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讲演（全文） 人民网日本版9月11日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中的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大江健三郎，10日上午来到北大附中作了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讲演。其演讲全文如下：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现在，我在北京对年轻的中国人——也就是你们——发表讲话，可在内心里，却好像同时面对东京那些年轻的日本人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尤其在现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这种愿望从不曾如此强烈过。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要深深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的所有人。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视着我的各位同学。 在你们这些非常年轻的同学现在这个年龄上，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二十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因此，当前不久我的中国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 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间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还记得孔乙己的发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译文本目录上的汉字标题旁用日语片假名标示的读法。这叫作注音读法，是日本人为学习难读汉字的读音法而创造出来的方法。我就是依据这种注音读法来发音的。不过，在我最初阅读的那本书上，标示的是“クンイチ”这个读音，我便这样记了下来。然而，准确说来，是什么时候读的这书呢？ 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对此进行一番调查，于是，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第一版版本，然后，我怀着亲近感着迷地阅读了《孔乙己》。在这里，由于我希望年轻的日本人能阅读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这个译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筑摩书房出版、由竹内好翻译的《鲁迅文集》第一卷）。刚开始阅读不久，就读到了“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一行，于是，记忆便像泉水一般从此处涌流而出。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里的鲁镇。 说了这番话语后，叙述者便开始了自己的回忆。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确实从内心底里这样想道： “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岁的时候，阅读了《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中这两个短小的作品，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而从母亲手里得到这个小开本书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人，可她的一个从孩童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却前往东京的学校里学习，母亲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此人还是女大学生那阵子，对刚刚被介绍到日本来的中国文学比较关注，并对母亲说起这些情况。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亲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那位朋友便将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赠送给她，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日中战争就此开始。那一年的12月，占领了南京的日本军队制造了大屠杀事件。这时，即便在日本农村的小村子里，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于是，我母亲便将包括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在内的、她那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战败了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制定了新宪法。就连我们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新宪法中有个不进行战争、不维持军备的第九条。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义原则下得到改革，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作为第一届一年级新生升入这座中学，于是，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我还曾被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喜欢《孔乙己》？最近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发现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结尾处的文章，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随后便第一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生活。 我还是要引用竹内好翻译的结尾处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么，十二岁的我深刻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了吗？在这里，我要模仿鲁迅的口吻，认为无所谓已经理解，无所谓没有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十二岁的我从内心里珍视这句话，认为写出这种话语的鲁迅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后，分别于十五岁和十八岁的时候，我又借助新的译本重新阅读了这段话语，就这样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在稿纸上引用这段话语的同时，我觉察到，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而且我意识到，自己从内心里相信现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鲁迅所说话语的意蕴…… 刚才我说过，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个人的话题，请大家允许我说说那些经历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我的长子出生时，他的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术，今后也许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最终成为植物状态。主治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动摇。然而，我的妻子却要求医生立即准备手术。 手术前，我们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光（那是祝愿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手术后，他的眼睛果然能够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可是，他在智力发育上的迟缓也随之显现出来了。直到五岁的时候，还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对电视机里传出的野鸟叫声表现出了兴趣，我便把灌装了野鸟叫声的唱片转录到录音带上，循环往复，整日里在我们家中播放。首先传出的是野鸟的叫声，片刻之后，便是女播音员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录音的顺序。鸟的叫声，鸽子；鸟的叫声，黄莺；鸟的叫声，白脸山雀……这个录音带听了一年之后，我把光带到夏日里避暑用的山间小屋去，当时将他扛在脖颈上漫步在林子里。在林子对面的水塘边，水鸡叫了起来。片刻间，骑坐在我脖颈上的光突然说道：“这是、水鸡。”这就是光使用语言的开始。 以这个野鸟叫声录音带为契机，让光进行语言训练的会话，就在光与我和妻子之间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以钢琴为媒介，训练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称和调子的特性。从在那片林子里第一次说出人类语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后，光能够创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将这些曲子汇集起来的CD发行后，竟拥有了为数众多的听众。虽然光现在只能说出三岁儿童的语言，可他一直持续着具有丰富内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术结束后，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装上用以保护头盖骨缺损部位的塑料板。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光终于回到家里，开始了与我们共生的日子。当时，妻子什么也没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这是决心接受智障的儿子，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与光共生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就光的症状而言，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认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己决心接受这个孩子，并为之积蓄力量。 当光通过野鸟录音带的训练而发出人类语言的时候，我觉察到一条希望之路开启了，随着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条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经历，逐渐理解了鲁迅的话语。而且，我现在同样坚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鲁迅话语的真实意蕴。 刚才我已经说了，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接下去我想说的是，对于自己也很重要的、与希望并在的另一个话语——未来，以及有关未来这个话语存活在我的身体内部的定义是如何来到的。 不过在此之前，也就是现在，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下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未来这个话语，并决定在大家面前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没有与国家权利有关联的任何力量，也没有实际驱动政府组织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从事将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积极联系起来的工作。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么要重新考虑未来这个话语，并决定在大家面前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没有与国家权利有关联的任何力量，也没有实际驱动政府组织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从事将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积极联系起来的工作。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我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说的内容，现在在北京面对着你们、回国后在东京将要面对那里的年轻人进行述说的内容，并为此而做了相应准备。在今天讲话的结尾处，我还会回到那个问题上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说来，就是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我想就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轻的时候从法国一位大诗人、评论家那里学来、并一直认为是正确的。 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表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然而，尽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将结束，作为最后一场演出，他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于是，他做了这么一番发言：在海外诸国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和韩国吧），有些人说是“考虑一下历史吧”。国内那些批判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考虑一下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吧”。可是，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指向是未来。较之于过去和现在，自己是以未来作为目标的，是以与那些国家在未来共同构建积极而良好的关系为指向的。这就是小泉首相围绕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这个现在时的行动所作的发言。 我们日本知识分子也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来自海外的批判。现在，不但政府那些领导人的声音，因特网上很多人的声音也直接传了过来。他们把日本在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代针对亚洲的侵略作为具体问题，批判日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岂止不进行反省和谢罪，还采取了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行动。 在那种时候，自己竭力忘却过去，在现实中又不负责任，在说到那些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时，怎么可能构想出未来？日本周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信任这位口称“那是自己的未来指向”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呢？！ 对于如此作为的小泉首相的未来指向，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这种未来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的未来。 接下去，我要说说十九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生涯的、有关定义未来的那些话语。 这是在法国引领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中学生们进行讲演时说过的一段话（由于偶然的一致，这也是母亲生了我以后难以恢复的那一年，还是母亲从朋友那里得到当年刚刚出版的《鲁迅选集》那一年。而鲁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我曾将这段话语翻译过来并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之中（那是我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叫作《两百年的孩子》），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这段话语。瓦莱里是这么说的： 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译为工作的这个法语单词，在瓦莱里的法语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们之中学习法语的同学知道，在古老的文章里也可以将其翻译为职能这个单词），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现在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如果确实具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种意义呢？我在这样询问自己（这也是瓦莱里询问作为自己晚辈的那些年轻的法国人、法国的青年和少年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面对他们而进行的讲演）。然后，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作为已然如此上了年岁的老人，他本人当然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了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不还是没有积极意义、不能为生成新因素而发挥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 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比现在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出现了哪些具体而直接的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我是一个已然七十一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不远之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作者：大江健三郎翻译：许金龙)

第02章 新的希望 
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员大江健三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曾经好几次看到希望，不过这种希望立刻就被消灭了。比如说，日本所有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种回忆。这就是“二·一”总罢工带来的希望赫这个希望立即被消灭的一次事件的回忆。日本工人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希望的时代里，集中了一切向往为来的力量，准备进行2月1日的总罢工，迎接胜利。1月31日的晚上，在铁路上、在工厂里、在海港上，所有的工人满怀希望地准备着。但是，麦克阿瑟的一道命令立刻破坏了“二·一”总罢工，把所有日本人的希望间她在泥土里。 我在战后充满屈辱的15年中，成长为青年，成为一个作家，所以，在我的心底，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每当我接触到渺小的希望的征兆，这声音就悄悄在我耳边响起：“如果在日本人的心里唤起可能是立即被消灭掉的希望，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今天，1960年6月的今天，我在我的心底里听到了生动有力的新的声音，我听到新的希望的声音在呼唤。 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理唤起希望吧，现在这种希望永远不会再被消灭了。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里唤起希望吧！ 这种希望有新的证明，就是6月4日在全日本获得胜利的反对修改“安全条约”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罢工。 值得记起的是：镇压“二·一”总罢工，夺去日本人希望的萌芽的，是麦克阿瑟第一，而在“六·四”总罢工中，受到满怀希望的日本人民沉重打击的人们之中的一个却是麦克阿瑟第二！ 还有一件值得记起的事！以“六·四”总罢工作为一个顶点的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受到中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和鼓舞，正在继续向前迈进。 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给日本人民准备了最后斗争的机会。同时这一斗争对手作为东方国家之一的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 日本人民在全日本的各个角落里，不分年龄和阶层，都参加了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并且在这一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 我们日本人重新恢复了我们的荣誉，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民的邻人，恢复了我们的荣誉。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发誓并保证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请允许我以真正的、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衷心喜悦，以一个日本人民的荣誉重复一次上面所说的充满希望的语言！ 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里唤起希望吧。现在这种希望永远不会再被消灭了。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里唤起希望吧！ 6月4日以后，日本人民展开了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开始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斗争。而且，日本青年们正作为这一光荣斗争的先锋队在进行着斗争。 我以自豪的心情和友好的感情告诉中国朋友们：日本的青年正在为反对“安全条约”、为争取日本的独立而斗争着，为恢复和你们真正的友谊而斗争着。 最后，我再一次高呼：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里唤起希望吧。现在这种希望永远不会再被消灭了。让我们在日本人民的心里唤起希望吧！

第03章 与残疾儿共生 
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团员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文学主题的转换 一、初期作品的印象 1．作为出发点的监禁状态 大江健三郎从登上文坛起，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理念一直进行着努力。起初他的文学主题是被监禁状态、被关闭在墙壁中的生活状态。此类问题之所以成为大江初期作品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大江登上文坛时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从中学时代起就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江被包围在让人窒息的、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空气中，而且这是个人力量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当时的日本，比起自我选择来，人们更受到周围状况的强制，监禁状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第二点可以说是大江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进入大学后，大江沉醉在加缪、萨特等人的著作，对“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种存在主义思想深有同感，并且极力把它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大江开始写关于监禁状态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等。 《奇妙的工作》生动描写了包括这一时期大江在内的日本青年所陷入的黑暗状态。三个学生到医院打工，打死试验用的150只狗，但是由于负责人的过失，最后不仅没能得到报酬，而且“我”还被狗咬伤。大江通过主人公“我”的形象描写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特质，即毫无力气、疲惫不堪的状况。这种徒劳正好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墙壁”。刚刚进入文坛的大江所感觉到的这种“徒劳―墙壁”的意识在其后的《死者的奢华》中也有表现。主人公为了得到高额报酬去医院移动解剖用的尸体，但是由于事务上的差错没能拿到打工费。两篇作品中打工这种能动的行为都由于和当事人无关的偶然事件而化为乌有。可以说在陷入绝望的状态上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之后，大江健三郎又相继写了《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描写监禁状态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对现实有强烈的憎恶、受伤的内心处于矛盾之中的孤独青年的形象。他们追求“墙壁”中田园牧歌的世界，但结果都由于外部的力量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探索从“墙壁”中挣脱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在战后这种怪异的世界里，他最终也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总之，大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印象表现被闭锁的状态，并与之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因缺乏冲破闭锁状态的行动，是消极的。 2．作为突破口的性和政治 大江认识到在这种闭锁的状态下，不管怎么希望，成为“政治的人”都是不可能的，结局只能是成为“性的人”。因此，他进一步把监禁状态的人分为“政治的人”和“性的人”。（在《我们的性世界》中，大江用政治的人和性的人来观察现代人。） 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美国作家诺曼“性可能是留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最后一块还未开发的领域”①这一思想的启发。但是大江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的目的是“把性放在它正统的位置上让新的文学世界清晰起来”。②他通过描写性表现了当时日本青年的无力感和消极态度。从1958年到1963年，大江通过性这一主题开拓者自己的文学世界。其中代表作有《我们的时代》、《性的人》等。 1959年发表的《我们的时代》的主人公是个名叫靖男的法语专业大学生。他想摆脱与妓女赖子的同居生活，正好他得到了去法国的机会，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也没有再回到赖子身边。作品描写了在没有出路的现代社会无论谁都会崩溃的现状。大江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关于性的描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象村子里放荡的姑娘一样，几乎被所有的批评家厌恶”，③但也有象奥野健男那样的批评家，他说：“我对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抱有关心和同感是从《我们的时代》开始的。”④奥野指出，“大江虽然如此执著于性，但并不以描写性为目的”，“大江是作为描写人和世界的手段来使用性的”。⑤确实，大江所注重的是从性的角度来把握处在闭锁状态中扭曲的人，并由此来关注现代的缺陷。性本身并不是“拥有美的价值存在”，他的真正意图是“唤起读者对性的反抗心”，⑥大江希望通过性的印象把读者引入反抗的状态，并使其在观念上斗志昂扬起来。因此大江把性和政治、暴力、犯罪、死亡等，特别是和政治结合了起来。比如他在描写性的人的同时也描写了政治的人。“民学会”的领导泽木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江看来，政治的人士和他人强硬对立抗争的人，他们要么打倒他人，要么将他人消解在自己的组织中，让他人自己放弃本来的立场；而性的人和任何他人都不对立抗争，他们“不仅不与他人采取强硬冷淡的关系，而且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存在他人”。⑦ 除了《我们的时代》以外，大江还以当时的政治事件为原型写了《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但是这些敏感的话题引起了右翼团体的反感，发表这些作品的杂志社不得不迫于压力公开道歉。而且《政之少年之死》还遭到了在以后大江的任何一个文学全集中都未被收录的厄运。 二、作品主题转换带来的文学再生 但是几年后，大江健三郎便在文学上陷入了找不到出路的困境。“监禁状态”、“性”、“政治”这些初期的文学主题斗陷入了写不下去的困境，他遇到了踏入文坛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由于1963年的两件事情，大江本人和他的文学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6月长子的出生和8月初次访问广岛。 1．“从正面接受挑战与之斗争” 本来大江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感到绝望，不打算要孩子。他曾经想“尽量不要怀孕，减少一个1980的不幸的自杀者”。⑧但是通过1960年对中国的访问，他改变了主意。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气氛中，他看到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和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父母，由此大江本人也对未来真正燃起了希望。再加上有数十万人连日包围国会议事堂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的示威，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决定“养育个孩子吧，看来未来不可能是零”。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为了从绝望的状况中寻求一线光明而生的孩子脑部却有异常。这对此是的大江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但是通过写长篇《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归》，大江不但从混乱的地域中挣扎了出来，而且还克服了文学和人生的重大危机。 《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鸟，总想从日常生活中摆脱出来，可是刚出生的婴儿却患了脑玻他拒绝给婴儿进行手术，把孩子交给了认识的医生处置。但后来，他想起自己自我欺骗的每一天，感到十分愕然，因此决定不再逃避现实，接受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长大。他接受了抢救孩子的手术。结果，孩子得的只是个脑瘤。一心想逃避现实生活的鸟经过人生的考验，选择了直面日常生活，从而达到了飞跃。 在这部作品中大江还将残疾儿问题和和问题结合了起来。他把苏联再次进行核试验看作“世界”，把异常儿的出生看作“个人”。新在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作为个人的主人公来说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也就是说，大江试图把“个人的体验”带来的痛苦经验和核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痛苦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1964年大江健三郎又发表了与《个人的体验》设定正相反的《空中的怪物阿归》。两篇小说中主人公都生了一个后脑部长着个大瘤子的孩子，但反应却截然不同。《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鸟是个普通的预备学校教师，而《空中的怪物阿归》的主人公D则被设定为有钱的音乐家，他因为杀了有残疾的婴儿变得神经失常。鸟通过和女朋友火见子的交往，得以暂时逃避残疾儿出生所带来的烦恼，而发疯的D一个朋友也没有，和妻子也离婚了。从这种设定也能看出大江自身的想法：如果不接受残疾儿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大江曾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一文中对“成年式”一词作了如下定义：“所谓成年式是，比如人长大成为青年时有加入大人社会的仪式。首先要被一般社会隔离，暂且成为死者。成为死者经历苦难，比如，在森林中默默地度过一周时间，通过这种西里再生为新人。然后才能被大人社会接受的仪式。”⑽从这个意义来看，《个人的体验》和《空中的怪物阿归》可以说是大江的第二次成人式。大江自己也曾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个智力落后的孩子的出生，对面向这个世界的我来说是第二次成人式。这么说也许很奇怪，但我甚至感到不如说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孩子。”⑾ 两部作品果敢的宣告了停止“监禁状态”、“性”、“政治”等主题，开始致力于新的主题。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核问题也闯入大江的视野，其发端则是同年8月对广岛的访问。 2．“我们内心的广岛” 《广岛札记》是大江在访问广岛后，整理自己的感想写成的随笔类作品。作者在“序言”中写道：“那些真正象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作者象要检验自己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⑿这部作品的主题是讲述那些作为“真正的广岛人”⒀的受害者的故事，以及记录作家本身由此达到的自我救济。“内心的广岛”这一主题贯穿着作品的始终。而作品的关键词则是人的威严，具有传奇色彩的“真正的广岛的人们”，是那些具有威严的人，他们是在于没有治愈希望的原子病的斗争中“不屈服的人”，是“从正面理解广岛的现实，不过分绝望，也不过分抱希望的人”。⒁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对广岛的访问亲眼目睹了已经恢复了自我、二十年间满怀希望活下来的正统的人们。 ⑴莜原茂《大江健三郎论》，东邦出版社，1947年版，第105页。 ⑵大江健三郎《严肃地走钢丝》，文春文库，1975年版，第33页。 ⑶大江健三郎《出发点――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53页。 ⑷⑸同⑴，第146页。 ⑹同⑶，第155页。 ⑺大江健三郎《我们的性世界――昭和文学全集16》，小学馆，1987年版，第1021页。 ⑻⑼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论》，彩流社，1989年版，第142页。 ⑽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其文学世界和背景》，和泉书院，1997年版，第32页。 ⑾同⑽，第33页。 ⑿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三页。 ⒀同⑿，第4页。 ⒁同⒀，第147页。

第04章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张艺谋的对话 
2月10日下午3点，大江健三郎、莫言与张艺谋坐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候。分别作为《红高粱》的原作者和导演的莫言、张艺谋，想必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大江健三郎先生，尽管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高于前两位。 大江健三郎先生（1935－）是日本当今文坛举足轻重的“先锋派”代表作家，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有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等。大江先生早在1960年就到过中国，曾受到过毛泽东、陈毅等人的接见；1999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与王蒙、莫言等中国作家进行交流；大江先生此行中国是专程为莫言而来，日本NHK电视台为完成“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人物专题报道，邀请大江先生作为采访者，跟随莫言在春节期间到山东高密度过传统的中国年，以体会莫言故乡现实与虚构的关联。 在北京与张艺谋的访谈是此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跟踪报道此行的惟一国内媒体，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第一手的详情记载和见证两位作家之间意义非常的精神交流。难以重复的《红高梁》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我一共看了三次《红高粱》。 第一次是伊丹十三（注：日本著名导演，已去世）介绍我看的，他说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体制上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但现在出现了一部电影，在大陆和台湾反响都非常强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让我和他一起看，并回答这个问题。看完后我说，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片子。然后我还反过来问，你为什么拍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伊丹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第二次是在柏林。当时我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当客座教授，带着四十个学生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您的电影在获柏林金熊奖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在柏林放映。看完后我还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电影进行比较，给学生上了一堂课。我的班里有位特别漂亮可爱的女学生，在我介绍了小说以后，她就问，小说里有一个情节说女主人公回家和他爸爸打架，气得不吃饭，把碗给扔了，这在电影里都没有，是不是张艺谋导演有这样的倾向：不太推崇女性主义或女性的强权，而是愿意将其描写得更听话一些。当时我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想问问你，而且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柏林去替我回答这一问题。第三次是自己看的。我找了一个录像带，反复地看了，之后，我发现一个细节，也许二位都没有意识到。电影中日本军队打过来以后，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我看过的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描写得最有水平的，是用艺术的手法去体现，所以我非常佩服。当时这个场面中的日本兵说的是日语。中国人可能不太注意，但日本人能听出来，那都是些战争中的话——“把他杀了”，“打他”，“开枪”等。但其中夹杂着这样一句，翻成中文就是，“这可真荒诞！”，这句话让一个日本人用纯正的日语说出来，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所做的一切真是一种绝好的讽刺。另外这部电影中的一些表现手法我也特别佩服，像高粱地的拍摄，还有女主人公穿的鞋和她非常纤细非常温柔的脚，通过画面都可以感受到，后来我又看了一遍莫言的书，我认为我比较理解张艺谋这个导演了。请问张艺谋导演，你拍摄莫言的小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当时我还是摄影师，我想改做导演，一直在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小说，看完后就特别被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画面对色彩的描述。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 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欢故事编得很豪迈、很壮阔。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于是我就联系莫言。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我因为拍《老井》在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都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记者补记：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张艺谋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莫言（以下简称莫）：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嘛，我想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导演可能还导不了。张：很有意思的是，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做农民导演。 后来看到他写的《红高粱》系列，一共五部，我感觉电影拍出来以后，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非常遗憾。其实我们再怎么做，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高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莫：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一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我还对张艺谋说，莫言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完全可以添加情节，添加人物，放心大胆地按照你的激情去发挥。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莫：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做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 大江：距《红高粱》事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张：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感。有句话说，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跳舞，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物的身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富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的直接“吼”出来不同。因为我是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感受到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肯定有起伏，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有时候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张：你是说我们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红高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莫：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经过文革十年文学艺术的空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到了八五、八六年，情景就大不一样了，涌现出一大批力作，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期待他们能用自己的作品，清算文革的罪行，推动思想解放。进入九十年代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各种艺术门类，各种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导致小说、诗歌的读者减少，当然也导致电影观众的减少。张：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特别愿意思考，中国的十年文革结束后，日本的二战结束后，包括欧洲、美国，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每个人都很关心，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现在是和平时期，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景气。和平时代丰衣足食，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在这个时代，做导演比做文学家幸运。因为电影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英雄》，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但也只是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而已；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读者就会越来越少。莫：所以有人说，中国就只剩下一个读者，那就是张艺谋。（笑） 张：没人读你们的小说了，你可以随便写。比我们自由多了。（大笑） 大江：我也是一个读者不多的作家，七十年代有过一批读者，三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所以我也很自由，愿意写什么写什么。 张：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我觉得最难的是放一张白纸，或摆台电脑在面前，让我从零开始。所以，我很佩服作家，他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故事来呢？ 莫：还是张艺谋了不起，能把我们的白纸黑字变成一部色彩绚丽的电影。太麻烦了！小说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也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一次再创作，再提高。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你要不当导演，就又有一半人不写作了。（众笑）张：不会。 大江：如果说张艺谋不当作家有人后悔的话，那肯定只有张艺谋一个人；但他要是不当导演，更多的人不答应，包括莫言和我，包括很多观众。所以你没当作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作家的自由与导演的无奈 大江：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我还有一个问题，生活在目前的中国，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我不想问，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是说，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你抽象地让我回答，我回答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我们的录像带很长，你们可以随便说说。张：那我就浪费一段吧。我其实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最关心的是人，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地去问过自己，你到底想弄什么？我有点像逛商店，不知道想买什么时，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对我来说就是颜色，对！颜色。我对视觉的东西是很敏感的，很迷恋的，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我就会觉得很兴奋。莫：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放下后就永远捡不起来了，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都作为中篇发表了。当时觉得很兴奋，写了三五万字，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可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跟着感觉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写什么，都要写原创性的，惟一的。别人做过的，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最好是别人没写过，用的也是自己和别人没用过的手法。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把这当做终身追求的目标，哪怕实现了自己构想的30％，这部作品就非常好。 张：这点也太自由了，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不写了。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剧本弄好了，班子搭好了，突然找不到感觉了，就觉得真没劲，但又非干不可，还得挺着，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因为你没有激情。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完全身不由己。莫：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 张：你多方便。 大江：我还没有莫言这种情况，我一旦写起来就会把这部作品写完，我的习惯是重复，不满意的地方改，往短里改，一般改六次，就达到了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我这样说，张导演可能有些失望。因为他刚说小说家可以随便扔。 张：碰上一个不扔的作家。（众笑） 2002年2月15日

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讲演 
一、我第一次在中国成为有嘴巴的人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声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去掉敬称来列举这些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名单。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做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同我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了一封公开信有关。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的评价，它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之话。第一个题外之话是这样的：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暂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 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的语言以来，日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以欧洲思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问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近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的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的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和做出一些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的写作”绝对是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二、我如何领悟中国的近、现代文学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的这一百年》（新潮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还残存着，最近还在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利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仅仅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日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

第06章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一、25岁首次访华的经历 这次能到北京访问，是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承蒙我所崇敬的、思念的朋友们的邀请。我由衷地珍惜这次访问，感到格外兴奋。他们为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作家，准备了我所期待的最丰富的日程。 我是已经71岁的作家，如果我想再一次访问中国，也许只有带家属私人旅行的机会了吧。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5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作家。其实，在日本文学代表团里，与其说我是作家，不如说我仅仅是一名成员而已。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了。 那一年，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军事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译者）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是指1926年发生的3·18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译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 二、鲁迅作品伴我读到老年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大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 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做出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紧迫。因为，我已经71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一名对中国知识界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巴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巴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篇悼文中，我谈到了我的忧虑。 我在巴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应当向大家介绍8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三、我们共有深刻的危机感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出版后被广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重建自己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的情况和废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务。这不仅是对太平洋战争应尽的责任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历史的使命。”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3年12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唱着“大义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 “……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派），在战后18年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是什么呢！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醒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作为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大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为力——这样一个期盼。 四、我越发坚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话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对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12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19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12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乡》的结尾，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19岁的我终于破解了12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五、我们必须改变毫无反省的状态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这是我真实的并不情愿的感受。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随着自己的这些忧虑、或者说尽管有这些忧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有两点。当然，这只是我的强烈的祈盼，并不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可能。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讲给你们。 我用汉语的祈盼（日文为“希求”——译者）这个词，它出现在带给战败后日本人再生希望的宪法中，也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与宪法在思想上、在丰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贯通的。我12岁的时候，曾经请教新制中学的老师，被允许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总是把认为好的文章抄下来，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的，这个习惯保持到老，这也是自学者的学习方法），就是因为我深深地被“祈盼”这个词所牵动。 那么，刚才说过，我想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直到他过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张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当前充斥世界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他死后，日本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了记录萨义德生平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的同事们的采访。他们说，萨义德在他的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逐渐变为“意思性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的人们不会永远这样，也许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萨义德的朋友们认为，虽然“不清楚他讲的很长时间到底是多久”，但对萨义德的“意思性乐观主义”有同感，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 那么我也是这样想，虽然我忧虑现在的日本人与亚洲的人民、特别是位于其中心的中国人民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应当抱着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意思性乐观主义”度过自己的晚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亚洲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又怎能对未来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现在讲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二点，回到刚才南原繁一生主张的思想上，对于把想象思考作为职业核心的我来说，南原思想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我称之为“伦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识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现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经不再具有对那场战争的记忆。 可能更多的人会说，如果老人失去了战争的记忆，那年轻人就更记不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记忆。但是，正因为年轻人是可以通过教育了解过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乐观主义”更正自己的忧虑。我想呼吁把教育作为核心渠道，运用“伦理的想象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如果说为了推动自我教育需要具体的教材，那我们周围不是有很多吗，问题在于需要勇气面对现实。更坦率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现在这种毫无反省的状态。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拥抱“伦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还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把它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卫宪法第九条、保卫教育基本法的运动中。已经有老年、壮年、青年和妇女等有觉悟的日本人走在了这条道路上。诚然，我们所面对的是猛烈的逆风……。 （这是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李薇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