弗洛里所为——像进口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所代表的文化（《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的麦克格雷戈尔先生对这本杂志无动于衷），宁愿固守孤寂而追求精神生活。这可能是个错误。弗洛里年纪较大，已经30几岁了，经历过痛苦和冷漠；而奥威尔才20岁出头，似乎享受着缅甸传统的各种社交活动。弗洛里的一个特征是，他对缅甸女人感兴趣。一般说来，单身警官或者单身的文职官员，由于工作在偏僻的城镇，居住的欧洲女人屈指可数，所以就跟当地的缅甸女人有了关系。奥威尔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朋友们，但并没有说他自己是否与缅甸女人有关系。罗杰·比顿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同一位妇女在一起”，可是这句话证明不了什么。人人都知道，尽管有人怀疑女人的存在，还是完全可以把女人放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比顿拜访过奥威尔在英沙的家，结果却看到许多家禽。弗洛里在1913年引诱欧亚姑娘罗莎·麦克菲的情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联想的线索。哈罗德·阿克顿是在20年后才见到奥威尔的，他说他听到过一些关于缅甸女人文明用语荡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故事是令人信服的。利奥·罗伯逊对霍利斯所说的话也表明了奥威尔有缅甸女人这件事是子虚乌有，他说奥威尔喜欢在仰光红灯区文明用语院的水边徘徊。然而，在描述弗洛里与他新结识的缅甸女人玛拉美关系时，奥威尔清楚地知道他所叙述的事情。在他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或者是生活在缅甸以及离开缅甸后不久所写的作品中，出现两首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一种混合着檀香、大蒜、可可油和茉莉花的香气从飘散在脸面前的头发里散发出来”《在缅甸的日子里》叙述了玛拉美开始施展花招的时候，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香气。“正是这种香气令他牙齿打战、浑身激动。”这些真真实实的细节暗示我们，奥威尔至少非常了解一个缅甸女人，与之关系十分亲密。 如今，奥威尔要回家了，动机并不清楚。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辞职，他的离开只是因为他有医疗证明、上级批准了他。他在回英国的途中并没有把自己生病的情况告诉家人。奥威尔后来作了辞去在缅甸警方所担任工作的声明，其语气之坚决确如他对圣西伯利安和伊顿的评价一样。奥威尔放弃了公职。1940年，他对《20世纪作家》一书的编纂者说，“我之所以辞职，部分原因是缅甸的气候损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产生了要写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为文明用语服务了，我认为帝国是一帮恣意作乐、花天酒地的人组成的。”就像对奥威尔对圣西伯利安和伊顿的评论一样，人们对他辞职的声明也有所怀疑，他当时辞职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原始的模糊的辞职念头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的。他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判断准确吗？1923年他在警校训练的一张照片上依然显得精神饱满，但是，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描述他在缅甸期间是“瘦瘦的”或是“骨瘦如柴”。斯图尔特注意到奥威尔的肺部不好，潮湿的缅甸气候对此毫无裨益。还有就是奥威尔反对文明用语的天性，他在缅甸警方任职的后期就有了这种思想，他是失意的煽动者之类的人，当他对怀疑的东西质疑或者从村落的长者那儿听到甜言蜜语时，这种煽动的思想就悄悄地积累起来了。《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某些章节写到了他在缅甸的日子，充满了象征性的时刻——在开往曼德勒的夜车里，他与一个该死的帝国教育工作者待在一起，他们在“憔悴的晨光”中到达目的地，两人就像“犯了通文明用语罪”似地分手。一位文明用语传教使团的教士看见奥威尔手下的一个缅甸人欺凌一个嫌疑犯，就对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这些生动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没有几年的苦思冥想是表达不出来的。然而，奥威尔坚定的反对文明用语的信仰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扎下根的，可是被隐匿得很好，同事们对此毫无知觉。通常，服务于帝国警界的人是不太会注意异端邪说，那些在缅甸认识奥威尔的人认为他的言论绝对吻合当时的环境。斯图尔特从未想到过奥威尔会反对现存的制度；英国氧气公司化学家马里森认为奥威尔是一个完美的代表人物；一直关注奥威尔的霍利斯了解他在英国的情况，也设有发现他具有这种信仰的蛛丝马迹。“成为帝国警官，奥威尔十分痛苦，他一再强调在私立学校里不应该存在惩罚和鞭打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对缅甸人不起作用……”奥威尔智力超群，擅长讽刺，深不可测。但是，对待霍利斯，奥威尔肯定比较松弛，或许会流露一些他的真实感情? 回过头来看看奥威尔离开缅甸的情况吧。当初因为生病，他似乎就打算离开了——毕竟只有几个月而已，而且，服务满5年就有法定的假期了。可是，这一切并不能减少同事们的各种各样的谣传。例如，比顿认为，奥威尔的离开是因为他忤逆了地区警察总监。利穆赞太太咨询过的一位警官曾经建议说，倘若奥威尔干这份工作不舒服，他应该辞职，因为他有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时间。 最大的可能性是，1927年中期，奥威尔病了，非常思念英格兰，同时又怀疑目前正在从事的这份工作的价值，对自己的将来又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奥威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想好如何公开表达他的思想。2年后，奥威尔在为法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英国正在无耻地掠夺和偷盗缅甸。”弗洛里声称“大英帝国仅是一部让英国人进行贸易垄断的机器，或者确切地说，是让一帮犹太人和苏格兰人进行贸易垄断的机器”。接下来是一份资料详尽的分析，分析了大英帝国是如何掠夺柚木、稻米和石油工业，是如何文明用语其他国家的贸易，比如像平纹细布的生产和造船业，以此来挤垮对手的竞争。弗洛里的思想核心和“毒害一切”的是“极为仇恨他身陷其中的文明用语氛围”。奥威尔成熟之后，就试图严格区分立场坚定者与趋炎附势者、行政职责与商业利益，在“懒散和贪婪”的驱使下，帝国在远东的前途被糟蹋了。此外，奥威尔对缅甸和缅甸文明用语的态度总是很现实，对缅甸的“民主”前景不抱幻想。1942年，他写道“奢谈文明用语是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缅甸永远不会文明用语”。在一个国际强权政治充斥的世界里，前殖民地国家最好的前途就是卫星国地位。

第一部分 1903-1927 3、白人负担(3) 
40年代，奥威尔对世界事务的观点又大踏步地前进了。若从1927年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因为在奥威尔的早年生活中，在他离开缅甸时的那些不成熟的思想应该经历一定的时间成熟成可以感知的东西，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他创作的作品中发现其充分的表达。这种情况可以分为3类：早期的诗歌和《在缅甸的日子里》中零零碎碎的尝试；1934年所发表的小说本身；最好的两篇随笔，即：1931年8月刊登在《阿黛菲》杂志上的《绞刑》和5年后刊登在约翰·利曼编纂的《新作品》上的《猎象》。奥威尔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可识别的基调：朦胧、自怜自艾、用反对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极致的浪漫(“……我不在乎什么会来/当我埋入尘埃，国王和平民的肉身都会腐败/生命越来越痛苦；我却不在乎/所有的溪流与大海都流淌着鲜血”)。有一首叙述与缅甸女人睡觉的诗，名为《轻罪》，它似乎还有点意思，原因就在于它把精神——一座教堂，一个老处女在教堂里似猫叫春般地喊道“一个关于王冠和鲜血的可怕传说呀”——和世俗(逛“文明用语院”)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奥威尔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劫数、黑暗和徒劳在一首名叫《弗兰克失去统治时》的诗中达到高xdx潮，它叙述了王国的四分五裂，最后提醒读者： 想想这些是多么可怕 这些沉疴困扰着天下 我们死去就能抛开它们? 将来的苦恼不会撵过我们? 可怕的倒是作者写得十分平和，这是为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而作的演习。《在缅甸的日子里》有一份弗洛里“自传”的摘要，它与奥威尔自己的早年生活密切相关。虽然奥威尔创作出来的人物弗洛里比他自己年长13岁，但是弗洛里还是有一个在印度政府文职部门任职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关于弗洛里与其父亲的关系，他说“别人看我们俩像是朋友，沉默寡言让我们生疏，13岁前我很少见到他。” 《绞刑》和《猎象》对从未看过奥威尔著作的人起着导引的作用，他们会知道什么是小题大做。第一篇随意叙述缅甸监狱里的一个囚犯是怎样被处以绞刑的；第二篇叙述捕杀一头伤人的凶猛大象的事，在一大群观望的缅甸人面前，作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杀死大象，因为他不想丢面子。这两篇随笔都终结于徒劳无益，从道德上来看，毁掉了一个个生灵。在某种意义上，作者对环境氛围的准确描绘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处的感情上的鞭笞。如果奥威尔在缅甸期间的确亲眼目睹过绞刑的话——警察可以不参加行刑——那么很可能是在英沙，因为在英沙有一座监狱。当然，《绞刑》的细节描述非常令人信服：囚犯临刑前脸上的表情，在去行刑室的途中如何跳向一边避开水塘。我们知道奥威尔熟悉缅甸行刑的全过程：他注意到在别处很难找到刽子手，通常，刽子手由服刑中的囚犯充当。奥威尔早期文章中的一个签名非常著名，是一个个文学新人模仿的样板。《绞刑》是属于传统的反对资本主义惩罚制度的文学作品，就像萨克雷的《观绞刑记》：同样注重痛苦的细节，同样把焦点集中在囚犯身上，同样凝视远方时而说的告别词，目的都是为了把个人化为永久。 《猎象》也表现出模糊性——充满了多种意图、有意识地大量描述，不能把它固定于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地点，都是非直接表现，就像奥威尔的其他著作一样。（《在缅甸的日子里》中的弗洛里向伊丽莎白叙述几年前他屠杀一头大象的故事时，伊丽莎白“毛骨悚然”。）乔治·斯图尔特声称，他在毛淡棉的俱乐部里看见过一张凶猛的大象要途经此处的告示，告示促使奥威尔借来一杆长枪，要去追捕大象。可是，他的这个回忆可能并不准确。他也坚持认为，他被调往卡沙是一种惩罚，理由是他文明用语了警察总监韦尔布恩上校提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记录表明仅仅是发生在欧洲人之间关于奥威尔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的一场争论）。韦尔布恩是一个不明智的犯重婚罪的人（他在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前就与第三任妻子结了婚），他认为副手“没有什么优点”，当然有权力把副手支走。另外一个与奥威尔同时代的人记得在《仰光日报》有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导。是的，确实有这样一篇报导，时间是1926年3月22日。然而，主角并不是奥威尔，而是E.C.肯尼少校，亚美辛分局的警官，他射杀了一头大象，因为这头大象在泰特康东边5英里的地方弄死了一个人，“村民们为此而欢天喜地”。肯尼少校非但没有被上司申斥，结果倒被提升为警察局副局长。 《绞刑》和《猎象》是象征性的速写，只有几页长。奥威尔对缅甸的看法只有在《在缅甸的日子里》才有完整的叙述。在此书首次出版近70年后重读一下，就会觉得《在缅甸的日子里》是一本奇怪的书：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东方”小说——明显受到了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因洞察而怀疑人类的善良与智力，作品基调愤世嫉俗，著有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大吃大喝》等，其短篇小说尤为脍炙人口——译者注]的影响，但是承载了太多的象征性饰品。主角弗洛里是一个30几岁的清醒现实的柚木木材商，未婚(尽管他有一个缅甸女人玛拉美)，虽然厌倦当地的一小撮欧洲人，却又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他发现能与之进行文明对话者也是他长篇大论的听众竟是一家印度医院的医生范若思瓦密。更糟糕的是，弗洛里有一块文明用语他形象的、隐蔽的胎记。一直喝烈性酒的拉肯斯蒂恩先生的侄女、芳龄20的伊丽莎白来到克雅克泰达，给了弗洛里想入非非的希望，可怜的是，贵族军官弗罗尔中尉横插一杠、夺其所爱。同时，克雅克泰达受着当地一位肆无忌惮耍弄阴谋诡计的要人所控制，此人叫尤波英，他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欺贫凌弱，臭名远播。弗洛里在一次起义中表现英勇，抵抗着弗罗尔中尉的进攻，但是，起义失败，伊丽莎白抛弃了他；而就在这个时候，尤波英的新娘子、即被弗洛里抛弃的玛拉美正在克雅克泰达的教堂里举行婚礼，成为全城人注目的焦点。弗洛里开枪自杀。 所有这些叙述都伴随着对英国统治罪孽的解剖、对沉溺于威士忌的酒鬼肖像和感染整个俱乐部的业余幽默家形象都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然而，最突出的却是语言的丰饶和夸张：一场华丽俗气的文明用语动竟会危险到失控。在前面的章节里就有尤波英在平房的走廊上吃早餐的描述：仆人的脸使人想起“咖啡牛奶冻”，尤波英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帕纱，在太阳底下熠熠闪烁，“像一块发亮的光滑的杏仁糖”。在欧洲人俱乐部的花园里，一个缅甸仆人“像一只吮吸花蜜的大鸟”穿过花丛。随后，书中用两页的篇幅来描绘一只蜥蜴紧紧地贴在弗洛里家的墙上，“像一条有着纹章图案的龙”；婆娑的细雨“像闪闪发亮的白色石油”；鸽子的咕咕声“使人昏昏欲睡，是一种令人麻木的瞌睡，绝非催眠曲”。在书的结尾处，作者惯用的比喻手法并没有贬低比尔兹利[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图画家，画风受新艺术曲线风格和日本木刻的粗犷特点影响，代表作有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的插图——译者注]的审美观：野营的篝火“像红色的冬青树”一样飞舞；尤波英蒌叶色的牙齿在灯光下“像红色的锡箔”一样发亮；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所划的那条独木舟在水面缓缓行驶，“像一根长长的弯针穿过绣品”。最后，作者用来描述事情的比喻越发令人意想不到：月亮从云层后面升起，“仿佛一个生病的女人蹑手蹑脚爬下床”；暴风雨像骑兵部队的一个个班一样一阵接着一阵地扫过天空。这些语言表明了缅甸赋予奥威尔的语言想像力的影响，也有着“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语言标志。如果这本书中还有少许过时的审美感觉的话——像理查德·勒·加利英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诗中反映出的东西——那么，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 鉴于克雅克泰达和卡沙的真实存在，我们会立刻把《在缅甸的日子里》看成是一本真人真事小说，我们会认为，书中的主要欧洲人——地区警察局副局长麦克格雷戈尔先生、怀有恶意的木材商人埃利斯、韦斯特菲尔德、马克斯韦尔和拉肯斯蒂恩一家——是稍加伪装的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代表。小说的手稿让维克托·戈兰茨大吃一惊，他原先拒绝出版，怕招致诽谤罪。在戈兰茨最终觉得有能力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要求奥威尔去官方档案室查一下，确信他书中人物的姓名如“麦克格雷戈尔”、“韦斯特菲尔德”、“马克斯韦尔”和“拉肯斯蒂恩”不是当时在缅甸供职人的姓名。奥威尔报告说，他已经把1929年缅甸政府名单——再早的名单显而易见是搞不到了——从头至尾查过一遍，没有发现同名同姓者。这种做法完全正确。奥威尔在《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后附上了书中人物来源的名单，但不完全正确，例如，有几位人物的姓名出自《仰光日报》。1923年9月14日的《仰光日报》上报道一位名叫J.C.J.麦克格雷戈尔先生，他是一个著名的木材商人，从仰光返回利物浦；同年10月19日，一位名叫拉肯斯蒂恩先生到达仰光；B.J.埃利斯在同一天离开利物浦；有一个名叫尤波英的真实人物，是土生土长的缅甸人，在曼德勒培训学校工作（他出现在该校1923年的照片上）；还有一位在卡沙工作的医生，他名字的后缀是范若思瓦密。还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说法：麦克格雷戈尔先生原来是生活中讲话结结巴巴、脾气却很温和的副师长。如果奥威尔看过1929年的缅甸军方档案，他一定会看到一个名叫F.H.麦克格雷戈尔上校，仰光第3野战旅旅长。一位船运商人同时又是一名部队军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缅甸常常出现双重身份——麦克格雷戈尔先生一会儿驻扎在沙廉（其时，奥威尔在缅甸），一会儿又生活在仰光郊区。麦克格雷戈尔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我们无法相信，奥威尔在缅甸生活5年，不可能没有见过他。这位上校（生于1880年）的照片显示出他是一个粗壮的、戴着眼镜的人，奇怪地变成了奥威尔笔下的克雅克泰达俱乐部里的主要人物，奥威尔是这样描绘他的，“一位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40好几了，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胖脸，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肩膀粗壮，头朝外伸，使人联想到一只可笑的乌龟。” 7月，奥威尔离开缅甸。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过。计划在英格兰过退休生活的弗洛里思忖，他“将会忘掉缅甸——这个可怕的、几乎把他毁掉的国家”。可是，缅甸在奥威尔的脑海里久久萦绕不散，一方面起着作为他对大英帝国罪孽批判的载体，另一方面又是标明他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例如，《牧师的女儿》中的多萝西跪在索福克路边，闻着一丛茴香草的香味，突然想到“东方大海上温暖的泡沫散发出来的、从遍种香料的附近海岛所带来的香气”。在奥威尔的余生中，无论他走到何处，都会立刻把它与缅甸的优美如画的风景作一番比较。《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英格兰北部的商旅人的住处使他想起了缅甸苦力的“污秽的狗窝”。莫雷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引经据典来比较异族人、农事安排和殖民地社会。《动物庄园》拟人化的雏形在奥威尔早期的一篇书评中业已崭露头角了，他是评论珀尔S.巴克的小说《好地方》。奥威尔在文章中哀叹缅甸黄包车车夫的命运，“他们像一匹匹马儿一样奔跑在大街小巷”。在以后的20年间，缅甸一直不停地出现在奥威尔的心里、出现在他零零星星的回忆之中——一个在仰光街头碰到他的陌生的小男孩问他是什么地方人时，奥威尔回答说，他是一个掸族人——他个人与这个民族是有点关系。1949年底，奥威尔试图利用戴维·阿斯特的影响来帮助老朋友利奥·罗伯逊找到一份工作。在奥威尔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候，他的思绪又回到了25年前的经历。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列出了小说《吸烟室的故事》的大纲，故事中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柯利·约翰逊”的人(“一个身材高挑、发育良好的青年，举止优雅，自然而然”)。约翰逊被他的公司从缅甸派回国内，他讨厌轮船上的英、美商人，与他们打交道时心神不宁，他小心翼翼地对待从科伦坡上船的、一大批聪明、时髦的年轻人。当然也提到了一位缅甸女子玛依(他的情妇)和“他屋子里的灰尘、邋遢、破旧的唱片和成堆的威士忌酒瓶……” 缅甸给予像奥威尔这样一位内向的、十分杰出的年轻人什么影响呢?他刚到缅甸时还不成熟，易受影响；他离开时年龄大了几岁，身心趋于成熟，但在情绪激动时又会一分为二。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环境同时颠簸着奥威尔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个方面，他把自己无法解决的压力焦点释放到书中去。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中，奥威尔一方面坚持认为文明用语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该把刺刀刺向文明用语徒的腹部。我们似乎可以说，缅甸成了奥威尔生活中和著作中的一个反对面：光明正大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原则与潜在的、总在引起龇牙咧嘴的黄种人抱怨的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本书中偶尔也出现象征手法。一方面，奥威尔订阅思想自由的、“左倾”的《阿黛菲杂志》，他身处缅甸时撰写的早期的一些文章都发表在这份杂志上。另一方面，当新牌子的理想主义的左翼政治变得过于令人厌烦而无法容忍时，他又能对它们作一些任意零星的批判。作为缅甸警方的、处理帝国日常安全事务的一名警官，奥威尔对绝大多数反对帝国的辩论者们的十足的笨拙行径非常生气。奥威尔为什么会对左翼人士感冒?他曾经对朋友杰克·康芒说，这些左翼人士根本不知道离开英国8000英里之外地方的文明用语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在缅甸时对这样的生活印象深刻，也常常读到一些反对文明用语材料。”奥威尔如今正在回家的途中：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就能让他瞧见家乡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是文人作海上航行的伟大时期：伊夫林·沃乘船沿地中海观光，在旅途中完成了一本游记《标签》；他的哥哥亚历克斯乘“海洋信使号”轮去塔希提岛[Tahiti，位于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译者注]；赫胥黎夫妇正沿着奥威尔早先走的路线乘船去伊洛瓦底江。这位高高瘦瘦的24岁的青年人在来自缅甸警察文明用语的成堆的政府文件上签了潦草的大名之后，就随着客轮在印度洋里缓缓行驶，更加严酷的现实就在前面。

第二部分 1927-1936 4、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1) 
“多希望能和你一起呆在巴黎，因为那里有春天。” ——1948年5月27日致西莉亚·佩吉特的信 现在看来，回家的航行使奥威尔接触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主义，它像珍珠木一样，纠缠了奥威尔一生。8月第三周的最后一天，船在马赛停靠。当时的法国，至少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因为美国要处决两个犯了敌对国家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哲蒂而群情激昂。尽管有关这件事的报道在1927年的夏天就传遍了世界，当时的奥威尔应该还没有意识到当地的这种激昂的情绪。当他在一家英国银行门前同一位银行职员讲话的时候，看到眼前经过法国无产阶级的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解救萨科和范哲蒂”横幅、标语。这是一场徒劳的抗议，几天后这两名意大利人被如期处决了。 大约5年后，奥威尔身处另外一个更有政治意识的国家。在详细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化差异。这样的事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宪章运动和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中；但是法国人对即便只是一宗阶级不平等的事件也会表示他们的愤慨。奥威尔当时怀疑自己在偶然间是不是发现了两个国家本质上的区别，很快那个英国职员不动声色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嗯，你不得不绞死那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威尔这个从缅甸回来的警察疑惑了：即使他们并没有犯罪也不得不吗？那个银行职员似乎很吃惊。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就应该被绞死。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同海峡对面的英国相比，这次示威显示了法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人们认为一定量的国内纷乱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人们还没有具备高度社会化的头脑——由富人、政府、警察和诸多传媒合成的神……”对于早年生活经历的许多极富寓意的片断，从观察到演绎奥威尔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拿这件事来说，奥威尔花了5年时间。1932年奥威尔在为《阿黛菲》杂志写文章时详细描述了这件事，当时的他已经有能力触及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一环，即文明化的生活。而在1927年目睹这一事件的年轻人，“无政府主义”和“示威游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两个简单的词汇概念而已，那样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对于自己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但是他的旧生活——这种数以月计的海上生活，风化的地貌，长鸣的帝国警钟——将结束了。他从马赛取道回家，回到了索思伍德镇。在他离开的5年里，布莱尔一家从斯特拉布洛克路搬到了皇后大街3号，这条狭窄的街道与集市广场成四十五度角，朝向不远处的大海。阿弗丽尔已经出落成20年华的少女，看到哥哥的变化时大吃一惊。少年时麦秆色的头发变得更黑了，蓄起了牙刷般的胡须，看上去更像他父亲了。5年的东方生活也让他习惯了不整洁，阿弗丽尔想，他吸烟的时候，会把烟蒂和火柴扔在地上，等着别人来收拾。显然，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发现奥威尔更具爆炸性的改变，但是，他们很快在9月份去康沃尔的家庭旅行中发现了。奥威尔对他向来信任的父母表达了要离开缅甸警局和以写作为生的打算。这个晴天霹雳的唯一见证人就是阿弗丽尔，她回忆说，母亲当时“非常恐慌”，若采用布莱尔式的轻描淡写的说法，就是“非常不安”。理查德·布莱尔的反应更糟糕，据几年后遇到布莱尔的一位朋友回忆，理查德当时唯一的看法是，儿子的行为就像“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但不管是阿弗丽尔的回忆还是奥威尔关于他父亲的片言只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疏远在所难免，而且，此后几年里都未能弥合。可是，不管父母的反对对奥威尔打击多大，他都不会回头了。他向印度当局递交了辞呈，辞职于192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光凭这些——同父母闹翻、递交辞呈，足见奥威尔的决心。离开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永远摆脱缅甸的想法，但是，他对于“呼吸到的第一口英国的空气”的看法决定了他将更准确地看待一切。值得指出的是，他当时是决定不拿健康作赌注，毕竟，他是拿了医疗证明回家的，他的一个一起前往康沃尔度假的侄女隐约记得他当时曾卧病在床。另外，由于他的正式辞职，他失去了带薪休假的权利（14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500英镑）。 从康沃尔回来后，布莱尔一家回到了萨福克。无疑，为了缓和家庭紧张的关系，奥威尔重新联系了5年前他呆在索思伍德时结交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丹尼·科林斯此前呆在莫桑比克种剑麻，现在也回到英国，要去剑桥学习人类学。夏普是他师从霍普先生时的同门师兄弟，他母亲就住在索思伍德镇，现在他也回来了。夏普回忆再次见到奥威尔时的情景，他“很高，很害羞……还有就是穿得很邋遢”，还暗示布莱尔家在镇上的朋友都是些多愁善感之辈——“老布莱尔在儿子离开印度警局的时候肯定相当恐慌”。19岁时，为了谋求一份尽管无趣却安逸的工作而离开英国跑到远东殖民地去，24岁时却仅仅为了一个虚幻的作家梦而回到英国（假定奥威尔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看法并不为理查德·布莱尔所知的话），布莱尔的转变不仅仅让他的家人吃惊。1927年早春，奥威尔在萨罗普的内莉姨妈家呆了两星期，和巴迪康姆家在一起。普罗斯泼和吉尼弗那段时间也在；吉辛莎则不在。内莉姨妈在跟她的侄女描述这段时光时说，埃里克似乎“非常不一样了”。 我们又得提到，作为奥威尔1930年以前的生活的特色，你可以重塑当时移民经历的环境，而奥威尔本人却很难说清楚。他早年在索思伍德的生活只有很少的一些片断保留下来了，而且都不是从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中保留下来的。索思伍德镇有个裁缝丹尼先生，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曾向他买过一幢房子。他曾给奥威尔做过衣服以抵御英国彻骨的寒冬：9月份做了三件套的西装，一个月后又做了一条法兰绒的裤子，次年的1月份做了一件外套。丹尼先生觉得那简直是在浪费布料。这个客人“即使穿一身新衣服也没个好样子”。同时，皇后大街的这户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寡言的旁观者。那时，布莱尔家每天都会有一个帮手梅女士，她是索思伍德镇多嘴的女家长——梅一家在当地极有名望——她成了艾达一家的亲密朋友。她的女儿埃斯米那时只有12岁，她生动地回忆了“埃里克1927至1928年冬天在家里的样子”。她关于布莱尔家的回忆反映了普通的萨福克人的看法：由于奥威尔对自己社会背景的蔑视，根据索思伍德镇的评判标准，在人们眼里他本质上是出身名门世家。在一个当地公立学校的小女孩眼里，布莱尔一家属于“上流社会”，理查德·布莱尔是“一位绅士”。而在他儿子眼里，他“不合群”，“到哪里都好像不存在的那种人”，穿着让人感觉他摇摇欲坠，羊毛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三圈却还能垂到膝盖。 那年秋天，布莱尔又到剑桥去拜访戈尔。他的导师招待了他，在3人桌进餐时，他被安排在他的恩主A.E.豪斯曼的旁边。奥威尔在表达了打算从事写作的想法后，请他给些意见。戈尔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于奥威尔一样的自信，没有作任何表态，只是指出了文学生涯的一些艰难。其中自然提到了一条，必须找到能融入当时文学环境的入场券。很显然，如果奥威尔真的打算进入写作圈，他就必须进入作家的圈子，进入能找到受理的编辑或者至少鼓励他写作的圈子。实际上他必须去伦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威尔便从索思伍德写信给当年在原来的钱博斯街的一位老邻居露思·皮特，问她能否帮忙找间房子。皮特知道成为诗人是何等荣耀的职业，此外她又记得这个当年伊顿公学的学生（“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留着蜜色头发，穿一身斜纹软呢的西装，坐在靠窗的位置擦他的猎枪”），所以很乐意帮忙。他租到了波特贝罗路上一幢房子里的一个单间。不久，这个单间成了势利鬼克雷格夫人的监视对象。克雷格夫人原来是一位贵族千金的女仆，后来她的形象成了奥威尔笔下英国生活的一个原型。奥威尔回忆说，有一次，所有的住客都被锁在了外面，由于这个小意外，奥威尔有幸和克雷格先生去不远处的克雷格一个亲戚家借梯子。他们夫妇俩14年来从未跟任何邻居讲过话，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却也没有打算从此跟别人讲话。 所有这些——伦敦的住所，认真地想从事写作——都证明了奥威尔的决心和他对于职业道路上所存在困难的预知，但是，这种新生活，似乎仍然有些方面像是临时的。印度警局12月发函证实了奥威尔的离职，但是他辞职的事在布莱尔家以外或是奥威尔的交际圈外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例如，露思·皮特只知道他曾经住在波特贝罗街。和其他人一样，她认为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就像拒绝一张1万英镑的支票一样”。此外，这样做法对他的父母也很无情。在一次由一位伊顿的老朋友莫里斯·怀特姆筹备的，由1916年伊顿选举的成员参加的晚宴上，辞职不确定的消息使奥威尔心烦意乱。奥威尔那时候是如此的不自信，几乎什么也没有说，以至后来给怀特姆留下的印象是，缅甸警方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似乎决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故。 奥威尔当时的言谈举止可能都流于客套：善自韬晦，深藏不露。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出自于前途的不确定。奥威尔此时生活的其他方面显示他不得不脱离他的家庭和教育为他设定的生活轨道：在社交方面，他和丹尼·科林斯或是跟着他的伊顿的同辈人艾伦·克拉顿布鲁克呆在一起，他们都很开心。而唯一真正的目击者倒是露思·皮特，尽管奥威尔并不信任她，很少跟她讲什么。她稍微年长奥威尔几岁，正忙于自己的业务——她后来和朋友凯瑟琳·奥哈拉合开了一家陶器工作室——皮特喜欢她的这位年轻的相识，总能在他身上找到荒唐的地方取乐一下。她发现他看上去病恹恹的，总被一只“肮脏的”、需要治疗的脚困扰着。尽管有丹尼先生的帮忙，英国寒冷的冬天还是给他极大的困扰。她记得他好像总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工作之前需要靠烛焰暖手。可能所有记忆中最核心的还，他和丹尼·科林斯或是跟着他的伊顿的同辈人艾伦·克拉顿布鲁克呆在一起，他们都很开心。而唯一真正的目击者倒是露思·皮特，尽管奥威尔并不信任她，很少跟她讲什么。她稍微年长奥威尔几岁，正忙于自己的业务——她后来和朋友凯瑟琳·奥哈拉合开了一家是一些似乎带些异国情调的东西，那是与1920年后期的伦敦西部的美妙生活格格不入的。从缅甸带回的好几箱子衣服中还有一些大檐帽：奥威尔戴着这些帽子走在街上时，总有成群结队的小孩被吸引而跟着他。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皮特眼里，奥威尔的异国情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她差不多观察了10年的一个家族的一部分。相对于萨福克郡尊重他人的工人阶级，她眼里的布莱尔一家“非常破落”，却享受着内莉姨妈的陪伴。内莉姨妈当时住在附近，喜欢设晚宴待客（“她给我们提供一些可怕的菜，就像一个巴黎人手头拮据时在巴黎能吃到的菜”）。此外，在吉辛莎·巴迪康姆，或许还有康诺利之外，她是第一个有幸看到奥威尔习作的人。可以推断的是，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作品的诗人，在皮特看来，奥威尔早期的作品笨拙得不可挽救，“就像母牛扛步枪一样”，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第一句竟然是“公园里的藩红花开了”。她和凯瑟琳以纠正这些散落在奥威尔早期作品手稿中的粗心的拼写错误来取乐。 此外，露思·皮特又见证了奥威尔第一次下定决心去收集写作素材，动身徒步去伦敦东部远足，这次努力使得他得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10年后出版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奥威尔全面合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深入到伦敦东部最贫穷的劳工阶层。为一个压迫人的制度工作了5年，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谴责。于是，他感觉到自己要逃离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失败倒好像成了美德。这种想法使他放眼于英国的劳工阶层，他认为他们在英国的状况就像缅甸的缅甸人，是一切不公正的受难者，他们的状况被主导的经济状况夸大了。当时是1927年末，距离那次被一位史学家称为“英国工人阶级拿起又重重放下的上了膛的左轮手枪”的大罢工已经一年半了。1922年奥威尔离开英国时候的“失业率”几乎为零，而此时几乎每份报纸都在大谈特谈失业问题。但在这时候，死要面子的中下阶层还不是奥威尔关注的群体，对他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贫穷，意味着得“残忍地被饿死”。他要寻找的是真正生活在英国社会边缘的人：流浪汉、被生活击垮的人、乞丐、还有街头艺术家。《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对这次采风的收获进行了精心安排，详细地给予了讲述。奥威尔向东出发，在莱姆豪斯大道旁一家贴着“单身男人的好住处”字样广告的旅馆前停了下来，花了9便士。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搬运工、挖土工，还有几个水手正打算玩跳棋。看到新来的奥威尔，一个魁梧的醉汉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奥威尔抖擞起精神打算应对麻烦，结果那个人只是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声说道，“来杯茶吧，伙计。”奥威尔喝了杯茶。“那就像是一次洗礼”。

第二部分 1927-1936 4、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2) 
是这样的吗？关于发生在莱姆豪斯旅馆里撞见喝醉了的搬运工的事，没有人会怀疑奥威尔所描述的。但是他对于他怎么到那里的描述却是一个理性化的复杂的心理历程的缩影。可以感觉到他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是后来才发生的。像奥威尔早期的许多作品一样，他混迹流浪汉中的尝试，他呆在“闲散地”（那是流浪汉晚上睡觉的地方）的经历和他最后和肯特郡来的啤酒花采摘工一起度过的日子都成了他写作的素材。在20世纪早期的一些文人中，吸收下层生活、对社会前沿或边缘生活的关注是传统的职业兴趣。好几个奥威尔20岁时就崇拜的作家都在作品中关注过流浪汉，那些肥胖的、醉醺醺的、和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流浪汉。流浪汉的生活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英国式幽默的主要素材。H.G.威尔斯1910年的作品《波利先生传》中的主角最后就成了一个流浪汉。奥威尔对W.H.戴维斯的《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1908）很熟悉，对杰克·伦敦《深渊里的人》（1903）所揭露的伦敦东部社会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在这些相似的作品中，戴维斯的故事有着和奥威尔一样的背景和情节顺序：星期六来到莱姆豪斯，在旅馆受到醉汉的礼遇不是一杯茶，而是由女房东领到房门口（戴维斯是个名副其实的流浪汉，在大西洋两岸都是，他后来为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难记》写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讨人喜欢的评论文章）。毫无疑问，奥威尔对于自己写的东西是很心诚意挚的，只要稍微读一些他的社会报告文学，没有人会感觉不到他对于自己旅途中遇到的人的同情。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为自己的写作寻找素材的文学新手。他早期对世界的探索，5年以后都出现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里，其中明显的政治目的、对创作素材的需求以及纯粹的好奇心始终并驾齐驱。 意识到可以走一条常规的文学之路，1928年春，他决定到巴黎去。有时候人们会以为这个决定是出于想寻求和探索异域文化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事实上，奥威尔远没有想这么多。20年代后期，由于急剧跌落的汇率的吸引——当时1英镑兑120法郎——还有摩格和保尔·得·考克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波西米亚传统，作家们和文学新手们都云集巴黎，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奥威尔迁居到了第5区的第6大街后，有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也紧随其后到了那里。西里尔·康诺利后来发现他头几个月和奥威尔就隔了几条街。奥威尔并没有生活在无产阶级中而是在拉丁人的圈子里：经济捉襟见肘，通晓数国语言，本质上保留着波西米亚人的传统，不是穷困潦倒之辈。《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卷首语描述了“像患了麻风病的房子，彼此歪歪斜斜地对着，看上去奇特无比，好像在倒塌中定住了”，这些话都言过其实了。奥威尔看到了巴黎的贫穷，后来还经历了这样的贫穷，但是在巴黎的第一年，他和当地人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与和他一样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巴黎向来吸引着流亡海外的艺术家，涌入的文人多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奥威尔渴望加入他们的队伍。在20世纪20年代初，海明威就离在这条街几百码外住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离这里才20分钟的路程。奥威尔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在著名的德克斯·麦戈茨咖啡馆见过詹姆斯·乔伊斯，但是又不太确定，因为乔伊斯的照片在公众眼前亮相以前，“乔的外貌并不起眼”。传奇般的故事（奥威尔也参与制造了一些）试图将战时的巴黎描绘成一个夜夜笙歌的地方，夜总会门口有被大革命摧毁的俄国贵族的守卫站岗，那些跃跃欲试想要写出足以挫败普鲁斯特小说的有钱的美国人给予资助。现实中的某些方面也确实离这些故事仅有几步之遥了。比如，美国小说家约翰·朵斯·帕索思说：“我们在充斥着恼人的历史气息的小酒吧里闲荡……用粗俗的法语同各式各样的人讲话，有出租车司机、岸边的流浪汉、工人、娇小的妓女、酒吧的门卫、即将出征的法国大兵，我们年轻气盛，充满希望，急切地收集着一切显示出人性之善的任何迹象。” 尽管奥威尔本人可能不愿意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但他确实是属于帕索思所说的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如果说当时到巴黎是到了欢乐的所在，那么当时的作家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否在巴黎，都是快活的。如果细细回顾20年代后期的文学界，你会惊讶当时居然有那么多的渠道提供给原创的作品。比如伦敦就有6家早报和晚报，还有许多一般的“文学”杂志，像《伦敦约翰周刊》，《伦敦信使》还有《皇室》与《半球》，这些杂志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艾里克·沃曾经说，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太好或太差（那都得要有不寻常的修养），都不会找到地方发表。奥威尔那时的作品必定是很差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居然连一篇小说都没有被看中。但是，他父亲指责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虚掷光阴是冤枉他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很勤奋努力。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雏形，另一部的第二稿在奥威尔收到一家出版社的拒绝函之后被毁掉了，此外有一些关于他这期间的几篇短篇小说的记载保存了下来，还有一沓报刊文章，而这些可能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在奥威尔自己看来他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根据他在1929年提交给一家报刊联合会代理处的材料的标题，他倾向于成为萨默塞特·毛姆和沃尔特·德·拉·梅尔里所称颂的沉静的“乔治亚主义者”。麦克卢尔代理处驻伦敦的代表L.I.贝利签署的一封信中提到了3篇短篇小说：《海神》（贝利觉得这篇小说不成熟，包含了太多关于性的内容），《瓜分皇冠》（描述过多）还有《戴儿童手套的男人》（很好，但是关于性的内容还是太多了）。尽管没有办法称颂或者神圣化这些选题及其处理手法，每一篇听起来倒都代表了当时杂志青睐的文章类型。 运气渐渐好了起来，为报刊杂志写作顺利了一些。实际上，他差不多在巴黎呆了6个月才得以发表署上自己名字的文章，在《世界》，法国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杂志（不是同名的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英格兰的书报审查制度》的文章。这篇文章选材传统，讲述了古老的英国为了读者而对具有煽动效应的文学进行封杀，可是读者眼里的英国“道德”早已经是可怕的东西了。这篇文章大肆讥讽了这一行为的荒谬，同时，这篇文章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指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的崛起。奥威尔指出，早在18世纪费尔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的时代，英国就已经产生了清教徒的中产阶级，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防止《汤姆·琼斯》的问世。一个世纪之后，当这个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审查制度已经深深地扎了根。在初次成功之后，奥威尔很快又在英国期刊上露脸了。他在一份名为《G.K.周刊》的期刊上就“微型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法国的一份名为《埃米斯人》的报纸，该报是由百万富翁柯蒂经营的，该报巨大的销售量使得奥威尔在此后的20年间不得不定期地予以关注。《埃米斯人》无疑是很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却极端右倾。奥威尔总结说，即便你的观点没法同时下大众的看法一致，可是除了表述时下流行的看法还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英国就没有自己的便宜的报纸呢？那些买报纸的“可怜虫”至少尚有几文钱。 如果让具有现代理念的编辑来审视奥威尔在《G.K.周刊》和《世界》上发表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说“极具思想性”：通过透视原先的一个主题来揭示更广阔的历史意义。在1928年12月和1929年1月奥威尔在《文明进程》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他直接采用了一些关于伦敦的素材。《英国城市进程：英国工人阶级的困境》包含了三篇文章：《失业》、《流浪汉的一天》还有《伦敦乞丐》。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奥威尔原文的翻译稿，而且还是根据当时法国报刊文章的格式写作的（单行分段，句末用感叹号），文中对于细节的描写入木三分，引人注目。《文明进程》给E.A.布莱尔这位新投稿人开出的稿费是每篇文章235法郎，也就是两英镑少一点，相对于当时的生活水准这个数目并不多，但是，在一个一份汤只要花上四分之一便士的城市里，这样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4个月以后，奥威尔又给该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很多的想法为后来的《在缅甸的日子里》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此外奥威尔又给《世界》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约翰·高尔斯华绥的，通篇用一种发号施令的口吻写成（许多的“我们应该注意”），但是指出了高尔斯华绥作品中的一系列矛盾——有钱人和穷人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敏感和愚钝的。当时，高龄的高尔斯华绥距离他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巅峰时期已经有20多年了，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奥威尔选择这样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和桂冠诗人的得主作为这篇报刊文章的写作对象，显示了奥威尔日臻成熟起来的文学品味，揭示了他自认自己属于的文化圈子的情况。伊夫林·沃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关于弗班克的；西里尔·康诺利当时忙于赞颂当时最新的先锋派小说，而奥威尔这一时期的职业发展，则是关注《福尔赛世家》的作者（高尔斯华绥）。 25岁的奥威尔在巴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叙述者似乎非常孤独，远离他的朋友鲍里斯，一个前俄国骑兵军官，还有他在小酒馆里认识的点头之交。与之相反，奥威尔在寄宿公寓的生活却一点也不孤单。他的内莉姨妈当时和世界语学家的丈夫住在巴黎（在1944年的《论坛报》上的一篇提及亚当先生的文章被保存了下来，文中奥威尔说“由于争斗本身是龌龊的，各种世界语的发明者们之间的争执总是很难解决”）。我们知道，这位姨妈的社交能力足以让她跻身奥威尔的朋友圈。麦克卢尔代理处的贝利先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你的姨妈”，另外，奥威尔去世前6个月收到的一位名叫露思·格雷夫斯的女人的短信中也提到了她。格雷夫斯女士现今住在美国，由于听到广播中对《动物庄，还有他在小酒馆里认识的点头之交。与之相反，奥威尔在寄宿公寓的生活却一点也不孤单。他的内莉姨妈当时和世界语学家的丈夫住在巴黎（在1944年的《论坛报》上的一篇提及亚当先生的文章被保存了下来，文中奥威尔说“由于争斗本身是龌龊的，各种世界语的发明者们之间的争执总是很难解决”）。我们知道，这位姨妈的社交能力足以让园》的赏析而动了写作的念头。她回忆在巴黎的时候，她们俩晚上常常轮流准备周六的晚宴，“在豪华大街上的我那间乱糟糟的小屋里愉快地聊几个小时的天”。20年后的她非常珍视这段巴黎时光，其中包括“和一个戴着法国布里多尼的宽边帽子的高个子年轻人谈话，他和善而且思维敏锐”。 这位露思·格雷夫斯是谁呢？在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提到过她以及他们的共同的朋友“伊迪丝·摩根”，也没有提到过这段让她沉醉的好时光。但是，显而易见，奥威尔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并不缺少朋友。所有的事实表明，这段时间作为一名流离海外，努力去了解巴黎，用心写作的文学青年，他的生活是惬意的，巴黎留给他的全是美好的回忆。像海明威一样，他喜欢春天的悬铃树，指出它的树皮和伦敦广场上的树不一样，不是被烟熏黑的。他喜欢上了植物园，尽管这种嗜好带有典型的奥威尔式的怪诞。20年后他跟一个朋友讲起，只有泛滥成灾的老鼠温顺地吃着你手里的东西才有趣。 1929年春天的这样的周六晚宴成了一个惯例。此间，奥威尔身体不适，偶尔写就一些报刊文章和草拟长篇小说。2月底，奥威尔生病了。3月初就住进了仁爱医院十五区的“流行性感冒”病区。《穷人之死》这篇令人毛骨悚然的随笔就是纪念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被拔火罐，硬被敷上滚烫的药膏，当然还遭受了其他的屈辱的对待。奥威尔认为自己得了肺炎，但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流行性感冒，15天后他就出院了，这也让“他得了重感冒”这样的解释更合理一些。不管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出院4天之后，他已经恢复得可以出席马歇尔·福煦在巴黎残老军人院的葬礼了。根据1947年奥威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次葬礼的描述，这次高卢人的葬礼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是因为有幸看到了和福煦同时代的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马歇尔·佩腾：“高高的个子，瘦瘦的，尽管已经差不多70岁了，身板仍然笔挺，蓄着浓密的胡须，像是海鸥的翅膀一样”。看到了这个昔日的战士，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窃窃私语：“那就是佩腾！”奥威尔却害怕被人们这样打量，直到8年后他才愿意出席乔治·V.的葬礼。 此后不久，他又遭遇了一次不期然的危机，寄宿公寓的一个意大利房客潜入了房客们的房间，偷了他们的钱跑了。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难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根据梅布尔·菲尔兹（奥威尔后来才认识的一个人，并且曾向他倾诉了一些比较私人的事情）回忆，这个意大利人名叫苏珊娜，是个“妓女”，很娇小，后来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被逮住了。当时奥威尔对她很着迷，据菲尔兹讲，苏珊娜有一个阿拉伯籍的男朋友，奥威尔曾和他吵过架。不管这样的描述是否属实，像关于奥威尔和其他的一些缅甸女孩以及后来其他的一些生活片断一样，我们总会感觉到奥威尔是捉摸不透的，他个人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一片空白。这次偷窃事件成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中一系列事件的头一宗。《文明进程》付给奥威尔关于缅甸的那篇文章的稿费使得他能够付清房租，他原先是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和朋友鲍里斯在这里住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在一家大旅馆（洛蒂旅馆抑或是客里隆旅馆）找到了一份大概是洗碗的工作，后来又到一家新开张的名字叫“让·科塔德旅舍”的饭店做同样的工作——只是鲍里斯成了服务生领班。 《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重点描述了奥威尔这四五个月的生活，描写生动形象，初步形成了后来的奥威尔式的特殊的写作效果：细节描写生动而冷峻（你会觉得只有奥威尔能写出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唾液的那种变化）；对灰尘、肮脏或者掉进牛奶里的臭虫的挑剔；对那些终身都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的真真切切的同情。随手翻开《巴黎伦敦落难记》的任何一页，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可以称得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铺当衣服时的心理描写；某旅馆的地下通道让他想起巡游舰上低低的甲板（“都很热，很狭窄，弥漫着做饭时的热气，还有厨房炉子发出的‘呼、呼’的噪音，就和引擎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可怕气氛的饭店，在那里你什么都买不起，胖胖的厨师累得筋疲力尽还总被厨房管事虐待等等。描写的真实让这些痛苦更加深刻而真切，你会觉得要编造出像奥威尔所写的那样奇特的事情来实在是很困难的：到虚拟的共产主义社区去搬运洗衣袋、为俄国的一份报纸写文章介绍这样的“运动”。关于某饭店楼梯下的情景——“10来个服务员脱了衣服，露出汗津津的腋窝，坐在桌子上拌色拉，把大拇指都伸到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脏兮兮的食物和汗水混杂的味道”——这样的描述显然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的故事”，书中描写的故事也不是就像它所描写的那样发生的。我们并非要指责奥威尔捏造事实，只是想指出观察和创作之间的差距，以及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技巧性创造、选择和区别对待。 奥威尔送给他在索思伍德的朋友布兰达·索尔科德的初版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中，包含了许多他自己所作的注释：鲍里斯“和书中描述的一样”；关于对共产主义秘密社会的造访，他加上的注释是“我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事实上发生了的”；还有他3天没有饭吃的经历，他写道“这确实是发生了”；关于他对“某旅馆”的描述，他注释道“我尽我所能记载我所看到的”。书的第3章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贫困生活的导读性内容，开头写道：“此后的章节并非我的自传，而是我的所见所闻。”在为索尔科德小姐做了这些注释之后不久，也就是1934年，奥威尔曾给这本书的法国编辑写了一篇简介，告诉读者，他并没有夸大事实，只是对事实作了筛选。“我所写的确实在某个地方发生过”，书中人物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身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序言发人深省，极具启发性。比如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关于高卢人（法国人）的故事，因为做作的“法国腔”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然而，这种地方特色被夸大了。其中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细节的描写，比如用蒜头擦拭面包，使味道在嘴里滞留，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刚吃过东西等，读来让人怀疑是描述巴黎人惯常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查理如何在一家妓院诱奸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处女的故事占据了一整章，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从19世纪晚期某个堕落的家伙那里听来的忏悔故事。关于诱骗守财奴卢克把扑面粉当成可卡因买的故事也很难叫人相信。鲍里斯向他以前的某个情妇求助，她给他的信读来也非常地不可信，倒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同此前的亲英派人物所写的关于巴黎的文章进行对比的观点。《巴黎伦敦落难记》和撒克里的《巴黎掠影》（1840）偶尔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巴黎掠影》中描写了一个英国人自杀的故事，从此人的文件里也找到了他的情妇“菲芬”的一封简短而令人心痛的短信。读了这样的信，你会觉得撒克里即使没有完全转录原信的所有内容，他也几乎记住了信中的所有要点。与此相比，伊冯给她的“至亲至爱的小狼仔”的信，还有她记忆中的“你给我的那些甜蜜的吻”，似乎都被润色过了。读者不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如果读者全盘接受书中所写的东西，那将是对《巴黎伦敦落难记》的攻击——只是读者开始发现奥威尔写作水平转变了。

第二部分 1927-1936 4、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3) 
这些恰到好处的改变让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感觉像在读自传，又像读奇幻小说，又像读尖锐的社会评论，这些元素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叫人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即便再不可思议，我们仍然可以从那些徘徊在旅馆的过道里或是饭店大厅里的人物身上看到奥威尔的影子。在《巴黎伦敦落难记》中最具有启发性的情节是当奥威尔用有悖于自己的社会准绳的眼光去打量周围人的时候，显示了奥威尔似乎非常不合时宜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偏见。当一个长辈异常气愤地让奥威尔把胡子剃掉时，奥威尔才意识到自己触犯了礼节常规，“像是穿晚礼服却没有戴领带”。作品中最好的地方可能在于作品直指经常光顾这家旅馆的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他们“对美食显然一无所知”，只会用那些恶心的美国“谷子”填饱肚子而已，喝茶的时候还吃橘子酱，饭后喝苦艾酒，花100法郎点了上好的鸡肉只是用来浸在伍斯特沙司里，奥威尔得出的结论是，“大概这样的人被骗了也没什么关系”。可能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爆炸性的话却立刻让作品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奥威尔不再是住在苍蝇乱飞的寄宿公寓里，喝50生丁一包的牛肉汤的、受压迫的洗碗工，而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异类，对那些因机缘巧合而遇到的外国人感到冷冷的蔑视。 这样的写作又引出了另一个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奥威尔选择和鲍里斯一起在廉价的寄宿公寓里忍饥受饿，在饭店里做苦力呢？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奥威尔当时穷困潦倒，但是，他的内莉姨妈就住在几条街远的地方，更别提她那些周六聚餐的朋友们了。这样虚幻的安全网络让书中的情节不同于生活中等待救济的日子，尽管两者偶尔会被相互比较。然后我们看到奥威尔通过一个神秘的“B”先生给他关于法国生活的叙述画上了句号，并且自然而然地转接到英国的生活。“B”先生答应给他提供一份工作，让他去帮助一个弱智的人。奥威尔在几个月后的夏天确实曾花了一段时间去辅导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小男孩，可是，这位“B”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一个对等的原型。现实生活中，奥威尔似乎为回到伦敦作了充分的准备，给文学杂志寄去试探性的文章，也通知了他未来的朋友圈。1929年的8月，可能就是叙事者和鲍里斯典当衣服后在塞纳河上捕鱼的时候，奥威尔给《阿黛菲》杂志寄去了一份关于流浪汉的报告文学的抄写稿，题目是《穗芒》。一个月后他又寄了一封信去询问，如果当时他早知道这家杂志已经答应发表这篇文章的话，那年秋天，他就不用那样辛苦了。12月12日，奥威尔给予了回复，答应了该杂志的各项条件，并把他父母的地址留给他们作为进一步联系的通讯地址——是回家的时候了。 迄今，他已经离家1年又9个月了。尽管奥威尔很少提起他在巴黎的这段日子，然而，对自己在地下通道的工作一直耿耿于怀的他总会时不时地把这段经历折射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对《巴黎伦敦落难记》的主题念念不忘，奥威尔在写给该书的法国编辑的前言中说，如果法国读者认为他对这个“留给他很多快乐记忆的城市”决不会有多少仇恨的话，他会非常难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段快乐的回忆变成了难以排遣的怀旧情绪。1948年，他在写给一位当时在巴黎工作的年轻的女性朋友的信中说道，“多么希望我现在和你一样在巴黎”，还问她丁香院外面马歇尔·尼的塑像有没有重新塑起来（鲍里斯对马歇尔·尼崇拜得五体投地，为此他曾经在塑像对面的小咖啡馆里逗留，这让人想起幽灵般的他）。1945年他再度拜访这里，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让奥威尔悲从中来。事实上，除了早年的这段经历，巴黎对奥威尔来讲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奥威尔还写道，“你很幸运，20年代的时候，你还小，没有看到那时的巴黎，从那以后，巴黎就惨不忍睹了，即便是战前的巴黎也是。”除了《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他在巴黎的经历只在另一篇发表的文章中有提到，那就是《穷人之死》。这篇文章首先于1946年发表在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当代》上，但可能是奥威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写好的。尽管之间相距了10年，写作手法却非常相似。极具真实感的恐怖描写贯穿始终——小解时忍受极度痛苦的病人，只有维多利亚时代才有的私刑——《穷人之死》文字背后涌动着追溯到１９世纪的奔腾的感情。通过对撒克里和特罗洛普医院里一位虚构医生的描写，使人想起丁尼生的催人泪下的名篇《儿童医院》。文章的结尾回忆了氯仿麻醉技术发明之前的年代，其中奥威尔自己的经历虽然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还是勾起了他原先记忆中沉睡多年的许多文学的以及历史的素材。 1929年圣诞节前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奥威尔告别了巴黎的朋友们，动身回英国。根据《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坐三等舱经由敦刻尔克[法国北部港市——译者注]到蒂尔堡[荷兰南部城市——译者注]，然后乘火车到B先生的办公室，朋友告诉他那个智障男孩的父母亲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把他带走了，朋友认为，奥威尔是不是可以稍微等一等。奥威尔口袋里只有19先令6便士，因此，书的第二部分是这样开头的，“我站在大街上，突然想起来我得去借点钱了……我愣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办”。奥威尔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一间便宜的寄宿公寓，于是就在一爿家庭式的旅店里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准备渡过英吉利海峡了。现实中可能比这更简单，或者稍微复杂一点。总之，他回到了索思伍德。 奥威尔之声 奥威尔曾经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过好几年，虽然做过无数次的个人播音，还有好多嘉宾座谈式的节目，然而，这些节目却一个也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如果想听——听他的声音，或是想知道他在节目中的措辞言谈——选词、表达、还有措词——我们都只能听他朋友们的讲述了。 1937年治疗奥威尔喉咙上枪伤的西班牙外科医生曾经很确定地告诉奥威尔他再也开不了口了，显然，医生过于悲观了。奥威尔又能讲话了，但是要想完好如初却真的不可能了。只要在人多一点的房间或者有噪音的地方，他就很难让别人听到自己讲话。他40年代结交的一位朋友记得，有一次，奥威尔去参加一个午宴，在坐满了人的餐桌上，他努力了一两次要提高声音以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讲话，但是后来却放弃了，一直沉默着吃完了那顿饭。 奥威尔的朋友一致同意，奥威尔有着上流社会人士的口音。在当时，一个人的说话风格就像他的穿着一样，非常重要。奥威尔的讲话风格很快就给他赢得了精神上的保护伞。当时，他的一个年轻朋友迈克尔·梅耶觉得，他“很明显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那是指他讲话时声调很高而且慢吞吞的。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奥威尔也很清楚自己讲话时故意提高的腔调。《游上来吸口气》一书中的年轻的乔治·鲍林在伦敦西部的一家网球俱乐部里，常常听到那些郊区的中产阶级者用一种“模仿还算过得去的上流社会人士的腔调”喊分数。这样的模仿是奥威尔的发明，只要他觉得环境需要，就会随时改变讲话风格。比如，他时不时地会模仿温莎公爵的讲话风格。他的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的同事曾听到他和一个亚裔的投稿人讲话，告诉他肤色完全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故意用亚洲式的发音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在他深入下层人民的生活的历程中，他一直努力模仿伦敦人的口音。实际上，那些流浪汉、还有肯特郡来的啤酒花采摘工只是觉得他讲话“有些不一样”。现在的巴比[Babel，基督教《圣经》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后代拟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操不同的语言，塔因此终未建成——译者注]塔里有那么多的地方口音，并不是每个人的口音都代表了他的阶级。但是不管奥威尔讲话多么懒洋洋和没精打采，其中确实有一些奇特之处——这似乎在他喉咙受伤之前就有的。戈尔记得他在伊顿的时候嗓子“嘶哑，很奇怪”。他在动身去西班牙之前，在萨福克郡遇到的一个小女孩对他“急促的讲话”印象深刻。戴维·阿斯顿注意到他讲话时很明显的断断续续，“不是不清楚，只是很沙哑”。奥威尔发现他的第一任妻子显然被他好多的怪癖影响了，因此觉得他的讲话方式在亲朋好友中也就可能被模仿了。卢西恩·弗洛伊德发现奥威尔讲话时努力克服某种障碍，觉得很好奇。其实，那个障碍只是“言语单调”而已。鲍威尔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环境的问题——他的讲话方式让他想起奥威尔以前同印度和非洲的林业官员讲话时的情景，那种语音语调甚至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其父理查德·布莱尔的影响。 这样的声调能适应讲话时的不动声色。奥威尔的幽默好像是和他讲话的方式密切相关。阿斯顿曾问过奥威尔马克思主义者是怎么看待他的，奥威尔列举了恶语漫骂中的几条：“法西斯的恶狗……法西斯主义的章鱼，”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们很喜欢动物。”

第二部分 1927-1936 5、实地访问(1) 
“害怕灰尘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1931年7月至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听我的，不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睡觉了。” ——1931年8月27日至丹尼·科林斯的信 《阿黛菲》杂志要改版。由于这份杂志是季刊，所以，《穗芒》得等到1931年4月才能发表，也就是该杂志收到此稿20个月之后。对这样的拖延，奥威尔一定非常恼火，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早先在巴黎的那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也不错，但是文章并没有特别有深度的东西。这次则不同，这篇描写临时收容所两天生活的文章用了许多观察细致的细节描写，虽然仍然沿袭了他早期作品松散的风格和过度的空话，但却通过简练的文风收到的极好的效果。“傍晚时分，我们49个人，48个男人还有1个女人，躺在草地上等待穗子绽开……”，像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的“乔治亚”作家一样，奥威尔抵抗不了华丽辞藻的诱惑，“我们头顶上栗子树的枝干上开满了花，远方羊毛似的团团云朵一动不动地悬浮在空中”，开篇就是这样一大段的描写。尽管这样的描写似乎连篇累牍，但其中悲惨的情景却使文章变得紧凑起来。下文这样写道，“我们散乱在草地上坐着，看起来像市区那些脏兮兮的流氓群体”。刻意追求文风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了。后文中描写贫民工作所的厨房里那些没吃过的食物，被扔在其上面的叶子“亵渎”了。文章结尾部分描写一个名叫斯科特的流浪汉追着奥威尔要还给他一些香烟，那些烟蒂掉在他手掌里的时候，奥威尔用的是“堕落”这个词。这些极具比喻意义的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到那些日常的东西被破坏了，或是他们的用途不能正常发挥了，奥威尔就会被激起一阵肉欲般的反感。如果做一些适当的修改，《穗芒》将会出现在《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后面两章里面。同时，奥威尔很快借助这次帮他发表文章的承诺和《阿黛菲》杂志及其经营者建立了关系网。 《阿黛菲》杂志是20年代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丈夫米德尔顿·缪利创办的，是当时一份极具特色的小发行量的期刊，“有改革性”，痴迷于当时所谓的“苏联实验”，致力于文学探索，在品味方面有时会显得有些守旧。奥威尔曾经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含蓄地取笑过它，说《阿黛菲》的密友《基督的敌人》好像是一个激进的非基督教徒编辑的，不信仰上帝，投奔了马克思，同时又和一帮放任自流的诗人混在一起。这个笑话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杂志特有的严肃性（一方面否认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上帝仍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和偶尔的唯美主义视角的奇特组合。此时，默里刚刚退休，杂志由理查德·里斯爵士和马克斯·普洛曼一起编辑。里斯爵士比奥威尔大3岁，也毕业于伊顿公学，曾经做过外交官，在工人教育协会任过讲师，是个富有的年轻男爵，付稿费时毫不含糊，乐于帮助那些经济较窘迫的投稿人。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他是主角“雷文尔斯顿”的原型，是一个好心的贵族，看到愈演愈烈的工人示威游行，暗暗感到惊恐。“如果雷文尔斯顿觉得哪个作家快饿死了，他就会在《基督的敌人》上给他发表点东西。”普洛曼当时快50岁了，他是比较旧式的进步主义论者，是个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西部战线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论文集《中尉简论》于1927年出版——他后来是国家主要反战组织“保障和平联盟”的秘书长。 奥威尔生命中最辉煌的二十年间，里斯一直关注着他，见证了他早期的个人发展和这段时间里奥威尔刚刚开始的政治研究。里斯可能是奥威尔结交的第一个和他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人，奥威尔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文学/政治领域，里斯也了解这一领域。但是，里斯刚开始对奥威尔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初，在布卢姆斯伯里区《阿黛菲》杂志社附近的新牛津街。里斯回忆第一次见到奥威尔时，奥威尔给他的印象“还不错”，但好像“非常没有活力”，外表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回忆奥威尔的政治观点时，里斯认为奥威尔是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保守派”，深入工人阶级生活的经历使他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奥威尔自己的回忆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奥威尔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被压迫和被忽视的贫困生活的厌恶，而不是对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作理论上的了解”。但是，这时候的奥威尔对社会主义、对《阿黛菲》杂志甚至对里斯本人的看法都还只是雏形——几年前，他还在缅甸的时候，练笔的文稿就投给了这份杂志。可是他显然发现里斯和普洛曼是性格相投的朋友，此后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普洛曼于1941年去世）。通过他们两人，奥威尔又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来自泰恩河畔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杰克·康芒。杰克在《阿黛菲》杂志社经营订购业务，后来，他写了当时一部伟大的工人阶级小说《基德的运气》。他很快就把奥威尔带入到这个社会圈子里来。杰克·康芒起初看到这个新来的穿着邋遢的人、看到他的“格格不入”，觉得很迷惑，但很快就在奥威尔身上看到了“伊顿公学的缩影”。 里斯、康芒或者是其他的人在描述对奥威尔的第一印象时落笔圆滑，因为奥威尔是难以捉摸的。尽管在30年代奥威尔被朋友、家人围绕着，而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亟待改革的文学界，但是，他早期生活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此外，这些生活细节无可考证。他每天的生活、日常起居、甚至是他的行踪都会接连几个月像谜团一般。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到30年代中期，他的根据地是父母在索思伍德的住所。到1930年布莱尔一家已经在萨福克郡北部海边度过了10年的美好时光，成了镇上的老住户。理查德·布莱尔这时候已经七十四五岁了，朋友们都管他叫“托比”。他是索思伍德绅士俱乐部“布莱斯”（该俱乐部不接受商人加入）的核心人物，他和妻子常在那儿玩桥牌。如果这样的生活细节让你觉得老布莱尔夫妇像是小镇上那种乏味的保守派人物，我得说错了，因为他们也结交了一些比较波西米亚的朋友，比如，他们与当时镇上居住的法国艺术家塔博斯夫人关系不错，她的工作室位于海港附近的渡船路上，艾达·布莱尔还师从于她。阿弗丽尔这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业务，成了一家高档茶馆“茶点室”的女老板，这家茶馆后来改名为“铜壶”，就位于他们在皇后大街上租来的房子的家的隔壁。即便这样的小生意在当时镇上那个排外的圈子里也被反对，足见30年代索思伍德镇的不可救药的势利风气。但还是要澄清一下，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索思伍德镇上，上流社会别墅里的那些年老的女士们憎恨带领矿工们起来反抗库克先生，在她们看来，即便你给工人阶级提供浴室，他们也只会把它当作煤炭储存室。但是，像一些关于奥威尔的书中所认为的、这个镇子只是上流社会资产阶级退休后的一个好去处，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尽管在公众眼中，当时的索思伍德镇是约克公爵的一个露营地——这是后来乔治六世构想的一个蓝图，想在这些露营地让那些公学里的男生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共同相处。索思伍德镇有着现实的一面：穷人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尤其是那些打鱼为生的人，教堂街上的穷人特别集中，一个居民描述说，那儿“糟糕透顶”。尽管有很多上流社会人士退休后回到这里，此处仍旧是一个小港口：煤矿定期在这儿卸货，当然还有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如码头大道上的家庭编织作坊、阿德纳姆酿酒厂，主要街道上一个星期里有6天弥漫着麦芽发酵的味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是奥威尔喜欢的地方。严格来说，《牧师的女儿》中的尼普希尔镇并不是根据索思伍德镇创作的。那儿位处内陆，一家甜菜根加工厂就占据了大半个镇子，读起来更像布利·圣·埃德蒙镇。但是，书中描写主干道在几百码处分了岔，形成一个小小的市集，根据这一点来看，这无疑是从索思伍德镇借鉴来的。此外，“那些了无生气的旧式大街，如果你有闲情逛一逛，就会觉得它们看上去平和安定，但是一旦你住在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敌人，要不就是债权人”。阿弗丽尔一语中的，“埃里克憎恶索思伍德”。 但是，索思伍德镇以及镇上的一些住户，在奥威尔此后的几年生活中却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他多讨厌这个地方，不管他和父母的关系闹得多僵，也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用社交生活来麻醉自己，这儿仍然有一些与他性情相投的朋友。他通过父母的关系，认识了摩根一家，摩根夫人是个寡妇，靠给在霍普先生那里学习的学生提供住宿为生，当然，他们家的吸引力还来自那个格外漂亮的女儿罗玛。尽管对于他们的关系并无记载，但是却有传闻，认为两家曾经有过简单的订婚之约。丹尼·科林斯在剑桥修人类学，也会定期回来。可能是通过科林斯，奥威尔遇见了另外一个迷人的女人，埃莉诺·贾克斯（她曾经住在斯特拉布洛克路上，就在布莱尔家隔壁），家在雷顿附近，是一座名字叫“朗埃克”的房子。此外，他和倍德福德郡牧师的女儿布兰达·索尔科德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少，她在圣·费利克斯学校教体操，那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有几里路远。通过这些朋友和家人，他还认识了一些年纪稍长的人：科林·普利恩，约克郡的律师，和他母亲一起住在镇上；卡尔女士，就住在主干道上离布莱尔家后来买的房子不远的地方；范尼·福斯特小姐，后来成了市长夫人，一个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人，总会借一些书给他。奥威尔似乎还和镇上的贵族们交往甚密。镇博物馆里保存了一本题给托尼·福克斯的《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复印本，此人是个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在海边拥有房产，后来组建了一个慈善组织，将一些旧房翻新以供居民使用，而不是任由它们被改造成假日旅舍。 索思伍德是个小镇，居民总数不超过2千人，尽管这儿也有等级划分，但各个阶层却是互相联系密切。布莱尔家的帮工梅耶也给雷顿的贾克斯家干活，她的女儿埃斯米·玛乔丽，还有奥利夫则在“铜壶”茶馆为阿弗丽尔打工（她们的一个表兄说，那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的去处”，“非常特别”）。不管奥威尔多想同这样的小镇生活保持距离，他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他刚回到索思伍德，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们的评论、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还有一些不认同的看法。但是，梅耶夫人很喜欢他，发现他身体不好，很同情他（“可怜的孩子，看到他的样子，我很难过”）。据那些对他有印象的人回忆，这时的奥威尔给他们的大概印象是，不合群，身体虚弱，好像靠父母养着，不可思议地邋遢（“他看起来总像是3天没有刮胡子了”）。他总是把围巾围上3圈，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大家都知道他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要不然就“梦游般地”在镇上游荡。 对于这个传统的家庭而言，奥威尔就像一头害群之马，让他的家人默默地含屈受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虽然被渐渐淡忘，可是，对于30年代的索思伍德镇来说，奥威尔是个异类：自闭、离群、像个游民。他深入流浪汉的生活，对此人们谣言四起，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布莱尔一家饱受谣言中伤（布莱尔夫人曾经就他儿子的失踪给予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复：他“了无牵挂地走了”），梅耶夫人对此深感不安。奥威尔这段下层人民的生活是残酷的。他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故作轻松地打趣道，别人都被我吓跑了，如果咱们在伦敦见面，你不会介意吃放了3天的面包吧？无论如何，我保证不会有虱子，如此等等。奥威尔对于社会问题和对于无依无靠的群体的关注是真真切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露着这些信息，都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同时，这些作品后面涌动着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让自己融入那些生活，为此做些事情，虽然他敏感的性格对那些活动很反感。奥威尔后来同戴维·阿斯顿讨论过他的流浪汉的历险经历，戴维觉得奥威尔那样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想克服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挑剔和对灰尘、汗水的惧怕，他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承受力。《穗芒》一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物，精神上他极富同情心，但是身体感官却极端厌恶那种生活，他就在这两种矛盾中痛苦地抗争着。这样内在的张力使得奥威尔在描写那些落魄者还有7便士在小客栈的悲惨生活时格外引人入胜。你能感觉到作品中藏都藏不住的个人恐惧感。对于奥威尔的这些探险，他的其他朋友是不能理解的。有一次，奥威尔在他的历险途中去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家，布兰达只能感到气愤，“他所做的事情是可笑的，居然去当流浪汉，他有家，有那么好的家人……” 这个“家”的其他人都能给他提供一个避难所。次年初春，奥威尔去玛乔丽家和利兹［英格兰北部城市——译者注］郊区布莱姆利的家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弗莱·戴金刚刚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戴金一直对奥威尔没有什么好印象，建议姐夫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不要再痴迷于写作这样不安定的工作了。当他发现奥威尔不愿意融入当地工人阶级其乐融融的周围环境时觉得很吃惊。“他总是坐在角落里……像个死人。”奥威尔住在这儿的一段时间以及后来他回到皇后大街的家里，都在努力写作《巴黎伦敦落难记》。这段时间内，他同时也在写他法国历险的经历，标题是《小人日记》，这本书完全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不久，奥威尔把它寄给了乔纳森·凯普，被拒绝了。梅耶一家人对他的努力印象深刻，也似乎注意到奥威尔不愿意离开他写作的卧室。埃斯米记得他曾经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梅耶夫人最后总会吩咐他们，“去，拿点东西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吃。”对那些女孩子来说，给母亲雇主的儿子送茶和点心似乎是离奇古怪的举动，“他从来不穿好衣服，什么也不做”。 除了努力创作《小人日记》之外，奥威尔开始尝试给《阿黛菲》杂志的书刊版写书评。在1930年5月的这一期杂志上，奥威尔评论了刘易斯·芒福德为梅尔维尔写的传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成熟的文学批评的一些初步的锋芒：警句可圈可点；对于人类行为举止的睿智的观察视角。“梅尔维尔生活凄苦，穷困潦倒，对生活感到厌倦，但至少他尽情享受过他的青春……而不是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接受教育，成为冠冕堂皇、受人尊敬的人物，骨子里却是绝望的。”8月号上，他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波普研究同谢拉德·瓦因斯《英国古典主义进程》进行了比较。10月号上，他对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天使之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不禁怀疑，会不会有人已经错误地把普里斯特利先生当成一位大师，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谬误之处，却也没有一丁点的闪光之处，我们看不到作者思想的深度，甚至连一点值得回味的幽默都没有。”这本小说只是将一篇“中篇小说”硬拉到了600页，勇气可嘉，展示出来的除了尚对得起良心的诙谐，就是“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奥威尔的这段评论很有意思，因为他列出的东西正是他自己——一个27岁的新手所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的东西：“美”、“思想的深度”，还有“值得回味的幽默”。最后关于“作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热情地奉献给读者”这样的指责听上去像是F.R.利维斯的评论。乍一看，奥威尔对普里斯特利先生的不善意的批评似乎没有根据，因为就《天使之路》的主题来看，受苦的书记员和受挫的老处女，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奥威尔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当时拿普里斯特利先生当靶子是文学界的热点，严肃的人认为，他被哄抬得过高了。此前，沃、鲍威尔，还有格雷厄姆·格林批评他的文章尽是一些恶意的贬低：格林的《斯坦布尔列车》在普里斯特利先生发现其中借描绘一位自鸣得意的畅销书作者“萨夫利先生”，蓄意中伤他的时候，这本书不得不被临时收回。 1930年夏天，奥威尔在索思伍德镇的生活似乎有了比较具体的目标。某一次散步途中，奥威尔向布兰达·索尔科德求婚，但是被拒绝了。布兰达·索尔科德告诉他希望两人做朋友。根据奥威尔后来在一些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说，布兰达不希望在将来与他讨论书本，对此，人们心存怀疑。奥威尔还有一些时间是花在河对岸的华尔博斯维克，他在那给一个名叫布赖恩·摩根的小男孩做家庭教师，这个小男孩和索思伍德镇的摩根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他那时10几岁，得过脑灰质炎，所以反应“有障碍”。摩根家生活富足（他们和奥威尔在巴黎结识的“伊迪丝·摩根”可能有一些关联），他们住在华尔博斯维克主干道旁的一幢房子里，还在其他地方有地产。奥威尔搬到这里来指导布赖恩之后，有一个叫多拉·乔治的女孩子常常会观察他，她是摩根家长子的朋友。在16岁的多拉眼里，这位私人教师是个“非常笨拙的消费者”，讲着“磕磕巴巴的句子”，是摩根家开玩笑的对象，“我们常常拿他取乐”。有时候奥威尔和布赖恩在广场上散步，多拉会走过来同他聊天。有一次，奥威尔乘机塞了一张纸条在她手里。原来是一首诗，题目是《黑美人颂》，奥威尔“笨拙无礼的举动”对多拉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这首诗并没有打动她，被她扔掉了。我们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奥威尔作风：非常正式地表达问候和关心；偷偷地把诗塞给一个暗地里觉得他很滑稽的人。10年后，奥威尔就他给《小鬼们》写的书评给作者萨彻夫莱尔·西特韦尔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摩根家的这段生活，奥威尔给它加了一个奇怪的脚注，他说，有一次，他和布赖恩在华尔博斯维克的市民广场散步，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块用布作为衬里的纸板盒子，里面放了一些小型的家具，摆得就像玩具小屋里的样子。对此，奥威尔觉得很“迷惑”，觉得这是不祥之兆，这个盒子似乎注定要被他们发现，就像从M.R.詹姆斯的鬼故事里出来的东西一样。

第二部分 1927-1936 5、实地访问(2) 
那年夏天，奥威尔又接到另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给彼特家辅导3个儿子，孩子的母亲是布莱尔夫人的一位朋友。最大的孩子理查德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学者，他生动地描绘了他们这个“非常奇怪但很善良”的年轻老师，他会带他们去呼吸大自然，带他们出去散步，跟他们谈论书，教他们怎么在华尔博斯维克磨坊的池塘里捉蟑螂，教他们做实验制作炸弹；有一次做实验的时候爆炸了，把花园的一角炸了。他会去洗澡或是到海岸上写生来放松自己。8月份的一天，他出去画画的时候，遇到了一对在那儿度假的夫妇，他们在海边散步，奥威尔和他们聊起天来。弗朗西斯·菲尔兹是一家钢铁工厂的管事，他的妻子梅布尔对文学很感兴趣，是个年届40的女人，很会说话，很乐意帮助奥威尔。菲尔兹夫妇、尤其是梅布尔很喜欢奥威尔。后来几年里，奥威尔经常会住在他们在汉普斯泰德花园郊区橡木路上的家里（马克思·普洛曼当时就住在附近，对奥威尔来说是个巨大的吸引），梅布尔对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夏天过去了，菲尔兹夫妇回伦敦了，奥威尔的家教的工作也结束了。对于奥威尔此后一年的行踪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晚秋的时候他在皇后大街，在那儿给马克思·普洛曼写了好几封信，询问和处理《穗芒》出版事宜。他在伦敦呆了一阵子——菲尔兹夫妇曾给他寄过信——在那儿他肯定又去体验流浪汉的生活了。这段时间还有另一个奇怪的、非常让人逗乐的传闻，有人看到奥威尔和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在30年代早期还住在莱姆豪斯。10口人住在一幢“又旧又冷又不方便的房子里”，如果有人帮忙做家务就太好了。某日，一个住在怀特夏贝尔的罗顿屋[RowtonHouse一种租给穷人住宿的房屋，其条件优于仅供宿夜铺位的寄宿舍——译者注](对一个单身汉来说那儿是非常好的去处了）的朋友带了那儿的另一个住户回来，说要给他一份工作。最后谈定，这个男人就像按日雇用的女工，每天帮忙打扫房子，工钱是2天5个先令，外加提供一顿午饭。这个人高高瘦瘦的，有点像奥利弗·哈代的伙伴斯坦，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劳雷尔，新来的这个帮工实在太让这家人好奇了，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受过教育的口音，仿佛“口中衔含着英国广播公司式的英语”。有一次，小孩子们放学回家，他刚好在，当他微微地弯了弯腰，亲吻一下孩子们母亲的手，然后说：“再见，厨房皇后”，又转身对孩子们说，“你们的母亲是个翩翩淑女，手艺绝顶的厨师”，他的举动把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吓倒了。他的雇主对他是“满心的同情”，劳雷尔擦地板、打扫外面的两个卫生间、把厨房里的黑墨质的炉灶也擦得发亮，要是不叫他停，他还会继续擦。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女孩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奥威尔的照片（可能是伯纳德·克里克的传记里），她才知道劳雷尔的真实身份。 不管他在莱姆豪斯做这份2天5先令的工作时多么受欢迎，奥威尔始终没有放弃成为作家的努力，他向编辑推荐自己，兜售自己的作品。1931年1月，他给马克思·普洛曼写了一封这样的信，列出了他想要评论的书名，从中可以看出奥威尔的兴趣所在：印度，伦敦下层社会，维伦，斯威夫特和斯莫利特的作品，同时代的作家中有“M.P.希尔或是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他始终关注着工人阶级的生活，期间，在《阿黛菲》的4月号上为莱昂内尔·布利顿的《饥饿与爱》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是关于一个贫民窟的小男孩努力自学成才，其努力却被战争摧毁了。这本书的闪光之处恰恰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的小说所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奥威尔指出，这些小说大多是“吃饱了的人为吃饱了的人写的关于吃饱了的人的故事”（这句评论后来成了一句名言）。当时中产阶级写的关于中产阶级的任何文章，只要是能够打破上流社会的一些束缚，就会受欢迎。但是，一份好的社会文献并不一定是一本好的小说。奥威尔对于内容和形式结合的关注，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说评论家例行公事式的找茬：奥威尔自己早期的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由于他的文章没有在其他杂志上出现，人们就把他看成《阿黛菲》的定期撰稿人。《阿黛菲》的发行量并不大，就几千份，但这只是开始。在练笔的间隙，奥威尔完成了对《小人日记》的修改，差不多已经是这本书最后出版的样子了，他又一次把它寄给了凯普，在秋天的时候，凯普给他的回复还是拒绝。 奥威尔开始计划最富野心的流浪旅行。7月，他写信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约她在学校放假之前见个面，信中同时提到了他的这次旅行计划。他很诚恳地说，如果他们俩能一起出游会很有意思。“但是我想你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么怕脏，就不会跟我在一起了。”说完，他又简洁地加了一句，怕脏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当时去东部度假的传统是在暑假末的时候去肯特郡啤酒花地里参与劳作：奥威尔知道，这样的素材会很受报纸杂志的欢迎，于是打算亲自到当地去寻找第一手的资料。这年夏天的前段时间，奥威尔呆在索思伍德，看到了——至少他自己觉得看到了——华尔博斯维克墓地的鬼（用眼睛余光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穿着好像是棕色的外衣）。之后他去了伦敦和菲尔兹家。8月5号，他口袋里只有14先令了，那天晚上，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桥路上的卢·利维客栈住了一晚，此后2天又和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游民在一起度过。2天后，他写信给丹尼·科林斯，告诉他这段经历，同时明智地建议丹尼，“听我的，永远不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过夜”。午夜之前，一切还“可以忍受”，他描述道，此后，寒气开始侵袭，像是能把人冻僵，清晨四点的时候，他只能抱着一堆报纸把自己包了起来。1小时之后，他和其他一些广场露宿者转移到圣马丁巷子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在那里，花上2便士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喝上一杯咖啡，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搅你。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奥威尔饶有兴趣地发现了广场上的一些潜规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甚至可以在喷泉里刮胡子，但是不能睡觉，那样的话，就会有警察来把你叫醒。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你可以坐在长椅子上，或者坐在雕像的底座上，但是如果你坐在地上，又会有人来赶你走。从9点开始直到午夜时分，每5分钟都会有警察来叫醒你，午夜以后是每隔半小时，而没有一次“有正当理由”。 从奥威尔在此后6周所写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渴望能从肯特郡带着一些“作品”回去，这些日记中有一些非常细致的描述，好多内容后来被重新加工写进了《牧师的女儿》。奥威尔在索思沃克大桥路上的另一家寄宿旅馆又呆了一晚，那是伦敦仅有的几家7便士客栈之一，而且“看上去就值那个价”（床与床之间只有5英尺的间隔，厨房是个地窖，管事的面前放了一碟果酱小饼，离厕所门只有一码之遥）。奥威尔动身前往肯特郡，路上又遇到了3个同伴，3个人中的一个名叫“金杰”的人充当领导，他给了奥威尔创作灵感，于是便简单地描绘了这个人。金杰曾经是个战士，显然犯过一些不太严重的罪。奥威尔猜想，过去的5年里，当他不在监狱里呆着的时候，可能每天都要违背一些法律。看到金杰讨饭时的娴熟和特殊技能之后，奥威尔显然非常佩服他——在《牧师的女儿》中，就以他为原型，具体描绘了一个这样的“小人物”。3个人当中，他对第2个人就没有这么喜欢了，第2个人叫“小金杰”，是“从利物浦来的犹太人，小小的个子，18岁，纯粹的贫民窟的小孩”，此时，阶级划分出人意料地明显起来。金杰的无忧无虑和足智多谋博得奥威尔大加赞赏；犹太少年只是让他觉得厌恶。到这时候，奥威尔的14个先令只剩下了6个。他们背着器具——讨饭罐子、吃饭的餐具（后来在伍尔沃斯被人偷了）——还有一些面包、人造黄油和茶，花2便士乘电车到了布卢姆雷，在垃圾堆旁生火沏茶，晚上在娱乐场边上的长长的湿草地上过夜。第二天早上，他们去一家果园偷窃，奥威尔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但还是答应给他们放哨。他们就这样连偷带讨的，3个流浪汉和1个伊顿公学的毕业生一行4人继续往七橡木前进，直到一条通往艾达希尔的便道将他们分为两队。这时已经是星期六下午了。“流浪汉头目”，他们的监理人，指示说，这个收容所只在星期二之前收人；贫民工厂的主管喜欢用“临时工”干活，但是不会让他们在星期天干活。其余2个人选择到收容所里住上3个晚上，而奥威尔和金杰则在教堂旁边的一个公园里熬了3个晚上。 星期天的早上，他们穿过七橡木，进入了肯特郡。当时的劳工部门刚刚颁布了立法，规定所有的啤酒花采摘工都必须有地方住，为了加强这一法律的实施，当时政府的巡视员遍布全国。但是总有办法应付这样的法律。他们在梅德斯通[英格兰东南部城市，肯特郡首府——译者注]遇到了一个爱尔兰老太太，告诉他们，她在一家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只是因为她说她在附近有住处，而事实上，她偷偷地睡在一个货棚里。这次金杰和这个爱尔兰人用奥威尔当幌子，从当地一个店主鼻子底下偷香烟和苹果，奥威尔的良心再次受到强烈的谴责。他们3个人在一家尚未完工的房子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也就是9月1号，他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又没能被查尔姆农场接纳。他们试图从一个郊游的绅士那儿捞点油水时，那个人的友好行为使奥威尔忘记了伪装出的伦敦口音，那人很亲切地给了他1个先令。一个货车司机又载了他们一程，把他们带到了西毛陵。第2天早上，他们就在那儿的布莱斯特农场找到了工作，并且很快就被派上了活。可是，这时候的奥威尔已经快身无分文了，口袋里只剩下3便士，奥威尔只好写信回去，让家人寄10先令到最近的邮局。2天后钱到了。奥威尔又一次感受到那些住在啤酒花地旁边的工人阶级的慷慨大方，要不是那些采摘工人的接济，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接下来的17天里，实际上扣除了不干活的两个星期天就只有15天，他们一直在摘啤酒花。奥威尔对这段生活的描述显示了他对细节的习惯性把握。每摘一蒲式耳[容量等于8加仑——译者注]他们能获得2便士，理论上一周可以赚到30先令，但实际上，奥威尔怀疑，没有一个人能赚到一半的工钱，因为大多数工人把他们的工作当成带薪假期。奥威尔发现，这些采摘工人可以很明显地分成3类：从怀特夏普尔和鲍尔来的伦敦东部地区的人；吉卜赛人和巡回的农民工；还有就是零星的流浪汉。奥威尔被一对小贩夫妇的友善打动了，他们经常帮助他，给他吃的。“他们这些人平日里会在周六晚上喝得烂醉，做爱做到日上三竿，但是，他们的友善和细心是我从未见过的。”从日记中的各种暗示可以看出，对于很多啤酒花采摘工来说，奥威尔显然是个很另类的人，是啤酒花地和伦敦东区这个狭小的世界里所未曾有过的外国人。当要保持自己的假伦敦口音变成一件很烦人的事情时，人们会经常发现奥威尔讲话方式“不一样了”，但是，人们不但没有看不起他，把他当外人看，或者把他当成第五纵队队员，反而对他更加友善。可能他们觉得“落魄”是件非常可怕的事，而奥威尔之所以出现在农场上，唯一似是而非的解释就是他“落魄”了。 3年后，奥威尔精心地将啤酒花采摘工人的日常生活写进了《牧师的女儿》一书中：在清晨的寒气中起身，早饭吃的是熏肉、面包和茶，走上一里半的路程到地里，接下来就是连着10到11个小时的劳动，拉下来的藤蔓穿过放啤酒花的箱子，他们就从藤蔓上摘下啤酒花（“一串串尖端细细的叶子，就像拉普塞尔的辫子”）。对于他们来说，下雨是个极大的威胁。“可怕的淤泥像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没法工作，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设法用受潮了的木头生火。”奥威尔在到达布莱斯特后的第2天曾对丹尼·科林斯讲述，“刚开始还是很好玩的，不管怎么说，我应该能写出一篇有销路的报刊文章”。就是在啤酒花采摘地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出现在《牧师的女儿》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戴费尤，一个沉湎于自己想法，喜欢展示自我的流浪汉；巴雷特，一个游走于各地的农民工，总是对吃的东西津津乐道。到这个月中旬，夜里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摘啤酒花的季节也快过去了。这对小说中的桃乐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没有地方可去了。而对于奥威尔来说，这意味着这次有趣的实验告一段落了。9月19号，他领到了工钱，几个不识字的工人把记工簿拿给奥威尔和其他几个“有学问的人”来请他们算账。等他们去当地的火车站赶回伦敦的民工专车时，金杰从一个烟草店的店员那里成功地骗取了4便士作为他们告别肯特郡的纪念。他们去找戴费，他坐在草地上，裤子没系，只用一张报纸遮着，当有女人和小孩走过的时候，他就把报纸拿开。奥威尔后来说，他看到当时的情景，很“吃惊”，但也因此注意到在流浪汉中，几乎没有人不是有些性变态的。火车在郡里迂回前进，沿路去接其他的啤酒花采摘工，一路上可以看到去年夏天堆积下来的落叶，这样他们花了5个小时才到伦敦。在伦敦大桥，戴费请奥威尔和金杰喝了一杯，之后他们俩就去附近的拖雷大街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他们俩有一个联名记工簿，奥威尔算了一下，每个人挣了26先令，除了火车费，还剩16先令。 拖雷大街的这家客栈非常便宜，每晚只收7便士，“可能是伦敦7便士客栈中最好的了”，奥威尔此刻已经对这样的行情了如指掌了。不过，不好的是，和他一起住的人“层次非常低”，大多是没什么技能的爱尔兰劳工，大多数人都没有工作。这段时间，奥威尔仍然痴迷于记日记，写下他摘啤酒花的经历，除了有几天早上和金杰到比邻门鱼市找工作，基本上就待在百慕德西图书馆里写作。帮搬运工往山上推手推车，一次可以拿到2便士，但是竞争非常激烈：奥威尔估计自己每天从黎明忙到正午从来没有挣到超过18便士的，过了正午就要换班了。奥威尔在1931年9月下旬呆在比邻门这段时间虽然对他本人来说不是什么有收益的事，但却影射了当时0.25英里外的市中心的金融危机，那次危机迫使市政府取消了金本位来保护英镑。人们把奥威尔到比邻门去看成是一次逃避，是战后英国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当时一个评论家指出，“对大多数出生于1910年以前的英国人”来说，取消金子与英镑的平价比是“他们有生之年遇到的和将要遇到的最让人震惊的事”。尽管英国银行行长蒙拓古·诺曼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支持英镑，在9月18日，星期五，英国银行还是损失了将近1900万英镑。21号星期一的时候，就在奥威尔和金杰出去工作前的几个小时，证券交易所也迫于高涨的恐慌而关闭了。 此时，奥威尔已经写完了他的日记，拖雷大街也开始令他感到不安。那儿很吵，太热，没有私人空间，还有他所厌恶的尘土飞扬。对他们住的便宜的小客栈，奥威尔的描述像是一个法医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厨房里永远有鱼腥味，水池被腐烂了的鱼内脏堵塞着，臭味熏天。宿舍里永远乱哄哄的，到处有人咳嗽，吐痰。奥威尔再次写信回索思伍德，跟家里要钱，然后搬到了一家好一点的住处，就是布莱尔家在伦敦的旧宅所在的地方——哈罗[英国伦敦西北面的一个市镇——译者注]大道附近的温莎大街上的一间屋子。一两天之后，奥威尔从这儿把他的日记寄给了科林斯（估计寄出的是手稿，后来才打印的），同时请求他把日记给科林·普宁看一下，还有，如果埃莉诺·贾克斯“想看的话”也给她看一下。这是奥威尔信中第一次提到埃莉诺，此后的信中埃莉诺才渐渐频繁地被提到。 奥威尔住在温莎大街的日子里似乎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给科林斯的信中提到他给即将发行的杂志《现代青年》（“一份败坏道德的杂志，有着同样道德败坏的名字”）写了好些短篇小说。月末的时候，通过理查德·里斯的引荐，他大胆地给T.S.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写了封信，提出要翻译雅克·罗伯茨的一本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的法国小说《夜美人》。奥威尔早期在给编辑和出版商的信中都透露着不自信。在这封信中，他在陈述自己为什么能做这份工作时，只是说，他对小说中描写的法国社会很熟悉，而且他比大多数英国人懂的法语俚语要多。艾略特就让他把小说寄给他看一下，但是，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由于对小说作者不甚了解，更不用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翻译家了，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消息、不了了之。奥威尔在这段时间把大量阅读作为一种消遣，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一封信中，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书单。此外，还会到肯瑟尔绿色公墓去转转，那是许多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的栖息地，他在那里细细研读碑文。同时，《现代青年》也由于拖欠印刷费用而被延期发行。圣诞节前夕，奥威尔离开了温莎大街。此前，他对下层生活的最后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他试图以酗酒的名义让警察逮捕自己。那是一个星期六，警察在麦尔路的尽头发现了他，周末他被监禁了起来，星期一早上被处6先令的罚款，但是因为他没钱付罚金，又被关了一天。不肯轻易放过任何有用素材的奥威尔很快将这段经历写给了《阿黛菲》杂志，后来又在《让叶兰继续飞扬》里面将它改写，放进戈登喝酒狂欢的一幕中去。 那年的后半年的某个时候，奥威尔从苏塞克斯郡给一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一个人寄出了第一封信。莱昂那多·摩尔，是克里斯蒂与摩尔文学社的一个合作者，是弗朗西丝·菲尔兹的一个熟人，奥威尔给他写信，似乎是被梅布尔强迫的。那封信充斥着不自信的自谦，没有人知道摩尔是怎么处理那封信的。奥威尔觉得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但还是给摩尔寄了两篇他可能用得着的短篇小说。同时，他还把《小人日记》的手稿寄给了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奥威尔很在意他跟艾略特之间哪怕一点点的薄弱的关系。此外，《现代青年》的出版商因为没有拿到杂志的印刷费用，没收了所有的作品，奥威尔也有2篇，他试图从出版商那儿把文章要回来。奥威尔几乎没有指望能激起摩尔的兴趣，结果摩尔却看了他的文章，不过对他的评价并不好。菲尔兹夫妇在1月初给奥威尔写了封信，奥威尔在回信中情绪低落，说他自己也知道那些文章写得不好，但是万一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对《小人日记》感兴趣，就让摩尔来处理这件事。2月中旬，他寄了封信去询问，艾略特在法贝的办公室很快回复，拒绝了他。奥威尔把手稿给了梅布尔·菲尔兹，让她把稿子扔了，留下夹书的回形针就行了。

第二部分 1927-1936 5、实地访问(3) 
令人高兴的是，菲尔兹夫人是个比较坚定的人。她读了这本书，把它拿到斯特兰德·摩尔的办公室去，说服摩尔看看这本书。摩尔看了书之后，给奥威尔写了一封忠告信。在摩尔的出版社表示愿意帮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奥威尔在4月底又给摩尔写了封信，详述了书的遭遇：1930年6月份，他最早尝试将这本书寄给海角书局；1931年夏天，他将稿子改写之后又寄给他们；艾略特曾表示过少许的兴趣。如果你们有可能接受这本书，奥威尔提出，能否请你务必匿名出版，因为“我实在没法以它为荣”。既然如此，当初奥威尔干嘛又一心想让它出版呢？从奥威尔早先给摩尔的一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出版业的一无所知，出版业人士提出的一些要求就足以将他吓住。接下来的几年里，摩尔的出版社才开始不断接受业外人士的一些建议，一些人找翻译做，还有一些询问那些最简单的出版流程。奥威尔和他们初次合作时，提到了他正在写作一首长诗，诗是关于伦敦一天的生活的，奥威尔说“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应该能写好”。这时，奥威尔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文章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什么收益”，的确如此。他曾跟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提出要翻译一本左拉的小说，可是，这份工作也不会给他带去太多的快乐。对于奥威尔这份不谙世事的天真，摩尔都容忍了，一方面显示了摩尔极好的耐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确对奥威尔的作品很感兴趣。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此时的奥威尔对于自己刚刚起步的事业，对于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都非常的迷茫。社会报道、长篇小说、文学翻译、“长”诗（在当时被看作古董的体裁）——所有这些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似乎都曾符合他对文学道路的想法。这首关于伦敦的诗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最终以《伦敦乐事》为题发表，描述了《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对闲暇时光的痴心追求。 奥威尔所说的“这段时间”的结束标志着他30年代早期生活的结束和他生活方式的转变。和许多其他战时苦苦奋斗的作家一样，奥威尔此时开始为还处于黑暗中的下层社会的私立学校工作，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伦敦西部的赫斯霍桑高级中学找到给男生上课的工作的。伦敦当时有很多教育中介机构，很可能他是向其中的一家申请的。对于一个由当时的顶尖级学者培养出来的伊顿毕业生来说，即便他非常不喜欢伊顿的学习经历，到赫斯霍桑高中教书绝对是份掉价的工作。除了他，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员，那就是校长。全校学生不足20人，都是当地一些看不起公立学校的小资产阶级者的儿子。学校安排奥威尔住在学校的管理者尤恩森家的底楼，有2间屋子。尤恩森另外供职于当地一家生产“主人之声”牌唱片的工厂。跑到伦敦西部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来，迫于生计干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奥威尔痛苦到了极点。盛夏的时候，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提到了赫斯这个地方，“上面这个鬼地方”——就是信上寄信人的地址，“是我见过的最荒芜的地方之一”（在《牧师的女儿》倒数第二章，真实地再现了这里的环境氛围）。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友情也没有很大发展；尽管这封信是开学2个月后写的，埃莉诺连奥威尔的行踪都不知道。霍桑学校的这帮学生对奥威尔的印象是，课堂上很严肃，但课后话要多一些，随时乐意教你画油画，曾经带了他的一个学生到当地的沼泽地去收集沼气。那个学生还记得“这个不近人情的”布莱尔老师曾把他屁股打得一个星期坐不了凳子；但他对这段师生间的过节没有丝毫怨言。他还精心编排了一部戏剧，《查理二世》，这部戏剧在《牧师的女儿》中也写到了，故事情节复杂，服装设计也下了很大工夫。 隐居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很少有机会出去，奥威尔又开始写作了。从他这段时间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宗教有着极大的兴趣，尽管有时候是带着嘲弄的口吻，但其中仍然包含着真诚的本质；确切地说，他这方面的兴趣源于他对宗教用具的非常详尽的了解，还有对其中一些岌岌可危的问题的认识。可能，我们在这里讨论奥威尔的宗教“立场”的做法是不对的。他曾经对戴维·阿斯顿说过，要检验一个人是否忠诚，只要看他信不信有来世，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有人信来世，可见他是不虔诚的。但是，早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奥威尔就在研究何谓移位了的宗教敏感性。他认为，这个国家以及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认识并且积极调动丰富的人类情感，而直到最近，人类的情感才被引导到宗教教义的遵守上来。他花了6篇文章来陈述他的观点：人类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且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代品。当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却是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操纵过去，无视未来，这对于前进中的30年代而言尤其危险。在同阿斯顿的那次谈话中，奥威尔指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关心死后会发生什么。 尽管奥威尔后来才探讨个人的道德观与是否信仰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对于精神信仰问题的极大兴趣却显而易见。他父母在索思伍德镇的朋友凯尔夫人是个天主教徒，曾借了一本书给他——卡尔·亚当的《天主教精神》。奥威尔给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寄给《新英语周刊》，可见他对精神信仰问题的兴趣显而易见。尽管奥威尔并不是一个没有判断力的人，但他在显示自己对当下的宗教政治熟悉的同时，由于说了一句“除了天主教徒自己，很少有人懂得要严肃地看待教堂”，这句话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人们开始争论。著名的天主教护教论者马丁德尔神父也认识凯尔夫人——凯尔夫人可能也把他的《罗马信仰》一书借给了奥威尔，奥威尔在那篇评论中用到了这本书。神父写信给凯尔夫人说，他想见见这个好争论的年轻人，要纠正他的好多宗教观念上的错误。这段时间正是天主教复兴的重要阶段。诺克斯大人和达西神父是复兴的主要人物，报刊读者对他们都很熟悉，当时对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的追求也风靡全国。奥威尔对卡尔·亚当的书评中所讨论的问题在所有的圣坛和报刊上都受到非议。我们可以说，奥威尔是一个潜藏的天主教皈依者——可能是因为凯尔夫人的一片热心，对于30年代的作家来说，天主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避难所，在《让叶兰继续飞翔》中，戈登对拉夫斯顿说，在20世纪，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要么选择天主教，要么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这话有夸张的成分，但这确实是20世纪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所接受的选择。 一半出于寂寞，一半出于兴趣，可能还希望给埃莉诺·贾克斯留下个好印象（据她女儿说，她是个“非常崇尚精神追求的人”），奥威尔结交了一个助理牧师，名叫欧内斯特·帕克，是一个比他稍大的年轻人，在赫斯当地的国教教堂任职。这个教堂很注重仪式，不是很遵从那些改革提案。奥威尔很热心，主动要求给教堂画圣像，是一幅圣母玛丽亚的像。他告诉埃莉诺，他要把这幅肖像画得尽量像《巴黎妇人》中的插画。他还暗示会去领圣餐，只是担心面包会咽不下去。奥威尔参加英国国教教堂的真正动机很难猜测，既然他参加了，又为什么不去参加教堂里最重要的仪式呢？他无疑是喜欢这个助理牧师欧内斯特·帕克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喜欢和他相处，但私下里又嘲笑他工作的这个圈子，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一种背叛？奥威尔在给埃莉诺信中的那种挖苦的语气是否仅仅是掩饰他自己内心理不清的困惑呢？不管答案是什么，可以看出他喜欢把埃莉诺当成听众，战战兢兢地提出见面，问她能不能帮他收集一些蛾卵来做自然研究，告诉她他不知道夏天能不能回索思伍德，因为他想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他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六见面，但是奥威尔收到信晚了，他没法更改日程安排了。6月底，摩尔通知奥威尔，维克托·戈兰兹公司打算出版《小人日记》，不用担心这本书有诽谤和煽动公众的嫌疑了。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奥威尔，促使他加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虽然40英镑的稿酬是偏低了，但是奥威尔还是非常的高兴。尽管这个公司1928年才成立，作为一个出版商，戈兰兹是无名小卒，但这个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和出版意识都很先进，前途无量。况且，对于一个在30年代早期签下第一份合约的年轻作家来说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月底的时候，奥威尔到亨利塔大街戈兰兹的办公室与他会面，拿了一张修改意见，大多是对其中的一些语言问题和一些带有影射的名字的修改，还有就是要求对查理光顾妓院的描写进行修改。戈兰兹不喜欢这个书名，奥威尔也比较喜欢《穷困女士》这个题目，出自于艾丽丝·梅奈尔的诗。 这个时期结束了，尽管此前奥威尔犹豫不决，他还是回到了索思伍德镇。其中有家里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好多年之后，布莱尔夫妇从艾达的一个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终于有钱买自己的房子了（可能不超过几百英镑，因为艾达死后2年房子就以1100英镑的价钱卖掉了）。房子是从奥威尔的裁缝丹尼先生的一位伯祖母那里买的，坐落于主干道的南面，大小适中，朝向街道，房间空间都比较大。因为奥威尔的父母去看玛乔丽，阿弗丽尔的丈夫又在北英格兰，奥威尔和阿弗丽尔就一起收拾房子，住下了。阿弗丽尔记得当时整栋房子只有2个灯泡，他们到哪里就把灯泡带到哪里。奥威尔对“化学实验”的兴趣也再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曾试图用一根长橡胶管子从盛满黑糖蜜的罐子和沸水中提炼朗姆酒，不幸的是实验失败了，他造出来一些带橡胶味的纯酒精。 春闲时候，奥威尔就会写《在缅甸的日子里》，而且写到很晚：街对面的杂货店的孩子们记得，总能听到他的打字机咯嗒咯嗒响声，一直到很晚。同时奥威尔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考虑。从8月中旬他给埃莉诺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感情急剧升温了。他吩咐“最最亲爱的埃莉诺”不要忘了星期二见面的事（史密斯书店，下午2：15），“既然你爱我，就不要改变主意”。尽管奥威尔以前也给布兰达·索尔科德写过信，像这样公开表白的关系还是第一次。可以说，从这次开始，才看到年轻的奥威尔对女人的态度和追女人的事。尽管不是特别确切，索思伍德镇的老人们都清楚地记得他虽然举止无礼，和女人的交往也常常并不成功，但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女人缘的男人。他和梅布尔·菲尔兹的关系看起来就不仅仅是赞助人和被保护人这么简单，奥威尔的档案里有一封信，梅布尔称奥威尔“情人”。至于埃莉诺，因为丹尼·科林斯的存在，她和奥威尔的关系就显得比较复杂了。但是，1932年夏天——可能丹尼在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之间的亲密是毫无疑问的。奥威尔非常喜欢埃莉诺，并且表现出了占有欲（当她没问他就烫了头发的时候，奥威尔严厉地表示抗议），而且非常会异想天开。在为《新政客》写一篇关于普通的住宿旅店的文章时，他曾提出埃莉诺可能有兴趣帮他到一家女客住宿的小客栈去作个调查。那年夏天，他们经常去布莱斯河畔散步，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从秋天的2封信中得到少许线索。奥威尔在其中一封信中回忆道：“那天，我们在以前的布莱斯堡旅社旁的小树林里散步——那个旅社你还记得吧，高架床上长着苔藓——我永远记得，你洁白的身体在那片墨绿色的苔藓映衬下是那般美好。”奥威尔的小说中总喜欢露天嬉闹的场景，其根源可能盖出于此。另一封信是10月中旬写的，包含了一种更哀伤的情绪，“你说，回顾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是开心的，你这么说太好了。我好希望将来可以再和你做爱，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你对我的好永远令我感激”。我们可以推断，到这个时候，埃莉诺已经决定选择丹尼了。似乎公众也在为此作出选择：索思伍德镇的大多数人都很为难。埃斯米·梅耶回忆说，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情敌之间的竞争，奥威尔“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他绝对不开心”。好多年以后，埃莉诺的女儿回忆，她妈妈说，她没有嫁给奥威尔是因为“他要不就过于愤世嫉俗，要不就过于辛辣讽刺”，而且，不管她多么喜欢他，“她一直就知道自己要嫁的是丹尼”。 不管爱情的经历让奥威尔多么失望，他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工作效率。在《阿黛菲》8月号上发表了《叮叮当当》之后不久，又和露思·皮特互惠互利，为他的《珀尔塞福涅的冥后生活》写了一篇评论——当时《阿黛菲》已经变成月刊了。随后，他又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那篇有关住宿旅社的文章。但是回到赫斯之后，生活又回复到了以前的单调乏味。他告诉布兰达·索尔科德，《在缅甸的日子里》实在叫他沮丧到了极点。此外，他对宗教事务仍然兴趣不减，经常去教堂，在那里，他找到了《牧师的女儿》中的梅菲尔小姐的原型（“一个垂死的丑女人，身上散发出樟脑球和杜松子酒的气味，领圣餐的时候差不多是被搬来搬去的”）。奥威尔想，他应该很快去谈谈自己的想法，要不然，那个助理牧师会觉得他不去圣坛是件很奇怪的事。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不信仰上帝的人还去领圣餐，那实在不光彩。但是，“我已经假装虔诚了，那么除了继续伪装下去，别无他法”。这段话实在很叫人匪夷所思。如果真像奥威尔所说的，他是装出来的虔诚，那么他为什么又在读高尔主教写的《信仰上帝》呢（“好像是些很好的教条”）？高尔主教曾给他在伊顿公学行过按手礼，他又为什么为《教堂时代》写东西呢？ 丹尼邀请他去剑桥呆上半个学期，他一方面渴望见到埃莉诺，另一方面那里却有两三个人是他非常不想见到的。同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出版日期也确定在1月初。在11月中旬，他一收到校样，就赶紧给摩尔写了封信，这封信实在写得言词笨拙。有两个地方要调整，他应该改动哪一个呢？一个是因为读者不接受，另一个是印刷错误。为了保险起见，他已经开始着手两个都改。关于使用的笔名，他也很慎重，他不知道“X”是不是合适。摩尔本该告诉他这个笔名可以。“我这么问是因为，如果这本书不像我所料想的那样失败的话，我最好还是用一个以后可以继续用的笔名。” 为什么1932年末“埃里克·布莱尔”会变成“乔治·奥威尔”（当然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此后2年里奥威尔还用他的真名发表过文章），这样的过程着实让历史学家忙碌了半个世纪。大家想当然地以为，这次改名字代表了他的个性、动机、还有决心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然而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奥威尔用笔名发表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让父母为他写的这样不像样题材的文章而感到脸红。另外，他向来不喜欢他的基督教名，太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并且和迪安·法勒的儿童作品《埃里克，一点一点来》中的人物同名。11月15日和19日，他写了2封信给摩尔。在此期间，他想出了一连串的笔名：肯尼思·迈尔斯、乔治·奥威尔、还有H.刘易斯·阿尔维斯、还提到了他做流浪汉时偶尔用的一个名字，“P.S.伯顿”。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奥威尔这个名字。埃莉诺·贾克斯记得，有一次，奥威尔从易普斯维奇（奥威尔河流经的一个地方）回来，向大家宣布：“以后我要改名叫乔治·奥威尔，这是个非常好的英国味十足的名字。”另一方面，据理查德·里斯回忆，名字的问题显示了奥威尔非常迷信的一面。他曾说，如果你的名字随作品发表了，你的敌人也就看到了，敌人就可能“对它施加魔法”。里斯觉得他讲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不管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选择用这个笔名，11月底，戈兰兹出版公司的排版人员被告知，标题页用“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肯尼思·迈尔斯”和“H.刘易斯·阿尔维斯”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脚注”。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奥威尔终于约了埃莉诺在伦敦的维多利亚旧大楼外面见面。4天以后，他又写了封短信约她星期天去乡下远足，这封短信被保存下来，他在信中难过地说，他们之间竟然没有提做爱的事。当然，如果丹尼在索思伍德的话，他们之间就什么也不可能做了，但是如果丹尼不在呢？“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不要勉强，但我希望你是愿意的。”不管埃莉诺现在多想和奥威尔保持距离，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常亲密的，她这时候可能还在伦敦工作。12月份的一封信中，奥威尔问她是不是在卖袜子之类的东西，还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回索思伍德）。奥威尔提议去乡下散步成了泡影，但是，他们12月21号在国家美术馆外面见面，2天后又一起回到索思伍德。当奥威尔到蒙太戈去过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了一沓提前印刷出来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天真地问摩尔，封面上的“书社推荐”是什么意思。5天以后，他前往倍德福德郡，去索尔科德家给布兰达送去他刚出版的书。从他离开缅甸至今已经5年过去了，他终于成功了，现在是个作家了。

第二部分 1927-1936 6、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1) 
我独自一人，好可怜。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奥威尔这时候已经快30岁了，对于30年代的文坛来说，他的起步已经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书，安东尼·鲍威尔是在25岁，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岁。当时的媒体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奥威尔几乎完全是在当时的图书界之外。他不给时尚杂志写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签到的写作合约也少得可怜。毫无疑问，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说出的那些义愤填膺的话，完全是出于奥威尔对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权力做主的文学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怀。“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对着小说季刊《普里姆罗丝季刊》的编辑们呼喊：“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我们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诗歌。我们只接受同在剑桥认识的朋友的诗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奥威尔也有好几首诗被他在伊顿公学认识的人接纳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受排斥的感觉。30年代早期的文学界因为杂乱纷呈而臭名昭著。约翰·斯奎尔爵士是《伦敦信使》的幕后操纵者，他和他的同党控制了半打的杂志和报刊，弗吉尼亚·沃尔夫也毫不忌讳地把文学界野心勃勃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最令她厌烦的是西里尔·康纳利，他通过在中学和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来提升自己。 关于此时的奥威尔，上述种种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他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此时外表如何？关注什么？有什么打算？早先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告诉我们，大家是喜欢他的，同时又觉得他有距离感，不合群，但没有人觉得他特别的引人注目，也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理查德·里斯发现他身上有一些品质将他和当时苦心向上爬的年轻的文学家——如康诺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区分开来。里斯觉得奥威尔是一个友善、细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该有的催人进取的自信心。他的聪明能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并不特别地具有原创性、特别地有天赋”。此外，如果一个人本身是守旧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谨慎的现实主义加上自知的审美情趣；诗歌也必定是深思熟虑的郝斯曼式的无趣的四行诗。即便在30岁，奥威尔身上有一种情调，让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这种情调把他同同代人区分了开来。尽管有一两个例外，大多数文学传记对30岁时的奥威尔的描述都是“一个从大都市来的多事之人”。然而，奥威尔不是这样的。寄居于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他感叹蒙塔古镇居然有刺猬仔从窗栅栏里出入。回顾这封关于猬仔的信，这似乎是奥威尔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面的最好展示。“猬仔不断地跑进屋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浴室发现了一只，非常小，不比橘子大。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其他几只刺猬中一只的幼仔，尽管它已经发育好了——我是说，它已经长刺了。”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不仅仅有对“自然”的迷恋和对动物的爱和关怀，还有一个自然主义者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自知自觉——和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奥威尔不是在做戏给隐形的观众看，而是单单把事情记录下来。在讲述完有关猬仔的遭遇后，奥威尔又非常难过地表述他对这个世界的哀叹（“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从第一段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有些幻想破灭的年轻人的形象，从第二段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本真的奥威尔。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这个时候，奥威尔对待生活的方式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后来的关于奥威尔的描述充满了奇怪的矛盾并置——奥威尔穿着破破烂烂的呢子衣服去参加一些时尚晚会，同时还会天真地问穿成那样进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轮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遥远的苏格兰小岛上，他显然对岛上栖息的鸟类生活习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能否被营救的兴趣。奥威尔早前给莱昂那多·摩尔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给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时，都会不断地惊讶于他实在缺乏自知之明。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不自知——只要环境要求，他可以变得非常精明——只是，有时候，他对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注意。正如索思伍德镇的人所说，他是一个“在梦幻中漫步的人”。但是，他的心中深藏着极度的严肃感，却又常常演变成不加掩饰的忧郁。可以看出，30出头的时候，他不快乐。一部分是因为他曾经坦率流露出来的寂寞，一个男人，前途未卜，困在一个小镇上，眼巴巴地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离开，而这种寂寞背后是一个更具全局性的问题。30岁的奥威尔一方面在努力摆脱一种生活和支撑这种生活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他想要的新生活还没有成形。这其中的困惑，还有如何面对生活这个问题的迷惘，都可以从奥威尔紧紧抓住宗教这根救命稻草这一点上看出来。《牧师的女儿》这部小说是奥威尔在永远离开索思伍德镇之前不久完成的，作品的主题是表现50年前汉弗莱夫人的那个年代，非常老套：即宗教信仰的丧失。书的主要线索是奥威尔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中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在1934年7月的《阿黛菲》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波德莱尔的评论中，他指出，这首诗“依附于基督教伦理和想像的背景，因为他是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他认为像原罪、诅咒这样的观念远比人道主义、无神论的任何观念都来得真实可信”。这样的评论讲的可能就是奥威尔自己。 同时，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矛盾。他已经出了一本书，但是靠写书并不能养活自己，只能降格去教书。他最钟情的女孩（埃莉诺）爱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且很快就要嫁给那个人了。另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布兰达）想要的仅仅是友情；事业上，虽然《巴黎伦敦落难记》激起了不错的反响，但他仍然是个边缘作家。从出版第一本书到最后伪装成文学界胡作非为的人，这期间的2年时间实在不容易熬过，所以，他的不满随处可见。1934年末，奥威尔的信中有着明显的自怜自艾，但是，后来的10年和他此后的半生中，这样个人的不确定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 1933年初，有一些好消息传来。摩尔很快转卖了《巴黎伦敦落难记》的美国版权，法语版也将紧随其后。春天的时候，奥威尔回到赫斯，渴望见到埃莉诺。2月中旬，他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到镇上来了，同时还让她帮忙去确定一下，普里尼斯是不是已经拿到他的书了。从埃莉诺给一个时装艺术家的推荐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她在伦敦找工作。奥威尔告诉她，自己得了重感冒。《阿黛菲》4月号上刊登了一首严酷的诗： 我看见大街上蜂拥的人们 有我、有你，还有他们 这些标上了死亡记号的人啊 没有信仰、没有根 像落叶飘零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首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我们可以看到T.S.艾略特对他的影响，但其中对无根的迷失感的表述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人困在赫斯，身边对他友好的同伴只有那个助理牧师，埃莉诺又远在索思伍德，而且感情上还处于矛盾之中，此时的奥威尔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出口，布兰达算是一个出口。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布兰达成了奥威尔在文学以及其他一些他热心的东西的共鸣者。3月，他写信给布兰达，嘲笑她对萧伯纳的喜欢，告诉他自己最近喜欢上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布兰达可能也被引诱到了镇上。他回忆之前的会面时说，在本海姆·比奇斯的时光真是太美好了，“我真想等到树发芽的时候再去那里”。本海姆·比奇斯是泰晤士河谷的一片树林，很快成了奥威尔迷恋的地方。埃莉诺也被吸引到了那里。《牧师的女儿》一书中的多萝西为了逃避她那个讨厌的雇主克利夫太太就跑到这里来，一边野餐一边看一本乔治·吉辛的《怪女人》。戈登·康姆斯道克想和罗丝玛丽到这里来，在香气沁人的秋蕨里面散步但没有成功。教书的工作让奥威尔几乎没有业余时间——他似乎被骗了，周末的时候也得干一些课外的活——但是，他还是抓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并向摩尔保证再写出100页来。奥威尔在赫斯一直呆到这个月的中旬，他写信给当时在那里参观的美国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的代表，想跟他约个时间见面。奥威尔和埃莉诺的关系没有彻底断绝，5月底，他给埃莉诺写了一封信说，“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信却寄到她在伦敦呆的地方罗海姆敦。一切似乎都朦朦胧胧，很不确定，比如说，去乡间散步怎样？夏天有什么打算？因为布莱尔夫妇可能想暑假期间把蒙塔古的房子拿来出租，这就意味着奥威尔必须另找住处了。他的工作也很不如意。他已经打算末的时候也得干一些课外的活——但是，他还是抓紧创作《在缅甸的日子里》，并向摩尔保证再写出100页来。奥威尔在赫斯一直呆到这个月的离开霍桑中学，到尤克斯桥附近的一所学校去教书，但是很显然，教书对他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在考虑其他的工作。刚好内莉姨妈这时从巴黎来了封信，信中还附带了《阿黛菲》的订阅单，还送给她最喜欢的外甥一些钱，同时建议他试试去给露思·皮特的陶器公司当商务代表，还说阿弗丽尔可以提供一些赞助。同时，他写给埃莉诺的追求信也显然达到了目的，因为6月初奥威尔又写信去，计划周末一起去远足。他提议“最好去有树林的地方”。最后决定去本海姆·比奇斯，应该是从帕廷顿乘火车去的那里。 在《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树林是奥威尔对“自然”的狂想曲的源泉（罗丝玛丽“行走于一片轻飘飘的榉树叶的河岸上，叶子淹没了膝盖，在脚下沙沙作响，像是一片轻飘飘的红金色的海洋”），也是他一些最痛苦经历的见证。可是，这次在这里的树林里发生了什么，或许无从考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奥威尔同埃莉诺的友情在这次见面后结束了。7月初，他写信给埃莉诺，聊起夏天的干旱和到索特海尔洗露天浴之类的话题，希望她夏天到索思伍德去，信末说，“我太想再见到你了”。这时候，他的工作也定下来了，他将到尤克斯桥的弗雷公学去教法语。这个学校比较大，差不多有200名学生，教职工也较齐备。奥威尔这时候又担心，学校在暑假期间会不会让他留下来给学生训练。2周以后，他给埃莉诺写信，讲起前一年里他们共同度过的好时光：在沃尔博斯维克海滨沐浴、饮茶。他已经不再指望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仔细看了学校颁奖的情况，发现很血腥。”这时，《在缅甸的日子里》已经写完，虽然有些部分奥威尔非常不喜欢，想做些修改。这是现存的他写给埃莉诺的最后一封信。1933年夏天，埃莉诺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怎样，她和丹尼·科林斯次年就要结婚了。而科林斯对整件事的态度却没有任何记录。接下来的6个月没有任何记录，似乎是不好的征兆，现存的只有一些他给摩尔的几封信。因为弗雷公学的工作压力，改写《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工作花的时间远比奥威尔预计的要长，但是到11月底，它已经可以交付给摩尔的位于戈拉德科洛斯的出版社了。奥威尔表示自己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但是这本书和你以前出版的书的水平还是相当的……”，这本书从他在缅甸的某个阳台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前前后后花了6年时间，此间他还在给《阿黛菲》写评论。此外，对乔伊斯还是兴趣不减，12月份，他给布兰达写了封长信，滔滔不绝地跟她讲乔伊斯。他对布兰达说，事实上，他只要一提起乔伊斯就停不下来。那几个月里，乔伊斯对他作品的影响非常明显。 在弗雷公学工作的时候，奥威尔一个朋友也没有结交，大家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他喜欢骑着刚弄到的二手摩托车到附近的乡下作短途旅行。一次旅行途中，他将《在缅甸的日子里》的手稿寄给了摩尔，第二次远足则差点要了他的命。圣诞节前不久，一个下雨的下午，他又骑着车出去了，穿的衣服很少，浑身都湿透，回来受了伤寒，后来又发展成了肺炎，被送到了尤克斯桥的乡村医院，曾一度觉得他有生命危险。布莱尔夫人和阿弗丽尔被叫了过来，但她们是在病情稳定了之后才到的，这段病史被记入了家史。奥威尔在昏迷的时候，可能以为自己又回到了7便士的小客栈里，神志不清地念叨着钱，阿弗丽尔记得，他好像说要把钱放到枕头底下。到12月28号的时候，他已经好了很多了，写信感谢摩尔曾经顺道过来看望他。他的善于观察的眼睛把医院的日常生活都记录下来，这些观察几年后在《穷人之死》里面都被用了起来：喝茶的时候，一个病友死了，但是由于护士的伶俐，这件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过去了。露思·皮特去看他的时候，看护肺病病房的护工告诉他，那些脸红红的病人都会死掉，而那些脸色苍白的才能挺过去。1月份的第2个星期，奥威尔出院了。他在伊令［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译者注］的一家旅馆住了好几天，然后才回索思伍德养病。此间保存下来的信件又是他写给摩尔的几封信。因为有家人的照料，他渐渐康复了，已经可以干一些活了，提出要翻译内莉姨妈的丈夫的一个朋友写的一本哲学作品（摩尔积极地帮他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没有成功）。新年刚过，有一天，突然有消息说，戈兰兹不答应出版《在缅甸的日子里》。 表面看来，戈兰兹的决定出人意料。对于一本处女作来说，《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影响是很不错的。而《在缅甸的日子里》这部小说是对英国统治下的缅甸社会的辛辣描写，其争议性不会亚于《巴黎伦敦落难记》，为什么要拒绝这样一部小说呢？不幸的是，维克托·戈兰兹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关于过去一年概况的《新闻编年史》反映了每天充斥着亨利塔大街的紧张氛围。戈兰兹看起来不止39岁，秃脑袋、像个圆顶，人们对他的描述是“个子很小，人很幽默，也很精明”，总叼着个烟斗，说话的时候喜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告诉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新闻编年史》是一份进步报刊，他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够促成国内外的一个更合理的经济体系的形成”。除了承认这样的崇高的理想之外，戈兰兹对出版的现状保持着警惕，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杞人忧天：他特别害怕哪本书可能会招致任何破坏性的或者惹来经济上的麻烦。当《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被送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还在为《爱的方式》这本书的惨败懊恼不休，这部小说是一个名叫嘉梅·伍尔西的年轻女作家写的。书中对情爱的直露描写并没有妨碍它的出版，但是书印刷和装订之后，出版商却因为其中的淫秽内容而不知所措，此书很快销声匿迹，可是戈兰兹还是惊魂未定，害怕自己出版的东西里面会不会再有潜藏的这种冒犯性的内容。在出版《大忙人伍尔西》之后不久，戈兰兹告诫他的合作者哈罗德·鲁宾斯坦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应当是能解决问题的，不应当是需要我们去为它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实在害怕任何会给我惹官司的事情。”从这些话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不愿意出版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里》。他觉得这本书会招惹那些印度行政人员的干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奥威尔以后的作品的出版也会受到他神经质般的干涉。《牧师的女儿》出版前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包括其中有一幕是关于沃勃顿想要强xx多萝西的描写。当然，《在缅甸的日子里》后来的遭遇表明，戈兰兹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海尼曼和海角书局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拒绝了他。虽然哈珀兄弟出版公司最后接受了这本书，也曾经要求他改写，此外，对一个英国作家来说，处女作首先在美国出版不是通常的做法。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奥威尔急切地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提出要撰写马克·吐温的传记。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建议他去找查托和温德斯出版社试试，但是，这个打算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出版商的资助。

第二部分 1927-1936 6、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2) 
当春风从贾特兰半岛吹过萨福克郡海岸时，奥威尔还被困在蒙塔古的床上，他的沮丧与日俱增。他开始另一部小说的写作，就是后来的《牧师的女儿》。他在给摩尔的信中提到，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有个神秘的项目，但要求有“专门知识”，而奥威尔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赫斯附近的风景促使奥威尔又写了一首诗，《皇家留声机厂旁荒废的农场》，发表在《阿黛菲》的4月号上，这真是一首非常糟糕的诗，又回到了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 如同树木生长那样 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 自由的灵魂 没有被重重疑虑羁绊 就可以像箭一般飞翔 飞向心中神灵所在的地方…… 诗人陷在没有上帝的现实中，感觉被“从两个方向撕扯着”，像是布里丹的驴子不知道在“水和玉米”之间该如何选择。从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奥威尔这段时间非常不开心，似乎他再次萌生了对布兰达的感情。圣费利克斯学校放假的时候，布兰达离开了索思伍德，她的离开让奥威尔陷入了忧伤，“我真希望你在这里啊，”他难过地说。《牧师的女儿》也叫他沮丧到了极点。他知道书中不乏好的东西，但是整本书不紧凑。丹尼和埃莉诺现在已经结婚了，打算动身去远东。奥威尔告诉这位生活中牧师的女儿，“没有你这里变得无法忍受”。要不是他当时非常忙，他会发疯的。 奥威尔这种夸张的自怜自艾并不是由于他本人不合时宜的严肃引起的。相反，只要他把书写完，就会动身去伦敦（他给布兰达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暗示）。然而，孤独感仿佛一直伴随着他，他下定决心不惜代价要找到一个伴侣。于是，大约在1934年夏天，一段奇怪的小插曲发生了。乔治·萨默斯比奥威尔小6岁，是个古董商，在索思伍德镇港口尽头的轮渡路上有一些产业。他好像至少周旋于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在当地的几个社交圈里，比如说，他认识他母亲的一个朋友塔博斯太太，而和他们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他认识“埃里克”，第一次是在索思伍德的五金店里看到他，那时候并不喜欢他。乔治·萨默斯此时正和一个叫多萝西·罗杰斯的女孩子关系很好，并且两人可能已经订婚了（很巧的是，这个女孩是多拉·乔治的一个朋友，4年前，奥威尔曾把一首诗送给多拉），多萝西·罗杰斯是沃尔博斯维克车库经营者的女儿，是“这个地区里最漂亮的女孩”，她在索思伍德一家名叫格里芬的女士服装店工作，路人经常看到她在那里布置橱窗。罗杰斯先生有一次和未来女婿聊天，不解地问他，他的女儿有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乔治.萨默斯回答说，有啊，为什么这样问，当然有，你是她父亲，应该知道，每天下午，她得从工作的地方，穿过索思伍德广场回家，从连接布莱斯和沃尔博斯维克的索桥上走过。罗杰斯先生建议他“要小心……当心（那座桥）……你哪天晚上骑上摩托车到桥头看着……如果她该到家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你要是看到有个樵夫在那里，就把他撞倒”。乔治起了疑心，谋划好了之后，一天傍晚，他真的骑着摩托车到索思伍德镇那边的桥头，这时多萝西从广场那边拐了出来，出现在视线范围内，旁边有个人等在那里，高高的个子，乔治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可能双方吵了起来，结局是奥威尔被摩托车追着跑回了广场。 此后他再也没有到布莱斯附近去闲逛。布兰达去爱尔兰过夏天了，因为分别的难过，奥威尔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时，父子关系似乎已经有所改善。他们一起去父亲最喜欢的消遣处，在去广场的路上，即在约克公爵路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们常去那里看电影。有一次，他们看电影《不变的尼芙》，让奥威尔想起了几年前在缅甸看的玛格丽特·肯尼迪的小说。此时的奥威尔经过岁月和阅读的积累，坦率地承认以前自己的看法有失偏颇。但是，他的心情还是很低落。他告诉布兰达，自己一个人在索思伍德，很可怜。《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的校样不久从美国送来了，这让他“想呕吐”。《牧师的女儿》现在也写完了三分之二，但是更糟糕。“亲爱的，一定要回来啊，”他对布兰达说，然后告诉她另外一件奥威尔式的奇特事情，他的生活向来被这样的事情点缀着。他在伊斯顿附近的空地上散步时，夏天的阳光照射着这片荒弃虚无的地方，他觉得河水实在太诱人，就脱光衣服，把衣服扔在岸边，跳进河里。立刻有好多人过来了，坐下来围观，其中还有一个海上警卫队的，“那个人本可以以裸泳的罪名把我赶上来”。奥威尔只好来回游了半个小时，“假装很喜欢那样”，直到那些围观者散开。 很快到了9月，奥威尔又给布兰达写了一封忧伤的信，告诉她小说更退步了，摩尔对他说，小说写得“太断断续续了”。但愿还是有一些（奥威尔希望如此）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段落。奥威尔不坐在桌旁的时候，他就在自家的园子里种卷心菜，还跑到洛斯托夫特和诺威奇去找鳞茎。虽然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觉得自己把一个很有前景的想法搞得一团糟，最后，他还是在10月的第一周把稿子交给了摩尔。 《牧师的女儿》是一部奇异的作品，是奥威尔写过的最奇特的作品之一。花了6个多月才写出来，包括了作家的冥思苦想和个人经历，是作家个人的苦痛和大量报道的东西相抗争的结果。多萝西·黑尔，一个教名和未来的乔治·萨默斯夫人相同的女人，是基普希尔的一个衰败的萨福克教区老区长的女儿，一个操劳过度、受压迫的人。她已经快30岁了，因为害怕性，过着老处女的生活，成了她父亲的免费的女管家兼秘书，她的工作包括给父亲打印布道词，和商人讨价还价，主持母亲联合会每周的例会。多萝西一直维持着这种半上流社会的受束缚的生活，朋友也少得可怜：一个是维克托，唱诗班的指挥，还有一个邋遢的浪荡子，沃伯顿先生，是个中年男人，很有趣，很健谈，显然对多萝西尚存的一点姿色很感兴趣，他的痴迷倒让人厌恶。出人意料的是，多萝西在父亲那里忙了一天，沃伯顿先生晚上来拜访，深夜时分，又开了个会，讨论在一部儿童剧里做长筒靴胶水的事，结果她崩溃了。有人发现她坐在伦敦后街的马路边上，像是失去记忆，坐在一个叫诺比的流浪汉旁边，诺比的朋友都在赶着去肯特郡摘啤酒花。当时的多萝西昏昏沉沉的，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于是就同意和他们一起上路了。摘了两个礼拜的啤酒花之后，多萝西才发现了真正的自我。很快就有一些小道消息传了出来——当地最喜欢讲闲话的萨姆里尔太太是主要的人物——说是一个“教区长的女儿”从家里消失了，最后见到她是在沃伯顿先生家的花园门口，两个人还拥抱了。采摘季节结束了，这些人要迁移了，转移到了伦敦，多萝西给父亲写过信，但是没有回音，她最后到了妓女住的地方，是伦敦朗伯斯区的一家寄宿旅馆，最后流落街头，还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露宿了一晚，又因为乞讨，被警察抓了起来，最后，她父亲的堂兄托马斯·黑尔爵士救了她。为了帮她改过自新，从头再来，他安排她在伦敦西郊的一家可怕的私立学校工作。她的雇主是个可怕的女人，科利夫太太，后来多萝西就被她解雇了，然后她又被解救了，这次是被好心的沃伯顿先生救了，他如从天将，乘着出租车来到她面前。在以诽谤罪把那些造谣的人告上法庭之后，她在基普希尔的声誉恢复了。回家路上，沃伯顿先生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回到家，家里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她的生活显然不一样了。 《牧师的女儿》这样组织，本质上是奥威尔对自己经历的运用，有些地方用得笨拙一些，有些地方用得精妙一些。第一部分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述了萨福克镇集市上的势利和隐约的敌意，刻画惟妙惟肖。第二部分则仅仅是给奥威尔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温他作为流浪汉和啤酒花采摘工的经历。接着还是借用奥威尔自己的经历，这次用了1931年夏天的夜晚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遭遇，但是，奥威尔模仿《尤利西斯》中的“夜镇”作了一些修饰。第四部分是根据他在伦敦西部教书的经历安排的，加上了一些他的作品中不多见的奇异元素。比如说，科利夫太太，林伍德寄宿学校这个令人害怕的女人，孩子见了她都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她宣布，圣诞节不过是那些商家炒作起来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决定取消圣诞大餐，只同意在前年的冬青树上弄一点装饰，与书中前面塑造的那些现实性的人物相比，她像是狄更斯哑剧里的女爵士。要将这些完全没有联系的素材用到一起，比如萨福克、采摘啤酒花、伦敦的落魄人、个人的教书经历等，奥威尔面临着极大的写作技巧问题。一方面，这部小说像是架桥时的一个过程，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掉到桥下的水里去，同样，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能感觉到多萝西不停地穿插于整个故事，中间却又被大量的报道性文字隔开。例如，在“索思桥”教书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作者讨论私立学校的衰败（“顺便说一下，英国有许多私立学校……”），整本书给人的感觉是，它在不停地避免成为一篇《新政治家》式的文章，这种强烈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 所有这些使得这本书有一种不调和的基调，将作者特有的个人经历嫁接到一种想像的心理描述上，二者之间是不调和的。就好像在不同的素材之间偷偷地一座接着一座架构浮桥一样，明显的不真实感冲击着小说的可信度。整个“失忆”的情节和多萝西被托马斯爵士挽救的情节是一样的不可信，沃勃顿先生的出现也是，特别地不对劲，他原来的多变和不可靠，现在却不可思议地被想告诉多萝西好消息的决心所取代。从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家本人是个决定论者，但是，他又明显地在与这种观点作斗争，这样的斗争在奥威尔以后的作品中还会有所体现。读者会觉得，如果让奥威尔来决定，他会宁可把多萝西再次送回到大街上，而不是回到她父亲那压抑的教区去。 奥威尔一直不喜欢《牧师的女儿》，大家都知道，他称这部作品为“球”[原文是“bollix”，意为“睪丸”——译者注]，并且在他有生之年决不会让它再版。他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死后11年才重新印刷。尽管基调不调和，读者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作家对什么是一部好的小说还不是很清楚，书中对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却是极富启迪意义的。在对那些落魄生活的描写背后、对萨福克小镇的令人沮丧的回忆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人类精神信仰和宗教问题的深刻而真实的兴趣，其中首要的就是，对当时宗教生活中个人用品的着迷。20世纪早期的英国学术界弥漫着宗教气息，比如英国天主教派、英国国教派；比如“战时的英国教堂：谐力和反谐力”这样的论文可以从当时的精神大熔炉基普希尔找到隐藏的动力。比如说，奥威尔早期就对英国东部基督教名义下的相互竞争的各个教派进行过详细描绘，包括从“现代主义的”圣埃德蒙派（巧的是索思伍德的教堂也是这个名字），这个教派用“耶路撒冷”字样来装饰祭坛，在领圣餐的时候，从酒杯里吸酒；还有圣韦德金德教派，是英国天主教，永远同红衣主教大人斗个不停。还有就是书中当校长排练那部儿童剧的时候，多萝西和维克多讲的那段长长的争论，提到了《教堂时代》杂志处于错综复杂时期的一系列人物，波特兰·罗素，朱莉安·赫胥黎，还有伯明翰的大主教，维克多对教区长法衣品位的评论（“在复活节的星期日，他穿的是哥特式的制服，用现代的意大利花装饰，天哪，戴的高顶帽像棕色的靴子”），这样的描写又是一幅模仿画，他影射的是奥威尔，而不是他书中角色。 书中寓意深刻的语言和对《圣经》故事的借用更加强化了书的宗教氛围。多萝西用《圣经》中的言词来规劝自己。当她到监狱里作为一种逃避时，托马斯的谨慎的男仆把她比作被拯救的从良妓女。甚至科利夫太太一天晚上在索思桥缝补的灯笼裤“好像也包含着一种冻僵了的、可怕的贞洁，这是修女的头巾或者隐士的连帽衫都不具有的”。这些描述的背后是一些对现世的依恋。最明显的是一种极端的吹毛求疵，让奥威尔把他作品中的人物放置一边，而他自己充当了其中的角色。多萝西一想到要从还留着老处女梅菲尔小姐口水的圣杯里吸东西，就觉得很恐怖，这种恐怖通过对身体反映的细节描写表现了出来：“那张嘴巴实在让人没有食欲；你绝对不想让这张嘴巴从你的杯子里喝东西”。梅菲尔小姐突然不再是散发着杜松子酒和樟脑丸的老女人，而变成了鬼一样的地下生物，引起了多萝西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书中甚至模仿了M.R.詹姆斯的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在黑暗中在卧室里磕磕碰碰地摸到了枕头底下有一张嘴巴，“有牙齿，头发散乱在嘴巴四周，那决不是人的嘴巴”。同样，你几乎看不到一两章是没有谈到钱的，多萝西同管账人之间的争斗被用最详细的细节描写记录了下来。试问，其他30年代的小说会告诉读者一包薄荷或者一磅便宜的丹麦熏肉的价格吗？ 但是最终，这一切全都是偶然。《牧师的女儿》最后在一系列长长的冥想式的段落中揭示了主题，多萝西回忆了她最后才发现的信仰的丧失和她成长环境的安全感： 换个角度说，从深层意义上讲，教堂里的环境对她来说是必要的，让她放心，因为她发现，教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多么荒谬，人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多么怯懦，有一些东西——很难说清是什么，有一些庄严的东西，在精神层面上是高尚的——而这些东西在外面的世界里是很难找到的。对她来说，也许你不信，去了教堂比没有去要好得多；遵守那些古老的教条比追逐虚无的自由要好得多。 多萝西知道自己再也没法去祷告了，但她同时又意识到，她以后的人生将不得不继续这种精神的追寻：对她来说，就好像父亲对那些商人玩的小把戏一样（父亲在咸肉卖5便士一磅的时候，故意不看那些卖肉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故事以一封奇怪的、令人不满的短信结束了。信是关于多萝西不能或者说不愿意离开为她设定的那条道路。沃勃顿先生给她描绘的她将来的生活，比如她父亲去世，剩下的那点钱花光了，这些都不能令她退步。但是，她承认，可能在领圣餐的时候，她要站在梅菲尔小姐的左边而不是右边了。 奥威尔即将结束在索思伍德的生活，在摩尔收到他的稿子之后不到2个礼拜他就离开了那里。内莉姨妈通过丈夫那帮研究世界语的朋友关系，帮助奥威尔找到了一份工作。弗朗西斯和米范威·维斯特普在汉普斯苔德的南方大道经营一家书店，需要一个兼职的助理；提供食宿。这个职位刚好解决了奥威尔眼前的困难，虽然工资很低，但是地点离文学圈子很近，每天还可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写作。10月份的第3个星期的周末，他离开了索思伍德。但是，这个地方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他在那里的经历也一直没有被遗忘。比如说，在《一九八四》中，有一幕是讲温斯顿·史密斯在爱心部的监狱里的经历，警察偷袭了他和朱莉娅藏身的地方，逮住了他，他在监狱里看到一个狱友把偷藏的一点食物给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吃，史密斯看着，觉得恐怖极了。监视屏里传出一声咆哮，“巴姆斯德，2713号！J.巴姆斯德！把那片面包扔掉。”J.巴姆斯德是杰克·巴姆斯德，他是索思伍德镇从蒙塔古的家里走出来在主干道对面的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很久以前的夏天，他哥哥常常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嘀嘀嗒嗒的打字声，一直响到凌晨。

第二部分 1927-1936 6、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3) 
奥威尔与老鼠 奥布赖恩把笼子拿起来，拿到最近的桌子上，他小心地在呢子布上坐下。温斯顿能听到血液在歌唱。他觉得自己好像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就在一大片空旷的平原中央，一片平坦的沙漠，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着，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各种声音，但是装着老鼠的笼子离他2米远都不到。这时候，老鼠的鼻口开始变硬，毛发不是灰色的，而是棕色的。 ——选自《一九八四》 奥威尔对老鼠的困扰——要说是一种厌恶实在不是很准确——早就有了。他的生活中似乎处处都是老鼠，从青春期时开的玩笑到中年时期令人悚然的幻想，都没有离开过老鼠。毫无疑问，这种依恋的根源有些是源于文学。我们知道，奥威尔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喜欢看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作品，从中认识了塞缪尔·维斯克斯，还迷上了M.R.詹姆斯的鬼故事，其中最精彩的一篇名字就叫《老鼠》。很小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读到W.H.戴维斯的诗《老鼠》。1943年，奥威尔在《观察家》上发表了对戴维斯《诗集》的评论，其中可见他对戴维斯作品的熟悉由来已久，而且特别提到了《老鼠》这首诗： 那个女人快要死了， 她的双手双脚像灌了铅； 她的猫儿出去寻乐子了， 今晚不会回来了。 她的丈夫在酒馆里喝酒， 她的女儿在向大兵抛媚眼； 她的儿子在享受着游戏的乐趣， 嘲笑着老头和跛子。 现在用我这能碾碎石头的利齿， 挑出她的颧骨； 当她的丈夫、儿子、女儿来到， 他们很快就发现留在家里的是谁了。 这首诗泄露了奥威尔作品中的典型元素：在刻毒的动物智慧面前人类表现出来的软弱（“动物也会攻击那些老弱病残”，《一九八四》里奥布赖恩对温斯顿说，“他们知道人类什么时候无助，这种智能实在惊人”）；还有老鼠咬人脸的想法。很显然，奥威尔曾经近距离地研究过老鼠。在描写1937年在西班牙他在法西斯分子的监视下去找柴火的经历，他说，“如果他们的机关枪发现了你，你必须像老鼠从门缝里钻过一样卧平自己。”小时候，奥威尔一定观察过老鼠从门缝里钻的样子，他一直记得那个形象，把它用成了作品中的一个比喻。 此后，这个啮齿动物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在他的意识的最深处，这种毛乎乎的东西一直吱吱叫着。老鼠围绕着他，在他的生活里跳舞，就像在杰汉科塔德客栈里他每天早上醒来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两只巨型的老鼠，它们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啃着火腿。1921年初，他在萨福克度假的时候，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普罗斯泼·巴迪康姆，是关于他刚买的“诱捕老鼠的大笼子”，还有如何先把老鼠放出去，再打中它。“还有个很好玩的做法，晚上的时候，带着用乙炔作燃料的车灯到玉米堆去，在旁边跑的老鼠就会被照得眼花缭乱，你就可以打到它了，或者就用来复枪射死它。”在缅甸的时候，老鼠是到处乱窜。由于意识到老鼠会传播瘟疫和疾病，殖民地的官员将老鼠列为人民的公敌，要求地方上报老鼠的死亡率，因而每年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比如说，1922年到1923年，全境大约有两百万只老鼠被消灭。这个灭鼠行动主要是在仰光，一年中有一段时间你随便在哪条街上走，要是街上没有老鼠的尸体简直是不可能。甚至在一些比较神圣的场所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老鼠。《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中，在描写麦克斯韦（被谋杀的分区的代理森林警官）的葬礼时，描写突然中止，开始转移到墓地的状况：“茉莉花里面，巨大的老鼠洞一直通到坟墓里。”大家当然能想像当麦克斯韦的尸首入土之后会发生什么。此外，在远东的时候，奥威尔经历了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众多恐怖情景中最为恐怖的一幕。把老鼠关在笼子里关上几天，快饿死的时候把它们放出来，放到一间密封的屋子里，里面当然有人，这是古老中国的一种刑罚。 因此，奥威尔30年代的生活始终有老鼠参与。1931年，呆在索思沃克桥路边的7便士客栈的时候，他注意到“老鼠太猖獗了，得养上好几只猫来对付它们”。同年晚些时候，他在去采摘啤酒花的旅途中，记载了一次奇遇。一个从伦敦一家大饭店里的来的“寄生虫”告诉他，有一家分店里老鼠实在太多，要是不带上了膛的左轮手枪进厨房绝对是次冒险。这就好像是詹姆斯·赫伯特小说中的情节——这种灰色的动物蜂拥着向被困的人群发起攻击，寻求报复。西班牙巩固了奥威尔同老鼠之间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威尔对法西斯敌对分子的兴趣还不如他对草堆后面闪烁双眼的老鼠兴趣大。比如说，在秘鲁的拉格兰加，他看到“硕大的圆鼓鼓的畜生在泥床上跌跌撞撞地走，胆子大到你不向它们开枪它就不会跑”。他们的部队占领了一个牲口棚，“全是老鼠，这脏兮兮的畜生挤满了地上的各个角落”。奥威尔曾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憎恨的，就是在黑暗中有老鼠从他身上跑过。“但是，我曾经一巴掌打飞了一只，实在令我欣慰。”他还在其他地方听到老鼠在沟里发出扑腾的声音，“他们就像水獭一样，发出尽可能大的响声”。奥威尔的一个同事称奥威尔有“老鼠恐惧症”，而这个恐惧症确实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只不知死活的老鼠跑到奥威尔的战壕里，奥威尔被激怒了，拔出左轮手枪向它射击。枪声传出去，导致双方立即开战。这场战斗导致他们的厨房被夷为废墟，两辆用来往前线运送后备部队的公车被毁。 戴维斯的诗歌、把死掉的老鼠送到索思伍德区的监测员那里、西班牙战壕里挥舞的左轮手枪，这些事情影响之大，让人不能忽略。在奥威尔最后的日子里，他一如既往地对当地的啮齿动物保持着兴趣。1946年6月，他写道“老鼠现在虽然没有，但是只要等玉米储存到牛棚里就肯定会来了”。他曾从远处看到有一只秃鹰抓住了一只老鼠。1947年4月，他从邻居那里借来一个捕鼠器，“在牛棚里逮住了一只硕大的老鼠”。6月份，在2个礼拜里，牛棚里就来了5只老鼠（“2只硕大无比”），奥威尔优哉游哉地想着要去逮住哪一只。“捕鼠器就那样放在它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没有放诱饵，也几乎没有隐蔽起来……最近我听说阿杜莎有两个小孩被老鼠咬了（像平时一样，咬在脸上）。”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夜以继日地写作《一九八四》，可能下面这段温斯顿和朱莉娅之间的争论也是在这段时间写的： “老鼠！”温斯顿咕哝道：“就在这间房间里！” “到处都会有老鼠的，”朱莉娅一边躺下，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客栈的厨房里还逮到过老鼠呢。伦敦有些地方都是老鼠。你听说过老鼠会咬小孩吗？是的，会的。这里有些街区，女人都不敢把小孩单独留下2分钟。是那种硕大的灰色的老鼠干的。最恶心的是，那些畜生总是——” “别说了！”温斯顿紧闭双眼说道。 “亲爱的！你的脸好苍白。怎么了？它们让你恶心吗？” “世上最恐怖的东西——老鼠！”

第二部分 1927-1936 7、观景之房(1)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一个值得一读的作家，我们是否应该在遇到他时去认识他，就像我们在碰到无聊的作品时一样透不过气来么？ ——《让叶兰继续飞扬》 我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但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 ——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1935年2月16日 爱书角书店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南坡，《让叶兰继续飞扬》将这里描绘成“某种不成形的广场，4条街汇聚于这里”。它占据肯特郡和西北3区之间树叶茂密的森林边缘间的那一片界限不清的腹地，从附近的剧场影院就能俯瞰到。一条电车轨道从这里通过，这是某一本小说中怪异的“现代”象征的原型：一辆有轨电车“就像一只沙哑的铁质天鹅”从圆石路上吱嘎作响地滑行而过。 毫无疑问，这是奥威尔从商店窗户向外凝望时产生的这种幻想般的比喻。晚上，他会去韦斯特罗普一家在庞德街沃克大厦的公寓，那里是他老板的交际圈，还有与他一同寄宿在这里的乔恩·金奇。大家都说，这里总有一种明显的礼貌氛围。韦斯特罗普先生个子很高，有些驼背，他的一个寄宿者形容他外表让人印象深刻，“很像一个安静的乡村律师”。他的妻子——他们都已过中年——更为活泼，他们都尽力想让这个年轻的书店店员感到自在，有时候，还让他借用这里舒适的起居室。韦斯特罗普夫人曾问他是否打算带女人回自己的房间，这不是射出警告之箭，而是暗示表明，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奥威尔早已习惯于英国中部的文雅习俗，因此他对此有些惊讶。韦斯特罗普公寓的社交圈只是奥威尔众多的交际圈之一。尽管他初到伦敦，却有好些有用的熟人。《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他的朋友只有罗斯玛丽和带有负罪感的赞助人雷文斯顿。这部小说表现了奥威尔的技巧——这种技巧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四》——把一个孤独的反英雄置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反面。与之相反，他自己在沃克大厦和随后移居的几个地方的生活都是相对活跃的。这是他第一次在伦敦长期定居下来，他扩展了熟人的范围，频繁地会见里斯以及一群与《阿黛菲》杂志有联系的作家。他保持着与梅布尔·菲尔兹的友谊。最重要的是，他碰到了成为他第一个妻子的女人。 奥威尔通过《让叶兰继续飞扬》一书从文学上和情感上表达了他对所处世界的某种信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奥威尔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朋友都同意，小说中对书店的模仿最为严肃、沉重。在书里，书店的经营者麦肯尼先生在煤气取暖器旁睡着了，烟把他的白胡子弄得斑斑点点。此时，他那在几英尺以下的痛苦的助手正在计算着逐渐减少的香烟存储、赶走流浪汉、为声音洪亮的女人寻找关于狗的书，心里暗暗鄙视却主持着店里的外借图书馆，把维多利亚经典的书踢到一边来发泄情绪。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爱书角书店有着与小说中明显不同的气氛，它过去的赞助人都记得，这是一家极好的旧书店，有着颇有鉴赏力的收藏，店主是“一对快乐的夫妇”，只有奥威尔关于外借图书馆的描述和这里的现实有些微弱的联系。30年代中期，一个在这里看过书的12岁的男孩回忆说，书店逼仄、布满灰尘、收藏的书堆满书架、快摞到天花板了，它们预示着埋藏的宝藏，“非常让人兴奋”。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奥威尔提到，这里的工作每天大概5个半小时（这又一次表明了他与戈登的不同，戈登每周工作5天半）。7点起床后，奥维尔在8点45分从楼上下来打开书店的大门，然后在那待上1个小时。从10点半到午饭前，他都在写作。下午2点回书店，在那一直待到6点半。 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在30年代还有比这更差的条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时代周刊》做助理编辑。奥维尔的休息时间正好是他头脑最敏锐的时候，这一点很幸运。他可以打着哈欠度过长长的下午，真正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别人对他做书店店主助手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后来与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战友、然后成为他在《论坛报》时的同事金奇，从未看他坐下过。他站在书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亲近的人”。除了收藏书和外借图书，这个书店还有其他不同的副业，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金奇记得这样一个情景：高高的、阴郁的他在店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头瞪羚”，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男孩子，交给他一包邮票。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奥威尔在店里时，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气氛。作家彼德·范西塔特在上学的时候来过爱书角书店，他还记得这个“不太有礼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销《马达加斯加商船号角》，却没有成功，他坚持购买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烦恼》。 尽管《让叶兰继续飞扬》的结尾是乐观的，但这本花了他在韦斯特普罗书店里15个月时间的小说是一本表达忍无可忍感受的书，充满了对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学世界以及对拒绝和漠视的愤怒之外的更广阔环境的深深失望，谴责了喧嚣纷乱的生活迫使他出卖自己虽然少却真诚的才华。戈登也不安地感觉到，他对窗外混乱的挣扎和愤恨越发地无关紧要了，这也许正是标志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与其说《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关于一个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文学大本营之外而挣扎的诗人的小说，不如说它是描述了某个人认识到，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生活将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东西所湮没，而他试图去预见未来。因此，把奥威尔置于他所处的大环境下来看，了解他在职业上、社会生活上和政治观点上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正是3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单独的、没有区别的时间段：领救济品的长队；轰炸机突袭格尔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马刺靴子前闪烁；潮水般飘扬的小旗子。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奥威尔自己的职业领域，如果没有意识到那种深刻的、常常会发展成完全恐惧的不安全感，是无法去阅读在1935年以后所写成的任何一本严肃的英国小说。而且，当时的迹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29年到1931年间的萧条期，以国家政府的成立而结束；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此时希特勒的势力在别的地方不断增强；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权并开始了3年的内战；随后是确定的“战前”时期（这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所体现），此时，人们都意识到武装侵略已经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仅有的愉快时期，”亚历克·沃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沃是一个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个富有的妻子，她对贾罗地区的贫困比不上对新闻纪录片亲切。但是，很多没有4位数收入的人都这么认为，这是德国纳粹首次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和开垦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时代，也是斯坦利·鲍德温“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勋爵温和外交的时代。 界定奥威尔所处的文学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倾向于把30年代看成是奥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时代，而且偶尔会把他们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这个时代的确有他们，但不仅仅只有他们。英国文学生活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争的群体、新旧等级、独来独往的人、操纵者以及一些无法分类的人。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学社团和西特韦尔姐弟们的20年代的旧势力仍然在不断强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体，比如，出版寿命不长的《日夜》杂志就汇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丽莎白·鲍恩、彼得·弗莱明和西里尔·康诺利。伦敦以外，以沃尔特·格林伍德《失业救济金之爱》为例的、一些勉强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对抗性的工人阶级文学开始在英国扎根。然而，这些革新、实验和政治目的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静表面。那些颇为平庸的畅销书大家——普莱西里、沃波尔、迪屏——所有这些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所诅咒过的名人，都顺着现代主义的潮流没有任何阻挡地前行。对于布特的图书馆、文学茶会、由《星期日泰晤士报》主要评论家拉尔夫·施特劳斯发起平和的炉边闲谈，都是一段最好的时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南摄政街的多兰大厅所举办的读书俱乐部书展活动为期两周，充分展示了当时大众所喜爱的读物。这里观众们可以聆听A.E.W.梅森讲《历史小说》、亚历克·沃如何条分缕析《作家的工作台》、彼得·弗莱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经历、跟随着多萝西·赛耶丝一起被《谋杀倾向》而吓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库珀关于《传记》的思想。奥威尔在社会生活上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属于这个世界。30年代，一本畅销“商业”小说的平均预付款是500英镑，约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圈之外。《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戈登受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之邀参加一个晚会，却弄错了出现的时间，他认为对方是故意弄错时间来羞辱他的，于是，他对主人致歉信的答复口出恶言，由此而毁灭了他通向正式文学世界的仅有之路。与之相反，奥威尔凭借《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出版恢复了与西里尔·康诺利的关系，在《新政治家》时期认识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诺利可能会成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赞助人之一。认为奥威尔是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中心人物纯属胡说，然而如果说他是个永远痛苦的局外人也是无稽之谈。 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文学变得越发政治化。即使对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书俱乐部所喜爱的文学团体也是如此。在苏联官方保护下的莫斯科实地考察之旅成为30年代现代国际文学上的盛事。甚至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文学界社交名流贝弗利·尼科尔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里搜寻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苏理由，结果一无所获。奥威尔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统一的政治信仰，在汉普斯特德的工作让他第一次与那些对政治——左翼政治有强烈兴趣的人们有了天天接触的机会。这些影响一部分反应在里斯身上（《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雷维尔斯顿“多年来”一直试图让戈登信仰社会主义，却从没有成功地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更大的推动力可能是来自韦斯特罗普一家，他们很久前就是独立工党的成员，也劝人加入。伯纳德·克里克指出了独立工党对于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满的左倾作家的吸引力。在凯尔·哈尔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独立工党，促进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同盟的形成。工会、中产阶级的费边主义者和醒悟的自由主义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员会。除了艾德礼是明显的例外，早期的议会工党几乎都是从独立工党中初尝经验。后来成为首批议会大臣的拉姆齐·麦当劳和菲利浦·斯诺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尽管独立工党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贝文曾经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坚持的“贞节”，认为它的确比30年代工党所有宽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伦·威尔金森为代表，这位贾罗下院议员在她所写的一本颇具煽动性的书《被谋杀的城市》中描述了萧条时代她的选民的贫困生活。虽然如此，独立工党的独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主的观点、温和的和平主义者观点以及公然的革命性，都对那些在工党主流之外的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韦斯特罗普一家的联系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事实上几乎到了正派政治话语的边缘。正是通过他们，奥威尔见到了著名的煽动者、托派分子雷吉·格罗夫斯，他在奥威尔之前也在书店里工作过。这些新的关系至少扩展了奥威尔的政治范围。他们也许没有鼓励他参加某个政治党派，但他们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而之前他是不会考虑或是被这些问题所吸引的。 在工作时间之外，奥威尔远不是像《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那样整天呆在卧室的隐士，当女房东一转身就偷偷把用过的茶叶冲下厕所。晚上与金奇的聊天总是集中在罗马天主教和它对大众生活的有害影响：金奇记得奥威尔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寻找女伴的习惯也停止了。一个商业艺术家“萨莉”，戈登女朋友罗斯玛丽的职业背景就是取自她，她总是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与一个叫凯·艾科华的女孩亲近得多。他是在1934年的秋天在书店里碰到她的，她比他小8岁，有着他所不熟悉的独立头脑（比较而言，布兰达·索尔科德和艾伦娜·杰奎斯都是中产阶级的淑女，生活于褊狭隔绝的环境中），她好像有些喜欢他，尽管有时会觉得他的某些态度有些荒谬。男朋友恶劣的健康状况让她颇受打击。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却有些干干的，苍白干燥的皮肤“就像他被缅甸的热度烤干了一样”。凯爱着奥威尔，甚至准备好了跟他上床，这是许多她的同辈人不会做的事情。但她认识到，这段关系受到阻碍，表面上是因为对她而言是陈旧的社会习俗，深层次上却是本质上的分歧。例如，考虑到奥威尔“极端男性化”的倾向，约会时各付各的钱总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她还相信当奥威尔足够喜欢女人时，“我不认为他把她们看成生命的力量”。 凯说，只有在全是男性的文学聊天或是在这个孤独的作家桌旁，他才是真正的他。与他一起在汉普斯特德荒原漫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馆打发时光，凯还注意到了他的其他特性。其中一点就是对金钱的迷恋，而这常常与他的自怜相冲突，或者说正是这种迷恋让他觉得自怜。据凯所说，奥威尔把自己想像成“不公正的牺牲品，因为他支付不起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得不为此挣扎……”就像戈登在兑换了一家美国杂志的支票后喝得酩酊大醉一样，他在手头有钱的时候也喜欢挥霍。还有一种怀疑，这个观点非常进步的人（凯常常得听他反帝国主义的长篇大论）却不能对抗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陈旧习俗。“我认为他不能勇敢面对他的很多偏见。我觉得他很小心地保存着它们。”尽管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叛者，奥威尔仍然不可避免地与他成长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连在一起。假装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优点表示轻视，凯却发现他很难和一个跟他才智不相当的人谈话。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很多差距都是时代性的，人们会发现他这段时间所交的年轻朋友回忆起来都有种相似的愉快情感，但是也有一种无法达到30年代进步论者们严格要求的感觉，虽如此，这种感觉还是与他早期生活愉快地交织在一起。 工作完毕后，奥威尔与韦斯特罗普家客人聊天和与凯共度的夜晚是一样的愉快，在这样的前提下，奥威尔在1934年末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职业生涯。他继续为《阿黛菲》写作，并且专心研读深奥的理论著作。11月的刊物上发表了他对克里斯托夫·道森的《中世纪宗教》的评论（即使在英国，也有罗马天主教作家可以写出比贝洛克的胡说八道和诺克斯的喋喋不休更好的东西，这真让人感到安慰）。但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牧师的女儿》的写作，并设法通过维克多·戈兰茨所布下的法律上和编辑上的雷区。时刻警惕的戈兰茨委托了不下3份书评，而这些书评都对小说颇为赞赏但同时各有保留意见。公司的主要评论者杰拉德·古德是评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观察家报》的主要评论人），他认为这本小说是一部非凡的作品，但同时觉得学校的场景描绘得太过分，而“夜城”的模仿虽然有力却犯了艺术上的错误。哈罗德·鲁宾斯坦从法律和美学两个角度评价了这本小说，认为法律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但抱怨小说的5个部分连接得太松散。戈兰茨的初级主管诺曼·柯林斯提出了一些改动的意见，但他担心奥威尔不会接受。尽管奥威尔同意修改，戈兰茨为诽谤罪而担心了好几个月，一直愁到下一年春天的出版前夜。11月中旬，奥威尔在给摩尔的信中承认学校的场景的确是“过度”了。5天后他与戈兰茨在海瑞特街会面，他同意把这部分删去。12月中旬打字稿送回后（提及罗马天主教的部分删去……提及《星期日快报》的部分删去），林伍德豪斯夸张地用蓝色笔删改。直到2月，戈兰茨仍在为一些次要的小细节折磨自己，如布利菲和戈登的甜菜工厂、叶·欧德的茶叶商店、梅菲尔小姐和森普瑞尔夫人等等。

第二部分 1927-1936 7、观景之房(2) 
同时，新环境和书店里的无聊氛围让奥威尔产生了灵感，他开始了又一本新的小说的写作。初期的进展很慢，尽管他完成了献给《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一首诗《圣安德鲁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35年末的《阿黛菲》上，但无疑要追溯到前一年的11月。这首诗虽然形式保守，但却可算作奥威尔在诗作上的最佳表现之一，生动地描写了横扫伦敦北部的狂风： 肆虐的狂风横扫而过 摧弯了白杨、吹光了树叶 烟囱里冒出来的阵阵黑烟急转向下 搅动起海报飞舞 冷冷响起 电车的隆隆声和不停的脚步声 匆匆赶往车站的人们 面对绵延不断的屋顶瑟瑟发抖…… 这首诗转而对“金钱上帝”进行了讽刺性的评价。在所有的不公正中，“金钱上帝”带来了避孕，在“爱人和他的新娘之间”设置了“光滑而又疏远的屏障”（如避孕套）。 在爱书角书店和在沃里克大厦的工作以及消耗精力的社交生活都让奥威尔很疲倦。他生活很不规律。他告诉布兰达，早在新年的时候，在周日晚上从朋友家回来时因为没有公交车或电车，不得不在细雨中徒步走上好几里路，而回到汉普斯特德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锁在外面。但是，关于《在缅甸的日子里》一书，传来了一些好消息。经过仔细的考虑并均衡了对法律问题的担忧后，戈兰茨认为奥威尔是他们出版社最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之一，于是认为，奥威尔如果“慢慢来的话”（奥威尔语）可以继续前进。这有力地表明，在当时书商行业的帮助下，奥威尔的这部作品中已经没有了隐含真人真事的元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期，奥威尔从沃里克大厦搬到了国会山77号附近的一套公寓里。因为此时韦斯特罗普夫人病了，寄宿不再方便。而公寓是梅布尔·菲尔兹替他找的，她认识房东罗莎琳德·奥伯麦尔夫人。这次搬迁让奥威尔可以专心于工作。他2月底向布兰达说没有发生什么事。至于正在写的这本书，“我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但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奥威尔已准备好为他第4本作品的出版付出“血汗”，表明他对他的职业前景的态度更为乐观了些。《牧师的女儿》正在印刷，如果他能让戈兰茨相信《在缅甸的日子里》是一部小说的话，这将紧随《牧师的女儿》其后出版。70年前，出版商主导的时间比较短。作者在夏末写成的手稿可以预期在10月看到印刷版。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威尔可以在一年内出版3部小说。另一次在海瑞特街的会面中，奥威尔带去了康塔德地区的草图，大概是想证明它脱离了加沙县。这为《在缅甸的日子里》开辟了出版的道路。“一些小的改动，不需一周的时间”，奥威尔这样告诉摩尔。此时也许是想得太轻松了，后来戈兰茨和他的顾问们所作的改动还是相对很多的。 布兰达在1935年3月初就收到了《牧师的女儿》的样本。除了关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部分，奥威尔称其余为“废话”。这里附加一些他在奥伯麦尔夫人家住的日常生活：他买了一个叫做“单身汉烤炉”的煤气炉，可以用来烧烤、煮、炸食物，让他能稍稍地招待一下朋友；去大剧院看了流行的黑人舞蹈团的黑鸟（“烦死了”）；给韦斯特罗普一家买书的短途旅行。通过菲尔兹和他的女房东，奥威尔也交了新的朋友。其中主要有一个年轻的约克郡人雷内·赫彭斯特尔，他刚从利兹大学毕业，是个狂热的芭蕾舞迷。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伯特瑞利家的一次晚宴上，年轻的狄兰·托马斯是当时的宾客之一。赫彭斯特尔和凯·艾科华都属于一个圈子，其中还包括年轻的共产主义诗人迈克尔·塞耶斯。通过他在《阿黛菲》上对《牧师的女儿》的评价（正面的），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奥威尔后来常常抱怨文学界的喧嚣生活，但同样也会在文学界使用自己的关系。 《牧师的女儿》于3月11日正式出版，评论界褒贬不一。《观察家报》的L.P.哈特雷觉得这部小说“既不新颖也不能令人信服”，但认为论述（确信而又大胆）和对话让人印象深刻。《旁观者》的V.S.普里切特一面赞赏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那一幕所体现的“对下层生活的深刻认识”，一面对“卖弄的乔伊斯”风格而感到遗憾。普里切特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一个讽刺作家，他在小说的结尾已被引到了“讽刺画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新政治家》的彼得·奎奈尔注意到了多萝西奇怪的密码一样的特性，抱怨“她是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我们不觉得她离家逃走和她回到教区和这个年轻的女人自己有什么联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但奥威尔也许能从评论者的声誉上得到一些安慰。毕竟，这是他在英国的小说处女作，这种时候许多第一次出书的作者只要能得到评论就很幸运了：不管他从天堂掉落了多少，至少他被人当回事。维克多·戈兰茨仍然很乐观，他告诉摩尔，他认为奥威尔拥有成为主要作家前6位的才华。而30年代时这个名单包括多萝西·塞耶和A.J.克罗宁。 回顾奥威尔这个时期的生活——早上在国会山公寓的书桌旁，下午在书店，晚上在烤炉旁或是在汉普斯特德荒地散步——人们也许会为这清楚的分隔惊讶。在他的成人生活中，他保持着许多连亲密朋友都不为所知的不同的“侧面”：只有在他的葬礼上一些事情才浮上表面。即使此时，在他30出头的时候，他的朋友和他所处的世界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他是伊顿公学出身，在一家旧书店工作，前殖民地的警察，写些有趣但老式的小说。比他年轻的朋友都觉得他很奇怪，保守却又自觉叛逆，正向工党的外围靠拢。无疑在30年代，还有比这些更为奇异的情况——正规军官安东尼·鲍威尔的儿子和波希米亚的艺术家尼娜·汉姆内特在惠特谢夫出版社狂欢作乐、康诺利少校的继承人随着法国南部的一群流浪的波希米亚人游荡（康诺利唯一小说《岩池》的背景）。而在奥威尔身上表现出来的对比更为生硬和不协调。他向布兰达描述了他在5月公共假日的周末活动和评价乔治五世的银禧，这些都表现了奥威尔可以同时生活的几个层面。周六，他白天去了布莱顿，摘风铃草、看鸟窝，然后回伦敦在切尔西度过了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手上没钱了，而银行又关门，于是拜访了理查德·里斯想去借点钱。这里某种社会主义团体正在举行讨论。奥威尔发现七到八个左翼人士向他慷慨陈词。其中包括一个南威尔士的矿工，“尽管非常和善地”说，如果他是个独裁者，他就会马上被枪杀。这些话转为行动则需要长远的步骤，听上去有些微微的神秘感。布兰达也被邀请来，看到奥威尔只是个天真的路人，从街上走来却陷入这场奇异的左翼人士的高声喊叫中。但是，奥威尔很亲密地认识了里斯，知道了什么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公寓里会面。如果他对这些危险的话题不感兴趣或是不熟悉的话，他是不会在那待上3个小时的。如果说奥威尔想要在这段描述中叙述隐藏在里斯家的一些政治实践是有些夸大，但是，很明显感觉到，他想要保持一种疏远感。 6月下旬，仅在他与评论家的最后一次会面的3个月后，《在缅甸的日子里》在英国出版了。这部小说得到了正面的评价，除了保守派有些不屑一顾，例如《泰晤士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也许是一个在缅甸呆过的人——认为“这些错误跟那些把东方理想化的愉快的书一样糟糕”，而且还认为，奥威尔对殖民地官员工作率的责难表明“他很难与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相处”。不同的是，《旁观者》的肖恩·欧弗莱恩认为“奥威尔先生有他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阶级绝对让人满意的地方”。这本书有着非常重要的个人价值。在这本书收到的书信中，有一封来自人类学家杰弗里·戈洛的信，他后来成为奥威尔余生中的亲密朋友。西里尔·康诺利也赞赏这部小说，他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评论。结果他们在奥伯麦尔夫人的公寓重聚，用烤炉来做苹果牛排。离上次相见已有13年，老朋友一贯的老成模样让康诺利回忆起以前。“康诺利，我看你比我辛苦得多。”这是奥威尔的开场白。康诺利觉得，奥威尔可能会因为他胖胖的、抽雪茄的样子而感到困窘，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一旦重建就一直持续到死亡。 也许康诺利在奥伯麦尔夫人家的出现——他是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文学人士的典型——让《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成为焦点。奥威尔在5月告诉摩尔，这本小说进展得还不是太差。他也在利用一些报纸杂志发表他的文学文章。尽管不可能像《旁观者》或《新政治家》这样有名，但《新英语周刊》发表了他在30年代末所写的最优秀的一批文学评论。他对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的评论——这本书一直让他印象深刻——在年末发表于此。另一篇较早的给报纸编辑菲利浦·迈瑞特的文章是3本最近小说的摘要，包括一本他可能会喜欢的书。这是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宏大的伦敦三部曲《天空下的两万条街》的单卷本。奥威尔最初的猜疑很奇怪（巨大的、善意的书，就像蛙卵一样不成形而又迟缓），因为像简陋的街道、绝望的爱情、破旧而优雅的客厅这样的环境，都是他自己所专长的。如果不是因为出于妒忌（汉密尔顿的舞台剧《绳子》被希区柯克拍成电影，由此而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可能性就是因为与J.B.普莱斯利的比较让他不喜欢这本书。普莱斯利在序言中写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汉密尔顿是年轻的《论坛报》作者们崇拜的当代作家。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飘移不定的情感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促进因素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发生了。与凯的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定期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炽热的签字（“带给你许多的爱，许多的吻”）表明他仍然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安慰。1935年春，奥威尔和他的房东在国会山举办了一次聚会。奥伯麦尔夫人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心理学。她邀请了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深色头发J.B.普莱斯利的比较让他不喜欢这本书。普莱斯利在序言中写道：在以后的生活中，汉密尔顿是年轻的《论坛报》作者们崇拜的当代作家。 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飘移不定的情感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最初的促进因素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发生了。与凯，皮肤白皙的女孩叫艾琳·奥桑尼斯。艾琳比奥威尔小两岁，健谈活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会结束前他就告诉房东这正是他想要与之结婚的女孩类型。奥威尔就是奥威尔，想要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早期的追求阶段包括在奥桑尼斯的格林威治家附近的荒原上骑马。3个星期内奥威尔求婚了，但只得到不明确的答复。艾琳有兴趣，却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交付给他。 就像她固执的追求者一样，艾琳自己也有多种职业。她是爱尔兰血统，但出生在南希尔兹，因为父亲在这里的海关和税务工作。与她同辈的女人不同，她还获得了牛津的英语学位。随后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教课，偶尔也做做职员和管理的工作，还有自己的打字社，然后因在伦敦大学学院的硕士学习而放弃。她不高不矮，有着“心形的脸庞”和“爱尔兰色彩”，说漂亮不如说优雅。艾琳在奥威尔亲密朋友的回忆中从未有一致的评价。安东尼·鲍威尔和他的妻子颇喜欢她，但也记得她“防御的”一面。一个朋友对她的“奇怪的难捉摸的个性”感到迷惑。公开来说，总是先拿快活和效率来形容她。一个独立工党的志愿者2年后在西班牙偶遇她，把她比作“一个快乐的年轻女教师”、积极地帮助独立工党的可爱姑娘。西里尔·康诺利的赞美是真诚却又不透露内情的：她有魅力、聪明、独立。不论她究竟怎样莫测高深，也不论她有多么不可避免的特性，奥威尔这时的朋友都一致同意艾琳让他振奋起来，让他走出了自己，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凯也见过她一、两次，也乐意退出，“她快乐、活泼又有趣，和他是同一层次的人”。与此同时，艾琳不存任何幻想。她对兄长劳伦斯非常忠诚。他是一个胸外科医生，她偶尔做做他的秘书。她意识到血浓于水。她曾经对朋友说“如果我们在世界的两端，我给他发电报说‘马上来’，他会来的。但乔治不会那样做。对他来说工作重于一切”。保留下来的几封艾琳的信都是极好的：充满了智慧、情感，生气勃勃。然而在奥威尔声誉的光芒反射下，她从未得到自己应得的。人们可以去看看奥威尔关于他们在摩洛哥一起度过日子的描述——满是对自然的描绘和气候的观察——根本都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在那儿。 奥威尔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着艾琳，尽管在3年前对艾伦娜·杰奎斯可能是个例外。在夏季，他们的关系持续发展，也许因为另一次搬迁更进了一步。8月初，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一同搬到劳福德路56号，位于爱书角书店南部的肯特郡，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地区。这是一个有3个卧室的两层公寓，一层和地下室分别住着一个电车司机和妻子以及一个水管工及其家人。尽管这里租给了3户人家，但公寓里大部分时间都只有奥威尔、赫彭斯特尔和塞耶。用赫彭斯特尔的话来说就是“通常不在的3位房客”倾向于只用自己分得的房屋部分。这里有种温和的半波希米亚气氛——赫彭斯特尔和塞耶都是有抱负的文学人士——奥威尔成为更为负责的年长伙伴。例如，在租房登记上留的是奥威尔的名字。塞耶回忆他是一个有些“严厉的”合租人，对日常生活很严格但也乐意为朋友帮忙。当塞耶早上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奥威尔给他端上一杯茶——这个年轻人记得他嘴里总是垂着一根烟——他会这样表达自己说“今天不要让我写东西，迈克尔。我现在充满了怨恨和敌意。”回顾过去，赫彭斯特尔承认这个年轻人的确剥削“老埃里克”：他们对这个年长八岁，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种屈尊的感觉。然而奥威尔打算向赫彭斯特尔倾诉自己的感情渴望，9月，奥威尔告诉他说“关于艾琳你说的是对的。她是我很久以来碰到的最好的人。”根据受伤一方的观点，劳福德路也是一次著名事件的发生地。赫彭斯特尔对芭蕾舞的兴趣扩展到了对跳舞女孩们的追求，有一天晚上很晚从剧院回来，喝得大醉，只能爬上楼梯，并弄出很大的声响。他发现奥威尔在那等他。根据赫彭斯特尔20年后对这次事件的描述，奥威尔自言自语说“……有点不像话……晚上这个时候了……把整条街上的人都吵醒了……我不能忍受了……稍微考虑一下……毕竟……” 赫彭斯特尔无力地抗议，10分钟后醒来，发现自己鼻子都被打得满是血。他爬进此时人不在的塞耶房间，却被奥威尔锁在里面。他使劲砸门，然后看到他的合租人在他面前挥舞着手杖。奥威尔先是打他的腿，后来又把手杖举过他的头顶，赫彭斯特尔后来形容这一幕说“一种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奇怪混合”。为了躲过挨打，他滚到一边，手杖落到了椅子上。赫彭斯特尔躲过了更多的惩罚，最后还是电车司机和他妻子把这里收拾了。

第二部分 1927-1936 7、观景之房(3) 
这是一段奇怪的情节，但是在把它作为奥威尔“黑暗面”的证据之前，还要记住不止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关于他的几点。第一是这个事件的确发生了。赫彭斯特尔第二天一早在梅布尔·菲尔兹家寻求庇护，她证实了这点。第二是这事件在多年后被彻底改动了，因为考虑到关于奥威尔的新信息以及他的作品当时还没有在手头（例如，赫彭斯特尔不可能在《一九八四》前说出“虐待的兴奋”这样一个短语，这与这部作品有着直接联系）。第三是赫彭斯特尔在写到关于其他作家时，他总是有个秘密记录隐藏在表面之下。他公认是脾气暴躁，而且易于憎恨他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比他更有才华的文学人士——伊夫林·沃就是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很有可能会间接贬低别人的成就。“一个用棍子打自己酒醉朋友的人怎么还可能是个伟大的作家？”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赫彭斯特尔关于这场楼梯混战的描述中直接出现过，但却随着害怕和虐待的兴奋的回顾同样潜伏在那里。无疑，中年的赫彭斯特尔把它看成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的转变期，然而，证据表明这只是两个朋友暂时的争吵。迈克尔·塞耶对这次事件的回忆提到这之中有政治关系，是因为赫彭斯特尔与米德尔顿·穆瑞的关系而引起的。奥威尔当时（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怀疑他有莫塞莱分子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友谊仍然继续着，奥威尔年末的信中没有任何委屈愤恨的痕迹。如果碰到一个真正的虐待狂，赫彭斯特尔肯定会对他敬而远之的。 无可非议，奥威尔有着权威的一面：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不可能做5年的缅甸警察。关于杰克·伦敦，他认为他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自己有法西斯的倾向——这也许是对的，因为他写出了老大哥这样的独裁者、101号房间和装满饥饿老鼠的笼子。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心理的洞察力很少像是借用了别人的——读者会感到他了解这一切，他是为自己而写的——但是，如果把举起的手杖当成奥威尔极权主义阴影的象征的话也是错误的。 秋天奥威尔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上。摩尔开始为他协商给《新闻纪事》写连载，这标志着奥威尔地位的提升。这种给流行报纸写连载几乎成为战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套路是由有名的文学代理人A.D.彼得斯提出来的：“连载就是8万字。你先写一个5千字的部分，定下一个基本场景，男女主角在此期间相遇，最后一行必须要有妙语。然后写第二部分，大约3千字，也要有妙句。编辑会对前两部分付酬金。”报酬还不错——大概是350英镑，还可能最后写成一部小说。也许是注定的，奥威尔异乎寻常地不适应这项工作。9月末给赫彭斯特尔的信中，他说这样的写作就是“无法形容的折磨”。尽管他可能是延续了彼得斯的模式，但是，这个故事却是它讲的东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个星期的“痛苦”之后，这篇“糟透了的东西”呈给了摩尔，他带着“微小的希望”期待这篇文章好歹能有些优点。奥威尔是对的：这是他唯一一次尝试给流行新闻界写作。但是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虑。他的小说即将完成。他还计划去索思伍德度假，从那里他可以到海滨的诺福克去拜访和米德尔顿·默里在一起的赫彭斯特尔。艾琳不会和他结婚，因为她没有真正的收入，又不愿意白白靠他的收入养活自己——但只要她结束学习，下一年还是有希望。他被邀请去伍德福特的文学协会演讲，这充分证明了他的职业地位。他给400余人讲了《巴黎伦敦落难记》（他告诉赫彭斯特尔说“大受欢迎”）。劳福德路的家庭解散了。到了秋季中期，只有奥威尔还留在那里，而租金的负担让他经济很紧张。有没有可能从戈兰茨那先拿到预付款呢？他在11月初向摩尔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意向。在他正为小说的结尾部分而努力工作时，对金钱的担忧是他最不想要的。 发表在《新英语周刊》上对《北回归线》的评论暗示着奥威尔思想转变的方向。他深受米勒对30年代巴黎近乎波希米亚式生活的平铺直叙回顾的吸引，很快就把小说中对世界从下向上的看法与宗教信仰的衰落联系起来。奥威尔认为，这种衰落的结果之一就是“对生活的物质层面随意理想化”。像《北回归线》这样通过坦白的事实描写性的小说，也许把钟摆摇得太过了，但摇摆的方向是正确的。奥威尔总结说，人虽不是《格列佛游记》中雅虎那样的人形兽，但是很像雅虎，而且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一点。对于生活同样的兴趣让他这一年早些时候在《阿黛菲》上发表了关于工人阶级作家杰克·希尔顿的《凯列班的尖叫》的评论。这本书是从内部来探讨它的主题的。奥威尔说：读者对贫穷有深刻的感觉，而不是仅仅了解到关于贫穷的一系列“事实”。奥威尔对这类的作品有所反应是因为它们促使他往他自己希望的方向走，即使在《牧师的女儿》中小说情节发展的要求有时会有些阻碍。 扩展来说，像戈登·康姆斯道克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过时的年轻诗人白天在一家邋遢的书店工作，晚上闷在威斯别克夫人的寄宿处，追求处女罗斯玛丽——换句话说，这完全不像奥威尔本人，他在1935年末就已发表了3部小说，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差不多准备结婚。在奥威尔30年代完成的作品中，《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与他自己作家生涯联系最紧密的小说。而这个标题要追溯到《牧师的女儿》中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幕，这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托波尔斯先生颤声唱着嘲弄的圣歌。然而它注定处在一个奇怪的角度来表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它一方面展现了对奥威尔自己所处的同样世界的另一种看法，另一方面缩减了几年来夸大的他自己的困扰，而最后表达了一种终极的破灭感觉。评论家们总是把这种感觉和非常忧郁的维多利亚后期小说家乔治·吉辛联系在一起。《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过渡性的小说，因为环境而开始的一段路程，奥威尔以前曾经也写过类似的问题，如安东尼·鲍威尔所说，当时吉辛已不得不停止了。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自我奋斗的维多利亚时期富豪的孙子，他的生命力因为无能的家族而消散了，如今，穷困的子孙们都被压制性的个性压垮了。他是受到好评的诗人，唯一的诗集被认为表现了“非凡的诺言”——戈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机器和“高尚”生活的伦理道德都是对抗的（出现在他所住过的每个房间的叶兰可能就象征了这种斗争），他放弃了做广告行打字员的工作（广告业是“泔水桶的最后一搅”），而是逃避到了麦肯坚尼的书店。戈登的这一努力得到了他的主要资助人雷文斯顿和他的女朋友罗斯玛丽的支持，前者是因为他尊重戈登对于原则的追求，后者是因为她贞洁地爱着他。尽管每个人都越发感觉到——戈登自己也深深地觉得——在爱书角书店度过的白天和晚上、在威斯别克家保存自己的香烟，这些都不可能为写出诗歌或是至少“好的诗歌”提供环境。产自小气、性爱受挫、嫉妒和破落的气氛中，戈登对于他认为自己受歧视的世界的现状、文学界的社交活动的责难，女人和金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论读者会多么同情戈登——因为某种原因，戈登是个奇怪的吸引人的角色——人们会感觉到他是很难满足的，他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内心强烈不满的反映。 不久以后，戈登的事情急转成了危机。戈登因为一次不幸的醉酒事件而上了法庭——这是预料之外的来自一个美国杂志的支票造成的后果——他丢掉了工作，结果只能在贪婪的奇斯曼先生破旧的2便士的外借图书馆当职员。即使是卖旧书，也是一种落魄，但是戈登不服气。他热切渴望的是每周赚上几个先令，可以过上温暖、无忧无虑的“地下”生活。雷文斯顿尽管赞成原则，一面假装支持他，私下里却认为戈登从文明生活的假象中撤退是个错误。罗斯玛丽则是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在某天下午他破旧的寄宿处看他时（“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也能看到房间脏乱的情景——桌上是吃剩的食物和纸、壁炉里冰冷的灰烬、围栏旁肮脏的瓦罐、死叶兰”），她终于同意跟他上床。后来，面对不可避免的她怀孕的事实，戈登面临着残酷的选择：要么抛弃她，要么负起责任。他勉强接受了可敬的地位，回头了原来的工作，而这也不是没有个人疑虑的。小说以他们在埃奇韦尔路的小公寓新婚结束，最后是这样讽刺的句子：好戏又一次要在康姆斯道克家上演了。 这样用简明易懂的话对穷要面子的描述最大的缺点就是结尾不能让人信服。像威尔，受到阴郁的20世纪早期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小说的教育，也会知道这一点。吉辛是在《让叶兰继续飞扬》时期最常拿来与奥威尔比较的作家，他总是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写出了无情的进步或是衰落，他始终坚持。《新格鲁勃街》中不成功的小说家里尔顿和《在流放中诞生》中挫败的反英雄皮克都没有完成自己的雄心：他们都因明白没有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而死。决定论者的结局会是戈登在贫民窟房间里虚度光阴或是跟娼妓鬼混，而罗斯玛丽成了未婚母亲，后来死去。在这本小说里，戈登只是重新开始而奇迹般的得到了他原来那么任性扔掉的“好”工作，就像某人穿上了新外套，转而采用了他在小说的前200页愤怒批判的价值体系。 奥威尔的个人经历与写出《老鼠》的戈登·康姆斯道克本质上的孤独世界很不同，但是，《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确有许多并不显眼的自传性成分——戈登学生时期的“叛逆”，散乱写成的长诗（“大约两千行，极好的押韵，描写了伦敦的一天”）；甚至戈登逃脱出的警局牢房都是出自1931年《阿黛菲》上的一篇文章。同时它也展现了奥威尔是怎样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早期的唯美主义仍旧很明显，但是渐渐被一种不祥的预示所覆盖。例如，当戈登在晚上的街市闲逛时，他看到3穿上了新个十来岁的女孩，她们的脸“并排凑在一起就像一捆石竹花或是夹竹桃”。当他凝视她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个时，“她脸上泛起红晕，就像一波水彩浮上来”。《在缅甸的日子里》中也同样像绘画一样描绘了伊丽莎白的脸。而戈登和罗斯玛丽去伯纳姆比奇远足时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在早一些的小说中也不会不合适： 大路下面，薄雾笼罩的树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略带紫色的棕色，就像冬天光秃秃的灌木中欧楂果的颜色。突然，就在他们又回到大路上时，树篱上的露珠闪过钻石般的光芒。太阳穿透了云层。金黄色的阳光斜斜的洒在田野上，万物都突然反射出出人意料的美丽色彩，就像哪个巨人的孩子拿了颜料盒出来玩耍。 尽管就奥威尔来说是可以断定的，关于这点奇怪的是同时还并存着一种习惯性而且越发夸大的对臭味、贫穷、衰落的苛求。例如，戈登从小商品市场的工人阶级的酒吧回来，还拉着不情愿的雷文斯顿喝两杯啤酒： 这些是便宜的厚玻璃杯，几乎像果酱罐一样厚，暗淡而且满是油污。啤酒上那层薄薄的黄色泡沫渐渐沉了下去。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一样浓烈的烟味。雷文斯顿瞥见一个装得满满的痰盂，赶忙转开视线。他想到这啤酒可能是从哪个满是小虫子的酒窖里通过黏糊糊的管子装出来的，而这些杯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洗过，只是泡过啤酒水。 在奥威尔30出头的时候，他一面仍然追求着19世纪90年代老式的唯美主义，而另一面则高兴地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斯威夫特式的恐惧。它们之中都有着虽然微小却坚持不懈的预言式的口气。“不久就会有飞机来了，”戈登早前反思道。“嗖嗖地飞过来了！整个世界都会在一场大爆炸中被炸毁。”“我的诗歌是死的，因为我死了。你也死了。我们都死了。死亡的世界中死亡的人们。”戈登这样告诉罗斯玛丽，神秘而又精确地预示着《一九八四》。甚至戈登回到广告行后，在做防汗脚的广告海报时——“排汗脚你呢？”（这个口号被认为是“险恶的简洁”）——看上去跟“老大哥”和思想警察的世界很接近了。 最重要的是，《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部关于成为一个作家和普通的文学生活情况的小说。作为一部战时的小说，它延续了《潘丹尼斯》和《新格鲁勃街》的文学传统，也影响了后来的安东尼·鲍威尔作品《塞满房间的书》。在他快要结束这部小说时，奥威尔听说了将会戏剧性改变他自己写作环境的一些消息，而这也的确对他未来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消息来自维克多·戈兰茨，让他去英国北部研究当地的社会情况，写出一份长篇报告。 因此，奥威尔写出了《通往威根堤之路》。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大马士纳斯的变化——向30年代末血性的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显然，这其中也没有什么强烈的经济诱因（尽管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说没有戈兰茨的支持他不能完成这次旅行）。这次冒险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任何东西保证奥威尔会写出一本关于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带的作品，也没有任何许诺奥威尔的报告一定会发表。然而在1936年初，他搬离了劳福德街，在沃里克大厦待了几天。在韦斯特罗普家居住的时间刚好够他交出手稿，给《新英语周刊》写一篇吉卜林逝世的文章——他很精明地表达了吉卜林的作品给他童年时期的深刻影响以平衡他对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倾向的遗憾。1月31日，奥威尔带着对第一部小说可能引起诽谤嫌疑的担心，离开伦敦北上。

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1) 
需要我们像抓住救生艇那般必须牢牢抓住的事实就是成为一个正常体面的人同时至少要活着。 ——评论西里尔·康诺利的《岩池》，1936 我想，当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穷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时，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啊! ——1936年2月15日日记 那是1936年1月的最后一天，奥威尔乘火车去考文垂。据他当时开始记载的日记所说，那日的夜晚是在一个住宿加次日早餐的“非常龌龊”的地方度过的，花了3英镑6便士。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靠着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一双脚，顶着严寒、沿着长途跋涉内陆公路一路北上。2月1日，他先是走路去伯明翰，然后乘公共汽车去斯特尔河桥，最后又走路去附近的青年旅店。对于这次有目的的观察旅行，他的解释有两方面：对黑暗、魔鬼般地貌的畏惧和嫌恶的同时要孜孜不倦地记录自然。有时你会觉得，奥威尔像是一只秃鼻乌鸦跟在队伍最后游戏般追逐它那难求的伴侣，飞跃斯塔福德郡的灌木篱笆墙。上路的第3天，他就到了斯坦福，住进一家禁酒旅店，那里的“一般糟糕的房间”只要5个先令。到那时为止，奥威尔就像鉴赏家一样评判旅馆的房间，他已经很熟悉它附带的不便之处。从此，在这家禁酒旅店的浴室里就有了一位旅行推销员，他冲洗快照；最终他走了。 对于要去哪里，在奥威尔的脑海中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想法。《阿黛菲》拥有一系列地方代表和代理人，理查德·里斯承诺把这些人的地址给奥威尔，但是却没有。奥威尔把在曼彻斯特留在邮局待取的地址给了里斯。离开伦敦前，奥威尔写信给《凯列班的尖叫》的作者，杰克·希尔顿，询问他是否可以来希尔顿的家乡罗奇代尔和他一起。希尔顿当时正在积极参加还处在萌芽期的全国工人运动并且手边已经有了一些相关数据。他建议把维根当作来到北方的南方人认识了解萧条的北方全部情况最好的地点。奥威尔很有可能打算去曼彻斯特，然后利用里斯的联系表来策划一个合适的去彭宁山脉东部和西部的路线。到2月3日，他已经走过了汉雷和波斯勒姆两座陶镇。那里天气非常冷。满目尽是贫穷的景象，奥威尔注意到在街道上满是邋遢的居民和低等的商铺。鲁德雅湖是在他的路线上的一个市立康乐设施，使他非常的失落。因为冬季的关系，这个湖已经关闭了。上了冻，表面覆盖着冰，裂成一块块的，被风吹到了湖的南端，上下浮动、叮叮作响。“这是我听过最为忧郁的声音了，”他想，并记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这个图像后来被用在了一部小说中，被描述成一根香烟在浮冰中上下晃动。他又接着向另外一个青年旅馆挺进，住在一个仿19世纪的城堡里，那里有数不尽的石头通道，用蜡烛照明。这时候，他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奥威尔数了一下，只剩下2英镑6便士，连再住一个晚上的钱都不够了。第二天破晓，非常冷，他不得不先在火旁烤烤手才能穿衣服。他仍然向西北方向前进，继续大步走向曼科勒斯菲尔德又走了10公里，终于在下午到达曼彻斯特。这时危机出现了。所有的银行都已经关门了，并且找人兑现支票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不想在街上过夜，奥威尔典当了他的围巾，得了1英镑9便士，用作住宿。幸运的是，奥威尔的信到了邮局：他可以找到帮助他的人了。 和爱慕虚荣的伦敦相比，西北地区的鹅卵石砌成的街道、工厂的烟囱和泛着油光的河流对奥威尔的想像力有着直接影响。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第一章中，奥威尔披露了一个内情，当他在寄宿旅店的卧室中，一个带着伦敦腔的商人不知何故猜想他也是个南方佬。“这些家伙”，他气愤地叫道，“这些该死的家伙！”这是对维根寄宿旅店房间标准的抱怨，但是，事实上，在更深处却代表着真实和想像、南方和北方、城里和城外、富有和贫穷的分水岭。毋庸置疑，奥威尔的敏感、热爱自然的那一面被他在北方所发现的场景震惊了：充满浓烟的空气，施放有毒物质的工厂，玻璃破碎的银行。他以前的贫穷经历，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东区的客栈，都没有让他准备好如何面对南约克郡的贫穷。接下来是一个发现之旅：在文明的废墟中，孤独小心地前进。“凶暴的，恐怖的，残忍的”——所有奥威尔钟爱的形容轻蔑的词在他对英国北部特伦特的描述中都被使用出来了。同时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核心部分，正如奥威尔小说核心部分的孤立人物一样，这种人物形象并不是对小说作者本人的精确描述，而是作为提供显著素材的报道文学的消息来源。奥威尔，可能会被说成只身前往一个充满敌对势力的世界。事实上，他的每一步或多或少都是在祝福和诅咒中走过的。这不是报道文学的价值问题，仅仅是对奥威尔使用方法的强调。《巴黎伦敦落难记》也是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以此让他和他周围的人分开。 奥威尔不可避免地乘坐火车去了考文垂，带着他生命中的其他东西，包括和艾琳的关系（只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日记中提及过）以及他最新一本书出版中的不稳定事宜。事实上，关于《让叶兰继续飞扬》的出版问题跟随奥威尔好几个星期了。在奥威尔启程后不久，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多萝西·豪斯曼的信，她是维克托·戈兰茨的同事。这封信包含了哈罗德·鲁宾斯坦对他提出的各种可疑的通路的解决方法的评论。奥威尔回复了这封信，并把手稿寄给了印刷工。接着在2月中旬，诺曼·科林斯写信给他要作进一步变化，大部分原因与虚假广告有关，这些广告与事实有着让人不如意的关系。这封信非常详尽，甚至超过了奥威尔在月底前需返还的校正过的部分。在那个月月底前，奥威尔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奥威尔很恼火，不仅仅是胆怯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无能啊——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要求他早些处理这些事呢？——他的愤怒最终在给戈兰茨的电报和给摩尔的信中爆发了。这本书就这样被“毁掉”了，他抱怨道。他与诺曼·科林斯在战争中建立的关系就在这次争吵后再也没有恢复过。首先，他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心，那些诡辩似的细节会威胁到他的观察，这使他非常生气。当看到戈兰茨所要求的那些变化时，或许会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远在150英里之外、完全沉浸在新工作中的奥威尔是不能明白的。 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奥威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传统的观点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戈兰茨不惜付出大代价委托为奥威尔为他刚刚成立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北上调查一则消息。这次经历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使奥威尔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或者说，至少增强了他本来就对它的兴趣；他的所见所思成为这部书的源泉。事实上，每一部分都需要充足的条件。有着特别橘红色标记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就是《通向维根堤之路》最终发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戈兰茨眼中只有这一处风景。其实，出版人、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思查克在午餐桌上酝酿的最初计划的时候只比奥威尔启程早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对奥威尔预付款问题。据杰弗里·戈尔所述，奥威尔告诉他，戈兰茨对整个旅行承诺支付500英镑。就奥威尔的要求来说，这笔钱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不仅是平常两年的收入，还够他结婚的费用：他当下就接受了。但是，就我们对戈兰茨的了解，这样的宽宏大量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他非常喜爱奥威尔的著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在戈兰茨经手出版奥威尔著作的3年中，奥威尔的总收入也不超过400英镑。为了一个还未成形只能想像的作品付现500英镑，在整个戈兰茨的出版生涯中都是没有过的（金斯利·埃米斯可能会在20年后抱怨他的主办者是如此的吝啬）。而且假如奥威尔突然拿到了两年的薪水，为什么他在1936年的下半年会那么的拮据，并且还兢兢业业做了赫特福德郡村庄的店员来补贴他的文学新闻事业呢？似乎更可能的是，戈尔被奥威尔在他著作出版后从书中赚取的利润弄糊涂了，可能只有50英镑，是戈兰茨在2月和3月中给他补助的差旅费。 对于这件事不完全了解的另一个标志是，当奥威尔启程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脑海中对要写什么只有最模糊的印象。他对里斯报告，整整4个月的旅行，他收集了许多数据，记录了许多笔记“尽管他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到了10月份，他回来半年后，他思忖着写一本散文集。在这段时期，从戈兰茨写给戈尔的信来看，戈兰茨想知道奥威尔决定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交付委托的手稿。如果他最终的目的在这个阶段还未完全确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赞许或是对它最真实的理解。譬如，为奥威尔介绍的人之一的里斯被描述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奥威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可以同禁酒运动和妇女运动相比较。以相同的方式，在利物浦做的有关市立住房政策的调查，尽管是保守派鼓吹的但对他而言，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激起了他的一些不太专业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奥威尔对于政治的看法，正如他计划要写的那种书籍一样，都在坚持自己的思想。 那么，首先是什么驱使他去英国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历史现象一样，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一段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为许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许多作者出自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是中产阶级的旁观者。这种分裂的观点在奥威尔的作品以及他的读者中都有反映。以工业中心兰开夏和南约克郡为主，在20世纪30年代在杰克·希尔顿让奥威尔去的维根，失业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间——大萧条时期有助于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这个过程也颇具有讽刺意味。比如说莱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没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己的思想。 那么，首先是什么驱使他去英国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历史现象一样，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一段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为许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许多作者出自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是中产阶级的旁观者。这种分裂的观点在奥威尔的作品以及他的读者中都有反映。以工业中心兰开夏和南约克郡为主，在20世纪30年代在杰克·希尔顿让奥威尔去的维根，失业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能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沃尔特·格林伍德写了《失业救济中的爱》（1933），这本书至今仍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是在被一家曼彻斯特的百货公司辞退后才开始写作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萧条的地区都有几个有思想的来自工人阶级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汉高，达拉谟的哈里·赫斯洛普和J.C.格兰特，诺丁汉郡的沃尔特·布里尔利（经典性题目为《经济调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举例来说，赫斯洛普的《最后的牢笼》，描绘了泰恩河畔因为无序和大规模的失业造成的荒芜：“没有造一只战船，没有启动一台起重机，没有一个人做工，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作为一个小规模的接受这种人才的杂志——《阿黛菲》是“无产阶级文学”突出的支持者——奥威尔觉察到这种现象并评论了一些同这种现象有联系的书籍。正如他在对弗雷德·鲍恩所著的《摇摆的石匠》评论中所说：“大众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间隔内，站在真正的工人阶级立场上的书籍开始出现了。” 他们在中产阶级报道文学的澎湃的潮水中坚持着，以J.B.普里斯特利的畅销书《英国之旅》（1934）为典型代表。在普里斯特利之后，英国北部的特伦特几乎被寻求模仿的伦敦文人挤满。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访问者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几乎是同奥威尔在同一时期启程去诺丁汉郡煤田的。在那里，他下煤矿，并访问了好几个失业率很高的地区。南下后奥威尔读了休·马辛厄姆的《我摘下领带》（1936），并且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作者是在伦敦东区收房租的人。同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现一样，源自这些短途旅行的书籍和报道都受到了置疑。奥威尔同希尔顿的关系也因如此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尽管希尔顿建议奥威尔去维根，他同时对结果的要求也非常严厉。“乔治去了维根，”他晚些时候评论道，“但是，有可能他还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费钱、精力，写一些蠢话。……愚蠢的读者啊，不能把以艺术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穷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只是获得了一种不需要调配的颜色。”奥威尔与希尔顿的信件——在战后被希尔顿毁掉——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引起注意的并非是奥威尔的动机，而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阶级的冒险经历，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应该强调的是，奥威尔是在无论怎样都抹不去的对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确的立场，需要去战斗的。 奥威尔要面对这些事情，在彭宁山脉的8个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维根堤之路》发表后也需要。带着里斯给他的通讯录，他在曼彻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后同一对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龙赛地区的工会官员。奥威尔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识形态进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这对夫妻称呼他为“同志”，尽管米德太太对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给了他一个叫做杰尔·凯南的人的地址。这个人是一个电工，工党活跃分子，住在维根，可以带他参观龙赛地区。奥威尔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凯南的家；他“高高的个头，背着法兰绒背包，穿着浅黄褐色的夹克和橡胶雨衣。”在凯南的陪伴下，他被带到全国失业工人运动中心——每个人都热切渴望得到帮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他在沃灵顿巷72号的霍恩比家住了下来。这是奥威尔第一次与这样的工人阶级的家庭接触，在《通向维根堤之路》中他所创造的气氛出自这里。和霍恩比先生——一个失业在家的矿工，并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颤——他的妻子，10几岁的儿子，侄子，在这个小家里住着3个男人。 天气非常寒冷，地上积着雪；但是，奥威尔的大部分时间仍旧花在旅行上面。他去合作大礼堂听了著名的社会演讲家，沃·汉宁顿的演讲，却非常失望：虽然他可以逐步建立群众基础，但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演讲者。第二天，他沿着小镇的运河走了长长的一段路，去寻找那个存在于神话中的码头：他用在题目中的那个码头；他惊异于那些可怕的矿渣堆，熏黑的烟囱，还看到老鼠——他猜，由于饥饿，十分瘦弱——在雪地里蹒跚踉跄。他的文学生涯继续蓬勃发展，而有个阴影却十分不调和地跟随着他。2月13日，他告诉摩尔他在维根过得十分有趣，并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不仅仅是那些被熏黑的砖墙和晦涩的天空，奥威尔还被那里对自我展示的剥夺的程度震惊了。和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工作人员一起外出检查住房情况时，他被带到了小镇边上一个肮脏的旅行者的聚集区，在那里，他被所看到人们脸上的不堪的表情震惊了：有一个女人的脸就像一具死尸的头。然后当他在一条小巷中徘徊时，突然的一瞬间——就像从火车的窗口看到的一样，之后重写了来增加它的影响——成为《通向维根堤之路》最难忘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子跪在水槽旁用棍子疏通堵塞的排水沟。“我想，当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穷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沟时，生活是多么的可怕啊！”女人抬起头，迎上了他的眼。她的表情“是我见过最为荒凉凄惨的”。它给奥威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她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2) 
回到沃灵顿巷，霍恩比太太就不太舒服了，所以也不能料理家务事了。大概是在杰尔·凯南的安排下，奥威尔更换了他的住处，搬到达林顿路22号。这是叫做福里斯特夫妇的家，他们在小楼的底层还经营着一个买牛肚等内脏的商店。他注意到，尽管就社会气氛来说，这处和以前的住房基本相同，但是这个住处更脏、更臭。后来，这种不悦化成了对福里斯特夫妇（在小说中化名为布鲁克）的难以置信的鄙视和对他们存在的不齿。达林顿路22号后来成为《通向威根堤之路》背景的开始章节，一个庄重的后街贫穷之旅：布鲁克先生在面包上留下的黑指印；他的那位半合法的布鲁克太太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哀叹生活的艰难；路过的商旅，住不起旅店，不得不窘迫地使用在他们手提箱里存放的食物做成午饭来食用。当地的居民对福里斯特夫妇的商铺褒贬不一，但是很明显，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人可能会这样评价它“有一点不上档次，并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干净”。在下楼到福里斯特夫妇准备的早餐桌上吃早饭前，奥威尔躺在床上，听着纺织女工穿着木屐跑到鹅卵石路上之前下楼时发出的笨重的声音——他认为那是非常响亮的声音，就像是在行军的队列。他写《让叶兰继续飞扬》时付出的艰苦努力却是他身心最活跃的时候。在2月19日给戈兰茨的电报中，他提到所提出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加上被从亨利埃塔街发来的消息激怒，奥威尔继续探究当地社会和政治生活，参加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活动，帮助筹集资金营救被德国纳粹拘捕的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塞曼。在分析过那些温顺的读者后，奥威尔抱怨到，在英国已经没有激情了。他同一个名叫帕迪·格雷迪的失业矿工一同看到了失业工人争抢着爬上运送煤渣的火车。 在福里斯特家住了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忍受不了那里的气氛，特别是在他发现了早餐桌下有把满满的夜壶，以及他的女房东恶心之极的习惯——撕下报纸来擦嘴巴，并把沾满污秽的纸扔得满地都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奥威尔有两次使他瞠目的经历。2月23日，在凯南的陪同下，他第一次下煤矿。凯南可以为奥威尔身体的不适作证明，这在《通向维根堤之路》中均有提及。他们在第一条隧道里前行了大概300码后，奥威尔因为意想不到的环境不适而感到浑身无力。不久他不得不弯下腰来，因为在最后的一段路途中，他不得不把6英尺3英寸高的身体蜷缩在26英寸高的工作区中。接着在2天后，他旅行到利物浦拜访约翰和梅·丹娜，他们是《阿黛菲》杂志在这个城市的代理人，以及乔治·加勒特，他以前是一个码头工人和水手，现在为《阿黛菲》写稿，笔名为“马特·娄”。奥威尔一早就从维根乘坐工人火车出发，由于被在地下的探险耗尽了体力，他几乎要虚脱了，不得不卧床休息。对这次旅行进行了详尽描述的丹娜女士记得奥威尔不愿意接受医治，她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给他一些热柠檬。”不久他就完全好了，并同丹娜夫妇和加勒特一起去了以前的奥斯汀·塞弗恩码头。在汽车后座里，他弯着腿中间呈V形，就像一只蚱蜢。在那里，数以百计的人在码头门前等候，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奥威尔，根据同去的人的描述，“非常的感动”。他还注意到领班挑选工人的景象，活像在买卖家畜时，从兽群中选择牛一样。 2月27日，他回到了达林顿大街，写信告诉摩尔，他将要去利兹郊区的黑汀利的姐姐玛乔丽家中，但是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取而代之的是，他通知了里斯，在詹姆斯·布朗的资助下他想要呆在谢菲尔德。布朗也是被《阿黛菲》保护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他安排奥威尔同希尔斯夫妇一起在华莱士路154号住下来，这对夫妻在失业前是一家店的主人。奥威尔很喜欢希尔斯夫妇——他很少碰到真正高雅体面的人——他非常享受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几天。他对谢菲尔德反而没有那么清楚的印象。有一次散步中，他停下来数他能看到的所有的烟囱：总数为33个。在他的生命中，他想，还从来没有观察过那些破破烂烂的工厂，看到那么多的破窗户。确实是这样，要不是他看到职员从大楼里面走出来，他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建筑竟然是可以居住的。这个城市的休闲活动似乎也非常的不上档次。一天晚上，奥威尔去当地的一家设在卫理公会教派教堂的男子协会听一个牧师“难以置信的无聊的”讲话，听众无精打采的，似乎是来取暖而不是聆听教诲的。很快他就和希尔斯夫妇告别了，而他被在前一天晚上的他们对他讲的有关他们生活的故事感染了。希尔斯太太在嫁给她当时正在失业的丈夫之前是一个女佣。婚后，她不得不住在一间单人房中，并过着非常贫苦的日子，据说，他们不得不把已经死去的孩子放在它的婴儿床上：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布朗，一个中年的前马戏团演员，有着一双畸形的双手，让奥威尔非常吃惊。尽管非常想帮忙，但他也“非常难过”。在旅程的最后部分，奥威尔带他去了稍微贵一点的餐馆吃饭，布朗对于“资产阶级的气氛”很愤怒。 离开谢菲尔德奥威尔去了黑汀利，住在达金家。回到资产阶级世界，他立刻被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之大震惊了。这个家庭包括5个大人和3个儿童（玛乔丽的儿子亨利，和她的2个女儿简和露西）。在维根的工人阶级家中，房间里放3张床而被挤得满满的，可是在这里，是比较安静、比较宽敞。他还去了在附近的霍沃思的勃朗特村的牧师住宅，在那里，他看到了夏洛特·勃朗特的娇小、上面用布做的靴子；他还在利兹3里外的荒野边缘的达金村呆过；他还观察过他姐夫的画像。时间并没有抚平汉弗莱·达金对“臭臭的小埃里克”的粗暴。在这段时间里，奥威尔去黑汀利许多次——他似乎也在一、两年前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达金是一个多疑、有时还有点自负的人。谈到奥威尔的事业（“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人向埃里克那样努力工作”）以及对他那喜欢坐着楼梯扶手滑到打字机面前和饭后开玩笑的习惯做了结论后，达金还是认为，奥威尔是一个有点没有出息的人，缺乏能够完成自己设定目标的个人能力。作为一个严肃的中产阶级者，对于在北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还是略有所知的达金还是认为奥威尔在维根的旅行是很值得的。至于他对奥威尔的其他观察，他并不知道奥威尔对于政治也有兴趣。不久读了这本书后，意识到奥威尔对政治有偏爱后，他便称赞它的精确性。住在破旧的寄宿房间里可能是后街的主要生活，但是，奥威尔从来都没有去看过足球赛或是参加过任何工人阶级认为的娱乐活动。想到可能的失败——这是在观察者和目标之间设置的无形障碍——笼罩在奥威尔对北方之旅的回想中。 达金对奥威尔在价廉质次的酒馆的记忆是，奥威尔在那里“似乎并不快乐”。这就产生了问题：他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和谢菲尔德所遇到的那些来自工人阶级的人们对这个高高的、不自信的公学毕业的大男孩在他们中间记笔记有什么看法呢？当然，他所遇到的北方人中，有一、两个觉察出他那未被人发觉到的优越感。凯南，第一次带奥威尔去煤矿的人，说“他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在某些方面是个假内行的人。”丹娜一家却认为他是很认真地在做事，被他所遇到的玩忽职守和绝望的现象激起了愤怒，但同时还承认他并不是一个有着个人魅力的人。所有这些都被一个有着奥威尔口音、奥威尔行为的人的出现弄得更复杂了，这个人的出现可以在70年前营造一个工人阶级的环境、和社会大氛围的格格不入、可能引起的人本能的尊重或是轻视。虽然他会被这些失业的工人叫“同志”或“先生”的行为逗得发笑，他并不会总是乖乖地接受这些。在谢菲尔德，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好战的共产主义者，大肆中伤资产阶级，奥威尔就回应他：“看我啊，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我的家庭也是，如果你同他们这样说，我就会打你的脑袋。”他生命中有一部分标记是注定跟随着他终生的。 大体上，奥威尔喜欢、欣赏并对想像上的所遇之人做出积极的回应——《通向维根堤之路》是一篇以人类同情心撰写的文章——但是，奥威尔总是能够意识到把他和他写的主题分开的差距。这是《通向维根堤之路》的伟大主题之一，奥威尔在无意中用比喻性的语言加强了这一主题。毕竟，这是一个人能够写的：“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在现实文明的任何社会主义中，它就带有同我们文明相似的地方，就像是一瓶崭新的勃艮第葡萄酒和几匙最好的博若莱新酿的葡萄酒的关系。”他想把这些联系起来，但是这些抑制他的关系有时对他来说是看不到的。与此同时，通过旅行以及在旅行中对社会阶级的区分，他还对社会保持着密切的注视。他很快发现，工人阶级的文化是大大不同的。推举一个像米德的人去工会这样的官场，除了他还叫工人同志外，他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了。值得注意的是，当米德夫妇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在曼彻斯特普通的寄宿房间住下了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反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有它自己的阶层和矛盾，认识到这种现实对奥威尔感受阶级体系有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安排，他相信，仅仅用简单的经济学是无法破解的，得使用传统的马克思哲学来解释英国阶级系统。他从北方回来后立刻就开始了写作，就像是使用切肉机切开烤鸭一样。 从黑汀利回来后，3月的第2个周末，奥威尔搬到了巴恩斯利。工人俱乐部协会南约克郡分支秘书王尔德修缮好学生公寓，为格雷一家免费提供住宿，其中包括一个矿工和他的太太、他们2个女儿和一些寄宿者。这所房子非常干净体面：奥威尔满意地注意到棉织法兰绒被褥盖在床上。但是，他怀疑自己是否会对巴恩斯利提得起兴趣，巴恩斯利没有合适的供他参考的图书馆。奥威尔设法参加了在城里举行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发表演说的公众集会。奥威尔对激烈质问的右翼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粗暴十分失望，可是，对于莫斯利爵士始终控制、欺骗听众的做法感到更加不满。在第一次经历散布谣言的过程中，奥威尔对欺骗未受教育的群众是如此简单的事感到震惊：莫斯利巧妙地应对，逃避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旅行6周之后——甚至现在他也仅仅只给了戈兰茨一些对《让叶兰继续飞扬》的修改稿——奥威尔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热情。3月中旬，奥威尔告诉杰克·考曼，他渴望回到没有生气的南方，做点事情。2天后，他去了一趟《阿黛菲》在曼彻斯特的办公室后，就回到了南约克郡，并在温特沃斯又下了煤矿——这是一个比维根煤矿好一点的地方，因为他能站起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感激那里的主人给了他一个钢盔：如果没有这个钢盔，他的脑袋可能会被撞20多次。正如上次他下煤矿的感觉，他非常敬佩这种在地下的工作所需的技巧和耐力。他还发现，专业知识也是相关的。正如在晚上他使用打字机记录文稿时，格雷一家会敬佩地看着他。2天后，他在格莱姆镇下了第3个煤矿，发现这次更加容易了。那里最近的工作地点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他不需要弯腰就可以走路。这时候的巴恩斯利比他预想的要有趣多了。在市场上召开的共产主义会议“令人失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的观点是很模糊的；但是在镇上主要的煤矿旁，巨大的矿渣堆却是一道非凡的风景，从下面一直冒着烟，通红通红的。在梅棓维尔区，他发现了他看到过的最差的居住条件：有一排名为“春天花园”的破败房屋，房东发出了贴满半条街的通知让那些到期未付款的人离开。在一个叫做弗斯的人的带领下，奥威尔参观了最为“可怕的房间”，并发现了堪称最为可怜的家庭：一个“非常迷茫的”老父亲，因为马上要结束他对土地22年的拥有权，不安地希冀来访者可能帮助他；还有他那2个无精打采的、每天吃不饱的儿子。这个家真是家徒四壁：床上没有铺盖，只有大衣；小孩子光着身子，只有棉花遮体，在房后的泥里玩耍。展现了更多的，奥威尔说房东在欺骗他们，并建议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用起诉威胁他们，他们可以反诉房子年久失修。他在日记中写道“希望我做得对。” 他在北方的生活接近尾声。3天后他去了黑汀利，与达金一家待在一起。3月底，他回到伦敦，离开已经整整2个月了。尽管眼下奥威尔对他应该如何重新整理这些从北方小镇和城市带回来的资料尚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他意识到需要一个便宜而又惬意的工作环境可以让他把书写完。在奥威尔的早年生活中，他总是从内莉姨妈那里得到帮助，她在赫特福德郡村的沃灵顿一直住到1936年春。第一次提起沃灵顿是在去维根的半途中的一封信里。在旅途的后半期，他做好安排，接管内莉姨妈的租佃，在4月2日前他就安顿好了。脱离了伦敦奢侈的生活、搬到沃灵顿是对奥威尔从北方归来紧缺资金的说明，而从戈兰茨那里得到的预付款是以差旅费形式方式付的。他的租金每个星期只有7英镑6便士，但是，他还是已经开始寻找方法扩大收入了。而住宿本身，正如他告诉杰克·康芒的那样（碰巧康芒就住在距奥威尔只有几里的地方）“当然不能称之为奢侈”。一点也不奢侈。沃灵顿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人口从没有超过100人：只有一个酒吧成为公众的焦点。就算用20世纪30年代的标准来看，它也太偏远了，太原始了——最近的巴尔道克镇也在3里之外。“他的房子实在是太糟糕了！”奥威尔的一个朋友在提供了他在沃灵顿的严酷而又简朴的生活条件的细节后，概括道。那是过时的建筑——被认为是16世纪的遗物——深受湿气所害。现代设施少之又少。“甚至连室内洗手间都没有，得去花园底部才有。”在里面，底下的那层包括2个小房间，一个带水池的餐具室，而水池总是堵塞的。没有煤气，只能在普里默斯炉上做饭。古老的、弯弯曲曲的楼梯最终通向2个宽敞明亮、结构布局一模一样的房间。楼梯上也总是很黑，客人们记得——灯泡插座总是不放灯泡——如果顺着摆着书的路线走似乎更容易找到路。断断续续地，奥威尔在斯托斯小镇住了十几年，重回伦敦后，就把它当作一个周末休闲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这个小村舍扩大了2倍，生意也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处理。顾客从前面的4英尺6英寸的门进入购物。柜台在11平方英尺的空间中央，透过客厅门上的细长薄板可以看到。 尽管它规模不大，地理位置偏远，奥威尔似乎被斯托斯迷住了。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所需提供了一个静辟的地方，还为他提供了经营一个商品菜园的机会。他先买了一只山羊和几只母鸡。他也想——如果房东同意——就重新开张。康芒原来有过在切尔西经营一家小型卖烟草和报纸的商店的经验，于是成为奥威尔询问建议的对象。4月中旬前，奥威尔就得到了房东的同意，向巴尔道克的批发商询问并开始整理花园，经过这项肮脏的工作，在2天里，他找到了12只被丢弃的靴子。在这轮修整花园和家务琐事之后，《通向威根堤之路》的一部分主题在他的想像中就已经成形了。杰克·康芒一开始被当作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并对他的想法做了详细的交代。奥威尔认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那种像太监一样的人，带着素食者所散发的甜蜜轻柔的味道，而在他们的脑中却有着工人阶级是绝对禁酒主义者的想法，……并用标准的英国英语口音讲话。”作为一个为《阿黛菲》工作、移居北方的人，康芒对社会主义有自己温和的想法，但是他也意识到，奥威尔以赫特福德郡的邻居身份的到来对他们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意识到那个在长满杂草的花园里工作的奥威尔和在《阿黛菲》他要招待的奥威尔有着细微的不同主张。在赫特福德郡，康芒对奥威尔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他喜爱与“乡村居住者”谈话有了一点了解。康芒还记得奥威尔对“从牧场辟出一块地修建成花园表现出了让他没有料到的兴趣。” 4月中旬，奥威尔提出做个周日社会访问的想法，康芒会见了他。他就一个人孤独的骑脚踏车爬上坡，最后出现在康芒的视线中。比平常更健谈，他跟康芒商议在马路的另一边要一块地，这样就可以养鸡了——奥威尔决定入住在当地的客栈。正如康芒看到的那样，作为发生在奥威尔身上的一系列有趣的事情的一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奥威尔明显想融入当地生活。原来做海军的房东称呼奥威尔为“先生”，但眼睛还是看着康芒，意思就是，假如奥威尔同康芒是一个等级的话，那么康芒就应该更正他的称呼。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康芒宁愿不这样做。在沃灵顿也是这样。当地人坚持说，他们甚至都不用把他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非常喜欢奥威尔。同时，他的文学生活又重新回来了。他开始创作《通向维根堤之路》并写信给西里尔·康诺利和他的妻子简，让他们过来暂住。《让叶兰继续飞扬》在1936年4月20日与读者见面。赠送新书是对奥威尔敏感证明的最好例子。他先是给米德太太，他在曼彻斯特的女房东，邮寄了一本；接着又给正在为《阿黛菲》杂志出差的里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担心没人读他的新书。他想，里斯会不会给他一个暗示，那些新书会不会有人阅读呢？他还十分专业地从他停止的地方又开始做起，为《新英语周刊》评论小说，寻找其他的介绍方式（在文学编辑J.R.爱克雷介绍下，他开始为《听众》写稿，不久还为《时代与潮流》写稿，是由杰弗里·戈尔介绍的）；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为将在5月份重新开业的商铺做准备。 在这段时间，奥威尔的文学创作、生活、与杰克·康芒的会面以及写给巴尔道克批发商的信件中很明显没有出现这个人物：艾琳。她当时在沃灵顿住吗？事实上，对她的存在，在赫特福德郡的新生活背景下，第一次是在给摩尔的信中提及有关在美国出版的《牧师的女儿》出现的。收集了有关书籍简介的创作人“独特的”细节，奥威尔似乎暗示到“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结婚的事情。” 有关奥威尔婚姻的情形并不广为人知。最初的猜想是在上一年，艾琳计划完成在勃克拜克的硕士学位后再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但是在最后，艾琳却放弃了学位、准备结婚，这个举动令她的许多朋友非常失望：这与她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女性的名声非常的不符。除了在5月底给杰弗里·戈尔的短信中有一点模糊的提及外，任何有关婚礼的预备事宜都没有在奥威尔的信中提到过。这时，奥威尔的商店已经开业2周了。列清营业收入——奥威尔希望在第2周可以进帐25到30先令——奥威尔宣布他打算在6月9日结婚。但是，他和艾琳都尽量告知了最少的人以免有人会阻止他们的结合。奥威尔这样做的原因每个人可以猜到，他和未婚妻都30岁了。虽然以前都没有恋爱过，却不会成为他们结婚的阻碍。他们没有财产。都在成年早期就开始独身生活。他们亲戚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想阻断他们通向婚姻殿堂的路似乎有一点可笑。只要想想这种做作——可能是因为来自格林威治或是索思伍德的不安的暗示——对于奥威尔来说就像是一场闹剧，把一个小麻烦扩大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对于他们结合的经济基础，他和艾琳似乎从一开始就断定他们的日子会很拮据，他们最好在有机会的时候尽早结婚。奥威尔告诉戈尔，他期望他们可以平安相处，“我是指在钱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些信中，没有人知道奥威尔是否说出了他所想的或者只是在精心设计。他几乎是在无助的、不自信的打击下，写信给约翰·莱曼，即应邀为新成立的《新写作》杂志写稿的信。尽管极不愿意，奥威尔还是写了《猎象》，同时提出这篇文章可能对于这个杂志来说是太不切实际了；他还怀疑这篇文章可能有反法西斯的元素。对于这封信的反应，是由一个被派了新任务的编辑负责的，他想知道奥威尔到底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他大智若愚吗？从莱曼那里得到了秘密的资金吗？无论何种解释，他的个人和职业生涯都可以用下列词汇描述：礼貌，超然，坚决，还有，只坚持自己的偏好。 在开商店的新生活中，随着婚期临近，继续经营着他的小农场和文学事业，奥威尔发现了中老年生活的不易。初夏，他收到了来自老伊顿校友的两封信。都是在康诺利的鼓动下写给奥威尔的。一封来自安东尼·鲍威尔——将是奥威尔成年后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比奥威尔小2岁，是4本现代主义小说的作者，那时对奥威尔的作品只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在他的画家朋友艾德里安·丹特雷的推荐下他读了《巴黎伦敦落难记》。同许多《让叶兰继续飞扬》的评论家一样，小说严肃的文风给鲍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小说的形式、体裁和观点似乎很是老套。出人意料的是，西里尔谈及他和奥威尔这时还有联系。康诺利对他的朋友做了一个清醒的说明，重点强调了他极端的自制与简朴的生活，他凹下去的脸颊上写着“苦楚”和“贫穷”。鲍威尔承认，这个说明是个“令人烦扰的。”激起了鲍威尔极大的兴趣，他寄了一封作为奥威尔的小说迷的信，并附上了他在18个月前为了庆祝他与维奥莱特·巴肯汉姆的婚礼而创作的诗《喀里多尼亚》，一首极具讽刺意味、充满了他对苏格兰风格的崇拜。奥威尔对此的回复，尽管非常礼貌，鲍威尔想，却表达了一丝微弱的冷淡，尤其是按照康诺利所言，使他感觉到奥威尔并不认同他。最终在5年后他们才见了面。

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3) 
奥威尔在他结婚的前一天回复了鲍威尔。在他结婚的那天早上，他写信给他的伊顿同学丹尼斯·金法罗。伊顿同学到底怎么样了？奥威尔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推想他们都是指导教师、公务员或是律师。对于自己，他想“我很长时间虽然都很苦，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挺有趣的。”在给杰弗里·戈尔和约翰·莱曼的信中，要想猜到奥威尔想别人怎么样去想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表现出了一种客观情况，对金法罗是一种预示，奥威尔已经想像到了他的生活远不如老伊顿校友那样来得好。但是，这越来越成为老伊顿们流行的生活方式。金法罗很快就被邀请到沃灵顿做客。写好了信，奥威尔就去结婚了。根据村里的传言，那天奥威尔和艾琳从停柩门进入场地，奥威尔到后门，翻过它，在门廊与艾琳相见。参加婚礼的包括从索思伍德来的理查德、艾达和阿弗丽尔·布莱尔，艾琳的母亲，哥哥劳伦斯和他的妻子。再过2个星期恰好是奥威尔30岁的生日。 可能有人会想艾琳，这样一个聪明、活泼的女子，为了和奥威尔一起在杂货店卖东西而放弃了她的硕士学位，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呢?据艾琳的朋友莉迪亚·杰克逊所忆，艾琳在沃灵顿生活的第一年表达了“有一点不满意”，可以推断出，她本想参与奥威尔的写作但是却没有。沃灵顿本身就是一个不会提供舒适家庭生活的地方。1936年，由于理查德·里斯的帮助与激励，一个原来做贼的人马克·本尼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并被他总是认为奥威尔表现出的“僧侣般的贫困”震撼了。简陋小屋的门是由一个“高个子，脸上和衣服上有着煤灰的人”打开的，他“在浓浓的烟尘中看着我们”。奥威尔秋天的第一次生火行动最终由于一个有毛病的烟囱而失败了，但是，本尼还是马上就感受到主人非常得体的待客之道。本尼和里斯在花园里找到了可以堵住窟窿的花岗岩石块，被奥威尔礼貌地谢绝了，在地上，可以发现从附近的公墓找来的墓碑碎石。 无论艾琳对从英国东部吹来的风和冒烟的烟囱持何种想法，都算不上是娱乐方式。他们结婚后的半年，奥威尔写出来的东西非常少：只有一些信件，一些评论，值得一提的是对康诺利《岩池》的评论，发表在6月底《新英语周刊》上。奥威尔敬佩康诺利是一个评论家，但是，康诺利对这伙波希米亚的懒人在法国南部海滩上闲荡的描述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他甚至想描写“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依赖xx交生存”，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精神上匮乏。也非常明显，康诺利宁愿敬佩他笔下的那些“令人作呕的野兽”。奥威尔对此的结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超出了康诺利小说中黑暗的被驱逐的人的世界。“需要我们像抓住救生艇那样牢牢抓住的事实是，成为一个正常体面的人同时还至少要活着。”艺术不仅仅只是程式化的行为问题。 对《岩池》尖锐的评论——应该指出的是，康诺利对《让叶兰继续飞扬》的评论也使用了相似的严肃辞藻——标志了当时主要吸引奥威尔思想的事物的重要一步以及奥威尔在这其中的位置。他当时的评论作品——甚至包括一篇分成两个部分的长文，发表在那一年下半年的《新英语周刊》上，题目非常大胆：《为英语小说辩护》——意图占领评论界一席之地、掌握文学的浪潮。能够重现文学场景对分析奥威尔对30年代小说里的场景评论是非常的重要。回顾往事，奥威尔似乎主导了战前的文学界。而在现实中，他只是接近它的边缘。他的品位，在一个充斥着实验和创新的年代，是老套的。在本质上，奥威尔对小说的评论在30年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3个方面组成。他相信大部分的英语写作是“很拘谨的”。同美国的当代文学写作相比，会让人非常痛苦，“因为在美国，19世纪的传统的自由风格仍然活跃，尽管无疑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大体上，这种表达非常明确地重新出现在奥威尔的评论中——英国小说由文人而写、内容为有关文人的创作、为文人而写；用其他的话说，被有限的体裁和一成不变的传统所禁锢。更糟糕的是，在主导流行的先锋派，比如说康诺利，缺少了道德基础，而这无论如何在奥威尔眼中是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必须具有的。那些自以为有文化修养的作家们，事实上，在嘲笑他们大部分读者的普通生活和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期望方面是有罪的。同时，有一小部分的当代文学虽然不是有关文人或是为文人而写，却也令人怀疑的。奥威尔这时候最大的不满是对像菲利普·亨德森、《马克思主义和小说》的作者，亚历克·布朗等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因为奥威尔相信，他们把生活当作了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对奥威尔对19世纪30年代的文学作品做评论的左翼批评家在这点上尖锐地抨击他。比如说，安迪·克罗夫特指控奥威尔掀起了“夸张的恐慌”，设想英国文学的主流“差不多被共产主义控制了”。事实上，克罗夫特认为，像亨德森和布朗这样的人就算在左翼圈子中也被孤立，并且被批评是极端的左翼分子，全然不顾美学标准的基本判断。这时，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是奥威尔在纸上谈兵。他还忽略了面对着他还有其他的事情。《通向威根堤之路》对专门的社会主义者的非难之一就是左翼的作家通常“非常的无趣，只是些夸夸其谈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通常对社会主义是中立的”。左翼的文学历史学家则相反，认为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扎根于通俗小说，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对于鼓励反对法西斯主义有利。看看那段时间中的有政治倾向的畅销书：举例说，A�J�克罗宁的《星星往下看》——描写一个以前是矿工的国会议员在1931年彻底失去了席位，被一个腐败的保守党取代——可以读出左翼批评家对奥威尔的观点。 远离英国文学政治的狭隘的禁锢，必须建立其他形式的阵地，尽管多少与政治还有些联系。1936年6月中旬，西班牙刚刚选举成立的人民阵线“左”派政党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由于在西班牙摩洛哥的一场武装起义而陷入了危机，加纳瑞群岛也在佛朗哥将军的统治之下。右翼阴谋组织一次政变，而不是一场持续很久的军事冲突；但是，叛乱者的犹豫和政府武装工会民兵的决定却有了一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星期后，西班牙就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民族党和共和党，都在寻求军事和财政方面的资源，就这样，西班牙内战开始了。奥威尔对西班牙非常关注。金法罗早秋时分在沃灵顿看望他时，说他一直关注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发展的报道：佛朗哥将军在他的权利范围内建立基地的情况，第一波浪潮（大部分为共和党人）是支持者群聚在法国边境等等。他接触政治，因为政治有着自身的重要性：民主政府被贵族封建主义推翻——这件事在8月初，奥威尔在艾塞克斯，朗汉姆参加的《阿黛菲》暑期学校里已经被讨论过了，在那里，他就“一个局外人看西班牙”做了讲话，由赫彭斯托尔主持。他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也明显是一本受这些重大的事件所影响的著作。这时候，折磨着奥威尔的私事，同西班牙内战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在奥威尔写的诗中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奥威尔写得最好的一首，10月初寄到了《阿黛菲》： 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牧师啊 那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了 宣讲那永恒的毁灭 看着我的胡桃成长 但是我却，唉，生在这个罪恶的时候 错过了温暖的天堂 胡须在嘴唇上生长 而那些牧师们全都理得干干净净 在现代社会，诗中写着，“禁止再做梦，不要欢乐”。人类的灵魂由牧师和力图控制公共舆论的人掌握着： 我梦想着我能在大理石做的殿堂居住 睁开眼竟然发现这是真的 我并不是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而生啊 是史密斯吧？是琼斯吧？是你吧？ 这是作家们近一个世纪的困境，延伸到了20世纪的中期。文学历史中有一半的成分是作家缅怀过去的岁月，怀疑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远不如之前的岁月适宜。另一半则是不安地意识到文学必须在现代社会中扎根，那些不愿融入现代社会，留恋过去的作家只不过在他的环境中是无用的部分罢了。《通向维根堤之路》挑起争端的下半部分，就是维克托·戈兰茨和其他人强烈反对的那部分，奥威尔在其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阐述，而其实他对社会主义包括了什么都没有清晰的想法。在某些方面，关于这点的延伸表达了宁愿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敏感——他宁愿坐在一个乡下教区长的房子里面随便写一些没有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书——但是，要知道，实际上，这样的选择是没有的。 《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已经到了结尾部分，在沃灵顿的村舍，从西班牙来的消息每天都更糟。这本书是奥威尔写作方法的一个样式的展示，可以完成预期的效果。它的头两章，生动、充满了感情、有说服力——描写了在布鲁克污秽的寄居房子的生活以及在维根下煤矿的经历——在文学技巧方面都是一个生动的演习，其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夸张。几乎从一开始，奥威尔通过使用非常煽动感情的语言技巧营造了热烈的气氛。比如说，寄宿者的卧室是以“野兽般”“污秽”，有着“难看的家具”，“在一堆废墟中有几张肮脏的床”的形象展示给读者的——这里不单单是个简陋的地方，而是一个噩梦般的苦难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声音惊醒。接着就是奥威尔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脏的人一样，”布鲁克太太，“有着特殊的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乔，寄宿在国家补助委员会，是那种没有姓氏的人……典型的失业未婚人员。对于把布鲁克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他们是那种“做生意只是他们用来抱怨罢了”。有关布鲁克无法缓和的紧张的证据总是从传闻得来的。据说，在那个牛肚店里总是有着成群的黑甲虫。据那些最近出现房子里年迈的接受救济的人说，“偷听到他们（布鲁克一家）非常紧张地问那些兜售保险的人一个噩梦般的苦难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声音惊醒。接着就是奥威尔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脏的如果人患了癌症还能活多久。”谁看到了黑色的甲虫呢？谁又听到了保险代理人的问答呢？奥威尔对此没有做任何的交代。很明显这里并不公正：荒谬，滑稽，但是又可信，一直都是不公正的。布鲁克夫妇几乎是被奥威尔重新进行了无情的文学描写，他们似乎只是一对邋遢的房东，有着不好的个人习惯，并且这些习惯演绎了哑剧怪人。但是，奥威尔引入破坏他们形象的证据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容忽视的。对于布鲁克太太，有一幕令人大跌眼镜的描写：她坐在一盆脏水旁，慢慢地削土豆，据说如果削过土豆的水保持干净，那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摆在布鲁克家那粘粘糊糊的、有许多层的桌面上的食物，从道德方面来说，也是不够格的。譬如，拿晚餐来说，是“松软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夫妇称这些饼干是“虔诚的”“奶酪饼干”。就算是这样，和原罪混起来谈，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晚饭其实是只有奶酪而已。 如果把用在破坏布鲁克夫妇形象上的技巧同下个章节“下煤矿”中的技巧做比较，就会有不小的收获。语言都是十分夸张的：“巨大的”石块，煤灰堆就像是“可怕的灰山一样”——但也更容易懂。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一生中从来没有下过煤矿，这些稀奇古怪的想像不到的景象需要奥威尔用大人国的解释告诉读者，如果他们想联系起来的话。“下煤矿”这章同样也带有相同的自然的认识，就是一个没有因为使用贬义的词汇而变得夸张的反应。“看着矿工工作，”奥威尔说，“很快就能意识到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甚至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他惊异于人类的坚忍并分析使它如此的经济体制，能够对此做出热烈的赞扬。有一个奇怪的时刻，比如说，他伸出手指摸到“一些可怕的粘糊糊的东西”从煤灰中渗出。一只死老鼠？或是更令人难过的东西？这个东西却是咀嚼过的烟草残渣。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地壳深处，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

第三部分 1936-1939 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4) 
在整理有关维根码头材料的间歇，奥威尔继续扩大他的文学报告范围，写了一本有关在爱书角书店里所度过的时光，这篇发人深省的回忆录发表在《两周读物》上；回顾了《时代与潮流》的旅游书籍并且为《新英语周刊》上的一篇现代小说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论。这篇评论公开了他的另外一个对文学思潮长期的抱怨，那就是，大部分现代书评的质量非常差。不知怎的，一般的评论家在为报纸上所登载的书籍做评论时，总是把自己放在文学的大环境中，趋向使用小说所惯用的高标准，奥威尔认为，这是用称大象的弹簧秤来称一只小跳蚤。 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随着秋天的逝去，佛朗哥非洲的军队向马德里逼进；对左翼军事民兵组织和共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屠杀行动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极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马德里存活下来了：如果不是佛朗哥绕路去救援托莱多的话，它几乎就要沦陷；共和党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了。在共产党主导的国际旅领导的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外国志愿者来到西班牙。秋天，奥威尔决定加入他们。此外，奥威尔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不为人知。唯一的线索是在一些信件中，他做了许多的安排。12月8日，他得到了签发的护照。2天后，他让摩尔为他在银行做个50英镑的担保。离开的准备工作和对《通向维根堤之路》手稿的最后修改是同时进行的。最终这部书在12月15日寄给了戈兰茨。奥威尔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给克里斯蒂和摩尔，在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艾琳处理他的文稿事宜并且对她的银行户头付款做安排。奥威尔习惯完成一件事情之前不作任何休息——艾琳记得奥威尔在那年早些时候离开伦敦前是多么匆忙——无疑想尽快到达西班牙。但是在12月19日，维克托·戈兰茨发给他一封电报，要求他能够参加一个会议，《通向维根堤之路》可能有机会在左翼图书俱乐部出版。 戈兰茨与克里普斯和斯特雷奇第一次吃早餐的时间要追溯到1月份，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创始人的想像。（奥威尔对它早期出版物已经做过评论，威尔弗雷德·马卡特内的园林传记《墙要说》。）最初的计划是创办一份左倾的报纸，但是戈兰茨游说大家创办一个文学社。这样就要求不少于2500个订户，而第一年就有4000个支持者订阅，由讨论组和智囊团网支持。55年的分裂，很难为崇高的理想主义——或者谓之纯粹的执迷不悟——想出一个更好的象征物超过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左翼政治印记下出版的书籍更好的象征物。至少在创作的最佳时期，有着超过25万的读者，它是一个在提高意识和对在英国的左翼政治生活事实的展现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实验：某种自然规律引出了高傲和超乎寻常的愚蠢。这些特质在戈兰茨所接受出版的《通向维根堤之路》中均有体现。戈兰茨对第一部分令人深思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引起争端的第二部分是否值得出版没有把握。这一点，他认识到，违反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同样也会得罪一些订户。这样的结果很难推测，但是，奥威尔在12月21日要到伦敦来，并且为西班牙之行做出更多的安排。他会见了戈兰茨并接受了100磅的预付款，但是，直到圣诞节戈兰茨都没有决定这部书是否应该拿到俱乐部出版。 同时——奥威尔生命中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他寻找一个可以提供给他赞助的组织，支持他去西班牙。他开始访问在国王大街的共产党总部，并且向哈里·波立特，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申请。考虑到共产党和戈兰茨的亲密关系和奥威尔是一个明显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波立特早已接受了奥威尔政治上改变的正式宣言。至少，得到关于奥威尔是否想加入国际旅的答案——奥威尔回复说，他宁愿到了那里再决定——他建议奥威尔从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去西班牙，这是一条安全通道。奥威尔没有被阻拦，用了他与独立工党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在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的信。独立工党的总书记，佛那·布莱克威，记得奥威尔到达独立工党总部时他的状态是十分好战的。奥威尔承认，这次经历可能会成为他的一本书的素材，但是，他现时的目标是与佛朗哥作战。快到圣诞节时，他离开了英国，去了法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奥威尔充满希望地对杰克·康芒说，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每个人都去西班牙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西斯分子了；当他到达《新英语周刊》的办公室时，他严肃地告诉编辑菲利普·麦瑞特，“必须要做点什么”。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传说，他和艾琳把家里的银物都拿去典当了，作为他去西班牙的费用，但同时告诉布莱尔一家，这是用作雕版的。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奥威尔晚些时候声称，他当时去西班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为报纸写文章的想法，然而，在他的脑中却有着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战斗。 奥威尔和犹太人 1933年2月，维克托·戈兰茨收到一封S.M.利普赛先生的来信，后者是《巴黎伦敦落难记》一名读者。然而来信并非褒扬。他在信中指出，“这本书的好与坏我根本不愿做任何评价，”“但使我震惊的是，一本对犹太人极尽侮辱、令人厌恶的书竟是由以戈兰茨为名的公司出版的。”随后，言词更为激烈的信件接踵而来——戈兰茨并非一个轻易能受到侮辱的人——甚至还有法律行动的威胁，但最终都被平息了。尽管如此，这些阴影还是影响到奥威尔早期作品对犹太人以及后来犹太国家建立的整体态度。这一点，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私下对奥威尔葬礼的一段奇怪描述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格里奇对当时葬礼上有这么多犹太人感到好奇，他认为奥威尔“本质上是极度反犹太主义”的。 奥威尔后来的作品显示出对犹太人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对“犹太”这个抽象概念的极大兴趣。在其他方面，他还为《当代犹太人记录》写了一篇长篇文章《英国的反犹太主义》，关于犹太人主题的评论（包括对于萨特的“反犹太人画像”的评述）以及一些“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反犹太人歧视问题的产生。奥威尔的朋友托斯科·菲维尔后来对这些文章做了仔细的研究，把其中关于犹太人的思想分为三类。一方面，奥威尔对于他所感受到的反犹太人激烈情绪的震惊。另一方面，他又急于表明这些支持反犹太人的观点是非理性的，通常只是无异于对经济不满的发泄。菲维尔相信还有第三方面，即奥威尔也不安地意识到公众发泄情绪也必须是有原因的。烟草商队伍里的那个人，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嘲弄“上帝特选的民族”，这也不是没有任何缘由而发生的。似乎对奥威尔而言，反犹太主义必定有一个解释，然而这种动机却被误导了，或者说原因还不确定。 相关背景还是有章可循的。30年代的英国小说充斥着回忆起来我们会记下的对犹太人贬低、诋毁的描述。同样，小说的作者们，他们当中包括沃、格林、普里斯特利也会嘲笑对于反犹太主义的诋毁。当有人在《人类之后》首次出版60年以后，指出有关书中一处对犹太人的描述时，安东尼·鲍威尔坚定地回答说，这不过是当时的创作罢了。回顾一个世纪前英国的文学作品，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对犹太人极尽侮辱的狭隘的小圈子，例如“低级、令人厌恶的犹太人”（出自特罗洛普），“怪异而滑稽的犹太老”（出自萨克雷）。奥威尔偶尔也会注意把“贬低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显然已频繁地出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作为虐待和情感的恶意宣泄。奥威尔意识到了这种传统的存在，并多次提及并婉转地进行了谴责。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次对犹太人极为激烈的描述，这甚至会让比S.M.利普赛更不敏感的人都感到震惊。 例如，在《巴黎伦敦落难记》写到第三章前，奥威尔一直在描述那个在日内瓦大街商店里“长着红头发，令人极其厌恶的犹太人”，过去奥威尔经常卖些衣服给他。“如果有人能出钱把这个犹太人的鼻子弄扁了真是大快人心啊。”奥威尔的一个朋友鲍里斯，外表总是邋邋遢遢，曾经在俄国皇家军队里服役，嘴里经常冒出一些反犹太的激烈言辞。“朋友，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冲着犹太人吐口水是不好的。没错儿，那是因为俄国军官的口水太珍贵，可不能轻易浪费在犹太人身上……”很显然，这只是对另外一个人激烈言辞的转述和综合，但是也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且措辞（鲍里斯的言论往下持续了大半页）明显是奥威尔的。其特点是：一个“犹太人”的抽象概念，根据他的眼光观察到的形象，仅此而已。回到英国后，实际上，奥威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闲逛至托尔希尔的一家咖啡馆。“在店内的一角，一个犹太人独自狼吞虎咽地吃着熏肉，像套了口套似的缄默不语，神情略带愧疚。”你看，甚至都不是“一个长得像犹太人的人”，而根本就是一个犹太人。即使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奥威尔又是如何判断出他看到的是略带愧疚的神情呢？而且“缄默不语”一说也是毫无道理的，好像这个在咖啡馆的根本就不是人，而且这种低人一等的解释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接下来的10年中，犹太人经常出现于奥威尔的日记中。1931年夏天，奥威尔在出外旅行的途中，遇见了“一个18岁的利物浦犹太小男孩，他简直就是一个街头流浪儿。我想我从来没碰到过比他更让人讨厌的人，”奥威尔在日记中认真地记着，接下来继续描述了他的反感，“这张脸让我想起某种肮脏的专吃腐烂尸体的鸟。”也许最令人称奇的还是1940年10月的一段反映战时伦敦地铁混乱状况的记载。由于当时“有如此多的犹太人，远远多于一般在人群中可看到的人数”，因而奥威尔认为，犹太人“不好”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引人注目，而且还由于他们喜欢故意招摇。他尤其对一次所见的情景感到厌恶，“一个神色慌张，像滑稽的漫画人物似的犹太女人”，一路磕磕跘跘、连碰带撞任何拦着她路的人，奋力挤出牛津马戏团站。现在，极为可能的是，这个受质疑的女人很像《屋顶上的小提记中认真地记着，接下来继续描述了他的反感，“这张脸让我想起某种肮脏的专吃腐烂尸体的鸟。”也许最令人称奇的还是1940年10月的一段反映战时伦敦地铁混乱状况的记载。由于当时“有如此多的犹太人，远远多于一般琴手》中的临时演员，场景也和奥威尔记录的一样。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21世纪的读者读到这没有不咬紧牙关的。 如果说30年代的传闻唤醒了人们对于正确看待犹太人问题的良知，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得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在纳粹欧洲受到迫害。当时也有关于战后情况以及可能建立犹太国家问题的争论。“犹太人”不再是英国漫画书中经常出现的卑鄙角色，而是人与人之间为恶的象征。对此奥威尔总是不断提及，他自己就有无数犹太朋友（诺斯特勒、菲维尔），犹太出版商（戈兰茨、沃伯格），以及犹太同事（《论坛报》的乔恩·金奇和伊夫林·安德森）。毫无疑问，这也会促使奥威尔思考自己对犹太人的态度，对此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过去自己对此说过什么。“我确信菲维尔一定认为我是反犹太主义者，”奥威尔在一封给朱利安·西蒙斯的信中大胆指出这点，而后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有二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罗伊·富勒也曾抱怨一个《论坛报》的评论员称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也更加认定，在文章中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地提及犹太人，要想不引起麻烦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威尔大约从1944年开始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对过去就此问题思考不足的弥补。在《当代犹太人记录》中有段奇怪的描述，他在书中回忆起20年代在缅甸仰光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搭话的情景，“他的举止和外表很难描述”。“我是个犹太人，先生，”在回答问话时，那男孩解释道。“他公开承认了，”奥威尔在和同行的朋友讨论时指出。然而，他仍然对反犹太主义的广泛根基，以及对认为这并非没有任何基础的观点而感到好奇。1944年《观察家》的一篇关于两本犹太主题书的评论中对“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一个本质上很神奇的信条”和一种对于异域事物单纯的畏惧做了区分。在奥威尔看来，这个问题是解释为什么有着前基督渊源的犹太人会受到迫害，而且它在其他相同的迷信教条纷纷消失的情况下却依然保持。两周后，奥威尔在《论坛报》中又重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左翼对于反犹太主义态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对此问题的过于理性。然而，这永远无法解释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怨恨，它们一直贯穿于英国文学作品以及“若在希特勒掌权期间创作被称之为反犹太主义”的大量文章当中（当然也可能包括奥威尔自己的作品）。 然而，将奥威尔归为“反犹太主义”行列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对于犹太人的所思、所写极为复杂。奥威尔曾暗示过，只要我们知道犹太人不会死在煤气炉里，侮辱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托斯科·菲维尔，一位长期基本上对于奥威尔在犹太问题上的态度表示理解的医生，仍然记得那次关于T.S.艾略特早期诗歌中描述“犹太人”的争论。奥威尔认为，这些诋毁“在当时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菲维尔认为，奥威尔反对建立犹太人国家——但是，他认为，东欧战后对犹太人命运的态度过于冷淡——他们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源于1945年的一篇名为《冤冤相报不得人心》的文章，也是奥威尔对德国南部前集中营考察后所做的报告，在那里，他目睹了一个穿着美国军官制服的越南籍犹太人（一直被归为犹太人）正踢一名被俘的党卫军人。令菲维尔质疑的是，这是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行之一，而奥威尔对此的一段描述却如此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为什么因为他来自越南并穿着美国军服就叫他犹太人呢？然而，奥威尔对这种指责也感到有些讶异，他认为菲维尔过于敏感了。可是，这些质疑还是有效果的。在接下来5年时间里，奥威尔没有提及任何“犹太人”。

第三部分 1936-1939 9、西班牙之战(1) 
我请求你宽恕，因为他们中间一半人不曾读书， 我请求你原谅，如果他们一时没有支付的力量， 宽恕他们吧，看着他们流血令人愤慨， 原谅他们吧，他们祈祷的时间不复存在。 对于这个民族，你和他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佛朗哥，你可以和他们一样明白地看到， 谁被迫起来为了最基本的权利而斗争， 敌人比你们、我们或者他们更富有，更愚蠢，更强大， 所以当德国人的炸弹在他们那里炸响， 可怜的摩尔人痛苦不堪、背井离乡， 意大利人的刺刀像篦子一样梳过城镇、村庄 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所有这些西班牙人的坟场， 为了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民族，他们在破碎的家园里奋勇抵抗， 为了一个处于危险中的民族，他们在破碎的家园里哭泣悲伤。 ——布赖恩·霍华德《献给那些投入西班牙内战的人：1937》，首次发表于《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6号诗集 1936年最后的几天里，——可能是12月23日启程——奥威尔经由巴黎来到西班牙。这是他7年来首次来到这个城市，而且，特别要去蒙特巴拉那斯市的亨利·米勒的工作室一趟。米勒是个作家，是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让奥威尔感到头疼的人。仅几个月前，奥威尔写了一封信感谢他送给自己的第2本小说《黑色春天》的副本：奥威尔“非常喜欢其中一部分”但又担心它无法引起像《北回归线》一样的反响。3年以后，米勒来为自己最成功的随笔之一《在鲸的体内》做推广。圣诞节后大概一天左右，这个高个、瘦削的英国人就来了，他的朋友艾尔弗雷德·佩尔斯对此做了记录，并对他和奥威尔的这次会面做了极有深度的描述。谈话内容本身保留的不多，但在会谈期间，奥威尔向米勒坦言，在缅甸警察局的那段经历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米勒从之前奥威尔长长的自传性质的来信中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经历过这么多波折后，奥威尔仍然选择继续面对更多的苦难。相比于死亡，他难道不是更习惯于生存吗？奥威尔对此非常“认真而谦逊”地回答，身处一个非常时代，人往往是不会想到如何避免牺牲的。米勒对此极为感动，尽管自己是一个极端的寂静主义者[thearchquietist：寂静主义尤指一种17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教派，主张清心寡欲——译者注]，他也嘲笑奥威尔的“着装”（实际上就像奥威尔所说的，这服装来自查林十字街），穿着灯心绒外套，这是为共和国战争作的贡献。佩尔斯也注意到，米勒善意地避免了提及奥威尔为佛朗哥而战。看着两个人的交谈，佩尔斯明显感受到了两人个性、特征的强烈反差，米勒有着“半东方式的冷静超然”，奥威尔则是“坚韧、达观、有政治头脑，试图努力改造整个世界”。巴黎的这次逗留也因另一个小插曲而值得纪念。后来，奥威尔为《论坛报》读者记录下来的这段充满愧疚的遭遇。当时，由于弄错了地址，奥威尔叫的出租车把他拉到了几百英尺以外的地方。那个司机非常气急败坏，接下来两人的争论演变成相互叫嚣和谩骂。当时，奥威尔非常生气，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感谢这个司机让他看到的一幕场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刚穿过巴黎大街，500英里之外一场阶级斗争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他乘火车向南穿越西班牙边界，一路上被田里劳作的农民起身行反法西斯礼的景象所震撼。 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的这段经历在奥威尔一生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相比于他和露宿在堤岸旁的流浪者一起，与无业游民一道，相比于在缅甸理想破灭的感觉，这段经历更强烈地使他意识到自己最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段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前几次经历中形成并发展自身价值所需的环境——激烈的、令人目眩神迷而又难以忘怀的环境。这一点，不仅从他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评论和文章以及返回之后的情况中显而易见，而且也清楚地表现在那些目睹他参战朋友的回忆中。理查德·里斯曾写道，自己是在奥威尔去西班牙那一刻，才意识到他的伟大。奥威尔在年底前两、三天来到了巴塞罗那，因为之前的光荣经历，奥威尔的这次到来也颇具滑稽的一面。珍妮·李还记得是在一个饭店大厅见到他的，当时，她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奥威尔肩上搭着靴子，正找报名参军的地方。开始她还怀疑奥威尔可能没有证明，但是，奥威尔的靴子使她改变了主意，这双靴子这么大（他穿12码），至少在西班牙是很难找到的。奥威尔来到英国独立公党在巴塞罗那驻处约翰·麦克奈尔面前。起初，麦克奈尔也对这个高高的、有着公学教育背景、说话慢慢吞吞带着上流阶层口音的人有所提防，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读过他的两部作品。奥威尔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创作动机，想写关于西班牙战况的东西用以激励英国的工人阶级。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加入共和国民兵部队。事情还在处理当中，麦克奈尔派来了一位加泰罗尼亚记者维克托·阿尔巴，负责陪同奥威尔在市里四处转转。阿尔巴是个热情的年轻人，他带着奥威尔做了一次“颇具1936年风情的观光”，重点参观了6个月前发生暴乱的街道，但阿尔巴好像并没有引起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游客太大的兴趣。奥威尔似乎只是一个不耐烦的记者，说话声音不高，完全沉浸于自我，对于将要进行考察的这个国家缺乏了解。阿尔巴在墨西哥流亡时读到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奥威尔发现，巴塞罗那到处都是外国人。到目前这个阶段，西班牙战争已经演变成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所激发出的情感在第2年秋天出版于《左翼评论》小册子中南希·丘纳德主编的合集《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中可见一斑。在148个作者当中，绝大多数站在政府一边，而只有5个——其中有埃德蒙·布伦登以及伊夫林·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支持佛朗哥的。（最后加入的声音来自乔治·萧伯纳，这只能作为“未分类”的那种了，他认为“在西班牙，右翼起来反抗之前，左右两派轮流执政表现都不光彩，因而也谈不上谁更不称职……”。）一般的论调则是来自布赖恩·霍华德的一段表述，他是20年代唯美主义者，近来似乎极富政治觉悟：“一个民族，几乎一半的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如今他们正起来反抗最无耻、最反动的财阀统治，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而斗争……对反动统治我深感义愤，愿以满腔的热忱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奥威尔后来对于西班牙局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因而对《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一书的召集人极度蔑视，但是，这些作品又反映出亲共和党人的内心情感，荒唐地派成千上万的年轻志愿者远离西班牙为共产主义国际分队而战。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剑桥毕业生，他于1936年秋随一个医疗救助机构来到西班牙，他还记得被当时局势所激发的那股热情。“西班牙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我所有其他的忠诚、孝敬父母、完成学业、在伦敦的生活……一切都消失在地平线下。”为了“左”派，西班牙——在当时以及接下来的10年中——都成为人们是否甘于“奉献”的试金石。特里斯，一个好心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吃人是不对的》（1959）一书作者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教授，他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种带喜剧色彩的误解毁掉了。年轻人结束了对所有自由主义事业的同情使他留在了英国。 正像30年后的越南，西班牙有能力从社会各个层面激起公众的舆论。与此同时，这些分支也决非十分准确。1936年末待在伦敦，辛克莱劳特转到了国际分队，他对当时自己出现在极度保守主义的初级宪章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出现任何敌意而感到惊讶。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然而，人们会把西班牙战争设想成——一场民主的抵抗，一次在强权政治时代民族自主的测试，一次社会革命的机遇——然而，危险的方面却很少能被明确。奥威尔向安东尼·鲍威尔承认，本土西班牙人参战的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居住在西班牙的地理位置。 这些疑惑在战争第一阶段背景中极为明显。在一般反抗进行到将近6个月后，西班牙被划分为民族主义地区和共和主义地区。佛朗哥向马德里发起进攻，马德里是当时的首都，直到共和政府匆忙撤退到后来的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佛朗哥此次的进攻被陷于停滞，但此前民族主义者从南至北取得了几次有意义的胜利。在战争进行几周内，很明显的是，无论在西班牙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留给西班牙人自己。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左翼政府，吉罗政府已向邻国法国请求援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总理勃鲁姆对此深表同情，但是在战争前几周内，向南船运的少批飞机却被法国内阁部门中止了。勃鲁姆建议，所有欧洲政府一致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个一致政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冲突两极化，变成两个极端意识形态的竞争。一方面，在仅有的最基本的海外援助情况下，苏联的政策很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此刻，俄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年左右的“人民阵线”阶段，这种策略用于抵抗支持受极权威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法西斯主义。从单纯的地域背景来看，这起到了帮助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是在议会中仅占有17个席位的小规模政党，但这不是其主要目的。历史学家至今仍就苏联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准确性质及苏联参与战争的真实目的持有争议，可是，随着俄国援助，俄国政府代表1936年开始不断涌入西班牙，这个策略中至少有一方面是确定的：它无意推动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第三部分 1936-1939 9、西班牙之战(2) 
随着国家大部分基础结构不断瓦解，地方城镇相继做出各自的安排，战争前6个月中，在共和派控制的大部分区域这项策略确实已经取得了这种效果。由于受到政府的武装支持，一些组织在36年7、8月最初的抵抗中集聚了共同的力量。例如，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全国劳动同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属于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他们抓住了瓦解现有社会结构的机会。对整个西班牙共和主义而言，进程并不均衡，正如奥威尔不久后发现的那样，在加泰罗尼亚却受到了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热烈支持。奥威尔不大确定的是，中层阶级是否处于很低的地位。与此同时，36年9月初，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一个真正的人民阵线政府形成并由佛朗西斯科·拉戈·卡布莱罗总理领导，佛朗西斯科以前是个粉刷匠，7岁辍学，后来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工会劳动者同盟领袖。在这把包括产业家、地主、基督教派在内的抵抗联盟的巨伞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分歧。部分左翼联盟（尤其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及小部分社会主义团体）认为，全力进行社会革命才是斗争的关键。更多的人却倾向于反对革命的中间党派——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向来比较保守、主张改良——因而与共产主义政策相符。因此，共产主义影响超出了所有政党议会代表或普遍支持的比率。热衷于缓和联盟革命倾向的卡布莱罗却因为共产主义者指责其没有能够有效地推进战事而感到愤怒。 奥威尔正是在这种西班牙内部混乱、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来到了巴塞罗那的。当时，他对于战争造成的极度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大了解，一心只想消灭法西斯主义。那些他后来关于西班牙政治的观点在此时才刚刚开始形成。到达加泰罗尼亚的中心之后，他就立即投入到马克思联盟工人党支持者的行列中。但是，正如他所承认的，最初他还是同情那些至少看起来想把事情完成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也立即感受到人民阵线联盟中的巨大分歧。对辛克莱劳特而言，当时依附于国际分队中德国共产党派的一个团体，这些现象从初秋以来他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在与女朋友度假期间，辛克莱劳特来到巴塞罗那的主要大道兰布拉斯大街最南端的一所旧房子的咖啡桌旁，他们刚坐定就有一支麦克风从阳台上降下来，一位女士拉过一把椅子就介绍自己说是来自真理电台（“唯一一家依据现实而非虚假”的电台）的记者。在闲聊了几句关于阿拉贡阵线进程情况之后，辛克莱劳特表明自己还没准备好接受访问。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里是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电台”，这位女记者突然插道，“我们不仅相信自由，而且正在实践自由”，采访显然已经开始了。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之后，辛克莱劳特只有匆忙撤离。 回顾起来，西班牙充满了无数不同寻常的象征和体验，也使奥威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遭遇到事情的重大。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即前一年夏天被接管并重新命名的骑兵指挥部，发生了一件事情。奥威尔在加入民兵部队的前一天，一位意大利民兵以为他是英国志愿者，（激动地与他握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次会面也许是奥威尔所有诗中“意大利士兵和我握手”引用最多的。 我从你脸上能看到 任何力量无法做到 任何炸弹无法毁掉 你那水晶般的心灵 尽管不能忽视奥威尔内心浪漫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个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他对于生活中物质方面的关注偶尔会让人感觉惊讶。但是，在这座城市中大部分社会习俗的传统被完全颠覆的现象也唤醒了他内心起来斗争的热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开头章节隐约提及了奥威尔最初的动机——“我是抱着撰写报刊文章的念头来到西班牙的”——他同时强调了一旦亲身经历不排除也会实际参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加入民兵组织似乎是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加泰罗尼亚的革命气息渲染了最简单的社会行为。实际上，他的第一次体验是缘于要给电梯侍者小费而受到饭店经理的责怪。无论如何，表面看来，统治阶级早已不复存在，而结果呢，却是现实变得更加复杂。 当然，这种迹象在列宁营还不多见。奥威尔所遇到的本土西班牙人——另外只有一个叫威廉姆斯的英国人——都是纯粹的工人阶级：铁匠、看门人、工厂工人。他很快发现，这并非加入民兵部队的大好时机：战争进行到6个月时，最初的民兵志愿军大多疲惫不堪甚至牺牲。奥威尔被介绍到分队指挥若斯·鲁维勒之后，第2天就被派往阿拉贡前线，然而，他不得不等到下一个军营配备齐全为止。与此同时，生活在一个西班牙民兵营也激起了他所有习惯性的厌恶情绪。部队马匹已经全部集中运往前线“但是，整个兵营仍然充斥着马尿和腐烂的燕麦味。”战士间相互传递饮水的公用水瓶也使他感到恶心，水瓶是玻璃做的，尖尖的瓶嘴，让人不由想到医院里的床头水瓶：奥威尔只好要了一个杯子。除了肮脏、粗野的饮水设施以外，军营的环境也更有一种整体混乱的感觉。军服是一件一件地分发，新兵大多是来自巴塞罗那的各条后街，因为实在无法阻止他们不拥堵街道而被招募进来。然而更糟的是，部队一方面缺乏组织纪律，一方面又充满着民主化的精神。军官们指责那些叫他们“长官”的士兵，要求他们更注重好的品质而不是部队纪律。也许最糟糕的是，他们不接受任何武器训练（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武器：奥威尔猜想整个军营只有哨兵才有步枪），奥威尔也只是在伊顿公学军官训练营中接受过旧式操练。“在西班牙交上朋友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奥威尔的知己不多，和人打交道又略显含蓄，但是在西班牙，他却能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相处愉快，尽管理解加泰罗尼亚方言还有很大困难，对他们的热情好客以及对自己的加入报以普遍的赞扬而深受感动。 这时已经是１９37年1月初了。在大量谣传、拖延之后，部队突然被通知2小时后开赴前线。军营立刻充满了一派妇女帮着丈夫、孩子收拾行李的景象。奥威尔不得不让威廉姆斯的西班牙妻子教自己如何佩戴上新的皮子弹盒，她已经是7月街头战斗的老兵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也是一本研究西班牙人性的书。从列宁营出发前几小时就能看出几点。尤其是奥威尔注意到，由于管理的混乱，人们为了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礼节和过于注重形式。人们点燃火把，广场一片红旗的海洋，排好队伍，人群一片喧嚣、激动。政委在飘舞的大旗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发表了演讲——奥威尔觉得这听起来更像纽伦堡[Nuremberg，德国东南部城市——译者注]集会的左翼版——在这之后，队伍在罗希拉总参谋长乔治思·考普命令下，出发前往火车站（走了最长的路以获取最广泛的公众影响），然后上火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以至于没有坐的地方。随后，他们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奥威尔估计每小时不到20公里的速度朝阿拉贡高原行进。从阿尔科比尔站，他们换乘卡车到达西塔默，然后向西来到面向萨拉戈萨[Zaragoza，西班牙东北部城市——译者注]战线的后方。隆冬季节，在海拔1500英尺以上的地方，充斥着严寒，以及奥威尔推断出的战争中最独特粪便和食物腐烂味道的混合气味。尤其是阿尔科比尔，虽然还没经受战争，但已经是一片肮脏的海洋。阔步迈向战场后，此时的奥威尔发现自己正恐惧地注视着两旁的士兵。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路上为了保持士气高昂，叫喊着口号，“听起来像小猫的叫声一样悲哀”。前线的情况也同样让人丧气，只有一连串山顶“阵地”。在那些悬崖的缝隙中，奥威尔不停搜寻的眼睛很快发现了几个月残留下的垃圾废物。在不远处，沿着下一串山顶，偶尔能够看到极细小的影子。那就是700码以外的法西斯战线。 奥威尔在阿拉贡前线已近5个月了。从军事角度上说，这是一滩死水，激烈的战争发生在维斯卡省周围，但奥威尔的部队只起了很小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夜间巡逻，狙击手偶尔朝山谷里放两枪以及奥威尔称作的“令人乏味和静止的战争状态的不安”。正如他后来所发现的，对于这种停滞有几个很好理由。第一，是由于抵抗战线的牢不可破，建立在山顶上俯视深谷。第二，是因为完全缺乏战争得以进行的大部分物资。比如说战壕迫击炮被视为太珍贵而不用，被保存在阿尔科比尔，大部分的步枪都没有用。而且没有地图、图表、测距仪、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照明灯、维利式信号弹、金属切割器或军用机械工具。奥威尔对于自己也承认的混乱场景进行了描述，共和军在阿拉贡阵线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象征性的作战，读完这段描述后，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奥威尔因此受到了一些左翼评论家的责难——相对于其他更宽泛、更理论意义上的抱怨，这还算是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他隐蔽起来了，正如其中一个评论家所说的“在毫无意义的战线上……他根本没起到任何有军事意义的作用”。当然起的作用是不同程度的，并非所有人都起到军事作用。奥威尔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目前的无奈处境，于是，他在山顶的前几周一直忙于实际的事情，寒冷的冬天置身于成堆的生锈罐头、老鼠以及粪便中，而并非直接处理常规事务。奥威尔悲哀地承认，在战壕中，5件东西是至关重要的：木材、食物、烟草、蜡烛以及糟糕的第5件——敌人。保暖迅速成为前线生活的首要任务。一天夜晚值勤的时候，奥威尔仔细地逐条记下了自己所穿的衣服：一件厚防护衣和裤子、一件法兰绒外衣、两件套衫、一件羊毛上衣、一件猪皮外套、灯芯绒马裤、护腿、厚袜子、靴子、一件军大衣、一条围巾、加衬的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 卫生设施是根本不存在的。部队每天只有一夸脱的水用来洗漱和饮用。士兵们的个人习惯更有待于提高。有人习惯在战壕里方便，“如果晚上经过时不得不绕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恶心。”尽管条件十分简陋，奥威尔对这段生活的描述还是充满童趣的，有一种近似伊顿式的调侃口吻：“在黑暗的山谷里不时有几颗子弹嗖嗖而过，像红脚鹬的叫声一样从头顶掠过，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他还写道，接下来的白天巡逻“也不失有几分童子军侦察的趣味”。然而，经常和奥威尔在一起的人不免会感到疑问，这到底怎么理解呢？是无忧无虑还是自我贬低的表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描绘不过是奥威尔对于黑夜穿过西班牙山谷这段体验的感触罢了。与此同时，尽管战争显示出奥威尔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面，但也赋予他某种权威。由于他比大多数战士都年长而且有在缅甸警察局工作的经历，因而更富有经验。很快奥威尔就被提升为下士，由小分队的指挥，一个20多岁的叫本杰明·列宁斯基的波兰人掌管着10个人，向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发布命令。奥威尔在列宁营体验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纪律远比他预期的更可靠，但是，训练年轻人射击和隐蔽的工作无法让他最直接地接触到战争。 此时家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尽管奥威尔1937年头3个月给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其中一些内容可以猜出来，尤其是不停争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由于担心书中第2部分会引起争议，维克托·戈兰茨最初想把这部分完全省略。为此他遭到摩尔和艾琳的强烈不满。后来，他无法拒绝出版此书，同意让步，自己给左派读书会版本写序，以此驳斥了他所认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公正的评述。奥威尔害怕读者会误认为自己的书代表了3个人的观点（戈兰茨、斯特拉切·和哈罗德·拉斯克），成为左派读书会“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论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弊病”的看法，同时对苏联工会“鼓吹”的工业主义以及把苏联人民委员描述成“匪徒”的“极度轻率”都做了阐述。相比于奥威尔对于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观点“我对于各种种族的社会主义者都有广泛的接触，但我感觉这个整体还是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来说，戈兰茨对其第2段自传性的开头更感兴趣（“实际上，我知道没有哪个中产阶级在书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体面地被抚养并形成对自己广大同胞的认识的”）戈兰茨的介绍是一段辉煌时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诚、痛苦地意识到对于忠实作者和主题的责任，同时又因为对苏联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质疑而感到极度沮丧。很显然，尽管这些书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着戈兰茨。她在一个月里寄往摩尔办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谢书能很快出版，但校对要在出版社进行（以便她要24小时看）并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奥威尔来自前线的消息。奥威尔有空从西塔默寄来一张明信片，流露出对当地农民恬淡生活的羡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几乎被炸弹完全毁坏，他们仍然能平静地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艾琳透露，奥威尔对于被提升为下士并不觉满意，因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卫兵。然而也能获得补偿，那就是“在防空洞里饮茶”。 艾琳刚结婚6个月，没有固定职业，也不再参加在伯克贝克的讲座，她非常想去西班牙。2月初，艾琳出发去巴塞罗那的约翰·麦克奈尔工作室做志愿者，此前不久她最后写了一封信给摩尔，交代《通向维根堤之路》演示稿的事情(包括一份给“丹尼斯·科林斯夫人”的)。内莉姨妈被重新安排操持店铺。这时，奥威尔的职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待在阿尔科比尔英国独立公党小组的3个星期里，由于考虑到英国人在一起比较便利，威廉姆斯和奥威尔被派往蒙特奥斯科罗，与新进入的人员一起，往西几英里就是萨拉戈萨市。奥威尔非常喜欢他的几位新同伴，有一个孤身的西班牙人雷蒙·威廉姆斯的姐夫，以及几个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机枪手，奥威尔以一种非伊顿公学男舍监的口吻称赞他们是“一群身心都极棒的人”。而他们这些人，除了几个特别的人之外，也都很喜欢奥威尔。奥威尔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的记述更增添了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源偶尔也会有所不同。即使在部队，他的着装也没有准则可言，外表怪异而引来众多非议。第一次战后议会中成为工党议员的鲍勃·爱德华兹还记得首次见到奥威尔的情形，他穿着奇怪的装束：“穿灯芯绒马裤，戴着卡其布绑腿，裹满泥巴的大靴子，一件黄色的猪皮无袖外套，一顶咖啡色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戴一条针织的土黄色围巾，长长地一圈一圈地缠在脖子上一直裹到耳朵边，肩挎一条老式德国步枪，腰带上挂着两支手榴弹。”队伍里的年轻人还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权威或专长：比如说，他能很熟练地取回土豆并在山坡上升起火。有人还记得一次夜晚月下巡逻，奥威尔安慰他：没有必要蹲下，没人会看见他。

第三部分 1936-1939 9、西班牙之战(3) 
以上这些往事也使得奥威尔是否“适应”这种生活这个永恒问题难以回答了。对18岁的斯特拉福德·考特曼来说，奥威尔是小组中最受欢迎的人，只有一小撮人会抱怨他的口音“或对这样那样事情的蔑视”。其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为奥威尔的眼中钉——叫弗兰克·弗兰克福特，发现了奥威尔屈尊的一面：“你一直能感觉到，奥威尔认为只要工人不参与社会主义，其本身还是好的。”另一个志愿者，杰克·布兰思韦特，父亲曾是个矿工，他被《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透露出的人性的温暖深深打动：他认为这是奥威尔内心的写照。但是，从被人接受的角度来说，奥威尔并非一个“交际家”。爱德华兹发现了他的勇敢。在一次法西斯进攻中机枪出了故障。西班牙炮兵拒绝屈服于敌人的枪炮之下，认为这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奥威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做了一件无畏的事情。但是，爱德华兹认为他这么做是极力想“证明自己”。空闲之余，奥威尔有坐下来写作和阅读的习惯（爱德华兹戏称他为“血腥的涂鸦者”）莎士比亚和查理·里德的《现款》是他在阿拉贡的主要读物。奥威尔身体并不强壮，很容易感冒并且喜欢舒适的生活，喜欢艾琳从福特奈姆和梅逊或者陆海军商店订购从巴塞罗那运送来的正宗英国茶叶。 奥威尔把这种英国特色带到萨拉戈萨：在俯视阿拉贡前线的防空洞里泡着茶。这在当时的一些照片中可见一斑，照片是艾琳3月份由乔治思·考普陪同乘坐参谋长的车来军营探访期间留下的，英国独立公党的成员们在一名西班牙枪炮手后面合照留念，奥威尔由于个子高大而显得尤为突出。艾琳则依偎在他身旁。这段经历并非没有危险——法西斯分子在一边开火——而在另一边的海滩上，人们还从游览车上四处往外张望。奥威尔对周围人和自然延续的反应也是很典型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充满了对自然的描述——树木还未发芽，冬大麦从凹凸的土壤中伸出叶苗——不时勾起奥威尔对于缅甸景色的美好回忆。 但是，有时候，黎明从我们身后的山顶破晓，射出第一缕狭长的金光，像利剑划破黑夜，然后天色渐亮，胭脂红般的云海在遥不可及的前方晕染开来，这些景色绝对不容错过，哪怕你整夜不曾合眼，膝盖以下失去知觉或者悲哀地担心下3个小时就没有食物。 艾琳到巴塞罗那后不久，小部队就离开了蒙特奥斯科罗和马克思联盟工人党部队一块被派往加泰罗尼亚平原50英里以外和维斯卡省附近，与共和军汇合作战，这次战争已经持续了数月。积极的备战6周后，投入到战线的一部分，这时候，实际的战斗近在眼前，奥威尔将能更清楚地明白在西班牙自己该干什么以及希望获得什么。然而当它真的来临之时，自己又为何而战呢？《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包括了一章对这段时期的自我反思，奥威尔也承认当初和考普跟随行进队伍出发到巴塞罗那火车站的想法过于天真，危险的是——当时奥威尔的一个关键词——“共同的礼节”。奥威尔当初加入马克思联盟工人党民兵队伍只是因为他带着英国独立公党文件来到巴塞罗那。那时，他对于西班牙政党之间的分歧以及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还不够了解。详细调查表明，佛朗哥受到贵族、教会支持，这些机构对其他欧洲右翼独裁者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不信任，佛朗哥的目的在于试图恢复封建主义。这不像有千年历史的德意志帝国的其他纳粹分支，它只向后看，并不向前看。而且，西班牙境内进行的战争超出了他们的范围。“在西班牙之外几乎没人意识到革命的进行，而在国内没有人怀疑过。” 这些特征也使奥威尔印象深刻。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党和他们的共产主义联盟所散布的“消息”——只有赢得战争才是最重要的——也深深地感染了他，以至于想转到国际纵队。在英独立公党队伍里的同事也认识到，他的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一位美国志愿者说，“他当时并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也不理解共产主义者在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爱德华兹曾怀疑奥威尔更钟情于国际纵队是因为能获得更好的素材。弗兰克福特也坚持这一点看法，他认为，奥威尔想加入国际纵队是“因为他是一个记者。”这对奥威尔并不公平。但是，很显然，这段单独的记录——艾琳指的是他当时记的日记，当然也不可否认日后会根据这段经历出书——并没有被忽略。 此时的维斯卡已经是夏天了。在沟壕中巡视时，奥威尔发现了一些紫罗兰和一种野生风信子。当时食物供给已经成了问题，主要的粮食场所也就是附近的一片土豆地，实际上也无法躲避法西斯分子枪炮的袭击。这种生活也给奥威尔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艾琳在3月底从马克思联盟工人党日报《西班牙革命报》报社寄去给母亲的信中描绘了她去前线探望的情况，当时，她却形容奥威尔“情况很好”。奥威尔被送往蒙伏洛里特前线后方几英里的西班牙医生那里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这只是由感冒和疲劳所引起。艾琳对这个“非常傲慢又邋遢的”医生和医院不大信任——认为这家医院只不过是前线伤员的包扎所——于是，放弃了留在那里照顾奥威尔的想法，把他带回到巴塞罗那，认为丈夫最好的治疗是茶、巧克力，或者可能的话，雪茄。然而，奥威尔不久后又回到蒙伏洛里特，这次是由于手部感染，需要10天的休养。医院里的手指灵巧的勤杂工几乎偷走了奥威尔身上的一切，包括艾琳探望期间的照片，唯一能作为补偿的是，他度过了几天在乡村散步的悠闲时光。在村边供骡子饮水的水塘边，他意外地发现了几只“特别的绿青蛙，有一分铜币般大小，颜色非常鲜亮以至于使旁边的绿色植物都黯然失色”。奥威尔写信谢谢艾琳寄来一批新的生活用品以及转送的对《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评论。除了可预见的哈里·波里特在《工人日报》上持有不同意见之外，奥威尔认为这些评论比他预期的要好。 重回到维斯卡前线之后，奥威尔经历了他的战争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体验。共和军战线在不断前进。在一次持续6小时的夜间演习中，600名民兵战士在离法西斯阵地几百码远处建造了一条宽阔的战壕和一道齐胸高的墙。随后，志愿军们被命令在军营指挥官乔格·罗卡的带领下，向敌军堡垒发起夜间袭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这次进攻的描写——《新领导》中对此有段戏剧性描写的补充（我们英国独立公党的战士们完成得很棒）——是一种即时的和经过考虑后分派的奇怪融合。大约30名志愿军向前穿越湿地，目的在于不被发现地靠近目标。同时，另一支部队继续向前进攻。奥威尔被带回到在缅甸打猎时的记忆中：“当我朝野生动物慢慢靠近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同样极度地渴望接近目标，也同样确信这不过像梦一样遥不可及。”在被法西斯敌人发现之前，他们离目标已经只几码的距离了。当奥威尔发现自己置身于敌军的炮火和部队士兵的反击之中时感到非常惊恐，但是，最后堡垒还是被攻破，进攻者一拥而上。根据《新领导》对奥威尔形象的描述，“穿过枪林弹雨冷酷地向前走去”（一名民兵战士记得，当时奥威尔站起身大喊“来吧，你们这帮混蛋！”，他急忙喊道：“天啊，埃里克，快趴下”）。 在敌军阵地，奥威尔带着刺刀，沿着通讯战壕追赶撤退的法西斯部队。这也使他回想起20年前学校拳击教练示范自己在达达尼尔用刺刀猛刺一个土耳其人的情景，然而，那个土耳其人逃脱了。可是，奥威尔的战友们却或死亡或失踪。在现场找到了大量军火和一只巨型望远镜，这对当时配备不足的共和军来说意义重大。当法西斯分子开始从共和军突击队没有占据的阵地发起进攻、并试图消灭他们时却没有取得胜利。民兵们想在未设防的一面建起防御屏障，但敌人却一步步进逼。奥威尔向一个叫毛利的战士借了一枚炸弹，准确地扔向他判断出的敌军开火的方位。接着听到一串惨叫和呻吟声。奥威尔承认，当听到这叫声时有一点点“隐隐作痛”。部队捕获了一箱军火向后撤退，却发现罗卡和一名叫希德尔顿的英国士兵失踪了。奥威尔、毛利和其他3个西班牙人自愿去寻找，却发现法西斯敌军又重新聚集力量追了回来。这两名失踪士兵受了伤并被转送到部队包扎所。后来，考普告诉他们，部队从战线的一方转向另一方发起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这实际上是奥威尔最后一次参加战斗。随着春天的到来，白天时间的增长以及盛开的花朵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效果——盛开的野玫瑰在战线后方的石洞里蔓延——奥威尔隐隐感觉这段时间自己表现并不理想。他计算自己在前线已经有15天了，“这段时期似乎是一生中最没意义的时光。”回顾起来，其实并非如此，这3个半月是一个过渡期，与他之前一段无法用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但此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到马德里加入国际纵队。奥威尔就要离开部队并且已经递上退役辞呈，这使得英国独立公党的战士倍感失望。鲍勃·爱德华兹几星期前已经离开了西班牙，这位“血腥的涂鸦者”却还在，他之前曾告诉奥威尔他所了解的国际纵队政治委员的情况。回来和奥威尔一起休假的哈里·弥尔顿则是更直接地指出：“他们不会收你的，即使收了，也会把你给打发掉的。”可是，奥威尔是不会被说动的。4月25日，他和弥尔顿回到蒙伏洛里特，在一个谷仓里睡了几小时。然后，他们赶巴巴斯托的早班火车，接着在莱里卡换乘特快列车。下午3点到达巴塞罗那。理查德·里斯几天前就到了。逗留的几天内，理查德到艾琳供职的马克思联盟工人党办事处探望了她。使他感到吃惊的是，艾琳看起来精神状态不佳——心不在焉，经常出神，神情茫然。起初他认为这是出于担心自己的丈夫，但是，当艾琳提起在街上被人看见和自己一起可能造成危险时，他意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后来里斯得出了另一个不同的解释。他感到艾琳是自己所见的到第一个受“政治恐怖影响”的人。

第三部分 1936-1939 10、巴塞罗那：奥威尔之像(1)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整个经历使我更加坚定对人类正派人生的信仰。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奥威尔在前线经受着各种小毛小病的折磨，但是艾琳认为，他在返回巴塞罗那途中身体状况还不错，尽管他衣衫褴褛，两只靴子实际上已分了家，根本不是一双。珍妮·李说得对，西班牙是很难买到12码的靴子。奥威尔有点体力不支，皮肤晒得黑红黑红，艾琳却认为他“气色真的不错。”倒霉的是，奥威尔同艾琳团聚在大陆旅馆的几天中，由于胃部毛病而病倒了。他想这可能是由于战壕艰苦生活后大吃大喝造成的。不管怎样，他打定主意好好在城里享受一番，他曾在隆冬时节走马观花游历过该市。 艾琳来西班牙已有10个星期，奥威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已逐渐熟悉了巴塞罗那，3月的轰炸中她一直在那里。她在信中谈到，西班牙人惯有的喧嚣嘈杂在这非常战争时刻窒息了，但是，即便是战争期间，她也毫不耽搁地享受着令人心醉神迷的夜生活。在一封3月底写给她母亲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她要马不停蹄赶赴三个盛大的宴会，返回旅馆时已是次日凌晨，所以不能及时回信。肯定无疑，一些宴会是承蒙了她丈夫的司令官乔治思·考普的好意。考普与艾琳的关系是奥威尔西班牙之旅一个难解的谜团。考普年长艾琳两岁，谈到他的私人生活时他总是闪烁其辞，他告诉奥威尔的许多情况都是骗人的。考普性格古怪，独立工党小分队的一两个队员注意到考普特别喜欢陪伴布莱尔夫人。罗莎琳德·奥贝梅耶是艾琳的一个朋友。在共同举行的聚会上，她同奥威尔首次相识。她回忆起在艾琳晚期的岁月中只要一提起考普的名字，艾琳就春风满面。所有这一切证明不了他们的关系，但考普始终如一彬彬有礼出现在奥威尔和艾琳这对夫妇各自对于1937年5月、6月事情的记述之中：亲自驾车将艾琳渡运至前线；亲自代艾琳草拟信件。那时，他不大可能意识到奥威尔在西班牙的最后的大多时光中，都在做出努力使他远离某种死亡的阴影。 像以往一样，奥威尔的思想并不是只聚焦于西班牙。他还有若干英国邮件要回复，其中包括经由戈兰茨介绍为左派读书会所写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不过奥威尔还未审阅；另外还有沃林顿小农场的事情等等。那儿的小杂货店由于内莉姨妈疏于管理而日益衰败，还拖欠着债务。艾琳委托她的哥哥劳伦斯进行财物清理，处置余留物品。推测起来，内莉姨妈这时也应该搬走，按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未实现），奥威尔的一个名叫亚瑟·克林顿身受重伤的独立工党同志在此疗养康复。奥威尔卧床养病数日之后，就穿梭于大陆旅馆内外。尽管烦心事诸多，奥威尔的主要兴趣仍旧放在他到来后巴塞罗那四个月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鉴于上一年的社会革命，许多的变化显而易见充满着不祥之兆。最为明显的是，平民大众对战争早已兴味索然：战争只不过是遥远之地隆隆作响的某物，是人们过着“正常”生活的拦路虎。原有的贫富、主仆之间的界线又分明如初。奴态卑屈的情景年初在巴塞罗那的商店、旅社已明显消失，如今又死灰复燃。奥威尔带着艾琳进入兰布拉斯大道的一家袜子店铺的时候，发现那儿的店主一个劲地点头哈腰，甚感惊奇，因为这在英国的牛津街似乎早已多此一举。与此同时，更多的形式也证明了时代在不断变化。尤其，奥威尔注意到一个有系统的宣传活动直接对抗统一工党的预备役部队，转而拥护“国民军队”。而所谓的“国民军队”是2月来所有武装部队纠集起来的称呼而已。 奥威尔隐约地意识到共和制的西班牙的政治版图开始在脚下移动，但他自己承认，他仍然把到马德里前线的目标放在首位，把党内政治分歧放到从属地位。若想去马德里，他必须要参加国际纵队。这意味着要有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还有一个问题：艾琳怎么办？马德里多半对她闭门不开，但让她继续留在巴塞罗那又毫无意义。艾琳认为她的最终命运之地在巴伦西亚，即共和政府的权利中心。一封5月1日寄给她的哥哥的一封信披露了当时的具体情形。奥威尔夫妇明白国际分队认为他们政治上是靠不住的。但是当他们向国际分队的代表解释时，艾琳写道“还没等我们说半个小时，这位代表就提出我可以做一份行政管理工作，我估摸他们会接纳乔治的”。艾琳承认这个选择不合时宜。“但是，这是他认为首当其冲要做的事，也是能到马德里前线的唯一途径。”奥威尔已申请了证明他履行职责的公文，但由于疾病未能前去兵营，取回公文。显而易见，国际分队迫切想从独立工党分遣队中招来队员。倘若奥威尔的身体不是欠佳的话，他很可能当场就被接受了。然而，他病倒了，只有一周逗留的时间。他想出了一条权宜之计，说没有靴子可穿，要预订一双新靴子。实际上，靴子已在制作之中。奥威尔决定再待下去，从下周发生的事件来看，他的决定是有重大意义的。 外表来看，巴塞罗那风平浪静，但其外表下却涌动着巨大的对抗力量——兰布拉斯大道人头攒动，商业街喧闹嘈杂。共和党内派别长期明枪暗斗，频频制造政治谋杀事件，奢侈的葬礼接二连三，混乱动荡的氛围有增无减，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与更为正统的左翼分子之间的长期的敌对。左翼派现在更多地受共产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分裂反佛朗哥联盟局势日趋复杂。比如，4月底，一名劳动者同盟的知名人士遭到谋杀，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店铺，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葬礼的队列成员主要来自“国民军队”。人数众多，队列的行进竟花了两个小时。奥威尔从大陆旅馆的窗户眺望着其场景。那天晚上，他和艾琳被惊醒，如雨点似的枪弹来自百米开外加泰隆尼亚广场方向。后来他们得知，一名全国劳动同盟的成员被谋杀了。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言：“五一”国际劳动节将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全国劳动同盟与劳动者同盟都将参加。奉行温和主义的全国劳动同盟领导人致力于双方和解，但最终由于害怕暴乱而取消了。这情势很奇怪，奥威尔思索着，也许在所有的地方中，只有巴塞罗那是独一无二的，在非法西斯的欧洲大陆上打算不庆祝苏维埃革命20周年的主要城市。西班牙内战不管现在看来是多么遥远，对于巴塞罗那的资产阶级而言，其后果近在咫尺，令人担忧。政治温度每日都在不断升高。奥威尔独立工党战友杰克·布兰思威特记忆犹新。他回忆起他同奥威尔正待在大陆旅馆时，附近的一场街巷战爆发了。“我们正坐着，一颗子弹穿过窗子。我们都蹲下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5月3日局势已达到白炽化。这天，两、三辆卡车载着治安警备队，驶向巴塞罗那电话局，并想将其置于官方控制之下。该电话局主要是由全国劳动同盟的工人管理的。奥威尔沿着兰布拉斯大道走着，路上目睹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与附近教堂塔楼上的一个人正在交火，顿时警备起来，返回旅馆。半路巧遇到曾在前线认识的一名美国军医。他向奥威尔讲述了一通当前的形势。两个人一道又赶往临近兰布拉斯大道末端的范肯旅馆。那里是统一工党的临时驻地。现在一片狼藉。统一工党所在办公室的对面正在分发步枪，大家心里都清楚，治安警备队在追捕全国劳动同盟者，要占据能够俯视工人们的建筑物的战略要点。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可靠消息，时刻准备参加战斗的防御者严阵以待。奥威尔想方设法拿到了一支步枪，但联盟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把他的枪偷走了。最终，奥威尔在电话中找到了独立工党的代表麦克奈尔。麦克奈尔报告说一切还正常。奥威尔带着调侃的口吻反驳说，要是有香烟的话，统一工党地方委员会就一切正常。半小时后，遭受了无政府派巡逻队的两次阻拦后的麦克奈尔终于出现了，带来了两盒美国著名的“好彩”牌香烟。这时，已近日暮时分，这些民兵们有足够的时间审时度势。屋前房后已无多少武器：军械库实际上已是一个空架子。此外，这里挤满了枪战发生后避难逃生的路人。那天晚上，他们席地而眠，睡得并不舒服。这幢建筑物过去是一座提供临时表演餐馆式的剧院。奥威尔撕下舞台上的一块幕布，裹在身上，睡了起来。早上3点钟的时候，有人发给他一支步枪，让他到窗子边站岗放哨。 清晨，街道上竖起防御障碍物。奥威尔的枪被收回，他又一次被解除了武装。奥威尔与另外一个英国人决定返回大陆旅馆。他们沿着兰布拉斯大道刚走到美食市场半路时，枪战就开始了。在奥威尔前一天看到枪击的街角的地方，路障高高地堆放着，一个人藏匿其后。他提醒奥威尔教堂塔楼上有治安警备队，路人随时有被瞄准的危险。于是，奥威尔一路跑着穿过了街道，一颗子弹“啪”地“嗖嗖”擦肩而过。奥威尔终于跑到了统一工党所在的行政楼的对面街道，听到门口传来奇袭骑兵的阵阵叫喊声。因为有树和一个报刊亭相隔，奥威尔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返回旅馆后，看到艾琳安然无恙，奥威尔洗了洗脸，就折回行政楼听取命令。步枪、机关枪的“哒哒”的声音此起彼伏。奥威尔发现考普也在那里，就同他交谈起来，但两人总被楼下传来的一阵阵骇人的撞碎声打断。两人急匆匆奔到楼下看个究竟，发现一群奇袭骑兵在门内对着大街投掷炸弹，好像在玩撞柱游戏［skittles：撞柱游戏，英国九柱戏的一种形式，游戏中投掷一个木制圆盘或球去击倒钉子——译者注］似的。他们看见奥威尔民兵战友美国人托洛茨·米尔顿的头竖在书报亭的上方，就像一个椰子挂在那儿。米尔顿是同奥威尔假期一道来这里的。原来，治安警备队把他们自己关在附近的摩卡咖啡馆，然后试图突围出去，但遭到阻击，被迫又逃回咖啡馆。米尔顿刚巧走在大街上，于是他们就朝着他开起火来，害得他急忙躲避。 考普在枪火之下表现得从容镇定，奥威尔极为佩服。面对着出现的情况考普立即行动起来，他打算促成双方停止开火。他站在人行道上，咖啡馆的人都看得见他的举止。只见他取下手枪，扔在了地上，然后带着两名西班牙民兵军官阔步向朝咖啡馆的门口走去，那里还藏有两名治安警备队队员。一个穿着长袖衬衫的人冒出来好像要商谈。他指着人行道上两枚尚未爆炸的炸弹，神色很紧张。考普不再朝前走，返回来吩咐手下人用枪来引爆炸弹。奥威尔从一个骑兵手里借来一支枪，对着第二枚炸弹开了一枪，但在混乱中没有打中。一切紧接着陷入了紧张持久、沉闷的氛围中。考普曾经向奥威尔解释一旦安全返回统一工党大楼，他们所要服从的命令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才犯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对过是著名的波利奥拉马大剧院。剧院的上层是博物馆，馆上方是天文馆。从天文馆的双子顶座上可以俯瞰大街，那已有重兵驻守。奥威尔加入其中，在上面守了三天三夜，监视着下面绿树成行的街道，只有在吃三顿饭的时候才休息片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曾对这漫长的监视追忆过，他带着渲染的笔调表述到，没有比饥饿、无聊更痛苦了，“这是我终身最难以忍受的一段时期。”整座城市大部分铺散着，像被锁在一种充满暴力的慵懒的状态之中。然而，事情并非糟糕透顶，终归有所回报。其中之一就是考普与治安警备队经协商签署了一份非官方的互不侵犯条例。条例带来的物质成果就是他们送来了从摩卡咖啡馆的贮藏室抢劫来的15瓶啤酒。此外，奥威尔意想不到碰到了曾在爱书角结识的朋友乔恩·金奇。两人无拘无束地叙旧情(“就像我们继续进行着在汉普斯德的闲谈”)，奥威尔无所顾忌批评了民兵的低效无能，设备的诸多毛病。金奇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奥威尔守在馆顶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沉浸于英国企鹅出版社发行的平装本书籍之中。对于治安警备队在50码之外的咖啡店的上方驻岗之事不是全然知晓。一切还算平安无事，只是有一次，有人在大街上朝附近的大楼开枪，事态好像要恶化，但马上也就平息下来了。曾有颗子弹从大街深处射向奥威尔，但子弹打偏了，连天文馆的馆顶都未碰到。在此期间，食物开始变得短缺。虽然乘着夜色可以把食物从范肯旅馆送上来，但人多总不够分。奥威尔估计人数有15人到20人之间，只好叫大家悄悄溜下去到大陆旅馆吃饭。那里混杂着各色人物：有大街上浪荡者，国外记者，持不同政见者，还有一位特别人物，绰号叫“中国名探陈查理”。此人阴险凶恶，大家都怀疑他是苏联秘密情报局的人员。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颗微型炸弹。两三天过去了，对峙的局面开始又有了新的变化。路障还在原来的地方。全国劳动同盟军坚决要夺回电话局，坚决要直捣治安警备队。市政当局如果对这两条要求让步，并阻止那些乘食物短缺而投机的行为，那么，奥威尔认为路障在两三个小时就会拆除一空。然而，显而易见，市政当局并不通融。各种谣言在散播着：巴伦西亚政府将派6000强兵占领该市；5000名无政府主义者和统一工党军队已弃离阿拉贡前线来拦截。没想到，巴伦西亚政府派兵一事是真的。考普告诉奥威尔他刚刚听说政府要宣布统一工党为非法组织，并要宣布该市进入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考普必须要强占摩卡咖啡馆。5月5日晚，民兵们开始设路障，筑工事，加强防御。艾琳饶有兴趣地作起了看客，从大陆旅馆匆忙赶到，并自愿当起了护士。还有传言说要断水，害得大家把房间内外的盆、桶及瓶子都收罗出来，用来盛水。此时，奥威尔已经将近60个钟头没能好好休息了。躺在沙发上，他想着在袭击前眯上几分钟，可等他醒来时，天已大亮。艾琳站在他的身旁。大街上除了零星的几声枪响之外，一切几乎如同平常日子一样。

第三部分 1936-1939 10、巴塞罗那：奥威尔之像(2) 
但是，到处还是流言蜚语。6月5日下午，停战消息幽灵般冒出来，人们纷纷奔出家门购物。但是迎来的却是炮火的复燃。奥威尔又返回馆顶守卫在那里。一群避难的人拥在大陆旅馆里。那里弥漫着疑虑不定的可怕气氛。那位可疑的苏联间谍堵住来自国外的难民，胡说这一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奥威尔鄙视地望着他，心想：如果他也算是一名新闻记者的话，“他可是我头次见到的谎话连篇的记者”。那天晚上，供应给大陆旅馆这些前簇后拥来自异国他乡的房客的主餐，是每人仅仅一份沙丁鱼。只有橘子大量供应。而这橘子是由被迫停滞在此的法国卡车司机拿出来的。奥威尔在馆顶又熬了一夜，但第二天，即星期五，骚乱看来最终要画上句号了。政府广播时而劝诱，时而威逼，催促人人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还警告人们到一定时间，若发现有携带武器的，必遭逮捕。路障的数量不断减少，电车开始恢复运营。无政府主义者插上的黑旗也从电话局的上面取下了。傍晚将末，巴伦西亚政府军出现在街头。这支军队是共和军的骄傲，是一支顶呱呱的突击队。由于禁止携带武器，奥威尔他们必须把用于监视街道防卫天文馆的六支步枪，归还到统一工党的所在地，而且，这一切必须在摩卡咖啡馆里的治安警备队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过最后，奥威尔和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把枪藏在衣服里，偷偷地带了出来。奥威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长长的毛瑟枪枪管放入了34英寸长的裤腿中，总算没被人发现。第二天，突击队员的身影到处可见。他们“行走在大街上宛如征服者一般”。 这种情况简直太奇怪。奥威尔后来承认，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外表来看，城市似乎恢复了正常，但紧张氛围却又时时袭来。首先，旧的问题尚未解决。不管巴塞罗那战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总之，它使得巴伦西亚政府得以统治加泰罗尼亚。这种状况在1936年的秋天的革命的氛围中多少是不大可能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民兵要解散，成员要分到国民军队中。统一工党被宣布为隐藏的法西斯：报刊上有一张卡通图片，带着一张面具，面具上挂着铁锤及镰刀，而其下竟是一个法西斯的徽印。尽管政府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声明，但气氛仍处在未知迷茫之中。人们都竭力地弄清楚这些法令于公共利益及自己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政策随时在变化着，生活的轨迹也在变化着。一个来自共产党的朋友询问他是否想要转到国际分队，奥威尔甚感惊奇。他疑惑地问道，政府的条文法令不是已经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了吗？这位共产党人对奥威尔解释说，你只是服从命令的，又不是发号施令的。以后的几周，巴塞罗那及其他各处，无论如何防御也都无济于事。 他周围清白无辜的人，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迫躲避起来。一个独立工党的朋友由于前线受伤，被送回巴塞罗那，恰逢这次战乱，在塞满了犯人的监狱里蹲了8天，连躺下来的位置都没有。一个德国籍的姑娘由于没有任何证件，为了设法躲避警察，伪装成他人情妇。一次奥威尔碰巧撞到她从那个男人的房间走出，她脸上的表情“既羞辱又凄惨”，奥威尔仍清楚地记得。读一读关于共和党政府袭击巴塞罗那的叙述，我们立刻就能感到这于奥威尔后期作品创作，于他对独裁国家所持的观点是多么重要。“你的老朋友可能会把你告发到秘密警察那儿，你一定会满腔愤恨的。”更令人感到稀奇古怪的是一边警察频频突然搜捕，监狱人满为患；另一边日常生活照常进行：一位打扮入时的妇人漫步在兰布拉斯大道上，胳膊上挎着购物篮，一条卷毛狗牵在脚边。距离一两个街道的不远处，步枪的“哒哒”声清晰可辨；穿着黑衣服的一群人（奥威尔推测可能是奔丧的人）试图越过加泰罗尼亚广场，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依然被来自居高临下的建筑物里的机枪阻拦着，过也过不去。为奥威尔制鞋的鞋铺摆起了一副不折不扣的漠不关心的姿态。奥威尔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促，可毫无结果。奥威尔想或许大多数的市民毫无兴趣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吧。 经过磨炼，奥威尔决定返回阿拉贡前线。考虑到他过去的各种关系，以及现在令人不爽的现状，的确也别无选择。辛克莱·劳特从马德里前线休假回来。一天下午，在兰布拉斯大道的统一工党的咖啡馆两人邂逅了。辛克莱·劳特曾在这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真理电台的盘问。两人讨论了战争的进展，辛克莱·劳特感到困惑不解。两人对军事情况的分析简直一模一样，“但荒谬的是，他为自己解决的出路时忽视了马德里的关键的作用。他要返回死亡之地阿拉贡前线的阵营中”。事实上，奥威尔清醒地意识到了西班牙首都的关键角色。看来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奥威尔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当两人在英国又一次见面时，奥威尔仍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才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出来。5月9日，奥威尔在大陆旅馆写信给维克多·戈兰茨。这封信语气相当从容镇定。信中说他喜欢戈兰茨为《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所作的前言；回信之所以耽搁是由于自己“有点忙”。他还告诉戈兰茨，过几天他就要回前线了，并可能待到8月份。“8月过后，我想我应该回家了，因为我的另外一本书要动手了。”假如没有差错的话，他应该在不到六个星期后就能返回英国。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正如肯尼思·辛克莱·劳特指出的那样，阿拉贡前线并无多少战事。遇到的主要麻烦是狙击手：虽然法西斯的战壕远在150多码开外，但都处于较高的地面和两翼。天刚蒙蒙亮，太阳刚爬上山谷，奥威尔头件事就是点上一支烟，站在共和军的战壕前土垛后面尽情地抽着。他一直都有这个习惯。土垛专为西班牙人堆造的。比起来。西班牙人的身高要矮6至8英寸。这样，奥威尔的头和肩膀都露了出来，映衬在天空中。布兰思韦特曾提醒过他：“埃里克，你知道，总有一天你要挂彩的。”5月20日清晨，托洛茨·米尔顿下半夜站岗，他记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清新无比的早晨。“日出简直太美了！”5点钟，奥威尔来接他的岗。奥威尔爬上堆起的沙包，把头靠在土垛上。这时，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奥威尔立刻翻倒在地。布兰思韦特认为子弹是从统一工党战线附近的法西斯占领的教堂打过来的。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奥威尔静心坦然以惯常超然客观的态度回忆着。他说自己感到处于爆炸的中心：一声巨响，一道眩目刺眼的闪光，一次被电击中的感觉，随之，全身乏力，瘫作一团毫无知觉。起初，奥威尔想邻近射来的子弹只是很偶然地射中他，但随即就意识到子弹是朝着他的身体的正前方打中他的。子弹速度很快，开始时连击中身体哪个部位都无法得知。但是，当米尔顿抱起他的头部时，一股鲜血从颈部涌出。奥威尔想张口讲话，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他又试了一次，总算勉强用微弱的声音问自己哪里负伤了，他被告知是喉咙的地方。当把他抬起时，血又从他的嘴边流了出来。奥威尔听到身后一个西班牙民兵说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 奥威尔认为自己要死了，因为子弹既然穿透了喉咙，就不可能不伤及颈动脉。当他被抬上担架时，一直麻木的右胳膊忽然有疼痛的知觉，这让奥威尔感到生还的希望。四个人抬着他从前线走了一英里半，把他送上了一辆救护车，医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使用了吗啡，然后送他去了西塔莫。在那里，伤病员的数目达到一定时，救护车就继续前行到巴巴斯特罗。这可真是一次可怕的旅程。汽车在低洼不平的路上行驶着，奥威尔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白城展览会时去集市乘坐的晃荡晃荡的车子。更糟糕的是，西塔莫的勤杂工忘记把病人系在担架上。奥威尔还有气力把自己系好，但有一个伤员却滚落在汽车的地板上。最后在到达巴巴斯特罗后，他又被送往列利达省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既收治军人也收治平民。 5月22日清晨，艾琳在考普的催促下从巴塞罗那赶来看望他。他的状况尚好，只是说右胳膊痛，还有左侧身体痛，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喉咙的伤，还不如说是由于战壕引起的精神崩溃状态所致。奥威尔嗓音嘶哑，但还能让人听清楚。艾琳在返回巴塞罗那后，曾发过一份措辞谨慎的电报给他的家乡索思伍德镇，上面写着奥威尔身体状况进展“良好”，没有必要惊慌。这也许是事实，但事实上，奥威尔没有接受任何诊疗与医治。他发现，列利达省的这家医院实际上只是一个距离前线较近的更大的一个医疗转运营，一个中转站。伤病员要在这里停留数日，有机会他们才能被送到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起初奥威尔不能起身走动，他就习惯性地睁着圆亮的眼睛，打量着病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他注意到邻床的那位伤员服了药之后，排出的尿液竟是绿色的。奥威尔还见到了他在前线第一个星期碰到的两个少年民兵。他们来医院探望一个朋友。由于不知道如何安慰奥威尔，他们放下一些烟草就尴尬地逃走了。奥威尔右臂依然作痛，身体左侧也疼痛，但这不是由于伤口的原因，的确很奇怪。不久奥威尔就可以自己起身了。医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水池，池里养着金鱼。奥威尔时常呆呆盯住一种灰色的小金鱼，一盯就是几个小时。他以一种钓鱼者的目光，把这看作转院无望的不祥预兆。许多人，甚至一些身体状况还要糟糕的人，都觉得前景黯淡。许多重伤、骨折的伤员躺在病床上，伤口处或绑着绷带，或打着厚厚的巴黎石膏。伤口的说明在外面用铅笔写着。绷带、石膏通常在病人到达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后才取下，而这要等到10天以后。 奥威尔得到通知自己要被送往巴塞罗那。但事实是5月27日他被送往的却是达拉哥那省。这又是一次噩梦般的旅程。他们坐的是三等舱车厢，车厢内到处挤满了重伤者，他们的精神状态濒临于崩溃。他们的到达还有一段小插曲：当运送他们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内时，一列满载来自国际纵队人员的列车即将出发。这象征着战争的本质。奥威尔沉思着：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新兵意气风发开赴前线；伤者却拖着残缺的躯体离开；敞篷卡车上的大炮让人热血沸腾，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重新为战争光荣所掩饰。这些自愿者多半来自意大利，几周后就会有人战死在他们开赴的维斯卡省的战场上。 奥威尔在达拉哥那省待了近3天。他在慢慢恢复元气，有一天，他独自一人竟然走到海滨。这里生活井然如旧，奥威尔突发奇想，真希望看见有人溺水，“但这么浅不冷不热的海水不会发生这种事”。终于有医生为他检查了。医生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恢复嗓音了，因为他的喉咙已经“碎”了。子弹差一点点就击中他的颈动脉，他捡了一条命。后来经过确证，他右臂疼痛是因为子弹的外壳末端穿过他颈后的神经束。比较切实的想法是进一步转院。5月29日，艾琳和考普把他接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这是一家由统一工党经营管理的医院。第二天，他的嗓音有些改善，以前相隔几英尺别人就听不见了；他的胃口也比以前好。在医院里，他还碰到了其他几个英国人，其中有亚瑟·克林顿、斯特拉福德·考特曼。他们因为有患结核病的迹象，被从前线送了回来。 奥威尔不会再参加战争了。6月1日他接受了巴塞罗那大学格劳教授的全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喉右侧扩张神经粘膜破损而导致喉咙不完全瘫痪”。子弹是从气管和颈动脉之间穿过的。推荐的治疗方法是电疗，由该市总医院巴拉奎尔医生负责。巴拉奎尔医生擅长于神经干扰的电疗。考普一向非常关注奥威尔的情绪变化。他给艾琳的哥哥写了一份关于奥威尔身体状况的报告。其后，从6月初，艾琳就例行同从郊区归来进行电疗的奥威尔一起住在大陆旅馆。那时，他已决心返回英国。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为了获得那份证明他履行职责的正式公文，他必须到前线附近的一家医院去向医疗理事会陈述，然后再返回到西塔莫，在统一工党总部为公文盖章。奥威尔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还谈起自己希望早一点同他见面。“如果我能拿到正式公文的活，那我应该在约两个星期后回家。”他心力交瘁，声音嘶哑，疼痛难忍。他急于想同他人分享他的西班牙种种经历：“我目睹了诸多令我愉快的事情，最终我真的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以前从未如此。”几天后艾琳写给劳伦斯·奥桑尼斯一封信，说奥威尔身体好转，声音逐渐恢复，胳膊有了更多的知觉，但他心情十分忧郁沉闷。艾琳了解丈夫的心理，觉得也不是件坏事。 当时已近6月中旬。距奥威尔上次离开巴塞罗那已近一个月了，但那里的政治硝烟却仍未平息，依旧危机四伏。许多杰出的统一工党成员，包括著名矿工领导人的孙子鲍勃·西米雷，仍关在大牢中。鲍勃·西米雷是一个呼风唤雨式感召力强的人。国外人士则以“潜逃者”的身份遭到逮捕。突击队巡逻在大街小巷，满城的人都对巷战会卷土重来怀有恐惧感。政局越来越不安宁。5月中旬共产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内阁危机。卡鲍雷罗总理辞职，由尼格林接任。尼格林领导的是一个肃清左翼分子的政府。无政府主义分子没有加入其中。革命在倒退：苏联的影响在与日俱增。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充满了不祥之兆，这一切似乎是蓄谋已久的。奥尔夫是西班牙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早在1936年12月，他就信誓旦旦向莫斯科总部保证“清除由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统一工党容易得很。”奥威尔很清楚巴塞罗那传播的流言蜚语，但他仍要完成个人任务。考普因为要寻求工程部的一个特殊职位，要去巴伦西亚。奥威尔先去看望了他，之后就动身前往西塔莫。在那里，枪战仍在进行，后备部队随时待命。奥威尔晚上睡觉躺在地上，把一个子弹盒当作枕头。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那张公文，他不停地穿行于一家又一家医院，疲惫不堪。终于在蒙佐医院有了着落。一个乐呵呵的医生在证书上签了名，以证明他再也无法讲话。奥威尔等候检查，耳边不时传来外科室里因未上麻醉而痛苦万分的病人的尖叫声。当走进房间时，他看见椅子横七竖八，地面上满是血迹、尿渍。 不管怎样，他毕竟拿到了第29师盖了章的公文，还有一份上面写着“残疾”二字的医学证明。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返回英国了。沉浸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的喜悦中，奥威尔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西班牙了”。因此，整整一天，他都徜徉在当地的手工艺及艺术品之中。这自然很好地表现出奥威尔内在敏锐的观察力。比如，他饶有兴趣观察着手工艺人制作羊皮瓶。他发现工艺完成时，羊毛竟附在瓶的内侧。当人从瓶内取水喝时，水其实都经过了羊毛过滤。奥威尔突然感到自己远离鼠类猖獗的战壕，遍地的污物，眼前呈现的是这番情景：白皑皑的山岭，穆尔人辉煌的宫殿，醉人的柠檬种植园，披着黑面纱的少女。这种心情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返回大陆旅馆途中在一家餐馆就餐时，也未消失。一个慈善的上了年纪的侍者问他：喜欢西班牙嘛？还会回来吗？噢，喜欢，我还会回来的。他答应着，尽管他的声音嘶哑不清。

第三部分 1936-1939 10、巴塞罗那：奥威尔之像(2) 
但是，到处还是流言蜚语。6月5日下午，停战消息幽灵般冒出来，人们纷纷奔出家门购物。但是迎来的却是炮火的复燃。奥威尔又返回馆顶守卫在那里。一群避难的人拥在大陆旅馆里。那里弥漫着疑虑不定的可怕气氛。那位可疑的苏联间谍堵住来自国外的难民，胡说这一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奥威尔鄙视地望着他，心想：如果他也算是一名新闻记者的话，“他可是我头次见到的谎话连篇的记者”。那天晚上，供应给大陆旅馆这些前簇后拥来自异国他乡的房客的主餐，是每人仅仅一份沙丁鱼。只有橘子大量供应。而这橘子是由被迫停滞在此的法国卡车司机拿出来的。奥威尔在馆顶又熬了一夜，但第二天，即星期五，骚乱看来最终要画上句号了。政府广播时而劝诱，时而威逼，催促人人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还警告人们到一定时间，若发现有携带武器的，必遭逮捕。路障的数量不断减少，电车开始恢复运营。无政府主义者插上的黑旗也从电话局的上面取下了。傍晚将末，巴伦西亚政府军出现在街头。这支军队是共和军的骄傲，是一支顶呱呱的突击队。由于禁止携带武器，奥威尔他们必须把用于监视街道防卫天文馆的六支步枪，归还到统一工党的所在地，而且，这一切必须在摩卡咖啡馆里的治安警备队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过最后，奥威尔和一个西班牙的小伙子把枪藏在衣服里，偷偷地带了出来。奥威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长长的毛瑟枪枪管放入了34英寸长的裤腿中，总算没被人发现。第二天，突击队员的身影到处可见。他们“行走在大街上宛如征服者一般”。 这种情况简直太奇怪。奥威尔后来承认，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外表来看，城市似乎恢复了正常，但紧张氛围却又时时袭来。首先，旧的问题尚未解决。不管巴塞罗那战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总之，它使得巴伦西亚政府得以统治加泰罗尼亚。这种状况在1936年的秋天的革命的氛围中多少是不大可能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民兵要解散，成员要分到国民军队中。统一工党被宣布为隐藏的法西斯：报刊上有一张卡通图片，带着一张面具，面具上挂着铁锤及镰刀，而其下竟是一个法西斯的徽印。尽管政府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声明，但气氛仍处在未知迷茫之中。人们都竭力地弄清楚这些法令于公共利益及自己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政策随时在变化着，生活的轨迹也在变化着。一个来自共产党的朋友询问他是否想要转到国际分队，奥威尔甚感惊奇。他疑惑地问道，政府的条文法令不是已经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了吗？这位共产党人对奥威尔解释说，你只是服从命令的，又不是发号施令的。以后的几周，巴塞罗那及其他各处，无论如何防御也都无济于事。 他周围清白无辜的人，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迫躲避起来。一个独立工党的朋友由于前线受伤，被送回巴塞罗那，恰逢这次战乱，在塞满了犯人的监狱里蹲了8天，连躺下来的位置都没有。一个德国籍的姑娘由于没有任何证件，为了设法躲避警察，伪装成他人情妇。一次奥威尔碰巧撞到她从那个男人的房间走出，她脸上的表情“既羞辱又凄惨”，奥威尔仍清楚地记得。读一读关于共和党政府袭击巴塞罗那的叙述，我们立刻就能感到这于奥威尔后期作品创作，于他对独裁国家所持的观点是多么重要。“你的老朋友可能会把你告发到秘密警察那儿，你一定会满腔愤恨的。”更令人感到稀奇古怪的是一边警察频频突然搜捕，监狱人满为患；另一边日常生活照常进行：一位打扮入时的妇人漫步在兰布拉斯大道上，胳膊上挎着购物篮，一条卷毛狗牵在脚边。距离一两个街道的不远处，步枪的“哒哒”声清晰可辨；穿着黑衣服的一群人（奥威尔推测可能是奔丧的人）试图越过加泰罗尼亚广场，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却依然被来自居高临下的建筑物里的机枪阻拦着，过也过不去。为奥威尔制鞋的鞋铺摆起了一副不折不扣的漠不关心的姿态。奥威尔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促，可毫无结果。奥威尔想或许大多数的市民毫无兴趣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吧。 经过磨炼，奥威尔决定返回阿拉贡前线。考虑到他过去的各种关系，以及现在令人不爽的现状，的确也别无选择。辛克莱·劳特从马德里前线休假回来。一天下午，在兰布拉斯大道的统一工党的咖啡馆两人邂逅了。辛克莱·劳特曾在这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真理电台的盘问。两人讨论了战争的进展，辛克莱·劳特感到困惑不解。两人对军事情况的分析简直一模一样，“但荒谬的是，他为自己解决的出路时忽视了马德里的关键的作用。他要返回死亡之地阿拉贡前线的阵营中”。事实上，奥威尔清醒地意识到了西班牙首都的关键角色。看来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奥威尔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当两人在英国又一次见面时，奥威尔仍怀疑辛克莱·劳特的政治忠诚），才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出来。5月9日，奥威尔在大陆旅馆写信给维克多·戈兰茨。这封信语气相当从容镇定。信中说他喜欢戈兰茨为《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所作的前言；回信之所以耽搁是由于自己“有点忙”。他还告诉戈兰茨，过几天他就要回前线了，并可能待到8月份。“8月过后，我想我应该回家了，因为我的另外一本书要动手了。”假如没有差错的话，他应该在不到六个星期后就能返回英国。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此。 正如肯尼思·辛克莱·劳特指出的那样，阿拉贡前线并无多少战事。遇到的主要麻烦是狙击手：虽然法西斯的战壕远在150多码开外，但都处于较高的地面和两翼。天刚蒙蒙亮，太阳刚爬上山谷，奥威尔头件事就是点上一支烟，站在共和军的战壕前土垛后面尽情地抽着。他一直都有这个习惯。土垛专为西班牙人堆造的。比起来。西班牙人的身高要矮6至8英寸。这样，奥威尔的头和肩膀都露了出来，映衬在天空中。布兰思韦特曾提醒过他：“埃里克，你知道，总有一天你要挂彩的。”5月20日清晨，托洛茨·米尔顿下半夜站岗，他记得这是一个不同寻常清新无比的早晨。“日出简直太美了！”5点钟，奥威尔来接他的岗。奥威尔爬上堆起的沙包，把头靠在土垛上。这时，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奥威尔立刻翻倒在地。布兰思韦特认为子弹是从统一工党战线附近的法西斯占领的教堂打过来的。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奥威尔静心坦然以惯常超然客观的态度回忆着。他说自己感到处于爆炸的中心：一声巨响，一道眩目刺眼的闪光，一次被电击中的感觉，随之，全身乏力，瘫作一团毫无知觉。起初，奥威尔想邻近射来的子弹只是很偶然地射中他，但随即就意识到子弹是朝着他的身体的正前方打中他的。子弹速度很快，开始时连击中身体哪个部位都无法得知。但是，当米尔顿抱起他的头部时，一股鲜血从颈部涌出。奥威尔想张口讲话，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他又试了一次，总算勉强用微弱的声音问自己哪里负伤了，他被告知是喉咙的地方。当把他抬起时，血又从他的嘴边流了出来。奥威尔听到身后一个西班牙民兵说子弹直接穿过了他的脖子。 奥威尔认为自己要死了，因为子弹既然穿透了喉咙，就不可能不伤及颈动脉。当他被抬上担架时，一直麻木的右胳膊忽然有疼痛的知觉，这让奥威尔感到生还的希望。四个人抬着他从前线走了一英里半，把他送上了一辆救护车，医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使用了吗啡，然后送他去了西塔莫。在那里，伤病员的数目达到一定时，救护车就继续前行到巴巴斯特罗。这可真是一次可怕的旅程。汽车在低洼不平的路上行驶着，奥威尔想起自己小时候在白城展览会时去集市乘坐的晃荡晃荡的车子。更糟糕的是，西塔莫的勤杂工忘记把病人系在担架上。奥威尔还有气力把自己系好，但有一个伤员却滚落在汽车的地板上。最后在到达巴巴斯特罗后，他又被送往列利达省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既收治军人也收治平民。 5月22日清晨，艾琳在考普的催促下从巴塞罗那赶来看望他。他的状况尚好，只是说右胳膊痛，还有左侧身体痛，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喉咙的伤，还不如说是由于战壕引起的精神崩溃状态所致。奥威尔嗓音嘶哑，但还能让人听清楚。艾琳在返回巴塞罗那后，曾发过一份措辞谨慎的电报给他的家乡索思伍德镇，上面写着奥威尔身体状况进展“良好”，没有必要惊慌。这也许是事实，但事实上，奥威尔没有接受任何诊疗与医治。他发现，列利达省的这家医院实际上只是一个距离前线较近的更大的一个医疗转运营，一个中转站。伤病员要在这里停留数日，有机会他们才能被送到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起初奥威尔不能起身走动，他就习惯性地睁着圆亮的眼睛，打量着病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他注意到邻床的那位伤员服了药之后，排出的尿液竟是绿色的。奥威尔还见到了他在前线第一个星期碰到的两个少年民兵。他们来医院探望一个朋友。由于不知道如何安慰奥威尔，他们放下一些烟草就尴尬地逃走了。奥威尔右臂依然作痛，身体左侧也疼痛，但这不是由于伤口的原因，的确很奇怪。不久奥威尔就可以自己起身了。医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水池，池里养着金鱼。奥威尔时常呆呆盯住一种灰色的小金鱼，一盯就是几个小时。他以一种钓鱼者的目光，把这看作转院无望的不祥预兆。许多人，甚至一些身体状况还要糟糕的人，都觉得前景黯淡。许多重伤、骨折的伤员躺在病床上，伤口处或绑着绷带，或打着厚厚的巴黎石膏。伤口的说明在外面用铅笔写着。绷带、石膏通常在病人到达巴塞罗那和达拉哥那省的专家医院后才取下，而这要等到10天以后。 奥威尔得到通知自己要被送往巴塞罗那。但事实是5月27日他被送往的却是达拉哥那省。这又是一次噩梦般的旅程。他们坐的是三等舱车厢，车厢内到处挤满了重伤者，他们的精神状态濒临于崩溃。他们的到达还有一段小插曲：当运送他们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内时，一列满载来自国际纵队人员的列车即将出发。这象征着战争的本质。奥威尔沉思着：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新兵意气风发开赴前线；伤者却拖着残缺的躯体离开；敞篷卡车上的大炮让人热血沸腾，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重新为战争光荣所掩饰。这些自愿者多半来自意大利，几周后就会有人战死在他们开赴的维斯卡省的战场上。 奥威尔在达拉哥那省待了近3天。他在慢慢恢复元气，有一天，他独自一人竟然走到海滨。这里生活井然如旧，奥威尔突发奇想，真希望看见有人溺水，“但这么浅不冷不热的海水不会发生这种事”。终于有医生为他检查了。医生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恢复嗓音了，因为他的喉咙已经“碎”了。子弹差一点点就击中他的颈动脉，他捡了一条命。后来经过确证，他右臂疼痛是因为子弹的外壳末端穿过他颈后的神经束。比较切实的想法是进一步转院。5月29日，艾琳和考普把他接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这是一家由统一工党经营管理的医院。第二天，他的嗓音有些改善，以前相隔几英尺别人就听不见了；他的胃口也比以前好。在医院里，他还碰到了其他几个英国人，其中有亚瑟·克林顿、斯特拉福德·考特曼。他们因为有患结核病的迹象，被从前线送了回来。 奥威尔不会再参加战争了。6月1日他接受了巴塞罗那大学格劳教授的全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喉右侧扩张神经粘膜破损而导致喉咙不完全瘫痪”。子弹是从气管和颈动脉之间穿过的。推荐的治疗方法是电疗，由该市总医院巴拉奎尔医生负责。巴拉奎尔医生擅长于神经干扰的电疗。考普一向非常关注奥威尔的情绪变化。他给艾琳的哥哥写了一份关于奥威尔身体状况的报告。其后，从6月初，艾琳就例行同从郊区归来进行电疗的奥威尔一起住在大陆旅馆。那时，他已决心返回英国。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为了获得那份证明他履行职责的正式公文，他必须到前线附近的一家医院去向医疗理事会陈述，然后再返回到西塔莫，在统一工党总部为公文盖章。奥威尔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还谈起自己希望早一点同他见面。“如果我能拿到正式公文的活，那我应该在约两个星期后回家。”他心力交瘁，声音嘶哑，疼痛难忍。他急于想同他人分享他的西班牙种种经历：“我目睹了诸多令我愉快的事情，最终我真的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我以前从未如此。”几天后艾琳写给劳伦斯·奥桑尼斯一封信，说奥威尔身体好转，声音逐渐恢复，胳膊有了更多的知觉，但他心情十分忧郁沉闷。艾琳了解丈夫的心理，觉得也不是件坏事。 当时已近6月中旬。距奥威尔上次离开巴塞罗那已近一个月了，但那里的政治硝烟却仍未平息，依旧危机四伏。许多杰出的统一工党成员，包括著名矿工领导人的孙子鲍勃·西米雷，仍关在大牢中。鲍勃·西米雷是一个呼风唤雨式感召力强的人。国外人士则以“潜逃者”的身份遭到逮捕。突击队巡逻在大街小巷，满城的人都对巷战会卷土重来怀有恐惧感。政局越来越不安宁。5月中旬共产党人曾发动过一场内阁危机。卡鲍雷罗总理辞职，由尼格林接任。尼格林领导的是一个肃清左翼分子的政府。无政府主义分子没有加入其中。革命在倒退：苏联的影响在与日俱增。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充满了不祥之兆，这一切似乎是蓄谋已久的。奥尔夫是西班牙苏维埃内务部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早在1936年12月，他就信誓旦旦向莫斯科总部保证“清除由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统一工党容易得很。”奥威尔很清楚巴塞罗那传播的流言蜚语，但他仍要完成个人任务。考普因为要寻求工程部的一个特殊职位，要去巴伦西亚。奥威尔先去看望了他，之后就动身前往西塔莫。在那里，枪战仍在进行，后备部队随时待命。奥威尔晚上睡觉躺在地上，把一个子弹盒当作枕头。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那张公文，他不停地穿行于一家又一家医院，疲惫不堪。终于在蒙佐医院有了着落。一个乐呵呵的医生在证书上签了名，以证明他再也无法讲话。奥威尔等候检查，耳边不时传来外科室里因未上麻醉而痛苦万分的病人的尖叫声。当走进房间时，他看见椅子横七竖八，地面上满是血迹、尿渍。 不管怎样，他毕竟拿到了第29师盖了章的公文，还有一份上面写着“残疾”二字的医学证明。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返回英国了。沉浸在这重新获得的自由的喜悦中，奥威尔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西班牙了”。因此，整整一天，他都徜徉在当地的手工艺及艺术品之中。这自然很好地表现出奥威尔内在敏锐的观察力。比如，他饶有兴趣观察着手工艺人制作羊皮瓶。他发现工艺完成时，羊毛竟附在瓶的内侧。当人从瓶内取水喝时，水其实都经过了羊毛过滤。奥威尔突然感到自己远离鼠类猖獗的战壕，遍地的污物，眼前呈现的是这番情景：白皑皑的山岭，穆尔人辉煌的宫殿，醉人的柠檬种植园，披着黑面纱的少女。这种心情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返回大陆旅馆途中在一家餐馆就餐时，也未消失。一个慈善的上了年纪的侍者问他：喜欢西班牙嘛？还会回来吗？噢，喜欢，我还会回来的。他答应着，尽管他的声音嘶哑不清。

第三部分 1936-1939 10、巴塞罗那：奥威尔之像(3) 
返回大陆旅馆后，西班牙那洋溢着友好亲善、彬彬有礼的氛围和浪漫气息顷刻间被击得粉碎。回来时，他看见艾琳坐在沙发上。艾琳一副很随意的样子，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面带微笑但声音急促地对他说：“快走。”奥威尔怔了一下，艾琳又重复了一遍。最后，他任由自己被拉到楼下。下楼梯时，他们碰到了一个认识的法国人。他告诫奥威尔不要等着警察找上门再想到离开。有一个工作在旅馆的统一工党的成员从电梯里跳出来，也催促他们快快离开。到了大街上，艾琳向他讲述了他不在时发生的事情。统一工党已遭到镇压，所在的办公大楼已查封。凡是与统一工党有一丝联系的人，抓到的就被关进监狱里。这一切是从6月15日开始的，正是在同一天，奥威尔动身前往西塔莫，统一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尼恩被抓，范肯旅馆遭搜捕。第二天，该党被宣布为非法，几个小时内，行政委员会里所有成员，足有40个人，全都关进监狱。在初次血腥洗劫后的约一周，城里传言说尼恩已被枪毙。奥威尔似乎是6月21日晚回到巴塞罗那的，距离他34岁生日还有4天。毫不讳言，掀起对抗统一工党的运动必然涉及采取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在6月中旬，为了防止开赴前线的军人产生抵触情绪，不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在遭到肃清的日子里，奥威尔心里猜测着，一定会有几个人在遭到暗杀时，仍全然不知共和党派的报纸已宣布他们为法西斯分子了。 怎么办？尤其他的朋友境况如何？莫林疗养院已遭到搜捕：威廉斯和考特曼躲了起来。麦克奈尔也躲了起来。而考普却被抓入狱。他是在准备赴前线回大陆旅馆取行囊遭此劫难的。奥威尔明白艾琳能逃脱，主要是她善于利用自己年轻貌美作诱饵。两天前的晚上，大约在凌晨4点钟，6个便衣警察闯入旅馆，进入他们的房间进行搜捕。他们抢走了奥威尔的日记、书籍、剪报，还有一堆脏衣服。可是，他们倒是漏掉了护照和支票簿。即使发生了这一切，奥威尔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他和艾琳陷入了什么样的现实，他无法相信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艾琳逐渐让他意识到他们危险的处境。他们竭力召集还留在城中的朋友，计划着逃离西班牙的路线。唯一的途径就是生活低调，不要暴露自己与统一工党的联系。艾琳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把奥威尔的民兵卡撕得粉碎，还有那张与其他民兵合影，背景是飘扬的统一工党的党旗的照片。他们相约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考特曼和麦克奈尔也将按时到达。他们知道单是英国领事是不能让他们顺利安全返回英国的。想离开西班牙，护照必须盖有三个章：警察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由于无安全安身之地，奥威尔一直不停地走，最后停在前段日子他进行电疗的总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方。他钻进了一个防空洞，但洞是新挖的，里面潮湿，还在滴水。最后，他来到了一个烧成废墟的教堂，在残垣断壁之间，总算找到了一个洞，在里面休息了几个小时。 1937年6月底的几天，对于与统一工党有瓜葛的人来说，巴塞罗那的生活可真难熬，根本无娱乐可言。几位幸存者，包括政治上反对奥威尔的人，都说局势其实没那么危急。其中一人说道：“我单独一人走在大街上，我从不保守我就是统一工党党员的秘密。没有什么闲言碎语，我从没感到别人有敌意。”布兰思韦特返回西班牙休假，在列利达省已得到一些风声。人们告诉他尽快脱掉制服，毁掉文件。可是，不可置否，奥威尔的生命还在危险之中。奥威尔和艾琳的逮捕令已发出；紧接着的一个月中，巴伦西亚一份裁定间谍罪、叛国罪的报告又依法判定两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及统一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密探，其根据是查收到的信件。奥威尔和艾琳若再待在西班牙，他们必将遭到处决。时间在流逝，他们身陷困境，只有等着复杂艰难的谈判进行顺利，他们才可以逃离出去。奥威尔在这片教堂的废墟中醒来，又走回市中心。高高飘扬在统一工党大楼的是共和党的旗帜；兰布拉斯大道的街尾的公共布告栏里贴着数张反对统一工党的漫画。码头附近，一群统一工党的民兵肆无忌惮地疲惫懒散躺在擦鞋匠用的椅子上。他们就这样过夜的。10点钟，他来到了英国领事馆，一会儿麦克奈尔和考特曼也到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鲍勃·西米雷已死于狱中，原因可能是阑尾炎。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见到了马约里和布兰思韦特。布兰思韦特处境更为不妙，他来西班牙持的是短期护照，现在早已过期了。 那天下午，他们去狱中看望考普。在那样的情形下，这绝对是勇敢之举。奥威尔注意到，这两间房子原先是商店的底层，关押着政治犯，现在押人数已近百人，挤得满满的。有几个人还是莫林疗养院的伤员。没想到，考普神色自若，精神尚好。“我想我们要被枪毙的。”他边说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考普出狱尽管希望渺茫，但还有一丝丝可能。考普说他的文件中有封信，是军事部写给管理工程上校的。如果能把此信找回，那就可以证实考普的忠诚。但是，这封信正押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这只能让还未收到这封信的上校完成这项任务。奥威尔没有为迷宫式的繁文缛节打退堂鼓。他冒着危险扬招一辆出租车径直赶到码头附近的战时部。意想不到，他马上被允见到了上校的副官。这位副官听了奥威尔原原本本的解释，认同这是一次差错。他问起考普少校在何处供职，奥威尔回答他和考普都属于统一工党的。副官很吃惊，但他仍旧进了上校的办公室去请示。房间里清楚传来两人激烈的争论的声音。但没多久，他就出来了，示意奥威尔跟他走。信从警察局长的办公室拿回来，副官说他会将此信送到上校的手里的。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外面，当着一帮坐探的面，副官与奥威尔握手言别。奥威尔很感动，“简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开与德国人握手一样。” 奥威尔和考特曼当天夜晚就露宿在一片荒芜废弃建筑工地旁边的草地上。野草长得很高。奥威尔后来承认，他们过的是奇怪的双重生活——夜晚，幽荡在市井的后街；白天，装成有钱的英国游客四处飘荡。第二天下午，他和艾琳最后一次探视考普。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仍毫无结果。考普的上司仍未能将他解救出狱。多亏英国领事馆，现在他们的护照问题有眉目了。他们最初想搭乘下午开往波港的火车，但奥威尔到车站后，发现火车早就离开了。艾琳返回旅馆。奥威尔、麦克奈尔和考特曼3人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吃饭。店主是全国劳动同盟的盟员，3人终于在这里找到楼上一间房，好好睡一觉了。奥威尔寻思着，接连五个夜晚自己都是和衣而眠，今天夜晚总算可以脱掉衣服痛快睡觉了。第二天清早，他们连同艾琳终于搭上了火车，畅通无阻、平平安安地穿越了边界。考特曼记得麦克奈尔鼓动他读英国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的一本诗集，以表达对当局忠心耿耿。他们本来就无需担心。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列入边防出境所的嫌疑犯的黑名单上。哨兵从头到脚对他们检查了一番后，他们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奥威尔发现，能够印证自己6个月西班牙之行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山羊皮做的水瓶，一盏阿拉贡当地农民使用的橄榄油小油灯。他们抵达法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杂货摊买香烟，口袋里塞得满满的。他们看到的第一份报纸就是整篇报道麦克奈尔因间谍罪而被捕，令他们感到很奇怪。不过，这也可算得上他们留下的备忘录。 麦克奈尔和考特曼继续前行到巴黎。奥威尔和艾琳决定在沿线的法国第一站——海滨城市巴尼亚斯就下车。海滨城市巴尼亚斯是法国的一个宁静的海滨小镇，他们打算在这里待几天。令人不悦的是，这个地方支持佛朗哥的势力猖獗：奥威尔不会忘记，在他们经常光顾的咖啡馆里，一个亲佛朗哥政府的侍者为他们拿开胃酒时对他们投下敌视的目光。距小镇开车1小时之远的另一个城市佩尼昂市，情况则不同。那里各个政府派别相互攻讦，各自为政，其中还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他们在那里还遇到了芬纳·布罗克威并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芬纳·布罗克威那时还费尽心思想以独立工党主席的身份进入西班牙。奥威尔声音微弱沙哑，对目睹的一切义愤填膺。在巴尼亚斯，他度过了自己34岁的生日，感到倦怠灰心。天气变化多端，海上波涛汹涌。几天里，精神低沉，理想破灭。他们想要从低落的情绪中自拔，却不知所措。奥威尔早已腻烦了海滨小镇。他们继续北上巴黎，途中田野风光郁郁葱葱，远非贫穷西班牙所能比。渡过英吉利海峡后，乘火车最后终于到达了风景如画、平静宁和的英格兰南部。望着窗外绿得发亮的夏天的草地，奥威尔心田里涌起一种超然脱俗的奇怪感觉。他想，当一个人穿过绿油油的四野，望见的是整整齐齐的树篱时；尤其当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火车车厢里舒适的坐垫上，刚刚忘却晕船的感觉时，的确，对他而言，很难想到世界的另一地方正进行着血腥的战争。 奥威尔之像 这里既没有奥威尔真实声音的录音，也没有任何再现他本人身影的影片。这并不足为奇。毕竟电视当时还处在襁褓之中：奥威尔从未上过电视屏幕。但是在他生命的后期，各种摄影机已进入当时英国中产阶层的门户。在1930—1950年期间，肯定有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把镜头对准家庭舞会，对准赫特福德郡草坪上的独立工党的暑期学员，对准伦敦雷金特公园挖战壕的防卫队。也许，也许真的会捕捉到一个长得高高的、面容憔悴，留着齐刷刷硬髭胡的人。果然，天下真有那样巧的事情。 巴雷特·詹金斯是２０世纪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是索思伍德小镇上的人，现已过世。他的父亲是该镇第一位职业摄影师。凭着这种优势，他默默地参加了那些岁月里在索思伍德小镇的大多数正式的社交活动。开始，他使用的是一架布朗尼盒式摄影机，后来又使用现在电影拍摄中仍在使用的拍摄固定角度用的三脚架。詹金斯先生采用这两种方法交替进行，精彩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索思伍德小镇的风土人情，乡民们的各种娱乐活动，及活动激发起的高涨的集体精神。从画面的讲述中，可以得知镇上的居民最喜欢集体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进行“打界”宗教活动［这是英国古老的宗教活动，意在提醒人们生活界限的重要性，活动中人们沿着牧区范围走一趟。——译者注］；进行纪念火车从黑尔斯沃思小镇开往索思伍德小镇的最后一次行驶的活动〔于1929年停运〕；画面还记述了6年后，即1935年，乔治五世登基银禧的纪念活动。索思伍德小镇里与奥威尔同期的大多数学生认为这里的生活平淡乏味、令人生厌。任何突出个性的行为都被掐灭在萌芽状态中，为资产阶级所不齿。他们指出，对萨福克镇生活贬损的言论已悄悄移化为奥威尔小说《牧师的女儿》中对“尼佩山”村人物肖像的描写。但詹金斯搜集的史料却与之不尽相同：这是一种充满温馨的、略带拘礼的乡村生活，人们渴望参与其中。无论是由每日邮报赞助的推球比赛〔这是一种巨大的椭球体，约有30英尺长，大多数队会以失败告终〕，还是在圣·埃德穆教堂外植树活动。 画面上索思伍德小镇人头攒动，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扁帽子、钟状帽子，还有露着膝盖的学童。我们来寻寻里面的人物吧。詹金斯先生捕拍到1928年8月6日牧区居民的“打界”宗教活动。那时，奥威尔应该还在巴黎。在长达三分钟的镜头一开始的两三秒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衣冠楚楚，头戴宽边的巴拿马帽，身穿夏服的老人行走上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研究过奥威尔的图片档案，我有种预感：他就是奥威尔的父亲理查德·沃姆梅利·布莱尔先生。但我并不是十分有把握。老先生正在悠然自得散步，看着身边的热闹。简短的影片中出现了一些身穿短袖衣衫的劳工在海边筑沙防御的画面，这是不容争辩的。镜头中还有一个画面，一个粗壮矮小蓄着髭胡的人漫步在人群中，戴着一顶扁帽子，嘴衔着一根香烟，一个身着夏裙的女人跟在他的旁边。他的长相酷似当时如日中天英国作家H.G.韦尔斯。后经确证，这人是区检察官赫斯特先生。几年前，霍普先生填鸭式教学班上的愤世嫉俗的年轻人韦尔斯曾送给他一只老鼠。 那么奥威尔呢？他在哪里？我在寻找着，在一群群聚集观看推球比赛的人群中寻找着。这是一场在女士曲棍球俱乐部与针织工厂雇员之间的比赛。我还在通往索思伍德小镇的最后一次摇晃的火车行驶的情景中寻找过他；在索思伍德海滩上秋天第一网中的银光闪闪的鲱鱼捕上岸时，我也寻找过他。但一无所获。画面上尽着数不清的扁帽子，精明勤俭的萨福克镇民面孔。克里顿镇长穿着礼服，手拿执权杖，活脱脱《雾都孤儿》中那个愚蠢、贪婪、冷酷的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教区的牧师也戴着领饰。但是……1930年夏天，詹金斯先生拍摄到一些展示索思伍德小镇盛大场合的镜头：迎接即将开幕的集市。当然，许多镜头对准人群——镇长及镇政府庄严地在环形路上进行首次乘车仪式——但是，有一刹那，镜头停留在大街上费力前行的牵引机车的队列。在左边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子簇拥着，有一个人由于高出近两英尺，显得鹤立鸡群。他瘦瘦的，短发，穿着一件高领衣，半是游荡，半是散步，走在路边。摄影机的暂停键没多大作用。将这架古老的摄影机定格，只得到一片模糊的画面。胶片的底片上却显示了毫无疑问的画面：一个人正拿着烟斗抽着烟。但据知，奥威尔从未如此。不过，这可能就是他。1930年一个夏夜，他正从父母家出来观看来自雷顿缓慢沉重前行的牵引机车。这种想法让我们有些兴奋。在这里，行走在扣着高高帽子的妇女和叽叽喳喳吵闹孩子们之中，他感到小镇生活的失落寂寞。这种生活他不喜欢，但却无情冷漠地融入了他继续前行的世界中。

第三部分 1936-1939 11、熬过冬天(1) 
我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不认同“凡是能推动该党事业进步的都是正确的。”论调。 ——致弗兰克·杰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简直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几年里能朝气蓬勃，摆脱牢狱之苦，摆脱金钱的忧虑啊。 ——致杰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不仅仅是喉咙部位的子弹伤痕，更多的是难以磨灭的印迹。在以后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他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那里发生的一切，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不得不饱受西班牙给他带来的伤害。事实上，在阿拉贡前线及巴塞罗那度过的6个月时时刻刻萦绕着他，影响着他以后的岁月。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几周到医院探望他，发现他一直在不断地说着“防卫队，西班牙内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威尔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里明白了“大道理”，这是他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阿拉贡战壕和巴塞罗那小巷带来的恐惧——血污，奸险和谋杀——并没有离他远去，而是“让他更坚信了人类的正直”。与以往一样，他的回忆浓缩成含有象征意义的观点。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是在五年后的另一次冲突中写的。他回忆起一个法西斯步兵沿着战壕的上方边提着裤子边跑着，他不忍心开枪射击。第二件回忆的事情复杂些，而且，奥威尔认为自己怀有耻辱感。一个来自巴塞罗那贫民区的孩子被无端怀疑偷了其他民兵的东西（奥威尔的一些雪茄烟也被偷了）。这个孩子被剥光衣服搜身，后来发现他是清白无辜的。开始认为他有罪的奥威尔竭力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带男孩儿看电影，不断塞给他夹心糖果，巧克力。这种补偿对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体察他人情感来对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奥威尔与一个士兵争吵，身为下士的他硬让这个执拗的士兵站岗。那位巴塞罗那的“野孩子”最后成了奥威尔最忠诚的拥护者。 1943年，奥威尔仍能够一一叫出西班牙战友的名字。那些在西班牙死去的战友的身影仍历历在目。《一九八四》这部小说的很多素材取自于加泰罗尼亚。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新闻，读到了虚构的战争报道，见证了勇敢作战却被斥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给他的最初的感觉是客观事实真相都“脱离了现实世界”。未来的历史书是根据掌权者的命令编写。奥威尔开始尝试把早期宗教思想同笼罩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这意义非凡。由此，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死后灵魂的信仰衰变造成的。他写道：“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人身永存不朽的信仰衰落。”不希冀神的判决，不在乎死后何事发生，独裁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利用无神世界移位的宗教信仰为人类共同目标做些事情。 奥威尔的洋洋洒洒数万文字倾诉了自己及他人在西班牙内战的体验，他冷面客观，令人惊奇。他意识到，个人行为的根源并不经常可以马上在课本中用政治术语解释。“不是说法西斯主义有道理，”他向当时的一位记者说道，“但我的确认为许多法西斯分子个人有理由。”他接着说，战争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意识形态只是背景而已。正是在这种情绪下，对于阿尔卡扎围困的报道，他感动不已。在这场战役中，一支遭围困的国民军苦战煎熬72天。奥威尔认为，仅仅因为同情的是另一方，就否认这个英雄行为，是虚伪的，没有必要的。尽管奥威尔持有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西班牙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奥威尔政治化，而他的前段生活从未如此。西班牙认可他对于人类不屈不挠精神的信仰。也许，最重要的是，西班牙为他提供了一个背景，让他能够接近、接受这场蔓延在欧洲大陆较猛烈的，持续两年之久才消失的战火。与那个稍显天真无邪来自汉普思特德/维根的小伙相比，1937—1939年之间的奥威尔简直就像一只政治动物。第一次跃跃欲试加入政党，签署声明甚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云滚滚时……准备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可以推测出，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西班牙的冲突。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也是如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代表着将社会主义看作改善生计途径的广大民众。奥威尔从来就不属于那种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浪漫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急切渴望回归原始的，对抗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威廉·莫里斯式的共产主义。于他们而言，机器是散发邪恶气味毁坏一切的力量。“工人阶级注重物质利益无可厚非。”他在文章《回顾西班牙战争》中写道；“意识到填饱肚皮才能净化灵魂是正确的。这不能用价值观的标准，只能是时间的问题。” 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还有令人感伤的馈赠物：垮掉的身体。西班牙的医生曾经对奥威尔声带的预测是悲观的，但最终却基本恢复。其实，他的真正问题无关乎那颗由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奥威尔长大成人后——他从缅甸回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比如，34岁时，他已得过四次肺炎，——这在当时无抗生素的时代是相当严重的，危险的——此外，他还得过登革热病，被迫从东方返回。那时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贡前线凛冽的凌晨，潮湿的战壕，使他原本虚弱的病体更加糟糕。从西班牙回来的那段时间，他病倒又长达数月，客观公正地说，从此他的身体状况直线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奥威尔和艾琳还面临着经济的艰难困苦。生活拮据——奥威尔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会超过2英镑——奥威尔生病使得经济上更加窘迫。他们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度日。记得英国有一年冬天，奇冷无比，为了防止奥威尔的肺部免受侵袭，他们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疗养，多亏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们才得以成行。那时，奥威尔的写作生涯处于低谷，作品销售一直不太理想，与出版商还有点摩擦。不满失意的情绪从奥威尔个人言辞流露出来。健康不佳，写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层层乌云都统统压在他的心头。他曾忧郁地在写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暗示：他们还真不如卷起铺盖卷去集中营生活呢。 西班牙无处不在——在他评论的书中〔西班牙的文学浪潮到20世纪30年代才慢慢平息下来〕；在他寄出的为政治嫌疑朋友辩护的信函中；在他撰写的澄清英国新闻界误传的事实的文章中。可以推断出，对于西班牙内战新闻报道，奥威尔的立场观点不是主流的，不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英国大多数主流报纸或多或少支持佛朗哥。在少数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少数报刊中，的确有一些始终保持客观报道的风格。〔首当推崇的是曼彻斯特卫报，奥威尔对其编辑赞赏有加〕其他的报刊，特别是每日工报，盲目听从英国共产党总部国王街的路线方针。与奥威尔唱反调的可称为强硬的“左派”也有不同的形式。非联盟工人党的左翼分子曾在西班牙作战，他们个人未必对奥威尔存有敌意。他们不否认巴塞罗那的暴行在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认为奥威尔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基本就是肯尼思·辛克莱·劳特对他的控告。奥威尔确实认为支配人民战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怀疑敌视态度为他了解共产主义者罩上了层层乌云。他不承认马克思联盟工人党代表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他也不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真正的外来敌人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势力均衡时，当时只有苏联的扶持帮助才能使共和制的西班牙继续存在下去。后来弗兰克·弗兰克福特讲道，共产党并未“出卖”西班牙革命，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革命充满生机。因此，对于任何久经沙场的一个国际分队的老兵来说，奥威尔急于揭露巴塞罗那大街小巷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指责苏联干涉西班牙的充足理由。“我认为他对共产党反感不是他向西班牙共和国泼污的理由，”一个老兵诉说道。应该指出，这些是曾在西班牙战斗过的人们的观点。他们清楚地明白战争进行时的复杂局面，对于奥威尔强调1937年早期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出现的混乱，他们认为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评论奥威尔。他们并未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们的结论在于服务于更为狭隘的意识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为责备苏联进行开脱。比如，下面是雷蒙·威廉斯于1971年所写的研究“现代大师”奥威尔的一段摘录： 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革命——主要是工联主义但也有联盟工人党参加——与一场殊死的战争不相干的。当时及事后，还有一些人甚至更过分，把革命说成对战争继续进行所采取的一种蓄意破坏的行为。而只有少数人认为共和军主力采取的革命镇压是一种与苏维埃政策有关的权力政治。 这篇摘录后的30年，威廉斯已过世，他耕耘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史料的编纂研究已成为历史尘埃。正如克里斯多弗·希钦在他著名的无情剖析奥威尔《奥威尔的胜利》一书中指出，威廉斯的论断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怀疑。这可能带来这样的疑问：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是谁？当然，“镇压”是一种方式，用来描述巴塞罗那街上苏联指挥下的敢死队，大规模监禁，非法审判和当场处决等的存在。现在出现了“与苏联政策有些关系”的温和论调，好像1937年初夏西班牙发生的一切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微弱的附带的关系。在威廉斯的辩辞中，可以说，当代对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的误传是阴险的。《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评论中曾有一、两次小的冲突，而一场在奥威尔与没有东山再起的斯大林“左派”之间的真正斗争于1937年初夏就拉开了序幕。他们在一些历来享有盛名英国文学杂志上甚至之外展开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唇枪舌剑。 奥威尔一家于6月底返回英国，他们在当时伦敦主要基地——格林威治奥桑尼斯的家——安顿。现在出现了“与苏联政策有些关系”的温和论调，好像1937年初夏西班牙发生的一切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微弱的附带的关系。在威廉斯的辩辞中，可以说，当代对马克思联盟工人党的误传是阴险的。《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评论中曾有一、两次小的冲突，而一场在奥威尔与没有东山再起的斯大林“左派”之间的真正斗争于1937年初夏就拉开了序幕。他们在一些历来享有盛名英国文学杂志上甚至之外下来。6个月前，他曾想联系一些文学人士，但他发现已身不由己卷入了纷争之中。不过，这并不怎么让他吃惊。在静心编著他在西班牙经历的书籍之前，首先他想把巴塞罗那经历见闻寄给与他意气相投的本国编辑。他曾阅读过报刊《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的战争报道，对其颇有好感。他曾在法国致电该刊编辑金斯利·马丁，询问登发文章事情。金斯利·马丁口碑极好，是公认的品格高尚的人。马丁满口答应，但对于几天后的那篇文章《目睹巴塞罗那》却束之高阁，拒不采用，理由是该篇文章可能会“惹麻烦”。马丁打来的电话字斟句酌，含拒绝之意，且毫无回旋之余地，后来他又通过信函形式告诉奥威尔这事关报社的原则立场。不知是出于内心愧疚，还是出于发现了奥威尔还是研究西班牙的一位专家，总之，马丁又让奥威尔写一篇弗朗茨·博肯奥的《西班牙战场》的书评。书评完稿后，又惨遭马丁的拒绝，理由是违反了编辑的规定。报刊文学编辑雷蒙德·莫蒂默新月与此事无关。后来两篇文章先后发表。《目睹巴塞罗那》发表在无名刊物《争论：社会主义论坛》上；那篇书评则发表在《时代与潮流》上。尽管文章发表了，但却给奥威尔留下了创伤。这件事使得当代文学政治产生了对峙的两派。两派人士进行了旷日已久的纷争相斗。 对于奥威尔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们要掩盖事实真相，禁止言论自由，追求某些思想意识。金斯利·马丁，一个青年人奉之为正直楷模的人，一个光辉夺目的人，奥威尔要彻底否定他。显然，一个马克思追随者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若寻找真正的自我，一生必须要开诚布公，渴望向他人学习，渴望纳新充实自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永不停歇的自我探索的征程中不断形成自我。〕马丁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反共和军的宣传压倒新闻界。冲突各方表现得都极为残酷，“而我只是根据广大民众来做出抉择，其结果总归这边赢，而不是对方赢。”马丁认为，奥威尔的第一篇文章尽管事实确凿，但其导向却是偏向敌方的。那篇书评，从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书评〔真正意义上的那篇书评几个月后最终由V.S.普里切特完成〕，只不过是奥威尔政治见解的重述。奥威尔的两篇文章都抨击了共和军政府的暴行。虽然马丁无理由怀疑事情的真相，但他认为在这份同佛朗哥唱反调的周刊上刊登此类文章，不合时宜。奥威尔有足够的自由度，可以另择良木而栖。 从此，奥威尔永不原谅马丁。现在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件事：多年后，在一家拥挤的餐厅里，奥威尔看见了远处的马丁，他立即请一起就餐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同自己交换位子，以免看到那张“邪恶的脸”。那篇书评因未在《新政治家与国家》上刊登，报社曾给奥威尔违约金，但被他拒绝了。这笔钱不可避免被扣上了“封口费”的帽子（对此，马丁的传记作家尖锐地反驳说，如果那是封住嘴巴的贿赂的话，我们许多人都曾拿过该报社的这笔钱。通常，我们是比较简单看待此事的：若该次未刊登某篇文章，我们不想让文章因为我们而受损失）。这成了英国稿件审查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马丁于其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疑虑重重，毕生——他于1967年辞世——都在不懈地为自己正名，希求能有更好的结局。他曾告诉过马格里奇，奥威尔的文章的确精彩，实事求是，但却有损共和军。当时马格里奇大概询问是否最终采用奥威尔的文章。奥威尔的两篇文章在马丁看来，观点偏激，并不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样态度温和，“左右平衡”。那段时间，奥威尔厄运连连，就在马丁拒绝刊登《目睹巴塞罗那》的那一周，奥威尔尚未动手的叙述西班牙经历的著作也遇到了麻烦。六个月之中经历了左翼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奥威尔看出狂热追随英国共产党的戈兰茨对于任何攻击共和军的言辞都是无法容忍，嫉恨如仇。因此，他于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就从格林威治赶到亨利埃特大街探探形势如何。戈兰茨出门了。他只见到了诺曼·科林斯。两人就《让叶兰继续飘扬》修改都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从科林斯那里，奥威尔已清楚戈兰茨的立场观点。戈兰茨密切注视着局势，在他7月15日的一封回复处世警觉的科林斯的报告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要将所有的异端邪说统统掐死在萌芽状态，并说“很有可能”不再刊登奥威尔任何的作品。 恰在那时，让奥威尔满心喜悦的是他受到了一家名为塞克·沃伯格公司的垂青。佛瑞德·沃伯格亲任常务董事。沃伯格从奥威尔的独立工党盟友雷格·雷诺兹与约翰·艾普林那里，得知奥威尔的困境，立即请他第二天来谈谈。达克沃思也曾对奥威尔表达过有兴趣，但奥威尔对于如此青睐自己的沃伯格印象极深。塞克·沃伯格公司最早是在1910年马丁·塞克创建的。于前一年沃伯格与其建立了联盟。公司虽是左翼的，但思想独立。在奥威尔的心目中，比起大腕出版商“更合胃口”。7月中旬，完成并提交给伦纳德·穆尔一份提纲后，奥威尔和艾琳一同返回了沃林顿。沃林顿小农场一切杂乱无章，处于瘫痪状态。内莉姨妈几个月前已离开，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商店早已废弃了。奥威尔夫妇决定放弃重新开业的打算，转向发展牲畜饲养。刚开始时，他们养了两只羊，还有一只起名亨利·福特的大公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只剪过毛的狮子狗，奥威尔为它洗礼起名为马克思。 即使在赫特福德郡炎热的仲夏里，他们还是感到西班牙的经历久久挥之不去，如同放射性粒子般时时落下。考普仍囚禁在巴塞罗那，正准备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奥威尔重述自己为雷纳·赫彭斯托尔·辩护与英国新周刊打交道的经过时，曾满腹怨气说道，要想在英国的报界批评反托洛茨基分子，想都别想，根本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7月29日，英国新周刊上就发表了他的《倒出西班牙的秘密》文章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在文章中，奥威尔认为左翼报纸竭尽深奥费解之能事，蒙蔽英国民众，使他们不知晓西班牙斗争的真正的本质）；被马丁拒之于门外的两篇文章不是也很快见诸报端了吗？1937年的6、7月份，奥威尔表现出有点固执己见，怀疑多虑，超出了他寻求自我的行为。但是，话说回来，仅一个月的光景，他的一篇报道，一篇书评，以及着手的一本新书的打算都被与他打交道多年熟知的人因为意识形态的缘由而打入了冷宫。他曾对赫彭斯托尔说过，戈兰茨是共产党球拍的一部分。在他处于焦虑激愤的状态下，南希·库纳德《支持西班牙的作家》的一份调查表三番五次寄来，终于惹恼了他。他的“回复”算得上最肆无忌惮的杰作之一，他写道： 你们能否别再发给我这种该死的垃圾？我已经收到过两三次了。我可不是你们的奥登或者斯彭德那种娘娘兮兮的人。我在西班牙待过六个月，而且大半时间都在打仗，身上至今还残留子弹孔。我可不想吹嘘什么捍卫民主啊，某某英雄啊。

第三部分 1936-1939 11、熬过冬天(2) 
奥威尔说，如果他想把他了解的西班牙的局势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压缩成6行字，编辑部绝对不敢铅印出来。“你们没这个胆量。”这里是他的充满火药味的结束语： 另外，告诉你们的娘儿们朋友斯彭德，我在保留他关于战争的豪言壮语的样品，有朝一日当他因为自己曾经写这些东西而羞耻，就像现在那些曾在一战中搞战争宣传的人如今感到无地自容一样，那时候我会愉快而猛烈地将其擦掉。 奥威尔为何偏偏与倒霉的斯蒂芬·斯彭德过不去，把他当作自己发泄怒气的出气筒，其中原因不是十分清楚：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文坛有关西班牙的诗词、叙述和宣传作品举不胜举，比起这位28岁《维也纳》（1934）和《破坏元素》（1935）的作者，冒犯奥威尔的蹩脚者大有人在。其实，那时他只是从报纸文章中得知斯彭德的。似乎他把斯彭德作为一个怀有良好意愿的，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左翼分子的化身。这类人单纯热情，对危急事件缺乏了解，且理解不深。几年后，同样奥登也遭到粗暴的对待。 1937年的下半年，奥威尔除了偶尔去伦敦及别处，一直都待在沃林顿。他一面喂养着动物，摆弄着花园，一面埋头写着未来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回过头看看这段时期他的生活吧，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谁能不惊叹他的变化呢？在18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就职于汉普斯德的一家书店。如今，他却是有家室的人了，带着永恒的政治信仰，带着喉咙处遗留的弹孔，劳作于赫特福德郡的一个小农场里。不仅仅他的生活改变着，窗外的世界也在变化着。战争迫在眉睫：奥威尔这一阶段的信件及日记充满了对即将到来动乱的不祥之兆。同时，过去的恐惧不能置于一边。1937年夏天奥威尔几次的沃林顿之外的远行都与西班牙有关。比如，7月底，他前行布里斯托尔参加声援斯特拉福德·考特曼的大会。考特曼卷入了统一工党的是非之争，被当地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在外，住所也遭到了愤怒的纠察队员的监视，而这些纠察队员是他过去的战友。8月初，他参加了独立工党开办的暑期班，地点在莱奇沃思附近。约翰·麦克奈尔作了九个月的战争的报告。大家为死难者——亚瑟·钱伯斯和鲍勃·西米雷——默哀2分钟。然后，马约里、布兰思韦特等几个人谈了他们的经历见闻。奥威尔也叙述了一下，但很勉强。 许多年后，雷纳·赫彭斯托尔回忆起大概在这段时间与奥威尔的一次奇特的接触。那时，赫彭斯托尔新婚不久，住在汉普斯德的客居两用房。赫彭斯托尔夫妇在一家当地的意大利餐馆招待了奥威尔。这家餐馆饭菜价廉。饭后，他们盛情邀请他留宿一夜。赫彭斯托尔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但他们有一把“多功能的椅子”可供这位客人使用。然后，3个人在同一房间睡下了。夜里，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醒来，发现奥威尔在来回走动，一丝不挂。他立即向女主人道歉解释说，自己在找厕所。话语彬彬有礼，毫无一丝尴尬。玛格丽特·赫彭斯托尔确信自己一直面朝墙壁，直到奥威尔完成此项大业回来。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奥威尔性格的一面：超然脱俗。在这些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奥威尔表现出轻松自在，换了别人的话，难免会局促不安的。安东尼·鲍威尔还记得几年后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在一次举办的较小的舞会上，大多数到场的客人身着晚礼服，奥威尔则穿着蹩脚的灯芯绒衣服。他停下含混地问主人鲍威尔：他这样穿着可以吗？鲍威尔想，如果他回答不行，奥威尔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也许，把奥威尔说成脱离现实生活有夸张之嫌，但他有时的确表现得过于自我专注，对周围事物过于冷漠。 奥威尔其实对人们如何看待他非常在意，特别是当他从巴塞罗那回来后的几个月，有人对他充满敌意时，他更是如此。8月底，他曾写给维克托·戈兰茨一封长信，催促他能够从中斡旋，以解决自己同《工人日报》之间的纷争。戈兰茨与该报社关系甚密。《工人日报》对奥威尔的兴趣始于3月。那时哈里·波利特·把奥威尔的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作为打趣取乐的对象（“我相信，如果奥威尔先生听听左派书界是如何议论他的书，那他就会下定决心不会再写他弄不懂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工人阶级身上有臭味”的看法就一直被认为是出自奥威尔之口（事实上，奥威尔声称中产阶级是被教导这样认为的。——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奥威尔请戈兰茨转告报社编辑，如果他们在重复这个“谎言”，他就要发表他的回赠的言辞了。同时，奥威尔还关注着另一场重大的战斗，那就是针对刚从西班牙归来的统一工党的退伍军人的“有组织的诽谤”。比如考特曼，住房遭到监视，本人被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开除——这还算不上严重的境地呢——除此之外，他还被人在信中诬陷“拿着佛朗哥的贿赂”。如果奥威尔受到这样的诬告的话，他必定会上诉的。关于工人阶级“有臭味”的议论已渐渐平息下来，但一个月内，奥威尔仍在《工人日报》笔伐统一工党的战斗中出头露面，尽管是匿名的。事端的挑起者是弗兰克·弗兰克福特。他是独立工党阿拉贡分遣队的队员，长期在外流浪，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在奥威尔逃离巴塞罗那的时候，他还逍遥在那里，但那时他已脱离了政党。他曾被短期关在监狱里，不过倒并不是因为政治异端，而是因为他从教堂窃画的偷盗行为。回到伦敦，他曾在九月初去过独立工党的办公室。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还领取了发给从西班牙归来的退伍军人的补贴。一个星期后，《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来自巴塞罗那的谴责统一工党作为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声明，作者姓名为“F.A.弗兰克福特”，日期为三星期前。具体指控如下：统一工党与民主主义者之间表现出“公开的友善行为”；在阿勒库比雷一次一辆轻型机动车夜晚越过法西斯战线时，考普分遣队的哨兵却置若罔闻。弗兰克福特到处散布弥天大谎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无人知晓。恶意中伤肯定有之。后来他对奥威尔的言语的狂轰滥炸完全出于个人的情绪。当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的《新领导者》反驳中的潜台词却只集中弗兰克福特的个人的道德品质上。这份驳辞得到了所有能联系到的有关人员的签名。弗兰克福特曾表明“统一工党似乎很愿意将我剔除出去”。其实，不辞而别就离开阵线，没有被枪毙，他应该算是幸运的。奥威尔推断，这份声明是由巴塞罗那的一位记者草拟，弗兰克福特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签了字。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显然，弗兰克福特是一个为非作歹的无赖，如同苍蝇一般，哪里有腐肉，就飞到哪里。他对奥威尔的一切评价不值得认真看待。多年后，在与安东尼·鲍威尔通信中，他曾声称他遭到枪击时，一直在同奥威尔谈话。但这似乎不可能的。那时，与奥威尔在一起的是来自美国的民兵托洛茨·米尔顿。 沃林顿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罗尼亚致敬》也初稿渐成。随着佛朗哥的军队缓慢却残酷地挺进共和国的领土，奥威尔逐渐地意识到了共和国最终的命运，他过去原有的热情消退了。他曾于10月份在索思伍德镇向康诺利谈起他一直过着“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着战争以后的情景，他感到悲伤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时，康诺利曾一直想看望奥威尔，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远处不过是弗雷加）。奥威尔手头拮据，但近18个月的经历至少为他提供了一块可供他耕耘的文学田地。他继续写着关于西班牙的书评，并开始不时地写一些越来越平常的反映英国经济萧条时期的报道。例如，《时代与潮流》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汉利的《灰色孩童》，沃尔·汉宁顿的全国失业劳工运动的《贫困地区问题》，还有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12月初他曾向穆尔讲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草稿已完成。他还提到一部小说，内容是“一个男人度假，力图暂时逃避来自社会来自个人的责任”。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内容。 也许奥威尔想过，以后的生活这样度过：一年写一本书，守护着沃林顿的小农场，守护着艾琳。但几个月的生活已经让他吃到了苦头。他本来身体健康状况就不太好，还未从战壕的艰苦生活中恢复过来，现在条件如此恶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现在部分因病而退役的奥威尔面前的是沃林顿的刺骨萧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纳·赫彭斯托尔造访了他的住处。那里与世隔绝，一派衰败的景象。在雷纳·赫彭斯托尔的眼中，这“算不上一个好的庄园”，相邻的村子也是“荒芜凄凉”。臭气熏天的棚子里养的两只山羊似乎是奥威尔畜牧业全部的经营范围。马路对过是狭长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奥威尔共同开挖出来的。赫彭斯托尔注意到，尽管天气严寒，也没有暖气，但奥威尔夫妇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尽管奥威尔的书已完成，预计春天出版，但去年的事情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久久难以忘怀。他曾为亚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写过评论。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闻编年史》的记者，在马拉加陷落后曾没经任何审判被投入监狱之中。此外，奥威尔还曾为《时代与潮流》做读者咨询。一位读者询问为何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冲突著书提出看法观点，奥威尔如数家珍倒出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过，倒是没有泄露什么机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周刊”一笔带过——卷入是非争端的人都不知晓奥威尔到底把矛头指向了谁。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蒂默感到很恼火，但他表面上却彬彬有礼（他的回复是“你所说的并不是十分真实的”。），他根本没让编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后来，雷蒙德被告知奥威尔这样做是经过政策的审查的，他这才出于礼貌向奥威尔表示了歉意。尽管奥威尔并没有因此而与其一刀两断，而且以后又为该报写过两三次的评论，但递给他的这束橄榄枝他却婉言谢绝了。他对雷蒙德说：“我认为《新政治家》应该为它片面的观点而受到应有的责备，我想你不能责备我。”他和雷蒙德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他同金斯利·马丁见面时，也许又谈论此事，而马丁一直称这是“一场误会”。但奥威尔绝无原谅之意。 1938年初，战前那种若有若无的飘落流离之感——旧通道已关闭，新途径尚未开启——又充斥着奥威尔的生活。他离开了戈兰茨——他的主要资助商——转而投奔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虽对他热情有加，但却未与他达成商业联盟。他的书已存放在印刷所，但这类书的市场已经饱和。眼前前景黯淡，他只得勉强地但却是真诚地准备应聘《勒克瑙先驱报》的一份工作。他的态度严肃认真，2月中旬他前往伦敦，接受了印度办事处A霍顿·乔伊斯顾问的审查。乔伊斯顾问认为奥威尔是一个不安定分子，若是纸上合同到期，奥威尔还会继续留在印度，从事“极端分子的活动”。其实，暗地里已有人向《勒克瑙先驱报》的编辑德斯蒙德·杨提醒要提防奥威尔，但奥威尔似乎把这件事看作是十拿九稳的。在同乔伊斯会面的前两天，他还告诉杰克·康芒，他不太想做事情，不过这倒是一次良机去见识一下“有意思”（奥威尔所用的形容词）的事情。实际上，他想做的无外乎过上几个月的“行僧的日子”，好好构思他的小说。 但是，由于他的身体日趋恶化，去印度、写小说以及诸多事情都被搁置到了一边。3月初，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具体的情形并不是很清楚，但据艾琳讲，他在3月8号开始“病倒”，在随后的一周里，他的病一直没起色。在他写给康诺利的3月14号的信中，他提到，他吐血并准备去肯特郡的一家疗养院进行透视。疗养院名为普雷斯顿·霍尔，在爱来斯福特附近。劳伦斯·奥桑尼斯是那里的会诊医生。就在这封信写过之后，奥威尔的病情甚至达到病危。在艾琳写给杰克·康芒的3月15号的信中，谈到了“危险的昨天”，谈到了血似乎无休止地流着。——康芒显然曾从邻村被喊来帮忙。奥威尔在3月15号就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考虑到路程的遥远，就在前一天晚些时候，派来了一辆救护车。奥威尔自始至终对自己的病都是悲观失望的。无疑，医生总是告诉他没什么大病。在他大出血前几个小时，他还这样对西里尔·康诺利这样说，让他放心。不管怎样，他总归可以找借口不去印度了，其实，本来他就不想去。他病得很重，医生让他彻底卧床休息几周。直到9月1号，他才出院——从入院那天算起，已经是5个半月了。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最有可能，最顺理成章的病因是肺结核。就在7月底，奥威尔35岁生日的前3天，艾琳给德尼斯·金法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头两个月里，他的两片肺叶都有结核病状。这在当时是“毫无救治希望”了。然而，为奥威尔治病的医生却判定他的主要疾病是支气管扩张，他先天支气管就有缺陷。这个诊断结果即使对于一个门外汉，也是莫名其妙的。奥威尔的病历表明，他曾3次咳出血来。看来，这样的诊断更是荒谬无比。但是，想想当时的一切还处于开发治疗肺病的早期阶段。X光线透视技术还处在襁褓之中：证实与结核状况类似的肉状瘤的存在，耗费了10年的时光，更不用提新药了。不管对他的肺病如何裁定的（医生发现肺部有非传染性机能障碍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治疗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休息，加强锻炼，不要过度劳累。与他身边亲近的人相比，他更加镇定自若。在奥威尔入院后的一、两周后，他曾写信给杰克·康芒，大部分在谈论康芒的即将出版的书《七变》。他无所畏惧地郑重表明：“我认为我没生什么大病。” 另一位文学巨匠也染有肺病，他就是D.H.劳伦斯。直到临终，劳伦斯也一样固执地称自己的病状是“支气管问题”。奥威尔的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许他工作，不许他下地，大部分时间在病床上，他只有玩玩字谜游戏，与同室的病友不咸不淡地聊上几句。隔壁的小病房的病人回忆到，奥威尔是一个“不吭声的人”，他的衣服外表很特别：一双特大号的鞋，一件红色翻领套头毛衣，一件外套。这件外套挂在形销骨立的他的身上，轻飘飘的。他唯一解闷的时候是当一群人接连不断地看望他的时候。除了他的亲密朋友康芒，赫彭斯托尔等之外，《阿黛菲》杂志前任编辑马克思·普洛曼和他的妻子多萝西也来了，并且还带来了小说家L.H.迈尔斯。迈尔斯在奥威尔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陪同普洛曼夫妇一起来的还有约翰·斯克茨，他是一位保险经纪人。他们通过《争论》杂志打上交道的。奥威尔的《目睹巴塞罗那》就刊登在此份杂志上。谈话转向国际形势，奥威尔表示应该反对战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威尔在给南希·库纳德调查表的回复中曾草率地评价过斯蒂芬·斯彭德，康诺利竟带着他来了。康诺利与斯彭德两人同是一个名叫国际反法西斯联合的新政治核心小组的发起者。如同以往一样，面对面的交往使奥威尔良心开始感到不安，尽管对方仅仅在6个月之前还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四月初，奥威尔写信给斯彭德，就“言辞激烈的回复”表示歉意。对斯彭德的毁谤是由于“当时我同你私下里不认识”。斯彭德被这个明显的180度的转弯弄得莫名其妙。他想知道，为什么奥威尔要收回自己的攻击之辞？难道仅仅因为两人见了面？人与人之间的共鸣要比印刷出版的虚假的字词重要，他断然地对斯彭德说。“我见到你，即使我不太喜欢你，我也应该改变我的态度，因为你若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会立即想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赋予思想的漫画中的人物。”

第三部分 1936-1939 11、熬过冬天(3)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4月底出版了。奥威尔对这本书寄予了厚望，甚至3个月后他还信心百倍，估计出版的册数将达3000。一些评论为之鼓噪（《工人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的言论），但是尽管如此，这次却是彻底的失败。到年底，只卖出了700册。直到他病逝，该书也没再版。来自法国奥威尔的崇拜者戴夫特夫人的法语译本直到1955年才得以出版。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销书不畅与这本书的好坏没多大干系。西班牙的这场冲突已进行了近2年了，关于战争的书籍也汗牛充栋。而且，政治观点的战壕也泾渭分明地反映在各派系的评论中，让人感到极为荒唐。在书出版后的一周里，奥威尔就写信给《时代自由论丛》与《听众》，抱怨它们的误导宣传。他暗示说，《时代自由论丛》的评论者只是把这本书用作诋毁阿拉贡前线西班牙的预备役部队的工具。《听众》的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在重申：统一工党是法西斯第五纵队。奥威尔在这场纷争中赢了，评论家菲利普·乔丹遭到了编辑的公开的斥责，但奥威尔对这种故意的无礼还是感到愤怒。 奥威尔因病离群索居，心情沮丧，他自信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在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的病正在好转。四月末他在信中向杰弗里·戈尔诉说，他还在怀疑自己是否有病。当然，在普雷斯顿·霍尔他的体重有所增加，在他写给杰弗里·戈尔信之前，他的体重达到了163磅，但相对于他的个头来说，他也算是太瘦了，瘦得让人感到痛苦。他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疾病在他的生活中反复发作，那么在病恹恹的躯体下的精神状态又是怎样呢？尽管手绢染有他吐出的鲜血，尽管救护车五次三番把他拉到医院，但奥威尔是不是觉得医生如此谨慎是没有必要的呢？他是不是像劳伦斯一样自己骗自己呢？无论如何，奥威尔的心底对自己的健康有一种淡泊的心态，一种超出肉体的冷漠，隐隐约约透露出非尘世的味道。后来他对链霉素的治疗的描述充满了科学的气息，充满了怪诞。对于朋友们来说，他可能一直是乐观向上的，但6月初他才被允下床。但开始仅仅限于一天一小时，后来才增加到3个小时。5月初，他告诉杰克·康芒，他预计再在医院里待一、两个月就可出院了。但实际上，他却在普雷斯顿·霍尔医院呆了整整一个夏天。 然而，6月1日，他从疗养院的主楼转到了新舍。这里专门接受已经过初步治疗并慢慢恢复健康的病人。不久，他就在肯特郡的乡下东游西荡了。带着弥漫周身散漫的个性，他时而探足于圣彼德学院，时而闪现在艾利斯福特教区教堂，时而又驱车前往罗切斯特大教堂。他的一位病友还记得在一块草地上见到他的情景：他正在观察一对毛毛虫在亲吻着一根小树枝。不难想像，奥威尔对于英国乡村原有的生活在迅速地消退，感到由衷的惋惜之情，即使在这年夏天米德威镇游历也难以摆脱这种怀旧情愫。在作品《游上来吸口气》中也能感到这种氛围。但是，除此之外，奥威尔还在寻找别的什么，那就是他妻子的一位密友：莉迪亚·杰克逊，后更名为“伊丽莎维达·芬”。她是俄国大作家契诃夫的作品的译者。那年夏天，她曾来过普雷斯顿·霍尔一段时间。奥威尔衣冠楚楚，慵懒地躺在帆布折叠椅中。他向莉迪亚提出一道散散步。于是，在远处的楼群中，一幕“尴尬的”情景出现了。 回顾那次相遇，莉迪亚·杰克逊的回答斩钉截铁。她一点也没被奥威尔所吸引，当时他苍白瘦弱的状态就更不会吸引他了。另外，重要的是，她要对艾琳忠诚。她说她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这不过是一个病人的反常行为罢了。但显然，事情远非如此。公平地说，在奥威尔同艾琳婚姻的正式记录的后面，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在其中，情人间不可告人的私通与风流韵事存在着。我们知道在婚姻生活中，奥威尔没有忠实于艾琳——他曾向朋友们承认过——他感情生活的隐私深不可测的。比如，他那时一直在追求布伦达·塞尔凯德，但毫无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还有其他扯也扯不清的逸事——有些事艾琳知道，更多的事是不知道的。如果说这些事情对奥威尔投下的是阴影，这也许又不正确，因为掺杂其间的是暧昧隐晦，难以捉摸。与莉迪亚·杰克逊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光是信件就多达24封。若说她没有被奥威尔勾引，并认为这样对艾琳不好，（有记录表明她曾对她的朋友的这桩婚姻表示惋惜）那么她为何要继续与他保持这种交往呢？在第2年奥威尔写给她的信中，可能只是奥威尔对于合乎社会规范的浪漫礼节的一些看法，但读后总让人有一种两人共谋的确定的感觉。这是这些信件的高明之处。 1938年的夏天在慢慢走远，奥威尔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身体状况在不断好转。到7月初，他的体重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68磅。离开普雷斯顿·霍尔后去哪里成为大家商谈的话题。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和艾琳要在英格兰南部找一处“完美的”别墅继续恢复健康，但费用每周不能超过7英镑6便士。奥威尔胸部的伤口需要温暖的气候，最理想的就是在国外度过冬天（曾就法国的别墅探问过西里尔·康诺利），但没钱。在奥威尔恢复健康之前，是没指望有额外的财源的。奥威尔一家的困境显然在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圈中讨论过。那年夏天，普洛曼一家透露，有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就是L.H.迈尔斯）打算借给他们300英镑，以支付这次国外之旅。奥威尔和艾琳接受了，他们并不知道迈尔斯的真实身份。 离开人世的60年后，迈尔斯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在当时的年代中，他作为小说家声名显赫——他的原创《英国文学手册》（塘鹅出版社出版）为他奠定了根基——但以后却明显地隐落了。求学时，他一直就读在伊顿公学，刚20岁出头就继承了一笔财产，相当富有。他的生活用他的朋友、小说家L.P.哈特利的话来说，真是“悠闲无忧，平淡安静”。似乎这一切将迈尔斯置于一个凌驾于他的年幼的被保护人之上的位置，但有人怀疑奥威尔觉察出迈尔斯内心的不安与骚动，并为之所吸引。他患有忧郁症，在那段时期中，他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所写的小说倾向于反映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冲突。如四部曲《近与远》（1929）虽然背景设在虚构的16世纪的印度，但内容却充满了对当代的隐射。据迈尔斯的传记作家讲，他“认为，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的自由的人道主义之不足是……也就是说，他有邪恶感。”显然，这自然引起另外一个人的共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不断探索自由人道主义的一些局限。迈尔斯虽未完成此大业，但他急迫地需要与奥威尔的探求“链接”上了。迈尔斯毕竟是位作家，他曾说过，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从伦敦繁荣大街皮卡迪利大街走过都会让他感到压抑，感到沮丧。关于奥威尔与迈尔斯之间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300英镑的最终来源从未透露给奥威尔，即使在1944年迈尔斯离开人世以后（他自杀身亡）——战争初期，两人一直保持关系，迈尔斯关于战争政治立场的郑重声明在奥威尔的日记中得到了肯定。 与迈尔斯的思想的不谋而合进一步说明了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思想动态。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越来越重要。在他前往西班牙前，他对左翼政治仅仅有兴趣而已，但现在他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中。他的政治过程的新变化就是他决定要加入一个政治党派。提及到的独立工党是附着在严格意义的英国社会主义蓬松毛皮的一个针球，奥威尔参加该党尽管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举措，但他在6月底《新领导》上发表的声明（“为什么我要加入独立工党？”）是分析奥威尔产生政治信仰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对寂静主义的断然的批评。在权利政治的年代，作家本能的冲动就是倒在一边；在“自由言论的时代结束”的时候，持超然的态度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这样的时候正在来临，作家或被迫完全向一边倒，或忍辱负重充当最低级的娱乐手，“写一些少数特权阶层聊以解闷的东西”。在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创造性的贫瘠的时代里，一个人只能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仅仅同情社会主义。西班牙使奥威尔理解到了“对反法西斯的微词”的危险。共产主义者仅仅是苏维埃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占主流的工党成为一个反动分子当权派的死心塌地的奴隶，（甚至在1945年后的时代，奥威尔对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态度还是冷淡的）独立工党是奥威尔认为能够支持的唯一的英国政党。这是令人激动的材料——这些是奥威尔政治意图总的陈述——但这又真的意味着什么呢？特别对于英国左翼面临如何应对战争前景的窘境他是如何考虑的呢？当时他的境况有一点很明显：他混入了一些自由散漫左翼分子中。比如，反法西斯团结联盟使他与本国无政府主义分子有了接触。雷格·雷诺兹是独立工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使奥威尔与沃伯格之间有了联系。奥威尔的圈子里都是非正统的社会主义分子，正如在以后一年半他的许多声明表示那样，奥威尔正朝着个人政治计划摸索着。对他而言，那些希望反对心胸狭隘的敌人且充满善意的人的主要问题已经很明了。比如说，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评论不加掩饰地写道：“很显然，要不将房屋碾成粉末，涂炭一切，要不就甘愿为他人奴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诉丹尼斯·金法罗“埃里克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病得很厉害。”虽然他还需精心的照料，但偶尔还能写一篇报道：比如，他在6月为康芒刊登在《新英语周刊》上的《街道的自由》写了一篇评论。不过，同纳尔逊公司的书目暂定为《真实的贫困》的合同遭到搁浅，还只不过是草草的构思。他告诉穆尔，这篇小说还只是轮廓，等身体好了，他再动笔。这封信进一步印证了奥威尔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饶有兴趣地提到他曾写到的“主题无外乎是和平主义”的小册子。不过这从未出版过——独立工党出版委员会拒绝的理由是“太长，太专制”——不过也无人再追问，这倒成了反映战前奥威尔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变得越来越狭窄，他曾给康芒写过几封信，信中隐约透露出他要解剖出版业的问题。奥威尔那时以及今后的观点是一篇书评的长短与调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商在广告中投入了多少。如同那本丢失的倡导和平主义的小册子，这也佐证了奥威尔对自己狂热的事物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所评论的书与出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水准的伎俩，强调这位来自爱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出这种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操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种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出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根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管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出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热水、洪水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1938年8月份，奥威尔向他的母亲汇报说，他们已决定到摩洛哥度冬天，正在做一些准备。老布莱尔先生年事已高，80多岁了，一直身患疾病。奥威尔想去索思伍德小镇一趟看望父亲。他在爱来斯福特又待了两个星期，陶醉于茁壮生长中的庄稼，游览了梅德斯通动物园，然后在萨福克镇小住了几日才返回肯特郡准备这趟出远门的旅行（“冷茶是天竺葵上好的肥料，”他在一篇描述植物标本的日记这样写道）。奥威尔从过去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处买来了各种旅行指南，又为杰克·康芒收集了饲养山羊详尽的注意事项。从这些事情来看，碰到此类事情时，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很在行的人。没想到，他和艾琳地理知识都很差，误认为法属摩洛哥毗邻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原先计划途经巴黎（奥威尔原本希望看望戴夫特夫人）与马赛，但这样就意味着要途经西班牙所属摩洛哥才能到达目的地——对于知道他们曾在共和制的西班牙待过的人来说，这是不明智的。最终，他们从蒂尔伯里乘船出发，沿途经过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港。他们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到达了直布罗陀。那里仍残有混乱的迹象。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靠在港口中，一侧留有巨大的弹孔，舰上还飘着共和党的旗帜。9月10日，他们到达丹吉尔港。墙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支持佛朗哥的与反对佛朗哥的，奥威尔认为各占一半，不分上下。两人由于旅途的劳顿，身体都不太舒服。他们搭乘清晨的火车进入该国境内，终于闯过了迷宫似的海关，挺过了警察的严格盘查，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行李的到来，等了近一天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到马拉克。这是第一个他们作短暂停留的地方。 法属摩洛哥在20世纪30年代于文人来说，是大受欢迎的享乐之地。伊夫林·沃1934年在这里住过——后来他的作品《暂停工作》讲到了这一阶段的经历。伊夫林写信给好友凯瑟琳·阿斯奎恩女士，时而以厌烦的口吻，时而又已大加赞赏的口吻详细叙述在非斯市妓院自己的行为（“这里真是快乐无比，有十五、六岁的阿拉伯的姑娘，每个只需10法郎和一杯薄荷茶就可打发”）。萨克凡瑞尔·西特韦尔也在1938年来过这个国家。在那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中，西特韦尔身穿制作精美的上等西服，左右伴随着成群的艳丽佳人，两辆汽车浩浩荡荡，还有一名导游为其开道。当奥威尔与艾琳伫立在夕阳西下长老会广场的主广场时，西特韦尔为他们带来了半是辉煌、半是凄凉的无限遐思，尽管他的眼界是那么另类。 中间巨大的广场就像一个马戏场，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人挤人，人撞人。到处飞扬着尘土，人声鼎沸。混杂其中，一会儿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就是长老会广场，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 除了奥威尔，还有许多外国游客踏过这片国土。西特韦尔在作品《毛里塔尼亚：武士，男人与女人》中描述了摩洛哥。在这里，他看到了壮观景色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蒙着面纱的妓女使人恍若回到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女巫调制灵丹妙药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一盘令人作呕的东西，里面混杂着蝙蝠或青蛙，……还有从镇里马尾后拖来的乌鸦尸骸”）。奥威尔对于摩洛哥之行只写过一篇文章（“马拉克”，发表在约翰·利曼的《新作品》上）。他目睹了贫困，列队行进的士兵——马拉克是法属的一个重要的驻军要塞——还有成群成群跟在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后面的苍蝇。总的来说，他并不喜欢那里，尽管在那里待了6个月。“在我看来，摩洛哥似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国家，”他告诉康诺利：“这里没有森林，实际上也没有野生动物，”有的只是被贫困和旅游业所“腐化”堕落的城镇人民。他的健康至少没有好转，他对于自己在国家紧急关头没有挺身而出感到恼火：那段时期，张伯伦飞往柏林，以延迟战争的爆发。然而，摩洛哥之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插曲。在摩洛哥，他完成了《游上来吸口气》，重新拜读了狄更斯的作品（书是由韦斯特罗普一家送来的），并由此于1939年夏天，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尤为重要的是，他开始思索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态度。 奥威尔与艾琳起初住在那里的大陆旅馆，但只住了一天，这里原来明显是一个妓院。艾琳说：“埃里克极力想住进来时，才发现这里不一般。”他们住进了高贵大旅馆，后来又搬到了马拉克郊外的埃德蒙·杜特街的一个地方，想要在距离卡萨布兰卡大道五、六英里之外的地方租一幢别墅，别墅的主人是一个叫西蒙的法国人。艾琳原想这里肯定“充满情趣”——别墅为橘树所环抱，他们打算购买一些廉价的法式家具，甚至还打算请阿弗丽尔来住——但后来两人对这里的环境都不很感兴趣。奥威尔两个星期后给杰克·康芒写了封信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自己对当地的农耕作了详细的记录。“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已经打定主意回英国了。”战争的前途让人感到压抑——艾琳注意到，法国的定居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两人太不喜欢马拉克了。奥威尔为《新作品》撰写文章收集素材时，看到了犹太人居住地的极度贫困以及童工悲惨的境况，这里疾病蔓延，恶臭熏天。沿着街道50码，总能碰到三、四个盲人。到10月中旬，他们才能入住西蒙的别墅中。奥威尔已经养成了习惯：据艾琳讲，他总是写写小说，再搭搭鸡笼、羊棚，他还打算过几个月养些鸡、羊什么的。当地有一个医生可随时为他检查胸部的情况，但他已习惯采取淡然处之的态度。9月末，他轻描淡写地告诉康芒“我真的没什么病。” 1938年至1939年的冬天，奥威尔写给家里的信经常寄给康芒。信的内容无所不包，随意地谈论着天下事，家庭琐事，混杂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欧洲严峻的形势转而又谈论沃林顿小农场抽水马桶的毛病；在比较法国与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大谈特谈哈福德郡的家畜养殖业（“我对那些母鸡感到很伤心，不过我想他们不久也该下蛋了。”）到10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别墅内安顿下来——据艾琳估算，配备家具的费用约为10英镑——奥威尔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写给约翰·斯克茨两三封信。约翰·斯克茨是一位保险经纪人，曾到过普雷斯顿·霍尔拜访过他。约翰·斯克茨曾问起他小说主人公的职业背景（“我对于保险经纪人到底从事什么工作，并不是很清楚”）。摩洛哥的萧条乏味让他抱怨连连，但无可置疑间接地推动了小说《游上来吸口气》的创作。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对逝去的旧英国的一首挽歌。

第三部分 1936-1939 11、熬过冬天(4) 
奥威尔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把自己的各个方面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上，但他不能完全做到融为一体。《游上来吸口气》是这些作品中最有独创性的，也许影响力最大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约翰·弗洛里、多萝西·黑尔以及戈登·康姆斯道克分别来自与奥威尔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然而，《游上来吸口气》中的主人公乔治·鲍林却不同，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更要低几层。鲍林长得胖乎乎的，已近中年，妻子希尔达社会地位高一些，整日沉闷无趣，孩子也毫无个性。他们住在伦敦西部的边缘。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故地重游，回到度过童年的牛津郡，回到父亲曾作为小商贩挣扎养家的小镇。对这趟旅途希尔达充满了怀疑，其间曲曲折折，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鲍林一直为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所困扰，呼啸的炸弹，路上黑压压的难民。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这次旅行是失败的——洛厄·宾菲尔德的小村庄面目全非，小时曾见到里面有硕大鲤鱼穿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池塘也干涸了。更糟糕的是，他潜心积虑编的谎话跟希尔达的阴谋诡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结尾的调子奇特怪诞，忧心忡忡。该做的事情没有完成，人生的真正目标还在天边飘忽不定，能够看得见唯一的过去的实物，已非旧貌。谁能想到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纵情嬉戏呢？ 也许令人丝毫不足为奇，《游上来吸口气》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肮脏市镇的被人欺的小商贩，小说在这点上明显地得益于H.G.韦尔斯的小说《波利先生的故事》。避债的波利先生回到自己的旧家，现在已被改为茶铺，由妻子接待顾客，这是重要的相遇的一幕；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鲍林进了香烟铺，在里面呆了半分钟，看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埃尔希站在柜台后，目光呆滞，俨然一个丑陋的老妇人。小说也预示了凶兆。鲍林的一位朋友叫波蒂厄斯，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乔治·鲍林追随着他。可以理解，波蒂厄斯为他注入了成长中缺少的一些“文化”因素。波蒂厄斯并不是一个特别雄辩的人物——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想像他与那位胖乎乎的保险经纪人相遇的情景——但也许小说中预言式的时刻间接与他有关系。鲍林曾问过波蒂厄斯对希特勒的看法。波蒂厄斯回答说希特勒完全是朝生暮死，之后他为他的这位朋友读了一首诗。第一次这位校长甚为热情的话语并没带来慰藉，相反，鲍林心里掠过一丝奇怪的感觉。“他死了，他是幽灵。所有像他一样的人们都死了。”在戈登·康姆斯道克慷慨激昂的演讲中给人留下了一样的印象；在《一九八四》温斯顿与朱莉娅的为人所知的交流中，也留有如此的印象。 《游上来吸口气》占据了奥威尔在摩洛哥的大部分时间，但他还有其他文学任务。他继续对关于西班牙的书籍作评论，而且闹得沸沸扬扬（对E.阿林森·皮尔《西班牙的教堂1737》及埃诺·奥黛菲的《西班牙圣战》那篇评论招来了两位作者的抗议），他还为《阿黛菲》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危机的政治回顾”。他的结论是英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反对任何好战的党派，但如果号召他们加入战争，他们会义无反顾的。在这种氛围中，左派读书会为捍卫民主煽动战争，使得工党失去了预期大选的机会。他让穆尔放心，说气候对他有好处，但他的健康状况还是引起了关注。12月初，艾琳曾给杰克·康芒的妻子写过信，讲到他病了一周了（艾琳自己也病倒了），还神秘地提到“他的病是病愈过程中必要的阶段；现在看来是我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艾琳这句话是何意？“现在看来是最严重的”指的是精神萎靡不振（信的内容紧接着是抱怨摩洛哥单调乏味的生活），还是身体真正精疲力竭呢？艾琳在信中谈到了别墅井然的日常常规——仆人每天很早就到了，带来了早餐吃的新鲜的面包与牛奶，午餐与晚餐吃的蛋，黄油和水果——没有详述当时生活肯定面临的孤立隔绝的一面。奥威尔的日记，虽然记得非常详细，但也没什么有趣的：农耕法，土地使用期，“我所见到的最为悲惨的”阿拉伯葬礼等。谈到葬礼，他写到，一口粗糙的木棺，不足两英尺深的坑，被扔下去的尸体无物可遮，上面只有一个土石堆，一端摆放着或是一块砖，或是一只破旧的罐子。 住在卡萨布兰卡大道时的那个圣诞节过得真是马马虎虎。寒流使果树冻结了，艾琳病倒了，圣诞布丁从英国还没有运到，奥威尔自己承认直到傍晚他才记得那天是圣诞节。年末的信件把他的思绪牵回在巴塞罗那度过的最后的时光。那天他得知考普在关押了18个月之后释放出狱后，就拿起笔给弗兰克·杰利尼克写信。弗兰克·杰利尼克是《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左翼记者。生性直率的奥威尔谈到他认为自己在出逃前曾在路边的咖啡馆见过杰利尼克，要不是他有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间谍这样的想法，他当时就穿过马路同他讲话了。（奥威尔写道，我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不赞成“凡能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是正确的”这套论调。）尽管这些，奥威尔对于考普的出狱相当现实。共和国政府在百般折磨后却放他出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节礼日，他给杰克·康芒写了一封信，袒露了他的心迹。信的内容大部分在谈沃林顿的母鸡不下蛋了（看来似乎鸡没得什么病，否则的话，不光不下蛋，也该早死掉了），他也谈到了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喜欢与他们接触，但苦于无路，还有他的作品计划。《游上来吸口气》四月完稿。奥威尔自认为原稿不像样，但同时承认他喜欢里面的部分内容，而且认为开创了一个大的主题，而此前一直无暇精心雕琢。令人迷惑，他还提到一本巨著，有两三卷，计划实施完成要花上几年的工夫。信的这些内容笼罩在淡淡的哀怨中，想想他一直陷入财力、糟糕身体的困境吧。他密切关注着风云变幻的欧洲，唯一所求的就是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写作。“告诉你，我多么希望在今后的几年里，能够快乐自在，摆脱牢狱之苦，摆脱缺钱的忧虑啊。” 但他意识到对于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左派来说，时间不多了。9月回来后，他签署了一项独立工党宣言，印发在《新领导》上，题目为“战争到来，必须抵制”。1939年1月他写给赫伯特·里德一封信，大略讲述了这次抵制的规模。赫伯特·里德曾送来一份《向自由革命者迈进》的宣言，作为自己号召民众拿起武器的呼吁。奥威尔认为该是为非法活动进行组织的时候了——掌握大批的纸张、印刷机以便印发反战的宣传册。里德感兴趣吗？几个月之后，奥威尔又写了第二封信，强调自己的革命立场。在当时情况之下，他几乎算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他提到杂志《叛乱》。这份杂志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发表了6期。他还断言，不做准备，万一有意外，必孤立无援。——而里德则提议如果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秘密备战，岂不荒谬。同时，奥威尔预测，大部分左翼分子只是将自己同“法西斯进程”联系起来。 《游上来吸口气》的头稿几乎完成了，奥威尔一家打算于4月返回英国。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他好多了，不大咳嗽了，体重还长了7磅。西蒙别墅一带的景色沉闷乏味，乱石遍野，光秃秃的一片。但距离马拉克60英里的阿特拉斯山脉的塔德特，令奥威尔暂时摆脱了枯燥。他以赞赏的眼光看着北非回教土人勃勃人，认为那里的女人“高雅美丽”。随着春天的到来，尽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对我而言是一场噩梦”他告诉里斯太太，即理查德·里斯的母亲），回家的迫切愿望在信中表露无遗。最后，他们定下离开的日期为3月23日。消息传到莉迪亚·杰克逊是通过奥威尔写给她的一封还算俏皮的信。信中写信人“非常盼望能见到你”，一直经常想她，并提醒她“你很聪明，看完后会烧掉，对吧？”奥威尔一家原打算在头一年修葺多塞特郡别墅，但可能由于费用的缘由计划落空。那么他们将回到沃林顿。另一套方案是安置考普，然后在格林威治的奥桑尼斯处住下来，等着杰克·康芒离去，再搬进去。但这个计划也没能成功。奥威尔承认，他渴望回到英国。3月的第三个星期末，他们动身前往马拉克，从那里到卡萨布兰卡。在卡萨布兰卡，他们原打算搭载的船只延误了，运送一批茶叶的日本轮船使他们的航行顺利。同时，远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凶多吉少。就在他们离开前，多达5000的法国军队从他们住的别墅经过。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影院，他们观看了一部反映一个士兵生活的影片，从电影胶片上看到了一个恶魔般的德国。在法兰西帝国的偏僻的角落，进行如此的宣传，奥威尔认为只能意味着：战争必定要爆发了。 1939年3月30日，他们返回了英国。几小时内，奥威尔就把《游上来吸口气》的成稿放在了摩尔的办公桌上。马不停蹄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出版的过程，也许可能是着急用钱。紧接着奥威尔的目的地是索思伍德小镇，老布莱尔先生当时病得很严重。但奥威尔还能抽空到莉迪亚·杰克逊在伦敦的公寓，留了一张明信片，暗示第二天一早在前往萨福克镇之前还能过来一小时。杰克逊小姐精明地从房间撤出，促使他那天的晚些时候写信给她（“我打了3次电话，你是不是对我生气了？”）。在奥威尔从索思伍德小镇回来两三天后，两人进行了约会。结果，奥威尔得了感冒，在萨福克镇被迫卧床休息长达近一个星期。艾琳原打算待在格林威治，但老布莱尔太太由于静脉炎也病倒了，所以她赶到萨福克镇来帮忙。她对玛丽·康芒说，奥威尔的胸部状况很好，现在已在渐渐恢复。4月11日，奥威尔和艾琳终于双双回到了沃林顿。 撇开当时不断升温的国际危机不谈，奥威尔在个人生活和职业上都经受着重压。他继续秘密地写信给莉迪亚·杰克逊，但婚姻的紧张追其根源却没有在此地，而在另一个地方。艾琳一直把莉迪亚当作知心女友，所以向她倾诉自己的婚姻关系出了问题，起因好像在于“一个女教师”。同艾琳结婚前奥威尔就认识这位女教师，而且目前，在沃林顿的村民的众目睽睽之下，继续与之交往。唯一的可能她就是布伦达·塞尔凯德。据推测，奥威尔跑到倍德福德郡女教师父母的家中，去看望她。她当时由于学校假期而在休假。同时，艾琳担心戈兰茨会为《游上来吸口气》的出版设立重重障碍，因为奥威尔自评该书具有和平主义倾向，而且还以讥讽的语调叙述了左派读书会的会议。在将书送给摩尔后的几天里，艾琳一直担心重新换一家出版商可能不太好。没想到，与奥威尔的想法相反，戈兰茨拒绝听从来自英国共产党总部国王街的长鸣警钟，他只是向奥威尔提出稍微的改动。《游上来吸口气》在6月初立即出版了，并得到了好评——《工人日报》上甚至登载了充满了友好之情的印刷通告。所印的2000本已告罄（奥威尔从这儿得到的收入为125英镑，可真是一场及时雨），但他清楚，那个时候对出版小说是不利的。安东尼·鲍威尔记得，由于几个月前希特勒决定派遣军队驻扎国际自由港梅米尔，整个出版业蒙上了阴影，尤其他自己的小说《警惕变成了什么样子》（1939）受到了牵连。奥威尔三部分的传奇——他在一封信中再次向摩尔提出——不得不等待。《游上来吸口气》出版后，他提议要出版一本随笔集，最有分量的一篇是重新阅读狄更斯作品后的感想。在西蒙别墅，他潜心研读，度过漫长的一个个夜晚。这一类的作品在市场上是滞销的。但是，他深谙出版业的底细，硬是说服了戈兰茨。7月初《查尔斯·狄更斯》的草稿出来了。关于评论狄更斯的这篇文章决定性地扭转了奥威尔作为作家的轨迹。这是他写出的最佳文学批评作品之一。他立马就能洞悉到狄更斯的幽默所在及道德观，将狄更斯从视他为知己的芸芸之众中解脱出来。此外，这篇文章将狄更斯直接引入来谈论奥威尔认为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渗透着奥威尔对“英格兰”与“英国风格”的感情。那时在《阿黛菲》杂志刊登的对克拉伦斯L.斯特雷特的《论现时的团结》的一篇评论，更加证实了这种集中专注的情感。战争确有黑云压城之势，奥威尔认为，“这是由于到了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领袖都与君主唱对台戏。无人知晓如何激发英国人民彬彬有礼的举止。这种举止交谈处处时时能够碰到，而非通过阅报。” 6月末，从索思伍德小镇传来消息，布莱尔先生快不行了，奥威尔不得不把文章停了一个星期。布莱尔先生已经82岁高龄了，患有肠癌。对于自己任性的儿子，他早已原谅了。奥威尔很高兴，他曾告诉摩尔，“最近与先前相比，对我他不那么失望了”。其实，理查德·布莱尔处在弥留之际，在听着《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对《游上来吸口气》的一篇好评。他去世后，从奥威尔的叙述中，可以感到他做的一些事情很另类，让人匪夷所思。其中一件事是按照习俗放在死者眼睑上的铜币取下后，奥威尔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沿着繁华的主街来到公共散步场所，将这些铜币抛入了北海中。 在沃林顿，随着盛夏的到来，他开始记日记。日记里有数也数不清的剪报，来源丰富，有的取自《每日电讯报》，有的取自《小农》。这是奥威尔的精华参考文献，源源不断地显露出他关注的事物。比如，满洲国与蒙古边界发生了战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产蛋量达到了整数32亿5千万个；英格兰的东南正进行大规模的反辐射弹操练，当地老鼠猖獗，已达4百万只到5百万只之间；一些报纸正在呼吁让丘吉尔入阁；参加伊顿公学—哈罗德公学比赛的人数达到1万人，据说这是几年中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比赛。一周后，他写信给摩尔，信内附当时尚未出版的作品《在鲸的体内》内容的综述（“查尔斯·狄更斯”“儿童周刊”，还有与亨利·米勒进行书名题签的讨论）。奥威尔担心将来——他站在反战的立场上，对他而言，显然不适合任何重大的战争工作——担心钱，他甚至想《真实的贫困》的计划是否要泡汤。同时60000德军已浩浩荡荡开进波兰北部港口格但斯克，战争的前景烦扰着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每一个行业。早在8月初，在他为《时代与潮流》评论一些书籍时，他注意到这些书都围绕着“同一主题，只是距离不同而已……，我认为没必要说出这一主题。8月12日，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了，两个侦探来到别墅，说是有令来没收所有“通过信函方式寄来的书”。这些有问题的书被斥为“淫秽的”，是由杰克·凯黑恩创立的总部设在巴黎的奥博利斯克出版社出版的。亨利·米勒的出版商也是这家出版社。奥威尔后来发现，原来一封寄往出版社的信件，在希钦信件分拣室被拦截，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在奥威尔的研究中，这件小插曲不经意的出现，被赋予了象征意义——集权主义的爪子第一次掐住了他的脖子——但是奥威尔有着后知之明，他把淡化此事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警察仅仅执行命令。甚至那位公共检举人也写到，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奥威尔有必要拥有各种书籍，尽管有些是违禁的。抄家后的两天，奥威尔注意到，一位不知其身份的朋友在他的日记上写到：“看来，撕开与左翼分子有牵连的人的信件，现在是见怪不怪了，不必大惊小怪。” 希特勒准备入侵波兰。英国上下全力以赴在备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艾琳在白厅英国政府的审查部谋到一个职位——这意味着一周从周一到周四要住在伦敦。沃林顿的警察在增多，这次是为了安排士兵住宿。8月24日，奥威尔起程到汉普郡的林胡德，暂住到L.H.迈尔斯那儿。关于这次拜访，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一点是明了的：奥威尔注意到，主人对于国际形势相当了解，从关系密切的熟人那里收集了不少消息（迈尔斯认识丘吉尔，据他说，丘吉尔很悲观）。英国驻德国大使带着最后通牒及对方的回应飞行穿梭于英德两国之间。纳粹军队已越过了波兰边境。9月3日，张伯伦通过广播宣战，奥威尔返回了格林威治奥桑尼斯的家，途经滑铁卢火车站。已经正式宣布宣战，全国开始行动起来。文人们在日记中纷纷表达了他们既担忧又感到难以相信的思想。“我感到好像我不会再拿起笔了……”斯蒂芬·斯彭德那天清早写到。“我必须伸出手，掌握一些事实。事情真是非同寻常。”在斯彭德看来，那些铝制的防空气球就像钉牢在天空中的道道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