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四十八岁的妇人是一本书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德国人,身高一米七一,体重六十八点八公斤(穿便服),比标准体重只少三四百克。长着一对时而深蓝时而乌黑的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几丝白发夹杂其中,蓬松地在脑后垂着,像一顶头盔紧紧地套在她头上。这个女人名叫莱尼普法伊弗,娘家姓格鲁伊滕。她有过历时三十二年(当然有中断)、人们称为工作经历的奇特经历。先在她父亲的公司当过五年办事员,后来又当了二十七年花圃工人,事先都未经过职业培训。她本来在新市区拥有一幢坚固的公寓楼房,这是一笔可观的不动产,今天至少价值四十万马克,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在通货膨胀的年头把它出手了。因此,自从她既非因病亦非因年老而毫无道理地停止工作以后,就几乎一无所有了。她由于在一九四一年曾和德国国防军的一名职业军士结婚,共同生活过三天,如今领取一份阵亡士兵家属抚恤金,没能增领一份社会保险养老金。可以说,目前莱尼的境况———不仅在经济方面———相当糟糕,尤其是她的爱子身入囹圄之后。莱尼如果把头发剪得短一些,再染得灰白一点,看上去就会像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四十岁妇女。现在她留的发式是年轻人的发式,同她那已不怎么年轻的面孔很不相称,人们估计她已年近半百,这固然是她的实际年龄,但她却放弃了一个本应利用的机会。她给人的印象犹如一个———其实并非如此———生活放荡或追求放荡生活的年老色衰的金发女人。超短裙莱尼可以穿,因为她的大腿和小腿既不露青筋也无皱纹,这在她这岁数的女人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莱尼仍墨守着,一九四二年前后流行的长裙这主要是由于她一直还穿自己的旧裙子并喜欢穿衬衣和外套,因为(有一定道理)穿套衫她觉得会使胸脯显得过于刺眼。至于大衣和鞋子,她始终还在使用自己的大量存货,这些都是她出嫁前父母一度富有时购置的,而且很好的保留着。提花花呢大衣有各种颜色的:灰色和粉色交织的,绿蓝两色的,黑白相间的,天蓝的(单色);她如果认为戴头饰合适,就使用一条头巾。她的鞋子都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不难买到的———只要有足够的钱在手头———所谓“经久耐用”的高档货。莱尼眼下没有男人经常给以保护或参谋,因此她一直对自己的发式抱有错觉。这要怪她的那面镜子,这件一八九四年的古老家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仍然完好无损,这是莱尼的不幸。莱尼从未进理发馆过,也从未去过一家有很多镜子的超级商场,她只在一家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小铺子里采购,因此也就完全依靠这面镜子。她的外祖母盖尔塔巴尔克尔(娘家姓霍尔姆)尽管早就说过,它把人的相貌美化得太过分了。这面镜子,莱尼就经常照。莱尼的发式是引起莱尼苦恼的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她并未觉察到。她深有体会的是,在她周围,在她住的楼里以及左邻右舍中,人们对她越来越嗤之以鼻。这几个月,莱尼有过许多男客:有信贷机构派出人员,由于莱尼对催还贷款通知不予理睬,登门向她提出了;最后和最最后的警告有执达员;有律师的信差;还有执达员派来取走抵押品的法警。莱尼此外有三间带家具的房间出租,不时更换房客,因此自然也会有年轻一些的男人上门来看房子。在这些男客中间,有人想占便宜、吊膀子———当然一无所获。谁都知道,正是那些调情不成功的男人喜欢吹嘘自己吊膀子大有收获,人人因此都能料到,很快莱尼的名声就被败坏了。最后的莫希干人对莱尼的全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笔者不曾亲眼目睹,但为了将有关莱尼的情况收集,掌握人们所说的客观材料(甚至在有关段落说出被采访的知情人的名字!),笔者已竭尽全力,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这里的报道是属实的。莱尼少言寡语,守口如瓶———两种非躯体的特点这里既然提到了,就应当再补充两点:莱尼一不怨天尤人,二不事后懊悔,她甚至并不后悔自己对第一个丈夫之死从未表示哀痛。莱尼从来不后悔,丝毫没有或“多”或“少”的懊悔心情,很可能她根本不知懊悔为何物。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肯定她所受的宗教教育是失败了,或者应该说是失败了,这对莱尼也许有益无害吧。知情人提供的情况一清二楚地表明:对这个世界莱尼已理解不了,她怀疑自己过去是否理解过这个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如此敌视她,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气愤,对她这么恼火;她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曾得罪过别人。近来,为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不得不离家外出时,受到了公开的嘲笑,诸如“骚货!”“破鞋!”之类的话还算是比较客气的,有人甚至搬出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来骂她:“共产党婊子!”“俄国人的姘头!”这些辱骂莱尼不理睬。在她背后别人说她是“荡妇”,对她来说是已是司空见惯。人们认为她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其实这两点都不对,根据可靠的证人(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反映,有时她坐在家里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大肆活动她的泪囊和泪腺。甚至迄今一直与莱尼很友好的街坊孩子们也被唆使和她作对,在她背后喊出一些他们自己和莱尼都不太明白的话来。可是,根据大量详尽的旁证材料,将有关莱尼的最新和最最新的材料包括在内,可以断定,至今莱尼一生中总共大概和男人同房二十多次:两次与后来娶她为妻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一次在婚前,一次在总共历时三天的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其余是和第二个男人,如果当时情况许可,她甚至会嫁给那个男人。本书故事情节(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在允许莱尼直接进入)以后几分钟失足的事情,她将第一次做出人们可以称之为:她答应一个跪在地上用她听不懂的语言向她求爱的土耳其人,她之所以———作为让步———将他答应,只是因为她不忍心看到有人向她下跪,(她自己不会下跪,这是莱尼所具备的品性)。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莱尼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有几个别扭的婆家亲戚,还有几个住在乡下不太别扭的娘家亲戚,以及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姓她娘家的姓,目前正在坐牢。还有一个身体上的特征也许颇为重要,对判断男人们的纠缠也具有参考价值:莱尼有一对几乎永不萎缩的Rx房,这是一个受过别人温情脉脉的抚爱的女人的标志。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莱尼消失或滚蛋,在她背后甚至叫一声“去你妈的!”或“滚蛋!”有据可查,间或还有人要求用毒气将她杀死,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至于是否有此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点他只能再补充了:这种愿望是十分强烈的。关于莱尼的生活习惯,还得提供几点细节。她爱吃,但适可而止。她的主餐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是两个松脆新鲜的小面包、一只煮得很嫩的新鲜鸡蛋、少许黄油、一匙或两匙果酱(具体地说,就是在别的地方叫波维德的那种李子酱)、放很少糖并将热牛奶的浓咖啡兑上。她对所谓午餐的那一顿不太讲究:汤和少许点心水果就够了。她晚上吃冷餐:两三片面包,少量色拉、香肠和肉,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莱尼最讲求的是新鲜的小面包。她不让别人代买,而是亲自去挑选,她并不是用手去摸,只是仔细察看面包的色泽。什么东西也没有———至少是在吃的方面———像不新鲜的小面包那样更叫她讨厌了。为了小面包,也由于每天的早餐是她的节日盛宴,她甚至清早出门,到人群中去,不管人们的坏话、辱骂和侮慢。莱尼十七岁开始抽烟,每天通常八支,决不会超过,有时还要少一些;她战时曾一度戒烟,为的是把香烟偷偷地塞给心上人。(不是她的丈夫!)莱尼属于那种有时爱喝几口葡萄酒的人,每次从不超过半瓶,一杯酒根据天气情况喝,心情愉快、经济宽裕时则来上一杯雪利酒。另外还要交代的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莱尼就有汽车驾驶执照(是经特许领到的,详情以后再说明),但是汽车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没有了。她喜欢驾驶汽车,几乎入迷。莱尼始终还住在她出生的那幢房子里。这个市区由于弄不清楚的偶尔因素,没有毁于轰炸,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被炸毁,可以说是受到了命运的优待。莱尼不久前遇到一件事,竟使她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起来,一有机会就马上告诉最要好的女友、主要的知己,也就是笔者的主要证人。对她说带着激动的声音莱尼:她一天早上,穿过马路去买小面包时,她的右脚认出了石子路面上一个小坑,它(她的右脚)最后一次踩过这个地方是在四十年前,莱尼在那儿和其他女孩子玩跳房子游戏时。那是大约一八九四年铺路时被铺路工敲落的一块玄武岩石块上的一个小小断裂处。立即,莱尼的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她的脑干,脑干又把它传送到所有的感觉器官和感觉中心。由于莱尼是个非常注重感官享受的人,她会把一切,把一切立即都转化为性爱。因此,在欣喜、伤感、回忆和无比激动之余,她经历了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在神学词典中可能被称为“绝对存在之实现”,它虽然别有所指,愚蠢的性爱学家和性行为神学教条主义者则以令人难堪的方式简化它为情欲高xdx潮。为了避免产生莱尼似乎很孤独的印象,就得一一列举她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多数与她共过太平日子,有两人与她风雨同舟。莱尼的孤独完全是由于她生性守口如瓶、少言寡语,甚至可以说,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她的确难得有“倾诉衷情”的时候,对她最好的朋友玛格蕾特施勒默(娘家姓蔡斯特)和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也是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刻这两人也站在她一边。玛格蕾特与莱尼同年,像莱尼一样寡居,不过可能这样说会引起误解。玛格蕾特和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原因后文还会交代,决不是出于私利,不过偶尔———她如果过于拮据的话———收取酬金,而最能说明玛格蕾特性格的是这一事实:生平她唯一一次出于私利委身事人,那个男人是她十八岁那年嫁的;也就是那一次,她说了唯一一句有据可查的娼妓式的话(那是一九四○年):“一个阔佬,我抓到了,这家伙非要同我结婚不可。”玛格蕾特目前正在住院,在隔离病房住着。她的性病很严重,可能已无法医治。她说自己“全坏了”———她的整个内分泌系统失调。与她谈话来院探视的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她对给她带来的每一包香烟和每一小瓶烧酒,哪怕只是市场上买得到的用最小的扁瓶重新灌装的廉价烧酒,也都感激万分。玛格蕾特的内分泌系统已如此紊乱,以致她“不会感到奇怪,从我的眼睛里如果突然流出小便而不是泪水”。不论什么麻醉剂她都欢迎,如果有鸦片、吗啡、大麻,她也会接受。医院位于郊外绿丛中,像一座平房式小别墅。为了见到玛格蕾特,笔者不得不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行贿、欺骗并伪造身份(她冒充卖淫社会学和卖淫心理学的讲师!)。在介绍玛格蕾特之前,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补充:她的情欲“其实”远远不如莱尼。玛格蕾特的堕落,并不是因为她自己贪恋风情,而是别人非常渴望从她身上得到欢乐,而她天生乐善好施,愿意将别人的要求满足。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总而言之,莱尼很痛苦,玛格蕾特很痛苦。飘本书开头就已提到的年已古稀的女证人马尔娅范多尔恩“其实”并不痛苦,只是因为的的确确地十分喜欢的莱尼痛苦而感到痛苦。她从前是莱尼双亲格鲁伊滕夫妇的女仆,如今在乡下隐居,享受伤残保险金,还有一个菜园、几棵果树、十二只鸡以及与人合养的半头猪和半头小牛犊,晚年生活还算称心。马尔娅和莱尼一起经历了太平的日子,只是遇上“黑风恶浪”的时候才忧心忡忡。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忧虑并不是道德品质方面的,而是出人意料地出于民族原因。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马尔娅大概还是个“心地正直”的人,如今她身上被人们估计过高的器官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肯定没有掉进“裤裆里”,她从来没有过胆小怕事。有人如此欺负她的莱尼,这真使她感到吃惊。对莱尼她确实了如指掌,肯定比那个使莱尼改姓他的姓的男人更了解莱尼。从一九二○年到一九六○年马尔娅范多尔恩毕竟在格鲁伊滕家呆了四十年,看着莱尼出生,经历过她的种种冒险和一生的遭遇。她正要重新迁回到莱尼那儿去住,不过暂时仍尽力争取将把莱尼接到乡下住的计划实现。她对莱尼所受到的对待和威胁感到吃惊,历史上的某些可怕的事情甚至宁可愿意相信,她过去也并非认为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只是怀疑是否有那么严重而已。音乐评论家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博士在提供情况的人物中占有特殊地位。四十年来他一直住在一幢房子的后半部分,这幢房子在八十年前可算是豪华府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降了级,被一分为二。他在底层住,房子朝着院子的那一部分挨着莱尼的住宅,这使他有可能细心聆听莱尼的钢琴声达数十年之久。但他始终不知道,从她开始练琴,继而有所长进,以至后来升堂入室,弹钢琴的是莱尼。莱尼的面孔他虽然认得,四十年来有时在街上遇见她(莱尼玩跳房子游戏甚至很有可能看过,因为他对儿童游戏非常感兴趣,曾以《儿童游戏中的音乐》为题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并非无动于衷于女性魅力,这些年一定留心观察过莱尼的仪表举止,肯定有时还点头表示赞赏,甚或可能动过欲念。但是,必须指出,他认为莱尼———和所有那些曾同席尔滕施泰因同床共枕过的女人相比———“有点俗气”,因而未予认真考虑。如果他当时知道那个弹钢琴的人就是莱尼,她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经过多年勤学苦练,尽管只是出色地掌握了舒伯特的两支乐曲,数十年却不曾翻来覆去弹奏使他感到无聊。那么,他这位甚至使莫尼克哈斯那样的人见到也不仅发抖而且肃然起敬的人,对莱尼的评价也许会改变吧。后来席尔滕施泰因不由自主地对莱尼产生爱情,并非双方心心相印,只是单相思式的爱情,这以后还会谈及。说句公道话:席尔滕施泰因也会与莱尼共患难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有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知情人对莱尼的双亲知之甚多,对莱尼的内心世界却知之不多,而对莱尼的外界世界几乎全都了解。他就是退休已有二十年的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他住在一所兼具豪华旅馆和高级疗养院优点的舒适的养老院里。他常去看望莱尼,莱尼也常去看望他。确切的证人,他的儿媳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可靠性差一些的是洛蒂的两个儿子:三十五岁的维尔纳和三十岁的库特。洛蒂霍伊泽言辞简洁而尖刻。她不过从来不对莱尼尖刻。洛蒂五十七岁,和莱尼一样,也是阵亡军人遗孀。她是办公室职员。洛蒂霍伊泽的一张利口毫无顾忌,骨肉情分不顾,说自己的公公奥托(见上文)和小儿子库特是恶棍,几乎把莱尼目前的悲惨遭遇全都归咎于他们祖孙二人。不久以前,她才“得知一些事情,我不忍心告诉莱尼,因为我难以启齿,哪怕对自己,简直无法理解”。洛蒂住在市中心一套二居室住宅里,带厨房和浴室,房租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她正在考虑搬回到莱尼的住宅去住,一来是出于同情,二来正如她咄咄逼人地(原因暂时不明)说的,“是看看是否他们真的也会强令我迁出。我担心他们会这样做。”洛蒂是一家工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信仰”(她未被问及便自己补充道),“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想要活命。”还有并非最不重要的情况提供人:斯拉夫语言学家朔尔斯多夫博士。他与莱尼的一生阴错阳差地发生了关系,且不管这种瓜葛多么复杂,还会在下文交代。由于多种原因(也将在适当的场合交代),朔尔斯多夫进入金融界担任了高级职务。他想不久以后就提前退休,结束这种生涯。另一位斯拉夫语言学博士亨格斯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作为情况提供人是成问题的,他本人虽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甚至还得意扬扬。他称自己“道德败坏”,笔者本是不想的,正因为此话出自亨格斯本人之口,采用。亨格斯不打自招,说他当年在苏联给一位不久前遭暗杀的伯爵出身的外交官当差,为德国军备工业“招募”劳工,“我的俄语背叛了,我那极好的俄语背叛了。”亨格斯住在波恩附近乡下,给几家研究东方政策的杂志和办事处做笔译工作,“经济情况并不差。”(亨格斯自述)。现在如果就把所有提供情况的人都一一详细介绍,未免会扯得太远。他们将会在合适的场合亮相,其氛围也会同时刻画。还有一位前古籍商人,这里需要提到的,他只同意用他的名字的起首字母B.H.T.相称。此人提供的情况,并不是有关莱尼本人的,而只是涉及了一个对莱尼一生关系重大的天主教修女。莱尼的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是一个知之不多但毕竟还活在人世的知情人,只有事关他本人时他的话才是片面的,不可相信。现年他四十四岁,妻子名叫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威廉,十八岁;小的叫卡尔,十四岁。还有一些人将在适当场合,视其重要性不同,分别以相应笔墨给读者介绍。他们是:三位男性要人:其中一位是地方行政长官,另一位属于大工业部门,第三位是负责军工生产的高级官员;两个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女工;两三个苏联人;一个拥有多家分店的花店女店主;一个年迈的园艺师傅;一个年纪不是那么老的前花圃老板,此人(自述!)“正将自己的地产悉心经营”;以及其他一些人。介绍重要的知情人时将具体说明其身高和体重。经过多次抵押后,莱尼家里的陈设所剩下的都是一八八五年以及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这两个时期的大杂烩: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二年她的双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几件青春艺术风格的家具———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柜和两把椅子———落到莱尼家中,执达员们至今不曾发觉,这些古董的价值。以为是不值得扣押的“破烂”。被执法人员从家抄走,充当抵押品的有十八幅当代本地画家作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油画,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宗教题材,由于是真迹,被执达员过高估计了其价值。莱尼对失去这些油画毫不心疼。莱尼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是一幅幅精细的人体器官彩色图片,这些都是小叔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为她搞来的。他在卫生局当办公室职员,分管教材和资料。“我虽然并不完全问心无愧”(海普法伊弗语),他仍把那些被淘汰的旧挂图带给莱尼。为了符合财会手续,普法伊弗付出少量费用买下这些被淘汰的挂图;由于他还“经管”购置新挂图,因此有时莱尼也能通过他直接向生产厂家购买张把新挂图,当然是她自己掏(不宽裕的)腰包。对旧挂图修补,她自己动手进行:用肥皂液或汽油细心擦去污垢,用黑色石墨笔描粗线条,再用她儿子小时候用剩的一盒廉价水彩颜料给画面上色。一只人眼的精确放大挂图是她最心爱的,悬挂在她的钢琴上方(为了赎回这架已被抵押多次的钢琴,不让它被执法人员搬走,莱尼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向她父母生前的老相识乞哀告怜,向她的三房客预收房租,向她的小叔海因里希借钱,更多的则是去找老霍伊泽。他表面上像一家人似的亲热态度使莱尼感到不是滋味。根据三个最可靠的证人玛格蕾特马尔娅和洛蒂的说法,她甚至声称:为了这架钢琴,她愿意“去卖笑”———对莱尼来说这是极为大胆的表态)。诸如人体内脏这种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器官的挂图,莱尼房间的墙上也装饰着,甚至还有精确阐明其全部功能的人体生殖器官放大平面图,早在色情神学推广它们之前很久,这些图片就已挂在莱尼的家里了。莱尼和马尔娅当年曾为这些挂图进行过激烈争论,马尔娅认为它们有伤风化,但莱尼始终态度强硬,坚持己见。考虑到迟早总要谈到莱尼同形而上学的关系,这里一开始应先说明:莱尼对形而上学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她同圣母马利亚关系亲密,天天几乎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每次都感到意外,原来圣母马利亚也是一个金发女人,已远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年龄了。这种会见都是默默进行的,一般都是在深夜,左邻右舍均已进入梦乡,其他电视节目结束播放的信号(包括荷兰的)。莱尼和圣母马利亚只是彼此含笑对视,仅此而已。如果有那么一天,电视节目结束后把圣母马利亚的儿子在荧屏上介绍给她,她也决不会感到奇怪甚或吃惊。是否她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笔者就不得而知了。当他现在获悉种种情况之后,莱尼如果真在盼望有这么一天,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莱尼熟悉两种祷告: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她有时喃喃背诵,此外还做一些断断续续念珠祷告。她没有祈祷书,不上教堂,相信宇宙间有“生灵”(莱尼语)。在多多少少不够完备地介绍莱尼的学历之前,先来将她的书橱看一看。书橱内的书积满了灰尘,其中大部分书是她父亲一次购进的。这些藏书如同那些油画一样,但至少未被抄走。此外,还有一批连续几年完整无缺的(天主教)教会主办的插图月刊,莱尼有时翻翻。这些杂志———珍贵的古籍———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完全是由于执达员被它不起眼的外表,无知蒙蔽了。可惜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年的全套《高原》杂志,以及莱尼母亲收藏的叶芝诗集未能逃过执达员的注意。细心一些的观察者,如长年给藏书拂尘掸灰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或是战时长期作为莱尼第二号知心好友的洛蒂霍伊泽,却在这个青春艺术风格的书橱里发现了七八本惊人的作品:布莱希特、荷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集,卡夫卡和克莱斯特的两本散文集,托尔斯泰的两部小说(《复话》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七八部作品都翻得破旧不堪了,被人以最尊敬、最讨作者喜欢的方式,以至于一再用种种粘合剂和透明胶带不大在行地在一起拼凑着,有的干脆用橡皮筋套在一起。有人提出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的新版本送给她(圣诞节、生日、命名日等),莱尼总是断然拒绝,台面几乎使人下不了。笔者在这里超越自己的权限插一句:他深信不疑,如果贝克特的小说集在莱尼的文学顾问对她还有影响时就已出版,或者为这位顾问所了解的话,莱尼同样也会把它放进书橱的。不仅莱尼的癖好是每天抽八支烟、旺盛而有节制的食欲、弹奏舒伯特的两支钢琴乐曲、观赏人体器官(包括内脏)挂图,也不仅是一往情深地思念目前身陷囹圄的儿子莱夫……她还喜欢跳舞,她一直是个舞迷(这曾经成为她的灾难,因为她从此摆脱不掉普法伊弗这个她所不中意的姓了)。一个要被周围的人们用毒气置于死地如今的四十八岁的单身女人,又能到哪里去跳舞呢?去年轻舞迷爱去的小酒馆吗?在那儿她肯定会被人家错当成风流老太太,可能会被糟蹋。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教区的舞会,因为她从十四岁起就再也不上了教堂。假如除了大概至死都和跳舞无缘的玛格蕾特以外,她还能找到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她很有可能冒失地去参加某种脱衣舞会或交换伴侣舞会(尽管她自己没有伴侣),并且会第四次在她一生中脸红:莱尼一生中迄今已红过三次脸。那么莱尼怎么办呢?她就一个人跳,有时穿得很少,在卧室兼起居室里跳,有时甚至将衣服脱光,在浴室里对着那面讨人喜欢的镜子跳。偶尔她跳舞的时候被别人看见,甚或有不速之客来访,这对她的名声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处。她有一次,同她的房客、过早秃顶的法院推事埃里希克普勒跳起舞来。这位老兄如果不是过于鲁莽,动手动脚起来,莱尼险些脸红。她反正不得不请他搬家,因为他———并非不明智,更不是缺乏本能———发现莱尼是极富有性感的,自从那次“即兴跳舞”(莱尼语)以来,在她的房门口每天晚上都苦苦哀求。(那次他前来交房租,正遇上莱尼在听舞曲,便和她跳起舞来)。莱尼不答应他,因为她不喜欢他,从此以后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的克普勒就心怀叵测,把风言风语到处传播,常常跑到那家即将被淘汰的小铺子去找老板娘窃窃私语,无中生有地编造他与莱尼胡搞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把那个老板娘———一个冷若冰霜的漂亮女人,白天丈夫不在家(他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挑逗得心荡神驰。她把这位后来当上司法顾问的秃顶推事拉进屋里尽情耍弄了一番。这个女人名叫克特佩施特,二十八岁。她也是最起劲地议论莱尼、败坏她名声的人,虽然她自己通过她丈夫的介绍,趁博览会期间大批男宾拥进该市时在一家夜总会跳“博览会脱衣舞”挣大钱,并让一个嗲声嗲气的报幕员在演出前宣布:她的表演所引起的冲动,她愿意充分满足。莱尼近来偶尔有机会跳舞。她现在根据某些经验只把房子租给已婚夫妇和外籍工人,例如她以优惠价格把两间屋子租给一对可爱的年轻夫妇———为简便起见,我们就叫他们汉斯和格蕾特———这是把他们的经济状况考虑到了!正是这个汉斯和这个格蕾特,在与莱尼一起聆听舞曲时,正确地解释了莱尼外表和内心的有节奏的抽搐,莱尼有时就这样和他们跳一次“规矩的舞”。甚至汉斯和格蕾特有时试图谨慎地给莱尼分析她的情况,劝她把衣着现代化,将发式改变一下,还劝她找个情人。“莱尼,你只要稍许打起精神,穿上一件时髦的粉色连衣裙,给你漂亮的腿套上一双时髦的丝袜,你马上就会发现你还是多么富有吸引力。”莱尼听了只是摇摇头,她遭受太重了的伤害。她再也不去那家食品店了,请格蕾特帮她把东西买回,汉斯则替她每天清早跑面包铺,赶在上班前(他是道路工程局技术员,格蕾特是美容师,愿为莱尼免费服务,但至今莱尼没有答应)给她买来必不可少的两个新鲜小面包。这两个面包对于莱尼来说比别人的什么圣餐都重要。当然莱尼的壁挂不全是生物挂图。她在墙上也挂了一些照片,主要是死者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一九四三年四十一岁时去世的母亲生前照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带病容的妇人,头发斑白稀疏,一双大眼睛,一条毛毯在身上裹着,坐在莱茵河畔赫泽尔一个码头附近的长凳上,码头上标着那个地名,背景是修道院的围墙。看得出来,莱尼的母亲冷得发抖,目光呆滞得异乎寻常,在不很精神的脸上,嘴唇却又意外地显得坚实。从她的神情来看,她是不想再活了。那可真为难,要猜她有多大年龄,不知说什么好:这是一个身患隐疾、未老先衰的三十岁上下的少妇呢,还是一个风韵犹存的纤弱的六旬老妪?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的母亲面带笑容,虽不勉强,却有点费劲。另一张照是莱尼的父亲的,是他于一九四九年死去(终年四十九岁)前不久,用一架简易照相机拍摄的。他也面带笑容,丝毫不显得勉强,身上穿着一件细心地补过多次的瓦工服,站在一幢已倒塌的房屋前面,左手拿着一根银行家称为“卡爪”的撬杠,右手握着一把行家称为“手锤”的头,在他的前后左右满地都是各种尺寸的钢梁,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些钢梁发出的微笑,犹如一个钓鱼的人冲着自己一天的收获发出微笑一样。确实这些钢梁———下面将详细交代———是他一天的收获,当时他替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位前花圃老板收购废钢,“废钢行情看涨”(洛蒂霍伊泽语)。早就料到,从照片上看,莱尼的父亲没有戴帽子,一头浓密的头发只有些微花白。这个又高又瘦的男子显得十分自然,手握工具,很难给他加上某个贴切的阶级属性。他像无产阶级呢,还是像一位绅士呢?像一个正在干自己所不熟悉的活儿的人呢,还是这种显然艰苦的活儿是他熟悉的呢?笔者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不错,各有各的道理。洛蒂霍伊泽把这张照片上的他说成是“无产者绅士”,这就更加坚定了笔者的看法。莱尼的父亲丝毫没有流露出厌世的情绪。与实际年龄相比,他长得既不老也不年轻,地地道道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近半百的男子”,可以在征婚启事中保证“将使一个年纪最好不超过四十岁的快乐的生活伴侣得到幸福。”另外四张照片是四个男青年,都在二十岁上下,三人已死,一人(莱尼之子)还活着。这四个年轻人中有两人在照片上有些与他们的衣着有关的缺陷:拍的虽然是头像,但两人的胸部拍得多了一些,他们穿的是德国国防军制服,以致人们能清楚地看出,制服上带有行家们称为“兀鹫”的那种象征组合———国徽之鹰和N字。这两人中,一个是莱尼的哥哥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一个是她的表哥艾哈德施威格特,他们———像第三个死者一样———都得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品。海因里希和艾哈德两人都“有点德意志风度”(笔者),他们俩都“有些”(笔者语)像所有能搞到的有文化的德国青年的照片。也许这里引用洛蒂霍伊泽的话更清楚一些,她把他们两个说成是“班贝格骑士”。后来证明,这决不是恭维话。实事求是地说,艾哈德是黄头发,海因里希是褐色头发,两人都带有笑容。艾哈德的笑“发自内心,完全是自发的”(笔者),也很可爱,讨人喜欢。海因里希的笑就不完全发自内心,他的嘴角上已流露出一丝虚无主义的神情,这种虚无主义通常被误解为玩世不恭,在拍摄这两张照片的一九三九年,这未免为时过早,甚至可以说是进步的。南回归线第三张遗照是一个苏联人,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是他的名字。他面无笑容。这张照片是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时拍的一张护照相片的放大,很像一幅版画。照片上的波利斯神情严肃、脸色苍白,高高的头型轮廓十分显眼,乍一看会叫人产生过早秃顶的错觉,其实那只是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因为他长着一头浓密鬈曲的金发,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戴着一副红军镍镜,这就有可能被误解为版画式的雕琢了。虽然他表情严肃、面容消瘦,前额高得出奇,但人们立即就看得出来,此人在拍这张照片时还是很年轻的。他身穿便服,领口敞开,衣领能翻到外衣上的大翻领衬衫,西服上衣没有穿,想必照片是在天气热时拍的。“还在世的是第六张照片上的人,他是莱尼的儿子。虽然他在拍照时与艾哈德、海因里希和波利斯拍照时的年龄相同,但看上去比他们全都年轻,也许这是因为他拍照时照相器材质量优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一年的缘故。无可否认:年轻的莱夫在微笑,在这张摄于一九六五年的照片上他笑得可欢啦,谁也不会反对称他为“快乐的小伙子”。他长得像莱尼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波利斯,这个显而易见。他既有“格鲁伊滕家的头发”,又有“巴尔克尔家的眼睛”(莱尼母亲的娘家姓巴尔克尔———笔者),因而就更像艾哈德了。他的笑容,他的那双眼睛,使人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他母亲的两种特性他肯定不具备:他既不少言寡语,也不守口如瓶。这里还得提到莱尼心爱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她不能离开,犹如她不能离开那些照片、人体器官挂图、钢琴和新鲜的小面包一样。她的浴衣,她硬要错误地叫它作晨服。衣服料子是“具有和平时期质量的毛巾布”(洛蒂霍伊泽语),可以从背部和口袋边看出,原先的颜色是紫红的,如今———三十年后!———已经褪色,变成淡淡的覆盖盆子酱色了,不少地方用橙色棉布补过,补得说句实在话还很在行哩。难得莱尼有不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很少把它脱下。据说她还说过,她想“到时候穿着它入土”呢(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语,这一对夫妻是了解莱尼起居情况的知情人)。关于莱尼房子目前使用的情况,也许还应当提一笔:两个房间转租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另外两间租给了葡萄牙的平托夫妇,丈夫叫儒瓦金,妻子叫安娜-玛丽雅,三个孩子,他们是:埃特尔维纳、马努埃拉和若泽;还有一间租给了三个土耳其工人,卡亚顿奇、阿里基利奇和梅赫梅特沙欣,他们三个人都不年轻了。

第二章 
当然莱尼并非总是四十八岁，有必要回首往事。看莱尼年轻时的照片，完全可以说她是一个俊俏活泼的少女；甚至在穿上纳粹少女组织制服即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莱尼也是讨人喜欢的的模样。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她会对她的优美身段作出低于以下的评价:“嘿，长得真不赖!”人的交配要求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进而产生与一位异性或同性交欢的自发愿望而并不打算结合永久。这种要求会发展成火烧火燎、不可抑制的炽热情感，使心灵和肉体不得到安宁。种种表现形式既无规律又不合法，每一种表现形式———从最表面的一直到最深沉的———都有可能由莱尼引起，而且也确实被她引起。她十七岁那一年完成了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黑眼睛的金发女郎比浅色眼睛的金发女郎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男人在这一时期对她的评价会低于“赏心悦目”。关于莱尼的学历，还得再谈几句。她十六岁进入父亲的办事处。父亲大概注意到了，女儿正处于从俊俏到美丽的飞跃中，尤其是鉴于她对男人们的作用(那年是一九三八年)，便带她参加重要的业务会谈。莱尼在这些会谈中，拿着铅笔和笔记本在自己的膝上记录大意。她不会速记，也永远学不会。她虽然并不完全厌恶抽象事物和抽象化，但不愿学她称为“碎字”的速记。她上学，也是活受罪，但更受罪的是老师而不是她。经过两次并非留级的“自愿重读”，小学四年级她念完了，拿到一张成绩还凑合、经过很多改动的文凭。仍在世的见证人之一、已退休的六十五岁校长施洛克斯———笔者是在他度晚年乡下的住处找到的———透露，有一段时间学校本来想让莱尼转到辅助小学去，但使她没有转走有两个因素:一是她父亲有钱，不过施洛克斯强调，这一点从未直接起作用，只是间接起作用；二是莱尼十一岁和十二岁时连续两年获得“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这是由一个在各校巡视的人种学委员会授予她的。甚至莱尼一度被提名为“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候选人，但她名列第二，第一名被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夺得，她的眼睛比莱尼的眼睛浅，那时莱尼的眼睛已经不再完全是浅蓝色了。难道能把“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送到辅助小学去吗？莱尼十二岁那年升入一所由修女主办的女子中学，到了十四岁，就不得不因跟不上而退学。两年内，她简直不堪造就，留级一次，升级一次，那也是因为她父母郑重保证决不再请求让她升级。这个诺言得到了遵守。为了避免把误会产生，这里得介绍一些具体情况，说明莱尼所遇到的或被迫接受的糟糕的学习环境。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责任问题，无论是在小学或莱尼上的女子中学，都没有发生过令人生气的严重问题，只不过存在着一些误解。莱尼是完全可以造就的，她甚至如饥似渴地求知，而且所有当事人都尽力使她止饥解渴，只不过向她提供的饮食都不适合，她的智力、不适合她的天赋，不适合她的理解力。几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无一例外，那种感性内容，提供的材料都缺少，而没有这些，莱尼对什么都不会理解。例如对书法她从来就不感到丝毫困难，虽然人们对于这种高度抽象的事情人们会感到困难。对莱尼来说，书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是闻得到气味的(只要想一想种种墨水、铅笔、纸张的气味)，她因此甚至掌握了复杂的书法练习和细微的语法差异；她的字———她可惜写得不多———过去和现在都遒劲有力，让人喜欢，而且———正如退休校长施洛克斯(有关莱尼教育的一切重要细节的提供者)令人信服地断言的那样———简直能“引起情爱或性冲动”。莱尼特别不走运的是两门有密切关系的课程:宗教和算术或数学。教师中如果有一位想到让六岁的小莱尼明白，她所喜爱的星空能使人爱上数学和物理，她就不会像别人讨厌蜘蛛那样讨厌九九表了。对于把核桃、苹果、母牛、豌豆等在纸上画下，用简单的方法进行直观数学教学，莱尼感到格格不入。她没有算术的才能，但她学理科却有天赋。如果除了教科书和挂图上一再出现的红色、白色和粉红色的孟德尔豌豆花之外，她还能学到复杂一些的遗传作用的话，她一定会———像人们说的那么好听一样，以火一般的热情，“钻进”这种材料。由于生物课枯燥无味，她失去了许多乐趣，只是人到中年之后，当她用一盒廉价的水彩颜料勾描复杂的人体器官时才感到这种乐趣。范多尔恩令人可信地断言在莱尼的学龄前生活中有一件琐事，使她永远难忘，至今仍使她感到不太“舒服”，就像莱尼墙上的生殖器官挂图一样。小时候莱尼就对自己的排泄过程很感兴趣，而且还———可惜没有收获!———打破沙锅问到底:“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妈妈和范多尔恩都没有给她解答。只有迄今和莱尼同过房的两个男人中的后一个才发现莱尼才智过人、异常敏感。此人偏偏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苏联人。莱尼还告诉过他，自己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存在之实现”的经过，她后来又把此事———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五年中期，她还远不如今天这样沉默寡言———讲给玛格蕾特听过:她十六岁那年，刚从寄宿学校退学不久，六月的一天黄昏，她骑自行车外出，在一片石楠丛中仰卧，“伸开四肢，情不自禁”(莱尼对玛格蕾特语)，两眼注视着仍然掩映着夕阳余辉的刚刚开始闪烁的星空，达到了今天人们过多地追求的那种快乐的顶点。莱尼———据她对玛格蕾特说，她对波利斯是这样讲的———在一九三八年的这个夏日黄昏，将四肢伸开，在温暖的石楠丛中躺着，“敞开怀抱”，完全沉醉在“受”与“施”的感觉之中。后来她这样对玛格蕾特讲:如果她怀上孕的话，她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的。对莱尼来说，因此童贞女怀胎生子也决非不可思议之事。在莱尼离开女子中学时拿到一张令人难堪的成绩单，宗教和数学两门课不及格。后来她到一所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半，所学课程有家政、德语、宗教、一点历史(至宗教改革)以及音乐(钢琴)。就像下文还要详细介绍的那个苏联人一样，有一个已故的修女，对莱尼所受的教育起了重大的作用。失乐园在为她树碑立传之前，这里先得提到三名还健在的修女证人。她们虽然与莱尼相遇是在三十四年和三十二年之前，但对莱尼她们仍记忆犹新。当笔者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分别进行采访时，一提到莱尼，她们就全都脱口而出:“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一不约而同的感叹，笔者认为意味深长，因为这证明了，莱尼给她们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不仅是“嗯啊，格鲁伊滕家那个姑娘呀!”这句感叹句，还有一些身体特征，也是这三个修女共有的。因此，为节省篇幅起见，可以同时说明一些细节。三人都是所谓羊皮纸皮肤，柔嫩地绷紧在瘦小的颧骨上，淡黄色，有一些浅细的皱纹；三人都向笔者敬上(或叫人敬上)一杯香茗，笔者不得不说，三家的茶都不很浓，这样说并非不知好歹，而是实事求是。三位都端上了不带奶油的蛋糕(或叫人端上)。笔者开始吸烟时，三位都咳了起来(笔者不客气地拿出烟就抽，未征求主人许可，因为他不想冒遭到拒绝的风险)。三位都是在大同小异的客厅里接待他，客厅里装饰着宗教印刷品、一尊耶稣受难像、一幅现任教皇肖像和一幅地区红衣主教肖像；丝绒台布三间客厅中的三张桌子都铺有，所有的椅子都不舒适；三位修女年纪都在七十岁到七十二岁之间。科伦巴努斯修女是第一位，是莱尼上过两年学但成绩不佳的那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是一个超凡绝俗的人，有一对失神而十分清秀的眼睛，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从头至尾，都在自怨自艾地摇头，因为莱尼身上的潜能，她没有发掘出。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她有两下子，真有两下子，可我们没有发掘。”科伦巴努斯修女———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如今仍(借助放大镜!)阅读专业书刊———是早期妇女教育解放运动的典型人物，可惜由于身穿修女服而不为人们所知，更未受到人们的赏识。当笔者彬彬有礼地询问她的生平的详细情况时，她说，她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身穿粗麻布袍子四处奔走了，当时所受到的嘲笑、蔑视、奚落，甚于今天的许多嬉皮士。她在听笔者讲述莱尼生平情况时，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变得明亮了一些，叹息而略带兴奋地说:“太过分了，真太过分了———她命该如此!”使笔者莫名其妙的是这句评语。临别时她羞答答地瞅了一眼桌上那个葡萄叶形状的陶瓷烟灰缸。也许这个烟灰缸平时很少用得上，可能只是偶尔有一支教士抽过高级的雪茄在里面熄灭，可是这一次竟有四个烟蒂很不像话地躺在烟灰里。第二位修女普鲁登齐娅当过莱尼的德语教师。她稍稍不如科伦巴努斯那样高雅，脸颊稍许红润一些，但也说不上红光满面，只是早年的红润还依稀可见，而科伦巴努斯修女脸上的皮肤一清二楚地将她年轻时就老是这么苍白表明了。普鲁登齐娅修女(她听到莱尼的名字时发出的感叹见上文!)提供了一些意外的细节。她说:“为了不让她退学，我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但无济于事。尽管我给她的德语课分数是个二分，而且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她写了一篇很出色的作文，是评论《O侯爵夫人》的。这是一本禁书，您知道，甚至很不受欢迎，因为书的内容叫人难以启齿，可以说———不过我始终认为，这本书十四岁的姑娘家尽可放心地去读并开动脑筋想一想———格鲁伊滕家姑娘写的东西很了不起，她热烈的为F伯爵辩护，能体谅———不妨这么说吧———男人的性爱，这使我吃惊。真了不起，差点得了个一分。但也有不及格的，即宗教课，其实本该是六分，因为老师不忍心给这个姑娘的宗教课一个六分，所以就改为五分。此外数学也不及格，科伦巴努斯，毫无疑问，给她这个分数是完全有理由的，她不得不照章办事———格鲁伊滕家的姑娘于是就走了退学了，不得不退学了。”从十四岁到将近十七岁，莱尼在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她的学业。这所学校的修女和教师中，只有一人还能找到，即这里介绍的三名修女中的最后一位采齐莉娅，就是她曾有两年半之久担任莱尼的私人钢琴教师。她一开始就发觉莱尼具有音乐才能，但又感到吃惊乃至绝望，因为莱尼不会读谱，更不用说通过读谱辨音了。她头六个月，放唱片给莱尼听，让她跟着唱片弹琴，这种方法———据采齐莉娅修女说———还是值得商榷的，但还是成功的，甚至———用采齐莉娅的话来说———证明“莱尼不仅能辨认曲调的节奏，甚至能辨认出各种结构”。可是———采齐莉娅修女发出数不尽的叹息!———怎样才能教会莱尼必不可少的识谱呢？几乎可以说是天才的办法她想出了一个，即转弯抹角，借助地理课来达到这一目的。地理课虽然颇为枯燥乏味———主要是背诵、指明和反复背诵莱茵河的所有支流，同时背诵以这些河流分界的中等高度的山脉或地区———可莱尼却学会看地图:地图上洪斯吕克山和艾费尔高原之间那根蜿蜒的黑线即摩泽尔河，莱尼并不认为，只是一根弯弯曲曲的黑线，而是一条确实存在的河流的标志，于是，试验成功了，莱尼学会了识谱，虽然很费劲、很勉强，常常伤心落泪，但她还是学会了。采齐莉娅修女从莱尼父亲那里得到一笔优厚的专门酬金，上缴给修道会，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让莱尼“也将一些东西学到”。她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佩服她的就是她立即认识到舒伯特是她的极限———超越这一极限的种种尝试全都遭到惨败，以致连我也劝她到此为止，尽管她父亲定要她学会弹奏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关于采齐莉娅修女的皮肤，还要说明一点:有些地方她的皮肤还保持白净细嫩，并不十分枯槁。笔者坦率承认，自己内心有一种或许是轻佻的愿望，想多看几眼这位极其和蔼的独身老妪的皮肤，即使这种愿望会使他蒙受研究老年学的嫌疑。遗憾的是，当笔者向她打听一位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修女同事时，采齐莉娅修女顿时变得十分冷淡，险些叫人下不了台。在以后的叙述中，这里只能约略提一下可能得到证明的事实:莱尼是一个，被埋没的感性天才，遗憾的是，她长期属于被人们随便乱叫的那种蠢婆娘。甚至老霍伊泽承认，至今他仍把莱尼算做这一类人。也许人们会认为，一生讲究美食的莱尼当年学习烹饪课时成绩优良，一定是家政课她最喜爱的课程，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烹饪课是在炉灶和厨桌旁上课，用的是闻得到、尝得到、摸得到、看得见的材料，但莱尼觉得(如果笔者对采齐莉娅修女的一些议论理解正确的话)比数学这门课程更抽象，像宗教课那样不可感知。很难断言，莱尼是否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厨师，更不能肯定，修女们对香料的简直玄而又玄的畏惧是否使莱尼觉得烹饪课上做出的饭菜太“平淡无味”。可惜，无可否认，如今她不是一名优秀厨师。只是有时做汤菜她还行，还有饭后点心也可以。此外她还是———决非理所当然———煮咖啡的能手。她从前还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婴儿厨师(有马尔娅范多尔恩为证)，然而她永远也开不出一份正规的菜单。犹如一种调味汁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某人添加某种调料时既无规律又无规定可言的手的快速动作一样，莱尼的宗教教育也彻底失败了(或者宁可说幸亏没有成功)。谈到面包或葡萄酒、拥抱或按手，只要涉及到了人间的具体事物，她是毫无困难的。直到今天，她丝毫也不感到困难，相信涂口水就能治好病。可是，谁又给别人会涂口水呢？她不仅用口水治好了那个苏联人和她的儿子，光是按一下手就使那个苏联人无比幸福，使她的儿子定下心来(洛蒂和玛格蕾特语)。可是，谁又会去按别人的手呢？她初领圣餐(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教会活动)时领到的是什么面包呢？而且，天呀，又在哪里呢？葡萄酒，为什么把酒不给她呢？堕落的女人，等等，圣母之子结交的那许许多多的女人，使莱尼十分满意这一切，而且能像观察星空那样使她心醉神迷。可想而知，一生中如此喜爱每天早晨和新鲜小面包，甚至为此甘心受到邻居嘲笑的莱尼，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盼望着，这次初领圣餐礼。要知道，莱尼在上女子中学时被剥夺了参加初领圣餐仪式的权利，因为在上准备课时她多次迫不及待，确实曾向宗教课教师———当时此人就已有一把年纪，白发苍苍，是个严格的禁欲主义者，可惜已于二十年前去世———发起冲击，像小孩子一样并在下课后火烧火燎地连声追问:“请———请把这块生命之饼给我!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这位以名字埃里希布林斯和几部著作传诸后世的宗教课教师觉得，莱尼的自发的感性流露是“罪恶的”。对他来说，这种意志的表现属于“肉欲”之列，令他感到震惊。莱尼的无理要求他当然断绝地拒绝了，以“表明不成熟和不能领悟圣餐”为由，将莱尼初领圣餐的时间推迟两年。在这件事有两名证人:一名是老霍伊泽，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并能讲出来。他说，“当时好不容易才避免一次丑闻”，只是由于莱尼并不了解的修女内部的棘手的政治情况(1934年)，人们才决心“不把此事张扬出去”了。另一名证人是那位老先生本人，他的业余爱好是钻研“圣饼碎块学”。这门学问就是用数月时间，必要时用数年时间，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研究与圣饼碎块有关的也许或者可能或曾经可能、必然、应当发生的事情。这位作为圣饼碎块专家，迄今仍有名气的先生，后来在一家神学文学杂志上分期发表了《我的一生概略》一文，文中披露了莱尼的这件事。他不害臊地毫无想象力地把莱尼简称为“有个名叫L.G.的姑娘，当时十二岁”。他描写了，莱尼的“热切的眼睛”和“肉感的嘴唇”，并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了，她说话有口音，说她家是“典型的暴发户，俗不可耐”。在最后写道:“这种用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词句表达出来的要求得到最崇高的圣物的欲望，我当然不得不拒绝满足。”虽然莱尼的父母并非非常笃信宗教，教规也不特别恪守，但受地方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把“莱尼还没有随大流”视为憾事，甚至是丢人的事，因此，等到莱尼十四岁半就读寄宿学校时，他们就让她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随大流”；那时的莱尼由于已经———据马尔娅范多尔恩提供的可信情况———像成年妇女那样，教会的仪式因此完全失败了。也是如此，百年一次的大典。那块面包，莱尼曾如此热切地渴望，她的全部感觉器官已准备好沉浸到狂喜之中———“而如今”(她这样向当时感到吃惊的马尔娅范多尔恩描述)，“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白不呲咧、软绵绵、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我差点把它吐出来!”马尔娅在胸前连连画十字，并且深感意外，那些明明白白摆在眼前的可以感知的东西———蜡烛、香、管风琴乐曲和合唱乐曲———竟未能使莱尼消除这种失望心情。就连有芦笋、火腿、加了掼奶油的香草冰淇淋的例行宴会，也不能使莱尼将这种失望心情消除了。其实，莱尼本人就是一位“圣饼碎块学家”，她通过把盘子里的所有面包屑都拣起来塞进口中(汉斯和格蕾特语)，这一点，天天都在证明。伤风败俗之事，本文理应尽量避免涉及，但为了完整起见，这里不得不提到寄宿学校的性知识课。在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中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一岁———毕业离校之前，由宗教课教师向她们讲授性知识。这位教师名叫霍恩，年纪不大，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仅因迫于女校长的压力，他才同意莱尼参加初领圣体仪式。他说话嗲声嗲气，生物学方面的具体细节避而不谈，也没有暗示，只是利用饮食方面的象征，把性交———他称之为“必要的繁殖过程”———的结果比作“草莓掼奶油”，合法的和非法的接吻，喜欢使用临时想出的一些比喻来描写，而女学生对“蜗牛”这个比喻则莫名其妙。在他嗲声嗲气地必须指出使用难以形容的纯属饮食方面的象征讲授有关接吻和性交的难以形容的细节时，莱尼有生以来第一次脸红了(玛格蕾特语)，她本人由于从不知后悔———这一事实使她心安理得地把忏悔当作纯粹的例行公事，信口胡说一气而已———一定是这种讲解触动了她身上迄今尚未被发现的某些感觉中枢。对莱尼要想直截了当的、无产阶级的、近乎天才的感应作出比较可信的介绍，有一点就必须补充，她并不是不知羞耻的人，因此必须把她的第一次脸红当作引起轰动的事情记录在案。不管怎样，莱尼对无法控制自己剧烈脸红这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十分苦恼，非常痛心。在这里用不着强调，莱尼内心潜藏着对情爱和性爱的美好憧憬，一位宗教课教师向她以这种方式讲解，并且像作为圣事的圣餐那样向她赞美这种事情，更加剧了，她对自己迄今不曾有过的脸红的恼怒和惶惑。她气得讲话结巴起来，满脸通红，离开了课堂。这使她在毕业成绩册上又添了一个五分，这一次是宗教课。此外宗教课一再向她灌输但始终没能激发她的热情的，还有西方世界的三座名山:各各地、雅典卫城、古罗马朱庇特神殿。不过她并不喜欢各各地，她从圣经课上得知这座山只是一个小丘，并且根本就不在西方世界。尽管莱尼如此记得《主祷文》和《万福马利亚》，甚至还使用这些祈祷文。她还掌握了几段念珠祷告，与圣母马利亚交往觉得是天经地义的。考虑到，这些情况。这里也许可以说:莱尼的宗教才能如同她的感应才能一样没有被人们认识。从她这个人，从她身上，也许能发掘和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哩。终于如今开始为一位女性树碑立传起草轮廓了。可惜此人已不能作为证人接受采访或传唤传讯了。她已死于一九四二年底，死因至今不明。她并非直接死于暴力，而是死于直接暴力的威胁和周围世界对她的忽视。大概只有那个B.H.T.和莱尼两人曾经受过这位女性疼爱的。尽管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她的俗名、籍贯和家庭出身；还是没有找到，只知道———这一点有足够的证人:莱尼、玛格蕾特、马尔娅以及那位只同意以姓名起首字母B.H.T.相称的前古籍商学徒———她出家后的名字是拉黑尔修女，还有一个外号，肠卜僧。开始接触莱尼和那位B.H.T.时(1937年至1938年)，她年纪大约四十五岁。她身材瘦小，但很结实(她对莱尼没有说过，只是对B.H.T.谈起过，她曾经是全德青年冠军!女子八十米障碍赛跑的)。很有可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自己的出身和学历，她完全有理由不详谈———她是当时所谓“受过高等教育者”，这完全不排除她可能得过博士学位，甚至可能(当然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取得过在大学授课的资格。可惜她的身高只能根据证人们的记忆估计，有一米六○左右；体重大约五十公斤；头发颜色花白；浅蓝色的眼睛；可能是凯尔特人，也可能是犹太人。现在B.H.T.其人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市立图书馆当馆员(未取得过学位)，研究上当古籍，对购书方针有一定的影响。他和蔼可亲，未老先衰，尽管不很主动热情。他一定爱上过这位修女，虽然他比她至少要小二十岁。一九四四年以前，他成功地逃避了服兵役，因而成为莱尼和拉黑尔修女之间的一种missinglink(战争第五年他就应征入伍，已年近二十六岁，在当年，据他自己说，身体很棒)，这表明他具有锲而不舍、有条不紊的才智。拉黑尔修女向他谈起时，他就变得活跃起来，近乎兴高采烈。他不抽烟，是个单身汉，根据那套带浴室的两间半居室中的气味推断，他还是一个烹调好手。对于他来说，只有古籍才算书，新出版的书他不放在眼里:“新书不算书”(B.H.T.语)。他过早秃顶，可能营养不坏，但失之片面，身体有发胖的趋势:毛孔很大的鼻子以及笔者多次采访时看到的耳朵后边正在形成的小肉瘤，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生性不大爱说话，但一谈到拉黑尔-肠卜僧时就变得健谈起来。对于莱尼———他只听那位修女讲起过，说她是“百里挑一的金发美女，还经历了许多美好的和痛苦的事———他爱慕得如醉如痴，像个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以致笔者几乎想在三十四年以后的今天使他们俩结合，如果笔者喜欢管这种事情而自己又没有爱上莱尼的话。不管这位B.H.T.的脾气(隐蔽的和明显的)多么古怪，可是肯定无疑的有一点:他忠诚老实。可能对自己也是如此。关于此人，有很多话好说，但无此必要，因为他与莱尼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能作为媒介反映某些情况而已。如果以为莱尼在这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日子很难过，那就错了；不，她在那里过得挺美，犹如命运的宠儿:她遇上合适的人了。她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令人厌倦，她看重的是淑静和善的采齐莉娅修女对她的私人授课，并且卓有成效。对莱尼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至少同后来出现的那个苏联人不相上下的，就是拉黑尔修女就了。她(在1936年!)被禁止授课，只干女孩子们称为“走廊修女”干的那种被看作非常下贱的活，在社会地位上相当于一名普通的女清洁工。她的职责是:按时将学生叫醒，督促她们进行晨洗，在她们突然发生女人所特有的那些事情时，向她们讲明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任务，教生物课的修女坚决拒绝承担。她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其他所有修女对此项任务都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肯干，而拉黑尔修女却热心和认真细心地将这一工作干了:检查年轻人的粪便。女孩子们未经拉黑尔检查，不准将自己的排泄物冲掉。她给由她照管的十四岁姑娘们做这件事，沉着镇定，判断准确，使姑娘们感到惊异。对自己的消化过程的兴趣自不待言，一直未得到满足的莱尼便成了拉黑尔的得意门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拉黑尔只要看一眼就能准确地说出有关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甚至能根据粪便预测学习成绩，因此每次课堂测验之前都要被学生们围住问个不停，她的外号肠卜僧就一年一年(从1933年起)传了下来。这个外号是她从前的一名想当记者的学生给她取的。对检查结果她大概都进行登记，记得十分详细(这一推测为后来与拉黑尔成为知己的莱尼所证实)。她接受了肠卜僧这个外号，就像她应得的爱称一样。学校上课天数如按每年二百四十天计，再加上为十二名女学生做五年走廊工(相当于修道院的值勤军士)，那就不难算出拉黑尔修女共记录消化道排泄约两万八千八百次并附有简要分析。这是一部惊人的教材大纲，作为粪便学文献很可能是无价之宝。估计它已被人们不屑一顾地销毁了!根据B.H.T.的直接介绍、莱尼的间接介绍(经过马尔娅筛选)和玛格蕾特的直接介绍，笔者分析了拉黑尔的举止和谈吐，认为拉黑尔所受的教育来自三个学科领域:医学、生物、哲学———全都带有来历完全不明的神学内容。拉黑尔还插手不属于她管的事情:美容、头发、皮肤、眼睛、耳朵、发式、鞋袜、内衣。她劝黑发的玛格蕾特穿深绿色衣服，劝金发的莱尼穿火红色衣服。参加有天主教大学生宿舍成员在场的家庭舞会时，她劝莱尼穿朱红色的鞋子；她向莱尼推荐用杏仁皮作护肤剂，不一定要用冰凉的水洗脸，以能受得住为度。对她的总倾向，这一切可以使人简而言之:她不是那种不爱打扮的老古董。此外，她不但不反对搽口红，而且———当然，数量和爱好因人而异———还加以提倡。由此可见，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她远远走在她周围的人前面。她极力主张保养头发，要求坚持用发刷使劲地梳头，特别是在晚上。她在修道院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大多数修女把她看作是一名介乎厕所女工和清洁工之间的人物，即使她是前者，那也够卑贱的了。许多人对她尊敬，有些人害怕她。她同女校长保持着一种“永远敬而远之”(B.H.T.语)的关系。女校长是一个严厉聪慧的金灰色头发的美女，她在莱尼离校一年后脱下法衣，自愿到一个纳粹妇女组织去服务。她甚至没有反对过拉黑尔在美容问题上违背修道院精神的主张。这位女校长外号“母老虎”，她教的主课是数学，副课是法语和地理，这就不难理解，她认为肠卜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种“粪便神秘教”，没有什么危险性，只是令人可笑而已。她认为，对一位淑女来说，对自己的粪便即使看一眼也有失身份(B.H.T.语)，认为那一套多少是“邪门歪道”，尽管(又是B.H.T.的话)正是“邪门歪道”才使她投入了那个纳粹妇女组织的怀抱。说句公道话(完全按B.H.T.的话)，她在离开修道院之后也没有出卖拉黑尔。莱尼、玛格蕾特和B.H.T.都说她是个“高傲的人”。根据所有能够搞到的介绍，虽然她很美丽，肯定是个“姿色动人的人”(玛格蕾特语)，但她在退出修道院后也一直没有结婚，很可能是由于高傲，因为她不甘示弱，自己的任何弱点不愿暴露。战争结束时她年近半百，在伦贝格和切尔诺夫策之间某地失踪了，她当时正在该处以高级参议的头衔负责“文化政策”的领导工作。真遗憾，笔者多么想对她“就此案进行审讯”啊。拉黑尔在寄宿学校并未正式担任教学工作或医务工作，但她两者兼而有之。她的任务只是在发生重大情况———严重腹泻并有传染危险———时作报告，也要报告消化方面的突出的不洁现象以及违犯常规的伤风败俗行为。她从来就没有做过后一种工作。她很重视在姑娘们入学的第一天，就向她们谈一谈各种大便之后的净身方法。她首先强调保持肌肉尤其是小腹肌肉弹性和功能的重要性，建议为此目的从事田径运动和体操运动，然后立即谈到了她最爱谈的题目:一个健康的———据她强调———聪明的人，这件事即使不用纸头也能完成。不过，由于这种理想境界根本无法达到，或者说实属罕见，她因此详细介绍用纸的种种注意事项。她———B.H.T.曾经在这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知情人———将有关这种事情的大量材料阅读过几乎都是些囚犯和监狱文学。她深入钻研所有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回忆录。她在作这个报告时，对姑娘们大出洋相和吃吃痴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这里需要谈到一点，因为玛格蕾特和莱尼都证明确有此事:拉黑尔看到莱尼首次由她检查的大便时欣喜若狂。对不习惯这种场面的莱尼她说:“姑娘，命运的宠儿你是一个———像我一样。”莱尼几天后仅仅由于觉得这种“肌肉动作”好玩而达到“免纸”境界时(莱尼对马尔娅语，由玛格蕾特证实)，一种永不磨灭的好感便产生了。这一点给莱尼事先吃了定心丸，使她对以后还会在学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并不耿耿于怀。如果这里产生拉黑尔修女仅仅是位粪便领域的天才这种印象，那就错了。经过漫长复杂的学习，她起初成了生物学家，后来成为医生，哲学家再往后又成了，改信天主教，进了修道院，想用医学、生物学、哲学和神学的大杂烩去“教育青年”，可是她在授课的的第一年就被罗马教廷吊销了教学许可证，因为人们怀疑她有纯生物学和神秘唯物主义的观点；罚她做走廊工，目的是使她厌倦修女生活。人们已准备让她“光荣”还俗(拉黑尔亲口对B.H.T.所说)。可把她这一贬谪当作高升，不但甘心接受，而且也是这样感觉和认为的。她认为做走廊工远比上课来得方便，能更好地运用她的学说。她与修女团的纠葛由于正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因此没有真正被开除，留下来当了五年“厕所女工”(拉黑尔向B.H.T.谈拉黑尔)。为了把洗涤剂、手纸、杀菌剂以及床上用品采购，她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到附近的大学城去，好几个钟头在大学图书馆度过，后来又有好多天在那家拥有大批古籍的旧书店里度过，在那儿同那位B.H.T.结下了柏拉图式然而却是亲密的友情。他让她在老板的藏书中任意翻阅，甚至违犯店规向她提供一份仅供内部使用的简明索引，让她在店堂的角落里呆着看书，还把自己的咖啡从暖瓶里倒给她喝，在她废寝忘食地埋头读书时经常塞给她一片黄油面包。她主要对药理学、神秘主义和生物学著作感兴趣，也对草药学感兴趣。她通过对古籍书店收藏的大量神秘主义著作所提供的粪便畸变现象潜心钻研，在两年时间内成了一个微妙的领域的专家。笔者尽管竭力弄清拉黑尔修女的背景和出身，但获得的情况却未能比B.H.T.、莱尼和玛格蕾特三人所提供的更多。对采齐莉娅修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均未弄到有关她这位昔日修女同事的任何材料。笔者穷追不舍，只不过让她一阵脸红———老实说，一位皮肤白皙的七旬老妪脸红的样子还是挺好看的。第四次拜访———由此笔者可见多么固执———在修道院大门口就失败了:不再接待。至于他是否能从罗马教团档案和人事卷宗中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取决于他是否有时间和旅费，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能否获准接触教团的秘密。现在就应当回顾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情况:一个身体矮小、勤奋好学的修女，迷上了神秘主义和生物学，有研究粪便学的嫌疑，被指责宣扬纯生物学和唯物神秘主义观点，在一家旧书店的阴暗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当时还毫无秃顶和发福迹象的小伙子在向她奉献咖啡和夹肉面包。这是一幅值得像弗美尔那样的一流荷兰大师创作的风俗画。为了正确将国内外的政治氛围反映，这幅画需要猩红色的背景、血迹斑斑的云彩，因为法西斯冲锋队一直在什么地方行进，在一九三八年，比真正爆发战争的下一年战争的危险更严重。人们不管对拉黑尔钻研消化问题的那种劲头感到多么不可思议，认为她研究内分泌(这种研究甚至发展到使她渴望知道那种叫做精液的物质的具体成分)多么希奇古怪，却有一件事归功于她:根据她个人所做的(未经许可的)尿试验，她给那个年轻的古籍商出主意，使他得以逃避服兵役的义务。她一面喝着他的咖啡(有时甚至把咖啡溅在古籍珍品上———她对任何书籍的外观都不大在意)，一面仔细地讲给他听:他该吃什么，服用什么酊剂和片剂，喝什么就能在入伍体格检查化验小便时得到不仅是马马虎虎的而且是经久不变的“不合格”；她还依仗自己的知识和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为他的小便制订下了一个“分阶段计划”(拉黑尔原话，由B.H.T.证实)，即使在军医院住上一天、两天、三天，对他的小便作了种种化验，也能确保尿里始终含有足够的蛋白。这条信息，只能使所有觉得它并不带有政治性的人感到安慰。B.H.T.胆量可惜太小，不敢把这个“分阶段计划”的全部细节转告有服兵役义务的年轻人。身为“公务员”，他怕与自己的上级机关发生麻烦。如果准许拉黑尔到一所只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去，给男孩子们干同样的工作，察看他们的粪便，就像她对女孩子们习以为常的那样，哪怕只去干上一个星期，大概她就会欣喜若狂的(笔者假设)。当时由于有关男女消化差异的著作寥寥无几，她只能进行推测，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偏见:她认为差不多所有男人都是“大便干燥的人”。她的这种愿望如被罗马或其他什么地方获悉，当然，她会被立即革出教门的。她每天早晨以观察马桶的同样热情观察受她管的女孩们的眼睛，规定她们洗眼，为此准备了好几种洗眼杯和一罐矿泉水。她能立即发现任何炎症或沙眼的哪怕是最细小的症状；她向女孩们讲解，视网膜大致有卷烟纸那样厚薄，却由三层细胞组成，即双极细胞、感觉细胞、神经节细胞，单是第一层———约有卷烟纸三分之一那样厚薄———就有大约六百万个锥体和一亿个杆状体，而且它们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视网膜表层。每次这都会使她如醉如迷。她告诫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眼睛是不可再得的宝贵财富，视网膜仅仅是眼球大约十四层中的一层，它本身又有七或八层，每层都不相连。当她进而大讲绒毛、乳突、神经节和睫状肌时，人们就常常低声叫起她的另一个外号:绒毛修女或邋遢修女。要知道，拉黑尔只是偶尔有很少时间给女孩子们讲解什么。女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规定得很死，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她确实不过是管管手纸而已。她当然也谈论汗、脓、月经以及———相当详尽地谈论唾液。几乎用不着说，她强烈反对过分用力刷牙，对于在起床后不久使劲刷牙，她只是违心地而且也只是在家长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后才加以容忍的。她不仅观察女孩子们的眼睛，也将她们的皮肤观察，可惜不是胸脯和腹部，只是前臂和上臂，因为家长们有几次控告她无耻地触摸女孩子的身体。后来，她进而向女孩子们讲解，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其实只是看一看粪便，肯定一下起床时已经有所感觉的东西:健康状况；有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差不多就不必再去看它了，对自己的状况除非没有把握，才需要看一眼加以证实(玛格蕾特和B.H.T.语)。莱尼装病时———她后来变本加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跑到拉黑尔修女的小屋去抽烟，拉黑尔告诉她，像她这种岁数的女人，每天抽烟不宜超过三至五支，长大后决不要超过七至八支，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十支。至今四十八岁的莱尼仍遵守这一规定。她如今已开始在一张一点五米见方的牛皮纸上(她目前的经济情况甚至买不起这样大的白纸)实现一个以前她没有时间去实现的心愿:逼真地将视网膜一层的横截画画出。她确实下定决心，要把六百万锥体和一亿杆状体都画出来———全都是用她儿子留下来的儿童颜料，有时再购买一些廉价的调色盘。考虑到她每天最多能画五百个杆状体或锥体，每年二十万个大约可画，那末，她还得再忙上五年，这样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她之所以辞掉扎花工作，就是为了去把杆状体和锥体画出。她称自己的这幅画为《化名拉黑尔的圣母马利亚左眼视网膜局部图》。莱尼喜欢边画边唱，知道谁会感到奇怪呢？她毫不在乎地把一些词句套上舒伯特和民歌的调子，或套用她从“家里院里”(汉斯语)的唱片中听来的曲调，使得席尔滕施泰因“不仅仅感动、洗耳恭听和钦佩”(席尔滕施泰因语)。显然她会唱的歌比她会弹的钢琴曲要多一些。笔者有一盘录音带，是格蕾特赫尔岑为他录制的，他听这盘录音没有一次不是泪流满面(笔者语)。莱尼唱得很轻，声音浑厚有力，只是由于羞怯把嗓音放低。她就像是从一个地牢向着外面唱歌的人那样唱。她唱什么呢？云鬓白如银雪国朦胧镜中影朱颜无计驻怨明镜已皓首誓愿不贞又清贫无辜心风流慰我莫言世道多不平白日青天无报应这是一个最崇高的大河、生而自由的莱茵河的心声———可是有谁能像莱茵河那样得天独厚，终生保持自由，如愿以偿呢？当战争第一年没有带来和平的希望时，军人就得出了结论，英勇就义。对你我知之甚深，将对其他所有人超过了。我理解静谧的苍穹，却永远不懂人类的语言在花间我学会爱情最后那一段她经常唱，在录音带上可以听到有四种唱法，有一种甚至具有强烈的节奏，犹如披头士音乐。可以看出，对通常被人们视为神圣的诗篇莱尼是满不在乎的，她随心所欲地把各种曲调和歌词拼凑在一起:生而自由的莱茵的心声———上帝保佑!生而自由的莱茵的心声———上帝保佑!在花间我学会爱情———上帝保佑!砸烂暴君的枷锁———上帝保佑!誓愿不贞又清贫———上帝保佑!我少女时代与天空神交———上帝保佑!它施予我男性的爱，美好热烈———上帝保佑!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上帝保佑!心中久藏的秘密我才道出———上帝保佑!可见莱尼不仅忙忙碌碌，而且忙得颇有成效。每次莱尼例假时都大吃一惊，而拉黑尔向她详尽讲解了房事的过程，无需采取任何不合适的象征手法，无论是莱尼或拉黑尔都用不着有一丝脸红。只是这种讲解必须保密，因为拉黑尔这样做，自然就将她的职权范围超越了。也许这就是莱尼一年半以后听到正式宣讲“草莓掼奶油”时气得满脸通红的原因。甚至拉黑尔不惜使用“古典建筑”这一概念来形容排便的形状(B.H.T.语)。在寄宿学校的第一个月莱尼还结识了另一位终生好友玛格蕾特蔡斯特。当时玛格蕾特就已背上了“荡妇”的名声。她是一对极其虔诚的夫妇的桀骜不驯的女儿。对她，如同所有教过她的老师一样，父母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整天玛格蕾特乐呵呵的，外号“乐天派”。她黑发，身体矮小，同莱尼相比显得嘴快话多。对玛格蕾特的皮肤(肩膀和上臂)，拉黑尔观察了十四天后说，她同男人有过暧味关系。这些事唯一证人是玛格蕾特自己，因此这里也许就谨慎一些，但笔者本人的印象是，玛蕾特的话绝对可信。玛格蕾特说，拉黑尔说这话不仅是依靠她那“十拿九稳的化学直觉”，而且是根据这种皮肤的物理特性。后来拉黑尔在同玛格蕾特谈心时声称，她的皮肤“将被人疼爱和疼爱别人的迹象显示出了”，玛格蕾特一听———为了玛格蕾特的名誉，这一点非说不可———脸就红了，这不是她一生中头一次脸红，更不是最后一次脸红。她还承认她在夜里用她不能透露的方法溜出修道院，与村里的男孩而不是与成年男子幽会。她讨厌成年的男人，说他们身上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接触过一个男人，就是那位声称对她无可奈何的教师。“嘿，”她用她那单调的莱茵语调补充了一句，“他可有办法对付我呢!”她说，她喜欢男孩子，同龄的男孩子，男人身上有股味道，而且———她坦率地补充说—男孩子那种快活劲头真是妙极了，有的快活得叫起来，于是她也跟着叫，而且，那种事男孩们要是“单独干”，那是不好的。给他们快乐，她，玛格蕾特，也感到快乐———这里必须提到，我们首次看到拉黑尔突然痛哭流涕。“她哭得很厉害，我吓坏了，今天我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害了梅毒等一身病在这里躺着，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玛格蕾特在医院谈)。拉黑尔的眼泪流干了以后———据玛格蕾特谈，这一定用了好长时间———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并非不和颜悦色地说:“是啊，你真是个使人快乐的姑娘。”“我当时自然不懂这个暗示是什么意思”(玛格蕾特语)。她不得不———而且十分严肃地———答应不把莱尼引上同样的道路，也不向她透露溜出寄宿学校的办法。莱尼虽说天生要给人许多快乐，但她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姑娘。玛格蕾特对此起了誓，并且说到做到，“再说莱尼从来也不存在此种危险，她自己有主意”。此外，拉黑尔言之有理，玛格蕾特的皮肤，特别是她胸脯的皮肤受人疼爱，使人动情，至于那些男孩同她都干了哪些事情，则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拉黑尔问到她是同一个人还是同几个人搞时，在二十分钟之内玛格蕾特第二次红了脸，并且———仍以她那单调无味的莱茵语调———说:“一次总是只同一个人。”听了，拉黑尔又哭起来，低声说:“玛格蕾特这样做不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玛格蕾特果然没有在寄宿学校呆多久，全都败露了她同村里男孩子们(大多是祭坛侍者)胡搞的事，引起男孩们的家长、教士和女学生家长的不满。进行了调查，但玛格蕾特和所有男孩都拒不交代———在第一年年底玛格蕾特就不得不离开了寄宿学校。留给莱尼的是一位后来在困难时刻乃至生死关头仍经得起考验的终生好友。一年，莱尼将参加工作了，心情一点也不难过，但好奇心仍未得到满足:她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当见习生(正式职业名称是办事员)。她在父亲的敦促下，参加了纳粹少女组织。她穿上这个组织的制服甚至(真可惜!)还挺俊哩。莱尼———非提这一点不可———一点也提不起劲儿参加小队活动，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此外还得补充说明:莱尼对纳粹主义的政治内容毫无认识；她不喜欢那种褐色制服，尤其讨厌冲锋队，谁要是能稍稍设身处地体会一下她对粪便学的兴趣和拉黑尔修女对她进行的粪便学训练就会明白或至少有所觉察，为什么她对这褐色如此反感了。她不热心参加小队活动，最后完全停止参加，因为反正她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就作为“战争需要”人员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此外还另有原因:她觉得那里的气氛过于像修女般虔诚。原来她所属的小队被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天主教徒“篡夺”了，此人企图破坏“这件事”，她确信由她领导的十二个少女靠得住———可惜并非都如此———就把整个晚会活动改为唱圣母赞歌、做念珠祷告等等。可想而知，唱圣母赞歌和做念珠祷告等等莱尼并不反对，只不过她———此时年近十七岁———在修女学校受了两年半虔诚的煎熬之后对此不大感兴趣，感到无聊；她并不感到惊奇，只是觉得无聊而已。当然，那位年轻女士———名叫格莱特马雷克———的渗透活动被发觉了，一个少女———名叫保拉施米茨———把她告发了，莱尼甚至作为证人受到盘问，由于格莱特马雷克的父亲事先打过招呼，她表现得很坚定，不动声色地否认唱过圣母赞歌(顺便提一下，十二名少女中有十人否认唱过)，这使格莱特马雷克免遭了大难，但她个晚会活动改为唱圣母赞歌、做念珠祷告等等。可想而知，唱圣母赞歌和做念珠祷告等等莱尼并不反对，只不过她———此时年近十七岁———在还是被盖世太保关押审讯了两个月，这就叫她“够受”的了———她就坚决不肯再多说了(根据同范多尔恩多次谈话归纳)。莱尼进入这个将持续一年又三个季度的时期。她被称为美女，特批领到了驾驶执照，喜欢驾驶汽车、打网球，陪父亲出席各种会议和出差。莱尼在把一个男人等待，“一个她爱的男人，愿意无条件地委身于他”，她为了这男人已经“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玛格蕾特语)。任何莱尼不放过一次跳舞的机会。这一年夏天，一到晚上，她喜欢在平台上坐着，喝着冰咖啡，摆出一些“上流妇女”的派头。她有一些在这个时期拍的惊人照片:她仍有可能争取“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甚至是全区的，也许是全省或那个以德意志国的名字而闻名于世的政治—历史—地理实体的冠军称号。在奇迹剧中她可以扮演圣女(也能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为润肤膏做广告，甚至可能在电影中扮演角色；她的眼睛颜色现在变得很深了，几乎成黑色；她留着一头浓密的金发，正像本书第一页所描写的那样。连盖世太保的短暂审讯和那个格莱特马雷克被关押两个月，她的自信心也没能大大的动摇。她认为拉黑尔对男女的生理差别也讲得太少，于是便如饥似渴地寻找有关材料。她翻阅百科词典，没有多少收获，翻遍父母的藏书，同样一无所获。有时她在星期日下午去看望拉黑尔，和她在修道院的大花园里长时间散步，恳求她作说明。拉黑尔的心经过一番犹豫，软下来了，便向她说明———她们俩谁也用不着有一点脸红———两年前不肯讲给她听的其他细节:男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部后果和快乐。莱尼很想得到有关的图片资料，但拉黑尔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她认为看这种图片不好。于是，莱尼便改变了说话的腔调(其实毫无必要)，打电话给一家书店老板。根据这个书店老板的建议，她到了“市立卫生博物馆”，在性生活部分看到的主要是各种性病介绍:从普通淋病、软下疳到钳闭包茎和各期梅毒，全都维妙维肖地用相应颜色涂色的石膏模型显示。莱尼见识了这个腐败的世界———并且感到气愤。她倒不是假正经的，使她生气的是这个博物馆把性和性病混为一谈。这种悲观的自然主义使她气愤，就像从前她的宗教课教师的象征主义使她气愤一样。卫生博物馆在她看来就是“草莓掼奶油”的翻版(证人玛格蕾特语，她自己———又一次脸红———曾拒绝对莱尼的性教育作出贡献)。这里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莱尼似乎在追求一个完美健全的世界。非也，莱尼的唯物主义感性具体主义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她愈来愈难以拒绝许多求爱的表示，终于答应了父亲办事处的一个博得她好感的年轻建筑师的苦苦哀求，同他进行了一次幽会。周末，夏天，莱茵河畔一家豪华饭店，晚上在平台上跳舞，她有一头金发，他也有一头金发，她十七岁，他二十三岁，两人都健康———这听起来会有幸福的结局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幸福的夜晚———结果却一事无成。跳完第二个舞以后，莱尼就付清了一间还未使用过的单人房间的租金，收拾起只是匆匆忙忙地从箱子里取出的晨服(即浴衣)和化妆品，离开旅馆，去找玛格蕾特，告诉她说:“那小子的手不温柔”，跳第一次舞时她就发现了。一次昙花一现的恋爱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或多或少是耐着性子的读者至今显而易见会感到不耐烦并问:天啊，难道这个莱尼是十全十美吗？回答是:差不离。另一些读者———从不同的思想观点出发———会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天啊，究竟这个莱尼是个什么样的下流的女人？回答是:非也。她只是在等待一个尚未出现的“合适对象”。她继续受到了纠缠，男人们约她幽会和周末远足，她从来不觉得讨厌，只是感到不胜其烦，即使有时听到常常是用下流话悄悄向她提出同她睡觉这种最令人难堪的要求也不生气，只是摇摇头而已。她爱穿漂亮衣服，她游泳、划船、打网球，在夜里睡得很香。还有，“她津津有味地吃早饭，看了真叫人开心，嘿，她吃她那两只新鲜小面包、两片黑面包、少许蜂蜜、一只煮得很嫩的鸡蛋，有时还有一片火腿———还有滚烫的咖啡、加热牛奶和糖———那真是一种乐趣。嘿，您真应该亲眼目睹，因为那是一种乐趣———这个姑娘吃得多么津津有味，这是每天的一种乐趣”(马尔娅范多尔恩语)。她此外还喜欢上电影院，“为的是能够在暗处安静地哭一会儿”(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她的原话)。例如，像《摆脱枷锁的手》这样一部影片就使她把两条手帕哭湿了，以致马尔娅误以为莱尼在电影院里伤风了。像《恶魔情人拉斯普京》这样一部影片，她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劳埃滕赞美诗》或《热血》也是如此。“看完这种影片”(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不但她的手帕不湿，而且像刚刚熨过那样干”。不过，《法诺姑娘》也使她流泪，但不如《摆脱枷锁的手》。莱尼对过去很少见到的哥哥开始有所了解。哥哥比她大两岁，八岁就上)。她此外还喜欢上电影院，“为的是能够在暗处安静地哭一会儿”(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她的原话)。例如，像《摆脱枷锁的手》这样一部影片就使她把两条手寄宿学校了，在那里待了十一年。学校假期他大部分用于进一步充实自己:他去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因为父母亲想要把他培养成现在他真的已经成为的这种人:“一个受过真正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又据马尔娅范多尔恩介绍年轻的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母亲，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太俗气了”，由于她自己在法国将修女的培养教育受过，一生都保持某种“有时过分的敏感”，因此可想而知，她也谋求让儿子受到同样的教育。就所能掌握的有关情况来看，她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花点时间谈谈这个海因里希格鲁伊滕。他一生中有十二年之久，像一个精灵，几乎像一个神，集青年歌德和青年温克尔曼为一体，有点诺瓦利斯的气质，远离家庭，偶尔———十一年内约四次———回家一次，对他的了解莱尼至今只是“很可爱，非常善良、可爱”。果然不错，这种说法什么也不能说明，听上去有点神圣。由于马尔娅范多尔恩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并不比莱尼多多少(“很有教养，温文尔雅，但从不骄傲，从不骄傲”)由于莱尼守口如瓶，马尔娅范多尔恩知之不多，玛格蕾特因此就成了教士以外的唯一证人，在一九三九年应邀上格鲁伊滕家喝咖啡时只正式见过他两次，她虽然在一九四○年四月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另一次非正式见面，即海因里希作为装甲兵被派去为上面提到的德意志国征服丹麦的前夕。笔者现在写到他向一位年近半百、身患性病的妇女了解这个海因里希的情况时感到很为难。都是根据录音记录玛格蕾特的所有原话的，未加修改。好吧，首先是:玛格蕾特变得极度兴奋，她那(已变得很丑的)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强烈感情，开门见山地说:“是的，我爱过他。我爱过他。”被问到是否他也爱她时，她摇摇头，不是否定，而是表示怀疑，反正决没有———千真万确———难过的模样。“黑头发，你要知道，还有明亮的一双眼睛，还有———唉，怎么说呢———文雅大方，不错，就是文雅大方。他没有料到自己会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了他，我甚至愿意上街去卖笑。确实如此，能让他念书，或者，不管他以前学过什么，除了念书和鉴别教堂外，还研究赞美诗，听听音乐———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有关建筑学的一切。是啊，他像莱尼———我爱只有头发黑的他。有两次我在他们家喝咖啡，曾见过他———那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事情。他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已同那个上钩的阔佬结婚———他给我打电话，于是我立即就到弗伦斯堡去找他，我到达那里时，他被禁止外出，外面很冷，我是八日到达那里的。他们在一所学校里驻扎，整装待发，夜里就要开拔。至于他们是乘飞机去还是乘船去的，我就不知道了。禁止外出。我去过他那里谁也不知道，而且后来也没有人知道，莱尼不知道，她的父母等人也不知道。外出尽管被禁止，他还是出来了。是从校园内女厕所的墙上爬出来的。没有旅馆，私人出租房间也没有。只有一家酒吧开着门，我们进去了，一个女招待把她的房间借给我们。我花掉了我所有的两百马克和一只红宝石戒指，他花掉了他所有的一百二马克和一只金烟盒。他爱我，我也爱他———也不在乎尽管像在窑子里。不在乎，毫不在乎。不错(为了肯定是否玛格蕾特确实两次说不在乎、毫不在乎时用的都是现在时态，对录音仔细地听了两遍。客观的结论是:她是这样说的)。是啊，他不久以后就死了。多么荒谬、荒谬的浪费啊!”问她怎么会想到使用“浪费”这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字眼，玛格蕾特是这样回答的(根据录音记录):“是啊，你看，漂亮的长相、全部教育、男子汉的气概———而且才二十岁，我们还可以做爱多少次，还会做爱多少次啊，不仅是在那种像窑子一般的房间里，天气暖和后也可以在室外———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说是浪费。”由于玛格蕾特、莱尼和马尔娅范多尔恩三人都对海因里希格鲁伊滕崇拜得五体投地，笔者因此也去寻找一些比较客观的材料，结果从两位有着羊皮纸皮肤的耶稣会神甫那里搞到了这些材料。这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两人都坐在被烟斗的烟雾弄得乌烟瘴气的编辑部里审稿，虽然是两家不同的杂志，但题材却一样(左倾或右倾？)，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也可能是瑞士人)，后者是变得花白的黑头发，前者是变得灰白的黄头发。两人都聪慧、机灵、仁慈、宽厚，问起他们时都脱口而出:“哦，那个格鲁伊滕家的海因里希啊!”(从用词到语法和句法结构乃至标点都完全一致，因为那个法国人也说德语)两人放下烟斗，往后一靠，推开稿子，摇了摇头，接着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点了点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讲了起来———这里结束了完全相同，开始了局部相同。由于一位先生在罗马住，另一位住在弗赖堡附近，笔者不得不登门拜访，事先还要打长途电话约定时间，开销因此颇为可观，老实说，不谈这种会见的“人性价值”(不过，不花这么多钱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点)，这笔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两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增加对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盲目崇拜而已。这一位(法国人)说:“他是那么像德国人，那么像德国人，那么高尚。”另一位说:“他是那么高尚，那么高尚，那么像德国人。”以后为简便计还需要提到这两位时分别以J.(耶稣会会士)甲和J.乙称之。J.甲:“像他那样有天赋的聪明，开始了局部相同。由于一位先生在罗马住，另一位住在弗赖堡附近，笔者不得不登门拜访，事先还要打长途电话约定时间，开销因此颇为可观，老实说，不谈这种会见的“人性价值”(不过，不花这么多钱也有可能达到这一点)，这笔开销实在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两位老先生只不过是增加对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盲目崇拜而已。这一位(法国人)说:“他是那么像德国人，那么像德国人，那么高尚。”另一位说:“他是那么高尚，那么高尚，那么像德国学生，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J.乙:“在二十五年中，再也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聪明的有天赋的学生。”J.甲:“他是又一个克莱斯特。”J.乙:“荷尔德林，他是又一个。”J.甲:“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劝他当教士。”J.乙:“从来没有劝他参加修道会的打算。”J.甲:“那样会是一种浪费的。”J.乙“连最忠诚的修道会会友也反对那样做。”问起他的学习成绩时，J.甲说:“哦!各科全都是一分，体操课也是如此，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一分。要选择职业的那一天到了，个个老师都会感到为难。”J.乙:“嘿!成绩单上门门都是优，后来我们为他制订了一个评语:极优。可是，他干哪一行合适呢？我们大家都感到了为难。”J.甲:“当外交家、部长、建筑师或法学家，当个诗人，无论如何是可以的。”J.乙:“当一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如何可以当个诗人。”J.甲:“对他只有一行肯定不合适，对他来说太可惜了:参军。”J.乙:“只是不能当兵，这不行。”J.甲:“兵，他可是当了。”J.乙:“他们让他干了这一行。”千真万确，在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期间，这个海因里希取得了所谓高中毕业的学历证明。至于他受过的教育，他没有能用上多少，不想用，也算是吧。他同一位表兄一起参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朴实的名称:“德国义务劳动军”。他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有时从星期六十三时至星期日二十四时休假，在他支配的这三十五小时内，花去八小时在火车上，其余二十七小时同妹妹和表兄一起跳舞，打一会儿网球，和家里人吃几顿饭，睡四、五小时觉，同父亲吵两、三小时；父亲曾想尽全力并且也会尽全力帮助他躲过他所面临的德国人所说的服兵役这一关，但海因里希却不同意。得到证实的是，关起门来，他们大吵，格鲁伊滕太太在一旁啜泣，莱尼被关在门外，唯一可证实的是马尔娅范多尔恩清清楚楚地听到海因里希说的一句话:“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玛格蕾特由于肯定在仲夏八月两个星期日的下午和海因里希喝过咖啡，此外还(破例由莱尼)说过，首次他回家度假是在五月底，因此可以十拿九稳地算出:海因里希共计回家七次，总共待了约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包括睡觉二十四小时左右———其中同父亲吵架约十四小时。海因里希是否算得上命运的宠儿，有待于读者自己去判断。总之，他同玛格蕾特喝过两次咖啡，几个月后同她还度过了一个风流的夜晚。可惜，除了“我也要成为粪土、粪土、粪土，只是一堆粪土”之外，他的其他言谈没有可靠的证明。这位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和艺术史等都很出色的人难道没有写过信么？笔者花言巧语向马尔娅范多尔恩苦苦哀求，用无数杯咖啡和几包不带过滤嘴的美国弗吉尼亚香烟把她贿赂了(她六十八岁开始吸烟，觉得“这玩意儿真不赖”)，从莱尼难得打开的祖传五斗柜的抽屉中暂时偷出三封信，快速地把它们拍了下来。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是第一封信的发信日期，即波兰战事结束后两天。信上既无抬头，也无问候语。信是用拉丁文写的，令人赏心悦目，字迹清楚娟秀，本应该用来写更美好的东西。信上写道:除了为将军事目的所要求的达到，对敌人不应打击过严，这是基本原则。禁止:一、将毒气和有毒武器使用。二、暗杀。三、杀伤俘虏。源氏物语四、拒绝宽恕。五、把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弹药使用，如达姆弹。六、滥用停战旗(还有国旗)、军徽、敌军军服、红十字会标志(但是提防军事计谋!)。七、任意破坏或夺走敌人财物。八、胁迫敌国公民与其本国作战(如法国外籍军团中的德国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是第二封信的发信日期:优秀的军人对上级也举止大方、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举止大方，表现为不做作，机敏，乐于将职责履行。积极主动、殷勤有礼，以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位长官来到兵营寝室找人，如该人不在，只回答一声“不在”了事不应，而是去把该人找来。长官东西掉在地上，下级要帮他拾起来(但出列需要命令)。看到上级想吸烟，替他擦火柴，下级应该做。上级要离开营房时，下级就把门打开，等他走后再把门轻轻关上。上级穿大衣，佩带武装带，上下车马时，殷勤有礼的军人会去主动帮助。过分殷勤和过分热情不符合军人身份(当面勤快而背地偷懒的作风)；军人不应使人产生这种印象，也不要有向上级请客送礼的错误想法。一九四○年一月十四日是第三封信的日期:盥洗时脱掉上身衣服。士兵用冷水洗。肥皂的消耗量是衡量洁净的标准。每天应洗:手(多次)!、脸、颈、耳、胸部和腋窝。指甲污垢用指甲洗净器(不用小刀)去除。短发尽量留梳分头。留长卷发不符合军人身份(参看附图)。(信里未见附图———笔者注。)如有必要，士兵应该每天刮脸。站岗放哨向上级报告、接受检阅、参加特殊活动等，一律必须刮脸。每次洗毕都应该立即擦干(擦至皮肤发红)，以免感冒和皮肤因冷皲裂。洗脸毛巾和擦手毛巾应分开。她的哥哥，莱尼难得说到。她对他了解得太少，从前和现在她都只会说:“怕他，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多得惊人”，“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马尔娅范多尔恩证实)。马尔娅范多尔恩自己承认，在他面前她感到拘束，他虽然对她“非常亲切”。他甚至帮她到地下室搬煤和土豆，不计较帮她刷盘子等，“可是———他有点，你知道———有点———嗯，就是有点，哦，也许———嘿，有点很高贵的地方———他在这一点上甚至像莱尼。”这个“甚至”本来是需要详尽说明的，不过笔者没有追问。“高贵”，“德意志风度”，“非常、非常可爱”，“可爱得怕人”———这些能说明什么呢？回答是:不能说明什么。留下的是一幅小画像，不是画像，如果没有在弗伦斯堡一家酒吧的小阁楼里与玛格蕾特度过风流之夜，没有那句唯一得到证实的直接引语(粪土等)，没有那几封信以及最后的下场:与表兄一起，还不到二十一岁，被认为犯有开小差和叛国(私通丹麦人)以及“企图盗卖军用作战物资”(一门反坦克炮)等罪行———这一切如果没有，那么，有关他的情况也就不会有多少，只不过是两位抽着烟斗、皮肤像羊皮纸、脸色几乎发黄的耶稣会教士的回忆，“在玛格蕾特心中，一朵花，一朵一直仍在盛开的鲜花”，以及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那个可怕的服丧之年。因此玛格蕾特有关他的一段话也许是举足轻重的(录音):“我劝他逃走，干脆和我一起逃走———我们是能过得下去的，即使要我上街卖笑———但他不愿丢下他的表兄，没有他，他的表兄也就完了，而且我们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屋子里的所有都像妓院里用的东西，那些该死的丝绒、红灯、粉红色的玩意儿、乌七八糟的照片等等，真叫人恶心。他没有哭———那是怎么回事呢？啊，那朵鲜花一直还在我心中开放，他即使活到七十岁、八十岁，我还会一直满怀深情地爱他，可他们喂了他什么呢？西方世界。他肚子里装了整个西方世界，死了———各各地、雅典卫城、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狂笑)———外加班贝格骑士。这样一个了不起的青年，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生活。为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有人看到了墙上的照片，向莱尼问起她的哥哥，她总是变得冷淡，几乎带点贵妇人的派头，只是出人意外地一带而过:“在丹麦国土上他长眠三十年了。”当然玛格蕾特的秘密一直都没有告诉别人，无论是那两位耶稣会教士，还是莱尼或马尔娅范多尔恩都不知晓。笔者正在考虑，是否要劝说玛格蕾特有一天把这个秘密亲自告诉莱尼:莱尼如果知道哥哥死前曾和十八岁的玛格蕾特度过一个风流的夜晚，她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莱尼可能会露出微笑，而微笑对她是有益的。除了上面引用过的文字，也许可以作为具体派诗歌的早期例子，可以证明海因里希的诗人天赋，笔者没有证据。

第三章 
现在为了最后摸清基本情况，需要靠拢一位人物。笔者对此颇费踌躇，之所以犹犹豫豫，是因为虽然有不少此人的照片，还有大量人证，多于莱尼的，但是，因为———或者说尽管有这么多人证，却产生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此人就是莱尼的父亲胡贝特格鲁伊滕，他在一九四九年死去的，终年四十九岁。除了直接和他有关的人—如马尔娅范多尔恩、霍伊泽、洛蒂霍伊泽、莱尼、莱尼的公婆和小叔子———以外，还将二十二个人找到了，这些人都是在他处于种种不同的境况下与他相处的，大部分与他共事过，他的上级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是他的下级。有十八人来自建筑业，四人担任了公职:建筑师、律师，以及一个退休的狱吏。由于他们除一人外都在他手下工作过，有技术员、绘图员、土木工程师、设计师，他们如今已是四十五岁至八十岁的人了。因此，也许最好先听取他们的介绍。在这之前，先提供了有关格鲁伊滕的基本情况:胡贝特格鲁伊滕，生于一八九九年，学过泥瓦匠手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年(“普通一兵，无精打采”———老霍伊泽语)，战后短期内升任了领班，一九一九年跟“比自己身份高”的莱尼的母亲结婚。她名叫海伦妮巴尔克尔，父亲是一位职位相当高的官方建筑师(建筑专员)。她结婚时给他带来一包早已一文不值的土耳其铁路股票，但主要的是一幢地段很好的坚固的公寓楼房，也就是后来莱尼出生的那幢房子。此外，是她发现“他有才能”(老霍伊泽语)，劝他去攻读土木工程，有三年之久。老格鲁伊滕很不喜欢听别人说他上过三年大学，他的妻子则喜欢谈到“这段大学生活”，“虽然艰苦，却美好”。这使老格鲁伊滕感到难堪，他显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一名倍受欢迎的建筑工程承包人，较大的工程也承包(并非没有岳父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他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一九三三年以前一直惨淡经营，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一九四三年初达到成功的顶峰；接着有两年时间坐牢，强制劳动，直至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回到家里，所有抱负已荡然无存，满足于组织一个小小的瓦工队，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去世，“过着不错的日子”(莱尼语)。此外他还当过“包拆废屋者”(莱尼语)。如果向家庭以外的证人问到他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完全否认他有这种雄心，另一些人则把这种雄心说成是“他的天生特性”。十二人否认他有雄心，十人主张“天生特性”论。所有的人都否认，连霍伊泽这把岁数的老人也否认他有一丝一毫的建筑师才能。甚至说他连一个“普通建筑匠”的才能都没有。有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调度者，他的公司即使拥有近万名职工时，他也“全局在胸”(霍伊泽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二名家庭外的证人中有五人(两名“否认有雄心”派，三名“天生特性”派)不约而同地称他为“爱冥思苦想的人”。问他们何以会想到这个出人意料的定义，三人简单地说:“是啊，正是一个爱冥思苦想的人———爱冥思苦想的人就是爱冥思苦想的人呗。”只有两人对他可能想些什么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已退体的建筑高级工程师海因肯(如今住在农村，种花，养蜂。奇怪的是，没有问他，他就说讨厌鸡———“我讨厌鸡”每说两句就插进一句)把格鲁伊滕的冥思苦想说成是“一清二楚的关于存在的思考———你要是问我，存在主义的冥思苦想者，他就是一个，总是同某种阻碍他前进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另一个名叫克尔恩，五十岁上下，干劲仍然很足，是个土木工程师，如今在联邦政府供职。他这样说:“嗯，当年我们都认为他生气勃勃，他也确实如此。由于我自己完全缺乏朝气(这是他不打自招，确实如此———笔者)，我对他当然十分钦佩，尤其是他这样平平常常出身的人却善于同那些要人打交道，巧妙地把他们对付，做得头头是道。不过，每当我有事找他———我常有事找他———经常发现他在写字台前坐着出神，正在冥思苦想，如果你要问的话，确实是在冥思苦想，不是想自己的生意。他引起我深思:我们这些缺乏朝气的人，对待生气勃勃的人是多么不公正啊。”向老霍伊泽最后谈到“爱冥思苦想的人”时，他惊讶地抬起头来说:“我决不会想到这个字眼的，不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要说:不仅有道理，而且完全恰当。我毕竟是胡贝特的教父，他是我的表弟。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我曾帮过他一点忙，他后来极其慷慨地帮助过我。他创办建筑公司那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可他还是立即聘请我当总会计师，当他的代理人，后来成了他的合伙经营者———是啊，他很少笑，不错，他不仅有点像赌徒，而且很像赌徒。后来大祸临头，他为什么干那事我不知道，也许‘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可以说明这一点。只是(他不怀好意地一笑)他后来跟我们的洛蒂干的那种事，恐怕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吧。”至今健在的二十二名前同事中，没有一个否认格鲁伊滕慷慨大方，都说他“待人和蔼，头脑冷静，讨人喜欢。”格鲁伊滕在一九三二年濒临破产时说过一句话，笔者分别询问过的两名证人都提到了它。时间一定是在布吕宁下台后的数星期。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的这句话如下:“我闻到了混凝土的气味，孩子们，我闻到几十亿吨水泥的气味，闻到地堡和兵营的气味。”而霍伊泽却是这么说的:“我闻到了地堡和兵营的气味，孩子们，至少可供两百万军队使用的兵营。只要我们挺过这半年，就能取得了成功。”鉴于有关老格鲁伊滕的材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一一列举每个提供情况的人。可以担保，笔者不辞辛劳去收集相当客观的材料，即使是对只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也是如此。有关老格鲁伊滕对于马尔娅范多尔恩谈到的情况，人们得留点神，因为她和他岁数相差不多，又来自同一个村子，所以不能排除她曾爱过他，对他至少有过意思，因此先入为主。不管怎么说，她是在十九岁那年来到新婚的格鲁伊滕家当女仆的。半年前，在海伦妮的父亲邀请他参加的一次建筑师舞会上，格鲁伊滕使刚满十七岁的海伦妮巴尔克尔一见倾心。至于他自己是否也对她一见倾心，那就不得而知了。小两口儿将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雇佣———人人都说她生气勃勃、青春年少———是否合适，也许值得怀疑。无可怀疑的是，马尔娅谈到莱尼的母亲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对莱尼的父亲则顶礼膜拜，不减当年，几乎像是站在长明灯前，在蜡烛光或电灯或霓虹灯下瞻仰慈悲的耶稣或圣约瑟的画像。甚至范多尔恩的一些话使人认为，也许她愿意同胡贝特格鲁伊滕私通。比如她说，他们夫妇关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岌岌可危”了，而把他妻子不能或不愿再给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她都愿意。这已是相当清楚的暗示，再加上她还羞答答地低声补了一句:“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当直截了当地问，她的暗示是否指那种被认为是夫妻关系核心的同床共枕关系已经终止时，范多尔恩以其惊人的坦率方式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她那双仍富于表情的褐色眼睛———当然是默默地———告诉笔者，她掌握这一点，因为她不仅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而且也是床上用品的管理者。当进一步问是否她相信格鲁伊滕“在另外寻求安慰”时，她斩钉截铁地断然否定，并补充说(笔者几乎确有把握，在她的声音中听出了抑制的呜咽声):“他像修道士一样生活，可他并不是修道士。”将胡贝特格鲁伊滕生前的照片看一看———在此不予考虑孩提时期的照片，需要认真观察的第一张照片是毕业照———在一九一三年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孩子，高鼻子，金黄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有那么一股“牛劲”，，不像照片上他的同学们那样死板，犹如刚入伍的新兵。人们马上就会相信那种只是口头流传而被教师、神甫和家庭说得有些神乎其神的众口一词的猜测:“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有什么出息呢？第二张照片是他学徒满师时的照片，那是一九一七年，他十八岁。后来在这张照片上，可以找到用于他身上的“爱冥思苦想的人”这个字眼的心理依据。他是个严肃的小伙子，一眼就能看出，他那显而易见的善良只是在表面上与他明显的坚强果断不相称。由于他总是拍正面照———莱尼的小叔即上面提到过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用一架蹩脚的方盒子照相机在一九四九年给他拍摄的最后几张照片除外———因此，从来他的鼻子的长度与脸部其余部分的比例就难以看清或弄清。就连一九四一年用自然主义手法给他画像(一幅油画，真不赖，色彩虽然太淡———在显然使人不快的环境中，笔者从一个私人手中仅瞅过这幅画一眼)的那位著名的肖像画家也没有趁此机会，至少给格鲁伊滕画一幅大半面侧身像，因此只能推测:他身上的时髦服饰如果脱掉，他的样子很可能像布什油画中的人物。对于床上用品的秘密，马尔娅只是作了暗示，而谈到厨房秘密时她则毫不隐讳:“她不喜欢味浓的香料，而他什么都要加足香料———这就带来了麻烦，因为什么菜都往往得分开调味:给她的一份做得淡些，给他的一份味要浓些。后来到了这种地步:他在桌上还要给一切都亲手加佐料；他小时候村里人就都知道，给他一条泡黄瓜比给他一块蛋糕还要使他高兴。”其次值得一提的照片是他们在卢塞恩照的蜜月旅行照。毫无疑问，海伦妮格鲁伊滕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显得很可爱:娇媚温柔，和蔼可亲。可以看出———所有知情人，马尔娅甚至也不否认:她会弹舒曼和肖邦的作品，法语说得相当流利，会钩织、刺绣等，而且———必须指出，她看来有可能是一个被埋没的知识分子，也许甚至是一个潜在的左派知识分子。当然，正如她所受到的教导那样，她从未“接触”过左拉的作品，而且可想而知，她女儿莱尼八年后向她询问自己(莱尼)的大便时，她是多么吃惊。左拉和粪便很有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码事。她也许不是当医生的材料，但如果去搞一个艺术史博士学位，那肯定不会有困难。说句公道话，如果能为她创造一些她所不具备的条件，多给点分析性的教育，少来一点伤感的东西，多来点理智，少来点感情，那么，她的寄宿学校生活造成的那种忸忸怩怩、多愁善感的毛病就不会有了，也许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那种无聊的作品落到她手里，哪怕是作为有可能阅读的作品，那么，她更有可能成为普鲁斯特的读者，而不是乔伊斯的读者。反正她阅读汉德尔—策蒂和艾伯纳—艾申巴赫的作品，并且大量阅读如今已成为珍贵古籍的有插图的那份天主教周刊，当年这份周刊是这类期刊中最最时髦的读物，类似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公众》杂志。此外在她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亲还给她订了一份《高原》杂志。这说明她不仅有进步的读物，而且还有最进步的读物。她很有可能通过阅读《高原》熟悉了爱尔兰的今昔，对皮尔斯、康纳利以至拉金和切斯物顿等名字她并不陌生，而且据她至今仍健在的姐姐伊伦妮施威格特———娘家姓巴尔克尔，现年七十五岁，在一家高级养老院里住着，与婉转鸣唱的虎皮鹦鹉做伴，“从容不迫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她自己的话)———介绍，莱尼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叶芝作品德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说是最最早的读者的话，千真万确———我自己知道，因为是我送给她书的———她读过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叶芝散文集，当然还读过切斯特顿的作品”。这里并不是想要用一个人的文学修养高低来对他进行褒贬，只是借以说明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就已显示出悲惨阴影的背景。看一看这张一九一九年的蜜月旅行照片，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无论莱尼的母亲失意到何种程度，也决不至于是一个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她看来不像一个耽于肉欲的人，谈不上有丰富的荷尔蒙，而他却是个荷尔蒙很丰富的人。完全有可能，他们俩———他们相亲相爱是不容怀疑的———在性爱方面毫无经验就从事了婚姻的冒险。格鲁伊滕在最初几夜可能动作虽然谈不上粗野，却有点操之过急吧。十日谈至于他和书的关系，笔者决不想听信一位有“建筑界大亨”之称的仍健在的业务竞争者的判断。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人和书嘛———他的总账簿也许是他感兴趣的一本书。”的确，有据可查，胡贝特格鲁伊滕没有读过多少书，在他学工科时不得已读过专业书；此外，有据可查，他还读过一本通俗的拿破仑传记；再者，据马尔娅和霍伊泽两人一致提供的证词，“后来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他就满足了。”找到施威格特老太太之后，也就弄清楚了在此之前一直搞不清楚而且没有得到解释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马尔娅说的，一直记在笔者的笔记本上没有划掉，险些成为了不耐烦的牺牲品。她责怪格鲁伊滕太太“对她的芬兰人完全入了迷”。由于她所说的“芬兰人”决不可能指的是同名皮肤病(马尔娅:“皮肤？不，不，她的皮肤棒极了，我指的是真正的芬兰人”)，而且在得到的证词中也没能发现她与芬兰有什么牵连，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此，它指的一定是“芬尼亚人”，因为格鲁伊滕太太对爱尔兰罗曼蒂克的偏爱后来竟达到了伤感的地步。反正叶芝是并且始终是她所喜爱的诗人。由于格鲁伊滕和他妻子之间从来不写信，只有范多尔恩提供的情况(在这一方面她的话十分令人怀疑)，因此只得根据那张在卢塞恩湖畔林荫道上拍摄的蜜月旅行照作出了肤浅的分析。从反面说，这对夫妇看来在情爱甚或性爱上并不和谐。确实如此。在后来的许多照片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从这张早期照片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莱尼更像父亲，海因里希更像母亲，莱尼尽管在香料以至小面包等方面更像母亲，而且在对诗歌和音乐的爱好上确实像母亲。假定问马尔娅和格鲁伊滕如果成为夫妇，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那么，反面回答比正面回答要容易:决不可能是羊皮纸皮肤的修女和耶稣会教士在数十年之后还能马上想得起来的那种孩子。这对夫妇之间不管有过什么不顺心或误会，最了解格鲁伊滕家庭生活的人，甚至连有醋意的范多尔恩也证明:他对她从不粗野无礼或者不温存体贴；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看来是有案可查的。那位施威格特老太太，娘家姓巴尔克尔，但叶芝或切斯特顿看上去一点也不欣赏。她坦率承认，自从妹妹和妹夫结婚之后，她就“不大愿意”同他们往来:她宁愿看到自己的妹妹嫁给一位诗人、画家、雕塑家，或至少同一个建筑师结婚。她没有直率地说格鲁伊滕太粗俗，而是从反面说:“不够文雅”；她问到莱尼的情况时，仅仅说了声“嗯啊”。恳求她再多谈一些莱尼的情况，她始终是那一声“嗯啊”。相反，她却毫不犹豫地声称海因里希像巴尔克尔家的人，就连海因里希对她儿子艾哈德之死“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那种事他自己决不会干出”，也未能减少她对海因里希的好感。她说他“过激，非常过激，但有才华，几乎是天才”。而笔者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对自己儿子的早死她并不十分伤心，只是说什么“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尤其是谈到她儿子以及海因里希时，她竟说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这句话需要多方面核实和历史的纠正。她是这样说的:“他们两人好像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考虑到没头没脑地提起朗热马尔克、朗热马乐克神话，考虑到一九一四年和一九四○年的区别，再考虑到在此一一无需澄清的四五十个复杂的误会，那么，也许就不难理解，笔者在与施威格特太太告别时虽然彬彬有礼，却很冷淡，尽管不是永别。他后来从证人霍伊泽处得知，迄今一直不明不白的施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朗热马尔克身负重伤的，住了三年在野战医院。“他简直被子弹打得体无完肤”(霍伊泽语)，他一九一九年同义务护理他的伊伦妮巴尔克尔结婚，生了儿子艾哈德，但施威格特先生———“吗啡瘾很大，瘦弱不堪，在身上几乎连打针的地方也找不到”(霍伊泽语)———在一九二三年去世，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派上用场”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我们总是使用贷款，其数额之大，使我今天仍晕头转向。”格鲁伊滕干脆把赌注押在他所说的一切，终年二十七岁，职业名称是大学生。因此也许有人会想，这位异常优雅的施威格特太太心里巴不得她的丈夫战死在朗热马尔克呢。她靠当地产经纪人为生。格鲁伊滕的买卖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展，起初稳步上升，一九三五年起大幅度增长；一九三七年起直线上升。据从前的同事和一些专家说，靠修建齐格菲防线他发了一笔“大财”，但据霍伊泽讲，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以重金购进可以收买的最优秀的要塞地堡专家政治家的“马其诺情结”上。“马其诺神话即使破灭多年之后，它仍将(霍伊泽引述格鲁伊滕的话)继续起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只有俄国人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的边界太长，他们负担不起，但这一点对他们究竟是祸是福，尚待日后见分晓。反正希特勒有这种情结，他尽管宣传运动战，实行运动战，要塞地堡情结他自己就有，这你会看到”(1940年初，讲于法国和丹麦被占领之前)。不管怎么说格鲁伊滕公司到了一九三八年，规模已相当于一九三六年的六倍，而一九三六年则是一九三二年的六倍；一九四○年更增为一九三八年的两倍；“到了一九四三年增长的比例就根本无法确定了”(霍伊泽语)。老格鲁伊滕有个特点得到大家公认，尽管用了不同的字眼:有人说他“胆大”，有人说他“无畏”，少数两三个人说他“狂妄”。今天专家们仍证实，无疑很早格鲁伊滕就招聘和挖来了最优秀的地堡专家，后来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参加过修筑马其诺防线的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雇佣了，而且他“十分清楚，在通货膨胀时期对职工工资抠抠唆唆是荒谬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军工生产的前高级官员语)。大价钱是格鲁伊滕肯出的。那年他四十一岁。穿上“用贵重但又不是贵得扎眼的料子”(洛蒂霍伊泽语)定做的服装，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成了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他对自己成为暴发户也毫不感到羞愧，甚至对一名工作人员(维尔纳封霍夫高，出身名门望族的建筑师)说:“一切财富都是从无到有，府上的财富也是如此，当年刚发家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足嘛。”格鲁伊滕拒绝在当时专供富裕起来的人大兴土木的一段市区内修建别墅(他至死屡教不改，念“别墅”成“别野”)。如果把格鲁伊滕看成一个头脑简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粗人，那就不太合适了。他具有一种既学不会也无法继承的本领是:知人之明。他的所有工作员，建筑师、技术人员、商人，都钦佩他，大多数人都敬仰他。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作了精心安排并对之进行密切注意和监督，他的孩子，他经常去看望，很少接他回家，因为他———据霍伊泽证实的惊人说法———不想让生意经玷污孩子。“孩子成为一名学者，是他想要的，不是当什么教授，而是当一个我们曾为之修建别墅的那样的人。”(据霍伊泽说，这里指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罗马语语言学家，见识此人的藏书和“对人坦率真诚的态度”，曾使格鲁伊滕一定敬佩不已。)他对他儿子十五岁时“西班牙语还没有说得像我所期望的那么好”感到焦急。有一点他从来不干:看莱尼作“蠢货”。莱尼初领圣体时发火一事决没有惹他生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据了解，这在他一生中实属罕见)，他的评论是:“这孩子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洛蒂霍伊泽语)当他妻子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变得有点愁眉苦脸，甚至有点假慈假悲的时候，他进入了“年富力强的时期。他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而且一直到生命终了也不会有，那就是自卑感。他也许有过梦想———对他儿子肯定有过，甚至完全可以肯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对儿子掌握西班牙语。十三年后他和妻子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据马尔娅范多尔恩说)，他始终没有欺骗过她，反正没有同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下流的笑话，他出人意外地厌恶，有时迫不得已参加“男子社交集会”，到了半夜两三点钟难免有人要求找个“热情奔放的切尔克斯女郎”来的时候，他就会公开表示厌恶。格鲁伊滕对下流话和“切尔克斯女郎”的克制态度遭到一些嘲笑，他听之任之，毫不介意(维尔纳封霍夫高语，此人曾经有一年之久，时常陪他参加这种男子社交集会)。越来越不耐烦的读者一定会问，究竟这是个什么人啊？他过着可说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靠战备和已经爆发的战争发财，营业额(据霍伊泽讲)由一九三五年全年一百万左右上升到一九四三年每月一百万，就在一九三九年每个季度的营业额肯定已达一百万时，他本人赖以发财致富的买卖，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儿子卷进。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间在父亲和归来的儿子之间产生了紧张乃至怨恨情绪。海因里希那时已从西方世界三座名山上下来，在距离有四小时火车路程的某地参加沼泽排水工程。此时尽管他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已能读懂塞万提斯的原著，为此父亲付给了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一笔优厚的特别酬金。儿子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间，回家探亲约七次，九月底到一九四○年四月初，回家约五次。他拒绝了父亲公开向他提出的“后门关系”；父亲“可以轻而易举地”(均系老霍伊泽和洛蒂语)把他“调到合适的环境中去”，或让他退役充当重要的军工生产人员。用早餐时父亲，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和在部队的生活情况，他从口袋儿掏出来一本书:雷贝特原著，少校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军队服役教程，反坦克炮兵版》将其中一篇将近五页长的论文(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过它)朗读了:《敬礼》。该文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军人敬礼方式:行进中的，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骑在马上的，坐在汽车上的，该谁对谁如何敬礼。要知道，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天呆在家里等候儿子探亲的父亲，而是一个此刻已拥有政府提供的一架专机(莱尼非常喜欢乘飞机!)，不仅是十分忙碌，而且过分忙碌，忙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的父亲，有时不得不勉强抽出时间，取消重要的约会，常常用破绽百出的借口(看牙等等)取消与部长们(!)的约会，为的是不将与心爱的儿子会面的机会错过———爱子却对他朗读由雷贝特原著、某个阿尔门迪格博士改编的敬礼条例，而他是多么希望儿子能在罗马或佛罗伦萨的艺术史研究所(或至少是考古研究所)当所长啊!不言而喻，这种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饭和午饭的活动，“对所有参加者不仅不愉快，而且越来越恼人，越来越使人心烦，最后使人感到可怕”(洛蒂霍伊泽语)。当时二十六岁的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是已多次引用其话的那位代理人兼总会计师奥托霍伊泽的儿媳，她给格鲁伊滕当女秘书，她的丈夫威廉霍伊泽也曾有一段时间当过他的制图员。由于在一九三九年关键的几个月里洛蒂在格鲁伊滕身边工作，有时还参加“咖啡聚会”，回家度假的儿子也在场，因此她对格鲁伊滕本人———她说他“十分迷人，不过毕竟当时是在犯法”———的看法，也许应当在这里捎带提一笔。老霍伊泽喜欢谈儿媳妇同格鲁伊滕的“恋情”，“不过当然是柏拉图式的”，他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四岁，完全符合他的谈情说爱范畴”。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奇怪的是它出自莱尼之口，但没有得到直接证实，只由靠不住的海因里希普法伊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洛蒂不管怎么说把全家团圆喝咖啡———有时老格鲁伊滕从柏林或慕尼黑，甚至从华沙飞回来参加———说成是“实在可怕”，“简直受不了”。把一天三餐马尔娅范多尔恩说成“可怕，十分可怕”，而莱尼的评论只是“糟，糟，糟”。确有其事，甚至像马尔娅范多尔恩这样成见很深的证人也证实，儿子回家度假，简直使格鲁伊滕太太活受罪:她受不了这一切。洛蒂霍伊泽明确地说，这是“聪明人变相的弑父行为”，并且断言，将上述雷贝特作品中的话引用，其目的是在政治上起破坏作用，“刺痛了格鲁伊滕，因为他参预政治，甚至掌握和事先了解高级政治机密，例如早在占领莱菌兰之前很久就在该地区建造兵营，计划修建大型地下防空工事。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在家里听到有人谈政治。”对这痛苦的九个月莱尼倒没有太深切的体会，可能她不完全像其他观察者那样留心吧。在这期间———大约一九三九年七月———她答应了一个男人的要求。不，应当说:假如他提出要求的话，她是会答应的。虽然她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意中人，但她明白，只有在他提出要求之后，这一点，她才会知道。此人就是她的表兄艾哈德施威格特，他好像朗热马尔克牺牲者和声称是在朗热马尔克阵亡的那位女士的儿子。艾哈德“由于生性极端神经过敏”(其母语)，在高中毕业考试这样一个严格的关口前败下阵来，甚至连德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部门也暂时打发他回家。为了得到一个他所“讨厌”(马尔娅范多尔恩引用他本人的话)的小学教师工作，起初他偷偷地准备参加拔尖生考试，后来却出乎意料地被征召入伍，与表弟海因里希在那个冷酷无情的机构里相遇了。表弟庇护他，并在回家探亲期间相当明目张胆地帮他同妹妹牵线，他给他们买电影票，“把他们打发走”(马尔娅范多尔恩语)，他同他们约好看完电影后碰头，“到时候却不去”(同上)。就这样在格鲁伊滕家艾哈德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假期，不，是他的全部假期；对自己的母亲只是偶尔去探望片刻，母亲时至今日因此仍耿耿于怀。她愤愤不平地驳斥这种说法:可能她儿子和莱尼之间存在“有结婚意图”的恋爱关系。“不，不，再说一遍，不———这个嗯啊姑娘———不!”不过，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艾哈德从第一次休假———一九三九年五月前后———起就拜倒在莱尼的石榴裙下；在这一点上有完全可靠的证人，特别是洛蒂霍伊泽，她直言不讳:“艾哈德肯定要比后来那样子好，无论如何要比一九四一年好。也许不比一九四三年好。”她自己承认曾多次设法把莱尼和艾哈德引到她家去，让他们单独在那里待着，”以便———真该死———终于成就好事。天哪，小伙子二十二岁，身体健康，非常讨人喜欢。莱尼刚十七岁出头，已经———坦率地对你讲吧———情窦初开，她是一个女人，当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可是那个艾哈德的羞怯劲儿就没法提了。”为了不再引起误解，或者说，由于已经产生了误解，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洛蒂霍伊泽。她生于一九一三年，身高一米六四，体重六十公斤，一头褐发已经斑白，枯瘦焦黄的脸，尽管未受过正规训练，却能言善辩，可说是个爽快人，比玛格蕾特还要爽快。由于在艾哈德时期她同格鲁伊滕关系相当密切，看来她这个证人要比范多尔恩可靠得多。在涉及莱尼的所有事情上，范多尔恩都倾向于对她顶礼膜拜。问到她和老格鲁伊滕的暧昧关系，洛蒂也坦率地说:“嗯，我们两个当时本来是能有所作为的。我承认，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做到的那一步他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所作所为我几乎都不赞成，但是我能理解，我的意思你明白。他的妻子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被那些军备玩意吓怕了，简直是吓破了胆。她如果是个积极坚定的女人，不那么沉湎于幻想，她就会把儿子藏到西班牙的什么地方去，或是藏在一个修道院里，或是送到芬尼亚国家去，她自己也可以去那里游览观光，当然同样也可以使我的丈夫和艾哈德躲过德国的这段历史。请别误解:海伦妮格鲁伊滕不仅可爱，而且聪明善良。不过她呀，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她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跟不上，无论是对政治、生意还是对那孩子骇人听闻的自我毁灭，都是如此。别人告诉你的情况确实不错(没有透露玛格蕾特的名字———笔者)。他吞下了整个西方世界———而究竟他掌握了什么呢？一小堆臭屎，要是你问我的话，他面临的是这种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尽是些班贝格骑士，很少提到农民战争。一九二七年，我十四岁那年在夜校听过关于农民战争社会政治背景的课，并且作了大量笔记———我当然知道班贝格骑士和农民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如果剪掉他的鬈发，剃掉他的胡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有什么剩下呢？一个相当蹩脚的、俗不可耐的圣约瑟。换句话说:儿子受班贝格骑士影响太深，母亲受《神秘的玫瑰》影响太深———她曾把这本书给我看过，确实发极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毫无疑问，她也许只需要注射几针荷尔蒙。儿子海因里希呢，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远近的女人见到他，没有一个不发出奇怪的微笑。诗人的味道，只有几个聪明的同性恋者和女人才能闻出。当然，他所干的完全是自杀，一清二楚，不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艾哈德也拉进去呢？———也许是艾哈德自己愿意被拉进去。人们不得而知，两位班贝格骑士愿意一起死，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枪毙了。你知道，在被枪决前海因里喊了句什么？“去他妈的德国!”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不过，他既然已参加那个该死的国防军，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在一九四○年四月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之间，死亡的可能性还多着呢。他老子门路很多，把档案弄到了手，是某位将军给他弄来的，但他自己从未翻阅过，只是请我把要点讲给他听:这两个年轻人竟想把一门完整的高射炮卖给丹麦人。不过，他们只想要假定的废铁价钱，收它四五个马克。你知道，在审讯中这个文静腼腆的艾哈德说了什么？“我们是为一项高尚的职业，为贩卖军火而死的。”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次把维尔纳封霍夫高先生拜访，此人五十五岁，“在联邦国防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凭着建筑行家的经验为之效劳”。如今在他祖传的湖中堡垒侧翼开了一个小小的建筑师事务所，“只为和平目的及建造住房服务”。封霍夫高(要知道，他没有主动说自己死气沉沉，不过有可能这样做)是个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老光棍，据笔者浅见，他开办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只是好有一个借口，可以一连数小时观赏城堡池塘里的天鹅，观看佃户们地里地外的活动，在田间散步(确切地说:在甜菜田里)。每逢有一架星式战斗机飞过时，他才抬头朝天空恶狠狠地瞪上一眼。他避而不与住在府中的弟弟交往，“因为他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在我当时领导的部门里搞了几笔交易”。封霍夫高稍微发胖而敏感的脸上显出愤懑的表情，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至少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框”里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子的令人不安。有必要去几次乡村酒店，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伊利亚特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在下面: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阿诺德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万起码也有”，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霍夫高犹豫了一会儿:“对格鲁伊滕我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作为回报。至少我可以帮他一把，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了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够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自杀。荒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想到将自己在市中心的那套有屋顶花园的漂亮的小公寓住宅放弃只是难过地叹一口气的洛蒂霍伊泽，谈起“这件事”来却连声叹息，一支接一支抽烟，动不动就摸一下她那光滑的、剪短的花白头发，从杯中频频地抿一口咖啡。“是啊，是啊，他们死啦，这毫无疑问，不管是因为开小差也好，还是因为企图盗卖那门大炮也好———他们死啦，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死我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印象，这件事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色彩，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站在墙根下听到‘瞄准!’的口令时一定又惊又怕。毕竟艾哈德有了莱尼；海因里希呢，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个姑娘。这两个小伙子干的事，我觉得颇有德国人的风度，而且恰恰是在当时我们正开始承建大型工程的丹麦。好吧。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手法，请注意，有三个Ⅰ。数日后在亚眠阵亡的我的丈夫就不是这样，他是宁愿活着的，即使是象征性地活着，也不愿象征性地死去。他害怕，仅此而已。他有许多长处他有，但他们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把这些都毁了，在那个学校他一直待到十六岁，本想当教士，直到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切统统是乱弹琴时已经太晚了。从此他背上没有高中毕业的思想负担———他们灌输的结果是这个。后来我们在自由青年联盟里相识，我们那时唱的歌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最后一段甚至也会唱———‘同志们拿起枪来，勇敢地投入决战。光荣属于共产主义，未来权力属于它’———当然人们没有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交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一八九七年的那种共产主义了———我的威廉，会拿起枪的人，不会，决不会，后来他为了这些白痴不得不拿起了枪，他们让他为这种乱弹琴送了命———甚至公司有人说，他的亲老子在格鲁伊滕同意下把威廉从因公免服兵役的职工名单上勾掉了。还有人甚至嘀咕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可我哪能干那种事呢？我可不会那样干———像威廉这样忠诚的人，你怎么能背叛他呢？即使在他死后，我也没有马上能做到。至于老格鲁伊滕，不错，他和我当时就能有所作为；我感到他的迷人之处就是这个又高又瘦、长相像无产者的农民儿子，如何成了一个身材颀长、瘦骨嶙峋的大人，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建筑商不是的，也不是建筑师———而是个战略家。你如果问我的话，这就是除了又高又瘦的身材以外他使我着迷的地方:这种战略天才。即使对理财‘一窃不通’，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银行家，我的意见你明白吧。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地图，插着大头针，有些地方插上小旗，只要看上一眼就够了———他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操心。当然，他有非常灵的一着，这完全是从拿破仑那儿看来的———我相信，一部相当乏味的《拿破仑传》是他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这一着其实很简单，也许谈不上是什么招数，甚至还有一点感情用事。他一九二九开始经营时有点自命不凡，雇了四十名工人、工头等———尽管遇上经济危机，他仍然同舟共济，把大家拉扯着，没有裁减一个人。他不惜对银行耍花招，交换和倒卖汇票，甚至借高利贷———就这样一九三三年，他手下约有四十人，他们绝对不许别人说他的坏话，连其中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而他也不许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帮助他们把一切困难克服，包括政治上的困难。你可以想象，在以后这几年中，他们全都飞黄腾达起来，就像拿破仑的军曹一样。他把整个工程都交给他们，他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名字也知道，见到他们就问长问短———例如，他知道谁家的孩子留级，等等。他来到工地，看到哪里人手紧张，他就会抄起铁锹或斧头，急需时也开卡车———什么地方真正需要人手，他总是帮一把。就可想而知其他方面了。另外一个秘密:他从不见钱眼开。他当然需要钱支撑门面:衣服，汽车，交际应酬，时而举行一次酒会，但到手的大笔钱又用于投资，除此之外，甚至还借债。他曾对我说:‘洛蒂，借债，多借债，是唯一的办法。’至于他的妻子，不错，‘他有两下子’她是觉察到了———不错，可是他究竟有哪两下子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把她吓坏了。她本想使他飞黄腾达，帮他掌管家政，等等，但她并不想同一位总参谋长结为伉丽。奇怪的字眼如果你允许我用个，也许你甚至会理解:他是个抽象派，她是个务实派，看起来尽管也许正相反。天啊，我觉得他干的事是犯罪:为那些人修建地堡、机场和总部，我如今去荷兰或丹麦，在海滨就会看见我们修建的地堡，我会感到恶心———不过那是个强权时代，恃强凌弱的时代，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对权势本身并不看重，正如他并不看重金钱一样。赌博，是他喜欢的，不错，他是个赌徒———不过他太脆弱了。他们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愿被拉出泥坑。”笔者想要让洛蒂回到采访的第二个题目，即莱尼与艾哈德的关系上来，在起初没有成功。她又点燃一支香烟，不耐烦地挥一下手:“这还会谈到的，先让我把话讲完。只是要说清楚一点:我们俩当时我们就合得来，亲昵的动作甚至有一些，或者不管你怎么说，这些对于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呆在一起的四十岁男人来说是动人的。鲜花当然送过，还吻过两次小臂，而真正令人激动的是:有一次，在汉堡一家旅馆里，他甚至陪我跳了半宿舞，这根本不像是他干的事情。你是否发觉，‘大人物’总是蹩脚的舞伴？是啊，除了同我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以外，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我是一个相当冷漠的女人，我有一种糟糕的性格，长期摆脱不了:我至死不变心。这可真要命。不是什么美德，其实还不如说是一种耻辱———他们让我的威廉、我的丈夫为了那种乱弹琴在亚眠阵亡以后，孩子们夜里睡觉去了，我独守着空床，你想过那种滋味吗？一九四五年以前，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人能碰———其实这完全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根本不把守节放在心上。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经五年了，我们俩，他和我，才搬到一起住。好吧，莱尼和艾哈德现在就谈吧: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艾哈德腼腆得没法提———再说，莱尼也是如此，这你要知道。从第一次见面起他就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神秘复活的佛罗伦萨金发美女或类似的美人，连莱尼那一口极端单调乏味的莱茵地方话，连她那索然无味的表达方式，也都不能使他头脑清醒。她在他看来，十足是个没有知识的人:从前和现在她脑子里有的那一点玄而又玄的分泌知识，即使她讲出来，我想也不会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他对此毫不介意。是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我是指海因里希、玛格蕾特和我三个人———尽最大努力成全他们俩的好事。要知道，那时候的时间并不多: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年四月，也许他总共回来过八次。当然，此事，海因里希和我之间并没有明确谈过，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俩多么相爱。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真叫人喜欢，不错，我再说一遍，真叫人喜欢。他们没有在一起睡过觉，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电影票我买了，如《海上战友》这种破片子，或是像《谨防敌人偷听》这种蹩脚货，我甚至让他们去看《俾斯麦》这部电影，因为我想:真见鬼，电影要放三个小时，电影院里又黑又暖和，像是在娘肚子里一样，他们一定会手拉手，或许还会想到(一声苦笑!———笔者)亲亲嘴，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就会继续发展。可是一事无成，显而易见一事无成。他带她去参观博物馆，向她说明如何区分布什油画的真伪。他试图让她放弃乱弹舒伯特的作品；改弹莫扎特的作品。他给她看诗，可能是里尔克的诗，我记不清了；他后来做了一件起了作用的事:他写诗赞颂她并把诗寄给她。是啊，莱尼是个迷人的姑娘———如果你问我，今天她仍然是这样———连我也有点爱上她了:比方说，有时我们一起外出，我丈夫、我、海因里希、玛格蕾特和他们俩，要是你能看到她和那个艾哈德跳舞的样子，大家真希望能为这两个人准备好一张有天盖的大床，在床上使他们能春霄一度。他后来写诗给她，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她把这些诗拿给我看。我不得不说，诗写得相当大胆。他相当露骨地歌颂她的胸脯，称之为‘沉默的大白花’，说他要‘一片一片剥去花瓣’。他还写了一首确实不错的妒忌诗，也许甚至可以发表哩:‘我妒忌你喝的咖啡，妒忌你抹在面包上的黄油，妒忌你的牙刷和你睡觉的床。’我的意思是说，已相当清楚了这些事，好了，不过纸啊，纸啊”当问起是否莱尼和艾哈德可能背着她、海因里希和其他人发生了关系时，洛蒂出人意外地脸红起来(笔者承认，在进行常常很吃力的采访时，脸红的洛蒂使他心花怒放)，并说:“不，这我很清楚，因为在一年多以后她和那个阿洛伊斯普法伊弗私奔，接着又愚蠢地与他结婚，阿洛伊斯后来对弟弟海因里希夸口说———海因里希向我又傻乎乎地转述———他‘发现莱尼是个黄花闺女’。”洛蒂仍然脸红不止。问她这个阿洛伊斯普法伊弗是否可能向弟弟海因里希吹牛，就像显摆一件绝非他取得的战利品那样，洛蒂第一次变得不那么肯定，并说:“他爱吹牛，这倒是差不离———你倒启发了我。”她摇了摇头说，“不，我认为这绝不可能，他们俩尽管有的是机会———不，不。”她说着脸又红了，这使笔者感到惊异。“他死后莱尼的表现不像寡妇，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吧———她的表现，说得具体点，像个精神恋爱的寡妇。”笔者觉得话已说得够清楚了，她的坦率笔者很欣赏，不过仍然不完全相信，他尽管感到惋惜，这么晚才发现证人洛蒂霍伊泽(娘家姓伯恩特根)的作证能力。他感到惊讶的是，莱尼在她一生的这个时期变得爱说话，几乎可以说很健谈。对此，洛蒂霍伊泽———现在变得更加沉思、更加平静，不再那样滔滔不绝了，有时几乎是在冥思苦想地看着笔者———作出说明:“显而易见，她爱上了艾哈德，她充满期望地把他爱着，你可以想到其中的含义吧，有时我觉得她正想采取主动。嗯，一件事我想告诉你或透露给你，有一次，我看到了莱尼如何疏通堵塞的抽水马桶，这姑娘真叫我吃惊。那是一九四○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在玛格蕾特的家里玩，喝啊跳啊———我丈夫威廉也在场———突然发现马桶堵了，这事真教人恶心，实话对你说。有人把什么东西扔进里面———后来期变得爱说话，几乎可以说很健谈。对此，洛蒂霍伊泽———现在变得更加沉思、更加平静，不再那样滔滔不绝了，有时几乎是在冥思苦想地看着笔者———作出说明:“显而易见，她爱上了艾哈德，她充满期望地把他爱着，你可以想到其中的含义吧，有时我觉得她正想采取主动。嗯，一件事我想告诉你或透露给你，有一次，我看到了莱尼如何疏通堵塞的抽水马桶，这姑发现是一个相当大的烂苹果，堵住了排水管，于是男人们都来排除这个不尴不尬的故障:先是海因里希，他用一根通条捅了半天，毫无结果。接着是艾哈德，他采用的方法一点也不笨:从洗衣间拿来一根水管，一头塞进令人作呕的污水中，满不在乎，然后从另一头拼命往管子里吹气，用物理方法试图产生压力冲掉堵塞物———我的丈夫威廉当过管道安装工，后来又先后当过技术员和绘图员，他由于非常怕脏，由于我和玛格蕾特恶心得难受———你知道是谁解决的问题？是莱尼。干脆她用手去掏，用的是右手，我还清楚记得她那好看白净的手臂一直到肘部以上都沾满黄色污物，她掏出苹果向垃圾箱里丢———全部可怕的污水立即都流走了，莱尼去洗手了———当然洗得很仔细，而且洗了又洗，使劲用科隆香水搓手臂，还说了———我现在想起来了———一句话，使我目瞪口呆:‘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我现在认为，她是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我的意思是说，她会一把抓住这个艾哈德，他肯定不会反对。再者我还想起:我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玛格蕾特的丈夫。”洛蒂霍伊泽的说法由于同玛格蕾特不尽一致，所以还得再找后者核实一下:她是否在自己家里曾几次同洛蒂所说的那些人跳舞？是否有可能在所谓“弗伦斯堡事件”的那次经历之前很久，就已同海因里希发生过更亲密的关系了？玛格蕾特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变得温柔愉快，带着一点忧郁的神色说:“我可以明确否定后一个问题，这事我应当知道而且没有理由不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的丈夫介绍给了海因里希。施勒默很少在家，他究竟是个军火商还是个密探，我从来没有弄清楚，反正他有的是钱。他要求我的不过是要我接到他的电报后‘为他准备好’。他岁数比我大，当时三十五岁上下，人并不坏，穿着讲究等等，可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俩很投机。海因里希嘛，他是个情场老手，但不一定是奸夫———当时他还不是这种人。我一直是个淫妇，但他还不是———他由于遇见我丈夫之后就缩手缩脚，因此当时没有得手。不过另外那件事———这只能是洛蒂告诉您的，我见过他不止两次，也和他跳过舞，在我家里和其他人跳过舞———这确有其事，我们见面次数肯定不超过四次。”问到艾哈德和莱尼的情况时，玛格蕾特笑了笑说:“我根本不想刨根问底，当时也不想刨根问底。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些细节肯定与我无关。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我都不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接过吻，有没有至少亲亲热热地动手动脚，有没有上床睡过觉。我是说，就在我家里，或是在洛蒂家里，或是在格鲁伊滕家里———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真是珠联璧合，还有他写她并寄给她的那些诗，莱尼忍不住拿给别人看，在那几个月里，她第一次打破了沉默寡言的状况，之后又变得不爱开口了。第一个究竟是艾哈德还是那个愚蠢的阿洛伊斯，难道这就那么重要吗？那有什么区别？您还是算了吧。她爱他，脉脉含情，如火如荼，如果说到那时还没有成事的话，那么到下一次休假时就会成功，这我可以打保票。事情的结局您知道，在丹麦一个墓地的墙下，一命呜呼了。您去问问莱尼吧!”去问问莱尼吧!说起这事来容易。莱尼不让人提问，如果问她，她也拒不回答。老霍伊泽把艾哈德事件说成是“动人的、完完全全具有浪漫色彩的事件，结局虽然很悲惨。仅此而已”。拉黑尔已死，那个B.H.T.对艾哈德之事当然一无所知。由于莱尼经常去修道院，拉黑尔定然知道一些情况。普法伊弗一家是后来才闯入她的生活的，她肯定不会把自己认为“宝贵的”大事告诉他们。笔者叹息着向马尔娅范多尔恩去请教，原来“宝贵的”是指艾哈德事件。根据她对格鲁伊滕夫人的言论而对她产生的一些过于仓促的看法，笔者自己需要纠正。只要不涉及格鲁伊滕夫人及其丈夫，范多尔恩表明，提供完全精确乃至细致入微的情况，她是能的。在她的乡下退休处笔者找到了她。周围是一片紫菀、天竺葵和秋海棠。她一边给鸽子喂食，一边抚摸着她的狗———一条相当老的杂种长鬈毛狗———说:“嘿，莱尼一生中这件宝贵的事，您可别提，这就像一个童话故事，那两个人，简直像童话故事。他们显然已相爱，彼此非常知已，我曾有好几次看见他们坐在起居室里，就是莱尼现在租给葡萄牙人住的那间屋子，从橱柜里取出最好的瓷器和茶叶，喝茶———莱尼从来不爱喝茶，但和他在一起就喝。他没有具体抱怨当兵的事，厌倦和反感但显而易见流露出了，以致莱尼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安慰他，可以看出，单是这种接触就使他心绪不宁，或者也可以说使他心荡神移。机会他有的是，可以完完全全占有她，她已准备好，她站着———既然要我说，请原谅我说句粗话———在那里她已躺着等他，只是莱尼有点性急，是啊，是啊，性急———生理上也按捺不住。没有恼火，不，没有生他的气———他如果能有接连两三天呆在那里，那么，情况就会不同。我是个老姑娘，没有和男人在一起的直接体会，但我对男人的观察相当仔细。我来问您，一个男人回家休假，口袋里装着回程车票，心里老是惦记着列车时刻表，惦记着按时返回营房，或是惦念前线指挥部，那膊上安慰他，可以看出，单是这种会是什么样子呀!我这个老姑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少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目光敏锐的女人有所体会，我告诉你吧:对丈夫和妻子来说休假都是活受罪。人人都知道，男人回来休假，什么是夫妻俩要干的———每次都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度过新婚之夜———而人们是不大懂得体谅别人的，旁敲侧击，飞短流长，我们村子反正是这样，城里也一样，比如洛蒂的丈夫威廉总是被弄得满脸通红，他可是个懂得体谅别人的人。也许您以为我不知道，我父亲在战时休假回家要干什么吗？———至于艾哈德嘛，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征服莱尼———他该怎么办？匆匆忙忙、冒冒失失地行事，他可不会干，他写的诗已经够明白了，几乎太露骨了。‘你是大地，我未来的归宿’———还有比这更清楚的？不，他就是没有时间，他没有时间。想想看，他和莱尼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也许只有二十小时———而且他又不是冒失鬼。莱尼并不怪他，只是感到伤心，可是她已经作好准备啦。甚至她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我告诉您吧，这是她所希望的。我曾看见她怎样关心莱尼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那件桔黄色大开领连衣裙，将合适的首饰配上:她给她戴上一对珊瑚耳环，看上去就像刚摘下来的樱桃，她还给了她时髦的轻便皮鞋和香水，把她打扮得像个新娘子，连她也知道并且希望他们俩能成———但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时间———只要再有一天，莱尼就会成为他的妻子，而不是———咳!莱尼真倒霉。”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去拜访施威格特太太。门房打电话去问，说“她有请”，不是很不乐意，显然不太耐烦，喝着茶，却不向客人敬一杯，同意“再回答几个问题”；是的，她儿子曾引着这个“嗯啊”姑娘来见她，她强调介绍和引见这两个词的不同:也没有必要进行介绍，她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对她所受过的教育情况和经历也有所了解。他们当然，是“在谈情说爱”，但要说曾打算永结同心即所谓结婚，她再次认为决无可能，不会像她妹妹和这个姑娘的父亲那样永久结合。她主动提到，这个姑娘有一次也单独来看过她，并且———说句公道话———在喝茶时落落大方，唯一的话题是———不错，听起来奇怪，但确实如此———石楠。姑娘问她何时何地石楠开花———现在是不是开花？“那是三月末，您要知道，我觉得好像是在和一个低能儿谈话”。居然会问三月底———那是在一九四○年的战争时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石楠是否开花。对大西洋石楠和岩石楠的区别这姑娘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们不同的土壤要求，最后，施威格特老太太说，万事大吉———她显然认为，儿子死于德国国防军行刑队之手要比他有可能与莱尼结婚好一点。必须承认，施威格特老太太以极其简要的方式揭示了某些内幕，那个暧昧费解的“芬兰人”之谜她澄清了，或者至少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考虑到莱尼在一九四○年三月底竟登门拜访艾哈德的母亲，和她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石楠。再者，据范多尔恩说她已作好了准备，洛蒂霍伊泽认为她甚至打算采取主动，她再一次回忆于仲夏夜躺在石楠丛中仰望星空的那段经历，那么，甚至可以客观地得出结论:她是打算去北方找艾哈德，与他在石楠丛中成就好事。我们根据植物生长和气象条件客观地断定，这种打算注定要受挫于潮湿和寒冷，但也无可否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某些石楠丛生的荒野，至少就笔者所知，有时三月间确实是温暖干燥的，即使时间很短。玛格蕾特经过反复追问，终于透露，莱尼曾请教过她，如果想和一个男人相会，该怎么办才好。玛格蕾特提到她父母宽敞的、有时十分安静的七居室住时，说这话时脸红的倒不是莱尼，而是玛格蕾特，莱尼听了把头摇摇，后来又提到在这套住宅里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可以锁上门不让人进来，莱尼听了又摇摇头。玛格蕾特最后，变得不耐烦了，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她讲明，毕竟还有旅馆可租。莱尼提到了，她同年轻建筑师的那次失败的冒险(刚过去不久)，说出了一种想法。玛格蕾特认为这是“莱尼迄今最秘密的心里话”，勉勉强强才告诉笔者。她的想法是“那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而是在室外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这一套我才不希罕呢。”莱尼承认，对于夫妻生活来说，有时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和艾哈德，她可不愿头一回就上床。她本想到弗伦斯堡去，后来又决定推迟到五月才去———因此，由于战争风云她与艾哈德的幽会才成了画饼。是否如此？无人确切知晓。据所有亲属和非亲属证人反映，一九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这一年多，可以一言以蔽之:阴郁。不但莱尼的好心情已消失，而且又变得不爱讲话，食欲甚至也减退了。开汽车的兴致暂时消失了，乘飞机的乐趣———她曾同父亲和洛蒂霍伊泽三次飞往柏林———也消失了。只是每周驾驶汽车一次，开上几公里去将拉黑尔修女找到。有时一坐就是半天，她和拉黑尔谈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B.H.T.也不知道。拉黑尔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再也不曾进过他的旧书店，而他———显然由于懒惰或不动脑筋———也没有想到去看她。一位年轻姑娘，十八岁半，只穿黑色衣服，她那外分泌的唯一产品是一样复杂的东西:眼泪。她一九四○年的夏、秋、冬三季，出入修道院的大果园。数周后，洛蒂的丈夫威廉霍伊泽的噩耗又传来了，因此，哀悼者中间又增加了老霍伊泽、他的妻子(当时还健在)、洛蒂及其五岁幼子维尔纳，当时还在娘肚子里的小儿子库特是否也哭过，那就不得而知了。对眼泪时一坐就是半天，她和拉黑尔谈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B.H.T.也不知道。拉黑尔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再也不曾进过他的旧书店，而他———显然由于懒惰或不动脑筋———也没有想到去看她。一位年轻姑娘，十八岁半，只穿黑色衣服，她那外分泌的唯一产品是一笔者无能为力而且也认为自己不适宜进行探索，因此手头现有的参考书，最好翻一翻，查阅眼泪产生的原因及其化学和物理成分。一家有争议的出版公司出的一九六六年版七卷本百科词典对眼泪作了如下的解释:眼泪，拉丁语为Iacrimae，泪腺分泌的液体，能润泽眼结膜囊，防止眼球干燥，不断将眼球表面的微量异物清洗。它(大根指液体———笔者注)经眼眶内下角的泪道流入鼻腔。受刺激(发炎、异物)或情绪激动时，泪液的分泌量增多(哭)。“哭”的释义在同一本参考书中可以看到:哭，与笑均为危象即悲伤、感动、愤怒或快乐的表现形式，心理学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讲是一种精神解放企图。有眼泪分泌、啜泣或剧烈震动相伴，与植物性神经系统和脑干有关。分强制性哭和不能控制的啼泣痉挛两种，后者在心情抑郁、躁狂抑郁症、多发性硬化症时发生。这一小段简明资料也许会使可能感兴趣的人哑然失笑，这种反射(“笑”)的解释他们或许也想看到，因此，这里也将有关条目抄录于后，以免除购买百科词典之烦，必要时也免除了查阅之劳。笑，人类学上(所有着重点均非笔者所加，下同)指危机情况下精神状况的身体反应的表达方式(`哭)。哲学上分智者的笑、如来佛的微笑、蒙娜丽莎充满对存在的自信的微笑。在心理学上表示了，愉快、欢乐、喜悦的面部表情，分为天真的笑、冷笑、自命不凡的笑、感情冲动的笑、开怀大笑、苦笑、狞笑、媚笑等，反映不同的心境和性格。在病理学上有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引起的不由自主的笑，即阵笑、冷笑(伴有脸部变形)和歇斯底里的笑(作为痉挛性狂笑)。笑，社会上，有传染性(通过想象产生的观念运动)。由于我们这里不得不进入或多或少是感情冲动的、不可避免是悲剧性的阶段，因此，最好是把概念条目安排得更完整并指出:“幸福”这一词条这本词典没有收，在“幸臣”和“幸田露伴”之间只有“幸福升起”这个矿工用语，词典中倒有“至福”，其释义为:完美持久的个人完成的典范，人人都出于本性追求实现这种境界。到何处去寻求这种最终完成，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将由这决定，他的整个生活内容。按照基督教教义，真正的至福唯有在永恒的真福中才能实现。真福，毫无烦恼和永恒的、罪过的、完美的幸福完成状态，一切宗教均以真福为世界历史的理想目标。天主教教义指的首先是上帝永恒自我存在的真福，世人(和天使)被恩准与上帝共享其赐福于人的生活是其次，这种真福始于世俗生活中与基督亲近(虔诚)，终于永恒的真福(包括复活和末世论对整个现实的改造)。在于与上帝的意旨新教认为完全一致、人类的真正命运、人类的拯救和超度。详尽的解释由于对T、W、L和G已作了，这些解释作为资料随时可供查阅，因此本文无需再描写种种心境，只是偶尔指出词典中这方面的定义，并且就可以采用相应的缩写了。T、L和W仅仅在危机情况下出现，因此这里也许应当向所有在一生中没有遇到过危机、不受危机影响或者能抵抗危机的人，向从来不曾流过一滴T，与W无缘，从来没有为什么人哭过以及按照规定忍住任何L的人表示祝贺。结膜囊从未发挥过作用，历尽艰险从不掉泪，从来不曾动用过泪管的人是有福的。自己的能牢牢控制脑干，对存在始终充满自信，除发出智慧之笑外从不忍俊不禁的人也是有福的!对自己的存在充满自信的如来佛和蒙娜丽莎万岁!由于必然会发生痛苦，这里也得提到，不过无需摘引词典的整个词条就可以了，只引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感受S的程度因人而异，尤其是因为继肉体的S之后还会出现精神上的S，二者一起产生主观的S。莱尼和所有当事人由于不仅有S，还有烦恼，这里因此再迅速摘引词典中有关烦恼的主要释义，以充实我们的资料:人们的烦恼程度是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受到的触动的程度和天生的敏感程度成正比的。第一字母，笑和烦恼的相同，今后就以缩略语L1(笑)和L2(烦恼)来说明人们的心境。确凿无疑的有一点:格鲁伊腾和霍伊泽两家的所有有关人员，包括与两家关系同样密切的马尔娅范多尔恩在内，他们一定是受到了生活中一些十分美好的事物触动。莱尼的情况令人担忧:她日见消瘦，不了解内情的人称她为爱哭的姑娘。她那一头美丽的头发虽未脱落，却逐渐失去了光泽，连马尔娅的高超的烹汤手艺———这种手艺尽管她总是含着T施展，天天给莱尼变换花样，烹煮名目繁多的汤菜，并买来刚出炉的新鲜小面包———莱尼的食欲不振也未能消除。从莱尼父亲手下的一名职员当年偷拍的、后来由马尔娅收藏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莱尼显得憔悴，由于S和L2而脸色苍白，是W和T使她变得虚弱不堪，毫无L1的意思。莱尼是个寡妇，洛蒂霍伊泽否认了，难道这话不完全属实？莫非莱尼在向洛蒂隐瞒的更深一层上确实是寡妇，而不仅仅是精神恋爱？不管怎样，莱尼主观上的S一定很厉害。其他人也不稍好一些。这时她父亲不再只是冥思苦索，他变得忧郁起来(据所有接近他的人介绍)，他“变得精神恍惚”。老霍伊泽由于同样意志的消沉，洛蒂(据她自己介绍)也“早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格鲁伊滕太太反正整天在卧室里呆着，“有时喝几口汤，吃半片烤面包”(马范多尔思语)，昏昏沉沉地等待死神光临。而这个时期公司的业务不仅继续欣欣向荣，而且还在扩展，老霍伊泽的说法因此是比较可信的:“公司根底很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雇用的审计师、设计师和建筑师都忠心耿耿，业务因此得以照常开展，至少在胡贝特完全不工作(我也一样)的那一年是如此。不过，主要是有公司的元老们充当顶梁柱———此时他们已有好几百人，公司由他们掌管!”如果偏要由洛蒂霍伊泽来为老格鲁伊滕一生中没有澄清的一段时间将材料提供，那就未免太尴尬了。因此只好割爱，放弃她那出色的不加渲染的简练的陈述。她用个比较时髦的字眼说，在随后这一年的时间里(得从一九四○年四月算起，大概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止)成了他的“长期伴侣”。他可能也是她的长期伴侣，因为他们两人都需要寻找安慰，不过到头来显然都没有找到安慰。他们周游各地:一个是怀孕的寡妇，一个是郁郁寡欢的男人。有关儿子和外甥的不幸事件的档案材料他不看，只是叫洛蒂和霍夫高向他作简要介绍，有时他自言自语咕哝几声“去她妈的德国”，名义上是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从一家旅馆跑到另一家旅馆，在任何地方实际上都没有看过一眼图纸、帐册、档案或工地。他坐火车或汽车，有时也乘飞机，对五岁的维尔纳霍伊泽宠得要命。维尔纳今天，已经三十五岁了，住一套漂亮的私有房，陈设入时，崇拜沃霍尔，对自己没有及时购买他的画“后悔得要死”。他是个流行艺术迷和色情迷，又是一家赛马赌券经营所的老板。他们当年在斯赫费宁根、梅尔莱班、布洛涅海滩上长时间散步的情景，他至今还记忆犹新，还记得“格鲁伊滕爷爷”同别人握手，记得洛蒂哭泣的情景，记得建筑工地、T形钢梁、穿着“奇装异服”的工人(很可能是因犯———笔者)。不再让洛蒂离开自己身边的格鲁伊滕，在自己家里有时待上几个星期，坐在妻子的床边，换下莱尼，拚命想做莱尼也想做的事情:妻子读一些爱尔兰作品，童话、传说、诗歌———但也像莱尼一样枉费心机。格鲁伊滕太太厌烦地摇摇头，莞尔而笑。老霍伊泽看来已很快地把自己的S克服了，到九月已不再流T，又“上班”了。时不时听到这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公司还没有倒闭么？”没有，甚至还在继续发展:元老们在顶着，他们抱成一团。这个格鲁伊滕年方四十一岁就已未老先衰了吗？周围其他的人并未因为自己的子弟大量死亡而意志消沉，对自己儿子的死难道他就耿耿于怀，想不开吗？他是否开始读书了？是的。读一本书。他翻出了一本一九一三年出版的祈祷书———这是他初领圣体时得到的礼物———并且“从宗教中寻求安慰”(“他从来就不信教”———老霍伊泽语)。阅读此书的唯一结果是，他把钱送给别人，据霍伊泽及其儿媳洛蒂一致证实，是“大把大把地”送，这一点范多尔恩也证实了，不过她没有说“大把大把地”，而是说“成包地”送(“他也成包地送给我，我当时赎回了我父母的小田庄和一些地。”)———他上教堂，但最多“在里面待一两分种”(洛蒂语)。他“看上去像七十岁了，而他的妻子刚刚三十九岁，看上去像有六十岁”(范多尔恩语)。他吻妻子，有时吻莱尼，洛蒂从不吻。是否未老先衰呢？八十高龄的温德伦大夫———他当年的家庭医生———在自己还保留着从前诊所的一些白橱白椅的老式住宅里，正热中于将眼下时兴的药物迷信揭露，早已不再相信医生保密的神话。他说，格鲁伊滕“当时很健康，肝、心、肾、血、尿全都正常———而且，这家伙不怎么抽烟，每天也许抽一支雪茄，也许一星期才喝一瓶葡萄酒。他有病吗？不，绝不可能———听我说，怎么一回事，他是知道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说他有时看上去像七十岁，那也不说明什么问题———当然罗，他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但器官未受影响。他记得的《圣经》中的唯一一句话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使情绪很受到影响”。是否莱尼仍然在钻研自己的消化器官排泄物？大概不钻研了。她更加频繁地去找拉黑尔，甚至谈论这些事。“真奇怪，”玛格蕾特证实说。“我也不信什么，有一天就同她一起去看看是否属实。肠卜僧已不担任了任何职务，连‘厕所管理员’也不当了，并且只有不举行正式合唱和礼拜仪式时才能进教堂。原来她住的那个小房间也不给她用了，搬到过去堆放扫帚、地板刷、清洁剂和抹布的一个小阁楼里去住。她向我们两人要什么您知道吗？香烟!那时我不抽烟，可莱尼给了她几支。她马上就点了一支烟大口地抽起来，然后掐掉烟头———不少人掐烟头我见过，可她简直绝了!分毫不差，熟练准确，就像坐牢的犯人或住院的病人躲在厕所里一样，用剪刀小心拉黑尔，甚至谈论这些事。“真奇怪，”玛格蕾特证实说。“我也不信什么，有一天就同她一起去看看是否属实。肠卜僧已不担任了任何职务，连‘厕所管理员’也不当了，并且只有不举行正式合唱翼翼地将点燃的烟头剪下，在掉下的烟头中拨来拨去，看看还有没有一根烟丝———然后统统装进一只空火柴盒里。同时她嘴里一直喃喃有词:‘主降临了，主降临了，他来了。’不是精神错乱，也不是讽刺，而是一本正经说的———发疯她并没有，只是有点邋遢，好像舍不得用肥皂似的。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过，实话实说，我怕———本来我的神经已经快垮了，因为小伙子死了，他表兄也死了。每当不在时施勒默，我就到军人酒吧去鬼混，随便找一个伴:我完了，十九岁那时才———我简直看不下去那个修女的事，就像一只被判处死刑的老鼠一样关在笼子里，真是这样；她变得更干瘪松弛，大口咬着莱尼带给她的面包，一再对我说:‘玛格蕾特，别这样，别这样。’我问道:‘你说什么呀？’‘你干的那些事情。’我已鼓不起勇气了，我受不了，神经快垮了———莱尼仍一直去看她，有数年之久。她说的话很可笑，比如:‘他们干吗不干脆弄死我，倒看我藏起来？’她对莱尼总是说:‘天哪，你应当活，你应当活，听见了吗？’———莱尼哭了。她是莱尼很喜欢的。喔，后来才知道(‘知道什么？’)，她是犹太人，修道会根本就没有把她申报，干脆装作她在调动中失踪了，把她藏起来，却又不让她吃饱。他们说，因为她没有食品配给证，他们其实有果园，还养肥猪。不，我真受不了。她像一只瘦小干瘪的老鼠蹲在那里———而莱尼之所以被放进去看她，只是因为她态度十分强硬，而且因为他们知道她非常幼稚。她以为那个修女只是在受处分。直到最后，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莱尼也没有明白。即使她明白并且知道有多么危险，她也会说:‘是啊，那又怎么样？’并且会继续去，这我可以肯定。莱尼有胆量———今天仍然如此。真可怕，那修女说:‘主降临了，主降临了’，用眼睛看着门口，好像主正在进门，这可把我吓坏了。但莱尼没有，她马上朝门口看去，充满期望，好像主如果进来，她也不会感到奇怪似的。不过这已是一九四一年初的事了，我那时已经在野战医院工作，后来她注视着我说:‘不仅仅你干的事情不好———你服用的东西更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服用的？’我说:‘两周前。’她说:‘那还来得及。’我说:‘不，再也戒不掉了我。’当然，是吗啡———您知不知道？至少已猜到了吧？”施威格特太太是唯一看来不需要慰藉的人。这段时间，她经常出入格鲁伊滕的家，看望卧床不起的妹妹，试图使她明白:“使人消沉，命运不会的，只会使人坚强起来”。她的丈夫格鲁伊滕“如此萎靡不振”，说明他是孬种。她竟然教训起久病不起的妹妹:“想想自豪的芬尼亚勇士吧。”她谈到朗热马尔克，问莱尼为何显得闷闷不乐，听到范多尔恩说———她是所有这些言论的提供者———恐怕莱尼是在哀悼她的儿子艾哈德，她感到不快，十分不快。这个“石楠姑娘”(至少是“嗯啊姑娘”的另一种说法———笔者)“居然”胆敢哀悼她的儿子，而她自己却不为儿子伤心，这事真叫她生气。将这个“令人生气的消息听了”，她停止探视，离开屋子，临走时说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石楠!”不用说，这一年也放映电影，莱尼有时去电影院。她看了《海上战友》、《通宵舞会》，又看了一遍《俾斯麦》。笔者怀疑，这些影片中是否会有一部给了她什么安慰，哪怕只是使她分心也好。当年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勇敢娇小的军人之妻》、《我们向英国进军》，曾经是否使她感到安慰？这始终搞不清楚。我是猫格鲁伊滕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女儿———有时躺在窗户被遮蔽的房间里，有空袭警报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整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只是盯着天花板出神”(范多尔恩语)。霍伊泽全家老小———奥托、他的妻子、洛蒂、洛蒂之子维尔纳———在这期间都搬到格鲁伊滕家去住。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可以料到，甚至可以准确地预计，却仍被视为奇迹，甚至有助于治好病人:在一次空袭中，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里，洛蒂的孩子呱呱坠地了，是个男孩，重六磅半，由于他出世略早于预产期，产婆没有做准备，正在“别处忙活”(后来知道，在接生一个女孩)，而出人意外地精明强干的洛蒂又显得软弱无能，就像范多尔恩那样。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格鲁伊滕太太下床来，以精确、果断而又亲切的语气向莱尼布置工作。在洛蒂临产时把热水烧好，将剪刀消毒，预先加热把尿布和被子，磨好咖啡，准备好法国白兰地。那是一个冰冷漆黑的夜晚，是一年中最黑的一夜，瘦弱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范多尔恩语)的格鲁伊滕太太大显身手，她穿着那件天蓝色浴衣，反复检查放在五斗柜上的必要器械，用科隆香水轻擦洛蒂前额，把她的双手按住，毫不为难地掰开她的两腿，扶着她采取所要求的半蹲姿势，毫不畏惧地接生婴儿，用醋水擦洗产妇，剪断脐带，让孩子“暖暖和和”地躺到莱尼铺上褥子的洗衣筐里。她一点也没有因为炸弹在不远处落下而受影响；一个名叫霍斯特的民间防空员再三要求熄灯，叫大家进地下室，被她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这件事的目击者(洛蒂、马尔娅范多尔恩、老霍伊泽)不约而同地说，她当时的神气“真像个宪兵”哩。她很可惜没有成为医生。不管怎么说，她“清洗了产妇的下身”(老霍伊泽引用格鲁伊滕太太的话)，检查了胞衣排出，同莱尼和洛蒂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精力旺盛的范多尔恩出人意料的，却是个“银样枪头”(洛蒂语)，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老是呆在厨房里，用咖啡把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位男士款待，嘴上老是说“我们”(“我们会干的，我们会干好的，我们不会气馁的，嗯，我们怎么怎么样”———对格鲁伊滕太太带着一点批评:“但愿她能顶住，天啊，就怕她受不了哩。”)，但却远离现场———洛蒂的卧室，等到最紧急的时刻过去之后才露面。当格鲁伊滕太太东张西望，似乎不相信自己能干时这种事，她领着小维尔纳走进卧室，小声对他说:“我们来看看小弟弟好吗？”好像有人不相信似的，对老霍伊泽老格鲁伊滕说:“我早就知道并且早就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几天后，当洛蒂硬要格鲁伊滕太太做孩子的教母，却又不肯让孩子(她想给他取名库特:“这是威廉的意思，男孩子叫这个名字，女孩就叫海伦妮。”)受洗时，气氛有些紧张。她对教会出言不逊，“特别是对那些人”(此话始终未能完全搞清楚，十有八九指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她并不熟悉其他教会———笔者)。格鲁伊滕太太对此并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非常悲伤”，同意当孩子的教母，并且十分重视将一份正经八百的、看得见的、经久耐用的见面礼送了。她把父母死后她继承的位于市郊的一块空地赠给孩子，一切照章办理，办好公证手续，而且老格鲁伊滕还许愿说:“在那儿，我给他盖一幢房子。”他肯定会做到的，可是后来却未能如愿。看来忧愁悲伤的阶段已经过去，消极冷淡、忧郁悲伤的老格鲁伊滕迄今已变得活跃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清晨，他的办公楼中了两枚炸弹。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得意洋洋，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老霍伊泽语)。由于投下的不是燃烧弹，爆炸时未引起火灾，未能实现，“把烂摊子烧个精光”的希望。经过一周清理———这一工作，莱尼不太带劲地参加了———发现档案材料几乎完好无损，又过了四星期，办公楼就完全修复了。格鲁伊滕再也没有进过办公楼。出乎周围所有人的意料，他一反常态，“变得爱交际了———即使他年轻时也从来不曾这样过”(洛蒂霍伊泽语)。洛蒂霍伊泽还说:“他变得十分和蔼，真叫人想不到。每天他都一定要大家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到他家去喝咖啡，莱尼一定在场，全都参加，我婆婆、孩子们。五点以后，他和我公公单独留下来，让他汇报‘铺子’的详细情况，帐面情况、来往帐目、计划、建筑工地———他要求做资金平衡表，并找律师以及官方法律专家长谈，打听如何将只是以他一个人名义经营的营业所改成一家公司。将一份‘元老名单’提出了。他够机灵的，明白自己四十二岁———并且身体还非常健康———仍有服兵役的义务，想给自己弄一个经理级顾问职位。根据他的客户———都是达官贵人，也有几位将军在其中，看来全都为他着想———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头衔改为‘规划处长’。我成了人事处长，我公公成了财务处长。莱尼刚满了十八岁半，他没法让她当处长，她不愿意。他面面具到，唯独把一件事忘了:在经济上为莱尼提供保障。后来出了事情以后，我们当然全都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不过这就苦了他的妻子和莱尼。嗯，他很和蔼———还有一件事更出人意外:他谈起了自己的儿子。将近有一年之久，他不曾提到自己的儿子，也不让别人提，现在他提起儿子来了，他并不傻，没有讲什么命中注定之类的废话，而是说，海因里希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去死，好事，他认为是的。当时我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事过一年多以后再谈丹麦那桩公案我已难以启齿，觉得有点傻———或者说，如果这两个人不是为此而死，我会觉得他们傻的。今天我认为，就是‘为此而死’也谈不上什么好不好、妙不妙或傻不傻，我实在感到难以启齿，再多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后来，格鲁伊滕终于完成了营业所的‘改组’，六月举行了开业十二周年庆祝会，他打算在会上宣布这一切。那天是十五日，正好在两次空袭之间———好像他已料到似的。什么我们都没有料到。一无所知。”莱尼又开始练习弹钢琴了，专心致志，“突然脸上表情变得十分固执”(老霍伊泽语)。而上文已提到过的那位席尔滕施泰因站在窗前沉思时，(均系本人语)“并非是完全不感兴趣，但多少感到乏味地”听莱尼弹奏，“突然侧耳细听起来。之后，在六月的一个黄昏所听过的最惊人的演奏我听到了。突然，琴声王争王争，凛若冰霜，过去我闻所未闻。请允许我这个不讲情面地狠狠批评过不少人的老头子说句可能会使您感到意外的话:我听到的舒伯特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好像是第一次听，弹琴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说不上———不仅会弹，而且心领神会———这一点非专业人员能做到，真是难能可贵。那不是人在弹钢琴，那———那是音乐本身在显示其魅力，我总是不由自主站在窗前等待，经常在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不久以后，我就应征入伍了。离家多年———回来时房子已被人占用，那是一九五二年———是啊，我离家十一载，被俘———在俄国人那里，我胡乱弹奏，水平远远不如从前———不错还过得去———舞曲、流行歌曲———下里巴人。一个‘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莉莉玛莲》每天大约弹奏六次，您想这是什么滋味？———回国四年以后，想必是一九五六年吧，我终于又得到了我的故居———我就是喜欢院子里的这些树木和高高的天花板———我过了十五年又听到和听出了什么———a小调奏鸣曲中板和G大调奏鸣曲小快板，那么严谨，那么清脆，那么深沉，我还从未听到过，我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的时候也没有听到过。世界水平，那可真是的。”

第四章 
现在紧接着发生的事，可以加上这样的标题:莱尼干蠢事，莱尼行为不检———或是究竟莱尼出了什么事？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举行的公司庆祝会，格鲁伊滕也邀请了“所有正在国内休假的职工”参加。谁也没有料到，“再说从请贴上也看不出来”(老霍伊译语)，“谁也没想到，从前的职工也有可能认为自己被邀请了。而且从前的职工这个说法用在此人身上也有点夸张:他一九三六年在我们这里见习了六个星期，不，不愿意当学徒，觉得这种称呼太‘低级’，要求马上就当‘见习生’，可又不肯学习，只想教我们怎样造房子———把他我们撵走了，他不久就参军去了。这个小伙子人倒不坏，就是喜欢胡思乱想，不像艾哈德那样善于动脑筋———想入非非，妄自尊大，完全不合我们的胃口。他提出不用水泥，‘重新发现’石头的‘威力’———好吧，道理也许这有些，但我们根本用不上他，尤其是因为他既不愿而且也不会拿石块。活见鬼，在建筑业我干了将近六十年，我当时干了快四十年，对‘石头的威力’略知一二。我见过几百个泥瓦工和泥瓦工学徒怎样同石头打交道———一个真正的泥瓦工怎样摆弄石头您应该看看!好了———可那个家伙既不会摆弄石头，对石头又没有什么感情———他是个空谈家。恶意，他倒没有，不———只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甚至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这次庆祝会还有一个意外的不幸:莱尼死也不肯参加。对跳舞她已不感兴趣。她“这时是个非常端庄娴静的少女，同母亲相处得很融洽，跟她学法语，还学点英语，对钢琴入了迷”(范多尔恩语)。此外她对“在当地工作的公司职工了如指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重新引起她的舞兴”(洛蒂霍伊泽语)。莱尼后来只是由于父母的请求，为尽义务而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这里不得不略谈几句对那位被霍伊泽说得一无是处的阿洛伊斯普法伊弗及其家族和背景，他尽管只扮演一个配角。阿洛伊斯的父亲威廉普法伊弗是老格鲁伊滕的“同学和战友”，他们是同村人，在格鲁伊滕婚前一直保持着不密切的关系，后来由于威廉普法伊弗开始让格鲁伊滕“讨厌得再也无法忍受”(霍伊泽语)，这种关系就终止了。他们两人曾一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战役(已查明为利斯河战役)，从前线回来后，二十岁的普法伊弗当时“干脆开始”(霍伊泽语，下同)“拐着右腿走路，似乎成了个瘸子。好吧，有人想骗取一笔补助金了，那我并不反对，可这个人也太过分了，老说他的‘要害’被一块‘大头针头大的榴弹碎片’击中了。这家伙真的有毅力，有三年之久他一拐一拐地找大夫，跑救济处，最后终于拿到了补助金，还被送进师范学院学习。好了，好了。谁也不想冤枉一个人，说不定他那时———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确实是个瘸子，不过从来也没有人找到过那块弹片———这不一定在于弹片，弹片的存在，也不去否定好了———他领到了补助金，当上了教师，等等。可是有一点很奇怪:普法伊弗瘸着腿一出现，胡贝特就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事情越来越严重，有时他甚至谈到要截肢，后来他的腿确实变僵硬了———可是，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看见或证实过这块‘大头针头大的弹片’，即使是最精密的X光荧屏也没有照出，从来没有。由于从未有人见过它，于是有一天胡贝特对普法伊弗说:‘那块弹片既然至今无人见过，你怎么会知道它有大头针头那么大呢？’我不能不说，这个论点真叫人大吃一惊———普法伊弗从此以后，就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但他后来形成了一种大头针头世界观，故乡吕塞米希小学的孩子们三番五次听到关于这块弹片和‘利斯河’的故事。这样过了十年、二十年，很中肯的话，胡贝特又说了———我们经常听到村里人谈起他，我们是同村人，村里有许多亲戚———胡贝特说:‘他腿上即使真有一块弹片，那也是我所知道的最虚假的腿———现在他拐着这条腿跑来跑去，却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战役，当时我也在场———我们是第三或第四梯队，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当然罗，流弹之类是有的，不过———是啊，我们知道战争是毫无道理的，可是也不像他所形容的那样严重，一共我们才打了一天半仗———靠这个总不能吃一辈子吧。’好啦(霍伊泽叹了一口气)，威廉的儿子阿洛伊斯当时在舞会上出现了”。为了将一些有关阿洛伊斯的具体材料收集，笔者不得不到吕塞米希村去走访几个人。访问了两位年纪与阿洛伊斯差不多的客栈老板和他们的妻子，他们都还记得。走访教士住宅一无所获:只是查阅教区记事录后神父才知道，普法伊弗家“自一七五六年起住在吕塞米希”，不过最后威廉普法伊弗———虽然一直拖到一九四○年———还是迁走了。“他那令人难堪的政治活动，还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对他已经受不了啦”(吕塞米希客栈老板齐默曼语，此人五十四岁，为人诚实可信)，因而普法伊弗家的踪迹在该村已消失殆尽。仅有的几位证人范多尔恩、霍伊泽全家、莱尼(玛格蕾特对普法伊弗家一无所知)，可惜全都怀有某种成见，在事实上各怀偏见的两派毫无矛盾，只是对事实的解释大相径庭。所有反阿洛伊斯派的证人都说，阿洛伊斯———在这一点上他的经历与莱尼相似———十四岁时不得不放弃上高中的念头，普法伊弗家声称他是“某种阴谋诡计的受害者”。毫无争议的是，他是一个“美男子”，尽管人们在提到这一特征时使用种种嘲讽的口吻。他的照片，莱尼没有在墙上挂，普法伊弗家大约有十张；必须指出，美男子的称号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对阿洛伊斯来说倒是名副其实的。他有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和一头几乎是乌黑的深色头发。根据最庸俗的种族理论，人们对阿洛伊斯的乌黑头发大发议论。他的父母、所有的祖先(下述材料全系阿洛伊斯的父母提供)，就人们所知道或流传下来的头发颜色而言，都是金发。普法伊弗和托尔策姆(普法伊弗太太的娘家)两家由于所有有案可查的祖先都出生在吕塞米希-韦尔彭-托尔策姆这块三角地带(这一地区方圆二十七公里)，因此用不着长途跋涉。阿洛伊斯两个夭折的姐妹贝塔和克特———像他还活着的弟弟海因里希一样———头发若不是金黄色，也都是淡黄色。关于普法伊弗一家人黑发金发的种种异想天开的议论。一定是当时人们早餐桌上的头号话题的。人们甚至愿意采取怀疑祖宗的讨厌办法来弄清阿洛伊斯的头发:在上述三角地带(由于这个地方不大，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将教区记事录和户籍簿翻遍了(户籍簿存放在韦尔彭县城)，想要从母系祖先中找出有可能———通过乱搞男女关系———带来黑发的人。在谈到自己家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毫无讽刺意味地说:“记得一九三六年有人终于在托尔策姆教区记事录上查到了一名妇女，我哥哥那奇怪的黑头发有可能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她叫玛丽亚，有名无姓，不过据记载，她的父母是‘流浪者’。”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同妻子黑蒂(娘家姓伊尔姆斯)在教会修建的职工新村一幢独门独院的楼房里住。他有两个儿子威廉和卡尔，即将购买一辆小型汽车。他有已截肢一条小腿，态度并非不亲切，只是有点烦躁，据他说是因为存在“购物的烦恼”。在这个三角地带，今天黑发绝非凤毛麟角，据笔者亲眼目睹，在能够目测到的情况下，大体上是黑发占了优势。但该地区流传着一种所谓“有名的普法伊弗美发”的家族神话，合族具引以为荣，凡是有“普法伊弗美发”的女人，都被认为有福、标致，无论怎么说都是美丽的。按照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介绍，在托尔策姆-韦尔彭-吕塞米希三角地带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同格鲁伊滕家及其祖先的横向联系(不是同巴尔克尔家，他们在几代人之前已迁居城市)，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普法伊弗美发，莱尼通过某种横向联系获得并非没有可能。现在平心而论:阿洛伊斯的头发客观上———从理发师的观点来看可以说———非常漂亮:浓密、乌黑、自然鬈曲。他的鬈发又引起了种种猜测，因为普法伊弗家的头发———像莱尼那样!———是光滑平整的，等等，等等。可以认为已客观地证实，从出世的第一天起这个阿洛伊斯就受到过多的关照。普家迅速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于是他就被视为“我们的吉普赛人”，不过只是到一九三三年为止，他从那以后就被视为“标准的西部种”。笔者认为，阿洛伊斯绝非凯尔特人这一点很重要，这种错误的解释，是人们容易作出的，因为凯尔特人常有浅色眼睛和深色头发。阿洛伊斯完全缺乏———将会在下面看到———凯尔特人的敏感性和想象力。如果想在种族上给他分类，他只算得上是一个不标准的日耳曼人。还在他能比较清楚地咬字吐音之前，他就被到处抱给别人看，被举得高高的，有好几个月，有好几年也许被夸为“可爱”，人们为他想出异想天开的前途，尤其是在艺术方面他被寄予厚望: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写作只是后来才被列入家庭的设想范围———笔者)。不论他干什么，都要夸大几分他的功劳。由于他当然也是一个“可爱的祭坛侍者”(他的名字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属于哪个教派)，他的伯母婶娘、表姐妹因此等都把他看成是“画家修道士”，也许甚至是“会画画的修道院院长”。有据可查(证人是吕塞米希客店老板科默尔的现年六十二岁的妻子和她的婆婆、现年八十一岁的科默尔老奶奶，全村都称赞后者的记忆力好。在吕塞米希阿洛伊斯充当祭坛侍者期间，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那几年，上教堂的人数不断增加。“您信吗？在平日和星期日我们有时也去吉利克(所谓吉利克究竟是什么宗教活动，至今仍未弄清———笔者)，能见到这个可爱的孩子，真是太美啦”(科默尔老奶奶语)。对普法伊弗先生和他妻子玛丽安妮(娘家姓托尔策姆)进行了多次采访。只要说普氏夫妇的家境比他们的儿子海因里希“高一档”就够了:一幢略为宽敞的行列式住房，也已具备小汽车。现老普法伊弗已退休，腿仍然瘸着走路。夫妇俩很乐意提供情况，因此毫不费劲地从他们那里了解到阿洛伊斯的一些情况。阿洛伊斯的作品全都如同圣人遗物在一个玻璃柜里保存着:现存的十四幅画中，大约有两三幅真不赖，都是吕塞米希村周围地区的着色铅笔画。这个地区地势平坦———甚至在平原上也难免有高低不平的差别，由于溪流而造成的凹地，已难得见到水平差为六至八米的，由于这里天地总是连成一片、沃野千里，———看来曾再三促使阿洛伊斯提笔作画。阿洛伊斯曾———当然无法断定是有意还是无意———探索荷兰绘画艺术表现明暗对比的诀窍，有两三幅画把这种手法掌握得惟妙惟肖:他独出心裁，用托尔策姆一家糖厂作为光源，把它移至吕塞米希附近，并把太阳隐藏在糖厂冒出的白色烟雾里。普法伊弗声称，这样的画有好几百幅。无法核实这一点，只好存疑。有几个阿洛伊斯制作的小手工艺品:一只仙人掌的底座、一只首饰盒、一个为他父亲做的烟斗架和一盏特大的灯(浮雕细工)，说得委婉一些，给人留下了一种难受的感觉。此外，还有大约六张引人注目的体育奖状:田径、游泳———还有一张吕塞米希足球俱乐部的奖状。在韦尔彭阿洛伊斯曾学过泥瓦工手艺，六个星期后就中断了，普法伊弗太太称之为“实习”，“没有成功，这次实习，是因为师傅不理解他的创造性，态度粗鲁，令人不堪忍受”。简而言之，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他的人，人们和阿洛伊斯自己都认为。几十首阿洛伊斯写的诗普家玻璃柜里还陈列着，笔者宁可略而不提。其中没有一首、没有一行能勉强赶上已知的艾哈德施威格特的诗的表现力。中断实习后，“阿洛伊斯劲头十足地投身”(老普法伊弗语)一种很可能给他那本来就脆弱的性格造成灾难的职业:他想当演员。在业余舞台上他的几次成功的演出(他在《佛兰德的狮子》中扮演主角)的三张剪报，在普家玻璃柜里留下了，他在这几篇评论中“备受赞赏。”不过至今普氏夫妇还不曾发觉，给三家地方报纸写文章、署名不同的评论家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评论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一次用“完美的”代替“十足的”，另一次用“无可争议的”)。三个笔名是B.H.B.、B.B.H.和H.B.B。演戏，不用说，也许由于周围的人们不理解他的“直觉”，也许同时由于人们嫉妒他的“漂亮”(普法伊弗太太语)而失败了。几本铅印散文集是普家最引以为荣的遗物，所镶金边已有点褪色，被陈列在玻璃柜最上面的一格。普法伊弗太太把它们指给笔者看时说:“您瞧，是铅印的，真正的才能这是的，这能挣大钱啊。”(这种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同露骨的实利主义的混合是普氏夫妇所特有的———笔者)Ⅰ开拔变形记开战以来已有八个月了，而我们还没有打过一枪。漫长的严冬被用于进行艰苦的训练。现在春回大地，我们几个星期以来都在等待领袖的命令。在波兰打了一仗，而我们却只能在莱茵河畔守卫，不让我们参加就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有人已经在说，我们将只会在国内度过整个战争。我们在艾费尔山的一个小村庄里驻扎。五月九日十六时三十分传来了向西进军的命令。紧急待命!传令兵跑来跑去，套马，到处都在整装待发，向驻地居民道谢告别，眼睛，小姑娘们哭红了———德国迎着落日向西进军，法国，你要当心!在傍晚全营开拔。部队，在我们前面，紧随我们之后的是别的部队。在公路左侧，从我们身边驶过，摩托化部队，没完没了。我们彻夜行军。天刚破晓，在德国飞机的轰呜声中空气颤动。它们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给西邻送去了早晨的问侯。摩托化部队仍未过完已经在说，我们将只会在国内度过整个战争。我们在艾费尔山的一个小村。———“拂晓德军越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边界，正继续向西推进。”———一个人从我们身边驶过时向行军的队伍报告了这条号外。欢声顿时雷动，我们挥手向不断从我们上空飞过去的英勇的空军战友致意。Ⅱ一九四○年的马斯河马斯河不是河。一条火龙才是它。两岸的制高点是喷吐烈焰的山。每一个天然屏障在这个理想的防御地带，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大自然的不足之处由技术来弥补。悬崖前、岩石缝里、山崖下，机枪阵地到处都是。在岩石中把很小的洞穴挖凿出来，用混凝土封顶加固，五十米厚的千年巨石在顶上高耸着。Ⅲ一九四○年的埃纳河一百二十架俯冲轰炸机的发动机声隆隆，将它们的钢铁之歌演奏着!一百二十架俯冲轰炸机雷鸣电闪地越过埃纳河!但没有一架飞机找到目标。老天保佑，魏刚的防线在靠近地面的浓雾之中笼罩。起来，无名的步兵，你那严格训练的优越今天你得自个儿证明了。对胜利的渴望你必将摧毁最顽强的抵抗。当你从贵妇大道高地下来的时候，在这里想一想从前流过的鲜血!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人，曾在你之前走过这条路!你———一九四○年的士兵———这条路就当走完。你可曾看到纪念碑上的铭文:“这里是被野蛮人摧毁的埃勒特谷地的遗址。”你的敌人被罪恶的思想所蒙蔽，今天又把你———一名为自己生存权利而斗争的战士———看作是野蛮人。我师六月九日凌晨，待命出击。我们这个地段的攻击任务，一个兄弟团的战友承担了。我们被分派担任师的后备队。紧急待命!———出发!凌晨四时士兵们一个接一个爬出帐篷，睡眼惺忪。开始了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Ⅳ英雄这位英雄的故事是德国军官忘我献身、英勇无畏的范例。有人说过，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勇气是一个军官要有的。其实每个军人从走上战场与敌人厮杀的时刻起，就和死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心里把畏惧抛开，鼓足全身力量，犹如绷紧的弓弦，他的知觉突然变得非常敏锐，他投入喜怒无常的命运女神的怀抱，他认识不到却感觉得到，幸运和上苍只施恩于勇敢的人。胆小的人被勇敢的人的榜样所推动，一个人树立了英勇无畏的榜样，就能点燃他周围人们心中勇敢的火炬。根特上校就是这样的人!Ⅴ敌人打得顽强狡猾，即使被围困也顽抗到底，几乎从不投降。我们遇到的是塞内加尔黑人，丛林战的行家，在这里得心应手。他们巧妙地隐藏在树根、天然或人造的青纱帐之后，总是在能吸引进攻者的小径或林中空地挖壕沟，就在咫尺之间开枪射击，几乎百发百中，而且几乎都是致命的。藏在树后打枪的人，往往也是无影无踪的。他们常常让进攻者从身旁走过去，以便从背后结果他。这些人难以根除，使后备队员、通讯兵、指挥部、炮兵不胜其烦。后路即使早就被断了，饿得半死，他们仍然在几天中击毙一些散兵游勇。他们在地俯卧或倚在树后，或缩成一团贴在树干上，往往还蒙上伪装网，暗中守候着猎物。等到你真正发现了一个，这个野蛮人往往早已觉察，就像一个口袋似的从上面落下来，在灌木丛中一眨眼消失了。Ⅵ我们继续前进，不得停留，尤其不得在此停留。我军行进在山谷中，任何掩护都没有。谁知道敌人是否就埋伏在两侧高地上？———只有前进!真像是奇迹，没有人阻挡我们前进。这里的村庄已被像潮水一样往后退的法国人抢劫一空、坚壁清野了。“是贵妇大道那边就是了，”走在我旁边的一位战友低声说———他的父亲是在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这里该是埃勒特谷地了，他就是在这里挂彩的，他当时是伙夫。”一条宽阔的公路穿过埃勒特谷地，通往贵妇大道高地的宽阔山脊。几乎公路两侧的土地没有一块在世界大战中不曾多次受到炮火的轰击。哪儿也见不到一株长着像样树干的较大的树。这里一九一七年连一棵树也没有了，全都被打得稀烂。这些年来，树根重又长出新芽，一棵棵残株长成一簇簇灌木。Ⅶ表我们时时刻刻看着表，再一次检查和测量，最后一次提醒———这时，寂静被一声枪响划破了。出击!德国大炮从树林边缘和灌林丛后面开火了。在埃纳河对岸的斜坡上殷红的炮火慢慢地向上翻滚。硝烟弥漫整个埃纳河谷，有时只能看见很少一点。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工兵运来了橡皮筏子，把步兵运过河，抢渡埃纳河和运河的激烈战斗开始了。尽管敌人拚死抵抗，我军仍在十二时左右登上了对岸的高地。此时已无法再从我们的观察哨继续进行观察了。先遣部队的观察员和两个服务员已在上午随同步兵向前推进。下午观察哨和炮兵阵地，也奉命转移。烈日灼人。我们不久便抵达了埃纳河。新的观察哨设在一六三号高地。对如何写散文看法笔者过于片面，对此不能说三道四。把有关阿洛伊斯的所有客观的材料放在一起，再把所有不客观的介绍压缩成一个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要点，结论就可以得出了: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还可以兼图画课。他在几次中断的事业之后的真正归宿，读者早已知道:他参了军。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不努力，在军队中也不会有所成就，不得已停止，就更是如此。而当时是“完全中学三年级退学，不得不回到国民学校去”(老霍伊泽语)的阿洛伊斯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军士。这里得讲句公道话:阿洛伊斯十七岁那一年先是自愿服义务劳役，后来又去当兵，开始明白事理了。他在给父母亲的信(全都放在玻璃柜里，人人都可翻阅)中这样写道:“如今我要坚持到底，不管一切艰难险阻，即使其他人将我反对，我也不想总是归咎于他们。爸爸妈妈，我恳求你们，不要一看到我开始干什么，就指望我一步登天。”说得不错，这些话，是针对普法伊弗太太的说法而言的。当阿洛伊斯首次身穿军装回家度假时，她就把他看作是“驻意大利武官之类的人物”了。最后，如果像总是理应追求的那样稍示同情，将最起码的公正做到，并且考虑到阿洛伊斯所受的教育多么恶劣，那么，说到底他并不是那么差劲，而且他离家越远，也就变得越好，因为没有人在外地再把他看成是未来的红衣主教或海军上将上。他不管怎么说，参军一年半就当上了下士，即使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有利于晋职提升，做到这一点也仍然令人钦佩。他进军法国时，被晋升为中士。而他就以这一身份，“风华正茂”地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出席了格鲁伊滕公司的庆祝大会。关于在这个晚会上莱尼重又舞兴大发一事，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材料，只有一些传闻和耳语。二者性质不同:有善意，有恶意，有嫉妒，也有老处女式的。从晚上八时至凌晨四时假定奏了大约二十四支至三十支舞曲，莱尼和阿洛伊斯在午夜过后离开了舞厅，那么———如果把传闻和耳语压缩到适当的平均值———莱尼很可能跳了十二次。不过，莱尼在这假定的十二次中，并非大部或几乎全部，而是通通和阿洛伊斯一个人跳。连她父亲，连老霍伊泽，她都不肯赏光跳一次———不，她只同他一人跳。除了一枚勋章和一条武装带在普家的玻璃柜里外，还有一些照片。照片上的阿洛伊斯那时是个英俊小伙子，战时这种小伙子不仅可以登上画报的封面，而且也能在画报发表上面引用过的那种散文，和平时期甚至也是如此。按照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所知道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既有直接提供的，也有经过莱尼简要转述的)，再加上霍伊泽的证词，显然阿洛伊斯是这样一个小伙子:他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依然神采奕奕，胸前挂着一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自动步枪，解开钮扣的军服上衣挂着第一枚勋章，在他率领的队伍前面走着，进入一个法国村庄，确信已将其占领，他带领部队经过仔细搜查，确信村里既无放冷枪的人又无妖婆女巫之后，就彻底洗了个澡，把内衣和袜子换了，然后再自愿摸黑步行十二公里(不够聪明，应事先在村里仔细寻找一辆可能被丢弃的自行车———也许只是被那块假惺惺的标语牌“抢劫者格杀勿论”吓怕了)；他劲头十足地独自一人出发了，因为他听说在十二公里外的那个小镇上有女人，原来进一步观察，是几名年纪大的妓女，她们是一九四○年德国首次色情浪潮的牺牲品，她们喝得醉醺醺的，将大量本职工作做了，累得筋疲力竭。当值勤卫生员向我们这位配角透露了一些具体统计数字，并叫他向那些可怜的未老先衰的女人“看一眼而不承担义务”之后，他就往回走了十二公里，一事无成(这时他才想到花费力气去寻找一辆隐藏的自行车是值得的)，深感辜负了自己那好听的名字，在走了共计五十四公里的路程之后立即躺下，死死地睡上一小觉。可能在天刚破晓时就起来“创作”，继续行军，将其他的法国村庄占领。同他莱尼跳了大约十二次(“你只得让他去，他跳得棒极了!”———洛蒂霍伊泽语)。她到了夜里一点钟左右，在他的诱惑下跟他钻进了附近一条已改为公园的要塞壕沟。不用说，这件事将种种猜测、推理、争论和分析引起了。被认为“难以接近”的莱尼偏偏“跟他”溜之大吉(洛蒂霍伊泽语)，真是丢人现眼，几乎引起了轰动。对于这件事，如果也像测算跳舞次数那样对人们的意见和感受作个平均估计，就可得出如下的结果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情人、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把阿洛伊斯勾引莱尼说成是出于物质动机。大多数人甚至认为这与阿洛伊斯想当军官有一定关联。他们说，他想高攀(洛蒂语)，通过莱尼获得经济保障。普法伊弗家族(包括几个姑姑阿姨，不包括海因里希)都认为是阿洛伊斯被莱尼勾引了。两种猜测大概都不对头。不论平时阿洛伊斯为人如何，他可不是那种利欲熏心、工于心计的人，他不同于他家里的人这一点的，令人欣慰。可以认为，他迷上了艳丽夺目、重又活泼起来的莱尼；他对法国妓院里那种乏味而并不令人快活的寻花问柳感到厌倦，莱尼的“鲜艳”简直使他心醉神迷(笔者语)。至于莱尼么，她完全“忘乎所以”了(笔者语)，这是情有可原的；到从前的要塞壕沟里去散步的邀请她接受了，那毕竟是一个夏夜，再假定阿洛伊斯变得十分温柔多情，甚至可能一味强求，那么，至多只能说这是莱尼一次人性的失误，而不是品德方面的失足。至今犹在那条要塞壕沟，仍然是个公园，到现场去看看并不太费事，因此笔者前去看了看:那里已经过改造，像是植物园石楠，有一块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种上了(大西洋)。不过，公园管理处“一九四一年的花草树木平面图找不到了”。据传此后三天的情况，莱尼只讲过一句话:“简直叫人受不了。”她对玛格蕾特、洛蒂和马尔娅三人都是这样说的。可以获得其他结论的材料使人得出:阿洛伊斯不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情人，更谈不上点子多了。第二天大清早，他把莱尼带去见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姑姑费尔南德普法伊弗，这个名字是她那有亲法思想和分离主义倾向———当然她家矢口否认———的父亲给取的。她在一幢建于一八九五年的老式楼房里的一套一居室住宅里居住，不但没有浴室，自来水也没有———至少房间里没有，在过道里才有自来水。现在这位费尔南德普法伊弗仍然或者说得确切些重又———因为一度她生活得不错———住在一幢老式房子的一个房间里(这幢房屋建于一九○二年)。她“当然记得清楚他们俩来找我的事，而且———确实如此———一对热恋的情侣他们那副样子根本不像，倒不如说像是丧家犬。他们既然像大自然爱好者那样行事之后，他至少应该带她去一家好的旅馆，这样就可以洗个澡，换换衣服，收拾打扮一番。这个傻小子可是却一点也不懂事”。费尔南德普法伊弗太太(或小姐)自己给笔者的印象倒是很“懂事”。她有着一头被大肆宣场的普家美发，尽管已不年轻，约有五十五岁左右，并且家境不大宽裕，但她却拿出一瓶最贵重的雪利酒待客。普氏家人，包括海因里希，都不理睬费尔南德，“因为她多次想开酒馆而未能得逞”，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对她的信任。她的最后几句话是:“请问，呆在我的一居室住宅里———这叫那个可爱的姑娘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要我出去，让他们俩———就这么说吧———继续寻欢作乐或继续作孽吗？或者叫我仍然呆在屋里？对她来说，这比最便宜的客店还要糟，那儿至少还有个洗脸盆和毛巾，而且可以关起门来。”天快黑时，最后，阿洛伊斯表示决心“不顾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手拉手，坚定不移地去见父母”(费普法伊弗语)。莱尼没有吭声，只是根据其“鄙夷的神色”来看，对这种说法她并不以为然。阿洛伊斯很难客观地断定，究竟是有点装腔作势，搬出他当年主演《佛兰德的狮子》时的台词呢，还是因为“事情纯洁清白”(令人难堪地他当着莱尼的面对他的姑姑这样谈整个事情)他内心产生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了？显而易见，他完全是在说空话或吹大牛，不难想象，倾向于尘世唯物主义、具有菩萨心肠的莱尼会皱眉头，如果听到这种言论。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可疑的姑姑，反正她是这样说的，她当时觉得莱尼不太愿意同阿在床上或石楠丛中再过一夜了，当阿出去上亭子间厕所时，莱尼从口袋里掏出了他的休假证，对假期之长她失望地耸了一下小鼻子。这次介绍的情况有一点肯定不对:莱尼的鼻子并不小，长得很端正，线条优美。由于阿洛伊斯毫无拐走莱尼或采取类似行动的意思，他们“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坐着，把我的咖啡全都喝光了”，这时已经很晚了，只好去见自己的家人。叫人难堪的是，他们先去了普法伊弗家。自从老普法伊弗“奉调进城”以后，普家就住在很远的效区。老普法伊弗好不容易才掩饰住了自己的胜利喜悦，费力地挤出一句责备的话:“你怎么能对我老朋友的女儿这样干呀!”普夫人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这可不像话”。当年十五岁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一夜未睡，一面喝咖啡和白兰地(普太太的评论:“我们可花了不少钱呐。”)，一面仔细筹划着婚事。莱尼对此不置一词，尤其是因为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她最后竟睡着了，而别人还在商订计划，甚至连住宅的大小和陈设都详细讨论了(“少于五个房间，他是决不会打发走女儿的———他应当为她这样做嘛”，“至少也得是桃花心木的”，“也许他最后会给自己或至少给女儿盖一幢房子”)。后来，天快亮时(全都根据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介绍)，显然“莱尼”存心让人恼火，将一副妓女的样子装出，一连抽了两支香烟，深深地吸一口，再从鼻孔里喷出烟来，嘴唇涂得红红的”。在邻居家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这次是普法伊弗先生说:“我们可花了不少钱呐。”多少？———笔者)，格鲁伊滕家大家乘车去了，到那里———由于莱尼仍然拒不开口，从这时起就依据女证人范多尔恩的介绍了———“还早得很，不到七点半”。夜里格鲁伊滕太太没有睡好(空袭警报和她的教子库特初次得感冒)，这时还在床上躺着用早餐(“咖啡、烤面包和橙酱，您可知道，一九四一年要搞到橙酱有多难哪———可他为她尽到了心”)。“她回来了，莱尼———‘又在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我对她的印象———马上跑到她母亲面前把她相拥抱，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请我给她送去早餐，而且———您信不信———她在钢琴前坐下弹起来了。格鲁伊滕太太‘也起来了’，我只好随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从容不迫地她梳妆打扮起来，围上她的披肩———一件非常漂亮的老式披肩，巴尔克尔家总是传它给小女儿———走进普法伊弗夫妇正在等候的起居室，客客气气地问:‘请问，您有何见教？’接着，首先发生了一场由于用‘您’称呼而引起的争论:‘哎呀，海伦妮，怎么你突然用您称呼我们呢？’格鲁伊滕太太说:‘我记不得对您称呼过你啊!’接着普法伊弗太太说:‘我们来为我们的儿子向令嫒求婚。’格鲁伊滕太太哼了一声，没有说什么，就去给公司打电话，请人去找她丈夫，找到后立即叫他回家。”显然接着有一个半小时之久，演出了小资产阶级谈判婚事时常见的令人难堪的悲喜剧。“名誉”这个词说了有六十次左右(范多尔恩声称她能证明，因为当时她在门板上每一次都划一道)。“唔，要不是事关莱尼，我会觉得滑稽可笑，因为当他们看到格鲁伊滕太太不大愿意用同这个阿结婚来将自己女儿的名誉挽回后，他们就提出了儿子的名誉问题———他们把他说成好像是被人诱奸的黄花闺女，硬说他们当候补军官的儿子———其实根本不是，后来也没有当成———的名誉也只有通过联姻才能挽回。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还开始称赞起阿的身体来:他的漂亮头发，一米八五的身材，他的肌肉。”幸亏为时不久，人们提心吊胆等候的老格鲁伊滕回来了。牛虻他(“虽然他以脾气暴躁、爱暴跳如雷而闻名”)“表现得无比温和、平静，近乎和蔼可亲，使得不用说都很怕他的普法伊弗夫妇心上一块石头落地”。诸如“名誉”之类的话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们也有我们的名誉，我们也一样”，老普法伊弗夫妇异口同声地说)，望着阿洛伊斯心事重重地，笑眯眯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向阿洛伊斯打听了他所在的师和团的情况，“心事越来越重”。后来把莱尼从她的房间里叫出来，“丝毫没有责备她”，不动感情地问她:“你说呢，姑娘，结婚还是不结婚？”于是“很可能是第一次的莱尼认真地看了看阿洛伊斯，若有所思，还带点怜悯，似乎又有了一种预感(莱尼过去有过一次预感吗？———笔者)，不管怎么说，她已经跟他走了，而且是自愿的，于是她说:‘结婚。’”格鲁伊滕接着“声音中流露出一些同情”(范多尔恩语)，看着阿洛伊斯说:“那就这么办吧!”还说了一句，“你们那个师不在睡眠了，如今在施奈德米尔。”他甚至表示愿意帮阿洛伊斯搞到结婚许可证，因为“时不待人”。当然很容易事后弄清下面这一点:老格鲁伊滕从一九四○年年底起就知道大批部队调动的情况，并且在决定女儿婚事的前一天夜里，他从老朋友的谈话中获悉对苏联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出任“规划处长”这一新职后“将不少情况了解到了”(老霍伊泽语)。后来在白天，这门亲事洛蒂和奥托霍伊泽曾提出种种理由反对，他都顶了回去用一句话:“唉!算了算了”还需要指出的是，阿洛伊斯在收到批准他结婚的电报同时又接到通知，要他“将休假立即中止，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到施奈德米尔向他所在的师报到”。在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婚礼在教堂举行了，这些还需要描述吗？也许值得一提，白礼服是莱尼拒绝穿的，阿洛伊斯极其紧张不安地吃完喜酒，莱尼显而易见并没有因为取消正式的洞房花烛夜而感到悲伤，至少还送他上了火车，在月台上让他亲吻。正如莱尼后来———在一九四四年一次特别严重的空袭中———在玛格蕾特的地下防空室向她透露的，在格家从前的熨衣间阿洛伊斯在动身前一个小时还向莱尼明确指出她应尽的妇道，强迫她“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同他睡了一觉，阿从此以后“在未死之前就已经在我心目中死掉了”(玛格蕾特转引莱尼原话)。阿在攻打格罗德诺时“光荣牺牲”的消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就收到了。关于这件事只有一点值得一提:莱尼不肯戴孝表示哀悼，她尽义务地把阿的一张照片挂在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的照片旁边，不过，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从墙上取了下来阿的照片。接下来的是两年半平静的时光。莱尼满十九岁、二十岁，终于到了二十一岁。她再也没有跳过舞了，虽然玛格蕾特和洛蒂有时给她提供机会。有时她上电影院去看(据一直还给她买电影票的洛蒂霍伊泽所说)《小伙子们》、《为德国骑马疾驰》和《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她看《克律格舅舅》和《天狗》———这些影片中没有哪一部引得她掉一滴眼泪。她弹钢琴，对旧病复发的母亲体贴入微，开车出去兜风是经常的。她到拉黑尔那里去得更勤了，每一次都用一个暖瓶带去咖啡，用一个早餐盒带去夹心面包，还有香烟。战时经济管制由于越来越严，莱尼在公司里的工作越来越有名无实。一九四二年初公司受到严格审查后，她的汽车有被取消的危险，知情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莱尼开口求人，她求父亲把“那东西(指她的鹰牌汽车)留给”她，父亲说这事已不能完全由他作主了，莱尼听了以后求得更加迫切，直到他最后“动用一切手段，设法给她再宽限了半年”(洛蒂霍伊泽语)。笔者这里，不揣冒昧唠叨几句，对人物的命运作一番假设:可能、必然、应当莱尼变成什么样子，假如第一，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三个年轻人中，迄今唯有阿洛伊斯在战争之后仍活在人世。由于显然当兵是他的合适职业，阿很有可能不仅打到莫斯科城下，而且勇往直前马不停蹄，当上少尉、上尉，或许———假定他未被苏联人俘虏———到战争结束时已是少校，胸前挂满勋章，幸免于死在一座俘虏营中，不知什么时候，迫不得已或受到强制，他那带几分天真的性格失去了，回国以后干两年———回国晚则干一年———小工，很可能与宁愿见到一个低声下气而不是趾高气扬的女婿的老格鲁伊滕一道，然后肯定很早就会重返部队，联邦国防军是现在的名称，如今已有五十二岁，肯定会当上将军。他是否能再次与莱尼凤凰于飞，甚或像一对打得火热的鸳鸯？笔者断言:不可能。莱尼此人很难进行假设，当然给推断增加了困难。一次尚有待叙述的热恋莱尼是不会再经历的，如果笔者断言:她会经历的，即使？毫无疑问，即使阿洛伊斯到五十二岁也仍然是个美男子，普家美发使他无秃顶之虞，完全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可以自我推荐，到波恩大教堂或科隆大教堂充当祭坛侍者。那些能熟练地挥动弥撒书、谦恭地奉上洗手水壶和小酒壶的英俊将军还会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莱尼假定对他不忠贞，但“仍留在他身边”，时不时履行做妻子的义务，那么，她会不会领着三四个“可爱的”孩子参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科隆格雷恩教堂举行的、由弗林斯红衣主教主持并由阿洛伊斯充当祭坛侍者的联邦国防军首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礼拜仪式呢？笔者断言:不会。莱尼，笔者在那里没有见到。他看见阿，甚至还看见那些“可爱的”孩子，但莱尼没有见到。此外，他还见到阿———在画报封面上，或是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先生一起在东方集团国家的某个招待会上。他———笔者———看见阿将驻华盛顿甚至驻马德里武官出任———但从未见莱尼，更未见她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两位先生在一起。阿，笔者到处都可见到，但见不到莱尼—甚至见到她的孩子，却见不到她自己，也许是他的视力不佳。笔者的视力确实不好，但为什么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阿却一次也看不见莱尼呢？在宇宙中某处肯定有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陌生飞行器，上面载有一台可能有巴伐利亚州那么大的巨型电子计算机，不断将假设的履历抛出，因此我们必须等到这个东西终于被人发现为止。毫无疑问，如果莱尼为自己或他人所迫继续与阿一起生活，她会身体发胖，闷闷不乐，今天就不会轻于标准体重三百克，而是超过标准体重十公斤，一台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那么大的、专门测定分泌的巨型电子计算机这样就又需要了，以便找出使莱尼这样一个人发胖的内因和外因。莱尼作为武官夫人在西贡、华盛顿或马德里跳舞、打网球我们会不会看到呢？也许是个胖莱尼，也决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莱尼了。真可惜，能把每一滴不曾哭出来的T、所有S、所有G、每一次W、G、L1和L2折算成超重或体重过轻的数据的天上工具尚未被发现。在莱尼身上要加上任何虚拟的东西，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既然已经有这种电子计算机，为什么科学还丢下我们不管呢(百科词典就没有这样做)？笔者对阿的假设前程，如此说来看得几乎一清二楚，莱尼哪儿都看不到，甚至———坦率地说———从未见到她履行任何做妻子的义务。可惜呀可惜，还难以得到天上的工具，它好像能回答《圣经》上的问题:告诉我你超过或少于标准体重多少，我就能告诉你，你的胃、肠、脑干、肝、肾、胰腺里的T、W、L1、G、S和L2是过多还是过少，使你感觉和行为反常，造成体重过重或过轻。有谁能回答，莱尼会有多重？如果:第二，在战争中艾哈德一人活下来。第三，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活下来。第四，艾哈德、海因里希和阿三人都活下来。第五，艾哈德和阿活下来。第六，海因里希和阿活下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艾哈德如果活下来，那个尚未被发现的天上工具会为莱尼的体重欢呼(电子计算机也会吹呼)，为莱尼分泌的极佳平衡欢呼。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上述一至六的任何一种情况定，莱尼是否会来到佩尔策的花圃？如果发生冲突，她又会如何解决呢？不管怎样，莱尼能和阿共同生活，而有理由怀疑莱尼显然计划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作石楠丛中相会却肯定会将圆满的结果取得。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莱尼成了有夫之妇，这对她丝毫不会有所妨碍，某个“意中人”如果再出现的话。就我们所掌握的艾哈德的情况来看，莱尼完全可以成为一位高级中学教师(主课德语)的夫人，一位电台晚间节目编辑的夫人(或终身伴侣)，一家先锋派杂志发行人的太太(必须在这里指出，她通过艾哈德也会熟悉她后来通过另一个人才熟悉的那位德语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毫无疑问，艾哈德会永远爱她的，至于她是否也永远爱他———二十年以后就不能打保票了，但可以肯定一点，即艾哈德决不会坚持要求任何权利，因此他肯定会终生得到莱尼的好感，虽然她不一定会与他白头偕老。笔者(这出乎他意外)也未见到海因里希，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假设的职业情况下都不见他的踪影———他就像所有耶稣教士都不曾见过一样。这里———和百科词典上的某些解释相联系———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谁能告诉我们，对谁什么东西是美好的，对谁什么东西是不美好的？这些都是百科词典甚至享有盛誉的词典中令人难堪的缺陷。有事实为证的，有人把二点五马克看得比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生命远为宝贵，甚至有人为了一片血肠的得失，竟冷酷无情地拿着自己妻子儿女的美好事物，例如同享天伦之乐和看到父亲终于面露笑容等去冒险。向我们吹捧为G的那种东西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活见鬼，有的人捡到三四个烟蒂，够卷一支新的香烟，或者从一只被扔掉的瓶子中能够咂咂地喝一口剩下的苦艾酒，就以为G是近在眼前的了；有的人为了———至少是按照西方快速做爱的做法———十来分钟的幸福，确切地说，为了同自己正在渴望得到的人匆匆睡上一觉，竟是需要一架私人喷气式飞机的，在教规和法律规定向他合法提供G的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利用早餐和下午咖啡之间的几个钟头，匆匆飞往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或(这就需要到下一次早餐的时间)阿卡普尔科———以便同自己所思念的人来一次男男、女女或简单的男女交欢。必须在这里完全肯定，还有许多带着许多电子计算机的飞碟尚未被人发现。例如，什么地方记录着心灵上受到的S？什么地方记录肉体受到的S？什么地方就像心电图那样记载我们结膜囊的活动？当在夜里我的偷偷地W的时候，谁来计算机我们的T呢？谁又来关心我们的L1和L2呢？该死的笔者，难道要来解答所有这些难题吗？我们将那些贵重的玩意儿送去收集月球的尘土，或将光秃秃的石头取来，却无人能测定那个能说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相对性的飞碟的方位，那么，我们要科学有什么用呢？打个比方，为什么有的女人同别人睡一小觉，两座别墅、六辆汽车和一百五十万现金就可以得到，而———有统计数学证明———在一个青楼花院蔚然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中，为了一杯价值十八芬尼(包括小费在内二十芬尼，确切地说是十九点八芬尼———当我们的莱尼七、八岁大的时候，可是有哪家造币厂又会想到铸造每十个或五个才值一芬尼的硬币呢？)的咖啡和一支价值二点五芬尼的香烟，也就是总共为了二十二点五芬尼，少女们就委身于人，甚至还满足额外的亲热呢？可想而知，总是极其不稳定的人间事物计算机的指示器，因为它要记录的差距太大了———完全同样的服务，有的代价是二十二点五芬尼，有的是大约二百万马克。如以生活中所需要的火柴为例:晚上抽烟一个囚犯不是用一整根，不是用半根，而是用四分之一根火柴，而别的人———并且是不抽烟的人!———却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有两个握紧的拳头那么大的丁烷打火机握着。毫无用处，毫无意义。这又怎么去计算其感光度呢？什么世道这是？公道何在？百年孤独唔，这里只是想提一下，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人们知之不多，关于莱尼探望拉黑尔的情况，因为住在这座修道院里的修女们不太愿意让莱尼同拉黑尔的亲密关系过于曝光，其原因在于玛格蕾特已经将但尚需进一步的计划揭露。提到这里也得考虑到一个证人，此人对笔者相当坦率，并为此吃了苦头。他是花匠阿尔弗雷德绍肯斯。残疾人(一条胳膊、一条腿)他，一九四一年被分配到修道院当花匠兼门房助理，那一年他还不满二十五岁，对莱尼的来访情况一定知之颇多。但是，只找他谈过两次，他第二次说话后就被调走了，而一位年约四十五岁、态度十分强硬的名叫萨平蒂娅的修女向笔者相当明确地表示，对于教团的人事政策，她没有提供情况的义务。由于在时间上绍肯斯的失踪与采齐娅修女拒不接待笔者进行第四次谈话———拉黑尔这一次专门谈到了———相距甚近，因此笔者猜测有人从中弄手脚、搞诡计，他后来才知道了底细:教团企图制造对拉黑尔的崇拜，甚至准备行宣福礼或祝圣礼———在这种情况下，“密探”(这是对笔者的称呼)就不受欢迎了，当然莱尼更不在话下。还在绍肯斯被允许讲话———因为人们没料到他会讲什么———的时候，至少他还证实，一九四二年年中以前，他曾偷偷放莱尼进院去找拉黑尔，每周两次，有时三次，穿过他住的门房，“到了院内，就相当熟悉了她”。洛蒂对这个“神秘玄妙的修女”从来不以为然，对此无可奉告，而玛格蕾特看来只听莱尼说过拉黑尔之死。“她瘦成皮包骨，”莱尼曾对她说，“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当时我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小姐，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去哪儿了，这时院长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玛格蕾特继续说道:“喏，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再去过，并且还成功地劝阻了莱尼去告发，，这有可能造成恶果———对莱尼、修道院和所有人。‘主降临了’，我已听够了这话———当我想象他果真从门口走进来———”(这时甚至连玛格蕾特都画起十字来)。“当然，我琢磨(这是最后一次访问绍肯斯时他的叙述，当时他还肯谈)，是什么人啊，这个女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我想她一定是某位党魁的太太或女友———那时谁能有自己的汽车呀———不是党，就是产业界。“当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我把她偷偷带进园子，经过我这间小屋，让她出来时也走这里，但结果还是叫人发现了，因为他们在上面那个修女的房间里将烟头发现了，而且闻到了香烟气味。有一次，我同防空员还大吵了一架，他硬说看见一个窗口有亮光———这只能是她们在楼上一起抽烟时划火柴———如果四下里漆黑一片，这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事情闹得不愉快了，小个子被关进了地下室。(小个子么？)对，就是那个小个子老修女，是在她搬到地下室去时我就见过她一次———她有一张祷告椅和一张床，耶稣受难像她不肯要，她说:‘这不是他，这不是他。’这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可是，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还是老来，她很固执，我可以告诉您，她企图说服我帮她把那小个子修女拐走。她想干脆把她带走。嘿，我干下了一件蠢事，接受了她的贿赂———香烟、黄油、咖啡———总是放她进院子，也让她进地下室。她们在那儿抽烟，至少不会被发现，因为地下室的窗子低于小教堂的基准面。后来，她有一天死了，我们把她埋在园中小坟场里。(有棺材、十字架、教士吗？)有棺材，没有教士，没有十字架。我只听到修道院长说:‘现在，至少她不会再为她那讨厌的香烟配给证叫我们为难了。’”绍肯斯的介绍到此为止。这个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不过他的快嘴倒让人抱有希望，但并未实现最终的希望；碎嘴子的情况介绍只是从总体上说有一些价值，而且要能发现他们在什么地方“泄露天机”，而绍肯斯刚刚开始泄露天机，就被强行与笔者分离了，就连笔者感到彼此都持有好感的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也闭口不谈了。莱尼的确，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达到少言寡语、守口如瓶的高峰。对普法伊弗家她公然表示蔑视，只要他们一露面，她就马上走出屋去。他们的访问，他们对莱尼的虚情假意，甚至使范多尔恩这样精细的人也是在六个星期之后才发觉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仅是将莱尼的守节监视———他们一心想抱孙子。老普法伊弗的“得意扬扬的悲哀阿洛伊斯死去六周以后，竟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连他的另一条腿———究竟是左腿还是右腿没毛病，我也不清楚———也由于弄虚作假地瘸着走路开始得意和悲哀了，可他终究得有一条好腿，才能拖着另一条腿走路，是吗？嗯，他们老来，带着自己做的令人恶心的未烤透的蛋糕，由于没有人理睬他们，格鲁伊滕太太、莱尼或老头子，就更不用提洛蒂了，这一家子都看不惯，他们只好到厨房里来找找。不瞒您说，他们问起莱尼有什么‘变化’时，我总以为他们是在问莱尼是否守寡，是否另结新欢等等。我没有理解，我最后才明白他们是想看一看莱尼的换洗衣服。原来他们是想知道这个，当我知道他们的用心时便把他们戏弄了一顿。我说，莱尼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他们像鸭子似的张大着嘴向我冲击，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我从容不迫地说:她心灵深处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又缩了回去。那个托尔策姆婆娘过了八星期，———您要知道，我们都以‘你’相称，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老乡———竟差一点冒冒失失去将莱尼的衣服掀开。我看不下去，便说:‘别这样，我可以向你们打保票，她根本没有怀孕。’他们是多么想偷偷弄一个小普法伊弗到自己家里来啊———奇怪的是，胡贝特也显示了类似的好奇心，不那么露骨，而是有一点悲伤。他很想抱个外孙，即使是那个人的种也无妨———嗯，他最后果然抱了个外孙，而且甚至还姓他的姓呢。”这时笔者十分为难，因为他想翻翻词典，看看是否有通常所谓的“无辜”这一条，而他认为莱尼具备这一品质，但一无所获。词典中收了“罪过”这一词条，从“认罪”到“债务约定”等词条也收得不少，其中“教育剧”易被误解为别的什么，只有“教字村”一词无歧义。“学校”这一条写得很详细，对舒伦堡却略而不提。“教育权利”这一条简直长得要命，等于T、W、L1、G、S、L2诸条总和的三倍。却无片言只语有关“无辜”，根本就不提。哎呀，这是什么世道呀？难道德国人把教育权利看得比笑、哭、痛苦、烦恼和幸福等全部加在一起还重要么？真叫人生气不收“无辜”一词，没有词典就很难弄清这个词的含义。难道学术界就忍心置我们于不顾？说莱尼所作所为全都是无辜的，根本用不着加引号，难道这就够了吗？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受到笔者爱慕的莱尼。再者，她并非没有觉悟的可能，这在不久之后———约一年后———到她刚好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很清楚了。究竟这位年轻的妇女是何许人也？在战争年代里，这个“金发女郎”开着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兜风，将一些快嘴的花匠买通(他们很可能在阴暗的修道院花园里对她动手动脚)，为的是把咖啡、面包和香烟送给一个显然注定被困死、被人真叫人生气不收“无辜”一词，没有词典就很难弄清这个词的含义。难道学术界就忍心置我们于不顾？说莱尼所作所为全都是无辜的，根本用不着加引号，难道这就够了吗？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受到笔者爱慕的莱尼。再者，她并非没有觉悟的可能，这在不久之后———约一年后———到她刚好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很清楚了。究竟这位年轻的妇女是何许人也？在战争年代里，这个“金发女郎”开着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兜风，将一些快嘴的花匠买通(他们很可能在阴暗的修道院花园里对她动手动脚)，为的是把咖啡、面包和看不起的修女；当这个修女盯着门说“主降临了，主降临了”———以及看到耶稣受难像时说“这不是他”的时候，她毫无惧色。别人都在英勇捐躯，她却翩翩起舞，敌机在轰炸，她却去看电影，接受一个———说得婉转些———并不特别迷人的小伙子的勾引，结了婚，去办公室上班，弹钢琴，拒绝被提升为经理。她当越来越多的人阵亡时，却继续上电影院看《大王》和《天狗》之类的影片。人们引用的她的一两句原话，都是在这两个战争年头说的。当然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这些是否可靠呢？据悉，她有时在自己的房间里瞅着她的身份证摇头；身份证上贴有照片，证明她是海伦妮玛丽亚普法伊弗，格鲁伊滕是娘家姓，生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莱尼的头发马尔娅也提到，重又现出往日的光泽，莱尼憎恨战争(别的东西当然还有)，战前则憎恨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吃不到新鲜的小面包。是否她注意到，她父亲很奇怪，变得高高兴兴，如今“神气十足”(洛蒂霍伊泽语)，白天绝大部分时间在市内他的办公室内呆着，“举行会谈”，俨然是个“规划处长”，不再是业主，甚至也不再是股东了，一笔相当高的只依靠“固定工资加公务费”为生？莱尼听到她公公凭着自己参加过二十三年前的一次战役，就想得到一枚前线战士荣誉奖章，而且还想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得到，老是“纠缠”他的朋友格鲁伊滕———他在市内他的办事处当然有时也与将军们洽淡———求他帮他搞到他所渴望的这种荣誉时，只是报以蔑视，只是用撇嘴和皱眉来表示。导致那条“伤腿”老是一瘸一拐的那块“大头针头大的”弹片至今还没有一个医生找到。莱尼是否注意到，普法伊弗家想欺骗她，他们替莱尼去申请寡妇抚恤金？———她是否注意到，她已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起———当然补发不足部分———每月她的银行帐户收入六十六马克？普家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报复她，让他们那个平时还不错的儿子海因里希—他没有瘸腿，而是确实失去了一条腿———有朝一日找莱尼算帐，说她凭借普法伊弗这个姓起码赚了四万马克，也许有五万马克，因为她近三十年一直“捞到”这笔曾多次提高的、根据她的职业调整的寡妇抚恤金—并且对自己竟走得这么远而恼火，很可能(笔者的看法，无人证明)另外由于吃醋，因为他从见到莱尼的第一天起就偷偷地将她爱上了，他当着证人(汉斯和格蕾特夫妇)的面就对莱尼喊道:“你凭什么挣那五万马克？就因为同他在灌木丛中睡了一觉，而第二次———谁都知道这事———他就得苦苦哀求向你，一星期后这个可怜虫就死了，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字给你留下了，而你———而你———、而你———”莱尼瞪了他一眼，使他闭上了嘴。莱尼被人“恶狠狠地”说成是同人睡了两次就捞到约五万马克，而她———而她是否她觉得自己像个婊子？办公室莱尼不仅回避着，她也几乎不再去公司了。她向洛蒂霍伊泽坦白说，“看到那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自己的汽车她保住了，再次被没收的危险防止了，她只是用汽车“在近处兜风”，这时不过已日益频繁地带母亲出去，“在尽可能靠近莱茵河的漂亮咖啡馆和饭馆里她们一坐就是几小时，含笑相视，彼此观看往来的船只，抽烟”。那个时期格鲁伊滕一家全都这样“高高兴兴，使人莫名其妙，真会使人长时间发疯了”(洛蒂霍伊泽语)。已确诊格鲁伊滕太太的病没有什么希望痊愈:多发性硬化症，如今已越来越快地进入后期。她上下车都是莱尼背着:书她不再看了，连叶芝的作品也不读了，有时“她用手数念珠”(范多尔恩语)，但并不寻求“教会的安慰。”所有当事人都明确地说，这个时期格鲁伊滕家———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三年初———的生活是“最奢侈的”。“不负责任，真是不负责任，我这样说，您也许会更好地理解如今我为什么对莱尼虽不苛刻，但也不过分迁就。当时欧洲黑市上能买到的东西，他们全都有———那件可怕的事情后来出了，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胡贝特要那样做。他根本用不着那么做嘛。他确实用不着那么做嘛。”(马尔娅范多尔恩语)“那件事”纯粹是由于一桩荒唐的纯文学偶然事件而被揭露的。后来格便伊滕称之为“完全是一桩笔记本交易”，这就是说，他把全部材料都装在他的皮夹子和笔记本里，经常随身带着；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市内办事处是他的通讯地址，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牵连任何人，连他的朋友和总会计师霍伊泽也不知情。这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是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事实说明格鲁伊滕，感兴趣的是赌博而不是赌注，也许时至今日只有莱尼“理解”他，就像他的妻子“理解”他一样，还有———当然有所限制———洛蒂霍伊泽，对绝大部分她是理解的，只是“不明白其中的自杀性部分，那是自杀，纯粹是自杀———干什么啊？他拿钱？成包、成堆、成捆地送人!真是荒唐，虚无主义———莫名其妙，神经失常”。为了这件“事情”，在大约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格鲁伊滕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施莱姆父子公司”。假证件，他弄来了带有伪造签字的伪造订货单(“他随时都能搞到那些表格，他也从来不把签字当一回事，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危机年代里，甚至经常在汇票上冒充他妻子签字，并说:‘将来她会理解的———为什么现在要叫她着急呢？’”老霍伊泽说)。那场赌博、那件事情持续了八九个月，在整个建筑业以“死魂灵丑闻”而著名。这件特大丑闻是一次“抽象的笔记本游戏”(洛蒂霍伊泽语)，有已付款在其中甚至已交付但又通过黑市倒卖的水泥，有虽支付工资却并不存在的“外籍工人”，还有整整一个有建筑师、工程负责人、领班，甚至食堂的女厨师等等，全都只存在于格鲁伊滕的笔记本上，连验收记录也不缺，验收记录上的签字全都符合手续，银行户头一应俱全、银行结单，“一桩完全规规矩矩，或者更恰当地说，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事情”(朔尔斯多夫博士后来在法庭上语)。唐吉诃德当时这位朔尔斯多夫虽年仅三十一岁，却被所有的———包括最严格的———新兵体格检查部门一致认为不合格。他并没有弄虚作假(“虽然我也不怕弄虚作假，但我用不着那样做”)。他没有什么器官病，只因为他异常敏感、柔弱、神经质，人们不想拿他来担风险———联想到一九六五年还有新兵体格检查部门的德国大夫，很想给不很瘦的年轻德国人开“斯大林格勒疗法”，这意味着什么就可以知道了。为“保险起见”，把朔尔斯多夫一位“身居”高位的大学同学征调到那个小城市的财政局工作。朔令人惊讶的是，很快就熟悉了他素昧平生的工作，过了一年就“不仅脱不了身，而且委实是谁也代替不了他”(朔的上司、已退休的财政局长克莱普夫博士语，在一个前列腺疗养地笔者找到了他)。克莱普夫还说:“他虽然是个语言学家，但不仅会算帐，甚至能把复杂的财会业务开清，看出某些交易中的问题———而这是与他原有的才能背道而弛的。”这“原有的才能”指的是斯拉夫语言文学，朔直至今日仍醉心于此，他的专长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虽然我受到当翻译的诱人的聘请，但我还是愿意在财政局干这个工作———要我把军士们或者将军们说的德语译成俄语吗？要我贬低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事业难道，把它变成有用的审问词汇么？决不!”在一次毫无恶意的例行检查中朔尔斯多夫看到“施莱姆父子公司”的材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挑不出任何毛病。纯属偶然，他开始阅读工资表，看后“起了疑心，不，我生了气，我看到的名字不但熟悉，而且一直和我做伴”。这里必须公平地补充一句:朔尔斯多夫可能怀有一些报复心理，不是对格鲁伊滕，而是对建筑业。他原先在一位颇有势力的朋友推荐下，到一家建筑公司去当工资会计员，他有计数天才，人们后来发现了对他备加赞赏，但请他另谋高就，因为没有一家建筑公司真正乐意让别人仔细检查自己的帐目，家人们没有想到一位语言学会这么做。朔尔斯多夫天真得几乎难以形容，以为这些公司真的想要他做他们其实忌讳的事情:仔细了解掌握他们的种种手法。他们雇佣了一个不通世故、地地道道的语言学家，原是“出于同情，让他有碗饭吃，不至于去当兵”(弗拉克斯建筑公司老板语，该公司今天仍生意兴隆)，而“这小子比任何一个审计员竟还要认真。我们可受不了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大学生宿舍有多少平方米，拉斯科尔尼科夫下楼到院子里走多少级楼梯朔尔斯多夫能够具体说出。他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工人名叫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丹麦某地给施莱姆父子公司搅拌水泥，在公司食堂吃饭。接着，他虽然尚未产生怀疑，却已“义愤填膺”，看到一个斯维德里盖洛夫、一个拉祖米欣，乞乞科夫和索巴克维奇，最后还发现有———大约在第二十三名之后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他勃然变色；再往下看去，使他更气得直哆嗦，因为他发现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也成了工资低廉的战争奴隶。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甚至也未能幸免。我们这里想说清楚:这位朔尔斯多夫博士毫不关心诸如“德国战争经常的纯洁性”之类的玩意儿，这种东西“他并不在乎”。在财务工作上他的一丝不苟精神只是(这是笔者的解释。笔者曾多次与朔长谈，不久前还把他找过，可能还会经常去找他)他熟悉、热爱、解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人物的那种一丝不苟精神的变种。“例如，我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契诃夫和他的全部人物，也没有屠格涅夫。当时我就可以告诉您这份名单是谁开的:只能是我的大学同学亨格斯博士。此君吊儿郎当、落魄潦倒，却是个屠格涅夫迷，并且对契诃夫崇拜得简直五体投地，在我看来尽管这两个作家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老实说，我上大学时曾低估了契诃夫，大大地低估了他。”事实也证明，朔从未告发过任何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这样做未免过分，我虽然讨厌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任何人，我都从未告发过。我把那些人找来，教训他们一顿，要求他们重做报表，补交欠款———我们单位中由于我收到的补交款最多，克莱普夫对我很赏识。仅此而已。可告发———那些人会吃官司，我很清楚，即使是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我也不想那么干。您想想偷了几件毛衣就被判处死刑，不———可这一次我忍无可忍，把肺气炸了:莱蒙托夫在丹麦给德国建筑公司当苦工!普希金、托尔斯泰、拉祖米欣和乞乞科夫———在搅拌水泥，喝大麦粥。冈察洛夫和他的奥勃洛莫夫一起挥锹!”不久朔将以高级参议的身份退休，仍醉心于俄罗斯文学，甚至当代俄苏文学。甚至他还有我把那些人找来，教训他们一顿，要求他们重做报表，补交欠款———我们单位中由于我收到的补交款最多，克莱普夫对我很赏识。仅此而已。可告发———那些人会吃官司，我很清楚，即使是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我也不想那么干。您想想偷了几件机会向老格鲁伊滕道歉，并通过教会他的外孙、莱尼的儿子莱夫掌握极好的俄语来慷慨地补偿；而且，如今莱尼的房间是有时会有一束鲜花(虽然她与花打交道有将近二十七年之久，就像别人与豌豆打交道一样，但她一直还喜欢花)，那都是朔尔斯多夫博士送的!目前朔尔斯多夫正在潜心研究阿赫马杜林娜的诗。“我当然没有去告发。我先是写信去，大意如下:‘有急事相商请速来面谈。’”一次、两次他催促了，设法寻找亨格斯，但没有找到———“由于我也受到例行检查，被发现了我经手的这件事情，于是便立即立案对‘施莱姆父子公司’进行侦查。这样一来———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可收拾了。”朔尔斯多夫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证人。由于老格鲁伊滕供认不讳，审判一共只用了两天。在法庭上他很冷静，只是在叫他说出“名字供应人”(“您想想，‘名字供应人’”———朔尔斯多夫语)时他才不知所措。虽然朔尔斯多夫心中完全有数，但也没有说出来。用了大约三小时，第二天开庭时，由一个从柏林召来的斯拉夫语专家对格鲁伊滕的文化水平进行鉴定，因为这些名字格鲁伊滕声称都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事实证明，任何一本俄国作品“或一本德国书他都没有看过，连《我的奋斗》都没有看过”(朔语)，这样一来事事情就“追到亨格斯头上”。格鲁伊滕并没有供出他，而是朔尔斯多夫此时已找到了他。“他以特种兵军官的头衔为国防军工作，从俄国俘虏口中设法掏出军事机密。而此人本来有机会作为契诃夫专家闻名于世的。”的确亨格斯是自愿出庭的，他穿着特种兵军官制服，“看上去不太合身，他穿上身才四个星期”(朔语)。是的，他承认，格鲁伊滕找过他，他向他提供了一份俄国人的名单。但他闭口不谈他提供每一个名字获得十马克的酬金。事前他曾同格鲁伊滕的辩护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向他交底说:“我现在绝对担当不起这一点———您明白吗？”于是，格鲁伊滕和他的律师都不提这一令人为难的细节，但在法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亨格斯同朔尔斯多夫继续争吵时这一点，向他承认了。原来，朔尔斯多夫和亨格斯在法庭上发生了争论，朔尔斯多夫愤愤不平地向亨格斯大声嚷道:“所有的人都被你出卖了，所有的人，只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诃夫例外。”这场“俄罗斯闹剧被检察官打断了”。这一插曲的教训不言自明:伪造工资表的建筑公司老板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具有文学修养的审计员证明是有用的，对国家有好处。有罪的在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人:格鲁伊滕。他全都招认，但不承认作案动机是牟利，这使他处境更加困难；问到他作案动机时，他拒不交代，问到是否他蓄意进行破坏时，他又矢口否认。后来，他的作案动机人们曾多次向莱尼问起，她咕哝什么“报复”(报复什么呢？———笔者)。只是在“非常非常有权势的朋友提出，对德国军用建筑工业他有过无可争议的功劳这一理由”(老霍伊泽语)，大力干预后，格鲁伊滕才免去了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全部财产予以没收。莱尼两次出庭，但被证明无罪，霍伊泽、洛蒂以及所有朋友、同事也都被宣告无罪。唯有莱尼出生的那幢公寓房子没有充公，这要归功于那位“一向很苛刻的检察官”，他提出她“作为阵亡将士遗孀的不幸命运，经查明无辜”这一理由，并且令人尴尬地大谈特谈，再次将阿的英雄事迹“搬出”，甚至莱尼参加过一个纳粹少女组织的活动，也被当作她思想可靠的证明。“法官先生，剥夺这个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亲(指格鲁伊滕太太)和这个循规蹈矩的英勇的德国年轻妇女的一份财产是不合适的，这份财产更何况不是被告挣来的，而是他妻子带来的。”这场丑闻格鲁伊滕太太没有能经受住。由于她不能动弹，躺在床上她接受了几次审问，“这就够她受的了”(范多尔恩语)。“离开这个世界她并不很伤心———她毕竟是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很想再和胡贝特见上一面，但已不行了。我们悄悄地把她安葬了。教会仪式当然举行了。”这时莱尼已二十一岁了:汽车她当然不再有了，她认为自己应当辞去公司的职务，她的父亲暂时去向不明。所有这些对她有没有触动，抑或触动很深？这个有一辆时髦的汽车、只是弹弹钢琴，在战争第三年似乎无事可干、给生病的母亲朗诵爱尔兰童话、探视一个奄奄一息的修女的漂亮金发女郎，可以说是第二次守寡，毫无悲痛之感。如今失去母亲，父亲又身入囹圄，她将如何是好呢？这个时期她讲过的原话，人们知之不多。所有与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感到意外，对她的表现。洛蒂说，莱尼“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范多尔恩说，“她显得宽心了”；而老霍伊泽则这么说———“不知怎么她竟如释重负”。两种说法中都说“不知怎么”，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为人们想象莱尼为什么沉默寡言提供了一丝线索。玛格蕾特是这样说的:“她显得并不消沉，相反，我倒觉得她依然振作或者说重新振作起来了。修女拉黑尔的神秘消失对她来说，要比父亲的丑闻和母亲的去世严重得多。”实际情况是，从此莱尼得听候调遣参加工作，由于一位“有一些门路”、不愿披露姓名但笔者知道的恩人在幕后活动的结果，她到一家花圈场去工作。

第五章 
后代人或许会问:花圈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怎么会成为重要的军事物资？答案是:为了使葬礼也像从前那样办得尽量体面一些。这个时期花圈并不是像香烟那样吃香的，但它们是紧俏货，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很吃香，对进行心理战具有重要作用。对花圈的需要光是官方就非常大:献给被炸死的人、死在军医院里的军人，此外由于“自然常有个人的死亡”(前花圃老板、莱尼当时的头头瓦尔特佩尔策语，他已退休，现在为生的是依靠地产)以及“经常有党、经济界和国防军的要人获得不同等级的国葬”，因此各种花圈，“从最简单的普通品种到用玫瑰花扎成的特大花圈”(瓦尔特佩尔策语)，都属于重要的军用物资。这里不是对国家举办丧礼的资格进行充分评价的合适场合。无可争辩的是，在历史上和统计学上都已得到证明，当时办丧事多如牛毛，公家和私人需要大量花圈，他的花圈场佩尔策得以确保获得一家重要军工企业的地位。战事愈进展，也就是说战争拖得愈长(这里特别指出进展和持久之间的关系)，自然花圈也越来越供不应求。“什么地方”倘若存在偏见，认为扎花圈的手艺微不足道，这里就得———单是为了莱尼———坚决加以驳斥。要知道一个花圈，乃是最终的基本形式，无论如何要保持整体形式的统一。扎花圈框架有不同的形式和技巧，在选择绿色枝叶方面，选用何种花圈形式挑选何种枝叶是最为要紧的，单是作衬底用的重要绿色枝叶品种就有九种，用作最终形式的有二十四种，用于束把和套插(总类为插束)的有四十二种，用于罗马式的有二十九种，花圈上用的绿色枝叶因此共有一百一十二种。即使它们的各种用途有时重复，但仍可分为五种不同用途和一套复杂的编扎方法。这种或那种枝叶尽管既可用于结扎和最终形式，也可用于插束(这又分为束把和套插两种)和罗马式，这条基本规则:但这里也要掌握适当窍门，懂得把材料用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使用。那些瞧不起扎花圈而视之为下等工作的人是否知道，什么时候用赤杉树叶打底或作最终形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要用侧柏、冰岛衣、十大功劳、假叶树和铁杉？有谁知道，要使绿色枝叶扎得永远紧贴完美，高超的扎圈手艺是十分必须的？这样人们就会理解，过去只是做一些轻松随便的办公室工作的莱尼改行搞扎花圈决非易事，掌握这门手艺并不容易，她像是进了一家艺术品工厂。正当十分强调日耳曼魂的时候，也许用不着指出，“罗马式花圈”曾一度名声不佳，但等到轴心成立，不大客气地墨索里尼反对诋毁罗马式花圈，有关的争论就中断了。此后，“罗马化”这个动词一直自由使用到一九四三年七月中旬，后由于意大利背叛才终于被根除(一位地位相当高的纳粹头目的评论:“罗马化在我们这里不再有了，连扎花圈和扎花也不再罗马化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能立即心领神会，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就连扎花圈也不是太平无事的职业。再者，由于罗马式花圈原本是仿造罗马建筑门面的石雕装饰花环而产生的，因此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予以严格取缔也有理由的:这种花圈被说成是“死的”，所有其他的花圈形式被说成是“活的”。莱尼那个时期生活情况的重要证人是瓦尔特佩尔策，尽管他名声不佳，但能比较可信地证明，他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被妨忌者和竞争者”向手工业协会告发，有“生命危险”(佩尔策语)的一条:“仍在罗马化”。在他的档案中添上了“天啊，当时这有可能要我的命。”(佩语)，当人们一九四五年以后议论佩尔策的不光彩历史时，他自然设法“凭这一点”证明自己“在政治上受过迫害”，而且———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依靠莱尼的帮助———他居然得逞了。“因为确实那些花圈是她———莱尼，我是说普法伊弗太太———自己发明的:用石楠扎花圈，平整牢靠，确实像涂了一层瓷漆，而且———我可以告诉您———受到了公众的欢迎。这与罗马化之类风马牛不相及———那是普法伊弗太太的发明。可这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因为有人说它是罗马式的变种。”如今佩尔策年已古稀，退休在家，靠不动产为生，在二十六年之后谈起此事仍心有余悸，并且不得不暂时将他手中的雪茄放下，看起来因为咳嗽要发作，“总之———我为她干的事，我掩盖的那些事———真是性命交关，比罗马化的嫌疑还严重。”与莱尼从这时起长期亲密共事、每天在一起干活的那十个人中还能找到五个，将佩尔策本人和他的园艺师傅格龙奇包括了。如果把佩尔策和格龙奇两人恰如其分地称为莱尼的上司，那么，曾与她或多或少平等地共事过的其余八人中还有三人健在。佩尔策住的房子，他自己虽然说是平房，但人们尽可称之为华丽的别墅(他没有把“别墅”念成“别野”)。那是一栋黄色的瓷砖建筑，只是外表像栋平房(经过扩建的地下室有一个豪华的酒吧、一间被佩尔策布置成类似花圈博物馆的活动室、一间客房和一个应有尽有的酒窖)；除了黄色(瓷砖)外，黑色是主要的颜色:栅栏、房门、汽车间的门和窗框———全都是黑色的。怪不得看上去像一座陵墓。佩尔策同一个女人在那栋房子里住着，她叫夏娃，娘家姓普鲁姆特尔，大约有六十五岁，神情相当忧郁，由于悲痛她那漂亮的脸孔变了模样。阿尔贝特格龙奇，现年八十，一直还“在他的壳中蛰居，实际上是在坟场里”(格自述)。那是一幢两间半房间大小的(砖)石棚屋，十分方便从那儿到他的两间温室去。陵园扩建时，格龙奇没有像佩尔策那样捞一票(必须补充一句，他也不想捞一票的)，只是抓住“我当年愚蠢地送给他的温室土地”(佩尔策语)死也不放。“等到他一命，几乎可以说等到他两腿———嘿，就这么说吧，等到他去世，园林和陵园局就会松一口气。”佩尔策苗圃的那几公顷土地陵园不仅早就吞并了，而且也并吞了其他苗圃和石匠作坊。在它的中心，格龙奇过着一种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反正他享受伤残保险金(“我继续为他付人寿保险费。”———佩尔策语)，住房不要房租，自种烟叶和蔬菜，而且他由于是个素食主义者，食品供应问题不大，穿衣几乎不存在问题———他一直还穿着老格鲁伊滕一九三九年给自己做的一条裤子，在一九四四年后来莱尼把这条裤子送给了格龙奇。他完全改做(他自己的话)“季节性盆花买卖”(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卖绣球花，母亲节卖仙客来和勿忘草，圣诞节卖小盆圣诞树，在树上饰有缎带和蜡烛，供扫墓用———“他们在扫墓时都用些什么东西———真不可思议”)。笔者觉得，园林部门如果确实指望靠格氏去世来从中取利，那就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根本他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成天呆在家里和温室里足不出户”(市园林工人语)，而是“在响铃闭园之后”，“把现已规模庞大的陵园当作私人花园。而陵园闭园的时间往往很早，我尽情溜达，有时在长凳上坐着抽一袋烟，有时兴头上也到一座无人祭扫或被人遗忘的坟墓去整理墓地，弄些苔藓或枞树枝，有时把一枝鲜花添上。信不信由您，除了几个偷盗有色金属的贼以外，什么人我还没碰到过。当然有时会有几个疯子，他们不信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他们翻墙头进来，夜间到墓前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祈求等待———不过我在五十年中这种情况只遇见过两三次———这时我自然悄悄走开。再就是，每十年左右，一对无所畏惧、毫无偏见的情侣也许会出现，他们明白，世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僻静的去处———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也悄悄走开。我现在当然已不清楚在陵园外围地区发生的事情了———可我告诉您，这里冬天下雪时也很美，夜里我穿得暖暖和和的，脚上穿着毡靴，抽着烟斗，出去溜达———万籁俱寂，他们全都十分安静，十分安静。当然，要想把女友带到我家就很困难:您知道，毫无办法———她们越是浪荡，就越是没有办法，即使给钱也没用”。谈到莱尼，他几乎感到为难。“当然口罗，普法伊弗太太———我记得她!她我怎么会忘记呢!莱尼。当然口罗，所有的男人都追求她，可以说是所有的男人，包括小滑头瓦尔特(指现年七十的佩尔策———笔者)，可是此胆量没有一个有。她难以接近，倒不是说她假正经，我年轻最大———我当时已五十五岁了———根本想也不用想，大概其他人当中只有克雷姆普———我们叫他‘下流坯赫里贝特’———尝试过，她以冷谈简慢的方式叫他碰了一鼻子灰，终于死了这条心。小瓦尔特对她试探到何种程度，我就不知道了———但在她那里他肯定一无所获。至于其他人嘛，全都是妇女，这当然是战争造成的，她们分成两派，实力几乎不相上下，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不是针对她，而是对那个俄国人。大家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她的心上人。您想想，这件事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一年半———没有人发现，我们当中谁也没有看出什么苗头:他们做得很巧妙，小心谨慎。嘿，那当然得冒很大的风险:两条人命，一条半人命肯定是的。妈的，一想到这个姑娘所冒的风险，我还心有余悸，从后背一直凉到屁股。业务水平？您问她的业务水平怎样？是啊，也许我有先入之见，因为我喜欢她，真喜欢她，就像一个一辈子从来没有女儿的人有了一个女儿一样喜欢，或者———毕竟我比她大三十三岁———像喜欢一个永远得不到手的恋人一样。喏，她简直是有天赋———这就能说明一切了。我们只有两个科班出身的园艺师傅，把瓦尔特也算上才有三个，可他整天只惦记他的帐簿和他的钱柜。这两人，一个是赫特霍尼，年轻时参加过青年运动，可说是知识分子型的园艺师，女子中学毕业后上了大学，后来搞园艺，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信仰土地和手工运动———诸如此类———不过她有两下子，一个就是我。其他人都没有学过这一行，霍埃特、克雷姆普、克雷默尔、谢尔夫、汪夫特和策芬———大多是娘儿们，已经不是那么年轻漂亮，同她在泥炭末和插花料之间躺下反正没有一个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想。是啊，才过两天我就明白了，普法伊弗决不适合于干一件事，即做花圈架子，那是粗活，十分艰苦，花圈架子组有霍埃特、谢尔夫和克雷姆普三人，他们仅仅拿到的是一张清单，上面写明他们所得到的大批枝叶原料———根据货源情况而定，橡树、山毛榉和后来几乎只剩下了的松树叶子———以及花圈大小，通常为标准尽寸，不过也有用于隆重葬礼的，我们规定用缩写B1、B2和B3代表一等要人、二等要人、三等要人；后来我们内部记帐时知道，也用H1、H2、H3表示一级英雄、二级英雄、三级英雄。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大发雷霆，这他认为是自己也受了一种侮辱，因为他是一名二级英雄:高位截肢，一条腿，有几枚勋章和奖章。因此莱尼进架子组不合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便将她分到修饰组，让她和克雷默尔、汪夫特一起干活———我对您说吧，修饰天才，她可是一个，或者，要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个插花能手。她是怎样摆弄桂樱叶和杜鹃花叶的您真该瞧瞧，最贵重的材料可以交给她，万无一失，什么也不会折断———许多人从来搞不清楚的东西，她一看就明白:修饰工作的窍门、要领在于花圈架子左上方的部位，这样花圈就会产生了一种级英雄、三级英雄。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大发雷霆，这他认为是自己也受了一种侮辱，因为他是一名二级英雄:高位愉快的、几乎可以说是乐观的上升印象。如果着重修饰右边，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下滑印象。她也决不会把几何图形和草木图形混在一起———我对您说吧，她决不会的。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一点在修饰花圈时就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纠正她一点:她偏爱纯几何图形———菱形、三角形，而且用雏菊有一次在做一个一等要人花圈时搞出一个六角星，完全是摆弄几何图形闹着玩儿，肯定不是有意的，就这样经她的手出现了，而且也许她至今还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神经过敏，竟对她十分恼火。想想看，假如那只花圈未经检查就上了灵车———人们总而言之，更喜欢笼统的草木图形，而莱尼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编个小花篮呀，甚至还有小鸟———已不全是尽管花草树木，但也自成一体嘛———再者，如果扎一个一等要人花圈时需要用玫瑰花，玫瑰花，小瓦尔特也舍得拿出来，甚至是含苞欲放的名贵品种。莱尼这时就成了艺术家:她能扎出整幅风俗画来。其实，这太可惜了，因为这些画很快就消逝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有一个池塘，还有天鹅在池塘里；嗯，我对您说吧:如果评奖的话，所有的奖都会被她夺得，而———至少对小瓦尔特来说———最要紧的是:她用一点修饰材料比许多人用好多材料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她此外还精打细算。然后，做好的花圈经过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组成的验收组———最后，在送走之前没有一个花圈不经过我的手。赫特霍尼检查花圈架子和饰物，必要时进行修补。策芬呢，我们管她叫缎带大娘，负责装缎带，这些缎带是市里供应的———当然干这活必须十分经心，以免搞错。有人如果订购一个花圈，上写‘汉斯千古———亨丽黛敬挽’，可拿到手的花圈缎带上写的却是‘献给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奥托———埃米莉’，或者反过来———那么多的花圈有可能闹这种笑话。最后用送货车，一辆破三轮摩托车，把花圈送往教堂、军医院、国防军机关、党部或殡仪馆———这份差事，让别人去干小瓦尔特是不肯的，因为他可以借此机会外出逛一逛，挣点小费，歇一会儿。”由于莱尼从未向洛蒂，也没有向范多尔恩或玛格蕾特、老霍伊泽、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等人把她的工作抱怨过，可以认为她确实很喜欢这个工作。看来唯一使她发愁的事是她的双手和手指头吃足了苦头:她把她母亲和父亲的手套存货全部用光后就向所有亲戚讨“旧手套”。名著推荐她也许暗自思念已去世的母亲，思念父亲，时常想念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甚至可能想念已去世的阿洛伊斯。人们就这一年而言，说她“和蔼可亲、非常安静”。就连佩尔策也说她:“沉默寡言，天哪，真是金口难开!不过她和蔼可亲、讨人喜欢，是这个时期我最得力的助手，格龙奇和赫特霍尼如果不算的话；是个识途老马格龙奇，赫特霍尼却太死板，像个老学究，常常去纠正好的主意。不仅普法伊佛具有设计才能，而且善于利用植物，她本能地知道，使用仙客来当然可以而且必须不同于长柄玫瑰或芍药。不瞒您说，每当要我提供红玫瑰做花圈，就等于使我在经济上遭受了一笔损失———因为红玫瑰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把玫瑰花看作是唯一能送给自己意中人的礼物———尤其是在年轻军官同女朋友下榻的旅馆里很好脱手。我经常接到旅馆门房打来的电话，他们有时不仅给钱，而且用好货将一束长柄玫瑰交换。用咖啡、香烟、黄油甚至衣料———我是说有一次用精纺毛料———同我交换，而且叫人多多少少惭愧，所有的东西几乎都用在死人身上，几乎给活人没有留下什么。”就在佩尔策为玫瑰花操心的同时，莱尼差一点成了住房管制的受害者:当局认为，一套七居室带厨房、浴室的住宅共住七人(老霍伊泽夫妇、洛蒂带着维尔纳和库特两个孩子、莱尼、范多尔恩)未免太少。这座城市到那时为止，毕竟已经历过五百五十多次空袭警报和一百三十次空袭，霍伊泽全家获准在三间房居住———当然是大的———莱尼和马尔娅范多尔恩“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才得以每人保留一间”(马范多尔恩语)。那位不希望披露名字的地方政府高级人士可以认为在这方面起了作用，此人尽管谦虚地否认“曾帮过忙”。不管怎样，还有两间屋子要拿出来“分配”，“而此时已被一枚爆破炸弹赶出自己的兔窝(洛蒂霍伊泽语)的普法伊弗一家把办法想尽了，令人讨厌地要‘同我们亲爱的儿媳妇一起住’。老普法伊弗就像利用他那条跛腿一样，在受到轰炸这一点上大做文章，竟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现在我把自己正大光明地挣来的一小份家业也献给祖国了’(洛蒂霍伊泽引述)。当然我们都吓了一跳，可玛格蕾特后来就从她的大亨(？？———笔者)那儿了解到，老普法伊弗即将同他教的那班学生一起被疏散到农村去，我们于是就让步了———而他们也确实在我们这儿赖了三个星期。尽管他的腿后来一瘸一拐，还是被疏散下乡去了，把他的婆娘带去了。只有讨人喜欢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留在我们家，他已自愿报名入伍，只等入伍通知下来就走，而当时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洛蒂霍伊泽语)。在打听谁是莱尼在花圃工作期间的主要对头的确切情况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户口簿和团队花名册等资料笔者在仔细翻阅而一无所获之后，想到去阵亡将士陵墓管理处请求帮助。向该处查问后了解到如下情况:赫里贝特克雷姆普，二十五岁，在莱茵河附近三月中旬阵亡，埋在法兰克福至科隆的高速公路附近。克雷姆普坟墓所在地了解到了，再去查找其父母的地址，就不难了。同他们的谈话尽管非常不愉快，他们证实，他曾在佩尔策的花圃工作过，在那里“就像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地方一样循规蹈矩、纯洁清白———后来祖国情况危急时就再也把他拦不住了，不顾一条大腿已截肢，他于三月初自愿参加人民冲锋队，光荣牺牲，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克雷姆普的父母看来觉得自己儿子的死完全正常，期望从笔者口中听到几句赞扬的话，但实在他说不出口，而且在看到向他出示的遗像时也不太热心，因此他觉得最好赶快告别，就像访问施威格特太太那次一样，一个(对笔者来说)不大讨人喜欢的人，照片上她大嘴巴，低额头，浓密鬈曲的黄头发和圆溜溜的眼睛。为了将三名尚健在的、了解莱尼战时在花圃工作情况的女证人的住址搞到需要直截了当到户籍管理处去查问。付一小笔手续费，这个要求就得到了满足。第一位是当年领导花圈验收组的莉安妮赫特霍尼太太，现年七十，是一家拥有四爿花店的连锁店的老板。一栋非常漂亮的小平房是她所居住的，坐落在几乎仍保留乡村风光的市郊。有四个房间，厨房、门厅和两间浴室，屋子陈设无懈可击，美观大方，色调和造型彼此协调，并且由于她藏书可说汗牛充栋，在室内装潢上用不着操心。她很冷静，但并非不亲切，一头银发，很考究的一身打扮。在佩尔策曾经出示的那张摄于一九四四年的全厂职工联欢活动照片上，大概谁也认不出那个神情严肃、围着头巾、略显矮胖的小个子女人就是这位端庄稳重地出现在笔者面前的妖滴滴的徐娘，用细银丝编的耳环样子像小篮子，里面各有一颗圆珊瑚球在滚动，另外，她还不断地转动她那一对仍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使得她的脑袋成为一个有四处在颤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目标:在颤动耳环里的珊瑚球，在颤动她的脑袋，也在颤动脑袋上的眼睛，她的装扮得体，脖子和手腕上微皱的皮肤看来保养得不错，但这决不是赫太太想把自己的年龄隐瞒。茶，花式小点心，盛放在一只银烟盒(勉强可放八支)里的香烟，点着的一支蜡烛，火柴放在一个手绘瓷盒里，瓷盒上画的是黄道十二宫图，但只有十一幅图，正中是以传统手法画的人马座，粉红色，明显区别于其他呈天蓝色的星座，使人猜想赫太太是人马座下凡。窗帘是略微带紫的玫瑰色，家具是核桃木浅褐色，地毯是白色，墙上没有被书橱遮盖的地方挂着手工精制着色的莱茵河风景版画，有六七幅(笔者对此不敢担保绝对准确)，最多大小为六乘四厘米，很精致，像宝石一样晶莹:从德伊茨看科隆，从博伊尔看波恩，从莱茵河右岸乌尔登巴赫和鲍姆贝格之间看丛斯，博帕德，奥伯温特，雷斯；此外，笔者还想起曾看到过克桑滕，被艺术家移到更加靠近莱茵河的地方，略有不同与地理位置———由此可见，一定是七幅。“是呀，不错，”赫特霍尼太太说，把银烟盒并递给笔者，他觉得她的神情像是预期他不会取出烟来抽(他不得不使她失望，并且也看到她脸上掠过淡淡的一丝不悦)。“您看得没错，莱茵河左岸风光全都是的(她的敏感迅速超过了笔者的理解、洞察和解释速度)。我从前是分离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分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在埃吉丁贝格受伤，不是站在光彩的一方，而是在不光彩的一方站着，但我一直仍认为这是光彩的一方。我的观点谁也改变不了:这块土地不属于普鲁士，从来就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德意志国。今天我仍是分离主义者，不是主张成立一个法国莱茵兰，而是主张成立一个德意志莱茵兰。以莱茵河作为莱茵兰的边界，阿尔萨斯和洛林当然也包括；与一个非沙文主义的法国为邻，当然是共和制的法国。嗯，于一九二三年我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改名换姓是当时不得不做的事情，后来，一九二四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一九三三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马克思受伤，不是站在光彩的一方，而是在不光彩的一方站着，但我一直仍认为这是光彩的一方。我的观点谁也改变不了:这块土地不属于普鲁士，从来就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由普鲁士建立的所谓德意志国。今天我仍是分离主义者，不是主张成立一个法国莱茵兰，而是主张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流亡了，不想再度流亡。您知道为什么？我爱这个地方，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黑格尔的话您尽管搬出(笔者不想搬出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生不逢时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干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管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即麻烦，又危险，可在法国我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于一九二四年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死于巴黎一家妓院，干脆他们偷梁换柱，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我让巴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将这件事证明，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这件事虽然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道，她所做的一切他愿原谅，‘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子’。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在巴黎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了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要好一些。”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浓三倍，还有可口的小点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几乎那个并不比核桃壳大的烟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蒂。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点，因此，他尽管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感并未减少。“您可想而知，我那时提心吊胆，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露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进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子上干活。一向佩尔策的嗅觉很灵敏，准是觉察到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在鲜花和绿树上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弄手脚时，我倒不是怕自己会出问题，而是怕他受连累，就想辞职不干。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肯定，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出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着重念出，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道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在集中营死去。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她会有此胆量我没有想到。再者，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他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英语管花叫‘flowers’，花圈不过没说过，他把花圈叫‘circles”，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体哩。”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在这期间他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蒂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并且不无好感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美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皮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爱的衣服一样。“是呀，我爱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一九二九年我就看过本亚明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一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固执倔强，沉默寡言；‘女士’的外号我首先得到了，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弄明白莱尼为什么那么古怪，叫人几乎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对金钱、时势等等态度她是无产阶级的。本来她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进，倒不是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她胸有成竹，嗯，这一点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她和波利斯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了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可就要倒霉了。开始时不只是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什么名堂根本不可能搞出，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每周我们挣二十五至四十马克，视津贴和加班情况有所不同，所谓“清单奖”后来佩尔策还发给我们”:每个花圈额外补发二十芬尼，分给大家，每周这样也能收入几个马克，可莱尼每周光喝咖啡这一项就至少花掉两周工资，这怎么能行呢，尽管她的房子还有房租收入。我常想而且今天还在想真:这个姑娘是少见。你真不知道她究竟是大智若愚呢，还是头脑简单———听起来虽然自相矛盾，我却认为她两者兼而有之，既是大智若愚，又是头脑简单，她只有一点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轻佻的女人。她不是那种人，不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一九四五年没有得到赔偿金，因为弄不清我是作为分离主义者还是犹太人转入地下的。当然转入地下的分离主义者得不到赔偿———而作为犹太人，那就请你证明你是蓄意破产以转移人们对你的注意吧。我只拿到了一张经营园圃和花店的执照，而这也是靠法国军队里的一位朋友才弄到手的。我一九四五年年底，就把莱尼请到我的店里来工作，她当时带着孩子，生活相当困难，在我的店里她待了二十四年，到一九七年。我曾经不止十次或二十次，不，是三十多次，提出请她主持一家分店，和她合作经营，她可以穿件漂亮衣裳在店堂里坐着接待顾客，可她宁愿穿上长罩衫，站在冷冰冰的后屋编花圈、扎花束。没有上进心，不想高升。我有时想，她是个幻想家。有点怪，但很可爱。而且，当然罗，这我认为有点像无产阶组级。她还相当娇生惯养:您知道，即使当了工人，至多每周工资五十马克，战争期间她仍把她家的老佣人留在身边———那个女佣人您知道每天给她烘烤什么吗？几个新鲜小面包，喷香松脆，告诉您吧，我有时直流口水，‘女士’的身份简直不顾了，真想说:‘孩子，让我咬一口，请你让我咬一口。’你可以放心，她是会让我咬的———啊，只要我求她，而且，既然现在她经济状况如此困难，她就尽管来找我借钱好了———可您知道，她此外还怎么样？骄傲。只有童话故事中的公主才会这样骄傲。至于她的扎花手艺，她被估计得过高了。当然，她心灵手巧，但我觉得她的修饰金银丝用得太多像刺绣，过于精细，不像好看的粗针编织，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金银饰工，可干花活———您也许会感到意外———有时要大胆泼辣，她却从来也做不到，她的修饰颇有新意，但不大胆。不过，要知道她是半路出家，能学得这么快就已经了不起了，本身就很了不起。”由于不再举起茶壶，银烟盒也不再打开呈上，笔者得到的印象是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事实证明不错)。赫特霍尼太太他觉得对完善莱尼的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赫太太还让他看了看她的小小的工作室，近来她在那里又搞起了园林艺术。她正在为未来的城市设计“空中花园”，她称之为“塞密拉密斯”———对于一名如此热心的普鲁斯特读者来说，这个字眼笔者觉得不太富有想象力。笔者告别时感到这次访问终于结束了，但今后仍有可能前来访问，因为仍然赫太太脸上保留着十分亲切的神色，尽管倦容已经露出了。马尔加汪夫特和伊尔泽克雷默尔两位女士的情况可以同时说明:伤残保险金两人都享受，一个七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两人都已白发苍苍，住的都是一套一间半居室的大众化廉价公寓住宅，取暖用火炉，家具是五十年代初的产品，两人都给人以“不富裕”和苍老的印象。可是———开始这儿有所不同———一个(汪夫特)养了一只玫瑰鹦鹉，另一个(克雷默尔)养了一只虎皮鹦鹉。汪夫特———明显这方面差变得———神态严肃，几乎很难接近，嘴闭得紧紧的，好像是在不停地在把樱桃核吐出，由于嘴巴小而很费劲，不愿“多谈这个放荡的女人。我早就知道，我早就料到，但此事没有弄清，为此今天我还会打自己耳光。我真希望看到她剃光头，在大庭广众中受众人耻笑，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子弟在前方打仗，她的丈夫也阵亡了，而她却同一个俄国佬搞上了，而且她的父亲是个大奸商———三个月后就让她领导修饰组而不让我干。不，不过是个荡妇罢了———不知廉耻，总是凭她的色相———把男人们个个弄得神魂颠倒，格龙奇像只公猫向她摇尾乞怜，佩尔策把她看作是二号性爱后备对象，就连一向勤勤恳恳地干活的好工人克雷姆普也被她弄得晕头转向，变得十分讨人嫌。她还摆出了贵妇人的派头，其实不过是个潦倒的暴发户。别提她了。她没来之前，我们大家干得多和谐呀!打从她来了以后总是有一种紧张气氛，从来也没有爆发过———如果打一架，这种紧张状态倒能消除。嗯，那一套庸俗的外行的摆弄花的手法，他们全都上当了。不，打从她来了之后，我就孤立了，彻底孤立了，她请喝咖啡那一套我才不吃呢，我们称之为‘甜言蜜语、奉承巴结’，只不过是个破鞋、臭婆娘、十足的淫妇”。汪夫特说的并不是像写出来这样一口气:一点一滴，就好像是从她口中挤出来的，多谈，她才不想的，但还是谈了，说老格龙奇是“不走运的法翁或潘，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所见过的最坏的无赖和投机分子，在党内我为他出过力，保过他。我是党(盖世太保？———笔者)信任的人，人们因此总是听取我的意见。战后呢？取消了我的抚恤金，因为我丈夫不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而是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街头武斗死的。瓦尔特佩尔策先生和我丈夫一样参加过冲锋队，却啥事也没有。啥事也没有。靠小婊子和犹太女士的帮忙，他顺利过了关，而我却被关进去，蹲了班房。不，那些人别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恩图报和公正可言，我已看破红尘了”。笔者，就在同一天还走访了克雷默尔太太。她提供的有关莱尼的情况寥寥无几，只说莱尼是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可怜可爱的姑娘，可爱可怜的姑娘。而那个俄国佬啊，对您我得讲，当时我就十分怀疑，今天仍怀疑。怀疑他是不是盖世太保的密探。他说的德语多棒，又彬彬有礼，偏偏到花圃来为什么，而不到敢死队去清除炸弹和抢修铁路呢？他是个好小伙子，不错，但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至少不超过工作所需要的范围”。当年克雷默尔太太一定是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如今已白发苍苍，眼睛几乎已没有神采了。显得松弛柔软的面庞，没有凶相，只是有些忧郁，愁眉不展，但苦恼是说不上的。用咖啡招待客人，自己却一口不喝。她说话慢慢腾腾，轻松自然，语气有些平淡，不太注意抑扬顿挫。她自己动手卷烟，有无比精湛的技术，不仅令人感到惊讶，简直叫人拍案叫绝:用有点润湿的黄澄澄的烟丝卷烟，准确无误，剪去碎絮用不着用剪刀。“是啊，很早我就学会了这一手，这也许是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一九一六年我被关在堡牢半年，就不用说失业时期了，后来又是战争时期———卷烟的手艺从来我没有丢掉。”说到这里，她给自己点燃了一支。她口中叼着刚卷好的白色烟卷，突然使人会想到她青春年少、绰约动人的样子；自然她也请客人抽一支，不声不响，只是从桌子上推过来一支烟，用手一指。“不，不，我不想干了，不想干了。我一九二九年就不想干了；本来我就精力不济，现在更不行了。战争时期，只有我的儿子埃里希才使我有勇力和力量，在他长大前我始终希望战争能就结束，但他还是赶上了，学钳工还未满师，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这孩子不声不响文静老实。他临走时，平生我最后一次冒着危险说了一句带政治性的话。‘跑过去，’我说，‘尽快。’‘跑过去？’他问，像平时那样皱着眉头，我于是向他解释跑过去是什么意思。这时他神情奇怪地把我望着，我担心他在什么地方会说出什么，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干，大概也来不及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送他到比利时边境去挖战壕，我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底才得知他已经死了。十七岁。这孩子一向神态严肃、闷闷不乐。他是私生子，您要知道，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在学校里和街上，他听到别人这样说。于一九四二年他的父亲死去，祖父母本身一无所有。好了。在一九二三年我就认识了佩尔策。您猜猜看是在什么地方？您一定猜不到。是在共产党内。是他看过的一部法西斯的宣传影片，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叫人望而生畏，不料却对他产生了吸引力。瓦尔特把革命跟打砸抢混为一谈，完全弄拧了，被战斗同盟开除后，将义勇团参加了。之后，一九二九年就参加了冲锋队。他有一阵子还当过皮条客。此人样样都会。他当然也懂园艺，当倒爷，随您怎么说都行。好色之徒。花圈场的职工您想想，有哪些人:三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两个中间派:弗莉达策芬和赫尔加霍埃特；我是个不起作用的共产党；女士是共和派和犹太人；政治上莱尼不好定性，由于她父亲的丑闻而受牵连，但至少是阵亡军人的遗孀；再有就是那个俄国佬，对他佩尔策确实大献殷勤———战后他又能出什么事呢？太平无事。他一九三三年以前，对我以‘你’相称，每次我见到他，他都说:‘嗯，伊尔泽，谁会胜利，是你们还是我们？’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对我改称‘您’。美国人来了还不到五天，他就又拿到了营业执照，跑来找我，又叫我伊尔泽，以为现在我一定会当市议员了。不，不，不———我已经等待太久了；我在孩子离家时就该洗手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早就不想再干了。莱尼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我家里来过一次，坐在那里抽了一支烟，总是笑眯眯地把我看着，神色有点不安，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她大概会说什么，我甚至知道，但我不想知道。一个人决不要知道得太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她由于一声不吭、心神不安地笑眯眯坐在那里，我最后就对她说:‘嗯，看得出来你怀孕了。有个私生子，这意味着什么，我是知道的。”啊，后来战争结束后，抵抗呀，年金呀，赔偿呀，闹得乌烟瘴气，还有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而我知道那帮人对我的维利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我叫他们什么您知道吗？祭坛侍者。不，不———这个糊里糊涂的莱尼夹在中间，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居然他们说服她以‘英勇的红军战士遗属’的身份充当拉选票的金发女郎。她想给她的小男孩取名为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嗯，大概后来所有亲友都加以劝阻。她才放弃了这个打算，但这样一来，她的名声比战争期间更臭了。几年后还有人叫她‘金发苏联婊子’———这个可怜可爱的姑娘。不，她从来没有过过轻松日子，至今仍然如此。”

第六章 
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将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几乎波利斯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说他是当然的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确凿的有一点: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发，身材瘦削，至多体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一九四一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作为苏联战俘一年半以后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此笔者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为什么男主角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是我无法忍受的，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差一点甚至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将虚构的大麦粥喝着，就得险些送命吗？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这一事实人们不得不接受，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毕竟他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他尽管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学历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他在年轻时如果承认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业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么，恐怕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也愿意承认，比莱尼他并不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我们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现年波加科夫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依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悔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使他满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了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尽管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构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同住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什么精美的食品但并非”:腌黄瓜。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是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乡思是简直摆脱不了的”。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贝伦科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待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买“香烟”的时机是不消说的。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在夜里由于“几十年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确实他的双手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自己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了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受用的抽烟架”，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一个套圈，我们用铁丝做了，用两只衣夹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将一个烟嘴儿夹住，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聊斋志异白话文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将几杯相当不错的茶喝过(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之后就到了，这位先生相当粗鲁———是确实如此的———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咪咪于是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在一间客厅里坐着，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德国树木，英国草坪、大约最小的一棵树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劳申贝格、沃霍尔、佩杀施泰因、瓦尔德米勒、普尔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沉浸。这里也有T、W、L2和S!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了解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喏，大致差不离是我能说的。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呢？(耸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什么危险的事，这可不是，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亲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我们是重视苏联的，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喏，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了，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也无关紧要，这个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我送给他向他介绍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说，是《乡村医生》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一九二○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我这时得知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是否您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是否您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这一切我认为全都对头吗？我这时(声音由弱变为很弱)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这小子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是否他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集中营里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什么叫采石您知道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他觉得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他回答的机会尤其是根本没有。)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责备口气，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这种可能也从未有过，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把他先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这个党内大人物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点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xx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禁不住这块缝上去的皮才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我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他命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太过分了，这个。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了，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宽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当然我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有几次他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调查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他原来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听懂歌词内容———他唱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这样做您认为明智吗？———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并非我被扣上红帽子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你怎么给了我？’———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差不多战争已打赢了。’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这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高级)轿车，他妻子有一辆(中级)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以后还有多次)，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儒林外史“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不是看得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甚至我女儿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什么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懂得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她后来把房了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时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她，我就爱上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我隐瞒了这些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我伤害过吗？没有。不错，我在那以前有点粗暴，我承认。可一九三三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也许唯一一个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如同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从莱尼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当时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她如果从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基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马上就知道———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不快、羡慕、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我们的莱尼在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从自己的壶里她用自己的杯子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莱尼来说———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来这种咖啡的香味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平常他坐在那里干活，解开放着他的假腿，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还是可以的: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将讨厌的格龙奇除外，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将它表达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了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一种挑衅，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这么一个杯子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她接着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整个场面———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感、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在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汗珠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您听着，可能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这样一来幸而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如释重负地赫特霍尼叹了一口气，叽里咕噜地克雷姆普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龙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莱尼这时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从自己的壶里她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一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莱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进一步想广泛将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一笔附带着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对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您既然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把布尔什维克追击着(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里呆着，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当时不寒而栗，鸡皮疙瘩全身都起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有一种在那里面———我说是冷静的———人性和真诚，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很长时间，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她认识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也不能说。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莱尼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对劣等民族虽然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五分钟，我觉得至少有。”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测定可以进行的: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离莱尼的桌子(这里放着咖啡壶)有两米自来水龙头———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很可能莱尼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就无需模拟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笔者———做了三次试验，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笔者这里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会弹钢琴，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欲不遂的寡妇(由于艾哈德的遭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养———上述这些特性及其组织无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我们想要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到那时为止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为什么她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理所当然地、一个苏联战俘(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闹不清楚犹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她根本不明白吗？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相当简单的解释她提出了一个:“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闲饭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问题这是毫无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给任何人她会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她也会请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纳粹分子。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这种人她就是的，并且真诚热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这样一种印象这里切不可产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这种可能有。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客观地从个人角度却可以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少数)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联系起来看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莱尼的为人如果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同样她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说出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一向总是在事后去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去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后来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端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了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莱尼简言之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把这种潜能唤醒，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估计数)，并没有充分把她的潜能调动起来，这种本领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将结果叙述了，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佩尔策:“俄国人从此以后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他这时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看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时间虽然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当时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我在想什么您知道吗？听上去这话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居然她动手了———她动手了，好家伙，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在男女关系上莱尼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动。当然她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的。”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从玛格蕾特那里我们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佩尔策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他三天后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她们俩受他领导，不过这一点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了。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一一二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鹰徽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他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我有一次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N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您既然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N字和鹰徽嘛，自己的历史处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如果说我不仅没有难为过他，而且还给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数学这一门是精通的，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这当然，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产量结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让他出，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我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黄瓜、烟草和西红柿。”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在他第二次访问时汪夫特对他更加冷淡，就一笔勾销了她。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后一次克雷默尔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她在赫特霍尼那里，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讳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留连忘返，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一支接一支抽烟者的明显反感是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名著“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不仅让他们把我们的税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空气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都一样的意思———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北威州———笔者)，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一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建立这个国家我赞成过吗？没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谁把我们出卖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举行过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清新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我们和文艺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笔者答应这样做。)不，从来我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他们那里种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我不过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添麻烦。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是莱尼了不起的地方。我还得告诉您，一定您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难为过什么人，克雷姆普也许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难，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这种看法恰恰错了:讨好多数人，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实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倒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九四○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其实这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这些小伙子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就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向您我就这样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一个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

第七章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呼吸秋千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ngyueboke.com/huxiqiuqian/">呼吸秋千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格龙奇语)。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城市与狗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用了？’嗯，我们全都估计最晚十二月或一月就会得到解放，但战事却拖延下去，她无法理解这一点。接着是对阿登山攻势和许特根森林相持很久的战役感到极其忧伤。我向她作了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现在德国人在拚命抵抗，因为美国人已踏上德国土地，而且严寒的冬天当然会妨碍进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论此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呀，您要明白，她已怀孕，我们得找个男人，这人要靠得住，可以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她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肯写上:‘生父不明’。波利斯没事找事———我今天仍认为是没事找事，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节外生枝，有一天对她悄悄地说了一个名字:GeorgTrakl。我们两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毫不明白:是否他建议让此人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那么，他是谁，家住何处？莱尼将Trakl听成了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以为是Truckel或Truckl呢。我至今不知道波利斯一九四四年九月讲这话时在想什么。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四处打着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莱尼急得要命，想要在当天晚上就搞清楚。结果一无所获: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的。最后，天虽然已不早了，她仍赶回家去向霍伊泽一家刨根问底。一无所获，真叫人难堪。第二天因为她不得不牺牲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去问波利斯这人是谁。他说:‘诗人，德意志，奥地利，死了。’莱尼于是立刻跑到最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在索书单上写下:Trackel，Georg———这使一个年纪大的女图书管理员神态严肃地表示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借到了一本小诗集。她满腔热情地接过这本书，在电车上就看起来。我还记得几首诗，因为她每天、每天晚上都把这些诗念给我听。我觉得《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不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另外一首更好:‘少女们伫立在门旁，胆怯地向花花世界张望，润湿的嘴唇在微微震颤，在心中充满着希望。’我听了就会失声痛哭，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年纪愈大，感触愈深:希望我心中充满着，无忧无虑———充满希望，无忧无虑———而另一首诗莱尼非常喜欢，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每当暮色降临，常见斯人倩影，亭亭玉立井旁；每当暮色降临，她就前去汲水，水桶上下不停。’那本小册子里的诗都这样是的，她把它们都背熟，在工场临时配上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使他高兴，他听了确实感到高兴，但这也引起了麻烦，跟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对她大声嚷嚷，责问她，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只是在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波利斯真傻，插嘴说他知道这个德国诗人，这个诗人是东部边境地区———确实他说了东部边境地区!———的人，名叫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这又使那个纳粹分子火了，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熟悉德国诗———他找党的领导或到别的地方去打听这个特拉克尔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大概别人对他说，此人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人，一个共产党，对这个特拉克尔竟如此熟悉，这是否有问题，大概别人对他讲，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不能让劣等人的嘴巴糟蹋。更多的不愉快之事事实上还发生了，莱尼此时一度变得自信和放肆，神采焕发，因为她有人爱，而我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我连施勒默也没有这样爱过，也许海因里希会这样爱我。因此她偏偏在那一天唱松娅的诗:‘黄昏返回故园，蔚蓝的静谧，松娅的生活。’———四次提到松娅了。那个纳粹分子喊道:松娅是俄国人名字，这是背叛人民的行为等等。莱尼马上回敬一句:松娅赫尼也叫松娅，她一年以前还看过一部电影《邮政局长》，在里面全是俄国人的，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这场争吵后来由佩尔策出面才宣告结束，他说这通通是废话，还说莱尼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当然可以的，只要不是唱反对国家的东西就无可指摘。于是大家进行表决，莱尼由于有很好听的略带女低音的嗓子，由于大家本来都很消沉，谁也不会张口就唱，因此大家一致表决反对那个纳粹分子———她临时谱曲的特拉克尔歌曲，莱尼可以继续唱了。”克雷默尔、赫特霍尼和格龙奇都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三人的说法虽然不同。赫特霍尼说:“天啊，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叫人感到舒畅:很优美，这姑娘的女低音，她唱歌———不用命令。嗯，她对舒伯特的乐曲看得出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巧妙地换用优美动人的歌词。”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真叫人心花怒放。她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都没有反对；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感觉到，她不仅有了心上人，而且彼此心心相印———可那人是谁———我们谁也猜不到，那个俄国人因为总是不言不语地站在一旁，漠然地干他的活。”格龙奇说:“看到克雷姆普那个混帐王八蛋气急败坏地样子，在内心里和外表上我都笑得要死。那个松娅叫他多么生气!取名松娅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莱尼反应真够快的，马上举出了松娅赫尼来。嘿，这个姑娘一开始唱歌，就好像在冬天的菜地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向日葵。真好听，我们个个都感觉得到，她正在热恋中———她那时是多么心花怒放啊。当然罗，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的心上人是谁。”佩尔策说:“当然她的歌声使我高兴，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优美的女低音嗓子———不过我也很难向您哪怕是大概地说明，这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有人来问，是否真的是俄国歌曲，那个俄国人是否有什么关系，等等。嗯，事情后来平息了，但麻烦还有的是，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告诉您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是不危险的。”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这里必须纠正:波利斯和莱尼终日闷闷不乐，或是波利斯过分热衷于测试或提高莱尼对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他那个时期每天对波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总是快快活活，因为他———如果说，对什么事他还能确有把握的话———确有把握与莱尼重新见面，而且可以根据战争、轰炸和整个形势的情况，有“留宿”的希望。他在电车上唱歌挨揍以后就学乖了，使劲克制突然想唱歌的一时冲动。他熟悉许多德国民歌和儿歌，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而这使他跟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和营里的一些难友产生了不愉快，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可以理解———笔者)听德国歌。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莉莉玛莲》得到批准甚至备受欢迎，由于波利斯的嗓子受到赞赏，《莉莉玛莲》(据波加科夫说，波利斯并不喜欢这首歌———笔者)，允许他每唱一遍，再唱另外一支德国歌就可以。据波加科夫说，他最喜欢的德国歌是:《门前井台旁》、《野玫瑰》和《绿草地》。可想而知，波利斯清晨在电车上很想越过那些脸色阴沉的电车乘客高歌一曲《听，外面有什么来了》。在那次独一无二的、遭到极大误解而被粗暴压制的唱歌以后，不管怎么说，还能使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当时悄悄地安慰他的那个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都乘同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交换片言只语了，只是有时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只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估量，心心相印、意味深长地对视意味着什么。“他现在即使在工场里唱歌”(波加科夫语)，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防范措施。由于花圈场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免不了有时要同他讲话，克雷姆普和汪夫特甚至———即使只是叽里咕噜地说一声“那儿”或“就来”或“嗯”———由于佩尔策也必须同波利斯长谈———关于花圈帐目、缎带和花卉帐目、生产进度要求———有一天于是波利斯便向佩尔策提出请求，是否允许他有时也“唱支歌”给大家听。佩尔策:“我大吃一惊，是的，在电车上唱歌丢丑以后，这个小伙子居然还有这种雅兴。不过，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一次幸好没人注意他唱的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唱，并且向他讲明:鉴于战争的形势，一个俄国战俘唱歌会被当然看成是挑衅———您得明白。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人手里已经有罗马了，塞瓦斯托波尔已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唱。’嗯，我得告诉您，我听了很感动，确实很感动:他乐意唱德国歌。嗯，我就对他说:‘听我说，波利斯，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你知道，就我来说———就我来说，你可以像夏里亚宾那样引吭高歌，可你知道，普法伊弗太太(从来我不在他面前叫她莱尼)唱歌惹起了多少是非!现在又会怎样呢，要是你’我最后冒风险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我说:‘大家听我说，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波利斯已经干了半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工作努力，为人稳重，他喜欢德国歌，爱唱德国歌，请求允许他偶尔在工作时唱个德国歌给大家听。我建议我们进行表决，同意的举手。’我立刻首先举起了手———你瞧，克雷姆普并没有举手，只是叽哩咕噜地说什么———接着我说:‘波利斯想唱的是德国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喜爱德国文化遗产，这不是什么坏事的。’嗯，波利斯很聪明，没有马上开始唱，他又等了几天。后来，我告诉您吧，他唱了韦伯的咏叹调，我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如他呢。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音乐上无懈可击，德语也毫无问题。嗯，在我看来，他唱情歌多了一点，后来他终于唱起了:‘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新鲜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这歌，他经常唱，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布莱希特写的———我得说，我今天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支歌我觉得不错，后来买了唱片，今天还经常听，喜欢听———但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有余悸:布莱希特的作品，一个俄国战俘唱，而当时是一九四四年秋天，英国人已始唱，他经挺进到阿纳姆，俄国人已到达华沙郊区，美国人快打到博洛尼亚了想起这事，能把头发急白。不过，布莱希特又有谁知道呢？连伊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布莱希特———对此他可以放心，没有人知道布莱希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特拉克尔。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和莱尼对唱情歌!真正的对唱!”玛格蕾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此时莱尼每天都给他带点东西:香烟、面包、白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小方块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您可以计算，她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起，没有一天不给他带东西。她总是在最下面的泥炭包中掏个洞，然后再用泥炭把洞口堵上，当然，藏东西的地方对着墙，然后让他去取。看守，她当然还要讨好的，免得他们对他搜身———这必须小心谨慎，有那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爱说爱逗，但厚颜无耻，想带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说用他的话来———‘抱一抱’———一个厚颜无耻的小流氓，此道十有八九精通，只是嘴上不说。他硬要莱尼陪他出去，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起去。我们于是去过几次有舞场的低级军人酒吧，我很熟悉这种地方而莱尼从未去过。这个无耻的家伙公开承认，我比莱尼更符合他的要求，他认为莱尼过于娇贵，‘漂亮姑娘’我则更像个———嗯，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这家伙是莱尼非常担心的———他叫博尔迪希———看出苗头，惹是生非。我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嗯，我也没有吃什么亏，我干脆把他接过来，也许应当说，我要了他———对我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牺牲，一九四四年底，多一个少一个已经无所谓了。他相当阔，这个无耻的阔少，每次想和我‘放唱片’———他也这样说———都住最好的旅馆，要香槟酒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此人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爱吹，几杯酒下肚，就什么都说。只要有可能，干任何买卖:烟酒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进帐最大的是买卖授勋证书、伤员证和士兵证———在某一次撤退中他偷到大批这种玩意儿，您可以想象，我听说有士兵证时马上就警觉起来，为了波利斯和莱尼。嗯，我先让他大吹特吹，然后就嘲笑他，一直到他亮出了那些玩意儿。果然如此:他有一个一本大词典那么大的硬纸匣，里面装满签字盖章的表格，还有休假证和车票。好啦。我让他去———不过我们如今已把他掌握在手心了，而对我们他仍然一无所知。我向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是可怜虫，他有时也送给他们几支香烟，反正他的烟蒂都是赏给他们的，而他也不想再为自己树敌。卖一张一级铁十字勋章证书，这个博尔迪希收三千马克，还说这是‘白送”；一张士兵证卖五千马克，说这‘以后能救人的一命’———在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时他的伤员证一销而光，那时逃兵们藏在废墟中互相开枪———当然距离要合适———打伤胳膊和腿，这样揣上一张伤员证就名正言顺了。当时我在野战医院工作已经两年，知道自我致残者的底细。”佩尔策:“那个时候一度生意开始滑坡。幸亏一直觉得假腿没有装好的克雷姆普得到军医院去住院几个月。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三个人解雇———理由:死人并未减少，但城市疏散抓得更紧更严了。伤员已经不再全部送到了我们这个城市，而是直接送过莱茵河。嗯，幸而谢尔夫和策芬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最后，几乎剩下来的人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不过，要使剩下来的人都有活干，仍然够困难的。我最后安排他们到温室去干活———即使这样，企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入不敷出。我们一九四三年甚至加班，有时还加夜班；这时却出现了不景气，后来业务又突然上升，这和英国人空袭活动增加有关———是啊，我们属于殡葬行业嘛———这座城市的死人又多起来，于是我就把大家从温室调回来，恢复了两班倒。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创造发明，大大地推动了生意。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盆花盆已破的石楠，干脆就用它去扎无骨架花圈，扎出来的东西小巧紧凑，这当然又使人产生了罗马式的嫌疑———不过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白痴还会去计较了———莱尼干这真在行，这种花圈小巧玲珑，几乎像是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将一层清漆涂上了；莱尼还在花圈上扎出死者或送花圈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有时名字不长就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行，这可以产生一些漂亮的对比，例如绿配紫。而且，她没有从来，一次也没有破坏点缀花圈左上方三分之一的规律。顾客欢欣鼓舞，我欣喜若狂———由于我们还能自由地渡过莱茵河，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去拉大批石楠也不成问题。她有时扎进一些宗教象征、锚、鸡心、十字架，超过了自己以往的水平。”玛格蕾特:“当然莱尼开始扎石楠花圈时是别有用心的。她自己就这样说过:她要用石楠做新床；他们的活动范围由于只限于陵园之内，除了挑选一个大型家族墓室作幽会地点外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她就挑选了博尚普家的大型私人教堂。当时这座教堂已经相当破旧，里面有长凳、一个小祭坛，别人是看不到祭坛后面的石楠的，而且不费什么事就能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储藏处，把香烟、葡萄酒、面包和糖果存放着。同时，莱尼变得狡猾多了，她早已不再是每天给波利斯一杯咖啡，而是隔四五天才请他喝一杯。有时在验收花圈时她也避开他，很少在场内同他接近，两个人也不再咬耳朵了。藏东西的地方由泥炭包转移到博尚普家教堂的圣坛。五月二十八日是他们的好日子:空袭警报有两次，一次紧接着一次，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一点至四点半之间———投下不多的炸弹，但刚巧够得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家时满面春风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日———三月十八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波利斯对我说什么吗？听英国人的，他们是不会撒谎的。’然后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两个多月白天没空袭，大多数空袭是在夜间，有几次是在午夜前不久。我们正在床上躺着，莱尼自己嘀咕:‘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白天再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一点也不远嘛到这儿。’那时她已怀孕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终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有两个半小时之久———我相信———炸弹扔下不少，有几颗甚至落在陵园里，一些弹片穿过了博尚普家教堂的玻璃窗，在他们俩头上呼啸飞过。接着就是莱尼所说的‘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念珠月’———从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共发生了九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莱尼对此的评论是:‘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这里应当概括地提供一些具体材料:此时莱尼二十二岁，按照市民的说法，尽可以把一九四三年圣诞节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留宿”之间的这三个月称为订婚期；他们从一九四四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这一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其名的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之后，这段时期应当被作为“新婚”了。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对我们在这方面比佩尔策和玛格蕾特提供的情况更有用处。白天空袭共有十七次，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一日，投下约一百五十枚空投水雷、一万四千多枚爆破炸弹、约三十五枚燃烧弹；要知道，对这一对有利的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局面:没有人再去认真注意，谁躲在什么地方，谁和谁钻出来从什么地方，哪怕是从一个家族墓园的小教堂里钻出来。这时过分拘谨的情侣会畏缩不前，而———显然莱尼和波利斯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这时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互相谈论父母、兄弟姐妹、出身、学历和战局。几乎根据空袭的统计资料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莱尼和波利斯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度过，单是十月十七日一天就连续三个小时。因此，有人如果觉得这两个人可怜，那就应迅速摆脱这种感情了，只须想一想，又有多少情侣，不论合法或非法，不论是不是被俘，能有这么多时间这样亲热地一起度过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得把这一对说成是命运的宠儿———他们竟大逆不道地希望英国空军白天进行空袭，以便能在博尚普家教堂再次相会。波利斯没有想到的有一点，大概也永远不知道:莱尼经济上非常困难。考虑到她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半磅咖啡，她的房租收入约为一百支香烟，而她大约一个月要消耗两磅咖啡，她消耗的香烟———把她如果不得不“偷偷地塞给”张三李四的也计算在内———有三四百支，那么，人人都会明白，一条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这里以排山倒海之势显示其威力:收入少而支出增加。若准确地或者八九不离十地推算一下，四千马克是莱尼每月所需要的，有时要五千马克，才能开销咖啡、白糖、葡萄酒、香烟和面包的费用———按一九四四年的黑市价格计算。总共她的工资和房租收入约有一千马克，结果是明摆着的:拉饥荒。另外，再考虑到，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她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有时也想通过复杂的转弯抹角的方法使他将“一些东西”得到，那么，大约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她每月开支增加到近六千马克，而收入为一千马克。莱尼从来没有积蓄，在波利斯和她父亲使她的额外开支增加之前，她自己的消耗就已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一言以蔽之，有据可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她已负债两万马克，开始逼债了，债主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的大手大脚变本加厉了:她渴望得到刮脸刀片、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葡萄酒，老是要葡萄酒。洛蒂霍伊泽说:“她倒从未向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有时她还偷偷塞点东西给我，面包票和白糖，也有烟丝或几只烟。不，不。她这个人很规矩。她从四月到十月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有了心上人，而且此人也爱她。我们当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全都以为她在玛格蕾特家和情人幽会。我当时不在公司已有一年了，先是在劳动局，后来到了难民救济局，挣的钱刚刚够买定量供应的东西。公司经过了改组，部里派来一个新人，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后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都管他叫‘新风’，因为他———他叫基尔温德———老是说什么要‘给旧的安乐窝通通风，把屋子里的臭气放出去!’我公公和我也属于被放出去的臭气。对我他很坦率地说:‘你俩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了———我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不愉快，我们现在要在西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使用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女人和德国劳改士兵，情况很复杂。你们并不适合干这种事。最好你们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雷厉风行者，讲话带刺，但也不是那么叫人讨厌———这种人常常可以碰到。‘你们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我公公到铁路局当会计。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霍伊泽是当时就已暴露出他的本性，还是这种品性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他变得相当卑鄙了，直到今天本性难移。我们家里的情况，说它像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共吃共住，也吸收还在待命入伍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参加。马尔娅和我婆婆起初负责采购、照看孩子，有时马尔娅还下乡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去，至少带回了一些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回一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一直到我公公开始把他中午在铁路局领到的不定量的汤带回家来，在炉子上晚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咂咂地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是额外的，他的一份集体伙食里还有。后来我婆婆也变得———用马尔娅的说法———‘斤斤计较’起来，开始对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过秤。此后一个时期，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锁在一个小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上，而且不消说，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东西被偷。我婆婆把她的人造黄油锁起来之前都先过秤，然后在取出来时再过一次秤———每次她都说有人偷她的东西，我发现她———我的婆婆———甚至对我孩子吃的牛奶下手，往牛奶里搀水，有时为的是给自己或者给我公公做个布丁。我于是就改同马尔娅合伙，由她采购和做饭，我这样过得很好，莱尼或马尔娅从来不小里小气———可这时，每当烧点什么吃的或是桌上放点什么，霍伊泽老两口就馋得慌，用鼻子使劲闻来闻去，一种新的有趣现象这又引起了:羡慕。是啊，我真羡慕莱尼，她可以一走了事，同她的情人到玛格蕾特家去栖身———我想。可这时，自从老霍伊泽到铁路工作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到处拉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帐，一九四三年他们还跑遍了欧洲差不多所有角落，从那儿捎回紧俏商品，从这儿捎去紧俏商品。从乌克兰他们用一袋盐可以换回一整口猪，用一袋粗粒面粉可以从闹饥荒的荷兰或从比利时换回雪茄烟，当然从法国可以换到葡萄酒，大量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所处地位有利，他由于后来还负责协调货车的调拨和行车时刻，他变成了大老板。具体掌握欧洲何地何物紧缺，组织相应的换货交易:把荷兰的雪茄烟运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之前———去换黄油，然后将黄油又运到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去换雪茄烟，比运往诺曼底去的数量换到的雪茄烟翻了一番。由于他还主管车辆的运行，司炉和机车司机都听他调配，当然他把最好的路线分给那些最积极的合作者，而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在不同地方的市场，各种商品价格当然也不同。在大城市，一个好价钱，什么东西都能卖到:食品和嗜好品———咖啡当然在乡下更吃香———而且通过以物易物，比如用黄油换咖啡，按照他的说法可以把本钱翻一番。他用不着说，是借钱给莱尼最多的人。表面上他把她劝阻，但每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借给她。最后，他已不仅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供货人，而他可以向她开花帐捞点外快，对此莱尼一无所知。她只知道总是打借条。最后还是他打听到了老格鲁伊藤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当建筑工人，在水泥搅拌机旁跟一个劳改队干活，后来调到柏林清理轰炸后的瓦砾———办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经常给他捎去一包东西并得到他的消息，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捎口信给我们:‘不必担心，很快我就会回来的。’这方面也需要花钱。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莱尼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向霍伊泽借的债已达两万马克，他是怎么做的您知道吗？他逼她还债!他说，孩子，这笔钱不给我，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结果怎样？莱尼把她的房子抵押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了一万。我曾劝阻过她，我对她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把实物抵押出去，这真是乱弹琴———可是她笑了，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孩子，还送给了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由于海因里希恰好这时悄悄走进我们房间来找额外的东西吃，她也送给他一份，并且同这个莫名其妙的小伙子还跳起舞来。嗯，她那种神采奕奕、轻松愉快、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的心上人。马尔娅此后不久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只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抵押到期了，这时，是的，这时———我真不好意思说———他这时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一九四四年底———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的情况，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就开始收房租，那时我才看出他的本性。每月一日到各家去收房租，这一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一九四五年一月收入不多，大多数房客已被疏散，顶上两层被烧毁，真叫人好笑，他把我也列入他的房客名单，当然普法伊弗家也在其思说———他这时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一九四四年底———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的情况，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就开始收房租，那时我才看中，不过他们一九五二年才回来———直到他向我第一次收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我们这些年来住莱尼的房子一直都是白住呀。我从前有时想莱尼真糊涂，我曾经提醒过她———可今天我认为，她并不糊涂，她把一切同她的心上人一道花光，而和平时期她也并没有饿死呀。”玛格蕾特:“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检阅部队现在开始了。蛙据她对我说，第一次检阅部队是她刚同波利斯开始相好时进行的———对所有亲朋好友她都仔细审查了一遍，在家里甚至有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去进行测试，她‘检阅’了霍伊泽夫妻、马尔娅、海因里希和场里的所有同事，从她的检阅中留下的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副官又是谁呢？是我。她可惜没有当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她如何对每一个人进行审查我想到了，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洛蒂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但由于‘妒忌心重’而一笔勾销了她。老霍伊泽夫妇‘反俄、古板’，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太‘拘谨’，也都不在话下。她确有把握知道，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她甚至登门拜访，和她进行了一次不会使人为难的谈话，但发现她‘简直太胆小，太胆小，太疲劳了；她是不想再干的，我很理解’。她也考虑过赫特霍尼太太，但也‘由于她道德观念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排除了她，‘此外，此外当然也要心中有数，谁足够坚强，知道这种事而坚持到底’。是啊，她决心打赢了这一仗，对她来说，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打仗需要用钱和有据点，她在第一次检阅部队和审时度势时发现的唯一据点就是我———莫大的光荣，但也是沉重的担子的。那就是说，我足够坚强。在地下防空室里，在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跟前，在家里，她系统地进行摸底，一反她沉默寡言的常态，把种种故事编造。她首先讲一个德国少女和一个英国俘虏相爱的故事，结果令人十分沮丧———把他们枪毙、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等是多数人的主张———但她又搬出一个法国人来进行试探。法国人作为‘人’下场要好一些，作为‘值得考虑的情人’(法国人精于也许是因为床上功夫吧———笔者)，博得会心的一笑，但随之却作为‘敌人’完全遭到拒绝。最后她不得不搬出，或者不说如抛出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而大家认为至少得‘砍头’。在家庭小圈子内，加上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当然意见更坦率真诚一些，不那么带政治色彩。马尔娅令人惊讶地偏爱波兰人，认为他们是‘英俊的军官’，英国人‘大概不能当情人了，法国人‘道德败坏’，———俄国人捉摸不透’。洛蒂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全是这些话费话，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废话。她的评论是:‘男人就是男人’。洛蒂指出，虽然马尔娅和她的公婆没有克服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但像寄生虫，波兰人非常热情，富有魅力，但不忠贞，俄国人爱情专一，忠贞不贰———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包括洛蒂在内，大家都认为，‘至少同一个西欧人搞什么名堂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搞什么名堂则有生命危险’。”洛蒂霍伊泽:“莱尼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和我公公谈钱的事。我打开了浴室的门，发现她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身体的优美线条。我从她背后给她披上一条浴巾，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脸红———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高兴吧，还能找到一个心上人，要是你从前曾经爱上过某人，那就把他忘掉吧。我是忘不了我的威利的———嫁给他吧，即使他是个英国人。’当一九四四年二月她吞吞吐吐地说出她那些可笑的假故事时，我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她正在和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和一个外国人搞什么名堂。老实说，我会极力劝阻她和一个俄国人或波兰人或犹太人搞上，这有掉脑袋的危险。我今天感到高兴，她当时没有告诉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真不是的什么好事。”玛格蕾特:“莱尼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甚至也把佩尔策当作可能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有可能入选，此人不过太喜欢饶舌。于是进行第二次检阅部队，莱尼已经怀孕及其考虑到后果了，又只有我是唯一可靠的人。我们最后考虑把佩尔策当作一种战略后备军，划掉了通常押送波利斯来场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看守，因为他老爱动手动脚、多嘴多舌，我们于是就考虑那个有魄力的博尔迪希，我有时还和他见面，他的生意兴隆———但已为时不长了。他太过分了，后来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抓住，抄走了全部表格和证件———并且在车站后面就地枪决了。他是在那儿做买卖时被抓获的。他这样就完了，可惜他那些士兵证也都完了。”为了对莱尼和玛格蕾特公平起见，这里有必要作一些与社会道德有关的重要说明这里。严格说来，莱尼算不上是寡妇的，她是艾哈德的遗属，有时她甚至拿他和波利斯作比较。“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哥哥，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空袭，她不仅同她的男人在家族墓室教堂里鬼混，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对于这个少妇来说，阿洛伊斯的胜利者可能还在耳边喋喋絮语余音未消，就像一首日益消逝的动人的流行歌曲，人家大约二十年前，也许曾跟着它的曲调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莱尼———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顾不上周围的情况———快快活活，惹人恼火。她周围的人都小心眼儿，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如果想到莱尼满可以把她父亲那些精致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出一个好价钱，而她却不仅把它们送给他，而且还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忍饥受冻的人员(一名红军政委就穿着她父亲的羊绒背心跑来跑去!)———那么，给莱尼再加上一个豁达大度的形容词，即使最多疑的旁观者也肯定会同意。关于玛格蕾特也将再补充一两句话。说她是个婊子，那是错误的。她只有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自从一九四二年应征到一所巨大的后备军野战医院服役起，她的日日夜夜就比莱尼艰难得多。莱尼可以不受阻挠地制作她的花圈，，经常与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受到佩尔策的好心保护。由此看来，莱尼决不是英雄，或者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首次对一个男人大发慈悲(敬爱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蕾特却从来没有干过不同的事，即使是在担任野战医院日班或夜班护士的工作中，她也对“任何一个可爱的、面带愁容的人大发慈悲”———而她同一个像列兵博尔迪希这样的玩世不恭、厚颜无耻之徒鬼混，只是为了将莱尼在博尚普家族公墓教堂的石楠床上的爱情幸福掩护，转移博尔迪希对莱尼的注意。这里我们为了比较公平起见，且看看玛格蕾特自己在充满忘我献身、慈悲为怀的漫长一生之后所说的话吧:“爱过我的人很多，只有一个是我爱过的。我自己只体会过一次常常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狂喜。”不，决不能说玛格蕾特是命运的宠儿，她比莱尼苦命得多———正如愤愤不平的洛蒂一样，不过对莱尼，这两个女人中谁也没有怀有妒忌心。

第八章 
如今笔者已完全热衷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他其实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腾-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向所有有关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如今正在逼近，他们因此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们虽然不相信战争会结束。有一个问题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十分“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摔交、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一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和规定———应向东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还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把他们直接送到红军跟前，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这里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这比南北也不长多少。对形形色色的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将救命恩人的角色扮演。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这些人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党卫队有些部门甚至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像烂土豆似的把死人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了，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例如，笔者看到了一份材料:集中营司令官们抱怨，在决定处死的苏俄人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进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将一种印象造成了，似乎老营在以这种方式摆脱这种俘虏。在步行途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例如从车站到营房，有不少战俘疲惫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这种情况。尽管押送战俘去集中营通常由国防军执行，但居民仍会把这种事情在党卫队的帐上记下。为尽量防止这种情况今后发生，兹发布如下命令并立即生效:最后确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苏俄人如已明显濒死(例如饥饿伤寒)，因而经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军的辛劳了，今后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代表米勒(签字)灵山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的“不少”这个字眼，是读者应当自己进行思考的。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是一个问题。德意志国的版图四年后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十分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留给敌人一片废墟。当然，道德卫生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例如下述问题:(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里关着。由于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换洗衣服、鞋子、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行动如果稍有迟缓，村警们就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特别严重的是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一名妇女有一次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关工人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手必须尽量远离车站。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淋浴室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必然这种待遇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据悉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那个时候难道就已开始了性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都不能临时凑合，无论干什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是不是如此看来，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完全正确的事情？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流落街头，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干吗他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蕾特又脸红了———笔者)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交代: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几根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一九四五年六月汉斯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流露过狼人的感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生的。在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二十一岁，大腿刚做完截肢手术(左)，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巴罗克式修道院里。他———据本人说———“从麻醉中刚醒过来，难受得很，美国佬就来了———他们幸好没有为难我。”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瘫痪的腿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范多尔恩:“我最精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我当时做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出这些来了:《万福马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有时也有点活动，像一顶帐篷几乎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后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花板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梦中微笑着。在此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尿了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跑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死皮赖脸或兽性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xx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Rx房，脱掉我的裤子，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种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感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感到，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用手掠开，含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美国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来了。’”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头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抵达之谜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一样的伙食，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我觉得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识。”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头子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花甲了。我妻子十月过世以后，落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具体都知道。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鸡蛋、香烟、熏猪肉、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马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儿带女。她虽然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她的性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乱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管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美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在两性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强烈。)关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我虽然比她大十三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娇气十足、道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洛蒂:“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头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她孩子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种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子，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站着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藏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而美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干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蕾特从野战医院弄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美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庭。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坚持的———有半年他们像马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就只是围着孩子转!他们娇惯他，宠爱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处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您知道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身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种样子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大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身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兴得我又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马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是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马克思是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里的花式小点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为了将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获得，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它的存在时间，尽管如此，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波利斯、莱尼、玛格蕾特、洛蒂、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体系”(佩尔策语)中生活。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佩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我们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忧郁。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将骑马学会了，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可她宁可同肮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和我却不肯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究竟我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什么地方美国人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可不能莱尼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了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那里还有的，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放干草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着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在第一次大战中他险遭活埋，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蕾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着，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干草、床垫、面包干、电炉、奶粉、水、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我们那时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俄国人那时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在谷仓里住，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有大印和签字，正正经经，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美军巡逻队也好，德国巡逻队也好，都不敢钻到墓室中去，在那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我白天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殡葬业务也一直需要办理，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几把枞树枝好歹还需要，有时献上一枝花———简直那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了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学习是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他们那时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在里面他们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一定的分寸总该有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从来她的孩子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积累财富，唯利是图。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这我觉得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这一点人人都能向您证实: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时间里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他妈的拾烟屁股是最讨厌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面包干因此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两个小崽子这时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在二日以后他们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大家那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在坟墓里把孩子生下了，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于三月二日，那么，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六月二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夜班也没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个机会，他们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您真应看看:天使和圣徒的脑袋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下午就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本来小伙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将一张真的或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伪造的释放证搞到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这一点娘儿们没有想到，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下午和黄昏天天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设法搞到了这么一张释放证，我的名字在证上写着，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确实我们这一行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人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合法证明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真是太轻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这个小伙子我不仅喜欢，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了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难道莱尼父亲之死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对您我可以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串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面包、土豆，有时是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三四十万马克是我现在有的，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一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这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香烟到那时如果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他要是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最后我的钱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莱尼如果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是会立下字据的，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难以置信!嗨，用场，我的钱却派不上了———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了蚀本生意。’我做什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有地方堆放是关键，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面包、油脂、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梁，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证，将钢梁有条不紊地收集。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米优质钢梁，堆放在那里，码得整整齐齐。从一开始我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的。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钢筋有时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尼父亲替我管这几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按向我上缴的数量每天晚上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的人有时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连已有的高炉那时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样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我而且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书籍和家用器具啦，家具什物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几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有多少钱确实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盖，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投机商、无赖、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突然那些旧坦克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莱尼的父亲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他，我曾警告过。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中摔到废墟？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废虚的城市里，谁不知道，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几乎这个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为他我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是否感情上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伸出来的钢筋上，刺穿了身体，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胸口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挂着，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好歹已经花光了。不用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了歇业，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此事事实上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我因此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抚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她骂着，还有更难听的话。可还是我救的她这一条命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突然她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在坟墓里待着没有香烟抽的时候，我从这两个小滑头那里买下了用我自己的烟屁股卷的香烟———我们二日那天，有将近七个小时之久蹲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牙齿格格打颤。告诉您，连相信无神论的洛蒂也跟着波利斯小声将主祷文念着，不声不响、胆战心惊、老老实实，连霍伊泽家的小流氓也是的，玛格蕾特呜呜地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好像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当时的情况真好像世界正在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当过纳粹或共产党，另一个人是俄国兵，玛格蕾特是个心肠过于仁慈的护士，这一切，全都顾不上了，只有一点:生或死。尽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里总是还留恋它，毕竟它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天之内它化为灰烬，而灰尘在我们的牙缝里、嗓子里牙碜了好几天———轰炸停止后，我们马上动手，共同—我说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并且就在当天擦黑时帮莱尼和波利斯的儿子出世。”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越来越低，“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理解我，我真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当作一家人，让他参加我的买卖和随便什么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还要亲———此人是谁您知道吗？波利斯利沃维奇———我爱他，虽然他抢走了我今天还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他也许真的了解我、认识我，他坚持要我给小男孩行洗礼。我。用这双手，是的———说真的，我一听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有片刻想到，说穿了，有什么没摸过呀，这一双手:活人死人，男人女人，现金支票，花圈缎带，等等———而他却要我，一定要我用这双手为他的儿子行洗礼。连洛蒂一听也不出声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头禅:‘乱弹琴。’波利斯对我说:钢琴教师‘瓦尔特，’———我们两天后全都以你相称，干脆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他说，‘我现在请你给我们的儿子施紧急洗礼。’洛蒂听了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流完了铁锈和污物，自来水变得干净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满水，按照我过去担任执事时常见的那种做法给他行了洗礼———我由于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这一点我还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维尔纳和洛蒂两人托着，我给他一边行洗礼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取名为莱夫。’———连库特这个小坏蛋这时也放声大哭，甚至连说话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反正玛格蕾特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只有莱尼一个人没有哭，她在那里躺着，睁开被灰尘弄红的眼睛，满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吧，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实在太激动了。”听到这一切，笔者坦率承认，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愉快的情况下把他见到了: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将一大片园圃区越过，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几架星式战斗机在天空中飞过，从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噪音，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孩子们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我丢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和您的岁数大概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是我对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次抓住了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俘虏、士兵、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奸的勾当吧———我们在干草和甜菜中间躺着，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有人本来送他们上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扔他们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森林’———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着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了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这个美丽的童话我想您一定知道。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她的头发，女人的脸蛋，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个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很好，摸一个人的脉搏。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了一部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当时这个城市反正还这么叫，它今天叫什么谁知道？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渴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着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我们却根本没法接近———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牛奶，一手拿着面包，对她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洒了一地牛奶、啤酒和面包。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从伊凡-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着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舔着吃———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有时是能捞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来，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在厕所里睡觉，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地方虽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实际上这种医院都是伪装成医院的死亡营、灭绝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做的代用面包，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木质纤维其中还有———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叫人有计划地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连草料后来显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掺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时要死百把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不可能，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将履带装配。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虽然我们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该得到的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挑选缎带，准备鲜花。瓦砾堆里有时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霉了:就连那德国人都不准塞东西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下场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几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规定是根本用不着。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我们如果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是不是我们的活儿值得一提？这活儿如果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三十二克白糖、十八点五克油脂；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肉、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溜了三十个人，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岗哨没有了，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么？又往何处去自由了？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他们说不定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吧。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是我们商量的结果，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我们那时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地图和食品他准备好了，还有通过他的喽口罗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自由有五人有胆量享用了，他们收拾好个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了将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了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那个姑娘，半小时后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等着。波利斯接着，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了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同他真诚地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尔夫特前线，美国人那时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蒂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将德国军服套上，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里我一个人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将讥笑和辱骂挨过了，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了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榻，倾斜的天花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在这个藏身之处呆着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我白天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1919年’字样。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笔钱哪。我不仅有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在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初领圣体———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迷路羊羔，你的儿女是不配称的。’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我现在要说我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尘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一段话:‘是否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你有过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这里，仅仅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体情况作一点补充，笔者再摘引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谈话记录和报告，以作例证。罗森贝格:到德国来的路和到西伯利亚去的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大约差不多。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党区领袖绍克尔已经谈到或将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把这些人从东方送到德国来干活，要达到尽量高的劳动效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将高效率达到，自然就不能让他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冻死，让他们一连站上十小时，相反，应当给予他们足够吃的东西，使他们具有后劲任何企业领导人均有权惩罚波兰籍农业工人将此种事件遇到，任何部门均不得因此指责企业领导人。波兰籍农业工人应尽量与其家庭分离，可以让他们住牛棚马厩等。任何顾忌在这方面不要有。施佩尔:现代化流水作业要求全月工作时间必须保持均衡。使工厂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中断是空袭。企业开工时间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时之间。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大约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时之间。弗莱希斯纳博士:集中营来的劳动力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是多少？施佩尔:和企业中其他劳动力完全一样。因为通常集中营来的工人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职工的负担也不比企业其他工人重。弗莱希斯纳博士:这样是为什么？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囚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劳动。监工的是德国工长和领班。由于企业的生产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同整个企业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企业中众所周知只能将统一的步调采取。弗莱希斯纳博士:上报的两份文件我都要分别说明，在陆军和海军军工厂以及空军军工厂劳动的集中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施佩尔先生，企业为什么要设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的目的是免得走远路，从而使工人在企业中精神饱满、乐于劳动(着重点系笔者所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士兵已丧失作为正直军人根据日内瓦协定所享有的资格奉命看守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向公众必须随时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与自豪因此，遇有最微小的反抗迹象，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者，必须采取果断无情的行动单是出于纪律的原因，就应对苏联战俘十分严厉地将武器动用了。国防军必须立即将战俘中所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清除。因此，东方战役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当局的影响，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执行之。枪决苏联战俘(命令):有关苏联战俘死亡及枪决事件，自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电话报告战俘长官了。全日出勤完成定额的战俘，基本每个劳动日报酬为:非苏联战俘0.7马克苏联战俘0.35马克。但最低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非苏联占俘0.2马克苏联战俘0.1马克。我们既然在旁征博引，这里不妨再提出一份文件，这是笔者有步骤地用骆驼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收买马尔娅范多尔恩而搞到的。在笔者进一步调查她所盼望的莱尼搬到乡下去住一事时，孜孜不倦的范多尔恩在收拾莱尼乱七八糟的衣柜里将它发现了。是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一封信，是至今未被发现的，笔者不妨把它称为“具体派诗歌留下的例子”。房屋分配应精确加以计算，以确定在严格节约地利用房间(见使用计划的“规定利用能力”一栏)的情况下有多少房屋需要，特别是现有住房用以安置部队宿营的人数。在使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部队如何具体安排，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所允许的单间外，其余房间应按面积大小计算在内，直至宿营人数达到为止。无需使用的房间不属分配范围。在房间按规定即按照使用计划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军官营房的勤务兵房间和军官宿舍中规定军士与士兵居住的房屋，均由部队常年经费承担，故应计入长期使用之列。如不能提供规定面积，即有超员营房时，则须在计算全年消费资料经费及全年小器具消耗开支的情况下考虑现有的一切房屋。住房的宿营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分配不按使用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宿营人数重新计算时应对房屋分配进行调整。用于部队教区礼拜活动的国有建筑物和房屋(驻地教堂和练兵场教堂)以及驻地公墓的维修、提供和管理，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负责。祈祷党在大型军医院均有设立。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将个别房间改作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改变现有的此种设施，均需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将随军主教的意见征询。驻地如无适合宗教活动用的国有房屋，对民用教堂的使用或合用权应确保。合用民用教堂现有的圣器，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功，则根据第二章第113条a款规定由行政部门提供。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订立协议需有军队(海军)驻地教士与军区(兵站)教士参加，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批准。参照陆军服役条例第29号第370条(A.B.)。应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为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上课提供合适的场所。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同意，必要时，可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租用。也可根据情况由教士自行提供场所，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在此种情况下应确定向其提供适当的报酬。驻地教堂、第150条规定的专用场所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将计划内的家具什物(包括宗教活动用品，参照第二章第113条a)的费用维持和补充，教堂和公墓礼拜堂的取暖、照明和清洁费用以及教堂衣物的保养清洗费用，均由预算中“安置”部分的有关项目支付。凡部队自行经营厩肥者，每次应将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参照国家财政条例第69条乙款)半数上缴本部队会计室列入“杂项收入”，另一半留给该单位，按第244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专门一项“肥料收入”入帐。自营部门应负责: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408条d款)。2.将自己的饲料车维修和更换。3.在计划内设备器材之外改善厩栏、马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马术训练镜)、跑马场和跳马场的设施(第179条e和第246条)。4.补充饲料和养马其他开支。其他支出不得由“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项支付。自营部门应同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协商，积肥销售工作尽量搞好，后者应查明最佳销售机会。如以厩肥换取饲料，则此种易货交易应分为购进和出售两项，对方到场是无需的。金额应分别记入收支帐，厩肥金额半数作为售肥收入帐列入杂项收入，部队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均应作价，将其金额半数列入杂项收入。自营厩肥由各经营单位(骑兵团、营等)经营。也可由各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队独立经营。按第244条和261条入“马厩”帐。自营厩肥单位调动或换防时，是“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仍归其所有的。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额转交新单位。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单位解散时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由于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是需要的，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那位高层人士被笔者再次打扰了，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这一次他的语调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开始毫无惧怕的心情了。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这种厚待是笔者没有料到，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层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笔者深感遗憾。这一次他认为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儿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了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已介绍过花园，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是凉亭，向花园中间那一段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小嘴巴，长腿，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把他找到了；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将艾费尔高地穿过了，越过区界和国办。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就会怎样我真不清楚———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她虽然是个较难接近的人。一九五二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那对男人的魅力，我作为女人却能够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他虽然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真不明白是否合适，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我也不明白，是否会导致一种，喏，就说是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吧。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是否早了一些我真不知道———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天真可爱———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将哥哥、父亲和母亲失去了，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我丈夫一九五五年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和她还通过信呢。那一次，在外交部我丈夫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是西方盟国的过错，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和埃里希封卡姆我曾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放他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了，还有那些空袭!胡闹!当时多少情况我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在纽伦堡能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了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脸了。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能帮我。人们在审讯中，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虽然这些言论是在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上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下面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早晨上班时俄国人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我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我们的工厂至少都是这样做的———由我们的工厂自负费用。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我吵了一架同绍克尔，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都搬了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所有指令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偷偷把有关消息有意泄露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更倒霉，有的死了，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什么损害？———笔者)。我们就别再提了这些，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对他儿子的教育我完全没有能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在文学上我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特拉克尔和卡夫卡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的，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不开窍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了么她儿子？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这难道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的这一出自内心的提议，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此人说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如果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理由，他们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确实我没有得到什么好报。”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的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莱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当然我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的观点。罪是我自己就犯过的，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相应地减少了，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罪犯是我，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他不过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现已落这些家产到现已落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把它不可变更地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者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我当然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将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赞美，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笔者认为这里又发生了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主人家的狗正在这个时候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舔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突然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波加科夫、佩尔策、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向咪咪和先生告别时气氛亲切友好，他们请求笔者如有可能居间调停，语气一直还很悲伤。他们说，他们始终愿意帮助波利斯的儿子———正因为他是波利斯的儿子，是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重整旗鼓”。格龙奇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政治情况和所在位置战争结束时一直还没搞清楚，搞清楚是几乎毫不可能的。安排一次对他的访问毫不困难:一个电话，约好时间，在陵园闭园后格龙奇等候在生锈的铁门旁。只是在运送那些用塑料制造而不能用于堆肥的花圈和花卉下脚料时这扇门才开启。格龙奇热情好客，一如既往，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把笔者的手拉着，领着他安全无恙地经过一些“特别滑溜的地方”。他在这期间在陵园内部的处境已大有改善。公共厕所的钥匙他新近才得到，还可以到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配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正心情舒畅地迎接(那是复活节前后———笔者)即将来临的白色星期日的绣球花旺市。在三月里这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坐不住，但在陵园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可以的，这一次也是朝大路走去，格龙奇称之为大道。他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最好的住宅区，最值钱的地皮，您如果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给您看几样东西来证明他的说法。他倒从来不说假话，正如他从来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指给笔者看佩尔策一九四五年二月同他在那里架的电线的残余部分:一根劣质黑色电线断断续续从花圃拉到一株长满常青藤的栎树上，从那儿穿过一片接骨木树丛(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电线夹子，虽然已经生锈了)和一片水腊树篱，一直通向了封德策克家的祖坟。在这座庄严墓地的外墙上也留有夹子和劣质黑色电线的残余———这时，笔者(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毛骨悚然)在那扇威风凛凛的青铜墓门前面站着，它就是当年墓穴中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上了锁。“就是从这儿进去，”格龙奇说，“里面再通往黑里格尔家墓，从那儿再通往博尚普家墓。”封德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照管得很好，将苔藓、三色堇和玫瑰种上了。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的常年服务工作让给了我，那些通道战后他又用砖堵死了，并且粉刷过，可惜是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干的，后来出现了裂缝和灰泥剥落，他都说是炸弹震坏的，这倒也不是说瞎话，因为二日那天这里一定炸得很厉害。那后面您还能看到一尊天使像，有一块炸弹弹片在头上，就好像有人用大斧砍进去拔不出来似的。(天色虽然已开始黑了，笔者仍能看到这尊天使像，可以证明格龙奇所述不假)。您看，黑里格尔和封德策克两家都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拿撒勒画派作品被毁了。它们被黑里格尔家修复了，封德策克家把它们现代化了，只有博尚普家的祖坟破败不堪。这孩子———嗨，他现在大约也有六十五岁了，可是我二十年代初，曾看到他穿着水兵服在这里哭爹叫妈做祷告，有非常好笑的样子，因为当时他穿水兵服已显得年龄太大，可又不肯脱掉———说不定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水兵服在南边梅腊诺附近的疗养院里跑来跑去呢。他的律师有时花点钱，雇人除掉最长的野草，这位律师还坚持那位至今仍靠香烟纸厂为生、身穿水兵服的可笑的老爷的安葬权。不然的话市政当局，很可能把这东西统统铲平。现在，正在为一块坟地大打官司呢(窃笑———笔者)，这老小子好像就不能葬在南边蒂罗尔似的。那里就是礼拜堂，门已经坏了，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莱尼和波利斯的石楠是否还留下一些。”笔者果真走进了这座已很破旧的小礼拜堂，忧心忡忡地观察了造型非常优美的半圆形后厅里正在一片片脱落的拿撒勒画派的壁画。在礼拜堂里面又脏又凉又潮湿，笔者为了看清祭坛———祭坛上的有色金属已被偷走———的全貌，不惜破费几根火柴(他还不清楚问财政局是否能报销此项开支，因为他这个烟鬼消耗的火柴量是很大的，还得由支取高薪的官方和非官方专家审定，十三根至十六根火柴是否能作为业务开支予以报销)；在祭坛后面笔者发现一种奇怪地闪烁着紫红色的草木灰，完全有可能是石楠腐烂后留下的；还有一件通常是女人贴身穿在连衣裙或毛衣里面的衣服，当笔者毫无头绪地走出博尚普家礼拜堂时，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的格龙奇说明了它的来源。“是啊，很可能是他们，有几对情侣，有时迷路走到这儿，不知去哪儿好，既找不到背旮旯儿，又没有钱去住旅馆，不怕死人，就钻到这里面去。”宾主在这个阴冷的傍晚，溜达了很长时间，兴尽而归，最后又恰到好处，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干了一瓶樱桃烧酒。“是啊，”格龙奇说，“我听说仗在我们老家那里打得很凶，真是火烧火燎，想回去看看母亲，她也许能帮帮忙。她那时快八十岁了，我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回去看过她，虽然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屁股后面转，但这不能怪她，只怪某些体制。荒唐透顶(窃笑)，但我还是去了，可已经太晚了。我仗着自己熟悉地形，因为小时候我在那儿放过牛，沿着林间道路，沿着森林边缘，有时一直走到了白沙堆和红沙堆。只是我刚刚过了迪伦不久，就被那帮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枪，给了我一个袖章，把我连同一群半大小子送进了森林。好吧，我们索性假装成侦察队———这一套鬼把戏还是我在上一次战争中学来的———带上那几个小子———可是我的地形知识这时已经不管用了:那里已面目全非，只有弹坑、树墩、地雷，要不是很快就被美国佬抓住，我们就完了———哪些道路没有埋雷他们当然知道。幸而那帮孩子得救了，我也得救了，虽然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把我放出来，住帐篷四个月，挨饿，又脏又冷，嘿，在美国人那里日子并不好过啊。从此我就永远落下了风湿病，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不知道是哪个德国畜生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升起了白旗———那个鬼地方有一阵子两军对峙，有时美国人打过来，有时德国人打过来，老太太又不肯离开那里。德国人果不其然，用冲锋枪给了快八十岁的老娘一枪，很可能就是今天在那里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帮王八蛋开的枪。对这种狗屁纪念碑那些教士竟不加阻止。我告诉您，当美国佬终于在六月把我跟农业人员一起释放时，我都快没命了。我尽管确实属于这个范围，此事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营里柯尔平组织的成员都对有关农业人员的这条消息加以保密，作为一个诀窍把它传给自己的伙伴。嗯，正好我学柯尔平老爹，学基督教工人，将几句虔诚的格言念了，这样我在六月就被放出来了。我回来后发现小花店整理得干干净净，经营井井有条，赫特霍尼规规矩矩地把它移交给了我，连同租金在内。这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我今天还是以成本价格向她供应鲜花。小瓦尔特并没有来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想让他至少吃几个月苦头，在所有困难时期这家伙都能太平无事。当然，只是让他受一点折腾，治病救人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的。咳，他对我也不错，把我的一份补贴给我，还给了我一笔贷款，使我终于能自己开店。我们把我们的主顾一分为二，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我不过还是认为，把他关上半年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格龙奇那里笔者还呆了一会儿(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一点也没有想哭的苗头，在讲完以后就心情舒畅地沉默不语。他的小屋相当舒适，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笔者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可以做格龙奇在陵园里因为怕人看见(“一支烟几公里路以外都能看见”)而不让他干的事情:抽烟。当笔者被格龙奇送出门，又走过滑溜的垃圾堆时，他并非泣不成声但却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必须竭尽全力把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只是想私下替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一家索取某种补偿。他是个棒小伙子，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也像他爸爸，他就是出生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在这儿工作了三年后去陵园管理所，后来当了街道清洁工。他是个棒小伙子，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得帮他一把。他小时候，莱尼每当在大忙季节到佩尔策店里以及后来到我店里来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跟来在这里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藏在他父亲曾经隐藏过的这个陵园里。在这里藏着谁也找不到他，况且他也不像我这样害怕墓穴和地窖。”笔者亲切地向他告别并答应———他打算说到做到———再来看他，他还答应，一旦小格鲁伊滕逃出了牢笼，就把格龙奇所说的这条“陵园妙计”像他爸爸，他就是告诉他。“还有，”格龙奇从后面向笔者喊道，“告诉他，在我这老有儿咖啡、菜汤喝，老有香烟抽。”现将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归纳于下:“去卖笑”(以免她的钢琴被扣押)“生灵”(宇宙间)“即兴跳舞”(同汉斯赫尔岑)“穿着它到时候入土。”(穿浴衣)“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大便时说)“伸开四肢，情不自禁”。“敞开怀抱”。“接受”。“施与”(石楠丛经历)“请，请给我这块生命之饼!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此话使她初领圣体遭到拒绝)“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软绵绵、白不呲咧、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差点我把它吐出来。”(指真正初领圣体)“肌肉动作”(指大便“免纸”)“一个我爱的男人，无条件的委身于他是我愿意的”；“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指她的“意中人”)“那小子”的“手不温柔”(首次幽会)我的名字叫红“在暗处为的是能够安静地哭一会儿”(看电影)“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哥哥海因里希)“怕他，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多得惊人”(哥哥海因里希)“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哥哥海因里希)“日子过得不错”。“包拆废屋者”(谈一九四五年后的父亲)“大概对父亲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谈洛蒂霍伊泽)“糟，糟，糟”(谈全家同哥哥海因里希一起喝咖啡)“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疏通玛格蕾特家堵塞的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这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这一套我才不希罕呢。”(当着玛格蕾特的面就人们平常所说的“同房”想入非非)“在未死之前他就已在我的心目中死掉了。”(在她丈夫阿普逼她干上述那件事后说)“她瘦成皮包骨，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我当时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小姐，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院长这时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谈拉黑尔之死)“简直叫人受不了”(谈与阿洛伊斯的艳遇)“看到这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她谈战时在父亲公司办事处的工作)“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的死魂灵花招的动机)“立即打得火热了”(按波利斯的手)“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同上)“那该死的礼炮声，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波利斯表白爱情的时刻)“同房”(莱尼对玛格蕾特谈通常被人描写得更粗俗的一种活动)“您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到了:小心，有生命危险!”(谈她与波首次同房后的处境)“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对玛格蕾特莱尼谈她与波利斯的一次谈话)美国人“止步不前”(同上)“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同上)“干吗他们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可一点也不远嘛。”(谈美国飞机轰炸和对莱尼来说行动太慢的推进)“美好的念珠月”(指一九四四年十月，这一月白天空袭频繁，使莱尼与波利斯有机会同房)“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我多么热爱她们，她们俩都没有忘记。”(念珠月)“两人都是诗人，你如果问我的话，两人都是”(谈波利斯和艾哈德)“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再次谈美军进军)同房“已无从谈起”(腹中已有身孕的莱尼)

第九章 
笔者很想跳过有几个情况提供者已隐约提到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一九四五年后短暂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洞察力是他并不缺乏的，他只是难以相信。可是，他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东西呢？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喜欢谈的这个使作者左右为难的问题，在这里严酷无情地在我们面前摆着!对政治莱尼并非不关心，这已为经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夫妇所证实，他们的态度足以使公证人或记者都不会拒绝认证。莱尼这一点得到了(赫尔岑夫妇的明确证明，有将近两年之久他们一起看莱尼的黑白电视机的节目)“最爱看到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面孔”(寥寥可数的莱尼直接引语之一!)。她对基辛格、巴泽尔和施特劳斯的评价在这里无法介绍:这样做，对笔者未免代价太大，他不能这样做。谈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类似那位政界要人。他———笔者———本来可以根据他的记者职责来将莱尼的话引用的，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把她推上法庭，而且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使他和赫尔岑夫妇失望的，但他还是宁可在这里仅仅略提一笔而不将原话引用。原因很简单:莱尼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是他不愿看到。他觉得莱尼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心爱的独生子身陷囹圄，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扣押的危险，她害怕或担心———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从那个土耳其人那里“受孕”(据汉斯和格蕾特夫妇引用莱尼的话)，由此可以断定一个生理上的细节:妇女的生理特征她一直还有，有人威胁要用毒气杀死她，无人知晓这能否做到———进行威胁的是一个已退休的公务员邻居，此人曾几次试图将莱尼亲近未遂(明目张胆地在昏暗的楼道里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将自己的下身裸露，也是在昏暗的楼道里)。财物被扣押和被扣押的威胁，犹如“甚至无法用砍刀砍出一条路的莽莽丛林”(洛蒂霍伊泽语)。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她站在法庭上将她那些有关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毁灭性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精辟得令人叹赏的评论重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不，不。好了，转弯抹角别再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蒂、玛格蕾特、老霍伊泽、马范多尔恩和该党从前的一名干部异口同声!)。那些写着“有参加”的海报我们都知道；这通常说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他们从不露面，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答应过参加，人们只是认为他们有吸引力。是否人们认为莱尼有吸引力呢？显然是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那位前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有利的地段目前暂时经营一个报摊，生意兴隆。他自称“六八人”。此人———在笔者看来———至少是讨人喜欢，年约五十五岁，看上去意志消沉，如果不说是愤愤不平的话。笔者请他解释一下“六八人”这个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字眼，他只是说:“哎，我从一九六八年起就不干了。嗯，我不干了。”他像那位政界要人一样不愿将自己的姓名披露，下面综合在一起的情况都是他断断续续提供的，因为他的叙述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这样一来，笔者也了解了这位“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当顾客问有没有色情书刊时，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他至少有十四五次粗暴地———如果不是气呼呼地———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觉得，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刊———如通俗小报、严肃的和消遣性的日报，还有半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等出来即是勉勉强强的。笔者谨慎地预言，这种销售政策会使报亭的收入受到影响。他的担心遭到这位情况提供者的断然否定。“反正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报亭。我至今只能领取一小笔补偿金；在批准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到，我没有活下来是他们巴不得的。那样他们就可以省一笔钱了。不，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有人即使想方设法逼我这样做；说什么‘设在如此重要地段的报亭应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一位基民盟市议员的提案)。不，我不干。还是请他们拿这种臭狗屎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吧:在教堂门口，夹在他们的教会报纸和谈论贞操的假正经玩意儿中。不，我不干。他管是楠宁还是金德勒，张三还是李四———好吧，让他们对我继续进行抵制，对我继续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进行甄别。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我是死也不肯卖的。”也许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这位情况提供者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脸色和眼睛像肝病患者，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把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戴着，两手发颤，脸上强烈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就连笔者也无法竭力幻想自己不在这种蔑视的范围之内。“他们———维希法西斯分子———从法国集中营里把伊尔泽克雷默尔的男人维尔纳弄出来，据我后来获知，他交给了纳粹。当时我本可以看出苗头的。谁也无法想象，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那一年半里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呀!哎，把维尔纳他们枪毙了，他们向我们吹风，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而为了除掉法西斯叛徒，尽可以借法西斯分子的手。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还相信这种鬼话:‘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是向法西斯分子告密，说他们是密探。’嘿，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的手，这样一来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赖，我可不干了，不，我一九四五年就应当听伊尔泽的话。我没有听，我又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逮捕我、告发我、嘲笑我、监视我。如今，等我关掉这个报亭，我就到意大利去，也许那里还有几个人，几个不像我们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哎，那个普法伊弗家或格鲁伊滕家的姑娘的事啊，那时我还像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教条，甚至这事连我都觉得难办。我们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谈情说爱，给他偷偷送地图、食品、形势报道、报纸，甚至还同他生了一个孩子，把俄国名字取了。我们想把她改造成一名抵抗战士，这个红军士兵教会她什么，您知道？祈祷!真是胡闹!嗯，她富有魅力，一个大美人，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这会有好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声讨一支所谓社会主义军队在东普鲁士等地搞的荒谬勾当。伊尔泽的话我要是听就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要承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所想要的，也许那时候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你得承认，兴登堡胜利了，一九四五年也是如此。那个好姑娘别去纠缠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是啊，不过她确实是个工人，真正的工人，虽然出身于破落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呀，有几次我们曾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上街游行，虽然我们不得不几乎把她灌醉，因为她胆小得要命。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台上坐着。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难堪。”(弗里茨本来就黑的皮肤明显地变得更黑了，是否这是一种脸红？这不妨问一问。顺便提一下，虚构的弗里茨这个名字是；“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确实地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了———不过伊尔泽说得对:她害了我们，对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两次，她真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她被问到她的波利斯的情况和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什么时，她答道:‘祈祷。’她说出口的唯一的一个词是这个，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马。’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忘了退党。我们后来遭取缔时，马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牛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她为什么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子里的一切全都乱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为什么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我很难过，听说她境况不佳。她肯定不愿把我想起，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头。”有一点也许还得补充: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种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出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人感到是一种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种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色，您如果读它，甚至还能听出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色情和吸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色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特长衣服和超短裙，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出一个好点子:投巴泽尔或克普勒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乱语。我嘛，人话我正在学，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口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弄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时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一九六八年您赞成还是反对？”由于笔者抱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种种不同的感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表态支持或反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他因此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了“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在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肉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出来她，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出是她。但愿这张照片的底片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也许那篇文章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提要是: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肉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用一面尚待个人的体验赤色分子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姐还是普太太我不知道———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性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种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入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道，祈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沉思的读者，也许应当偶尔为格小姐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是有的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庭、误入歧途、可能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一些说服力。笔者强烈希望，莱尼当年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种文笔所糟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在这期间得到了核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向莱尼替阿洛伊斯求婚时马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蕾特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果真当时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点:一是马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也核实了那个古怪的“吉利克”，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在他看来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士机构，他们觉得受了嘲弄毫无道理!，勉勉强强、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对弄清其字义又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电话一挂了事，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是唯一的结果。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他于是就去问马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种礼拜仪式，“这本书是为孩子安排的一种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把我们的知识重温。不过这种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举行”(马范多尔恩语)。和新教徒的“主日学”类似的天主教活动。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马一趟，到教团总部档案库去查找肠卜僧的下落？分别在弗赖堡和罗马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固然从人性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出人意料的重要细节倒是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蕾特提供了。走访玛格蕾特，有时送几束花、一小瓶杜松子酒，偶尔送几支香烟，都不坐出租车，因为他出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要考虑，而且也得考虑人道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蒂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欢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处分？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将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乡。罗恩格林此后不久又经过惊慌失措的城市，从那儿改乘出租汽车大约再走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斯的故乡，来到了一个村庄，那儿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风光。经过近三小时不舒适的旅行，笔者感到了疲劳，几乎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快餐店去吃点东西。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十分殷勤地给他端上油煎饼、蛋黄酱和煎肉饼(热的)，随后他又被打发到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喝咖啡。这一天浓雾弥漫，迷迷茫茫。显而易见，西格弗里德当年策马前往沃尔姆斯的时候，不仅途经云遮雾障的尼费尔海姆，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饮食店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给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送上烧酒，也推给笔者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可以驱赶寒气，况且，吃过蛋黄酱煎饼得喝这个。”他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他说的是一种当地方言，还带有喉音，显然是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方言。虽然这个地方距离笔者出发的地方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他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像是南方人了。使他感到舒畅的是，那两个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给他端上第二杯烧酒的店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谈话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教堂”，既是具体的、建筑学的和组织上的意思，也是近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意思，“神父”经常摇头，有时悄悄嘀咕几句，接着又议论起来了。这决不可能是指那位使人受不了的德国总理；他很可能是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这三个男人虽然是德国人聚在小酒馆里，却一反常态地闭口不谈战争，他们是否有人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三个人大概都认识，他们有可能或十拿九稳曾和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洗过澡，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忏悔，星期日一起去望弥撒，星期日下午一起去稍南一点的地方参加叫做吉利克的课程，穿着木屐在滑冰场上溜冰，有时去克费拉尔朝圣，从荷兰走私香烟。从年龄来看，他们很可能认识他。一九四四年底，在玛格蕾特的野战医院里他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后死去，他的士兵证被用来移花接木，使一名苏联士兵———至少是暂时———将合法身份获得了。第三杯烧酒笔者拒绝了，要了一杯咖啡，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舒适的昏昏欲睡引入梦乡。是否罗恩格林在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在尼费尔海姆这个地方，由于埃尔莎果真问了他那个问题而惊慌失措，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骑上那只正好被后代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咖啡是很好的，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过来的，笔者只能看到她那双白里透红的丰满的手臂。店主殷勤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必不可少的小奶罐里装的不是牛奶而是奶油。教会和教士，仍然压低的声音中有几分怒气。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出生在西边三公里的地方呢？要是那样的话，那一天玛格蕾特又会给波利斯偷谁的士兵证呢？精神差不多恢复之后，笔者先去了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名簿，可以当作姓名地址录。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只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这个阿尔弗雷德死亡(二十二岁)年份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是一九四五年。这可真是莫名其妙的。难道这儿也像凯佩尔那样，施勒默由于冒名顶替而阵亡过两次，登记过两次死亡么？教堂司事逍遥自在地叼着烟斗，走出圣器室里，以便为某个礼拜仪式做准备———在什么地方铺绿布、紫布还是红布？其中的奥妙他知道的。由于笔者完全不会撒谎或瞎编什么(每位读者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他拘泥于事实已经达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窘得要命，含糊不清地嗫嚅着他在战争中曾遇到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教堂司事听了半信半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人的俘虏，在一次矿山事故中死于非命，在洛林下葬，目前正由圣阿沃尔德一家花圃照管坟墓。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的金发姑娘，既可爱又聪明”———进了修道院，今天阿尔弗雷德的父母还很伤心，因为他偏偏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赶上了这种事。是的，他原是人造黄油厂工人，为人正派文静，兵是不愿当的，笔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教堂司事并不怀疑，不过感到好奇，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笔者，使得笔者匆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别离去。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日期他很不愿意更正，很愿意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每年他们付费照管的坟墓中埋葬的是一个苏联人的骨灰、遗骸、灰烬，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愿让那堆灰烬、那堆骨灰将这种照顾受到———不是的，不过人们很想知道，据信被葬在墓中的那个人确实是埋在墓中，可是这里看来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官僚机构看来完全失灵了。这个真叫人莫名其妙。反正对这位教堂司事来说，事情是够莫名其妙的了。叫出租汽车的困难，还有较长时间在克莱费的逗留，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克桑腾和克费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就不必在此一一叙述了。当天晚上，笔者就去向玛格蕾特调查，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神情忧伤，一头金发，要求找个教士来，将双腿失去了———她在报告他死亡之前赶快跑进已经下班的文书室，从有卷帘木罩的门柜里用一把私配的钥匙偷出了他的士兵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藏着，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曾向她谈过他的未婚妻，一个漂亮文静的金发姑娘，也将他的家乡谈到了———就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风尘仆仆地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她承认，有可能在野战医院即将迁移的匆忙中忘了办“正式手续”，她的意思不是指埋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这里留下“正式手续”:德国官僚机构果真失灵了吗？或者说，是否笔者有义务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向他们和盘托出有关他们每年万圣节都为之种上石楠或三色堇的那副遗骨的真相？并问是否他们从没注意到，那墓前有时放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莱尼和她的儿子莱夫前去扫墓时献上的？或者，也许笔者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波利斯填写的那张预先印好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平安无事地被美军俘虏？这些问题只能悬而未决。把一切弄清楚是不可能的。笔者坦率承认，他———就像布拉班特的埃尔莎或罗恩格林那样———在下莱茵，在差不多是荷兰的一位教堂司事那好奇怀疑的目光注视下，在距离奈梅亨不太远的地方失去了镇定。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没有想到倒搞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亡情况，但至少弄清楚了她的部分历史，虽然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未来所作的打算。罗马，笔者后来还是下定决心前往，而且竟例外地不虚此行。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的情况，笔者请诸君阅读有关的旅游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英、法、美、意、德等国的电影以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德文作品，他不想对此作任何补充；他只想说，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他可以研究耶酥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了一位最多四十一岁的美貌迷人的修女的接待，她听到笔者对科伦巴努斯、普鲁登齐娅、采齐莉娅和萨平蒂娅等修女的满口奉承话时面露笑容，倒不是屈尊俯就，而是真心实意的通情达理和亲切友好。甚至还想到了莱尼，原来，那个气派不凡地坐落在罗马西北一个高地上的教团总部是知道莱尼的。想想看:莱尼那儿的人们知道!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下，在大理石和黄铜之间，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莫里斯式皮沙发上，一杯相当不错的茶在桌上放着，对茶碟边上青烟袅袅的香烟并非故意也并非宽厚而是确实视而不见，一位实在迷人的修女———她曾以一篇关于冯塔纳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将以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论文将大学(尽管只是教团所属的一所大学)授课资格取得，一位身穿朴素修女服(非常合身)的高水平日耳曼文学专家，甚至很熟悉海森比特尔———她知道莱尼!想一想: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电风扇，蝉鸣，香茗，杏仁饼干，香烟，大约傍晚六点钟，肉体和精神同样迷人的一位女子，在提到《O侯爵夫人》时也毫不将尴尬的神色流露出来。当笔者不假思索地在茶碟(一只仿造得逼真的迈森瓷器赝品)上把按灭第一支烟，点上第二支烟时，她蓦地压低嗓门，语气粗鲁地说:“该死的，您也给我一支抽吧，这种弗吉尼亚烟草———这味道我一闻见就非抽不可。”———她吞云吐雾的样子只能用“邪恶”这个词来描述，并低声继续地、这次是带着十足的共谋者口气说:“要是索菲娅修女来了，就说是您的。”此地，此人，在世界中心，在天主教界的心脏，她知道莱尼，她姓普法伊弗甚至也知道，不仅是姓格鲁伊滕。她，这个象天仙一般的美人，以学者的求实态度，在一只面积为DIN-A4、高约十厘米的绿色纸盒里翻寻着，只是为了帮助记忆才偶尔看一看那些文件资料。她介绍情况:“修女拉黑尔玛丽亚金茨堡，波罗的海地区人，一八九一年于里加附近出生，一九○八年在柯尼斯堡高中毕业，在柏林、格廷根、海德堡上大学。在海德堡一九一四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犹太籍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者曾多次被捕。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了关于克贝尔纳的内分泌学发端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篇论文涉及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哪一门学科，因此很难断定，最后还是由一位内科医师认定为医学论文。在鲁尔工人居住区行医。一九二二年改信了天主教。在参加青年运动的人士中开展报告活动。遇到重重困难后出家，原因与其说是她的假唯物主义学说，倒不如说是她的年龄。她毕竟一九三二年已有四十一岁，而她以往的生活———说得轻一点———并非是全然柏拉图式的。经一位红衣主教说情，进了修道院，半年后被停止教学活动。嗯，”———这时，美丽的克莱曼蒂娜修女若无其事地拿起笔者的那盒香烟，“抽出一支塞进嘴里”(笔者语)———后来的情况您已略知一二。我只需要纠正一种可能产生的印象，似乎她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受到过虐待。恰恰相反:他们把她藏起来了。向上报告说她已‘逃走’，而格鲁伊滕小姐或普法伊弗太太的乐善好施，很可能也有点同性恋的关系，以及她的关怀，其实对金茨堡修女，对修道院，对格鲁伊滕小姐，都是有致命危险的。花匠绍肯斯放普法伊弗太太进修道院，那也是极其轻率的。好吧，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过来了，即使是痛苦的，即使彼此都有怨恨。而且，由于我认为您起码会有一点辩证的观点，用不着向您解释，为什么为了不让一个人进集中营，却不得不藏她在类似集中营的环境之中。这样做是残忍的，可是把她交出去岂不是更残忍吗？她不大讨人喜欢，有过故意刁难、不怀好意的行动，总是你来我往，因为她是一个顽固的人。总之一句话，后来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您是否会相信我，我如果对您说，教团丝毫也不想制造一个亡灵或圣徒，但由于某些———教团很想加以压制的某些现象，它几乎被迫采取了完全不得人心的做法？我您会不会相信？”把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用于动词“相信”，笔者觉得竟出自这样一位杰出的日耳曼语言学家之口———一个“邪恶”地吸着弗吉尼亚香烟的修女，她每每照镜子的时候一定会心满意足地看到她那柳叶黑眉的优美线条、非常合适的修女帽、丰满而肉感的嘴的非常迷人的线条；她那双十分动人的手的吸引力她也很清楚；衣着尽管端庄，仍叫人“猜想”她那修女服里有着完满无缺的胸脯———出自这张嘴，使用动词“相信”的将来时疑问句形式，笔者觉得很不得体!使用简单的将来时疑问句，如“您会同我去散步吗？”“您会向我求婚吗？”在那种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一个人是否会相信他根本还未听过的事!笔者实在难以点头表示同意，更何况她用税利的眼光要求他说出口来，轻声说“是的”，就像平常只有在婚礼圣坛前所说的那样。他———笔者———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到罗马来不虚此行，在这个当口儿这一点已无可怀疑。因为这种逼人家轻声说“是”的做法，使笔者看到了以前采齐莉娅修女只能向他有所暗示的那种极不自然的柏拉图式禁欲情爱的高水平。连克莱曼蒂娜修女也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分了；她大大地收敛了自己眼睛那咄咄逼人的魅力，她那———不得不说———玫瑰般的嘴巴不高兴地撅起，接着她说的一些话笔者感觉到是有意采用的心理上泼冷水战术。她一面说，并非一动不动睫毛，相反，她那———又短又硬令人吃惊和清醒，几乎像扫帚一般的———睫毛直眨巴。她说:“今天我们顺便说一句讨论《O侯爵夫人》的问题，女学生们就会无所谓地对我们说:‘避孕药片她应当嘛，即使她是个寡妇。’———这样一来，就连像克莱斯特这样的一流文豪的作品也被贬低到廉价小报的水平了。但我并不想避不作答。金茨堡事件的糟糕之处，并不像您以为可能的那样奇迹，似乎是有人做了手脚!恰恰相反，那奇迹我们摆脱不了!大冬天在埋葬拉黑尔修女的地方竟长出了玫瑰花，我们无法清除它!我承认，是我们不让您去见采齐莉娅修女和绍肯斯斯的———顺便提一下，绍肯受到了他好的照顾，您不必为他担心———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操纵了这一奇迹，而是这一奇迹操纵了我们。此事我们阻止想打听消息的局外人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想搞宣福礼，而是因为我们不想搞!您现在是否相信您答应相信的东西了？”在回答之前这一回笔者沉思地“审视”着她:克莱曼蒂娜修女突然显得那样———找不到其他字眼来形容了———憔悴而且心绪不宁，挪了挪她的帽子，露出了———这一点可惜也是真的———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她又伸手抽出了一支烟，这一次的样子就像一个连续抽烟的女大学生，在凌晨四时左右大失所望地看到自己要在六小时后宣读的关于卡夫卡的专题报告已彻底失败而感到疲劳的常见姿态。她又斟了一杯茶，完全按照笔者所喜欢的比例加入牛奶和糖，甚至还为他搅拌，把杯子推到他面前，并以———用其他字眼来形容是没有办法的———求助的目光注视着他。有必要再次点明当时的情况:天气晴朗的春日傍晚，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清香，渐渐消失的蝉鸣，大理石，教堂钟声，莫里斯式皮沙发，木花盆里刚开始盛开的芍药，一切都洋溢着那种有时会使新教徒心醉神驰的天主教气氛；克莱曼蒂娜几分钟以前还鲜艳夺目的美丽突然间枯萎了。她对O侯爵夫人的冷静评论。从墨绿色纸盒里她叹息着取出一份份用回形针或橡皮筋束在一起的文件，五、六、十、十八———总共二十六份:“每年一份报告，内容千篇一律:十二月，玫隗花突然破土而出。到通常玫瑰开始开花时节才凋谢的玫瑰花!我们无可奈何，采取了可能会使您感到毛骨悚然的办法，我们掘出她的尸体，将她的———哦，残骸———其腐烂程度完全符合她死亡的时间———改葬到修道院的其他墓地中，当那些地方也开出可怕的玫瑰花时，我们又把她挖了出来，埋她回原处，然后再把她挖出来，将她火化，把骨灰盒放在礼拜堂里，在她的附近确实没有一丁点儿土壤。玫瑰花!从骨灰盒里冒出来，在礼拜堂里蔓延开来。把她的骨灰再埋到地里去———仍然是:玫瑰花。我敢肯定，我们如果从飞机上抛下骨灰盒，玫瑰花从大洋里、从沙漠里也会长出!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别张扬出去，秘密是要保守，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此，因此我们不能让您见到采齐莉娅修女，不得不把绍肯斯调到维尔茨堡附近一个农庄去当管理员，普法伊弗太太因此使我们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她会否认这———不妨说———怪事，而是因为她很有可能，根据我对她的全部了解，现在又补充了您提供的有关她的情况———因为她会认为，从她的肠卜僧的骨灰中每年十二月中旬开出玫瑰花，我只是在睡美人的童话故事中才听到过的密密层层的带刺的玫瑰花，她会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一切发生在意大利———在这里我们连共产党都不必害怕，可是在德国!这就意味着倒退到不知哪一个世纪去。礼拜仪式改革还会有什么结果，对所谓奇迹从物理学生物学观点作出讲得通的说明还会有什么结果!再说，事情如果公之于世，谁能担保玫瑰花会继续开放呢？如果突然不开花了，我们又如何是好呢？甚至连十分反动的罗马人士也彬彬有礼地劝我们不再谈此事谈了。我们曾请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和神学家观看了这一现象，他们都答应绝对保密。事后您知道声称受到感动，提出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的是谁？是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而不是神学家。再者，它的政治含义请您想一想:一个犹太女人，改信天主教，出家当修女，从事教学活动随后被禁止，后来在———不妨直说吧———在很不愉快的情况下死去———她的骨灰从一九四三年起不断开出玫瑰花!这像是巫术、妖术、神话。而这些案卷又偏偏交给了我，我这个人曾批判过贝恩的生物主义!您知道，在电话里昨天有一位高级教士笑嘻嘻地对我说:‘保罗讲给我们听的奇迹已经够多了，现在请不要再给我们讲什么奇迹了。他就是我们所要的小花，我们不再需要花了。’您会保持沉默吗？”笔者这时没有点头，而是使劲摇头，并以说得很清楚的一声“不”来强调这一动作。由于此刻克莱曼蒂娜莞尔而笑，脸色倦怠，同时用空烟盒把她茶碟里的烟蒂扫到笔者的茶碟里，与笔者的烟蒂合在一起；接着，仍然疲惫不堪，又统统用空烟盒将抽烟的痕迹扫进一只蓝色的塑料字纸篓；然后面带笑容地站着不动，从而将离开的信号发出了。因此笔者不知道，这儿是不是表面上否认有奇迹，实际目的却是在制造奇迹。笔者把克莱曼蒂娜送到大门口，同时聊起了文学。这一段路比较长，大约有四百米远，越过一大片空地。翠柏、意大利五针松、夹竹桃———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当走到前面马路上，可以看见那座浅黄浅红色的不朽城的时候，笔者把他那包没有打开过的备用香烟塞给克莱曼蒂娜，笑眯眯地她把它藏在修女服的袖口里，把它干脆揣在衬衣般的衣服里，这件衣服弹性很好，藏几包烟绰绰有余。在那儿等候进城开往梵蒂冈方向的公共汽车时，笔者感到这是打破柏拉图禁令的合适时机了；他把克莱曼蒂娜拉到两株幼柏中间，毫不拘束地将她的额头吻了，吻她的右颊，又吻她的嘴。她没有反抗，叹口气说了一声“喔，这个”，笑嘻嘻地沉默片刻，然后也回吻了他的脸颊。当她听见公共汽车驶近的声音时说:“下次再来吧———不过请别带玫瑰花。”理解任何人都能，笔者感到不虚此行；他不想推迟动身时间，以免使形形色色的人过早地陷入矛盾的境地，大概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由于并不存在欲速则不达的问题，他决定回程改乘飞机，内心———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如此———矛盾得要命，不知是否自己这次出差公私不分？如果是的，又严重到何种程度？此外，公与私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涉及到，使笔者感到不安，虽然不是那么厉害:克莱曼蒂娜是否在巧妙地为格尔塞伦的玫瑰奇迹作宣传，她或者以同样巧妙的手法想要防止这一点？如果他假定从如今他已钟情的这个女人的话里猜到她的愿望，他会怎么做呢，是客观地将自己的职责履行呢，还是主观地迎合自己的倾向和讨好克莱曼蒂娜的愿望呢？笔者一心想着这四重问题，心神不定，或者应当说心烦意乱地从春光明媚的罗马回到了冰天雪地的祖国:尼费尔海姆在下雪，路滑难行，出租汽车司机心情不佳，老想用煤气毒死人、枪毙、干掉或至少痛打什么人，而且———使人大失所望———在格尔塞伦修道院大门口受到了冷遇，一个脸色难看的老修女少言寡语、把他态度粗鲁地拒于门外，对他说:“对记者我们已经厌烦了!”这使笔者感到莫名其妙。不过，可以绕修道院围墙走一圈(四边总长约五百米)是他聊以自慰的，还可以欣赏莱茵河风光，乡村教堂大门紧闭(当年曾对玛格蕾特的皮肤心醉神迷的那些祭坛侍者就是在此地服务的)。在此地莱尼曾生活过，肠卜僧曾被埋葬在这里，被挖出来，重新埋葬，再次被挖出来，———而在修道院的围墙上被火化，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豁口!他只好来到乡村客店，那儿一点也不像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家乡那样静谧和令人昏昏欲睡。不，这儿人声嘈杂，人们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笔者。他在这儿发觉一些外地人都属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类别:确实是记者。当他在柜台前向客店老板订房间时，他们异口同声地用嘲笑的口吻帮腔。“到格尔塞伦来租房间，而且是今天，”———这时嘲讽的口吻更变本加厉了———“也许甚至是要一间能看得见修道院花园的房间吧———呃？”当果真他天真地点头表示同意时，引起了哄堂大笑。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笑得前仰后合。由于他进一步被虚情假意所蒙蔽，肯定地回答说自己一定要看看披上银装的修道院花园，终于他们把他纳入了傻瓜的行列，这时就变得比较友好了。正当店主忙于斟酒放酒、放酒斟酒之际，他们向他解释:难道他不知道人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修道院的花园里发现了温泉，它使一丛老玫瑰开了花。修女们行使管辖自己领土的权力，在那个地方亲自动手垒墙围起来；通往教堂塔楼的路被堵死了，已派人到邻近的大学城(就是B.H.T.当年和肠卜僧幽坐的地方!———笔者)去向一家拆房公司将一架二十五米长的伸缩梯借来，以便“看看修女们在搞什么名堂”。他们这时全都挤到了笔者周围，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是不是太天真了，以及他天真到什么程度———有合众国际社、德新社、法新社的人，甚至《消息报》的记者也跑来了，他和捷通社一名记者决心“将教权法西斯主义的假面具撒下，揭露基民盟的这种竞选宣传伎俩。”“您知道，”这位在其他方面和蔼可亲的《消息报》记者一面递给笔者一杯啤酒，一面继续说，“每当选举的时候，在意大利眼泪就会从圣母像掉出。近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修道院的花园里冒出温泉，在埋葬修女的地方长出了玫瑰花。人们企图欺骗我们，说这些修女在当年东普鲁士被占领时曾遭到强xx，总之，有人说一件共产党人桃色事件与此事有关系，共产党人对修女除强xx外还能干什么呢？”笔者比大多数在场的人更了解内情，他五小时之前还在可以望见罗马的地方吻过一张全然不像羊皮纸皮肤的脸颊，退堂鼓决定打了，等着看报纸上的报道，在这儿继续调查真实情况是毫无希望的。人们难道果真使用歪曲的手法把莱尼搅和到这个故事里去了？肠卜僧难道转化成热能了？他离开酒馆，正要关门时听到在场的一名女记者以讥讽的腔调将这首歌唱起了:“一朵玫瑰花破土而出”就在第二天在他已引用过的那家报纸的晨刊上发现了一篇“最新报道”:“现已查明，被东方报纸一味讥讽为‘格尔塞伦玫瑰温泉奇迹’的那宗怪事系由自然原因造成。日耳曼语这个地名含有‘间歇热水喷泉’的意思(格尔塞伦可能曾一度称格席伦海姆)，它说明格尔塞伦温泉早在公元四世纪就有过，因此八世纪这里曾一度建有一座小行宫，直至温泉重又枯竭为止。正如在一次本报独家采访中修道院院长萨平蒂娅告诉我们的那样，修女们强调指出，她们从未想到过什么奇迹，也未传播过这类消息。这个词可能是从前的一名女学生塞进报道中去的，此人对格尔塞伦这所历史悠久的女子中学只能说怀有矛盾的心理，她原来靠拢德共。如今业已由专家们证实，事实上是温泉突然喷出，真的使一些玫瑰开了花。萨平蒂娅修女以一位开明豁达的现代教团人士的冷静态度说，没有丝毫根据猜测是超自然的东西在作崇。”笔者立即毫不踌躇地将玫瑰温泉奇迹及其背景讲给玛格蕾特听(她喜气洋洋，什么都相信，并极力劝他不要将克莱曼蒂娜怠慢)，洛蒂的甚至还受到了尖刻嘲讽，自然她把一切都说成是欺骗，并把他列入“亲吻修女者”这个令人难堪的范畴(“这是本义，也有象征性”———洛蒂)，而对莱尼，他却犹豫不决，是否要把格尔塞伦的怪事告诉她，或者至少暗示一下他在罗马的调查情况。B.H.T.———笔者这样认为———也有权知道，无疑备受他尊敬的拉黑尔的骨灰在二十七年之后还被说成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尽管已有知名的地质学家如今在一家大肆利用玫瑰温泉事件作广告的石油公司几名探矿人员的支持下，在不可动摇的鉴定中证实这一事件“纯属自然现象”，但仍有一部分东欧报纸固执己见，认为“格尔塞伦对仅的势力的竞选支持”“只是在社会主义力量孜孜不倦的压力下垮台，如今又搬出完全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伪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作掩护。这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科学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在这里也许笔者失算了。他本该介入，本该在格尔塞伦翻墙而入，有可能得到秃顶B.H.T.的支持，并动员莱尼去一趟，至少为她采摘几枝玫瑰花，在她家门xx交给她；这有可能恰到好处给她那幅大型油画《圣马利亚别名拉黑尔左眼视网膜局部图》锦上添花。可是现在事件正巧纷至沓来，盘根错节，个人想去罗马的强烈念头使笔者无暇顾及。职责在召唤，它通过黑尔韦格席尔滕施泰因这个人发出召唤。由他成立了一个“莱尼有难———援助莱尼委员会”，打算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援她，抵御霍伊泽一家日益加剧的压力，甚至可能考虑采取政治措施。在电话中席尔滕施泰声音激动而又坚定，他那敏感嘶哑的嗓子过去说话时像胶合薄板那样轻轻振动，如今听上去铿锵有力多了。他要所有“关心这位令人惊异的人士”的人的地址，得到了这些地址，准备在当天晚上召开一次会议。因此笔者尚有足够时间，为了客观、公正、真实起见，为了尽量避免单纯感情用事，也为了新闻报道的义务，如今终于闯进了对方的大本营。霍伊泽祖孙也想阐明他们对这一不幸事件的立场，大概也担心计划采取的某些行动，立即准备“哪怕搁下是非常紧迫的事务”。唯一的困难在于选择什么地点会见。可供选择的地点有:赛马赌券经营所老板维尔纳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已描写过的那个兼具豪华旅馆和养老院特点的疗养院里老霍伊泽的套间；“建筑指导经纪人”(按他自己的定义准确引用的头衔———笔者)库特霍伊泽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的会议室；这家公司“将我们的不同的利益和投资代表了”(全都是根据库特霍伊泽在电话中提供的信息引用的)。并非毫无私心地笔者提议在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会议室会见。它在莱茵河畔一幢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楼上，知情者知道，但还有笔者不知道，从那里可以观赏优美的景色，也可以鸟瞰城市风光。笔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驱车前往:使他这个小市民感到惶恐不安的总是真正富丽堂皇的东西。由于他出身绝对是小资产阶级，在那里虽然感到舒适，但有陌生的感觉。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跨进了这幢高级公寓楼房的前厅，这里的楼顶房间式住宅很受欢迎。一名并没有穿制服，甚至没有穿号衣，但又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身穿制服据库特和号衣印象的看门人，用一种未必是轻蔑而只是审视的目光把他打量，让人显然感到:他的鞋袜经不起这审查。无声电梯:这倒见过。电梯内有一块黄铜牌，上面写着:“楼层指南”，匆匆一看———电梯无声的速度由于快得惊人，认真仔细地研究不可能———表明在这幢房子里工作的几乎全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编辑部、建筑师、时装经理处，一块牌子由于特别宽而格外引人注目:“埃尔温克尔夫，创造性活动者联络处”。这指的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联络？或者仅仅是不承担义务的社交性接触，甚或是改头换面的应召男士或应召女郎组织？他还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已经到了十三层，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一个使人有好感的人正在恭候，自我向他简单地介绍说:“我是库特零伊泽。”丝毫没有纡尊降贵甚或鄙夷的神情，客气而又不过分，令人舒服，完全不排除热诚，毋宁说使人感到热诚。他把库特霍伊泽领进了会议室。这间会议室使他触景生情，回想起两天前还和克莱曼蒂娜面对面坐着的那个房间:金属门窗、大理石、莫里斯式皮沙发———只是举目远眺，看到的并不是浅黄浅红色的罗马城，而仅仅是莱茵河及沿岸的几个地方，那儿正是这条依然浩浩荡荡的大河流入它最最肮脏的那一段的地方，约七十或八十公里顺流而下，就是德国这条污浊的河流或这条河流中的污浊排泄到无辜的荷兰城市阿纳姆和奈梅亨的地方。修道院纪事除家具外，这间呈扇形房间显得格外舒适，室内只有几张桌子，还有几张莫里斯式皮沙发同罗马教团总部的沙发是近亲。也许笔者得承认，他的相思病在这里获得了新的养料，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他被请到最好的位置就座:从窗口可以望见莱茵河和大约五座桥梁。在线条优美并与拱形窗相得益彰的桌子上，摆着各种酒、果汁、装在保温壶里的茶，还有雪茄和香烟，其数量和品种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完全不像暴发户那样庸俗。这里可以用一个合适的字眼:考究。老霍伊泽，还有他的孙子维尔纳，两人给笔者的印象比他记忆中的印象要讨人喜欢得多。笔者赶紧按照自己的身份纠正先入之见，毫无成见地把自己首次见面的名声不好的库特霍伊泽看作一个稳重谦虚、和蔼可亲的人。按说他的衣着颇为考究，但有点疲塌，这与他那低沉的男中音嗓子倒相称。他极像他母亲洛蒂:从发型轮廓到圆眼睛。难道此人真是当年那个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出生、由于母亲的强烈愿望而未受洗，就在如今睡着葡萄牙人一家五口的那间屋子里出生的婴儿？如今已三十五岁的维尔纳一起看来他真的要严厉得多，在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用新卷烟纸将佩尔策丢掉的烟蒂卷在一起，再当作正经八百的香烟卖给佩尔策，至今使他仍耿耿于怀吗？尴尬场面有好长一阵子出现了尴场面。因为笔者显然被认为是谈判代表了，于是笔者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自己的来意。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了解情况，不是为了———笔者在简短的说明中说———同情谁，倾向谁，讨价还价。事实真相是他唯一关心的，谈不上什么意识形态，谈不上什么谈判代表。他———笔者———没有被授权干任何事情，也不谋求授权，至今他还一次也没有见过面那个“有争议的人”，他只是在街上看到过她两三次，和她还不曾说过一句话。他希望弄清她的身世，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但尽可能不是一鳞半爪，他———笔者———既没有受地上的也没有受天上的什么机构委托。存在主义他是相信的，此刻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只是勉强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听着的霍伊泽祖孙三人才在脸上露出一点感到兴趣的神色，因为他们显然在“存在主义”这个词中将单纯讲究物质的味道闻到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对存在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说明。之后，库特霍伊泽问他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他断然否认。再问实利主义者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他同样断然否认。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受到老霍伊泽、库特和维尔纳的轮番盘问，他们问他是不是大学毕业生、新教徒、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莱茵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赞成还是反对避孕药片、性浪潮、巴泽尔、教皇、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由于他———这真像是一种摸底式的轮盘赌，老是得把头转来转去，以便面对提问者———对所有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从一扇迄今看不见的门里一个女秘书突然出现了，终于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奶酪点心到他跟前，打开一盒香烟，一按电钮打开一堵原来天衣无缝、严严实实的墙壁，将三个文件夹取出，放到库特霍伊泽面前的桌子上，旁边再放上笔记本、白纸和一个烟斗，然后她———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子，使笔者想起了某些电影中妓院接客的那一套常规———这个胸脯丰满适中的金发女子又钻到那扇门里去了。最后，还是首先由老霍伊泽打破了沉默。他用拐杖轻轻地敲了敲那包文件，把拐杖放在文件上，把头转来转去，以便面对提问者———对所有这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断然给予否定的回答，从一扇迄今看不见的门里一个女秘书突然出现了，终于给他倒了一杯茶，推奶酪点心到他跟前，打开一盒香烟，一按电钮打开一堵原以便时不时敲一下，以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这样一来，”他说，声音中显然带着伤感，“这样一来就结束了七十五年来把我和格鲁伊滕家紧密连在一起的联系、关系和历史。我十五岁，正如您知道的，就成为胡贝特格鲁伊腾的教父———我和我的孙子现在跟他们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彻底决裂了。”这里不得不破例压缩一下，因为老霍伊泽扯得太远了———从他六岁那年(一八九○年左右)在格鲁伊滕家的花园里摘苹果谈起，相当详细地叙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强调自己的民主基本立场，叙述了莱尼的种种(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失误和蠢事，以及几乎所有已经介绍过的人物的生平———讲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听得笔者相当疲劳，因为大多数内容他已知道，虽然说法不同。莱尼的母亲，莱尼的父亲，曾在周末同莱尼外出的那位年轻建筑师，她的表哥、她的哥哥，死魂灵，等等，等等———而且笔者觉得，两个孙子也没有全神贯注地听他讲，他还扯到“某些完全合法的交易”，倒不是赤膊上阵，而是以守为攻，与那位大人物的风格近似，库特出生后得到的那块地皮———听到这儿，笔者就竖起耳朵———“是格鲁伊滕太太的祖父于一八七○年从一个移居国外的农民手里买下来的，每平方米十芬尼，这等于是免费奉送，他出四芬尼也能买下来，但他们家一向故作大方，而且他又是个疯子，还把价钱往上凑成整数，不是付五千马克，而是付两千塔勒，他这样每平方米就付了十二芬尼。今天每平方米价值三百五十马克，这能怪我们吗？如果考虑到某些我认为是暂时的通货膨胀趋势———甚至可以说五百，不包括房子的价值，而房子的价值您完全可以认为同地皮价值相等。即使您明天带一个买主来，老实说，出价五百万，我———我们也不会脱手，您现在过来看看窗外。”他这时满不在乎地用他的拐杖作铁爪，钩住笔者(本来就一直在为他那松开的纽扣担心)那件没有扣紧的上衣，二话不说就把他拖到自己跟前，动作不可谓不粗鲁，而且———应当说句公平话———不能不引起他孙子的摇头。这就使笔者也不得不观看一下周围的房屋，那些高高低低在这幢十三层楼房周围耸立的九层、八层、七层的楼房。“您知道，”这一次声音轻得要命，“这个区叫什么您知道吗？”笔者摇摇头，他对地形变化并不都了如指掌。“这个区叫霍伊泽林根———它就在那块被荒废了七十年之久的土地上建筑，一直到人家仁慈地把它送给那边的那位年轻先生，(拐杖向库特一指，现在语调含有讥嘲味道)，作为出生的礼物。是我、我、我使它没有永远躺在他的摇篮里，遵照我们的祖先即已耳熟能详的那句格言:‘让土地为你们服务’。”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讲到这里开始显得衰老了；虽然自己现在不加掩饰地咄咄逼人，却把笔者想要摆脱他那根拐杖的铁爪当作是进攻，尽管笔者已相当体贴入微，而且由于担心自己的钮扣表现了巨大的克制。突然之间老霍伊泽脸涨得通红，果真把那个钮扣拽了下来，也撕下一大块旧花呢上衣，并且威胁地朝笔者头顶上挥舞拐杖。尽管笔者随时准备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人打，但他认为此时理应正当自卫，急忙低头闪避，好不容易才体面地熬过了这一尴尬的场面。这当中库特和维尔纳出来息事宁人，显然是有人按了一下看不见的电钮，召来了那位胸脯发育适中的金发接客机器，她以难以形容向老头、难以模仿的冷淡方式悄悄地讲了几句话，哄他出了办公室。这件事使两个孙子异口同声地评论说:“特鲁德，您真是我们最好的万金油姑娘。”老头走出大厅(“房间”两字笔者在这里不敢使用，怕引起别人控告侮辱罪)之前还回头嚷道:“胡贝特，你的笑会叫你吃大亏的。谁最后笑，笑得最好的就是谁。”维尔纳和库特霍伊泽两位看来仅仅从保险角度关注此事。三人就损坏的上衣举行了尴尬的会谈。维尔纳想立即支付一大笔现金来赔偿上衣的念头，可以说于萌牙状态时就被库特扼杀了。维尔纳已经采取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掏钱包的动作，之后却又吃惊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们要按新价赔偿，我们虽然没有义务这样做。”又说了些什么“痛苦赔偿金”、“压惊钱”等等，并提到几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说出保单号码，最后召来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特鲁德。她请笔者给她一张名片，当她发现笔者没有名片时就将脸上厌恶的神情流露出了，把他的地址记在她的速记本上，脸部表情就好像有人逼她收拾一堆臭得特别令人恶心的粪便似的。笔者这里也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想要求原价甚或加倍赔偿上衣，他只想要回自己的旧上衣，这话即使听起来好像差一点就要掉眼泪。这件衣服他确实很喜欢，坚持要求把它补好；当两位霍伊泽说，现在成衣业已经衰落，劝他放弃这个要求时，他提到有一位女织补工曾多次修补过他的上衣，手艺精湛。有一种人我们都知道，虽然并没有人禁止或者想禁止他们讲话，他们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想讲几句”，或者是“请允许我也说几句”———笔者就处于类似的情况了。谈判到了这个阶段，他只能勉强保持客观，他克制自己，这件上衣的年龄、他穿着它所作的多次旅行、放进它的口袋里并又取出的许许多多纸条、衬里内的零钱、面包屑、绒毛没有提，还有，是否他真需要指出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克莱曼蒂娜的脸蛋还短暂地在它的右翻领上贴着？难道他要使自己被人怀疑为故作多情？而他实际上关心的只不过是被维吉尔称为像“催人泪下的故事”那样具体的西方人要求而已？早就不像先前那样融洽气氛了，霍伊泽两兄弟如果作出一点表示，理解有人喜欢旧东西甚于新东西，并非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能从保险角度来考虑，也许气氛就会融洽一些。“假如说，”维尔纳霍伊泽最后说，“有人撞坏了您的旧的大众牌汽车，愿意赔您一辆新的，他虽然只应按旧车价格赔偿，而您却不接受，那我只能说这不正常。”光是这种暗示，说笔者驾驶的是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这就是一种侮辱，即使是无意的，也是有影射收入状况和口味，虽然这种影射不是在客观上但是在主观上却带有侮辱人的性质。如果他———笔者———感情用事，用刺耳的话说，谁希罕新的还是旧的大众牌汽车———他只要求修补好那件被一个老色鬼撕破的上衣，那么人家很生气的。这样的谈话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怎么能向某人说明你十分喜爱一件旧上衣，舍不得把它———为了将它的实际损坏程度确定，人家要求这样做———脱下来？因为真见鬼，有时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你的衬衣上有一个洞，确切地说，在罗马的公共汽车上被一个男孩用钓鱼钩撕破了一道口子。衬衣还不很干净，真该死，因为你为调查真实情况马不停蹄地走南闯北，不断地用铅笔和圆珠笔作笔记，晚上累得要死，连衬衣也不脱就倒在床上。难道修补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字眼吗？在自己的土地里有人大兴土木，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地区，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东西，甚至上衣，对物主来说，显然用金钱是不能来赔偿的时候，也许会感到一种几乎是形而上的神经过敏，也许这里面有一种甚至是可悲的挑衅。但是，凡是直到此刻差不多相信笔者严格事实求是态度的人，也一定会相信他那听起来不可信的话:在这场争论中，确实他是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彬彬有礼的，不过也是坚定不移的，而霍伊泽兄弟俩却变得不实事求是起来，他们的声调中带有怒气、激动和怨气，他们的———在这个尴尬场面快要结束时甚至连库特的———双手老是颤抖着伸向大约是他们放钱包的地方，像从那里的能掏出上衣来似的。已有十二年历史的心爱的上衣，对于一个人来说比自己的皮肤更宝贵、更不可替代，因为皮肤是可以移植的，一件上衣就不能了，这件上衣人家喜爱，并非感情用事，只是因为归根结底他是个西方人，受过“催人泪下的故事”熏陶的西方人。被认为是挑衅的还有，笔者跪在地板上滑行，寻找那块同一粒钮扣一起被扯下来的布条，因为他去找那位女织补工时，这块布片还会用得着。他最后放弃了任何赔偿要求，提出自己出钱织补上衣，暗示他也许可以把这算作公务开支报销，因为他毕竟是因公来此的。这一番话也被认为是侮辱；钱根本不成问题，等等。哦，一连串的误解!人家只要把自己的上衣要回，除了自己的上衣以外别无他求，难道就不可信吗？难道就非得立即被怀疑为拜物教、感情用事不可吗？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学难道就没有来禁止把一件经过精工织补完全还可以穿而且会使穿它的人高兴的上衣干脆扔掉，仅仅因为你有一个厚厚的钱包和不想惹气受？在这段大大地破坏了最初融洽气氛令人不快的插曲之后，终于言归正传，转向那三个文件夹，显然它们是莱尼的全套档案。关于“莱尼姑姑的放荡作风”、莱尼姑姑不切实际的行为、莱尼姑姑的错误教育方式、莱尼姑姑的社交圈子等等。所谈的一切在这里只能加以概括———您可别以为我们一本正经、落后或不进步，情夫并不是问题，甚至不在于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或希腊人；地皮的收入低于正常水平近百分之六十五不是问题，如果投资得当，光是卖地皮的收入每年就能生息四万到五万马克，或许还会更多。不过我们这里愿意公道地按下限计算———那幢房子收入多少呢？扣除修理费、管理费和底层居住的那帮坏分子所造成的后果———底层是莱尼姑姑住的，把比较有钱的房客都吓跑了，因此压低了租金———那幢房子的收入有多少？不到十五马克，撑死才十三四马克。”维尔纳霍伊泽这样说。接着库特霍伊泽说(经过压缩，有笔者的笔记为证)，我们并不反对外籍劳工，并不抱有种族偏见，只是一个人应当言行一致。如果莱尼姑姑愿意接受符合市场行情的租金，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商量将整幢房子向外籍劳工开放，按床出租，按房间出租，聘请莱尼姑姑当管理员，甚至可以向她提供免费住房，并且每月付给她一笔现金津贴。可是她———这确实是发疯，甚至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常识———她收的房租同她自己付的房租一样多；我们将每平方米租金保持在两点五马克，只是为了照顾她，而不是让别人从中渔利。比如，那家葡萄牙人住五十平方米，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外加公用浴室和厨房十三马克；三个土耳其人(“其中一个一直同她睡觉，其实因此只有两人住那房间。”)住三十五平方米，付房租八十七点五马克，赫尔岑夫妇也有五十平方米住着，付房租一百二十五马克，各加十三马克。而在这方面她竟荒唐透顶，公用浴室和厨房都算自己双份，因为她给莱夫———目前他暂时住在不花钱的地方———留着那间房间”。更不像话的是，带家具的房子她按空房收租，这可不像搞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试验那样，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破坏市场，房租如果公道的话，这幢房子每个房间连同公用浴室和厨房足可以赚三百到四百马克，等等，等等。看来库特霍伊泽在谈到下面这一点时有点难以启齿，“但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我不得不谈”:实际上在十张床铺中只有七张属于莱尼所有，一张还是爷爷的，另一张是属于大受委屈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他的父母老普法伊弗老两口的是第三张，“一想到他们可能正在这几张床上搞什么勾当就会毛骨悚然”。这就是说，不仅莱尼明目张胆地破坏经济规律和使用权，而且也侵犯所有权，普法伊弗夫妇由于在此期间无法直接与莱尼交涉，就把他们的床铺所有权委托给霍伊泽股份两合公司代管，因为不仅是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而且还有依法托管的权益。这样一来，事情就多了一种尺度，即原则性的东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虽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的床铺是战争期间“他待命入伍时”莱尼姑姑的母亲送给他的，但送了就是送了，根据法律精神，赠与就是产权的永远转让。而———笔者尽可以说出去———使人无法理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房客和三房客全都是垃圾工和清道夫。这里笔者提出异议，指出赫尔岑夫妇并不是垃圾工。赫尔岑先生是职位中间偏上的市府职员，赫尔岑太太从事的是值得尊敬的美容师职业，葡萄牙女人安娜—马丽亚平托在一家大商店的自助餐厅柜台工作；他自己曾从她手里取过肉丸、干酪点心和咖啡并同她结账，毫无差错，清清楚楚。点点头，库特霍伊泽同意这一更正。但又说，在另一点上莱尼姑姑也没有从经济上考虑，她身体很好，还可以工作十七年左右，但她在她那胡涂儿子的愚蠢怂恿下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将三个葡萄牙孩子去照管，给他们唱歌，教他们德语，让他们一起画她那种“蹩脚货色”，常常叫他们———这有案可查———逃学，就像她从前也让她儿子那样干一样。要说过失，真是有一大“堆”，一个人违法乱纪，会被周围的人觉得可疑，事情就是这样，清除垃圾和扫大街被看成是最下贱的工作的，因而损害了房子在社会上的吸引力，压低了租金，这也是事实。这一切都是用平静的语气说出来的，言之成理，明白易懂。上衣的烦恼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笔者的心头还有些愤愤不平。他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心爱的衣服，发现衬里破了一大块，此外还感到了衬衣上那个被意大利男孩弄破的口子越来越大。不过主人有干酪点心、好茶、香烟招待，拱形窗外的景色美不胜收，而且使人安心的是，用有节奏的点头维尔纳霍伊泽不断证实他弟弟的话，相当准确地抑扬顿挫地突出每一个句号、逗号、连接号、分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加爵士音乐的效果，显得十分合拍。这里得恭维一下维尔纳霍伊泽的敏感，他一定已经感到，笔者怀着保守秘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机，很想提一提一个可说已到嘴边的话题:洛蒂霍伊泽，不管怎么说，毕竟她是这两位显得自信的年轻绅士的母亲啊。还是他———维尔纳———毫不畏缩地谈起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可惜是全面的疏远”；他说，我们不应当自欺欺人的，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具体事实，作一次哪怕痛苦的心理手术，因为他知道，笔者和他母亲有接触，可能甚至有好感；而他、他弟弟、他祖父同笔者之间的好感由于一件“虽令人遗憾但其实微不足道的事情”将“平衡”失去了。他强调说，他完全不能理解，有人宁愿要一件显然“老掉了牙”的、三级服装厂生产的旧花呢上衣，而不要一件一家著名厂家生产的全新上衣，不过要宽容的教育他受过，也愿意对人宽容，只是按照莱茵地区的格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去做罢了，他不能理解有人显而易见地厌恶像大众牌那样备受欢迎、广为流行的小汽车，他自己就给妻子买了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二辆车，等到他的现年十二岁儿子六、七年后高中毕业，开始上大学或服兵股的时候，他要再买一辆大众牌汽车作为第三辆车。好了，这些都是题外的话，现在谈他的母亲吧。她———这是她的主要错误———倒没有歪曲阵亡了的父亲的形象，但她庸俗地贬低了父亲阵亡的历史背景，把这一切说成是乱弹琴。“无疑我们是聪明伶俐的孩子，但也总有一天会问起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吧。”人们没有拒绝他们的这个要求，说他们的父亲是个善良敏感的人，虽然在某些方面，至少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也从来不可能怀疑母亲对父亲威廉的爱，但父亲的形象由于在任何历史场合都不断地说“乱弹琴”这句话而逐渐———尽管也许不是有计划地———受到了损害；更糟糕的是她有情夫。格鲁伊滕嘛，这还行，尽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给他们带来了嘲笑和烦恼，可她后来“甚至”同俄国人睡觉，有时还同“被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甩掉的美国佬”干，第三，她的反宗教和反教会情绪———两者他很清楚并不是一回事———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他来说，正好这两种情绪“极其不幸地合二为一”了。她硬要他们麻烦地走很远的路，去上一所非教会学校，在“格鲁伊滕爷爷”遇难后变得越来越乖戾忧愤，平衡力量正是她所缺的；这一点，这种平衡力量———他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至今仍高度评价这一点———在莱尼姑姑身上找到了。莱尼姑姑总是和蔼可亲、慷慨大方，给他们唱歌讲故事，而且的男女关系给他们带来了嘲笑和烦恼，可她后来“甚至”同俄国人睡觉，有时还同“被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甩掉的美国佬”干，第三，她的反宗教和反教会情绪———两者他很清楚并不是一回事———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他来说，正好这两种情绪“极其不幸地合二为一”了。她硬要他们麻烦地走很远的路，去上一所非教会学校，在“格鲁伊滕爷爷”遇难后变得越来越乖戾忧愤，平衡力量正是她所缺从来不损害她那去世的———是啊，也许可以说———丈夫的形象，他尽管是个红军士兵，这一形象从来没有被损害过。莱尼从来不肯把命运说成是乱弹琴或瞎胡闹什么的。有好几年，好几年是确实有的，她带领他们和莱夫傍晚坐在莱茵河畔，“她的双手被玫瑰花刺刺破得相当厉害”。莱夫是受过洗的，库特没有受过洗，一直他到七岁那一年，“感谢上帝”，多亏奥托爷爷使他们脱离了“这种环境”，才由修女们给他施了洗礼。感谢上帝，因为莱尼姑姑对小孩来说十分了不起，对青年来说却有害无益，她唱歌太多，说话太少，虽然令人感到欣慰和具有令人欣慰作用的是，莱尼姑姑“从来不跟男人们眉来眼去，而我们的母亲却叫人捉摸不透，那个可怕的玛格蕾特就像在开妓院”。马尔娅范多尔恩维尔纳霍伊泽还夸奖了，甚至说波加科夫的好话，“他虽然有时也唱得太多了”。嗯，他们最后还是走上了正道，将基督教的道路走上了，受到要作贡献和承担责任的教育，上了大学，他学的是法律，库特学的是国民经济，“而爷爷所推行的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生财之道，使我们把我们的知识能够立即用于自己的企业”。赛马赌券经营所他只是附带经营，这也许会给人一种不正经的印象，实际上这是他的爱好，他通过一家生意兴隆的企业来满足自己的赌瘾。不过，莱尼姑姑说到底比他的母亲更危险，他说他母亲“仅仅是个失意的假社会主义者”，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相反，莱尼姑姑他觉得的的确确反动，她本能地、固执地、模糊不清但始终不渝地拒绝任何形式的利润思想，并非反对，因为反对表明态度，而是干脆不干。这样做是不人道的，或者用德国人的说法是不近人情的。她起了毁灭和自我毁灭的作用，想必这是格鲁伊滕家的本性，她哥哥也是这样，她父亲就更厉害了。最后维尔纳霍伊泽说，他并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胸怀宽广、思想开明，达到了他所受的教育给他指出的最大限度，他公开赞成避孕药片和性浪潮，但仍看自己是基督教徒，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他是个“通风迷”。而这正是需要对莱尼姑姑干的事情，她必须通通风，不近人情不是他，而是她。因为正当的利润追求和财产追求乃是人之天性，这已由神学加以证明，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也越来越肯定这一点。最后，而这也是他最不能原谅她的，莱尼害苦了一个人，这个人他不仅从前喜爱，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喜爱，他的教子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他是在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情况下被托付给我的，我把这看作是一种使命，虽然我曾经一度以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这一使命。不过，他的教父既然我当了，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身份，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宗教身份，它也是一种法律身份，我想要履行它。”他们兄弟俩“虽然为了一些在法律上确实成问题的愚蠢行为”把莱夫控告了，将他判刑关进监狱，人们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仇恨，但其实这是爱护他，是为了使他头脑清醒，打掉他身上的“骄气、狂妄，而毕竟这可说是万恶之源”。他还清楚记得莱夫的父亲为人忠厚、感情细腻、温文尔雅，他确信，莱夫的父亲肯定也不会愿意让儿子几经周折，最后成为了一个垃圾车司机。清运垃圾工作十分重要他并不想否认，具有一等社会功能，可莱夫———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天降大任的人”。(引号系笔者所加，从维尔纳霍伊泽的话里听不大清楚，他是在引用或转引别人的话呢，还是仅仅用别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意思；这里是否该用引号，姑且存疑，建议不妨看作是。)必须考虑到，这时从四点到七点已快过去三小时了。发生了不少事情，谈了不少话。后来那位万金油姑娘没有再露面，保温壶中的茶变得太酽而涩口，在暖气毕竟过于热了一点的屋子里，干酪点心已失去新鲜，变得干巴巴了，维尔纳霍伊泽虽然自称通风迷，却不准备给这间被五花八门的烟草(维尔纳霍伊泽抽烟斗，库特霍伊泽抽雪茄，笔者抽香烟)弄得乌烟瘴气的屋子将新鲜空气输入，拱形窗中间的那一扇窗笔者试图打开了(铜窗框是分开的并有把手，表示可以开启)，被库特霍伊泽笑嘻嘻地带一点暴力地制止了，他提到了那套复杂的空调装置，只有等调节整幢房屋室内气温的某一信号亮起时才能“自动单独通风”。由于此刻———库特霍伊泽用和蔼的声调说———正是各家办事处和编辑部下班的紧张时刻，因此大约得再等一个半钟头，装在窗楣上的电眼亮起时才允许通风，空调设备已经超负荷了，不能自动引进足够的新鲜空气。“这幢楼共有四十八———十二乘四———个单元，此刻运转全都在超负荷，口受信函，把重要电话打了，举行重要会谈。四十八个单元，每个单元按四间屋子，每间屋子平均有两个半人抽烟计算———按统计的平均数，一支接一支抽香烟的人其中有一个、半个抽烟斗的人、大约四分之三个抽雪茄烟的人———此刻这幢楼里平均有四百七十五人在抽烟———不过，我打断了我哥哥的话，我觉得我们该结束了，因为您的时间肯定也是有限的。”是啊，维尔纳霍伊泽现在又说(这里经过大量压缩)，问题并不像只有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他决不是指笔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为了钱。一套坐落在最佳地段的免费住宅他们愿向莱尼姑姑提供，不收房租，他们表示愿意资助即将获释的莱夫上业余高中，然后送他上大学，但这一切都被拒绝了。因为人家在这个垃圾工圈子中感到舒畅，因为人家拒绝作出哪怕是最小的一点调整，任何安逸舒适的条件都不能使人家动心，人家迷恋自己的老式锅台、炉子和生活习惯———谁在这方面反动进步，就一清二楚了。这是———他是以按照基督教教义办事的基督教徒和熟谙法治国家原则的宽宏大量的国民经济学家兼法学家这双重身份说这话的———进步不进步的问题，这是的，“谁进步，谁就得把某些人甩在后面。浪漫地讲什么‘这时就不能我们并肩前进’了，我们从前听母亲唱这种歌都听腻了。随心所欲也是我们不能的，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甚至不能在我们自己的楼房里想什么时候开窗就什么时候开窗”。在霍伊泽家新盖的房子里当然不可能向莱尼姑姑提供二百一十一平方米———那将意味着少收将近两千马克房租，也不可能允许使用炉子和“随时可打开的”窗子，对她的房客、三房客或情夫，某些“微不足道的社交上的”限制当然也得作。“可是他妈的，”讲到这里，维尔纳霍伊泽首次变得咄咄逼人，虽然只有一转眼功夫，“像莱尼姑姑那样过得轻松愉快我也巴不得呢”。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尤其是为了更高的利益，看来好像无情的机器，现在必须开动了。这时笔者很想说一句质朴的和解的话，鉴于这些连自己房子里的窗子也不能打开的苦恼的人的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愿意承认上衣风波比较起来并不那么了不起:说到底，这件事并不像开始时他想的那样重要。是谁不让他说出这句质朴的、谈不上是和解———因为争吵是他和两位情况提供人之间并没有的———但至少是充分谅解的话呢？是库特霍伊泽。就在笔者拿着大衣和帽子，朝门口走去的时候说了几句简短的告别话之后，库特霍伊泽一面用一种并非威胁而是请求的姿态将通往门口的路挡住了，一面发表了一通类似结束语的讲话。铁皮鼓笔者谈到此人必须纠正许多成见，因为根据所有了解到的详细情况，在心里笔者曾把他想象成鬣狗和狼的混合物，一个冷酷无情的大老板。但仔细近看，库特霍伊泽也长着一双完全温柔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外形上但不是在神情上像他母亲，无疑，洛蒂的尖酸刻薄和近乎伤心落泪的悲愤在这双圆圆的温柔的褐色眼里———不妨说———由于一些因素而被冲淡了，这些因素只有可能来自他父亲威廉，反正只能来自父系，威廉的父亲即库特的祖父尽管不是来源。考虑到许多和莱尼直接有关的人的全部基因都来自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这个三角地带，就得对这片甜菜地赞扬几句，这个地方虽然也附带产生了普法伊弗一家人。毫无疑问:库特霍伊泽是个敏感的人，时间尽管紧迫，仍应让他有机会表现这一点。他甚至不在乎把双手搭在笔者肩上，这一姿态既非纡尊降贵，也非巴结讨好，只是某种友爱表示，任何人都应受到这种对待。“您看，”他轻声说，“这样一种印象，您不能带走，好像现在就莱尼姑姑而言，正在开始一个残忍的社会历史过程，一个摧毁过时结构的无情过程，我们也得紧跟了。当然，如果我们无意识地、不经思考地、完全肆无忌惮地强令她迁出，那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但并非有如此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不是肆无忌惮的，至少不是没有扪心自问过。我不否认毗邻的地产主和不动产集团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但我们完全顶得住，也就是能争取到放宽期限。同样我不想否认我们的祖父做事感情冲动，这我们也能再次顶住，我们可以继续自己掏腰包来将莱尼姑姑的房租帐贴补，就像我们多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得到和解。我们终究爱她，要感谢她的地方很多，她的怪脾气觉得可爱而不是可厌。我向您许诺并授权您转达这一许诺的内容:明天如果执行强令迁出，腾出房子，我们，库特和我，将立即结清帐款，停止一切强制措施。在我们的一幢大楼里已给她准备好一套很漂亮的住宅，当然不是那种她可以容纳十个三房客的房子。不是的。不过面积够她儿子住，她情夫住可能也够，我们绝对无意将她和她情夫拆开。这是另一码事，我说这是一种教育措施并不觉得难为情，一种关怀备至的管教可惜不得不采用相当粗暴的方法去执行。什么私了的办法现在已没有了。这就是说，一切将进行得飞快而毫无痛苦，到了中午就完事大吉，如果她不过于激动———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她令人担心———晚上她就会住在给她准备好的房子里了。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等到关键时刻再赎回或买回她那心爱的旧家具。采取了这一行动，更主要是从教育、关怀备至的教育以及从原则上考虑的。也许您会低估像房地产主这样一个集团的社会学观点，我不过可以向您透露:人们早已认识到，正是这种宽敞的老式房子，租金比较便宜，具有某些舒适的设备，是产生那些向我们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宣战的细胞的地方。外籍劳工的高工资，只有在其中一部分通过房租回笼并且一如既往地以这种方式在国内的情况下留下，对国民经济来说才是合理的。那三个土耳其人共计挣两千多一点马克———真叫人难以忍受，他们只拿出了大约一百马克付房租，包括公用厨房和浴室在内。这是百分之五，而普通职工都是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将近两千三百马克是赫尔岑夫妇的总收入，而房租支出约一百四十马克，包括家具在内。葡萄牙人的情况也相似。这就完全歪曲了竞争局面，如果让这种做法蔓延发展，就会像传染病一样将我们这个追求效率的社会和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破坏、腐蚀、瓦解。这里破坏了机会均等，您明白吗？与这种经济上的逆反过程同步而来的是道德上的逆反过程，而这是最要紧的。像莱尼姑姑家里的那种情况，正在助长加剧的———且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幻想，不是作为幻想，而是作为田园诗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所助长的，唔，不一定是乱交———而是乱交主义，它肯定会渐渐地摧毁羞耻之心和败坏风气，将个人主义的名声败坏。我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也许五六个方面来说明。总之:这个措施不是针对莱尼姑姑的，是不存在什么仇恨的，不存在什么报复，相反，存在着同情。老实说，对这种可爱的无政府主义我还有点恋恋不舍，是的，我承认，嫉妒还是有一点了———但最要紧的是，这种房子———这个认识基于我们联合会的准确分析———是一种———我们不感情用事地说———助长空想田无和天堂主义的公社义温床。要将您的耐心感谢，如果您遇到什么住房困难解决不了，我们愿为您———并不附带任何条件，仅仅出于同情的宽容？—我们愿为您效劳。”

第十章 
席尔滕施泰因家里的情况，犹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的几间侧屋内可能发生过的情形。在不同的房间里不同的委员会开会。洛蒂霍伊泽、赫特霍尼太太和朔尔斯多夫博士三人组成所谓财务委员会，研究莱尼的财政困难程度、抵押字据、收回房子的诉讼等等。在赫尔岑夫妇、土耳其人梅赫梅特和葡萄牙人平托的合作下，将许多信件等找到了，十分恶劣的是，莱尼连封口也不拆就把它们塞到床头柜抽屉里，后来抽屉容纳不下时就塞到床头柜下面一层。佩尔策被指派到这个三人委员会将类似总参谋长的角色担任了。席尔滕施泰因同汉斯赫尔岑、格龙奇以及被洛蒂用出租汽车接来的波加科夫一起研究“社会行动”问题。马范多尔恩担任后勤，负责准备夹心面包、土豆色拉、鸡蛋和茶水了。正如同许多对茶炊外行的人一样，她也以为茶是用茶炊煮的。茶炊的功能波加科夫向她讲解了，这个大家伙，据席尔滕施泰因介绍，是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寄来送给他的，附有一张条子，上面用打字机打了一行字:“感谢您数千次演奏《莉莉玛莲》。知名不具。”马范多尔恩正如所有她这个年纪的家庭妇女一样，没有煮茶经验，几乎是在强制下才把她所准备的数量至少增加了三倍。再者，她表现出色，一待后安排勤工作妥当，就拿笔者的上衣去，找了好半天，在洛蒂的帮助下后来才在席尔滕施泰因的五斗柜里找到了针线，开始修补衣服上已知的令人痛心的伤口，里里外外，补得非常高明，而且不用戴眼镜，手法十分熟练，虽然她没有得过什么文凭，但实际上与内行的织补无异。笔者走进了席尔滕施泰因的浴室，其面积之大、浴缸之大以及芳香化妆品之多，都使他心醉神迷。由于他没有来得及遮掩，被洛蒂发现了他的衬衣上的口子，甚至他还借了席尔滕施泰因一件衬衣，尽管胸围和领口尺寸不太合适，但还是挺舒服的。席尔滕施泰因的住宅完全有资格称上合乎理想:老式房屋，三间屋子朝院子，其中一间摆着一架大钢琴、他的藏书和一张书桌；几乎可说第二间大极了(面积为七乘六，不过是按脚步而不是用皮尺测定的)，里面放着席尔滕施泰因的床、衣橱、五斗柜，散乱地放着一本本文件夹，把他发表的评论收集了；第三间是厨房，不太大，但也够用了。还有那间浴室，就其面积和设备而言，同任何新式房子的浴室相比都称得上华丽，如果不说是豪华的话。窗户开着，院子里看得见有树，至少有八十年树龄，围墙上爬满长春藤。就在笔者延长洗澡时间的时候，隔壁房间里突然肃静下来，原来这是席尔滕施泰因使劲地嘘了一声造成的原来这是。这时发生的事情暂时岔开了笔者对克莱曼蒂娜的思念，或者不如说大大地、堪称痛苦地把这种思念加深了。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个女人在唱歌———这只能是莱尼。凡是对年轻美丽的莉洛费一无所知的人，下面这几句歌词也许最好不要读。不过，凡是对美丽的莉洛费有一点想象力的人，我们都可以告诉他们:只有她才能这样唱。那是一个少女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乐器的演奏。她对着静悄悄的院子，对着敞开的窗口唱什么呢？我给歌做了一件外套缀满了绵绣珠宝；从古老神话中取来，从头到脚一整套；它被傻扑们抓住了，披上身在世间招摇，仿佛是他们所织造的。歌，让他们拿去吧，将身子赤露着走路更有劲，更自豪。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把这些歌词送进院子的那个声音———四十多年前也许就对院子唱过，但人们没有听到或充耳不闻———竟使笔者好不容易才忍住T，然而由于他问为什么自己要忍住，因此最后就让它不受阻拦地夺眶而出了。是啊，他忍不住W了，但感到G，由于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文学方面的盘算，他突然对他所了解到的莱尼藏书情况产生了怀疑，人们是否认真仔细地寻找过呢？是否翻箱倒柜了呢？也许漏掉了莱尼母亲的几本藏书吧？也许少说了一个作者，因为担心说错他的名字而感到难为情吧？在莱尼的藏书中毫无疑问还有珍宝尚待发掘，还有被埋没的宝藏，这些她母亲年轻时就已经熟悉了，早在一九一四年、至迟在一九一六年。财务委员会还没有把问题搞清楚，而社会行动委员会却已弄明白，定于明天早晨七点半左右开始执行强制的措施，而那时可能制止这一行动的部门才刚刚开门。要赶在当天夜里争取到停止执行是不可能的———席尔滕施泰因为此事打电话找过好几个律师甚至检察官，结果是全无结果的。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争取时间，这是一个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把强制搬家的时间拖延到九点半钟左右？抽空给社会行动委员会佩尔策抽空出主意，把关系打通，打电话给他在“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认识的几个搬运商、执达员，由于他也是———直到大家这时才知道———一个男子歌咏团的团员，“歌咏团里有许多法学家之类的人”，他至少已弄清楚，用合法手段制止这一行动几乎是办不到的。他又去打电话，向一个他称为约普的人提出让汽车抛锚的可能性，并表示他———佩尔策———愿意“破费一笔钱”，可是，看来那个显然是受托搬运商的约普不肯上钩，因此佩尔策痛心地说:“他不信任我，不相信我的动机纯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过，由于将汽车抛锚这个关键字眼提到了，波加科夫受到启发，想出了一个近乎天才的主意。莱夫不是垃圾车司机么？土耳其人卡亚顿奇和葡萄牙人平托不也是开垃圾车的司机么？这些垃圾车司机难道就不能对他们被监禁的同事及其母亲表示声援什么的吗？怎么———像顿奇一样土里土气的平托(由于财务委员会和社会行动委员会都用不着他，正在厨房里削着土豆皮，顿奇则照管茶炊，负责供应茶水)说———怎么———现在两人都说———作用，才能使单纯的声援起作用呢？他们难道要———这时语气变得伤心和轻蔑了———用资产阶级的空话(他们的说法不同:“言语，言语，光是中产者的言语”)表示声援，眼睁睁地同时看着十个人包括三个孩子被合法地强令迁出么？波加科夫这时摇了摇头，吃力而痛苦地摆摆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并说:当年他在明斯克上学时曾见过人们如何阻止反动派运走被捕的人。人们在运送前半小时，假报火警，当然要设法由可靠的同志驾驶消防车，然后让消防车在关人的学校前面相撞，连人行道甚至也堵塞，制造一起假撞车事故，这样就赢得了时间，把被捕的人———全都是被控开小差和武装哗变、有巨大生命危险的官兵———从后门救走了。由于平托和顿奇，还有席尔滕施泰因和匆忙赶来的朔尔斯多夫始终还没听明白，波加科夫就挑明了说。“垃圾车，”他说，“都是相当笨重的家伙，对马路交通本来就不很受用。它们到处引起了交通堵塞。如果现在有两辆或最好是三辆垃圾车在这儿的十字路口相撞，这一带市区至少有五小时无法通行，约普那家伙就无法开他的卡车能到离房子五百米的地方，由于他需要把车两次开进单行道才能驶到这栋房子前面，因此，根据我对德国人的了解，我们在他到达之前早就向当局将缓期执行手续办好了。但是，万一他真的买好了站台票，也就是说为执行一项紧急使命而获准使用单行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让两辆垃圾车在另一个街角上也相撞。”席尔滕施泰因请大家考虑，他们都是外籍司机，制造这种事件少不了要吃苦头，是否考虑最好让德国司机来干。为此给了萨拉查一笔车费，派他去办此事；而波加科夫用朔尔斯多夫给他的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地图，在赫尔岑的指点下把所有单行道都画了进去。大家得出了结论，就是以有两辆垃圾车相撞制造一场大混乱，使得约普的汽车停在离住宅约一公里的地方动弹不得。由于赫尔岑掌握了一些交通统计材料，而且身为道路工程局职员也对垃圾车的体积和吨位了如指掌，因此他和波加科夫一起绘制那张战略草图，得出这一结论:“只要一辆垃圾车撞在这根路灯柱或那棵树上，就差不多够了。”不过，最好是再有一辆垃圾车从后面撞上它。“这样警察调查以及种种事项就需要四至五小时。”席尔滕施泰因接着拥抱波加科夫，问是否能为他满足一个愿望。波加科夫答道，几乎是他最后的、最大的愿望———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是将《莉莉玛莲》再听一次。由于他以前不认识席尔滕施泰因，因此这说不上是什么恶意了，只不过是俄国人的某种天真而已。席尔滕施泰因脸色变得苍白，但仍然显示了绅士风度，立即走到钢琴前，弹起了《莉莉玛莲》———很可能是大约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他弹得一丝不苟。除了感动得潸然泪下的波加科夫以外，对这支曲子表示喜欢的还有土耳其人顿奇、佩尔策和格龙奇。洛蒂和赫特霍尼太太用手捂住了耳朵，马范多尔恩龇牙笑着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癌症楼顿奇又说正经的，表示愿意将这次假事故承担，他已有八年安全行车的历史，市车队对他很满意，他可以出一次事故，不过他得改变或更换一条路线，这个需要请求一下，虽说有困难，但并非办不到。财务委员会此刻已理出了眉目。“不过，”赫特霍尼太太说:“实话实说吧，情况不妙。霍伊泽家所有的东西被搜罗去了，把对别人的债务也都买下了，包括煤气和自来水帐在内。总额达———不必惊慌———六千零七十八马克三十芬尼。”这笔亏空顺便说一下，几乎和莱夫因被捕而少挣的工资完全相等，这证明莱尼完全能做到收支平衡。因此这里所需要的只是一笔借款，而不是有去无还的补助。她掏出自己的支票簿放在桌上，开了一张支票说:“先开一千二百，再多目前我也拿不出来。我在意大利长梗玫瑰上栽了大跟头。佩尔策，你是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佩尔策在掏出支票簿之前忍不住作了一番说教。他说:“她要是把房子卖给我，这些不愉快的事就不会有了，不过我出一千五，但愿，”———目光朝洛蒂一扫———“我不只是在别人需要钱的时候才不再成为贱民。”佩尔策的暗示洛蒂没有理睬。自己爱莫能助席，说自己已经破产，最多只能搞到一百马克了，席尔滕施泰因表示的令人信服；赫尔岑和朔尔斯多夫分别拿出三百和五百，赫尔岑还表示愿意提高房租，帮助将余下的债务还清了。这时朔尔斯多夫红着脸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其余部分，因为对普法伊弗太太的经济困境他虽说只是多多少少负有责任，但起因完全在他身上。他只不过有一个恶习，一直使他手头不很宽裕:他专门收藏俄罗斯文学珍本，特别是手稿，他不久前刚购进几封他十分珍爱的托尔斯泰书简，不过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去有关部门办理必要的手续，快马加鞭，依仗他的关系定能争取到宽限，特别是他如果凭他的薪水借到一笔钱———明天银行一开门他就去办理———带着全部现金到有关部门去的话。再说，先付一半肯定就够了，在中午以前其余的他答应付清。他毕竟是公务员，以一丝不苟著称，而且战后他在好几次谈话中表示愿向莱尼的父亲作也个人赔偿，但却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总算有机会弥补他的语言学罪孽了，当初他认识到这种罪孽的政治分量时已经太晚了。看看朔尔斯多夫的那副样子，学者，他完全是一个，酷似叔本华———他声音中的T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妇士们，先生们，我需要至少两个钟头的时间。垃圾车行动我不赞成，我接受它作为最后的办法并将缄口不语，虽然这与我的公务员誓言相抵触。我向你们保证，朋友我也有，有办法，我参加工作将近三十年，这工作不符合我的爱好，显然并不违背我的才能，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他们会加速下令停止执行。只是，你们得给我时间。”波加科夫这时已同顿奇一起仔细研究了市区地图，认为走弯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制造一次假帮障，必要时在一条清静的支路上堵塞交通。不管怎样，大家都答应给朔尔斯多夫他所要求的时间大家答应。席尔滕施泰因刚要开口讲话，就又使劲地“嘘，嘘”两声把自己的话打断了———莱尼又唱起来。像你的身体一样丰满葡萄熟了满山冈的金色远处的池塘粼粼闪亮田野上镰刀嚓嚓作响起初是一片近乎庄严肃穆的寂静了，但是被洛蒂的吃吃冷笑声打破了。后来佩尔策评论道:“果然不错，他的孩子，她确实怀了。”似乎想证明，即使是高尚的诗歌也具有大众化的通俗价值。离开洋溢着节日气氛的这一群人之前，笔者第一次改变了中立态度，向莱尼基金捐助了一小笔款子。笔者次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就通过朔尔斯多夫获悉，争取推迟执行的行动成功了。再过一天，在一家地方报纸上他读到了题为《一定是外国人吗？》的如下报道:昨天早晨不到七点钟，由一葡萄牙人驾驶、当时本应在布鲁克纳街三公里以西执行任务的垃圾车，同由一土耳其人驾驶、本应在克雷克曼街五公里以东执行任务的另一辆垃圾车在奥尔登堡街和比策拉特街交叉路口相撞。此系有意破坏、事出偶然、有争议的垃圾事件的重演还是其他什么？还有一辆由一德国人驾驶的垃圾车无视单行道路标，也驶入比策拉特街，撞在一根路灯柱上，这是怎么搞的？据本市享有盛名、曾为本市作出贡献的经济界人士向本报编辑部提供的消息，此系有计划的行动。因为说来奇怪，那名土耳其司机和葡萄牙司机，都在一栋经社会福利局和风纪警察部门同意昨日本应搬空的名声不佳的房屋里住着。传闻操神女生涯之某女士的“施主”以巨额“贷款”阻止搬迁。搬迁由于无法形容的交通混乱(见照片)而受到破坏。这两名外籍司机被本国大使馆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分子，对他们也许应将认真进行审查。近来不是经常听说外国人干拉皮条的营生吗？我们再次提出———犹如老生常谈———这个问题:一定是外国人吗？显然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中。据推测，至今一个尚不知其姓名的人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此人曾自称是“存在主义者”，以站不住脚的借口渗入了上述经济界人士之中，人们深信不疑地向他提供了某些情况。物质损失初步估计约为六千马克。至于长达数小时的交通混乱可能造成的生产损失，则很难估计。笔者乘飞机，并非由于胆怯，而是由于思念———不，不是前往罗马，而是往法兰克福飞的，再乘火车去维尔茨堡。克莱曼蒂娜已被惩罚性地调到该处，因为在拉黑尔金茨堡问题上人们也怀疑她向笔者泄密。她———克莱曼蒂娜———现在已不再左思右想了，她已拿定主意摘下修女帽，充分显示她那紫铜色的头发。女士及众生相这里也许还是应当说一句大实话:虽然笔者像某位大夫那样，努力“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在他那曲折的道路上行走，但他只是一个凡人，从某些文学作品中他诚然听到了“与艾菲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叹息声，他由于没有一个艾菲跟他一起去波的海，便心安理得地干脆和克莱曼蒂娜一起去———且说是———法伊茨希海姆，同她在那里讨论了存在主义问题。他不肯把她称作“他的人”。因为她不肯成为“他的人”；她具有一种明显的戴帽变态心理，将近十八年的帽子，是为我已经不戴了，不想再戴了，人们称为光明正大的求婚，她却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顺便提一下，比在罗马那一刹那她的睫毛所显示的更长更软了，几十年来她一向早起，现在充分享受睡懒觉的乐趣，在床上用早餐，散步，午睡，滔滔不绝地谈(也不妨称之为反思或独白)自己害怕同笔者一起越过美因河北上的原因。自己在法伊茨赫希海姆之前的生活她不说。“假定我是个离了婚或死了男人的女人———我的婚姻情况我也不愿意向你谈。”四十一岁是她的实际年龄，真名叫卡罗拉，但她并不反对继续叫她克莱曼蒂娜。仔细观察，经过几次交谈后发现，她是个娇生惯养的人:不愁住，不愁穿，不愁无书看，不愁柴米油盐———她因此存在的恐惧，连下午喝一杯咖啡———可能也去施韦青根或宁芬堡喝———的花费也使她害怕，每次掏出钱包都使她心惊胆战。经常打电话同“北美因尼亚”———她这么叫它———的必要联系使她神经紧张，因为把她所听到的有关莱尼的一切都认为是虚构的。她从教团档案中了解的并不是莱尼本人；虽然她未能弄到和拜读那篇评论《O侯爵夫人》的有名文章，但有关它的形式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从普鲁登齐娅修女那里得到了。每次提到拉黑尔金茨堡就使她神经紧张，笔者要求她和他一起去格尔塞伦采摘玫瑰花，像猫儿似的她左手往后一缩；她“不想知道什么奇迹”。这里也许可以点一下，她———不知不觉地———无视信仰和知识的区别，格尔赛伦肯定有希望成为一处温泉浴场，那里的水温为摄氏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很理想。此外，正如从电话中获悉的，肯定朔尔斯多夫非常忙碌(据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已对上述那家报纸起诉，要求它收回“名声不佳的房屋”和“操神女生涯的女人”等字眼；说服法院相信“操神女生涯”这个好听的字眼应被看作是侮辱是唯一的困难。此外，洛蒂暂时住莱夫的房间，大概顿奇和基利奇这两个土耳其人会接过洛蒂的那套房间(倘若号称“欧亚混血儿的死对头”的房东同意的话)，莱尼和梅赫梅特因为已拿定主意组织家庭，暂时的说法是这样。因为梅赫梅特已经结过婚，但他是穆斯林，根据本国而非侨居国的法律可以娶第二个妻子，莱尼如果改信伊斯兰教，这并非毫不可能，因为《古兰经》也给圣母马利亚留下了一个位置。采购问题在此期间也已获得解决，因为葡萄牙人的大孩子、信岁的曼埃拉可以将小面包买了。赫尔岑受到他上司“短暂的温和的压力”(均按席尔滕施泰因所说)。在此期间莱尼同“支援莱尼委员会”见了面，“又高兴又羞愧”地脸红起来(这大概是她一生中第四次———笔者)，一位妇科医生确诊她已怀孕了。现在她三天两头去就医院，“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检查到了，因为她想给孩子“将一个美好的家园准备”(根据席尔滕施泰因引述莱尼的原话)。内科、牙科、矫形科、泌尿科的检查结果都毫无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一些保留，发现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原因完全不明，还有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但认为只要莱夫出狱，全都可以治好这些。到那时她应该———“这一点要当作像医生开的药一样”(席尔滕施泰因引述精神病医生的话)———同梅赫梅特沙欣和莱夫尽量常手挽手公开去散步。令概是她一生中第四次———笔者)，一位妇科医生确诊她已怀孕了。现在她三天两头去就医院，“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检查到了，因为她想给孩子“将一个美好的家园准备”(根据席尔滕施泰因引述莱尼的原话)。内科、牙科、矫形科、泌尿科的检查结果都毫无问题。只有精神病科大夫提出一些保留，发现她的自信心受到损害，原因完全不明，还有由周围环境造成的巨大伤害，但认为只要莱夫出狱，全都可以治好这些。到那时她应该———“这一点要当作像医生开的药一样”(席尔滕施泰因引述精神病医精神病医生以及席尔滕施泰因不解的是莱尼所做的噩梦，在梦中她显然梦见了一只耙、一块板、一个制图员和一个军官，尽管她是在梅赫梅特令人安心的怀抱里入睡的。这些———笔者可以证明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和完全不确切———被说成了是“寡妇变态心理”，也———同样不确切———归咎于莱尼当年怀莱夫和生莱夫时的环境。正如克莱曼蒂娜也知道的，这种噩梦同轰炸、墓穴、轰炸时的拥抱毫无关系。笔者按照经过深思熟虑的分阶段计划，在美因茨、科布伦茨、安德纳赫三地先后稍作逗留，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终于把克莱曼蒂娜拐带到了“北美因尼亚”。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游山玩水以及和人们会见，首先是拜会赫特霍尼太太，由于她的藏书、文明气氛和近似修女般的氛围，有教养的人也希望能够分享。会见是成功的，赫特霍尼太太结束时声音沙哑地悄悄说了一句“恭喜恭喜”(恭喜什么？———笔者)。B.H.T是下一个，他以其绝妙的葱头汤、出色的意大利色拉和烤肉而令人钦佩，迫不及待地听取了有关拉黑尔金茨堡、格尔塞伦等等的详细情况；由于他不爱看报，因此对此时肯定已平息的那件丑闻一无所知，临别时悄悄地说了一句“您真幸福”。对格龙奇、朔尔斯多夫和席尔滕施泰因的访问也都很成功:格龙奇是因为他“举止自然”，或许还因为古老陵园富有魅力的凄凉作用从来不会不起，朔尔斯多夫是因为他如今已是十足的翩翩君子:有谁能不为他倾倒呢？自从找到了为莱尼效劳的现实基础之后，他心情十分舒畅，此外他作为语言学家又是克莱曼蒂娜的同行，他们俩喝着茶，吃着蛋白杏仁小点心，很快就开始热烈地争论俄苏文化史上的一个时期，克称之为形式主义，朔尔斯多夫称之为结构主义。与此相比，席尔滕施泰因有点逊色，他过多地抱怨某些冒牌青年作曲家的阴谋诡计和瓦格纳音乐崇拜，还痛苦地看了一眼朝克，往院子里更加痛苦地瞅了一眼，并且坦率地抱怨自己从来不曾迷上过一个女人，自己也没有被一个女人迷上过。他诅咒钢琴和音乐，受虐狂突然发作，走到钢琴前，几乎像要自我毁灭地使劲弹奏了一曲《莉莉玛莲》，然后表示了歉意，无泪地抽噎着请求“让他带着他的痛苦一个人待着”。究竟这种痛苦是什么性质的，这一点在对佩尔策作少不了的拜访时弄清楚了。佩尔策在此期间———在法伊茨赫希海姆、施韦青根或宁芬堡逗留的大约五天中———很厉害的消瘦了；他太太夏娃也在场，她以懒洋洋但令人喜爱的忧郁神情端上咖啡和蛋糕，将几句不外是听天由命之类的话说了，身上穿着她那件沾满油彩的绘画罩衫显得不太真实，进行着悲伤的谈话———谈诸如博伊斯、阿尔特曼、“意味深长的无谓艺术”等话题，同时大量引用了一家严肃日报上的话———然后又回到她的画架前去，“失陪了，请原谅!”令人担心的是佩尔策的模样。他盯着克莱曼蒂娜看，好像在考虑把她当作“手中的麻雀”。当克莱曼蒂娜后来由于紧急和显而易见的原因(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朔尔斯多夫家喝了四杯茶，在席尔滕施泰因家喝了三杯茶，在佩尔策家直到此刻已喝了两杯咖啡)出去一会儿的时候，佩尔策低声说:“起初他们以为是糖尿病，可我的血糖含量完全正常，其他方面也———没有问题。您可以相信我，您可以笑我，自己有一个灵魂，我是第一次觉察到了，而且这个灵魂有烦恼。我第一次体会到，不是随便哪个女人，而是只有一个女人能治好我的病，我真想把那个土耳其人掐死———究竟她看上了这个乡下佬什么呢？一身膻气和大蒜气叶，而且还比她小十岁，他有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现在又给她搞了一个———我———帮帮我吧。”对佩尔策笔者已产生相当大的好感，向他指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由第三者出面说合，根据经验是不会成功的，甚至会适得其反的。只能由失恋者单独去解决这种事。“可是，”佩尔策说，“我每天都给圣母烧十二支蜡烛，我———开诚布公地在男人之间说———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将安慰寻求，却没有找到这种安慰，我酗酒、赌钱———但我只能说:什么也不行了。请便吧。”佩尔策使人感动，如果这里说，那毫无讽刺的意思，何况他对自己的状况作了确切的说明:“恋爱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谈过，从来没有，我同卖淫的娘儿们胡搞过，是的，我经常逛窑子，至于我老婆，嗯，我过去很喜欢她，现在也喜欢她，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能叫她痛苦———但我并没有爱过她。至于莱尼，嗯，自从第一次见到她，她，我就想得到，可老是有外国人给我插一杠子。从前我并没有爱上她，自从一星期前又见到她，我才爱上她她父亲的死根本不能赖我，我———我爱她———对一个女人我还没有说过这句话呢。”这时克莱曼蒂娜回来了，催着动身，虽不引人注目，但意思显而易见。她的评论不太客气，但至少是冷淡的和相当客观的:“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佩尔策病或席尔滕施泰因病。”到托尔策姆-吕塞米希去远足可以一举两得:一直标榜自己是铁了心的山里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克莱曼蒂娜只是勉强承认在美因河以北也有讨人喜欢的人。这一次得以领略平原地区的美和魅力，也许使她感到有点美不胜收了。她承认还从未见过这样辽阔平坦的地方，这使她想起俄国，“如果我不知道这里方圆只有三四百公里，而俄国有数千公里的话，不过你不能不承认，它使人想起俄国”。她不同意“只有篱笆除外”的说法，也不同意对篱笆、树篱等界标的名称进行推敲，认为这太“书生气”；提到这些词的凯尔特族起源，她又认为“种族气味太浓”而加以拒绝，最后不过还是———尽管又是很勉强地———承认:“它有一种横向吸引力，而我们那里有一种竖向吸引力；在这儿，你总是有一种在水里游泳的感觉，在汽车上，在火车上可能也是如此，你会担心永远游不到岸的，或者这里究竟有没有岸？”指出肉眼能见的山麓小丘和艾费尔山余脉，仅仅博得她轻蔑的一笑。相反，访问马尔娅范多尔恩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带奶油的李子蛋糕(评论:“这儿你们一有机会就吃掼奶油”)，马范多“理所应当”地现焙现磨的咖啡，令人垂涎欲滴，“好极了，我还是第一次喝真正的咖啡，什么叫咖啡，我现在才知道了”，等等，等等。还有:“你们也许是会享受的人。”告别时，马范多尔恩也有一句赠言:“晚了一点，但算不上太晚，上帝赐福于您。”接着又悄悄地，“她会教您的。”(红着脸更正，同样悄悄地，)“我的意思是，生活有点规律什么的。”随后眼泪盈眶，“我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永远如此了”。在老人院里波加科夫被说成“已迁走”，奇怪的是“新址不明”。一张条子是他唯一留下的:“不要派人找我，暂时谢绝，我会打招呼的。”可是四天过去了，也不见他打招呼。贝伦冬认为波加科夫又去“嫖女人”了，而基特金认为他可能是干“赤色间谍”活动去了，和蔼可亲的护士坦率地承认惦念波加科夫，坦然自若地并且声称，几乎这种情况每年春天都要发生。“一到这时他就要离开，只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针，他是需要打的。但愿他得到温暖。”虽然克莱曼蒂娜从形形色色的反映———有的激烈，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例如B.H.T.，不过他至少可以证实确有莱尼其人)———知道了莱尼的情况和对她的看法，但仍然一定要“见见本人，要闻得到、摸得着、看得见”。并非笔者毫无战战兢兢的心情，决定通过汉斯赫尔岑安排同莱尼的直接会晤的时机早已成熟。讲好只让洛蒂、梅赫梅特和“一个会使您吃惊的人”参加这次会晤，因为莱尼十分“紧张”。“自从同梅赫梅特作了最初几次散步以后，“汉斯赫尔岑说，“她就十分激动，超过五个人在场就受不了。因此，我和我妻子也都不参加。使她特别烦躁的是有人堕入情网，以及与此相关的情爱期望或焦急心情，就连朔尔斯多夫也有所表现正如佩尔策和席尔滕施泰因两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克莱曼蒂娜酸溜溜地解释笔者的焦急不安心情，笔者就向她说明，他全部了解莱尼的情况，对她———克———则几乎一无所知，根据长期深入的调查甚至掌握了莱尼最秘密的私生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叛徒或知情人似的，而她———克———对他来说很亲近，莱尼虽说讨人喜欢，那对他很陌生。老实说，笔者庆幸有克莱曼蒂娜陪同，庆幸她有语言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好奇心，因为如果没有了她———他有了她，说到底得归功于莱尼和肠卜僧———他也一定会患上无法医治的席尔滕施泰因病或佩尔策病。他的兴奋和期待幸而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分散了:是谁坐在长沙发上，靠在脸上泛起迷人红晕的洛蒂霍尔泽身旁，公然把她的小手抓着，尴尬得不是微笑而是龇牙咧嘴呢？原来是波加科夫!有一点毫无疑问的:他逃出来的那座老人院里的那位和蔼可亲的女护士用不着担心，温暖他得到了!洛蒂能给人温暖的话，如果有人怀疑过，那么在这里就不能不改变看法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还有那个土耳其人在座，出人意料、几乎使人失望的是，他的样子不像东方人:呆板，土里土气，还拘谨，穿一套蓝色西服，上过浆的衬衫，领带并不扎眼(枣红色)。他坐在那里，抓住莱尼的小手，姿态活像是一八八九年前后在人像摄影师刚装上底片的大照相机关坐着，被提醒不要动，等待摄影师捏一下橡皮球曝光似的。莱尼呢，嗯，笔者把目光转向她，在牢牢盯住她之前心里仍七上八下:要知道，在孜孜不倦的调查过程中，笔者只在街上匆匆见过她两次，从侧面欣赏过她那骄傲的步法，从来不曾面对面过，可是现在已无法回避了，必须正视现实。这里可以毫不夸大地简而言之:的确名不虚传!亏得有克在场，否则真有可能对梅赫梅特吃起醋来。不管怎样，总还有一点酸溜溜的味道，对她躺在他的怀里而不是笔者的怀里梦见耙、制图员和军官，感到遗憾的轻微痛苦。头发她剪了，染成银灰色，完全可以冒充是三十八岁；一对又亮又黑的眼珠，带着忧伤的神情；她的身高虽然据证实是一米七一，看上去却像有一米八五，尽管她那长腿同时证明，她坐着的时候并不美。她妩媚动人地给大家斟咖啡，洛蒂把蛋糕放到一个个碟子里，赫梅特则根据要求“一勺？两勺？三勺？”分必不可少的掼奶油。莱尼———变得更清楚这一点———不仅不爱说话、少言寡语，她简直是守口如瓶，而且脸上总是羞答答地带着“苦笑”。她满心喜欢、亲切友好地把克注视着，这使笔者感到骄傲和高兴。当克询问肠卜僧的情况时，她指了指挂在沙发上边墙上的画，确实这幅画很吸引人:不是彩色图，而是着了色的，一米五见方，而且———虽然没有完成———显得气度不凡，温情脉脉，难以形容。她这幅未完成的毕生之作不是几层，而是数得清的八层———大概六百万锥体细胞已画了三万，一亿杆细菌大概已画了八万左右———她没有取横截面，而是取水平位置，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平原，人们越过它向一个尚待形成的地平线前进。莱尼:“这就是她，她的视网膜的千分之一，也许是的，如果完成的话。”她变得几乎健谈了，又补充了一句，“我的恩师，我的挚友。”她在这次历时约五十三分钟的访问中，没有再说别的话，比较起来，梅赫梅特显得无幽默感，即使在分奶油时，他也用空着的一只手将莱尼的手抓住不放；莱尼斟咖啡时，他就紧紧抓住她一只手，叫她用另一只手斟。这种手拉手是具有传染性的，最后使得克也抓住笔者的手，好像是在给他号脉。显而易见:克深受感动。她那学究式的清高已经荡然无存，显然她听说过莱尼，但不相信确有其人，莱尼曾在教团档案中出现，可是真有这个人而且确实存在，使她很受感动的是这个。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把她加速的脉博也传染到笔者身上。是否不耐烦的读者已觉察到，这里出现了皆大欢喜的美满结局？手拉着手，成双成对，旧情———如洛蒂和波加科夫这一对———重叙，而其他人———如佩尔策、席尔滕施泰因和朔尔斯多夫———则又饥又渴，进展毫无。一个外表像勒恩山或中艾费尔山农民的土耳其人赢得了这位新娘。此人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老婆和四个孩子，根据一夫多妻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他知道了，但从前一直未能行使———他毫不感到内疚，某个名叫苏莱卡的女人甚至有可能把事实如实地公开告知。同波加科夫和笔者相比，此人简直干净得令人生气，简直是一尘不染的:裤子烫得笔挺，系领带，是否此人极其喜欢上浆的衬衫，也许他认为在大喜的日子里理当如此穿着打扮？他一直还坐在那里，就好像那位戴着艺术家帽子和系着艺术家领带的假想摄影师———一八八九年前后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某地生活的一名失意落魄的画家———手指一直还放在橡皮球上。一个抬高、推滚、倾倒垃圾桶的垃圾工，要同一个死过三个男人，将卡夫卡的作品读过了，能背诵荷尔德林的作品，是钢琴家、歌唱家、画家、情人，生过孩子并且又要生孩子，使一个毕生煞费苦心地钻研文学作品中现实问题的前修女的脉搏越跳越快的女人结成恩爱夫妻？即使是伶牙俐齿的洛蒂也一声不吭，似乎她也感动、激动、震动了，她断断续续地谈到莱夫即将出狱和随之而来的住房问题，她的房东因为拒绝接受“土耳其垃圾车司机”，赫尔岑夫妇则由于格蕾特赫尔岑晚上在一间屋子里搞美容挣点“外快”，是腾不出一个房间了，而且也不能让“五个葡萄牙朋友挤在一间屋子里”，不过她想，她不能不同波加科夫———她毫不扭捏地称他为“我的普约特”———在莱尼身边留着，以便同她的儿子和公公“针锋相对”。“这只是延期，不是结束。”她愿同波加科夫去登记结婚，同她登记结婚他也愿意，但他无法证明自己是鳏夫或确已离婚。最后莱尼还是开了腔，喃喃地说“玛格蕾特，玛格蕾特，可怜的玛格蕾特”，先是眼睛湿润，继而眼泪汪汪，直到最后，含含糊糊地梅赫梅特动了一下身子，坐得比原来更直了，毫不含混地暗示他认为会见结束了。告别———“但愿不是永别，”克对莱尼说，后者亲切地听了莞尔一笑———也进行过了，并且像通常一样又拖延了一会儿，客气地对钢琴、照片、房间的整个陈设评论几句，对墙上的那幅画热情地夸奖几句，在过道里还站了一会儿。这时莱尼喃喃地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乘世间的车、非世间的马前进。”究竟这是什么典故，就连克也不知道，看来她的学识显然还有缺陷。在外面十分平凡的比策拉特街上，克又摆出她那少不了的、无可救药的文人姿态，说:“对，说有她，又没有她；说没有她，又有她。”笔者觉得这种怀疑姿态远远低于克的水平。她不过又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使所有这些由于她而受苦的男人得到安慰，他们所有人的病，她会治好的。”她片刻之后又说:“我不知道，梅赫梅特对西方交际舞是否像莱尼那样喜欢。”

第十一章 
如释重负地笔者发现，几乎本报道的其余部分只要再引用几份文件就可以了:一份心理鉴定，一名老护理人员的信，一名警官的记录。至于这些文件，他是如何搞到的，他不得不当作职业秘密来加以保守。他的做法，他承认并不都是合法的，也不都是完全合乎保密规定的，但轻微的违法泄密行为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弄清事实。如果说———就那份心理签定(顺便提一下，它并不包含任何歧视内容)而言———霍伊泽的一名女职员(不是那位万金油女士!)用复印机把几页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很快地复制出来，那又算得了什么？这使霍伊泽祖孙(请想一想笔者为一颗钮扣所花费的五百万)大约有二点五马克损失了，不过有关的管理费用并未计算在内。用一盒价值四点五马克的夹心巧克力不就报答了吗？护士的信是孜孜不倦的马范多搞来的，是原件，但很长，在一家大商场笔者自己动手复印，每页付费半马克，共花了约八马克，包括请马范多抽的香烟在内。警官的记录是笔者免费得到的。这份文件由于既不含有警方机密，更不含有国家安全机密，仅仅是一种虽然并非自愿但却很成功的社会调查，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虽然产生过一些顾虑，但只用几杯啤酒就把这些顾虑冲洗掉了，况且连这几杯啤酒，那位年轻警官也都不让别人请客。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受到笔者的尊重，用送这位警官的太太一束鲜花，或者送他那一岁半的儿子(逗人喜欢，”照片，他看了一眼，并不虚伪地说)一件漂亮的玩具来损害这种愿望，他甚至不想。(太太的照片没有给他看!不然，他倒是难以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说人家的太太“逗人喜欢”呢。)那份企业心理鉴定那就先说吧。鉴定人的学历、背景、年龄等都没有透露，仅仅听到那位年轻女士说，鉴定人受到了德国工会联合会干部和劳工法庭法官的一致器重。鉴定人(以下简称G)是在一次建立联系的谈话中认识莱夫波利索维奇格鲁伊滕(以下简称L.B.G.)的，是在L.B.G.被捕前四个月在市环卫局人事处长倡议下举行那次谈话的。第一次谈话讨论了L.B.G.可能被提升到局内管理部门，每天各用半天时间担任为数众多的外籍工人代表和计时员的问题。G当时推荐L.B.G.担任这两个职务，但遭到L.B.G.拒绝。L.B.G.的心理发展过程，当时只能根据某些资料作了初步了解，后来承蒙监狱当局惠允又进行了四次谈话，每次为一小时，因此了解就深入得多了，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结构的人尽管作出科学的评价仍然不够详尽。L.B.G.无疑值得成为一篇详尽深入的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在某高等专科学校目前任心理学讲师的G，也正在考虑把L.B.G.推荐给他的一名学生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这里因此给L.B.G.作一次心理图案试验，尽管能提供基本正确的情况，但就其科学实用性而言，毕竟还是有限的，它只能是对L.B.G.的“犯罪”行为动机进行解释的一种试验，具有上述限制，可能有助于内部掌握情况，以便于进一步和L.B.G.打交道。L.B.G.是在极其不利的家庭外环境和极其有利的家庭内环境下长大的。后一种情况尽管使用的“有利”一词需要加以限制，可以适当地称之为“溺爱”，但是———看一看这个今年二十五岁的人，L.B.G.应被视为我们这个社会完全有用的、甚至受人喜爱的成员的一个原因正是这种“溺爱”，虽然在他身上还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千只鹤这一事实对L.B.G.极其不利:由于他是私生子，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孤儿甚或战争孤儿不具备对于心理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对于私生子来说已故的父亲，并不能将其孤儿身份证明。此外，由于他在街上和学校里被人叫做“俄国崽子”，有时他母亲被骂为“俄国人的姘头”，因此，他并非由于强xx而是自愿献身所生这一事实被认为特别下流丢脸，就经常———即使不十分明显，却是不自觉地———使他感受到严惩。他是在有可能使他的父亲和母亲受到———如果不是死刑的话———的情况下出生的。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囚犯的孩子”。所有其他的孩子，甚至私生子，都可以作为“阵亡将士子女”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高L.B.G.一等。用通俗的话对于他来说，更糟糕的是:他越来越成为那个叫做教会学校的成问题的机构(G在许多出版物上也公开这样说)的受害者。他尽管受过洗礼，甚至是按天主教徒那样做的，这次洗礼也为一个后来当过他师傅的名叫佩尔策的人以及其他人所证实，这一“紧急洗礼”教会当局仍然坚持要求重新举行，作为正式洗礼。深入细致、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过分认真的调查，给L.B.G.增添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别名。此外，他还是一个“坟场孩子”，一个“墓穴孩子”，他是在“死人堆里投生出世”的。总之他母亲拒绝让他再受洗一次，因为她珍惜对那次洗礼的回忆，L.B.G.的父亲参加了那次洗礼，她不愿让自己对那次洗礼的回忆被“随便什么东西”所抹杀。另一方面又不想把儿子送到当时约有十五公里远的“自由学校”去上学，送他到“新教徒”那里去念书更不愿意了(不清楚他们是否也会坚持要求重新受洗)，这样一来，L.B.G.又蒙受了最后最后的一个污点:他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是不是“天主教徒”？鉴于这一背景，“溺爱”一词具有相对性，几乎可以自相抵消了。L.B.G.也就有这样很多“阿姨”:玛格蕾特阿姨、洛蒂阿姨、莉安妮阿姨、马尔娅阿姨，首先有自己的母亲，“溺爱”他的全是女人；他此外还有“大爷大伯”和“表兄弟”，有代替父兄之人，有奥托爷爷和普约特大伯，有表兄维尔纳和库特，他还记得“曾有好几年之久同他一起坐在莱茵河畔”的外公。他母亲尽量不让他去去上学，有时虽然用的借口站不住脚，这在事后看来可以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本能反应。L.B.G.尽管表明他具有惊人的精神力量，自愿离开“溺爱的领域”，跑到街上去玩，不怕打人，也不怕挨打，但他是否能忍受学校的日常压力，还是值得的怀疑。如果———这一点作为假设———L.B.G.有一点畸形或病态，他就不可能经受得住周围这种巨大的多方面的压力，活过十四岁:自杀、不可医治的抑郁症或挑衅性刑事犯罪活动是结果。L.B.G.确实忍受了许多事情，也想得开许多事情了，但使他忍受不了和想不开的是这一事实:一向很和气的奥托“爷爷”最后竟剥夺了他跟两位“表兄”维尔纳和库特的交往，他们分别比他大十岁和五岁，是他用不着凭空想象的、实实在在可以信赖的庇护人。从此产生了他和两位表兄之间的社会鸿沟、报复和对抗心理，这显然也是他不高明地伪造两张汇票的“犯罪行为”的起因。G经过总共五次访谈始终也没有弄清楚，采取不高明手法伪造汇票是否应当理解为对奥托爷爷及表兄的有意或无意挑衅。这种伪造行为由于一再重复(总共四次)，前三次被蒙混过关，告发在第四次，而四次伪造都有同样的错误(大写栏填错)，使人推测这是有意挑衅，必须与这时他已知晓的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家经济状况在战时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看。那么L.B.G.在青少年时代又是怎样平衡他那受伤害的心理的呢？以“宠爱”二字统称的家庭内平衡这里是不够的，L.B.G.还必须把自己的主动性发挥了，尤其是在两位“表兄”搬走以后，他不能再依靠自己的母亲和为数众多的阿姨了，这些他凭直觉一定是明白的；可是，他到头来非成为“一家之主”不可，鉴于他母亲无依无靠和所受的伤害，他想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抗拒发挥效率”(以下简称“抗效”)这个概念，这里有必要引进。起初在学校里抗效，他有一段时间面临被降到辅助学校或特种学校去的可能。与他无可怀疑的才能和智力相反，他的表现就像是社会在自动期待一个充满反社会特征的男孩那样。他的学习成绩比他应做到的差很多，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假装低能儿。只是当有进辅助学校重读的危险时，他才不让自己留级，他之所以不让自己降到辅助学校去，也只是因为他母亲嫌上学路途太远。他向G承认，他“乐意上辅助学校”，但在那个时候辅助学校在远郊区，由于他母亲有了工作，L.B.G.很早就承担家务，光是这遥远的往返路程就会大大妨碍“家里的事情”。与在学校里抗效同时出现的是出于逆反心理的“提高效率”(以下简称“提效”)，这对他的学业毫无“裨益”。由于他母亲和外祖父的一位熟人十分友好的帮助，给他每周上课三次，他十三岁时就能流利地读写俄文。请注意:这是他父亲的语言!他能引用从普希金到勃洛克的俄国诗歌，而与此同时他的德语语法始终停留在被降到辅助学校去的水平，这———不妨在这里说———意外使他的老师们感到了，但鉴于当时初级学校一般教师的基本心理状况，却不得不遗憾地说，使他的老师们恼火，而且不仅仅使人恼火，肯定会使人感到简直是一种挑衅，他———十三岁上五年级!跟老师还大谈特谈———并没有人问他!———特拉克尔、卡夫卡、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还有一个至今不知是何人、用英语写作、可能祖籍是爱尔兰的诗人的诗。例子已经足够了。G得出结论:与社会极端对立，在效率有可能“带来”好处的地方即学校里搞抗效，在效率同时不能“带来”好处的地方即校外却搞提效。这种极端的对立始终对于L.B.G.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他年龄越来越大，出于正常的反应正在摆脱种种“宠爱”，这种对立就成为他从中得到抗力和生存力量的张力。一直到十四岁这种生活经历的模式无显著变化。在小学毕业前不久十四岁那一年，L.B.G.首次“犯罪”，可惜G只能介绍情况，无法进行精确分析，因为他没有从内部和外部接触过所引用的覆历材料，而精确的分析是以大量宗教心理学和历史研究为前提的。这里因此只摘录其履历资料:宗教课L.B.G.只是偶尔去上，而且经常是在对他和教士都不愉快的情况下，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被拒绝参加忏悔和圣餐等圣礼，我所受的他年龄越来越大，出于正常的反应正在摆脱种种“宠爱”，这种对立就成为他从中得到抗力和生存力量的张力。一直到十四岁这种生活经历的模式无显著变化。在小学毕业前不久十四岁那一年，L.B.G.首次“犯罪”，洗礼不完备，当时倒不是全部的原因，而是因为人家觉得我固执、骄傲、狂妄，反正是不够驯服，而且我又对宗教文学作过一些研究，当然很外行，但刻苦，而且确实求知心切。老师被这一点触犯了，我指的是教宗教课的教士，因为‘分食圣饼’取决于你是否对他‘驯服’”。可是L.B.G.———据他自己承认———出于原则性和神秘的考虑，此时坚持要求分食圣饼，最后通过“一次渎圣行为，通过盗窃，确切地说是亵渎圣坛”，吃了圣饼，这事引起了轰动。要不是有一位思想开通、熟悉心理学的教士为他讲情，当时L.B.G.就会被关进青少年管教所。“从那时起，”L.B.G.对G是这样说的，“我只同母亲一起在吃早饭时将圣餐领了。”另一种提效到十四岁时变得明显了:一种已近似于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怪症，迫切要求搞扫除，酷爱整洁，这无疑同正在萌发的青春期有关。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口的街道、前院、住宅，甚至在散步时也做清理工作，捡树叶，他从八岁到十三岁，最喜欢的玩具是各种各样的扫帚，尽管在主要是女人的环境中，人们把这说成是“女人气”或’女孩子气”。对于这种现象，从心理学上还可以补充说明:面对一个一直唾骂玷污他的周围世界，他在有意显示和实行———又是作为对立手段———纯洁。古都L.B.G.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带着他那张评语不太友好的成绩单，没有机会找到正常的学徒位置。他在一个名叫佩尔策的人的花圃里当小工———又主要是跟扫帚打交道!后来在一个名叫格龙奇的人手下干同样的活，之后被陵园管理处录用，从那儿后来又调到市环卫局当垃圾工。市环卫局出钱让他学会开车，将驾驶执照弄到了，他在那里工作至今已有六年，撇开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延长周末和休假不谈，将由于明目张胆的抗效所引起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恼怒不谈撇开，他现在的雇主对他还是十分满意的。L.B.G.的提效六年来完全是为了母亲，他劝她辞掉工作，尽管她年纪还不太大，还有工作能力。他给她招来外籍工人及其家小做房客。其中一名工人最后成了她的情夫，这并未引起被公认为极其恋母的L.B.G.多大内心冲突，此事令人怀疑。甚至当他听说母亲从这个东方籍外国人那里受孕已被确诊的时候，他仍坦然地———G想说坦然得令人怀疑———说:“感谢上帝，我还能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喽!”在这句话中不过还是能清楚地听出某种别扭的话音来，尽管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把这种别扭情绪的根源如果说成是恋母之情，那就错了。某种可以理解的担心———L.B.G.肯定要担心将要出世的孩子会重又面临周围人们的刁难，他对此有切身体会———不用说也是其原因之一。虽然这已不能排除怀疑他怀有嫉妒，这种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向L.B.G.的同龄人和同事们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不仅受到女人和姑娘们的喜爱，而且也不回避这种喜爱的后果。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垃圾搬运工人有时也满足为生活垃圾所苦的居民的特殊要求，一些事先未曾安排的接触因而会产生。鉴于待运垃圾的紧张状况，这种“违法行为”当局容忍了———满足居民搬运额外垃圾的特殊要求，一般都是收小费的。上面介绍的L.B.G.的形象尽管看来比较和谐，但还是一清二楚地存在着社会障碍，这些障碍固然可以用出于正当自卫的极化强制来解释，但终究它们是社会障碍。即使不懂心理学的人也能在L.B.G.身上明显地看到:一，休戚相关情结，它可以从不断被迫与自己父母认同中得到解释，成年后在外国人身上固定，现在坐牢三个月后对囚友也表现出来了。囚犯假定属于“社会异己分子”，那么从休戚相关情结中就会产生出与此近似的二，亲外性，它也表现为三，亲外国语言，想学外国人的语言。(L.B.G.参加土耳其语学习班已有数月。)像L.B.G.这样的人(G在这里与其说不愿意，倒不如说是倾向说“人物”，尽管存在着某些顾虑)，他的高度发展的敏感性和智力使他别无选择，要么适应环境，从而“背叛”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要么永远不适应环境，认可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因此永远处于社会上可达到的成就和才能的矛盾之中。于是这个人(人物？)总是需要新的抗力，后来则是人为的抗力，以便向自己和周围的人表明认可。这个词如果抽掉了通常理应具备的前提，即他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如延长住院时间、捞取补助金或不拿工资的休假等)———L.B.G.那么就是四，弄虚作假者，之所以他———说得夸张一些———弄虚作假，不是为了捞到好处，而是为了吃亏，为了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倾向。伪造汇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弄虚作假”，而不是“真正的犯罪”。可是，终究某些弄虚作假行为会给他带来好处(如对他外籍工人表示的信任近乎崇敬)，这属于这样一种生存试验的辩证法，这种试验“宣告”一种社会模式———或者按马克思主义同事们的说法，一条社会原则———的诞生。L.B.G.为什么会表现出抗效还要说明一下，他那时已升任车队队长(“我不想再高升了!”)将惊人的组织才能展现了。一旦熟悉他所负责的路段的垃圾清运和道路交通情况，他就能这样安排垃圾装运，不慌不忙地使他的车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定额有时提前三个小时完成了。后来人们发现他和他的车队休息时间长得惊人，但丝毫没有影响出活。要求他把他的组织经验提供给规划处，他不干，于是又按规定和经验出勤，因为居民们对他们休息时间太长———何况又是外籍工人———意见很大，甚至还反映到报纸上。这种表现导致G和L.B.G.两人的第一次会见，因为人们当时正考虑向劳工法庭上告，但在G的劝阻下没有这样做。(在这里G提一下市政府职员H.M一案；他在该案中也充当G，并首次使用了“抗效”这个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进入劳工法文献。在两个半小时之内H.M.完成了八小时的工作量，后来当他———这一点与L.B.G.恰好相反———为同事们制订样板时，却由于同事们的百般刁难而失败，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而病倒，恢复工作能力后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将六个半小时消磨了，他提出诉讼，要求“归还每天六个半小时损失的时间”，让他自由支配，他当这一起诉被驳回后，就病得更重了，由于他的案子引起一些轰动，他被一家工业公司雇佣了。他现在已完全痊愈，为该企业的提效作出巨大的贡献。在H.M.一案中———G也参与其事———对抗效的指责仅仅涉及拒绝白白地泡掉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提效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还会给讲求效率的社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至于L.B.G.，他的抗效表现是:虽然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工作量，但没有把自己天生的才智、组织才能—甚至大大提高工资也不干———完全给他的雇主贡献。效率社会虽然可以用计算机算出它的最低值、最高值或平均值，但清运垃圾工作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以及两者发生的可能性均因地而异，难以估计)，只有像L.B.G.这样富有经验、具有抽象能力的工作人员才能掌握。此外还有考虑到的，如果掌握这些特点，那就不仅是局部地区，而且是整个地区和全国的垃圾问题，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决，那么L.B.G.给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几乎是难以估量的。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严重的抗效。L.B.G.的全部身体功能由于G也想检查了解，就让狱医测量了他的身高体重，检查了所有器官的功能。结果:全部正常。L.B.G.的烟酒消费也是正常的，反正不存在麻醉剂损伤。除了右眼视力为0.5之外，L.B.G.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病症。但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和可证明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这些障碍也一定会在L.B.G.的内分泌系统中得到证明，这种正常状态G认为可以用于对他身上创造平衡的那种经常性的极端对立情绪加以解释。不过，如果失去这种复杂的、在内心高度紧张状态下不断实现的平衡，L.B.G.短期内就会得严重糖尿病、严重肝炎，肾绞痛可能还会得。因此建议不要提前释放他出狱，因为他在狱中感受到这种对立，还有助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性。可能的甚至很有———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曾谋求坐牢这种极端情况，以维持可能正在松弛的社会压力。在此期间由于据G获悉，发生了周围人们大力声援L.B.G.的母亲的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认为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已减少，因此目前只有让L.B.G.服刑期满才能对他有所帮助，尤其是这样能使已经在进行的、他在同事们中间的英雄化过程不致中断。洪克斯教授提出的一种新理论，G无法下决心采用，将它用于L.B.G.身上。那是至今一直有争议的“伪装正常”这个概念，在试验人身上洪克斯教授认为已发现这种现象，他们基于一种“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洪克斯语)，一种强烈的潜在的同性恋禀性，在极端的异性恋活动下隐藏着。通过对旧的宗教法庭报告进行新的精确的科学分析，把女巫的“美”、她们的“形体魅力和吸引力”、她们的“恋爱术”(无疑这同先于她们时代的内分泌知识有关)，洪克斯都归因于那种隐藏她们“真正本性”的“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L.B.G.“伪装正常”的看法，G无法得出，倒不如说他在正常禀性下抗拒正常。清运垃圾工作是他的职业志愿和目标，他本能地寻求适合于他的对立这一事实证明:一种旨在清洁但又被认为肮脏的职业。

第十二章 
年约五十五岁的护士B.E.给莱尼的信:尊敬的普法伊佛太太:您给克恩利希教授先生的信偶然落到了我的手里，当时我正受托收拾他的书桌，将他通常用来对我口授几份鉴定所需要的笔记整理了。我给您回信，已经是失信于人了，对克恩利希教授、我的同事们以及在这里担任护理和看管工作的教团修女们。如果您不严守秘密，我会吃大苦头的。我衷心地请求您保密。我认为您是会这样做的。这次泄密，将在皮肤病医院工作十二年之后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的保守职业秘密的习惯违犯了，我真是勉为其难。不仅是您那十分悲痛的来信，不仅是想到我在施勒默太太葬礼上看到的您那悲痛欲绝的神情；不，您给我写信，是在履行死者的一种委托或遗言。在生前最后两周她因禁止探视而深感痛苦，而鉴于她的状况———必须强调这一点———也确有必要禁止探视。我是您一定记得起的，在还允许探视期间，我曾有机会两次，也许三次领您去看望死者。但由于我一年多来几乎全部在教授先生的办公室工作，帮他整理鉴定、病情报告等所需要的材料，我这个护士您可能已记不得了。不过，您也许还记得在安葬施勒默太太时，那个身穿一件深褐色雨衣站在一旁、不合适地号啕大哭的秃顶胖老先生吧，您当时可能会猜想他是您不认识的她的情人之一。其实并非如此，我如果再补充一句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不是出自内心的话:“可惜不是”，请您别把这看作是对您如此珍爱的死者的侮辱或巴结。我事实上始终未能找到一位终身伴侣，有几次我真心诚意订了婚约，这些婚约———我愿对您以诚相待———不仅由于对方的恶劣表现，而且也由于我的职业(它使我必须经常接触性病患者)以及我多次自愿值夜班而告吹。教授先生是不会给您回信的，因为您并非死者亲属，即使您是，像您所要求的那样把施勒默太太死亡的“详情”告诉您，他也没有义务。医生的保密义务禁止这样做，护士的保密义务也禁止这样做，这一义务，我不想违背。现在我把您故友去世前一周的一些情况告诉您，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泄密了，即使不是全部泄密。正因为如此，我恳请您千万不要引用我的信。官方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为循环完全衰竭、心力衰竭，这是对的，但是在施勒默太太的急性病正在痊愈的情况下最后怎么竟会这样，这一点，我想对您说明。水与土首先，使您的女友因严重感染而住进我院的人，经查明是一位外国政治家。可能您比我更清楚，您的女友两年前就已放弃了她无疑曾长期迷恋的放荡生活，她在继承了父母的遗产之后下乡居住，想在农村怀着平静和悲伤的心情，体面地将余生度过。按她的本性，她绝对不是———您这一点肯定比我更了解———一个妓女，甚至不是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而是一个陷入某些男性要求而不能脱身的女人。她只要感到能给别人欢乐，她就难以拒绝别人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有理由这样说，因为施勒默太太在她去世前的头天夜里把她的一生经历几乎全都告诉了我，将她“堕落”的种种情况透露了，虽然我无意———在大学皮肤病医院工作了十二年，并经历了下面还要讲到的那些事情之后尤其不会———把妓女这种职业理想化甚或浪漫化，但我知道这些女人大多数都是在悲惨、患病、肮脏和嘴里骂着最不堪入耳的亵渎神明的脏话的情况下死去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了，以至于没有一家走红的色情刊物会在封面上刊登她们的照片。还有死得比这更惨的，您再也想象不出了:孤苦伶仃，腐烂发臭，悲愁贫困———由于这个原因，我通常都去参加这些女人的葬礼，因为通常给她们送葬的只有一名救济机构的女职员和一名例行公事的教士。我现在该怎样不再拐弯抹角地来谈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呢？即使您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现代化的、思想开朗的已婚妇女，对还要提到的某些情况，并非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也不好谈。我也是个“医科大学生”，尽管从来没有当上医生，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原因，我———不仅出于这些原因，老实说也由于害怕预科考试———我一直担任着卫生员工作，在德国和俄国的野战医院里积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因此一九五○年我三十一岁时从俄国战俘营获释后，无所顾忌地冒充医生挂牌开业，倒也一帆风顺。不过后来在一九五五年被指控为骗子，坐了几年牢，一直到克恩利希教授———我一九三七年还在上大学时曾同他合作过———出面讲情，我才提前获释。他收留了我，让我在他手下工作，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由此可见，我熟悉一个有污点的人的生活。顺便说一句，我在总计五年的“医生”业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差错。您现在知道给您写信的是什么人了———这一点至少讲清楚了。现在，另外一点怎么说呢？我想鼓起勇气试试看!您的女友玛格蕾特当时已康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估计她再过六至八周就可以出院了。每次探视都使她感到疲劳，包括那位捉摸不透但却予人好感的先生的探视。前些时候此人常来看她(!!!———笔者)，我们起先以为他是她从前的情夫，后来以为是个皮条客，再以后又以为是个礼宾官员，也就是那个极其不幸地把她和那位外国政治家撮合在一起的人。据她自己说，她是在其他女士未能使此君“按照合同提起兴致”之后才不得不勉为其难，使他产生了这种兴趣。可是就在她即将出院前夕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不合情理的事。我尽管学过医并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与“骑士城堡”的俏皮行话打交道总共已近三十五年，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我仍然感到难以用书面告诉像您这样一位女士，用口头就更难以启齿了。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这里谈的是那条在物理、生物化学和心理上产生如此复杂反应和功能的肌肉，即通常所说的男性生殖器。您不会感到意外吧(啊，这个词说出了口，我简直如释重负)，通常在我们这个病房住的女人并没有给这个词语起过优美的名字。今天、过去以及始终受欢迎的是某些男人的名字。有些非常粗俗的修饰语听起来很不好听，可是却适合周围环境，将一种几乎如实的、近乎临床的性质保持着，使这些词并不显得粗俗，而是显得似乎“高雅”了。以男人名字正是在您女友开始康复的那几周，我们病房里作为上述定语的外号变得流行起来了，简直无聊得很。您要知道，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这些病房出现了无聊的浪潮，也许只有女子寄宿学校才会有，而且它还会蔓延到护理和管理人员身上。据我在三年监禁期间所了解到的，囚犯和看守人员之间也存在这种“辩证转换关系”。本来修女和护士们有时就爱干些无聊的事情，她们正是很乐意参加这些在我们皮肤科病房无聊的做法。这不能说是不道德，而是的一种自卫。对您的女友护士们非常照顾，对探访、送烟酒等常常熟视无睹。但是，由于她们有的人三四十年来跟患性病的妇女打交道，某些人———为了自卫!———患者的行话也学会了，甚至往往还加以扩充。我现在要告诉您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它使您感到意外，但更有可能会将您的印象证实:施勒默太太十分怕羞。起先人们戏弄她，在上面提到过的场合说“古斯塔夫阿道夫”或“埃贡”、“弗里德里希”等等，施勒默太太由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十分开心。有几天几夜，修女们都参与其事，大开这个玩笑。起初这个残酷的游戏只限于十足新教徒的名字:“古斯塔夫阿道夫探望您的次数太多啦”或“你太爱埃贡了”等等。这些暗示后来变得十分露骨，“为的是打掉她那讨厌的清白”(以拉皮条为业的六十多岁女病人K.G.语)。其中究竟施勒默太太明白了，只要一提到任何男人的名字，她的脸就会涨得通红。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这又被说成是假正经和虚伪，从而使这种残酷的游戏变本加厉，升级成最粗暴的性虐待。残酷性最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把女人的名字增加进来了。人们喜欢把十足新教徒的名字和十足天主教徒的名字挂钩，说成是“异教通婚”，例如阿洛伊斯和路易丝等等。最后用句粗俗的话来说，施勒默太太完全摆脱不掉脸红了，甚至当有人毫无恶意地在过道里喊某个探视者或修女或护理人员的名字时，她也会脸红的。人们既然走上了这条残酷的道路，从心底对一种敏感———施勒默太太有这种敏感人们不肯承认———感到气愤，最后就把这种折磨上升到亵渎神明的程度，开口必谈那位一度曾是贞洁女守护神的圣阿洛伊斯、圣阿加莎等等，而且一提到“海因里希”或“圣海因里希”，施勒默太太不再需要心理上的过敏，就会不仅脸红，因为精神上的痛苦甚至会喊叫起来。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在医学上脸红也可以弄清其来龙去脉。所谓脸红，通常是在兴奋或窘迫(施勒默太太就是如此)的情况下，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引起脸部皮肤血管和毛细管供应突然增加而发生的。造成脸红的其他原因，如劳累过度等等，在这里就不必提了。这时，施勒默太太的毛细管渗透力反正已增强了。不久就形成了所谓血肿(俗称紫斑”)和紫癜，一般称为红斑。尊敬的普法伊弗太太，您的女友就死于此病。最后———后来解剖了尸体，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她全身充满血肿和紫癜，植物性神经系统负荷过重，循环阻滞，心力衰竭。由于施勒默太太的脸红已成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去世前那个晚上，她听到修女们在小礼拜堂唱万圣节连祷曲时甚至也脸红。我永远无法对我的理论或论断提出科学的论证，我知道，但我认为必须告诉您:您的女友玛格蕾特施勒默死于脸红。鼠疫她在她虚弱到不能连贯地说话的时候，还一个劲儿地低声念叨:“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莱尼，拉黑尔，莱尼，海因里希。”虽然本该为她举行终傅，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会使她太受折磨，因为人们更加变本加厉地亵渎神明，最后竟在上述场合也用上“仁慈的救世主”、“亲爱的襁褓中的耶稣”和圣母、圣马利亚、万福童贞女等一切修饰语，从《罗累托连祷曲》中搬用的神秘的玫瑰等。在她弥留之际念了一篇礼拜祈祷文，对施勒默太太来说肯定是一种折磨，而不是安慰。我认为有义务补充一句:施勒默太太除了提到海因里希、拉黑尔、莱尼等名字外，还友好地、十分亲切地谈到“有时来看望她的那个男人”。也许她说的就是那个来历不明但并不神秘的探视者。当“致以诚挚的敬礼”被我写在信的结尾时，这绝不是什么陈言套语。由于我不能冒昧地使用“亲切的”一词，唯恐它有可能表示某种强求的意思，因此请允许我再一次致以友好的问候!伯恩哈德埃尔魏因

第十三章 
如今积极参与调查的克(莱曼蒂娜)认真思考一番后，决定对警官的报告还是改用间接引语，不直接引用原文为好。这样一来，文体当然会有所改变，就丢掉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如一位身穿汗衫、胸口上的毛多得“像毛皮”的先生与那位头上带着卷发夹的女士一起出现，还有一个分期付款收款员，一只“嗷嗷悲鸣的狗”———他们都成了一种偶像破坏的牺牲品，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他们是他的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至于他是抗效还是拒绝抵抗，可以暂且不论。克大笔一挥，把她认为多余的一切都删去了，毫无顾忌地使用她如此熟悉的红铅笔，剩下来的只是“要点”(克语)。一、几天前，警长迪特尔维尔芬驾驶巡逻车停在城南陵园门前的时候，跟他打招呼的名叫克特茨维费勒的妇女，请他派人破门进入努格海默街五号伊尔泽克施默尔太太的住宅。问她为什么要坚持这么认为，茨太太说，她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准确地说:二十五年!)———她承认，这二十五年当然并非光是进行调查———克雷默尔太太的地址被她打听到，抽空前去登门拜访，并带给她一个重要消息。茨太太在她二十五岁的儿子海因里希茨维费勒陪伴下，一起务农。他们前来是想要告诉克太太，她一九四四年底死去的儿子埃里希生前曾在齐默拉特和科默沙伊特之间的一个村庄里企图投奔美国人，当时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朝他开枪，他跑到茨维费勒家的农舍里寻求找到一处藏身之处，在那里待了好多天。埃里希克和她(克特茨维费勒)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她十九岁，他十七岁。他们“海誓山盟”，“订了婚”，决定不离开房子，哪怕战斗十分激烈，甚至有生命危险。这幢房子位于“两条战线之间”。美国人逼近时，埃里希克企图将一块虽然有红色条纹但主要还是白色的擦碗布作为投降标记挂在门上，在这当口儿死了，因为德国国防军一名狙击手“一枪射中心脏”。她(茨太太)甚至看到了这名狙击手，他就“坐在战线中间”的一个高台上，枪口不是对准美国人，而是对准村子。这件事发生后，人村里再没人(“当时村里大约还有五个居民”)敢挂白旗了。茨太太说，她把死去的克拖进屋里，放在谷仓里，为他痛哭了一场，等到后来美国人占领了村庄，就亲手埋他入“圣地”。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如期”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生下一个儿子，给他取名海因里希。她的父母———她一九四四年年底一个人住在家里———自从疏散后再也没有回来，她也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据称他们失踪了，可能在“半路上”被炸弹炸死了。我弥留之际作为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单独在小农庄上住着，使农庄又恢复了原来面貌，真不容易。但“时间治好了创伤”，她把儿子拉扯大了，他上了学，学习不错，毕业后务农。有一点不管怎么说他胜过许多男孩:父亲的坟墓就在近处。她(茨太太)一九四八年就“已”(!!)设法寻找克太太，一九五二年后来又“已”(!!)试过第二次，后来这条心就死了。一九六○年(!!)又找了一次，也没有结果。不过那时她还不知道埃里希克也是私生子，他母亲的名字和职业她也不知道。直到大约半年前，承蒙一位肥料推销员帮忙热心打听，她才终于了解到了克太太的住址，但仍在犹豫，因为不知道“此事她会怎样对待”。最后在儿子的催促下，他们驱车进城，找到了克太太的住宅，可是反复多次长时间的敲门后还是没有人开门。向邻居打听(就是在这时那位带着卷发夹的女士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那只哀鸣的狗等等———这些全都成了一种类似礼拜仪式改革的傲慢的偶像破坏的牺牲品!!)，克太太据说不可能是出门去了，她也从来没有出过门。总之，她(茨太太)“感到情况不妙”。二、维尔芬拿不定了主意。这是否属于“危险临头”的情况？这是对克太太的住宅破门而入的唯一合法可能。他和茨太太母子一道来到努格海默街五号，终于了解到克太太有一个星期不曾露面了。一个邻居(不是那位胸部长毛的先生，而是一个被大家叫做酒鬼的莱茵籍退休者，他提到克太太时总说“这个伊尔泽”———全被删掉了这些!)说到“听到她的鸟悲惨地叫了三天。”维尔芬决定叫人把门打开，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可以采用“危险临头”这条规定，仅仅是出于同情。幸亏邻居中有一个年轻人(这里竟用如此苍白无力的字眼，把一个有趣的人物一笔带过!此人有拉皮条、行凶伤人、溜门撬锁等前科，附近的居民都叫他“克吕克家的海因”，连警长迪特尔维尔芬也说他“长着一头乱蓬蓬、油腻腻的褐色长发，众所周知”)他以可疑的熟练手法打开门，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一回我可是给警察干呀!”三、克太太被发现衣着整齐地在她的厨房的长凳上死了。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尸体尚未腐烂。她仅仅(!!———笔者)———显然用手指蘸着剩余的西红柿酱———在洗碗池上方的一面旧镜子上写了动词“想”的不同形式。“我不想再干了。过去我就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显而易见，写到这里西红柿酱用完了。那只死鸟———一只虎皮鹦鹉———在隔壁卧室的五斗柜下找到了。四、迪特尔维尔芬承认，警方十分了解克太太的情况。婚姻与道德据K14(政治部)记载，她是共产党员，可是从一九三二年起就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尽管———这也是警方掌握的情况———曾有多次，特别是取缔德共后，有人登门要求她参加活动。(这里克莱曼蒂娜本来记下了“弗里茨”的全名，这一次笔者大笔一挥把它勾掉了。)五、茨太太母子提出遗产继承的要求。迪特尔维将一个有六十七点五马克的存折和一只有十五点马克的钱包当场点清封存。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台几乎全新的黑白电视机，上面有克太太贴的一张纸条:“已付清全部分期付款”，也封存起来了。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挂在厨房长登上，茨太太认出照片上是她孩子的父亲埃里希克。另一张照片“大概是埃里希的父亲。因为二人长得太像了”。在一只带有一家著名咖啡公司牌号、画着花卉的铁皮匣子里找到:“一只镶有一颗假红宝石的旧金戒指，一块几乎不值钱但完好无损的男式手表，几乎同样不值钱的。一枚红色战线战士同盟盟徽，签署人无法确定其价值。一张一九四四年发行的十马克纸币。当票是一九三七年的，当的是一条海狸皮领，当两个旧马克。另一张一九三六年的当票，当品为一只金戒指，当二点五旧马克。一本帐面清楚的房租收据簿。”没有发现值钱的食品储存，一听几乎满满的油(小听)、半瓶醋、一罐已开罐的牛奶、干硬的营养黑面包(五片)、一个铁盒里的可可(约有六十五至八十克)。半杯咖啡粉、糖、盐、少量土豆、大米，以及一袋未启封的鸟食。此外还有一包已打开的“土耳其风味牌”细烟斗丝和两本卷烟纸。一个名叫埃米尔左拉的人写的六本袖珍小说，已经破旧，不脏，大概值不了多少钱。一本《工人运动歌曲集》。全部家具被挤进来看热闹而被告诫不得乱动的邻居们鄙夷地称为“破烂”。在等待法医到来之后，房子按规定被加封。茨太太的继承遗产要求，已指点她向司法机关提出。六、建议茨太太同(“弗里茨”)先生取得联系，也许此人能告诉她死者生平以及已故埃里希克的父亲的有趣细节。她予以拒绝。她说，她不想同任何共产党人发生任何联系。

第十四章 
只要克不挥舞她那支红铅笔，几乎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儿。她那无可争辩的德国语言文学造诣———只有当她野心勃勃地舞文弄墨或作编辑工作时，这种造诣才不起作用———她那对宗教事务的多年实践经验，用于世俗生活并非毫无用处。正因为她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解放，她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厨房炊事工作，使笔者感到欣慰，她洗碗刷碟简直有瘾，皱起眉头记下肉价、房租，另一方面却喜欢乘坐出租汽车，有时看到露骨的色情广告会脸红。在舞文弄墨方面，可以说她已经独立了，这就是说，她已不再挥舞红铅笔去干预别人的文章了，只还用来把自己的文章对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对伊尔泽克雷默尔之死感到“震惊”，流过眼泪(现在还在流)，给这个女人她想写一篇小传，这个女人“当了五十年工人，身后之物只有一台刚刚付清贷款的电视机、半瓶醋、几张卷烟纸———和一本房租收据簿。我想不通，简直想不通”。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认识和意图这确实是。此外，克倒不是在打听消息方面，而是在观察事物方面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笔者一直还没有达到渴望达到的完全抗效状态，而她却正在接近这个目标:只做使自己开心的事情。访问席尔滕施泰因和朔尔斯多夫，看到他们神情轻松愉快，使她开心的是这个。后来她发现了他们轻松愉快的原因:席尔滕施泰因“和莱尼脸贴着脸、手拉着手，在布吕歇尔公园的长凳上坐着”。至于朔尔斯多夫，在施佩茨咖啡馆里她曾两次看到手按手的场面。有一次，她在莱尼家碰到了一个人，根据她所说的模样不可能是别人，而是库特霍伊泽。她由于差不多确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跟梅赫梅特莱尼也不肯发生亲密关系，因此她觉得莱尼对佩尔策过于亲热了，她“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坐在汽车里在黑暗中吻他”。佩尔策她怕去访问，因为她相信，他“其实是个不体贴别人的人，完全有可能要求我作出具体的变相色情动作”。田园交响曲对于莱夫格鲁伊滕，她丝毫也不担心。“他很快就会出来。”她表现积极，甚至参加了垃圾工人在刑事法庭前举行的一次示威，起草了“忠诚犯法吗？”“团结有罪吗？”等标语。还有更加咄咄逼人的:“我们的伙伴如受惩治，全市将在垃圾中窒息而死。”这使她上了一家地方小报的头条大标题:“前红发修女充当垃圾工的雅各宾党人!”她在其他方面也做了许多好事:她在莱尼家里给葡萄牙孩子上德语课，同波加科夫谈论苏联目前的情况，让格蕾特赫尔岑作为自己“美容”，帮助形形色色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填写申请退还工资税表。她打电话给检察官(为正在审理中的垃圾车司机案子)向主管人员(也是用电话)打招呼，垃圾工人如果罢工，何种混乱的情况将会出现，等等，等等。她有时为《O侯爵夫人》流下一滴眼泪，为《乡村医生》和《在流放地》流下好几滴眼泪，这当然不在话下。可是，尽管流了眼泪，她还是不明白“乘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这个典故的意思。与一切非尘世的东西她坚决地、也许是过于激进地一刀两断。她并非急于想去格尔塞伦，是莱尼听说该地果真要开设一个温泉浴场时硬要她上那儿去的。提一下是否需要，谁被指定当“疗养地主任”和“公关经理”？不是别人，正是绍肯斯。在那里他拿着设计图纸忙得团团转，在电话中向工匠和建筑师发号施令，并且将一种有效的方法找到了，“必要时用暴力”遏制“玫瑰花祸害”。在这“独一无二的泉水”周围五十米以内，他搞了一条类似有毒的排水道，一种有剧毒的农药不断地排送，果然煞住了玫瑰花。曾经名叫拉黑尔金茨堡的那一黄土，当然对此是无可奈何了。不管怎样，泉水对他那“该死的关节炎”的“受用”波加科夫已经高兴地体会到了。自从他成功地促使洛蒂抗效后，他们俩经常在那里的疗养地公园里散步。在迄今提到过的所有人当中(包括梅赫梅特在内)，具有前修女和非修女共有的本领克，固执不化、不屈不挠。一连好几个小时她不声不响地看莱尼画画，帮这位女艺术家煮咖啡、洗画笔，满口奉承———她当然也是作为唯一的人得以在电视中见到圣母。她的评论平淡无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那就是她自己，是她，由于尚未搞清楚的反射，她自己是她所看到的，。那么，“尚未搞清楚的反射”一直还存在着，一直幕后还阴云密布，风暴将要到来预示着:梅赫梅特的妒忌和他近来所表示的对交际舞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