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 
爱琳把泡泡袖往自己瘦削的胳膊上方拉，可袖子还是一直快滑到肘部那儿：松紧带没法把它固定住。比莉姨妈买衣服都买得太大，是为了让她穿得久一点。如果爱琳把两个袖子都往上拉到合适位置，再把胳膊紧紧贴着身体一侧，就可以让袖子不滑下来，可是一放松，袖子就又会滑下来，松垮垮地几乎垂到肘部。还有裙子，当然也太长了。 “晚安，嬷嬷”……“晚安，嬷嬷。” 女生排着队走出教室，爱琳靠近队尾。那位修女穿着黑袍，肤色苍白，样子很是不祥。她站在门口，一只白皙的手在腰部那里随随便便握着另一只手。爱琳在心里数着：还有四个，还有三个，还有两个。 “晚安，嬷嬷。” “晚安，弗朗西丝。” 轮到她了。“晚安，嬷嬷。” “晚安，爱琳。” 她快步走到凉爽的走廊上，那里有股铅笔气味。她左拐右拐地穿过一群群小女孩。她在四年级学生里个子最高，有些女孩害怕她，她骄傲地接受了这一点，不过她更愿意让她们喜欢她。可是此时，她心里想的只是出去跟弟弟碰头。混凝土地面的校园那里阳光刺眼，她眯着眼，两只手遮着太阳。罗杰跟那帮男生凑在那幢建筑的一个角落，她认出了哪个是他。他在哈哈大笑，看到她时，他露出尴尬的样子。她开始向大路走去，走得不快，好让他赶上。在一片聊天和大喊大叫声中，她听到他说：“再见。”后来她就听到他的脚步刷刷响地跟了上来。 “爱琳，别走这么快好不好？你干吗总这么急匆匆的？” “我们会坐不上车的。” “噢，坐不上车，又不四只有那一趟电车。” “别说‘不四’。” “为什么？” “因为你也清楚不应该那样说，这就是为什么。” “噢，闭嘴吧。” 她把手伸进自己的衣服口袋，摸着那枚暖和的、硬硬的五角硬币，那是她那天上午在校园里捡的。“罗杰？” “干吗。” “你看我在课间捡到了什么。” “嗨！你在哪儿捡的？” 她听出他的语气里马上有点羡慕，想好好利用一下。“你不想知道吗？” “得了吧，你在哪儿捡的？” 可是她忸怩地扬起眉毛，露出神秘的微笑。他们这时在电车站等车，罗杰变得闷闷不乐。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惠特尼、克拉克还有别的人说什么话吗？” 她感到胸口发紧，会是说她的。 “他们说你长了那么多雀斑，几乎看不出是什么肤色，你还不如是个黑人呢。” “以为我在乎吗？”她顿了一下又说，“我也可以讲讲我听到的话。”可是她看到他脸上的紧张一现即逝，因为他拿准了她在编话说。她也想不出什么很难听的话，所以她没有把话说完，而是说：“可是我就不说了，因为不是好听话。” “你什么都没听到，我知道你。” 在电车上，他们看看路边掠过黄色的野草，又无聊地望向更远的地方，看佛罗里达城市郊区整洁的白色房子和平坦的绿草地。她决定这会儿跟他讲讲那五角钱的事。“罗杰？” “嗯。” “我是在铁丝网那里捡的，过了秋千那边，你知道吗？”她又有了捡到钱时的兴奋感，也看得出他有了兴趣，即使他嘴里说：“关我什么事？” 他们走上房子前面那段车道时，他用脚踢起小团的尘雾。“你要拿它买什么？” “我还没想好。也许我什么都不会买，而是放起来。”她差点忘了最重要的话，“罗杰，别告诉比莉姨妈，好吗？你保证？” “为什么？” 她也说不清楚。主要是因为她想拥有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比莉姨妈动不了的。“因为所以，那就是原因。” “好吧。”她看着他，心想也不知道他明白了没有。 这时，比莉姨妈正在她楼上的房间里给他们的妈妈写信，每周写一封。她是个优雅的女人，嘴巴长得小巧漂亮。 学校让你的两个孩子进步极大，莫妮卡。暑假里，他们就是两个撒欢的印第安人，你要知道，这种管教真是让人松了一大口气。罗杰看样子学习表现很不错，他跟别的同学相处得也很好。当然爱琳还让人头疼。有位嬷嬷跟我说，她们就是没办法让她对学习感兴趣，上帝知道，我拿这个孩子没办法。可是她安静了好多，我们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大吵一架了。 从关了纱窗的窗户那里，她看到他们开始走上车道回家。她又写道：“可是他们真的都是很棒的孩子，我对他们喜欢得不得了。”写完后，她把那张专门订制的蓝色信纸放回文具盒。“罗杰！”她隔着窗户叫道。“你那样走路，会把你的新鞋子弄坏的。”她起来去给他们开门。“快点，想换衣服就换换，好好洗一下。吃的东西在桌子上。” 爱琳穿上卡其布短裤和一件套头衫后，感觉好了点。旧衣服上有股海水和沙子的好闻味道。她把那枚五角硬币从裙子口袋转移到了短裤口袋。 “爱琳！” “来了。” 亮光漆面的厨房桌子上，有两大杯牛奶和一盘夹有奶油、奶酪和果冻的三明治。罗杰已经开始吃了，他嘴巴里噙着东西说话，嘴唇上方沾了一圈牛奶。比莉姨妈靠着那台一尘不染的白色冰箱，架着胳膊，在抽烟。“嗯，以后再说吧。”她跟罗杰说。 他又在恳求养海龟。街边有家店铺卖活的小海龟，可以把你的名字画到龟壳上。学校里禁止带海龟，所以学校里很流行，大家比着看谁能带去一天而不给抓到。 爱琳咬了口三明治，伸手去端她那杯牛奶。她想好了她也想要一只海龟，但并不仅仅是为了带到学校，她可以跟海龟一玩就是几个钟头，照料它，让它湿湿地爬过她的手臂。会在它的壳上漂亮地写上“爱琳”，也许再画朵玫瑰或者一棵椰子树。这只海龟会是活的，是她的。海龟一只要六角钱。嗯，她想买的话，明天就可以买一只，比莉姨妈管不了她。只是把钱留着买别的也许更好玩。要么只是留着，当作一个秘密。 “你千万不要趴得这样低，爱琳。” “罗杰在趴着。” “嗯，罗杰也不要。可是亲爱的，对你来说，学会那些更重要。再过几年，如果你学会把背挺直，你就会很感激我。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最珍贵的一方面，就是有好的仪态。” 比莉姨妈又在老调重谈。爱琳觉得这跟她听到（要么更应该说是偷听到）比莉姨妈说过的别的话不一致。（“当然，爱琳绝对不可能长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爱琳想好了，不，她要就那么把五角钱留着。她不急不忙地把三明治嚼了很久也没有咽下去，眼睛盯着冰箱。雀斑多得几乎看不出肤色，还不如是个黑人呢。她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那样说了。都一样，反正他那样说了。 罗杰很想扯着这个海龟的话题不放。“一个只要六角钱，比莉姨妈。几乎会一直活着。” “我说过以后再说吧。罗杰，可是这会儿别再说了。爱琳很可能也会想要一只，六角乘以二，就是一元两角。” 爱琳害怕罗杰会提到那五角钱，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想到了一个新主意。 “噢，对了，比莉姨妈，可是爱琳有五—— 她狠狠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说：“你保证过了！” “——角钱。”他中气不足地说完了，脸上一红，就移开了目光。爱琳看着他，感觉自己因为愤怒而绷紧了嘴巴。 比莉姨妈说：“好了，亲爱了。”她几乎没注意到罗杰的话，但之后是长长的沉默，等到爱琳抬眼看时，吃惊地发现比莉姨妈的眼神里带着担忧，不，是好奇。 “嗯，爱琳，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杰，你说什么话让她气成这样？关于什么五角钱的？”语气和蔼，但透着精明。 “没什么。”罗杰嘟囔道，却是不如不说。 那双眼睛又转向爱琳。“亲爱的，五角钱是怎么回事？你有五角钱吗？”现在是感觉到有某种不愉快之事而查问的语气，。 谎话张口就来。“没有。”可是那也太明显了。 “爱琳，亲爱的，你有没有五角钱，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讲实话。”这时的语气是命令式的、心中有数的。 “我在讲实话，比莉姨妈。我没有五角钱，罗杰刚刚说了。”罗杰显得震惊。噢，要是他得穿那种裙子，他会理解的，如果他得—— “爱琳！” 她的心头掠过一阵阵恐惧和害怕的感觉，她开始想到，也许她还是把五角钱交出来的好。 “你过来。” 她慢慢放下三明治，然后在桌前站起身。 “现在要么把五角钱拿给我，要么告诉我在哪儿。这种瞎话，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 她就不出声地把那枚暖暖的硬币拿了出来。比莉姨妈睁大眼睛，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枚硬币。“可是你干吗这么——”爱琳能看出比莉姨妈的心里正在想话责备她。“你从哪儿弄的钱，爱琳？” 她这时才惊惧地意识到如果说“我捡的”，会听着又像是在撒谎。 “我——我捡的。” “跟我讲实话。” “我是讲实话，我捡的。” 桌子对面的罗杰脸色煞白。他一边看着，一边紧张地用手指拨弄三明治。“对，比莉姨妈，是她捡的。”他说。 “她捡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这时出现了再糟糕不过的情形。两人同时开口，罗杰说“不，可是——”，爱琳却说“对”，说完两人马上互相看了一眼，都在摇着头。 比莉姨妈的眼睛死死盯着爱琳。“这件事我听得够多的了。去换衣服，爱琳，我们要回学校。” 她说不出话，动弹不得。 “马上。去换衣服，先把你脸上的牛奶擦掉。” 爱琳用手背擦掉了上唇沾的牛奶，然后她转身走出厨房。她听到罗杰说：“可是她——”然后是比莉姨妈严厉的声音：“不要管，罗杰。这是我跟爱琳两个人之间的事，完全跟你没关系。” 爱琳穿上那件松松垮垮的棉布裙，脱掉鞋子，换上运动鞋。她胃里始终有种恶心的感觉，就像刚开始晕车时。那五角钱还在她的口袋里，她走到前门那里。比莉姨妈在等她，她已经戴上帽子，脸上还扑了粉。走在车道上时，两人都没有说话，直到等电车时，爱琳才又鼓起勇气说：“比莉姨妈，真的，确实是我捡的，课间时在校园里捡的。” “亲爱的，如果是你捡的，你究竟为什么不敢跟我说？别再越描越黑了。我敢说，撒一个谎就够糟糕的了。” 在电车上，除了恶心，她还感到喉头发紧，感觉她胃里的牛奶沉甸甸的，嘴巴里还有奶油、奶酪和果冻的发腻味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好像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她旁边，比莉姨妈的身影高高在上。傍晚的阳光照着干干净净的校园，看不到人。给她们开门的修女领着她们慢慢走过有股铅笔味道的走廊，走向凯瑟琳嬷嬷的办公室，后来她们进了办公室，太晚了，除了站在那里，别无可做。 一开始，凯瑟琳嬷嬷一脸热情，带着微笑。“哎，下午好，泰勒太太。”可是在她盯着她们看时，她的脸庞开始变得像是比莉姨妈的。 “我想我的外甥女有事情要告诉您，嬷嬷，说吧，爱琳。” 可是如果她想开口说话，她会放声大哭，另外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是紫、褐、黑这几种颜色。地上铺的是宽阔的木板，洗过，凯瑟琳嬷嬷的长袍边，探出一只皱巴巴的黑色鞋尖。 “怎么了，孩子？” 凯瑟琳嬷嬷的脸色，跟爱琳以前在一处农场看到过的一头死猪的颜色一样。 “也许您最好还是解释一下吧，泰勒太太。” “我想爱琳自己完全可以告诉您。说吧，亲爱的。” “我——”她面前的地板变得模糊，还在移动。 比莉姨妈疲惫地叹了口气。“好吧，嬷嬷，很简单。看来爱琳偷了五角钱，我想是偷哪个孩子的，我把她领回来，让她把钱还给您。” “嗯，孩子？” 爱琳别无他法，只好把那五角钱交出来。她的喉咙里好像着了火，她想，这是在做梦，我要醒过来。 这时凯瑟琳嬷嬷的嘴巴一开一合，她语气平静地说：“你知道你这样做很不对。我想我没必要再告诉你，当我们做了很错的事情，一定要想着我们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那头猪已经死了三天，在雨里。爱琳心里乍然慌张起来，她想尖叫：“不是我偷的！是我捡的！我捡的！”可她只是站在那里，等待这一切结束。 后来，凯瑟琳嬷嬷和比莉姨妈在握手。“我说不出我对这件事情有多么难受，嬷嬷。” 她们很快又到了灰白色的校园，然后到了电车站。在电车上，她默不作声，看着模糊一片的野草，是浅紫色的。（我恨她，我恨她，我恨她，我恨她。） 她们走上车道时，罗杰站在房子旁边，手揣在口袋里，他睁圆了眼睛，嘴唇显得又小又苍白。可是没什么好说的，爱琳跟罗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你不能扑到一个男孩的怀里哭泣。她不想——只想—— 她身子僵直地绕过房子一侧。房子后面挺远处有个地方，可以说是个工具棚，她能去那儿独自待着。 比莉姨妈在楼上，这时她已经又打开了文具盒，另起一段写道： 刚刚发生了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莫妮卡…… 爱琳站在棚子里，盯着一个木搁板，上面有两罐半加仑装的油漆。 舍温—威廉斯牌：铅白 舍温—威廉斯牌：森林绿 她终于抽泣起来时，一哭就是很久，让人听得揪心，而且是哭了又哭。 ***选自《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全集》（HenryHolt出版社，2001年版）

恋爱中的骗子 
（美）理查德·耶茨著 孙仲旭译 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去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别的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没有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着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伦敦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此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的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都真的特别喜欢。” 他们总算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根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间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可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间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天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 在凯西说着话、紧紧拉着她的手去彼得·潘俱乐部的一路上，以及一个人更快地一路走回来时，卡罗尔都在尽量刚好没出声地演习她要说的话；可是到了那时，却发现那一幕比她担心的容易得多，沃伦根本没有显得很吃惊——至少程度上没有达到也许会挑战或者削弱她的说法。 “好吧，”他一直沮丧地说，也没有正视她。“好吧……”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一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怎么跟朱迪思说？” “嗯，对，那点我也想到了。”她说，“如果跟她说实话，会很难堪的。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家里有人生病，只好回家？” “嗯，可是你的家里人就是她的家里人啊。” “哦，傻话。我爸爸是她弟弟，可是已经去世了，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不管怎么样，我爸跟我妈天晓得早就离婚多久了。没有别的途径——你知道——联系途径，她永远都不可能发现。” 沃伦考虑了一下。“好吧，”他最后说，“可是我不想去跟她说，你去好吗？” “没问题，当然可以，我去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这样问题好像解决了——除了他们分居这个更大的问题，还有怎么跟朱迪思说。但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沃伦坐在那儿盯着烧煤气的壁炉里的粘土散热条看了很久，之后他说：“嗨，卡罗尔？” “什么？”她正在把干净的床单拍打、铺到沙发上，准备当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睡。 “你觉得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什么我的男人？” “你知道的，就是你希望在纽约找到的人。哦，我知道他会在十几个方面都比我强，不用说，他也会比我有钱得多，不过我是说他会是什么样？他会长什么样？” “这种话我根本不要听。” “嗯，好吧，可是跟我说说他会长什么样好吗？” “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普普通通吧，我想。” 卡罗尔的船预定启航前不到一个星期时，彼得·潘俱乐部为凯西的三岁生日举办了一场派对。派对挺好，除了通常会有的抹肉酱以及果酱的面包，还有用“茶”时吃的冰淇淋和蛋糕，另外还有好多杯亮晶晶的液体，那是英国这里相当于“酷爱”兑的饮料。沃伦和卡罗尔一起站在边上，微笑着着看他们快乐的女儿，似乎是要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他们永远都会是她的父母。 “这么说你要一个人跟我们待段时间了，马修斯先生。”托儿所的负责人玛乔丽·布莱恩说。她身材苗条，烟抽得一根接一根，四十岁上下，已经离婚很久，沃伦有几次注意到她还不赖。“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酒馆坐坐，”她说，“你知道富勒姆路上的芬奇酒馆吗？事实上，这是一间邋遢的小酒馆，不过很多挺好的人都去那儿。” 他跟她说他一定会去坐坐。 然后就到了启航那天，沃伦把妻子和女儿一直送到火车站，到了乘坐去码头火车的大门口。 “爸爸不走吗？”凯西问，显得很害怕。 “没事，亲爱的。”卡罗尔告诉她，“我们得暂时把爸爸留在这儿，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她们快步走远，汇入拥上来的人群。 那次派对上送给凯西的玩具中，有一个是个纸板做的音乐盒，前面有个快乐的黄色鸭子和一张生日卡，边上有个小摇把，转动这个摇把，就会声音细细地演奏一段《祝你生日快乐》。沃伦当天晚上回到那间公寓后，发现了这个玩具，跟别的忘掉了的廉价玩具在一起，在凯西那张揭了床单的床底下。他在散放着书本和纸的写字台前喝威士忌时，玩了一两下；后来，他带着小孩一样无缘无故做什么试验的感觉，反方向转动摇把，慢慢地。他这样做开了个头，就发现自己停不下来，要么是不想停下来，因为它演奏出的那个细细的简单旋律让人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失落与孤独。 嗒嘀嗒嘀嗒嗒 嗒嘀嗒嘀嗒嗒 他长得高，很瘦，总是觉得自己肯定有多难看，即使没人看他——即使在他这辈子到头来独自坐着鼓捣一个玩具，离家三千英里时。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二十七岁。 “哦，你这个可怜的人。”第二天早上，朱迪思下来洗澡时说，“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真叫人难过。你肯定很想念她们。” “是啊，嗯，只会有几个月时间。” “嗯，那可真糟糕。难道没人可以说照顾一下你吗？你和卡罗尔难道不认识什么年轻人，可以让他们来陪陪你吗？” “哦，当然，我们认识几个人。”他说，“可是我不想跟谁——你知道，我不是很想跟谁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嗯，那样的话，你应该走出去，认识新朋友。” 很快就到了四月一号，按照她的习惯，朱迪斯去她在苏塞克斯的小屋那边住，她会在那里一直待到九月。她跟沃伦解释说她偶尔会回市里待几天，但是“别担心，我可以说再下来找你时，一定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所以他就的真的一个人了。有天晚上，他去了那间名为芬奇的酒馆，他隐隐有个想法，就是说服玛乔里·布莱恩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在他和卡罗尔的床上占有她。在人很多的吧台前，他找到了她，可是她看着显老，而且喝得醉醺醺的。 “哦，我说，马修斯先生。”她说，“过来跟我一起喝吧。” “沃伦。”他说。 “什么？” “人们叫我沃伦。” “哈，对，嗯，这儿是英国，你要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正经得要命。”过了一小会儿，她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你是做什么的，马修斯先生。” “嗯，我靠的是富布赖特，”他说，“这是美国的一种奖学金，提供给出国学生的。政府出钱，你——” “对，当然了，美国很擅长搞那种事情，是吧。我应该能想象到你的脑袋肯定很聪明，”她扑闪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涉世不深的人经常是那样。”说完缩了一下，做了个躲避一拳击来的动作。“对不起，”她马上说，“对不起我那样说。”可是她马上又眼睛一亮。“萨拉！”她叫道，“萨拉，快点过来见见年轻的马修斯先生，他想让别人叫他沃伦。” 一个高个儿漂亮女孩从另外一群酒客那里转过身对他微笑，一边伸出手，可是当玛乔里·布莱恩说“他是个美国人”时，那个女孩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也垂了下去。 “哦，”她说，“真好。”说完又转回身。 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尽管如此，沃伦·马修斯还是怀疑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他在这儿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还想家。不说别的，就说本地人所说的英语吧，跟他自己的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每次跟别人交谈，都很有可能漏听什么话。什么都不清不楚的。 他继续尝试，但即使在好一点的夜晚，在比芬奇酒馆更让人愉快的酒馆里，跟比较和气的陌生人在一起，他只是发现不适感稍有缓和——但是他没发现有漂亮的单身女孩。那些女孩子，无论是姿色平平，还是美如天仙，总是挎在男的胳膊上，那些男的风趣之极的谈吐会让他迷惑不解地微笑。他也沮丧地发现这些人中有很多次暗示什么时——挤挤眼睛或者大声说出来——都集中在同性恋之幽默的方面。全英国都着迷于那个话题吗？要么只是在这里——切尔西区与南肯辛顿区于富勒姆路相接的地区安静、“有趣的”一带多一点？ 后来有天晚上，他坐深夜巴士去了皮卡迪利广场。“你想去那儿干吗？”卡罗尔会这样问，他坐车几乎坐了一半的路，才意识到他不再需要回答那个问题了。 一九四五年时，他还是个战后第一次从部队休假的小伙子时，对那些被称为“皮卡迪利突击队”的妓女每天晚上走来走去感到很震惊。他看着她们走路，转身，走路，再转身：卖身女子。他的血液加快，无法忘怀。在那些见过世面的士兵眼里，她们似乎成了他们的取笑对象，他们有几个人喜欢懒洋洋地靠在墙上，那些女孩经过时，把一枚枚大个儿的英国便士弹到人行道上她们的脚下，可是沃伦很希望自己有勇气能挺身而出，制止他们嘲笑。他想过选中一个女孩，给她钱，占有她，无论到头来有可能发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自己让休假的两周白白过去，没有付诸行动而鄙视自己。 他知道近至去年秋天，那种景观的改进版还存在，他和卡罗尔去西区一家剧院时看到过。“我不敢相信，”卡罗尔说，“她们真的全是妓女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事。” 近期报纸上，有文章讨论在加冕典礼前，迫切需要对皮卡迪利广场一带进行清理，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肯定办事不够雷厉风行，因为那些女孩子基本上都还在那儿。 她们多数都年纪轻轻，脸上化着浓妆；她们衣着鲜艳，是水果糖和复活节蛋的颜色。她们要么走路，转身，要么站在暗处。他喝了三大口威士忌才鼓起勇气，而且就算在那时，他还是缺乏自信。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差强人意——上面一件灰色套装的外套，下面穿的是旧军裤，鞋子几乎可以扔掉了——但是在他从站在沙福兹伯里大街上的四个女孩中很快选定一个，并且走到她跟前时，无论他穿世界上任何衣服，都会感觉自己赤身露体。他说：“你有空吗？” “我有空吗？”她望着他的眼晴望了不到一秒钟，然后说，“亲爱的，我这一辈子都有空。” 他们走了还不到半个街区，她首先想让他同意的就是价钱——挺高，不过在他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她问他介不介意坐一段的士。在的士上，她解释她从来不像别的那些女孩一样，去附近的廉价旅馆和公寓，因为她有个半岁大的女儿，不想撇下她很久。 “我不怪你，”他说，“我也有个女儿。”他说完马上纳闷自己干吗觉得需要跟她提这个。 “哦，是吗？那你老婆呢？” “回纽约了。” “你们离婚了还是怎么着？” “嗯，分居了。” “哦，是吗？那可太糟糕了。” 他们尴尬地沉默着坐了一会儿车，直到她说：“哎，你想亲我还是怎么样没问题，只是别在车上太动手动脚，好吗？我真的不喜欢那样。” 只是在那时，亲吻她时，他才开始看清楚她的样子。她金黄色的头发弄成了长卷发，围着她的脸——经过每一盏经过的街灯时，她的脸上一下子照亮，然后又暗下来；她的眼睛长得漂亮，尽管涂了睫毛膏；她的嘴巴挺好看；虽然他根本没有太动手动脚，他的手还是发现她长得苗条而结实。 打的走得不近——车一直开，直到沃伦开始担心会不会只是在遇到一群等在那儿的流氓时，的士才会停下来，那些流氓会把他从的士后排座位上拖下来，揍他一顿，抢走他的钱，然后跟那个女孩一起坐车走掉——但是的士最终在一个安静的市内街区停了下来，他想是在伦敦的东北部。她领着他进了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在月光下看着粗糙，但是宁静。她这时嘘了一下，他们踮着脚走过一条铺了油地毡的吱嘎作响的走廊，进了她的房间，她把灯打开，关上了身后的门。 她去看了看那个婴儿，婴儿躺在一张黄色的婴儿床中间，小小的身子一动不动，上面盖着东西。离婴儿床不到六英尺远，顺墙摆了一张双人床，看样子还算干净，按说沃伦就要在这张床上享乐。 “我只是想确认她在呼吸。”那个女孩解释道，一边从婴儿床那里转过身；接着她看他数了正确张数的英镑和面值十先令的钞票放在梳妆台上。她关了吊灯，留下床头的一盏灯，然后就开始脱衣服，他在紧张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时，眼睛却在看着她。她的棉内裤廉价得让人同情，她的褐色xx毛让她的金发露了馅，她的腿短，膝盖那里有点粗，除此之外，她还可以。当然她岁数不大。 “你对这有没有喜欢过？”他们动作笨拙地躺到床上后，他问她。 “呃？你什么意思？” “嗯，只是——你知道的——过上一阵子，肯定太那个了，让你不能真正——”他话说一半尴尬地停了下来。 “哦，不。”她让他放心，“嗯，我是说很大程度上得看是跟谁，可我不是——我不是块冰还是怎么样，你会看出来的。” 结果，她因为他而成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她表现出来的魅力和让人感到鼓舞这两方面，都完全出人意料。 她叫克丽斯汀·菲利普斯，二十二岁，来自格拉斯哥，已经在伦敦待了四年。那天晚上后来，他们坐在那里抽着烟，喝一瓶没冰冻过的一夸脱装啤酒时，她跟他说了些话，他知道如果他全盘相信，那就是容易上当。尽管这样，他还是想不抱成见。即使她说的话多数都在意料之中——例如，她解释说要是她愿意去哪间“俱乐部”当“舞女”，根本不用当街头女孩，可是她拒绝了好多次那种邀请，因为“所有那种地方，都是宰人的破地方”——但是还有别的随随便便说的话，会让他温柔地搂紧她，例如这时，她说她把小孩起名为劳拉，“因为我一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女孩名字。你不觉得吗？” 他也开始明白为什么她说话几乎不带苏格兰口音：她肯定认识了很多美国人、士兵、水手和偶尔堕落的平民，以至于他们进攻并且打劫了她的英语。 “哎，你是靠什么生活的，沃伦？”她问道，“家里汇钱来吗？” “嗯，可以说吧。”他就再次解释了富布赖特项目。 “是吗？”她说，“你得聪明才可以吧？” “哦，不一定。在美国，做什么都不再需要很聪明了。” “你跟我开玩笑吗？” “不完全是。” “呃？” “我是说，我只是跟你开一点点玩笑。” 她沉思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说：“嗯，我希望我多上了几年学。我希望我够聪明，能写出一本书，因为我可以写本很不一般的书。知道我会起什么书名吗？”她眯起眼睛，手指在空中比划着正式的文字，“我会起名叫《这就是皮卡迪利》。因为我是说，人们并不是真正了解这儿的事。哈，天哪，我可以跟你说些事，让你会——嗯，算了，不说了。” “……嗨，克丽斯汀？”又过了一会儿他说，当时他们又回到了床上。 “呃？” “想不想我们都来讲讲自己的人生？” “好呀。”她带着小孩般的急切说，他只得不好意思地又跟她解释自己只是跟她开个小玩笑。 第二天六点钟，婴儿的哭声把他们都吵醒了，可是克丽斯汀起了身，跟他说他可以再睡一会儿。他又醒来时，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这里隐隐有化妆品味和尿味。他能够听到隔得不远的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的声音。除了他要起床，穿好衣服，想法离开这儿，他不知道自己按说还要怎样做。 后来克丽斯汀来开门问他想不想喝杯茶。“要是你收拾好了。”她说着小心递给他一杯热茶。“干吗不出来见见我的朋友，好吗？” 他跟着她走进一个厨房跟客厅连在一起的房间，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是块野草丛生的空地。一个又矮又壮的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那里熨衣服，插头插在天花板的一个插座上，另外一个跟克丽斯汀岁数差不多的女孩躺靠在一张安乐椅上，她穿了件长度及膝的浴袍，脚上是拖鞋，早晨的阳光把她漂亮的光腿照得亮亮的。一面带框的椭圆形镜子下方，烧煤气的壁炉在嘶嘶作响，到处弥漫着蒸汽和茶的好闻味道。 “沃伦，这是格雷丝·阿诺德。”克丽斯汀说的是熨衣服那个女的，她抬头看，说她很高兴认识他。“这是艾米。”艾米舔了下嘴唇，微笑着说：“嗨！” “大概再过一分钟，你就能见到孩子们了。”克丽斯汀告诉他，“格雷丝有六个孩子，我是说格雷丝和阿尔弗雷德有六个孩子。阿尔弗雷德是这家的男人。” 沃伦呷着茶聆听着，并适当地点头、微笑、问话，他能够一点点把各项事实拼起来了。阿尔弗雷德·阿诺德是个室内油漆匠，要么应该说是“油漆匠兼装修工”。有那么多孩子要抚养，他和他妻子把房间租给克丽斯汀和艾米来让收支平衡，他们也完全知道两个女孩以何为生，所以，他们可以说成了一家人。 曾经有多少个文雅而焦虑的男人，第二天早上坐在这张沙发上，看着格雷丝·阿诺德的熨斗轻巧地滑动，难以抗拒地被阳光照到的艾米的腿部奇观所迷，听着三个女人说话，心里在琢磨多快才可以走掉，这样的男的有多少？但是沃伦·马修斯根本没什么家好回，所以他开始希望这个与人交往的愉快时刻可以拖得久一点。 “你的名字挺好，沃伦。”艾米跟他说，一边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我一直喜欢这个名字。” “沃伦，”克丽斯汀说，“你能留下来一起吃早餐吗？” 很快，他们围坐在一张干净的餐桌前，每人一片抹了黄油的吐司，上面还有个煎蛋，又端上了更多的茶，他们都吃得斯斯文文，好像是在一个公共地方。克丽斯汀坐在他旁边，吃饭中间有一次，她小心地捏了一下他空着的那只手。 “你不着急走的话，”格雷丝在把盘子摞起来时，克丽斯汀说，“我们可以去喝杯啤酒。酒吧再过半个钟头就开门。” “好啊。”他说，“可以啊。”因为他最不想的，就是急着走掉，即使六个孩子早上在街上玩了以后全回来了，每个都轮流想坐到他大腿上跟他逗着玩，把他们沾有果酱的手指往他的头发中间插。这几个小孩又是吵闹，又是尖叫，都是活力充沛的样子。年龄最大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名叫简，奇怪地长得像是黑人——肤色浅，却是非洲人面相，头发也是——她从他那里往后退时，笑得咯咯响，她说：“你是克丽斯汀的那位吗？” “我当然是。”他告诉她。 他把克丽斯汀一个人带到街角的酒馆时，的确感觉很像是她的那位。他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她穿了件新的褐色雨衣，领子掀起，围着她的面颊，根本不像是个妓女——他也喜欢在那间褐色的屋子里，她挨着他坐在那条皮长凳上，靠着墙，那个房间里的一切——就连照进来的灰尘飞舞的道道阳光——都浸透了啤酒。 “哎，沃伦，”过了一会儿她说，一把亮晶晶的杯子在桌子上转动。“你想留下来再住一晚上吗？” “嗯，不，我真的——问题是我付不起钱了。” “哦，我不是指那个。”她说着又捏了一下他的手。“我不是指钱，我是说——你就留一晚上呗，因为我想让你留下来。” 一个年轻的妓女主动提出免费献身，不用别人来告诉他这是作为男人取得的非凡成功。他甚至不需要《走向永生》来告诉他这一点，不过他一直记得他让她的脸贴近自己的脸时，他有多么快就想起了那本小说。她让他感到有力量。“哦，那挺好的。”他嗡声嗡气地说，然后他吻了她。就在再次亲吻她之前，他说：“哦，真是太好了，克丽斯汀。” 整个下午，他们俩都一再使用“好”这个字。克丽斯汀似乎跟他形影不离，除了有短短的间隔，那是她得去照顾一下孩子时。有一次，沃伦一个人在客厅时，她似乎听着小提琴的音乐，慢慢地做梦一般过来，像电影中的女孩一样，倒在他的怀里。还有一次，她在沙发上蜷着身子紧紧贴着他，她轻轻地为他低唱一首名叫《难以忘记》的流行歌曲，每次唱到歌名那个词时，她都明显地垂下睫毛。 “哦，你挺好的，沃伦，”她一再说，“你知道吗？你真的挺好。” 他也一次又一次跟她说她也有多么好。 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后——他长得壮实，累了，看上去局促，但是和气——他的妻子和年轻的艾米马上忙着去欢迎他回来，按照已经习惯了的做法：给他拿外套，拉好椅子，为他端上一杯杜松子酒。可是克丽斯汀紧紧挽着沃伦的胳膊没动地方，直到该把他领过去，去跟这一家的男人做正式的介绍。 “很高兴认识你，沃伦，”阿尔弗雷德说，“别拘束啊。” 晚餐吃的是腌牛肉和煮土豆，大家都说很好吃。在愉快的情绪下，阿尔弗雷德开始用词精炼地回忆起他在缅甸当战俘的日子。“四年，”他说，一边一只手屈着拇指比划着。“四年啊。” 沃伦说那几年肯定很难熬。 “阿尔弗雷德？”格雷丝说，“给沃伦看看你的表彰信。” “哦不，亲爱的，没人想费事看那个。” “给他看看。”她坚持道。 阿尔弗雷德让步了，不好意思地从屁股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黑色皮夹子，从其中一个夹层里抽出上面有污迹、叠了好几次的一张纸。沿着折缝处几乎快要烂掉了，可是上面打出来的信息倒是能看清，表达的是英国军队认可二等兵A.J.阿诺德在缅甸当日本人的战俘时，在一九四四年建造一座铁路桥的过程中，俘虏他的人表扬他干活一直兢兢业业。 “嗯，”沃伦说，“挺好的。” “哈，你了解女人，”阿尔弗雷德在把那张纸放回原来的地方时，跟他交心道。“女人总是想让你把这玩意儿到处拿给人看。我宁愿把那场操蛋的事情全忘掉。” 在格雷丝挤眉弄眼的微笑下，克丽斯汀和沃伦设法提前离席，卧室门一关上，他们就紧紧搂着缠在一起，呼吸沉重，欲望让他们急不可耐、心无旁骛。他们脱衣服根本没费什么时间，却仍然显得极为麻烦，耽误事，接着他们就陷在床上，尽情享受对方，之后又抱在一起。 “哦，沃伦，”她说，“哦，天哪。哦，沃伦。哦，我爱你。” 他听到自己说了好多遍他爱她，次数比他愿意相信或者记得的更多。 午夜之后有段时间，他们安静地躺着时，他纳闷那些话怎么会从他嘴里那么容易、那么频繁就说了出来。差不多也是在那时，克丽斯汀又开始说话，他意识到她已经喝了很多酒。床边的地板上，有一瓶一夸脱装的杜松子酒和两个有指纹印的半透明的酒杯，证明他们经常使用这两个杯子，不过这时她好像领先他许多。在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时，她靠着枕头和墙壁舒服地坐着说起话来，语气让他想到她在为了戏剧效果字斟句酌，就像一个小女孩装作是个女演员一样。 “你知道吗，沃伦？我想要的一切都被从我手里夺走了，我一辈子都是这样。我十一岁时，最最想要一辆自行车，我爸爸后来给我买了一辆。哦，只是辆二手的，便宜，可是我很喜欢。后来还是在那年夏天，为了什么事我忘记了，我爸爸生气了，想惩罚我，就把那辆自行车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 “是啊，那件事肯定让你难受。”沃伦说，可是接着，他又试着把谈话往没那么感伤的方向引。“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 “哦，他是个煤气公司的办事员。我们根本合不来，我跟我妈也合不来。我从来不回家。可我说的是真的：我想要的一切都被——你知道——从我手里夺走了。”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似乎要把她舞台化的声音再控制一下，她又开口时——多了点信心——用的是适合让一个亲密听众听的压低了的声音。 “沃伦？你想听听艾德里安的事吗？劳拉的爸爸？因为我真的想跟你说说，你要是有兴趣听的话。” “当然想。” “嗯，艾德里安是个美国军官。一个少校，要么现在也许是个中校了，不管他在哪儿。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滑稽的是，我也不关心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可是我和艾德里安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时候，直到我跟他说我怀孕了，他就呆住了，他就那么呆住了。哦，我想我并没有真的以为他会向我求婚还是怎么样——他在美国国内有个上流社会的女孩在等他，我知道。可是他变得很冷漠，要我去堕胎，我说不，我说：‘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艾德里安。’他说：‘好吧。’他说，‘好吧，可是你只能靠自己，克丽斯汀。你得能怎么养就怎么养这个孩子。’这时，我决定去找他的指挥官。” “他的指挥官？” “嗯，总得有人出面啊，”她说，“总得有人让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天哪，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那位团长很威严，叫马斯特斯上校，他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我，听我说，点几下头，艾德里安跟我在一起，一声不吭；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最后马斯特斯上校说：‘嗯，菲利普斯小姐，就我来看，可以这样总结：你犯了个错误。你犯了个错误，就得承担这个错误。” “是啊。”沃伦不自在地说，“是啊，嗯，那肯定是——” 但是他不用把那句话说完，或者说别的任何话，那些话也许能让她知道他对那个故事压根一个字都不相信，因为她在哭泣。她刚开始啜泣时，就蜷起了膝盖，把她头发乱了的头部一侧放在膝盖上；后来她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地板上又推到床下，背对着他哭了又哭。 “嗨，好了，”他说，“好了，宝贝，别哭了。”他把她的身子扳过来，把她抱在怀里，直到她平静下来，他也只能这么做。 过了许久，她说：“还有酒吗？” “有一点。” “嗯，听着，我们把它喝完，好吗？格雷丝不会介意的，要么如果她想让我出钱，我会给她的。” 第二天早上，因为情绪波动和睡了一觉，她脸上很肿，她想用手指挡着。她说：“天哪，我想我昨天晚上喝得很醉。” “没关系，我们都喝得很多。” “嗯，对不起。”她就像时常道歉的人那样，不耐烦到几乎贝，别哭了。”他把她的身子扳过来，把她抱在怀里，直到她平静下来，他也只能这么做。 过了许是挑衅地说，“对不起。”她已经照看过孩子，这时穿着退色的绿色浴袍，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摇摇晃晃地走着。“不管怎么样，听着，你还会来吧，沃伦？” “当然，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不，这儿没电话，可是你很快还会再来吧？”她跟着他走出了前门，在那里他转过身，在她眼里看到了确凿无疑的恳求之意。“你白天来的话，”她说，“我都在家。” 有几天时间，他在书桌前无所事事时，或者在这年一个真正的春日去街上及公园里漫步时，沃伦发现除了克丽斯汀，他没法想别的事。万万没想到他这辈子会遇到这种事：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妓女爱上了他。他完全是一反常态地自信心高涨，开始视自己为一个少见而又得天独厚的心灵冒险者。想到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悄声说“我爱你”，让他在阳光下像个傻子一样笑着。别的时候，在想到她身上那么多令人同情的方面时，他有了种不同的、更为微妙的快感——缺乏幽默感的无知，松松垮垮的廉价内衣，喝醉后的哭泣。甚至她讲的“艾德里安”（几乎肯定是来自女性刊物）的故事也容易原谅——要么这样吧，等他一旦找到一个聪明而温和的方式，让她知道他早就知道那不是真的。他也许最终还是得想办法告诉她在他说自己也爱她时，并没有当真，但是那些都可以等等。完全不用着急，现在这个季节是春天。 “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沃伦？”他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夜晚很晚的时候，她问道，“知道我很爱你哪一点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我这辈子只想这样：找个可以信任的人。你看我一再犯错，因为我信任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 “嘘，嘘。”他说，“没关系，宝贝。我们这会儿睡吧。” “嗯，等一下嘛。听一分钟好吗？因为我真的想跟你说件事，沃伦。我认识一个男孩叫杰克，他老是说他想娶我什么的，可是问题在这儿：杰克爱赌钱，他永远都会爱赌钱。我想你能猜到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指的是钱，就是这个意思。给他赌本，赌输了给他垫上，帮他熬过一个月，直到他发薪那天——哈，天哪，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恶心。几乎有一年时间。你知道我总共拿回来多少钱吗？嗯，你不会相信的，我还是跟你说了吧。要么等等——我给你看看，等一下。” 她起了床，跌跌撞撞地过去开了吊灯，突然亮起来，把那个婴儿惊醒了，她睡着觉呜咽起来。“没事儿，劳拉。”克丽斯汀轻声细气地说，一边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翻；后来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拿到了床这边。“给你。”她说，“看看吧，读一下。” 那是一张廉价的带行的纸，是从某种给上学孩子用的拍纸簿上撕下来的，也没写日期。 亲爱的菲利普斯小姐： 附上两英镑十先令，现在我只能出这么多，也不会有更多，因为我下星期就要回美国了，因为要退伍。 我的指挥官说你上个月给他打了四次电话，这个月打了三次。一定别再这样了，因为他是个忙人，不能这样打电话来打扰他。一定别再给他打电话了，也别给军士长或者这里的任何人打电话。 一等兵约翰·F.柯蒂斯 “这可不是最扯淡的事？”克丽斯汀说，“我是说真的，沃伦，这可不是最扯淡的事？” “当然是。”他又读了一遍。是那句以“我的指挥官”开头的话似乎全露馅了，扫一眼就戳穿了“艾德里安”的事，沃伦在心里很大程度上，相信约翰·F.柯蒂斯才是她的孩子的父亲。 “这会儿把灯关了好吗，克丽斯汀？”他说，一边把信递回给她。 “当然，亲爱的，我只是想让你看一看。”她无疑想看他会不会傻得也相信了这个故事。 房间里又暗下来后，她蜷着身子躺在那儿，贴着他的背，他不出声地准备了一段平心静气、合情合理的话。他会说，宝贝，别生气，可是听着，你千万别再拿这些故事糊弄我了。我不相信艾德里安那个故事，也不相信赌徒杰克的故事，所以别来这套了好不好？我们如果可以多少试试互相讲实话，那样不是更好？ 再次考虑之下，让他没说出口的，是如果把那些话全说出来，会让她恼羞成怒，会马上跳下床大喊大叫，用她这一行最脏的话辱骂他，直到那个婴儿醒了哭很久以后。除了不可收拾，不会有别的。 还是可能有合适的时候问问她实情如何——他面朝墙躺在那里，她可爱的胳膊搂着她的腰部时，无论会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必须承认现在还不是时候。 几个晚上后他在家里接了个电话，听到她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嗨，亲爱的。” “克丽斯汀？嗯，嗨，可是你怎么——你怎么有这个号码？” “你给我的。不记得了吗？你写下的。” “哦，对，没错。”他说，一面对着话筒傻傻地微笑，可是这件事让人警惕。地下室的电话只是楼上朱迪思的电话的分机，两个电话一起响，朱迪思在家时，总是在第一声或者第二声铃响时就接电话。 “哎，听着，”克丽斯汀在说，“你提前一天，星期四来好吗？因为是简的生日，我们要开一个派对。她九岁了……” 他挂上电话后，又弯着腰坐了很久，就像一个人在心里反复考虑重要而秘密的问题。他怎么能傻得把朱迪思的电话号码给她？很快他又想起别的事，另外还有件傻事，让他站了起来，紧张而有戏剧性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他的地址她也知道。有一次在酒馆，他没有现金付啤酒钱，就给了克丽斯汀一张支票来付钱。 “在每张支票的名字下面都印上自己的街道地址，很多顾客觉得这样挺方便。”沃伦和卡罗尔去年去开支票账户时，一位银行里的副经理解释道，“我也这样给你们定做好吗？” “当然，我想是吧。”卡罗尔说过，“干吗不呢？” 星期四时，他几乎一直到了阿诺德家，才意识到忘了给简买礼物。不过他找到了一间糖果店，他让售货女孩把什锦水果硬糖往一个纸袋子里舀了又舀，直到他买了沉甸甸的一包那种玩意儿，他只能希望能让一个九岁的孩子对那有一点点兴趣。 无论是不是这样，为简开的派对结果大获成功。在那间明亮而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孩子，他们都坐到桌前时——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沃伦站在后面微笑着，搂着克丽斯汀旁观，他想起了彼得·潘俱乐部上次那场派对。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时，把一个很大的熊猫填充玩具塞到了简的怀里，他哈哈大笑，然后蹲下来，简真心真意地抱了他很久。不过很快，简又得把她欣喜若狂的心情控制一下，因为蛋糕放在她面前。她皱了皱眉头，闭上眼睛，许了个心愿，勇敢地一口气把九根蜡烛全吹灭了，全屋的人都放声放呼。 之后有很多酒给大人喝，甚至在派对的最后一位客人回家之前，阿诺德家的孩子们都去睡觉后还有。克丽斯汀离开房间去把她的孩子放下睡觉，还带了一瓶酒。格雷丝已经开始在做晚餐了，显然不大情愿，等到阿尔弗雷德抽身去休息一下时，她把煤气炉关得很小，不管炉子就跟他一起去了。 这让沃伦独自和艾米在房间里，后者在对着壁炉上方的椭圆镜子一丝不苟地化妆。她真的比克丽斯汀好看得多，沃伦手里端着一杯酒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时，心里这样想。她个子高，腿长，动作极为优雅，屁股结实而且线条好，让人很想用力捏一把，她的小Rx房鼓鼓尖尖的，她的黑发垂到了锁骨那儿，这天晚上，她挑了件紧身黑裙，配一件桃色的衬衫。她是个骄傲而可爱的女孩，他不愿意去想那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他当天晚上最后会出钱占有她。 艾米已经把眼部化好了妆，这时到了唇部，她把口红慢慢地画过两瓣饱满的嘴唇上柔软的范围，直到嘴唇就像杏仁蛋白软糖一样闪着光，然后她噘起嘴唇，好让上下嘴唇可以互相碰到和摩擦，然后又张开嘴，来看她完美的年轻人的牙齿上是不是可能沾上了红色痕迹。化完妆，她把化妆用品全放进一个小塑料盒，啪的一声合上后，她又在镜前似乎站了至少有半分钟，什么都没做，这时沃伦才意识到在这段隐秘而没有出声的时间里，她知道他在看着自己，一直都知道。最后，她很快地耸着肩膀转过身，脸上带着克服恐惧后的勇敢样子，好像他正在扑向她，就快到她跟前。 “你打扮得挺漂亮的啊，艾米。”他坐在沙发上说。 她的肩膀放松下来，松了口气，可是脸上没带笑。“天哪，”她说，“你把我吓坏了。” 她穿上外套出了门后，克丽斯汀又进了这个房间，显得懒洋洋的，自我放纵，就像一个找到好理由待在家里不去干活的女孩那样。 “过去点。”她说，然后挨着他坐下。“你这两天怎么样？” “哦，还行吧。你呢？” “还行。”她这时迟疑了一下，似乎因为找不到话聊而感觉不自在。“看了什么好电影没有？” “没有。” 她抓过他的手放在她的两手中间。“你想我吗？” “我当然想。” “想我才怪呢。”她一把扔开他的手，好像那是什么脏东西。“最近有天晚上，我去过你那儿，想让你吃一惊，我看到你跟一个女孩进去了。” “不，你没有。”他跟她说，“好了，克丽斯汀，你知道你根本没有那样做。你干吗老是想告诉我这些——” 她威胁地眯起眼睛，也绷起了嘴唇。“你说我是个骗子？” “哦，天哪。”他说，“别这样。你干吗要这样？我们别说了，好不好？” 她似乎考虑了一下。“好吧。”她说，“你看，当时天黑，我在街对面；我不可能弄错房子；我看到跟那个女孩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别人。好吧，我们不说了，可是我想告诉你：永远别说我是骗子，沃伦。我警告你，因为我向上帝发誓”——她提高嗓门，指着她的卧室——“我以那个孩子的性命来发誓，我不是骗子。” “嗬，看看这对恩爱人儿。”格雷丝·阿诺德说，她搂着丈夫出现在门口。“我才不会嫉妒你们呢，我和阿尔弗雷德也是对恩爱人儿，不是吗，亲爱的？结婚这么多年，还是恩爱人儿。” 后来就吃晚餐，主要是烧煳了的豆子，格雷丝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跟阿尔弗雷德第一次认识的那天晚上。当时有场派对，阿尔弗雷德一个人来了，很腼腆，谁都不认识，还穿着军装，格雷丝隔着房间第一眼看到他就想道，哦，他，哦，对，就是他。他们随着唱片音乐跳了一会儿舞，不过阿尔弗雷德跳舞不怎么样；然后他们去了外面，一起坐在一道石头矮墙上聊天，只是聊天。 “我们聊了什么，阿尔弗雷德？”她问，同时似乎在徒劳地想回忆起来。 “哦，我不知道，亲爱的。”他说。他用叉子在豆子中间搅动，因为高兴和尴尬而变得脸色通红。“我想也没聊什么。” 格雷丝又转过身压低声音亲切地跟她别的听众说：“我们聊了——嗯，什么都聊，又什么都没聊。”她说，“你们知道怎么可能那样吗？就好像我们都知道——你们知道吗？——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最后一句话相对于格雷丝的品味，也似乎有点感情用事了，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哦，好玩的是，”她笑着说，“我们走后，我的这些朋友也离开了，是去看电影？她们去看了电影，把电影全看完了，后来她们又回到那间酒馆，在那儿一直待到打烊，等到她们又走到那条路上，已经快到第二天早上了，她们发现我和阿尔弗雷德还坐在那道墙上，还在聊天。哈，天哪，她们现在还为那件事跟我开玩笑，我见到我的朋友们时，她们还会，甚至是现在。她们说：‘你们俩到底聊了些什么，格雷丝？’我只是哈哈大笑，我说：‘哦，没什么。我们只是在聊天，如此而已。’” 餐桌上的人一时都相当安静。 “可不是很棒吗？”克丽斯汀语气平静地问，“你们俩就那样找到了对方，可不是很棒吗？” 沃伦说那当然。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和克丽斯汀光着身子坐在床边喝酒时，她说：“嗯，我还是跟你说件事吧：我一点也不介意拥有格雷丝那样的生活。我是说在她遇到阿尔弗雷德之后的那段，而不是以前。”她顿了一下又说，“我想你不会想到，从她现在的样子——我想你不会想到她自己就当过皮卡迪利广场上的女孩。” “是吗？” “哈，‘是吗。’她当然是。做了好几年，那还是在战争期间。她进了这一行，因为她那时跟我们别的人都一样，根本不懂事；后来她有了简，不知道怎样离开这行。”克丽斯汀微笑着看了他一眼，中间还挤了一下眼睛。“没人知道简的爸爸是谁。” “哦。”如果简今天是九岁，那就意味着怀上她和她出生时，是几万个美国黑人士兵驻扎在英国时，据说那些人在英国女孩那儿很吃香，惹得白人部队打架、骚乱——只是在进攻诺曼底地区时带来剧变，让一切都不再重要时才停止。阿尔弗雷德当时应该还在缅甸当战俘，还要等足足一年多才获释。 “哦，她从来没试过否认这件事。”克丽斯汀说，“她从来没在这件事上撒谎，我佩服她。他们认识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很可能跟他说了，因为她知道瞒不住的——要么也许他早就知道了，因为那群人全是皮卡迪利女孩儿。阿尔弗雷德带她离开了街头，她就嫁给了他，艾尔弗尔德收养了她的孩子。你找不到有多少男人能那样做。我是说格雷丝是我最好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可是有时候，她表现得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有时候——哦，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她是在你面前炫耀——可是有时候，她根本不拿阿尔弗雷德当回事。你想象得出吗？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男人？那可真的让我着急。” 她伸手下去把他们的杯子倒满，等她坐好开始小口呷酒时，他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嗯，所以我想你可以说也在寻找丈夫，对吧，宝贝。”他说，“那当然可以理解，我想让你知道我希望我可以——你知道——向你求婚，可是事实是我不能，真的不能。” “没错。”她平静地说，一边在低头看着她手指捏的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没关系，别提了。” 他对两人最后这样说了几句话而感到高兴——即使在他这一方，说了“希望”这样的大谎话。他往这个陌生女孩生活中令人困惑、不无危险的涉足结束了，他现在可以准备有条不紊地撤退。“我知道你会找到合适的人，克丽斯汀，”他跟她说，他话说得好心好意，让自己也感觉暖洋洋的。“肯定很快就会实现，因为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同时呢，我想你知道我会永远……” “哎，我说过别提了，好吗？天哪，你以为我会在乎吗？你以为我他妈在乎你吗？听着。”她站了起来，赤身裸体，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强壮。她晃动一个伸得直直的手指，差一英寸就戳到他往后避开的脸上。“听着，瘦鬼。我想找谁都能找到，无论什么时候，你最好搞清楚了。你在这儿，只是因为我可怜你，你最好把这点也搞清楚。” “可怜我？” “哼，没错，都是因为你的老婆和你的小女孩那些惨兮兮的破事儿，我可怜你，我想哎，干吗不这样做呢？我就是这个毛病，从来不长记性，我总是迟早会想，干吗不这样做呢？然后我他妈就倒霉了。听着：你究竟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能挣多少钱？呃？不，你从来根本没想过那方面，对吧。噢，不，你总是好心好意，花言巧语，不是吗。哼，你知道我怎么看你吗？我看你是个‘庞斯’。” “什么叫‘庞斯？’”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叫什么。”她说，‘不过在这里，指的是靠一个那什么样的女人挣钱而生活的男的——咳，算了，管他妈的，操，我累了。过去一点，好吗？因为我是说只能睡觉的话，那就睡吧。” 可是他没有挪过去，而是不出声站了起来，像个受到侮辱的男人一样，气得发抖开始穿衣服。她扑通一下又坐到床上时，似乎没有注意或者不关心他在干吗，但是没过多久，他在扣衬衫扣子时，他知道她在看着他，准备跟他道歉。 “沃伦？”她用害怕的声音低低地说，“别走，对不起我那样叫你，我再也不说了。请过来跟我在一起，好吗？” 那足以让他的手指正在扣上衬衫时停了下来，然后很快，就足以让他开始再次解开扣子。现在走，什么都没解决，很有可能比留下来更糟糕。再说，给人看成一个胸怀够宽广、能宽恕的男人无疑是不错的。 “……哦，”他又回到床上后，她说，“哦，这样好点了，哦，再靠近点，让我——对了，对了，哦，哦，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夜里一个人。你呢？” 这是一次脆弱而愉快的停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较晚时候，当时他走得尽管紧张，但还是挺愉快。 然而在坐地铁回去的一路上，他后悔没有跟她说出最后的话。坐车时，他在脑子里想了几种最后宣言的开头——“你看，克丽斯汀，我看这样下去根本不行……”或者“宝贝，要是你想把我看成一个‘庞斯’什么的，我想我们该……”——直到他从这节车厢里别的乘客扫他一眼就躲开的不自然眼神中，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在动，还在用手做相应的小小手势。 “沃伦？”那天下午，电话上传来了朱迪思老年人的悦耳声音，她是从苏塞克斯打过来的。“我想我有可能星期二去市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会给你添很大麻烦吗？” 他说不要这样说，并说他很盼望她回来，可是他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克丽斯汀说：“嗨，亲爱的。” “哦，嗨，你好吗？” “嗯，还行，只是昨天晚上我对你不是很好，我有时候会那样的。我知道挺糟糕，可是我真的会。不过我能给你弥补一下吗？星期二你可以过来吗？” “嗯，我不知道，克丽斯汀，我在想。也许我们最好可以说——” 她换了语气：“你来还是不来？” 他沉默了一两秒，她在等着，然后才同意去——他当时之所以同意，只是因为他知道当面说最后的话，要比在电话上说好。 他不会整个晚上都待在那里，而会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就走；如果那幢座房子里人很多，他会带她去酒馆，他们可以在那儿不受打扰地谈谈。他决定不再排练怎么说话：到时间他自然会找到正确的用词和正确的语气。 但是他要说的除了得是最后的话，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让人头痛的一点——是一定得说得讲究，不然会给她留下怨恨，可能在电话上有很多麻烦——朱迪思在家，不能再冒这种险——甚至有可能出现比那更糟糕的时候。他能想象他和克丽斯汀下午茶时去朱迪思那里做客，在她的客厅里（“一定把你年轻的朋友带来啊，沃伦”），就像他和卡罗尔以前经常那样做的一样。他能想象出克丽斯汀楚就走；如果那幢座房子里人很多，他会带她去酒馆，他们可以在那儿不受打扰地谈谈。他决定等到聊天不活跃时，把杯子和盘子用力到正确的用词和正确的语气。 但是他要说的除了得是最后的话，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让人头痛的一点——是一定得说得讲究，不然会给她留下怨恨，可能在电话上有很多麻烦——朱迪思在家，不能再冒这种险——甚至有可能出现比那更糟糕的时候。他能想象他和克丽斯汀下午茶时去朱迪思那里做客，在她的客厅里（“一定把你年轻的朋友带来啊，沃伦”），就像他和卡罗尔以前经常那样做的一样。他能想象出克丽斯汀楚就走；如果那幢座房子里人很多，他会带她去酒馆，他们可以在那儿不受打扰地谈谈。他决定放下以加强语气，会说：“哎，太太，我要跟你说件新闻。你知道你这位可爱的大侄子是个什么角色吗？呃？嗯，我告诉你，他是个‘庞斯’。” 他本来计划晚餐后过了很久才到，可是这天晚上他们肯定开饭开得晚，因为当时都还坐在餐桌前，格雷丝·阿诺德递给他一个盘子。 “不，谢谢了。”他说，可是不管怎样，他还是坐到了克丽斯汀旁边，因为不那样会显得不礼貌。 “克丽斯汀？”他说，“吃完饭你跟我去酒馆坐一会儿好吗？” “干吗？”她嘴里噙了一嘴食物说。 “因为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可以在这儿聊。” “不，我们没法聊。”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我们可以晚点聊嘛。” 沃伦觉得自己的计划开始像沙子一样散开了。 艾米那天晚上似乎情绪很好。不管阿尔弗雷德和格雷丝说什么，都能让她放声大笑；她唱了《难以忘记》中的一段副歌，至少跟克丽斯汀唱那首歌时所带的感情一样丰富；她退到房间中央，脱掉鞋子，伴随着电影《红魔坊》的主题曲，轻轻扭动屁股，为观众跳了一段漂亮的舞蹈。 “你今天晚上干吗不出去，艾米？”克丽斯汀问。 “哦，我不知道；我不想吧。有时候，我只想安安静静待在家里。” “阿尔弗雷德？”格雷丝叫道，“看看还有没有青柠汁，有的话，我们可以喝金青柠酒了。” 他们在收音机上找到了舞曲，格雷丝的身子软绵绵地靠在阿尔弗雷德的怀里，跳一曲老式的华尔兹。“我喜欢跳华尔兹。”她解释道，“我一直喜欢跳华尔兹。”——可是他们碰到熨衣板并把它撞翻时，突然就停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件事再滑稽不过。 克丽斯汀想证明自己会跳吉特巴，也许是想跟艾米比一比，可是跟她跳，沃伦是个动作笨拙的舞伴：他单脚跳起来，拖着脚步，跳出了汗，也不是真正知道该怎样让她旋出到两人一臂之远，然后再让她旋回来，所以他们的表演也变得难看，让大家哈哈大笑。 “……哦，真好啊，我们都是这么好的朋友。”格雷丝·阿诺德说，一边迫不及待地又打开一瓶杜松子酒。“我们今天晚上只是在这儿开开心心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要紧事，对吗？” 对。过了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和沃伦一块儿坐在沙发上讨论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这是和平时期的一对老兵；后来阿尔弗雷德起身再去喝一杯，艾米微笑着坐到他留下的地方，轻轻用指尖碰了碰沃伦的大腿，来新开个头跟他聊天。 “艾米。”克丽斯汀在房间那头说，“你手别碰沃伦，要不我杀了你。” 之后一切都变味了。艾米一跃而起，激动地否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克丽斯汀反驳得声音又大，又说得难听，格雷丝和阿尔弗雷德站在那儿，就像观看街头车祸的人一样，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沃伦则想消失掉。 “你总是这么做，”克丽斯汀大喊大叫，“自从我让你住到这儿，我带回家的每个男的，你都会卖弄风骚，跟他蹭来蹭去。你是个贱货，骚货，你是个小浪货。” “你是个婊子。”艾米莉哭着说，马上眼泪就出来了。这时她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可是没走到：她不得不转过身，拳头堵着嘴巴，眼里闪烁着害怕的光芒，她要听听克丽斯汀跟格雷丝说什么。 “好吧，格雷丝，听着。”克丽斯汀说话声音很高，镇定得让人觉得有危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可是你得做个选择，要她还是要我。我是说真的，因为我凭着那个孩子的性命发誓”——她一只胳膊演戏一般向着她的卧室方向挥了一下——“我凭着那个孩子的性命发誓，她留下来的话，我一天都不会多待。” “哦，”艾米说着逼近了她，“这么做真差劲。哦，你是个肮脏的——” 两个女孩突然就打起来了，扭打着，用拳头捶，撕扯衣服，揪头发。格雷丝像个尖叫着的、浑身颤抖的裁判，想把她们分开，可只是让自己挨了几下，给推来推去，直到把她弄倒了，这时阿尔弗雷德·阿诺德过来干涉。 “妈的，”他说，“别打了，别打了。”他总算把掐着艾米脖子的克丽斯汀拉开，一把把她推到一旁，然后不让艾米有进一步行动，把她整个人摔倒在那张沙发上，她在那里捂着脸哭。 “娘儿们，”阿尔弗雷德绊了一下又直起身子时说，“操蛋的娘儿们。” “煮点咖啡吧。”格雷丝已经爬到那张安乐椅上，她在那儿说，阿尔弗雷德跌跌撞撞地走到炉子那儿，把一锅水坐到煤气炉上。他笨手笨脚地找了一会儿，找到一瓶速溶咖啡糖浆，呼哧呼哧地往五个干净杯子每个里面都加了满满一勺那种玩意儿；然后就开始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瞪着眼睛，眼神炯炯，像是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会过成这样的男人。 “操蛋的娘儿们。”他又说了一遍，“娘儿们。”他用了全身力气，左拳一拳砸在墙上。 “嗯，我知道阿尔弗雷德不高兴，”克丽斯汀后来说，当时她和沃伦在床上。“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把他的手伤成那样，真可怕。” “我能进来吗？”格雷丝胆小地敲了一下门问道，她看上去挺高兴，却衣服不整。她还穿着裙子，但显然取掉了吊袜带，因为她的黑色尼龙袜都掉到了脚踝和鞋子那儿，皱巴巴的。她光光的腿上颜色苍白，隐约能看到汗毛。 “阿尔弗雷德的手怎么样？”克丽斯汀问。 “嗯，他把手浸到热水里。”格雷丝说，“可他老是拿出来，想放到嘴里。他会没事的。不管怎么样，听着，克丽斯汀，你说艾米的话说得对，她一点都不好。自从你把她领到这儿，我就知道了。我以前不想说什么，因为她是你的朋友，可这是千真万确。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克丽斯汀，你永远都是我最喜欢的。” 沃伦躺在那儿听着，把床单拉到下巴处，他渴望享受到家里的宁静。 “……记得那次她把干洗衣服的票弄丢了，然后又撒谎吗？” “哦，记得那天我准备跟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吗？”格雷丝说，“没时间做三明治了，所以我们就只是用吐司夹鸡蛋，因为那样更快？她一直在旁边晃悠，老是说：‘你们煮鸡蛋干吗？’她很生气，也很嫉妒，因为我们没叫她一起去看电影，她表现得像是个小孩子。” “嗯，她的确是个小孩子。她不够——她根本不成熟。” “对。你说得一点不错，克丽斯汀。我跟你说我想好了要怎么做：明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告诉她。我就那么说：‘对不起，艾米，可是我家不再欢迎你了……’” 天没亮沃伦就离开这座房子，想在自己家里睡觉，不过他没法指望能睡超过一两个钟头，因为朱迪思下来洗澡时，他得起床，穿好衣服，面带微笑。 “我得说你的气色真不错，沃伦。”朱迪思跟他说，“你看上去就像一个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把握的人，平静、健康。一点憔悴的样子也没有，以前有时候看到你那样，会让我为你感到担心。” “哦？”他说，“嗯，谢谢，朱迪思。你的气色也很不错，不过当然了，你一直是这样。” 他知道电话会响的，他只希望到中午再响，当时朱迪思会去吃午餐——要么在她哪天想省钱时，出去少量买些东西。她会拎一个网兜去附近，那里有很多恭恭敬敬、心怀钦佩的铺主——英国的男男女女几代人都受到了教育，在看到一位高贵的女士时，还是知道的。 中午时，从前窗那里，他看着她仪态庄严的老人身影走下台阶，慢慢地走在街上。好像还没过一分钟，电话就突然响了，他的神经让电话铃听着比实际上更响。 “你真是走得急啊。”克丽斯汀说。 “是啊。嗯，我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艾米怎么样？” “哦，现在没事了，全都结束了。我们三个人谈了很久，最后我劝格雷丝让她留下来。” “嗯，好，不过她愿意留下来，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玩笑吧你？艾米？你以为她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天哪，你要是以为艾米有别的地方可去，那你可是疯掉了。我是说你了解我，沃伦：我有时候会很生气，可是永远做不到真的把谁赶到街上。”她顿了一下，他能听到她嘴里嚼口香糖啪嗒啪嗒响的声音。直到这次，他才知道她原来也嚼口香糖。 有一会儿，他想到她这样处于平静、讲理、嚼着口香糖的思想状态，也许是目前为止跟她分手的最佳时机，无论是不是在电话上，但是他还没有组织好开场白，她就又说话了。 “哎，听我说，亲爱的，我想我有几天不能跟你见面了。今天晚上要出去，明天也要，还有整个周末都要。”她刺耳地轻轻笑了一下。“我得去挣点钱，不是吗？” “嗯，那当然。”他说，“你当然要。我知道的。”这些随声附和的话说出来后，他才意识到那些话，正是一个“庞斯”有可能会说的话。 “不过我也许哪天下午可以去你那儿。” “不，别来。”他马上说，“我——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图书馆。” 他们说好了下个星期的某个晚上，五点钟去她住的地方；可是从她的说话声音里，有哪里让他怀疑即使到那时，她也不会在家——有意失约，那会是她不用开口就摆脱他的方法，要么至少是这样做的开始：没有谁的“庞斯”可以永远当下去。所以，到了那天和那个时辰，他发现她没在时，没有感到吃惊。 “克丽斯汀不在，沃伦。”格雷丝·沃伦解释道，一边礼貌地从门口让开让他进去。“她让我跟你说她会打电话。她得去苏格兰几天。” “哦？那——家里有什么麻烦事吗？” “你说‘麻烦’，指的是什么？” “嗯，我只是说会不会——”沃伦发现自己在说着那个蹩脚的同样理由，他和卡罗尔曾经都认为对朱迪思来说已经够好——似乎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她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还是类似怎么样？” “对了，是的。”格雷丝显然很感谢他来解围。“她家里有人生病了。” 他说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挺遗憾。 “我给你倒点什么好吗，沃伦？” “不，谢谢了。再见，格雷丝。”转身要走时，他发现在他心里，一些词正在自行组成，能够凑成最后一段冷淡的退场话。可是他还没到门口，阿尔弗雷德下班回来了，他露出尴尬的样子，他的前臂上打着厚厚的石膏，从肘部一直到骨折的手指尖，用一条棉布吊带吊着。 “天哪，”沃伦说，“看样子真的不舒服啊。” “哈，都会习惯的。”阿尔弗雷德说，“跟别的事情一样。” “知道他断了多少根骨头吗，沃伦？”格雷丝问，几乎像是在吹嘘。“三根，三根骨头。” “哇，可是你的手成了这样，还怎么干活呢？” “哦，这个嘛，”阿尔弗雷德脸上挤出一丝自嘲的微笑。“他们只派给我轻松的活。” 在门口，沃伦手握着门把手要走时，又转过身说：“告诉克丽斯汀我来过了，格雷丝，好吗？你也可以告诉她我对你说的苏格兰那边的事，一个字儿都不相信。噢，要是她想打电话给我，告诉她别麻烦了。再见。” 坐车回家时，他一再跟自己说可以放心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听到克丽斯汀会对他说什么。他也许希望过会有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局，不过也许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让人满意的结局。他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越想越得意：“要是她想打电话给我，告诉她别麻烦了。”在那种情形下，是以完全正确的方式，传递了正确的信息。 那天晚上很晚时候，电话响到第二声，几乎可以肯定朱迪思当时在睡觉，沃伦一跳而起，在朱迪思被吵醒前拿起了电话。 “听着，”克丽斯汀说，她的声音完全没什么温情，甚至没有起码的礼貌，就像一部破案电影里的告密者说话那样。“我给你打电话，只是有件事情你应该知道。阿尔弗雷德生你的气，我是说很生气。” “是吗？为什么？” 他几乎能看到她眯起眼睛，绷起了嘴唇。“因为你说他老婆是骗子。” “哦，好了吧，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的话？好吧，走着瞧吧。我是为你好才告诉你。如果像阿尔弗雷德那样的男的觉得他老婆受到了侮辱，那就麻烦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那个家里的男人应该在家——沃伦花了快一上午时间，才决定他最好去跟他谈谈。这样做好像没道理，他害怕见到克丽斯汀；不过呢，一旦做完这件事，他就可以把一切都置之脑后。 可是他不用走近那座房子。转过街角，走到最后一个街区时，他碰到了阿尔弗雷德和六个孩子走在街上，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是星期天要去哪儿，也许去动物园。看样子简很高兴看到他：她抓着阿尔弗雷德那只没受伤的手，她非洲人式的头发上，扎了个鲜艳的粉红色蝴蝶结。“嗨，沃伦。”她说，那几个年龄更小的小孩停下来围了一圈。 “嗨，简，你打扮得真漂亮。”说完他对那个男人说，“阿尔弗雷德，我想我该向你道个歉。” “道歉？干吗？” “嗯，克丽斯汀说我跟格雷丝说的话让你生气了。” 阿尔弗雷德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似乎在考虑太复杂、太微妙，怎样都理不清楚的问题。“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根本没这回事。” “那好吧，好吧，可是我想跟你说我没有什么——你知道的。” 阿尔弗雷德做了个小小的鬼脸，把他打石膏的胳膊调整了一下吊带位置。“给你提个建议啊，沃伦，”他说，“千万别太相信女人的话。”他像个老熟人一样，挤了一下眼睛。 克丽斯汀再打电话给他时，语气又是像女孩那样热情洋溢，似乎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过任何问题——可是沃伦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变化的原因何在，也永远不需要衡量这种变化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 “亲爱的，听着，”她说，“我想到现在，家里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是说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什么的——所以如果你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或者无论你什么时候能过来，我们都可以好好地——” “哎，等一会儿。”他告诉她，“你听我说一分钟话好吗，宝贝——哦，对了，我想我们该别说‘亲爱的’和‘宝贝’那些词儿了，你不觉得吗？听我说。” 他站起来以强调语气，不再让步，他说最后几句话时，电话线绷紧缠到了衬衫上，他空出来的那只手攥成拳头，有节奏地在空中挥动，就像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神情激昂的讲话者那样。 “听我说。我想跟阿尔弗雷德道歉，他根本他妈的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根本他妈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明白我的话吗？好吧，这是一件事，另外，我也受够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克丽斯汀，你明白我的话吗？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好吧，亲爱的。”她说得又快又温顺，她挂电话的声音几乎让沃伦没听清楚她说什么。 他仍然紧抓电话贴在脸前，呼哧呼哧的，这时他听到楼上朱迪思的电话听筒放回话机上的声音，缓慢而小心。 嗯，没关系，谁在乎？他走到装了满满一箱书的纸板箱前，狠狠踢了一脚，让箱子滑开三四英尺，腾起一片颤颤的尘雾；然后他眼睛扫了一圈，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可踢或者用拳头砸，或者打碎、打破，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又走回原来的地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颠了两下，一只手的拳头抵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好吧，好吧，嗯，去他妈的。那又怎么样？谁在乎？ 过了一会儿，随着他的心跳缓下来，他发现自己所想的，只是克丽斯汀的声音随着“好吧，亲爱的”响了一下就归于空寂。从来就没什么好害怕的。这么久以来，如果他以前跟她说话严厉点，她会立刻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好吧，亲爱的”——也许甚至还带着亲切和退缩的笑容。毕竟，她只是个愚蠢的伦敦街头妓女而已。 几天后，他妻子写来的一封信改变了一切。自从她回到纽约后，她大约每星期寄来一封匆匆写就的语气温和的信，用打字机打在漂亮的信纸上，是她找到工作的那间商业公司里的。但这封信是手写的，写在柔软的蓝色信纸上，处处看得出是精心写成。信上说她爱他，很想念他，想让他回家——不过马上又说，选择权完全在他。 “……回想起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问题更多出在我身上，而不是在你身上。我经常错误地把你的温柔当成软弱——那肯定是我所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想到这里就让我感觉痛苦之极，可是还有很多别的……” 她不改本色地用了一大段来写房地产方面的事。纽约的公寓荒很严重，她解释道，可是她已经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在一个邻近地方都不错的地方二楼的三个房间，租金惊人地…… 他很快地看了有关租金、租约、房间大小和窗户的那部分，他多看了两遍她那封信的结尾。 “如果你想提前回国，富布赖特项目的人不会反对，对吧？哦，我真的希望你会——希望你想回来，我是说。凯西老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老是说：‘快了。’” “我要坦白一件很糟糕的事。”那天下午在朱迪思的客厅里用茶点时，她说，“前不久有天晚上，我听了你在电话上说话——然后当然，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在你之前放下了电话，所以你肯定知道我在听。我抱歉极了，沃伦。” “哦，”他说，“嗯，没关系的。” “对，我想也是，真的。如果我们住得这么近，我想总会有这种侵犯个人隐私的小事情，要是我真的想让你知道我——嗯，没关系，你知道的。”过了一会儿，她淘气地、取笑般地看了他一眼。“我以前没想到你会发这么大的火，沃伦，那么严厉，声音那么大，那么说一不二。不过我得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女孩的声音，她听着有点俗气。” “是啊，嗯，那件事说来话长。”他意识到自己的脸红了，就低头看着自己的茶杯，直到他觉得可以再次抬眼看，就换了个话题。“朱迪思，我想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卡罗尔已经给我们在纽约找到一个地方住，所以等我——” “哦，那么说你们是解决了。”朱迪思说，“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解决什么？” “让你们都这么痛苦的什么事呀。哦，我真高兴，你没有真的以为我相信了什么家里有人生病的胡话，对吧？有没有哪个年轻的妻子会为了那种原因，就独自漂洋过海？卡罗尔以为我信了，我当时甚至还有点不高兴。我一直想说，哦，跟我说说吧，亲爱的，跟我说说吧。因为你知道，人一老，沃伦——”她眼里涌出了泪水，她用手擦却擦不干净。“人一老，你很想让你爱的人过得幸福。” 沃伦启航前的一天夜里，行李都已经收拾好，地下室干净得像是花了一天时间擦洗后的结果。他开始完成最后一件任务，即把书桌收拾好。大部分书都可以扔掉，需要的文件全都可以一起放进行李箱里的最后一点地方——天哪，他就要离开这儿了；哦，天哪，他要回家了——可是他拿起最后一把东西时，露出了那个纸板做的小音乐盒。 他不急不躁地把音乐盒慢慢倒着演奏，似乎想让自己永远记住这首声音细细的、旋律忧郁的乐曲，他由着它唤起了一幅情景——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喃喃地说：“哦，我爱你。”因为他人过得幸福。”也想把这记住，然后他松开手，让音乐盒掉进垃圾堆。 ***选自理查德·耶茨短篇集《恋爱中的骗子》（LiarsinLove）

哦，约瑟夫，我很累 
理查德·耶茨著 孙仲旭译 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上候任总统时，美国各地肯定都有雕塑家想直接以他为模特塑头像，可是我妈妈有门路。她在我们所住的格林尼治村庭院这里最好的朋友及邻居中，有一位叫霍华德·惠特曼，他最近丢掉了在《纽约邮报》的记者工作，霍华德以前有个同事现在受雇于罗斯福在纽约总部的媒体部门，那会让我妈妈容易进去——要么按照她的话，是打进去——之后的事她可以解决，她有信心。那段时间，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信心，但是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一迫切需要，即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认可。 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离婚后开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为罗斯福塑像之前，她擅长的是“花园人物”——一个真人大小的男孩，腿在膝盖处变成山羊腿，另外是一个男孩跪在蕨丛中吹排萧；还有小女孩，要么在有举起的手臂上吊着一串串雏菊，要么走在一只展翅的鹅旁边。这些想象出来的孩子——用石膏做的，漆成绿色，以模仿经过风吹日晒的铜质——搁在自制的木座上，放在她的工作间里的这儿那儿，中间留了放雕塑工作台的地方，上面放着她正在用粘土雕塑的不管什么作品。 她的想法，是会有很多有钱人——全都品味高雅，有贵族气——很快就会发现她，会想用她的雕塑作品来装点他们的园林式花园，想跟她做终生不渝的朋友。另外，她成为给候任总统塑像的第一位女雕塑家，在全国得到一点小小的宣传，当然不会有损她的职业。 另外，别的方面且不说，她有个不错的工作间。事实上，她这辈子后来用过的工作间中，就数这间最好。有六到八座老房子对着我们这一边的庭院，背对贝德福街，我们家的房子很可能是这一排的样板房，因为它的一楼靠前面的房间有两层楼高。走下几级砖台阶到了高高的前窗及前门，然后就进了又高又阔、十分亮堂的工作间。它大得也能当客厅，跟那些绿色的花园孩子一起放在这儿的，还有我们和我爸爸在郊区镇——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住过的那座房子（我就出生在那儿）里的家具。工作间的远端接着一个二楼阳台，两个小房间和一个小浴室被挤在楼上；阳台下方的一楼到了贝德福街边上，这套公寓里，只有那部分有可能让你知道我们没多少钱。天花板很低，里面总是黑乎乎的；小小的窗户对着街边栅栏的下方位置，而在那块街边凹处，散布着厚厚的垃圾。我们那间蟑螂肆虐的厨房里，勉强够地方安装了从来没有干净过的炉子、水池一体设施，还有一个褐色的木壳冰箱——里面盛着黑乎乎的一直在融化的大冰块；剩下就是我们的吃饭地方，甚至以前在哈斯廷斯家里的吃饭地方放过的餐桌也无法让那里增色，尽管那张桌子挺大。但是我们的宏伟牌收音机也在，把那里变成一个我和我姐姐伊迪丝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们喜欢收听下午晚些时候的儿童节目。 有一天，我们刚刚关了收音机走进工作间，就发现我们的妈妈正在跟霍华德·惠特曼商量给罗斯福塑像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们打岔问了太多问题，因为她说：“伊迪丝？比利？够了，晚一点我会跟你们都说说的。去花园里玩吧。” 她总是把庭院叫作“花园”，但是那里除了几棵市政种的矮小的树和巴掌大的一片草地，就别无他物，那块草地也从来没机会扩大范围，大部分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土地，只是这儿那儿被砖铺地隔开，砖铺地上洒落了少许烟灰，还散布着猫狗的粪便。庭院可能有六到八座房子长，但只有两座房子那么宽，让这里显得被包围着，感觉没什么劲儿；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一座破损的大理石制喷泉，比鸟澡盆（*置于庭院，盛满水供小鸟戏水或饮水的盆形装饰物。）大不了多少，离我家房子近。这个喷泉本来的设计，是流水从上面一层均匀地叮叮咚咚洒进下方的水池，但是岁月让它变得不平整，只是从上面一层边缘保持干净的约一英寸宽地方，水像条绳子一样流下来。下方的水池深得可以让你在哪天炎热时，把脚浸到里面，但是那也没有什么好玩，因为大理石的水下部分蒙上了一层褐色的脏东西。 我们在那里住的两年中，我和姐姐每天都在庭院里找事情做，但那只是因为伊迪丝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给罗斯福做头像的当时，她十一岁，我七岁。 “爸爸？”有天下午在我们爸爸位于上城的办公室里，她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妈咪在给罗斯福总统塑头像？” “哦？”他当时正在翻他的办公桌，想找到他说我们可能会喜欢的什么东西。 “她要在纽约这儿给他量尺寸。”伊迪丝说，“就职典礼之后，到那时塑像就会完成了，她会带头像去华盛顿，在白宫交给他。”伊迪丝经常跟我们的父母之一说另一位的什么光彩事，这是为了让他们复合，她长期而无望的努力中的一部分。好几年前，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从来没能从他们分手给她造成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永远不会。她说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住的那段时候，一直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那让我感到嫉妒，因为我对那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嗯，”我爸爸说，“那可真是了不起，对吧。”这时他在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想找的，他说：“找到了。你们喜欢吗？”那是两张又薄又脆的纸，上面有齿孔，看着像是两版邮票。每张贴纸上面有个标志，一个颜色煞白的灯泡，黄色背景，还有字：“更亮。” 我爸爸的办公室，是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很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是名为麦芝达灯泡部的区域销售副经理——那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是足以让他在情况好的时候，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这样的镇上租房住。我们跟他说那些贴纸挺漂亮——的确是——但又对可以怎么玩提出了疑问。 “哦，只是装饰用的，”他说，“我想着你们可以贴到你们的课本上，要么——你们知道——想贴哪儿都行。准备好走了吗？”他把两张贴纸小心折好放进他里面的口袋，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在从地铁出口去庭院的路上，到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是会经过一块空地，有些男的挤在一起，围在用烂水果箱和垃圾生起的一堆火旁边。火势不大，有几个人在用做衣服架的铁丝吊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看，”第一次经过时，爸爸说过，“那些都是失业的人，他们吃不饱肚子。”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个好人吗？” “我当然这样认为。” “你觉得所有的民主党员都是好人吗？” “嗯，绝大多数是，没错。”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爸爸有好多年都会参加本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为他的几个民主党朋友服务过——那些人，我妈妈形容他们是塔马尼大厦来的要命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帮忙在市内各地开办麦芝达电灯分销店。他很喜欢他们的社交聚会，这种聚会上，他总是被邀请唱歌。 “嗯，当然，你太小了，不记得爸爸唱歌。”爸爸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跟我说。 “不，我不小，我记得。” “可我是说真正记得。”她说，“他的男高音最漂亮了。记得《丹尼男孩》吗？” “当然。” “啊，天哪，唱得可真出色。”她说，同时闭上了眼睛。“那真的是——真的不简单。” 我们那天下午回到庭院走进工作间时，我和伊迪丝看我们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们总是盯着看，希望他们也许聊起天来，然后一起坐下来，发现可以开心一笑的什么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那样过。比起平时，那天的可能性甚至更小，因为我妈妈有位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伯特的女的，是她在庭院这边最好的朋友，她跟我爸爸有点热情洋溢地打招呼，有点假，也有点调情的味道。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他又转而对他的前妻说，“海伦？我听说你准备给罗斯福塑座胸像？” “嗯，不是胸像，”她说，“是座头像。我觉得如果我在脖子位置截断，效果会更好。” “嗯，好，挺好的。祝你好运。那好吧。”他专心看着伊迪丝和我。“好吧，再见了。拥抱一下好吗？”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行使探视权中的高xdx潮时刻。我们一轮一个给一把搂过去，紧紧地贴着，闻得到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他的下巴涩拉拉的，却感觉温暖，摩擦着我们一侧的脸颊，他在靠近耳朵那里湿湿地很快一吻，然后就放开我们。 他几乎走出了庭院，几乎到了街上，这时我和伊迪丝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 他停下来转过身，那时，我们才看到他在哭。他想掩饰——他的脸几乎扭到了腋窝那儿，似乎那样有助于在他的里面口袋找——但是根本无法遮住那张可怕的肿胀而又刻着皱纹的脸，上面满是泪水。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着我们微笑了一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说服力的微笑。如果我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聊天——我们再次跟他拥抱——那样会挺好的，但是我们太尴尬了，没有那样做。我们接过贴纸就跑回家，也没有回头看。 “哦，你难道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伯特在说，“跟他见面、说话什么的，在那么多记者面前？” “嗯，当然激动。”我妈妈说，“可重要的是量好尺寸，我希望不会有很多摄影记者和那么多破打扰。” 斯隆·卡伯特比我妈妈小几岁，特别漂亮，长得就像当时我想被称为装饰派艺术的插图上画的那种：黑色直发刘海，大眼睛，大嘴巴。她也是离了婚的母亲，不过她的前夫很多年前就找不到影子了，提到他时，总是称为“那个杂种”或者“那个狗娘养的胆小鬼”。她只有一个孩子，男孩，跟伊迪丝同龄，名叫约翰，我和伊迪丝都特别喜欢他。 我们搬到庭院这里后没过几天，我妈妈就跟斯隆·卡伯特认识了，在我妈妈帮忙解决了约翰的上学问题后，两人的友谊就牢不可破了。我妈妈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认识一家人，他们愿意通过让人寄宿来挣点钱，约翰就去那儿住，在那儿上学，周末才回来。那样安排，超出了斯隆能够轻松供得起的程度，但是她设法应付过来了，她对我妈妈一直感激不尽。 斯隆在华尔街那边上班，当私人秘书。她说过很多次她讨厌自己的工作还有老板，但好的一点，是她的老板经常去外地，一去很久，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为电台写剧本。 她跟我妈妈透露过她的姓和名都是她自己另起的：“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孤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 “哦，海伦，”她说，“这对你可是件大好事啊。要是你得到了宣传——要是报纸上登了，还有新闻记录片——你会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 我妈妈第一次去见了候任总统后到家那天，五六个人聚集到她的工作间里。 “谁给我倒杯酒好吗？”她问，一边装作无助的样子看来看去。“然后我就跟你们全讲讲。” 她手里拿着酒，眼晴瞪得像个小孩的那样大，她跟我们说门开了，两个大块头男的是怎样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男的，”她强调道，“年轻、强壮的男的，搀着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霍华德·惠特说，他显得不自在。“他残废了他也没办法啊，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那有多么难看。”那似乎有一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为美这方面是位权威人士——在一个小男孩该怎样跪在蕨丛中吹排萧上——那么她当然已经获得了在何为难看一事上的权威资格。 “不管怎么样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她又说，“他们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脸上的汗珠大部分都擦掉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起话来，那些话我听不懂。最后他转过脸看我，带着他那种笑容。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样的微笑。他的眼神根本没变，但是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好像让木偶线往上扯着。那样的微笑能吓坏人，会让你想：这个人有可能危险，有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聊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了，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了胡佛总统的票。’他说：‘那你来干吗？’类似这样的话，我说：‘因为你有颗有趣的脑袋。’他又对我露出微笑，说：“有趣在哪儿？’我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到那时，她肯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记，摄影记者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的报纸上，很可能会读到这样的标题： 女雕塑家打趣F.D.R.头上长包 她跟他寒喧几句后，就开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在我为她那些树林里的小仙童充当模特时，裹着粘土的卡尺上凉凉的、颤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挠又捅。 但是在她测量和记录所测尺寸时，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她紧张地说了几句话并道谢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长脖子的无助的人们中间，他们还不能进去。这次肯定让她很失望，我想象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盘算怎样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讲述，以弥补她的失望之情。 “海伦？”别的访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华德·惠特曼问，“你干吗要跟他说你没投他的票？” “嗯，因为那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你也知道。” 她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个铺主的女儿；很可能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听别人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干净的标志。也许她已经降低了她关于受人尊敬的标准，也许甚至对穿着干净也无所谓了，但是“忠诚的共和党员”还是值得守着不放，在她为推销花园塑像而跟顾客见面时也许有用，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会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几乎肯定会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共和党员。 “我崇尚贵族！”她经常会大声说，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她的客人在讨论共产主义时低沉的聊天声，那些人很少会注意到她。他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举办的派对上，酒可以畅开喝，而且就凭她令人感动地急于取悦人这一点，她就称得上是个热情的主人；但是只要聊到政治，她就像是个尖声尖气、让人着急的小孩。她崇尚贵族。 她也崇尚上帝，要么至少在圣路加国教派教堂的仪式上是那样，她每年去那间教堂一两次。她还崇尚埃里克·尼科尔森，他是个长相英俊的中年英国人，当时是她的情人。他在一家英国连锁铸造厂的美国分厂做什么事：他的公司用铜和铅铸造装饰性的物件。整个东部的大学及高中的建筑上的圆屋顶，都铎风格房子的铅窗，如在斯卡斯德尔、布朗克斯维尔等地——这些是埃里克·尼科尔森的公司的部分成绩。谈到自己的生意时，他总是自嘲，但又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而红光满面。 我妈妈之前一年认识了他，当时她在找人帮忙把她的一个花园塑像铸成铜的，准备放到某个花园塑像陈列室寄售——但一直没能卖掉。埃里克·尼科尔森说服她铅几乎跟铜一样好，而且便宜得多；后来他邀请她共进晚餐，那个晚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尼科尔森先生很少跟我和我姐姐说话，我想我们都怕他，但是他送给我们很多礼物。一开始主要是书——一本《笨拙》杂志漫画集，狄更斯文集中的几本，一本名为《都铎时代的英格兰》的书，里面有蒙了层薄纸的彩色插图，伊迪丝喜欢。但是在1933年夏天时，当时我爸爸安排我们和妈妈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湖那里过上两个星期，尼科尔森先生送了很多体育用品当礼物。他送给伊迪丝一根钢制钓鱼杆，上面有个螺旋轮，我们没有谁能弄明白是怎么用的，即使我们都已经知道怎样钓鱼；一个柳条编的鱼篓，用来装鱼，只是伊迪丝后来一条也没钓到过；还有一把她可以挎在腰间的带刀鞘的猎刀。他送给我一把小斧头，斧头的头装在一个皮套里，可以绑在腰带上——我想这是为了煮鱼需要砍柴火时用——还有一个用着不方便的鱼网，有一个把手，可以挂在橡皮肩带上，以防叫我趟水过去帮伊迪丝把一条难以对付的鱼舀上来。在那个新泽西的村子里无事可做，除了去散步或者我妈妈所称的挺好的远足；每天，我们脚步沉重地在阳光下走过里面有昆虫鸣叫的野草中时，把整套无用的装备全都披挂上。 也是在那年夏天，尼科尔森先生为我订了三年的《田野与溪流》杂志，我想在他所送的礼物中，那本深奥的杂志最不合适，因为它一直邮寄过来，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化了之后很久很久还是：在我们搬出纽约搬到斯卡斯德尔——尼科尔森先生在那儿找了幢租金低廉的房子，在他毫无预兆地把我妈妈抛弃到那座房子里之后（他回到了英国，回到他妻子身边，他一直没有真的跟她离婚）。 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我想回头说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到就职的那段期间，当时他的头像在我妈妈的雕塑台上慢慢成型。 她原来的计划是做成实体大小，要么更大，但是尼科尔森先生劝她在铸造时为了省钱，做得小一点，所以她塑得只有六七英寸高。他也说服了她——是他认识她后的第二次——铅几乎跟铜一样好。 她一直说他完全不介意我和伊迪丝去看她工作，可是我们一直不是很想去看；这次则更有意思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她从很多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中筛选，直到她找到一张，能帮助她塑造出脸颊或者眉毛的微妙之处。 但是我们多数时间都在上学。就算约翰·卡伯特去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上学——伊迪丝总是对那向往——可是我们有件事情，就连伊迪丝也承认只是比那差一点：我们在自己的睡房里上学。 之前一年，我妈妈把我们都送到街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但是等到我们回家头上长了虱子时，她开始后悔了。然后有一天，伊迪丝因为被指控偷了一个男生的外套而回到家里时，那可是太过份了，我妈妈让我们都退了学，以此挑战学校里不负责任的主管。她恳求我爸爸帮她支付上私立学校的费用，他拒绝了。她所付的房租和积起的账单，已经让他负担的远远超过了离婚协议所规定的，他已经背了债，毫无疑问，她也肯定明白他有份工作就算走运了。她究竟能不能学会适可而止？ 是霍华德·惠特曼想到了解决办法。他知道有种不算贵而且完全合格的函授服务，名叫卡尔弗特学校，本意主要是提供给那些有残疾孩子的家庭。卡尔弗特学校每星期提供书本、资料以及学习计划；她只需要找个人在家里执行学习计划，当家庭教师。像巴特·凯姆彭这样的人，是做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 “那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她问，“那个荷兰还是哪儿来的犹太小伙子？” “他的教育程度很高，海伦。”霍华德告诉她，“他的英语说得流利，他会尽心尽力的，而且他当然也需要挣这点钱。” 听说巴特·凯姆彭要当我们的家庭教师，我们都挺高兴。在庭院这里的大人中，我们最喜欢的人除了霍华德·惠特曼，大概就数巴特了。他二十八岁左右，年轻得在小孩儿取笑他时，他的耳朵还会红；我们在有一两次取笑他的袜子不配对时，发现了这一点。他个子高，但是很瘦，总是一副受惊的样子，除了他放松得能够微笑的时候。他是个小提琴手，是个荷兰犹太人，之前一年移民过来，他希望加入一家交响乐团，最终能开始自己的音乐会生涯。但是没有哪家交响乐团请他，小一点的管弦乐团也没有，所以巴特已经失业很久。他独自住在第七大道上的一个单间里，离庭院不远，喜欢他的人经常担心他也许吃不饱肚子。他有两套套装，都是一个款式，肯定当时荷兰流行那种款式：肩膀那里硬硬的，垫得很厚，腰部掐进去一点；这两套衣服要是给身上多长点肉的人穿，大概会更好看一点。巴特穿衬衫时，袖口卷着，他汗毛浓重的手腕和小臂比你料想的还要瘦弱，但是他的手长得修长而有力，足以让人想到他在拉小提琴上有一手。 “我就全交给你了，巴特。”他问我妈妈对辅导我们有什么指示时，我妈妈说，“我知道你能在他们身上教出奇迹。” 一张小桌子给搬进了我们的睡房，放在窗户下方，旁边放了三张椅子，巴特坐中间那张，好让他把时间平均摊到我和伊迪丝身上。每星期，卡尔弗特学校把一个干净的沉甸甸的大牛皮纸袋寄来，巴特把里面引人入胜的内容倒在桌子上时，就好像是准备玩一种游戏。 那年伊迪丝上五年级——她的那部分桌子那儿，提到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英语、历史和社会学科——我还在上一年级。我的上午，都是让巴特指点怎样在学习上起步。 “别着急，比利。”他会说，“你别不耐烦学。等你一旦明白了，就会看出有多么容易，然后就会准备好下一步学习了。” 每天上午十一点时，我们都会休息一下。我们下楼，去庭院里有点草的那片地方。巴特会小心地把他叠好的外套放在边上，卷起衬衫袖口，显得准备好让我们如他所说的坐飞机。他轮流抓住我们的一只手腕和脚踝，然后把我们抡得离地，以他自己为中心，抡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们荡在空中，眼前模糊一团，庭院、楼房、市里和全世界都分辨不清。 坐完飞机后，我们会急忙走下台阶，走进工作间，在那儿，我们经常会发现我妈妈已经放了个托盘，上面有三个高杯子，里面是放凉了的阿华田饮料，有时旁边还有饼干，有时没有。我有次听到我妈妈跟卡伯特说他想那杯阿华田肯定是巴特当天第一次的营养品——我觉得她很可能说对了，单单从巴特的手颤抖着伸向他那杯就能看出。有时我妈妈忘了准备好那个托盘，我们就会拥进厨房，自己做好饮料；现在我每次在杂货店的货架上看到一罐阿华田，还是都会想起那段时候。然后又上楼继续上课。那一年里，巴特·凯姆彭对我又哄又鼓励，跟我说别着急，他教会了我认字。 那是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我会从我妈妈的书架上抽本书出来——大部分都是尼科尔森先生送的礼物——大声读书，把那些句子读得支离破碎，我想让她对我刮目相看。 “真棒，亲爱的。”她会说，“你真的识字了，对吧。” 很快，我的卡尔弗特版一年级读本的每一页上，都有了个黄白两色的“更亮”贴纸，以证明我已经掌握了那一页，我的算术书上贴纸数量增长得慢一点。还有些别的贴纸贴在我这边桌子旁边的墙上，贴成黄白两色的小小一列，上面有拇指弄脏的痕迹，这一列高到我伸手能够到的那样高。 “你不应该把贴纸贴到墙上。”伊迪丝说。 “怎么了？” “嗯，因为不容易揭下来。” “谁要揭下来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个既用作学习，又用作睡觉的小房间比我们家任何别的部分都记得更清楚。大概应该有谁来告诉我妈妈像女孩和男孩长到像我们这样大，应该分开住了，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小床摆得脚对脚贴着墙，只够地方过去到上课的那张桌子前，我们夜里躺着等待入睡时，有过几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伊迪丝跟我说市里声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说，“就像刚才响的警报声或者小汽车砰砰响的关车门声，或者街上的笑声、叫声，那些只是很近的东西。我是说别的。因为你知道，纽约有成百万的人——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做着能发出声音的事情。也许聊天，也许开收音机，也许关门，也许把叉子放到盘子上，要么如果是上床睡觉，把一只鞋子脱到地板上——因为有很多人，那些细小的声音汇到一起，变成一种嗡嗡声，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偶尔能。我每天晚上都听，但我只是偶尔能，别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们现在别说话，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我很努力地去听，也闭上了眼睛，似乎那样有用，嘴巴也张着，来把我的呼吸声音降到最弱，但是到最后，我不得不跟她说我听不到。“你呢？”我问。 “哦，我听到了。”她说，“只听到了几秒钟。但是我听到了。你继续努力的话，你也会听到。这件事值得等。等你听到了，你听到的就是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我们一星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约翰·卡伯特会从哈斯廷斯那边回来。他浑身洋溢着健康和正常的感觉，把郊区的新鲜气息带进我们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他在时，甚至把他妈妈的小公寓也变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是他去世界上精神奋发地闯荡的间隙，回来休息的地方。他订阅《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两种杂志，在我眼里，家里有这两样杂志很棒，就算只是因为插图的缘故。约翰就像杂志上画的那些男孩一样，穿得威风凛凛：灯芯绒短裤，带罗纹的袜子拉过了他结实的小腿肚。他把哈斯廷斯中学的橄榄球队挂在嘴边，他准备一旦够岁数，就会去参加选拔。他还把他在哈斯廷斯的朋友挂在嘴边，慢慢地，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和性格几乎熟悉得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约翰还教我们带劲儿的说法，比如“有啥关系？”，而不说“有什么关系？”在琢磨出去庭院里的新玩法时，他甚至比伊迪丝还强。 当时，伍尔沃斯商店里卖金鱼，一条一角钱或者一角五，有一天，我们买了三条放在喷泉那里。我们往水上洒伍尔沃斯商店卖的颗粒鱼食，多得那三条鱼绝对不可能吃那么多。我们用自己的名字给它们起名字：“约翰”，“伊迪丝”和“比利”。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在巴特来上课之前，我和伊迪丝都会跑到喷泉那边，确认它们还活着，看它们吃的够不够，也观看它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利长大了很多？”伊迪丝问我，“他的个头真大，现在几乎跟约翰和伊迪丝一样大，他很可能会长得超过那两条。” 有次周末，约翰在家时，他要我们看鱼转身和游得有多快。“它们比人的反应还快。”他解释道，“在看到水里有个影子或者任何看上去像是有危险的东西时，它们躲开得比你眨眼的速度还要快。看。”他把一只手浸到水里，去抓那条名叫伊迪丝的鱼，可是她躲开逃掉了。“看到了吗？”他问，“那速度怎么样？知道吗？我敢打赌你可以用箭射，它们还是能及时逃掉。等一下。”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跑回她妈妈的公寓拿了把漂亮的弓和箭回来了，那是他在夏令营里做的（每年都去夏令营，这是有关约翰的另外一样让人羡慕的事）；然后他跪在喷泉边，动作就像是一个标准的射箭手，他用一只有力的手稳稳地握着弓，另一只手捏着带羽毛的箭尾绷在弦上。他瞄准那条名叫“比利”的鱼。“哎，这只箭的速度，”他说，他的声音因为用力而弱了一点。“很可能比一辆时速八十迈的小汽车还要快，很可能更像一架飞机，要么也许比那还快。好吧，看。” 那条鱼名叫比利的鱼突然死了，浮上水面，体侧刺着那根箭，刺到箭杆的四分之一位置，一部分粉红色内脏附在上面。 我岁数大得不能再哭了，但心里充满了震惊、愤怒和伤心，我从喷泉那边跑开，不管不顾地往家里跑。半路，我遇到了我妈妈，她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新外套和裙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她紧紧挽着尼科尔森先生的胳膊。他们或者正要出去，或者正要回家——我无所谓——尼科尔森先生对我皱起了眉头（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在英国，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去上寄宿学校），但是我也无所谓。我把头埋到她腰间，在感觉她的手在抚摸着我背部后过了很久才不哭了，是在她安慰我说买金鱼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会再有一条，还说约翰做了那件没脑子的事感到后悔之后。我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哭泣是一种快乐——发现如果你的头埋在你妈妈的腰间，她的手搭在你的背部，如果她刚好穿了干净的衣服，哭泣有可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 还有别的快乐。那年在我们家，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要么至少一开始挺愉快。我爸爸去了，那让尼尔科森先生不得不回避。看到我爸爸在我妈妈的朋友中间有多么放松挺好的。他腼腆，可是他们好像喜欢他。他跟巴特·凯姆彭特别谈得来。 霍华德·惠特曼的女儿从塔里顿那边过来跟他一起过节，她叫莫莉，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还有别的几个小孩在，我们认识，但很少见面。那天晚上约翰穿一件黑色外套，打着领带，显得很成熟，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岁数最大的男孩，身负社交责任。 过了一会儿，也没有事先计划过，一群人就三三两两地进了餐厅里的那片地方，上演了一场即兴性的杂耍节目。是霍华德先开始的：他从我妈妈的雕塑台那边搬来了高凳子，让他女儿面对观众坐下。他把一个牛皮纸袋的开口又往下折了两三次，戴到他女儿的头上；然后他把自己套装的上衣脱下，后摆在前，披在她身上，衣服围着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身后，蹲得让人看不到，然后把他的手从那件上衣的袖筒里往外伸，露出来后，看着就像是她的。光是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头上戴着纸帽子的小女孩，用一双很大、很爱表现的手做手势，就足以让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双大手擦擦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发抿到耳后，然后巧妙地用拇指按着鼻子，给我们做了个嘲笑的动作。 接下来上场的是斯隆·卡伯特。她在凳子上坐得很直，鞋根卡在横档上，效果最好地展现了她漂亮的腿，但是她的第一个节目没有成功。 “嗯，”她开始了，“我今天在上班呢——你们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四十楼——我打字时，打着打着扫了一眼，看到一个大个子老头儿可以说蹲在窗户外面，他长着白胡子，穿了一件滑稽的红衣服。我就跑过去把窗户打开了，我说：‘你没事吧？’嗯，那是圣诞老人，他说：‘我当然没事，我习惯了在高处。听着，小姐，你能告诉我怎么去贝德福街七十五号吗’” 下面还有，可是我们露出尴尬的表情，肯定让她看出来我们知道她在居高临下跟我们讲故事；她一想到怎样快点讲完故事，就快快讲完了。然后，在沉思了一阵子后，她又试着讲别的，结果这次效果好很多。 “孩子们，你们听过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吗？”她问，“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她就开始讲了，用的是那种压低的、具有戏剧感的声音，她肯定希望在她较为严肃的广播剧中，讲述者有可能使用那种声音。 “……他们还有几英里才能赶到伯利恒，”她说，“那是个寒冷的夜晚。这时，玛丽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因为一位天使已经跟她说过，她甚至知道她的孩子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可她只是个年轻的女孩”——讲到这里，斯隆的眼里闪着光，似乎泪水正在涌上来——“而且赶路让她累坏了。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这个故事还讲了住旅店被拒、马厩、马槽、牲畜、三王到来等等，讲完后，我们鼓掌鼓了很久，因为斯隆讲得很精彩。 “爸爸？”伊迪丝问，“你会给我们唱歌吗？” “嗯，谢谢，亲爱的。”他说，“可是不了，我真的得有钢琴伴奏才可以。还是谢谢你。” 那天晚上压轴演出的是巴特·凯姆彭，大家要求之下，他推托不过，就回家取了小提琴。完全不出意料的，是发现他演奏得像是一位专业琴手，就像你很容易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开心之处，来自看那张瘦削的脸在提琴腮托上皱着眉头，除了关心拉得对不对，完全没有别的感情。我们都为他感到自豪。 我爸爸走后，许多别的大人陆陆续续来了，多数我都不认识，看样子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去过几场别的派对。当时已经很晚了，要么说是圣诞节早上很早的时候，我往厨房看，看到斯隆跟一个谢顶的男人站得很近，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他一只手颤颤地端着一杯酒，另一只手在慢慢抚摸她的肩膀；她似乎在往后缩着，靠着那个旧的木头冰箱。斯隆有种微笑的样子，就是在上下打量你时，让缕缕烟雾从她几乎闭着的唇间冒出来，当时她就是那样。接着那个男的把他那杯酒放到冰箱上面，把她搂了过去，我就看不到她的脸了。 还有个男的穿着弄皱了的褐色套装，不省人事地躺在餐厅里的地板上。我绕过他走进了工作间，里面有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那儿正哭得伤心，有三个人想要安慰她，却老是互相挡住道。接着我看到其中一个是巴特。我看到巴特比另外两位待得久，他让那个女孩向门口转过身，巴特搂着她，她把头搁在她肩膀上；他们就那样离开了我们家。 伊迪丝穿着弄皱了的礼服裙，样子无精打采。她当时躺在安乐椅上，那把安乐椅是我们家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时就有的。她的头往后仰着，两条腿都伸开搁在把手上。约翰盘腿坐在地板上，靠近她垂着的一条腿。他们似乎在聊俩个人都不感兴趣的什么事，等我也在地板上跟他们一块儿坐下来，聊天就完全停下了。 “比利，”伊迪丝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有啥关系？”我说。 “你几个钟头前就该睡觉了。走吧，我们上去吧。” “我不想。” “哼，”她说，“反正我要上去了。”她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开到了更多的人们那里。 约翰扭过脸看我，不满地眯着眼睛。“你知道吗？”他说，“她那样坐在椅子上，我什么都能看到。” “呃？” “我什么都能看到。我能看到那道缝，还有毛。她开始长毛了。” 我姐姐的这些方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在浴缸里或者在她换衣服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这样，我马上就意识到在约翰眼里，这件事情有多么不简单。要是他不好意思地微笑，我们就可以一起哈哈大笑，就是《男孩大道》杂志上普普通通的两个人，可是他脸上仍然带着轻蔑的表情。 “我看啊看啊，我得让她一直说话，好不让她想起来。我本来做得挺好的，直到你进来搞砸了。” 我应该道歉吗？那好像不合适，可是别的也好像都不合适。我只是看着地板。 我最后终于去睡觉时，几乎没时间去努力倾听市里难以捕捉的声音——我已经发现那是个不让自己去想其他事情的好办法——就在这时，我妈妈跌跌撞撞地进来了。她喝得太多，想躺下来，但她没去自己的房间，而是躺到我的床上。“哦。”她说，“哦，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那张小床不宽，根本没办法给她腾地方；接着她突然呕吐了，她一跳而起跑向浴室，我听到她在里面呕吐。我挪到了她躺过的那片地方时，我的脸马上往后缩，却还是不够快，碰到了她在她那侧枕头上留下的一大口黏黏的呕吐物。 那年冬天有一个月左右，我们没怎么见到斯隆，因为她说她在“写一个大东西，很大的东西”。写完后，她拿到了工作间，一副疲惫的样子，但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她腼腆地问可不可以大声读一下。 “太好了，”我妈妈说，“关于什么的？” “这一点最棒。是关于我们，我们全体人的。听吧。” 巴特那天不在，伊迪丝自己去庭院里玩了——她经常自个儿玩——所以听众只有我和我妈妈。我们坐在沙发上，斯隆自己把高凳子拉过来坐在上面，跟她那次讲伯利恒的故事时一样。 “格林尼治村这里，有个迷人的庭院，”她读道，“它只是一片窄窄的砖铺地和草地，位于各种不规则的很老的房子中间，但是让它迷人的，是在这儿或者在附近住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迷人的朋友圈。 “他们没有一个钱够花，有的还很穷，但是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也相信自己。 “有一位霍华德，他曾在一家大城市日报当一位一流的记者。大家都知道霍华德不久就会重新攀上新闻业的高峰，这段时间，他是庭院里睿智而幽默的哲人。 “有位巴特，他是个年轻的小提琴手，显然必定要作为一位演奏名家登上音乐会舞台。只是目前，为了活下去，别人请他吃午餐和晚餐时，他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 “还有位海伦，是位雕塑家，她迷人的作品有一天会装点美国最漂亮的花园，她的工作间，是这个圈子的人最喜欢的碰头地方。” 还有更多类似内容，介绍别的角色，到结尾时，她写到了小孩们，她形容我姐姐为“瘦高个儿，爱做梦的假小子”，那挺奇怪的——我从来没有觉得伊迪丝是那样——她称我为“一个眼神忧郁的七岁哲学家”，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读完前言后，她顿了一下，以取得戏剧效果，然后开始读这系列故事的第一集，要么我想是应该叫做“试播节目”。 那个故事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似乎主要是为了让每个角色都到麦克风前说几句——很快，我听着只是想看有没有给那个以我为原型的人安排什么台词。从某种方式上说，有的。她念到我的名字——“比利”——但她不是说话，而是把嘴巴弄成一连串难看的形状，并伴以一连串滑稽的短促声音，等到终于说话时，我都无所谓说的是什么了。我的确口吃得厉害——还要再过五六年，我才会克服这个毛病——但是我没想到谁会把这件事搬到电台上。 “哦，斯隆，写得好极了。”读完后，我妈妈说，“真让人兴奋啊。” 斯隆仔细把她的打字稿摞在一起，很可能她在秘书学校学会了那样做，她满脸通红，露出了自豪的微笑。“嗯，”她说，“大概还得加工加工，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份稿子很有潜力。” 我妈妈说：“现在的样子就称得上完美。” 斯隆把稿件寄给了一位电台制作人，那人把稿件退回来了，还附了封电台秘书打字的一封信，解释说她的稿子的吸引力太有限，不够商业，他说电台听众还没有准备好听一个有关格林尼治村生活的故事。 然后就到了三月，新总统向我们强调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不久以后，尼科尔森先生的铸造厂把他的头像用木头和细刨花包装后送来了。 头像还是挺像的。我妈妈捕捉到了那个著名的抬下巴动作——如果她没做到这一点，也许根本就不像——大家都跟她说塑得挺好。但是大家都没有提她原来的方案是对的，尼科尔森先生不应该插手：这个头像太小了，看上去缺乏英雄气概。要是能把里面掏空，并在顶上开道缝的话，也许当个存钱罐挺好。 铸造厂把铅抛光了，直到闪闪发光，最亮的地方几乎就像银制的。他们把头像安在一个黑色塑料做的结实的小底座上，送回来三件：一件去白宫呈交，一件用作展览，还多出来一件。但是多出来的那件不久掉到了地上，损坏严重——鼻子几乎陷进了下巴——要不是霍 华德·惠特曼说了句话让大家哈哈大笑，我妈妈本来有可能放声大哭，惠特曼说现在倒是很像副总统加纳尔。 霍华德在《纽约邮报》时的老朋友查理·海因斯现在在白宫当一名低等职员，他安排了上班时间的某天上午晚些时候去见总统。我妈妈安排斯隆那天晚上来跟我和伊迪丝住；然后她坐夜车去了华盛顿，用一个纸板箱带着那个雕塑，在华盛顿的一家廉价旅馆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她在一间人很多的接待室里见到了查理·海因斯，我想他们在那里扔掉了那个纸板箱。海因斯领着我妈妈去了椭圆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他跟她坐在一起，她把没有包装的头像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轮到他们时，他陪着她走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交接头像，过程并未持续很久，没有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 之后，查理·海因斯带她去吃午餐，很可能是他答应过霍华德·惠特曼会那样做。我想象那不会是间一流的餐馆，而更有可能是一家顾客很多的实惠餐馆，干活的新闻界人士爱去的那种，我还想象他们不知道聊些什么，直到他们聊起了霍华德，说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真是可惜了。 “对了，你认识惠特曼的朋友巴特·凯姆彭吗？”查理问，“那个年轻的荷兰人？拉小提琴的？” “对，当然了，”她说，“我认识巴特。” “嗯，天哪，他那件事可是皆大欢喜，对吧？你听说了吗？上一次我见到巴特，他说：‘查理，对我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她出钱让他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 我能想象当天下午她乘坐那趟开得又慢又久的火车回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肯定坐在那里直直地盯着前面，或者盯着那块肮脏的车窗的外面看，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脸庞一直是受伤后的虚弱样子。她跟富兰克林·D.罗斯福难得地打了次交道，却一无所获，不会有照片、采访或者专题文章刊登出来，不会有新闻记录片报导的激动时刻；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让她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 她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尔森的浪漫情事了，我想她也许甚至在当时就知道，那种关系也摇摇欲坠——她最后被抛弃，是在接下来的秋天里。 她当时四十一岁，即使是浪漫的人，也一定得承认到了这个年纪，青春已逝。对于度过的那些年，她什么都拿不出手，除了塞满无人问津的绿色石膏像的一个工作间。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 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所说的关于巴特·凯姆彭的话——哦，多么可恶；哦，多么可恶啊——羞辱感伴着火车发出的咔嗒声，以无情的节奏一波一波再次涌上她的心头。 她这次回家，表现出了勇气，不过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丝和我。斯隆已经让我们吃过饭，她说：“炉子里有一盘是留给你的，海伦。”但是我妈妈说她宁愿只是喝一杯酒。她当时刚开始跟酒精做长期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那天晚上，她决定喝一杯酒，不吃饭，她肯定是觉得那样更能给自己打气。接着，她跟我们说她那一趟华盛顿之行的“方方面面”，尽量让这一趟听着像是一次成功之行。她谈到真的走进白宫多么令人激动；她又讲了一篇罗斯福总统在收到那个头像时，跟她所说的不管什么三言两语、彬彬有礼的话。她还带回来了纪念品：给伊迪丝一把便签大小的白宫信纸，给我一把用得很旧的木头烟斗。她解释说她看到一个相貌堂堂的人在椭圆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抽那把烟斗，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很快在烟灰缸上磕空了烟斗，放在那儿就快步进去了。她一直等到确定没人看到她时，从烟灰缸上拿走那把烟斗装进了她的小包。“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她说，“他很可能是个内阁成员或者类似那样的。不管怎么样，我想你会很喜欢玩这个。”可是我没有，我用牙咬着太沉，吸的时候，味道难闻极了；另外，我老是在想那个人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发现烟斗不在时会怎样想。 过了一会儿，斯隆回家了，我妈妈独自坐在餐桌前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华德·惠特曼或者她别的朋友中的那位会也许会来串门，但是没人来。几乎快到我们上床睡觉时间时，她抬起眼说：“伊迪丝？跑去花园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巴特。” 巴特最近买了双橡胶底的亮棕色鞋子，我看到窗户外面，那双鞋子轻快地走下黑色的砖头台阶——他走得快活，脚步似乎几乎没怎么碰到每道台阶——然后我看到他微笑着进了工作间，伊迪丝在他身后关上门。“海伦！”他说，“你回来了！” 她承认自己回来了，然后从餐桌前站起来，慢慢走到他跟前，我和伊迪丝开始意识到我们即将看到一幕糟糕的情形。 “巴特，”她说，“我今天在华盛顿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午餐了。” “哦？“ “我们聊得很有意思。他好像跟你很熟啊。” “哦，也不算真的很熟；我们在霍华德家见过几次面，不过我们真的不是——” “他说你跟他说对你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出钱让你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别插话。” 但是显然巴特根本没想插话。他穿着不发出声音的鞋子，在从她跟前往后退，退得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园小孩。他的脸上显得受惊了，变得通红。 “我不是个有钱的女人，巴特。”她说，同时对他步步紧逼。“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我姐姐和我已经上了一半楼梯，我们挤在一起，想要在最糟糕的阶段到来前躲开。这种事情最后总是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在她不管怎么样完全失控、吼叫起来之后。 “我要你滚出我家，巴特。”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讨厌那些说什么‘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的人，因为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你明白我的话吗？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之后，工作间里静了下来。我和伊迪丝没有说活，互相避开了眼神，换了睡衣就上床了。但是没过几分钟，这座房子再次回荡着我妈妈怒气冲冲的声音，好像不知道怎么着，巴特给带了回来，被迫再次接受惩罚。 “……我说‘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她在讲电话，正在跟斯隆·卡伯特大概讲一下那一幕，显然斯隆会站到她这边安慰她。斯隆也许知道圣母玛丽亚在去伯利恒的路上有什么感觉，但是她也知道怎样学我口吃来博大家一笑。这种情况下，她马上就会明白自己该怎样选择立场，把巴特·凯姆彭从她那个迷人的圈子踢出去，也不会让她有多大损失。 电话终于讲完后，楼下一片寂静，直到我们听到她在用冰锥在冰箱里面捣：她在给自己再弄一杯酒。 不会再在我们的房间里上课了，我们很可能也不会再见到巴特——要么万一见到，他很可能也不想见到我们。可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我们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