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之歌　经验之歌① 
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①《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iam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临尽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说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幺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幺”）。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幺不好，太坏了！”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幺，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幺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爱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幺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幺，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汐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幺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幺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淫，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幺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幺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

沉落中的呼号 
沉落中的呼号 两年前，为了让我那在中学特殊班学习的儿子练好游泳，从秋到冬，历经数月，每周三次左右，都要带着孩子到体育俱乐部去。起因是妻子在夏末的保护者协会上听体育老师谈过孩子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是如何如何地费力。 老师说儿子在水中欠缺一种漂浮起来的意识，甚至连在水中本能地浮起的意识也没有。教这样的孩子游泳，那不是和训练玻璃杯一样嘛？……对此，妻的心情好像也不大平静，仅仅听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理解了。当我真带着儿子到俱乐部一看之后，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对老师的为难产生了谅解之情。那完全是比训练玻璃杯还要困难得多的呢？…… 也可以这么说，你把玻璃杯横放在水面上，当然就会立即沉下去，可以说如果杯子有耳朵的话，也总得想个办法试试不要下沉吧！儿子确实浮不起来，但也很难确切地说沉下去了。而且，我向游泳池中的儿子发出指令时，他顺从地答应着，好像也在很努力地去做。而有时又好像全不放在心上。我对那位非特殊班的专职体育教师的焦急心情，也逐渐感到同情和谅解了。 “再来一遍！义幺！把你的头贴近到水面上来！向前伸出胳臂，试着用你的脚啪答啪答地拍水吧！” 儿子并不怕水，他按照我的话做着动作，丝毫未表现出犹疑不决的神色。只是同我漠然期待的那种标准速度还相距甚远。他以惊人的缓慢速度做着动作。就像浓稠的液体一样；就像那脚上沾满泥砂的贝类一样；他向前缓缓地行进着。他安祥地任水拍打着头部，两臂前伸，从游泳池底抬起脚来，这样做，义幺不仅浮于水面，好像还做出了模拟自由泳式的腕部动作。他那彻底舒缓地挥动着的两臂，好象丝毫也未受到水的阻力。其间，也有时身躯渐渐地向深处下沉，然而就在这一过程的瞬间，他却很自然地在池底站立起来。当然也就未出现一边下沉，一边拚命挣扎、呛水，一边痛苦慌张的表现。不仅如此，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中，他还前进了一米。如此连续反复下去，是很慢、很慢的，但却能从池子的这端游到那一端。说实在的，他似乎从内心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真正在游泳池中的游泳了。 “义幺！用胳臂使劲地划水！那个！腿要像走路那样地动起来，前进呵！”我不断地大声喊。于是，这时儿子向我发出了亲昵的、美好的回声：“好呀！我就照您说的去做！”但是，他的头一旦贴近水面，就像梦中的游泳者或者超慢动作的摄影画面一样动作着，而没有改善的趋向。只要连续发出抢先前进的指令时，他也会戴着防水眼镜在池边潜水。水中，儿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发出静静的吁叹，可以看到从他的鼻子和嘴角边冒出气泡，亮晶晶地一个个升上去，他安稳平静地转动着身躯。这情景甚至让我感到这正是在水中表现出一个“人”所应采取的自然姿态吧！…… 如前所述：我每周两次或更多一些时间带着儿子到游泳池去，但他的游泳姿势没有什么长进和变化。不过，由于没有什么不便，那一阵子我倒是很喜欢去游泳池，但在管理不严，秩序有些混乱时，就会有些困难问题。这个俱乐部内设有供游泳比赛的两个池、一个跳台和为了供长时间潜泳训练的深水游泳池。做为中心的二十五米游泳池，除非是池内不设竞赛泳道时，是不能让儿子这号人使用的。从而在游泳学校和竞赛训练的人员们占用这个二十五米游泳池时，就只有唯一的一个二十米的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可供义幺游泳。然而，从中秋时节起，那个隔开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门却经常出现被上了锁的情况。听说有个团体把这里包租下来了，但不超过两个小时，所以在二十五米泳池竞赛泳道空闲下来的时候，就让儿子去游泳。在这一办法行不通时，就等租场时间过去再说。也就是说：一旦让他换上游泳衣到游泳池去，就无法说服他当天不能游泳。另外，只要他往池旁一侧的长椅上一坐，就能默默地持续等待下去。 租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那个团体和我说：他们这个团体在俱乐部里是绝无先例的，简直可以说是一帮独特方式的行动者们。这个团体是由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十五名青年组成的。我之所以能很明确地说他们有十五名，是因为在游泳训练的前后，在这边总能听到他们在关闭起来的玻璃门隔扇那边点名，同时，也可从以下这些西班牙语来说明问题：“uno，dos，tres，cuatro，……而且，不论何时，总是以Quince这句话来宣告活动的结束。 当然，他们都是日本人。从体型、面容一直到作风等方面都是根据日本旧军队式的训练方法来上课的。现在这种用西班牙语点名作法的本身很明显的就是日本军队式的。我曾一度在墨西哥的城市里居留过数月时间，每逢星期日的清晨起床时，就时常听到在公寓住宅外边的孩子们用西班牙语呼喊的欢声笑语，它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自己在故乡四国农村幼年时期的由衷怀念。由于是无音中心的缕缕乡音，它使我油然回忆起那片初次萌生后曾被干扰过的依稀梦境。但眼前这西班牙语的“点名声却不是那勾起我悠悠乡思的，由西班牙语和日本语把我那怀乡之根深深扎入内心深处的那种话语，而是纯粹的地地道道的日本旧军队式的粗暴的发音和腔调。我之所以说这些青年们具有军队式的特点，还在于：他们排着队列，剪着平头，穿着半截的咖啡色短裤的泳装下游泳池；他们身穿浓浓的草黄色花纹的迷彩服，乘着好像押送车似的中巴来到俱乐部；他们的身材和体态一般都很相近。在游泳池和三楼训练室，大学游泳部的学员们用健身器械来强化划水力和踢水力，从他们的身体上，显现出那种要控制皮肤和肌肉的营养过剩，而趋于安逸、懒散的素质，这是些几乎有些散漫、丰满、软绵绵的一种“特权”式的肉体。而且他们的脸色比实际年龄要显得稚嫩一些。在不练习时，他们的身上显露出一种松弛、愚钝的表情。…… 与此相反，军队式的青年们排着队列，有的比游泳选手还年长十岁左右，一般来说，他们同上面提到的游泳选手的体格毫无相似之处。他们也经受过锻练，但他们的体型使人怀疑那是酷似从事过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工种劳动的结果。给人一种贫弱的、衣衫不整的印象。在训练中，他们显示出仅有很强的臂力，但很外行地臂腿乱蹬一气的游泳姿势。而他们的领队人却并未为矫正他们的姿势和动作而下水进行示范。 特别是那位做为领队的朱牟田先生，据说还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训练专家。青年们乘着车窗上装有木栅的封闭式的中巴来到时，列队从工作人员入口进入俱乐部，在游泳学校学生们的更衣室更衣，在此时间内，就由他们独自包揽占用起来了。并且他们在用玻璃门严密间隔起来的游泳池里游泳，仅仅在淋浴喷头下冲洗一下，也没去干燥室和桑拿浴室。然后就登上中巴回去。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范围和那些到俱乐部来的会员们是完全隔离开来的。对他们，常来这里的女性会员特别表现出露骨的反感，听她们念叨：“这些人好像是从监狱出来到这儿游泳的呢，他们之间也互不交谈，脸色阴沉沉的，好像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团体呢！……确实，我也有同感，所以还记得这句话。我深感游泳选手同这个团体的青年们之间有着一种类似正好与战后高度成长的最盛时期有一定隔膜的那种“时间差”。然而，他们的领队朱牟田先生则确实是一位豁达爽朗的新派人物，当青年们在游泳池内活动时，他往往独自一人到桑拿浴室和浴场坐上一坐，是一位和谁都能不分彼此地谈得上来的人物。相对地说，朱牟田先生和他所统率的青年们之间却保持着一种似乎有些变态的怪异的关系。 我所知并不很详，但尽管如此，对这位五十岁上下的领队的往昔历史，在俱乐部常来常往的人们中间似乎是类似常识性的。敢说打听这一情况的本身就有一种故作姿态的假惺惺的味道。无论怎样说，他倒的确是一位陆上的奥林匹克运动选手。然而就在他服役之际，由于出了一次事故。几只脚趾被折断了。那粉红色的伤痕至今历历可见，每当朱牟田先生将浸泡在冷水槽里硬梆梆的大脚无所顾忌地伸出来的时候，那伤口真是令人目不忍睹。于是，他后来也就打消了参加竞赛的念头，转移到强化训练选手基础体力的指导老师的岗位上来，并取得了成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据说做为选手团总部的人员曾奉派出国。前不久，又当上了K大学的体育讲师。这个俱乐部的理事长在大学时是他特别青睐的学生，基于这层关系，原本朱牟田先生好像也担任过这个俱乐部建立以来的顾问。由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现在好多方面他们都是那么随便，对于临时占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这件事，好像也是被默默地认可了。 朱牟田先生长着高高的、圆圆的、秃顶的额头，这额头和两颊有如三座对称的红色小山丘，淡眉之下一双嵌有深深纹理的眼睛无时不在笑着。他那酷似大婴孩儿似的大脸盘儿；他那高大的身躯；常常在桑那浴室出现和停留着；他那持续不断的开怀大笑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如果你真的与他接触，哪怕只是交谈一下之后，你大概立刻就会明白他可并不是那种单纯的、天真的人。从他那双细细的眼睛、洋溢着幸福光泽的大婴孩儿般的脸盘儿上面，你大约会怀疑方才他是否曾经笑过哪怕一次呢！？ “老师！”有一天，我任儿子在低温水中就那么浸泡着很长时间，我正往桑拿浴室走去之时，传来了朱牟田先生好像等候已久似的打招呼声。这“老师”二字，并不是在大学同事之间通常的称谓方式和发音声调，倒是有点像一个心怀叵测的体力劳动者到书斋里来干活时那种蹑手蹑脚的心态和表现。当时，朱牟田先生说：“老师：关于你的情况，我是从墨西哥城市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我们参加墨西哥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和那边儿的人们有些频繁的交往，那位朋友是日籍人士，是个拥有宽广的国艺植物庄园的强者，我将带领那些年轻人们到那里去。关于墨西哥的劳动力进口这件事，还相当麻烦呢，但是，只要在庄园里接受一系列的训练，能直接进入荒原中去的话，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呵！我想着请老师您，对这些年轻人教一教墨西哥语，实际上也就是说说西班牙语呵！” “那可不行呵！说实在的，我对西班牙语什么的只不过是略知一二而已呵！” “不！不！像老师这样的人，又在当地呆过半年，对那儿的语言会很流畅的啦！” “我在墨西哥的城市住是住过，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西班牙语！” “不！不！老师不是去过当地吗？那您的语言一定是很棒的。我们那些年轻人可不行呵！前不久，我们进行过西班牙语的特别训练，集训中间，在集体宿舍里只准用西班牙语讲话，整整一年时间不准外出，把日本语的书籍全部从宿舍里清除出去，连日语的电视、报纸什么的都不许可看，到现在有的人竟在睡眠中用西班牙语说起梦话来了。但一睁眼，就不行了。哈哈！他们对日本语的铅字产生了一种饥饿感，这一阵子游泳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些日本语的漫画周刊杂志，当然也会流入到他们手中，全体青年立刻你争我夺，把书页撕扯得七零八落，站在游泳池旁就贪婪地读了起来。我见到这一情况，把他们全部叫到更衣室，叫他们互相反复地抽了一顿耳光。当然严格地注意了不让孩子们看见，不！因为这里的理事长教育起人来很是罗嗦的呵！哈哈！不过我倒认为反复地抽顿耳光是很好的教育方法呢！哈哈！正因如此，我想请老师对我们教一教西班牙语。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有半数是过多的左倾过激派，半数是过多的右倾的过激派。不知为什么，他们中的任何一派都希望同老师议论一下。在他们当中，有受过M老师（朱牟田先生突然提出了这个早年自杀的知名作家的名字）薰陶的人们热心地……” “说老实话，我婪地读了起来。我见确实不大会西班牙语。即使英语，如果不做相当的准备，长一点的对话也很感困难呢！所以……”“不！不！您尽可不必要这样存有戒心，我们那些人，说到底只是过去是过激派，现在早已弃旧图新，准备到墨西哥去谋求生路，奔向一方新天地。因此，决不会对他人施加暴力，只是议论，仅仅议论议论而已。哈哈！请您多多考虑一下。老师！至于时间嘛！可以在M老师自杀的十周年前后，您看怎么样呢？哈哈！我可拜托您了！” 谈话中间，我瞥见了在隔热玻璃门那边，义幺由于朱牟田先生的大笑声所引起的困惑不安的目光。我就这样站了一会儿，走出桑拿浴室。大汗淋漓的朱牟田先生的笑声引起了我的一些猜想，那响亮的笑声中是不是含有一些挑拨性呢？与此同时，我的心中也涌起一股“于心有愧”的想法，实际上，我虽然懂得西班牙语，但由于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似乎是在回避那些据说是对我感兴趣的三十出头的曾经是右倾、左倾的青年们…… 因此，和朱牟田先生谈话以后，我从内心里，对于他所领导的青年们觉得似乎有些不得不去直接地加以关注了。在这一段时间，街头各处已可看到朱牟田先生所说的以纪念那个M老师自杀十周年在他的祭日举办集会为宗旨的几种由主办团体散发的宣传品。 同时，由于朱牟田先生所表白的与他的品性不大一致，这对他所领导的青年们也有影响，这样就有些会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指责。由于他（朱牟田先生），M自杀十周年这一事件，也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事。那些批评不外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某些团体独占了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不准别人进入，这当然会遭到反对，甚至还形成相当严厉的批评和风言风语。在朱牟田先生曾任讲师的K大学，有一位从事着由体力独特标准到心理学标准统一进行研究的体育医学的助教南老师，就是说，有证据表明：做为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接受了这里的任务。这里常来常往的人们都是一些残留着学生气质的心直口快的人，即使有些恶意，也微不足道，因此有时也互相开开玩笑。南老师在浴场（往往是朱牟田先生不在场时），在灰暗污浊的角落，闪烁其词地（或“心口不一”）谈论着人们期待了解的话题，在眼眸中闪现着少女般的微笑，不断地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据南老师的看法：朱牟田先生所说的在青年们中间有些人受过M老师的薰陶的说法，并未反映出事实的本来面目。倒不如说：在青年们的全体人员中确实分别存在着极左、极右的思想，而将这两者联结在一起的则是M老师的思想和行动。由于M老师之死，他们……说他们都是属于M老师所创建的私人军队，好像也不尽然。他们中多数人是对M老师所学的东西抱有一种“孤独”的关心，由于M老师的自杀，他们自己就有了一种“剩余人”之感。他们倒是在M老师死后开始集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将研究M思想、M行动进行下去的团体。不久，朱牟田先生经过原在体育部时学生的介绍，与这个团体结合起来。那位进行全身肌肉锻炼的M老师与朱牟田先生曾有过亲密的友谊。 于是，十年来，青年们以朱牟田先生为顾问，把这个团体维持下来，不过人员有所减缩，从前年底以来才加入完整的集体组织系统。面对M老师的自杀十周年，明确地表明暂告一段落的呼声曾占多数，在清除脱离分子的基础上，朱牟田先生由一位同样是亲密战友的右翼系统大人物那里提供了资金进行领导，据说在小田急沿线的森林中建立了训练农场。在墨西哥也确实拥有土地，做为迁徙到那里垦荒去的筹备阶段，现在的训练内容是以学习西班牙语为主的。目前，南老师的年轻同事也正在教西班牙语。在集体生活中，只准许使用西班牙语，好像也是确有其事的。据说青年们热衷于用登山用小刀改制而成的武器、器械等等进行的战斗训练。朱牟田先生的策划以此为主，在青年们来说，如果经过十年的努力，事业仍一成不变，则将宣告失败，绝对没有重整旗鼓、第二次再去墨西哥的打算。这难道不就只能是从现在起“十年磨一剑”锻冶凶器的谋略吗？你从M老师生前那时，不是就说过那个家伙的政治思想是令人反对的吗？M死后，你不是也曾对他死的方式大加批判的吗？你不是也曾自由自在地去讲演，为蹶起的前哨战操办血祭的仪式的吗？至于学习西班牙语吗？那不也是为了历经十年后的告慰亡灵而进行悼念的会战中，集体闯入市谷中去时，做为大声呼喊的暗号口令之用的吗？ 最近，街上关于悼念M老师十周年忌日的宣传品日益增多。有一天，在体育俱乐部（当时我未在场）发生了朱牟田先生的弟子——青年们中间数人逃脱的事件。这该是唤醒他们这个团体，并促使他们去思索一些新问题的当头一棒吧！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在一边听到了南先生和朱牟田先生的对话，藉此，使我对这一脱逃事件的详情有所了解。 那是刚刚进入十一月的某日下午，我和义幺去俱乐部游泳池，在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中，没有人在游泳，淋浴之后，我们向游泳池走过去时，看到在这里兼职劳动的游泳部员的学生们跑了过来，告诉我们说那边暂停使用。说是上午发生了事故，还说正面的柏油路边的玻璃墙已被毁坏。透过这边的玻璃门看，宽广的玻璃墙壁的那边一角和隧道设备等都被破坏。有三个穿工作服的人，站在玻璃墙洞穴的旁边，可能是建筑公司正在那里评估价格的人吧。还有朱牟田先生有如坚硬的雕像一般，板着面孔，膨胀的身躯有如绷紧的弹簧一样跑来跑去地往返着，同时劲头十足地在那里夸夸其谈。看到这些情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估摸着游泳学校的换班时间，我让义幺先在那里忽沉忽浮地练习，然后让他坐在池边的长凳上。我为了节省时间，用力蹬水游了几个来回。上来后准备去桑拿浴室，看见在浴场的开关前边，朱牟田先生正在和南老师愉快地谈着话。我也未对他们进行寒暄，就离开他们那里坐下来，故意给儿子的混身抹上许多肥皂，开始为他擦洗。…… 朱牟田先生浑身流淌着比热水或冷水更显亮晶晶的汗水，摇晃着他那大大的猪似的头，滔滔不绝地在那里大发议论：“玻璃板的价格便宜了。我想有一百万元也就够了。几分之一的事嘛，又不要工钱，莫如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哈哈！” “比起这些来，他们未受什么伤。这就比什么都好呵！”南老师同朱牟田先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声附和地说。 “因为他们是经受过锻练的呵！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大会受伤的。虽然未受什么伤，但最小、最轻的伤可也难免呵！总归还是那么锻练出来的体格嘛！老师！我不也是这样的吗？要是一般人的话，一只脚不是就报废了吗？！” “他们两人举起长椅，第三个人从后面校正方向，冲着玻璃‘噹’地一下子撞了过去，打开了突破口，又用长椅搭在撒满玻璃碎片的地方，就从那上边走了出去。因此可以说事情干得真像职业老手一样地无懈可击呵！” “即使说他们是逃亡的职业老手，也没用了。” “那么到底怎么办了呢？能向警察报告吗？” “警察什么的，和这个没什么关系呵！老师！想逃走的让他逃走就是了。把那些人带回来也没有什么用呵！过去我这里呵，生活纪律等等还是很严格的，但是，可也未做过什么防备他们逃亡的监视工作。 “那么，为什么故意地从游泳池逃走呢？朱牟田先生，他们用长椅撞碎大玻璃墙，身穿泳衣逃跑，这件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呢，这不是和走钢丝一样的危险吗！”“由于平时的锻练，是不会出现那样的差错的。哈哈！你说他们这一伙人难道连穿着衣服逃出去的脑筋还没有休息，就值得他们那样害怕吗？我在二楼的近 “警察什么的，和这个没什么关系呵！老师！想旁守候，就是恐怕他们有这一手的。另外，是不是在游泳池，也会出现什么突然的诱惑之类的因素，使他们的心情紧张而狂热地行动起来了呢？…… “恐怕这两方面都有可能的吧！”平时总是保持着少女般羞涩（腼腆）眼神的南老师，这一回却迥然不同，改用断然的口气回答着。 “但是，现在我不在这里的时候，玻璃墙的洞穴大开着，还有剩下来的这些人，他们未逃走，在这里……呢？”南老师对朱牟田先生所说的话，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迳自向更衣室走去。 朱牟田先生那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像深嵌的皱纹；那红涨的额头和两颊；那时常使人感到在无聊地笑着的大脸盘儿向我这边望着，我可不想继承南老师继续当他听众的任务，依然不动声色地给儿子认真地洗着头发。 “不行！不行！你那样过分地保护他，对他可没有好处。不是还没治好他的夜尿症嘛？你不赋予他自力更生的精神，不首先让他锻炼，那是不行的呵！” 朱牟田先生紧锁着淡眉对我说。但他爽朗的、大婴孩儿似的、巨人般的神情并未消失，给人一种严酷而怪异的印象。这时他向到那边洗濯台去取偶然忘在那里的泳装和防水眼镜的南老师打招呼。乘此机会，我催促着儿子向更衣室走去，同时，在内心里泛起一股对朱牟田先生的些许同情。 朱牟田先生呵！眼前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抓紧时间回到你的弟子们那里去。逃亡的那伙人恐怕正在处心积虑地从旁策划，捷足先登地去争取剩余这部份人也未可知呢，M那最后时刻的“人头”像也会做为宣传内容拿到大会上去进行宣传呢？在市谷召开的蹶起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不少人一定准备有所行动呢！这在大学里不是早有一些风声了吗？或者你这里的一伙人与外边信息阻隔，可现在，眼前充塞着宣传品，全体人员岂不是都要目不转睛地、激情难奈地，连坐也坐不住了吗？！ 一周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是吉田松阴的忌日，而自M老师自杀以来，也已经有十年了。从早晨，就可以看到和听到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电视和电台广播节目。发生事件的当时，我虽不在日本，通过影片和录音，却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可是，不必说电视，就连报纸都把M老师“头像”片排除在外；做为南老师说过的学生运动，那些宣传品的说明书上也未把这一内容表达出来。 下午，义幺很早就从特殊班放学回家。我让他复述一下体操课上游泳练习怎么样时，他却茫然地回答说：“不！我不知道，忘记了！”于是，再一次在家中进行了安排和考虑，并记在联络簿上。然后，我对儿子说：“咱们今天还到游泳池去吧！”儿子很高兴。 于是，我们就到俱乐部去，这且不说。可我总觉得这一天到街上俱乐部游泳池来的，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使朱牟田先生必须得对付一场挑战似的。那些青年的一伙人（比以前减少三名，点名时也以doce做为解散时的口令）占着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起劲儿地在水中溅起了浪花。而且，游泳学校门庭若市，盛况空前，没有可供我和义幺游泳的泳道。时值隆冬，人们身穿厚厚的外衣在街上匆匆而行，而这里却是一片赤裸世界，未下水的人在上边呆立，实在感到不合时宜。穿过淋浴的门口处有一条长凳，我和儿子暂坐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游泳学校的换班时间。长椅放在高出水面几级台阶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左前方伸展开来的二十五米游泳池和右前方锁着的用玻璃门隔开的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并且，在长椅正面有一溜儿狭窄的通道朝向这里的跳台和可供潜泳训练的深水游泳池。 那边一头有一个用圆形操作方向盘调节跳板的跳台。现在，在那里，一位游泳界知名的大学老师正在为这个俱乐部培训做为选手的小学女生（我曾根据这位老师写的书，调整过自己的自由泳的手臂划水动作）。这位大学教师在长方形的游泳池的一侧，也即背对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门伫立着，教那些女孩子一次次地跳水，跳板与水面相距很近，这位指导老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地进行着评判，至于评判的根据不是外行人所能看出来的。那些小学生们的身体像干燥的植物一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收缩，一会儿爆发，最终松弛的那一过程，真使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朱牟田先生出现在大学指导老师的身旁。他身穿运动选手上衣的那圆滚滚的巨大身躯，背对着自己带领的青年们和指导老师一样注目观看着跳水练习。对于朱牟田先生来说，在这事故丛生的日子里，竟敢把青年们带到俱乐部来，可见其胆量之大。尽管如此，他大约也没有了像往常那样在练习中间到桑拿浴室和浴场慢悠悠地走走看看的心情了吧。这对他来说是有个“面子”问题，在青年们中间的三人逃走时破坏了的玻璃墙修理之后，他们连正式会员专用的游泳池也不能再下去了，青年们也就不过只能在玻璃隔扇的这一侧，背转身子看看跳水练习了。 突然，从正式会员专用游泳池的玻璃隔扇的紧对面，发生了无声的巨大骚动。身穿咖啡色短裤的青年们蜂拥而至，冲到玻璃门边，紧张而激动的身影向这里扑来。我从长椅上站了起来，同时，朱牟田先生也以同样激奋的气势回头向隔着玻璃的那边望过去。出了什么事情？当时，控制我大脑的那极为紧张的想法，像断了线的风筝——前因接不上后果。但我被一股顽强的思想支配着：如果是那个M的“人头像”的力量驱使着青年们这样干的话，做为我来说，在“人头像”面前，我也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我不能躲避，也不能逃出去。我也不能不对他们站出来进行对抗！即使我抵挡不住这帮身强力壮私家军队的话；即使在义幺面前，我被他们打倒在地的话…… 紧接着的一刹那间，玻璃隔扇对面拥挤的人群中有个人毅然地行动起来，挥拳打碎一块玻璃门的木框，从那里刚一伸过来的手臂就染上了鲜红，涔涔滴血的手直指这方。从被打碎的玻璃空隙之间，传来了青年们嘶哑的喊声；传来了他们发自胸臆的呼喊；这声音此起彼伏地互相唱和着。 —ElninEo，elmuehacho，lapiscina，dificil，enfermo…… Perigroso，anegarse！ 他们喊出的只不过就是刚刚学过不久的，诸如“孩子、少年、游泳池、困难、有病、于是、危险、淹着了”等一些西班牙语的单词。此时，我像背负着一种自惭形秽的卑怯感似的以迟缓的动作回过头来，这才发现义幺没有在长椅上坐着。那我自己的身旁……开始我……呵！一时之间，我惊愕得变成一尊凝固的雕像。刚想起要弄清这个疑团时，突见混身肌肉发达的朱牟田先生以非同寻常的敏捷状态跑过去了。 在淋浴室对面的柱子后面，每隔两米有一个深十五米的水槽。平时，用网覆盖着，这会儿一眼才瞥见它是打开着的。我紧紧跟随在朱牟田先生的身后，他像一尊塑像似的伫立在训练池旁，一面注视着水面，一面以极其迅捷的动作脱下运动衣，先把脚缓缓地放进水中。这时我忽然发现在那水波还没有翻腾到整片水面的当儿，义幺正在张着大嘴像宇宙行走似地在往下沉。我用两腕扶着深池的边缘，思想极不连贯地想起了“Down，dowmthro’theimmense，withoutcry， fury＆despair”这段诗句。这时，朱牟田先生那双缺了足趾的红色大脚从我鼻尖旁伸过来，就这样，他像垂直攀登似地跳进水中。 那天，像两个溺水未死的孩子那样，我和义幺坐在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回到了家。对我来说，朱牟田先生熟练地给儿子控出了水之后，并未像以前那样说什么“精神脆弱的孩子，不要过分地保护”等等那样一些生硬的话语。 “彼此照料一下孩子，是个既麻烦又辛苦的事呢！哈哈！但是，已经起步的事情，可要有始有终，绝不能虎头蛇尾呵！”朱牟田先生这一席话对我真是起了一针见血的作用。在那个紧要关头，如果说我得到了一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我只是想起了布莱克的诗句：“落下去，落下去，在无限的空间。呼号声扬，我愤怒，我绝望。” 但是，在这种气氛中，做为对我唯一起到有效的鼓舞作用的人，就是平时在我身旁朝夕相处的义幺。现在，如果让他首先向我打招呼好不好呢？他从他自己的角度像“察言观色”似的仰起头来偷偷地瞅着我。我觉察到了这一情况，感到还是缓和一下气氛为好。这时，我甚至在自己的耳边也能听到了我那忧心忡忡的嘶哑的声音： “义幺！怎么样呵？还感到难受吗！”我这样一问，他就用尽气力地回答道： “不！我完全好了。我沉下去了，可今后我还要游泳。我已经很想游泳了！” 史国瑞译

灵魂如星而降 
灵魂如星而降 我常常感到布莱克自然流露出的构思非常奇特，但同时又有一种与之不相矛盾的亲切感。我有时拿自己和儿子之间的生活琐事与布莱克的思想相对照，在形式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中之一体现在弥尔顿伟大事业的出发点上。预言诗《弥尔顿》中已仙逝的诗人弥尔顿降临到堕落的世界上，经历艰苦修行，从而实现拯救妻子、女儿及所有的人类的伟大事业。 “人在做梦的时候，不会想到肉体在睡眠／否则，他就是醒了——觉得似乎跳进自己影子里似的”，从这句诗开始，第一次谈到弥尔顿来到世上。弥尔顿的灵魂进入现实世界中布莱克的肉体里，两者合为一体，历尽千辛万苦，布莱克首先吟到，灵魂像火焰一样到来。今年春天，我在汉堡开始重读布莱克全集，终于明白了在平装本的封皮上，即《弥尔顿》第三十号插图上所画着的快要倒下去的男人和他脚下的流星的含义。 “接下来，我开始看到弥尔顿的灵魂像星星一样，从天上直落下来；像燕子或者雨燕一样，倏地／落到我的跗骨处，然后从那里钻进去／可是从我的左脚涌荡出乌云，笼罩了欧洲。” 我不由得拿弥尔顿的灵魂从跗骨进入布莱克肉体的这种构思和儿子对我脚的偏爱——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关心，加以比较。因为当义幺发觉和爸爸的关系不融洽时，总是想通过我的脚努力恢复沟通。 弥尔顿的灵魂像星星一样落下来，接近布莱克，又从跗骨进入布莱克的内心。同样，义幺想通过我的脚与我进行沟通。我苦于每天开始发作的痛风，也许这就是我和年幼的儿子的力量对比好像发生逆转的原因。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义幺来说，我想把脚归结为形成痛风的根源。 可是，我果真能准确地感受到义幺的内心活动吗？我站在他旁边，能给他的内心活动下一个定义吗？我和义幺之间产生了隔阂。对义幺来说，他不愿意看我的脸，特别是直视我的眼睛。为了摆脱窘境，义幺尽量侧着脸，好像没注意到我的脸似的。看来，这很让义幺生气。他没有勇气试图对他所看到的父亲的“中心”进行正面突破，甚至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念头。相反，义幺想要从爸爸的脚入手，从人体边缘部分的脚入手达到与我的沟通。人伸开脚平躺的时候，脚似乎被其拥有者——躯体抛弃了。头、脸、胸等这些部分好像构成人体的中心部分，直接与人的感觉相连，与此相反，脚却在远处，感觉不能迅速到达。正因为如此，脚反应迟钝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观看，脚是独立的可供把玩的东西。于是，义幺就缠住具有这种特征的脚。然而，脚毕竟是连着爸爸的内心，所以，通过触摸脚，便可以达到和爸爸——脚的主人之间的沟通…… 人类文化学者Y先生曾经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过“中心”和“边缘”的理论，作为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位跟义幺保持亲近感情的人。义幺也敏感地察觉到这些。像上面提到的那样，Y先生的理论能适用于我和义幺的关系，这是一个愉快的发现。由此，我想通过“边缘”——脚，更进一步丰富跟义幺沟通的含义，总结出儿子的思维方式的普遍性问题。一旦这么想，接下来就要面对想象力这个问题。很明显，这也是和布莱克有关的问题。接下来，我将要阐述这一主题。首先，我想回顾一下自己曾经描写儿子的旧作和我理解布莱克思想的过程。 刚刚步入青年时代，我偶然被布莱克的长诗《四个动物》中的几行诗深深地打动。不管是在学生时代，还是毕业以后，我都不知道那几行诗就是布莱克写的，只是从布莱克的短诗里挑出具有强烈感召力的诗句，并以此为中心，写出了小说。在没有全面读过布莱克的情况下，可以说我是恣意地把其中的一篇作品——或者是一部分引入小说里。现在回过头来，发现有些地方应该说是错误的理解而又错误地引用了。即便是现在，我也是作为外行的自学者，走进预言诗错综复杂的象征之林，甚至还会犯新的错误。当然，在重读布莱克的时候，每次明白那些曾深深打动我、被我理解错误的地方，我就会对当时的自己有新的认识。现在，我感觉自己是一位毕生都在读布莱克作品的诗人。也许由布莱克联想到自己死前的情形。 我重读自己小说中引用的布莱克的诗句，认识到翻译上的错误，并因此而又一次被打动，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想象力的作用，正是自己作品中的布莱克使我产生把年轻时代的我和现在的我进行比较的想法。 我第一次在小说中引用布莱克是在先天残疾的义幺出生之后不久，实际上《个人的体验》是基于自己的体验而创作的。我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即《地狱的格言》中引入原文“Soonermurderaninfantinit’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引文最后没有打标点，让人觉的后面好像省略了一段似的，因为我想说明我没有直接读过《天堂与地狱的婚姻》。而且，我还在文中写道，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所译，试图推卸责任，同时又译得适用于自己的小说，“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好，与其培养不切实际的欲望来”。现在，我全面地重读布莱克，发现不切实际的欲望是布莱克极力反对的人类应有状态，所以这句话的重心在后一半，很显然，布莱克强烈呼吁：与其培养不切实际的欲望，还不如把婴儿杀死在摇篮里。这的确是我的误译，可是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为了自己小说中主题的成立，通过文中的女性适当地歪曲翻译布莱克的诗呢？还是因为受残疾儿出生的体验所影响自然而然读成那样的呢？ 因残疾儿的出生而受到打击的男青年做出了逆天之事，作品中的女性给予他包括性欲方面无私宽厚的鼓励。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之后，布莱克在《自由之歌》最后的赞美诗中写到“淫荡苍白的宗教，怀有欲望却不实行的人，不要再叫她处女了”，与此相反，我创造了一个过着开放生活的姑娘形象。同时，我把这节诗和我引用的“欲望”一词联系起来，没想过布莱克本人的“欲望”观，而且也可能是按《个人的体验》中所翻译的那样，理解《地狱的格言》。可是，如果没有这种错误的理解的话，我可能会失掉创作《个人的体验》的动机。奇妙的是到了现在，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误解，才把我造就成一名作家。 义幺五、六岁时，我把他放到自行车前面的椅子上，每天带他到中华烧麦馆去。我写了一个以布莱克的诗为基调的中篇《爸爸，你要去哪里？》。从下面的这段对话中，我开始在小说里把儿子的名字叫作义幺。 “风吹着他那因吃热汤面而涨红了的脸，我蹬着自行车回家，反复问他： ——义幺，热汤面和百事可乐好吃吗？ ——义幺，热汤面和百事可乐好吃。儿子这么一答，我就为感到现在我们父子之间已经达到充分的沟通而满足。”在这部小说里，年轻的我和小说中的我是一位想写父亲传记的作家。“我”决定采用录音的方式打草稿。其中引用了布莱克的诗。 “Father！father！whereareyougoing？odonotwalksofastASpeak，father，Speaktoyourlittelboy／Orelseishallbelost．爸爸！爸爸！你要去哪里？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开口对我说话，爸爸，要不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我译的这首诗就是众所周知的《天真之歌》中的一节。 另外，我还从《皮克林手稿》的《理想之国》中引用了最后一节。“Father，ofather！whatdowehere／Inthislandofunbelief＆fear？／ThelandofDreamsisbetterfar，／／bovethelight，oftheMorningStar．爸爸，啊，爸爸！我们在这干什么呢？在这恐怖而又没有信仰的土地上？理想之国那么遥远，在晨星的光辉里。”我这么译布莱克之后，将草稿录进录音机里，可以说在诗中“我”采用了与原诗同样的文体。“爸爸，啊，爸爸，我们在这干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在这恐怖而又没有信仰的土地上，深夜里，吃着朝鲜料理——抹了辣椒的猪蹄，喝着威士忌，录音机就像能给你送来消息的机器，你认真地面对着它，在诉说什么？理想之国那么遥远，在晨星的光辉里？” 现在我读自己３０岁时写的这个中篇，再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中的“我”和布莱克诗中所描写的孩子一样。“我”是义幺的爸爸，而他是一个孩子，我和义幺一起，像雏鸟一样，肩并肩地啼鸣，呼唤着失去的父亲。 不但在小说中，而且在评论里——我在自己的引文中写上引用布莱克这样的结构——有些东西是建立在布莱克的思想之上的。的确可以说是没有生活经验而成为作家的人迫不得已的探索。早期我就开始研究想象力，不但把它置于小说语言作用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把它引进观察现状的动机、手法中。 因此，我必须学习前辈们的想象力理论。从萨特开始，经过了几个过程，我发现了加斯顿·巴彻勒德的想象力论，我在写《小说的方法》时，我从字佐见英治译的《天空与梦想》中引用下面一段： “现在，人们还是认为想象力是构成表象的能力。然而，不必说想象力是歪曲由知觉提供的表象的能力。特别是想象力和把我们从基本的表象中解放出来，是改变表象的能力。如果没有表象的变化，没有意想不到的表象的结合，就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想象行为。如果不让你考虑眼前有或眼前没有的表象，如果不认定大量的表象出现或消失，或表象的爆发，就没有想象力。存在知觉，也存在某种知觉的回忆，熟悉的记忆、色彩和形体的习惯。对于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个词，不是表象Image，而是想象的事物imaginatire这个词。某个表象的价值可以由所想象的事物光晕的范围来衡量。借助于想象到的事物，想象力本来就是敞开的、易失的事物。在人们的印象里，想象力是将要得到的经验，而且只是新的经验。跟其他一切能力想比，想象力最能代表人的心理现象。像布莱克明确说出的那样‘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我第一次读巴彻勒德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不想读布莱克的引文了。在布莱克的神话世界里，不知道想象力这个词有多么重要，我曾经长时间分析过想象力这个问题，甚至傲慢地认为不必通过布莱克就可以直接领会巴彻勒德的思想。可是今年春天，我系统、集中地读了布莱克之后，发现扎根于我内心深处的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个词被彻底的重洗了一遍。 巴彻勒德引用的话，在最初提到的《弥尔顿》里就有。因为在文中分别用大写字母开头写的Imagination，State，Form这些词都含有布莱克特指的涵义，如果照这样理解，会给人留下神秘的或暧昧的印象。首先我想按自己的理解将它译成日语，从中可以具体、明确地理解布莱克的主要思想。 “那么，判断你自己吧，研究你永远的相貌吧／什么是永远，什么是会变化的事物，什么是会灭亡的事物呢？／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爱情或恋情，离开想象力之后变成状态。／记忆常常是状态，理性也是／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要毁灭，然后又构成新的比例关系。／一切能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能毁灭的，形式上没有差别，／橡树被斧头砍倒，羊羔被刀子屠杀，然而／这些形式永远存在。阿门，哈利路亚！” 从布莱克的原文中可能会很容易找出想象力这个词。“人类永存的肉体是想象力。也就是神，神是肉体，是耶稣，我们构成四肢。”“人类就是一切想象力。神是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神当中。”“一切事物，都在人的想象力中。”布莱克认为神的实体是由想象力构成的。人类最终也是如此。人通过想象力变成神。当人类都变成一个神的肉体时，就从堕落的错误的今世中解放出来，达到这种状态的过程、手段就在想象力中，终于，所有的人类变成一个永存的肉体，即合成为神，这正是想象力的成就。 基于上述想象力的考虑，引用了上面一段。“想象力不是状态，而是人的存在。”不但可以认为人的最终理想是成为神，是由想象力合成的，而且还可认为把想象力看作实体，想象力是人的存在。另外，在错误的今世中人类的现有状态，面对最终的人类本质是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这个词，或许能说明布莱克的难题…… 想象力就是人的存在，根据布莱克这一定义分析——我也必须要这么做——义幺的想象力是怎样活动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为了找到问题的关键，我是绕了弯路谈到这里的。义幺，你有想象力吗？要是有的话，它是怎么活动的？在我痛苦的记忆中，曾屡次这样发问。我甚至觉得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用说是对义幺本人，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人生中最困难的问题。 我读着布莱克在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中所描写的优美的语言，我当真能心平气和地承认我的儿子缺乏活在这个世界上本应具有的能力——想象力吗？“你心理拥抱着天空、大地和一切你所看到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在外表，然而却正是在内心，在你的想象力里。人类面临死亡的今世，只不过是它的影子。” 这十年来，义幺青春期的心里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音乐的作用。虽然这么说，可是紧接着，我必须得说：“我不能将由音乐引起的内心变化引向想象力的发生和展开上去。” 在进入小学特殊年级之前，义幺对鸟声的研究达到鼎盛时期。跟取义幺这个名时一样，在《洪水冲击我的灵魂》中，也是以儿子为原型创作人物，在这里我叫他迅儿。我是这样描写，“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各种鸟的声音，迅儿的生活就是这样构成的，声音是爸爸把许多唱片转录到磁带上的。鸟鸣最初也唤起幼儿自发的语言。在迅儿坐卧的简易床上，枕边的录音机在轻轻地放着野鸟的叫声。迅儿紧绷嘴唇，张开一条窄缝，能发出比录音机更细腻的声音。 ——这是黑斑鸫呀……或者 ——这是树鹨呀，这是琉璃翁呀，这是仙台老黄莺呀……就这样，这个反应迟钝的孩子至少能辨别５０种野鸟的叫声，每次听到它们的声音时，迅儿都显得快乐同时有了旺盛的食欲。” 我发现义幺听野鸟鸣时所产生的心理变化，于是就想培养这幼芽，或许这也是白费劲。进入小学特殊年级之后，义幺在班里交了朋友，而且还将兴趣转移到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上，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对鸟鸣的兴趣。对孩子来说，这种兴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儿子听到由强逐渐变弱的“噼——”的鸟鸣时，就说：“这是红翡翠”。一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开录音机，放出声音，让义幺来回答，因此我认为我们达到了沟通。尽管如此，可是，对义幺来说，这就是想象力的行为吗？ 从磁带里发出的鸟鸣声中，义幺不会想到鸟的姿态。义幺的眼睛有残疾，只能靠三菱镜和凹凸镜的复杂组合来矫正。当时，义幺还没戴眼镜，但也不是不能识别鸟的姿态。于是，我就让儿子看录音机外壳上印的野鸟的照片，反复指给他看，这是蓝鹊，这是白头翁等等。可是义幺在听录音机放出的鸟鸣时，从没有想过要主动看鸟的照片。 归根结底，只不过是鸟的鸣叫这一信号让他想起鸟的名称，而不是鸟的姿态。相反，如果告诉义幺的名字，他是不会发出鸟的叫声的。应该说实际上，在磁带里放出的鸟鸣声和儿子嘟囔的鸟名之间，描绘着鸟的实际姿态的只不过是在旁边的我的想象。 通过跟残疾孩子交往，义幺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创作的音乐比对鸟鸣更感兴趣，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对我们父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我无法向第三者充分地说出其中的含义。 经过很长时间，我和义幺之间形成了特殊的交流程序。外人肯定会感到奇妙，现在我试图说明一下，可一开始就好像丧失了信心。全部程序都是通过发声来进行的，所以妻子、义幺的弟妹天天听，已习惯了。程序有两种，都是从做游戏开始。第一个程序带有快乐的“认领”性质，而第二个程序却是暗含着“惩罚”或威吓，所以不太情愿写出来，可是……回想七、八年前一个秋天的傍晚，受韩国一位文学家的委托，我要接待一位途经日本去纽约的韩国姑娘。我们的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可是下一位约定来接她的人直到深夜还没来。虽然我知道那位旅日朝鲜人的名字，却没想过要知道他的地址，我无法将姑娘送到他家去。渐渐地我发现这位姑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义幺就做能想起来的游戏，终于让姑娘高兴起来。姑娘不会说日语，唱了几首朝鲜歌曲，义幺钢琴伴奏，做合奏游戏。在跟我谈话时和谈完话之后，姑娘显得很拘谨，一副冷峻的面孔，可不一会儿，就玩得入了迷。义幺很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乐器是小鼓，义幺给小鼓调好音，姑娘就打着朝鲜歌曲的节奏和义幺合奏起来。 姑娘去了美国之后，在儿子的音乐作品中，有几首朝鲜民谣和似乎是来源于朝鲜歌曲的曲调。其中有一首是他最喜欢弹奏的曲子，我在曲子的开头写了下面一句话。因为这首歌完全是歌谣的形式，所以后来在战后娱乐杂志上可以经常看到，填流行歌曲的歌词时，我想把词头前打的记号印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我在第一次重复时填进歌词，可是不久，义幺就把歌词给忘了，我也忘了调子，结果只能唱出最后一段。这首歌作为我和义幺的“认领”标志发挥了作用。拉长第一个音节开始唱“我——什——么——都不需要，”到“因——为——有了义幺！”拉长音节一唱完，不管我在家中的哪个角落，义幺就会抓空儿适时地来到我面前，然后就跟相扑比赛替换选手时一样拍手确认，伸出手拍我一下，说“谢谢”！ 可以说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开始时没抱任何目的。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我随意地唱着，不在我身边的义幺一听到我唱，就会来到我身边。 ——谢谢！义幺使劲晃着身子回答，游戏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回想起来，义幺平时呆在我身边——我工作的时候，他就钻在桌子底下，我外出的时候，他就竖着耳朵在门口等我——当然有时也一个人呆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打发时光。后来，我叫不动义幺时，作为叫他过来的手段，有时也唱这首歌——可并不总是这么做。 书房隔壁是义幺的卧室，妻子为义幺铺好床，等他上楼。可是义幺要么在听FM音乐连续广播，要么翻看相扑杂志，怎么叫也不从起居室出来。于是我就站在楼梯口上，唱： 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这种僵局马上就打破了，义幺大踏步跑上来，兴高采烈“啪”地拍我的手掌一下。——谢谢！然后顺利地钻进被窝里，过程就是这样。 这个程序效果很好，所以我离开家人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竟然脱口而出：我什么都不需要，因为有了义幺！然后捂住口。我一唱完，义幺也不管四分之一个地球周长的距离，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来找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旅程，终于来到我面前，茫茫然极度疲劳的样子。“啪”地拍一下我的手，似乎在说——谢谢！ 另一个程序就是从表面上也可明显地看出“惩罚”的意味。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音乐对儿子产生强烈的诱惑，他响应意识对他的召唤，可另一方面，他又行动迟缓。不必说让他做什么，就是不让他做什么，他也厌烦似的磨磨蹭蹭，实在拿他没办法。看来他明白话里包含的命令含义，将之付诸行动需要花时间，可并不仅仅是这样。 所以，就跟每天早上妈妈让他洗脸、穿衣一样，他就是不动，我便对他数１，２，３，４……过程就是这样，我数到６时，他才起来。 数数方法，是以做游戏的方式进行的。可是，过于轻松地数的话，数是数下去了，义幺慢吞吞地，显得被数数追得惊慌的样子，这时候虽然达到了预想的“惩罚”，可是事态变得奇怪。比如数到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时，义幺还没按我说的做，我也从未打过他。可是数数声中流露出焦急，自然而然流露出吓唬义幺的语气。 如果义幺的睡眠时间不足的话，特别是在早晨有一、两分钟出现失明，我和妻子就猜想这是不是癫痫的症状呢？得必须让他八点半上床。可是义幺老是要听八点５０分开始的NHK“名曲荟萃”。虽然八点半之前就铺好了床，可是妈妈被福利学校里孩子的母亲们打来的电话缠住脱不开身，八点半都过了还没叫义幺到卧室去时，义幺就设法在起居室里多呆１５、２０分钟。睡前必须要服抗癫痫剂“飞弹融”，于是他就慢悠悠地去厨房弄水，或者故意把睡衣的扣子扣错，然后又认真地重扣。妈妈在楼梯上喊了几声，即使义幺一时想上楼去，也只上到一半就返回，又去一趟厕所，回来时故意从电视机前走过。这时如果“名曲荟萃”开始的话，他就会像磐石一样一动不动，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前，只能喊具有“惩罚”语气的１，２，３，４…… 有一个星期天，有三、四个跟义幺弟弟同一年级的学生来玩。他们身上都带有中产阶级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气质。他们发觉义幺跟他们不同，却不知何故。义幺很自然地避开他们。义幺不明白弟弟和朋友们因为什么事那么高兴，所以有些焦急，可是他没去跟他们玩游戏，而是呆在自己经常随便躺着的起居室角落里，认真看相扑杂志和巴赫作品集。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在书房做了点事，等我再下楼时，妻子和女儿正在准备点心，没注意到屋里发生了小变化。 义幺的弟弟和同学们占用屋里一半地盘架起了“梅尔克林”电动火车轨道。因为轨道已经旧了，连接处破损并且翘了起来，所以孩子们可能费了好大劲儿才连上。这时候，电动火车正拖着货车跑在椭圆形轨道上，可孩子们围着轨道，面带困惑。因为义幺叉开双腿毫无顾忌地扑嗵一声把大屁股坐在椭圆形轨道里，而且还像打牌似的，头往前伸，手举在空中，盯着变压器盒。朋友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奔跑的火车上。他们的身体只有义幺的三分之一大小，却也跟对峙似地往前伸着头，弟弟坐在变压器的另一面，正面对哥哥的压迫。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打破僵局，动手打架…… 我立刻明白了造成这种奇怪的僵持状态的原因。如果把变压器指针往增压方向一拨，火车就会加速，往减压方向一拨，就会减速，一直到速度为零，要是还把指针往下拨到S点的话，电流方向就会改变，火车就会反向跑起来。在把指针拨到S点的一瞬间，会发出吱的一声。对某种声音过于敏感的义幺好像忍受不了这种声音。所以我们就把跑得畅通的“梅尔克林”火车轨道暂时放进柜子里去了。可是今天，弟弟的朋友们在柜子里发现了“梅尔克林”，央求弟弟给连接上，在火车还没有跑之前，义幺没想到听觉和变压器声音之间的关系。孩子们聚在一起高兴的氛围——刚才在书房，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和笑声——“让火车快跑！”眼看就要到转换方向发出吱的声音的一瞬间，跟平时的动作完全不同，义幺敏捷地冲进去。然后坐在轨道中，盯着变压器喊，不许碰它。我对义幺喊，想去客厅里听新的格林·古尔德吗？只要我把扩音器一拿去，那边的喇叭就能放音。可义幺还是盯着变压器不动，只抬了一下头马上又把视线转回到变压器上，雷打不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义幺最近刚刚养成的脾气。因为他无法控制这时候的自己，所以我已不再要求他说服自己别这样。我认为做也是白做。义幺像一座顽固而封闭的小山，坐在椭圆形轨道里，不知如何回答围在椭圆形四周的弟弟和朋友们的话。这时，坐在变压器对面跟义幺对峙的弟弟说：“爸爸，对他喊１，２，３，４……”。 可是，声音里已明显含有羞器喊，不许碰它。我对义幺喊，想去客厅里听新的格林·古尔德吗？只要我把扩音器一拿去，那边的喇叭就能放音。可义幺还是盯着变压器不动，只抬了一下头马上又把视线转回到变压器上，雷打不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义幺最近刚刚养成的脾气。因为他愧意味。还没等我说话，弟弟因对我喊了“惩罚”哥哥的话而面红耳赤。看得出，他在自责，内疚地环视一下大家后，独自站起来，退回到自己屋里。虽然比赛输了，弟弟的朋友们，却一点也没有责怪队友的意思，也没有舍不得好不容易连接起来的轨道火车，跟弟弟走了。 义幺还在盯着变压器，举起一只手跟像要抓跳起来的老鼠似的。只留下我和义幺在望着匀速奔跑的火车。我按做游戏的方式数１，２，３，４……，现在，不仅仅是义幺，包括义幺的弟弟及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含有“惩罚”意思的命令。我觉得自己就像不通人情的暴君——虚伪地压制着弱智儿子的反抗。 如果能从义幺自发的行为中发现想象力活动的话，我就能鼓励他，或许能使他的想象力发挥出来。义幺还在听鸟鸣录音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直到现在我也这么想。说起义幺现在引以为乐的活动，就是语言游戏和作曲。 义幺有两种语言游戏。一个就是把商业广告词改成俏皮话，另一个就是模仿电视里播放的“大嘉利”节目中的具体人物，做诙谐比喻。我给义幺侧腹上的脓包涂药膏时，义幺说“脓包感激”，表示非常感谢的意思。这是从大家所熟悉的即食咖喱广告中爱称叫“秀树”的歌手发出快乐声中模仿而来的。 前面已写过有天晚上美国女学生来吃饭，我用英语解释妻子做的过油素菜的蔬菜名，正在考虑怎么说扁豆这个词时，义幺说Ingen，Sinborder，发音好像可以写成英语式的SinBborder。 过于认真的女学生们说：“我们没听过这个词，因为从印度传来很多植物名词，所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这件事里我们看到了义幺的幽默感。这是义幺从喜爱的相扑大力士在广告中说的“人类是辛苦的”这句话改成的。 义幺作曲的时候，先在五线谱纸的右上角写上“飞弹融”作曲，然后开始创作。这个笔名是由下面两个名字拼合成的，即一个是对他非常关心的音乐家T老师的名字叫“融”，另一个是义幺每天必须服用的抗癫痫剂名称的读音。义幺喜欢看的节目是落语①家们幽默地回答喜剧演员司仪的提问。如果他们的回答被认为是幽默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坐垫。每次一开始司仪都用奇特的而又具有跳跃性的诙谐比喻介绍运垫者——长着满脸胡子的红脸大汉。热衷于此道的义幺管担当NHK体育新闻的解说员——一位长着娃娃脸、大眼睛而又秃顶的人叫作“熟悉体育的丘比君”。只有认真观看相扑比赛实况的人才能明白义幺的意思。另外义幺还给一个叫魄龙的相扑力士起名叫“荷包饭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凭感觉把荷包蛋的颜色与饭碗的形状结合起来。 当然，需要经过复杂思考的俏皮话，义幺是说不出来的。在中学特殊年级的联络本上曾写着：“希望改掉乱用俏皮话、开玩笑的习惯”。尽管如此，义幺把习惯用语的含义和发音分开并加以改造，搞引人发笑的创造。不正是这些细微小事使他发挥出想象力的吗？而且由播音员和相扑力士的电视形象中得来的表象，用自己的话给他们加了隐喻。我想说这是想象力的活跃发挥。俏皮话和诙谐的隐喻都只是当场引人发笑的没结果的东西。在义幺的实际生活中确实没留下什么……义幺从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春天开始学习钢琴。起因是我了解到我的老朋友一位编辑的夫人教授钢琴。高中时代，我①落语，日本曲艺之一种，类似我国单口相声。 就知道在一些很重要的新版书和丛书的编者话中，作者经常对这位编辑表示感谢。当他给我的书担任编辑的时候，我很高兴。他在无教会派的基督教徒家庭长大，青少年时期遭受过战时的灾难吃了不少苦，他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严格遵守道德的规范。他的夫人T老师也对音乐教育具有独特的见解。手指又长又漂亮。义幺对指法不娴熟，可T老师从来没要求他熟练掌握弹钢琴的技巧。T老师通过音乐跟义幺之间打开理解之路，有时我甚至觉得比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更深。这就是T老师的课。 不久，义幺开始边听T老师的课边作曲。刚上中学的时候，T老师就用跟乐谱不同的调子弹练习曲。义幺在一旁听，充满信心地说：“这个好！” 后来，义幺每次碰到喜欢的曲调，都想让T老师用各种调子弹奏。T老师把这些引入课堂中，想办法进行换调和曲调连奏练习。如果说换调是就调性训练的话，曲调连奏就是进行曲目练习，由T老师弹二、三小段曲子，义幺接着弹，然后T老师又接下去弹。不久，义幺就学会一个人创作全部曲子并调音。而且当T老师给作出的曲子按四声调音规则讲授调音的时候，义幺也改编曲子。然后T老师弹右手，义幺弹左手，按这种方式进行下去，T老师听到从义幺的指尖中弹出相当优美的曲调。 义幺擅长的技艺在记忆里。布莱克认为记忆与想象力是相对立的，记忆是反作用，如果照这样理解的话，义幺就会因缺乏记忆而受困扰。就不能自由发挥想象力。姑且不论这些，义幺从未忘记过一瞬间涌现的曲调和调子。上完钢琴课后，义幺趴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在五线谱纸上写下豆芽似的长音符。连妹妹和弟弟在旁边听电视音乐节目他都不介意。在义幺１８岁生日那天，我把义幺的２０部作品装订成册。并且又复印了义幺写得拿手的乐谱，再把刻在橡皮上的曲名和插图印在封皮上。作为义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分发给义幺的朋友们。根据义幺的名字，写上《光·组曲第二号》D大调。包括序曲和六个变奏曲，然后是阿勒曼德舞曲、库兰特舞曲、二个撒拉本舞曲，最后是由快步舞曲构成的西西里舞曲。不用说曲子的结构是义幺从反复听的巴赫那里学来的，我认为曲子和调子都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义幺独特的思想。T老师也看到义幺平日创作的音乐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且在弹琴技巧上取得了突破。虽然义幺还不能熟练地弹奏组曲，从他自己的演奏水平来看，不但完全遵守乐谱上钢琴的指法规则，而且…… 作为创造音乐的义幺和身为作家的我，中秋时节接受共同劳作的邀请。跟我们消夏的群马县的山中小屋中间隔着一条能钓到真鳟的小河，那里有一个残疾儿童们共同农耕和生活的福利院。十年前，我、妻子和义幺应邀参观过。义幺从前未曾表现出胆怯，可那天却缠住我不愿离开，当时义幺的个头到我的腰。最近我和妻子都认为将义幺一个人留在福利院是件可怕的事。 在圣诞节，福利院将要举行１５周年纪念会。福利院向我提出请求说，“希望您能为我们创作适于残疾儿童上演的音乐剧。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必苟于形式。孩子们不能演结构过于复杂和动作激烈的音乐剧。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弱小者齐心协力，希望创作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我立即接受请求，决定尝试创作音乐剧。 去年，有人向我提出残疾人问题，我想从为了躲避战争灾难，弱小者同心协力这一主题出发，重新考虑这个遗留问题。在义幺入福利学校高中部不久，日本各地的福利学校的家长和老师们在东京召开全国大会，我作为残疾孩子的父亲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往电车站走的时候，有两位女老师追上了我，她们结实的棉布工作裤里显出健美的身材。她们问我，前年她们福利学校高年级学生毕业旅行去了松岛，去年去了广岛。在原子弹资料馆里孩子们因看到各种悲惨场面而受到震动。我们觉得孩子们都发生了变化。今年我们还想去广岛，可是孩子的家长反对，我们没法说服他们。要是换您的话，您怎么说服他们呢？ 一开始，我就决定赞成她们带残疾儿一起去广岛旅行，可是当我想象着义幺和同学们排着队走在阴暗的原子弹资料馆里的样子就感到畏惧。所以我回答说，我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家长中反对者占多数的话，不去广岛也没错。如果在广岛受到的冲击果真能给残疾儿带来好的影响的话，那么去年的旅行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对病轻的孩子们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对病情重的孩子们，如何对他们解释核武器造成的悲剧呢？又怎样理解曾经给他们带来好的影响呢？ 残疾儿童没有站在制造核武器行列的一边。他们的手肯定不会沾染上核武器。而且，当他们住的城市遭到核武器袭击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最容易受害至死的人。他们反对核武器的权利是正当的。眼下，我看到坐轮椅去广岛参加反核集会的残疾人及为他们义务服务的学生们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又想到义幺，对死亡敏感的义幺可能会理解一枚核弹头所造成的悲剧，城市一片废墟，一瞬间，几个月里死去十几万人，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死者和受伤者的照片会给他带来震动。义幺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对死亡的恐怖和死亡对自己的影响，发现自己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然后，义幺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可能是连父亲都不能使他恢复的创伤，就如肉体的一部分坏死了似的，也许会让义幺有这样的体验。 ——啊，１４万人，被一颗炸弹炸死了。后来又有人死了。有的人消失了，横倒在台阶上的尸体！。啊，多么可怕呀！那么多人死了！ 如果义幺老是这么说的话，怎么能把他的心境引向开朗呢？难道身为爸爸的我，就不能被当今核武器的发展所打垮吗？我曾说过这些话。于是我试图说服女老师们，“如果让残疾儿童看悲惨的现实的话，要充分考虑把他们从中受到的冲击引向预期希望的能力，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是头脑正常的孩子，可以认为他们能独自找到这种能力，——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期望重残疾儿能做到这一点，不正是给他们压上过于沉重的担子吗？” 失望的女老师们没说什么就走了，可她们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把从核武器等战争灾难中得到的悲惨感受变成预期的认识，难道说凭我一个人就能创造出这种能力吗？同理，将义幺所受到的冲击转向开朗方面，我恐怕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这些想法激发我去创作以为了躲避战争灾难，弱小者齐心协力为主题的音乐剧。 这星期里，我写了一个剧本《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舞台设在福利院的体育馆里，预先在舞台的上半部分拉上幕。在余下的半个空间中央，放着一只巨大的纸糊的脚道具，踝骨以上被幕遮盖着。坐着轮椅的孩子们围在脚的周围，组成一个残疾儿童合唱团。巨脚的主人就是高高耸立的格列佛，他的声音是从挂在幕后的音箱里放出来的。 １．在海边，小人们手里都拿着镐和木棒，在格列佛的巨脚旁叹息，好像是邻国的战船攻来了。天上传来格列佛的声音，以前就有这种危难吗？那时候是怎么办的？人们答到，我们用这些武器保护自己，团结一致，等待侵略者滚蛋。可是每一个回合，双方都会有死亡和伤者。最近的和平时期持续的时间最长。看来侵略者明白占领这样的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现在为什么又来攻打我们呢？他们也苦于战争，可是…… ２．国王和大臣们从都城赶来。国王命令在格列佛的脚上架梯子，然后顺着梯子爬上去，消失在幕中。这时候，大臣们对人们说：“国王去请求格列佛，让他向敌人的战船扔石块，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岸边，或者是结网，把战船全部拿下。”３．传来格列佛劝说国王的声音，不要想这种战术了。既便是战争一时胜利了，不也是加深邻国人民的憎恨吗？而且我也不会将邻国的人们杀绝。也许以后还会发动战争，那时我可能不在了，还是采取以前那种逃进山里的计策吧。我很高兴能为你们搬运东西。 ４．国王气势汹汹地从梯子上下来，对人们说，格列佛不讲情义。因为他的食量大，国家才变得贫困，可到了危难时刻，他却不动。你们这些跟格列佛亲近的人，攻打格列佛去！国王说完后，和大臣们一起走了。 ５．小人们没有办法，呼喊着：“向格列佛进攻！”这比跟国王会谈更让格列佛为难。 ６．邻国人民的使者来了。因为邻国的国王担心将格列佛和国王齐心协力攻打邻国，所以他向人民呼吁，还是我们先停止进攻吧！ ７．格列佛明确说自己不参与战争。为了把邻国使节作为间谍抓起来，国王和大臣们又返回来，可是人们齐心协力赶走了国王和大臣。 ８．邻国的使节答应回国后放弃战争。小人们和格列佛送他们回到海那边。 我把剧本交给义幺，一边画舞台布置图，一边讲解。关于演戏，义幺在中学特殊年级就演过《大蔓菁》，因此，我就根据上次的经验，给他解释纸糊的巨脚道具。 “啊，大脚呀！漂亮的脚呀！这是爸爸的脚吗？我可不能给这么长的故事作曲呀。这可是长篇大作呀！太难啦！我好像作不了！因为我什么都忘了！”我最感到难办的事就是，义幺虽然这么说了，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能真正理解故事的含义。 妹妹和T老师鼓励义幺作曲。妹妹的工作是把音乐剧梗概分成许多画面并画出连环画。义幺把格列佛的脚看成爸爸的脚，妹妹把格列佛的脸画得跟义幺一模一样，很明显，这是想要义幺真正产生兴趣。 T老师从义幺作品中找出清楚的曲调加以分类，做成像库存目录一样的东西。而且，每次音乐课时，选出适合剧本内容的曲调，创作出音乐剧。具体做法是两个人一起边弹钢琴边作曲，还包括定音调，到下次上课前，由义幺把准备好的音乐剧写到五线谱上。跟自己曾就读的蓝鸟福利院院名有关，义幺为第一届体育节作了一个进行曲《蓝鸟进行曲》，曲子缓慢开始，在分段处用了三连音的急调子形成紧迫感。为了配合这段曲子，我给国王的演讲作词。我对作曲只有一个要求，为了配合演说词，把进行曲改编成短调。按着这种想法，顺利地创作出了国王威严、强硬，而又充满激情的独特曲调。义幺开始创作不久，我就常常听见妻子在厨房唱国王的演说词， 格列佛太能吃了， 所以我们的国家贫穷了…… 为了音乐剧的完成，全家都参加了。义幺的弟弟给我冗长的台词提出了意见，只留下逻辑的框架，其余全部删掉。他又从书库找出关于舞台美术方面的书，花十天左右做完道具模型。就这样《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完成了，送到群马县的福利院后，还剩下孩子们的表演能力和上演时间的问题，后来福利院要求说，希望在整体上简单化，所以又重新烦请T老师定稿。虽然可以让义幺理解改稿的必要性，可是他怎么也不想改编曲子。因此我们明白对义幺来说音乐剧的作曲是音乐创作，从创作中得到创作的乐趣使义幺集中精力搞创作。 音乐剧在圣诞夜上演，义幺和妻子提前两天去了山中小屋。来上今年最后一次课的T老师对兴致勃勃正待出发的义幺叮嘱道，演音乐剧的孩子都是残疾儿童，他们没有专门学过音乐，所以即使没合上拍子、音程错位、和声不齐也千万不要生气。义幺不仅喜欢电视转播的管弦乐演奏，还爱看指挥在练习时的风度。在中学的特殊年级里，义幺指挥自编的合唱曲时，使劲用指挥棒敲台子，命令重来，结果同学的母亲们提出抗议。T老师反复对义幺说：这次身为作曲者是配合练习而不是指挥。为了表示理解他的话，义幺把指挥棒从背包中拿出来。义幺可能非常喜欢单独跟母亲旅行。 东京的家里只剩下义幺的弟弟、妹妹和我，我又感到义幺和妻子离开家的时间还不短。早早就吃完了晚饭，女儿留在饭桌上做作业，弟弟回屋里悄悄地玩游戏机，发出噼—噼—的声音。家里还是老样子。义幺的大块身体像婴儿一样无拘无束伸开四肢，我不能不承认他平时在家里多威风呀。义幺没有躺在那儿，我不由得感到空荡、冷清。 那天，我看完从“一位读者”那收到的信后，没把它扔掉，作为线索放在一边，继续读前面提到过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出发写的布莱克评传。好像某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留在家里的人。因为我的言论受到舆论的批判，最近还有人给我写匿名信。信中流露出被害者式的冲动和强者的理论。信封上印有山口县三隅的邮戳，信中批驳我那天在反对核问题的学生集会和残疾儿童家长会上的讲演。 来信人说，不管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人，必须固守在巨大核防空洞里，延续核战争，重建苏维埃解体后的世界。在平常时期娱乐也是必要的，可是到了危难时刻，作家是寄生在社会中的无用东西，残疾人更是如此。实际上，凭作家和残疾儿能重建核战争后的世界吗？可能连一个家都建不起来。持软弱态度的人陷入失败主义。这种人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即不得不整日跟苏维埃法西斯独裁主义进行核对抗的人说坏话吗？请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传播流毒啦！在我还没说要你们自杀之前，请您跟您的残疾儿子一起保持沉默吧！ 我想我不是不能以正当的理由反驳这位来信人的观点。当然，这封信缺乏逻辑分析，如果说核战争还延续的话，我和义幺两人当然要建暂住的小房以躲避落下来的黑雨，那天晚上，留在家里的三个人没有多余的问候就睡觉了。本来，我们一开始没打算去观看音乐剧，可是我们三个人约定，在第二天，星期六学校开完结业式后到车站见面，打算去找义幺和妻子。 在群马县山中小屋的周围，桦树和白桦都已经落叶了，今年初夏，台风经过高原，将长在薄薄的熔岩砾上的松树全都吹倒了，山中小屋露了出来。傍晚我们到达山中小屋，夕阳照耀着撒满落叶的山坡，散发着橘红色的微光，中间是深谷，我们向对面山坡福利院方向走去，弯弯曲曲的登山小路从云雾濛濛的溪流处延伸过来，异常地晴朗，距离我们５００米左右，我们看到义幺和妻子低着头沿小路往回走。 义幺的妹妹说，“咱们喊他们吧。” 弟弟制止说：“他们可能会以为是出了什么不测，我们才来的。” 孩子们常常抱有这种潜在的危机感。我认为这是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肩负的责任，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改变了想法，弟弟就像加入越野识途部做练习时那样，平时就像小马撒欢儿似的妹妹轻捷地跑着，两个人跑下山去了。终于四个人一起大步朝这边走来，我又感到前几天的忧闷心情——我想象着，如果我不在，他们就这么围着最大块头的义幺，保护他，设法活下去吗？可是妻子他们快乐地一边唱着歌，一边登山，我马上就听到， 格列佛太能吃了， 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 听妻子说，他们返回山中小屋后，那天很早就开始舞台练习，序幕一开始，孩子们因担心战争面面带忧郁的表情，义幺听着他们的合唱，他高高抬起两只胳膊，抱着头，深深地躬着腰，说：“啊，奇怪，这不好办。妈妈，怎么办呀？！”义幺没像过去当指挥时那样发火，却显得很为难。看来他是害怕自己出错。身材矮小敏捷的音乐老师拿着乐谱从舞台上走下来给义幺解释说，在练习的时候，为了适合孩子们的合唱能力，决定把曲子简单化，并把原来的几个独唱部分改成朗诵来练习。妻子在旁边听着，非常担心，没想到义幺却痛快地答应了。 “我明白了！有时候演奏家在演奏时省略重复，那么到格林·古尔德和独唱时就这样改吧！” 接下来，他们重新练习，义幺也跟着一起唱——当然，唱得很好，特别是换声前少年们那种清脆、宏亮没颤音的歌声——音乐老师钢琴伴奏，舞台上的练习稍微没跟上钢琴，歌手一换，开始的音程就变得不清楚了，这时义幺不停摇头，暂停。老师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似的，而且上演那天必须在舞台一侧弹钢琴，似乎更担心这是和义幺共有的问题。 所以妻子建议从下午的练习开始，要义幺当提词员，实际效果很好。义幺在什么地方当提词员呢？妻子说，等明天正式演出时，你们自己看吧。弟弟做过舞台道具模型，知道是做正式舞台的参考，他说：“我好像知道在什么位置。”我好不容易才点燃初夏被台风吹倒的还未干透的松材，刮台风时我和义幺两人去了伊豆，现在却抱着与那时不同的满足感升起了火，和家人呈半圆形围坐在火边，吃着横川车站的砂锅饭。渐渐地谈得入港时，义幺就像他高兴时那样，睁大那双眼睛，机敏地站起来，敞开面向山谷的窗户。从对面山坡的雪地上，刮进来一股冷气。可是义幺做出演出的姿势说：“来，大家听着！” 听他这么说，我直打哆嗦，想说把窗子关上，却又咽了回去。 战船靠近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怎么办？格列佛 我们怎么办呀？ 穿过寂静无人的别墅村，从对面山坡的福利院里隐隐约约传来歌声。决定参加音乐剧的创作之后，我马上就写了歌词，这是义幺最初写的合唱曲。我想把乐谱原原本本印出来。关于福利院在圣诞节那天上演《格列佛的脚和小人国》的情况，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M老师从委托我和义幺创作开始，就参与策划音乐剧，让残疾儿童排练，一直忙到公演结束，所以他会发表记录。我只是想写下演出时福利院的人所表现出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及那天义幺的表现。M老师决定让残疾儿童们直接扮演小人国的人们，他们穿着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服装，并将各自的缺陷暴露给观众——坐轮椅的孩子、拄拐杖的孩子和只能坐在地上动不了的孩子，就这么上了舞台——好他就是在平常的形象上加入演技，所以当然会给人留下观看例年福利院纪念会的印象。残疾儿童克服了自身的缺陷乐观地面对现实生活，如果是团体更具有像人类的英勇气势。即使在这里，身患残疾的孩子们凭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的能力——活动在舞台上，或是在静止合唱，都具有一股气势。 因为孩子们表现出跟自己的残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音乐剧得以顺利进行。通过国王这个配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国王是由一位患先天性神经衰弱症的孩子扮演的，他长着招人喜爱的胖胖圆脸。在周围干枯的灌木丛中好像可以找到很多野玫瑰和菝葜红果实，从王冠、肩到胸脯满是灿烂华美的红果实。对这个孩子来说爬梯子这一动作好像是好不容易才能完成的大事似的。在国王爬靠在格列佛脚上的梯子这一片段中，舞台上的人都大声为他加油，圆脸儿也在小心谨慎地爬，终于消失在暮中，演出暂停，掌声响起。接下来，在送别邻国使节的最后一章中，一时被人们赶走的国王和大臣们也加入集体中来，以挥手告别作为结局。 终于，在要谢幕的时候，在舞台一侧新近砍的大冷杉树即圣诞树下弹钢琴的M老师站起来对格列佛的脚大声喊 ——介绍一下作曲者，请登场。 体育馆的前半部分并排放满的椅子上，坐满了来接低年级残疾儿童度新年假的家长们、附近开垦农田的大人们和孩子们，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着。在纸糊的道具里，义幺完成提词任务，人们在期待他上场。我的旁边并列坐着妻子、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在等待着久违的表现开朗的义幺登场。因为道具的后侧是开着的，绕到前面来，一点也不显得造作。M老师又喊了一次：“那么，请快点上场。” 可是，义幺在格列佛的脚里充满自信地大声回答道：“我想呆在脚里，谢谢！” 爆发出充满善意的大笑声。我、妻子、义幺的弟弟和妹妹也一起笑了。M老师也笑了，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回到钢琴上，笑声停下来，义幺抓住这个时机，又大声说——开始是面向台上的残疾孩子们，后来面向会场全体——“以开始的悲伤合唱来谢幕！然后，精神饱满地开始最后的合唱吧！最后，家长们也一起跟着唱《今晚多宁静》！” 然后，为了配合开始的合唱，对格列佛的脚道具的照明关了，舞台后摇动着燃着的火把，竹竿做的木框四周糊着纸，能看到大脚里边的情况。义幺的身体占满了整个道具，跟演员们一样，高高举起右手，慢慢地挥动着，唱歌。对义幺的影子又爆发出更强烈的掌声，舞台上的小人们送邻国的使节回海那边——观众席。 当我为在巨脚里挥手的影子——义幺鼓掌时，我感觉到：以前，我打算为义幺给事物和人下结论，可现在义幺却将布莱克的《弥尔顿》的一节作为理想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义幺为我下的结论。“接下来，我开始看到，像天上坠落的星星一样，直落下来，像燕子一样，或者像雨燕一样，倏地降到我的跗骨处，然后从那里进去了”。可是我的左脚涌荡出乌云，笼罩了欧洲即同时代的世界，在这个理想里，我感觉到紧迫和不祥，可是我却有要战胜它的勇气，开始放声歌唱。 虞欣译

被禁锢的灵魂 
被禁锢的灵魂 世田谷区有一个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义幺将去那里接受职业训练。他的关系仍然留在育儿学校，只是去那里实地工作两星期。为了让学生先在家里练习，工厂在他们去之前留了家庭作业，即把方便筷子放进纸袋里。义幺放学回来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堆白木片和很多捆纸袋，好像把不干净令人忌讳的东西带到家里来。在两个音箱的正前方，义幺撇开两条腿把大屁股坐在花席子上，从后边看就像横卧的海狗似的。他把膝盖旁边的木筷小心翼翼地放进纸袋里。在放进去之前，仔细检查一下筷子，如果有破损的话，就无限感慨地说：“啊，真遗憾，这双筷子头缺了一块！”然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把它“安葬”在厨房的废纸篓里。 装完一百根之后，义幺再重新数一遍。由妻子从每个角度都能看见纸袋上的印刷标志之后，义幺把筷子捆起来，卷上商标，再用聚乙烯塑料包上。最后的工序很难，如果是大人的话，似乎很快就能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一次，全家一起去超级市场，在平时不看的货架间，妻子突然停下来，那里有一个纸包，也同样地包了一百双方便筷子。妻子用专业人员的眼光看表面的包装，然后又慢慢走出来…… 儿子去职业训练中心，也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入社会生活。对此，妻子的想法好像跟我的这种想法相似。深夜，妻子为中心的入厂典礼作好了准备后，对一直在旁边看书的我说：“把F先生给的宪法小册子放到义幺的工作服里吧。因为F先生曾经那么交待过。” 我上楼去，用战后文学家的话来说，F先生是身边的前辈，是朋友中受人尊敬的先驱。在楼上的书房里，书架上放着跟这位先驱有关的物品，我取出二十多年前美军管治下冲绳县教职员工工会发行的小册子后，回到楼下。 像上面写的那样，“与先驱有关的物品”，赠给我这本小册子的F先生出生在冲绳，他已经死了。今年年初，在他的故乡伊江岛举行意义重大的第十三届冲绳民俗庆典。F先生是收复行政权运动的活动家，最终也是因为参与这个运动，死在旅馆的火灾中。F先生很爱喝酒，就连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也是烂醉如呢、睡得僵死，哪还能谈得上逃走呢？可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从未见过F先生喝酒。所以，在F先生死后，当我听到他爱喝酒，而且一醉就缠住别人的传闻时，觉得很意外。在我和F先生的会面中，只有一次让我了解到F先生和酒的关系，当时义幺也在场。有一时期，我和幼小的义幺特别爱吃猪蹄，义幺点猪蹄抹辣椒时那种铃铛般清脆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我喜欢带义幺去各处的朝鲜饭馆，让他品尝稍有不同的猪蹄蒸法和味道。一只猪蹄被分成两块盛在盘子里，端来后，义幺按顺序先吃厚厚的皮，然后吃肉，最后是凝胶状的腱，每啃完一块骨头后，就把它摆在桌子上，可是有一天，义幺的表情充满疑惑，不知该把一块小骨头放在何处。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义幺的一颗乳牙掉了。那时义幺还小，可是他严格地按着顺序啃猪蹄，然后把所有的骨头整齐地摆出来。 一个冬天的傍晚，义幺也是这样吃着猪蹄和冷面——除了夏天，其它季节也卖冷面的朝鲜饭馆还很少，所以我记得走了很远才在三轩茶馆的饮食街上找到一个店。当我们正要往回走的时候，从一个叫作泡盛馆的冲绳饭馆里，走出来一位长着大脑袋、大身子，腿极短的矮个子男人，疲惫不堪的娃娃脸正在往这边看。我和义幺两人本来身体就肥胖，又穿得鼓鼓的，旁人看到会觉得奇怪，他肯定看到我们了。 “F先生”，我正要大声喊，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哭丧着脸，又钻进刚出来的门帘里…… F先生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掀起一场运动——在美军管制下的冲绳，把宪法小册子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妻子平时从来不故意显示，这是因为她回想起F先生，即使看到领着残疾儿走路的熟人都怕伤害他们的那份善良和他的一生，所以要我把那本小册子放入刚刚步入社会生活的义幺的胸前口袋里。 妻子回到和女儿同住的卧室后，我把封皮已褪色的小册子放到饭桌上，一边喝着睡前酒，一边计划着写一部面向残疾儿童的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同时为了义幺，我想在书中把宪法解释一遍。可又一想，那是不会实现的。实现那种愿望，并不是很困难，可还是没有实现。对作家来说，写这样一本书也不是没有乐趣。可我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计划。用残疾儿能理解的语言写一系列短篇，现在先不考虑这一条件，我想写一系列短篇，然后再把它们改编成定义集，可这还是不符合我一开始的想法。 目前，我这么想是有原因的。在凯恩斯以后，戴维·阿德曼是具有代表性的布莱克原本的编者。我曾给他写的《布莱克用语索引》加过注释，而且一直在使用它。最近，我读了戴维·阿德曼的《布莱克，帝国的预言者》。他对布莱克及同时代的报纸和小册子之类作了彻底的研究之后，将布莱克预言诗中的每一句话同英法战争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并作了解释，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受到震撼，在文章一开始，阿德曼就指出布莱克在预言诗《亚美利加》中是怎样把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变成自己诗的语言，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阿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照着历史把文章翻译出来。在十八张对折的彩绘版画上画着《亚美利加》，在第六张有这样在该页的下方，阿德曼对照着独立宣言的思想写出自己的分析。 《生命》 “天亮了，黑夜消失了，哨兵离开了哨所。／坟墓被打开，奠仪散乱，绵布被洗劫一空。／死人的骨头，盖在上面的土，干缩的肌肉／一切又都复活了，蠕动，喘息，呼吸，睁开眼睛、／就像挣脱枷锁、逃出牢笼的囚犯一样跳起来。” 《自由》 “推磨的奴隶，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关在阴暗和叹息中，三十年了，疲倦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 《追求幸福的权利》 “——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然后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人们反复地唱着：“推翻统治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的义务。” “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读这句诗，可能有的人能从中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而有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把过多修饰《独立宣言》思想体系的韵文连缀起来。我们的生活远离布莱克那一时代的气氛和圣书神话中的隐喻。在这两者之中，或许后者更自然。可是我却属于被这首诗深深打动的一类人。 我认为紧接着战后的动荡时期（或者不如说从战时到战后更确切些）和新宪法推出的时期，曾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最强烈的震动和影响。我以评论、随笔的形式写下了当时的感受。这些都受到了所谓怀疑“战后”的评论家批评。从新宪法的公布到实施这一期间，会给十一、二岁的人带来疑问，为什么宪法中抽象的条文会让人铭记在心呢？ 我决定以宪法为出发点，为义幺写一本定义集，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想回答那些批判和嘲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着手做这件事，也许我得承认我有一种担心，我果真能把少年时代的兴奋充分表达出来吗？这件事不是绝对不可能，而且，作为文学创作也是会有乐趣的。可是，因为我预感到将会出现这种困难，所以我没有轻率地开始…… 深夜，我望着饭桌上放着的冲绳宪法小册子，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喝着酒，已经超过了我平时为了睡眠而喝的酒量了。不久我就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以前从我的记忆表层中消失的片段。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说出那句话来。偶遇F先生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月，他来请求人们援助美军统辖下的冲绳第一次主席选举。F先生好像完全不知在三轩茶馆的那件事，于是我又想那也许是我看错了，我们在客厅里谈话时，义幺每次进来，F先生都为之一惊，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他神色紧张的原因。 那天，请F先生吃了简单的晚饭，他坚决不接受我请他喝威士忌，我记得他只喝了些啤酒。F先生曾经当过教师，他突然对伺候我们吃饭的妻子说：“我看你们家的孩子病不重，如果在冲绳的话，可以进普通班级。”妻子常常感到消沉，她说：“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长会上，平常我们就想，作为残疾儿的父母，哪怕是能比他多活一天来照顾他，那该多好呀。”F先生有一张黑软无力、像老头xxxx般的娃娃脸，他把脸凑过去说：“夫人，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呀。是失败主义，所以不行呀。（F先生好像说的是‘系失败主义，学以不行呀。’现在，我觉得那是F先生自己的习惯，而不是冲绳人讲普通话时带的口音。）让残疾儿把宪法小册子放在胸前口袋里，遇到麻烦时，只要他说“是”，然后把它拿出来，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不实现这样的社会是不行的呀。对此不抱希望的人全都是失败主义呀。” 在收复冲绳行政权运动还没成功的时候。F先生就在活动根据地——日本青年馆的火灾中死了。在义幺第一次参加社会工作训练的日子里，妻子想到让我把那天晚上F先生留下来的宪法小册子放在他工作服的胸前口袋里。本来，就连妻子也深深感到。F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可是当残疾儿遇到困难时，只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宪法小册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那种社会还没有到来。恐怕仅仅是因为想起了那个肥胖矮小、走路摇摇晃晃、终日疲惫不堪嗜酒如命，皮肤细纹里沾着黑油，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F先生吧…… 我在前面引用过布莱克的诗，他的政治思想和基督教的教义没有相同之处。预言诗《亚美利加》直接道出了布莱克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跟其它的预言诗不同。美国革命波及到法国，之后在英国也取得了成功。“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帝国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可是这种理想社会没有到来，却进入了反动时期，布莱克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被说成是反动政治。当时，在政治上与布莱克对立的最主要敌人就是乔治三世。那个时期，布莱克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然而，乔治三世的性格却因此恢复开朗了吗？目前，我正在为世界史的高考作准备，通过阅读英国史，使我想起了大彼得、小彼得和纳尔逊提督，再次把布莱克的诗和他们的光荣与失败对照起来。可是，在小说中引用英国史恐怕不妥当吧。由于引用了布莱克，我不得不立刻返回来谈自己的儿子。首先，我想写一段历史插曲。因失掉了美国殖民地，乔治三世受到了刺激，据说是发了疯，一八○一年二月十三日，再次表现出疯狂的征兆。阿德曼起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目《美国最后的国王》，他在文中写到，“在作礼拜的时候，乔治三世突然站起来，用近似疯狂的语言大声叫喊着第九十五号诗，使整个教堂里的人感到震惊。‘吾拼命奔波政治四十载，被错误蒙蔽之民全然不知吾之苦心哉’。那年，正好是乔治三世在位四十年。要注意国王把自己当成耶和华了！”接着，国王跪下来，久久地做祈祷，冰冷的地砖和冬天刺骨的寒气使他发抖，可他仍然在不停地祈祷…… 布莱克多次修改《四个动物》，从这一时期的删改中可以看出这件事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国王尤莱根是布莱克神话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他想通过理性来统治天下，发疯的乔治三世潜入尤莱根的影子里。“王冠的废墟像冰石一样，他躺在上面／颤抖的四肢剧烈地摇晃着，尤莱根使坚固的洞穴震颤了”。另外，我被布莱克所吸引的主要原因是这位诗人立足于从基督教到秘教的传统上，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同时他还引进那一时代的变化，作为展开神话世界的契机——当然，他也必须这么做。 布莱克采用超现实的手法，通过独特的神话世界，把那个时代的政治、国际关系等问题表现出来。通过这两条线索，描写一件事情，我发现了布莱克魅力之所在。 我开始读布莱克预言诗的时候，最先呈现在面前的是壮观而又丰富的神话世界，可我也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使他每天能写出如此大量的诗句呢？书店发行的《法兰西革命》，本来要出七卷，可实际上只出了第一卷。正因为如此，由布莱克自己刻版印刷，带有精美插图的无以类比的诗稿成为传世之作。 也就是说，既没有书店的劝说，也没有读者的反映，布莱克经过反复修改，写完了这部长篇巨诗。因为担心被检查，被读出真正含义，布莱克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将神话式的构思极尽错综复杂。他每天都在预言诗之林中推敲，幻想着批判乔治三世，这些直接避免了乔治三世政府的镇压。阿德曼在阅读那一时期的资料之后，把布莱克的真实意图解释出来。通过这些，我多次想到，布莱克在与终生相伴的妻子凯瑟琳的私人生活中，不正是对乔治三世的治国之道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吗？在此，我还想写一段有关布莱克被推上审判席的很有名的真实故事。 一八○○年，布莱克离开伦敦，在海滨的寓所里，度过了他自称为“在太平洋岸边的三年睡眠”的时光。得到一位富有的实业家、诗人威廉·亨利的资助，那三年，布莱克在创作与自己的神话世界无关的插图和细腻肖像画。费尔潘寓所的仆人越来越感到不满，终于告发了布莱克。根据审判的结果，很难以叛逆罪判处死刑。我根据费尔潘的证言记录，写下了故事梗概，有一天，布莱克发现陌生的士兵走进自家庭院。布莱克认为庭院是神圣的场所，幻想着妖怪在草阴下举行葬礼，士兵是这个堕落世界里野蛮、残酷、兽性的象征。布莱克用尽全力将士兵推出去，怀恨的士兵发出叫喊，说布莱克诅咒国王、人民和士兵，告发他扰乱朝纲。四季法院最后宣布布莱克无罪。在下面的一部分证言记录中，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场面。 在和士兵的斗争中，布莱克的妻子也站出来鼓励丈夫。而且凯瑟琳还说：“只要自己的身体里还有一滴血，就要战斗到底。”布莱克问她：“亲爱的，你不是跟法兰西作斗争吧？”“当然不是，我要为波拿巴贡献一切……” 从布莱克的几部短篇作品中，可以知道凯瑟琳是一位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面容温和的女性，跟布莱克结婚的时候，只能在证书上画一个“×”来代替签名，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女性。可是到了晚年，她取得了很大进步，甚至帮助布莱克给版画上色、印刷。布莱克和凯瑟琳都没有使用士兵的证词中那种粗野的语言。可是这和赶走士兵的那些语言，两者的含义有不可思议的一致性。当布莱克看到证言记录时，可能会惊讶的，他偷偷地写批判乔治三世的预言诗，充满谜一般的隐喻，可能还感觉有必要警惕某处有盯梢的密探。这件事使得布莱克一直到晚年都保持着沉默。 我想，可能是布莱克和妻子说话的内容被原原本本揭发出来，只不过是经过士兵的耳朵后变成粗野、下流的语言。当时，拿破伦还没有登基，布莱克认为他是拯救法国革命的英雄。法国革命之火波及英国，布莱克希望革命也能给英国带来解放。不久布莱克就对拿破伦感到幻灭，把他视为可恶的暴君…… 对于士兵的告发，四季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宣布布莱克无罪，可是布莱克受到诗才平庸的乡绅资助，必须不停地干与理想相悖的工作，他写预言诗，批判那个时代，这比画画更难找到知音——甚至被亨利嘲笑是发疯的创作。布莱克四十五、六岁时还保持着赶走士兵的体力，而且正像士兵曾经说过的那样，妻子鼓励布莱克，说出过激的语言。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感受。实际上，即使推出士兵的布莱克和担心丈夫的凯瑟琳都保持沉默，但他们的灵魂会在沉默中同士兵的传言交谈。被推出的士兵听到了他们沉默的声音。阅读布莱克用暴力推出士兵的故事，引起我无限遐想。这时，我回忆起儿童时代的一个片段。在回忆中，布莱克惯用的字眼又发挥了作用。事情是有关战时死去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虽然不是直接地，但也把当时的印象清楚地写下来。可是这回，我第一次清楚地回忆起已忘掉的情景，从年幼无知的我对战时强权的理解到父亲的死，特别是到听到战败的消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好像是有生以来的新发现。通过阅读布莱克，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很多体验，真是不可思议呀…… 从农家买来黄瑞香树皮后，开始进行被称为“削皮”的工艺，即将黄瑞香重新浸到水里使其柔软，然后刮掉表皮和黄色嫩皮，最后，将韧皮段。在回忆中，布莱克惯用的字眼又发挥了作用。事情是有关战时死去的父亲。关于父亲的死，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虽然不是直接地，但也把当时的印象清楚地写下来。可是这回，我第一次清楚地回忆起已忘掉的情景，从年幼无知的我对战时强权的理解到父亲的死，特别是到听到战败的消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好像是有生以来的新发现。通过阅读布莱克，我感到自己好像得到了很多体验，真是不晒成白色。把简陋的工具作为“削皮”机器租出去，由农家来帮助做这道工序。父亲把收购来的韧皮弄成小捆，压成一个大长方体之后，交给内阁印刷厂作纸币的原料。从战前到战时，我们家就是以此为生计。 少年时代的我，看到四十五、六岁的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活儿，从不同侧面感受到父亲的内心，当然这只不过是我天真无知的想法。跟农家作交易时，父亲给我留下统领、族长的印象。拿一把透着冷光的黑色小尖刀，仔细地削掉留在韧皮上的表皮，然后捆成一捆，父亲端坐在地板上，俨然是个工匠，我觉得这同我现在以写文章为工作的日常生活最接近。县道两旁的仓库阴暗，而且地面是土的，父亲在那里做最后一道工序，即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这时的父亲给我留下工厂里工人的形象。机器内部产生出强大力量，父亲很好地控制力量把握方向，我似乎从中最能感受到父亲那成人健壮的身体。 成型机器，就是在捆成橹状的橡树材料两端，钉入两根直径为十厘米的带螺旋的铁棒，然后安上带齿轮的把手，使模具从上往下移动。机器两边各站一人，顺时针方向推把手，黄瑞香韧皮被压得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把模具压到下边时，齿轮间便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拉回把手，继续压。在长方体状的格子中，在看不见的部分里，黄瑞香的高度被压缩到原来的五分之一，用结实的黄瑞香绳固定之后，咣噹一声，恰好落到事先做好的那块坚实的木板上…… 成型机器就被放在像我的狗下崽一样阴暗的地方。我每次读到布莱克文中的齿轮或碾机、榨葡萄汁机和石磨等这些负重的字眼时，都不由得想起成型机器发出的各种声音。布莱克把尤莱根给人类带来最大错误的理性体系称作齿轮和碾机。而且就像刚才引用《亚美利加》中所描写的那样，把榨汁机和石磨作为劳动的象征，与乐园中的人们不相称。我读布莱克的诗，每次碰到这些词时都会想起第二年死去的父亲和与黄瑞香成型机器相关的事情。我还发现这同布莱克使用暴力的故事有相同之处。 县知事从来没有视察过山谷里的村庄。这次可能是为了宣传国家提倡的战时“后方增产运动”，鼓励地方产业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我觉得在他们到来之前，乡政府似乎跟父亲打过招呼，因为那天父亲穿着我从未见过的新厚司，像木板一样支棱着，像个怪人。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年龄跟我现在的差不多，作坊里已成型的黄瑞香上撒满了柔和的金光，父亲就是这身打扮，坐在黄瑞香旁边的木椅上，背对着阴影里的成型机器，忧愁的样子，低着头等待着。我从路边窥视微光中的父亲，已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县知事和随从人员依次视察了下游的木材厂、酱油厂，然后由村长和邻镇的警察署长陪同沿着县道走上来。终于，一群人来到父亲的作坊前，以县知事为中心围了一圈，由村长向他们介绍村里加工黄瑞香的历史。我和母亲被挤出人群，我们退到房檐下，母亲透过缝隙往里看，我注意到她全身在发抖，显出不安。村长讲完话之后，就该演示成型机器了。成型机器的模具中已堆积了黄瑞香捆儿。机器两侧必须要有两个人推把手，可是父亲的搭档十天前已经应征入伍了。这时，还没找来代替他的人。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县知事他们骄傲地挺着胸脯，看着下腭对面作坊的阴影里，父亲将头埋在硬梆梆的厚司领子里…… ——喂，起来！警察署长对父亲喊。我觉得警察署长那种盛气凌人的口气，别说对父亲，就是对任何人，对家畜，也不能喊出口。父亲抬起头向警察署长看了一眼，又埋下了头。 我和旁边的母亲都吓得发抖。警察署长走上前一步，呵斥道：“喂，起来！还不快点干？！”父亲慢慢地站起来，抓住成型机器一侧的把手，“吱，吱”地压，接着齿轮发出“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然后父亲拉回把手，旁若无人的样子，盯着把手的前方，反复压。成型机器向下倾斜，整个成型机器好像眼看就要倒了。只要铁棒从橡树做的模具上掉下来，把手就会反向空转，会把父亲弹出来的。我吓坏了。接着，父亲转回齿轮，放开把手，绕过成型机器前面（即县知事和警察署长们的前方），静静地步到对面把手处。这时，旁边的母亲——比我现在的妻子还小十岁左右，强忍着没有发出惊叫声，喉咙里却发出一声悲鸣。可以说父亲的厚司像怪人的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柴刀，那是用来切断捆已成型黄瑞香硬绳的。父亲慢慢地走着，似乎在沉思，紧握柴刀的手都僵硬了。可是父亲一只手扶住把手，开始很艰难，形势渐渐缓和下来，“吱、吱”地压，“咯噔、咯噔、咯噔”然后拉回把手，连续操作。不久，县知事一群人呼呼拉拉地朝着上游的栗子集市方向走了。他们走后，父亲渐渐缩短单侧操作，轮换着推把手，终于做完了成型工序…… 一年后，也就是战败前的初春，母亲从二楼下来，告诉我们说，半夜里父亲狂怒地大叫一声后死了。这就是那天早晨一开始的记忆。中间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狂怒地大叫一声死去的那个夜晚好像就是在县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记得一点儿。其中有一件事是邻组的组长来商量丧事的程序。他在劝慰时说了句“因为这一年成天沉浸在酒里”，母亲突然挺起脊背，有气无力的呜咽声变得粗犷起来，说：“虽说我丈夫每晚方向走了。他们走后，父亲渐渐缩短单侧操作，轮换着推把手，终于做完了成型工序…… 一年后，也就是战败前的初春，母亲从二楼下来，告诉我们说，半夜里父亲狂怒地大叫一声后死了。这就是那天早晨一开始的记忆。中间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狂怒地大叫一声死去的那个夜晚好像就是在县知事等人前受侮辱的第二天。父亲去世那天的事情我只记得一点儿。其中有一件事是邻组的组长来商都喝很多酒，可是早晨大家还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书了，白天工作。这能和每天沉浸在酒中一样吗？” 另一件事曾给我留下可怕的回忆，那漫长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现在，我在反复读布莱克的诗之后，试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事情是这样的，被警察署长像呵斥狗一样催促后，父亲走上碾机，开始操作。机器受到不平衡的压力，好像快要爆炸似的，不用说，正是在父亲的身体里，处于眼看就要爆炸的关头。为了减缓压力，必须把能量从身体里释放出来。那天，母亲完全理解父亲的动作和表情，他不正是大有斗争到底的意味吗？不管对方是警察署长、村长，还是县知事——就算是“天皇陛下”（后面将谈到我之所以这么想的根据），大声臭骂这些不讲道理的东西，甚至要挥起成型时使用的柴刀。所以，当身穿厚司的父亲腰间挂着柴刀走到机器前面时，母亲不正是在发抖吗？ 可是，像对狗一样被警察署长呵斥后，父亲屈服了，一个人面对机器进行艰难的成型工作。机器本身没有爆炸，可是一年后，父亲肉体的机器却因此失去了控制，被爆破力摧毁了。父亲愤怒地大喊一声后死了。年幼的我认为，一年前，如果拿着短刀对县知事那群人大声呵斥的话，父亲会被警察署长当场打死，否则也得在监狱里被拷打死。父亲死的那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幻想，如果父亲对警察署长、村长和县知事进行恐吓的话，敌人会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最后出来的肯定是“天皇陛下”，所以……，我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最后，我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父亲死了以后，母亲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她说社会上没有什么好消息。可战败那天，一听到天皇宣布停战的迟到的消息时，母亲的脸颊兴奋得变红了，热流吹进我的耳朵，说：“跟你父亲说的一样！上面的变成下面的，下面的变成上面的。确实如此！”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我躲在河里，不知是什么原因，除我以外，甭说水里没有一个人，就是岸上，远处的桥上，也不见一个孩子影。（我又回忆起那奇特的情景，也许那是一场梦。）一个奇怪的想法缠住了我。县知事来视察民情的那天，就在警察署长呵斥父亲，要父亲给他们演示工作的一瞬间，如果整个山谷里响起天皇宣布停战宣言的广播的话……父亲身穿厚司，一股英雄气概，右手高高举着柴刀，警察署长和县知事不正是按着柴刀的指示“吱、吱”地推成型机器，“咯噔、咯噔、咯噔”地拉回把手吗？宣布停战宣言的天皇，脱掉了白手套，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劳动…… 那之后又过了十天左右，播放《告少年国民书》，经母亲允许，把收音机搬进餐厅，于是我感到以“天皇陛下”为最高地位的国家秩序，即命令父亲操作黄瑞香成型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K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和我是同一年代的人，他在战后教育史记载过这段广播的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 “我们懂得天皇陛下的可贵，听从他的命令，按着他的指示去做。像这次这种停战方式，别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到昨天为止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地同敌人战斗，可是只要天皇陛下的一个命令——‘结束战争吧’，大家就毫无怨言听从圣旨，结束战争呢？这是日本国民性优秀之所在。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国民能这样一心一意听从天皇陛下的召唤，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无往而不胜。而且，如果我们如此拥戴天皇陛下，那么同外国交往时，不必折磨他国，也不必与之相争，各国应该是互相协力，达到共同繁荣。” 通过这些体验，爆发力这个东西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对此，有一个基本的定义。现在，通过阅读布莱克，我又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个类似储存爆发力的装置。如果它负载过多的话，作为这种装置的肉体就越来越歪曲，终于被从内部爆发出来的力量所摧毁。要想控制歪曲的扩大，有时必须找到将爆发力释放出体外的办法。年轻时，我曾把一种现象叫作“跳跃”，现在我还是这么叫，所以“跳跃”，就是在负荷低的时候将能量释放出来。以前，我、或许父亲也做过，身穿厚司的父亲从腰间抽出柴刀，呵斥县知事们，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如果事情轮到我的头上，我也会发出愤怒的呼喊，从内部打破身体这一装置吗？我的年龄已经比当年死去的父亲还小一岁，在此之前，有过轻度的发作，义幺因疲劳和发烧躺在沙发上，我从他黑里透红的脸上，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面影。想到这里，我也照起了镜子。在兄弟当中，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不像父亲，可是在镜子中，我找到父亲生前最后那张照片的特征，那是父亲在县知事来视察后不久照的。 然而，既不是爆发力从内部爆发出来，也不是粗暴地强加于外部而得到解脱，而是可以采用第三种办法，或许这是梦境。在战败的那个夏天，在见不到一个孩子的河里，我不正是被这种幻想缠绕着吗？如果用语言来表达当时的感受，前面翻译的布莱克的诗最贴切。“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怀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未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眼睛吧，”然后是“——锁开了，城堡的门被打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统治者的鞭子下解放了——／他们每走一步，回头看一眼，怀疑着，这是在做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边……” 义幺每天去福利工厂，他的工作是把由新宿中村屋提供的装“月饼”用的纸箱组装起来。指导老师和成年残疾人们一喊义幺，他就慢条斯理地、准确认真地回答。休息的时候，跟他一样带有残疾的女学生在游戏室弹钢琴唱歌，他就热心聆听并鼓掌。还把错误的指法跟和弦改正过来，以便于理解，不久他就得到了大家的信赖。班主任老师看到这些后，向妻子提出疑问，“我从几个方面注意观察了义幺，虽说他热情、努力，可是，下课后扫除的时候，义幺急忙拿起扫帚和墩布，——这还不错，可他却站着不动。结果是什么也没干，是懒呢？还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干这些呢？” 妻子很惊讶，让义幺屋里屋外地打扫，进行实地训练。我也在旁边看着，儿子身高体壮，堪称巨人了，他歪着脑袋，“为什么落叶落在庭院踏脚石上？”一旦角落堆积了落叶，他就非要用扫帚把落叶撒满一院子。我们在自己家里对儿子进行能力训练，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所以受到外界指责。 有一天，妻子因感冒和牙痛直哼哼，我就代替她到工厂前的车站去接义幺。可是到得太早了，傍晚路上寒风凛冽，我无法站在路上等，只好走来走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不便在车站标志牌下等，那就是有一位比我小十五、六岁，身体肥胖、脸色苍白的妇女已经先站在那儿了，她把下巴缩在厚厚的大衣领子里，大衣鼓得像个枣核，一看就知道她也是来福利工厂接孩子的母亲，她显得冷漠而忧郁，我很难跟她打招呼。 前不久，义幺的福利学校死了两个残疾儿。有一个孩子是在运动会之后，跟父亲去看太子堂的祭祀活动，即神轿游行。吃完了烤肉，挨着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还在静静地睡觉，父亲在快要上学之前，叫他的时候，他早已凉了。我读完福利学校的校长先生写的文章后，深受感动，最后一个晚上，孩子跟父亲高高兴兴地团聚，我甚至想说他像风一样飘走了。另一个孩子留着莫希干族的头型，曾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所以我还记得他，他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去洗澡，因癫痫发作，淹死在水里。 其中一个孩子的死讯从福利学校传来的时候，妻子去为义卖市场作准备。当谈到以何种形式去吊唁时，一位跟妻子一起工作的年轻母亲说：“谁想去谁去吧，因为这是好事呀。”这位母亲也积极参加义卖市场的准备活动，她不但尽心尽力培养自己的残疾儿，还关心残疾朋友们。她可能把一瞬间闪现出来的绝望念头说出来，她和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妻子没有批评这位年轻的母亲，这是他们共有的痛楚，可她好像总在想着这句话。于是我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把这种话忘掉的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轻轻靠在汽车站标志牌下穿着又重又厚大衣的人就是那位母亲。 也不知是第几次走过福利工厂前面的时候，碰到三个女子。她们年龄比那位忧郁的母亲还小一轮，正在从工厂的大门往里看，那是一条直通房屋的路。她们穿着一样的仿鹿皮大衣，一样的红褐色长筒靴，一样地将头发染红，挽在头顶，满精神的女子。我经过她们身边的时候，她们正在说悄悄话，却显出故意要让过路的行人听到以造成舆论的样子，热烈地说：“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 我没停下步子，从福利工厂前面路过，来到十字路口，穿过人行横道，走到对面的便道，一边走，一边想，刚才的事儿真奇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一会儿，我就明白她们的明显意图。我误以为她们也想让自己的残疾儿进工厂才来参观的，所以她们说“太美了”，她们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可是她们都抱着对都城、市区福利政策的批判态度，作为她们行动的开端，先来看福利工厂，所以，她们故意大声评判的谈话明显说明她们的意图。实际上，不但义幺自己，连妻子也认为世田谷区的福利工厂是漂亮宜人的建筑，…… 我走在工厂对面的便道上，看到义幺走到工厂门口，被刚才的三个女子围住，从举止上，可看出他正在非常客气地回答问题。走过福利工厂前，穿过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我一直都没有加快脚步，只是注视着前方的动向。不一会儿，义幺慢慢地摇着头，刚才说话的客气劲儿没有了。突然，他一下子张开肩膀，挺起胸，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耷拉个脑袋不说话，可是围在旁边的三个女子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问，使义幺无法脱身。其他的残疾儿也从工厂里出来了，可是她们只抓住义幺进行提问。 我加快脚步，可是刚才站在车站标志牌旁边那位忧郁的母亲比我还快，吧哒吧哒地跑到义幺和三个女子那儿。匆匆地吵了几句之后，她就像一只臃肿的大鸟，抱住义幺的肩膀，想要把他从她们中救出来。三个女子看到我急冲冲地奔过去，就像遇到乱子一样，小步跑走了。那位母亲黝黑的脸上因兴奋而透着红晕，一只手揽着义幺，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一位从工厂里出来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光站在那儿看呢？你要不是学生的家长，我们可就不饶你啦。” 义幺也回过头来，谨慎地看着我，好像他从心底赞成这位救他出来的朋友母亲的话。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后，她这才把儿子还给我。 乘上汽车，我问义幺，那些女人问你了什么？可他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刚才那位母亲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她用别人都能听到的声调对我解释说：“她们说，因为反对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筑福利工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来啦。她们要向报界投诉说：‘施工会一直影响我们，不要夺走孩子们的娱乐场所。’甚至还说，‘只要不把工厂建在住宅附近，她们将拿出一千万元搞残疾人义务活动。’真是一派胡言。把我们的孩子看得跟脏东西似的。”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都问：“今天，那三个人问你什么了？”可义幺坚决不说。最终，我们也不知道那三个是不是参加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人。四、五天后的傍晚，义幺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建设福利工厂的情况。一听说要重新开始建筑，住宅的警钟敲响了，向反对建设福利工厂的运动者报急，主妇们从紧急楼梯上跑下来，孩子们也参加进去，每到一处金属丝网前，她们都向市工作人员提出抗议，从姿态、举止、神情上看，她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让人想起，在福利工厂前跟义幺说话的女子们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们的日常装束。听完广播员的解说后，义幺就说：“啊，是反对建设福利工厂吗？这可是难办呀！”于是我又一次问义幺，“那次在工厂前面，三人女人问你什么了？或者她们对你说什么了？是生气呢，还是为难呢？你不是一直低着头吗？”我这么一问，义幺硬梆梆地说：“行了！别再问了！”说完就把脸转向一边。 妻子也看了刚才的新闻，她微妙地避开我的视线说：“虽然年轻的母亲说，把我们的孩子看成脏东西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些人感觉像受到什么可怕的攻击似的。用Y先生的话来说，住宅区的人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会那么想。刚才电视上好像就是这样的吧？事态如果发展到受惊的孩子扔石块的地步，义幺脑袋里的塑料板可就危险了。或许还会像十年前那样戴着帽盔去工厂。因为义幺毕业后要去正在建的那个工厂……” 我写长篇小说《替补跑垒员记录》的时候，以小学特殊班级的意外事故为契机，主张对主人公即残疾儿童进行自卫训练。这是一部以喜剧性的，或者说是奇异现实主义的意识体系为基调的小说，简直是一篇充满夸张的演说词。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donotwalkso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boy．／Or else is hall be 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１０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是Laughing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１、２、３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２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matter——这是事实，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２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５２２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 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 “以前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把义幺带走了！为了要把我推向进行运动的境地，‘是处置义幺呢……是处置义幺呢？还是附加一些交换条件还回去呢？’也就是拐骗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腻烦了……半路上又腻烦了，于是就乘新干线回去了！把义幺扔在车站里！半道上腻烦了，他是这么说的。”到对面与我们交往不深的人家，请年轻主妇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东京车站。妻子担心如果是宇波君把义幺还回来，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会出手伤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站台里到处找义幺。我的内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补跑垒员记录》的那段描写一样。十点之后，在人影稀少的新干线“精灵”号站台上，我们发现了义幺。他整个身体躲在卖店旁边的洼坑儿里，靠在柜台边上，平静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轨道上的雪。裤子湿湿的，一双长筒靴积满了尿。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义幺依然是没有什么感慨，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身上的紧张和担心消散了，变成平时那个软体动物，红光从眼睛扩散开。我们坐上出租车，夜里，雪开始堆积起来，义幺穿上新买的裤子和长筒靴，我对着被尿湿的旧靴子呕吐，发出愤怒的叫声。像上面写到的那样，在我们找义幺的时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对我们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蹲监狱”了，我像往常贫血时那样，已吐得软弱无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点，她像被触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头一看，却是义幺，从头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点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幺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正要去取听筒，义幺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身子顶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身体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到饭桌上。这时，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幺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幺把听筒紧紧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子的视线，头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幺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幺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放下听筒。头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体内涌出的愤怒发泄出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强忍着没有发出悲鸣，安慰义幺。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出的叫声和深夜里看到我走到大门时妻子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幺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具备这种能力吗？”妻子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 “我真担心呀，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会发病的，或者会伤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记住那件事，以后就不会被人带走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那个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却还记在心里，发火……” 义幺靠着墙，猛然转过头来，回头看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穿着睡衣下来的时候，似乎从什么地方透露出异样的紧张，他对妻子说话的声音里，显出一种充满自信的感谢。“我一直都记得！那个人不是好人！可是，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坏人已经再也没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们既有抱有幻想的权利，也有强烈表现出来的权利吧。“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