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1、润泽东方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睛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田园山冲，土墙草房掩映在山峦绿茵里。一座石桥踞守在谷底，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坐在竹凳上的那个男孩身边那本翻旧了的书和宁静的大自然以及20世纪初这个亚洲乡村的生活有些不和谐。 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诞生在这里。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休息和学习。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在晚上常常把门窗遮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这位农家孩子姓毛，“毛发”的毛，学名叫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一片绿色的山坡旁的小高地上是他家的四间房子，凶暴的父亲毛顺生掌管家庭大权。他身材瘦小，长相精明，留着髭须，一副干什么事情都急不可耐的神色。家里的18亩农田是他的城堡，他小心谨慎地操持着一切。 泽东就出生在这个结实而宁静的土砖房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与父亲的冲突也在增加。 入夜，空气燥热，只有阵阵的蟋蟀鸣叫打破寂静。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整个山村似乎已完全融入大自然之中。只有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 一个池塘把毛家的房子和村子分了开来。一天，在这个长满荷花的池塘边上发生了这么一幕：一帮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站在那里，尴尬地沉默着。山谷里的平静随时会被打破，因为毛顺生的火暴脾气已一触即发。人们都看着他面前的满脸通红的泽东。 父子俩刚刚在家里发生了一场争吵。父亲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泽东顶撞了父亲，然后跑出家门。父母都出来追赶他，客人们也都茫然地跟了出来。泽东跑到了池塘边上停下，声称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毛顺生压住雷霆之怒，转而同儿子论理而不去揍他。他现在只要泽东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并磕头表示以后顺从就行了(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烦琐的跪拜礼，磕头者要双膝跪倒，用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的反抗举动迫使父亲做出了让步。泽东向父亲道了歉，但只磕了半个头(单膝着地)，毛顺生许诺不打他。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来到长沙。三个月后，1920年1月，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终年52岁。 毛家的家境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在20世纪初，即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发家了，由贫穷变成了富裕。1904年泽东10岁时，他家只有18亩农田，3年以后就增加到24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稻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卖。毛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并开始精明地做起了粮食和生猪生意来赚钱，他还放高利贷。他攒了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顺生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这座土墙住宅原是泽东的爷爷在1878年修造的。毛顺生家境渐渐富足，对住宅进行了扩建和整修，显得比过去气派多了。后来，这里住着两户人家，毛家和邹家。当泽东家的房子换成瓦顶时，邹家的房子仍然是草房。 泽东是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的。与他同龄的其他孩子享受不到这种优厚的生活。他没挨过饿，衣服不多但从不破破烂烂。他母亲持家井井有条。令他头疼的是父亲。他的渴求在精神方面。 韶山美丽而宁静。在那时从这里步行到任何一个小镇都有几个小时的路。似乎是自然的造化把一切安置得妥妥帖帖。这里有几百户人家，多属毛氏宗族。由于人烟稀少，所以韶山满眼是青山绿树和片片庄稼。脚下是红色的土壤。插满秧苗的水田在阳光下银波粼粼，像一面分成了几千块的巨大镜子。清新的竹林掩映着雾霭笼罩的青山，并排而立的参天松树，像是在忠实地保卫着它们赖以生存的山坡。 农民们通过选择的地名来表达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韶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传说，传说里古代有位皇帝曾在此休息，并在这里的一座高峰上弹奏过音乐。［1］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镇也依流经附近的湘江而取名，同时湖南省也简称为“湘”。 这里看不到报纸，外界消息都是通过口头传播。任何外面发生的事传到这里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韶山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来了北京皇宫的布告，就要召集村民宣读并把它贴在村校的墙上。就像毛家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而无任何近邻一样，韶山两千多个村民自成一个世界。 韶山，毛泽东少年生活的天地，直到他在16岁时永远离开这里之前，他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机勃勃的内陆省份，这里充满了传奇色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湖南人喜欢告诉你，他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恰当地道出了湖南之现状的缘由。 除了北部以洞庭湖为界外，其余三面都是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为界。因此这里的人们有着粗犷的气质，连绵的群山为土匪们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既有精明狡诈的一面，也有勤俭朴实的特点。在毛泽东以后所作的诗词和散文中，大山是高贵、桀骜不驯和无往不胜的象征。 境内众多的湖泊和四条江河为湖南赢得了“鱼米之乡”的美称。泽东从6岁起就喜欢游泳，几乎他后来形成的整个世界观，都是和早年中流击水，江河搏浪的磨炼有关的。 洞庭湖平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粮仓。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同时，这块人口众多的平原还有着厚实的政治传统，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省城长沙常常领导着中国的新潮流。 韶山既不处于湖南的崇山峻岭中，也不位于平原上。在毛泽东身上，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也有平原人的禀赋：热爱读书、良好的组织能力、关心世事。如果说湖南人的性格糅合了山里粗犷的与城镇里圆滑的本能的话，那么，毛泽东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 挂在梁头上一串串鲜艳的红辣椒把毛家房子上那些平平常常的装饰都映得有了光彩。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吃辣。就是在这里，泽东养成了一生都酷嗜辣食的习惯。 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防湖南人的暴烈和固执，但是，他们不否认火性子是和英勇相伴而生的。全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好斗、好诅咒人，喜欢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大多都有宽宽的前额、深眼窝、红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所以毛泽东长大后绝非泛泛之辈。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2、巨变 
韶山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因为山外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北京，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苟延残喘。中国是极端落后的。尽管有着种种荣耀，但在1880年毛顺生开始闯荡世界的时候，偌大的帝国却连一米长的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瓜分。1893年12月毛泽东出生的几个月后，日本也发起了对中国的进攻。1894年日本战胜中国，这让中国的精英们由焦虑进而惊惶。与此同时，一些外国的社会思潮，也借武力之威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向中国，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就在泽东出生前夕，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大使出版了一本记述他的英国见闻的书，书中对西方世界的描绘使儒家精英们大吃一惊。当3岁的泽东蹒跚学步时，中国的首批赴日留学生已经起航东渡了。 反对清朝统治的浪潮像暴发的洪水一样迅猛高涨。在毛顺生年轻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清政府在欧洲人的帮助下，于1864年平息了这次起义。在泽东一生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旨在修葺王朝将倾之大厦的大规模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成了一个哑炮仗，因为此时单纯的改良是不够的了。 泽东还不到1岁的时候，孙中山(1867—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这份请愿书列出了一揽子消灭旧中国的战斗计划。旧时的精英们谋划抵制变革：有人私下里说火车的发动机是用小孩子做燃料的，有人质疑说燃料理论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旧中国走向没落的时代。 在和父亲发生冲突以前，泽东是以中国的方式被和善地养大的。他从未挨过一巴掌，穿着开裆裤，不用大人的帮助就能够大小便。他捉蟋蟀、玩骨头节。他咯咯地笑着，高兴地接过大人们给的红鸡蛋，站在一旁看大人们焚香为慈禧太后(1835—1908)祝寿。 他有时会看一眼堂屋内黑色木桌上的青铜佛像，他还以不解的眼光盯着门口两旁写着有关家庭和睦、孝顺虔诚的内容的对联。他开始琢磨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意思，读字的发音是湖南人的平舌口音，“h”常读成“f”，因此，“湖南”也就成了“弗南”。 和所有的农民一样，毛顺生为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而感到非常高兴。儿子是个宝，女儿是片瓦。人们认为女儿不能继承家业而且在种田时也不会像儿子那样会成为一把好手。毛顺生只受过两年学校教育，16岁时为避灾荒去当了兵，虽然韶山的大部分孩子都上不起学，但泽东能够被送到学校去还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毛顺生看来，儿子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管理家中的账目、写写契约合同。同时，儒家思想教育能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塑造成一名孝顺的年轻人。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2］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正如拉丁文课在现在的西方学生的眼中一样，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对于中国的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件苦差事。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 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 他的公平感首先是在他和学校里的人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他很同情班上一位因家境贫穷而带不起午饭的同学，常常把自己的饭和他分着吃。母亲看到他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当泽东告诉母亲她每天精心准备的午饭的一半被他送给了同学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便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两份中午饭去上学。［3］ 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10岁时他曾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书的礼节，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但是，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对这些繁缛礼节的反抗。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4］泽东大胆地对快被气晕的先生说。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这个10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泽东想让他站起来。泽东挣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他躲进了山里。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无论在那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围着韶山打转，从没有走出10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年这一创伤时更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虑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回到家里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改观。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5］ 尽管聪明的泽东讨厌儒家经典的内容，但他学得还是很好的。不久之后，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能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地来对付父亲了。在20世纪的中国，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不再是孩子会顺从的保证。 泽东在13岁时就辍学了，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遭受了损失；泽东学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5岁时起，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他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毛顺生在儿子这块“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了。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东和他的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账。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6］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数落泽东种种错误的行径，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经输过一桩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打动了官老爷。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了，这个孩子孝顺吗？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顺生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一小会儿。”毛顺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7］ 他责备泽东被“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15担粪时，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泽东说：“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但是泽东也有过失(无疑他少年时的过失要比已经披露的多)。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结果牛把邻居家的蔬菜吃了。［8］ 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 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几年里，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他一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照顾(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泽东14岁时去世)。［9］ 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识。同时，她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来泽东发现，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对神灵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不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顺生外出要账，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后来泽东回忆说：“从此，他比较信佛了，不时地还烧烧香。”［10］ 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使毛顺生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小泽东13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最后，他们(在毛顺生亲戚的帮助下)共同说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继续学习。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反对派”)。［11］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2］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3、母亲是泽东的依靠 
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1915年，毛泽东归还给表兄文运昌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第一章 少年时代（1893——1910） 4、叛逆者 
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1919年春，毛泽东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5、东山读书 
刚刚踏上从家里到湘乡的漫漫长路的几分钟之后，泽东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和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饱经风霜的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开始像老王诉说他那些神圣的抱负，老王听后大笑起来，直笑得他那粗糙的脸上有了泪花。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念书的念头。还问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这刺痛了他。 泽东发火了，冲他喊着：“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喊罢便继续跋涉。［1］ 泽东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泽东感到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院(他在韶山见到的最大建筑物就是韶山的寺庙)。 泽东穿过护城河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了气派庄严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脚夫。应付这种令人不快的窘境，泽东还缺乏经验。学校的规模也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在一起。 入耳的都是尖刻地嘲笑他的话：“东山是学堂，不是精神病院！”“一个强盗想进我们的学校！”泽东冒冒失失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他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斗，沉默了片刻，他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他举出几个不准这个年轻人入学的理由，比如16岁的年龄过大，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字写得不好，并准许他逐条进行反驳。［2］ 在场的另一位教师帮这位年轻的农民讲话。当他离开校长办公室加入到刚才让他颜面尽失的那些世故的小坏蛋们之中时，他已经得到了试读五个月的许可。 到东山之后他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由这件事他看出，从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有多大。 一位姓文的表兄(母亲娘家那边的)已经在东山读书，他给过泽东一些帮助。但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两人成了泽东的朋友，这就是来自富裕的地主家庭的萧氏二兄弟。他们与泽东交往多年。 在学校，泽东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因此和他交往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把自己当作外乡人的同学。这些外乡人不会讲标准的当地口音*，带补丁的衣服使他们与富家子弟有明显的不同。 *这些学生几乎都是湘乡县的，他们说的都是当地口音。甚至本县的学生也因地区不同而互相对立。毛在谈到这些内讧时有点伤心地说：“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 还有两个特征使泽东更是成了外乡人中的外乡人，那就是他的年龄和个头。他的个头对于16岁的年龄来说算是高的，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 这里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些衣着讲究的势利小绅士。毛泽东是农家的儿子。他的家不算贫穷，但却是一个乡下的未见过大世面的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比大部分学生都要黑得多。毛泽东讲话慢条斯理，他周围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 他与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有一个学生甚至想雇泽东做他的佣人。 毛泽东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很快的他就有了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虽然蓄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总的说来，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相当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经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这时的毛泽东还是一块璞玉，没有经过雕琢。对毛泽东来说，走进东山不意味着踏进社会，也不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而只是更努力学习那些在韶山学不到的东西。 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是灰尘的草房大不相同。在这里中国的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可见一斑。 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学生们穿着佩有彩色腰带的长袍，但是他们的心灵为这种新思想震颤。 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xdx潮的最后宣言书，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3］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当毛泽东把书还回去时，爱弥·萧*发现书中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毛泽东在描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一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圆点。 *他的正式名字是萧三，我这里使用的是他半西方式的昵称(他自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6、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4］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5］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6］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两次回韶山———一次在春节，一次是在初夏学期结束时———更坚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毛顺生温和多了，但仍缺乏远见。“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父亲问道。［7］ 1911年9月，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爱弥·萧自己也对东山有些不满，和泽东一起离开了。他们步行到湘潭，毛泽东在那里想申请进一所高小读书，因为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8］ 毛泽东还有一条退路，他已请东山的一位教员在长沙的一所中学为他疏通一下。萧和毛泽东挤进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的三等舱。让毛泽东感到高兴而又惊讶的是，他没有费劲就进了一所漂亮的学校：湘乡驻省中学。 萧回忆说，长沙熙来攘往的人群使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9］。当时长沙有80万人口，气候炎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1904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抗清朝廷革命的堡垒。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喉舌。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报纸凌乱的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领导的。他回忆说：“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10］ 毛泽东受到了鼓舞，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毛泽东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和一个20世纪末的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杰克·凯姆当总统，奥普若·温弗瑞为副总统，Al？郾戈尔为国务卿一样天真。) 英雄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但是，君主不再在他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11］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10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进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最后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月内，革命军占领了17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政治脱离了旧的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轮廓。课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学生们不再去写古文了，而是书写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12］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7、流浪生活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1］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22］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像6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24］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5］他回忆说。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8、道德哲学和报纸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12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锐的现代西方思想抨击中国僵化的传统的杂志。 和杨先生一样，毛泽东从未完全脱离中国自身文明。如果说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为医治病入膏肓的中国政治的药物。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36］毛泽东对此深表同意。 杨昌济是现代中国发生转折时期的人物。他在长沙出门时坐四人小轿，但是他也坚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虽然毛泽东对他坐轿子这样的封建色彩行为表示反对，但还是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种信念：通过非凡的努力来实现新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37］ 毛泽东把这些叫做“体格锻炼”，在西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对毛泽东来说，锻炼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获得健康的方式。为什么他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这当然不只是在练嗓子，而是在体验随意和任何抵抗力竞争的愉悦。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以上是爱弥·萧的回忆录中的英译说法，但是中文原文里还有第三句，这一句被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编辑删去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意思是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38］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爱弥·萧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立报》上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39］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40］ 文章明快有力：“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礼。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这样起笔，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41］ 在毛泽东的生活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二百年”［42］，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43］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1917年，有34名学生(学生总数为400)被选进学友会，得票最多的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44］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45］ 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作斗争———毛泽东称他“复古派”［46］———为此他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47］在1916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到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48］ 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有了文化，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广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钱”［49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 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事。［50］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持续了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员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51］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地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52］也许经常孤独的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则说“我朝夕忧心”。［53］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天，毛泽东对爱弥·萧评论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无立足之地，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且混乱之因必生混乱之结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宏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 对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如在檀香山受过西方教育的孙中山。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 毛泽东的生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自我控制。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毛泽东的另外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校长当然不会这样做)。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57］ 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9］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学习就是探索”［60］。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61］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62］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63］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64］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9、“三豪杰” 
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1］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2］，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3？摇］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5］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6］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看到了日趋没落的中国文明的内在和谐。 这都城处在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沉湎于细微事物：“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值此时节，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迷恋于诗词和古老的传统，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起锚远航了，毛泽东看出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0、不想出国 
1919年3月，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另外，可能还有杨开慧小姐的牵挂。毛泽东在拜访杨教授的宅第时和在新闻学研究会上结识了杨小姐，杨是学习新闻的学生，她无意去法国的工厂做工。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的心灵已被祖国的悠久历史、壮美山水和近来所遭受的耻辱占据。 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自己谦虚而矜持的解释来说明他不去马赛的理由：“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7］这一决定是他已经形成的态度之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倾向。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根据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列宁主义则与此不同。如果在落后的俄国能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列宁这样认为)，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 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颇为合适。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xdx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8］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9］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000份(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1、《湘江评论》 
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0］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11］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12］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 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见LiJui，pp？郾109~110.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45页)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15］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呼吁读者“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16］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7］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2、重返北京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25］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主编《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鄄01？鄄13)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12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50%。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也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26］在回韶山的几周内，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泽东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27］，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泽东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他甚至请擅长书法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28］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容。他和《通俗报》主编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勤工俭学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集会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29］———毛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成湖南自治问题的。［30］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31］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2］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译注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

第三章 京沪天地（1918——1921） 13、乘船北上 
1921年夏，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长沙10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作为准备阶段，起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以吸收有才干者，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新步骤到来了。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过上海这个港口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其他五个省及(留学)日本的11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战胜判断力吗？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同样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是否湖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过争执？ 13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27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33］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34］，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35］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没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作者的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译注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36］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37］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4、新的任务 
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4］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5］、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6］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7］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带去福音。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5、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000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触动。 毛泽东总是深入基层，他住在矿工家里，察看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8］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10］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2］ 对长沙9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3］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14］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16］，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自1917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6、革命的大联合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22］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23］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支那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 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25］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26］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27］ 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MaoJiI，p.98。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页。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7、农民组织 
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8］。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9］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30］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毛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杨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年底，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31］ 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然而，他们并不会成为超人，不会没有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不过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的繁重革命工作做准备。 一连几周，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2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到了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闯进宗祠的盛宴，豪绅们不得不向农会低头。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民运动之王”。［32］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动，湖南75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200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教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朗，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觉得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在1925年，毛泽东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像魔鬼，而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泽东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到1925年毛泽东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33］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8、罢工 
1925年年中，上海棉纺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在英国人的授意下，租界警察向举行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导致10人死亡，50人受伤。 这一事件像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长达6个月——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5人，到11月份就达到10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现的新问题———农民运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民运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5个县度过了32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湖南已有500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民运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的《报告》单行本。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77年—前6年)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42］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19、北伐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民运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20、风雨飘摇 
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毫无热情地应酬着。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发言不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时(一位俄国文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再参加会议。 瞿秋白(1899—193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步。* *罗易回忆说，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总是在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而去。据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见RoyinNewRepublic，9/3/51。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卷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给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介石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7月，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5月，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泽东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闯进工会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3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毛泽东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他组织起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不过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令毛泽东离湘赴川。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像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独秀做不到的事，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又返回武汉。 江南许多原来左派势力强大的地方频频传来噩耗。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辱骂她们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死。左派分子被绑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的别墅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论中国革命的讲义，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待了4年。“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国革命的祝福。 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下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拍发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秋天则显得荒谬。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一反软弱的合作态度———这为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藏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泽东陷入这一倒悬之中。在面临毁灭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 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但是策略似乎有些不对头，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抑或这二者兼而有之。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位远在4000英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乱弹琴。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可是，头脑发涨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在华氏100度中、酷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泽东在农民部的职务。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第四章 组织（1921——1927） 21、八七会议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激烈言辞当然无助于只顾自己利益的莫斯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的指导。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RoyinNewRepublic，9/3/51。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5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高xdx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1927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却迸出激进的火花。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 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 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 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件东西：鞋和雨伞。 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这似乎无异于以卵击石的蠢举。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右一为贺子珍。(1937年5月9日)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 毛泽东无从知道那些无知的官僚们对他不满的信息，他已经背向城市和一切已经建立的组织。当10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他的1000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湖南东部边境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打算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油画)。何孔德陈玉先高虹高泉作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1） 
第五章奋斗(1927-1935) 毛走向了山岭，这是唯一的去处。路上他不时地停下来，鼓励千余名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到达文家市时，毛已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他已找到了挽救革命的方法，但是他手下的人胆敢跟着他干吗? 一些人确是跟定他。另一些人中途退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到前景实在是不妙。想家是一种通病，很多人都渴望回家种田。有人以为为国民党而战可能会更有好处。 在三湾村，毛的部队都集结在一座破庙里，以躲避连绵的秋雨和那沾满草鞋的红泥。毛连续地讲了好几个小时。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军队的一些想法，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支农民武装不象一支军事队伍，反倒更象一个政治团体。他强调在部队中实行民主，而有些军官认为，这样做会丢掉一些理应存在的差别。 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提出异议。而在困境中仍有胆识则是毛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几个月前还有五万名党员，现在只剩下七千名。左翼的国民党人士不是销声匿迹就是被迫流亡国外。湖南和广东的大部分农民运动领导人要么牺牲，要么被捕。 毛的这支在一个月前发动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也几乎损失90％。他现在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奇计划，而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汗水和眼泪。他们肯定都已猜测到了毛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那么还值得为这位独辟蹊径的领导人去效力吗? 毛自己肯定也是心存疑虑。尽管他被党的机关除名的消息在三个月后才传到，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光是来自上海的非难——党中央硬是要搬回上海，就象一群蚂蚁被蜂蜜所诱惑而无视险要的环境——就足以使毛烦恼不已，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就连他自己创建的湖南党组织也在诋毁他。 回想整个夏天所遭受的苦难，他的心肯定会因懊悔而隐隐作痛。他已和开慧及其他亲近的人分离，显得既消瘦又疲惫不堪，眼神也变得暗淡无光，头发象扫帚一样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 如果说当时没有道出他对前途的忧虑的话，那完全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在这几个星期里起了作用。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这个阴暗的冬季，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人烟稀少的山里很难遇到地主，因此食物短缺，战士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毛的下属军官只有极少数是党员，而且有些人想要离开队伍。有几个军官对毛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十分恼火，在离开三湾继续撤退时，他们明显地想要暗杀毛。 然而，毛毫不动摇。他带着湖南人特有的固执去实行自己的方针。一种内在的力量驱动着他勇敢向前。一个全新的战略在他攻打城市失败后就已形成。现在，他要将其付诸实践。 才智的焕发来自自卫的本能。回去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会无益于事，况且他们对毛抱有成见。最好是独立奋斗。 毛从未想过去欧洲避难，而在1927年有好多著名的左派分子都流亡国外。毛评论这一趋向的措词表明了他是何等依恋乡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被党指派到苏联、上海或是安全的地方去了。” 毛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给了大自然。似乎他的求生之术与他选择的崇山峻岭有着密切的联系。毛剩下的那几个扎根于泥土的共产党员，或许会象自然界万物轮回一样得到更新和壮大。 毛在云遮雾罩的井冈山扎了营。这是一个雄伟而荒凉的世界，毛用他那集农民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敏锐目光选中了这块根据地。这个主意很简单，他的余部确实弱小不堪。但敌人肯定也有弱点，怎样才能寻出这些弱点并加以利用呢? 军阀们各自为政，不能组成统～的力量。当他们相互争夺地盘时，为适台在中国的外国列强的军事利益，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便不可能同时控制中国边远地区的区域性农业经济。 敌人外强中干。他们虽然占据着城镇，而粮食却来自乡村。如果说中国仍然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产党就应该在稻田里扎下。根。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钢。起义者每时每刻都要有防卫的武器。 毛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确实应成为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一个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 这不是欧洲或上海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后来成了为中国听接受的毛主义并延及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抓住枪杆子的同时也就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行动。 二十年代早期，他在广东和上海忙于组织工作，几乎没有注意到军事问题，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从未用枪杀过人。 从1925年起，毛开始转向农村工作，但他并没有马上对军事感兴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未分析军事力量。 自1927年中期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拿起了枪，他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同事们也都握枪在手(在陈独秀教授回到上海的书房后)。但当时的目标是占据城市，忙乱地把一些人拼凑在一起，根本不能称其为正规的军队。 井冈山不仅仅是避难处所，毛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 城市道路在两种意义上讲都已行不通。毛开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直到二十年后他才回到城市。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暴力抗斗，毛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坦率地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上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③ 五四运动在井冈山收获了它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果实，这是何等的矛盾!1919年的那场运动是学生们在城里发起的，他们反对儒家的思想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这些又和枪杆子及稻田有何联系呢? 这是英雄的争斗。如果说，自1923年至1926年，毛在臃肿繁杂的官僚机构中任职时辜负了杨教授对他所作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评价的话，那么，1928年，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使他真正成了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毛知道：“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④ 从思想意识范围内说，五四时期的学生是钢铁般的英雄。游行示威时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刷子。他们只是言词激烈而已。毛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都不能称为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个人。 毛似乎不象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或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自可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协调。 毛用枪杆子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直到逝世，他还坚信，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这一道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二者都绝对不可少。 在井冈山，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比喻，那就是，他把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在中国，侠士总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没有完全用暴力之争取代道德之争，即不是西方战争理论中所公认的那种边打边谈，而是在战争的进行之中展开道德斗争，他们常和敌人展开论战!毛也是如此，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与敌人进行激烈的论战。 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毛，而且它们分另Ⅱ被他所敬仰的两个教授信奉。一条道路叫做“过程”。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陈独秀所抓住的确实是社会变革的科学。城市是这种变革的所在地，工人是这一变革的关键。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日俱增，革命将是其必然的结果。 第二条道路则强调“意志”的力量。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不管二者比例多么匀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在早期是信奉“过程”理论的，工会、城市、十月革命。他象位记事员站在历史的大门口等待革命“高xdx潮”的到来。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上耗费了很多时间。这是陈教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2） 
但是到了井冈山就是另～回事了。1927—1928年的冬天，在创立新政治体制的斗争中，这位雕塑师在很大程度上单独地和泥土打上了交道。行动代替了消极等待。 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对知识分子写道：“我们应当到田间去工作，这样，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⑤ 井冈山分散的村落中，居民～共不过两千，该地的土壤十分瘠薄，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农民没有火柴，只有象原始人那样击石取火。 “老表，你叫什么名字?”⑥毛遇到胆怯或怀有戒心的农民时总是这样问。他这样礼貌、谨慎是明智的。比起城里的政治来，井冈山上的政治更难开展，也更为复杂。 这里也有秘密社团。当地人和北方移居过来的客家人之间有着激烈的矛盾。当地的乡绅与山下的军阀和国民党相互勾结。毛是地道的外来人。 象是一名手艺人，毛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改革，因为土地太少了。他被夹在地主和土匪之间，而地主和土匪几乎又是相伴而生的。受地主的压榨，农民别无选择，不得不上山当土匪。这里的阶级结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或毛以前的文章中没有谈到过的。 毛在这场挑战中采取了机智灵活的策略，宛如“猴子”出山。中共的“发妻”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 毛结识了两个名声远扬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六百个人和一百二十支枪⑦。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毛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业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 毛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其他的兵源几乎没有。然而，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是人”，他提到游民时曾说，“有五官四肢。”⑧他们属于同一阶级，游民也是受压迫的人。毛认为可以改造他们。 原文有误。“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均受过革命影响，各自的队伍都自称“农民赤卫军”。袁还是中共党员，毛曾亲自作袁的工作，送他100多支枪，以后便将袁、王二人所率队伍改造成工农革命军。——校注 1928年，他在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一法。”⑨ 毛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来犯时要打仗，要制订社会政策，如何掌握与地主豪绅斗争的尺度?能不能既向农民征税，又避免不利的影响呢? 毛确实没收了一些地主的财产，初到井冈山时，用这种方法来获取部队的给养比向普通老百姓征税要好得多。他在群众大会上也枪毙了一些地主，但他却尽最大努力不去触动那些中间分子。他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他还组织了民兵和赤卫队以补充正规部队。他抓教育，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办起了干部班、战士班，还有一些教憨厚的农民认字和写字的班。 没有课本，缺乏纸张，教师们只好用树枝在地上教学生写字。 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毛在逐步走向成熟，他不象一年以前在武汉时那样愁眉不展了。他的面容显得更加坦然、充满活力，开始给人一种权威感。 如果说毛的父亲曾是韶山的一个“白”乡绅，那么，毛在34岁时就成了井冈山的“红”乡绅。 中共中央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任何改进。莫斯科对瞿秋自很不满意，李立三取代了他在中央的位置。 李立三形而上学地提出了“革命高xdx潮”的观点。他所期待的前景几乎是一个超历史的高xdx潮，就象基督徒期待耶稣复活一样。以怀疑的眼光去看现实使得一切都不同。尽管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了，他确很偏爱这种盲目的出击。 李开始牵制毛。1928年3月，李从湖南共产党组织中派遣一名特派员到井冈山，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毛的处境很严峻。 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消息并没有使毛感到吃惊，这一四个月前作出的决定已失去了打击力。但是，这位特派员批评了毛的社会政策。中央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进行更多的“烧杀”，“工人阶级化”应当成为党和军队的口号。(可是工人在哪里呢?) 毛在井冈山时有点儿右倾，当时必须这样做。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并改造他们是他当时的策略(他曾十分宽容地称那两位土匪头子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 毛被命令到湖南去与军阀的军队打硬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井冈山已归长沙的党组织领导。这次出征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井冈山被敌人占领了，尽管一个月后又夺了回来，但他的部队却损失了一半。 中共中央又向井冈山派了一名代表，结果与上～次截然不同。这位代表是来井冈山纠正毛的政策的，但他的举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他非但没有斥责毛，反而成了毛的伙伴，这一结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朱德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中共的极左路线使他在华南连续吃了几次败仗，战士所剩无几。这次，他受中央的委派去批评毛泽东。上海认为，毛象《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军事意识太强，他不是发动群众共同掀起革命高xdx潮，而是为群众杀富济贫。 朱德手下的一些军官觉得，毛看上去不象军人。他们记忆中的毛是一位身穿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身材高大、热情健谈的人。他的头发长而杂乱，没有刮脸，胡子遮住了下颏上的癔。他们还发现，毛的手掌很有热度，并有淡红色的光泽。⑩ 毛不摆架子。朱德到达前，毛正兴致勃勃地与朱的几个下属军官坐着畅谈，手中端着一大杯开水。 朱德的政委是陈毅，后来成了毛的外交部长。朱德手下另一个出色的年轻军官是林彪，后来他与毛的关系甚密。但四十年后，他又想密谋杀害毛。 毛和朱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相会拥抱。他们两军相合，组成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红军真正地诞生了。这时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两位领导人，需要就很多问题进行商谈(一年前，他们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见过面，但当时很难有机会交流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就要共同指挥一场战斗，因为一个军阀正在攻打井冈山。他们一起击败了敌人。 毛和朱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不尽相同。他们都来自农村，因此都能不摆架子地和农民谈得来。但是，在风度和理论水平上毛更象一位知识分子。毛具有朱德的朴实，但他远不如朱那样率直。朱德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但思想单纯的战士，毛则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脱离了军人外表的战士。 朱德很快就把毛看成是一位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准备对毛所作的指责从他的唇边消失了。另一方面，毛十分欣赏也非常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总是乐于制定宏观的战略，而把具体的战术行动交给别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 在共产党前途难卜的关头，他们相互取长补短。自从他们会师后，反李立三路线的火种开始在井冈山燃起。“朱毛”联盟产生了。二十多年后，很多中国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毛现在有了一个合作者。他在长沙时曾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自己也曾追随过德高望重的人物：在长沙第一师范时的杨教授，五四时期的陈教授。在上海为国民党工作时他又追随过胡汉民。但是毛能否很好地与地位相同的人相处呢?朱德是他的第一个考验者。 毛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性组织。不是象上海指示的那样去成立政治部，而是发动组织普通士兵委员会，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提高大家的觉悟。要发动一次反对地主武装的战斗吗?士兵委员会马上会控诉地主是怎样欺压农民的。 毛坚持在每班设党小组，每连设党支部，每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出现的实体，使党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不许军官打骂士兵，帐目公开，由大家监督。每打完仗，毛都组织民主会议，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毛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风。 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而没有利用过他们的头脑。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3） 
这是要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战斗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军官对毛十分恼火。他们愿意为实现未来的民主而战，但不希望在他们领导的军队中看到民主的举动。 毛还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早在长沙读书时，毛就已发现，对中国的士兵来说，掠夺周围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传统。 抢劫和强xx本是军人们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冈山，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这一切简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 毛从未上过军事学校，而其他的红军高级将领大多都在军校学习过*。他仅有的军旅经历就是曾给长沙驻守部队的一名军官当过六个月的传令兵。和中国老百姓一样，他讨厌在军队中所见到的一切。 例如，周恩来(黄埔军校)、林彪(黄埔军校)，彭德怀(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年后，毛说：“打仗的时候，我从未读过兵书，我们也从来不带着书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为一名军事家。他认为，军队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作为军事家，毛是伟大的，因为他跳出了纯军事的羁绊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能说毛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毫不沾边儿。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长处，总的说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毛对别人的此类特点很敏感：不善适应(如象毛在东山学校读书时那样)，与人无争(毛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无拘无束(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因为他知道，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为他当时处在两种势力的夹击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认为毛软弱无能，而井冈山地区的豪绅们却惊恐地发现，毛决不是无能之辈，于是就求救于国民党的军队来剿灭“赤匪”。 在茅坪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提出了两个观点：[13]一是“集中兵力”，只有当我军战斗力优于敌人时，方可包抄出击。毛认为，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小。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工作作风，当然，不仅仅指工作作风。毛把政治和武装斗争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坚持开展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把枪和书结合起来。这将使红军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然后随着革命高xdx潮的到来向城市推进。党中央仍留在上海，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显示了毛与李立三观点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李立三的党只是一群城市知识分子，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战斗的党。 起初，毛并未想长期占据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不是以胜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败教训后所进行的一种新尝试。但是毛慢慢地发现红色力量能够在山区生存下去，虽然国民党仍在南京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毛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一个人肯定会因疲劳而倒下。1928年中国红军正是如此。 茅坪路线仍是悬在空中，毛无法把这～理论完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夏天他不得不和党中央斗争。上海和长沙的那些掌权的败事者们叫毛十分恼火，他就象一条暴怒的鲑鱼随着“高xdx潮”跳上跳下。 这种局势7月份发展到白热化，湖南共产党的两个特使带着李立三的指示来到井冈山给毛施加压力，企图制服毛，让他举行大规模的出击。 为了寻求支持，毛召开了一次会议，表决结果是反对南征。但是特使亮出两张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们的意见，另外，很多来自湘南的战士也都渴望离自己的家乡近些。这次出征在毛的反对下开始了。 南征的结果可以说是～场大灾难。仗打败了，部队损失惨重。原来红军占领的村镇又落入敌人手中。毛赶忙来到湘南劝说朱德回到井冈山坚持茅坪会议制订的战略。他成功了，但是，井冈山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敌人占据。 湘南没有出现革命高xdx潮，现在应该做的是抓建设和教育，而不是到军阀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里去冒险。 长沙来的两个特使嘲笑道：“山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山沟里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坚信不移地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可能有所帮助，也可能帮不上忙，但是山区将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 到1928年10月，毛和朱又夺回了井冈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斗争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亲密。朱德对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时，他越发钦佩毛的头脑了。 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或许有些道理?也可能毛温和的土地政策是明智的?上海对毛仍然不满。但是他在局部地区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湖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这次会议。严峻的事实比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更有说服力，大会的报告五个月后才传到井冈山。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井冈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六次党代会选出了一个极左的政治局，李立三独掌大权。没有人提议选举缺席的毛为政治局成员，就象没有人建议感谢苏联人为大会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样。 代表大会(显然是在苏联人的敦促下)正式提出农村根据地是走向革命胜利的有效一步。这是新的政策，它平息了对毛的井冈山之举的根本性非难。起码毛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 然而，第六次党代会根本不赞成毛的方针。他们仅仅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xdx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是很少)。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党的力量还要糟。 不知毛是否考虑过他在历次党代会中的角色?已经举行了六次代表大会，有两次(第～次和第三次)他起过一定作用，有两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旁观者，还有两次他干脆没有参加。 毛发现自己再一次步入了一个三角的阵势之中。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国民党。现在的三角是共产党(上海)——莫斯科——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党员之间很少见而的政治组织。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是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到会者也只有八十人。党都是通过信件联络来组织和开展斗争的。 有时信件从发出到收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问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虽然指令都是来自上海。当上海草拟重新执行一种政策的信件的同时，很可能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中，信中指示执行另一种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学究们竟然想夺取政权，统治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确实令人惊讶。 然而毛时常获益于这种中世纪的联络方式。1927年11月制订的极左路线，他在四个月后才听说，这样，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 当然，有时也会因信件的姗姗来迟而损兵折将。1928年巾期，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极左路线，可毛在11月份才接到报告。在此期间，他迫于极左路线的压力，执行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红军失去很多支持者。 毛的文笔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党内斗争中，一支雄辩的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当有人站在毛这一边时——例如朱德——他们发现毛令人信服。但是，他写文章的语调常会触怒一些人。毛写文章总是象在宣布某些真理，这使那些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很不愉快。他的娴熟的运用格言警句的技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使要表达的思想鲜明生动，然而，那些不会运用格言警句的同事们，不喜欢他的这一风格。 如果说毛提出一些格言和比喻显得有点儿狂妄，那只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党内文章常见的枯燥与繁琐。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4） 
毛一直把家人带在身边，事业上的失败和挫折使他更需要亲人。毛几次失意后回到韶山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井冈山亦同样如此，不过这里的戏剧主角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的弟妹们都竭力地帮助他。弟弟泽民毅然离开党中央的上海总部(他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尽管党中央反对毛的观点)，并忠实地加入了毛在偏僻的农村进行的实践。泽覃也从湖南赶来。朱德第一次从南方赶到井冈山时，是他代表毛首先作接洽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在后来的几年中，毛的两个弟弟都坚定地跟随毛，他们的妻子也都因此至少被捕过一次。 毛的继妹泽建，比两个弟弟对井冈山的帮助更大。她自成年后始终都是湖南党的活跃分子。自1927年底始，她在险恶的环境中往来于井冈山和平原之间。1929年，一个国民党的爪牙抓住并杀害了她。 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韶山，若让她上井冈山，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会有很多困难。或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必须选择跟毛在一起，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她选择了后者。1930年在长沙，国民党逮捕了她，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杀害。⑩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开慧没有见过毛。说毛抛弃了开慧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他一生都很爱她。但是，毛在1928年中期爱上了一个女中学生也是毋庸置疑的。 毛见到贺子珍时她才只有18岁。贺聪明、活泼。朱德的一位部下曾描述过他对毛的这位“革命爱侣”的印象：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讲话清晰且有分寸。她的那双眼睛就象“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 子珍还具有政治头脑。她父亲是一个家产不丰的小地主，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开了一个出售左翼书刊的书店。贺子珍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还帮助过同年8月的南昌起义。⑩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有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 隔了几天，一位军官来见毛，谈完正事后，他笑着向毛表示祝贺。毛笑着问道；“谁告诉你的呢?” “这是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不过，邀我来庆贺一下怎么样?” 毛安排了一次宴会。 这件事突如其来。它是青春爱情之火的激发。它似乎表明，毛在井冈山上找到了新的力量之源。尽管在更大的舞台上形势对他不利，但是现在，毛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不久，井冈山谷中流传一首新歌：朱司令努力干——挑谷走田间。毛司令努力干——革命兼说爱。 在以后的几年中，毛一直和子珍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结合预示着毛的一个创造性时期的来临(与八年前和开慧结合时一样)。她不久就给毛生了两个孩子(就象开慧与毛在长沙生活的两年中那样)。 新妻子与新生活两次双双而至。 在另一方面，毛与子珍的关系同他与开慧的关系截然不同。这位18岁的姑娘完全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毛遇到开慧时，她还在父亲的保护之下。毛敬仰她的父亲，但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子珍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毛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恰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能把这块新琢的美玉得到手，毛真是赏心不已。 在井冈山，很少有人知道杨开慧。显然，毛很少谈及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听到开慧被害后，他才和子珍正式结婚—— *井冈山时期，朱德也娶了一个新妻子(第四个)，与毛的一样，他的新妻子是从队伍中选出的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1929年初，毛离开了井冈山。原因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哲理性的。他要再开辟一个更好的根据地。 党中央对井冈山施加压力，要他把队伍带到南方去发动壮观的革命。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在攻打井冈山，每一个寒夜都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土地政策中出现了极左的错误，使红军和群众有所疏远，一些中农不愿再给红军粮食。恰在此时，彭德怀将军和他的队伍又突然来到了井冈山。 彭德怀后来成了中国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但他和他的一千人马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加剧了食物的短缺。 毛决定向江西进军。他和朱德之所以要进入这一翠绿的多山省份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能占据另一个省，就可摆脱湖南共产党的吹毛求疵。朱德在江西国民党中有很多联系(他和他们有过多年的交情)。另外，江西的军队不象长沙和广州的右翼势力那样有钱并有外国的帮助来与红军作战。彭德怀则留下来守卫井冈山。 这次可怕的远征于1月开始，战士们排成…路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四千名战士(其中有一百名妇女，包括子珍)，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他们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儿也不保暖。胡乱应急的帽子使他们看上去象…群捡破烂的小贩，没有药品，甚至两千多名战士没有枪，只有长矛。 毛现在是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蓬乱的头发垂到肩上。 两次休息后，炒米就都吃光了。这四千人继续跋涉，已有人冻饿而死，如果不打仗，还会有更多的人饿死。当然，如果不能尽快吃上一顿饱饭，很少有人还有力气打仗。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在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晚上，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支驻防部队，大家饱餐了一顿。 毛的这次进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到达较暖和的南方之前，他已失去了几十名战士。有好几次，红军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作拐杖扶持着走路。在大余(以盛产钨而著名)，毛犯了一个仁慈的错误，他让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这相对舒适的“绿洲”停留的时间过长，敌人追上了他们，结果损失数百人。 毛和朱到达江西瑞金的一个小镇时，正好赶上过春节。当地驻军正设宴庆祝打败“朱毛共匪”取得的胜利，一派节日气氛。拱凳上的红烛与军营门口的红纸春联相互映衬。樽酒把筷，杯盏交错，笑声不断。 突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朱毛共匪”把住了每一道门，他们用枪把所有的驻军赶出军营，然后把他们锁进一个祠堂里。后来朱笑着回忆说：“我们替他们吃完了春节的盛宴。” 不久，毛就在瑞金建立了根据地。自离开井冈山以来，他损失了半数的战士。但他得到了一个实施他的“土地革命战争”计划的机会。在1929年余下的时间里，他逐渐用枪把赣南变成了赤色。 每攻下一个村寨，毛就把它打上自己的印记。他把宣传共产主义的标语贴在墙上，召开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由来和目的，建立人民委员会(苏维埃)。这些委员会有时能存在下去，有时则是昙花一现。 瑞金地区并不象井冈山那样贫穷，毛的日常备用物也较以前多了些，伙食也有改善，衣服也可以替换了，还可以弄到一些药品。 朱毛的军队攻下长汀后，缴获了许多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制做了第一批红军军服——打着绑腿、帽子上缀着红星的深灰色军装。 毛又回到了稻田和青山之中。然而，这一次与二十年代中期在湖南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有一块安全的根据地开展工作，而在秋收起义时他所缺少的正是这个。 红军不是革命简单而又纯粹工具，毛不是拿破仑。但红军的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它可以保证革命取得成功。 要是李立三能等到革命时机的成熟就好了。二十年代左右，毛肯定会做到李立三现在想做的事——率领红军开进中国富饶的城市。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5） 
这次远征并未减少上海对毛的非难。雪片一样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内容都是极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会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毛也是如此)。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冲，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令人惊奇的是，毛从未离开过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当他被讥讽为“胡汉民的秘书”时；在1927年第五次党代会批判了他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时；在1928年他被指令离开井冈山时；直到1929年，及以后的一、两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刻，他都未退党。 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终究会到来。他的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有时近乎机会主义，但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一直是共产主义。 进而言之，毛不满足于建立起只包括一、二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没有共产党，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这样的武装力量。 毛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如果说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他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 *第二次茅坪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负责湘赣边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在十九名委员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度”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xdx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则毛的讣告!讣告中说毛死于肺结核，并称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 这一过失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问题上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随着1930年的过去，起始象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间奇特的拔河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与李立三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李立三为红军逐渐扩大的影响也有所触动。朱毛军事武装(主要是红军第四军)是当时左派在全国范围内最有力的武装。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使李转向毛的建立长期农村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在山里”建立政权纯粹是“开玩笑”。 不管怎样，李确实想利用朱毛的军队来进一步实施他的攻击几个主要城市的计划。他很快就取得了这种权力。 彭将军攻占了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贺龙将军(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汉，但他没拿下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个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也损失不大。 原文有误。朱毛红军从未占领过南昌。——校注 毛从进军南昌的失败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李立三的路线已彻底破产。 离开闽赣边界去攻打南昌之际，毛对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虑。离开长汀时，他在一首词中写道：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既无百万，也很难说得上狂飙，另外，一支外国歌曲真的会使毛感慨万千吗?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6） 
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于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xdx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 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AB团非反布尔什维克团，富田事变有着特殊的环境，对其处理毛确有失误之处。——校注 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7） 
然而，却是朱和毛与发怒的蒋对峙。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他们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采取灵活的战术，诱敌深入(把国民党军队引到他们不熟悉的山里)，以置换空间这种方法，毛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他看着敌人逐步分散兵力，一旦发现敌人有明显的薄弱环节时，就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歼，他称这种战术是“以十当一”。 由于灵活的战术使得毛的军队能够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并使他那众多的军队能简装行动。在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投入十万军队对付毛的三万人；第二次，蒋把人数增至二十万，而毛的队伍还是三万；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督战，指挥着三十万兵力，而毛的军队则只有蒋军的零头。 反“围剿”的胜利是毛多年来最辉煌的一页。上万名国民党士兵最后倒向共产党一边，许多国民党军官被击毙，毛只损失很少的战士。朱毛军队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在战利品中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也不知怎样使用这些玩意儿，这就是无线电发报机。 1931年夏，毛抒情至极地填了一首词，对其令人激奋的内容来说，《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个题目似乎平淡了些。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和朱有可能击退蒋介石，但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是另一回事了。1931年对毛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但他在中央的处境却是十分不利。 由于当时异常的环境，毛也就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共产党总部远在上海，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又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它曾一度成了自由王国，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党的准则。1931年，紧张的军事气氛，更加强了它的自主性。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共有610名代表。开幕式于1931年11月7日清晨举行，这一天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纪念日。 28个布尔什维克给这次大会以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脆弱的政权可望包括有华南地区多半很少的几十个苏维埃)，这是毛当时的最佳头衔。他成为了一个政府的首脑，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这一政府，也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毛身边还有两位副主席，张国焘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与毛合不来。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他们开始了计划中的下一步，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生气地显示共产党的精神的地方。“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毛后来抱怨说@。 28个布尔什维克反对毛的什么呢?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和土地政策问题。在落后的中国，要靠枪杆子和农民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思想还是土地政策方面与李立三的本本主义都没有多大差别。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游击战士，他的军队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夺取主要城市”他们叫喊，仿佛1927年和1930年的惨败没有发生过似的。 总之，28个布尔什维克将毛看成是《水浒传》中那样的农民反叛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在江西，毛根据人民战争的要求调整了他的土地政策。“鱼”需要“水”，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在共产党的修道院里长大的28个布尔什维克，伸出优雅的手轻易地抓住了把柄，毛执行的是“富农路线”。 28个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共产党前十年的历史似乎毫无记忆，那段时间也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创伤。另一方面，他们所说的也不是假的，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很好的理论根据的。 毛确是把一些封建主义色彩(例如，家族政治)绘入了治理农村的蓝图。毛还不精通马克思和列宁，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水浒传》的思想。 甚至在语言的使用上，毛也和28个布尔什维克展开论战。他认为简单地将“Soviet”(苏维埃)和“Bolshevik"(布尔什维克)直译过来，普通农民根本就不懂它们的含义是什么，许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的名字，“布尔什维克”，更是象刀叉一样不为中国人所熟悉。毛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他还找到了一个有具体意义的词来代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在28个布尔什维克看来，毛这种做法恰恰证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把握得不准确。 1933年，毛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尽管他还拥有他的政府头衔)。此时，蒋介石调集了不少于四十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但毛已不是此次反“围剿”的负责人。 周恩来负责这次反“围剿”，1932年8月(译按：应为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取代了毛的职务，成为红军总政委。 在这些年中，周没有站在毛的一边。他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觉得毛行为古怪，在宁都会议上，他俩曾言词激烈地展开过论战。@当然，周并不象毛那样强烈反对28个布尔什维克。 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毛朱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呢?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更加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也因此而被看成象自动化时代的纺车一样落后。 1933年4月，反“围剿”胜利后举行了一次会议，它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遭受挫折而卧病在床。 那位基督徒医生赶了来并命令毛住院四个月，但他恢复的比这要快。不久，他就责备傅连璋医生为他受用的过奢伙食。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一下轮到这位医生看起来象得了疟疾。傅回忆道：“突然，我的脸红得象只胡萝卜。” 毛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东西，1933年，他写了几年来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涉及经济问题。自从把军事指挥权丢给周恩来后，毛就象生手一样热情十足地将自己投入到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 他骑马巡视苏区，核算收获的粮食，组织贩盐队到国民党占领区走私必需品。他又开始聆听农民的声音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他很少这样做。 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一百万的运动(1933年初还不到五十万人)。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指出，这样扩红会夺走农田里的劳动力。他还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毛在～篇谈群众生活问题的报告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第五章 奋 斗(1927-1935) 第五章（8） 
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已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一千名代表，装饰着红红绿绿的旗帜。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作了一个简短的、毫不说明问题的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因为当时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只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象～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大会解除他的主席职务而惊讶。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他已负责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员会)，这对他太残酷了点。 蒋开始实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入大门，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恶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奏效了，因为中共也选择了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的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被困的、给养不足的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 毛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了。他们受用了一顿。 毛和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啜饮着酒。当话题触及到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山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又一次在交厄运的时候病倒了。 他高烧达华氏105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厄运与整个夏天同在。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为毛炖了一只鸡。毛拒绝吃——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他拒绝吃鸡。一种职业的习惯使他乐于接受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 毛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但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与贺龙在湖南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万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却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的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在同事们看来，带公文包是毛的标志，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但这次他却没带。这一点很奇怪。周围的人认为，这说明毛仍很悲观。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8) 第六章（1） 
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 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例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8) 第六章（2） 
1935年，中共还没有设后来是党的最高职务的主席一职，但是，总书记也不象以前那样是最高职位。遵义会议后，党的不明确的领导机构在北京公布的官方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只是简单地说毛从此获得了“领导地位”。 毛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 育，而不能秘密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 目的及危险所在。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十二天改变了长征面貌，给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赋予了新的政治使命：为着民族和革命的双重目的。 很明显，中国革命已经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也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就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再由一个令人敬畏的苏联人来领导。这决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的手中。 毛依然景仰十月革命。三十年以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⑦但是在毛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另外在党和军队内部，毛在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在这个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看上去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的灰军装。 毛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上去。有两次他染了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至连马也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是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惯例在自己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是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 一位年仅二十岁的警卫员陈昌奉，慢慢地才知道毛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整夜不眠地工作。每一次停下来，陈就要赶快为毛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小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⑧ 有时毛也能稍稍享受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可以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爱大惊小怪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夕阳的最后一抹晚霞染红了天空，毛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枯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象是在寻找机会企图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看鹅毛大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层层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毛在长征的路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尽管生活艰苦，有他不熟悉的地理上的挑战，有死亡的威胁，有党内的派系斗争，还有几次红军几乎全军覆灭。但是，十个月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了毛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独身单处却总是想着集体的使命。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是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在一起。当时为毛服务的几个亲近的人撰写的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泽民当时负责照顾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二十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⑨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⑩ 毛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十一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甚而面对群山又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的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8) 第六章（3） 
毛又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约二十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庙宇山峦。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的毛，最真实的形象应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象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更硬的坚果，比毛预料的还难敲碎。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能够把毛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艰难行军中，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之中，排列的一百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二十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经验较多，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一滴“洗脚水”也没有剩下。 只是因为有了毛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到云南兜个圈子。毛假装要攻打贵州省会。因为蒋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对待发牵制敌人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 1935年4月，毛带着他的部队进入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峦之间是鲜艳的野花和纷飞的蝴蝶。但是他必须忍受炎热的气浪。蒋象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已经到达昆明，带着由他亲自指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得以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岸，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的眼皮底下吃力地架着竹桥时，毛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些比毛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征税人的先遣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全部缴了他们的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九天的时间里，六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的儸儸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平等的一员。 但是，毛也挑起部落之间的纷争以便从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毛发现儸儸人分为“白儸儸"和“黑儸儸”。二者的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的相互仇视，这使他偏向黑儸儸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象并不是所有的儸儸都是坏的一样。他建议，黑儸儸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的一位将军与当地的一位首领歃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儸儸的女王**，并保证给她二百支枪和一千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过她的领地—— *毛的一位同事(长征中失去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儸儸们是最好的没收者，发现有人比我们更擅长于此道，我们并不觉得愉快。”⑨ **刘伯承将军与之歃血结盟的彝人首领小叶丹，是男性。——校注 如果说这就是毛主义的话，至少是奏效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结果，几百名儸儸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是整个军事经历中最可怕的河流。蒋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和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831——1863)都丧生于这条河边。毛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他所仰慕的两次起义中的故事。 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处死碎尸)。 大渡河水凶猛异常，无法泅渡，即使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泸定桥象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在半空中。它由十三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二百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接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_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稀疏的几块连住铁链。毛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二十四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八十英里路程，到达泸定桥。 先遣队员象猴子一样从一根链子跳上另一根链子，以完成殊死的任务。他们用带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后，逐步靠近，踏上有木板的另半截铁桥，向敌人的桥头堡接近并展开冲击。很多人中弹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二十二个人只有五人到达了可以朝敌军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一切。其他人尾随这五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的战士象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地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稀——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惶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就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 大雪山的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变化异常，半下午天色就暗了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稞，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下，成百上千衣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之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凶暴残忍地从山上滚下巨石，以此表达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努力用吟诵诗词和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了的战士们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的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 毛的健康观是，精神有极重要的作用。毛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璋、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到了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把生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以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因为毛的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的确如此，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他的人事关系很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天(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的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1938年在延安，毛对梁漱溟承认，他不时地为神经衰弱所困扰。 一天，一块不象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在伊涅河40里的上游处，有一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则不然。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已有八年没有与张见面了，不过并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象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也去过莫斯科但并不了解苏联。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他们的相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地主的儿子张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则是一个无着落的旁听生。在毛置身于农村运动之后很久，张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认为毛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 毛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张怀疑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逃离”根据地，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的眼中，张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远在川西的某地一条路边，红军战士搭起了讲台，树起了旗帜和标语。毛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的到来。一会儿一支有三十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在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的军队(五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四万五千人)多。*张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精良，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的隐蔽式生活好象是在度假—— * 原文有误。当时一方面军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战斗部队，另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译注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8) 第六章（4） 
当张走近前来的时候，毛突然对身边的一个人大笑着说：“不要羡慕那些马。”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不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三十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象演员登台演出一样。朱德和毛跑上前去迎接他，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和张彼此对对方和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张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共餐。张以一个失宠者的留心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足智多谋的毛以很少的交谈使笨拙的张感到烦躁不安。他自已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因此吹嘘说，喜欢吃辣椒与成为一名革命者是有联系的。张可能并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却有其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出现了问题：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和张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则更愿意呆在西部积蓄力量，因为他对这里已较熟悉了。 8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显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张统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部队分别向北迸发。 但是，在执行这一决议时出了问题。毛张关系的恶化使张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则率领部队从四川西部骤然向北，好象是害怕张的部队会从后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象他一生中许多关键的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究不能与张国焘抗衡。 令人费解的是，朱德这时是随张一起向西而没有和毛一起向北，由此也可以看出分裂的严重性。毛在这种转折关头一定产生过动摇，他后来说朱德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以军事天才自负。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的专横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报复。 但是，朱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定随张国焘向西，作为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火并。 总之，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了毛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这一出戏是毛故意安排的，但是又不象。毛在从毛儿盖继续北上的艰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泥潭、饥饿、当地居民(回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丧失了上千名战士。回族女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给红军提供帮助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地烫死。* 红军不得不为求得食物而第一次杀人(不然，他们只能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材料证明他们这样做了。 毛奇怪的谈论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的一些措施做法，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的做法经历有关。 长征一拐就要结束了。毛的部队在越过六盘山之后到达陕西，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小部队已经在那里，徐海东欢迎这批穿着破衣烂衫的幸存者。**走向前去平静地问道：“你是海东同志吗?”他果然就是。长征的恐怖和壮烈就此结束—— *此段失实。——校注 **这支队伍从三十年代早期开创的江西苏区出发到达陕西，与陕西革命力量汇合。陕西革命力量是在十六名陕西青年领导下，由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发展而来的。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曾教过这十六位青年。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跨越了二十四条河，翻过了十八座山。等他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术他的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只剩下了10％。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只说了句：“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造就”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⑤而且直到1935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把一个由不同成份组成的群体加以锻造，使之变成一种对自己事业深信不疑的强有力的运动。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两亿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坚持认为，一夜的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长征者都象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理想主义者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运气也是一个因素，贵州和云南的军阀如果来真格儿的，会把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的魄力和手腕。 *黄土高原是中国若干世纪水土流失形成的贫瘠黄土地，有的地方现已形成戈壁沙漠。——校注 毛在领导长征时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天才。在他看来，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主义”的所有成份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正是因为这个整体，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千百万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中国人民眼中，他们成了爱国者。 毛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的程式化是以后的事情，是毛有时间对之作深入思考的结果。 现在，毛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这使他能够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苍龙”是七合星以里东星座的名称，在毛的词中系指日本。*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确实是以后十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长征的结束只是这一任务的开始。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七章（1） 
第七章抗日（1936—1945）) 在西北，毛泽东有了发展的机会。他有自己的准则，“延安道路”不久就成了一个含义无穷的用语。 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是一个苦难深重、愚昧不开、没有希望的地方。 农夫们穿着蓝色粗纺棉布衣，头上裹着条毛巾。他们的饮食与南方大不相同。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是谁。 在1928-w-1929年的大饥荒中，陕西至少饿死了300万人。 毛泽东有时会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一个6岁以下的小孩。 有人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看到农民在拆房子，卖了以后交纳赋税。还有人则说他亲眼看见一头猪的转卖得交6种不同的税。[l1 在南方时，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毛泽东的怒火，但帝国主义这时还没有渗透到西北。毛泽东发现延安一个西方的“剥削者”都没有。另一方面，陕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北部的战略要冲，这是这片黄土地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中心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的抗日行动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并在这种民族斗争中发展共产党的势力。 因为共产党顽强抗日，红军在其后的3年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正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赢得了胜利，在没有他时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这样成功。正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延安道路”的反对意见，所以他要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块纤维布上熨平任何非毛泽东主义的皱褶。总部开始设在保安。后于1937年1月迁到一个较大、较安全的城市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际上是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中心。 延安有着3000年之久的历史。在1938-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将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山的怀抱中。当建筑物倒塌以后，窑洞成倍增多了。 窑洞实际上不是别的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整理而就的平面。 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地面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在黄土山腹中。 毛泽东在陕西这个前哨基地的10年中就住在四孔这样的窑洞里。他比较了解这些房子的优劣。他把三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中的一间辟出作为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2]以及几乎没有原版外文书[[3]的书架。 他的一丁点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澡盆了。他总是用一张南方式样的床，四根杆子上挂上一顶蚊帐。他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在保安时他曾尝试着睡过。 日本人的轰炸把毛泽东从他的第一处窑洞里赶了出来。他之所以放弃第二处窑洞，是因为附近正在建造一个礼堂，上午丁丁当当的敲打声常常把这位习惯迟起迟睡的人从他的半夜中吵醒。 他住的第三孔窑洞在枣园，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也是在这片宁静的树林中。随着战争的加剧，毛泽东希望离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更近一些，于是他再一次搬家。 每一孔窑洞的前面都有一块平地，有一把安乐椅和几个石凳，毛泽东通常还有自己的小片菜地。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改善。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成为过去，特别是1939年以后不时地有飞机来轰炸，要是在10年以前他可能会再次站到战斗前线。到中国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得懂当地老乡讲的话。毛泽东在那里听到过上百种发音急促而不清的方言，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会讲中国官话的人。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 毛泽东把热心关照他的警卫员送进了学校，他对陈昌奉说:“你已经跟着我六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陈昌奉说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泪水便流到他给毛泽东端送的洗脸水里。川 毛泽东不再需要贴身警卫和随从，他有大量的公职人员。 在延安，他不会再去同一名没受过教育的青年在深夜闲聊哲学了。不久，他有了新妻子，许多的来访者，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陈昌奉的掉泪是因为他不愿脱离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那么他去上学时毛泽东送给他本子和铅笔则总括了他们俩不同于以前的往后日常生活。 日本和俄国在毛泽东的视阂里再次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俄国时只知道它是中国的掠夺者，是一个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国家。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在他看来是世界的希望。然而，毛泽东开始忽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建议。他的权力上升是作为中国大地的儿子战胜亲苏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日本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英雄的国度。1905年战争表明日本已称雄亚洲，也显示俄国力量开始衰弱。即使在日本开始对贫弱的中国长期施以侵暴以后，毛泽东仍相信中日有发展成为兄弟关系的潜在可能。然而到了30年代末，毛泽东成了抗日的强有力的号召者。这似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毛泽东的抗日思想实际上并不深刻，只不过是对中国将可能死中求生的预测030年代末，在毛泽东看来是日本而不是俄国可能会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相比之下，莫斯科曾公开宣布要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只是结果。在20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泽东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1936年间，毛泽东显然已意在恢复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妻子、弟弟、继妹和他的近乎半数的亲密朋友的集团实行联合!像一对昆虫一样相互厮杀十儿年的两军将要再度合作!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态度希望与蒋介石采取共同的行动有儿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对祖国深挚的爱。长征期间他就渴望国家的统一，1936年初所填写的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词表达了这一点。 这首词用了一个质朴的题目《雪》，但内容并不谦朴。不过，如果说词句豪迈奔放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泽东本人，同时也代表一了中国。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烧。 毛泽东从自然的壮丽转向志向的壮美。他提到中国古代四位受人敬重的皇帝，还有征服过中国的蒙古无敌英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5]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七章（2） 
这些词句浸透了毛泽东对个人使命的领悟。昔日英雄都已成过去，在新的战争年代他们不可能再成为东升的旭日。唯有毛泽东能负托起管理中国多娇江山的使命吗?’ 然而，《雪》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诗词，是中国壮丽的山河使毛泽东产生了如此坚强的信念:现在的中国比4000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辉煌灿烂。 毛泽东是在努力团结所有的人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写下这首词的。他的英雄主义之梦是在把中国作为最高事业的时候，是在中国自成吉思汗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时刻产生的。 毛泽东脑海中呈现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这些英雄都是东方人，而且都已谢世。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了。 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他从未犯过这类错误。1936年间，毛泽东每次给国民党发去电报的时候，都睁大另一只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全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使蒋介石丢脸，又能团结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新的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吗?他当然不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共享未来，他也不相信随着战争的持续国共两党会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确实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站到一起。因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抗日斗争。只要掠夺者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就不会对双方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毛泽东在保安时与斯诺谈话中，有一种消饵敌意的坦诚:“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6〕 在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7: 蒋介石也企求作个爱国者，然而其政治嫡宗使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没有扎根于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好像为了弥补这一点，蒋在寻找外国人做靠山。最后，蒋介石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但是，山姆大叔对中国局势鞭长莫及，也无力挽救蒋介石。 毛泽东在精明地打抗日这张牌，他也十分幸运。正当他对自己的反蒋策略感到信心不足时，日本人发起了进攻。可是，如若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抗战触动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哪一种因素或是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都不会起作用。统一战线是一种以两手对两手的游戏。不过当时毛泽东的信念也是双重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学说都是治疗中国这位“病夫”的药。因此，重视治病的良药甚于病人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希望把他的这种商标的药加诸蒋介石的身上，并已准备为此而斗争。长征期间和40年代的内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这种对药物的选择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 在1935——1936年间，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和被迫流浪者的态度，既体现了他的精明和爱国的双重特点，也促进了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民族复兴”。 他对哥老会这样说:线池作卜我。!过批是雨资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一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毛泽东在发给这一秘密会社的传单最后说:“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fsl理查德?尼克松未来的朋友确实无比的灵活机智。 就在毛泽东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介石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9〕共产党人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后，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介石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囚徒。 1936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介石手下的军官出现了骚动。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对张学良来说，到1936年秋，蒋介石的****和动摇不定的抗日态度已让他忍无可忍。这位英俊而又感情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尤其积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1931年起就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1936年，张学良的3000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 12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座宫殿，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介石的30名随从。 灵敏的总司令穿着睡衣、打着赤脚落荒而逃—假牙也丢掉了—翻墙而去，带着背上的伤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介石厉声提醒这位将军说他是他们的总司令，这位军官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回答道:“你也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了。;[10]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但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对蒋介石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泽东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以作为一名爱国者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并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做决定。}}[1I]周恩来说(他赞成宽大处理)。 正当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好像毛泽东见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谩骂。[12]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泽东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强有力武器—这表明，他绝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泽东仍然漠视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来强们川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经过十儿轮会谈，“西安事变”结果以不可思议的妥协浮现出来。 蒋介石自由地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但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过，作为回报，蒋介石放弃了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权威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卢沟桥事变”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1937年夏末，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共产党的名称降格为它所属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下。 毛泽东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5块钱。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只有以前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自身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他对蒋介石的优势。他目光远大，留给蒋介石的是权宜之计。他一直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外)，而蒋介石则惊慌至极，像是缺乏教养。毛泽东不拘泥于形式，而蒋介石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绝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有使28个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推翻毛泽东—尽管有那么两个人沉迷于这样做—但是还会有来自各个派别的中伤。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煮(他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致成为毛泽东左翼的一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子在莫斯科待了6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 毛泽东精明地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插着钥匙的糖果店前—他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介石的首都。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七章（3） 
“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泽东的反对，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像张国煮或王明那样公开表示与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相抗衡。这些狂热分子希望把蒋介石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泽东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危机感。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一直对托洛茨基持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介石的重新合作会冲淡共产党的社会工程。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的痛恨甚于对“投降主义”的敌视。 实际上，直到1941年，毛泽东对重新与国民党联合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并非因为他从个人的角度相信蒋介石，而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已经确信未来是属于他的。但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他二直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考虑得像毛泽东认︻产.奋﹂‘h石J工欠月卜件」勺J.J工，洲午买石月石洲1，‘r、﹄卜吸.﹄‘J为的那样重要。 毛泽东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战争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放手交给人民。 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已经按照这条路走过。现在他们跨上了一个更辉煌的阶段。出任指挥的是何种德行的人才!要利用和引导如此众多的人的情感!人民战争确实如此，它不仅指全体人口中的一部分—像十几年前那样—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 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人中国革命之中。 同国民党维系在一起并不是毛泽东独自的主意，莫斯科现在也通过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推动着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居于所有其他实行统一战线的有声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上。 置身于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共产党人的武装不久就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的人数达到40万。是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比1937年的4万人增加了5倍。 蒋介石不能与红色战士相匹敌，不能成为水中鱼。蒋介石对他们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控制，因为他们大多分散成千人左右的流动作战部队。’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当国民党被日本人的进攻不断赶向中国西部的时候，共产党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在毛泽东的华北根据地内已有5000万人口。通过抗日，毛泽东将会击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言及解放时，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指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泽东这时已有自己的想法，即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苛捐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以自己的品行和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军队的性质，将希望极大地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社会解放上。毛泽东把他的军队投人到与蒋介石一道分担的民族事业中，但这支军队的精神中蕴涵着革命的希望。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到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八路军的弹药和给养是蒋介石提供的，但1939年以后蒋介石再没给过任何东西。除蒋介石的军队外，苏联人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以援助。八路军依靠敌人同时也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 它的军人主要是由广大贫苦农民组成，这些农民有着固有的期待和确定的宿命论世界观。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名痛苦异常的伤兵乞求药品，可是没有，她所能给予他的只有最后一片安眠药。输血根本不为人所知。服装供给是如此缺乏，以致士兵们要赤着双脚膛过结冰的小河。 史沫特莱跟随的一个连队，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小米随手可得，但是连队没有钱，而指挥员不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东西。 在这个严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 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而这支饥饿的部队则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度过漫漫长夜。“他们的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她说。 所有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像美国儿童第一次见到剑龙。他们初到西安，就像孩子一样在牛肉饼摊前排队，去轮着按电灯开关以观看灯泡在他们手指触下一闪一亮。 毛泽东这位不是军人的军人，深知军队是构成他们社会的一部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强xx等于是侮辱自己战友的姊妹。由中国受剥削者组成的八路军—并指引它为理想而斗争—毛泽东运用人民战争为他的斗争服务。 l}路军的先遣队很快赢得了农民，他们像追打毒蛇一样打击日本侵略者。儿童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给他们吃的，教他们念书，并给他们类似通讯员或卫生员的工作。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画报上毛泽东的脸庞显得十分清瘦。 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写出了很多东西，他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起枪杆子以来的最主要的军事思想。他写了((基础战术》，这成为干部的必读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阐释人民战争意义的经典性著述。在《论持久战》中他从中国的角度对中日战争作了总体考察。(14]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仁15]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毛泽东那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积满书桌。不过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其间，那些有才华的秘书开始编辑和校订毛泽东的手稿。 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炭火烧了一个洞，而他正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 编辑好的文章送发到刘少奇的窑洞及其他领导人那里去征求意见。毛泽东的军事论文充满生气，具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本能敌视。 他坚持，在作出判断之前要有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嘲笑那些以偏概全而认识不到问题全貌的人。左翼分子总是想一步登天，他劝这些人要有耐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突袭(弱者对抗强者的少有手段之一)，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提他首次在1927年使用的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泽东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泽东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眼睛总盯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泽东是反战的勇士，然而他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检验。 他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 他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他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人战争。” 他高瞻远瞩且自尊自大:“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o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国领土将沦陷。毛泽东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诱敌深人是有益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被同仇敌汽的广大民众所包围。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七章（4） 
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游击战。 在1937-1945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象的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泽东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外国人的传统。1}世纪时，即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阪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二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20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院子里捡了一小块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泽东对此像是没有看见。 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甚至教毛泽东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着一包花生。}}sl 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泽东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在1936年夏及以后，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才华的冒险家一起度过数百个小时以后，毛泽东破例与一位外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在炎热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更舒服些，毛泽东曾当着斯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在30年代，毛泽东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泽东在本国提高知名度。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在30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一位外国人会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日标_不妖_俄就不会告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平经历—这在中共领导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贺子珍瘦小的身上还留有20块弹片，这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扰。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吃晚饭。客人只有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还有吴丽丽’，一位漂亮的女演员。昊丽丽性格开朗，涂着口红，留着长发，在这种前共产主义的环境里仍“上海”味十足。 未待夜临，小筵便开，毛泽东与昊丽丽共酌，相依把盏。 然而，不是吴丽丽，而是另一位姿色稍差却更为钟情的女演员给毛泽东以新的感情波涛。[19] 一天，毛泽东在艺术学院作演讲。在听众里面，在给干部保留的单独一排座位后面屯离前面最近的地方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到延安、长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女子。她使劲地鼓掌，提一些很受人欢迎的问题，并在演讲结束后又私下里向毛泽东请教一些“理论问题”。 毛泽东并不是蓝苹所亲近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但自从在艺术学院的那次会面以后，她再也不需向其他人抛出彩球了。 蓝苹—这并不是她的原名也不是她最后一个名字—出身于贫苦家庭(在这方面，她不同于贺子珍，也不同于大多数中共著名人物)。她在一个经常用铁锹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父亲手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她设法在上海的剧院里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同时也经历了有如瀑布一般激情的罗曼史。和很多来自东部城市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听到西北的情况时很激动，她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延安新生活的挑战而去的。 她与毛泽东的相遇相识使人们想起1928年在井冈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团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摆脱了早期孤独的生活。但这两个女子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不相似。 蓝苹相当漂亮，尽管缺少贺子珍的温柔贤惠。她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而且她能老练地分配自己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不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抛出而不取得更大的回报，在为个人获得名誉和权力的斗争中她会把网撒向更大的范围。 毛泽东轻快地走向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这虽然有困难。事情是在康生的协助下，康生是蓝苹的山东同乡，刚好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像是猫头鹰般的影子的康生是位艺术爱好者，,I}于耍弄诡计，总是作为毛泽东的黑暗一面不时起着关键作用。他是毛泽东的安全主管，总是巧妙地安排蓝苹与毛泽东接近的最初通路。蓝苹后来说，她攀附毛的“过程的每一步”都是随康生推动的。「浏 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与蓝苹的事情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位有野心欲求的女演员是何许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被迫给她让位?康生应蓝苹的行为习惯耍起手腕来。 毛泽东本人决意已成。他威胁说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去;}zt。党对此默认了，只提出一个条件:蓝苹只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不能参与政事。 这桩婚姻当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兴奋:毛泽东这位来自农村的男子，欣赏中国的传统，现致力于政治和战争。蓝苹这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无视中国古代经典，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个人生活发生危机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曾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 他忽然把话题从世界风云转到爱情上，他问阿格尼丝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对她姗?维笑现，二改名‘d她很s，好短、〕”意味着什么?f22’然后，他背诵了一首写给他的牺牲于7年前的妻子杨开慧的诗。 这种个人表自对毛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毫无疑问，这表达了他内心的某些价值冲突(啊，可惜纯正的史沫特莱小姐不能进一步激发毛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上)。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手段。她为自己选好了一个更雄伟的新名字—江青，其意是“绿色的江”，不过，根据它的音还有第二个意思:“清澈的水”。“绿色的江”似乎更合适。这个女人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犹如猫一般冷艳这个短语所说:具有魔法般的魅力。‘ 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娶了贺子珍的妹妹做第二个妻子。毛泽覃第一次结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与杨开慧和毛泽建一起被捕。尽管毛泽覃的妻子后来被释放—国民党认为他与毛泽东相比是一条小鱼，因此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结果要好—但是毛泽覃没有再和她联系。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他于1935年被杀害。}z}} 但贺怡作为家庭的影子在1937-1938年间重新露面，她再次结婚并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对毛泽东“遗弃”贺子珍很恼火。这无助于事。贺怡的丈夫被派到华南工作，贺怡则被安置在延安。或许这是平息吵闹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对夫妇反对毛与江青的结合。 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韶山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后，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母亲在1930年被杀害后，党组织和外婆家设法把他们抚养大。可是，作为“共匪”的后代，他们过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栖身，并在庙外贴一张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一分钱。 奇怪的是，他们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用的是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泽东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个孩子取得了联系，他们乘船到达马赛后不久，康生就从马赛护送他们到莫斯科上学。后来他们回到延安，岸英与父亲一起生活，岸青因显露出精神病迹象而在一个农民家庭休养。fuel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状况没什么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发现自己被送进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好像是10年以后的事。此外再也没有见过她。f}7 莫斯科没有利用过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出现，来批评毛泽东对待她的态度。 到了1939年，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毛泽东又一次不费力地处理了正式手续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记录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的确切时间—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甚至也无法确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时间。然而，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事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婚姻。f}} 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的独断专行似乎从给新生女儿取的名字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李呐。李是江青本来的姓;呐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员的名字的谐音。’多少年中，江青总是过于自信。不过，在与毛泽东生活的最后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1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从莫斯科的学校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告知学习情况，毛泽东在1941年1月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八章（1） 
第八章圣人（1936—1945） 在外表上，毛泽东此刻透露出足b多谋—对有些见过他的人来说可谓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举止老练深沉，目光和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像是在掂量其话语的分量。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喳噬有声地大口吸着。川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泽东交谈后离去时，竟骇得想不起毛泽东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的沉默寡言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外表上的女人气质。”E2)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印象:“一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高声向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3]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4，史沫特莱有些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她认为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但这位世界革命的圣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泽东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涌起……” 正如斯诺一开始就发现毛泽东是“奇异人物”[5}一样，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成圣人，只有圣人才会神秘莫测且无拘无束。 在延安，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泽东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而是开始显出一种释迎牟尼式的稳重。 毛泽东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议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体中，军人只能留短发，毛泽东却任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可是毛泽东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步子像个农夫。[6] 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7]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泽东不理不睬地新娶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泽东经常独处，但他的家庭却是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家庭中最热闹的。活泼的蓝苹以及儿子和侄儿在他书房里穿进穿出。 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发福。他的年老的教师，来自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负责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则仍然那样清瘦。20年前，徐特立像毛泽东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卜。fal 但是毛泽东不讲究什么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德进特-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9l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一这是拖函台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祟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r;>0 40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t)，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人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八章（2）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件:一价_泽东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 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9(?00万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仄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这场靡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在。[13]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队投奔到西北。 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是一种楷模，是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指责儿子懒惰。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oa53}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不止是一种第=者的角色。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1944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为杭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名来到北方加人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 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40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八章（3） 
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6]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7]，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他嘲笑“独立呼吁”u8}，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y9」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ra.}"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人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1，毛泽东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 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 在40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1942年以前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制定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煮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待张国森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煮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演了。[洲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所引起。张国煮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熹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熹的儿子来演张慕煮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煮脱离延安投人国民党的事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煮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煮，张国煮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3j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撰写政治文章。40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洲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u}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八章（4） 
毛泽东反对党的领导者(他们为数不少)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忘记了它所要影响的对象。 “无的放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这样针对性地指出，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主义意味着既重视听众也重视听众所需掌握的内容。 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城墙上看到一幅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口胜利。”这位半知识分子犀利的眼光发现“工人”二字进行了艺术加工。“工”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竖而是转了个弯，成了“互”。“人”字在右边加写了三撇，成了“人”字。!州这使得这条标语一般人看不懂。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讽刺挖苦了这种故弄玄虚的书法。 他要求人们学习有用的知识: 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只会翻字典。手中拿本书，吃着人们供给的小米。然后你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再去啃书本。民本论者毛泽东这时已羽翼丰满，他对烦琐哲学的厌恶使他像他父亲一样讲话: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 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这位教员开了一系列药方: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L}} 毛泽东不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建议共产党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实际生活。土匪和“名妓”都可以讲出很好的传记题材。 与此同时，亦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毛泽东认为文字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告诉干部们，不要利用平民对文章的敬畏而去用官样文章吓唬人。 毛泽东推论说:“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L2sj毛泽东主义的意思是，与群众讲话要诚心诚意。 所有这些都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猛力一击。他说:“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年轻很多—“读了点《资本论》、《反杜林论》的皮毛”L}l，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3(3]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rr(3}〕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对傲慢的极左主义者说，这是他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反对的主要问题，“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对那些自以为能背诵苏联共产党教条就是一种成绩的人，毛泽东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错误的狂热者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2]0 这很像是在东山小学读书时的毛泽东，他讨厌油嘴滑舌的纵垮子弟把书本当作仕途的阶梯。现在，他批评党内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是差不多的态度。 毛泽东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一个术语—“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颇不寻常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自产生时起就是“欧式的”，它能够“中国化”吗?毛泽东认为能够中国化。 他在X938年写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回事，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33]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译成汉语就已经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单纯地指城市的工人阶级。L34i “大同社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展望，它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令人新奇，因为“大同”是指一种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人们认为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现在已经绝迹。 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毛泽东是反对的。这位德国人认为历史发展要有五个阶段，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毛泽东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木主义社会两个阶段。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则加以发展并赋予新意。 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但农民是它的“主力军”。 毛泽东引鉴了马克思的学说，可是毛泽东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官方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收编了228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在西北写就的。这些文章包括了他的所有主要哲学著作，文章是圣人的语气。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3s7 甚至他的谦虚也有如一位巨人坚持说自己是一个矮子。他在谈研究方法一文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些事情。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36115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激昂语调已经预示他将是中华民族的导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他当时在井冈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1928年的莫斯科”到“1945年的延安”是一段长长的时空之旅，中国革命也由低潮走向了高xdx潮。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把这次在延安的果园里召开的会议恰当地这样称呼。这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希特勒也在已成废墟的柏林自杀。参加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代表们坐在木制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历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y，表示与盟军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胜利。 灰色的砖墙上也有标语，这是毛泽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带有儒家道德的气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幅标语这样写道。“同心同德”，这是会场后面的一幅标语。 新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现在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战胜了王明，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北顶礼膜拜。 毛泽东总结了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遵义会议胜利的经在中共表大会究付日验。他在报告中的发言对苏联是尊敬的，但没有提到苏联对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提供的援助。 自1943年任该职务以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领导着第七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已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在一次单独讲话中共计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对此并不难为情。刘少奇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阴 反过来，毛泽东提携刘少奇至最高地位，进人包括由毛泽东自己、任弼时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地位—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刘少奇时常反对2g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少奇一开始就不在延安，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矫正的背景问题上不会向毛泽东挑战。 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与代表们举杯共庆时，一改平时性格而显得和蔼可亲，并无矜持之态。会议厅的上层就是乒乓球室，这个“团结胜利”的会议则分出了胜方和负方。毛泽东拿起球拍，他的球艺不高，但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总是“泰然自若”地把球输给对手。f381 毛泽东往往是对别人明显的伤痛加以自责以显示他走之字路的技术，1944年5月他在党校对整风的受害者致了歉。他在讲话中意识到有些人受到伤害，说他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他向他们鞠躬时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当然，他要这些受害者回来与他握手，不管什么情况，不论过多少年，他要请他们到那里去。 唉，共产党人“整风”不总是整人这一教训毛泽东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延安岁月，他取得了双重功绩，既抵制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也塑造了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紧身衣。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九章（1） 
第九章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对于毛泽东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不是为着理论而是即刻付诸军事行动时期，其时政权像一只成熟的桃子引诱着他。 诸种决策皆由他作出。他开始向美国示好，然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对抗，其获胜之易可能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闷闷不乐地密封好同苏联的联姻。 美国之于毛泽东恰似中国之于罗斯福—遥远处的一丝微弱的灯光。零碎报道使毛泽东在心目中对美国这块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土地勾画出美好图景。 苏联和日本近在咫尺，而美国还只存在于想象中。 到194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需要美国帮助打败日本人。然而山姆大叔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以丑陋姿态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毛泽东开始思考美国在战后亚洲的角色，他曾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 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的好奇心迷住了他，他曾询问过他所接见的美国记者。现在，他已能获取国际新闻资料，他像经纪人盯着股票行情一样审视着美国。 毛泽东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出色，贝蒂?格拉布尔的表演使他惊叹不已。在描写美国士兵在意大利作战的影片《太阳之行》中，美国士兵那种无忧无虑的风格使他惊讶—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查理?卓别林是他极为欣赏的。川1944年夏，一架满载美国士兵和外交官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毛泽东乘着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来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在与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等人会面时，毛泽东显得小心翼翼，但并不是不抱希望。毛泽东与罗斯福的代表们开始了对话。 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是约琴夫?史迪威将军促成的，这位远东战区司令试图估摸一下共产党的实力，以便帮助美国结束对日战争。“刻薄的乔”〔到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并希望与其有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加强作战能力。 毛泽东在1944年似乎是亲美的。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打日本，但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使用原子弹。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喜欢美国来访者无拘无束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的建议，派一名美国将军来统率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蒋介石对此不同意)。 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谈话时使用了“民主”一词t4，好像这是延安和华盛顿共有的价值观念。但西方人都知道，毛泽东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崇拜者。“反法西斯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他}r说的全世界的民主。 在so年代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爪观点看待美国的前途。 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对自负、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十分失望。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思想也是围绕着国民党来考虑的。 除了扫一败日本人之外，毛泽东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贺供美元和援助。不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J在腥的。 毛泽东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党把握着未来。蒋介石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如果华盛顿认识到这一点，件国的内战或许可以避免。如果美国承认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平,j的地位，或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即使有这样郁联合存在，他也会战胜蒋介石，犹如黎明会取代黑夜一样。毛泽东发现要使罗斯福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绝非易事.这比说服斯大林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政界对华政策包藏祸心时已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意支持国民党。因此，在这种处境下的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蒋介石。 在中国问题上，“刻薄的乔”与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存在分歧。陈纳德不希望与毛泽东合作，而要用强大的空中力量以了结日本。罗斯福的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反对史迪威及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持的观点。 可怜的毛泽东被蒙骗了。绝没人告诉他，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70%的时间是在唇枪舌剑地争吵，只有30%的时间是在采取行动。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4年下半年到延安。毛泽东赶到机场迎接这位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以莫希干人战争呐喊般的声音介绍自己，他的喊叫甚至会使周围的尘土飞扬起来。办事干练，具有尚武精神的赫尔利—据说他可以马步站很长时间—穿着佩有勋章的军官制服。毛泽东平静地走上前去，穿着不像样的棉衣和布鞋。“毛思同”，他的一位助手听到赫尔利这样向毛泽东问候。而另一位助手则听到这个咋咋呼呼的使者在叫“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挤进救护车。“国际交往中很少有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越过延河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延河冬天涨水，夏天变干涸。赫尔利回答说，在俄克拉何马，夏天的河水少得可以看到鱼群搅起的浑水。 他们看到一位农民用鞭子赶着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建议道:“老兄，打它的那一边。”毛泽东插话说他小时候在韶山时曾赶过骡子，赫尔利说他曾做过牛仔，他一边描绘他的那一段生活，一边大声叫喊“呀呼”。 “这家伙是个小丑。n[6}毛泽东后来对朱德说。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无知是赫尔利的最大问题。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如毛泽东对莫希干人的战争呐喊知道得多。他甚至也不了解他的朋友蒋介石。 毛泽东和赫尔利制定了国共联合的方案。毛泽东对这一方案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是在重庆的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毛泽东对巴雷特上校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真会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赫尔利说在他来延安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赫尔利有着坦克般的样式，但在智力上他就像靠垫一样软弱。不几天他就改变了自己对“五点方案”的态度。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倾向于蒋介石—直到他愤愤地辞职。 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泽东又打出了一张牌。似乎最高首脑会谈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是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毛泽东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的谈判的蒋介石。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而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已是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现。毛泽东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o周以后，毛泽东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便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他毫不迟疑地猜测谢伟思回去是为安排毛、周对罗斯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可是大错特错了。 在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泽东被搅得心烦意乱。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将史迪威将军解职。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8I他对美国的调情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已差不多走到尽头。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的国共内战，这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毛泽东，而且迫使毛泽东更加接近苏俄，这比已有的关系或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更加接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很快都在向下滑去。 这年秋天，当毛泽东看到苏俄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在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使唤。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4年毛泽东就失去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X93 他盛怒之下所做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其部下对这位老板的不雅称呼，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汇报时，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混蛋”。 毛泽东在延安从赫尔利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美国革命时的术语。毛泽东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战后联合政府应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的是，那个对毛泽东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不会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这一理念的信任。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40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内容大多被删了去。(ail 如果毛泽东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毛日号及切及进复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续3年，使300万人命归黄泉。 蒋介石也不会直到失败时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实际上甚至在失败以后还得到支持，乔治。马歇尔也不会在对双方的调停中受挫。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九章（2） 
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S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56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人泥潭，也不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巫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fizl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重庆。“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I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是18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进人一个城市。 就像1927年在武汉，他的来到是合法的。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他，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对所有这些人他都显示雍容大度，表现出爱国热情，与之互赠字画。毛泽东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了《新华日报》[14](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得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山河的热爱，都感受到毛泽东自身的使命感。 已逾20载未晤面的蒋介石、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起来衣冠肃整，另一个则不修边幅。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据说，当时蒋介石显得紧张而毛泽东则镇静自若，这不一定确实。像毛泽东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泽东当时尽可能慢悠悠地吐着青烟。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静是因为他知道他能以智慧取胜，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及个性)终将会战胜蒋介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毛泽东坦诚相见，蒋介石则阴遮阳盖。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蒋介石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本质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地区边界的划分问题达成了一致。 当两抬时丰举杯井酌时_双方都笑容可掬。宴会上的其他人关注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夕，毛泽东作为客人应邀出席观赏京剧。戏演到中场时，有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泽东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is]周恩来面色煞白，他找来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抗议。 毛泽东仍坐在座位上。他喜爱京剧—尽管取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举行告别招待会。毛泽东忘了他的汽车遭受袭击的事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杯祝酒:“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岂能彼此信任?毛泽东不会相信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回到延安后说。}16}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的路，他并不认为与蒋介石谈判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同延场排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不得不对蒋介石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内战，毛泽东似乎不愿被看作是反对和平的人。 并且他去重庆也在于显示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更为重要。 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1亿人口，并有100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部下强调。[l7]可是毛泽东的行动已证明中国的天空会对这两个太阳作出选择。 毛泽东蔑视蒋介石，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la]然而，他在重庆的时候掩藏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自1927-1937年就一直同蒋介石这个人作战，现在又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它适时地向叫吻减蒋介石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中，一切事物都不能只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迁回前进。 1946年初，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这是他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碑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19]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恩来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泽东对此不抱多大幻想。与一年前不同，他显得更独立。 像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向马歇尔祝酒时，他的话肯定带有讽刺的味道:“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马歇尔虽在云里雾中，倒是诚心诚意地想摸索出一条捷径。 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声音像从远山中传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双方都撕毁了协定。 毛泽东知道，“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zo} 其后的三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能从帽子里变出大量的兔子来。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战斗力的对立。行政上的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对胜利的头昏脑涨。 1946年，国民党掌握着整个华南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在北方力量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武器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全面进攻时，毛泽东采取的是防御。到1947年初，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像过时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特别是在3月份毛泽东放弃延安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该城决一死战。莫斯科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并眼见共产党的失败就要来临。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牵挂。他说延安“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最终毛泽东在离开之际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仍不愿走，“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吃着饭，而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为他这种胆量焦急。 彭德怀顾不得许多从毛泽东手中夺走了筷子，并冲着他吼道，“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终于站了起来。“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蒋介石在胜利中飞到延安，任意毁坏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这一次，他骑着一匹精壮的马，吸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优质香烟，他有收音机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他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成了固定的习惯，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是这样，其他领导人全都调整其作息时间以与毛泽东相适应。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九章（3） 
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泽东的体重有所减轻，虽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他能吃到肉，有小米，可能还有萝卜和白菜。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只得喝榆树叶熬面糊。“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对工作人员说。喜欢辣味的毛泽东不知是何评论。 他用电报发出具体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沉思。 毛泽东的生活与长征时期相比不再那么俭朴了，但他的领导方法更加正规化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匆匆从他们的窑洞跑进跑出，用收音机了解前线的战况。 他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留在身边，全家人关系亲密，在一起奔波。 毛泽东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写了一首诗，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泽东听他朗读之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三句。 由于毛泽东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化名—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聊天，这位姓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他告诫道。王老汉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的时候声音冰冷，谈到毛泽东时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就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广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泽东总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仍然缺乏学外语的天赋，可是在1944年和1945年间与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美国语言。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形成。’ 有一部论文集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说周恩来更兢兢业业。“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按照北京的标准，这是尖锐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熹—暗示过毛泽东缺乏毅力。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撤离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那里摆宴，他曾声称不拿下毛泽东的司令部就不结婚。 毛泽东的人马不足2万，而胡宗南却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使胡宗南战线过长，并牵制了其他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敌人。 毛泽东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毛泽东并不在意土地的得失，在与胡宗南周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常给围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鼓励警卫员写日记以提高写作水平，并亲自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的23万人马四处分散。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当胡宗南被诱上钩时，毛泽东开始出击了。他说:“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1947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人民解放军用他对付胡宗南的战术，在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l毛泽东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结果确是如此。“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1947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声言，“在华北，70%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浏。 在离开陕西到华北的路途上，毛泽东在五台山的寺庙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向方丈询问两位有名的退伍军人在出家后的详细情况，细听方丈述说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并对方丈保证:“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扛进山里。蒋介石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农村包围了城市，人战胜了武器。 在城市中人心已倾向毛泽东，这是他的又一有利的条件。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什么也不给人民。 身居农民窑洞，毛泽东距这场小型五四运动很远。不过他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完全投人知识分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同1919年一样，当呼唤新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地沉思。而在1935年，当学生运动在北平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时，他正在遥远的延安。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就看到城市反蒋浪潮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灵活多变。他从未反对这种正面阵地战，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强大了。形势急转直下，厮杀不是在毛泽东的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国统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局势有如电影镜头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这块屏幕。与蒋介石的预测相反，每一新画面都显示蒋介石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介石对他的一个刚丢掉一半军队的将领大发雷霆……毛泽东在沉思，面部表情像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于乡间小道。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但毛泽东在1948年的风暴中不可能安闲地离开中国。于是，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赴河北见毛泽东。“斯大林有点像祀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来检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中方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将信将疑，因为几个大的艰难决战使他们已极度衰弱。 在河北，在一次国民党利用特务派飞机投弹空袭时聂荣臻救了毛泽东的命。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聂将军跑进毛泽东的房间要他躲进防空洞。毛泽东正要穿上蓝色花纹的睡衣躺着。聂荣臻做他的工作，但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中去，毛泽东拒绝不去。聂荣臻命令卫士抬着担架到毛泽东的卧室，放在毛泽东的身边。聂荣臻和他的两位警官将毛泽东轻轻地抬人担架，卫士们抬起这超过他们两人体重的担架跑进了防空洞。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一块弹片正好落在院子里毛泽东所在的房子里。毛泽东一时无言表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决了两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出卖毛泽东，提供了炸弹袭击的目标。 拿下东北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直取北平。这使蒋介石相信毛泽东无力取北平。但毛泽东之所为有其原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人混乱。同时，这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50万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人民解放军推进至天津先攻克了一些小城市—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不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可惜他们曾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击败蒋介石的胜利所抱的期望值要比毛泽东低。“我们不会失败，”1946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说，“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有可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年，美国有1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 1948年的毛泽东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 1921年，毛泽东和萧瑜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萧瑜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至五十年”内取得政权。他在1946年夏季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下半年，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 蒋介石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满纸温情的信件从南京发出来了。可是目前毛泽东不愿意分享权力，他的言辞犹如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毛泽东给南京唯一的真正答复是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即兴赋诗，首次笔落诗成。诗中，他写到钟山像巨龙一样蜿蜒于南京以东。历史上南京被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接着的后半句改变了孔夫子的意思。因为孔夫子从来不提倡用政治的力量带来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泽东读过《伊索寓言》，他从中找到“以怨报德”的逻辑来辩解。“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泽东引用农夫临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泽东无须以猴的精灵施用任何计谋，楚霸王自取灭亡在于他怜及敌手。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 毛泽东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的当头一棒: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47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泽东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强国之林。 到1948年，毛泽东感到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容许的。}}X351)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置身于世界的竞技场。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 一抽怕们加迅琴仃而卜“些石芷县”到南食后马卜杨赶国旗八峨口翻哪四四四吧竺曰侧嫂吧胭幽匕水兵们叼着雪茄拥人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人开炮重创了“紫石英号”，23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卫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因为它的舰长拒绝签署文件承认“侵犯中国水域”。 英国下院对此怒发冲冠。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泽东以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中任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讲话了。 毛泽东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英国。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泽东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斯大林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而且要超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应归于1948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迎他进人他们的俱乐部。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九章（4） 
蒋介石南迁广东。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介石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留在南京。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苏联的使节随蒋介石去了广东，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赤化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蒋介石这堆白骨上。 毛泽东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前来会谈。这是一个脚注，即毛泽东对自己1945年试图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的一个注解。 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将暂时偏向苏联，但毛泽东的中国是否会与美国方面有事务联系尚不得而知。 可是司徒雷登慌了手脚，华盛顿对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会谈则三心二意。阴 1945年，在毛泽东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年他已经强大，无须去那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但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 1945年，华盛顿看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但仅仅四年后，美国又认为毛泽东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愤慨了。很快，他下令对驻在华北的美国领事馆人员采取强硬措施，很多人被指责为“间谍”并被驱逐出境。 美国与中共在南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不愉快的。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当作敌人。”侧这位脆弱的美国大使回国不久便一撅不振。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与他告别，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有关美国的最不友好的一篇文章。[引: 毛泽东回顾说，马歇尔的调解是企图“不战而控制整个中国”。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殖民政府”。文章语言尖刻，带着强烈的反美情绪，时而还引述古籍。 毛泽东不能隐藏他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富有，而中国贫穷。他讨厌美国的“慈善”胜过它的武器。“美国人在北平、天津、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待其附庸的傲慢态度使他想起周朝(公元前1046前25b)的一位渔夫，这位渔夫钓鱼不用渔钩和诱饵，渔线高出水面三尺，此谓“愿者上钩”。 他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告诫那些仍然希望依靠山姆大叔的人:“磋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英雄气概的外表下毛泽东也有隐忧。美国曾是那样轻蔑地对待他，现在，他反过来羞辱美国，“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语音如此强烈，反而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安。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对麦卡锡之类的保守分子毫不留意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毛泽东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吸引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为毛泽东的亲苏设置了难题。 一些“第三力量”的人们，甚至一些共产党人都看好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距离遥远)不像苏联那样可恶。毛泽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是想击中国内的目标，用中国的俗语说，“指桑骂槐”。 蒋介石在1949年搬了五个地方，于当年12月离开大陆去台湾。司徒雷登在他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去台湾会招致许多问题。但是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当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 是毛泽东获胜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兼而有之。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献身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好。人民解放军在军力和智力上都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无能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碎。军事和经济这两者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一个，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 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战争。而蒋介石不了解这一点。’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干部也不像蒋介石的部下那样用大部分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援助，蒋介石到1948年还依赖外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毛泽东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介石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他胸襟狭窄。 毛泽东则远见卓识，谙熟历史的动力。 蒋介石是自负之人，常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是头脑清醒之士，专注于自己的主旨目标。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则是一位思想家，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时，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是蒋介石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介石只知道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处境。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命根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护身符。仁叫 毛泽东本人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介石不同。从根本上说，正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泽东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丧失军队的恐惧却时常缠绕着蒋介石。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300多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毛泽东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泽东曾像牧羊人一样管理他为数不多的战士。 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已经赢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同时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增长，并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恢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授了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园，而他再也没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很少露面了。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握，其决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了北平机场。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要求与毛泽东的农民勇士们谈判。这是在安置和平改编，但在联合的名义下进行。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移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20万军队。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遭受巨大的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会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泽东让蒋介石的这位将军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了城，像乡下的孩子周六进城一样。他们么冻共叽右年上晚中和会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 在队伍前面，一个高声喇叭竭力虔诚地呼喊口号:“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有些旁观者看到战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们看到静静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微笑，而毛泽东则表情严肃。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新的路线，毛泽东对这一宜传工具的控制比对其他方面的控制都要严格。 毛泽东指派文章。他要求严格校对每一篇重要文章，并用自己的草体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标记。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从未署名。 多年来，他像对待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第十章（1） 
第十章“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这位改变北京颜色的著名丹青妙手。他真的存在吗?一些信息不灵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军队收编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京。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为1918-1920年的北京冷遇过他呢，还是他已决定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然而1949年的一天，小街小巷传来了一条消息，毛泽东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飞，将于3月23日到达北京。石家庄在北京160公里以南，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从河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所说的这一历史典故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曾试图在1644年建立一个王朝。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缎京。”报童们用高嗓门喊着。标题是四英寸的红色字体。路人红纷抢购，仅仅45分钟的时间报纸一售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富人则担惊贾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润东，他的性格，他的权位。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勤杂工回忆起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杂志……”姓王的管理员盯着那地方，“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读书的阁楼。 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天呐。” 王管理员对着天花板感叹:“当时谁知道啊?"也许他希望在1920年应该对毛泽东好一点，应为他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泽东是胖了一些，“你胖了。”四年前见过毛泽东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泽东带着胜利者的幽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has}睡觉是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当长沙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一封祝捷电报送达毛泽东的手中。电报是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天以后，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简函。他告诉杨家一些家事，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毛岸青在上学，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泽东又加了一句。[绷隔年，毛泽东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毛岸英于1950年回到湖南，毛岸青在1951年才回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志哀，拜访了杨家的人。毛泽东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家的保姆。毛泽东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她。 毛泽东没有去感受北京街头的热烈气氛，他径直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带着他的书、烟卷、卫士、旧衣物等用品—住在那里。香山位于城西，那里更安全。后来，他于1949年冬末至1950年出访莫斯科归来，就迁址被环绕宫殿的红墙隔开的紫禁城。他的住所名叫菊香书屋，在松柏掩映之间，其卧室像个舞厅。 把家选在这里的确有眼光。在其后的几年中，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像演出后落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不再制作艺术品，而是被派去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馆。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 “房子”是明代建筑的楼阁，坐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荫丛中，红色的立柱像卫兵一样立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窗外的青铜雕龙，张着大嘴，像是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在1949年的北京没有人能在此中听到龙吟。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的田字型琉璃门下，门内用下垂的窗帘遮住。 这地方是中南海。毛泽东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湖水。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或其他的装饰品。高高的屋顶有一种阴森的气氛。高大的窗户投下的光线像是教堂一样。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i0英尺高的地方。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籍中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时攻读英语的工具书。 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置在毛泽东那罩着台布的书桌上。 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振书}so}，另一边是痰盂。 衣服挂在衣架上像是医生的白大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怪亥亦黑老间颗或伏熹时一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过的。 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婿她被邀请北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6月19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7月1日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1949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f37 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 毛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们……，，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不仅仅是3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xdx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7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l0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e]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第十章（2） 
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到了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1950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 只要细心阅读毛泽东写的东西便知，“新民主主义”是他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9J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模式。他绝不隐瞒，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义主义的过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要达到一个阶段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内容丰富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一方面，在谈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级”。这不是变换手法。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理由是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是因其敌人大多不是中国人。“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将之作为重新铸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键在于，由于时间不同，“人民”的含义也就有所变化。 毛泽东的阶级目标也非常明确。开国庆典由他升起的国旗上，红色的旗面点缀着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泽东打点行装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10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毛泽东，这位5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亿东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从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后，毛泽东可能对自己写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最终还是签了。;(tol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他没有兴趣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惯在中国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大林还没有摸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分量。ytl“又一个铁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49年对毛泽东的诅咒，他还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酒—使毛泽东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tzl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的命运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人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的这一枪会在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颇非易事。 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因斯大林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他。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并且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40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6000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10倍于此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联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14]0 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就像赫鲁晓夫一样。 毛泽东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他的嘴中不到12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早有所料:“我说过是这样吧。” 当斯大林问及毛泽东此行目的时，毛泽东说:“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大使馆得到解释后，莫斯科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他所要的条约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对中国实实在在。斯大林同意并希望同毛泽东签订作为结果的条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是党的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所以斯大林应该同周恩来签约。斯大林屈尊同周恩来签约，于是两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曾问过毛泽东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然而，1949-1950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 毛泽东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毛泽东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蒋介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介石不放。Ltb]但是至少可以说，在1948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泽东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强掠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u〕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的人深有体会地说。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毛泽东对斯大林绝没有文字上的许诺，正如他对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尊重莫斯科达到令人难解的铁心程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年，毛泽东降低他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泽东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ys)。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去他的外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不过他在1956年11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 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他们在封建主义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泽东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像宗教的饭依一样，因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毛泽东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护。 思想意识至少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在1951年印刷了200万册。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第十章（3） 
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属尿都碰了委员。;[197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制华北已有巧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到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才作罢。l圳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21}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刘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23j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f2al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困，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川，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人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人的两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绝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1950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他准备冒将中国军队投人朝鲜战争的风险，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1948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鲜战争。“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当中国军队准备人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进人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卞，在行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蹭。从1945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人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283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人朝。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人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人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到g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12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25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人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10月1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先对中国军队介人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般子掷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发出不下18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毛岸英于1946年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他有足够的书本知识但不懂得做农活。所以毛岸英离开延安，来到陕北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粪装人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 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不得不做的农活。在毛泽东对待毛岸英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 岸英碰到了一位姓傅的娇美姑娘并想同她结婚。毛泽东不顾江青为儿子作的介绍，予以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道。他又抱怨道:“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后来在西柏坡，毛岸英遇到了另一位姑娘，要同她结婚。毛泽东认可了，但等到事情刚开始他又制止结婚，说是那姑娘不到18岁，太年轻。父子俩激烈争吵过后，毛泽东气得发抖，毛岸英则号陶大哭。毛泽东问他的卫士:“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 毛泽东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养猪，还要学打仗，他让彭德怀将军把毛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俄语翻译。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炸弹径直投向司令部，大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毛岸英英勇牺牲。听到这消息后，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坐在沙发上吸烟。+o}气苏很英亲们岸出叭不房nd 在经历了拉锯战之后!青都无力统一朝鲜。然而，，。“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到1952年这场战争可能使得哪一方毛泽东怀疑签订停战协定是否明智。 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能于60年代在印度支那边到把习伊国汽缘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然而，朝鲜战争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战争使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泽东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3}} 朝鲜战争的其他阴影更长久，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地位。1950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32]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在6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很多行动又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巧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33]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一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人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I}7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法。“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一章（1） 
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2000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30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 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溟的无用。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5」。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C6]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J"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7〕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一章（2）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牡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摔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页， 1976-1977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议)。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L91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fto]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 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喊呢? 毛泽东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ft2]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麦卡锡把任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样，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泽东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发牢骚的作家，胡风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写信向胡风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写了。}}[13]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欲将论战纳人阶级斗争的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X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泽东，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选集》确实是精选的集子。本传记引用的很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一些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一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泽东只掌握极小的权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诗词也没有选人。仁川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 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5年3月，中国共龟全国代表会议讨互过了“一五”计毕案.并建议由国完提请全国人大审批准，颁布实施。 是毛泽东在会上致农词。 泽东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帝王们未能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六画代表“草”(“卿”)，屋顶下面养猪(“泵”)表示“家”，表示‘旧”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O)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毛泽东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表意文字犹如闪电，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的广阔领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诗词正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艺术。[(s] 1952年后期，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410lo;美国在1880-1912年间只占19%),b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中国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16]。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艰难的。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人民解放军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泽东走向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脚。 在社会主义思想王国里，毛泽东比在延安时期更加亲苏。1945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 然而，5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样称呼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大减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洲人的通常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从经济整体上看，发生了三件大事:在农村，封建结构被打破，释放出了新的活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这对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一章（3） 
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按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签字仪式。 1953年，一个沉寂多年的声音又叫喊起来。定居香港、身体虚弱的张国熹撰文描绘了他昔日的老对手的印象。这些有偏见的文章也透露了一些事实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煮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丈史哲经书籍，写了大蚤批语，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写的一部分批语。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煮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对他敬而远之。”[川毛泽东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眼里是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国煮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仅仅是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熹也半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以自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毛泽东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像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和比尔?克林顿一样)去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深夜里，他还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一位知识分子，毛泽东同他谈论哲学，直到天亮。《毛泽东选集》结集以前，某些文章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彻夜长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泽东至少有60多年的吸烟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他抽掉的卷烟多。 好像只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泽东，苏联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可能不会逝世那么早。于是毛泽东也戒了烟。 但是，10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 “没用处，”他说，“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 50年代，毛泽东很少写文章，但是讲话却很多。他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演说充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真诚坦率。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也没有任何手势。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 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毛泽东的讲话大多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只是在5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两次，他才坐下来写重要文章。1953年年中，毛泽东重新开始学习英语，然而东北的形势恶化又使他中断了学习。政治家最终取代了学者。 一天，毛泽东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官越大就越无知，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201掌握政权3年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毛泽东仍对政治体制焦虑不安。 平民百姓(当他们确信干部们不听群众意见时)嘲讽高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各层官僚为“宝塔尖”。毛泽东感到自己像是处于宝塔的顶端。 他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1953年年中，他在给一批财政官员作报告时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1[211 不喜欢乘飞机，毛泽东出行时坐着自己的有11节车厢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贴身卫士及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沿途车站的人都被清理并布满保安人员，沿线每50米就有一岗哨。绝不会有旅行计划，因为列车的运行要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 当毛泽东结束莫斯科之行返回路上途经东北时，为迎接他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1957年)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271到来，士兵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途站岗达两星期之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保卫的是毛泽东的列车。毛泽东绝不会需要如此严密的保安，他相信群众热爱他，不会谋害他。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他的运行着的专列与首都之间通过密电码通讯联系。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 他调派他的下属去农村。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的是8341部队，这支精锐武装的前身是毛泽东1949年前的贴身护卫队。圈这些年轻的警卫员样样都干，从帮助毛泽东锄园种瓜，到警惕宫殿中的任何意外。 曾在1955年，可能还有其他时候，毛泽东给8341部队分配了一项他想做的任务。他派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回到家乡以通过他们了解农村情况。8341部队的军人们四下探听消息，询问群众的意见，了解家人的情况，然后不经过正式渠道而向毛泽东汇报。这是过去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但毛泽东的同事并不认可一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么做。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文是40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1949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 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愧。1231 若要表示一下深人群众，毛泽东就会走到群众面前。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间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决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但不总是如此。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第十二章（1） 
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1954年，毛泽东在其政府的外观上作了一些变动，这反映出了1953年间其内部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让步。 他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他对他们并不十分信赖;他让军队参与国家的统治，虽然他坚信军队属于人民;另外，他允许六个行政大区有许多自主权，尽管这具有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危险。 到1954年，毛泽东想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朝鲜停战，城市经济基本稳定和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更多地加强中央集权似乎成为可能。 1954年9月，共有1226名代表云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不满一页纸，其主要观点却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耀夺目:“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I]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乳 毛泽东撤销了六大行政区，包括不久升迁更高职务的邓小平所在的西南局。他削减了军队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任务。总之，在1954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王国，这就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在1953年一度起来对毛泽东构成威胁。毛泽东摧垮了它—但这并没有使他心情转好，他感到党内团结发生了动摇。 高岗是位左派，性格活泼，脆弱，是毛泽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273东所喜欢的人物。高岗念念不忘的是，他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提供立足之地起过巨大作用。高岗常常回忆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时“就像破衣烂衫的乞丐”。他甚至自诩，“要是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2l高岗的幼稚还表现在，他把毛泽东的讽刺性评价“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3]当作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天真地经常加以引述。 毛泽东不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一个会见斯大林的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东北地区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根据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定，中国的工业重地东北仍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1950年，苏联同意援助的50项工程中有30项是在高岗的王国中。[4] 数年后，毛泽东曾把东北和新疆说成是解放初期的“两个殖民地’，。 高岗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与斯大林交往。他给苏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给高岗一辆小轿车不无关系)。[6]结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高岗被中国看作是“俄国的人”。 苏联的消息来源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提议东北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半年后，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在沈阳作了停留。他视察东北的城市时，在高岗的这块基地内看到斯大林的像比他自己的像大得多。回到列车上，毛泽东下令将高岗(和林彪)赠给斯大林的礼物箱搬下车。东北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动怒了。 斯大林让人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事务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 在毛泽东眼中，高岗的最大错误是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解释，这涉及刘少奇、周恩来为他的政治派别活动开绿灯，高岗想取代刘少奇以推举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云云。他的冒险计划开始于1953年下半年，其同盟者是上海的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许诺将来任职后，他的政权中由这个或那个同僚组成。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种种动机都出现在高、饶身旁，但是邓小平和陈云将这个计划向毛泽东和盘托出。当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触274Mao:ABiography及了高岗的动机，因而毛泽东迅即部署反对高、饶。 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开始整高岗。毛泽东之所以拿高岗开刀，是为了阻止在高岗以后有任何阴谋出现，也是为了杀一做百。 高岗还有其他同伙。当时，毛泽东收到了几位高级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敦促毛泽东“去休养”。[al这封信最初可能来自饶漱石的王国(饶漱石没有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因为他评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最后的摊牌是在1954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向高岗、饶漱石发起攻击，并撤销他们的职务。然后毛泽东去了浙江，四个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在“休假”。这是以前常见的情况，高度紧张使毛泽东病倒了。他隐退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带着恢复过来的充沛精力再次投人战斗。“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给毛泽东带来严重心理创伤的第一个事件。 当毛泽东仍在离休思考问题时，1954年2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毛泽东因“休假”缺席而引人注目。这是自1950年中期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直到1955年4月，才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正式清洗。毛泽东或许不想在现场看到结局。[9]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岗、饶漱石被轮流叫进会场接受大家的批判。高岗进来后，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肘，子弹射穿了天花板。[10] 这仅仅是死期的延缓，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与毛泽东较量而亡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并不愿意高岗事件如此结局，这可以从他在处理高岗事件的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看出来。他引用了一句文言比喻说:“人是需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955年春天的这个讲话的主要意义在于，毛泽东号召相互帮助、集体领导，并在同志之间建立合作的态度。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高岗的“余毒”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然而，最终结局是这样，毛泽东并不能坚持将反对高岗的斗争神圣化。6个月后，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高岗称为是那种“不继续革命的人”。“高饶事件”恰恰不是“对什么黄金时代造成了破坏”。正是这第一次尝试使难以捉摸的毛泽东被周期性地吸取到这一社会工程的极端，恰恰滋生了可疑动机，并去寻找尽可能的政治稳定之梦。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i己赫普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泽东在欢迎赫香晓夫的到来。 与毛泽东一起倚坐在北京的一个游泳池边上的人是谁?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世界上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巨头，在刚好容下他们硕大身躯的游泳池内争论着核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争论中的一个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两个巨头中，究竟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谁的路线将在对美国扩张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与大多数乌克兰农民一样，赫鲁晓夫向来不喜欢游泳，因此，这一轮谈话暂时是毛泽东占上风。 赫鲁晓夫是作为贵宾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的。 他参加检阅游行，出席盛大招待会并发表祝词。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们俩热烈拥抱互吻面颊。整个世界对不可遏制的共产主义堡垒甚为不安(1954年秋，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与蒋介石也缔结了盟约)o 从个人特点看，他们俩除了都有一个大肚子外，很少有共同点。毛泽东的思想不轻易外露，炮筒子赫鲁晓夫曾说:“我从来也不敢保证我完全摸准了毛的话。”毛泽东爱好读书;赫鲁晓夫则喜欢玉米棒子。毛泽东(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121;赫鲁晓夫则像公牛到处乱撞。毛泽东放眼世界未来;赫鲁晓夫则天天想着怎样对付美国的实力挑战。 这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276在北京的会谈，是五年来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周恩来曾去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去过一次(历时三个月)。较低等级的苏联领导人也曾访问过中国，但这五年来毛泽东从未离开过中国。 尽管毛泽东没有这样明说，但斯大林死后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更信任，也更慷慨了。以前在莫斯科的公文袋里堆积的有关两党的所有分歧，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得到解决。令人吃惊的姿态变化是，《真理报》甚至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欣然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亚洲—似乎也是更加友好的信号。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具体成果对毛泽东有利。毛泽东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在苏联人控制下的东北的两个港口。 毛泽东不喜欢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被解散，这比毛泽东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苏联的报道史无前例地称中国为“平等伙伴”。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中国的。在回到莫斯科后，他告诉同僚:“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1[131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同意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可以独立的意见—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做。但他认为莫斯科把乌兰巴托变成了关在笼中的猴子。[141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 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次会晤像是黑夜中交臂而过的两艘战舰。赫鲁晓夫说:“每当我们要改变话题时，中国人就送来茶—请喝茶，请，请……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如果你不立刻喝光，他们就会把杯子拿走，再泡上一杯，放在你面前—如此接连不断。”[15],b胸狭窄的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是在捉弄他。 赫鲁晓夫曾要求中国派100万工人去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毛泽东觉得这有些冒犯了他。赫鲁晓夫放弃了要求，毛泽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却说这个计划可以试一试。这时赫鲁晓夫失去了勇气，但他只得履行他所提出的建议。20万中国工人去了西伯利亚。这个计划夭折了。 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毛泽东过于精明，“他知道怎样制服我们’}Lte]0 毛泽东和赫普晓夫确实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件事20年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赫手晓夫曾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会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赫香晓夫向2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了邀诗，但西方不感兴趣。后来当赫尔辛基会议在1975年召开时，毛泽东指责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赫鲁晓夫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焰火使毛泽东兴致勃勃，赫鲁晓夫则不然。忽然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泽东阻止了。他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17] 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还是他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令赫鲁晓夫吃惊的是，毛泽东蔑视美国的威胁。在游泳池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努力要他相信，一两枚导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1954年的这次讨论，使人想起毛泽东对9年前广岛上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应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在美国的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后，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说:“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毛泽东在四天后的一次讲演中问道，“不能。”这是毛泽东本人投下的一颗炸弹。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19]毛泽东极其严肃，“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划《解放日报》不得不纠正原来的看法。 直到1954年，毛泽东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吃或能触摸到，那它就是真实具体的。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很自信的预言家，他坚信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螺旋式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把他看成是一个懦夫。‘ 赫鲁晓夫访问毛泽东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低毁。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毛泽东毫不怀疑，苏联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儿子党”或仅仅是“爱国党”。5年以后，赫鲁晓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毛泽东“是好朋友”(211，看来这话不可信。 游泳池的那一幕不过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究竟有无必要害怕战争?这一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愈来愈大。圈在赫鲁晓夫抵达北京的当晚，毛泽东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意图的测试”[231(这是北京的说法)，他下令猛烈炮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小岛屿。炮声将引起更大的回响。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第十二章（2） 
1951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作”[243，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人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251(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50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111263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271，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3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意见。在1956年至1957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些领导人”作出的这个决定。1281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50年代她曾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他对江青50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间。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呐和李敏就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进人北京大学[29l学习。李呐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载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经常出人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终身制的于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刘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317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主权。 80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开慈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32l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废黝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访，也不写有关外交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1950年到1957年毛所写的文章)1954年末，缅甸联邦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兰理岔色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期间，毛泽东同旧o吴努多次撇。他说: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年，周恩来出席讨论印度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一人，徐品下愧全世嚣域艺二辈工了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的万隆进了解，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会议上，周恩来使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只是运筹帷惺，他进一步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思想。 可以肯定，中国在朝鲜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马上就少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泽东。他们主要来自亚洲。缅甸的吴努总理于1954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达敬意，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如其所愿。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我喜欢那些亲王们，”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1956年也去了北京，但毛泽东并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泽东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在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说:“就像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 上午10时，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迎接，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位随从留了下来，他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高大、沉着、慈祥。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第十二章（3） 
当接见外国大使时，毛泽东的礼仪官员要他穿上深色西装和黑皮鞋。毛泽东拒绝了，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衣、旧裤子，一种折中方案是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没有谈话，毛泽东和大使只是交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就爱国主义与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泽东任何问题，他像是一尊神。如果你有什么实际问题，应当去找周恩来。” 毛泽东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来访者的君 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束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找束堵寨王国的最高助章。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re[34〕但有人悻悻察觉出这位中国老人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351尽管那些喜欢毛泽东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来访者。 在50年代，毛泽东很少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年秋，毛泽东接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的第一位日本人。几周内，他又接见了两个日本代表团。毛泽东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20年中，毛泽东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客人都要多。 5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他过于乐观了。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沸腾。到1955年，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开始写任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石断交。 1956年年中，毛泽东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项包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 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70年代当毛泽东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中)。仿佛老朋友见面，亲切自然。左二为廖承志。 毛泽东没有会见任何美国人，因为杜勒斯咒骂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他的政府将“垮台”。毛泽东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他要与俄国人安然相处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地286Mao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 方)，毛泽东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只待在幕后派周恩来去传达路线方针. 中国曾受尽欺压—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时代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他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第三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50年代毛泽东并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是后来才提出的。 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有时千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周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他显得不是天真幼稚鱿是莽撞胃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国‘竖犯”缅句边玩发了一大通牢骚，毛泽东平静地解释时周恩来则坐在一旁沉思不语。吴努的同燎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技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恩来倍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吴努，” 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我很尊敬您。"“没关系，”周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泽东的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机场进人市区时，两旁悬挂着高达30英尺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亿万中国人，来访者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所有来访者，保证其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的热烈欢迎的文章里。 来访的领导人从未见过像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像是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t翔 盛大宴会照例举行。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展给予援助作出了许诺。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极大荣幸，使来访者欣喜异常地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待过数年—绝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泽东。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州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德敞篷轿车上，车子像乌龟般的缓缓驶人北京市。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像个小学生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 到处都充满了泛亚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绝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过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落座于天安门城楼上，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阅。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潮花海，令人目不暇接。太阳好像也来增彩，将光辉洒向欢迎的队伍。据说动员了50万群众…(38) 在前一天晚上近8点钟，就有一位妇女在紫禁城附近西单街上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288Mao:ABiography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成员。 在一家住户门口，她特地这样具体布置:“你们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两点之前到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这种欢迎场面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西单大街的居民们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想呢?在50年代，感情并不是根本点，它锁定在爱国热忱中。那是爱国的场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而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普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北京周报》，1963-09-06。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像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6年他在党的‘，，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208页，19690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尼赫鲁在1954年间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泽东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处事方式上，这两位领导人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尼赫鲁讲话哆唆—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这样，毛泽东在20年代就发现M.N.罗易有此毛病。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他尊重列宁把德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枢纽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能在一起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感，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中国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了19世纪才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这不仅是它的自我认识，也是在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这个人。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 这位主席的革命生涯是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与斯大林不一样。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的翌日，他像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此不能理解。毛泽东50年代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他在30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展。 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开始故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泽东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鲁晓夫在1959年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的非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震动。而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泽东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50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方面超过毛泽东。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个主要方面，对科学技术、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对外政策只是为着单一的目标，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国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的态度都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毛泽东一生勒奋读书，直到生命的录后一息。 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圈的书房。 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 在生活方式方面，毛泽东是以一位农夫来过皇帝的生活。他可能想吃有蛆浮在上面、冷却了的蘑菇汤而责怪护卫，然而在与另一位职员谈话时则暗示他自己俨然“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慷慨大度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献好。做好的猪肉虽肥，摆上了桌子就是上品。毛泽东从不梳理他自己的头发，不把书放回书架，不是自己穿袜子，不使用房门钥匙，不吃未经专门的食物品尝师事先品尝过的鱼，也不亲自拨打电话。 羊泽东不可能轻易得到放松。他不怎么欣赏音乐，不怎么打牌，也不频频出席宴会。中国传统戏剧倒不时能打动他。他第一次欣赏川剧时是如此人神，戏至高xdx潮时他眼睛盯着舞台，以致香烟快要烧尽而烫伤他的嘴巴。游泳和跳舞是他最喜爱的娱乐。舞会发端于延安并延续至50年代。有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有一些则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中南海的舞会由于有职员和家人参加而气氛温馨，毛泽东的孩子和保安局负责人叶子龙的孩子特别喜欢参加成人的舞会，她们要么邀毛泽东跳舞，要么邀请朱德跳舞，当音乐声起时狐步舞即跳起来了。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第十三章（1） 
第十三章怀疑（1956—1957）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1968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作规则。自解放以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非斯大林化的时期那样受到震荡，他喜忧参半，小心谨慎。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成。权力得到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是年秋在与赫鲁晓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年，他开始感到:他可以加快马力实现某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他在1956年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 1955年年中，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YpIll他认为，农村出现的将是一场风暴，像他在1927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xdx潮就要到来。” 争论的问题是怎样推进农业集体化，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55年to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根据同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 第+三章疑虑(1956-1957)2931955年to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事业。5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被引导着进行集体劳动以取代各自单干。 第一步是大约每10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同小农所有制相比没有很大改变。下一步便是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公有制。(21 对毛泽东来说，这令人心情激奋。自50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311954年，筹备起草新宪法期间，另一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f(a1 由于农业部拖后腿，毛泽东不得不把精明但脾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51安插进农业部任二把手，以便执行他的路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却在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67万个合作社中有2万个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农业部作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50年代的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294Mao人加以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一天晚上，他会见了80位上海工商界领袖。[6]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 为了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不受拘束，毛泽东语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他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他不相信，有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式。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回圈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11[71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296Mao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辣椒”。 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 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lsl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手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第+三章疑虑(195州957>297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197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1X01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1;7从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第十三章（2） 
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为整个中国60年代的关键。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I27’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37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到10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147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毛泽东没有公开提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主要优虑所在。当然，还有些理由已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自己即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1570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比无足轻重。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 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他们亲耳听到赫普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龚发琦的攻击。朱德同意时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小平贝lJ心存疑虑，要等候毛泽东的指示才作出反应。于是他们把赫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懊，而精明的邓小平则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US,p.115.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泽东本人思考得出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1[16]这是一个大胆的评论。 (事情挺多的!刘少奇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的行动早于他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泽东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而新的图景正在考虑之中。 毛泽东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让“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出笼。[17]刘少奇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 他建议，要给记者以较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18]，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9]。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叫喊，便是在毛泽东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的一朵。 第二朵花差不多也是普通常见的，这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 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300Mao掉。"[20]赫鲁晓夫声称:“毛泽东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它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在早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211这是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的信条。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对于毛泽东来说，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作是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介石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势力。 毛泽东采取一种比斯大林更温和、更有耐心而且从根本上不妥协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掌权时，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年岁末，毛泽东说出了他理应在多年前就想说出的话: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圈毛泽东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231在1956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xdx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241文章说，毛泽东的号召有点像“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右二)、语言学家胡愈之(右三)、数学家华罗庚(右四)、社会学家费孝通(右五)等在一起交谈。(1956年2月).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套因里论证了这种区分是何等模糊。 当他企图强xx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他竟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赞察质问:"ii来干涉是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质，与你无关。”势察只好疑惑地离开了他。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态度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少奇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195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像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泽东余下的20多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明智的。到1957年末，许多学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现在，他们却在打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她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的地板。 毛泽东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p(251口气已变，调子明显降低，似乎含着哀叹。在未修订的二月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绝没有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这个粗糙的、未修订的版本中隐藏着非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1956年乐观地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庭。当时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61，但后来他又改变了思想。在他往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正302Mao:存在。 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像毛泽东在1955年底有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 即使1957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2月份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n]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毛泽东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1957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泽东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成功。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在一边。结果便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知识界。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泽东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泽东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他对他的同事说道.“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 在1956年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游泳。 一次在广东游完珠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着急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护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游完珠江后，毛泽东提出要游长江。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当地渔民下过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江。毛泽东的下属同僚都感到担心。邓小平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fzsl两位负责安全警卫的队长先被派去武汉试水，他们想，在长江游泳对毛泽东是不安全的，因而想阻拦。然而其中一人说了谎，说江水适应主席去游。反对游泳者被毛泽东斥为“白痴”并让他“滚蛋”。 同时，毛泽东出行长沙去游湘江。早几年他就知道，他的一名卫士被水蛇咬过，不过毛泽东倒幸运，他乐陶陶地从江中爬起来点起一支烟。在长江，武汉军区陈再道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有名声的司令员，当他为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打前哨而奋勇探索、跃人凶猛的江水中时差点溺死。甚至周恩来和林彪都试图劝阻毛泽东去游长江，可是他不听任何人的。他从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汹涌的黄色江水中。为了避免陈再道试图逆流而游的错误，毛泽东只是顺流而下。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t291身上还滴着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挥毫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 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使自己跻身那显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列中。毛泽东为旧的模式注人了新的手法。古代帝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304Mao来显示其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 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下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绪所系仍是经济的发展。他提到了在扼守武汉的长江两岸的两山之间建造一座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第十三章（3） 
人们不能不感受到，毛泽东此时既为中国有可能被改造而兴奋着，同时也在担忧旧事物不会被轻易改造成新事物。 游完长江之后，毛泽东的同僚下属都夸赞他。但毛泽东风趣地对朱仲丽(一名医生作家，王稼祥的妻子，是常接近毛泽东的一位)说:“人可不能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白淹死了。” “我不相信，”朱仲丽笑着说，“您很会游泳。” “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哆。 毛泽东一直在南边巡游(直到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及中国的后院西藏出现叛乱迹象)。他试图摆脱在北京时日常事务的缠绕，慎独深思。他也是在用他最喜欢的方式，融于大自然之中来放松一下。他的医生说:“毛泽东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他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当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心境不好。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11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第+三章疑虑(1956-1957)305毛泽东不是在各方面都能贯彻自己的路线。 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 党代会的报告谈到中国的国际成就时，不时赢得阵阵掌声，而在谈到国内建设成就时掌声较少。 就毛泽东的感受来说，这次党代会表现出过分的自满。的确，他取得了几个明显的胜利:国防开支被削减;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拔到新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毛泽东能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那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不是那么重妥的第三号人物是彭真，他与刘少奇关系密切。 邓小平被毛泽东提升而超越了他，彭真时此可不高兴。他绝不接近毛泽东，于是在1966年被毛泽东清洗掉。 难以对付的势力相抗衡。 但是，党代会没有认可毛泽东的“大跃进”计划，而提出了稳定发展经济的计划。更有甚者，它开始限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删去了。当然，这次大会肯定受到7个月前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影响。这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对抗的史册上又增添了一个斑点。 表面的平静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已悄然开始。尽管党章中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仰丝毫未变，党内争吵也没有激化。而且，毛泽东对批评采取了容忍态度(李立三和王明得以重新人选中央委员会)，但裂碑依然存在着，其中有两条裂碑在以后的10年内已似鸿沟. 刘少奇第一次大胆地冲撞毛泽东。随着踏平这些“障碍”想法的萌生，毛泽东不再是在跋山涉水途中满脑子只想着革命事业的纯而又纯的英雄，而是变成了有着复杂经历的政治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报告中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但在八大上仅有4次。“集体领导”的话总是挂在刘少奇的嘴边。 刘少奇说，在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306Mao行经济建设，其目的是要转移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大声呼吁，说出了许多经济计划者想要说出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311 刘少奇在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时显得无动于衷。他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进一步说:“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犯: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对他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当时亲近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一次对共青团讲话中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331这听起来像是为毛泽东辩护。交通部长(非中共党员)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谁知道毛主席要当多少年的主席?11[341 毛泽东在1957年初确实考虑过引退问题。他把自己比做一名戏剧主角，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衰老而不能把戏唱好，但他没有下台。他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辞职请求，仍然是党和政府的首脑。 对于苏联，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言谨慎，但在私下里他是指责莫斯科的。他决定同时接见米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带有恶作剧性的行为。在交谈中，他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赞扬被苏联人诅咒的哥穆尔卡。 毛泽东对波兰的这位第一书记奥哈布说:“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怒气冲冲。奥哈布深受鼓舞，当即大胆地批评了莫斯科。毛泽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挑起了两个外国领导人的争端。 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所作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米高扬大发雷霆:“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 可是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与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是怎样开的，当时鲜为世人所知，我们只是从后来关于刘少奇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发现的。毛泽东不欣赏其中两个观点:刘少奇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某个时候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质，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刘少奇的辫解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事先肯定没有读过刘少奇的报告，显然刘少奇自己也没有仔细检查过。然而，一旦大会通过，这个报告就将字字如接，不可更改。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党的八大上，一个重要的报告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在‘丈化大革命”中康构一些弥天大谎的抽劣做法，必定存在无疑的了。 见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121页，LZS,p.183。也见LinKeet.al.,pp.4o-一540冷落在一边，气急败坏。他没有继续参加中共八大，当天就飞回莫斯科。圈 在1956年结束之前，毛泽东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马上在中国排字工人中传开。反对“修正主义”应该与反对“教条主义”并重。这是神秘而严重的。斯大林被看作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又指出另一个相反的错误也存在于党内。 这是一片不合时宜的雪花，然而这片雪花将会变成一场暴风雪。’申毛泽东神秘地对奥哈布说:‘冲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毛泽东的话半开玩笑，半带伤感，是不是他在党内遇到了什么阻力?F.Lewis-sACoseHis-toryofHope,p.182. 1957年初，毛泽东像是一位波斯地毯编织工，用各种彩线编织着，在毯子织好之前他还不知将会成什么图案。毛泽东手里现在握着6根线，要组织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百花园中的毒草已多于香花;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保持平衡;波兰事件不应受到谴责;匈牙利的教训不能忘记;必须悄悄地消除中国的个人崇拜;中国经济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几个月来，毛泽东一直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党内反对这样做的压力相当大。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心存疑虑。 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容许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呢?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刘。这是一个哀伤的声明。但是，毛泽东最初绝没有反对匈牙利事件。这犹如一个不诚实的求爱者，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的问题》的讲话。 与人调情后，然后又疏远人家。 1956年10月，毛泽东缓步走向在怀仁堂中的坐椅，这里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穿着睡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调子忧郁的电报。苏方说，波兰的反苏势力正在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有可能派出苏军进人波兰以维持东欧的稳定，并已做好准备。莫斯科征求北京对此次行动的意见。 308Mao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字任之)的信中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不同的处理方法。 正是在这种危难局势中，他解释为何要召开这次会议。他回过头去问吴冷西相关的情况，吴冷西是新华社负责人，应邀前来提供最新消息。吴冷西报告了苏联和波兰双方的军事准备情况，总括了波兰工人为反对苏联威胁有准备暴动的迹象。毛泽东严肃地说:“孩子不听话，父母拿出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原则，更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原则。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大国沙文主义。” 会议决定告诉莫斯科，中国反对干涉波兰、并反对这次出兵行动。半小时内，苏联大使尤金被毛泽东召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告知他这一消息，仍然穿着睡衣。毛泽东以不容分说的语气告诉尤金，政治局已决定，要求他打电话立即转告赫鲁晓夫。 毛泽东开始缩回他的角落了。在国内，毛泽东通知追查“右派”。他认为武汉的学生运动是“小匈牙利”。在国外，他很快就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接受演员蜡送纪念章。 赞扬莫斯科扶持的布达佩斯的监控者卡达尔，一年之内他在北京两次宴请他。他在同匈牙利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在1956年危机中他给赫鲁晓夫发出急件，敦促迅速出兵反对布达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38j 毛泽东对波兰的同情也随之消失了。4月份，他曾宣布将在夏季访间华沙—这将成为毛泽东一生中除苏联外的仅有一次出访，但后来又突然取消了这次访问。1391到1957年底，他开始大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愿意由莫斯科来领导。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的让步，1957年倒是团结的一年。经济发展在1956年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望的“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行的言论自由实验也由此告罄。毛泽东的许多同事在看到这两个倒退之后，不无宽慰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毛泽东退回来与他们站在一起。 但并不尽然。自斯大林的神话破产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莫斯科根深蒂固的敬重已不复再存。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敲击。他试图走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3年来，毛泽东的医生一直不允许他吃鸡蛋或鸡汤，因为苏310Mao:ABiography联医生说这些东西对老人的健康不利。某一天苏联医生改变了这种说法，毛泽东的那些亦步亦趋的医生们也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又能吃鸡蛋和鸡汤了。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发誓说，绝不能再盲目崇拜苏联道路了。 毛泽东抱怨说，画他和斯大林的画像，中国的艺术家们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407 毛泽东确实提起过这些令人不快的小节，但他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他对莫斯科道路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他对莫斯科相当敬畏，但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刘少奇认为1957年的平稳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机会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和毛泽东都热衷于发展经济，但是究竟“怎样”发展，他们之间有分歧。匈牙利事件对他俩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刘少奇认为，较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则认为要优先重视道德领域的改造。 毛泽东后来称1957年是糟糕的一年。这年年中，毛泽东写了一首优美而令人惊讶的词《游仙》[41]。这首词是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随着缭绕于他身边的云朵，毛泽东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表达了一种虽死犹荣的心境。 毛泽东的这首词是答赠一位女士的，同毛泽东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30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毛泽东巧妙地使用双关语来称杨(“杨”又可指杨树)和柳(“柳”又可指柳树):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合影。(1959年6月)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肠直上重霄九。[42]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311毛泽东接着用了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吴刚由于“学仙有过”，受到惩罚，到月宫去伐桂树。但是他每砍一刀，刀口又会自动长合，桂树依旧恢复了原样。这样，他不得不永远砍下去。 毛泽东以天国的祝福来赞美人间为正义而战的壮举。词中的“虎”是指蒋介石，泪水则形容心情的喜悦: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慈乡开慈村的杨开慈陵园。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第十三章（4）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奔放，交织着天国神话、人间欢乐、革命壮举和悲痛的回忆。 《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唯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水在毛泽东的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其他人尤其不同。他帮助她人座、起身，当她下台阶时又温和地说:“小心点。”对这位女佣来说，她视这种特殊待遇为当然。她以稍带抱怨的温和口吻说:“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9"[43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她的身体仍然不佳。毛泽东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事情总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过热，青岛又太潮湿，使她患了感冒。毛泽东只好打发她回北京，自己则待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运动。 在其82年的生涯中，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斯科派了两架图一104飞机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乘一架飞机，其他中国党的领导人乘另一架飞机。 在莫斯科机场，毛泽东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 毛泽东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当然，他已准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的那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冲着庆祝会发火，便装做不喜欢克里姆林宫的豪华。 他看了看为他下属安排的房间后，便叫来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与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一位医生住在一间适中的房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他对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471年轻的李越然不大同意，惶惑之中，他只有去找杨尚昆来交涉，好让毛泽东仍住在这间原属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富丽堂皇的卧室。毛泽东拒不使用盟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的马桶。在应邀观看芭蕾舞剧时，他到得迟，走得早，还对表演指指点点。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渴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缺花圈。 毛泽东拜渴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91481尽管这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毛泽东拉着哥穆尔卡的手去拥护以苏联为头子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首的，”他对波拉说，“我们需要一个首。;[491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召集会议，他争辩说，只有苏联才有力量为首。哥穆尔卡在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咕噜着走开时，对毛泽东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失望”。[5010南斯拉夫不喜欢毛泽东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联人已达成一项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得到一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仍然需要苏联在军事上的帮助。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314Mao:核武器，与1954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人和东欧人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51〕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久就风行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那些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人感到，准是几天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开始进人新纪元。”中国五四运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泽东的心中闪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私一「里，毛泽东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见。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2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是意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撤到斯大林格勒。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泽东解释，那次由于希特勒的人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毛泽东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三条航线中交臂而过的情景。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道得要比赫鲁晓夫少一一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泽东是在尽量利用时间，建立一个至少能与美苏抗 毛泽东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泽东明显粗俗的赫香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中生存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若干年后，人们就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赫香晓夫正好坐在孙中山遗妨的旁边，当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她大笑。 赫香晓夫则一本正经地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普晓夫也有他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泽东的“绣花枕头”。见KR(LT)，p.290,,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反对中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许多中国同事。据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你甚至不能在毛泽东的面前提到高岗的名字”[531。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起。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泽东真正欣赏的。“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泽东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541他指的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泽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黝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毛泽东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 “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像赫鲁晓夫对邓小平一无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尔加宁。 9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 毛泽东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号召团结，这既照顾到他的听众也不满于他的听众。他引用一句古话来进行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对这些共产主义头领说，“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当毛泽东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时，他的内心也升腾起另一种忧虑。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后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泽东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316Mao:ABiography掉相当多了。11[571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对此问题，毛泽东悬而未答。在毛泽东以后的19年余生中，对此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回答。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郭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前左三为李井泉。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318Mao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z1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岂江里游泳(岂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11[41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f51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6j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11[71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8]“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9]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320Mao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11[101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fttl0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f1210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11(131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丁螺和水蛙仿佛占取了那片令人沮丧的土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这般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青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1956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11[151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一卜。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1[167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n7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四章（2） 
现在，是不是连马克思也变成了应加以反对的迷信? 毛泽东还说:“人类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地球将不再存在，太阳也会变冷。”毛泽东读过19世纪德国进化论的倡孕者海克尔的书，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存在。毛泽东后来曾说，他的思想受“四位德国人”的影响很大，“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 毛泽东的确开始轻手轻脚地把马克思置于他应有的位置上。 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大家:“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不是革命没有革成吗?列宁不是在这方面超过了他吗?“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207毛泽东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并没有破除魔法，只是用毛泽东的魔法代替了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一部分。 如果说毛泽东怀疑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话，他对怎样前进则有坚定的信心。他感到经验已经教给他很多政治行动的秘诀:.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十五年以后，当我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强国时，我们可能会变得趾高气扬，尾巴会翘到天上去。这是过分乐观的预言和对功业难就意识的奇异混合。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大跃进的热情，主要是受现代化之梦的激发。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巧年内钢产量将增加g倍，将超过英国。小轿车遍地。 但对毛泽东来说，这场战斗及战斗的目的有着更根本的重要性。假如毛泽东是空想家，他的乌托邦主义也不得不与实现途径结合起来而不是作为终极目的。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心灵将发生某种美妙的变化，即使不大清楚这条道路将把人们带向何方。 他用统计数字来作隐喻。确实，很多被夸大了的数字之所以能够出笼，仅仅是为了献媚而允许强xx事实。而毛泽东本人的哲学观点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假数字的文件也有影响。 汉语对数字统计数有不精确的一面。“万”在中文里常常意味着“数千”，这同英文里的“很多”相当。毛泽东本人的情绪又强化了这种倾向，“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不过是对士气的自我激励。毛泽东总是说，既定的任务要在2年内完成，有的任务用4年完成，4年完不成5年完成。这都是强迫命令，而不是精确统计。 毛泽东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圈 一天，毛泽东邀请一位学者交谈。这位学者就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齐放”期间小心翼翼地开放过。“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他的公民。 这是一个能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并不只是专横跋息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已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加人有200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有利于相互帮助。 毛泽东迅即反驳:“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怀疑这是不是有效。 毛泽东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找。” 毛泽东鄙视形形色色的专家，大跃进就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贺。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没有生气，行止古怪。 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冷嘲热讽，同时又要与争道挡路的教授争个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没有受过教育，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著名人物，以此来谴责专业知识、荣誉和高级地位。“范文澜同志，”他转向正在聆听他讲话的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说:“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十二岁…" 在那些年月里，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装作向年迈的范文澜请教有五六次之多。范文澜又不能—或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自己历史知识的渊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百花齐放”夭折以后，他在一次强硬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 毛泽东召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身边做医生，像李志绥这样的背景或按他的意愿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泽东喜欢那些去过西方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职员，李志绥是从澳大利亚回来为国效力的。在1954年应召作为毛泽东的医生时，李志绥就说明他的“阶级背景”远不是“工人阶级”，可是毛泽东告诉他，“诚心诚意”就行了。由于李医生之故，毛泽东似乎喜欢对那些应选择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当他这样处置与他的医生的关系时，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中是有极为不同的特质的。也许毛泽东这里有值得赞美的根基使他信任这位顽固的医生。阿谈奉承在毛泽东身边是常见的，但李医生却是颇为高傲自大的人，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时候毛泽东可能意识到李志绥确实具有独立的意志。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泽东又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折中的办法又用上了—在国内为了赢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赢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合作—“大跃进”期间，他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同中国一样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泽东重申:“山沟里出哲学。自30年代与28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他还没有这样说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的谈论惊慑了高级干部听众。[281这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泽东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会议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经质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泽东指出:“《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恼火了，一名中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排除出去。尽管其观点有些摇摆不定，但毛泽东感到《孙子兵法》中有马克思主义。 或者，他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想相一致?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划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泽东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乳*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1959年春季说:“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9-02-21，1967 在批评俄国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趋近儒家学说，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说来，它们是一致的。11[317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是经济规律，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在1958-1959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好事。对失败他也是这种态度。 他要求要把好人和坏人都邀请来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会上讲，“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地位卑微总是件好事，毛泽东常常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 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份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报告眼睛发亮，广州附近的一位男青年偶然发现一种有效的消灭白蚁的方法。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向高贵的代表指出:“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四章（3） 
毛泽东甚至开始说美国也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对一群干部说:“要两条腿走路，要有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11[357两个月后，他从美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367 毛泽东甚至这样议论，说“国家的消亡”看起来是可怕的事实，但终归应辩证看待。[377 所有这些，都震慑着中国的精英分子。它似乎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它蔑视中国的(和列宁主义的)制度的宝贵价值，没有引向正确政策的道路，也不包括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同饮食般不可少的乐观主义。 “大跃讲”时期.非同寻常的是，毛泽东从心底里确信中国328Mao共产党的分裂是件好事。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用自然界的更新现象来说明这一点。“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对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387他似乎喜欢“分裂”这个词。 毛泽东视分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一信仰使他不久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试验。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的实验搞得不大好。前晚欣喜不已，清早起来沮丧万分。没多久，“大跃进”看来走向更像悲剧的一方了。 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兴奋所在，1958年就为亿万农村青年提供了诸如此类的东西。地方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公社精神在成长，平民百姓感觉到自己是新型中国人。一种农村政府的新机构—融劳动生活与公民生活于一体—出现了。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5年的时间。[39]新的农村制度框架没有坚持下去。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遍地饥荒。毛泽东对钢铁产量的预测和他对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测，证明是盲目的乐观。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叫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坡”倾错误。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推荐由刘少奇担任。会上，毛泽东轻松自如.笑容灿烂。 对毛泽东的一个残酷的打击是资本主义习惯势力在抬头。当食物短缺时，手中有粮食和蔬菜的农民便骑脚踏车将这些弄进城里的黑市卖高价，再把得来的收人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肆意挥霍上。 麻雀的生死沉浮结论说明了很多问题。宣布麻雀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主意，它们不是吃掉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6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出的英明号召，全民动手消灭妨碍经济进步的四害，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大明智，这些鸟既吃粮食，但也吃祸害粮食的害虫。 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中国的农作物。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麻雀取消了，臭虫起而代之成为四害之一![401(老鼠、苍蝇、蚊子已在魔鬼殿里占有了位置。) 就6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泽东的计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会留下很大的裂伤。 “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4l]当1958年末批评意见增多时，毛泽东有些悲伤地这样说。他意识到公社太大，无法一口就吃下去。要求搞一平二调—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2月的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所以，他同意退回到较小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泽东厉声说。这只不过是换了口气说话。 “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42)他像一只刚从蒸锅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地说。这使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在1959年年中把330Mao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这话富于挑战性，代表了毛泽东的个性。他讨厌账房—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的人。他能敏捷地区分反对者的外形。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纸墙。每家单位后院的土高炉都似乎在用不可思议的方法去提高钢铁产量和集体意识。北京大学建起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泽东特别高兴。也许，他终于敲升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在他1919年受到过冷遇的可爱的北大校园里，简陋的土高炉并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有效手段，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热情的学生把厨用器具塞进高炉。生铁锭出来了，然后又把它们制成菜刀和勺子，还原为厨房用品。 “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 毛泽东在“大跃进”松劲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沉思道:“即使失败了，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重新建设。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全世界都笑话它。"(441 他的坦率仍然掺和在挑战中:“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坚持到底，我就自己干下去，直到把我开除出党。即使那样，我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在1959年的压力之下，毛泽东退到了山区。这是他刚刚辞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步出会场。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这是在韶山故居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去国家主席之后刚刚几个星期，赫鲁晓夫撕破苏中核武器协定之后的日子里，也是他将与一位重要同事发生严重决裂的前夜。他选择了湖南。 32年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回到了韶山。他去看了在1927年惨败以后被没收的自家农舍。毛泽东雕塑般的站在他父母的遗像毛泽东用松枝向双亲蔽上一份敬意。 “如果是现在，他们(患这样的病)就不会死了。”他小声地说了好久，又仿佛在想着自己的年龄和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所取得的进步。66岁的毛泽东接着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他父亲52岁时死于伤寒;母亲在同样年纪死于淋巴腺炎。) 毛泽东去祭了双亲的墓。在1927年间的国民党的恐怖时期，坟墓被掘开以示侮辱，最近几年被修葺一新—现在中国的这种土葬传统已改成火葬。 有人递给他一束松枝，他静默地接在手中，把它插在墓前，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他朝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离开坟墓，毛泽东沿着小山漫步到毛氏宗祠。他止下步来，面露疑色，寻找着什么。是菩萨神完不在了。他母亲过去常常在神完面前烧香，在毛泽东生病时她让自己的儿子吃香灰。这是因为意外的“大跃进”，砖头用做后院的炼钢高炉，木头当作燃料。 “多么可惜，”毛泽东对他的随从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完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类帮助和鼓励。 人夜，毛泽东独自坐在油灯旁，就像50年前违抗父亲时常做的那样。他写了一首诗，与他的很多诗词一样，是一首旧体诗。在《到韶山》这首诗中，“大跃进”的胆略不会没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像在别的诗里一样，毛泽东对正在形成的新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但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他的胜利感第一次出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四章（4） 
《七律?到韶山》手迹的忧郁痕迹。我想，他不只是诅咒罪恶的过去，还包括他现在的日子。 “英雄下夕烟”的画面，使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走人生的下坡路。“为有牺牲多壮志”，这引人注目的句子也能说明这一点。不仅仅是壮志—毛泽东自年轻时就喜欢的主题—而且磨难打开了通往新社会的大门。“为有牺牲”是这首诗的情感中枢。 在韶山陪同毛泽东的，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的地方干部。 他像一位朴实的童子军领队，当时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地委书记的任上。毛泽东看上了他，在与自己的同代人政治局委员们的关系紧张以后，他好像是要寻求抓住一只年轻人的手。这位湖南的当政者名叫华国锋，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他很多。 毛泽东找来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及杨开慧的一位生前好友亲切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公开，不过时年38岁的华国锋陪同了谈话。 匈牙利总理明尼希访问北京之时毛泽东尚在湖南山乡，他的日程表上的重要安排是与毛泽东会见。中国方面的礼宾官员告知的毛泽东行踪的全部消息是，“主席在农村某地对思想观念和哲学问题进行填密思考”。这位匈牙利人怒气顿生，他对自己的随行334Mao:ABiography助手们说，即使斯大林“这位人间上帝”也没有毛泽东这么神秘。 访问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明尼希这位美食家正在北京烤鸭店进午餐，他被告知毛泽东在等着见他。这位匈牙利人喻着满嘴饭菜说:“这位老板该等几分钟，我等他的音讯等得够久了。”但这不是北京的毛泽东在庐山。 巾从刘少奇一方也可看出毛泽东已让出国家主席一职，这可以从他妻子的谈话中略见一斑。有一天，她对孩子们说:‘爸爸很忙，他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把一些具体的国家事务都交给他了。 你们不要打扰他。”风格，明尼希被巧妙地制服了，几分钟后他就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 在南方的逗留似乎使毛泽东重又增添了活力，他是那样平和而练达。他指着一提其名便站了起来的刘少奇说:“我们有了一位新主席。”中那气氛看起来是轻松愉快的。 高耸扬子江畔、海拔4000英尺的庐山，风景如画，凉爽宜人。但是，当毛泽东在1959年7月到庐山去见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时，他知道自己面临着麻烦。 毛泽东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目光迷茫，神情不定。在战斗开始之前，他赋诗一首。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但是这个7月1日他的思绪超越了政治: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1959年7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的心中又涌起永世流芳的念头。黄鹤是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黄鹤楼在庐山以西不远，传说古代有一位仙人就是从这座山旁骑乘黄鹤飞走的。毛泽东以不凡的两句结束他的《登庐山》一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48l 陶渊明是公元4世纪的一名官吏，同毛泽东一样也是位诗人。年老之前，他辞官归隐，写下了充满乌托邦幻想的《桃花源记》。毛泽东或许是在思考过去的那种朴素单纯已不复存在，或许在考虑退休，或许是在思考自己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抑或在思考一种超越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宇宙和谐。 国防部长彭德怀是一位能干但有缺点的人。他长相粗鲁，无甚学识，亦无风度。他的率直性格早就有所表露。孩提时他一脚336Mao:ABiography踢倒祖母的鸦片烟罐，结果被赶出家门。[a9[他的士兵们尊敬他，但他并不像朱德那样是一位随和的人。他迟钝于理解毛泽东的精明所在，常常不能领会毛泽东的巧妙迁回的军事战略思想。 还是在延安时，一天有人问彭德怀:“你在读谁的书?”“他写的。”正在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草稿的彭德怀回答说。 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花了9天的时间写成的文章，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彭德怀粗鲁地对他的来访者说:“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501 彭德怀仅比毛泽东小4岁，他们在井冈山时就在一起。彭德怀知道毛泽东犯过一些错误，因此并不把这位主席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超人。在毛泽东被尊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后，他仍认为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父。 这位国防部长在中央委员会的分组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他给毛泽东的宠儿身上罩上了阴影。[51]“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这可是圣地!“主席去过这公社，”彭德怀继续说，“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这是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和绝对权威的直接挑战。 彭德怀并不是单枪匹马，和他站在一起的军界要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解放军是一支农民的军队，认为应该让中央知道，农民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推得太快了。 28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剩余人物，包括在遵义会议上曾和毛泽东站在一条线上的张闻天，现在也站在彭德怀一边。张闻天最近才刚离任驻莫斯科大使。彭德怀在春天的东欧之行中，对毛泽东的做法大发牢骚。张闻天则怂恿彭德怀向毛泽东进攻，他认为“大跃进”已远离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信仰。 彭德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521。他们坚持认为，思想空话绝不能代替经济专长，好大喜功、浮夸风是中国需要消灭的一种弊病。 毛泽东甚为震惊。盛怒之下，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531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冲突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 毛泽东说:“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江青还是来了，带着相机到处拍照—松树，山峦，楼阁。她执著地坐在充满紧张气氛的会场。她的出现不仅没能给毛泽东带来镇静，反而使他感到更加沮丧。[543 出于对江青的不信任，毛泽东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安排与前妻贺子珍会面。仍在医治中的贺从上海写信给毛泽东，警示他“王明集团中有人要害你”。这是对延安时期的混乱记忆，当贺子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她的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毛泽东送给她一箱“555”牌香烟，1000元钱，邀她上庐山(在以前的信中毛泽东劝她戒烟，她遵照了，但这一礼物是再让她吸烟)。贺子珍满头银发，脚步不稳，见到毛泽东激动无比，可是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温情地对待她，要她留下来一起吃午饭，然而她拒绝338Mao:了。贺子珍离开后，毛泽东默坐无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忧郁中。“她老得这个样了，”他自言自语，“病得这个样了。”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他失眠了。就在他要应付彭德怀的挑战的前一天晚上，他吃了三片安眠药，但仍来回踱步以待黎明。他像一位东方的李尔王，带着痛苦的煎熬出席上午的会议。 他毫无表情地开始讲道:“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他像捻珠祈祷般的不断地重复着一些钢铁产量的数字，这表明他心绪烦乱。[551,然而，在他40分钟讲话结束之前，他又讲了一段精明的话。彭德怀后来曾承认，他像张飞—古代一位冲动且成功的英雄—只有其粗，实无其细。毛泽东在他诱人的讲话结尾时纠正说:“我像张飞，虽有其粗，亦有其细。，，[*: 毛泽东退却了，但没有凄枪。他想作出姿态从极左的图腾殿中退出来，“公社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57]0他承认建立公社食堂的计划应该修改，因为这惹火了几亿农民。 毛泽东要求团结。但这不是他的个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愿作利刃而不是钝刀。不过此时他的刀子已经用够了。他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时也承认:“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我对工作计划一无所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 他在承认错误时措辞颇为巧妙。“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他还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里面改得一塌糊涂。 他也犯过错误。 在会场外面，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与毛泽东碰了个正面。“彭总，我们谈谈吧?”毛泽东对他的国防部长说。彭德怀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很和气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走过去。“你不是谈过了吗?”他大声说着走开了。t洲 对毛泽东的一个批评是，他把人作为祭品，捧上了不能实现生产目标的祭坛。批评者引用孔夫子的话。这位圣人在反对用泥人陪葬死尸时声明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在他的不眠之夜，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这种不公开表示指责的折磨。 “我无后乎?”他问中央委员会，“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山上谣言四起，说什么如果毛泽东撤了彭德怀的职，彭德怀就要用自己手中的实力密谋军事反叛。现在，潮水冲向了彭德怀，毛泽东面对这些谣言不得不深思。他把矛头转向这位高级军事将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多数人受到震动。当他大发雷霆之怒，说要“重上井冈山”时，一些人一定会想起毛泽东在1938年发出的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江青的攻击，他就“要回到韶山去”。 毛泽东明智地给直冒冷汗的将军们留下了一条出路:“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圆 瓜摊一臀阿伙难黔刃御脚材似准翔辘枷比.毛泽东在67岁生日时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鳞映涵340Mao彭德怀本来动辄发怒的脾气失去了控制。他想起了在延安时长达一个多月的毛一彭争吵。他用粗话大叫道:“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圆 会议失去了正常秩序。朱德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很大震动，有人听见他喃喃地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彭德怀遭免职，林彪取代他出任国防部长。 毛泽东的胜利来之不易，他没能解决庐山会议期间的全部问题。他只得接连召开会议，在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发出难以捉摸的信件来区分敌人和动摇不定的人。 他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然后，他又露出一副温和的口气，“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儿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难怪，毛泽东在庐山时看上去很憔悴。他没有去“桃花源”，他失去了一些根本的基础，他为战胜彭德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他带着江青到杭州他的别墅做彻底的休养。 与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对高岗的斗争更加严重。高岗是地道的阴谋家，而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在基本政策问题上不一致。 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太过，而彭德怀的类似观点对毛泽东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斯大林也是在这种时候因为类似的失败而被否定。高岗使得几乎整个政治局都反对他。而在庐山，陈云、朱德支持彭德怀，刘少奇持中立态度，政治局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同意毛泽东。 庐山萦绕的是斯大林的幽灵。自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找到了应付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式道路。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十五章 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第十五章（1） 
第十五章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什么是毒草?”当把话题引向“大跃进”时，毛泽东问来访的布尔加宁。这并未激起这位苏联人作出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讲起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l]无物长在，一切皆变。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泽东只是证实自己愈来愈相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兴趣。他们开始喜欢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世界的动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走下坡路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两国长期不和的气氛。意见的分歧一开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的气氛最为关键。毛泽东在1958年改变了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并且莫斯科很快就断定毛泽东狡猾而狂妄。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惊讶是正常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从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书。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泽东开始抵制苏联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从那些“非辩证”的看法认为是毒草的东西中找出明天鲜红的西红柿来。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人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就像从盘子里掉出的中国豆腐。 “大跃进”进人高xdx潮时，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此前毛泽东同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巫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342Mao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普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香晓夫。 局势。透过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果发生战事如何应对。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各由其国防部长陪同，就中苏的军事合作问题直接进行磋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牵制毛泽东。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取决于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心静气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 毛泽东对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 赫鲁晓夫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毛泽东的头脑在发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部大战，他要让苏联人握住决策权。 此时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他完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泽东要收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对毛泽东来说，同赫鲁晓夫的隔阂加深了，中国的主权在受到轻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愿不再为苏联所认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是在开一个恶作剧玩笑，这位苏联领导说:“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泽东决然地向这一步靠近，他想要决裂。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前，毛泽东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如果赫鲁晓夫看过这个讲话，他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苏中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但苏联是它的主题。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中国照抄苏联而不是苏联照抄中国。他反对“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坦然宣称，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丰富的经验”。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毛泽东打交道。他认为，他在同一位小伙伴一起经营一个响当当的联盟，这位小伙伴需要正确地加以遏制。在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是在“用针扎(赫鲁晓夫的)驴子屁股”。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但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已有新的面貌，他要努力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自我辩解地说道:“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它们总是管用。 毛泽东在把中国农民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时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对这位视斗争为拯救之道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泽东在1958年9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344Mao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当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动向的根源。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不真正想打一场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人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是用两条腿走路’，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缺少灵活性。“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自己直接向群众施号发令做辩护。 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世界观，一言以概之，是对“全面巩固”的提法的厌恶。他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谈奉承。苏联人也把 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才乙团。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两人的眼睛都紧闭着，眼皮差不多快合上了。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一股寒气。”江青说，赫鲁晓夫的访问是“单调又乏味”。 令毛泽东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又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121—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讲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以保证他的346Mao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发出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主动。1958牛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掌握了主动权。但1959年间的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手中，他只能戳戳赫鲁晓夫的后背。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话的用意感到迷惑时，毛泽东又说道:“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到汉语的独特性—像他以前在中国人中间讲过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一有自己的词。"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在1959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令毛泽东恼怒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撤职的元帅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泽东偏好“大跃进”的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已受到彭德怀及其同僚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彭德怀。没有任何联合公报发表。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后来到中国最南端宁静的海南岛度假去了(没有带江青)。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迹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同外国同伙交往的能力，又猛击了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佬不可承受的一拳。于是，苏联在1960年年中突然撤走了它的1.2万名技术人员。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恩人。毛泽东答复道，苏联专家对关键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泽东疾言厉色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他迟迟才发现，苏联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年秋，毛泽东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令人惊心的非斯大林化的大会召开以来，苏联党的第一次大会—引起公开的大论战。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国是争端所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伙伴。

第十五章 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第十五章（2） 
1962年底，毛泽东所采取的步骤是，对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派致命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分裂已成定局，党与党的关系不复存在。1963年，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就思想观念之争发表了多封公开信。 所有这些皆源出于体制。实际上，思想观念领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的所有权。 到1964年，毛泽东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特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他再次将苏联同他略知一二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同纳粹主义比较不合适。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 毛泽东的看法终归到了这一步，即是在1964-1965年之交的冬季得出的，苏联比美国还坏。 以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二者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苏联更靠不住。他说:“美国是坏蛋，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子。”当苏联人正在崛起时，他发现美国人的统治欲望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时，毛泽东纠正他说，不，在当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称，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至1962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 随寿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肴上去的那么谦进。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1称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持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所有人握手”。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60年代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17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 在60年代上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毛泽东在与1960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350Mao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其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于赤道上。”那位非洲人答道。“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 对于非洲问题的天真(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恐吓和宣传，毛泽东私下承认古巴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古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提供这些。 毛泽东精于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采取任何行动都很谨慎，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竭力将中国拒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做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观看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蜡送的礼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响亮回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 如果说，“****”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甚于刺激。他向本土观念较少的同僚们保证—也是对自己的再保证—****势力并不是很大的。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一次展览时受到****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间题》的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人似乎仍在****而感到受了伤害。在他的劝告中有这么一些可怕的数字，即要他的同僚们去“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 1964年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爆发出两件新闻。第一件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件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两者对毛泽东来说都是胜利—并且为他的所思所虑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增强了中国的自豪和独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反应，显露出他中国帝王思想方式的痕迹。埃德加?斯诺在此后不久曾问毛泽东，如果苏联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让中国人从几千年来对帝王的祟拜中摆脱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实如此，即使一位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也不会摆脱这种影响。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后继者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的话，就没有多少理由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会主义者”，难道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复辟到了不能挽救的境地了吗? 然而，毛泽东更多地从个人角度看待新的领导者。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他会见了柯西金—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并举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验的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四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3英寸大的红色字体印刷的标题宜布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每家商店都在橱窗挂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早些时候的一幅照片吸引了见到过它的一些美国人:毛泽东与钱学森一起坐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张木桌旁。钱学森是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回到中国。 毛泽东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欣喜不已。他亲自鼓励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以少有的热情和激动告诉外国来访者，中国不得不研制原子弹，即使生活水平问题使他们身负重担。 毛泽东所知道并相信的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出于同样奇怪的原因，毛泽东对发展核武器持不同态度。他希望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甚于军事目的。与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保证。与大多数军事专家的看1956年2月，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宾会上。钱学森当时已被奋认为世界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放弃关国的优越条件，怀着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烈愿望.克服重重阻挠，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 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有几枚就足够了。1965年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说，6枚就足够了。 他的目标在于“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不承认使用核武器有任何价值的威慑力，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害怕它的人。 不过他说这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 所以，毛泽东对国防的展望是很清醒的。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颖氢弹爆炸成功。 是什么国家超过他们。 不管他们有什么弹，望—拖拉机加原子弹—当他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时，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他一贯的原则。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他还会诱敌深人，把他们包围起来，用对待日本的办法对待他们。 原子弹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当两位高级经济官员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毛泽东说:“是的，我们需要它们。不管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 1964年的核试验鼓舞了毛泽东。他保证使中国的科学家能有使核计划迅速发展的各种设备。正好在32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氢弹。这种速度的确很快。同样的事，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的时间，英国则花了4年零7个月。 60年代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作过很多的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就像一头牛把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 但是与40年代后期相比，毛泽东对美国的抨击减弱了，这不只是因为10余年来中国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抨击常常带着嘲笑，是有离奇区别的。在感情上也与对苏联的抨击不可比，同苏联人的争论后来发展到面对面。 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是很危险的，但总归还不能与到处游荡的北极熊相比。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还没有被认识到。 毛泽东现在还不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他倒是在考虑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虽然他对美国的生活还不了解，但他敏锐地察觉出美国像英国和法国一样扮演帝国主义角色是适宜的。 1956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的大会上说:“美国人只知道赚钱，如果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它就得考虑走路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在1964年春节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要打到我们中国来。这是一个惊人的启示性声明。” 苏联和美国这两顶主义帽子被他给戴上了，他感到这两个超级大国很相似。革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两者都不是，他们只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 总之，毛泽东毫不在乎的声明冲击着我们。让他们来，“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说。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挑战，而不是采取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的政策，这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这正是毛泽东在60年代后半期准备做的。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第十六章（1） 
第十六章退却（1961—1964）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1961年起，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身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他很少接见外国人，也不再深人群众。 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在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在消退。阅读党的刊物《红旗》杂志，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甚至毛泽东的名字。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也开始合法化。 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毛泽东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实。 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大跃进”视为失败，并且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以作为机变的目的，这从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他亲切地说:“大家都是好同志嘛!”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 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这块有着6.5亿万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全之道。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 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 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毛泽东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巧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50年至100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第十六章（2）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永生的色彩。娥皇和女英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1921年，毛泽东曾和萧瑜横渡这湖水，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长岛是如此地震颤，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上，毛泽东梦想着再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Psl ((咏梅》是他1961年来所赋诗词中的佳品。毛泽东说，他读了12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心，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寓意于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味梅》手迹。 陆游原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香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很作尘，只有香如故。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泽东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泽东在慨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那么毛泽东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孤芳自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笑”预示它的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泽东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当“大跃进”开始遭受挫折时，毛泽东指出:“自己作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在彭元帅被罢免后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敦促干部走出城市，放下架子，到农民中去，毛泽东对他们讲“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 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的。 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毛泽东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赏宗教君主制。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的睦邻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的王海容是一位拘谨严肃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1964年王海容来看望毛泽东。她感到不解的是，毛泽东竟主张她去读读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同彭德怀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绝非巧合。既然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就会返回到中国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度。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因而日渐把历史看作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海容向毛泽东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学只顾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语法。毛泽东听了后显得很严肃。“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年轻女子说她读过。毛泽东问道，“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王海容说她谁也不喜欢。毛泽东继续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事实上，他推荐的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当王海容正忙于学习以图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现代女性时，毛泽东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王海容的回答是标准的学生式的:“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放诗册的书架前，找到那首《北征》，递给王海容，并嘱咐她要多读几遍。 王海容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有点恼火:“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人角色，然后再爬出来。” 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他的侄女太死板(他鼓励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他要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60年代，是毛泽东自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读史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不被殡脚，能修列兵法?他向一位听众问道。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多是贤圣发愤之所作么? 毛泽东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五个“朝代”。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主，因此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贤明君主。 毛泽东的令人惊叹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征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似乎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在一起。 见《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0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有时称这位命运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 但是，毛泽东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泽东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1958年毛泽东不相信这一点。 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 毛泽东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毛泽东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261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1965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离左右。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12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是清洁女工。 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隔，且毫不在意。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工资是每月430元，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第十六章（3） 
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姐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在50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1957年10月前后，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词，并开始相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居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健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 毛泽东常说的95%的干部是好的被说成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问题。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将又一块学说基石置于他所喜好的违反常理的思想大厦建筑底下:国内新产生的敌人与国外的新敌人勾结在一起。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继承人下的定义。 “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1964年。毛泽东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他的这一新思想像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罩着北京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震惊。但如果这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尚可听之任之。 1962年秋，毛泽东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令人恼怒、捉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毛泽东在1963年填的一首词完全是他情绪的最新透视。 这首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内心中对他的同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月，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批蟀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城四浮梦 在西方得到的材料，刘少奇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毛泽东这时指的是刘少奇，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侄)L叫来谈话,“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毛远新(467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继续说，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这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泽东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必须替他们承担工作，扭转某些方面，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必须严格纪律，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毛泽东这话是发自心底吗?如果是真心话，他这个“附臣”比“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毛泽东已看到刘少奇的威信在逐渐地超过他。 毛泽东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似乎很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生的节日。这位久待在阴影中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的形象登上政坛。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这位温怒的政治家看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马上把他扫人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全体代表。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1） 
第十七章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中国方面关于毛泽东与马尔罗会谈的报道与此不尽相同，一位读过马尔罗的《回忆录》的读者对作者说:“唯一的麻烦是，毛泽东的谈话很像马尔罗。”马尔罗对此回答说:“难道你希望他像贝当古一样谈话吗?’’ 安得烈?马尔罗见到了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大出他所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墙上装饰的并不是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传统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少奇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就像一位杂技教练领着他的队员们。 马尔罗向刘少奇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递了过去，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则开始同马尔罗及他的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一句话。 毛泽东低语道:“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同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1965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眼中，毛泽东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当话题转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此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仅是那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同盟!”他面带讥讽地说着这组中国字:“你—们的，我—们的。” 直到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离开，毛泽东都没有说一句任何称赞中国形势的话。“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评价是，“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马尔罗会谈的中文记录和法文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对马尔罗看法的矫正比马尔罗记录的有关部分甚至更尖锐。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泽东的诊断注人一些希望，他接过话头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泽东反问。 这位自恃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泽东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 这位高卢绅士此时本想扮演伏尔泰的角色，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不满，远远超过他在20年代对中国传统观念所表现出的恼怒。 毛泽东回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泽东最后对法国客人补充了一句:“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未发。 这就是1965年冬天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想主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昂精神又在复归。 在离别38年后，他又偷闲重访井冈山。毛泽东填了一首词以抒情。词的开头道出了他前未实现的夙愿。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在《重上井冈山》中也寄托了冒险的向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川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尽管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挑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 直接的阻力来自刘少奇，他和他的会讲英语的大资本家出身的妻子住在毗邻毛宅的一处优雅院落。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和毛泽东相差无几。瘦高、银发，威严有余的刘少奇，于1921年在安源遇见毛泽东之前就已是一个革命者，现在又似乎成了中国革命的首席执行官。刘少奇写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仅在1962年至1966年间就售出1500万册，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销售量。60年代中期的社论都强调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刘少奇选集》的出版亦在计划之中。 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甚至对外国人也讲过—刘少奇将成为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为了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相一致，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草案，阶级斗争是它的主题。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温和的态度，他视其为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密切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十条》的第二和第三修改稿出来后，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都深深卷人其中。一些基层于部开始怀疑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和自己的适度反对者之间踢的政治足球，毛泽东认为第二和第三稿是形左实右。1965年初，毛泽东又起草了新的社教文件，将原来的《十条》扩充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将矛头明显地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11 刘少奇不接受《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刘少奇。他有了心仪的接班人。 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童子军的首领而不像统率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元帅。他身材比毛泽东矮小，鼻子比一般中国人的大，说话细声细气，总是用一顶军帽盖住他的秃头，军装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他只有57岁，但体弱多病，在公共场合露面貌不惊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尽管毛泽东因军事策略在长征路上曾责备过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1959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彪乐于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怀则不同意。林彪不敢与毛泽东平等相处，彭德怀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罢官。 比彭德怀、林彪之间有别更为重要的是，1959年危机过后，毛泽东对党作出了暗淡的结论。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 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毛泽东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分裂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有惊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当毛泽东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候，军队却把毛泽东尊奉为主。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明显的分歧。 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说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活着的恺撒。林彪成了中国的克伦威尔，他的解放军，是1640年伦敦那种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181从1962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大号字体刊载毛泽东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刘少奇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静的，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邓小平劝告毛泽东不要参加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毛泽东则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声明，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生气了:“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说话。一个(指邓)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不让讲话。” 毛泽东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国究竟要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复无常。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泽东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不大讲话的人。"这就是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泽东为正在准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长时间的排挤之后，江青怀着极大的不满冲人文艺界。不久，战士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给中国文艺界戴上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呐成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负责研制核武器)掌权。 毛泽东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与他随行。两人在这个港口城市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住就是数月。毛泽东还常去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小住。各省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是为了让他巡视他们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别墅如杭州的刘庄，有不少镂花睡床，风格别具的琉璃楼阁，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桥，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艺品媲美。为讨欢心，省委领导将镂花睡床换成西式床垫，但毛泽东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时带上的特制木床。 毛泽东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个月之久，中国人民有5个月不知他的行踪。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备强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到上海是要挑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工具—作为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去反对刘少奇。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剧评，至少，上海帮的成员在11月10日工余时间打开报纸时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吴晗。(1960年8月)第+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377“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岁的上海人，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黯的眼睛。作为剧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编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3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fiz〕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愤然道:“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iaJ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惊然。此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的—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十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n(151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他也是想钓大鱼。 瞄准北京市副市长，他希望能把若于谴责的血水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有条不紊的治理使北京变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泽东发现北京毫无生气，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国南方人看到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泽东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毛泽东讽刺北京的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厌恶地说，对于“文物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可是，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是最好的榜样，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儿台平庸的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就像“穿开档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两种观点必将发生冲突。 毛泽东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这绝不会有其他结果，除了战争之外。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而毛泽东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大厦本身并视其为最后成功的官员。这场战争只有毛泽东心中有数。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_L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进度。彭真等人则只是准备面对毛泽东的影子，他们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动证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2）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不一致。f207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林彪与罗瑞卿1965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默武，其实并不是。与刘少奇和罗瑞卿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是稳健的:*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泽东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泽东，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毛泽东则顾左右而言他。“罗瑞卿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瑞卿花着裹着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馆，去接受2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 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后来向斯密特总理作出的对美国在越南表现的评论十分惊人。他时这位德国领导人说:“如果美国在丢摔5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么它就谈不上强大。” 毛泽东、林彪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就成了第一类，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的包袱。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难免接受欧洲中心论，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借鉴之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南部城市，而毛泽东对越战却显得出奇的镇静。这使美国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魔鬼式轰炸机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战略观点。在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的威胁在下降。‘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1965年秋去上海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锋芒毕露的词—《鸟儿问答》。1210〕一只鳗鹏和一只鸽雀发现它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 鹤雀被吓呆了: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而鳗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鹤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鲍鹏最后说道: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无疑是用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一种长期一贯的哲学观点—不只是战略总结—引导着毛泽东制定新的外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日本共产党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谈及莫斯科时常常用“修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此也十分热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毛泽东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气。他发出指示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内地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泽东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附近是广州郊外山中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日本人来广州后，山笋听到毛泽东说话也会被震慑。 这位日本人鞠躬刚刚完毕，毛泽东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小平及其他赶到南方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看到这场景，惊呆了。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和“苏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泽东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为了进一步孤立宫本，毛泽东还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宫本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东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迅即扩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猴子，名叫孙悟空。它建立了丰功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阎王殿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种应付困境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泽东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小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泽东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泽东的心态。1966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象的思想推向高xdx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0 到1966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观点影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九世界所影响。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蔑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3）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片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钱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 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全都写人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侧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划它一半是诗，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 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译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陆定一的妻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子与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抵制这些谣言。 388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责了左派。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19“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1100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200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人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 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晚中盛开的花”。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儿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111391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土，总理劝导陈伯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伯达的工作。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中。这是三个人出席1966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婿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在延安，正是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 张国杰时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起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一个‘禽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杰一样，刘少奇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寿记起刘少奇有一次谈到时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燕作了序言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化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0两个人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七章（4） 
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民口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末、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见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06-1529免职之前，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夺了权”。 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分散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20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煮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人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人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 1968年10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抛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八章（1） 
第十八章峣峣者易折（1969—1971）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意味着确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九大”会议内容空泛，气氛紧张，毛泽东未能如愿以偿。 毛泽东致的开幕词令人振奋而惊心。川这次大会应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一开始便说道，热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大会堂。但他话锋一转，讲起中国共产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以及在分裂过程中打倒老同志的情况。毛泽东为之辩解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大会错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把林彪作为"4t班人”载入党章。 并予以赞扬。 修改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与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显不同。 那时刘少奇集团处于全盛时期，没有把任何一位在世之人的“思想”作为旗帜挥舞)，这得归功于林彪。 “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捧向了新的高峰，而总是面带微笑的林彪则是主要吹鼓手。 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难道不是为毛一林时代开辟了一条稳定和谐的道路吗? “九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看上去确实成了毛泽东、林彪的工具。原有的167名中央委员中只有54名保留下来。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形势还很复杂。 会议前夕，受到政治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闻名的机智而锐利的口吻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答道:“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 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讽刺与嘲弄。 与1956年的大会不同，“九大”的召开如同一次密谋，没有发布详细的新闻。迹象表明形势急剧变化。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是，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这说明一个事实:毛一林为自己的时代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封建主义的面纱。 毛泽东在会上的举止如同一尊佛像—实际上，他也就是被当作这样的一尊佛—会议与其说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一种仪式((1512名代表中只有11人在大会发言)。 幕后的气氛更加紧张，以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列队而行，用延安时代的选举方式，通过会堂前排的木质选举箱。选出的人数比原计划的多两倍，这是为了调和各派之间的关系。 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后毛泽东稳住了航向。他因此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圣哲，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就曾反对这种做法。可是，蓝天上也会有乌云的。 一半以上的代表身着解放军制服。毛泽东曾把军队召来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人的后果是军人坐在他的面前出席会议。在中南海为他工作的人员都跟着穿军装。难道毛泽东已抛弃了他自己创造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一些强硬派军官与极左派之间还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会议提拔了很多“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因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而得以高升。毛泽东的夫人进人了由21人组成的政治局，同时加人政治局的还有她在上海的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毛泽东的左膀。 红卫兵运动的两个煽动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蒯大富，也安排进人了大会代表团。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中下层干部中，还有一张新面孔，他和蔼可亲，面额宽阔，双目有神。他就是来自湖南的华国锋，一位稳健的政治家，是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的。从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消失的是邓小平。 与此同时，大会使林彪的追随者的地位靠前了。作为一种优美的对称运动，林夫人和毛夫人双双进人了政治局，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 罪恶之神在为未来播种。林彪集团和“文革左派”在背景和观点上如地之两极，截然不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是因为许多人的落马，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 毛泽东曾依赖、并且现在仍然需要军队，但他更倾向于支持“文革左派”。目前，他双翼并举，不偏袒任何一方。 对于林夫人和毛夫人晋升到政治局，毛泽东似乎带有颇为复杂的感情。他担心江青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曾在信中警示过她。至于叶群—林彪的既专横又年轻的第二位夫人，任林办主任，—毛泽东不久就粗俗地称她为林的“老婆”。家族势力的增长使毛泽东那“中央王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衰退迹象。 最大的阴影却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毛泽东与林彪相识已有40年了，共事亦有30多年。但是自1966年后，两人的关系布上了阴云，这是因为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这一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是微妙的。 毛泽东在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然而，三年后，“九大”的一条新闻宣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 比之第二号人物的存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问题示意毛泽东不情愿地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 第一，作为政治地位的基石，林彪的军队在1967年后所起的作用迅速扩大起来。在1966年满腔激情地掀起的政治风暴过后，毛泽东现在不得不把精力放在重建党的机构上，可是林彪的军队难以退回军营了。 第二，毛泽东感到林彪在60年代施展了一套权力政术。林彪所说的“绝对权威”的话刺激了他的猴性。191毛泽东不像林彪那样，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捍卫自己的政权大厦；也不愿像林彪所做的那样使用削弱军权的方法，以铲除政治上的异己。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一定作用。在1966年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 他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1-011969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在对他恭维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的这些政治骗术在其全盛时期—“九大”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对他的同僚明白地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邓小平回来。”不久，他因建议林彪应准备接班人并提出张春桥而使林彪大吃一惊。 毛泽东与林彪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决定性价值的东西，甚至当他们在实现这些价值发生分歧时也是如此。两人都站在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干部包括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的“左”边。 例如，两人都鄙视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刺激。再者，在文化政策上两人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队的方式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毛泽东不仅怀疑林彪有野心，并且认为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他在与地方官员谈话时说:“我赞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 毛泽东希望把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自始至终地搞下去，林彪却希望在军队的保护下巩固并加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缺少说服力。当外国记者批评会议过分保密后，他抨击了这些记者(“在北京的记者都不大安分”。他环顾会场后喃喃地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不是所有的军队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林彪的“左”倾思想、林彪关于军队政治挂帅的观点。这些反对者在地方军区的领导人中占多数，在中央军委中的人不多。朱德是反对者中的一员。林渝分劣满公z碑可乞氮吩彪在一次争吵中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吼道:“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不注重思想意识问题的老派军事指挥官既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也不是林彪主义者，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抛弃林彪。可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胆寒。 毛泽东谴责林彪对他搞荒唐的个人崇拜，使他更像个宗教首领而不像政治领袖。确实，林彪给毛泽东贴上“天才”的标签，他亢奋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彪，“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就意味着神的可望而不可即。 他怀疑林彪是想把他架空至更高的圣德的位置上。 1971年的一天，江青漫步在颐和园，她忽然发现排云殿的墙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标语。不过，此话出自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之口，而6英尺高的字却是林彪的手笔。 江青勃然大怒:他这是想让人们知道，是他林彪提出了这句口号，他这样做不是想利用对毛泽东的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吗? 1963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会见演员。 右图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刊登的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别有用心地利用个人崇拜使毛泽东不得安宁。他不是把“毛泽东”，而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的护身符。 1970年，广播中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r}b}a毛泽东的魔力可以比毛泽东更长寿，换言之，可以由一个新手从中传递。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八章（2） 
毛泽东、林彪紧张关系的升级还在于林彪要设立国家主席。 自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着。 林彪为显示他的想法不同于毛泽东，便用一种推理方式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能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想要这个形式上的职务，但林彪一再坚持这一意见。毛泽东抱怨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已经讲了六次了。 对于林彪的别有用心，毛泽东挖苦说:“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但实际上“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毛泽东显然为此已动雷霆之怒。 毛泽东开始感觉到—他可能是正确的—林彪正在蒙骗自己把国家主席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他。毛泽东绝对无意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过分表演令人吃惊。新的党章不是已经规定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吗?形势不是要他把耐心和谦虚置于首要地位吗?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彪却迫不及待了。在毛泽东的身影下，他离最高领导权如此之近却又可望不可即。大概这种处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林肯身边的休伯特?汉弗莱)。 林彪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毛泽东，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党的主席。 1969年10月1日是“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发表了讲话。他那微弱的、略带鼻音的发言毫无鼓舞作用。他把头埋在讲话稿中。甚至在他念稿子时，城楼下100万群众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怀疑—观礼台上的一些领导人亦在推测—疥病鬼一样的林彪是否真的具备当主席的素质。 遥远的中国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响起了枪炮声。苏联和中国这对“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又曾自封为黑暗世界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座灯塔，现在却为争夺一块冰冻的荒地而动起干戈。 在“九大”前夕几周的战斗中，近千人被打死，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未感到吃惊，他有可能甚至为自己辩护。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 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来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1965年与柯西金会谈时，他向苏联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莫斯科是否会给中国以援助? 当“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瓦砾堆上降下帷幕时，毛泽东眼中的国际形势已置换了地位。他能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吗? 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这种剧烈变化有两个原因。美国的政策变了。毛泽东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经碰了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1969年年中，尼克松在关岛确实向世界宣告过，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应验了毛泽东已隐藏10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以结束杜布切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民主实验。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之为“新沙皇”。 如果说，“有限主权论”可以让苏联人闯进去“援救”捷克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会想把中国的亲苏分子拼凑起来并用刺刀做后盾吗? 1969年年中，勃列日涅夫召开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莫斯科修正案。毛泽东则说:“他就像臭名远扬的姥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毛泽东毫不留情地从俄国熊的脸上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种做法正在为自己日后置身类似的境地奠定基础。他后来承认，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沾染而变得难以辨认。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赞成毛泽东外交政策上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转变。 苏联之所以使毛泽东恼火，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毛泽东实在不喜欢斯大林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部分在于毛泽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隔阂，当他与赫鲁晓夫吵架时这种隔阂更为明显。以上两个因素是很难分开的。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煮那样在20年代就访问过苏联!221，也许他会真正发现即使是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到了1969年，毛泽东敌视苏联的另一个因素也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利益的算计。美国已发展到顶峰，而苏联则正在上升阶段。倒向美国一边会对中国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恼恨也有非理性之处。苏联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一些丑陋的现实。 他已开始讨厌苏联，他不喜欢苏联人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太穷，其消费水平还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有个明确的选择方向，而是因为作为一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实在是把握不准。 毛泽东处在这样的边缘:他在放弃阶级分析，并倾向于认为势力均衡是国际政治的关键。 经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60年代后期的路线是号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然而，进人70年代后，当林彪在喊得天昏地暗之际，毛泽东却正在变成东方的稗斯麦。 变化的线索是毛泽东对“霸权主义”的新提法，这个简陋的字眼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正主义”。与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是源于中国的一句老话，含有“以力服人”之意。 霸权主义的主要之点是实力，而不是指某一特别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人欺侮另一个人便是霸权主义者。因此，中国在70年代忍辱负重打开了非道德主义外交政策的大门。 毛泽东不辞劳苦倡导了全球性的三角战略，并使之成为70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征。 1970年，林彪仍坚决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持全面扩军备战的强硬对峙态度。这不是明智的策略，尽管它似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苏两国分析“帝国主义”的逻辑延续，毛泽东当时把华盛顿和莫斯科看成一丘之貉。 当毛泽东作出这一分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分析可能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与美国、苏联保持同等距离。’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倒向西方。周恩来不像林彪，这位总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易于接受毛泽东的意图。转而亲西方的意向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恢复了与法国人、美国人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老关系。 “九大”过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煞费苦心。对林彪这个作为心腹大患的接班人，如何把他从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并扫人积垢甚厚的历史垃圾堆呢? 棘手的问题是，许多解放军军官仍然把美国，而不是把苏联当成中国的主要敌人。 越南战争并未使毛泽东轻松地制定出他的新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毛泽东认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向西方靠拢的政策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到1970年，他的兴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战争，而是在这以后会带来何种形式的结盟。 日本似乎是毛泽东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当北京以警告之笔涂抹华盛顿是‘旧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时，毛泽东何以能倒向美国?不过，毛泽东观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而是根据全球战略形势来看日本的。他对日本的看法遵循着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只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忧心之所在，日本的力量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不过，如果美国开始转变， 毛泽东曾向安德烈?贝当库表示，他担心中国能否既与苏联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当时，这位法国政治家说法国可以. 凋旋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毛泽东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心腹之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上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样，对黑龙江一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毛泽东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这两个疑心重重的俄国佬肯定也意识到毛泽东可能会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然而，苏联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至少是使毛泽东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们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当柯西金1969年11月抵达北京机场这个终点站时，只有周恩来同他会谈。毛泽东决计不再会见苏联领导人。 真相是毛泽东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任何接触，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为止。林彪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会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路线。4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那些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八章（3） 
毛泽东看到莫斯科正在步华盛顿的后尘。这从他在1970年的尖锐评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杜勒斯的阴魂已进人克里姆林宫。”(一年后，周恩来当面对我讲过这句话)。 1970年初秋，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已公开了。整整两天半的唇枪舌剑，其紧张程度不亚于11年前在这同一大厅毛泽东与彭德怀元帅斗争的那次。毛泽东、林彪之争使255位党的领导人震惊，也使毛泽东通夜难眠。 虽然毛泽东只是斥责林彪和“他的大将”搞“突然袭击”但林彪已感到毛泽东反对他的冷风正在袭来而可能在进行防御。 论点依然如旧:国家的领导权、“天才”问题、解放军的政治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否还是威胁等。 新的问题是，这次毛泽东公开、明确地反对林彪的观点、策略和作为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想逼迫毛泽东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认清了林彪的真实意图。林彪以为毛泽东不要这名义上的称谓他自己就可以抢到手。在江青的帮助下，毛泽东从容地解决了林彪，并对林彪的副手陈伯达先下手。林彪的计划挫败了。他对自己的同僚、空军司令吴法宪说:“搞政治我们不行，搞军事我们行。 1959年，也是在庐山，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林彪对毛泽东不像彭德怀那样粗鲁，但其用意却比彭德怀更狡猾。实际情况似乎没有1959年的对抗那么严重。在1970年的对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彪的野心和毛泽东的复杂的心理。 庐山之争的结果很清楚。在政治上，林彪不久就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对抗，他与“文化大革命左派”(如江青)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不久，他就沦为由失宠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集团的头目。“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美国问题，这一切反而冲着林彪而来。 1970年10月1日，晴空万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毛泽东身边站着两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露易斯?斯诺，当时他们正在北京访问。〔洲《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照片的说明。一条毛泽东语录醒目地排在这一版的右上方:“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毛泽东和斯诺注视着下面那些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的像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欢迎关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RT当时写道，老挝问题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后障碍。” 基辛格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给尼克松的信件中有‘鉴于当前形势”一词，这里是指老挝危机。 章和毛泽东的语录时，这位美国人忍不住问道:“感受如何?”毛泽东皱了皱眉。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嫌”。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任何企图继续搞个人崇拜的做法都只会为林彪的目的服务。 在中南海与这位左翼记者共进早餐时，毛泽东对他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使1971年春季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进人决战阶段。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后一个障碍是美国支持南越2月份对老挝的军事人侵。’然而，“人侵”未能成功，这是毛泽东的亲美政策的侥幸之处。这次“人侵”只能再次证明西贡政权的软弱无力，反而成了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佐证。 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总统尼克松准备的访华计划。当杜鲁门总统把中国“丢失”在毛泽东手中时，基辛格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奇才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据说，林彪在“九大”曾为他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辩护，他怒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你能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就不能邀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策划了他久经沙场的生涯中最重大的—尽管不是最周密的—一次战役。这只能是一场大的流血的战斗。在中国公众眼中，林彪高高在上，甚至被任命为中国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浪潮中升了上来，因此很难把这个崭露头角的逆臣重新描绘成“右派分子”。林彪掌握着军队，即使在彭德怀身边也没有林彪那样的一帮资深的军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71年年中，林彪和这帮人密谋以林家王朝代替毛泽东的政权。自从长征途中与张国煮的那次斗争以后，毛泽东还从未遭到过如此之多的党的军事力量的反对。 除掉林彪肯定要付出代价，毛泽东反复权衡了好几个月。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因此，他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首先瞄准已变成林彪的理论家、与林彪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彪与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把火力对准林彪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泽东似乎还对他“保护”甚至“挽救”。 在关键时刻军队内部的分裂，加之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依土地而生存。在5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一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代理论。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进人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人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甩石头，他与J温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毛泽东与黄永胜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上司。 手泽东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自己对“黄骗子”的判断是错误的。毛泽东听罢大喜，俯身向这位军官下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起作用。 毛泽东自己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是从各方面向林彪逼近。他用“掺沙子”的方法，通过提拔一些人以削弱林彪的势力。他意识到北京军区应得到加强。越来越明显地了解到毛泽东正以极大精力投入反林彪的行动，林彪集团感到绝望，于是策划在1971年秋实施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手中的谋杀或废黝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彪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丛与运河边，他与其妻及26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勇莽的林立果以直升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何种确切结论不得而知，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未达成一致意见。 林彪的急躁的儿子林立果同空军中其他一些激进鲁莽的家伙一起，开始密谋一个反毛的军事政变计划。这些人未经林彪及其高级助手的同意就起草了一个方案，林彪等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计划。比林彪小22岁的林彪的第二位妻子叶群，是在这一计划快要败露之时加人进来的。 林彪在听到这一计划时可能已成事实。黄永胜及其他一些亲林彪的领导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与此同时，林彪对毛泽东确实感到恼怒，也许恨透了他。他说毛泽东可以“活一百多岁”，这就泄露了他作为接班人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政变代号为“571”根据中文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政变计划把毛泽东称为“B-52"。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越南战争中猖撅而声名狼藉的字眼确实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这还影射着毛泽东的亲美立场。 无论如何，考虑到毛泽东那至高无上的巨人地位，就只能采取突然袭击了。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八章（4） 
亲林派的谋反者们设想了一些疯狂计划。其中的一个是让毛泽东死于车祸。(1971年北京的交通足以造成一场合情合理的事故现场吗?)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林彪的亲信的那些荒谬的计划极少能付诸实施。 林彪垮台后，中国政府又揭发出其他许多暗杀毛泽东的企图。据说，毛泽东的食物中被投过毒药。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的官邸遭战斗机“扫射”，当时他正住在那里。毛泽东在结束南巡之后，准备返北京与林彪决一雌雄时，有人曾企图在其专列上安放炸弹(但刺客惊慌失措，被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发现，毛泽东便下火车换乘汽车回到北京)。在林彪灭亡前几个小时，一位军官“出现在中南海”，想孤注一掷，用枪刺杀毛泽东。(他的负罪感使他犹豫了，他扔掉枪，然后双膝跪地，乞求对他罪恶的宽恕。) 这些惊人的场面都无法证实。也许他们夸大了林立果和那帮冒险的家伙们至少还是预期的行动。林彪不可能亲自去谋杀毛泽东。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处境并不十分安全，以致他感到必须搬出中南海。据江青说，他在那里“寝食不安”，随从里“混进了敌人” 毛泽东偕夫人以及全体工作人员都迁往一处宾舍。因此处不方便，后来他们又搬到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防空洞。 由于希望摆脱紧张的精神压力，毛泽东有了新的举动，于是在g月中旬离开北京南下作了为期一月的旅行。在武汉、长沙、南昌及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一路斥责他那个“无限忠诚”的接班人。有百余名武警随他的专列同行。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迹象表明戏剧将要进人高xdx潮。9月10日后，政治局中四位亲林彪的军队领导人无一人公开露面。从第二天晚上起，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均好几天藏身不见—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磋商。这期间，中国实行了空禁。 “五一”节后，毛泽东只公开露过一次面—与缅甸的吴奈温会晤(地点不在北京)—进入8月初以后，就再也不知其行踪。人们开始议论他的处境。外国人会意地报道了美国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博士应中国医学会的邀请于9月18日到达北京。中共党员们的焦虑却不在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许多敏感的消息，足以使他们猜测到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 在香港，土演了一场生动的文字戏剧。中国银行的大楼—北京设在香港中心街区的建筑上，有一条由霓虹灯组成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林彪的话，它亦与林彪的目的相对。 9月初，红色霓虹灯消失了，出现了一条新标语:“毛主席万岁!11这对林彪来说不太合口味。摆明林彪已经不再是继承人了。 不久，一份党内文件传出消息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未遂而驾机叛逃，飞机坠毁后死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随后，蒙古人简要地宣布一架“人侵”并坠毁于温都尔汗的三叉戟飞机是属于中国空军的。 但是，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毛泽东有杀死林彪的可能性吗? 按照北京的说法，林彪死于飞机失事，蒙古(及其苏联老大哥)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情况。为投奔苏联，林彪慌忙中登上未加满油的飞机，结果未能飞到目的地。 像中国所有的动听故事一样，随反面人物而来的是英雄人物—林彪的女儿挺身而出。 9月初，林彪的一家正在北戴河海滨度假。暗杀毛泽东的蠢举遭挫后，使他们不得不退下阵来磋商下一步行动。一个逃往莫斯科(林彪曾在那儿生活过四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小豆豆”认为这太过分了。 “小豆豆”(这样称呼是因她父亲打仗时总喜欢吃炒黄豆)是林彪和叶群所生的29岁的女儿，她不怎么受到母亲的宠爱。 由于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她有两次试图自杀。她向周恩来泄露了她父母的这一阴谋计划。 周恩来拿起电话，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拨通了北戴河的林彪住宅。林彪这时正在音乐厅听音乐，叶群接听电话。她向周恩来保证，她夫妇俩只想安静地度假，不打算飞到哪里去。 挂上电话后，叶群急忙赶到音乐厅向林彪报警。她哑着嗓子低声说，出事了，周恩来怀疑他们想逃跑。 在几辆汽车的护送下，林彪一伙人冲向北戴河机场。一个阻止林彪的警卫被林立果用枪打中，并推出高速行驶的汽车摔个半死。负责加油的几名地勤人员顿起疑心，他们把两辆大卡车横放在跑道上，企图阻止林彪的三叉戟起飞。 林彪的飞机为了避开加油车，不得不绕了一大圈才得以升空，但仍擦着了一辆加油车，并在这一过程浪费了大量的燃油。 另一架直升机也起飞了，它满载林彪集团中高级成员及若干箱文件，其中包括林彪的日记。不幸的是，驾驶员因为拒绝服从林彪的命令而被打死。在远离中国边境250公里处，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燃油耗尽，一头栽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东地区，顿时起火。 林彪本来打算在乌兰巴托加油的。 这件事多半是真的。但我们不能肯定是飞机缺少燃油还是机械故障而失事，或者是因为遭到暗中破坏。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说，已在蒙古草原验看了林彪的尸体，足以令人奇怪的是，林彪的尸体是完整的，像其他八具尸体一样，尽管飞机已成碎片。中国驻蒙古大使的说法搅动了北京，便要他去失事现场查看以掌握确切的细节，并否决了其最初的决定。而且，蒙古政府派人去现场焚烧了这九具尸体，而不是将所有遗留物交还中国。 飞机失事可能是“失控而撞地”，正如大使馆官员所言。也可能是由于要驾驶员去撞飞机造成的“自杀式着陆”，于是世人所得到的结论是，这些死者是飞机撞地后的受害者。 “林彪不敢实施他的计划。”1973年周恩来对一群美国报人说。那么，是谁舞着利剑迫其收场的呢? 不可能的说法是.毛泽东估计飞机已飞得很高，周恩来猜出主席的心思，便决定以自己的意志为是，命令把林彪的飞机打下来而不经过毛泽东的正式允许。在11点，当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时，这位主席仅仅告诉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不管怎么说，清楚的是，毛泽东挖林彪的墙脚至少有一年之久。另外清楚的是，暗杀毛泽东的企图使毛泽东有充足的理由逮捕林彪集团的某些或全部成员。同样清楚的是，在温都尔汗飞机残骸中发现的九具尸体，有几具弹痕累累(莫斯科声明了这一点，并得到北京的证实)。 令人费解的是，莫斯科为什么不披露一些林彪背叛毛泽东而投靠苏联的更丰富、更确凿的证据?有人注意到，北京只是在党内秘密传达到党的干部，在1971年9月危机之后很久才指控林彪与莫斯科进行了秘密接触。 总之，林彪作为9月的第二周中的首犯未必是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在9月12日至13日到来的高xdx潮以前，甚至在很久以前，林彪已消失在人世(6月3日后他一直未公开露面)。 莫斯科声称，温都尔汗九具烧焦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是“50岁以上”的人。苏联这样做是虚张声势。北京驻乌兰巴托使馆的一批外交官迅速赶到失事现场把尸体掩埋了。他们说，尸体已烧得无法辨认。一年以后，事态已平息下来。柯西金告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也是这么回事。当追问到“50岁以上”这一点时，苏联方面悄悄回避了。 如果苏联的确在残骸中找到了可供辨认的尸体和文件，并且感到据此能为难北京，那就很难解释莫斯科为什么要拒绝英国的三叉戟制造商要求检查残骸的请求。 北京事后的解释都以尸体是否可辨认为依据。莫斯科肯定不能向全世界证明林彪不在三叉戟上，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则毫无顾忌地断言林彪在三叉戟上。这使得中国方面干净利落地掩盖了在林彪飞往蒙古的夜晚前，发生在中国权力长廊内的暴力场面。 "(B-52)对我们不放心。”写于1971年春的《+571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这就是林彪毁灭的一条线索。林彪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一个是毛泽东对他失去信任，一个是他营垒中的那帮激进的家伙在绝境中作出了鲁莽、草率的反应。 毛泽东铅封了林彪的政治生命。然而，他进而结束了他的自然生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71年的国庆节是在阴冷的气氛中度过的，没有大型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毛泽东仍然没有露面。为迎接游行和观赏节日礼花，9月初就准备好了观礼台。到该月中旬，它们又被迅速地拆除了。 公园里的庆祝活动低调沉闷。正午时分，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现在颐和园的游艇上，此外还有三位美国黑豹党领袖，一位西哈努克邀请来的法国厨师。政治局成员中很少有人作陪。 作为主人，周恩来似乎要为葬礼涂上派对的色彩。 毛泽东只是出现在放大的巨幅照片上。为了及时为国庆节作准备，北京机场设置的50张一套的毛泽东生平的照片在一夜间就缩减到39张，其中11张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摘掉了。 《人民日报》10月1日未像以往那样发表社论庆祝国庆，也未刊登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在1970年至1971年间，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政治照片终结了)。某些中外人士认为毛泽东已一去世—抑或病魔缠身，在接受怀特医生的治疗。 10月7日，毛泽东终于出来了。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亲切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在前一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只收到毛泽东一人转达的致意。读《人民日报》的致辞时，消息灵通的人就会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海尔?塞拉西在他的宴会讲话中，向毛泽东和林彪都致了意，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领导人都听到了。 《人民日报》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是在报道中略去祝酒词，但细心的读者能够猜测出一个强有力的震动已经发生了。 10月4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最后一次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著名的套话。这也是全中国最后一次使用它。自那以后，连西藏也知道毛泽东失去了副手，已成为孤家寡人。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长期以来被几十个国家拒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赢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恢复了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驻北京的外国使馆被告知，向中国政府发贺电、祝贺在纽约取得的胜利时，“不必”提及林彪的名字。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朝鲜，发来了一封标准的贺电，只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 其他外国政府都照此效行，全世界一致认可了林彪的垮台。 林彪危机影响深重、代价巨大。 “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刚过两年，党内三分之一的高级领导人沦为“党的敌人”。 在1971年至1972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这一事件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泽东是沉重打击。 在林彪的一方，是裙带关系、野心及专横地蔑视群众的政治作用。 在毛泽东的一方，也有类似的忽略群众的问题；同时极度缺乏判断力，多疑，或两者兼而有之；还有他“无限忠诚”的继承人问题；以及在除掉林彪时未能有效控制北京的军权。 这场危机使毛泽东从紧急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棺木上又敲进了几颗耻辱的钉子，加剧了毛泽东头脑中对中国革命前景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 人们纷纷责难这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影响极坏的事件:违禁的外汇兑换事件，空军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枪战，从“腐朽没落”的香港进口谍报装置，暗杀、毒气和绑架，某些国家领导人对封建传统观点和阴谋的病态迷恋。 把林彪的名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除掉并不那么容易。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调子低沉、无说服力的秘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九大”文件汇编》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交由中央处理。有关林彪的其他书籍文件，以及林彪的题词和肖像，由各基层收集起来，交由县、团级党委处理。 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极力想把自己的观点与包括林彪在内的、反对他个人的观点区分开来。他声称:“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可惜只有争权夺利红了眼的人才有可能看清这个区别。 林彪或许认真地想过，毛泽东企图“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总之，如果排除了“我本人”这个核心的话，这句话只是戏弄而已。这些发生争执的同志本身都是党的领导人，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和他的儿子写下的有关毛泽东的话语是这般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林彪事件可能使毛泽东大伤元气，缩短了数年生命。差不多就在这一事件了结的两个月后，他卧倒在床，很少说话和工作。 从这以后到他去世的五年中，他再也没有亲身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甚至在国庆节。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第十九章（1）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76年精神号”专机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降落。停机坪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尼克松略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候在舷梯脚边。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记忆犹新的尼克松向周恩来郑重伸出自己的手用力紧握着。 儿小时后，尼克松坐在中南海那柔软的扶手椅上，同毛泽东在一起。至下半夜，仅仅由于在那把椅子上就座，尼克松在12小时内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24年中—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及他的这次旅行。这份6版的报纸涉及美国的文章是一则死亡的讯息。川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尼克松和斯诺身上很少有相同的思想观念羽毛的话，那么，正是毛泽东的典型风格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报纸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毛泽东为的是挫美方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国人民”的看法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同时，他想给人一种处于重大场合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所以在隔天的《人民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同对尼克松一样，形势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很微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因为林彪与他的同伙造成的巨大空缺至今还在。 江青是个例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去陪同尼克松观看 尼克松无疑会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 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其中说:‘称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泽东没想到尼克松对左冀作家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泽东对斯诺的硕词也许本来就提醒了尼克松，作为‘冲国友好人士”的斯诺的声音多年来是孤独无助的。《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其他的“文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8天的访问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有过接触，一位是主管军队的反林彪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泽东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亦很慎重。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政权作为中国政府。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一周的美国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出售。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系问题》无疑是源于军方的观点。与毛泽东现在的看法相比，军方认为苏联不那么危险，美国的危险要大一些。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天天相互格杀。中国最亲密的盟友朝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宣称美国总统“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到北京来了。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则保持缄默，以示抗议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口如瓶亦甚于尼克松。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边的“威廉?罗杰斯”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1647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andorder(法律与制度)’、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L87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胃。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话。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 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于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80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168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两人同时握住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哆?”毛泽东反问尼克松。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这一点。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第十九章（2）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2个版面和7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中国电视台播放了10分钟的实况。自此，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不再扭扭捏捏地面对美国来访者了，如果见到他们经过，即报之以注目和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泽东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但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毛泽东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如果说毛泽东尚未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的话，那么他对美国人不是取得了生平第一次的隐含胜利吗? 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渐减弱。在1970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兴趣时，毛泽东更加做好了准备。 1971年3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府全面开禁，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电讯到日本，说北京已决定反对邀请美国人。但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新的想法。1971年4月6日深夜中毛泽东对尼克松饶有兴趣地评说了北京制定政策的过程。毛泽东说，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在两国人民互访的墓础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承认:‘活来，我认为你的做法是时的、、我们就打了乒乓球〕”**1975年10月，《南华早报》援引《纽约时报》新闻服务处威廉?希尔的报道，谈到这件事(毛泽东的一位友人C.P.李说，是毛泽东否决了周恩来的建议芜夜，他再一次翻阅外交部建议不邀请美国运动员的文件—已经被周恩来和他自己批准过了。他用“昏沉、模糊的语言”叫护士打电话给外交部的王海容告知取消这一决定。没有别的录音或任何人的劝告，护士感到进退两难。她决定电话通知王海容‘。美国人于是受到了邀请。’‘ 这一举动为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毛泽东对美国问题看法的实质。数月后，周恩来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in〕这位舞台经理巧妙地表达了导演的说法。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来它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依然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中，他需要毛泽东的帮助以解除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泽东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那烦人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40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正在援助蒋)，在1950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个震动)，一直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突然打击。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如我们所知，他在夸大美国的衰败；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假如毛泽东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那么这是颇有道理的。 美国侵人远东的用意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满脸愁云来到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处在幼稚阶段。 同今天的情况相比，那时每一方对对方政治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毛泽东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有了共同的视点。 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属巴基斯坦)问题反对印度的斗争。 毛泽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对依然卷人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考虑亚洲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毛泽东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泽东更急于想知道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看得更远些。在1972年，毛泽东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方面还要大，这一点相信是可能的。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在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哪一个更大?是美国的侵略，还是俄国的侵略?”叫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泽东希望尼克松在他的算计中把中国放在第一位，尼克松却没有理由那样去做。前两次，毛泽东曾希望华盛顿能更慎重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杜鲁门在中国介人朝鲜前夕其立场依旧未变。难道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具备使美国重视中国的资本吗? 然而，毛泽东也谴责了美国对中美合作的迟疑，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矛盾心理。强大的美国在过去曾折磨过毛泽东的中国。 不过，毛泽东也怀疑美国是否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自信和消极被动之间，华盛顿能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吗? 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的复杂感情。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不同，毛泽东很难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种势力。是的，美国很发达，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富裕和舒适。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起快得多。 毛泽东像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人类的“新和平框架”吗?毛泽东很少谈任何现实的国际目标。他使用“世界革命”一类的话语是实，不过它缺乏世界总体规划的意义。它意味着外国要像中国那样闹革命，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泽东极具吸引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间本身的无限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的计划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然而，除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程不那么感兴趣。像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先哲，他从国际关系的细节中看出离奇的分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基辛格，并且还要会见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泽东对与基辛格谈话比对与尼克松谈话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去，这在毛泽东与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泽东欣赏尼克松的政策，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交谈。不过，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 1970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讥刺，因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过:“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毛泽东知道，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使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2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发现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中心。毛泽东到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泽东更知道自己在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是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70年代的现实变化。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这位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松”，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已从so年代的****态度中摆脱出来。 毛泽东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比尼克松更合适呢?洲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震惊。尽管毛泽东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住脚。毛泽东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汐举止，这验证了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微笑了—接着他赶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打的分数是优。 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是把苏联作为世界的中心问题，它已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的收获相当大。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毛泽东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 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告诉过作者这件事。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郑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次引导性的旅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9个月内，又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华盛顿从5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尼克松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在任何程度讲，毛泽东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帮助”过尼克松，这个敏感的问题会被舆论谴责对河内背信弃义。 然而，从毛泽东的利益出发，尼克松的突破姗姗来迟。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及早地做些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是这条纽带的强大巩固的一个大障碍，这使得毛泽东在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泽东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吗?如果这样，毛泽东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改变了。事实上是日本采取主动。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反应中，日本赶忙拥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 同美国的缓和理应使毛泽东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乐观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要和在北京的一样多。基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 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毛泽东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一日本一西方友好协定的想法正在到来。1964年他对法国客人说:“建立一个伦软一巴黎一北京一东京的轴心国是一件大好事。” 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一位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她飞到月宫去以躲避她那令人讨厌的丈夫)是人造卫星的象征。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简短旅行就像是在走马观花。 毛泽东赞扬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这个中央帝国，他不像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首脑，仅仅舒服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泽东的另一些观点却使那些想和他携手并进的西方首脑们不安。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中国现在也能向月球发射卫星了。不管尼克松是怎样的明智，他也只是走马观花，掠过表面，对现实作了短暂的一瞥。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说:“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也许这样倒好，这句话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还是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困惑。毛泽东没有从类似尼克松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但他亲自周致地安置了这位美国总统。在1972年竞选活动中，毛泽东的一些亲密朋友靠边站了。毛泽东的一位护士说她将投麦高温的票。毛泽东不同意而声明支持尼克松。 即使尼克松的访问支撑了毛泽东，但不能挽留他生理性的衰老。他只能借助放大镜进行阅读了，并且镜头不得不用激光测距仪增大。他戒烟了，也很少阅读。在江青的建议下，他开始看电影，喜欢港台的功夫片。他说话连张玉凤也难以听懂。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1） 
第二十章破碎的幻梦（1973—1975） 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972年间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毛泽东没有在公共场合赞许过周恩来—他不习J质夸耀他的副手—但周恩来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了毛泽东。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如此密切地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也很少像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这样感到迫切地需要周恩来的帮助—可能自长征途中遵义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尚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毛泽东不得不向右转以击退林彪，这使他与周恩来携起手来。他向美国开放门户以对付那些极左势力和军队中的反对派。 周恩来又一次成为当然的盟友。 毛泽东是不愿意依赖周恩来的，周恩来终究不是率性办事。 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人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现象都充满矛盾。 在50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过后，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变得多疑。对周恩来来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多多益善，这与感情用事、刚惶、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同。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爱冲动，他从未排斥于党之外，而毛泽东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川更不像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的人，周恩来不会轻易遭受清洗的危险。 周恩来把毛泽东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指路人，“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恩来以自己特有的语言说。 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日渐不满，便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泽东的专断或猜疑。 周恩来在60年代批评毛泽东时，采取的是一种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紧张而沉闷的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 不过，自1971年后期起，周恩来感到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在深思熟虑后，坦率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再一次作出轰动性的评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白中讲道，“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实际上，周恩来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恩来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恰恰是1971-1972年的两个重要功绩，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执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泽东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1974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有利。对于周恩来来说，更糟的是健康恶化，并且毛泽东对此清楚。 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为一所“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建设军队，而这是彭德怀难以做到的。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我们要顾全大局”尽管周恩来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年，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29个布尔什维克1这就把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的主要时手。 令人难解的是，1972年，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革命。”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有另寻“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的病患者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沽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 1972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泽东想起了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的风。 为了与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为了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还为了淡忘他脑海里“无限忠于”的林彪，毛泽东需要付出代价。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富有革命经验的战士、外交部部长陈毅死于癌症。当消息于1972年1月的早些时候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已经很虚弱，因支气管炎他不停地咳嗽，卧在床上通夜难眠。中共权威人士致辞陈毅的家人和许多政府部门，告知毛泽东将不出席陈毅的葬礼。但是，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手下的职员注意到他烦躁不安，突然说他要去参加追悼会。八宝山公墓大厅没有人想到毛泽东会出席，毛泽东的助手也一片慌乱.他们甚至不能为毛泽东穿戴好衣服，这位最高领导人穿着一身睡衣，也不顾什么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披着一件大衣驱车去向陈毅作最后的致意去了。 在八宝山，毛泽东见到了陈毅的遗蠕，并与她作了简单的交谈:“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也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交谈，借机告诉他，林彪在想逃往苏联时飞机失事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 几位重要人物一见毛泽东出席这次葬礼便站立起来，毛泽东与陈毅的遗婿及其子女作了长谈。的确，陈毅有过40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却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毛泽东只给了他迟到的保护。 毛泽东很少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此刻会到八宝山来? 毛泽东喜欢性格开朗的陈毅，尽管他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的时候，失去一个常常直言相陈的人，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然而，挤满军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诉说着更多的故事。 毛泽东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账。向这位外交部长献颂词，同时他也抚平了军人的情绪。 1972年年中，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幼象，然后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提到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迹。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泽东对这位友好的斯里兰卡人突然谈起在他的政府内发生的迫害和暗杀。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房时，她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将哪一个“两面派”置于死地，并使之声名狼藉。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彪的同情者们都召集到中南海，听候发落。毛泽东准备按他所熟悉的真理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现在毛泽东却主动向一位女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两周后，毛泽东对法国外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泽东对他的法国客人最后说:“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这一评论，似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泽东，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写道。这份文件以编者身份谈到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 在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不过，虽然各派官员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的，毛泽东本人则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绝不会退出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只有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一切人的命运。 1973年春，毛泽东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逐个地接见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101他对他们晓之以理，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到的指责等一些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某某国家像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泽东对待田中角荣首相犹如自己的弟弟。 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一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他对有关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中方的用语)或只是带来了“麻烦”(日方用语)的争论避而不谈。 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毛泽东居高临下，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当他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座时，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边际:“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避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卜??…”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以恢弘的口气总结道:‘旧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它就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有”而一些国家“没有”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 《人民日报》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2） 
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人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并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泽东发现反林联盟把他推向右边太远，便感到有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思想观念的宝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自然”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新的危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罪恶角色。1972年，医生发现周恩来的膀胧、结肠、肺部有癌症症状。nsl这一情况无疑破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正像疾病损害了周恩来的身体一样。 毛泽东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议外，他从不露面。 对毛泽东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或签字呢?此时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竟出来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一起，邓小平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 邓小平微笑着。他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在离毛泽东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谈及邓时说:“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这位学生出身的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还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小平优雅地鞠了个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释自己为何缺课。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几周后，毛泽东让外界知道，自1966年以来邓小平受到了“过于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小平的复出说明毛泽东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病中的周恩来要求邓小平回到领导职位。毛泽东则由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他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马上从于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l’别他表示对林彪的出逃万分愤慨，并问能否参加批林运动。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种报答。毛泽东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强的老将多数是邓小平的伙伴。毛泽东已发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小平(在刘少奇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小平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毛泽东的不佳的健康状况，及分散权力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泽东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都以中南海为中心舞台。与之相反，早些年毛泽东的职员中几乎没有医护人员，只有许多卫士。现在情形倒过来了，卫士少了，医护人员多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与国家的状况紧系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底(如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应他的格言。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泽东真的像一架重型轰炸机，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 人们知道这架特殊的“B-52”燃料快要耗尽，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几个袭人的炸弹，所以用不着害怕(除那些容易被击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望从残骸中渔利者)。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在会上未致一辞。 会议只开了5天，而上一届即1969年那一次会议是24天。 “九大”的召开已足够保密，“十大”则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从未透露。 在会议文件中，不见任何智慧的活力，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覆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控制权力但不管理，其越越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性。其二，在1973年这种时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认为他能执政的人，与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江青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泽东反传统的基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周恩来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20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惶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人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30%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划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哆?”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3） 
毛泽东巧言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做了订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回到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称作帕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上他还做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泽东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就像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对，毛泽东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泽东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他后来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泽东但并未奏效。 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表明自己的信念时，也答复了对手。然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泽东在整个下午的简练话语，可不是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教义。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似乎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调合成为一贯的模式。 毛泽东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泽东留恋过去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总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也赞许地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毛泽东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小平为例。他评价邓小平:“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 外国来访者很少向毛泽东问到有关政治局的事情，不过毛泽东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小平未能参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69年仍与极左派打成一片，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来出席会议。 1973年，毛泽东对极左派的态度更趋复杂。在1970年至1972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不决。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下降，部分是他对下属的看法变幻莫测，以至于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电般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毛泽东本来可以轻松作答，但他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所以谁也不知道王洪文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王洪文还没有出世呢。王洪文试图说些什么，却被周恩来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洪文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他强调说。 接着他补充说，自那时起他就已经“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千革命了”。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是那样看待他。毛泽东在“十大”对王洪文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过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前途。”不过他这时已不抱幻想了。’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神秘书苑与世界的桥梁。既要保护毛泽东，又要慎重地控制毛泽东，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个极大的难事。 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惠特拉姆几次努力试图给这场尴尬的交谈加上一点儿乐观的气氛。他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毛泽东几次谈过这些问题—“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毛泽东是这样。 王洪文对这一点很清楚。1974年1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学习小组上作了一次讲话(从未发表)，这篇讲话是典型的自我辫解。以前中共领导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王洪文的这次讲话那样，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 他是在竭力提示听众.他是—或者曾经是—毛泽东的宠儿。《问题与研究》，1975。实际上，自1973年后期以来，极左浪潮主要发生在教育界〕导火线是张铁生点燃的。他中学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 在辽宁省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他交了白卷，并附上一封信，愤怒谴责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教科书、。 张铁生的信通过广播如经典一般在6个省播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信，并加了编者按以示赞成。不久，这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又刊登了一篇激昂的文章。 作者12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道茸严那一套 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吗!他们怎么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的幕后策划者。 他30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具。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可能，并不受限制地发展。 作答的，他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恩来想让客人们这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顾及毛泽东的自怜。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缄口不语。与毛泽东相比，他见上帝的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泽东更近。 在11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泽东面前这两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恩来会比他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要拖着步伐迈向未来，而这两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死亡与疑虑正把毛泽东与他的可能的继承者分开。 周恩来看了一下表，示意会谈已经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一个思想靠“左”的小人物，当时她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文静而拘谨。这位主席打趣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极左派和反极左派集团为了职位和政策，借不成体统的批孔名义进行拉锯式的竞争，造成局势紧张。 《人民口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每隔那么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这是在1973年后期发表的。这是让人们回到1966年的那场对“牛鬼蛇神”的斗争中去。’ 或是毛泽东的身体太虚弱，或是他太冷酷，或是他自己就不相信，以致他不能为大家定义一下牛鬼蛇神，这势必造成混乱。 1974年初，他连放在眼前的手指都看不见了，仅仅能辨白光的方向。他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不仅发音不清，甚至合不拢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孔”运动。虽然没人能预测这一运动的最终命运，但“批孔”(“批判孔夫子”的缩写)却成了许多极左派狂热行为的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像雨后春笋般地盛行起来。毛泽东的像章再度流行。在上海这个极左派最坚强的堡垒出现了一本新的杂志《学习与批判》，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更红。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的。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思想观念，越是响亮、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邪恶与“阶级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果，海南岛的广播如是说。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现在他被称作“****小丑”。他那单调的甚至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上来，并很快成为“批孔”的副题。《人民日报》轻蔑地说，美国人竟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批判为“颓废派艺术家”。1973年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大反响。但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安全的。《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年迈的毛泽东(不是西方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首帖耳的人叮嘱过，音乐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这一套。他绝对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泽东的变化观与孔夫子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战争，在1974年恰恰是一场滑稽剧。 孔夫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泽东主义者改造中国。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的中国，类似批孔这样的运动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1974年间，毛泽东接见了20余位国外的达官显贵，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泽东每天都从自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和团”的造反热潮。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泽东的言行自相矛盾?这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白吃。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泽东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夫子作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门砖。 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人这场运动以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泽东。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变“批孔”为“批林批孔”，这样被迫参战的总理想把一场闹剧差不多改编为一场喜剧。毛泽东不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个才死了两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2500年。 周恩来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滑稽，并且确实对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毛泽东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恩来来说，它被视为批判林彪集团的继续，故是一根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绳索。 毛泽东赞成江青的看法，但他并不总是配合这位“文化大革命”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和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4） 
1974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撅，”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1297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后，快到1974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人了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 1974年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1974-02-26(布迈T);1974-02-23(卡翁达);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1974-05-19(马卡里奥斯)。 **1974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显著的位3t上。 **中在8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只见过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蜡予周恩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 会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照片如同新闻报道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g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 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1975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著的毛泽东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馅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泽东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毛泽东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泽东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不难想象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是林彪“一类”，她把周恩来(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泽东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号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扬威，所以乘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来攻击周恩来。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恩来的朋友能够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来。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私人领域，虽然不纯是政治领域。这位闪烁着未来皇后目光的前演艺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约从1973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人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的期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风。 事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北京声称毛泽东在7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条子，其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12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见《七十年代》，1976(12)。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1974年6月。7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对她是稀有的荣誉，胜之于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会见菲律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对她来说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见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泽东或者第二号人物才能发“指示”，江青从1964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10年特辑”的方式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们无法忍受。在1974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众多文章中，这篇文章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夫人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的路线而流芳。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的时候，他这样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这是一种凄哀的呼声。这表明毛泽东对他夫人的掺杂着感情和政治的纠纷实际上已无能为力。 不过只要毛泽东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刻间就会垮台。 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8个月的最后几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讲话，并宣称她的讲话代表毛泽东。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过，她注意到基辛格认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矛盾”的观点。 在这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江青披露了毛泽东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中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循辞几乎不复存在。江青也许能从毛泽东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10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泽东在60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36l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话？ 申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淞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时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JL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04-30巾*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 “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参见《七十年代》，1977(3)。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6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从1974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从20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5）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2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属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温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泽东本人。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报告至少26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有趣的是，一位香莽、冲动、资历浅的‘性”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迁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见前注)讲毛泽东‘准给四届人代会波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凌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被判处巧年徒Jfq〔参见《问题与研究》，1979(1)。 “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1391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 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幸。*1975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构谨，庄重沉双，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参见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11一10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毛泽东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457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温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 毛泽东作为仲裁者对邓小平的举动给予默许。他似乎们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要人们中间，邓小平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吗?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思想观念而成为主题，邓小平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号，几如春天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1975年秋达到高xdx潮。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小平发了言，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她没有当上文化部长，不过现在她倒是能够向农民推广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青的稿子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上面批写道:“放屁!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当看到她对维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勃然大怒。 毛泽东对江青的感情强大到在中国政界引发两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把球传给了邓小平。第二次马上就要到来了。 当毛泽东病体日衰，周恩来离职住院时，对来中南海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泰国总理克立于1975年7月与毛泽东会晤后写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了什么。 克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高声呼唤……他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毛泽东的许多话连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所说的话。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毛泽东一件礼物，毛泽东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像个孩子，摆弄着手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走，所有的机敏、知识和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神中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盯着我的头。”原来的毛泽东已不存在了。 为了国外那些恼人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他步履艰难，像是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脚，摆动着不易察觉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动人工假肢。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泽东以后说:“当我们驱车驶人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我和塔玛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 毛泽东向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谈起个人悲剧，说官做大了就隐含着悲剧。他对这位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官做得越大，别人向你甩的石头就越多。" 毛泽东对克立总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观察:“每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没走好运。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这7个人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回国后都倒了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用呢?”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领地之外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根本不会知道。” 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泽东按摩小腿和裸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位泰国领导人说:‘眼他讲话，我就像他儿辈或孙辈。”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碍了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任何科学治疗的打算，毛泽东本人也拒绝治疗。他的医生诊断后要告诉他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的政治上司要让其医疗的现实适应其政治的现实。当李医生向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报告张元昌诊断的病状时，汪东兴说:“你们检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然而对毛泽东的眼疾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凤希望能用输葡萄糖的办法治好他的失明，但医生坚持连续的医治，或是施行白内障手术，或是传统中医针拨的方法。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方案供毛泽东选择。1975年8月，经过12分钟的手术后，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我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两国彼此在对方首都建立了办事处，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高峰。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对美政策处于争论的边缘。基辛格本来准备在8月份出访北京，因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而延迟了(此时周恩来对美国持冷淡态度)。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界对亲华盛顿的举动提出了质询。被美国炸弹摧毁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1974年的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人极左分子和军人之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亲美政策。Iml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新任执政官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热心对美关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邓小平经常援引毛泽东的话，而当问到周恩来的状况时邓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甚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15570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访华时到305医院探望了周恩来。〔到他发现周恩来莫名其妙地采取谨慎态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来的气色虽然很好，但会谈只进行30分钟就结束了。 更糟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是这位美国人儿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的事。 尽管身处江南，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还是有6位其他外国领导人去渴见了毛泽东，尽管他们事前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与政治局中的一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态度暖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威飞抵北京的，他和福特总统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1974年的中美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毛周联手的战略，且被中苏紧张关系松动的观点所吸引。 基辛格为福特总统即将访华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泽东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了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 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求毛泽东把他邀请福特总统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付，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泽东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件单调乏味的事。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像第二个登月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令人敬畏又显得脆弱的毛泽东，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样不真实。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章（6） 
日渐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该收拾一下残局。毛泽东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事后不久毛泽东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 福特来访期间，毛泽东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那时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与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110分钟的谈话内容更详细，时间更长。毛泽东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到来访者是坐在他的书房中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看见她的女儿苏姗时，他的“眼*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福的北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的地图。其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成。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 “眼睛亮了起来”。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中美两国官员以及那些看过毛泽东与福特会谈的新闻片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人物。 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 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50年代后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昊旭君作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第二十一章（1） 
第二十一章飞鸣镝将坠（1976） 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也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是坐在祷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谈话，这或许并不奇怪。毛泽东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当毛泽东起身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头发，电视工作者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面。 当1975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川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踌姗。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在等你父亲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的最有生气的话。’ 在步人1976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东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发现毛泽东对美国人的一切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正好赶上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其中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1975年1月一阵微风从右边刮来，那么1976年1月即现在所见的狂风则是从左边刮来。与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关注着风向，这位已经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人民代表大会的“问答”有利于犯错误的“鸟儿”时，毛泽东J温怒不已。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 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换言之，普通常识开始反击“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乱想。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党委副书记刘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当刘冰说“左”派控诉邓小平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泽东有能力进行裁决吗? 毛泽东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养人的主观意志的学校时，他也是这样。他信口开河:“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边远农村去种水稻。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置孔夫子的读书治天下的训导于不顾。 尽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虽然1956年北京所谓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萦绕在他心头多年，他还是忍不住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蒋南翔曾被左翼狂风从高级领导层刹下来、当蒋南翔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现在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低声倔强地说:-30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年老的毛泽东，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息道:“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要亡党、亡国，”住去读作家们写的书，尽管过后他又会把它们扔到一边。 追溯他20年代在湖南的行踪，就可以了解悲剧之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侧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词句。 年轻的毛泽东并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对70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对刘冰的来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他读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60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减低对权威的持久敬畏，现在将导致对共产党的怀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无任何意义，节日毕竟只是节日。也许人们可以看出，将自己作为导师的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混合为一的老年毛泽东要在临终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63岁生日的。 棕自相间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享用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贵宾。饰以“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门蒂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一位信使赶到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78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把蛋糕当作早餐消受了。从表面看，中国的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475日常生活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新闻宣传从攻击周恩来转到赞美周恩来。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转送到紫禁城的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色玫瑰状缎带的灵车队伍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带着复杂的感情站在寒风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国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没有加人众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即使九十高龄的朱德也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被鲜花和常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第二十一章（2） 
毛泽东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小平在有5000名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上致了语气过分颂扬的悼词。王洪文主持会议，他极不自然，就像一位参加教授会议的学生。!’”〕 50年代以来，毛泽东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他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26年中国总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遗像下摆着骨灰盒(周恩来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儿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死就重于山东的这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如果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周恩来便能缓和一下势态。然而，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恩来的死带来的政治上的动乱。 失去了周恩来，具有“猴性”的毛泽东陷人了李尔王的境地，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小平不讲情面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恩来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派分化在1976年冬达到高xdx潮。并且，正是毛泽东的存在，以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对邓小平的筹码。 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周恩来的遗婿，淡泊、可敬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则冷冰。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对应物。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党内斗争”在周恩来的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了预兆。电视镜头为这一轮廓提供了线索。 由于周恩来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泽东之后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便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极左派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为不同的权力阵容。江青意欲孤注一掷。毛泽东稍看了点文件，便默许这种密谋的加强。江青一帮带着反邓小平材料来到毛泽东的床边，并请求他的医生用大号字重书以让毛泽东能好好阅读。医生推辞说，他们的职责仅仅是照看毛泽东，“让他看看这些文件感觉会好些”，江青说着把反邓材料递了过去。 冬至之时，毛泽东又吐出一句格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甚至当毛泽东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对邓小平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来。 那些新的语录不管怎么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的话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权由一连串格言固定着。“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小平自1975年年中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因为周恩来快要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一团阴沉沉的雾，笼罩在那时召开的一次令人紧张和疲倦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语录中的音音兄兄几乎全都被搜寻遍了。为谁出任总理一职的拔河大赛正在进行。 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的一位候选人，张春桥是另一位。 刀已出鞘，毛泽东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邓小平向这个15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泽东)坚决拥护邓小平做总理，极左派则以他们不会服从其领导而断然否定。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桥这位她圈子中最合适的一位为候选人。然而，那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设法推翻了张春桥作为总理的提议。 毛泽东本人的目光转向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得意门徒，他从未给毛泽东惹过麻烦。和蔼可亲的华国锋是一位诚实的人。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从各方面考虑都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至少是可以相信他的。华国锋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对恶劣的环境抱有信心。 华国锋是在1969年才从湖南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他比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树敌要少得多。对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在急风骤雨之中他保持冷静的风格。 由于毛泽东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曾为毛泽东效过力便成了这位和颜悦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资本。他曾在毛泽东的家乡抓水利工作，他指挥修建了一条连接这个地区和长沙的铁路;建造了毛泽东的韶山旧居陈列馆;在韶山办起彩电厂。这使得毛泽东的许多亲戚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在政治上向林彪甩了一块石头。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是一个二流人选而不是最合适的接替周恩来的人选。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感情疏远了的妻子)说华国锋“蠢”、是“土包子”后，于是反驳说: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 毛泽东还感到有必要对华国锋“不蠢”作些宣传。他承认华国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故在2月份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之后毛泽东曾这样发过指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 如果说选择华国锋任总理是一种妥协，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争执终止。 甚至当攻击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时，毛泽东还鬼使神差般地要斗下去。在提升华国锋不久，毛泽东就以灾难性的语言写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常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突然对邓小平发难。f261在癌症夺去周恩来的生命之后，邓小平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这句话更是对他在1976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是很容易的，而且现在很多人正在这样叫嚷0邓小平列出了一些毛泽东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 报刊新闻宣称(虽然未点名)，邓小平把“阶级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泽东。这位副总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朋友叫做“走资派”事实上太过火了。 邓小平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剑英是其中之一—对这位副总理遭受攻击非常反感，他们匆匆退出政治局会议室，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他们宣称不再参加这种败事有余的会议，并对毛泽东的专断满腹牢骚。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整顿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在他去世后反而激化了中国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同时，邓小平确实不是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中很少包含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引语。“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这样直率、典型地评价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有一次以一种迷人的语调谈到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这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了，”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s10这种极富儒家意味的偏激之语表达了一种寓意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通过从政而选择了更高级的职业，所以他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为师，其对象不是自然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孙中山是这样践行的，毛泽东也这样践行。 毛泽东常常谈到人需要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1291他在“八大”上这样说。内省不疚这句话我们应时时不忘。 一体性是毛泽东的梦想。你讲课要把课讲清楚。政治也是一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在感觉的统一体中如何把人们结集在一起。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南京拜锡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坐像敬欲花圈。 这样，民主与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所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起因于1975年9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他夸大了毛泽东的集权思想—的谈话〔301“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对这位年轻人就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在说出有“清醒的头脑”这个词之前，确实停顿了很长时间，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但当党改变了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还是认为是对的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呢?不管怎样，有清醒的头脑更是左右为难。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70年代起，这种“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场。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竟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说“人民”1949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第二十一章（3） 
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中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会事，毛泽东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干部的弟弟泽民。尔后，毛泽东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法”。 —译注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481式主义的束缚。”它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泽东。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道奇观，它是来迎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 中国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锋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觉得他们像是一对老朋友，不过风光不再。 他们会晤了100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从原始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阶级斗争血泪史。邀请名声不佳的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泽东的主意，看来是这位老人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而不是对毛泽东—尼克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像是在宴会闻到泄漏出的汽油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 事后才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但中方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被拒绝。 毛泽东很想见尼克松。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并且他还向三位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些口信。毛泽东认为中国外交部对此也许赞同，也许无可奈何。 毛泽东从不深究其他国家民主政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对82岁的毛泽东来说，象征便是现实，过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个强大的王国，自成世界。 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是要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欣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的突破，为什么不该给他荣誉呢?’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当福特对中国和苏联都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毛泽东决不会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总理抱怨说。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确实不明白: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的诊断。毛泽东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这件事上，毛泽东试图鞭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泽东对美国的初选知之甚微;并且尼克松成行的最终决定是在圣克利门蒂而不是北京。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同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种关系衰退，并进而同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特，而是进一步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泽东。他在一次宴会的致辞中说，他认为“仅靠签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明显批评，对毛泽东来说像音乐一般中听，但对福特来说未必中听。 美国问题也是与邓小平的问题紧密联系的，这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而去年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了。 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首脑级待遇。他与华国锋谈了6小时，在全世界仅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宾。 材邓小平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年)“进来”时，邓小平刚好“出去”;而邓小平(1973-1975年)“进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来“进去”时，邓小平又“出去”了。*可以肯定，邓刁、平对1976年的毛泽东来说是可疑分子。毛泽东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毛泽东与党的首脑人物之间发生的一次大的冲突。 福特访华前不久，受人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被公开指责为有害的书，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旨在宣传“投降派”。他指出，《水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称为英雄。这一反他向来所持的观点。刚他在发这些批评性的唠叨时，张玉凤和讲师卢荻在场。张玉凤要卢荻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当作最高政策。北京开始传出小道消息，邓小平(也许还有他的某些军界朋友)将要“投降”莫斯科，就像宋江假装抵抗而最后“投降”皇帝一样。 邓小平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报之以嘲笑，对有关评《水浒传》的问题，他轻蔑地说:“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 第二段插曲确是不同寻常。21个月前，中国在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的全体成员，并一直被北京称为“间谍”。然而，恰好在福特慢吞吞地回到家时，他们又突然被宣告无罪。中国政府说他们不是间谍，还给他们举行大型宴会，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称这些闯人者为间谍，到宣告他们无罪，北京以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对待一场间谍指控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毛泽东和福特的高级会谈失败时，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对苏联的观点呢? 似乎可以肯定，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泽东并不赞成宣布苏联的机组成员无罪。这件事只有可能是邓小平，这位毛泽东当时的主管大员授权向莫斯科作出姿态。 最终，尼克松之行并不像美国报纸讲的那样损害了美中关系，但也不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大促进(中国公众的心态除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尼克松就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作展望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句。尼克松和毛泽东彼此的印象很深，他们似乎是在攀登个人的高峰，而未给外部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这次访问只是对1972年的那次作一了一个怀旧的注脚。对毛泽东来说，尼克松之行不仅在于怀旧，而且也是他用力掷向政治局战场的一颗手榴弹。 《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之后仅仅一周，毛泽东就听说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平静而紧张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去世亲友的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一壮观场面，这似乎无可非议。 但气氛很紧张。有些诗远不止是纪念周恩来，它们猛烈抨击那些自周恩来去世后三个月以来猖撅异常的极左派。对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的赞美就是给江青刮耳光。有人还提到一些怪物，如用“妖魔”一词来戏弄姚文元。其寓言极微妙，但带有爆炸性。 人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人”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第三个主题。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秦始皇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他是一位常被赞扬的典型人物。在这朝气蓬勃的示威中，蕴藏着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的不满。有一首诗以挑战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写道:“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令人敬爱的周恩来了。这种巧妙做法，以其强劲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人了毛泽东宫廷政治的灰暗大厅中。纪念碑前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有可能是对数月来极左派中伤邓小平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最有力回击。 来自广场的消息刚刚传出，他的侄儿毛远新就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们像一挂燃着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炸响了。北京当局把花圈从纪念碑前搬走了，这一举动把一场平静的悼念活动激化为骚乱，骚乱持续了14个小时，至少牵涉了10万人。人们乱成一片，车辆被烧，近百人受伤。有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派的追随者，做了一个简短演讲，他硬说周恩来曾经数次犯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他话没讲完就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抓住捆起来，在纪念碑台阶上被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正式选举华国锋为总理，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务)，这样，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所有这些都由毛泽东一手造成。 邓小平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这是由于邓小平的强硬作风，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的厄运所致。并无证据表明邓小平是骚乱的幕后策划者，北京市长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他是不会下令将花圈撤去的。这样，骚乱肯定也不会发生。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小平的决定，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小平也投票开除自己吗?“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求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遇见的场面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气喘吁吁地吐出几个字。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有时毛泽东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笺上涂写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10分钟后，毛泽东在准备上床休息前，在便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但这是要华国锋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猪会议?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邓小平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泽东又写了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5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泽东度过了难挨的几分钟。 这次会见与毛泽东上次接见外宾的情况相比，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有时王海容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泽东核对。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第二十一章（4） 
虽然时有争吵，张玉凤总是毛泽东的长期助手。她来中南海的那一年之前，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是毛的主要政治心腹(毛远新与江青也很密切)。在毛泽东的庭院衰落过程中，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失去了作为毛泽东与超越中南海的政治势力的纽带作用。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1975年至1976年他们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神人。所以毛泽东仍在台上，制定着他的路线，而其他资深的同事们像不负任何责任的听差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6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作出解释。这一信息很清楚:毛泽东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在一起的照片，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更不要说知道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与心脏疾病了。根据近几周来毛泽东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得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结果。 华国锋无疑是领路人。这位腼腆的新任总理紧跟着毛泽东，他指导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冒毛泽东发怒之险。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紧紧依靠毛泽东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泽东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是他本人制定了这一方案呀我们不得而知。 毛泽东开始受制于他的奉承者，他已病人膏育，又不存在一个可继承他的权力而又受到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 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泽东那里传出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汪东兴手下有一支精锐的8341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瞧不起江青，他的警卫部队在做反对江青的工作。虽然不像“左”派势力那么深广，但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绝没有放弃行动。在“左”派这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成了联络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任何政治批评及媒体的任何批评他都随时报告。 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毛远新来告诉他的伯父，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扰乱人心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太高。“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大字报一事的动机如何，据说毛泽东作了明确果断的表态:“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录，其模糊性说明一个严重问题，即生命垂危的圣人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而是说极左派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或是捏造这种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泽东的名字被搬来搬去，即使毛泽东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壮着胆子说:488“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在多次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地默默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那个晚上，他写下一条重要格言，然后找这方或那方的主要人物到他那里，以显示自己倾向于哪一边。 毛泽东接着对坐在他卧室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个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宽厚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 最终华国锋好不容易开口说:“没有。” 毛泽东点破了华国锋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25万人，而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泽东感觉到了唐山地震，其剧烈足以震动了他的床，使人情绪不稳甚至害怕。他的总部不得不转移到防地震的建筑202号，不过仍在中南海内。 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乡土中国历来迷信自然现象是政治事件的预兆。农民们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毛泽东的思想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他肯定也联想到同样的事情。 国中谣言四起，大部分谣言都说毛泽东快要死了，而且官方新闻机构也承认对这种谣言现象无能为力。 地震前，乌龟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老虎和耗牛在感觉到预震时都趴在地上—动物感觉到了自然的反常。 地震后谣言纷至沓来，银行被抢，交往中的无礼行为更加频繁，工人不负任何职责—人们感觉到了政治的地震。 自从1949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泽东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代正在结束。它隐隐呈现出的非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说:“负担太重时，死亡是一种解脱。到8月下旬，毛泽东的负担太重了。9月2日，他第三次病危，昏迷不醒。 各派挥笔去发挥那些偶像化的乏味词句的时机到了。华国锋该制订继承大业的计划，江青该忙着谋划自己的对策了。 他真的还活着吗?在临时的防地震建筑202号，躺在那里的毛泽东似乎是虚幻的。对政治局的所有派系来说，毛泽东已被毛泽东主义所代替，现实中的82岁的毛泽东被循环生成一打“毛泽东们”。这适应了循环者们的需要。 江青及其同伙对毛泽东之后时代的到来缺乏自信，虽然这伙人试图从毛泽东哆嗦的嘴中挤出一句什么临终指示，但毛泽东只能在另一方谈论政治了。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的逝世会带来不稳定。然而，毛泽东的在世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不知毛泽东的死期这一事实则是最后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这个遭受近20年磨难的国家来说，毛泽东的逝世将带来返璞归真意义上的稳定。 在毛泽东的总部，摆满了医疗设备，两名政治局委员日夜值班。他们值班是出于责任但没有权力。“四人帮”中最年轻的成员王洪文，为了减轻压力总是看香港电影或溜出去到西苑军用机场的野外打兔子。 北京晚秋一个和煦的下午，3点30分，收音机预告半小时后将有重大新闻。在北京市市中心工作的一些人猜测着新闻的内容，因为他们上午看到川流不息的小轿车进出中南海。 “毛主席逝世了。” 9月的凌晨，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仅仅16个小时后，政府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这一消息。按北京的标准，可谓闪电般的速度。 普通百姓有的在哭泣，更多的人则惊心不已。 在现时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要长，几亿中国人想象不出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降半旗志哀，毛主席像章几年后又一次佩戴在某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买来《人民日报》以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平日从不劳神去读它上面空洞乏味的文章。这次，这份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增加了9倍。 不过，首都北京的气氛(甚至这个国家其他的一些地方)显得很平静，没有出现像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笼罩着一种不安的瘫痪气氛，也没有自发的群众“事件”，人们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死亡，对中国人来讲是超脱不了的自然规律。很少有人装模作样让人感到毛泽东的死足以使他们流泪。“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布的讣告充满感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他……” 这位农民领袖曾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出来，并使中国震撼西方，现在则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哀悼活动宣布持续一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没有任何体育和娱乐活动，毛泽东的遗体停放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列队经过灵枢，“致以最后的敬意”。 这起码是新华社首次报道的消息。然而在稿子被广为播发和翻译之前，还是有一处小小的改动，“最后”被删掉了，变成人们前来“致以敬意”。 这一改动表明，毛泽东的遗体—更不用说是他的思想遗产—成了形势严峻的政治局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倡议书上签过字，同意死后遗体火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追悼大会。 “我死后，”他在另一场合则说，“把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有几次，他曾去过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他不止一次带着江青去看过这块886号墓地。 1976年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看来，把江青与毛泽东一起殡葬的计划是不能容忍的。多数人认为最为妥善的解决是像周恩来生前处理他自己的遗体所指示的那样，将毛泽东火化并把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大地”。 但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几小时内，政治局决定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医生怀疑这一计划是否能够实现。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已腐烂只得代用蜡制品，斯大林的胡子也掉了。再者，将22公升甲醛注人毛泽东的体内，这只能作为临时性手段。中国古代的方法证明是不适用的，因为皇帝的遗体是深深地葬在地下而绝不会暴露在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将这样处置(供中国的群众瞻仰)。 派人到河内去研究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越南人闭口不言，或唠叨着胡志明遗体的事，甚至说在7年内也会腐烂。医生决定采用注甲醛的方法，第一步是摘除心、肺、胃、肾、肠、肝、膀胧、胰腺、胆囊和脾，接下来是在毛泽东的颈部插上管子以能注人足量的甲醛到没有内脏的体腔内。作为预备，工艺美术研究所受命用蜡制造毛泽东遗体的复制品，复制品制得毫发无差。 30万人列队经过水晶棺“瞻仰”遗容。外交官瞻仰的时间作了专门安排，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单独列为一队。在中央委员们送的花圈中，其中有一个花圈的挽联这般写道:“深切哀悼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 123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其中多是些无感情的平淡颂词。 在50年代和60年代低毁毛泽东的政府越厉害的，在1976年对他的颂词也越多。毛泽东一定会笑慰在这种矛盾之中。 在纽约，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在莫斯科，《消息报》只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发了一则报道。在香港，股票市场混乱。在台湾，则举行庆祝活动。 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煮讲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请这位80岁的倦怠老者就其昔日对手之死作一番评论时，他毫无怨恨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在毛泽东的哀悼周的最后一天上午，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下午3点，全中国停工3分钟，整整9亿人(不怀疑有少数人例外)默哀。中国所有的火车、工厂、轮船都为这特殊的3分钟鸣笛。 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这种不成体统的安排与追悼会不太相称。华国锋致悼词，他以故作老练的口吻赞颂毛泽东的伟大，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孙中山的遗婿站在华国锋身边，华国锋空谈什么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1671a 大会结束时，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全中国在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向天安门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三鞠躬。随后，一支500人的乐队高奏起“东方红”，该歌曲的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 下午4时，人群散去。自行车又像往常一样潮水般通过天安门，追悼会后，人们乘坐的小轿车、面包车从大会留下的废纸屑上碾过，渐渐地远去。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的时代即将诞生。 1946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人民救星”金匾。

尾声 + 后记 尾声 
尽管有诸多过失，但毛泽东有幸使中国有了新的开端。毛泽东是20世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党政权力，取得最伟大的成就?那就是他特有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个，就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改变大国政治秩序的个性特征的力量，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相连的。毛泽东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人们呼唤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像毛泽东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中国像是准备了百场节目的狂欢场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狂欢场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以身相搏，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泽东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川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诸多混乱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泽东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介石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静而又富有谋略的人中，毛泽东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泽东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泽东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毛泽东拿起枪走向农村，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离开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战争中，毛泽东凭借两个长人之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农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碟，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制服他们。 他的共产主义目标和对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跃向左边，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像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毛泽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两个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泽东也曾为一些过激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格。索马里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人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政体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就20世纪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而言，志在成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可以列人十多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汉朝(汉高祖)、隋朝(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与他眼中的英雄、气扫六合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是在封建主义寒冬中提前报春的社会主义之鸟。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流芳。他类似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但他在夺取和掌握中国的政权上比洪秀全更胜一筹。 毛泽东之所以显得如此伟大，在于他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支撑着********剧变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50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造反者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政权。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第三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是半知识分子，类似于拿破仑、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人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领顽才显得活生生。毛泽东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 他具有军人的心智，兵权之剑倚挂在史籍之旁。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甚于最为闪光的逻辑真理模式。他鄙薄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观点不轻易苟同。在经济领域他可不是行家里手。 毛泽东、拿破仑、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集思想和行动于一身的人，这类志存高远者颇难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自己国家的特立独行者终会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英雄区别开来。 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对历史有巨大贡献，而是他的行动实现了他的思想。 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20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像一盘散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在逐渐消失。学校教育使孩子们易于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组织的网络使当时中国28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亿万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是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中国由毛泽东领导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在中国人的眼中尤为重要。这恢复了中国人崇高的自我形象。“东亚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其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毛泽东年轻时心忧天下，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遭外敌人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正当壮年的毛泽东意之所欲已得到时间证实。当北京宣布核试验时，中国年轻人便神情激动起来。政府同人民之间的默契使外国军队—不管是苏联、美国，还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吓中国”。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都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不过，毛泽东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更具有特色。他极为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定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并渴求用变化之杖来搅动罐子—这是毛泽东施政过程中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 我想，他全然没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泽东像计算尺般的精确。可是，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泽东的优点在于他永不自满，总在追求一种更具人性并能深深感觉到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其努力使社会主义柔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国家，而且需要一种追随他的新公民。 毛泽东的弱点是在年老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标)。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中国3000年历史上绝无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而令人回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极少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赴俄是他仅有的国外经历。 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他已年过四十。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终生没有掌握外国语言。 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的视野和热情只限于中国。 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身为伟大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毛泽东的精神锐气也注入了世界意识。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 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泽东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象征，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众中实施新政，不仅是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整体变革。 在西方，我们不习惯接受在远东崛起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泽东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已作为20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想，就他的盖世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和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其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使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寿终正寝;10年后他向美国敞开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领略了中国人的谋略之深。 毛泽东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时间内再造了中国社会。毛泽东的一些改革已迅速消除。然而毛泽东主义时代社会变迁的另一些影响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因岁月不饶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较自由的时期，并持续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得以转变而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但这些现代人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时，毛泽东能够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儿步。 经济发展出于多种原因虽不如日本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泽东偏好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实质上的所获是基本的。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履历复杂，特别是在国内，作为一位男子汉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点。他有较强的成见，不总是前后一致。 由于位处至尊，毛泽东总的说来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没几个。难以容纳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后是空虚。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在许多工作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可不是值得称道的特质。 毛泽东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为了成功必须如此，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 他走“之”字路，因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通道行进下去。他常常对亲手栽培的树所结出的果实感到惧怕而畏缩。他周期性地发出的雷霆之怒所针对的正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一个9亿人口的国家，这有点像是说不允许园丁沾一点泥巴。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1976年所遗下的中国缺少些他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泽东指望新中国有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从未平静下来过。 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落后的经济中复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这一复苏将仍然是缓慢的，而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复苏是毛泽东革命的第二个任务。这部分是因为要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不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经济。 这位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确实充满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头，然而他在对因循守旧的警惕眼光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于泥淖之中。他自己时常沉溺于传统的水波之中，可是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与苏联保持不密切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站污—所以他宣称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这20多年。”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1919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1919年长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会人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个人解放与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图将陷人惊人落后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泽东是维新者，但这位维新者不可能—绝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 毛泽东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像朝圣者，对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他犹如家长一般。确实，由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角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在他去世后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族站起来了，但它的多数公民却没有站起来。毛泽东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他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毛泽东似乎不理解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一，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将不再传给后来者。自然会翻过这页，年轻一代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下一个空白地。 20世纪初，叛逆者毛泽东的个人特征是与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可是，毛泽东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仅仅以毛泽东的生命终结为尺度吗?但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毛泽东有一次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实际上不可能继续下去。

尾声 + 后记 后记 身后境遇 
后记身后境遇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为神。尽管这个国家时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然在说一个神抵。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 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年《人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1500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1979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1980年在本书的第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后记505问题时的真实境况。 1980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幕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10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妞龄之处。 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显出了势头。 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时毛泽东重新研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80年代始终未辍。由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制有所放松，因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 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幕的传统案臼;在传统的历史编慕中几乎没有关于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具体体观—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 他说，“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 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1953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al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深;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 这些20世纪80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匀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员们时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1988年这些著述引发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年12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95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1971年春到毛泽东去世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点。

尾声 + 后记 《毛泽东传》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我的《毛泽东传》被视为毛泽东复兴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首发并译成其他6种语言出版后的8年里，中国的出版业就没涉及过毛泽东。当1981年一个中国出版业代表团来到纽约时我的出版商把这本书给他们看，这些中国代表们小心冀翼地翻着，就好像在那和华见证会上捧着一瓶威士忌一样。但是到了7年后的1988年，一家出版社发现人们对毛泽东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甘愿枪先出版一个中译本且几乎未经删节。 就在1989年春政治风波日益高涨的时候，我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接待来访的译者刘路新。他带来一本我的《毛泽东传》和一则关于这本一个月以前才发行的书销量超过5000册的新闻。 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研究它在势头渐强的“毛泽东热”中的角色的文章在整个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191为什么这些现在时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平民如此渴望阅读有关毛泽东本人的东西?此前毛泽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人们新的兴趣点在于他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泽东传》的读者们告诉刘路新和我，他们兴奋地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以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性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 在1989年年初，人们通过把毛泽东的儿子和当时共产党某负责人的儿子相比来扦击时政，前者在朝鲜战争“前线”栖牲，而贪婪的后者则靠卖彩色电视机大获其利。poi一个在合资企业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对我说了一句影射到毛泽东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控制局面，我们也需要从权力的幕后走出来面对人民的领袖。” 1989年之后，不仅历史和文学领域对毛泽东的兴趣持续不衰，一年之内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出现了。，大街上和商店里又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他在流行艺术中重新现身。对毛泽东普遍的兴趣是当时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得以延续的事情之一。 中文版《毛泽东传》捷报频传。在全中国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有如潮涌，各地关于这本书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干部在给出版者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写这本书的话，结果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对毛泽东有太多的热情，要么是过分攻击他。但是我为作者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感到惊讶。”一个来自安徽的百万富翁看完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我挣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怀念毛泽东。”一个曾经是天津的某工厂管理者的人感激地说:“读了您的《毛泽东传》后，我决定放弃我的令人羡慕的、地位很高的职位，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这些评价共同认为这本外国人写的书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和人性化的，而这是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一直以来所缺少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我们领导人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本外国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促进”;“我所希望的是现在能有中国作家会写毛泽东”。 这本书并非没有招致批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相对坦率的评论、赞扬和这本书巨大的销量。本书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警告对这本书进行盗版的不法分子们停止其行为，同时向读者承诺他们正在着手出版的修仃版不久即将上市。最后，到1998年年初的时候，这本书在中国卖了120多万册，高出该出版社近年以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销量。 在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北京青年报》在100个人当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来源。令人吃惊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高校学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最为推崇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这家报纸报道说，“读者们觉得特里尔的书‘准确’、‘引人注目’并且‘最为出色”-9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各个省份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如潮水一般，在顶峰时仅仅1993年就有100多种。被迷信化的毛泽东 通过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毛泽东带走了中国的过去。有人充满钦佩地总结说:“他是破坏之王:挥舞着铁铲即刻埋葬了旧中国。这样的文化破坏也使得毛泽东自己的统治丧失了能够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下去。无法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泽东被拔高到迷信的领域;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个人。 “毛泽东热”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在1990年的南中国渐成气候。毛泽东的像章和照片或被戴着或悬挂在商店或者家里的墙上作为吉祥的象征。在1989年，印刷了370000帧毛泽东标准画像以供公开出售，第二年这一数目上升至230万，在1991年则达到了5000万。在私营商店可以见到夜光的毛泽东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挥一下手的闹钟。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的寺庙。 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说这样一个故事:1990年在广东发生了一次8辆汽车相撞的事故，8个司机中7个人受伤了，只有在档风玻璃上贴了毛泽东像的那个司机安然无恙。整个90年代在汽车的方向盘或窗户上悬挂、粘贴毛泽东像作为护身符的普遍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民间把毛泽东演绎成了一个能够带来吉祥的神，书籍里所展现的毛泽东则又是另一番景况。二者的中间地带被流行音乐占领了，毛泽东的话和形象被编了进去。在90年代初，卡拉OK俱乐部里挤满了享受毛泽东颂歌乐趣的年轻人。有一盘名叫《红太阳》(“文化大革命”时时毛泽东的称呼)的流行音乐磁带，它的歌词是根据毛泽东的口号和理想编写的。这盘磁带在1991-1992年间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卖了600万盘。时于许多人来说这种音乐适合他们想远离公众生活的心情;他们能忽略毛泽东主义的歌词而单单是欣赏音乐的节奏。这一盘磁带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官司多了起来，兜售关于毛泽东生活的同一奇闻的作者们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新的毛泽东主义几乎无法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大麻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那狂热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1992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洲。在流行音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施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的意识。 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1991年长江流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泽东研究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21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1992年有120万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间总共1400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径，但还是深孚众望。

尾声 + 后记 毛泽东的未来进入21世纪 
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 但在那一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10年以后，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去。 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制秩序、英雄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 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莫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基拙时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儿李钠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的一篇社论的基拙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钠在院子里所唱的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施拉姆有时通过“情感的”和“理智的”二分法来解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离、“在情感的层面，如果不是在理智的层面，农民就会仍然是他的革命构想的中心1-(Road,z,p.Xiviii)在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关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一观念的忽略的问题，施拉姆说毛泽东“未必一定排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公理，但是显然这在他的头脑里不是最重要的〔、”(Howl,z,p.li)这些解释策略有着严重的倾向性「1同样可能根本不参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看毛泽东关于农民和革命的思想、那么一个人可能会简单地掷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被剥削的平民主义革命之间的一些‘相似性”—为毛泽东创造一个极为不同的哲学侧面〔，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的原则的背离不是由马克思主义中一些神秘的含义构成的，而是由意志的名义排斥过程，阶级斗争的道德化，取消阶级作为客观的类别构成的、示意下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1221在1950年毛泽东就对共产主义时代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同样，一个将来的中国领袖也会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仍是短暂的。 沃马克相信毛泽东的思想会在中国的政治中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的影响。123) 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时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将会由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 毛泽东回到了19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付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合在一起。 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杭争:关注农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 在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决议是时毛泽东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分其咎。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欢北京，1949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义官燎。 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_停滞会出现.原始的经典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