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午餐时辰 
大卫•克恩在宾夕法尼亚州住了还不到四十年，但是他总会去参加中学同学的聚会，这类聚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一生中的大半好年华已埋葬在奥林杰城，可是他始终希望能再把它挖掘出来。而朱莉娅•赖登豪瑟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聚会，除了早期那几次花费不多、班级委员会在温里克林园举行的野餐以及在斯克城与参加过海外战争的老兵的联欢。那时，中学时代的校服大家还都能穿得进去，彼此在对方眼里也仍旧是现实世界重要的一部分。玛米·考夫曼告诉他：“朱莉娅今年来了，当然是和多箩西一道来的。” 玛米已变得圆滚滚的，活像一块松饼。她那小巧、布满酒窝的手因为患关节炎而变形了，从前她曾有过“艺术天赋”，还希望成为时装设计师。不过她身上仍保留着往昔好幻想的可爱、因故地重游、因抵达目的地而表现出的令人感动的由衷欢欣。当年，由母亲牵着手沿着奥尔顿路走向古老的小学校时她就是这样的。那时母亲会把她举起来放到三英尺高的防护墙头上，那道墙把沥青铺的游乐场同人行道隔开。确切地说那不是一个游乐场，虽然孩子们课间休息时在那里玩，却没有秋千架、滑梯或让人投篮的篮框，地上只画着几条已被抹得不甚明显的白线和圆圈。只有那些教师们知道依据这些标记可以玩哪一些游戏、其规则又是怎样的。建筑物四周铺着一圈沥青，像一条护城河。整个校区被严格地分为两部分，男孩女孩各占一半，一条从前院贯穿后院的人行道是分界线。在那所古老的小学校里一切都是对称、精确的，只有那些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是一个例外，他们上窜下跳、像蠕动的虫子那样挤来挤去、傻笑、鼻涕拖得老长、爱闹肚子、情绪一紧张就想撒尿。 “你在开玩笑。”大卫说，也知道她并不是开玩笑。玛米的眼睛比在学校读书时更小了，她送给他这份礼物时淘气地眨眨眼。当年她就是班级秘书，自从同学聚会开始以来她始终是组委会的核心人物，处心积虑要哄得全班一百一十二位同学都来参加聚会。于是大卫问：“你是怎样把她弄来的？” 不料玛米语气中流露出不满。“我并没有弄她来。我不会再去求人了，大卫。我求过朱莉娅，还有其他十来个人。如果他们肯赏光，聚会就一定会十分成功。不过我现在的想法是，发出邀请信，谁愿意来就让他来吧。上帝知道，我们全是成年人了。”他们都已六十多岁，毕业已四十年，那还是朝鲜战争爆发那年六月的事。根据秘书的统计，一百一十二位同学中的七位已死去。然而透过依稀可见的白发、皱纹和肥胖的身躯，大卫看到一级级升上来的一簇簇孩子脸，岁月并未在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玛米又说：“贝蒂·卢说是多箩西求她来的，她根本不想一个人独自从斯克城大老远地赶来。我猜朱莉娅已捱过了烦恼的日子，健康啊、老公啊，还有别的什么的。” 烦恼的日子？玛米从未离开过奥林杰城，实际上她就住在距她妈妈两个街区之遥的地方，老太太还在世。玛米认为大卫不仅知道当地的新闻，也了解外边的世界，因为他出去读大学、参军、以后又去了纽约市，三十年来每天从康涅狄格州乘车去纽约上班。他的确还记得在第十五届聚会时安·麦克法兰告诉他，朱莉娅说过，若是能减轻十磅她才来参加聚会。她没能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便自尊地回避了。朱莉娅住在斯克城，距奥林杰仅六英里之遥，直到九年级才转学来这里。她并不像玛米、贝蒂·卢和安那样对奥林杰的古老规矩那样遵从。 大卫的母亲始终对奥林杰人的良好自我感觉惊叹不已，这与奥尔顿人对自己最富庶、最美丽、“最荷兰化”的郊区的自豪之情不同。在宾夕法尼亚的荷兰聚居区，荷兰特性是可以度量的，但是并非凭借装饰过的谷仓和城里粉刷过的古老小旅馆的数量，而是通过某种对事物的阴郁排斥态度，如购物商场、自助加油站、有减价的直销中心、为老年人和不那么幸运的人制定的住房规划，这些新潮玩艺儿淡化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一车又一车的游客从巴尔的摩和费城来看从前的东西是怎样一副景观。奥林杰市中心有一幢革对角绷着黑色命前的石灰石房子。甚为时髦的奥克戴尔区弯弯曲曲的街道在十九世纪一度是赛马场的跑道，这里是三十年代开发的，战后扩展到歇里山四周。虽然人口增加了不少，整个城市并不显得特别荷兰化，大卫每次回来都觉得这里不乏批量生产的地方性粗劣媚俗，比如讨吉利的六角贴花和身着诺门教严紧派服饰的洋娃娃。 从兰开斯特驾车去奥尔顿会途经奥林杰，它是那一连串商业城市中的一个。在大卫还是孩子的那个时代，城市一直延伸到玉米地里，还有一座老磨坊、一条长满水田芥的小溪和一个采石场，它已被掏空，所以既危险又有诱惑力。如今所有这些神秘、人口稀少的地区都充斥着购物中心、停车场、铝合金餐车和连锁快餐店。然而，至少在大卫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奥林杰依然如故，它仍是介于坐落在收割过后留下麦茬的荒凉田野和废弃苹果园中的斯克城这个仅有一条街、两座工厂的、可笑而又天真的乡村小镇和日益由肤色不同的市民支配、令人沮丧、带来都市生活种种弊端的巨大工业城市奥尔顿之间、叫人心智健全、欢乐无比的中间地带。奥林杰的居民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大卫也仍把首次离开这个城市视为一个损失。那是由他母亲引起的，大卫十四岁时她劝说父亲搬出奥林杰，住进距离城南有好几英里的一所旧农舍里。 在以往的聚会上大卫总是羞怯地躲在一旁，但也会站起来寻找朱莉娅。这次聚会在奥尔顿一家餐馆的一个多功能厅里举行，栗色和金色的班旗在飘荡，四处悬挂着反映昔日幸福时刻的放大照片，上面的人留着小辫、穿短袜，还有烟雾弥漫的小餐馆里的景致。厅里摆了一张长自助餐桌，酒吧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他发现朱莉娅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在房间中央，身边围着几位昔日的追求者以及同她永不分离的多箩西·格哈特。脾气好、淡黄色头发的多箩西或许是班上个子最矮的同学，也是最早嫁人的几个姑娘之一。两个女人都亲吻了大卫，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多箩西踮起脚来热切地吻他，更热情洋溢，也更执着，而朱莉娅湿润的女性之吻自然是落在他的嘴唇中央处。康涅狄格州盛行的礼节性亲吻是轻轻碰一下对方的脸庞，以免传染疾病，这在这个场合中倒不曾出现。中学毕业后朱莉娅至少增加了十磅体重，不过她个儿高，身材又优美而挺拔，倒不显得胖。她的头发白了，但仍旧很茂密、覆盖着整个头顶，在头顶上梳成一只线条柔和的发髻，底下的散发垂落在宽阔的肩膀上。她有一个鹰钩鼻子和一双暗绿色的眼睛，这赋予她一种阴沉的文静，使她更像一个日耳曼美人儿。她的皮肤略呈菜色，举手投足之间仿佛要告诉别人她只想维持现状、做她自己。在大卫的记忆中她从不出去参加课外活动。她在年度报告中只是说她的最大心愿是“离开学校”。在课堂上她举止优雅、不过叫她站起来背书时脸上立即泛起红晕，令班上同学想入非非、心旌摇动。她的笑容更增添了一种迷人的无奈，好像在说：“唉，我又能怎样？”我又能怎样？ 大卫刚刚跨进聚会大厅时跼促不安、战战兢兢，恨不得马上钻进奥林杰的丛林中去，不过在朱莉娅和小多箩西面前他觉察到自己的情感已发生变化，便成了另一个人，更镇定自若、心理上也更高大。“你们两个日子过得怎么样？” 多箩西道：“我们不能报怨太多。” “也许你不能，可是我能。”说着朱莉娅懒洋洋地把茂密的头发向后撩了撩。“我把一半时间花在牙医的诊所里，另一半花在指压师那里。” 大卫道：“你的气色很好。你们两个气色都很好。”说完他打断她们不着边际、笑嘻嘻地说出来的玩笑话，把妻子从另一场谈话中叫过来。妻子已跟着他参加过好几次聚会，在他的同学当中结识了一些人。他想让她认识朱莉娅，于是两个女人握握手、以好奇的柔和目光打量对方一番。大卫在想他为何要把这次碰面强加在两个女人头上，为什么异乎寻常地觉得轻松自如。他想起来了：是午餐时辰。在那些斯克城姑娘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凡夫俗子。她们毫不在意他有怪诞念头的妈妈带他离开奥林杰。在她们眼里他只是他，一个最终将成为男人的少年。 搬家时他正在上九年级。他家的农场不在斯克城的方向，不在奥林杰和奥尔顿的西南方向，却在它们的东南。想到要转学到他家如今居住的地区去上学，大卫不禁感到甚为恐怖，他认为这是堕入深渊，同陌生的农村孩子呆在一起，闻到的尽是干草和牛粪味儿。好在他父亲在奥林杰教书，不难安排大卫继续在原来的学校读书。父子俩一起驾一部旧雪佛兰车往返。放学后大卫在学校里或街上的小餐馆里消磨时光，由一个奥林杰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流浪儿，一个仍扮成学生模样、无家可归的乡巴佬。在班上，他是家离学校最远的学生。 不过实际上在搬家前他已开始同奥林杰产生隔阂。刚上五年级时整个学校里都在无休无止、鬼鬼祟祟地谈论那些将他排斥在外的周末活动，如在某人家中的地下室里、在采石场、在奥尔顿娱乐园的旱冰场上举行的聚会。他们有一个团体，而他却不在其中。他已丢掉了自上幼儿园时起一直在尾随的前进踪迹，还有同那伙一出生就熟识的男孩女孩在奥林杰游乐场上度过的那些夏天，以及一群人骑自行车满城乱荡的好时光。女孩中有些更漂亮一些，更大胆、更有活力。男孩子中有些人更具魔力，信心十足、无所不知，这些都是讨人喜欢的气质。可是大卫与大伙儿之间的距离在七、八年级时骤然拉大了，到了九年级他几乎情愿生活在乡下，那样他可以用整个下午的时间读怪诞小说、利用他父亲为他钉在谷仓墙上的篮框练习远距离投篮，或是在妈妈在山坡上乱糟糟的果园后面开垦出的“有机”菜园里锄地。 到了十年级他拿到了驾驶执照，能把家里的车开来放在学校的停车场上。这时他觉得自己走进了朱莉娅和多箩西的圈子。斯克城有一家古老的制帽厂，尽管当时毡帽很快就会退出美国的日常生活，它已创造了繁荣，足以使朱莉娅开上一部绿色“史蒂倍克”敞篷车，也让多箩西拥有一部“威利”敞篷旅行车。这部车的四周都是钢铁，而不是刷上清漆的木头，这在1948年还是一桩新鲜事儿。车子不仅可以让他们不必再乘校车，也使他们不用再上学校的自助餐厅去吃饭。当时大多数学生都要徒步回到奥林杰紧凑街区里的家中吃午饭，其余人则在自助餐厅里吃早已吃厌的炒过的“史邦”牌罐头猪肉或奶油蘑菇辣味鸡。朱莉娅、多箩西、大卫和威尔伯·米勒、莫里斯·赫佐格等斯克城的男孩子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车沿着奥尔顿的公路驶来驶去，寻找最好吃的汉堡包。小餐馆或餐车上的食物比自助餐厅出售的贵一点，不过正如大卫的父母认为农村的中学不够好一样，他们每星期给他五块钱让他去校外吃午饭。回首往事，他很为父母的慷慨和自己的自私感到惊奇，他简直就是一个少年强盗，渴望吃到汉堡包、被人接纳、油箱里有燃料。 学校给学生一节课的时间吃午饭，也就是五十五分钟。找到地方、吃完汉堡包后他们还有时间开着车四处走一走。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宾夕法尼亚州，战后的繁荣带来的变化尚未真正出现，除了连接奥尔顿的那一側铺着电车轨之外，从奥林杰向任何方向走五分钟便来到了乡下。这里是山区，蜿蜒的乡间道路把一所所孤零零的农舍连接起来，不时亦可见到一家杂货铺，门外摆着两只生锈的油泵，是一家飞马公司做的广告。大卫还记得顶着风站在朱莉娅的“史蒂倍克”后座上的情景，再就是背靠折起的敞篷车顶，身下是被阳光灼热的金属，望着蓝天和绿树在头顶上令人目眩地交替飞速闪过。 沙岩砌起的已倾斜的小墓塚、叫不上名字的一丛丛人工培植的茂密常青树到处可见。若不是有那些鲜黄的蔬果、桔黄色的南瓜和门廊上那个戴一顶小帽的老妇在看守东西，那一幢东倒西歪的农舍像是早已废弃了。即将颓然倒塌的冷藏室、古老的炼铁炉留下的大片废墟、小溪上哗哗作响的一个个小瀑布吐出棕色的泡沫、种玉米、裸麦、烟草的田野、放牧牛群的牧场、正在开花或累累果实已压弯枝头的桃树和苹果树—这一切向这一伙中午出游的少年倾泻而来。除了同伴和飞车带来的惬意，他们几乎忘怀了一切。大卫驾着黑色的旧雪佛兰车出游时会玩一个把戏，它看起来危险，其实倒也不尽然，不过每一回仍不免使他的乘客大喊大叫。他在一座山顶上挂空档，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手伸进车窗掌握方向盘。碰到另一辆车的机会不大，因为道路是战前铺的、供马拉的运货车行驶的土路。这些道路很快会拓宽，开天窗的小农舍或用石头砌起、筑有一道土坡的牲畜棚会被人推平，以便除去弯路、使路面更平直。不过眼下这里是召唤有驾驶执照的少年前来探险的空旷迷宫，它召唤他们走出拥挤的大厅和教室、告别喷过香水、头发梳得溜光、穿毛背心、灯芯绒衬衫、牛津鞍鞋、懒汉鞋的大群同学，远离吵得沸沸扬扬、有关聚首、别离、精心策划的丑行的爱情故事，也不再顾及按照奥林杰的标准所做的等级划分，即那些体面地进来、灰溜溜的出去的人，也即那些魅力十足、值得羡慕的人和许许多多既无魅力也不值得羡慕的人。 老同学的聚会暴露出昔日大家都敏感地觉察到的对某人的种种歧视与此人成年后取得的业绩完全不符。以前在班上从来没有人注意那个逗人发笑、说话结结巴巴的乡巴佬。他去了马里兰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苗圃帝国，在聚会的餐馆外面停着一辆银白色的“美洲虎”。当时没有人理会那个离了婚的女人的女儿，大家都瞧不起她、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怪物，如今她成了芝加哥一家公司丰姿绰约的行政主管。班上爱出风头的人做了教师和警昨晚刚洗的衣察，不苟言笑、沉闷乏味，肩负着维持本地秩序的重任。给最近才做了爸爸的人的奖品被一个在大家记忆中从未参加过一场舞会、从未同女孩子约会过的人夺走，他的第四任妻子朝气蓬勃，穿一件低开胸超短缎子连衣裙，让人无法把她同五年前来过的第三任区分开。班里舞会上没有舞伴的姑娘们都变得落落大方、一副泼辣的乡下女人的姿态，而从前她们几乎不引人注目，不过是在以自己丝毫不起眼的平淡衬托那些女明星的存在，听凭她们博得喝彩、炫耀自身的美貌。班上的女王们则让她们的素质畸形发展：大胸脯、活泼、鲁莽、靠狡诈培养起硬心肠，这些素质使她们与众不同。 朱莉娅一直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虽然意识到了但不予重视。她最能反映个性的表情是苦笑，好像在问：“我又能怎么样？”据大卫的观察，她在高速驾驶她的敞篷车或在午餐桌上抽烟时表情变了，她变得有几分像男人一样严肃、专注，她的栗色秀发贴在脑门上，在风中剧烈飘荡。抽烟时她的下巴会伸出来，她会像男人那样眯起眼睛。她到哪儿去总会带上一个跟班，比方说小多箩西，更加深了班上那一伙精英人物的印象，难忘而又奇异。长得漂亮、充满活力的姑娘们纷纷亲近她，把她吸纳进她们的圈子中去，尽管她自己并不乐意。她对那些主动示爱的男孩子不屑一顾，认为他们荒唐可笑，对伴随而来的种种歪曲事实的小道消息也置之不理。大卫看得出来，那时她没有性生活，也许是回到斯克城后才有的。那两个男孩威尔伯和莫里斯也参加午饭时的驾车出游，他们表现出带土气的温和，待人接物却还老练，仿佛人生犹如一潭没有暗流的清水，仿佛午餐时辰那些漫不经心的出游并非是旨在培养团队精神、磨练意志的运动，令人赏心悦目，也并非要逃避奥林杰中学和周围半独立的砖房组成的社区强加在众人头上的秩序。然而大卫喜欢朱莉娅身上某种消极的东西，某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这使他不必想法去改进他俩愉快却又没有性事的关系。即使朱莉娅在这第四十五届聚会之前亲吻过他，他也全然忘记了。 他们的乡间游历带来了社交上的回报。朱莉娅的“史蒂倍克”或多箩西的敞篷旅行车会在周末出现在大卫的农场里，大卫的妈妈本指望借此让家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们会把他载走，车上还有一帮乘客，不仅是斯克城里感觉迟钝的伙伴们，也包括玛米、贝蒂·卢和安这些被裹胁来的宝贝儿，以及她们认为尚可为人接受的男孩子们。借助朱莉娅的魅力和美国汽车工业的力量，大卫重新参加了自五年级起便被排斥在外的那些神秘、无聊，却又不可少的聚会。这群人去打保龄球、在烟雾缭绕中用两付扑克打桥牌、看小孩子才看的电视节目，或是驾车去一个有平台和供人跳水的跳板的池塘。这些全是为了聚到一起、呆在一起而制造的脆弱借口。在做这些可做的事情之余他们也隐隐约约地觉悟到设计、限定自己的生活的时刻快要到来了。当时大卫已在按照妈妈的指导去计划从奥林杰中学毕业后的日子，所以这些聚会对于他而言的确是晚了一些。但是他仍因回到一个团体里而感到高兴，以后又带着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被别人接纳的自豪感去闯荡世界。 不过在今晚之前大卫并没有清楚地看出他之所以为人接纳全是朱莉娅的功劳，是她送给他的一件礼物，尽管她自己并不很看重此事。她逃离学校以后的生活他知之甚少，也不需要知道，大体上是嫁了一个斯克城的丈夫、生了一大群孩子、患了各种病，还有过给人生最后添上致命的苦涩味的种种失望。只有十几岁时她便尝过了这一切。唉，一个人又能怎样做？我们最后留下的只不过是一种人生姿态而已。她在那些早已消失的喧闹大厅里挺直身板走路的姿势使她裹在老式尖胸罩和细羊毛背心里的Rx房高耸出来，而她的腹部绷得紧紧的，一点也未隆起，好像是刚刚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唱歌。 明白了自己究竟是何种人，又再次见到朱莉娅·赖登豪瑟，这是他感觉轻松、高大、感恩戴德的原因。可是他为什么在强烈冲动的驱使下把她介绍给妻子呢？他望着妻子在奥尔顿郊外的汽车旅馆里走来走去、慢悠悠地脱衣服、把胸罩随手放在一个毛巾架上。她在吹毛求疵地抱怨这个小地方的旅馆的供应不足，如卫生间里摆着速溶咖啡，却没有淋浴帽或浴液，不过仍平静得可爱，表面上有几分恼火，实际上却心不在焉。女人是一个圆周，但是她的圆心并不在正中。大卫在想不知自己能否活到第五十次聚会的时候。玛米对着麦克风讲了此事，她讲话时像小孩子似地卷舌头，绘声绘色地说到一些不同反响的活动，如坐船在切萨皮克湾里游弋，甚至到百慕大群岛去住上一星期，在旅游淡季花销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贵。她要大家都给她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请附上你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正确地址，以便编印同学录。信件没法再转寄啦，以前替我们转信的父母已经——已经不在了。”帮帮忙吧，她说，我们正在几代后辈的人海中消失。奥林杰中学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重新划片时这个校名被吞没了。到了七十年代，校舍本身已及它的橡木走廊和铺垫在底下的大片石棉一起被夷为平地。在第二十五届聚会时给大家的见面礼是从瓦砾堆里抢救出来的黄色砖块。 大卫向妻子宣布道：“也许这是我拽着你去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 她心烦意乱地望了他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怜爱之情。“想参加第五十届聚会了？哎，我并不讨厌他们。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真的，只是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我想他们认为自己哪儿都去过了。你觉得朱莉娅怎么样？”朱莉娅不等舞会和饭后的酒会开始就同多箩西一道走了。布奇·福格尔放了一部他父亲拍摄的八毫米电影，先是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游悬挂昨晚刚洗行的实况，以后是在那座路德派教堂旁的空地上举行室外宴会的情形。大卫全神贯注地看电影，在胶片上一闪而过的人群中找到一位挥舞着雪茄的主日学校的老教师，还有那一位替他接生的秃顶医生，以前他常带着打开的小黑包来看病。在极短的一瞬间里大卫年轻的父亲的脸在镜头前闪过，接着便是镇上那个每逢圣诞节总要扮成圣诞老人给人分发用红纸包好的“齐菩福”牌盒装巧克力的胖警昨晚刚洗的衣察。大卫在飞速闪烁而过的人群中寻找自己，可那时他该是只有五岁。他能辨认出自个儿吗？ “她是哪一个？” “个子比较高，鹰钩鼻子，头顶上的头发全白了。” “她倒是真显得跟别人不大一样呢。” “那是她的作风，不过她并不真的与众不同。”他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她们碰面、要她们触碰对方了，他为认识她们这两个女人而感到骄傲。在结识朱莉娅之前他只认识一些尚为长大成的短袖，单件人的女孩子。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分居 
约翰·厄普代克 袁洪庚译 天气不错，阳光明媚。整个六月里阳光灿烂的天气都在与梅普尔夫妇的痛苦心境作对。他们的交谈像虫子般在金色的光束中和层层叠叠的绿荫下蠕动，不为人所知。此时他们悲淒低语的身影构成了大自然中唯一的污点。通常到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们的皮肤早已晒黑了，如今他们去接在英格兰呆了一年的大女儿的飞机时却同她一样苍白，只是朱迪思被阳光下祖国熙熙攘攘的一片杂乱搞得头晕脑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他们也未马上告诉她其中的原委，以免让刚刚到家的女儿扫兴。喝咖啡、鸡尾酒、桔味白酒时他们在乏味的交谈中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再等几天，让她从时差带来的疲倦中恢复过来。正是在这些场合下的交谈促使他们形成了分手的想法，却不曾注意到此时在紧闭的窗外大地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万象更新。理查德原想在过复活节时动身，琼则坚持要等四个孩子都回家，届时所有的考试都已结束、毕业典礼也已参加过，又有夏天的新鲜玩艺儿宽慰他们。于是理查德便苦捱了下来，带着半是慈爱、半是畏惧的心情修理窗纱、磨好刈草机上的刀片，又将新网球场铺平、碾实。 粘土铺的网球场经过第一个冬天已变得坑坑洼洼的，风吹去了红色的表皮。许多年前梅普尔夫妇就从他们的朋友那里看出，离婚往往伴随着大兴土木的住宅修缮工程而来，那就像是婚姻在做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后努力。他们遇到的最严重的婚变危机便是在正装修的厨房里的粉尘下、在裸露的铅管中出现的。可是，去年夏天他们并未领悟到这一番改观不是好征兆，反以为这草率的行为会平添几分喜庆气息，而他们的姻缘能在谈笑间使这块土地变得更美丽。当时淡黄色的推土机欢快地在一个长满青草、其间缀有雏菊的小山坡上来回行驶，将它铲成一块泥泞的高地，以后一伙留辫子的年轻人再来把土耙平、夯实。来年春天，理查德每天清晨出去散步时会产生一种往下滑的感觉，就像卧床的一端被人抬起来了。他发现光秃秃的网球场（网和网绳仍盘成一卷放在谷仓里）营造的氛围与自己有来由的悲伤心境不谋而合：几条狗在解冻季节里在球场上嬉闹，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溪流冲出一道道沟壑，于是一捧捧人工铺垫上的粘土被水冲进这些沟里、洞里的情形必定会顺理成章地延续下去。在他封闭的心灵深处，理查德暗暗希望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 如今这一天到来了。这是一个星期五，朱迪思又重新适应了家乡的生活，四个孩子终于在打工、夏令营和出门做客再次令他们各奔东西之前聚在一起了。琼认为应当分别逐个告诉他们，理查德则想在饭桌上向他们一次说明。琼说：“我认为只做一个说明是逃避。他们会争吵不休、互相逗闹，却不能集中注意力。要知道，他们是独立的个人，不是你寻求自由之路上的集体障碍。” “好了，好了。我同意。”琼计划周密。那天晚上他们要为欢迎朱迪思举行早该吃的晚宴，吃龙虾、喝香槟。聚餐结束后他们要把她叫出去、走到架在那条咸水小溪上的桥上跟她谈，还要叫她发誓保守秘密，而十九年前的此刻他俩正用婴儿车推着她沿着第五大道走到华盛顿广场去。接着要告诉小理查德。他要从打工的地方直接赶赴在波士顿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所以谈话时间订在他当晚搭火车回来之后或星期六早晨上班前。他十七岁了，是高尔夫球场养护工。接下来可以在当天上午告 诉约翰和玛格丽特这两个小的。 “这样把事情全搞乱了，”理查德说。 “你有更好的安排吗？这样你可以用星期六的剩余时间回答孩子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收拾行李，再踏上你那美妙的旅程。” “没有。”他的意思是他没有更好的安排，也同意她的方案，虽然他觉得这一顺序不大妥当，而且也隐含着想掌握全局的企图，就像她那张长长的待做的家务活单子和他们刚刚相识时她那些冗长的课堂笔记。她的计划把竖立在他面前的一面篱笆变成四堵刀锋般尖利的墙，墙的另一面用薄幕布遮盖着。 整个春天里理查德时而现形隐心、时而匿形交心，在各种屏障间穿行。他和琼即是竖在孩子们与实情之间的一道薄薄的屏障。每一瞬间都将过去和未来隔离在两边，而未来也包含这不可思议的现在。四堵刀锋般尖利的墙外，一种不可捉摸的新生活在等待他。他的脑袋里装着一个秘密，还有一张煞白的脸，这张脸既惊恐不安却又令人感到宽慰、既陌生又为人熟识，他不想让眼泪濡湿它，但他感觉到泪水像充沛的阳光那样淹没了他自己。这个念头萦绕着他，使他着了魔似地在家里修修补补，更换纱窗、吊窗绳、绞链和门上的插销，俨然就是一位遁身之前要把一切都弄妥的胡迪尼大师。 还有门锁，他要更换装上纱帘的门廊上一扇门的锁。同许多这类事一样，这个工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已经锈得无法开启的铝制旧锁被制造商做了手脚，过一段时间便不能使用了。拆下旧锁倒是异乎寻常地容易，但是三家五金店里都找不到与露出的孔大致一般大小的锁，因此只得另凿一个孔，可他的螺旋锥太小，锯子又太大，还得用一块木头堵住原来的孔。 他的凿子钝、锯子生了锈、手指头也因为睡得太少而显得笨拙。阳光倾泻下来，洒在门廊外那片无人照管的土地上。树丛该修剪了，向风的那面屋墙上的漆开始一片片的剥落，他走了以后雨水会落进来，还有各种虫子、腐烂的东西以及死亡。他卖力地钻孔、劈小木片、聆听别人莫名其妙的指导、摆弄小小的金属零件，与此同时隐约感觉到他的家人、所有即将失去的亲人们正在身边走来走去。 朱迪思坐在门廊上，像一位从流放地归来的公主。她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汽油如何短缺的情形、地铁车站的炸弹如何吓得人要死、巴基斯坦工人如何在去舞蹈学校的路上高声勾引她，当时她必须从他们身边经过。琼走来走去，在家里出出进进。她故作镇定，还夸赞理查德修锁的活儿干的好，就像这只是一长串由他俩分担的家务活中的一件，而不是最后一次。有一阵小儿子顶着摇晃的纱门，让他父亲笨拙地用锤子敲、用凿子凿，在理查德听起来每一响都是一声抽泣。小女儿昨夜参加了一个女孩子的彻夜聊天聚会，此刻在门廊里的吊床上酣睡，噪杂的声响对她毫无影响。她睡得沉，脸色红扑扑的，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时间一如阳光，无情地向前延伸，渐渐已到了夕阳西下时分。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几天之一。钟摆在嘀嗒嘀嗒地走着。活儿干完了。他倒了一杯饮料，就在门廊上喝，一边听女儿讲话。她在说：“停电也很温馨，到了最糟糕的时候所有的肉铺和面包店都得点上蜡烛营业。大家都很勇敢、很酷。可是从这儿的报上看情况好像糟得多：人们排队加油时开枪杀人、人人都在挨冻。” 理查德问道：“你还想在英格兰永久呆下去吗？”永久，这个概念如今已成为逼近他身边的现实，压迫、抓挠着他的喉头。 “不想，”朱迪思把鹅蛋脸转过来坦白道。她的眼睛仍旧孩子似地分得很开，可是嘴巴湿润饱满、有模有样。“我那时急着要赶回家来呢，我是美国人嘛。”她已长成一个女人了。他们带大了她，他和琼一起几经磨难才养大了四个孩子中的这一个，在其余几个身上还得再费些心血。可是一想到要把此事讲给朱迪思听他便受不了，他不禁忆起她童年时的模样：她夹在他们中间，三个人手拉着手一起朝那座桥走去。理查德再也无法抑止住就要涌到脸上来的泪水，他在庆贺女儿回家的晚宴桌旁坐下，喉头阵阵发紧。香槟和龙虾似乎代表美好时光，他凝视着这些东西、噙着眼泪去品尝它们。他眨眨眼睛把嘴里的东西吞下，哑着嗓子讲了一个花粉过敏引起眼睛发炎的笑话。然而泪水仍止不住地往外涌，并非出自某一个可以塞住的孔道，而是出自一层薄膜上的一块渗漏处，清澈的涓涓细流绵绵不绝地流淌，终究会汇聚成一大片。他的泪水已变成将自己与家人隔开的一道屏障，他不再看得见他们的脸，也不再看得见这场大家最后一次装成没事人的聚会，他是最后一次作为家长坐在这张餐桌旁。一敲龙虾背泪珠便顺着鼻梁滚下来，啜一小口香槟里面也有了泪水的咸味。喉头也疼痛，好像被什么东西攫住似的。他已无法自持。 孩子们假装没有看见理查德流泪。坐在他右手的朱迪思点燃一根烟，仰起头来凝视自己吐出的十足遒劲、过于老练的烟圈。 再过去，约翰全神贯注地低头从深红色龙虾身上仅剩的腿和尾巴上剔出肉来吃。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琼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她没有责备他，一刹那间面部却因痛苦而扭曲了，这既是传达谅解之意，也是对他采用的高明手法表示钦佩。坐在他们之间的玛格丽特已十三岁了，而且显得比同龄人还要大一些，所以已没有人再叫她“小豆子”了。她透过父亲的一串串晶莹泪珠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瞧，像是在看商店橱窗里某一样她渴望拥有的东西，在她看来他现在是一堆水晶碎片，也是一连串的记忆。 可是后来大家在厨房里洗盘子、清理龙虾壳的时侯向琼发问的却不是她而是约翰。“爸爸为什么要哭？” 理查德听见了孩子的问话，却没有听到琼压低了嗓门的回答。接着他便听见小豆子哭起来“呜—不，不嘛！”这喊叫声有点做作，好像哭喊的人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 约翰端着一盆色拉回到桌旁，冲着他父亲点点头，神秘地翕动嘴巴，无声地道：“她说了。” “说了什么？”理查德近乎疯狂地大声问。 孩子先坐下来，似乎要做出镇定自若的好榜样来责难心神不宁的父亲。他轻声道：“分居的事。” 琼和玛格丽特回来了。在理查德扭曲的视觉中这孩子的身体变得像是缩小了，而且松了一口气，因为恶魔最后终于现形了。 围坐在餐桌边上的人彼此之间已隔得很远。他朝琼嚷道：“你知道，你早就知道……”他的喉头发紧，无法说完想说的话。 他听到琼仿佛在很远的地方说话，语调平缓，通情达理，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那一番话娓娓道来：这只不过是在今年夏天短期分居，是一种实验。她和爸爸都认为这样对他们两个人皆有好处、他们需要用来思考的空间和时间、他们相爱却不知怎么搞的无法使对方更加幸福。 朱迪思学着她妈妈平板的腔调讲话，不过由于青春年少她的声调忽高忽低，听起来也过于冷静。“我认为这样很傻。你们应当要么住在一起要么就离婚。” 理查德的哭声像达到顶峰又落下来的浪头，汹涌澎湃，如今却被另一场喧闹淹没了。一向非常含蓄的约翰的身影在桌边变得越来越高大。也许是妹妹先得知此事使他不快。“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高声质问道，那宏亮的嗓音听上去不像是他的。“你们应该告诉我们你们相处得并不好。” 理查德吃了一惊，试图从泪水中挤出话来。“我们相处得很好。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竟然没有看出—”我们已不再相爱是他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他没法再说下去。 琼以她的方式替他说完：“不过我们始终特别爱我们的孩子。” 这话不能平息约翰的愤怒，他咆哮道：“你们关心我们的什么啦？我们只是你们拥有的小把戏而已。”他的姐妹哈哈大笑，使他也不由得笑出声来，听起来既生硬又滑稽：“哈哈哈哈”。理查德和琼同时领悟到这孩子已经喝醉了，他喝了太多为庆祝朱迪思回家才打开的香槟。约翰觉得他必须占据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便从朱迪思的烟盒里拿出一根烟塞进嘴里，用下唇斜叼着它，像一个匪徒似地乜斜着眼。 理查德冲着他嚷道：“你们不是我们拥有的小玩艺儿，你们是我们拥有的一切。不过你们已经长大了，或者说差不多长大了。” 约翰正在划火柴，他不把火苗凑到香烟上，却把点燃的火柴举到他妈妈面前，越凑越近，要她帮忙把火苗吹灭。（大家从未见过他抽烟，“乖”一直是他显得与众不同的方式。）接着他把整匣火柴都点燃，只听嗤地一声一只火炬亮起来，他把它举到妈妈面前。泪水像一面三稜镜扭曲了理查德的视觉，他眼里四处皆是火焰，甚至弄不清火是如何扑灭的。他听见玛格丽特说“好了，别卖弄了”，看到约翰的反应是先把香烟折成两截，再把它塞进嘴里嚼。他还伸出舌头让妹妹看嚼烂的烟丝。 琼在对他讲话、讲道理，滔滔不绝的道理，但是他听不明白。 “已经谈了好几年……我们的孩子要帮我们……爸爸和我都 想……”约翰一边听一边仔细地把一张纸餐巾塞进色拉里的菜叶中，用纸和生菜叶做成一只球，再把它扔进嘴里，然后四下里望望，等着众人发笑。没有人笑。朱迪思说：“你也该有个大人样啦。”说完她吐出一股青烟。 理查德站起来离开沉闷的餐桌，带约翰来到外边。室内的光线已暗下来，室外却仍十分亮堂，时值盛夏季节昼长夜短的明亮日子。父子俩都在哈哈大笑，理查德叫约翰把嘴里的菜叶、纸和烟草吐到草丛里。他牵着约翰的手，这是一只方方正正、粗糙的手，虽然软绵绵的仍是一只男人的手，它紧紧握住理查德的手。他们一起穿过网球场来到田野里，推土机推过不久的新垄上点缀着一簇簇雏菊。他们穿过网球场和一家人曾打过棒球的一块平地，那里耸立着一个翠绿的小山包，在夕阳照耀下分外醒目。每一棵草木都清晰可辨，真像绘在羊皮纸上的图案。 理查德哭诉道：“我很难过，真的很难过。你是家里唯一帮我干过所有那些见鬼的杂活的人。” 流过了眼泪、喝过了香槟，约翰现在无所顾忌地抽泣道：“还不光是你们分居的事儿，我这整整一年都不顺利。我恨那所学校，在那儿我一个朋友也交不上，那个历史老师是个人渣。” 他们坐在小山顶上，眼泪令他们激动得发抖，不过心里却暖洋洋的，谈吐也流畅些了。理查德试图将话题集中在孩子这悲哀的一年上，诸如作业繁多的周日、在自己房间里借制作模型飞机打发过去的周末，那时他的父母却在楼下叽叽咕咕低声谈论他们分居的事。理查德想到他们是多么自私，多么迟钝啊。他觉得自己现在敏感些了，便对儿子说：“我们要考虑让你转学。人生太短暂，不该再过苦日子。” 他们谈起可以想到的一切话题，不希望此刻就结束谈话，于是又说起学校里的事和这个网球场，揣测它能否再变得像第一个夏天那么好。他们走过去检查一番，把几个拴着网绳的铁钩向地里按了按。也许是要特别加深对这一瞬间的印象，理查德不无几分做作地带孩子来到田野里风景最好的地方，从这儿可以看到铁青色的河道、翠绿的沼泽地、散布各处、在微弱光线中投下轻柔的阴影的小岛，以及远方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沙滩。 他说：“你瞧，它还是这么漂亮，明天还是风景依旧。” “我知道。”约翰不耐烦地说。那一刻已成为过去。 待他们回到屋里，其他人已喝干了香槟。他们又打开了一种白葡萄酒，仍围坐在桌旁，三个女人在说闲话。琼坐的位置已成为家长的座位。她扭头望着他，脸上没有泪痕，问道：“没事儿吧？” “我们没事儿，”理查德道。家宴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既令他不快又叫他心里宽慰一些了。 躺在床上，琼解释道：“我哭不出来，我想那是因为今年春天我哭得太多了。这样真的不公平。这是你的主意，可你做的倒像是我要把你踢出去一样。” 理查德说：“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想忍住，可就是办不到。” “你压根儿就不想忍。你喜欢这样。你按你的意志做了，对所有的人宣泄了一番。” 他承认：“我愿意尽早把事情说清楚。老天，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有勇气、有个性。”约翰回家后便在他的房间里摆弄模型飞机，还不断朝楼下喊：“我没事儿。不用紧张。”理查德带着如释重负的惬意说下去：“他们从不对我们说出的理由提出质疑。没有人想到还有一个第三者，连朱迪思也没想到。 “这可真是让人感动，”琼说。 理查德拥抱了她一下。“你也很了不起，叫大家都感到十分宽慰。谢谢你。”带着一种内疚，他悟到他并没有就要同琼分居的感觉。 她提醒他：“你还得跟迪基谈。”她的话犹如黑暗中落在面前的一座黑色大山，它裹挟来的凉气、它的份量直向他的胸膛压来。四个孩子中大儿子最理解他、同他心心相印。因此琼毫无必要再添上这一句：“这肮脏的差事我是不会替你做的。” “知道。我来做。你睡吧。” 过了几分钟她的呼吸减慢了，她忘怀了这一切沉沉地睡去。现在是差一刻十二点，迪基听完音乐会乘的那趟火车会在一点十四分到站，于是理查德把闹钟上到一点钟。好几个星期以来他睡得很糟糕。可是他一合上眼过去几小时里出现过的一些场景便在眼前灼人般地闪现——朱迪思不无厌恶地朝天花板上吐烟圈、小豆子沉默地瞪着他，还有他和约翰歇脚的那块田野里被阳光晒蔫了的植被。眼前的大山向他移来，更近了、同他结成一体，他变得硕大无比、举足轻重，嗓子眼儿里的痛楚也不再那么明显。妻子睡得很熟，像是已被人杀死在他身边。火热的眼睑和纷乱的思绪令他恼怒，于是他起身穿衣，这时琼醒了，以后翻身又要睡去。这时他告诉她：“琼，假如我能把做过的事一笔勾销，我会的。” 琼问道：“你从哪儿开始呢？”没有起点。说到勇气，她一直在给他勇气。他摸黑光脚穿上鞋。孩子们在自已的房间里发出鼾声，楼下没有人。惶恐中他们忘记了关灯，他一一关掉，只留下厨房里的吊灯。车子发动了，他原本希望它最好发动不起来。在月光照亮的路上他没有遇到人，皎洁的月光好像一位清纯的旅伴，它在路边的草丛中闪烁、像循迹而来的追踪者在后视镜上忽隐忽现，最后消失在他的车顶灯下。还有人走动的城镇中心此时显得有几分古怪。一个穿警服的年轻警昨晚刚洗的衣察同一群穿短袖衫的孩子一道坐在银行的阶梯上。火车站对面有几家酒吧还在营业，去那里消费的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温暖的夜幕里进进出出，享受夏日的新鲜气息。身边驶过的车子上传来喊叫声，似乎有无数人正在交谈。理查德把车停在这儿，厌倦地让脑袋倒在旁边的座位上，躲开喧闹和令人目眩的灯光。那情景就像某一部电影里的**者冷酷地穿过正在狂欢的拥挤人群去完成任务，只是电影无法展示你内心深处紧紧扒住的陡峭、可触及的那个斜面。你无法再爬下去，那样只会摔跤。车子的化纤坐垫被他的脸捂热了，他嗅到一股古老、依稀可辨的香草气息。 火车汽笛响了，他抬起头来。车已正点抵达，而他却希望它晚点。窄窄的安全闸门落下，报告火车正驶入站台的钟声欢快地叮当响起。一只平放的笛子似的巨大车身摇摆着停稳了，下来一群睡眼惺忪的少年，他儿子也在其中。看到父亲在这个要命的时辰来接他，迪基并没有表现出惊愕。他和两个朋友信步朝车子走来，那两个孩子都比他高大。他对父亲打了声招呼便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做出自己已很疲惫的敏捷动作算是一种感激的表示。他的朋友们坐在后面。理查德十分欢迎他们，这样他就得送他们回家，也就能把这场谈话推迟几分钟。 他问：“音乐会怎么样？” “棒极了，”坐在后座的一个孩子说。 “很刺激，另一个说。 “还好，迪基说。他天性不喜偏激，非常通情达理，因此人世间的非理性在他年纪尚小时便令他头痛、胃痛，而且恶心。待把第二个朋友送到他漆黑的房子门口，迪基突兀地说：“干草热弄得我的眼睛痛死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割那种看起来很柔软的草！” “家里还有那种眼药水吗？” “去年夏天用过，一点用处也没有。” “今年说不定有用。”理查德在空旷的大街上急速转了一个U形弯。回家的路程只要几分钟。那座山就在这儿，在他喉咙里。“理查德，”他开口了，并且觉察到躺在座位上揉眼睛的孩子听到他语气不对，马上紧张起来。“我来接你并不是为了叫你舒适些，而是因为我和你母亲有话对你说，可是这些天来却不容易逮住你。是叫人伤心的消息。” “行啊。”要父亲说下去的言辞软绵绵的，不过是脱口而出，好像是从弹簧顶端蹦出来的。 理查德一直在担心自己又会流泪、会泣不成声，可如今这孩子表现出的男子汉气概倒给他树立了榜样，一开口声调平缓、不带感情天它都区别其色彩。“这是叫人伤心的消息，不过也不一定就是会带来不幸的消息，至少对你而言不是。它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可是注定会牵扯到你的感情生活。你还是打你的工，到了九月份回学校去上课。我和你母亲为你能够这样积极地对待生活感到由衷的骄傲。我们不希望这一点有什么改变。” “嗯。”孩子吸口气轻声道，努力想把持住自己。他们现在已拐弯，平时去的教堂隐约可见，像一座内部被夷平的堡垒。理查德想娶的那个女人的家就在草坪另一端，她卧室里的灯还亮着。 他说：“我和你母亲决定分居，就在这个夏天。它没有法律效力，还不是离婚。我们想看看那样感觉如何。有好几年了，我们为对方做的不够、不能尽全力让对方幸福。你觉察到吗？” “没有，”孩子说。他的回答诚恳而又不带感情天它都区别其色彩，就像考试时做判断真伪的题目。 用事实做了铺垫，理查德欣慰地继续陈述细节，简直是在饶舌。他谈到他租的公寓就在城市的另一端、随时都能找到他，谈到分头行动的度假计划、分居会给孩子们带来的好处，说这样增加了的灵活性，还说起暑期丰富多彩的活动。迪基留神听他说完后问：“其他人知道吗？” “知道。” “他们有什么反应？” “姑娘们很平静。约翰有些控制不住自已，他大声嚷嚷、吃了一根香烟、用餐巾纸做了一盘色拉，还告诉我们他多么不喜欢学校。” 迪基哧哧笑道：“是吗？” “是，学校里的事比妈和我更叫他心烦。他把这些事都嚷出来后好像倒舒服些了。” “是吗？”他重复道，这是表明他惊呆了的第一个迹象。 “是这样，迪基。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刚才等你乘的车进站的那一个钟头大概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我憎恨这样做，我恨。我父亲情愿死也不会这样对待我。”说完这些话他觉得轻松多了，他已把那座大山推到这孩子身上。他们到家了，迪基行动迅捷地下车走进明亮的厨房，像一个影子。理查德在身后喊住他：“要来一杯牛奶或是什么吗？” “不要，谢谢。” “要不要我们明天给球场打电话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不要，我没有什么。”这话是在他房间门口说的，声音很低。理查德留神等着听他发脾气砰地摔门，可它像平时一样轻轻地关上了。那关门声听起来叫人心里发冷。 琼已陷入第一轮酣睡，不易醒来。理查德只得再说一遍：“我告诉他了。”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你能不能去对他道声晚安？求你了。” 她出去了，连浴衣都未披上。理查德慢吞吞地再换上睡衣，走到厅里。迪基已经上提上裤子，光床，琼坐在他身边，孩子床边的闹钟收音机轻声放着音乐。待琼站起来，一道不知从何处射出的亮光，或许是月光，勾勒出睡衣下她身体的轮廓。理查德坐在她刚刚坐过的那个温暖位置上，孩子狭窄的床垫被她压出一个凹坑。 他问孩子：“你要让收音机就这样开着？” “它一直就这样。” “它不会叫你睡不着？我会睡不着的。” “不会。” “你困了？” “嗯。” “好。你还是想按时起床去上班？你今晚睡得太晚。” “我想去。” 冬天住在学校里，这孩子他才明白睡眠少一些人不会死。孩提时代他入睡后纹丝不动、大汗淋漓，常常使看护他的人惊慌失措。到了少年时代，他往往是四个孩子中第一个上提上裤子，光床的。如今他仍会正看着电视便睡过去，伸开毛茸茸的褐色双腿。“好。好小子。听着，迪基，我很爱你，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不管这件事的结果如何，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真的。” 理查德俯身去亲吻这张他本以为会躲避的脸，不料健壮的儿子转过身来把湿漉漉的脸贴在他身上，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俨然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女人。在父亲的耳边他呻吟般地吐出一句话，就是那个极其重要、关乎心智的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那是忽如其来的萧萧风声，是出手的利刃，是凌虚中一扇推开的窗。那张煞白的面孔不见了，而黑暗是没有特征的。理查德已经忘记究竟是为什么了。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纽约女郎 
[美]约翰.厄普代克著 苏新连译 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纽约离布法罗显得非常遥远，就象现在新加坡一样路途遥远。那时我去纽约常乘火车，路上得花八个小时，什么事干不了，或者自己开车沿17号公路行驶，在科宁和宾格顿停留一下，拜访几个客户，再穿过卡茨克尔斯山就进入了威斯切斯特县的地界。我一般住罗斯福旅馆或者比尔特摩旅馆，那儿离中心车站很近，拎着个手提箱轻轻松松走几步就到了。一旦到了纽约，就象到了另一个星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冥冥中仿佛这个城市在向你呼唤，呼唤你在此扎根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在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家庭琐事，孩子们的琐事，妻子的琐事——凯罗尔不停地数她自己脑袋上的白头发，连续的生育已经使她身上的青筋毕露——而在纽约，只要当天的日程结束，剩余的时间就完全由自己支配，没有人来告诉你又该干什么了。我们公司经营有色金属冲压型材，主要是铝合金。本来我们的大客户是组合外重窗制造商，但到了60年代，公司又开发了一些副产品，开始经营金属画框。这样，我又开始与艺术界的一些末流画家打起了交道。我走访了好多画廊了解它们的需求。就在西五十七街二层楼的一家画廊，我遇到了简。 她的长相并不平庸，但也不是那种传统的美人相。她生得好象有点不大对称，不单是她的笑容，包括她整个骨质清癯的脸部，那高高的颧骨和施过脂粉的雀斑，都有点向一边集中。她做起手势来，胳膊和手显得太长，好象什么地方多了一个关节。她的手经常突然地一伸一缩，又在身上什么地方抚摸一把，象是要检查身上某个松散的部件。她不停地向后甩她那长长的烫发，那头发是暗淡的红色，使人想起刨铅笔余下的木屑和倒削笔器时闻到的松木的清香。她穿着一条米色的针织超短裙和黑色的连裤袜。与她骨质嶙峋的上身相比，她的臀部显得较为宽大，大腿也更加饱满。在亮闪闪的展厅里，这无疑增加了她的不协调感。展厅的白色墙壁上挂着一幅幅仿佛是仓促绘就的抽象派画作，那蓝色的颜料涂抹在白色的画布上，统统都是一个尺寸，镶嵌在冷轧成型的钢质画框里，就象浴室里的一排梳妆镜。 “我不是来看画的，”我抱歉地解释道。“只是来看看画框，了解一下你们的需求。” “我想不惹人注意才是我们的需求，”她说，同时把一只长长的手臂挥向惨白的墙壁，又很快把手放到肩胛骨上捏了一下。“好多画家不喜欢画框。他们说用画框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式。他们宁愿让画看上去粗糙一些，坚决反对用画框。可是我们发现，”她的口气缓和下来，露出摄人心魄的勾人的微笑，“如果用画框把画镶嵌起来，客户买了就比较放心。他们觉得这是一幅完成了的作品，画家也真心实意地在作画。” “我对画框更感兴趣。”我说。可是她已经知道我对她本人发生了兴趣。我人已经傻了；我和她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象迷雾一般的情愫。在过去那些蒙昧的岁月里，这种兴趣并非有意冒犯，而是作为一种已知数，要在某人当时生活的等式里分解因子。简和我都是三十出头，正是适合重新计算的年龄。 在布法罗的家里，我曾经经历了一场闹哄哄的家庭争执，那场争执最后以暴烈的方式收场。这事以后我降低了我对能从这个世界获得幸福的期待，也降低了我能对除我妻子以外其他女人付出的期待。我经历了太多以至于变得羞怯了。然而，纽约毕竟是另一个世界——无数的餐馆、公寓、电梯，以及人们对诸多事物的胃口。 “你说画框，”简说道。她腼腆地迟疑了一番，一道警觉的目光在片刻之间穿透了那层迷雾。“也许你得到库房看一下。”库房里，在一堆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的未镶画框的油画、未拼装的画框、丁字尺、刀具和一张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之间，我们坐到了摇摇晃晃的高凳上，各自点起了一根香烟。 “你做什么，斯坦？” 我向她描述了我的工作，如何最初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结果却干起了合金冲压型材推销员的工作。我还向她描述了我在埃格兹维尔有八个房间的屋子，三个孩子的家庭，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和那台新的红色托罗牌扫雪机，甚至向她讲述了我如何试图用扫雪机在伊略湖畔厚厚的积雪中打开一条通道的事。“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吧。” 看她那抽烟的架势就好象从未抽过烟。她用平展的手把烟递到唇间，五根手指紧张地向后弯曲。她把烟头在一个灰绿色的烟灰缸里掐灭，仿佛在捻死一只生命力极强的昆虫。“没时间说那些了，亲爱的。”她说，一边笨拙地从高凳上跳下来。在她连接着饱满的长腿的脚上穿着一双亮闪闪的猩红色皮鞋，就象黑手指上涂着的红指甲。“前面有人来了。也许他们在偷画，我得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她又补充道，“我也有一个孩子。九岁的男孩。没有丈夫，没有汽车，没有扫雪机。只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此时此刻，她的迟疑和那眼神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该我采取行动了，要快。一时间我倒变得笨嘴拙舌了。“那么你，你愿意晚上和我一块吃饭吗？也许你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我想你一定有的。” 出乎我的意料——本来我把这个事情想得挺复杂——她晚上不忙。“好主意，”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把披到耳朵上的头发往后拢了一下。“你怎么了？听你的口气好象信心不足。”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 “我找个钟点工。” “是吗？仓促之间就能找到吗？”在布法罗，钟点工要么是些正值青春期的象迷一样的女孩子，依然沉耽于十三岁少女的梦幻世界，要么就是些够得上祖母级的寡妇和老处，单件掺着洗女，紧俏得很，得提前好几个星期预约才行。我对这事确实没有把握，但简和我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却愈加浓厚了。 “是的，”她肯定地说。“八点钟晚不晚？我得给他做饭，然后让他上提上裤子，光床。这是地址，离这儿不远。别难为情，斯坦。我们会很开心的。” 简住在西区，离她上班的地方向北二十个街区。那个夜晚，或者是不久以后的某个夜晚，我惊异地发现到凌晨三点钟还有好多出租车在那一带的街道上巡游。我睡意朦胧地从她那温暖的床上爬下来。当我出门跨上哥伦布大道时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临别时的呢喃还在我的耳边缭绕，我的鼻端还能嗅到她最后一吻的气息。我感到浑身倦怠，象个懒汉一样，毫无防御能力。我在这个钟点离开是因为不想让那个男孩在醒来时看到我，也是因为担心我妻子为家里的某种紧急状况着急上火，往我的旅馆打电话。在凯罗尔安于实际的镇定外表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神经质。我使她连续怀孕、生育，而我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外出公干。 现在我自己也遇到了紧急情况：我四周一看，空荡荡的街道笔直地向前延伸，消失在黑暗里；某个抢劫犯——那时候我们管他们叫抢劫犯吗？——此刻可能正守在某个漆黑的门洞里，或者躲在某部楼梯后面，手持弹簧折刀在等着我。幸好在两街区远的地方有一家昼夜营业的杂货店还闪着微弱的灯光，间或也有汽车驶过，才使得这条大道没有完全失去生气。也就是过了两分钟的时间，一辆出租车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那车顶灯仿佛是向我发出的施救信号。在我回旅馆的路上，司机和我通常都谈兴很浓。 司机很高兴能挣笔车费，而我也因为性欲上的满足和此刻的逃避感而变得十分健谈。此时乘车在城区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行我有一种美好、顺畅的感觉：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 出租车在旅馆门前停了下来。我付了车费，衣衫凌乱地从态度暧昧的大堂前台服务员眼前走过，上了电梯，穿过没有窗户的走廊，回到静悄悄的久违了的房间，与一直待在那儿的我的另一半汇合。我的床铺收拾得既整洁又美观，枕头上还放了一粒薄荷糖。 有时候简也到我的旅馆来。有一次，我估计她该来了，就把屋里的灯关了。我一边开门让她进屋她一边问，“这就是所说的放荡吗？”又有一次——是不是同一次？到底有多少次？——她临要出门时发现门打不开了。这事既荒唐又让人心惊肉跳：一个无形的执法者把我连同我的犯罪证据堵在了房间里。当时已经凌晨两点多钟了，简早就该离开放荡之所回家让钟点工下班了。一个住在她楼下的女人可以临时帮她看看孩子。纽约的单身女人之间有那么一种姐妹之情，在女人的求偶游戏中互相帮上一把。男人——那种既派得上用场又未婚的异性恋男人——太少了，比内地少多了。简告诉我这些显然对她自己不利，但我并不操心在我不去纽约的日子里她不打扮得光鲜照人守在家里等着我。 关于房门被反锁起来的那个迷团一直没有完全解开。在性解放浪潮到来之前的那些年里，旅馆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令我费解；我因为心中有鬼，结结巴巴地给总台打了个电话。在随后不知多少分钟的等待中，简和我就象一对囚徒，身体疲乏，衣服却穿得整整齐齐的。终于有一名黑人维修工用**从外面把门锁打开。他一边迷惑不解地在那不听话的内门锁手柄上胡乱摆弄一通，一边跟我们闲聊起来，就好象我们俩是天底下最平常、最神圣的一对夫妻，临时需要他专业技术的帮助。在这个古怪的时刻，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不错的小社团。 他和简很合得来，两人就门锁莫名其妙的机械故障进行了一番理论探讨。简说，“我觉得这东西可能象地铁站的旋转栅门，得往里面投个代币筹。”纽约人之间在这个钟点表现出的同志式的友谊，这座城市把我的通奸行为化解成她独有的随时可见的拥挤的那种友好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 凯罗尔和我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布法罗大学，在它归入纽约州立大学之前。她学的是数学专业。她人聪明，有条理，长得结实、精干。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严肃的嘴唇长得薄薄的。初识第一眼我就认定她将成为我生活的伴侣和我未来孩子的母亲。事实证明我的预测是对的。作为一个配偶，她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们两人读书都很用功，根本没顾得上正儿八经地谈情说爱。我们就这样淡淡地相处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到了四年级决定结婚。为了在曼哈顿的某个街角花店买上一束红玫瑰或者是唐菖蒲，我平生第一次扮起了情人的角色。跟我演对手戏的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意大利女演员。她站在柜台的后面，嘴唇上生着淡淡的胡须，上身穿着一件破了口子的毛线衫，缠得紧紧的象小面包一样的铁灰色卷发里还滑稽地插了一支黄色的铅笔。此刻的我感到我自己十分引人注目，所有的感觉器官都提高了一个兴奋点。怀着极度的向往，我满眼看到的是色彩缤纷的花瓣与它们从黑色展柜上反射出来的影像汇集成一片。玻璃门冷柜里摆放着修剪好的花束，随着柜门的开关飘过来一丝凉意。我的明星搭档带着一股怒意，熟练地从脑后摘下铅笔，在发票上草草写了几个字，递给我用绿色锥形纸筒包着的花束打发我上了路。我怀抱一束鲜花，加入了这座城市的那些不知名姓的情人着黑色塑胶线大军。顺着哥伦布大道走再经过几个亮着灯的门洞，我还要在一个酒品商店停一下买瓶狂野土耳其——这是就我所知波宾威士忌里最贵的一个牌子。我和凯罗尔在家只喝吉姆.毕姆牌的，而且喝得也不多。但在这儿我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蜜糖老爹。鲜花美酒，除了这些，我还能拿什么向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得到补偿的性生活，无论这种补偿多么微不足道，也比免费的婚内性生活强——更明确、更赤裸、更激动人心。我不经常光顾这家酒品店——一年也就是四、五次——即使如此也能从拥有这家商店的面色阴郁的几兄弟那儿得到一声问候。但一年以后我发现他们谨慎的脸上时常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我怀疑他们可能认识我了，或者看着我眼熟。我的这段恋情使我心神荡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格外引人注目。也许我象一个刚刚搬到此地的年轻丈夫，至今还陶醉在男女共同生活的乐趣之中。 我沉浸在纯属想象的幸福的回忆之中。有那么一次，是一月份，我站在简俯瞰一片悬铃木的窗前，只见树上一枝枝圆形的小荚果上都斜斜地残留着一片月牙形的积雪，那雪白白的，湿湿的，公寓里回荡着斯温格乐队演奏的凄切动人的巴赫赋格曲——那是简收到的一份圣诞礼物，我也没问是谁送的——我感动得几乎流下了泪水。我身上裹着简的宽松的羊毛浴袍，心中充盈着羊毛般的满足感。在我身后的厨房里，简正在准备早餐。橘子汁和果酱隐隐地透着亮，烤松饼的香味与挂在悬铃木小荚果上的残雪交织在一起。早晨的情怀绵延不绝，巴赫的乐曲一次次回响，了无倦意。 简的儿子杰弗瑞在一个朋友家，也许是在他父亲那儿，这样，整个房子就属于我们俩了。我在这儿过了一夜，心中还暗暗企盼旅馆的电话不要响。 简的身量跟我差不多，我能穿上她的蓝浴袍。凯罗尔的身材精干、矮小，我怎么也穿不进她的浴袍。我爱简的是她的充盈感——她那走起路来一翘一翘的宽大的臀部，她那不停地垂到我脸上的杉木色长发，她那棱角分明但是柔软的胳膊，还有她那睡觉时撑到床角的长腿。那是一张单人床，我们睡觉时得弯着胳膊，脸对着脸，睡得很不舒服。 她的前夫是个艺术家，并没有知名到能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或者让我耳熟能详，但也没有潦倒到抛弃他那艺术家形象的境地。我妒忌甚至痛恨她的那个艺术家世界——那种艺术家们的高傲和放纵，那种把自己免除日常劳作的行为，和那种貌似超凡脱俗的魅力。快到十岁的杰弗瑞生着一双雌鹿一样的眼睛，严肃但不失礼貌，大概是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要上提上裤子，光床，而我和他母亲则正要出门。他的小房间有一扇高高的朝南的窗户，抬头望去，满眼都是城区越长越高的大楼里无数的灯火，就象《天方夜谭》里的景象。此情此景让我这个来自北部的掳掠者对于我得到的赐予感激涕零。 杰弗瑞在学校的功课很好，简也很为此感到骄傲。他和我偶尔也闲谈几句。他对我有点躲躲闪闪的，但比较温顺，同时还有一种谨慎的期待。他跟他的母亲生活久了，所感受到的都是他母亲的孤独气息，而我的到来暂时改变了他的生活氛围。他的头发比他母亲的黄一些，长相象英国人，尖下巴，淡色的皮肤，红红的脸颊，只是他象猫头鹰一样棕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眉毛则更多来自他父亲的遗传。他读过许多托尔金和C.S.刘易斯的作品，但他不同分母分数的加法学得有点差劲。在他生活圈子里的男人中，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拥有工科学位的。 在我跟他讲解有关分母的知识时，他高兴地叫道：“你的数算得真好！” “必须要算好。这些数你如果搞不清楚，那就比完全不懂还糟糕。你看你写的这个‘4’顶部是关起来的，看上去更象个‘9’。” “可是，斯坦，书上的‘4’都是这样关起来的。” “书上有好多东西可以得过且过，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不行。”我象个父亲一样跟他说。毕竟被一个象我自己子女一般大的孩子叫作“斯坦”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我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名临时成员，但是这个成员资格是用无形的天使头发维系的，并不具备真正的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实质性联系。我只是暂时具有了一种魔力，借助这种魔力，我摇摆不定地悬浮在介乎于悬铃木树梢和摩天大楼里一排排明亮的灯火之间的半空中。 简的公寓装修得很粗糙，墙上钉着一些未经装帧的不成套的图片。家里没有茶几，她就把一些艺术图书和目录摞起来权作茶几。在这个家里我的身手变得尤为敏捷，走起路来悄无声息，从每一个房间里窃走幸福，然后溜出房门，躲进电梯（在这幢睡意正浓的大楼里，那电梯开门关门和上下运行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窜到空无一人的街上，钻进一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顶着亮晃晃的第三只眼的出租车里。 探险！与简一同探险。我们还得吃饭。在那个维修工终于把我们从旅馆房间放出来以后，我们两人都已经饥肠辘辘，于是就在东四十二街找了一家昼夜营业的自助餐馆吃了点饭。那感觉真刚洗的衣物，象是领着一个小魔女走进了哈珀的一幅画里。陪同简光顾任何一家餐馆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从不事先在电话里预约——我不喜欢尝试拼读那些古怪的带外国味的地名，拉.科特.巴斯克，等等等等。纽约那些叫不出名而上座率只有一半的餐馆多得不计其数，它们巴心不得有食客光顾。餐厅总管看见身着超短裙、披散着杉红色长发的简走进门来眼睛里大放异彩。我记得在东五十街一带有一家价格昂贵的瑞典冷菜馆，第三大道上有一家德克萨斯风格装饰的有临街大窗户的牛排馆，还有华盛顿广场南端某个地方有木头餐桌的鱼馆。百老汇的戏剧演出时间太长，不值得浪费我们共同的宝贵时间，但简也确实领我到令人心悸的三十街一带看过“地下”电影，也领我到格林威治村看过戏剧。那戏剧是关于一群吸毒者坐在那儿等待他们的“关系”出现的故事。演出中间我不停地拥抱简。那演出发出的孤立无助、沉迷的信息象是针对我们俩的，把我们俩也归入到了越战前那段岁月里零散的反抗大军之列。但她故意不作任何回应，她的垂发刺痛我的肌肤，象是在说我此刻表现出的浪漫情怀太容易让我半途而废了。 那艺术电影我不记得有什么情节，只记得有好多波纹状缓慢摇动的镜头和一些跳跃式的象是超现实主义拼贴画一样的场面，包括一个一晃而过但不断重复的**镜头，惹得我身边的简轻轻叫道，“哦，哦。”那个镜头是用一个器械的照片和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孔拼起来的，看上去远没有以后几年拍出来的东西真实。但就当时而言，这已经够大胆的了。简也是够大胆的，而且让我吃惊不小。有一次我们在床上，她突然笨拙地把头扎下去用双唇碰我的下身，就象一个小女孩因为一阵冲动忍不住在她心爱的玩偶的光头上亲吻一口。那一吻又轻又快，让我吃惊不说，好象她自己也吃惊不小。那情景就象一个孤立的片断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辉映着花店的柔光——那受到护佑的湿润的亲密，那柔软待放的花瓣。我没有要她再来一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流露，我完全无法索取。我能接受，但我不能强求。 她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一次关于如何使用筷子的讲座。我们有次去了列克星顿大道上的一家中餐馆。这家餐馆装饰过于华丽，光线不足，墙上贴着金色的墙纸和品蓝色护墙板。筷子都放在纸套里，可简伸手就抓起放在盘子旁边的刀叉。我问她：“你的其他男伴就这样让你过关了？” 她的脸一红，气恼地辩解道，“你所说的我的其他男伴不常带我到中餐馆来。” 对于我长时间不到纽约来时她的生活内容我尽量不表现出过多的兴趣。知道得太多了对我是一种痛苦，而让她表白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是一种痛苦。“大概是不够档次吧。”我反唇相讥地回了她一句。在布法罗，上中餐馆吃饭是招待孩子们的好办法，也是与凯罗尔喜欢的那些枯燥的夫妇们见面的好办法。我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语气对简说：“吃中餐不用刀叉。这也没有什么难学的。”我替她抽出筷子，把她长着一些斑点的松软的长手握在我的手里。她好象隐隐有一种恐惧感。我用她女人的头脑在镜子里把自己端详了一番：我是个男人，令人恐惧，长着一双足以造成擦伤的大手。关于筷子，我跟她解释道，“你把这根放在这儿，顶着那个指头，这样大拇指就能把它固定住，再用这两根手指夹住这一根，就象夹铅笔一样。能移动了吗？就这样一夹，那米饭呀，咕噜肉呀，什么都能夹起来。” “我能夹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她宣布道。“太好了！哎呀，该死。” “夹米饭是最难的，你得把米粒拢到一起。中国农民用筷子就象用铲子一样方便。” “我都三十多岁了，”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还能学会使这玩意儿。我要看看别人怎么摆弄，他们刚才还挺开心的。谢谢你，斯坦。” 我自豪地接受了她的感谢。我现在不清楚杰弗瑞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普通分数，但我乐于相信在简的有生之年，她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会使筷子。 我正在失去她。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张牙舞爪的蓝色涂鸦画包围中感受到的不可名状的情愫象是要吞噬掉所有的细节。中餐馆的筷子，深夜的出租车，我象一个情人一样给心上人买花时的激情演出——我还能记得什么？我们一定谈过话，谈过好多，可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的专长属于不同的行当，如果过多谈论我们的婚姻，那迟早要碰到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她的婚姻已经完了，而我的则没有。有一次分别了好久以后，我和她正在上提上裤子，光床，她在我耳边悄声说，“他在家。”就这么一句话差点让我丧失了男性物，其中一件能物，其中一件力。我伤心得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家在埃格兹维尔，有三个孩子，有组合家俱，有星期六晚上的聚餐会，还有星期天早上我参加的男人们的网球比赛和凯罗尔参加的卫理会教堂的合唱队。简的最大愿望恰好是她不在家，而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纽约不会想念我，我觉得她也不会。就说说这让人伤心的情绪——杰弗瑞发烧了，她又不愿意让楼下的布兰达照看他，于是我们只好和衣并肩坐在一起，坐在那个俯瞰悬铃木树梢的房间里。简开口了，“是啊，可你并没有每天楼上楼下地跑去查看信箱，希望得到一封布法罗的来信。” 她给我寄到工厂办公室的信让我窘迫不已，连那个给我送信来的部门秘书的脸上也流露出古怪的表情。那信封上是简的潦草的圆体字。画廊为生存下去而作出的努力，罗伯特.马泽维尔画廊或者其它什么大画廊开业的场面，杰弗瑞在学校取得的成绩——所有这些我不在纽约期间她的那个世界发生的琐事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真实。而我自己的生活琐事则有可能使她跟我疏远，使她认为我的生活并不象她的那样孤独。在布法罗，我拥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除了她，我的纽约女郎，隐藏在我的脑海深处，象餐后的一块糖果，象我枕头上的一粒薄荷糖。“我没有多少好说的，”我告诉她。“只是我崇拜你。” “‘崇拜’表示有一种距离感，是不是？”当冷天有人到画廊闲逛时她脸上就会挂上这种生硬的表情。她笨拙地捻熄手里的香烟，对着放在一摞艺术书籍上的一只挺时新的粗糙的泥制烟灰缸吹了一下她的猩红色烟嘴。她染上了杰弗瑞的感冒，不停地清嗓子。 “你不想听的，”我试图让她相信， “什么我的哪个孩子丢了自行车，什么哪条狗死了。” “我不想听？” “或者凯罗尔在停车时她旅行汽车的车胎爆了，某某人在某某人可怕的晚宴上喝得醉成了什么样子。” “那个你几乎为了她而离开凯罗尔的女人——你还见她吗？” “她叫艾尔西娅.瓦兹沃斯。有时候能见到，在一些大场合。我们都能随遇而安。生活还得继续呀。” “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我对这种谈话里的暗中较劲有点不大舒服，于是就走到窗前，同时还疑心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树梢。朝北的这一带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只有一些低凹的街道和居民楼的窗户。沿森内加街这一片看上去就象布法罗。 “对这个叫艾尔西娅的，你真是投入了很多。你曾经想为了她而离开凯罗尔。” 简能说出这些女人的名字，这使我不大开心。我忍住向她解释一番的冲动，说我如何认为她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说我如何认定她能顶替凯罗尔的位置。我甚至还知道她会带来什么样的家俱。简的家俱是触摸不到的——就是这座城市本身，这个由无数灯火组成的世界。 “我是投入了很多。但是我也发过誓决不再去尝试第二次了。这太痛苦了。对每个人都痛苦。” 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杰弗瑞开始咳嗽了——那是一种干燥、娇气、只有独生子才有的咳嗽——简马上赶到他房里去。我听到她一边给他抚背一边跟他低语。她开始唱歌了。我从来没有听她唱过歌。她的声音甜美，嗓音尖但却是真嗓子，还带有一点南部山区人的味道。“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她轻声对杰弗瑞唱道。“在灰蒙蒙的日子，你使我开心。” 过了一会儿，等孩子睡着了，她又回到我身边。她的行动不紧不慢的，带有臀部较高的鹿行走时的那种笨拙的优雅，然后脱下身上的衣服。我们在她那张泡沫橡胶沙发上做起爱来，那沙发腿还摇摇晃晃的。完事以后我们吃了六个烤面包圈，两块半品脱的乳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她睡觉，但我也不能确信。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就淡了。当时冲压型材行业遇到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主要是来自南朝鲜和台湾的竞争，就象我们对他们干过的一样——布法罗在生意和社会生活方面变得愈加复杂，而我也不再一趟一趟往曼哈顿跑了。 我再一次见到简是在罗切斯特，那时我和艾尔西娅结婚已经快十五年了。无巧不巧，怎么偏偏会在罗切斯特再次见到她。当时正值隆冬，在市中心购物广场的一个入口处，那儿立起了一根图腾柱和一座带有小木偶戏的大钟。圣诞节刚过，这之前的降雪已经被压成一棱一棱的冰块，其硬无比。 简的身边带着一个长着浅黄色头发的男孩，我开始还以为是杰弗瑞，但马上又意识到杰弗瑞该有二十多岁了。 那男孩紧紧地拉着她。虽然她的相貌变得平庸了，我们之间的往日情愫重又撩了起来，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的体重增加了不少，一张中年人的面孔显得又圆又红。她头上戴着一顶羊毛编织帽，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绗缝冬装。郊区的家庭主妇们都时兴把这种衣服当工作服穿，那上边还缀着狗毛和象小草杆一样的东西。 “简，我的上帝，”我叫道，一边从她隔着厚厚的冬装赐予的有力、甚至是得意的拥抱中脱出身来。“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住在这儿，”她大声道。“在易朗得奎尔。我们买了个旧农场。” 我们？我没有追问下去。“多，多久了？” “哦，有十年了。这是汤米。” “杰弗瑞呢？” “他在陶斯，想当个画家。这个小可怜。天呐，能躲开那些艺术家真是我的福气。都是些孩子气的自私鬼。肯在柯达公司上班——他是个化学家。 我们的见面方式就象当时你和我一样——他当时想推销一种工艺。” “不是工艺，我当时只想看看画框。可是，简，离开纽约你能受得了吗？我是说那城市。” 她把一只戴着硕大的黑色连指手套的手放到我的手上。即使是隔着有羊毛衬里的皮手套我也能感受到她那一触之间的真实，感受到丝绒般真实的回归，那年轻的织物。那是一种当世界还充满各种选择时的感觉。在她的面前，我感受到一种一个男人与女人相处时感受到的死亡的恐惧，而这个女人曾经为他敞开过自己的心扉，现在却可望而不可及了。 “我一直痛恨纽约，想什么办法也要离开那儿。你当时是知道的，斯坦。正是这一点才使你羞怯。” “我——” 那个奇怪的小孩正拽着她往商场里什么有趣的地方走，她的手被尴尬地拉开了。她举起那只手挥了挥，鼓励我说，“什么也别说了，亲爱的。你该为我高兴才是。”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父亲的眼泪 
想起来，我只见父亲哭过一次。那是在艾尔顿火车站，那时车站还没有关闭，列车还在运营。我要去费城，赶那趟回波士顿和学校的火车。我急切想走，觉得家和父母对我而言已经有点不太真实了，而学校，连同它的课程、它们激起我对未来的憧憬，当然，还有我大二时交上的女朋友，每个学期都变得愈发真实。父亲握着我的手道别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顿时惊呆了，几乎不知所措，他眼里分明闪烁着泪花。 我觉得这是握手造成的：十八年来，我们还没有机会履行这种仪式，这种男人间的接触，近几年我们才摸索着开始。他个头比我高，虽然我也不矮，他努力朝我笑笑，手在我手中暖暖的。我发现我们的心情不太一样。我要远行，他都会来送我。我觉得自己正在成长，他却觉得我还没有长大。他一直深爱着我，我以前却没觉得。过去这些都无须用言语来表达，此刻他的眼泪道出了一切。 老艾尔顿火车站是他喜欢的地方，弥漫着人来人往的气息、散发出城市生活里忙中偷闲的愉悦。我在这里买了生平第一包香烟，竟没有惹起报亭卖报人的怀疑，尽管我当时才十五岁，一脸稚气。他只是找给我零钱，还给了我一叠印有阳光牌啤酒广告的火柴，那是艾尔顿本地产啤酒。艾尔顿是个中等工业城市，自从纺织厂南迁后，逐渐萧条起来。但同时，它那整齐划一的街道，令人垂涎的美食，让当地居民一直都很舒适方便，更给他们造成一种富足的假象。我记得，走出火车站才一个街区，我就点燃了一根香烟，虽然我压根都不会吸，只觉得神经好像遭到猛的一击，人行道顿时朝我竖起来，整个世界都变得轻飘飘的。从那天起我追上了那些早已吸烟、让我着迷的同龄人，开始了跟他们的交往。 甚至我母亲与这个车站也有联系，她虽常年在家，不爱旅行，喜欢阅读：这是城里唯一可以买到《美国信使》和《大西洋月刊》的地方。火车站庄严宏伟，就像沿弗兰克林街两个街区之外的卡内基图书馆一样，身处其中你会觉得很安全。以前铁路对我们而言似乎是永远的交通工具，车站在建造时就准备世代使用──四四方方的花岗岩殿堂，大理石地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周围一圈金边镶饰，虽然蒙着一层煤灰，不过仍能看到闪闪金光，高背候车椅和教堂里的靠背长凳一样庄重，暖气片哐当作响，四周墙壁也咕咕哝哝，昼夜不息，似乎把它吸收的嘈杂声又送还给人们。报摊和咖啡店总是很忙，很多个冬夜，我和父亲发现候车室里总是暖暖和和。我们往返于同一所中学，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好多次我们的二手车要么发动不了，要么就卡在暴风雪中。我们只好艰难跋涉到车站，车站总是敞开着大门。 在月台上，远在半英里外的铁轨上传来信号铃声，我乘坐的火车就要进站了。那时候我们没有料到，十年内，这个车站去费城的客运服务就要停止，像东行线上的许多车站一样，它会被关闭，用木栅栏围住。车站矗立在一大片沥青空地上，像一个特大号的陵墓。曾经包容过的所有生命都被它静默地封存在里面，这个世纪余下的岁月，在这个发展缓慢的城市里，它只有屈辱地等待，等着将它夷为平地。 但父亲却料到了，他眼里闪烁的泪光告诉我，时间吞噬了我们，曾经的我──那个男孩如果还没死去的话，也正在死去，我和父亲之间渐渐疏远。我从他那里获得的生命，现在我和它一起溜走了。远远地火车来了，火车头上闪亮的长长连接杆、高高的钢铁车轮，与它拖动的小小柔软车身不成比例。我上了车。父母亲看起越来越小，越来越矮。隔着脏乎乎的车窗，我们腼腆地朝对方挥手。火车还未驶出艾尔顿那满是沙砾的市郊，我就打开了书──《约翰·弥尔顿诗歌全集》。 结束一天漫长的旅行，我提早一站，在波士顿南站而不是后湾下车，南站离剑桥更近点。女友来接我。读了一整天弥尔顿那又乏味又难记的五步格诗歌《复乐园》后，在其他下车的大学生的注视下，月台有个女孩──不，是个女人在接我，我们相互拥抱，那感觉多么神气。她穿着件灰色布外套，帆布网球鞋，梳着马尾辫。那一定是春假时节，因为德布家在圣路易斯，如果她从家里来接我然后再回去，假期太短，时间不够。相反她在那里等了我一个星期。在新英格兰的冬天，她总是穿得单薄，而我却穿着厚厚的有腰带的大衣，衬里是毛茸茸的羊毛，惭愧的是，这是父母怕我在新英格兰感冒给我买的。 我们先坐地铁绿线，然后再换红线回哈佛广场，一路上她告诉我她这一周发生的事情。一场意外的暴风雪，弄得我们身边的路到现在还是脏兮兮的。她气得哭着说，打临提上裤子，光工的餐馆看她是大学生，派她在地下室里算数，而其他的女招待却在上面端盘子，把所有小费都揣进自己腰包。我告诉她我在宾夕法尼亚呆的那一周的情形，大部分事情都已淡忘了，只有一些细节的碎片还留在脑海里，在闪光──比如父亲的眼泪。我的眼睛在叮里哐啷的火车上经过一天的阅读后，又涩又痒；当火车行进在新伦敦市四周的路段上，经过那片闪亮的湖水时，我才抬眼欣赏一下。 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那几年，夏天我和德布会和一方父母一起过一个月。她父亲是基纹短袖我最喜督教唯一教派的著名牧师，在华盛顿大学校园附近一幢灰色的新哥特式大教堂里布道，住在林德尔林荫大道砖砌牧师宅邸里。每年六月，他都要举家从那宽敞的住宅搬到佛蒙特州一座废弃的农庄去住上一阵子，那是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花了不到五百美元买下的。有几年的六月，在她父亲教务缠身，家里其他人：妻子、另外两个女儿没来之前，我和德布先到了那里。那个地方寒冷、人烟稀少，只有起码的手压式抽水井，没有电。房子位于一条肮脏的羊肠小路的高处，从他家唯一看得到的房子，远在半英里外，是另一位唯一教派牧师的。这一切让我更加觉得自己搬到了另一个全新的、更加开阔的区域了，多亏我蓝眼睛的新娘。 浴室是间独立的、长条形房间，灰泥墙和木地板都裸露着，一小束强烈的光柱神出鬼没，一天中随着太阳的移动，光线射过医药箱镜子上的斜边，在墙上变换着角度。为了白天洗澡，我们不辞辛苦地在煤油炉上烧水，这时光柱和我们做伴。一阵脚步走过或一阵风吹过，房屋微微振颤，它也来来回回地跳跃着、抖动着。在我看来，这精灵般的光柱就是基纹短袖我最喜督教唯一教派苦行不可思议的产物，是崇高观念的象征，这种观念认为从舒适的、设施齐全的市郊住宅搬到这原始的农舍是一种救赎。凭借我刚刚学到的知识，我知道，这与理想主义、与爱默生和梭罗、与自力更生有关，以自然的条件来接受自然。房屋中有间大的偏房，煤油炉微弱的热量无法覆盖至此，屋里有一架大的织布机，一直就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套破旧的百科全书，以及一套《世界哲学大师著作》，书脊都已磨损，颇有历史但很少有人翻看。我首开先例，抽出其中一卷，它那做工精良的书脊布封面给我的手指带来一阵不太愉快的兴奋感。这一册书里有爱默生的小品文。例如，“每一个自然的真胶线，悬挂昨相是某些精神真胶线，悬挂昨相的象征，”我读到，还有“任何事物都是由其身后隐藏之物所构成，”还有“每一个英雄最后都令人生厌，”还有“我们的沸点不同。” 德布把这间大房和外面藤蔓遮蔽的石头门廊当成工作间，在这里她画那些精雕细作的油画或苍白浅淡的水彩画。如果阳光明媚，在煤油炉上烧洗澡水又实在太麻烦，我们就在屋外不远处的山间小溪里、一个小水塘内洗澡，她父亲以前还为这个水塘设计修建了堤坝。我想用我的BrownieHawkeye相机给她拍几张**，可她拘谨地拒绝了。一天，趁她趟水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从那座旧桥上偷偷挂昨晚刚洗的拍了几张快照，她的惊叫声淹没了按快门的喀哒声，随即纵身跳入池塘中。 事后算起来，我们是在佛蒙特州，在其他人来之前，意外地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我们一点也不后悔。在我脑海中，新娘体内的微小生灵跟浴室墙壁底部的光斑合为一体，就是我们那可爱的小淘气。 她父亲来了，是那种我不太熟悉的父亲。我父亲，虽然有充分的生存本领，在人生舞台上却总是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每天，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哪里，他总会遇到一些麻烦，陷入窘境。汽车又点不着火啦，学生表现又不好啦。他需要人们，和他们接触来往，寻求动力。威特华斯牧师喜欢佛蒙特州，因为，与圣路易斯相比，这里人烟稀少。有一次他连着好几周都不下他的小山头，让我们其他人开上两英里灰尘漫天的土路，去最近的村落买东西。那里杂货店、五金店、邮局都在一幢房子内，归一个老板所有，那人同时还经营着当地一家锯木厂。我们带回来一些当地的街谈巷议、前一天的报纸，我岳父歪着头，侧着脸笑着，听我们兴奋地讲外面大世界发生的事，那神情让我们怀疑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有很多事情做：砌石头墙，改进他自制的大坝工程，每天打个盹，打盹时大家都得保持安静。 他面容英俊，头发硬如铁丝，虽已花白，却依然浓密如故。他少年时代在缅因州得了风湿热，体质虚弱。乡村田园的安宁、树林里的静谧，煤油灯的摇曳闪烁，燃烧的灯芯跳跃不定，灯从这间房移到那间房──这就是他喜欢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城市的喧嚣忙碌。在山顶度假的那几个月里，他在我们──妻子、三个女儿、女婿，一直未婚的小姨──中间活动，像不受引力约束的一颗行星。 他靠玩游戏和人交流，而玩游戏也是一心想赢──下午一家人玩槌球游戏，晚上一家人在煤油炉和桌上煤油灯的混合气味下玩红心牌。这种灯很特别，灯罩里，火苗很强，光很白。灯罩是用白蜡木做成的圆锥形网，十分脆弱，把玻璃灯座放在桌上时，若一不留神，手稍重了点，也会打破它。威特华斯牧师对他做的每样东西都小心翼翼到了夸张的地步，我怀着年轻人那不愿宽恕的仇视心态，对此十分憎恨。我讨厌他过分烦琐的吸烟动作：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火，吐烟；我讨厌他严格遵守午睡习惯，讨厌他纯正的蓝眼睛（德布就遗传了他的），讨厌他那平静的唯一神教义。不知何故，在我们宾夕法尼亚一带，蓝眼睛很少，少得有点稀奇──我们那里都是棕色眼睛，就连浅褐色也不常见，那是来自威尔士和德国南部的移民带到斯库基尔山谷的。 至于唯一神论，似乎过于摸棱两可、过于自满含混、过于不可捉摸：当我第一次接触它时，它还披着路德教派的外衣，无懈可击却全无特点，是稀释了的基纹短袖我最喜督教──一幅完全虚幻、多姿多彩而令人舒适的画面：道成肉身和博士、圣诞颂歌和圣诞老人，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和分别善遵守午睡习惯，讨厌他纯正的蓝眼睛（德布就遗传了他的），讨厌他那平静的唯一神教义。不知何故，在我们宾夕法尼亚一带，蓝眼睛很少，少得有点稀奇──我们那里都是棕色眼睛，就连浅褐色也不常见恶树，毒蛇和人类的堕落，花园里的背叛和十字架上的救赎，“何以将我遗弃？”彼拉多洗着他的手，第三日复活，死后在高处房间的晚餐，怀疑的多马和天使在耶路撒冷周边徘徊，给门徒的指令，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人从驴背推下来，信徒们用方言祷告（而艾尔顿和它周围那些天天去教堂的麻木的人们并没有遵守这一做法）。公立学校每天上课总是从阅读圣经和祈祷上帝开始，我们的老师、银行家、丧葬人和邮差们，所有的人都公开宣称是传统的基纹短袖我最喜督徒。我觉得以前我以为凡是对基纹短袖我最喜督徒有好处的东西对唯一神论者也应该一样。我读了大量的克尔凯郭尔、巴特和乌纳穆诺，知道了信念的飞跃。威特华斯牧师没有实现这样的飞跃；相反他在打盹，在建他的石头墙。在他的卧室里，我看见过一本简装版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还有一本《世界哲学大师作品集》，也许他读过，但我从没看见过。唯一一次让我觉得他还是个神职人员的是，他用温柔的语调说起他的某个女儿，不知不觉间脱口说出了少年时代教友派常用的“汝”、“尔”。 他去世前的那段日子过得有点屈辱，所有的尊严都消失殆尽。与其说老年痴呆症对他大脑造成伤害，还不如说加深了一直就有的善意的糊涂和成见。岳母死于癌症，在她的纪念仪式上，仪式开始前，他转身朝我，一脸温和但迷惑的笑容，说，“呃，詹姆斯，这是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想马上就都会知道了。”他没有发现大家正在纪念与他共度四十五年的妻子。 岳母去世后，他老得很快。我们最后一次送他去护理中心时，他在接待处呜呜哭了，浑身筛抖着，裤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跳。我知道他想小般了，但是我却不像个男人，没有快步把他领到洗手间，替他把阴点潮。提上裤茎从裤子里掏出来，结果他尿湿了裤子，地板也尿湿了。在与德布离婚前的那些年间，我是这个大家庭里年龄最大的女婿，他们家第一个女婿，到现在我还引以为荣，但我却没有很好地担起这一责任。奇怪的是，自从在佛蒙特过第一个夏天后，岳父就特别信任我，放心地把他女儿的幸福托付于我，后来又相信我能帮他一起抬起石块，放在墙上适当的位置上，虽然我很可能压着他的手，或石头掉下来砸着他脚指头。 事实上，我爱他。他像我父亲一样没有恶意、善良无辜，而且对周围的人要求更少。现在看来，他午休时的一点点安静实在算不得什么要求，可那时却惹恼了我。他的理论，或者说无理论似乎是我所欣赏的最宏大的观点，多亏了他。他的理论体系是个大宇宙，在那里迷信的云雾被澄清。他的教区位于西部的盖特威，区里有一些大学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某些新潮哲学为他那过时的先验论布道增色不少，他在布道时语调优美。德布在床上告诉我：虽然他是唯一神论者，不过只属于唯一神论的小教派而已。希望能调和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没有粗鲁到经常与他争吵的地步，但他却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哈佛新正统主义及其艾略特般痛苦的潜流。 在佛蒙特，派给我的家务活就是在屋后斜坡上的一个大桶内焚烧当天的废纸，那儿面对着供我们冷水的一口泉。人们可以望见二十里外树木葱茏的山谷，看到格林山的第二道山脊。在威特华斯牧师的祝福下，我已进入了一个拥有漫长风景线、冰泳和新英格兰的缄默的世界。他是个人见人知的好人，有点缅因州的风趣。爱记忆中的人容易，难的是当他们出现在你身边、你面前，你仍然爱他们。 对我和德布来说，宾夕法尼亚州让我们有另一种紧张。我们开了个不好的头，我第一次带她回家见我父母时，下早了车。从费城开出的是当地火车，有一个站是离艾尔顿七英里远的山区工厂小镇，沿着斯古吉尔河，紧靠着几英里远的一片村舍，战后在母亲的怂恿下，我们全家搬到这里来了。我们夹在一群旅客中下了车，月台两边都是树，一条长长的甬道。月台上一下子就空荡荡，人影全无了，没有人来接我们。尽管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父母亲──我想省得他们跑路──还是上艾尔顿接我们去了。 现在我常想，手机发明前的那些年代，人们如何联系呢。那个时候，一些小车站主要还是靠工作人员管理；也许站长将我们的困境电报通知了艾尔顿车站，在充满回声嘈杂的大站里，广播告知我父母。或者，也许是过去在落后地区使用的精神电报，看到我们没有出站，父母亲猜出我们在哪里，径直开车过来而已。那时我是个堕入情网的年轻人；德布在圣路易斯或剑桥她的那种氛围里非常安心，而在我的家乡却好似迷失了自己。我没法让她不受我们传统方式的影响。她经常把事情搞砸，还无法责备她。 虽然那时我们还没结婚，她就已经把我的脏袜子、内裤和在她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干净、叠好后又放进她的衣箱。母亲在客房里走来走去，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变化，沉默的暴怒一泻而出，一阵阵无情的怒火堆积在她的额头上，眉峰间成了个红色的V形。愤怒在这个沙石结构小房子的每个角落、楼上楼下蔓延。我小时候住在欧林葛镇，只有有轨电车可到艾尔顿，那房子是长条形狭窄的砖石结构，有个长长的后院，所以当母亲──用父亲昏头昏脑的话来说──“在制造紧张气氛”时，我们有地方躲避。但是在这幢新房子内，我们无处可逃，夜里大家只能听着彼此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甚至在屋外，昆虫聒噪，野草丛生，有点什么动静还是逃不过她。我从小耳闻目睹，生活在她的怨气里，这种怨气来自于大人之间的冲突，她可以连续好多天一直怒气冲冲，我放学回家，或从朋友家回来，她都在生气，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的怒火又奇迹般地消散了。她的脾气伴随着我长大，就像宾夕法尼亚的酷暑期，能热死闷热排房中的老人，让街上路轨变宽，让有轨电车出轨。 母亲发火时，我低声向德布道歉。母亲的愠怒让餐桌旁的人噤若寒蝉，可还不止于此，她的愠怒从她的卧室蔓延到楼下的起居室。她插门锁的咔塔声像一声惊雷在我们头顶炸响。“你没做错什么，”我让德布放心，尽管我心里觉得冒犯母亲也不对，是最起码的罪过。我埋怨德布，不该将我的内衣和她的混在一起，她本该预料到这个问题，预料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她就这样。” “好啦，她一觉醒来就会没事的。”这就是德布的反应，这么大声，我害怕楼上听得到。我惊奇地发现，对我母亲一浪接一浪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那么敏感。 我们坐在沙发旁，父亲在摇椅上修改数学试卷，意志消沉。他说，“米尔德丽德这样没什么，不过是老黑色塑胶线，毛病又发了。” 对他那一代大男子主义者来说，妇人之见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一切都情有可原。但对我这一代不行。这种紧张气氛令我苦恼万分。那时候母亲在后门廊附近种了一小块三色堇，但没时间打理。也许是那一次回家时，也许是后来的哪一次，一个礼拜天清晨，德布动手除草，她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当我解释说，这里礼拜天没人干活，他们都去教堂做礼拜。德布迷惑不解地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那么敏感。 站在那里，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地里，就像英格丽·褒曼在《斯特隆波里岛》里一样。“真蠢，”德布说，“我父亲整个夏天每个礼拜日都在砌他的墙或忙别的什么事。” “他是不同的教派。” “吉姆，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懂。” “嘘──，她在里面，在敲盘子。” “好吧，让她去敲。反正是她的盘子。” “我们得做准备，要去教堂了。” “我没有带教堂穿的衣服。” “穿上你在火车上穿的衣服、鞋子就行了。” “呸，我才不会。我那样子看起来会很可笑。我宁愿留在家里除草。你爷爷奶奶会留在家里，对不对？” “我奶奶会，但爷爷会去教堂。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读《圣经》，你没注意？” “我不知道美国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吧──”我的回答肯定苍白无力，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打断我的话，“我现在知道你那一派胡言是从哪里来的了，对爸爸那么粗鲁。”说话时她双眸是那般湛蓝。 我很没面子，不过又很激动，因为发现居然可以反抗我母亲。结果，德布留下来陪我祖母，她得了帕金森症，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我对威特华斯牧师的粗鲁遭到了报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外孙女──在她的路德教派的祖父母家施洗时，采用的却是唯一神教派家庭仪式，威特华斯牧师小小嘲弄了一番“圣水”──水是从我们自家的泉眼里取的，这口泉位于房子的下方，跟佛蒙特州的不同，那里水是在房子上方的。母亲在那一天都板着脸，很不高兴，一提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凯瑟琳，就说“没受过洗礼的孩子。”另外三个孩子都出世时，我和德布已搬到马萨诸塞州，那是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基纹短袖我最喜督教公理会，算是一种妥协吧。 我们身处圣水之中，世上的水皆为圣水，圣水乃生命之母。从波士顿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习惯性地坐在飞机的右手边，但那天，我却坐在左边。像是对我的奖赏，上午十点多时，康涅狄格州水面上──不是那些大河或大湖，只不过是些小塘、小池而已──阳光反射过来，水面跳跃闪烁的光芒有几秒钟向天空直射入我眼帘，银光闪闪的。那一刻，父亲的泪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所以我看到了。他去世后，我和德布也离婚了，为什么会这样，很难说得清。用爱默生的话说，我们的沸点不同，而一个与我沸点相同的女人出现了。那次我给德布拍的快照，裸体的，离婚时她声称那是她的。可我觉得它们是我的──因为是我照的，她却说身体是她的。 我们离婚后，母亲跟我说起父亲，“从你第一次带她回家开始，他就为你们俩操心。他觉得对你而言，她不够温柔。” “他太在乎什么女人味了，”我说，不知道能不能相信她说的。死者的话无法对证。 虽然是我想离婚的，可我总习惯性地为德布辩护。在我高中同学聚会上，同学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我第二任妻子时，我很吃惊。这倒是真的，西尔维亚真的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而德布却羞于这样做。那时德布觉得尽管每隔五年左右我们要聚会一次，他们不过是我从前的一部分，是我已抛在身后的东西。而西尔维亚呢，在我一把年纪时才认识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宾夕法尼亚，那里是我最珍视的自我的藏身之所，无论我审视它的次数是如何之少。最近一次聚会，是第五十五次，可能会让德布很沮丧──所有人都几乎七十出头，大部分人就在离他们出生地不远的县里过了一辈子，甚至就住在他们儿时的房子旁边，半独立屋内。有些人是坐着轮椅来的，有些病得太厉害，无法开车，只好由他们已到中年的子女开车送过来。聚会节目表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从前的班花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健将和普通人一样，借着心脏起博器、塑胶护膝才能行动，在父辈们早已体谅地去世的年纪，我们才退休，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但我们却不是那样看自己的，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瘸了、老了。我们看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同样圆圆、新鲜的脸、同样的圆耳朵、长睫毛大眼睛。我们听到小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愉快的尖叫声，高中舞会上，体育馆里蓝色射灯荧光闪烁，诱人的萨克斯风，本地摇摆乐队喑哑的喇叭，演奏着小夜曲。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小镇才有的简单淳朴，大萧条也没有改变它，世界大战的炸弹也从来炸不到我们这里，尽管这里也实行食品配给、尽管我们也有玩具坦克、也进行空袭演习。以前的竞争对手重燃竞争的硝烟，很快又搁到了一边。老情人一度旧情复炽，然后归于平和的温情，博爱中去了。我们的班长，亲爱的安·马隆，一头浓密的栗色卷发现在比洗得发白的衣服还要白，当她拿着麦克风，考考大家过去的一些事情──老师的外号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饮摊啦，我们三年级和毕业那年演出的剧目名称啦、三年级时废物利用比赛的获胜者啦──四面八方传来答案的喊叫声。没什么能难倒我们：那时我们都在那里；而我们的另一半们──西尔维亚也在其中，为那些长期珍藏的无用知识友好地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同学，也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大家总是不时提起他。在安·马隆的问题里，他好几次都是正确答案──”威勒先生！“。 曲奇本，曾经因考试不及格，留过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大一岁，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会后他还很活跃，他走到我跟前，斜眼看着我，好像有强光照着他的眼睛，热情地问我，声音沙哑，“你父亲，基波──还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忘了父亲已去世多年，但还知道说“活着”就跟说“死亡”一样，不够委婉。 “没有了，曲奇，”我每次都这么说。“他1972年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就过世了。”很奇怪，我叫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为曲奇，一点也不觉得唐突。 他点点头，表情庄重，又有些疑惑，“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他说。 我回答说，“我也很抱歉告诉你，”虽然，如果此时父亲还活着的话，已逾百岁，还会欠下看护院一大笔钱。 “你母亲呢，吉姆？”曲奇锲而不舍地追问。 “她比他多活了十七年，”我简短地告诉他，好像我憎恨这个事实。“她是个快乐的寡妇。” “她是位高贵的女士。”他慢吞吞地说，还点点头，似乎是同意自己的说法。我有点感动，他在努力回忆我母亲，毕竟，在她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中，他说的是真的。她年轻时，举止端庄，容貌秀丽。在长长的寡居年月中，母亲越来越率直，有一次，曾跟我提起，“其实不是那么美丽。” 我和德布在意大利时，父亲去世了。我们和另一对婚姻出问题的夫妇一同去的，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婚姻“接着运转。”我们住在佛罗伦萨的一间小酒店里，可以瞥见阿诺河，从菲索莱游玩回来后──菲索莱是古罗马露天竞技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们一时兴起，临时决定四个人去酒店楼上的咖啡馆里喝下午茶，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回各自房间关禁闭。那地方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德国人呆在一个角落里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站在吧台旁喝意式浓咖啡。即使我听到了电话铃，我也没想到会是找我的。但是服务生从吧台后走出来，走到我身旁说，“是威勒先生吗？有电话找你。”谁会知道我在这儿呢？ 是母亲，声音听起来很小，咔嚓咔嚓的，“是吉米吗？你们玩得还好吗？我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接线员帮的忙。”她解释到。 “出什么事了，妈妈？” “你父亲在医院。第二次心脏病发作。” “情况有多糟？” “哦，他坐在车里，我开车送他去的艾尔顿。” “那好，不是太坏。” 些许停顿后她才回答，我觉得这是跨洋电缆之过。最后她说，“我不太肯定。”除了这次在电话里，我从未发现母亲的宾夕法尼亚口音原来如此重。我们面对面时，她的声音透明得简直如同我自己的一样。”他醒来觉得胸口很闷，平时他都不理会的。但今天他受不了。这里现在是中午了。 “所以你想我回来，”我有点怪她。我知道父亲不想给我添麻烦。我们还在乌菲兹定了明天的旅馆。 她叹了口气，大洋底下的电缆也劈啪作响。“吉米，我想你最好还是回来，你和德布都回来，当然，如果她要呆在那里，欣赏那里的艺术。谢克医生觉得他听到的心跳不太妙。你知道，平时要引起他的注意有多难。” 那时还没有开胸腔手术和心梗血管成形术，医生除了用听诊器听听心跳，开硝化甘油片外，没多少事可以做。酒店前台帮我们查了去罗马的火车，那对夫妇送我们到佛罗伦萨火车站，梅第奇教堂就在旁边，我们一直想去，而又注定没法一同去参观。在罗马，的士司机找到一间还没关门的航空公司办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办事员的礼貌及耐心，他用课本上学来的英语，收下了我们下周去波士顿的机票，转成第二天飞费城的。那时去费城的飞机更多些。我们定了夜班飞机飞伦敦，只好在伦敦耽搁一晚。在西斯罗机场远离伦敦的一侧，高楼林立，都是供中转旅客住的全新旅馆。午夜时分，我们总算住进了酒店。在房间里，我打电话给母亲──宾夕法尼亚那边正是晚饭时间──知道父亲去世了。对母亲而言，这已是几个小时前的旧闻了。她疲劳地回顾说，一下午她都坐在艾尔顿医院里，不断收到紧急报告。她说，“谢克医生说到他最后的搏斗。可怕极了。” 我挂上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德布。我们躺在床上，她搂着我，说，“哭吧。”虽然我觉得这是哭的时候，我哭也的确无可厚非。可我相信当时我没有哭。父亲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光了。 陈新宇译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断电 
电视气象节目主持人总是热衷于能提高收视率的灾难事件。这不，刚才还预报说，新英格兰将会迎来一场猛烈的秋季暴风雨。布拉德.莫里斯时不时地望着窗外摇摆的树木——橡树红褐色的叶子依然生机勃勃，枫树金红色的叶子已经纷纷落下——对大肆播报的新闻却无动于衷。他在家里工作，妻子简在波士顿的纽伯利街开了一家名牌服饰店。大雨一次下了半个钟头，随后呈现出一片银色的天空，布满了飞逝而过、细绒毛似的云彩。最糟糕的情形似乎已经过去，不想午后三点左右，他眼睁睁地看着电脑死机了。忙了这么久汇总的一组财务数据渐渐隐去，像晶莹闪亮的水跌进了排水槽，被空白的屏幕吸进去了。与此同时，所有的灯、小器械、电脑控制的计时器和指示器都关闭了。环顾四周，房屋似乎在叹息。室外风雨猛烈地抽打树木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静寂。房梁咯吱咯吱地扭动。松散的百叶窗砰砰作响。雨从满溢的檐槽滴落，重重地敲打着地下室窗井的木盖，像一个专横的家伙聒噪不休地想要引人注意。 莫里斯家的电线、电话线和有线电视线架在三根电线杆上，穿过了两英亩见方的树林。布拉德走到屋外。暴风雨停歇的当儿，天色异常清明。他想看看是不是有树枝压到电线上了，可是一根也没看到。离他最近的房子里也不见一盏灯。这幢房子夏天被林子里的树叶遮得严严实实，现在隐约可见。最高的树梢在风中起伏，他却几乎感觉不到有风；这时又落下冰冷密集的雨点，他不得不退回室内。摇曳不定的影子洒落在屋角，地下室火炉的金属内壁冷却时发出咯咯声。停电了，无事可做。 他打开冰箱门，惊讶地发现冰箱内没有亮起灯来迎接他。书斋的壁炉散发着湿柴灰的酸味。风从屋檐下和护窗四角的裂缝处飕飕地灌进来。他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些裂缝。在这个紧急时刻，他感到软弱无力，又觉得自己的软弱无力很好笑。他想起他本打算去他所在的市郊小镇的邮局寄几封信，还要去银行存一张支票。这么说来他还是有事儿做的。他收拾好信和支票，穿上茶色的带拉链防水夹克衫，戴上波士顿红袜队棒球帽。前门上的防盗报警器低声叫着，还一闪一闪的，像在自娱自乐。布拉德按了重置键，它才不响了。他出了门。 他的车像平时一样发动了，这似乎有点奇怪。开发区的车道和碎石路上铺满了湿漉漉的落叶，周围的居住区是二十年前在一片亏本的农场上一次建成的。他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到了达克湖附近更是小心。湖边曾经有个车库。十年前的一场暴风雪中，一名少年就是在这儿开着父母的奔驰车滑出栅栏，冲进湖里，水一直没到了毂盖。镇上有两所教堂、一家杂货店、一家“老唐甜甜圈”、一个比萨屋、一家主供意大利菜的餐馆、两家美容院、一家服装店、一家新娘用品店，还有几家小店铺总是旧的走了新的来，一家保险公司，房地产事务所的楼上有个律师，一个牙医、一个支行，还有一个邮局。整个镇上都断了电，却显得比平时更热闹。暴风雨停歇的间隙，天色微明泛灰，人行道上站满了行人。 布拉德惊讶地看见两个年轻女人先拥抱了一下对方才开始说话，好像在重温久已淡忘的情谊。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说话，谈论事态的结局。一向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现在一团漆黑。他这才想到大家肯定都是因为停了电才拥上街头。透过陈列橱窗，无论是货架上摆满了袋装的坚果、瓶装的维生素和冷藏的豆腐三明治的健康食品店，还是它的竞争对手——同是经营健康营养品的水果店，都变成了令人生畏的黑洞。 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平时如此乐于接受存款的银行竟然会在玻璃门上贴出一张通告，公示离这儿最近的另外一家支行的地址。收纳员们坐在铺着软垫的长椅上聊天——往常坐着的不是申请按揭的，就是恶意透支的，个个垂头丧气。就算能看见他们，他也取不到钱了，就像身在水族馆却抓不到鱼一样。银行的女经理是高个子，爱激动，衣着朴素。她这会儿简直就是在人行道上巡逻。她气喘吁吁地对布拉德说：“真是抱歉，莫里斯先生。我们的自动取款机呀、报警设施之类的，全都瘫痪了。我正要去看看五金店里有没有电。” “米拉，我们是同病相怜啊！”布拉德安慰她说。不过他也能理解她的疑虑。他自己都没想到邮局也会停止交易,虽然里面的邮箱还能投信。而美国邮电局一向热衷于现代化，一切业务都由计算机控制。何况天还很亮，足以看得清，居然一封信也称不了，一张邮票也卖不成。天色渐晚，他怕一件事儿也办不了，就试着敲了敲健康食品店的门。门闩拉开了，暗处传来咯咯的笑声。他喊道：“在营业吗？” “对你当然营业了。”年轻的女老板回应。她叫奥莉维亚，鬈发，皮肤永远都是棕褐色。布拉德摸索着往里走，里头燃着一根薰香伏蜡，照亮了箱柜里摆放的小塑料袋子，映着点点烛影发出微光。他拿了一袋腰果放到柜台上，本以为是烘烤的，不想却是新鲜的。“自动收款机断电了，给多少钱都行。”奥莉维亚开玩笑说。她从自己的钱包里给他找了零钱。他拿到眼前才看清楚是一张五美元的钞票。 他觉得这个买卖有调情的味道。在瘫痪无力的电缆的装饰下，镇上似乎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汽车打着明亮的前灯，游行而过。暮色越来越浓，行人们觉得不妙，不得不重新寻找庇护所。空气中有一种温厚、透明的气息四溢开来：隔阂消释了，曾经忽略的事情又有了可能。布拉德匆匆地回到车内，带着感性的快乐笑起来。 拐入邻居家时，又落雨了，挡风玻璃被打得斑斑点点。他从石头墙上的一道裂口钻进去，这堵墙曾绕着农场围了一圈。一个上了油漆的路标措辞严厉地写着：“私人通道。”有个白衣女人在狭窄的路中央走着。她披着发亮的塑料雨衣，脚穿滑稽的白色跑鞋。她急切地挥手示意他停下来。他认出这个纤弱的金发女子是新来的邻居，几年前和她的丈夫、两个正长个儿的男孩一起搬来的。从莫里斯家看不见他们家的房子。他们一年只见几次面，不是在鸡尾酒会上，就是在区划申诉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她看上去像一个幽灵在召唤他。他刹住车，摇下车窗。“哦，布拉德，”她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原来是你呀。出什么事儿了？”她问，“所有电路都断了，连电话都断了。” “我家的也是，”他安慰她，“大家都一样。肯定有棵树被风刮倒，落到某根电线上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利尼。”他很高兴从记忆库里搜出了她的名字：利尼.威拉德。 她离车窗很近，看得出她在发抖，嘴唇哆嗦着，像个快要落泪的孩子。她双眼凝视着车顶的上方，像要从树梢寻找救援。她把目光转移到他的脸上，战栗着解释说：“威利出门了。他一个星期都在芝加哥。我一人呆在家里，现在两个孩子也上寄宿学校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就穿上运动鞋，出来跑步。” 布拉德想起那两个淘气而聒噪的男孩，穿着运动衣，站在路尽头坍塌的石头墙外等日校校车。要是孩子们都到了上寄宿学校的年龄，这个女人就不像她看上去那样年轻了。因为扎了头巾，她的脸变得窄小。她面色白皙，只有鼻尖冻得像兔子的眼睛一样红。眼睫毛也是粉红色的，像是用手揉过。眼里汪着泪。“我喜欢你的帽子，”她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你是球迷吗？” “只是喜欢而已。” “红袜队得了世界大赛的冠军。” “没错儿。上车吧，利尼，”他安抚人心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我送你回家。镇上没什么好看的。没人知道会停多久。连银行和邮局的人都不知道。只有健康食品店开着门。” “我在散步呢，”她说，好像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我还能继续走。” “你没注意到又下起雨来了吗？天气又要变了。” 她眨巴着眼睛，抿紧了颤抖的嘴唇，下唇习惯性地往一边抽搐了一下。她绕到车前。他探过身用力拉了一下门把，为她推开副驾驶座的门，好像她自己不会开似的。她裹着白色的塑料雨衣滑进了车，坦言道：“家里嘟嘟声响个不停，我只好走开。威利要是在波士顿，我还能给他打电话。” “我想应该是防盗报警器的声音，”布拉德说，“或者是其他的报警器一断电就响起来了。要是你不介意，我就进去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车内弥漫着她迷人的体香。这是来自童年的香味，像止咳糖浆或甘草糖的味道。“我不介意，”她仰靠在皮车座上说，“我好害怕。”她继续说，嘴角不悦地撇了一下，既像自嘲，又像在追忆久已失落的自我。 他从来没去过威拉德家。他们家车道两旁种的花草比莫里斯家的更多更美——枝枝节节的小杜鹃掉光了叶子，卫矛依然骄傲地挺着绛红色的秋叶，如梦如幻。停车场上铺的石子也更大更白亮，不像他们家的只有半英寸，还是棕色的。这都是他妻子的一再要求。原本是打算（其实是他提出的）冬天用扫雪机除雪时，把这些石子撒到草坪上的。房子的基本构造倒是很像，都是装有楔形板的大房子，二十年前的新殖民地建筑风格，外加一道多余的砖砌正面墙。利尼没锁前门就惊慌失措地离开了家。布拉德跟在她身后。她爬上门廊的石阶，倒退进去，为他拉开防风暴外重门的同时又推开了另一扇门。他惊讶于她动作的轻盈灵巧。 在室内，嘟嘟声听起来很响，而且一刻不停，但并不是报警模式的那种一声响过一声的急促尖叫。起初他走错了方向。这座房子的平面构架和他家的不一样，家庭活动室在左边，不是在右边；厨房在活动室的另一头，不是在旁边。室内陈设看起来却大同小异，都是二十年前的现代风格，四四方方，塞得满满的，原木地板，单色毛毯，咖啡桌是不锈钢十字形桌腿上放一块厚玻璃，糅合着东方特色，摆放着家传古玩。只是摆设品看上去比他家的稍微漂亮点，不那么沉闷。话又说回来了，布拉德看着人家的东西总觉得好。 “在这里，”利尼说，“壁橱旁边。”前厅的壁橱用来挂塑料雨衣。她里面穿着灰色紧身针织裙，看上去像是中午和女友赴宴归来。她懒得解鞋带，直接用脚尖把运动鞋踢掉，甩到壁橱的底板上。也许她是不想在他面前俯下身。 “哦，看起来跟我家的一样。”他走到控电板前，抬起手刚要去碰，又想了想问，“能按吗？” “随便按，”她说，在自己的家里，她的声音不再发颤，变得几近俚俗了，“别客气。” 他按下贴着“重置”标签的长方形小按钮。嘟嘟声戛然而止。她走近他的身旁，惊奇不已，“就这么简单吗？” “这只是说明刚才停电不是有人入室，倒不是我对技术有多在行。” 她带着暧昧的喜悦咯咯地笑起来。他意识到他在车里闻到的体香里含着酒味儿，混合着久远的甘草糖味。“威利真是讨厌，”她对布拉德说，“这些他都懂，就是从不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你说说看，他真的有必要在芝加哥呆那么久吗？” 布拉德谨慎地说：“做生意会很费神的。到了一定的级别，生意场上的男人，当然还有女人，都需要当面交流。我以前也老是飞来飞去，经常开会，忙这忙那，后来觉得还是在家工作效率更高。现在到处都能电子交流，真的没必要经常往外跑了。不过我也不知道威利，我是说威拉德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他一紧张，话说得过多了，在这个陌生的房子里，似乎有了回音。确切地说，他的话被环境中部分的陌生感吸收了，变成了这座房子和他家之间无数细小的差异。不出他的意料，外面又下起雨来，淅淅沥沥，嘈嘈切切，让室内的光线更幽暗；风把湿雨点扫射到窗户上。 “我也不知道。喝点酒好吗？”利尼也紧张了。她又咯咯地笑起来，“既然你刚出门回来，”她指了指静悄悄的厨房，“我就不让你喝咖啡了。” “你一直喝的什么酒？”布拉德问。 她睁大了双眼，好像屋里太暗，她不得不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是酒？我和几个女友吃午饭时喝了茴香酒。” “在车里，”他答道，“你闻起来很香。”说着往她身边移了移，像是要证实一下。 她的吻没有甘草糖的味道。在这个家庭活动室，等离子电视的大屏幕茫然地直视着，早上送来的《环球》杂志还没打开过，裹着塑料皮儿躺在沙发上。利尼的吻很生硬，带着试探性，好像在测试她的唇膏。过了一会儿，她的嘴唇变暖了，脸凑近他的脸，一双不安的手先是绕住了他的背，然后移到腰上，最后勾住他的颈背。布拉德意乱情迷地想这样做是不是太突然太危险了。但是他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不会的，外面雨声肆虐，室内光线暗淡，这样隐蔽的身体接触发乎于情，无损又无害。她的头发纠结在一起，被头巾压平了，让他有种想把它捋顺的冲动。他双手颤抖着，一如她颤抖的嘴唇。彼此的脸开始发烫了，隔着衣服爱抚对方也觉得笨拙起来。“我们应该到楼上去，”她哑声说，“从这儿路过的人能看到里面。” “这样的天气谁会从这儿过？”他问。 “他有很多联邦快递包裹。”她答道。上楼时，她走在前面。楼梯上铺着浅绿色的地毯，他家的是栗色的。利尼继续用着那个不确定的人称代词，“他每天给我打电话，经常是这个时候。我想这样他夜里就自由了。”布拉德一直都屏着呼吸，欣赏她的腰肢和臀部在紧身的针织裙里扭摆的样子，到了楼梯口，他稍微喘了口气问：“你说电话线断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当年他装的线路，只花了很少钱，一直用到现在。我不太懂。我们家新车里的广播电台我都不会调。现在车内的部件太多了。” “确实。”他表示赞同。 楼上房间的布局和他家的不同。她领他进去的房间没有主卧的空间大，装饰也较少。五斗橱上放着她的儿子在不同时期的照片，还有些老照片，里面的人当时还年轻，穿着20世纪50年代的衣服，或许是她的父母，也可能是公婆。各种镶框的假日快照已经泛白，颜色都失真了。墙上有张海报，里面的女郎只裹了件虎皮，舒展着胴体趴在兰博基尼跑车上。利尼在窗前立了片刻。“你看，”她说，“现在树叶落了，能看到你家了。”布拉德花了几秒钟才认出来——透过掩映的树木，看到一个淡白的影子，轻浅的烟雾的颜色。 “你眼神儿不错。”他说。他不愿承认这位女邻居比自己年轻很多，但是她脱衣服的动作沉稳而迅速，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足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不过这确实是件大事。她真是美啊，胖瘦均匀、凹凸有致。她在昏暗的房间里从容地走动着，把叠好的衣服放到简易的直背靠椅上。他在路中央看到她时，有一瞬间还以为她是个幽灵。她溜到他的身边，行走时确实有种鬼魅般超然的气质。她撇着嘴，唇角带着自我批判的意味，跟在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她走过来为他宽衣解带，他的妻子还没这样做过。这一恭顺的举动，连同她为他解衬衫纽扣时微颦的小脸，让他兴奋起来。他不再紧张了，不觉得危险了，也不去听外面的风雨声了。他体内热血的涌动淹没了一切声响。她凝神时舌尖抵在双唇之间。从头巾里露出来的刘海上有几颗晶莹的水滴，带着雨水的味道，这也是少年时的香味。“天哪，”他说，“我爱……”他竭力自控，没有说出“你”。 “还没完呢，”她柔声说，像对一位女友谈话，“布拉德，还有呢！” 来电了。整个楼上都亮了，壁纸的图案和木制装饰花纹顿时清晰可见。楼下的厨房里，洗碗机跳入下一个模式。前门口的防盗报警器又嘟嘟地叫起来，声音更尖了。地下室的炉子点燃了，重新把温暖传送到冷却的房间。炉子的叫声虽不及风声大，轰响声却比风声更稳。楼下传来夸张而急切的说话声，说明利尼惊慌失措之前的一个小时一直在看电视新闻。她的脸紧贴着他的，呼吸都混合在一起了。她猛地退缩了，就像电视节目一下子切换到了广告。“哦，天哪。”她那双像是被揉过的眼睛逐渐清晰起来。 “电来得正好。”他说着，开始系扣子。 “你不用走。”话虽这么说，赤身裸体的她也感到局促不安了。她的脸蛋像起了皮疹，烧得通红。 “我该走了。”他说，“他可能会打电话。要是断电在波士顿成了新闻，她也可能打电话。你现在没事儿了。利尼，你听，报警器已经不响了。它在说，‘一切都好了。一切都正常了。’它还说，‘让那个男人滚出我家。’” “不是的。”她软弱地反驳。 “它在说，‘一切又在我掌控之中了。’”布拉德移开视线，不去看眼前这位纤弱的金发女子赤裸的身体，“它在说，‘事实如此，这是现实。’”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鸽羽 
他们刚搬到火镇，东西都乱了章法，得重新归置。一张红色的藤背沙发在奥灵格时本是客厅里的主要摆设，到了这里只得放弃，蒙了层防水油布堆到了谷仓里，因为乡间的客堂太窄。大卫再也不能整个下午都躺在上头，吃着葡萄干看推理、科幻小说和P.G.伍德豪斯了。那张蓝色的靠背椅原本在鬼气森森、纤尘不染的客卧里放了不知多少年，透过窗上挂的点子花薄纱，呆望窗外的电话线、几株七叶树和对面的房屋，现如今则堂而皇之地摆在了熏黑了的小壁炉前，早春4月还寒气袭人，全家就靠这个小壁炉取暖。大卫小时候一直很怕那间客卧——他生麻疹时就在客卧的床上养病，曾看见一根直尺大小的小黑棍儿沿着床边的小斜面蹦蹦跳跳，可他一喊又消失了——看到从闹鬼的房间里搬出来的家具倒整天烤着火，大模大样地摆在家庭中央，而且用得很脏，总让人有点惴惴不安。原先放在钢琴旁边的书架上积灰的那些书，如今散乱地堆在凸窗下面木匠沿一面墙做的架子上，完全乱了次序。大卫今年14岁，比搬家工人更容易变动不居；他就像是搬过来的家具，也得找个新地方安身立命，于是在搬到新家第二周的星期六，他想通过理一下家里的藏书安定心神。 家里的藏书总隐隐给他一种压抑感，大部分是他母亲年轻时购置的：读大学时的希腊戏剧和浪漫主义诗歌选；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一套软皮面的莎士比亚，封皮上还装订了一套系列书签；一本盒装的《绿厦》，书里还有木刻插图；曼纽尔.科姆罗夫的《我就是老虎》；还有诸如高尔斯华绥、爱伦.格拉斯哥、欧文.S.科布、辛克莱.刘易斯和“伊丽莎白”的小说。纸页褪色蒙尘的况味使他清楚地感到他自己和他父母间不祥的裂痕，那在他出生前即已存在的带有侮辱性的时间鸿沟。他突然有了种冲动，想一头扎进这个鸿沟当中。书就堆在他周围破损的老旧地板上，他随手从书堆上面拣了本厚书，是四卷本《世界史纲》的第二卷，作者是H.G.威尔斯。大卫曾在一本选集里读到过《时间机器》，这使他对这个作者有了点认识。这本书红色封皮的书脊位置已经褪成了橙粉色。打开封面，有种甜兮兮、像是阁楼里的气味，扉页上写有他母亲的闺名，可笔迹对他来说却很陌生——挺直、大胆，又很小心的签名。而如今她仓促记下的购物单、预算账和写给大学朋友的圣诞卡上的字迹全都歪歪扭扭、缩成一团，不过还看得出来跟多年前略带点威吓气势的笔迹间有点模糊联系，是一个人的手笔。 他把书翻了翻，碰到插图的地方就停一下：浅浮雕、面具、眼睛里没有瞳人的罗马人、古代的服装、出土的陶器残片，都是用老式的点画画法绘制的。他知道如果在杂志上，这种插图插在广告和笑话中间应该挺有趣儿的，可在这种正经八百的历史书里却总有点不对味儿。印刷的字体非常清晰、整洁，就像本教科书。他低头细看，那些边角已经发黄的书页简直就像灰蒙蒙的矩形玻璃，透过它们可以看到虚幻而又互不相干的世界。他能看到一切都在懒洋洋地动弹，嗓子眼里就像一下堵住了，很不舒服。他母亲和外婆还在厨房里大惊小怪；他们刚刚弄到的一只小狗，为的是“在乡下看门护院”，眼下正畏畏缩缩地躲在桌子底下，小爪子偶尔抓狂一通。这张餐桌在原来的家里是只为几个特殊日子用的，如今每顿饭都在上面吃。 这时，大卫的眼睛偶尔扫到了威尔斯对耶稣的记述。他原是罗马帝国某个小殖民地里出身卑微的政治煽动家，一个流浪汉。出于某种已经无法确知的意外，他以第三人称提到圣父和圣子时，出于尊敬一般都以大写字母出之，这里用的却是普通的“he”。（这个小写“h”把大卫吓了一跳）被钉十字架又侥幸得以活命，推测起来大概又活了几个礼拜。一种宗教竟然就基于这次匪夷所思的意外得以建立。历朝历代出于轻信的想像，又把各种神迹和玄妙的口实追加到这位耶稣身上；一个神话逐渐壮大，最后竟发展成一个教会，其神学观念却大多跟加利利人耶稣那些简单而且颇有共产主义味道的教导相抵。 那感觉就像是大卫的神经之网里面一直有块石头，好几个礼拜甚至经年以来分量渐增，现在一下子把他的神经网给压垮了，并压穿了那页纸和底下一百多张纸页。一开始，让他感到惊骇的并非这些异想天开的谬误——显而易见是谬误；因为到处都有教堂，整个国家都是“在上帝的庇佑下”创立的——而是这些东西竟然可以存在于一个真实人物的脑子里这个事实。这才是他最初的直观感受——竟然能容忍在某个确定的时空当中，有这么一个因否认基督的神圣而染得漆黑的头脑存在；大千宇宙竟然没有把这颗沥青球给吐出去，反而允许它继续亵渎侮辱神圣，允许它年岁渐增、赢得尊崇，允许它戴上个帽子，允许它写出使一切统统陷入恐怖陷坑的邪书，如果他没搞错的话。凸窗外面的世界——有车辙印痕的草地、刷成白色的谷仓、缀满新绿的胡桃树——看起来就像个他永远被隔绝在外的避难所。感觉脸上好像蒙上了几层厚厚的热毛巾。 他又把这段记述读了一遍。他努力想从自己的无知当中找到些反驳的理由，击溃这几行黑色文字扬扬自得的大踏步进军，可他什么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匪夷所思的死里逃生和误会轻信，报纸上每天都有报道，可没有一桩一件致使每个村镇都建起教堂。他想透过教堂再往前追溯，从教堂高大华美的正面，经由寒酸、破败的内堂，重回耶路撒冷当初发生的真实事件，却发现自己被游移不定的灰色暗影裹了个严实，那是连绵几个世纪的历史，而他对此一无所知。线索就这样在他手里消失了。基督可曾亲自来到他大卫.科恩面前，对他说“来，摸摸我肋下的伤痕”？没有；可他的祈祷应验过呀。什么样的祈祷？他曾祈祷过他故意绊倒、脑袋磕到暖气片的鲁迪.莫恩千万别死，他果然没死。可鲁迪虽然流了不少血，不过是点皮外伤；他当天就头缠绷带回到学校了，嘴巴还继续不干不净。他压根儿就不会死的嘛。此外，大卫还曾祈祷他分开邮购的两张战争宣传海报明天能一起寄到，虽说没这么快，可迟了几天倒确实是一起送到的，砰的一声从大门的投信口扔进来，仿佛是上帝的嘴巴在责骂他：我只以我的方式、按我的时间表回应你的祈祷。这以后，他祈祷的内容就不再那么斩钉截铁、那么热情泛滥了，免得再招骂。可要想跟H.G.威尔斯拥有的强大的知识武器对抗，这点玩意儿实在太小儿科了，都不过是些荒唐的巧合罢了。这倒正好证明了敌人的观点：希望大多建立在愚蠢的巧合基础上，本来只是乱涂的符号你也能认成字迹。 他父亲回家了。虽说礼拜六他休息，他却一直坚持工作。他在奥林格教书，整天都在演戏，带着一种惊惶的古怪神情和多此一举的使命感。而且，他生来就是个城市男孩，他其实怕农场，不惜抓住任何借口躲得远远的。这个农场原是他母亲的生身地，也是她坚持要把它买回来的。她以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竟然当真心想事成，把他们全家都搬了过来——她儿子，她丈夫，她母亲。外婆的盛年就是在这些地里，跟外公并肩做活度过的，可现如今她也就庸庸碌碌地在厨房里转悠，两只手还因为帕金森综合征抖个不停。她总是挡你的道儿，真是奇了怪了，就算是在野外，在足有八十英亩的田地里他们仍然挤在一起。他父亲通过不断地跟他母亲挑起有关有机农业的争论来表达他的懊恼。 “埃尔茜，我知道，我从自己受的教育中知道，泥土无非就是些化学品。这是我从四年大学教育中唯一得到的该死的玩意儿，所以别跟我说这不是事实。” “乔治，你只要出去到田野上走走，就会知道这不是事实。土地是有灵魂的。” “土壤，没，有，灵魂，”他故意生硬地一字一顿地说，像是对着一班白痴学生讲话。他又转头对大卫说：“你没办法跟一个女人讲道理。你母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人。我因此而娶了她，现在这就是报应。” “这片土壤没有了灵魂，”她说，“是因为它的灵魂已经被过磷酸钙这样的化肥给扼杀了。它已经被博耶的佃农给烧光了。”他们的农场就是从博耶手里买回来的。“它原来是有灵魂的，是吧，妈妈？你跟爸爸耕种的时候？” “啊，是呀；我猜是吧。”外婆正努力用她那只稍微听使唤点的手把一勺食物送到嘴里去。为了使劲儿，她不由得把另一只手也从膝上举了起来。残废的手指被麻痹焊成了一个圆球状的钩子，在餐桌中央那盏煤油灯橘黄色的灯光下映成了暗红。 “只有人类的个——体才有灵魂，”他父亲继续说，还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呆板语调。“《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饭已吃完，正架起二郎腿用一根火柴猥琐地掏耳朵，掏他刚通过嘴巴塞进脑子里去的东西，然后他又放低声音对大卫说：“上帝在造你母亲的时候，造的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 “乔治，你不看报吗？你不知道在化肥和杀虫剂的夹击下我们不出十年都得死吗？这个国家的公民只要年过45岁都得患上心脏病。” 他不胜其烦地叹了口气；火柴把耳朵掏疼了的时候，黄色的眼皮皮肤就皱缩一下。“心脏——和化肥——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陈述道，以无限痛苦的耐心一字一顿，“罪魁祸首是酒精。酒精和牛奶。美国人的心脏组织里有太多的——胆固醇。别跟我说这些化学什么的，埃尔茜；我大学四年里学的专业就是他妈的这玩意儿。” “没错，我大学的专业还是希腊语呢，而且我并非鼠目寸光。妈妈，您别这么哆哆嗦嗦的了！”老太太一惊之下，叉子上的食物都掉了。也不知为什么，她放在桌上的那只残废手竟让她女儿怒不可遏。外婆的眼睛原本看来就像一小块磨损开裂的水晶浸在稀薄的牛奶里，如今在歪斜的眼镜后面瞪大了。一圈圈的银灰色皱纹宛如丝线般纤细，缠满了多年来在她那小小的白色鹰钩鼻上刻下的一道道红色刻痕。在煤油灯闪烁的橘红色灯影中，她那种茫然痴呆的悲惨模样直如地狱般可憎可怕。大卫的母亲开始无声地哭起来。他父亲则像是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是嫌恶地继续皱着眼皮。食物的热气罩住了这一幕，可怕，却又是一种特别和熟悉的可怕，正好可以使大卫不再耿耿于他内心那无可名状的恐惧，黏糊糊又疼痛难当，就像个太大的伤口努力要结痂。 他必须得去厕所，他拿了个手电筒穿过潮湿的草地去上户外的厕所。头一次，他对蜘蛛的恐惧竟然微不足道了。他把亮着的手电筒放在身旁的地上，一只小虫子落在手电筒的镜面上，是只很小的昆虫，蚊子或是跳蚤，落脚的位置不偏不倚，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就像投射X光一样把它的影子投到了墙板上：它一对翅膀若隐若现的边缘，它那有活动关节连接的长腿模模糊糊的一动一动，经过放大映在墙上，在它这幅解剖图的心脏位置有一块黑黑的圆锥物。那震动想必就是它心脏的跳动。死的明确的形象毫无征兆地突然展现在大卫眼前：地上一个很深的洞，宽不过你的身体，你被拽到洞里，而上面的白色面孔渐渐隐去。你竭尽全力要够到他们，可你的两条胳膊却像被钉住了一样动弹不得。一铲铲的土撒到你脸上。就这样，你将永远竖直地待在那里，眼不能见、耳不能闻，谁都不会记得你，谁也不会来看你。随着岩层的移位，你的手指会拉长，你的牙齿会斜刺里爆出，跟一截粉笔没什么区别，把你的脸在地下扭成个大鬼脸。大地继续翻滚，太阳慢慢断气，永远的黑暗将统治曾是星斗满天的苍穹。 他背上沁出一层冷汗。他的脑子像是成了块石头。这种衰竭却并非又一种威胁，一种更严重的危险，一种痛苦；它性质上截然不同。它甚至不是一种可以自觉想见的概念；它是从外头闯进来的。他的神经在大声抗议，麇集在它的表面，就像地衣附着于流星之上。他胸口的皮肤都因竭力撑拒而被汗湿透了。与此同时，那种恐惧越来越浓重，而且深入内心，浓重地将他裹了个严实；一股污泥潮水将群星扫除净尽；苍穹被冲刷得一塌糊涂。他站起身来，还是下意识地缩起肩膀，怕脑袋碰到蜘蛛网，他感觉就像被两块大石板夹在当中，全身都给压麻了。他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略微挪动的自由，不禁大为惊异。置身于这个狭小的恶臭难当的避难厕所中，他整理一下裤带，觉得自己太小了，正好免于被压碎，这是头一次冒出来让他感觉安慰的火星儿。 可是在户外，当手电筒的光柱胆战心惊地飞快掠过谷仓、葡萄架和通往树林的小径旁矗立的巨大松树那朦胧的表面，恐惧又从天而降。他在仿佛粘脚的草地上跑了起来，不是怕树林里可能潜伏的野兽，也不是怕他迷信的外婆在他小时候灌输给他的小妖精追赶，他怕的是科幻小说里的那些幻景：无数个巨大的煤渣月亮填满了半个青绿色的天空。就在大卫跑的时候，一个灰色行星就在他脖子后面几英寸的地方翻滚。要是他回头看一眼，他就会被它埋葬。趁着他恐惧的势头，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可能——《时间机器》里描写的太阳膨胀扩张、虫豸占领地球，还有海岸上聚集的螃蟹——都从无中生有的真空中翻滚出来，一齐压迫着他，他脑袋里简直一片空白。 他砰的把门打开；屋内的几盏灯闪烁起来。这里那里燃烧的灯芯仿佛在相互映照。他母亲正在一小盆热水里洗盘子，水是用水泵抽上来的；外婆在她旁边忧心忡忡地哆嗦。起居室里——这幢小小的方形房子楼下分成两个长长的房间——他父亲坐在黑乎乎的壁炉前，一边不耐烦地把一份报纸折来折去，一边还在坚持他的论点。“氮、磷、钾：这就是土壤中可替代的三要素。庄稼的一次收成会带走几百磅的”——他把报纸扔到大腿上，伸出三根手指一一列举——“氮、磷、钾。” “博耶可不种谷物。” “我说的是任何一种庄稼，埃尔茜。人类这种动物——” “你会把蚯蚓全都给杀死，乔治！” “人类这种动物，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劳作，已经学会了维持土壤化学物质平衡的多种办法。别再把我带回到蒙昧时代了。” “我们刚搬到奥灵格的时候，那花园的地面硬得就像是板岩。我表姐只施了一夏天的鸡粪，蚯蚓就回来了。” “蒙昧时代对于出生在其间的那些可怜虫来说肯定不失为一个好地方，可我不想到那儿去。他们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爸爸朝壁炉冰冷的炉坑里看了一眼，然后一把抓住大腿上卷起来的报纸，仿佛这就能使他免于向后向下跌落、跌落。 妈妈挥舞着满手湿漉漉的叉子走到门口。“那么感谢你们的DDT农药，乡下连一只蜜蜂都剩不下了。当年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这里的桃子不用洗就能吃。” “这是原始状态，埃尔茜。是蒙昧时代的玩意儿。” “你对蒙昧时代又知道多少？” “我知道我不想重返那个时代。” 大卫从架子上拿起全本《韦氏大词典》，这原是他外公的，下午他把它放在架子上的。他翻着又大又薄的书页——书页松软得就像布料——找到他要查的词条，读道： soul（灵魂）：1.一种实体，被认为是生命或个体生命，尤其是于精神活动中表现的生命的精髓、实质、驱动原理或动因；它是个体存在的媒介，性质上与肉体分离，通常认为实际上也是可分的。 词条的定义继续深入追溯至希腊和埃及的观念，不过大卫就此打住。他需要的已经够了，不用再追根溯源了。这些细心堆叠起来的词句为他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通常认为实际上也是可分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公道、更明智、更确实的吗？ 他父亲还在说。“现代的农民没办法跟在他的母牛后面收拾打扫。这可怜的家伙手里有成千上万英亩的地呢。现代的农民使用一种科学配方的合剂，比如五比十比五，或六比十二比六，再或者三比十二比六，然后用一种奇妙的现代机械喷洒到地里，我们当然是买不起的。现代的农民负担不起你那些中世纪的种植法。” 母亲在厨房里一声不吭；她的沉默散发出愤怒的波纹。 “别这样，埃尔茜；别跟我玩这套女人的把戏。我们俩应该像两个生活在20世纪、有理性的人那样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你的有机农业的废话抨击的不是五比十比五的合剂；你抨击的是化肥工业这些骗子，这些巨怪一样的大公司。” 一个杯子在厨房里咣当一声。母亲的愤怒触到了大卫的脸颊；他脸上一阵负罪的火烧火燎。他选择待在起居室里也就等于站在父亲一边了。母亲出现在门口，两手红红的，眼睛里盈满泪水，对他们父子俩说：“我知道你不愿意搬到这儿来，可不知道你竟然这样折磨我。你把爸爸说得进了坟墓，现在你又要杀死我了。那就来吧，乔治，但愿你本事更大了；至少我可以埋在干净的土里面。”她想转身离去，可是碰上了个障碍，于是尖叫道：“妈妈，别老黏在我背上行不行！你干吗不**睡觉去？” “大家还是都**睡觉吧，”大卫的父亲说，从那张蓝色扶手椅上站起来，用报纸拍打着大腿。“这让我想起了死亡。”这话他三天两头挂在嘴上，大卫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正因如此，他从来都没拿它当过真。 上楼后，他似乎超越了自己的恐惧。床上的床单和被单都很干净。外婆用从奥灵格老房子的阁楼里找到的一对铁熨斗仔细熨过；老人家交替把两个熨斗从炉子里提起来，用一个叫做呆鹅的木头柄子。看着她这么操作着简直就像个奇迹。隔壁房间里，他父母心平气和地唧唧哝哝；看来他们并不像他那么把争吵的事儿太当真。他们俩端着盏小灯来回走动，弄出一种让人觉得挺安逸的细微的刮擦声。他们的房门开了道缝儿，所以他能看到灯光的明灭。在生命的最后五分钟，在最后的一秒钟，想必会有一线亮光将暗黑房间的房门展现在另一个房间面前，充满光明。这一场景如此生动地出现在他脑海，把他吓得够呛。他想像自己的弥留时光，在某个特定的房间里一张特定的床上，特定的墙上糊着墙纸，斑驳陆离，他的呼吸中带有干枯的哨音，几个医生在低声交谈，焦虑的亲戚出出进进，可他已经无路可去，只能进入那个巨大的漏斗。千万别再碰一下门把手了。一声低语，他父母房间的灯光熄了。大卫祈祷自己重获信心。尽管这种试验吓得他够呛，他仍然在黑暗中把双手举到脸的上方，乞求耶稣基督触摸他的双手。不需要太用劲，时间也不用太长：最轻微最短暂的一触就够他一生一世的受用了。他的手等在空中，空气本身都成了一种实体，像是在他的手指间穿行；或者，那其实是他脉搏的压力？他把手缩回到被单底下，不能确定是否接受到了触摸。耶稣基督的触摸不就该是无限轻柔吗？ 大卫不管后面的洪水滔天，仍紧紧抱住他关于灭亡之启示的想法：就仿佛他在厕所里发现了一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实体，一块恐惧的石头，坚固无比，你在上面盖多高的高楼都没问题。现在他只需要一丁点帮助；一句话，一个手势，一次点头认可，他就能被彻底密封起来，安全无虞了。从词典里获得的那点保证已经在夜里消磨掉了。今天是星期天，晴朗炎热的好天。一英里外的教堂钟声，透过清洁的空气在召唤，颂扬我主，颂扬我主。只有爸爸去教堂。他在袖口挽得老高的衬衣外面套了件外衣，钻进停在谷仓边上又小又旧的黑色普利茅斯车里开走了，带着他所有行动中都有的同样痛苦的匆匆忙忙的严峻态度。他二挡挂得太过匆忙，飞转的车轮在土路上卷起一阵红色的尘土。母亲要去对面的地里看看灌木是否需要修剪。大卫虽然平常宁肯待在房间里，这次却跟她一起去了。小狗离开一段距离在后面跟着，在麦茬地里穿行时一阵阵地悲嚎，可要是母子俩有谁回头想把它抱起来，它却又胆怯地挣扎着跑开了。他们到达田地的最高处后，母亲问他，“大卫，你有什么困扰吗？” “没什么。为什么这么问？” 她目光锋利地看着他。正在返绿的树木清晰地反衬出她半灰头发顶上的空间。然后她显示出她的侧影，的同样痛苦的匆匆忙忙的严峻态度。他二朝他们的房子做着手势，现在已经有半英里的距离了。“你看，房子是如何因地制宜的？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因地制宜地盖房子了。爸爸总是说房子的地基都要用指南针确定，我们也得想办法弄个指南针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房子应该是朝南的；可这个方向对我来说有点太那个了。”从边上看去，她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显得既漂亮又年轻。她耳朵上方那片平滑的头发看起来白得那么的纯粹和淡定，在他眼里竟显得陌生起来。他有了麻烦从没想过找父母帮忙解决；从一开始他就觉得他们的麻烦比他的还多。他们的困惑反过来使他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所以眼下站在这处又高又洁净的山脊上，他几乎是满怀嫉妒地卫护着周遭让他们感到困扰的威胁，它们就像是微风，吹过他的指尖，那就是这片广阔的景致沉入黑暗的所有可能。她特地跑来看这里的灌木却没带修剪工具这一奇怪的事实——因为她对在星期天干活还有种固有的偏见——是他准许她提供的唯一慰藉。 他们往回走的时候，那条小狗跟在后面低声悲嚎，远处一线树木后面腾起的尘土宣告他爸爸正从教堂全速往家开。他们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他带回了星期天的报纸，还有这么一条热烈的评论：“多布森对这些农民来说太聪明了。他们就那么张着嘴巴坐在凳子上，那可怜的家伙说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父亲就是个农民。” “他是个失意之人，埃尔茜。他从来都不知道打击他的是什么。这可怜的老家伙一直心怀善意，他从来都搞不清楚哪头朝上。不信问你母亲。我说得没错吧，妈？爸从来都搞不清打击他的是什么？” “啊，我觉得不是，”老太太颤声说，这一刻的模棱两可使双方都安静了下来。 大卫藏身在报纸的滑稽漫画栏和体育版里，一直拖到一点半。教义问答班两点在火镇的教堂里上课。他是从奥灵格路德派教堂的教义问答班转过来的，真是每况愈下，够丢人的。在奥灵格的时候，他们每周三晚上上课，衣着光鲜人物漂亮，就像是参加一次舞会。后来，拜那位红砖面色、嘴里说出来的“基督”就像燃烧的石块的牧师所赐，他们班上胆子大的都敢把《圣经》带到小餐馆，还抽烟。而在火镇这里，女孩子都像是迟钝的白色母牛，男孩子就像窄脸的棕色山羊，穿着老男人的套装，星期天下午就像一群牲口一样被赶到破败教堂的地下室，里面一股子牲口圈里的干草味儿。因为他父亲又开车去了奥灵格——他有没完没了的差使要来回跑，大卫就走着去上课，他巴不得如此，可以享受一下户外的开阔和静谧。教义问答课一直让他觉得不自在，不过今天他倒是满怀期望，期望它能提供他正需要的点头认可、那个手势。 多布森牧师是个纤弱敏感的年轻人，大大的深色眼睛，一对匀称的白色小手，布道的时候挥舞起来活像是飞舞的白鸽。在路德教派里他有点像是放错了地方。这是他第一任圣职，任职的却是个分裂的教区，十二英里外还有另一个乡间教堂由他主持。他开一辆颜色鲜亮的绿色福特，六个月前还崭新的，如今车窗上已经溅满红色烂泥，而且因为总是在路况极差的小路上颠簸，已经嘎嘎作响了。他经常在乡间迷路，正好满足了很多人幸灾乐祸的心理。可是大卫的母亲喜欢他，而且，更能保证他成功的是海尔一家也喜欢他，这个家族兴旺发达，有饲料商、客栈老板、拖拉机销售商，火镇的教堂就是他们主宰的。大卫也喜欢他，而且觉得他也喜欢自己；有时在教义问答班上，经过几件特别的蠢行之后，多布森宽大的黑眼睛会朝大卫投去一个表示怀疑的温和的眼光，这目光虽说讨人喜欢，可同时也有些微妙地令人不安。 教义问答的指导包括大声朗读一本小册子里对本周准备的问题的答案，问题的格式如下，“我是，是，又是，主说。”然后有一个提问时间，可从来没人问过任何问题。今天的主题是《使徒信经》的最后三分之一内容。提问时间到来，大卫涨红了脸问了个问题，“关于肉体的复活——在我们死亡和最后审判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有知觉吗？” 多布森眨了眨眼，他漂亮的小嘴噘了噘，表示大卫这是在钻牛角尖，把麻烦的问题弄得更复杂了。其他同学变得面无表情，就像大卫犯下了言行失检的错儿。 “没有，我觉得没有吧，”多布森牧师说。 “喔，那我们的灵魂在哪儿呢，在这个间隙中间？” 班级里有人故意调皮捣蛋的感觉更重了。多布森害羞的眼睛湿润了，仿佛他正竭尽全力保持礼节上的注意，有个女孩子，最胖的那个，不自在地冲比她略瘦一点的双胞胎姐妹傻笑了一下。大家的座位大略摆成一圈。穿越整个一圈的电流使大卫很是恐慌。难道每个人都知道点他不知道的东西？ “我想你可以说我们的灵魂在睡觉，”多布森说。 “然后他们醒过来，发现人间还是老样子，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也都是老样子？那天堂又在哪儿呢？” 安妮塔.海尔格格一笑。多布森目不转睛地盯住大卫，不过带着一丝尴尬和困惑的谅解表情，仿佛他们俩之间存在一个秘密，可大卫却违背了密约。但是大卫什么秘密都不知道，他不过是想听多布森再重复一遍他每个星期天早上的布道。可他不会这么做了，好像这些话不适合以谈话的口吻说出来。 “大卫，你不妨这样想像天堂：亚伯拉罕.林肯的美德在他身后对世人的嘉惠。” “可是林肯能否感觉到他的美德还继续存在呢？”他现在脸涨得通红不再是因为尴尬，而是源于愤怒了；他一步步走到这里，满怀的是至善的信仰，结果却被人看成了傻子。 “他现在感觉得到吗？我必须得说感觉不到；不过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他声音里带上了一种懦夫的坚决；他开始怀有敌意了，“您不认为？” “在上帝看来是的，没错。”他回答中的那种虚情假义，那种令人震惊的厚颜无耻使大卫忍不住迸出愤慨的眼泪。他低下头，泪水滴到了书上，书上用责任、爱、服从、荣耀这些短词搭成了一个十字架形状。 “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大卫？”多布森问，又恢复了温和的语气。别的同学都已经蠢蠢欲动，收拾开了书本。 “没了。”他把声音逼得很坚定，虽说他眼睛都不能抬。 “我对你的问题回答得够充分吗？” “是的。” 在牧师的无语中，原本应该是他的耻辱爬到了大卫身上：身为一个骗子的负担和狂热压在原本是清白无辜的他身上，而且他知道，承认这一行将过去的罪恶，他也就无法面对多布森热情的注视，虽然他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在探测他一侧的脑壳。 安妮塔.海尔的父亲顺路送了他一程，一直到公路结束、土路开始。大卫说他想走完余下的路程，他觉得海尔先生接受他的提议是因为他也不想把他那辆亮蓝色别克弄得遍身尘土。这没什么关系；任何事物都没什么关系，只要干净就好。他因被出卖、因眼看着基督教被出卖而生的愤慨，使他硬下了心肠。笔直的土路也反映出他的心硬。粉色的石块戳破板结的路面，伸出头来。4月的阳光从午后的半空中央照射下来，已经颇有些夏天的热度了。土路两旁野草的边缘已经被尘土拖脏。远一些生气尚存的草丛和田垅间传来昆虫单调机械的吟唱。远处，一个穿着他父亲外套的纤小身影正沿着树林边散步。是他母亲。他怀疑在这样的散步当中她能有什么乐趣；在他看来，平缓地起伏伸展开去的棕色地平线只表示出一种无尽的疲惫感。 她因为新鲜空气因为快活而满脸绯红，散完步回到家的时间比他预计得要早，大感意外地发现他竟然在看外公的《圣经》。那是本厚厚的黑色小书，书的硬壳封面上老人的手拿书的部分已经磨薄了；书脊戳出来一块，因为做衬里的棉布有一处已经松脱。大卫是在找耶稣对同钉十字架的那个贼说“今日你要同我在天堂里了”那一段见《路加福音23：43》，“和合本”译文“天堂”作“乐园”……他此前从没想过读《圣经》。之所以在读经的当口被母亲撞上倍觉尴尬，是因为他憎恶表示虔敬的各种组织机构：发了霉的教堂、叽叽喳喳的赞美诗、丑陋的主日学校老师和他们那些愚蠢的传单——他痛恨这一切，却珍视其中传达的允诺，一个貌似荒谬绝伦的允诺，仿佛最干瘪丑陋的老乞婆都能握到王子的手，它使每一样美好和真实的事情——球类比赛、玩笑和有矫健胸部的女孩儿——都成为可能。他没办法向他母亲解释这些，也没时间。她的关切已经把他给罩住了。 “大卫，你在干吗？” “没干吗。” “你拿外公的《圣经》在干吗？” “想读读看。我们是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不是吗？” 她在那只绿色沙发上坐下来，这沙发在奥灵格的时候原本摆在日光室里，顶上还挂着面花哨的镜子。她脸上还挂着一丝散步得来的微笑。“大卫，我希望你能跟我谈谈。” “谈什么？” “谈谈正在困扰你的麻烦，不论是什么麻烦。你父亲和我都注意到了。” “我问多布森牧师天堂是什么样子，他说就像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美德在他身后还继续活着。” 他等着看她大吃一惊的反应。“还有呢？”她问，等他继续往下说。 “没了。”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种说法？” “喔；你看不出来吗？这就等于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堂。” “我看不出来这就等于这个。你希望天堂是个什么样子？” “喔，我不知道。我希望它应该是某种东西。我本想他能告诉我该是种什么东西。我以为那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他感觉到她吃了一惊，他又怒了。她本以为他早就不再琢磨天堂什么的了。她以为他已经加入到那个对此保持沉默的共谋当中，就是他现在意识到的周遭大家都采取的态度。 “大卫，”她问得非常温柔，“你就不能到此为止吗？” “不。永远不。” “大卫，你才有多大？等你年龄渐长，你会有不同看法的。” “外公就不是这样。你看他把这本书翻得有多烂。” “我从来都搞不懂你外公。” “我也搞不懂这个说天堂就好比林肯的美德继续下去的牧师。你要不是林肯呢？” “我想多布森牧师犯了个错误。你一定得设法原谅他。” “这不是他犯不犯错的问题！这是个你一死就再也动不了、再也看不见听不见了的问题。” “可是，”——她恼了——“亲爱的，你还要怎么样呢？这可就太贪婪了。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4月天，还给了我们这个农场，你还有整个的美好人生等在你面前——” “这么说来，你认为有上帝存在了？” “我当然这么认为。”她长出了一口气，这抚平了她的面容，使之成为一个镇定的椭圆。他已经站了起来，而且为了方便的缘故站得离她太近了些。他生怕她会伸出手来抚摩他。 “他创“这不是他犯不犯错的问题！这是个你一死就再也动不了、再也看不见听不见了的问题。” “可是，”——她恼了——“亲爱的，你还要怎么样呢？这可就太贪婪了。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4月天，还给了我们这个农场，你还有整个的美好人生等在你面前——” “造了天地万物？你这么觉得？” “是的。” “那又是谁创造了他？” “喔，是人。人。”这个回答中蕴涵的幸福使她整张脸都容光焕发起来，直到她看到他表示嫌恶的手势。她竟然这么单纯，这么不讲逻辑；真是个女人。 “既然如此，也就等于说根本没有上帝。” 她伸手要握住他的手腕，可他躲开了。“大卫，这是个谜。是个奇迹。它比多布森这样的牧师告诉你的一切都更加美丽。你不能说因为房子是人造的，它就不存在吧？” “可是上帝怎么能跟房子相提并论？” “可是，大卫，你有上帝存在的证据啊。看看窗外的太阳，看看田地。” “妈妈，天哪！难道你不明白？”——他把喉咙里的哽咽给锉平了——“如果我们一死就什么都没了，你所有的这些太阳、田地和一切不都成了，啊，恐怖了吗？简直就是个恐怖的海洋。” “可大卫，并不是这样。显而易见并不是这样的呀。”她伸出双手做了个急切的姿势，意思是她愿意接受他的无助。她全部的慈悲、她的温柔、她对美的热爱，糅合成一种柔顺的强烈情感，结果却使他恨透了她。他决不会因为她的恳求就不顾真理了。我就是方向，就是真理…… “不，”他跟她说，“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他在钢琴后头找到了他的网球，到外头冲着一面墙玩起了抛球。砂石墙体上原来覆盖着棕色拉毛灰泥，高处有一块后来补上去的补丁，也正在脱落；他瞄准那个补丁，努力想砸下更多的墙皮。除了他内心的隐痛，眼下又添了一种虽没那么严重却更加紧迫的担忧：他怕他伤害了他母亲。他听到他父亲的车卡嗒卡嗒地从直路上开过来，于是进屋，想在父亲到家前跟母亲讲和。看到母亲的样子，他松了口气，她并没有大发脾气，相反，她很冷静，很坚决，很温和。她递给他一本绿封皮的旧书，是她大学时的柏拉图课本。 “我想请你看看柏拉图将世界比作洞穴的这篇文章见柏拉图《理想国》第七章……”她说。 “好吧，”他说，虽然明知这没什么用处。一个早就死了的希腊人写的故事肯定够含混的，也就糊弄得了她。“不用为我操心，妈妈。” “老实说，我是在操心。大卫，我肯定我们还是有奔头的。等你大一些了，你就会觉得这些问题远没有现在这么重要。” “也许吧，你这种想法挺让人郁闷的。” 他父亲在砸门。锁和门框卡在了一起。可还没等外婆颤巍巍地走去开门让他进来，他已经把门给撞开了。他在奥灵格一直犹豫着要不要田径比赛的票子来着。虽说母亲通常将她跟大卫的交谈视做秘密，视做他们俩之间的宝贝，可她还是马上叫道，“乔治，大卫担心着死亡问题呢。”他来到起居室的门口，他的衬衣口袋里插满铅笔，一只手拿着个一品脱的盒子，里面是正在融化的冰淇淋，另一只手上是把刀子，他想把冰淇淋切成四份，这可是他们星期天的赏心乐事。“这孩子在担心死亡？操这个心干吗，大卫？我要是能活到明天就谢天谢地了，可我一点都不担心。要是他们拿着杆大铅弹猎枪在摇篮里就把我给毙了，对我只有更好，对这个世界也只有更好。见鬼，我觉得死亡是件绝妙的勾当。我期盼着它的到来。把垃圾从道上挪开。那个发明了死亡的人要是来到我面前，我就给他的衣服上别一枚奖章。” “嘘，乔治。你要吓着孩子了，他本来就够瞧的了。” 这不是实话；他从来就没吓到过大卫。他父亲没有伤害力，完全无害。事实上，这个男人过分的自我厌恶反而使他的儿子对他产生了某种同盟感。隔得远远的同盟感。他以某种程度的战略性的冷静，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世界的无论谁身上，他都甭想找到他开始建造对付死亡的城堡所需的那个暗示、那个点头。他们谁都不信这个。他独自一人。在那个深深的洞里。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位置没什么改变。学校倒是能带来些安慰。所有那些**的、香喷喷的人们，满口俏皮话，嚼着口香糖，所有那些人都注定难逃一死，可谁都没有丝毫的注意。跟他们在一起，大卫觉得他们能把他一块儿带进为他们保留的那个明亮、廉价的天堂。只要置身于一个人群，死亡的恐惧就多少会退下去一点；他是这么推论的：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那么几个人相信那些必然的信念，人群越大，他接近这样一个灵魂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呼叫范围内，只要他不是太无知，不是能力太差，他就能找到这个灵魂。看到牧师总让他；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的牧师衣领仍然是个信号，标志着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总有某个人认识到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屈从于死亡。教堂外面张贴的布道主题，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油腔滑调、匆匆带过的虔诚话语，杂志上那些表现天使或是魔鬼的卡通画——在这些碎片上，他的希望都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 余下的时间，他尽力把他的绝望淹没在饶舌和推搡中。小餐馆里的弹球机是种可以让他分心的慈悲的娱乐；当他俯身在装有投弹器和缓冲垫的嗡嗡响闪闪亮的游戏界面上时，他胸口的重压和堵塞也随之减轻、通畅。他对他父亲浪费在奥灵格的所有时间都心怀感激。每一次延误相应推迟了他不愿面对的那一刻：全家一起开车沿着土路驶进黑暗的农田中心，那里唯一的光明就是候在餐桌上的那盏煤油灯，把他们的晚餐都淹没在阴影中间，看着实在是不吉利。 他失去了的胃口。他怕再次跌进陷阱。推理小说里的人死起来就和丢弃一个洋娃娃一样轻省；科幻小说里穷凶极恶的空间和时间要联合起来把人类碾个粉碎；就算在P.G.伍德豪斯的小说里他都感觉到一种空洞，从肯定要悲苦得多的现实面前掉转头去，转而描写那些琐细的牧师之类的喜剧角色。所有欢乐的气氛看来都是空虚外壳上假装斯文的杂碎。所有安静的时刻似乎都暗藏着恐怖和危机。 就算在周末，他跟他父亲也都千方百计不待在农场；就算有些星期六他们待在家里，做的也是一些破坏性的事儿——拆掉一个旧鸡窝，或是放一把大火把灌木烧掉，结果他母亲大喊大叫、手臂乱挥，因为差点就要祸及树林了。他父亲只要干点活儿肯定就全身心投入，而且暴力无比；他把旧鸡窝的木板劈成劈柴的时候，木片像榴霰弹一样乱飞，而且斧头总是差一点就要从斧柄上飞下来似的，惊险无比。他很兴奋地看着，热汗直淌、满口乱嚷，把乱喷的唾沫吸回嘴唇。 学校放假了。他父亲开车走的方向跟原来正好相反了，他在一项公路建筑项目里找了个夏季计时员的工作；而大卫则搁浅在大片的炎热和草木当中，吹着花粉。在野草、紫苜蓿和干枯的鸭茅草中间老有一种奇怪而又机械的嗡鸣发出。 他15岁生日那天，他父母开玩笑地送了他一把点22的雷明顿来复枪，意思他已经是乡下人了。这枪对他来说也就相当于弹球机，他带着它来到树林里他们倒垃圾的那个旧窑边，把马口铁罐头盒摆在旧窑的砂岩窑肩上，然后一个个把它们给打掉。他会带小狗一起去，小狗已经长出四条长腿和一身丰厚的浅红色皮毛——它有部分松狮犬的血统。“铜铜”痛恨那把枪，可更热爱大卫，所以还是一直跟着他。干脆刺激的爆裂声突然响起，它吓得转圈子狂奔，圈子越跑越小，直到它最后哆嗦着依偎在大卫腿边。大卫心情好的话会跪下来安抚它，否则他就继续开枪。安抚小狗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自己也得到了安抚。小狗的两只耳朵因为害怕紧贴在脑壳上，折叠得如此复杂，如此——他探索过这个概念——确定无疑。装有钉饰的狗圈部位毛都翻了起来，每根毛的根部都有点柔和的白色，而它外面的毛色是黄铜色，尖端带黑，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铜铜”惊恐之下透过鼻孔不断地喘粗气，它的两个鼻孔是两道雅致的裂口，就像两道愈合的伤口，或者带木纹的优美的黑色木锁的锁眼。它整个蜷曲起来的一节节身体到处都有类似神奇的装饰，而且在它毛发的气味中，大卫就像是穿越了土壤，划分出众多精细的层面：植物的覆盖层、泥土、沙土、黏土，还有亮闪闪的矿脉层。 可当他回到房内看到低低的架子上摆放的那些书时，恐惧就又回来了。那四卷强硬的威尔斯著作就像四块薄薄的砖头，那卷绿色的柏拉图曾经以其怪异的温柔和纠结的纯粹使他大感困惑，还有死了的高尔斯华绥和“伊丽莎白”，外公的巨型词典，外公的《圣经》，那本在他本人成为火镇路德派教堂的一员后接受下来的《圣经》——看到这些书，他惊恐失措的记忆就再次苏醒，将他包围起来。他在这种拥抱中变得僵硬而又愚蠢。他父母力图想出各种办法来让他开开心。 “大卫，我有件工作想交给你做。”有天晚上，她母亲在饭桌上对他说。 “什么？” “你要是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们还是免谈为好。” “什么腔调？我什么腔调都没用。” “你外婆嫌谷仓里的鸽子太多了。” “这有什么好嫌的？”大卫转头去看他外婆，可他外婆跟平常一样一脸困惑地坐在那儿，盯着煤油灯不放。 他母亲喊道：“妈妈，他想知道你为什么嫌鸽子太多！” 外婆用她那只病手做了个突然、急躁的动作，仿佛是为了创造出点说话的力气，她说，“它们把家具都糟蹋了。” “没错，”母亲说。“她在担心我们再也不用的奥灵格的旧家具。大卫，为了那些可怜的鸽子，她都跟我啰嗦一个月了。她想让你把它们打下来。” “我不想专门去射杀任何东西，”大卫说。 爸爸说：“这孩子就跟你一样，埃尔茜。他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太善良了。杀或是被杀，这是我的座右铭。” 他母亲大声说：“妈妈，他不想干这个。” “不想干？”老太太的眼睛像是因为恐惧而张大了，她那只皱缩的手慢慢放到自己膝上。 “哦，我干，我明天就干。”大卫飞快地说，随着说出这个决定，他嘴里生出一股愉快的爽脆味儿。 “我原来就想，当初博耶家的人翻晒干草的时候，那个谷仓如果看起来不像是个秃鼻乌鸦的老巢岂不更好？”他母亲多此一举地补充道。 谷仓白天也像是夜里一样黑。从干燥的木瓦间透进来的细碎光线像星星一般刺破高高的屋顶，椽子、横梁和嵌入式的梯子在你眼睛适应仓内光线前宛如闹鬼的森林中的树枝一般神秘莫测。大卫悄悄走进谷仓，枪在手里握着。“铜铜”在门口绝望地哀号，既因为害怕那支枪不敢进来，又不愿意离开小主人。大卫悄悄转过身，说了句“走开”，把门关上，插好门闩。这是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整个的大门因为要便于货车和拖拉机进出，高度和宽度跟整个房子的尺寸平齐。 陈年干草的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那张红色沙发半掩在有白色污点的防水油布底下，似乎也被这种气味同化了，整个沉到里面，被掩埋了。空箱子的嘴巴大张着，活像是洞穴。锈迹斑斑的农具残骸——一卷卷打包用的铁丝，耙子的几个多余的铁齿，一把没了木柄的铁锹——挂在钉子上，钉子都钉在各处厚木板上。他静止不动地站了一分钟；过了一会儿才把鸽子的咕咕声和耳朵里的沙沙声区分开来。等他集中精力倾听鸽子的咕咕声时，发觉这种喉音汩汩涌出，完全淹没了广大的谷仓内部：像是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它们都在房梁后面待着。谷仓里的光线来自木瓦的间隙、对面尽头那扇肮脏的窗户，还有就是那两个小圆洞，跟篮球差不多大，高高地悬在遥遥相对的两面石头侧墙上，正好位于屋脊底下。 一只鸽子出现在一个洞口，面朝房内。它扑扇着翅膀从外面飞进来，等在那儿，它的剪影衬着洞口剩余的那点天空，以一种律动、颤栗、迟疑不决的方式用鸟喙梳理着羽毛，咕咕叫着。大卫蹑手蹑脚地朝它的方向走了四步，有架梯子固定在两根竖直的梁木中间，他把枪架在梯子的最低一档，将瞄准器放低，瞄准鸽子那得意洋洋地翘起来的小脑袋。爆炸声像是从他身后的石墙上发出的，而那只鸽子并没有跌下来。它也没飞。它就卡在那个小圆洞里飞快地转动，而且像表示同意似的疯狂地点头。大卫来回地射击门闩，在弹夹中的子弹告罄、从弹匣退出来的弹壳停止乒乒乓乓落在他脚边的木板上之前，他又瞄准了一次。他把瞄准器的头小心向下压了一丁点，瞄准鸽子的胸脯，非常当心地以完美的均衡力度扣动了扳机。他以手的缓慢收缩突然射出那颗子弹；有半秒钟的瞬间还无法确定是否打中，然后那只鸽子就像一团抹布似的跌落下来，擦着谷仓的墙体掉进那层覆盖着他这边地板的干草堆里。 现在，别的鸽子都像从椽子上面抖落了下来似的，在暗淡的空气中打着旋，扑飞声震天，羽毛狂飞。它们都想朝那个小圆洞飞去；他把视线集中在那个小蓝月亮上，当一只鸽子站到了那个圆洞上，只要再踱出墙洞厚度的那十英寸距离就能脱险来到户外的时候，他就开枪射击。那只鸽子躺倒在那个石头的隧洞里，既掉不到谷仓内又掉不到外头，不过它还活着，还能抬起一只翅膀挡住阳光。翅膀支撑不住了会落下来，而它又突然再次把翅膀抬起，鸽羽如着了火似的耀目生辉。它的身体堵塞了那个出口。大卫快步跑到谷仓主通道的另一侧，那里也对称地固定安装了一架梯子，他把枪架在同样一档上。三只鸽子一起飞到了这边的洞口；他射中了一只，还有两只飞出去了。另外的鸽子重又落脚在各个椽子上。 在支撑房顶的十字梁后面有个很浅的三角空间，那些鸽子就藏在这里。不过要么是因为那空间太小，要么就是它们实在是好奇，现在，大卫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面满是尘灰的阴暗光线，他能看见一些灰色的小块不时进进出出。咕咕声愈发尖锐刺耳；疑惧的颤音使整个谷仓的空气都似乎变成了液态。他注意到一个黑点一样的小脑袋不断地探出来；他记下那个位置，用枪瞄准，当那个小头再次出现时，他的手指已经事先紧扣在扳机上。一个绒毛的小团从梁上滑落下来，划过整个谷仓的高度，落在某件蒙住奥灵格家具的帆布上，在原本它的小脑袋探出的地方，一线新鲜的阳光穿透木瓦刺将下来。 大卫站在地板当中，所有的一切已然尽在掌握，他已经不屑于借助任何东西来固定枪管，只用自己的手臂支撑，又杀死了两只鸽子。在整个巨大谷仓屋顶那阴暗、破旧的无限空间范围内，这些轻率的小家伙只要敢探出头来，它们就有可能以其污秽、畏怯的生命玷污那里星光熠熠的静寂。他切断它们的联系，干净利落地重又把它们藏进完全的静寂。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创造者；这些小小的污点和颤动，他不但聪明地尽收眼底，而且更能聪明地一击即中，哪怕它们躲在昏暗的椽子背后——经由它们中的任何一只，他正创造出一个完整的鸟类。对生命的小小一瞥，一次小小的探究和轻拍。他一旦击中了它，它就会成长为一个已死的敌人，带着十足的、最后的重量跌落尘埃。 可他射中的第二只鸽子的不完满结果却使他如鲠在喉，它仍然堵在那个圆洞里，时不时抬起翅膀。他又装上一只新弹匣。他把枪抱在怀里，登上梯子。枪管轻轻搔着他的耳朵；他出现了一阵刺眼、艳丽的幻觉，像是看彩色幻灯片，他看到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他被人发现摔倒在谷仓地板上，跟他的牺牲品在一起。他把胳膊绕过梯子的最高一节横档——一根虫蚀鼠咬的脆弱木杆——锁定，然后从水平角度将子弹射入那只鸽子体内。翅膀收拢了起来，可是冲击力并未如他设想的那般将死鸽子推出那个圆洞。他再次射击，射击，可那个小小的身体——在活着的时候比空气还轻——仍旧太重，没办法把它从高高的坟墓上推下来。他站在梯子上可以通过那个洞望见绿树和房子一个棕色的角。结在梯子横档间的蛛网让他很反感，他把一整匣八颗子弹全部射入那个顽固的阴影，可还是无济于事。他从梯子上爬下来，突然发觉谷仓里竟然一片寂静。剩余的鸽子想必通过另一个圆洞逃脱了。这也好；他也烦了。 他拿着他的来复枪走到外面明亮的世界。他母亲朝他迎上来，见到她竟然不好意思去看他手里随意拎着的枪，他觉得挺好玩的。“你拿了一个弹匣出来，”她说，“最后那一连串是打什么的？” “有一只死在上面那个小圆洞里了，我想把它打下来。” “‘铜铜’躲到钢琴后面不肯出来了，我只好随它去。” “别责备我，我并不想枪杀这些可怜的家伙。” “别这么自鸣得意，你看起来就像你父亲。你打中了几只？” “六只。” 她走进谷仓，他在后面跟着。她倾听着其中的寂静。她的头发乱蓬蓬的，也许是跟狗狗扭打弄的。“我想别的鸽子不会回来了，”她疲累不堪地说，“真是的，我干吗听妈妈的话要你干这个？它们咕咕叫起来本来让人觉得多安慰啊。”她开始把几只死鸽子收集到一块儿。大卫本来不想接触它们的尸体，可也走进干草堆，捏住微温、粗硬、珊瑚色的小脚，把他第一个射杀的鸽子捡了起来。它的翅膀令人惊惶地张开着，仿佛这个小生灵原本被线缝起来的，如今又裂开了。它并不重。他又找到了谷仓另一头的那只，他母亲收集起当中的三只。母亲带着他穿过路面来到田里的那个小南坡，顺坡下去，对面是已经废弃的烟草棚的地基。这块坡地太陡，没办法种也没办法收，横七竖八乱长的野草间有野草莓。她把负担卸下来，说，“我们得把它们给埋了，要不然狗会发狂的。” 他把手里拎的两只放在她的三只上头；光滑的羽毛使这几个小尸体相互间滑来滑去。他问，“要我给你拿把锹来吗？” “你自己来，你把它们埋了。它们是你杀的。还有，一定要注意挖深一点，别让狗狗再把它们给刨出来了。”他去工具棚拿锹，她回屋去了。她不像平常的样子，她没有抬头看，也没有朝右边的果园或是左边的草地张望，相反，她坚定地昂着头，头略微倾斜，仿佛在倾听土地的声音。 他选了个不长草莓的地方，挖好了坑，之前他仔细查看着那几只鸽子。他此前从未这么近距离看过一只鸟。它们的羽毛比狗毛还要奇妙，每一根细丝都天然地适应着羽毛的形状，而每根羽毛的排列组合又天衣无缝地适应鸽子的身体构造。他迷失在鸽羽那完美的几何潮水中，鸽羽仿佛变宽变硬了，仿佛振翅欲飞，然后又变软收缩，为沉默的血肉保持体温。羽毛表面所具有的完美功能一方面像是经过了无穷无尽的调整校准，另一方面又似乎浑不费力就正中鹄的。除此之外，鸽羽的颜色又是那么巧夺天工，没有两根一样的，看起来就像是在一种受到有效控制的狂喜中设计出来，而这种喜悦高悬在他身后头顶的天空中。这种鸟儿竟然繁衍至无以计数，而且像害虫一样被大举消灭。他先把一只颜色从深蓝灰色渐变出各种蓝色的鸽子放到芬芳的土坑里，又在上面放了一只全身有规则地遍布紫丁香色和灰色斑点的。下一只几乎遍体纯白，只在咽喉处有一抹透明的淡橙色。他安置好最后两只鸽子——它们的头颈还没有僵硬——然后站起身来，粗糙的硬壳从他身上脱落了，一种娇柔的、松弛的感觉流遍他的四肢百骸，他完全能够肯定了：对于这些毫无价值的鸟儿，上帝尚且慷慨地赋予此等鬼斧神工，他当然更不会拒绝给大卫以永生，否则岂不是毁掉了他整个的创造？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天堂制造 
布拉德·谢弗为珍妮特·亨德森的基督教徒气质所吸引。那还是30年代在波士顿的一次办公室圣诞聚会上。在喧闹之中有间隙性的沉默，就像小河某处一片回水形成的涡流。他听到她水晶般的声音在说：“为什么？救赎灵魂呀！” 他循声望过去。她正站在窗前，位于暖气片和亚瑟·克莱伯——人称办公室的罗密欧——之间。黑魆魆的窗户外面正下着雪。米尔克大街办公大楼窗户的灯光给人一种迷蒙、飘忽的感觉。珍妮特是那年秋季来经纪人事务所上班的。她穿着辣椒红的羊毛衣，配一件有褶边的端庄外套，把秘书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为了今晚的聚会，她穿了一双鞋尖镂空的鞋，一件淡紫色的华达呢质料的套裙，上有“之”字形的褶皱，并在转折处饰有扁平的蝴蝶结。晚会上的混合果汁饮料使她面颊发红，声音兴奋。 这也是布拉德第一次看到她小巧玲珑的身躯里某种极精致的东西，觉得她从头到脚——到镂空的鞋尖里的脚趾——都是一件优雅的作品。当她抬起头看着亚瑟那张愁眉不展、盛气凌人的脸，她的侧影看上去活泼而又坚定。布拉德向他们走过去，进入到暖气片旁蒸腾的暖流中。雪下得更大了。整个沿街的窗户散发着柔和的黄光，像一块块黄油。 珍妮特把脸转向她的救援者。她有些轻微出汗，因兴奋而赤红的面颊使她的蓝眼睛看上去如冰般清冷。 “亚瑟说只有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她求援般地说道。 “我只是问这个可爱的小姑娘什么对她是重要的。”亚瑟说话时，他的黑色哔叽呢外套里散发出一股热气，西服的翻领上插着一枝槲寄生树的枝叶，但已有些褪色和枯萎。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波浪型的卷发贴在头上，今晚看上去呈柔柔的褐色而不是浅黑色。“当然对于我来说，许多事情比金钱更重要。”她急促地接着说。 “你是天主教徒吗？”布拉德问她。 这个问题比亚瑟玩世不恭的玩笑更严重。她的脸平静下来，声音也变成职业语气，一板一眼的。“当然不是，我是卫理公会教徒。” 布拉德舒了一口气。他可以自由地爱她了。在波士顿，有前程的男人是不能爱上天主教徒的，即使这个男人来自俄亥俄州，有着谢弗的姓氏。 “我是不是很傻？”当亚瑟抽身去拿另一杯甜饮料，走向另一位年轻女子时，她这样问道。 “与众不同，但并不傻气。”布拉德期望资本主义10年内就完蛋，连同教会一起消失；他认为宗教正如马克思和门肯宣告的那样已经死亡。12月的街道上有一种阴郁的气氛。传到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使得圣诞颂歌的欢快显得不对味。波士顿商务楼的正门入口一般都很深，装饰得像哥特式教堂，饥肠辘辘的人向外张望，痛苦而又麻木，连乞讨都不想了。每天早上在这样的公共场所总能找到冻僵的尸体。 “我就是信教。”珍妮特对他说。湛蓝的眼睛与红润光滑的皮肤在色彩上的对比使她的芳华显露到了极致。“从我记事起，或者说在没有人向我讲解宗教之前，我就信教。这很自然，也很必要。你觉得奇怪吗？” “我觉得很美好。”他告诉她。 到大斋节时期，他们一起去了教堂。陪她去教堂是他的主意。他喜欢在不同的场景里看她——看她被罩在不同的光线里。在工作场所，她动作麻利，但不苟言笑，与其他“姑娘们”显然有一点儿距离；绷紧的嘴唇形成了皱纹，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 在位于弗拉明汉姆的祖宅里，当她和父母兄弟在一起时，她淡淡地陶醉在家庭气氛里，好像喝了含酒精的甜饮料一样。布拉德贪婪地呼吸着这座老宅里盈香的空气。眼前已经褪色的东方风格的饰物、填充马毛的皮沙发使他明白这里有她小时候的气息。 在大街上，在饭店里，珍妮特是绝对的淑女，像是安放在城市某个景点的人物蚀刻雕像。他们两个构成一幅无名的风景，布拉德也因她而变成了一个绅士，一个护花使者，一个骑士。她脚穿锃亮的尖头黑皮靴，身披蓝色的缎纹羊毛外套，脸上洋溢着微笑。过马路时，他下意识地用手搂着她的腰。可等他们安全穿过马路之后，他仍然不松手。 她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优雅的风度，比如在洛克奥贝家，她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褪下小山羊皮手套。结果布拉德有时用逗笑或装笨的方式来破坏她恬静的表情，搞得她要么脸红，要么做个怪相。他担心若不这样自己就会从她心里消失。一次在交响音乐厅，当乐队演奏到一段极轻柔的乐章时，他用手肘推了她一下，轻声讲了一个笑话。他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损害了某种对她来说非常宝贵的东西，侵入了某种非常脆弱的女性空间。 在教堂里，他喜欢高大地站在她身边，听她用少女般水晶透明的声音高声朗诵赞美诗。布拉德沉浸在她庄重的气质中。她的庄重略带一些羞涩，甚至游移不定，似乎她担心这些古老的赞美诗会让她流露出过多的感情。 他知晓这些宗教仪式。长大成人前，他曾经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但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参加宗教仪式，而且只在星期日地里或谷仓里不需要她干活时才去。珍妮特一开始不想让布拉德陪她去教堂；她怯生生地说这样会让她分心。可恰恰是她的害羞，怯生生的礼貌让他产生一种愿望，想把她身体转过来，抱住她，自豪地大声叫着，狂喜地把她举起来。 他28岁，她25岁。她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要不婚姻会与她擦肩而过。她恬静的气质、匀称的身材，已有一丝过了少女阶段的味道。她在马布罗街和另一位年轻女子合住；他住在贝肯山侧幽暗的剑桥大街旁的乔伊街。 纽伯里街上有一座砖砌的科伯利卫理公会教堂，里面建有高大的穹顶钟楼和拜占庭风格的饰金叶天花板。布拉德发现从他的寓所步行去教堂也很方便，只需顺着钱伯斯大街往下走，拐几个弯，再沿一条不长的小街往上走。小街的正对面是梅休学校——这是一座奇特的建筑，一座隔板搭建的希腊正教会复兴教堂，夹在西区的许多砖房当中。 布拉德要去的教堂是1830年由唯一神教派信徒建立的，后来在内战后的复兴时期被美以美会教徒接管了。不大的建筑里面有格条式座位、嵌灰色铅条玻璃的窗框、一个橡木的布道坛看上去形状有点像大提琴。 布拉德甜蜜地记得他和珍妮特来这里参加星期三晚上举行的4月斋仪式的情景。春天的夜晚依然阴冷，东风从海港那面刮来了海水的咸味，在狭窄、昏暗、弯曲的街道上发出回声。这有些像他们想象中的欧洲的古老街道。这对年轻的情侣走过许多人家，有犹太人的、意大利人的，还有立陶宛人的，里面传出嘈杂的声音和烹调的味道。然后，他们来到这座新教教徒的小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非常安静——长凳上的人很难超过10个。教堂里很冷，人们都不脱大衣；也没有唱诗班。每当有人挪动身体，长凳都会发出像咳嗽一样的响声。 也许那时布拉德还算不上一个信教者，因为他忙于品味（如同用耳语给珍妮特讲笑话一样）这里的空寂、凉意、年长牧师的布道。老教士早已决心在这个奄奄一息的教区传教到死。他的布道充满悲悯，语句时断时续，又一次带着他的信众沿荆棘之路走向受难和未知的痛苦。在感人的布道中，布拉德的思路会莫名跑得很远，想象自己是一只搜索未来的鹰隼。珍妮特坐在他身边，小巧、安静、优雅。他觉得她会让他升华。在这个古老礼拜堂弥漫的空寂中，她就是他最亲爱的人。 罗斯福新近当选了总统。科利还当他的市长。他们的大话兑现了，国家劫后余生。那座空荡荡的宝贵小教堂，连同木制的爱奥尼亚式柱子，大提琴形状的布道坛，在50年代与西区的住房一起被拆掉了。不过在那之前，布拉德和珍妮特已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到了牛顿区，并成了圣公会教徒。 在他们婚礼的当晚，为了取悦她，布拉德用手臂抱起她的身体，大声祈祷，感谢上帝让他们走到一起，并请求让他们一生过得富足、幸福。布拉德的祈祷获得了及时的回应，虽然在这个场合，祈祷并不能让珍妮特放松下来。每次当他表白他对她的爱，她的反应总是有点儿谨慎和紧张，好像某种危险被伪装起来，一个陷阱将要打开。 他们的4个孩子生下来都很健康。布拉德在4年的海军军官生涯中也毫发未损。对他震动最大的是在太平洋中部，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的布满星辰的黑色苍穹。在这些星辰下，他显得那么那么的渺小，渺小到虚无的地步。即便是“企业”号巨大的舰体——一座漂浮在银黑色海浪上的庞大建筑，相形之下也渺小得像一个针尖。然而是他在观察这些星辰，星辰对自身一无所知。在这个意义上，他比星辰伟大。只要他能思考，伴着这种奇异的氛围和静谧，宗教感便油然而生。信仰会眷顾渺小的一方。虽然他从未有过珍妮特那样会心的直觉和虔诚，但在内心深处他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 10年后，也就是50年代中期，布拉德建议两人做圣公会教徒，因为圣公会教堂离他们在牛顿区的家近在咫尺。他们的房子是木屋顶的，开了许多屋顶窗，有许多走廊供佣人使用，但现在没有佣人了；屋顶还有一个圆形阁楼。一条狭窄的楼梯通向一间不大的圆形房间，这是珍妮特“独处”的地方。里面放了些小块地毯和带靠枕的家具，她在这儿做些钩织或画水彩画之类的事。从弧形的窗户向东望出去，可以看到约翰·汉考克大厦塔尖上的红色警示灯。布拉德无需去说他的同事和客户想成为圣公会教徒，也无需说这个教堂有更多他们想结识的人。尽管一直没有太适应礼拜过程中冗长的嗡嗡祷告声，令人尴尬的反复跪下动作，但他喜欢教徒集会的样子——穿着蓝色法兰绒外衣、头发总是剪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冬天里穿毛皮服装的女圣公会教徒，到夏天则戴不同颜色的老式宽边帽子，她们低头时就会露出后面的脖子。他喜欢珍妮特在人群中的样子——一身黑色的丝质套装，配一串珍珠项链，每一件都值一台电冰箱的钱。这是他送的结婚20周年的礼物。金钱在她手指和耳朵上闪着柔光。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战争的滋养。战后的股票市场上涨了；现在即便是管子工和杂货商也需要股票经纪人。布拉德在大萧条时代购入了微不足道的股票，战后价格已翻了一番，而且每隔几年又翻一番。 珍妮特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教堂活动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布拉德给主日学校的学生讲课，传递募捐盘，值守礼拜室，读《圣经》。这些好像是他商务活动的一个延伸。在教堂事务室、油毡铺地的办公室和更衣室这些普通教徒很少来的地方，他感到非常自在。星期日上午，他总有不乏实际的理由待在教堂。在植物生长繁茂的季节，珍妮特通常留在家里打理花园。这一点很像布拉德的母亲当年忙田里的农活。珍妮特原本优美、迷人、光洁的身体此时已变得有些结实，有些丰满了。而她的基督教徒气质，在他的想象中就如同密闭在地下蓄水池里的水，还是一如既往的清纯。在教堂里站在她身边，听她清亮的声音在唱诗中起伏，他仍然能感受到她魅力的触动。所以，在礼拜结束后散去的人群里，他下意识地用手臂搂着她的腰，只有跟牧师握手时才松开。 “我希望你不要在教堂里搂我。”一个星期日，当他们驱车回家时她说道，“我们都人到中年了。” “我不是搂你，我只是引你穿过人群。”他尴尬地说。 “我不需要人带。”珍妮特一边说一边跺脚，但在铺了地毯的车上，她的动作并没有达到效果。 在驾驶米色的梅赛德斯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布拉德意识到他们有了一次争吵，可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他带着热切的目光从远处审视他们自己：他们就像四色彩印广告中漂亮、成熟的情侣。他看不出画面中有什么不完美。 “如果我禁不住搂了你，那是因为我仍然爱你。这不好吗？” “好，”她绷着脸，接着加了一句，“你肯定你爱的是我，而不是你想象中的我？” 在布拉德看来，这是她性格中难以讨好的一面。她表现出一个“真实”的她，一个跟他与之结合的她不同的她。如果面前不是那个闲时喝上一杯茶，沿弯曲的楼梯走进圆形斗室的女人，这个女人又会是谁呢？那个女人消失了。哎，她还没来得及消失，他就已经到家了。两个孩子打起架来，干洗店的服务车已开到楼下的车道。珍妮特又被叫了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爱我是因为爱适合你？对于你来说爱是体现男性权力的实践？”她问道。 “天哪！你读了谁的书？难道你愿意我在无爱的情况下爱你吗？”他气愤地说。 “那样可能更浪漫些。”她用细小但清晰的声音说。 他明白这是表示和解的玩笑话。于是他们之间神秘出现的分歧又给抹平了。 布拉德成了主日学校的领头人物，往往花几个小时在教堂里谈论政治，整理弄乱的羽毛。 等到最小一个孩子行了按手礼，不再需要母亲形影不离的照顾，珍妮特就去做早上8点的祷告。那时布拉德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回来时经常是容光焕发，而此时布拉德还有点迷糊，宿醉未醒的样子，一边喝着第二杯咖啡，一边看《星期日环球报》。她说她不喜欢布道时有唱诗班——那令人压抑的唱诗班和弗雷德·沃瑞式的安排都没有才好。但她没有说在教堂里她享受着又做回自己的感觉，就像许多年前在波士顿时那样。在10点的礼拜中，他想念起了她，想她在身旁唱歌时那甜甜的纤细高音；又感到如当年站在身处险境的“企业”号甲板上——独自一人，孤零零的。他对珍妮特解释说，他很愿意把自己从床上拎起来，跟她一起去参加8点的礼拜，但教友会的人还是希望他参加10点的礼拜。慢慢地她平和下来，重又坐在他身边。不过，她还是抱怨布道的时间太长，唱诗班的声音太大，让人不舒服。布拉德在想，他们的儿子已变得多少有些反体制，有时也反宗教，没准儿他们的反叛传染给了她。 艾克做了总统，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当布拉德年轻的时候，约瑟夫·肯尼迪就是一个在波士顿金融圈子里到处饶舌的人。他是一个品位不佳又极其自负的人，挣了一大笔钱，后来离开波士顿跑到罗斯福和咋咋呼呼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内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头儿去了。爱尔兰人和新英格兰人长期宿怨造成的分歧消失了，布拉德感到很好笑。因为以他这个中西部人的眼光来看，敌对的两大阵营很相似——都来自植物茂盛的潮湿岛屿，敏感易怒，自成一体，排斥异己，尖酸刻薄，喜欢大肆编造恶毒的故事。虽然布拉德的全部成年时光都在波士顿或附近度过，但他一直搞不懂爱尔兰人的发音，更不会压住嗓子发“a”音，把“Cuba”读成“Cuber”，“idea”读成“idear”，而那位年轻的总统在电视上把这两个词的音都发得婉转动听。 谢弗一家的孩子是幸运的——男孩都过了容易掉进毒品深渊的年龄，女孩子在同居成为时髦之前就已稳稳当当地出嫁了。一个男孩没有读完大学，在维尔蒙做了木匠。另一个男孩在阿默赫斯特读完了大学，然后迁居到西海岸去了。两个女儿留下来没走，每隔一段时间又生下些新的孙辈来。显然，布拉德在他们婚礼之夜的祈祷应验了。 当时间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些不幸的事落在了这个国家和谢弗一家的身上。两个女儿的离婚搞得全家人声名扫地。丈夫提出反诉，律师取证材料又抖出一些丑闻性的东西；离婚还涉及到时不时发生在夜晚的激情性事：要么发生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要么发生在韦斯利和多弗区的新殖民时代的卧室里。弗雷迪，那个在西海岸谋生的儿子，从来没有找到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一直在“做事”：他做房地产，做公关，做投资，但就布拉德所知，他从未领到过薪水，也没赚到过利润。像布拉德一样，弗雷迪很早就有白头发了，刚过30岁，忽然间头发就变成了灰白色。他性情温和，品位优雅，但喜好奢华，至今也不知道节俭为何物。 珍妮特感到不安的是，继续让他在外面这样混下去，等于是洗劫其他的孩子，特别是那个做木匠的孩子，他现在是公寓承包人，一个滑雪场的合伙人。后来传来消息说弗雷迪因使用毒品过量，被发现死在克朗代尔。他们感到伤心，但并不太觉意外。吸食可卡因的习惯搞得他一贫如洗。尸体被发现时，他穿戴整齐——法兰绒的上衣，亚麻面料的裤子——终于在死的时候，他像一位绅士了，有点儿布拉德的味道，可是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绅士。 牛顿区的房子又大又空。布拉德夫妇开始谈论搬到公寓去住的话题，但似乎把几个房间的暖气关掉，待在原地不动比搬家要容易得多。在一件件熟悉的家具上立着或挂着孩子们在各个幸福的人生转折点拍下的照片——毕业照、结婚照、海外旅行照。衣着花哨、咧着嘴笑的这些人已生养出了第三代。 照片上的孩子们比他们时不时写来的短信或打来的电话显得更真实，更如在面前。布拉德笼统记得他换过尿片，驱使男孩去打冰球，女孩去练芭蕾，领孩子们做睡前祈祷；孩子们流泪时，玩耍时，遇到成长的痛苦时，他要像慈父一样站在他们身旁。可实际上，他并不能调集起很多做父亲的实在感觉。那些年的岁月就像一部电视喜剧片，他不过是坐在那儿看自己扮演父亲的角色。 往事以这样出人意料的鲜活细节出现，使他的眼睛感到了刺痛；往事烟消云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生动的回忆莫过于那些他与珍妮特在波士顿时住在圣波托尔夫大街L型公寓的日子；接着又想到在共和大街一处住所的5楼——公寓有一部鸟笼样的电梯，阳光洒落进来；又想起公司在旧地址的那些日子。后来公司从米尔克街镶胡桃木窗框的办公室搬到了国府大街一座炫目、光亮的摩天大楼里。好几次生意上的灵感至今仍然能让他品味到成功的滋味，如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做了赢得丰厚回报的精确判断，或是精心培育的友情给他带来了一大笔佣金。当60年代的牛市崩盘后，生意场上这种开心的事就没有了。那些令他佩服的理财经纪人纷纷退休。布拉德自己也在68岁那年退休，同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 在退休后的最初几个月，不再穿商务场合的正装，他感到孤独，感到犯罪般的不安一部鸟笼样的电梯，阳光洒落进来；又想起公司在旧地址的那些日子。后来公司从米尔克街镶胡桃木窗框的办公室搬到了国府大街一座炫目、光亮的摩天大楼里。好，所以他经常到珍妮特的圆形房间去看她。 她并没有说她不喜欢他。但每当他爬到最后几级条状馅饼形的台阶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要他停下来，这样房间里就有一种闹钟停摆产生的平和静默。她坐在那儿，四面是窗户，阳光照进来。她浅棕色的头发里几乎看不见些许白发，脸上的皱纹也不易察觉，她的面部还跟年轻时一样，头戴的网状纱巾又增添了些柔和的感觉。她钩织的小方毯撑在框子里，就在扶手椅旁；她腿上放着一本杂志，但她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她望着窗外，目光穿过山毛榉的树梢，深深沉浸在注目凝望中。 他进来时，她头都没有动一下。她一动不动的样子让他有些害怕。他站了一秒钟，吸了一口气。原来只有汉考克大厦的屋顶才能从树梢上看见，现在可以看到许多高大的闪亮建筑——一个个反射着阳光的玻璃盒子。他一直恐高，当他的眼睛顺着她凝视的方向往下看，穿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落在三层之下的枯草草坪上，他感到肠子发紧，然后自我保护般地拖着步子走到房间中央。 她不说话，所以他开口问：“你没事儿吧？” “我很好。”珍妮特生硬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你太安静了。” “我喜欢安静，我从来就喜欢安静。你知道的。” “哦，是的。”他感到被冲了一下，不无茫然地说，“我知道。” “让我们想想，找点事儿给你做。”说话时，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他，动作和以往一样利索。她指派他的事多是到地下室去修邻居家的孩子用高尔夫球打破的窗户。 布拉德感到奇怪的是，在珍妮特的这个房间里，她既没有挂孩子们的照片，也没有挂他的照片。房间有许多窗户，墙面剩下的空间不大；绕房间三分之二的地方零乱地放置着窗台座垫、钩针编织的垫子与一些旧画，还有因阳光照射布面已经发白的书。 虽然他把这个房间当作珍妮特的默想室，但他并不清楚何为默想。即便在教堂背诵祈祷文的短暂沉默中，他的大脑也会滑入那种神圣仪式激发出的遐想境界。 她的病最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后来发展得很快。一天晚上他们在看电视——伊朗爆发了人质事件，好像这些事情每天必得发生似的，突然珍妮特把手搭在他手腕上。 当时他们正并肩坐在有红色靠垫的哈普怀特风格的沙发椅或叫情侣沙发上。那还是40年代后期，在一个暴风雪天，他们在潘恩商场一时冲动买下的。那时他们还没有搬到牛顿区。因为暴风雪，偌大的商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他们一定要买点什么才不枉此行，也算庆祝一下大雪天。每当下雪，他对她的爱都会强烈复归。 “怎么了？”他为她不。 她的病最初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后来发展得很快。一天晚上他们在看电视——伊朗爆发了人质事件，好像这些事情每天必得发生似的，突然珍妮特把手搭在他手腕上。 当时他们正并肩坐在有红色靠垫的哈普怀特风格的沙发椅或叫情侣沙发上。那还是40年代后期，在一个暴风雪天，他们在潘恩商场一时冲动买下的。那时寻常的举动感到吃惊。 “没什么。”她笑道，“只是有点儿痛。” “哪里？”他用了一个极简短的词，好像才醒过来。 此时电视里正播放对一个年轻的伊朗革命者的采访。他讲一口带中西部口音的流利英语。布拉德没注意听珍妮特的回答。 如果说在他们的婚姻中有什么可自责的，有什么他称之为应受惩罚的罪的话，那就是这一刻的心不在焉。数周以来，珍妮特把病痛捂得紧紧的。她本想隐瞒下去，但她用纤弱的声音说了出来。 随后的几天都在医生和各种医疗设备之间来回奔走。疾病的秘密和病程搞清楚了——是癌症，肝癌，而且已向身体其他部位转移，尽管她从来不爱喝酒。退休五年后，布拉德这些天忙得不可开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突然间，他成了管家、厨师、车夫、接线员。他们独守着大房子，三个孩子急匆匆赶回来，又急急忙忙赶回去料理他们自己的事情。朋友和邻居小心翼翼地来表达他们的关怀，又怕打扰了他们。 布拉德夫妇那年冬天又有了一次蜜月期。一丝冒险的气息、一丝异样的情调点缀着他们对诊所和医生的造访。 这些诊所散落在波士顿不同的街区，他们之前从来没去过。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一起，比以往更像一个人。 她的柔发在化疗的强烈作用下脱落了，他的头皮也跟着发痒；她不吃东西，他的胃也会跟着痛。布拉德把热气腾腾、香气喷喷的食物端到桌上或她的床上，她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她会吃上一口食物，意思是告诉他食物是多么可口，然后用慢得看不出来的动作把叉子放回盘中，手指仍捏住银制的叉柄，好像随时会再用叉子一样。有时，在药物的作用下，她会保持这个姿势打起瞌睡。 布拉德学会了把她不进食看作社交场合的小过错不去在意。要强迫她吃东西，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开玩笑的，他所表现出的生气——那种孩子似的突然发脾气，会打破她在药物作用下淡定的平静。 有些奇怪的是，让他们感到不快的是那个年轻的圣公会牧师的来访。先前那位热情但爱开玩笑的家伙主持教堂事务已经很久了，大家也没把他当回事。年轻牧师是今年来的，他的声音自信、悦耳，虽然还年轻，但金黄色的头发从额头两侧已开始稀落。布拉德知道在他做出选择前，遴选委员会曾进行过暗斗，但他还是喜欢年轻牧师富于韵律的布道和内敛的举止。7年前，他这个年龄的神职人员会鼓动一些激进的东西。珍妮特抱怨说他的来访使她疲惫，尽管他待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刻钟。珍妮特变得非常虚弱，消瘦异常，经常陷入昏沉状态，已不能离开卧室。那个年轻人提议把圣餐带来，但她让布拉德告诉他，“以后吧。” 珍妮特最终被送进了麻省总医院。从她的病房，越过一个大通风井，可以俯瞰一堵墙，上面的窗户与她病房的窗户一样大。医院的侧楼建在西区的废墟上，比较现代。时间已到了3月下旬——那是新的10年的第一个春季。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咯咯说笑的护士、不怕冷的病人用纸质托盘端着午餐到通风井旁的室外就餐处吃饭。天空经常是灰蒙蒙的，令人压抑。医院的暖气开得很高，布拉德来时一般都把西装外套脱了，因为珍妮特的房间里太热了。 穿一件病员短袖无领罩衫，着一件条纹睡衣外套，珍妮特靠在枕头上的样子很漂亮，但比布拉德熟悉的从前的珍妮特小了很多。她的面颊仍保持着圆润：小巧笔挺的鼻子、明亮的眼睛、细弯的眉毛——那种老式的、看起来像拔过的眉型，尽管没有拔过——她的形象一如当年让他心动的那样小巧、精致；她光洁的面容总在他心里燃起激情。自从停止化疗后，她又长出了些头发，一些棕色的、软软的短发。只是她放在毯子上的手已干枯，了无生气，暴露出她正在经历着可怕的事情。 一天，珍妮特带着一丝调皮的神情说：“今天早上那个年轻的教士从牛顿区来了，我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麻烦了。” “你把牧师轰走了？”布拉德苍老的声音在自己耳边鸣响，与珍妮特如远处的风吹来的水晶般的悦耳声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牧师，天哪。”她说，“你为什么不称他教长。” 这是他们之间某种开玩笑的话，意思是说他那么注重教规。一次，他们一起去布里默街的耶稣降临教堂时，她对焚香时的烟和一排穿长袍的教士揶揄了一番。 “他让我厌烦。”她说道。 “但是你不想领圣餐吗？”那是他最喜欢的圣礼。他内心有一个意象，一个宗教似的奇想：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在人的消化系统里爆炸，变成一道白光。 “就像‘续购’保险，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叹息中显出极度的疲惫。 “可是，你必须的。”布拉德不安地说。 “我必须？为什么我必须？谁说我必须？”珍妮特蓝色的眼睛有些咄咄逼人，与绯红的面颊构成极大的色彩对比。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救赎灵魂。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就是这样说的。”她带着淡淡的微笑向窗口外看过去。“当我独自去科伯利卫理公会教堂时，我喜欢那座教堂。它的形状奇特，上面有尖塔。可爱的老神学家斯蒂杰不停地讲啊讲。现在那里是一片停车场了。救赎灵魂。” 她瘦弱的胸膛骤然抽搐起来——她本想发出的笑声没有发出来。 他低下眼睛，感到了她的揶揄。他把干瘪、骨节突出、布满老人斑的手交叉放在双膝之间。“你的意思是你不信奉灵魂救赎？”在他的耳廓深处，他感到空间坍塌到了地面之下，还在往下落，往下落。 “哦，亲爱的。”她说，“信仰是不是很让人烦恼的事。” “一点也不。”他坚持说。 珍妮特又叹了口气，没吱声。 “从什么时候起你有了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她说，“不，这不是真话。我们应该诚实。我知道，那是自你把它从我这儿拿走之后。你介入了进来。好像没有必要我们两个都那样做。” “可是……”现在说已太晚了，他不能说出来守护在她身边去追求信仰对他曾是多么快乐的事。 她主动来宽慰他。“这不重要的，不是吗？” 布拉德保持着沉默，感到被黑暗包裹着——四周的黑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就像他在太平洋上的那些夜晚一样。 珍妮特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说：“亲爱的，为什么重要呢？” 她知道。因为死亡离他也不远了。他抬眼看着她在异乎寻常的平静中实施她的报复。一名护士来到门前，铝制托盘中的注射器发出叮当声。通风井的那边可以看到春天蓝幽幽的晨曦，阳光洒落进来，形成许多金黄色的一块块光影。开始下雪了，稀疏的几片雪花。 虽然珍妮特要求绝对不要搞什么宗教仪式，但布拉德和那个年轻的牧师还是安排了一个仪式——那种传统的常规仪式。布拉德比珍妮特大3岁，到5月份她就满71岁了。他还是去做10点钟的礼拜。他身板挺直，头上的白发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但那只是呆滞的动作罢了，他内心再也没有鹰隼翱翔般的飞扬思绪，身边不再有轻柔、真切的声音。什么都没有了。他希望自己不这样想，但这么多年他一直把珍妮特当作自己的信念，现在也不可能停下来。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体弱多病的妻子 
韦罗尼卡·霍斯特被蜜蜂蜇了一下，本来应该是疼那么一下，恼火一阵子就完了，可是她恰恰易患过敏反应症，几乎死掉了，尽管她才年方二十九岁，很显然正值身强力壮的时候。幸好她的丈夫格雷戈尔和她在一起，他把她失去知觉的整个躯体（除了没有血压）扔进汽车，七拐八扭从镇中心疾驰而过，驶向医院，她在医院得到了抢救。莱斯·米勒的妻子丽莎去扎堆儿说闲话，打女子网球，打完刚刚回来，累得气喘喘嘘嘘。当她告诉丈夫这件事时，莱斯被醋意蜇了一下。他和韦罗尼卡在去年夏天有过一场风流韵事。要凭爱情的权利，陪伴在她身边，并且英雄救美人儿的，应该是他。事后，格雷戈尔甚至有那份沉着跑到当地警察局，解释他为什么超速驾驶，七拐八扭穿过有停车标志的地方。“简直是不可思议，”丽莎一脸天真地告诉丈夫：“她都快三十了，很显然以前还从来没有被蜇过，所以谁也不知道她的反应竟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总是被蜜蜂蜇，你不是吗？” “我想韦罗尼卡从小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他说。 “那——”面对他的当机立断，丽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那还是保不齐的。城市里有公园呀。” 莱斯想象着韦罗尼卡在她家里，安卧在床，舒舒服服地拥着揉皱的被褥，脸色像莫迪利亚尼[①]或者弗拉戈那尔[②]的油画作品那样，展现给他的是一张拉长的脸，苍白里透着粉红。他说：“她是那种不大爱出门的人。” 丽莎可不是。打网球、打高尔夫球，以及滑雪，使得她常年长有雀斑。您要是看一下，甚至她那湛蓝的眼虹膜上也星星点点布满了晒黑的黑色素斑点。她坚持说：“哎呀，她差点儿死了。”好象莱斯说话要跑题了似的。他脑子里在思索，由于这一奇妙的不幸，韦罗尼卡的美貌和高昂的精神极有可能从这个世界上香消玉殒。在她需要的时刻，要是在去年夏天需要她的情人呵护她，他可能不会和格雷戈尔一样行动快捷。格雷戈尔个子矮矮的，皮肤黑黑的，说英语就算不带口音，也是那种学来的精确，仿佛把他说话的意思锁进了一个铁模子里似的。韦罗尼卡承认，她发现他令人厌恶——他神经过敏，性格武断，他的触摸有一种冷漠的傲岸——但是，去年夏末莱斯断绝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这可能救了她的命。搁格雷戈尔那儿，他也许会惊慌失措，怀疑会发生什么事，而要命的是，也许会不采取行动。可以说，他恼羞成怒地看到，这一事件将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错综复杂的时刻载入霍斯特的家史——妈妈（她还会当上奶奶）被蜜蜂蜇了一下，外国出生的滑稽的爷爷反应机敏，救了她的命。莱斯醋意大发，他都快要弯下腰去了，像得了肠胃痉挛一样。倘若当时在那里的是可爱的、梦幻般的莱斯，而不是怒容满面、讲求实际的格雷戈尔，她那次急诊就会化作并且永远成为一首与众不同的诗篇，对于她会更加撩人心魄，对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夏天的爱情会再合适不过。因为除了死亡还有什么比性关系更加使人亲密无间，更加辉煌壮丽的呢？他想象她那一动不动的身体蜷缩在他怀里，因失血而脸色灰白的模样。 韦罗尼卡有一件她最喜爱的夏季连衣裙，宽宽的椭圆形领口，半截袖，橘黄色，橘黄色点缀着扎染而造成的凹凸不平。这不是一种大多数妇女愿意穿的颜色，但这种颜色不经意间给她那又长又直的头发和那双碧蓝色的眼睛平添了光彩。莱斯想起他们的风流事，似乎要窥透这一种颜色。虽说他们分手时节令已经不再是夏季而是秋天了，田野里的草就要结籽，空中传来蝉鸣之声。韦罗尼卡听的时候，眼睛流泪了，下唇在颤抖。他解释说：他只是无法面对要离开丽莎和孩子们的事实，孩子们差不多还是婴儿，所以趁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趁事情还没有弄得一团糟，他们的生活都还没有打乱，没有给毁掉，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们就应该一刀两断。韦罗尼卡泪眼婆娑地评价他，并且认定，他爱她的确还没有爱到从格雷戈尔那里救出她的程度。他是身不由己啊：他更喜欢这么说。他们抱头痛哭——他的泪水落到她那椭圆形领口里面的肩头，在皮肤上泛起光泽——他们一致同意：除了他们两个，谁都不能知道。 然而，经过秋天到冬天，又进入了第二年夏天，他感觉被这一段隐情欺骗了；他们的风流韵事曾是一件那么美妙的事，美妙得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试图重新点燃起她的激情。她对他那渴盼的目光不加理睬，并指责他企图把她从人群里挑出来，简直是糊涂。她皱起那长长的略带红头的眉毛，眉毛下一双眼睛喷着怒火。“亲爱的莱斯，”有一次聚会，很晚了，当他把她堵在一个角落时，她对他说，“你听说过这句话吗？‘要么拉屎要么离茅缸远远的！’” “哼，我现在已经听说了，”他说。他大为震惊，深为恼火。丽莎大不了会穿上惹人注目的扎染橘黄色衣服，但绝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他和韦罗尼卡那段隐情在他内心火烧火燎，就像没有治好的感染一样，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韦罗尼卡似乎也为此感到痛苦；她自打被蜜蜂蜇了一下，就好象从来没有痊愈过。时而体重下降，使她看上去形销骨立，精瘦不堪；时而又体重大增，浮肿肥胖。她去过当地医院，格雷戈尔对此是一个劲儿地讳莫如深，有时候她丈夫一个人去参加聚会，而把她藏在家里，受丈夫的数落，数落些什么，他从不愿意说起。莱斯以他那迟重、浪漫的方式想象着，她在一阵危险的软弱之中，向格雷戈尔供认了他们之间的私情，而被他软禁了起来。要么就是后悔失去了莱斯，悔痛啮咬着她那娇弱的体质。她虽然弱不禁风，但风韵并没有怎么消减，反而获得了另一种美，一种勾魂摄魄的美；一种痛心彻骨的美。经过多年的日光浴——那时候所有的女人都做日光浴——韦罗尼卡患上了光敏症，整个夏天都脸色苍白。才到了三十多岁，她的牙齿就给她带来了麻烦，她定期咨询正牙学和牙周病学专家。这些专家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一座中等城市里，在一幢高楼里，而莱斯就在对面的大楼里上班，当投资顾问。 有一次，她到大街对面治疗，身穿一袭黑色的宽裙子，一副心事重重、庄严肃穆的样子，他从窗户里一眼瞥见了她。从那以后，他经常朝窗外张望，寻找她。哀叹他们分别和别人结了婚，让这十年的光阴就这么溜走了。丽莎在户外生气勃勃，满脸雀斑，身体好得都有些男性化了；她的头发跟她母亲一样，早早变白了。据谣传，格雷戈尔已经不满足，在外面沾花惹草。莱斯想象得到，这些背叛都是韦罗尼卡在婚姻那死寂的牢笼里忍受的创伤。在聚会上他还能见得到她，但都是他在房间这头，她在房间那头；而且当他真的想办法靠近她时，她几乎没有话说。在他们共享风花雪月那会儿，他们除了翻云覆雨，还在一起谈他们各自的孩子，回忆各自的父母以及儿时的往事。这种向对方纯真的心事表白，情人们渴望相互了解，相互信赖而毫不责备，所有这些如涓涓细流，一旦停下来，便积聚构成了一种压力。 所以当他一眼看见韦罗尼卡离开牙科医生的办公大楼时（没错儿，就是她），尽管他在十层楼高的地方，而她被裹挟在冬天的寒风之中，但是他连短大衣都没顾得上穿，就离开了办公室，在半个街区开外的人行便道上堵住了她。 “莱斯特，你到底要干什么？”她把戴有露指手套的双手盖到臀部，默默地表现她的愤怒。有些商店橱窗里还挂着圣诞节的装饰品，上面布满灰尘。从毁掉的常青树上掉落的金属饰片雨一般散落在排水沟里，熠熠闪光。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他乞求道，“你嘴里打的奴佛卡因麻醉药是不是太多了？” “他今天没有用奴佛卡因麻醉药，”她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只是试戴一个假齿冠，上了点临时粘固粉。” 这个细节令他心动。在他平日里最喜欢吃午餐的暖烘烘的隔间里，他隔着餐桌惊讶地看着她的仪容。她不情愿地脱掉了黑色毛外套，露出一件红色的毛衣和一条粉红色的人造珍珠项链。“这么多年来，你情况怎么样？”他问。 “我们这算是干吗的呀？”她问，“这里的人都认识你吗？” 他们来得早，但客人在陆陆续续地来，随着门开门关，传来吱吱扭扭的声音和有点儿尖厉的拖拉声。“他们认识，也不认识，”他说，“但那又怎么啦？有什么可怕的？你可以是一个客户呀。你可以是一个老朋友。而你就是嘛。你身体怎么样？” “很好，”她说。他知道她没有讲真话。 不过他接着说，“你的孩子们怎么样？我很想听听他们的情况——有那个能把天闹翻的小家伙，还有那个敏感害羞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你可是受不了她呀。” “那都是老黄历了。”韦罗尼卡说，“我现在受得了珍尼特了。她和她哥哥两个都在上寄宿学校。” “记得我们那时候常常得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事吗？还记得吗？那次尽管哈里在发烧，但你还是送他去上学了，因为你和我定好了约会。” “这事儿我已经忘掉了，我倒希望你别再提起；现在这件事使我感到丢人。我们那时候很傻，也不注意影响，你把这事儿断了，是对的。我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把这一点想通的，不过我现在想通了。” “唉，我现在反倒想不通了。我当初抛弃了你，简直是疯了。我夸大了我自己的重要性。孩子们现在也都十几岁了。都离开家去上学了。我看他们时，怀疑他们是不是曾在乎我。” “他们当然在乎你了，莱斯特，”她垂下眼睑，凝视着她要的那杯热茶，尽管是他硬要她和他一样，真的喝上一杯。“你当初做得对：这话别让我再说了。” “好的，然而就在此时此刻，这事感觉全弄错了。” “你要是和我调情，那我就走。”这一威胁在韦罗尼卡心中引起了一长串的思绪，使她肃穆地说：“格雷戈尔和我在闹离婚。” “噢，不！”莱斯感觉仿佛空气变得厚重了，压迫着，好象性。孩子们现在也都十几岁了。都离开家去上学了。我看他们时，怀疑他们是不是曾在乎我。” “他们当然在乎你了，莱斯特，”她垂下眼睑，凝视着她要脸上盖着枕头。“为什么？” 她耸耸肩，面对她那杯茶，变得非常沉静，像一个打牌的人那样护着她的手。“他说，我落伍了，再也跟不上他了。” “真的？多么自私自利、孤芳自赏的家伙！还记得你曾抱怨他那冷冰冰的触摸吗？” 她又耸耸肩，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到。“他是个典型的男人！比大多数男人都诚实。” 她这是在挖苦他吗？莱斯心想。在他们这场有可能重续前缘的游戏中，他可不想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冒风险。他没有保持沉默，而是说：“这里到了冬天，你脸色好象没有夏天那么苍白了。你现在遇到太阳光怎么对付？” “既然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太阳光会晒痛我。他们跟我讲，我得了狼疮。不管是什么意思吧，说是良性的。”她作了个怪相，他觉得是嘲讽。 “唉，”莱斯说：“是良性的就好。在我看来，你还是那么美。”女招待回来，他们匆匆点了菜，剩余的午饭时光过得并不舒服，因为再也找不到他感觉久违了的窃窃私语和纯真的交谈。然而以往的窃窃私语却是在床上，性交高xdx潮过后的倦怠慵懒之中进行的。莱斯感觉到，韦罗尼卡现在更容易倦怠无力；她懒洋洋地支撑着臀部宽大、四肢修长的身体，仿佛这身体会爆炸似的。她身上仿佛蒙上了一层白炽光一样的东西，就像是充满电流的电灯钨丝。女招待还没有端来餐后甜点，她就拿起外套，告诉莱斯：“喂，这些话可不能对丽莎讲，其中有些东西还是秘密。” 他表示同意：“我什么也不会对她讲。” 然而他最终还是告诉她，也许他们该离婚了。他和韦罗尼卡重修旧好，日日夜夜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形象——年纪更老了，身体更弱了，人也穷了。她那苍白的脸色告诉人们，她去医院做过化疗，伤口模模糊糊地愈合，旧伤模模糊糊地得到重新治疗。他们断绝关系，他从来没有感觉好受过；现在她后半生他都要照顾她了。他似乎看见自己往床上给她端汤送水，开车紧紧张张地送她去看医生，连他自己都快变成医生了。确切地说，他们的婚外情并没有恢复。他们的接触仅限于她去看牙科医生的时候，因为再冒任何风险都会使她那受委屈的妻子的法律地位陷入困境。在这些吃午饭、零零星星喝饮料的当口儿，她越来越像他所记得的那个情妇：举止无拘无束的，说话活活泼泼的，声音轻轻柔柔的，宛若一把利刃切穿了他真正的自我，切穿了他那乏味而尽职尽责的生活所掩盖的富有英雄气概、愉快而自信的自我。 “可是为什么呢？”她问。他含含糊糊地威胁要离婚。 他无法承认韦罗尼卡在他的生活中旧情复燃，因为那样的话，接下来就得供认他们早先就有瓜葛。“呃，”他说，“我认为作为夫妻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坦白地说，我跟不上你了。你所有那些运动。你已经很自立了，也许一直都很自立。考虑一下吧。求求你。我并不是说我们明天就要请律师。” 她并没有被蒙骗住。她那双蓝眼睛周围金色的雀斑在晶莹的泪珠映衬下，显得更加突出。她瞪着双眼问：“这跟韦罗尼卡和格雷戈尔离婚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当然没有关系，这怎么可能有关系呢？不过他们在给我们做出表率——理智，相互尊重，相互关爱。” “我不懂什么关爱。人们说，她病成这个样子而他却要离开她，简直令人震惊。” “她经常生病吗？”他曾想到过，蜜蜂蜇那一次使他看到了她是多么容易生病，又是多么容易昏倒，尽管这昏倒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过时。 “哦，我认为是这样，”丽莎说，“尽管她很会做样子。韦罗尼卡总是在做样子。” “明白了。就是这样，做样子。你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关系也变成了这个样子，做做样子而已。我们整个的婚姻生活，我们一直在做样子。”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必须说，莱斯，这整个对我还是新闻呢。我需要时间。” “当然了，亲爱的。”不着急；霍斯特两口子遇到困难了，在金钱问题上，但那辉煌的大门会敞开着。 这个家四处弥漫着即将破裂的布满灰尘的感觉，丽莎曾那么热爱运动，也的确好象在做出调整。孩子们放假从学校回来往屋里偷看，觉察出了异样，就躲开去犹他州滑雪或者到佛蒙特州攀岩去了。恰恰相反，丽莎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爱运动了，莱斯下班回来，就会发现她在家里呆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问她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她就会说：“我不知道时间都弄哪儿去了。我什么都没做，连家务也没做。我没劲儿啊。” 初春一个细雨霏霏的周末，她没有去参加通常都要去参加的星期日上午四人室内网球赛，她取消了网球比赛，而是把莱斯叫到他们的卧室。此前他一直在客房里睡。“别担心，我不是要引诱你，”丽莎说着，拉低睡衣，露出了Rx房，仰面朝天躺到床上。脸上没有性欲，而是苦笑着，带着恐惧的表情。“摸摸这儿。” 她那苍白的手指把他的手指引导到她左乳的下侧。他凭着本能抽回手，这一拒绝使她的脸腾地红了，她说：“来呀。这种事我总不能叫一个孩子或朋友做吧。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告诉我，你摸到了什么东西没有。”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戴慢跑乳罩，使得她的体格非常健壮、结实。她的乳头是加了水的葡萄酒的颜色，这一下随随便便地暴露在空中，直竖了起来。“不光是皮肤下面，”她引导他，“下面更深一些。里面。” 他不知道他摸到了什么，在静脉和腺体那黑暗的纽结中。“一个硬块，”她进一步提示，“我十天前洗淋浴的时候摸到的，而我一直希望这只是我的想象。” “我……我不知道。它是……时隐时现。不过也许只是天生密度大的地方。” 她把手放到他手上，把他的手指尖往深处摁。“那儿。摸到了吗？” “好象是吧。疼吗？” “我不清楚是不是应该疼，摸摸另一个Rx房相同的地方。一样不一样？” 他迷惑了，他闭上眼睛想象那个里面的肿块，把那个黑暗的异物找出来。“不一样，我想。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亲爱的。你应该去找医生看看。” “我害怕找医生看，”丽莎承认，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恐惧，在她那正在消退的雀斑中间，那双眼睛焦虑而明亮。 莱斯呆在那里，一只手还托着她那只健康的右乳。它是那么柔软，那么温暖，又是那么沉重。这就像是被蜜蜂蛰了一下似的，这就是他所觊觎的亲密关系，而最终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却是他合法的妻子；他觉得被身体上的物件玷污了，只想转身离去，但他知道他无法离去。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我们可爱而困惑的女儿们 
她们为何不结婚呢？ 你看见她们住在镇上，日渐沧桑，已快变成老处女。蹬着单车上班，踩着石头翻过山头，胳膊下还夹着书本。 安妮•朗霍恩，贝特西•科雷，达玛丽斯•韦尔康彼，玛丽•乔•爱迪生：从她们两三岁起，我们就认识她们。现在她们快30岁了，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海外归来，成熟的姑娘，却哪儿也不去，不去纽约，不去旧金山，甚至连波士顿也不去，只在这个小镇上晃荡，让时光洗刷着她们，走在她们从小走的道路上，游荡在她们安稳的老宅的阴影里。 在韦尔康彼家草坪的边缘，她们梳理过的浅色头发，临时带着丝带或塑料发卡，像蜡烛燃烧在夏日的阳光下——我仍然可以看见她们。她们甜美柔和的裙子，她们站在青草中的光脚——那些纤瘦的小女孩的脚，晒黑的脚趾——让你觉得会在露水里留下小兔的脚印。 达玛丽斯和安妮——当时和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被大人们哄着分发小点心。她们斜着眼睛拿着托盘，因为手腕太瘦弱，以至蘸着芥末的鸡蛋滑了下来。她们淡蓝色的大眼睛如此庄重地仰望着大人们的笑脸，而大人们一边拿过芥末鸡蛋一边微笑着表示鼓励。那时候，我们还不到30岁，妙龄成熟，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那个夏日，草坪上留有杀虫剂的气味，杜松子酒带着新鲜薄荷的味道。年轻的妻子们穿着无袖凉衫，裸露着健康的棕黑色的皮肤，透过棉布散发着温热。孩子们还小，三五成群地在草坪那边没有修剪的草地上奔跑、打滚，她们浅色的裙子染上了草色，她们的欢笑在草地上起落，就像是某种我们发出的回声，只是声调更尖细。她们在我们脚下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当万物沉浸在露水和阳光中，天空充满了爱意。 我仍然能看见贝特西和我女儿，在我们初次遇见贝特西•科雷一家那晚的情景。他们刚搬到镇上。莫林•科雷的侄子和我妻子一起上学，给我们留了口信。于是我们过来拜访，顺便把我们牙医和医生的名字告诉他们。然后，大家恰好发现彼此脾气很合得来。那一定是四月，或者五月。鸡尾酒被拖到暗处，莫林把临时准备的晚餐拿到天井的桌子上。两个以前未曾谋面的小女孩——那时一定还不到两岁——被放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她们下楼走进黑暗，走到凉爽的户外，手拉着手走出这间她们都很陌生的屋子。贝特西穿着白色小睡衣，如同幽灵。她的声音是如此胆怯而单薄，却又是那么清晰。“看见月亮了？”她问。 因为睡不着，她们就一直躺在床上看月亮。科雷一家是从可能看不太清月亮的城市搬过来的。“看见月亮了？”她的声音单薄而清晰，如同远处猫头鹰的枭叫。是的，她们没错，悲伤的面孔一样的月亮斜挂在正要抽枝展条的树上。 回家的时间还是到了。 如今，贝特西在第二街上的油漆油毡店工作，把教授吉他当作副业。她爱上了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已婚音乐老师，以学古典吉他的名义随他去了很远的地方，甚至在西班牙也呆了一年。当去年冬天圣公会教会发起援助一家古巴难民，他们把贝特西叫过来当西班牙语翻译。 她和母亲住在一起，还在那间她曾经看月亮的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房子已变得阴暗。莫林太太为了保暖，把一半的房间都关上了。科雷一家离婚应该已经有十年了。在那个天井里，曾经有过一些欢乐时光。 贝特西和玛丽•乔•爱迪生都是教会歌咏队的成员。玛丽小时候得过厌食症，不过后来却变得异常丰满。她长着和母亲一样的浓眉，眉梢很浅，到中间几乎连上，配上那张长满雀斑的脸，显得有些古怪。她的父母都离婚、再婚并且离开了小镇，但是玛丽却在仪式旅行社的楼上租了两间房，平时收集古董，读历史书——大部分是讲中世纪的。我女儿邀请她来我家过圣诞，但她拒绝了。她宁愿自己安逸地坐在炉火旁，被她那些收藏包围着。“那些美妙的老古董”——大家这么叫它们。 艾琳•爱迪生也爱美妙的玩意，不过对她来说，必须是现代的东西——海地棉的D•R牌沙发，丹麦风的圆形茶几，蝴蝶形的椅子。我在想，它们现在都到哪儿去了？所有那些蝴蝶形椅子上笨重的铁框架和磨损了的帆布吊带都到哪里去了？男人可以叉开腿站在某个角落，但是女人却会让自己陷入记忆，先向后退，然后希望走的时候丈夫可以在身边把自己拉出来。 爱迪生家在塞勒姆街有一栋1690年的老宅：暴露的房梁、大得可以走进人的壁炉——里面放着大号的熟铁铁叉，还有清教徒们过去用来烤面包的黑暗的火塘。奇怪的是，他们的时髦家具竟和那些陈旧的老房间十分谐调。这或许就是玛丽•乔想带着她那些古董回来住的原因。她的穿衣打扮也是同样的风格：风尘仆仆、消瘦，头发向后梳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玳瑁发卡别着。她母亲是红褐色的头发，但是没有焗过油。似乎也没有一个姑娘，我们那群老伙伴们的姑娘化妆。 那年新年，弗莱德刚搬走不久，我记得我陪着艾琳从朗霍恩家一直走到塞勒姆大街。那时正是黎明前，便道上铺着一英尺厚的新雪。除了艾琳在絮絮诉说弗莱德的事情，周围万籁俱寂。在此之前，我们都喝了鸡尾酒，艾琳醉得几乎不能走路，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塞勒姆大街两侧的房屋静谧宛如幽灵，新雪像云母片反射着街灯。我们爬上她家门廊的台阶，进入铺着宽条木地板的客厅，圣诞树还站在那里。壁炉横梁上一个挂在橡木栓上的圣诞花圈和我迎头相撞，就好像我们走进了老套的童话书。屋里松木的味道、包装纸上闪耀的光泽以及窗玻璃一角的冷霜都给我这样的感觉：圣诞魔咒。 我们一起坐在皮质擦擦作响的D.R牌沙发上，这样她就可以继续讲完她和弗莱德的故事，而我也能从一路走回的寒冷中暖过身子来。天色渐亮，艾琳突然显得憔悴。我试着安慰她，她的长发盖住着我们的面庞，她浓密的眉毛抵在我的眼下。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上面玛丽•乔高声的咳嗽。我们愣在那里，满是冷灰的巨大壁炉向我们的脚踝散发出一阵冷意，而在上面，一阵阵的干咳声听上去如汤勺般冰冷。玛丽•乔——那时一定也就才15岁，因为厌食症身体虚弱，于是感冒转成了活动型肺炎。艾琳抱怨肺炎，更抱怨弗莱德不管不顾就走了。孩子不停地咳啊咳，而她的母亲靠在我怀里，带着白兰地、泪水和圣诞节的味道。她责怪弗莱德，而我觉得与其责怪他，不如把罪责归结到她们住的环境上——那种木结构的老房子里穿堂风大得很。 想到楼上和楼下，我想起了贝特西•科雷——不再穿那身看月亮的白色儿童睡衣，而是一身缝补过的柠檬色睡袍，站在楼梯顶端，看着楼下举行的吵得她睡不着的聚会。 我们刚从天井进屋，放上了张老扭摆舞曲唱片，听这种唱片你是没办法把音量放小的。我不知怎么坐在地板上，和什么人一起，这样我的视线就很低。就像在透视课上，楼梯消失到贝特西如今已经长到不能留下兔子脚印的光脚那里。也许这是我们最长的一次互相对视——她有着和她母亲一样深陷的眼窝和脆弱的表情。我们对视着，直到和我在一起的女人，我记得不是莫琳，发现我在走神，于是她也抬头往楼梯上看，贝特西这才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在那年头，贝特西房间的布置应该和我女儿的类似：披头士的海报，或者可能是顽童合唱团的，以及在本地举行的马术大赛的获奖缎带。而布娃娃和斯泰夫牌的动物玩具还没被处理掉，仍和“御玺”版的梅尔维尔作品集、哈代的《艰难时世》以及学校发的加缪分享着同一个书架。那时，我们是如此年轻，父母和孩子都是如此，还在一起学习怎么成长，怎么打发光阴——而这些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那些日子，哈里•朗霍恩弄了辆摩托车，每逢周六晚上就骑着它绕着草坪风驰电掣，直到警察过来还算礼貌地拦住他。韦尔康彼一家则在他们二楼的走廊上安了一个热水管，然后不得不加一根钢柱把它支撑起来，免得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光着身子滚下来。冬天，有很多为孩子举办的周末溜冰活动。我们会带着一整套从新罕布什尔买回来的装备参加。一大堆滑雪靴和防湿大衣放在麋鹿头饰下面的角落里。越过那台残旧的钢琴，冻红的面颊对着长桌上通常作为主菜的葡萄干烤鸡。 突然之间，这些长腿裹在裤子里的姑娘，这些跑过终点，头发在风中吹打着脸庞的姑娘，长成了女人。晚上，当男孩们喧哗着出门，或者在地下室打乒乓球时，这些姑娘就和我们呆在一起玩牌，小口喝着我们罐里的啤酒，直到那天所有的新鲜空气最终消耗殆尽，重压把人们推向床上，她们才三三两两恋恋不舍地散了。小小的房间有着点子花薄纱的窗帘，窗玻璃上结着蕨类植物似的冰花。暖气片上落下的水珠“嘀哒”歌唱。房间简单的分隔给人一种宿舍的感觉，而拖脚走路声和咯咯笑声回荡在门廊通向洗手间的路上——洗手间一个是给男孩用的，一个是给女孩用的。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了，到了叛逆的年龄，不再热情，于是这个大家庭就分崩离析了。这和层出不穷的离婚同为魁首。玛格丽特和我恐怕是最后一对还维持着婚姻的夫妻了。她说，可能是我们没赶上趟儿吧，其实这不是她的真心话。 沙滩野餐，触身式橄榄球，在韦尔康彼家的大草坪上举行的垒球比赛。这么多美妙时光，孩子们穿越它们就长大成人了，就像阳光下的牧草。现在，别人家我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姑娘有的嫁给了股票经纪人，有的去了俄勒冈当护士，还有的在墨西哥教授农艺学。只有我们的女儿生活在镇上，像在寻找曾经失去的东西。她们上花边编织或者阿拉伯舞的课程，和母亲住在一起，脂粉不施，胳膊下夹着书，走在上析了。这和层出不穷的离婚同为魁首。玛格丽特和我恐怕是最后一对还维持着婚姻的夫妻了。她说，可能是我们没赶上趟儿吧，其实这不是她的真心话。 山的石路上，如同一群小尼姑。 从她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她们母亲的影子——美丽的女人，充满活力。不久以前的早上，我在火车站看见了安妮•朗霍恩。我们聊了几分钟，主要是关于玛丽•乔想和贝特西一起开古董店的事。她笑了一下，表示对此事不抱希望——那笑容和她母亲的如出一辙。曾有一次，露易丝和我告别时就是那样笑的。还有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接吻的事实——她和我。刚抬起下嘴唇，她的下巴就皱了起来，那漂亮的嘴巴显得那么诙谐，但嘴角却撇了下来，就像在强忍着泪水滴落。 露易丝如出一辙的笑容展现在小安妮脸上，那感觉就像重新陷入了爱河。当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猎场，当女人们把汽车停在加油站或超市停车场，当这一切构成了你星期六眼前的风景，你的血脉奔涌，你的手掌麻木，你的心都快要沉底了。 可这些姑娘，她们为什么这么恋旧呢？她们担心的是什么？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还有一些用处 
那间他们曾经住过的阁楼，如今正打算卖掉。当福斯特帮前妻清理时，发现了很多坏掉的，已被遗忘的玩具：双骰、大富翁、乐透；模拟股票操作、破案、房地产、外交和战争的玩具；用陀螺、骰子、棋盘太空人和塑料舰船玩的玩具；在洋溢着圣诞狂欢气氛的五分、一角商店购买的玩具；在生日的午后和之后几天用来消磨时光，后来摔成几半，放进柜橱，最终被扔到阁楼上去的玩具。这些玩具放在亮闪闪的，被压扁的包装盒里，散落在装着旧衣服和无用工具的箱子间，看上去却颇具价值：一旦有机会，它们微型发射装置的弹簧仍然有反应，说明书的逻辑仍然令人云里雾里。“这些玩具怎么处理？”当他们沿着阁楼的台阶上上下下时，福斯特带着一丝愠怒朝他破裂的家庭喊道。 “当垃圾扔掉，”他的小儿子建议。他是个壮实的19岁少年。 “‘善心’组织会不会要它们？”他的前妻还不脱家庭主妇的习惯，对福斯特有问必答，“过去你总能把这样的玩意儿送给孤儿院。但他们现在不叫孤儿院了，是吧？” “现在它们叫正常的美国家庭，”福斯特说。 他的大儿子，22岁，黄棕色的络腮胡，说：“总之，它们都丢了点部件，不能玩了。所以才被扔进了阁楼。” “好吧，那我们干吗不当时就扔了呢？”福斯特问，然后不得不自问自答。答案是怯懦、惰性，舍不得和过去一刀两断。 两个儿子，带着长久以来服从的惯性走过来，目光越过福斯特的肩膀，望着那些可怜巴巴的、被遗弃的玩具宝藏，默默地和福斯特一起温故和这个方块或者那个箭头联系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他们的生活曾经触及这些筹码和纸牌，欢乐曾经沿着这些风格化的景致飘动，只不过如今，那些日子已经过去，甚至回忆都已经淡漠了。 “扔下来，”他的小儿子粗声粗气地喊。因为这些天要清理阁楼，他向朋友借了辆卡车，停在阁楼窗外的草坪上。那些不要的小玩意就可以顺着窗户直接扔到车上，大件儿则顺着楼梯搬下来，再从前门厅抬出去。卡车斗里已经堆上了旧床垫、用坏的钟表收音机、破旧的旱冰鞋和靴子。把东西从上面扔到卡车上——这好歹也算是一种游戏。福斯特一次次向两层楼下的目标投掷。每当盒子被击中，他们就炸了锅，把一把骰子、筹码、计数器和纸牌抛向天空，扔过草坪。一个叫做老鼠陷阱的盒子——盒盖上画着的咧嘴笑的孩子们围着一种叫做“小事笨干”的玩具——向旁边滑移，撞在卡车车斗的一边，塑料碎片撒在了花床上。一种叫做短程加速赛车的玩具，像雪花般轻柔地飘浮着，直到速度减慢，停在污渍斑斑的床垫上。福斯特在俯视下面时发现了自己忧郁的原因：他还没玩够这些玩具，但现在已经没人愿意和他玩了。 假如他和老婆没有离婚，当然，这些盒子还会呆在无人问津的阁楼里落灰，它们的悲伤也不会暴露出来。他自己童年的那些玩具还呆在母亲的阁楼里。上次回去的时候，他还爬上阁楼，给一只铁皮唐老鸭上了发条；它的嘴巴发出一阵嘎嘎的怒吼，动作僵硬地敲了几下鼓。一张玩弹子球用的带同心圆纹路的斜板子，跟字母积木和领航飞机们还一起呆在一只大篮子里——等着他的童年归来。 他的前妻停下来，蹲在阁楼的窗口问他：“怎么了？” “没什么，这些玩具还没怎么玩过。” “我知道，时间过得太快了。你最好别摆弄它们了，否则你会伤心的。” 在他身后，他的家人已经把阁楼清理完毕。屋顶倾斜的房间空空荡荡，挂着垂下来的防热材料。“你怎么能忍受住？”他是指那种空荡的感觉。 “哦，很有趣，”她说，“一旦你投入进去了，把旧的扔出去，新的搬进来。那些新住户看上去不错。不过他们没有小孩。” 他看着她，在想她究竟是勇于面对人生，还是真的铁石心肠。阁楼轻微地颤抖。“泰德来了，”她说。 她新交了一个男朋友，临镇的一个大块头出纳，正从自己的家庭纷扰中逃出来。当泰德砰地关上楼下的厨房门，那个弃置已久但福斯特一直舍不得扔掉的煤油灯的玻璃罩和它上面的铜片碰撞起来，发出一阵空洞的声音，如同被捕获的黄蜂的鸣叫。是福斯特该走的时候了。他满是尘土的膝盖在站起来的时候嘎吱嘎吱地响。他前妻热切的步伐先他而去，穿过空荡的屋子，奔向楼下。福斯特跟着她，拿着那盏煤油灯，最后把它放在一楼他曾经亲手制作的一个光秃的书架上。他还记得安装最上面那块板时，把一块平滑的松木从下面插上去，这样就不会有钉子破坏它的光洁了。 和空荡荡的房间和大厅相比，厨房却格外邪乎地显得充满热量和活力。“爸，要啤酒吗？”他留着胡子的儿子问，“泰德带来了一些。”他递过来一罐带着水珠的啤酒，手背上淡黄色的汗毛闪着光。他的女朋友戴着吉普赛样式的耳环，穿着一件印着“反对核弹”的汗衫，靠在已经不通气的炉台上。她头上包着一块印花大手帕，一个黑点恰如其分地粘在一侧的太阳穴上。从她那友善的微笑中，福斯特感到这里的人无不让着他几分。 “算了，我还是走吧。” 像往常一样，泰德和福斯特握了握手。他有着淡红色的皮肤，银色头发上那蓬松的大波浪像是经过机械雕琢。福斯特盯着他的眼睛，如同盯着太阳，无法太长。他无法想象这个容光焕发的壮男怎么会从事那么可怜巴巴的工作。泰德今天没有帮他们清理阁楼，因为他回老家看他那双胞胎孩子去了。“我听说你今天干得不错，”他宣称。 “他们干得不错，”福斯特说，“我没怎么动，光坐在那儿发呆了。所有这些我已经忘记买过的东西。” “有一些是礼物，”他儿子提醒他，把那罐被他父亲漠视的啤酒递给他母亲。他母亲接过啤酒，拉开拉环，啤酒罐发出一声挑衅的“噗滋”。尽管她从来没有喜欢过啤酒，还是把它凑到了嘴边。 “给我喝一口，”福斯特乞求，把啤酒从她手里拿过来，喝了一大口。当他睁开眼睛，泰德的大手正捧着福斯特夫人的下巴，大拇指抹去她面颊上的一个污点——那是福斯特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这个保护性的动作使她的脸看上去瘦小、易怒并且脆弱。福斯特这时才注意到，泰德穿着一件银行家们周六穿的便服，带着某种滑稽的无懈可击——柔化过的蓝牛仔裤，帆布网球鞋，伐木工人穿的衬衫，袖子挽了上去。这身朝气蓬勃的打扮凸显着他的年龄和那因高血压而潮红的面颊。福斯特突然感到，这一男一女乃是情感成熟，令人艳羡的一对。这种感觉释放给他一种迅速飘走的信号。 他把啤酒罐递回给他的前妻。 “谢谢你来帮忙，”她说。 “没错，我们确实感谢你，”泰德说。 “和汤米说句话，”她毫无征兆地低声加了一句，仍然在放出绊索拖延福斯特的离去，“他心里可比看上去的样子难受多了。” 泰德看了一眼他那蠢大黑色的潜水表。“我跟汤米说让他进来，‘别晃荡到废品收购站都关门了。’” “他晃荡一整天了，”汤米的哥哥抱怨道，“一直在摆弄那些老玩意儿，现在可好，没时间去废品收购站了。” “汤米非常敏——感，”那个来访的吉普赛女孩颇为精明地插了句嘴，像是在重复一句她听到的话。 在室外，汤米正在捡那些掉在卡车外面的零七八碎。福斯特帮他一起捡。草地上散落着很多筹码和骰子，有的上面刻着精灵古怪的小脸，如大力水手，傲慢的史密斯，多层三明治；有的则刻着近乎剥落的象形文字——数字、方片、黑桃、六边形图案。福斯特抓起一把给汤米看，“你还记得这些原来都是干什么用的吗？” “连环漫画乐透，”男孩毫不犹豫地说，“还有一个叫做赌博的傻瓜的游戏，在老虎机上玩的。”他盯着他父亲手掌里的那些零碎，眼睛里闪着旧日重现的光芒。尽管福斯特个头更高，但是男孩的肩膀更宽，且身体还处在发育期。“想和我一起开车去废品收购站吗？”汤米问。 “我很想陪你去，但我得走了。”福斯特也一样，还有崭新的生活在前面等着。不过站在这些彻底被遗弃的家当上，福斯特感到自己走错了一步棋，陷于被动，如果还不是走投无路的话。他想起他曾经是怎么开始教这孩子下棋的，但在看着他输掉的伤感中——那低下的毛茸茸的脑袋，眉头紧皱地盯着被围困的国王——授课便结束了。 福斯特把几个游戏筹码扔到卡车上，它们蹦达了几下，安静下来。“感到沮丧吗？”他问他儿子。 “没，”孩子答道，又改口说，“有一点。” “你会感觉很棒的，”福斯特向孩子保证，“开着一辆干干净净的车回来。我过去很喜欢去废品收购站，所有曾经的欢乐堆积起来，还有那些海鸥。” “你离开之后情况就变了。他们定了很多新规矩。上次一个女人冲我大喊大叫，就因为我把东西放错地方了。” “她冲你叫了？” “是的，很可怕，”看着他父亲挥手告别，他又补充道，“只要花20分钟就回来了。”尽管肩膀很宽，汤米的下巴还没长胡子，在浓密的眉毛间，还隐约可见一丝婴儿般的困惑茫然的痕迹和那种快哭了的皱纹。 “好吧，”福斯特说，“你赢了。我跟你一起去，我会保护你的。”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杀害 
尽管安妮的父亲昏迷在床上，已是弥留之际，他的手依然温热，甚至还很有力。在这间价格昂贵、装修淡雅的疗养病房里，他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如同那些被遗弃在沙漠里的人。他的口气难闻至极。从干枯的洞穴——他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同于安妮闻到过的任何散发自人身上的气味——污秽但毫不丰盈，只是臭皮囊剩下的最后一点酸味而已。然而他依然活着，毫无意识地努力喘着气，不声不响地嘟囔着，灰白的脸上闪过那些她所熟悉的表情——他往常在餐桌上故弄玄虚，时而高耸双眉的无奈状，或是突然撅起上嘴唇，像是要发作起来，大讲一通字斟句酌却义正词严的议论来。作为一名律师，忘家于那些城市和公司的阴谋里，他的为父之道十分疏离。他不愿责罚儿女，平时最多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助合家欢愉。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户外，摆弄那些没有儿子可供分享的活计。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盖了一堵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石墙；在波士顿，他平整砖砌的平台，给它除草；在退休后居住的郊区，他照看混合肥料堆，修补和重新设计篱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手丧失了工匠般的粗糙，衰退的大脑无法再指挥双手做任何工作。就在去年夏天，安妮曾经轻率地让他帮她的孩子做一只鸟笼。他吃吃地笑着，像男子汉一样跃跃欲试。他找齐了要用的工具——木头、钉子，像平时一样颇为自得地叼着烟斗，走着熟悉的过场，而他的孙子带着越来越不信任的神色，打量着被他瞎钉在一起的木头。最后，老头儿后退一步，和孙子一起观看刚才的成果。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于是永远放弃了干类似活计的念头。此刻，他那干枯却并未僵硬的手放在女儿温暖的手里。 他的手有时回应她的紧握，掠过面容的激动使他微弱的脉搏加速。“放松，”这时安妮会俯过身，凑近他带着酸腐味的呼吸，轻声对他说，“放——松！没事的！我就在你身边，爸爸。我不会离开的。” 在这些小时的紧握和守护中，安妮回想起了一幕三十年来都很少忆及的童年插曲。那件往事是如此奇怪，不符合她和父亲各自的性格。那时她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当时人们管这叫“适应能力强”。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作为三个女儿中第一个步入少女时代的那个，她遭遇了失眠症。那无法解释的不眠状态让睡眠成为了一片不可抵达的神奇国度。房间家具闪着幢幢黑影，似乎不去监视它们，它们就会恐怖地苏醒过来。她母亲轻描淡写地把她的害怕心理给打消了，就像从前给她解释月经是什么时，只说“岁数大了”引起的一些不方便。令人意外的，倒是她父亲正儿八经地对待此事。安妮记得，他总是面色苍白地从那些开不完的会议中抽身回家——脸上带着下议院式的冷漠，肩上担着上议院式的重负——然后，如果他发现她还醒着，就会连着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权当是“陪伴”。或许她感觉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是几分钟；或许是她的回忆把几帧片断扩展成了漫长的插曲。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声音不仅慈爱，而且使她感到，他总是兴趣盎然，闲适自娱，好像来此不是为了尽责，而是在做一件赏心乐事，就像他童年在乡间时，围坐闲谈便深感快乐似的。父亲对她不曾吝惜过时间，现在，她同样不想吝惜她的陪伴。她要照顾他入睡。 然而安妮厌恶疗养院，她想逃离那白大褂掩盖下的气味，那没完没了的电视，那价格昂贵的误诊，那佯装激励的虚伪和那令人窒息的鄙俗。这些濒死的碌碌众生和粗鲁的护士，正是她父亲希望她长大后能避免成为，超越之上的。“你不是个棒小伙吗！”主管的医生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无碍，甚至胜过他的好脑筋，但后来却突然衰竭下来。几次小中风，就让一星期前还能从一名男护士那儿拖着脚穿过大厅，走到安妮身边的他到了食不能咽的地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怎么决定得你自己做主，”医生说。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善良、充满自我保护和郑重其事。她需要决定的是，要不要把父亲送进医院，在那儿他将靠输液维持生命。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她担心救护车会让父亲感到自己尊严受损，而这是她心里最担心的。可从医生抓住她的手，严肃而虚假地撇清，“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中，安妮意识到她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杀死父亲：他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被扔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电话里，安妮的声音飞跃千山万水，希望能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为什么医生要让她决定？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做出决定吗？如果母亲还在，她会怎么做？安妮给她的妹妹们打电话，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德克萨斯。当然，她们赞同她做了正确抉择——唯一可能的抉择。她们共同的遗产——母亲的常识，通过她俩的声音如此坚定地传递过来，使安妮一时间几乎原谅了她俩只是离得老远，说说现成话罢了。然而，她们给她的信心不到一小时就蒸发殆尽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他来了，喝着茶，然后对她说，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表情看上去既冷淡又油滑。他走之后，安妮坐在那里，双手祈祷般地捧着一盏母亲留下的茶杯。母亲两年前去逝，把她的瓷器，她的常识以及一个从头到脚都在衰退的威严老人留给了她的女儿们。这个大红彩绘、金釉镶边的茶杯，此时便成了绝境中的无上恩物。安妮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通过捧在手上的这个易碎而冰冷的形体与她交谈。然而除了越来越大的深渊，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她睁开眼睛，打电话给在波士顿已经和她分居的丈夫。他现在定居在后湾，离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 “当然了，亲爱的，”马丁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庄重而慈爱，“你做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噢，你也这么说，你们都这么说，”安妮对着坚硬的话筒哭泣着，话筒比茶杯更沉重，“但我是那个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的人。我在害死他，而我是那个必须看着这件事发生的人。难以置信，他的嘴巴想要水。他快干死了！” “为什么要去看望他？”马丁问，“他不是还昏迷着么？” “我怕他醒来觉得害怕，”她说，那想象中的场面让她一阵剧烈地抽泣，不得不挂掉电话。 过了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马丁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很感激，觉得他是心有灵犀地给了她时间哭好，洗把脸，然后热上咖啡，然而他似乎只是刚才和他女朋友商量了一下此事。“哈丽特说，”他口气权威地说道，“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大发神经，把老头儿往医院一送，吊着瓶瓶罐罐活受罪。更不用说还得花钱。” “跟哈丽特说，我当然不会去做任何对她来说大发神经的事情。她更不必操心钱的事；她可不是财产继承人。” 马丁的声音听上去颇受打击。“她非常同情你，她都哭起来了。” “跟她说，多谢她的同情。她要同情我，干吗不放你回来一趟呢？” “是我自己不想回来，”马丁以一种崭新的庄重而慈爱的口吻说。 “噢，去死吧！”安妮挂上电话，然而她惊异于自己竟感到了快意和解脱。她意识到，发在这个男人以及他那自以为是的女人身上的一通怒火，是这些天来除了疗养院、垂死的父亲和她的负罪感外，她第一次想其它事情。 她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她会连着几分钟握着父亲的手不放，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对着他的聋耳朵宣布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呆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脸干枯得深陷下去，带着木乃伊般惊愕的表情。他扬起的眉毛和低垂的睫毛间看上去距离巨大。他的手会突然一抽，或者她的手动了一下，这样就会刚好触碰到他的脉搏。那种生命的迹象吓到了她，就像大半夜里，厨房灯突然亮了，几只蟑螂从水槽里冒了出来。“爸爸，我必须离开一会儿，”她说，然后飞快地逃走。 她觉得自己迈着奇迹般富有弹性的步伐穿过大厅。四周都是临终者剪着短发的头裹在白床单里。有一位头发稀疏、面色潮红的老太太，陷在一把老人专用椅上，不停地拍着巴掌，喊着“救命”。安妮经过的时候，老太太停住了片刻，接着又恢复她刚才的动作。“救命”，“啪啪。”“救命！”紧闭的大门。空气。生命。伏牛花和富贵草种在门口的方形花坛里。停车场刚刚铺过路。这世俗的泥土和沥青让安妮感到惊奇。太阳像一个银白色的伤口低悬在十一月铅灰色的天空上。她溜进汽车，启动发动机。 疗养院的四周对她来说很陌生。她走进以前从未去过的两洋超市，在一家稚气十足的小吃摊给自己和孩子买了晚饭。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她用一块三明治和一罐可乐填饱肚子。加油的时候，她呼吸着加油站里的气息，看着一个友善的胖子穿着绿色工作服，如此煞有介事地为她注满油箱。她感到，在这灰冷的苍穹下，在这陌生人聚集的城市里，因为她的意愿，另一个人正在油尽灯枯——而正是那个人的精血赐予了她生命——这听上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临终前，她父亲的性意识恢复了。她母亲不再介入，他的男性气质却显露出来。在母亲去逝以后，安妮和马丁曾想把他接来一起生活。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就站在安妮和马丁的卧室门外清着嗓子，把他们弄醒了。当安妮打开房门，父亲对她说，没有人像她今晚这样伤害过他。他的脸气得发白，睡衣上下两个扣子扣错了位置。她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但随后脸红了起来。“可是，爸爸，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父亲。我不是妈妈，我是安妮。”她继续绝望地辨白，“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忘了吗？” 他的怒气过了很久才开始平复，看来他是领会了这个意思。他眼睛眯成一线，做出法律界的审慎状，“情况属实，”他说。 马丁感到好笑，两人一起把安妮的父亲送回床上，但是他们却再也难以入睡，仿佛他们确实是情人，而在隔壁房间拍打墙壁的男人才是被弄错了的丈夫。她只是到后来才感到那天晚上的讽刺之处：那个和她睡在一起的男人，其实并不情愿这样。那时，马丁和哈丽特已经开始了婚外情，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让安妮的父亲住进来，只是出于他对婚姻生活的最后一次仁慈。她记得，当她后来宣布和父亲一起住的办法不奏效的时候，马丁是多么地如释重负。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糊涂，具有攻击性：从骚扰几个家庭主妇，到一对同居的情侣，最后发展到骚扰一个强壮的男护士。马丁则吐露着越来越多的婚外情细节，最终提出分居，然后一把老头儿安全地安置到疗养院，他就走了。 然后，独自一人，安妮这才意识到了父亲拒绝承认死亡的勇气。随着他的理智日衰，那一辈子爱在人前受尊敬的习惯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他横蛮暴怒，一意孤行，对护士报以老拳，为了急着打开老人专用椅的链锁，闹得双双四脚朝天。从他的好斗和狂暴里，安妮看到了一种赤裸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为他身边的四个女人在洪荒世界中搭起了一个避难所，并且获得了她们的尊敬。随着马丁的离去，安妮感到自己同样赤裸着。自己的无依无靠，使她爱上了父亲的无力感。然而，她的爱却使她不能和他一起，无法像父亲曾经在她步入少女时代时安抚她那样，安抚他面对死亡之路时的恐慌。这一事实让安妮感到分外羞耻。 做出决定的三天来，安妮来了又去，惊叹于父亲求生意志的狂躁。他的脸干枯消瘦，进而变得僵硬。他的嘴巴保持着O的形状，像是要吃奶的婴儿。他的呼吸喷出一股臭气，像一阵不可解读的斥责。他的手呆在她的手里。他死不了，她留不住；就像那些参加一场伟大而狂热的爱情的选手们，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谁会介意彼此拯救。 他死了，在没人陪伴的时候。护士很快就发现了，用床单蒙住他的脸，然后打电话给亲属。此时安妮正在家里耙着硬邦邦草坪上的落叶，想着自己应该陪在父亲身边。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建起隐私和孤立空间的世界，突然鼓起勇气，降下纷飞的信件和拜访，致意和怀旧。在她面前，她父亲漫长而充满成就的一生被用言语重建起来。葬礼办得很成功，那是一场幸存者的聚会，一场向一位像样而有用的人的致敬典礼——他刚过世不久，身体却依然生气勃勃。她的妹妹们从飞机上下来，哭得比她还厉害。一张张在安妮童年记忆中漂浮的中年面孔——她父亲的老朋友们，统统付诸实相。安妮接受着亲吻，拥抱，抚摸和褒扬，然而她才是父亲死刑的执行者。她看到，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对她满怀感激。世界需要死亡，就像需要生命一样。 葬礼之后，马丁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我很好奇，”安妮在他们俩独处的时候说，“哈丽特怎么没有来。” “你想让她来吗？我们以为你不想。” “你们想得没错。” “当然，她本来是想过来的。她佩服你的所作所为。” 安妮看出，马丁是想借着老爷子办丧事为哈丽特谋一个进身之阶。他在脑海里已经跳过了他们分居和离婚的阶段，直接跳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会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哈丽特宽宏大量，甚至对她所谓的崇拜也投桃报李的那天。他可真是越来越幼稚了，安妮想，一个推销员，一个联络人。“我什么都没做，”她说。 “你做了一切能做的，”他回应道，这同样是他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推销哈丽特，也推销安妮自己，暗示她称职而且独立，就算没有他也能搞定一切。 她真的能吗？自从护士在电话里给了她那件久违的礼物——她父亲去逝的消息，安妮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她重新获得的自由里感到深邃的无意义了。她瞥见了这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别的人像她父亲那样需要她，而在他死后，她对其他人的贡献，就只剩下自己也一死了之了。马丁那套新做派是致命的，热烈地拥抱孩子们，带着羞怯、压抑的殷勤，和每个孩子说话，所有这些经济有效的十足活力，都是他心不在焉呆在家里的几年里所没有过的。当安妮站在火炉边时，他甚至胆敢轻轻拍拍她的屁股，好像她不过是另外一个等待安抚的孩子。吃饭前的那段时间，他里里外外地忙乎着，换灯泡，给炉子上油，把从不听话的挂钩上脱落的窗帘重新挂上。他艺术鉴赏家般尽职尽责地表演着——他迅速浏览着儿子们在暗室里冲洗的照片，他轻松地给女儿讲解因式分解——这一切，对安妮来说，都是他有意要让她受辱。他的做法与其说是让她和孩子们更亲密，不如说是在离间他们，给她们的关系设置距离。孩子们把失去父亲的责任赖在了她身上，他们也责备自己。日复一日，他们无言地坐在餐桌前，咀嚼着负罪感。现在，他终于回到家里，拔掉酒瓶塞，庆祝她父亲的去世。“安妮，亲爱的”——他在哈丽特那儿学会的这个句式——“跟我们大家说说你为什么换不了电灯泡？你是害怕摘下来还是拧上去？”骨子里毒辣，但外表光鲜；哈丽特让他变得幼稚但是更积极，少了胆怯和罗嗦。之前在家里，他像是他们不经意间呼吸的空气；现在，他向他们表明，他是一种力量，他的精力充沛，那带着报复心理的责任感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浪费了一笔财富。 安妮对他说：“我一直忙着爸爸的事情，顾不上哪个灯泡亮哪个灯泡不亮。我连报纸都几天没读了。” 马丁没注意到她语气中的防备。“可怜的爷爷，”他盯着孩子们说，好像提醒他们，哀悼是又一担落在他肩上慈父般的责任。 憎恨，对这个男人赤裸裸的憎恨充斥着她的身体，似乎把她提起来，让她恢复了自由。他坐在他那端的桌子边，感觉到了。透过孩子们面前朦胧的烛影，他笑了起来。她的憎恨正是他所要的。然而那增恨却最终摇曳着熄灭了，就像灯泡突然坏掉不亮了。她并不自由。 他帮她洗了碗。独自生活，马丁养成了做些家务的习惯：另一个新花招。马丁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却避免和她有任何接触，带着滑稽的单身汉般的谨慎，擦干每一个盘子。这让她觉得他变得令人乏味。他，同样，感到厌烦。在一阵阵厌烦中，他滑出了哈丽特的轨道，重新回到了安妮的世界。“想要我走吗？”他红着脸问。 “当然。干吗不走？反正你每次都走。” “我觉得，爷爷去逝还有所有这些事，你自己一个人会觉得太压抑了。” “你不想回去告诉哈丽特她错过的这个华丽的葬礼么？” “不。她不想听这些。她让我好好对你。” 看来留下来的主意来自哈丽特，而不是他。就像那些最庸俗不堪的低级丈夫们一样，他被批准了一晚上的自由活动。然而安妮本人是乏透了，也顾不上和这个送来的宝贝大动肝火。 “孩子们都在，”她对他说，“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你得和我睡在一起了。” “这又不会让我们死。” “我们指谁？”安妮问。 在床上，她再次感到他的身体靠近着她。几个月过去了，他变瘦了，变结实了。更确切的说法是，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是在通过这种练习，好勉强保持住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对他来说，只是开始时是勉强的。当她抚摸他，希望做爱，他却说：“不行。这个太过头了。”在疲倦中，她感到释然。尽管在床上，他的存在霸占了她已经睡习惯的中间地带，她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梦见自己握着父亲的手，而父亲突然精力充沛地坐了起来，把她吓了一跳。他开始责骂她，用那种只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保留的讽刺语气。对她的两个妹妹，父亲从来只是展示他温柔的一面。她醒了过来，发现旁边马丁蜷缩着身体。她并不奇怪他还躺在床上，让她惊奇的倒是另外几个晚上，她醒来，发现身边空着。马丁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正在试图把枕头弄饱满。“为什么，”他问，好像他们一直在谈话，“你把充气枕头都给了孩子，咱们自己就用这些烂羽毛填充的玩意儿？我觉得简直是把头睡在了一块馅饼上。 “你睡不着？” “当然睡不着。” “我睡着了么？” “睡得和平时一样。”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负罪感。我觉得和你睡在一起，对不起哈丽特。” “别跟我说这个。是你要和我睡的，不是我要。” “另外，我真为爷爷伤心。他太好了。他知道出什么事了，可他无法确切地指出来。他那次说‘情况属实’的样子。还有我们把他送到疗养院的那天——他那副一切听我安排的样子。那么勇敢而安静，像要出去野营的孩子。这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以前总是把我看作笨蛋，真的。那时他全听我的了。记得吗，他是怎样告诉我注意路上车辆的？他变得——那个词是什么来着？——恭顺。” “我知道，他很可怜。” “他不想让我再和别的车撞上，他想让自己得到好的照顾。” “我知道。我热爱他生存的意愿。这让我无地自容，让我们全都无地自容。” “为什么？” 他生硬的提问让她吃了一惊：一个全新的马丁。那个过去的马丁她甚至不用去想就能彼此理解。她现在理解了他：他的意思是，你自己去无地自容吧，你自己去死吧，但是，别拉上我：我还是活过来了。她试着去辩解，“我这些天一直感到和世界失去了联系。” “嗯，我看你也是。” “不仅是和你，也和每个人失去了联系。今天的启示是，我不能哭。这和父亲没有关系，和任何特定的人没有关系。我没办法把眼睛从你和孩子的身上移开。你们后脑勺长得是那么相像。” 伴随着床垫的响动，马丁转过身，把手臂围在她的腰上。她的心跳动着，等待着他的手扣住她的Rx房，那是他的老习惯。可马丁没有碰她，就像他的胳膊从手腕那里被砍下去了。他用一种轻柔而善意的声音说，“对不起。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对我来说，躺在这里心里非常矛盾。那一整个星期我都觉得矛盾，那时你每个小时都给我打电话，说你亲爱的父亲还没有死掉。” “不要言过其实，也别说‘亲爱的’。” “你打了很多电话，我想。就这么僵持着，他就是不肯死去。他变成了一个多么强悍的老农夫啊！” “是的。” “你那时处在痛苦之中，而我坐在后湾，无能为力。我恨我自己，我现在仍然恨。” 马丁的忏悔，安妮想，无疑是另一个女人——哈丽特会逮住不放的机会。他紧绷的身体渴望做爱。但是，就像他们还是夫妻时的很多个晚上一样，电视新闻令她昏昏欲睡，铺天盖地的广告、灾难、天气和体育，随着地球不停旋转。在与之相同的机制下，安妮意识到，马丁对做爱的渴望，那持续在世界上鲜活的雄性力量，让她的睡意姗姗而至，就像她父亲曾经坐在她床边陪伴她入睡时一样。 当安妮再次醒来，马丁仍然在和枕头较劲。根据月亮色泽的变化，她知道时间在流逝，不过究竟是两分钟还是一小时她说不准。她知道她又一次失败了，但是这一次失败的性质却不同。它并非多么惨痛，因为一切都平坦地沉浸在悲伤的月光中。她问他，“你怎么会还醒着？” “这是一次非常不成功的试验，”他带着满足感谈及他们睡在一起这件事，“你对床动了手脚，让我紧张。你总是这么干。但是和哈丽特在一起，我睡得像个婴儿。” “不要和我说这个。” “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奇怪的生理学事实陈述出来。” “放松，放—松。” “我放松不了，而很明显你可以。你可怜的父亲死了对你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安慰。” “并非都是因为这个。平躺在床上！” 马丁顺从了她。她把手放在他的xxxx上。这个小小的家伙带着温暖的热度和光滑的质感。它不同于别的任何东西，比Rx房更柔软，比思绪更易碎，但又是如此沉重。这样过了一分钟，他们都意识到它并未勃起，也毫无勃起的迹象。对于马丁，这是一次胜利，一次证明。“来吧，”他嘲弄道，“别那么尽力。” 对于安妮来说，这是一次试验（用他的话说）。在她的那些悔恨之中，有一条是，她一直握着她快死去的父亲的手，却没有在他步入死亡的那一刻握着它们；她幼稚地想知道，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大概会是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低喃着，“睡吧，让我们一起睡吧。”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信任我 
哈罗德三、四岁的一天，父母带他去游泳。这事显得有点稀奇，因为在此之前，一家人除了去离家两个街区的电影院，很少去其它地方。在游泳池，他们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天，在这之后，哈罗德就再没见过他父母穿过泳衣。他只记得： 他几乎全裸的父亲，站在游泳池里，踏着水，而他站在湿漉漉的瓷砖边缘，瑟瑟发抖，悬浮在氯粉深不可测的气息里。水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蓝绿色，哈罗德看着那明亮的波浪轻轻舐岸，感到一阵眩晕。他母亲穿着一身黑色的泳装，衬托出白皙的皮肤，不过他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她身上。他父亲让他跳下来。“来吧，小家伙，跳！”父亲用温柔的声音鼓励他，“别怕，我会接住你的。”他的声音在游泳池、瓷砖和阳光下单调地回响着。哈罗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洁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暴露着，这平添了他想要赤身下水的念头。他父亲稳稳当当地站在水中，看上去相当镇静，当哈罗德纵身一跃的刹那，他的脑海中还在漫不经心地想着，他父亲究竟站在什么上面。 蓝绿色的液体瞬间包裹了他，浓密而纷乱。他试图喘气，但却感到有一只拳头塞进了喉咙。他看到气泡在眼前上升，一串串的气泡，随着他的下沉而上升。他感到自己下沉了很久，直到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然后，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胳膊。 哈罗德被重新提回水上的世界，他趴在父亲的肩头拼命喘气。当父子二人爬出游泳池时，哈罗德的母亲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当着哈罗德的面，异常熟练地给了他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游泳池里回荡，甚至被所有游泳的人都听到了；当然，这或许只是哈罗德记忆中的回声。哈罗德带着一身亮闪闪的水珠，从父亲湿漉漉的手上转移到母亲干爽的怀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的窘迫心情，直到喘过气来还没有消失。他母亲对他也是怒目而视。他全身裹着浴巾，站在母亲膝边的草地上，当他咳出最后一颗肺里烧灼的水珠时，他感到了永久性的羞耻。 哈罗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掉进水里的；很多年过去了，当他询问父亲，父亲早已将此事淡忘。“那不是一件明摆着丢脸的事吗，”他父亲带着温柔的悲喜交加说，“要么沉下去，要么游上来，你沉了下去。”也许哈罗德当时跳得早了点，要不就是他的体重超出了父亲的意料，于是父亲没能接住他。不过，在哈罗德的成长过程中，他依然对父亲保持着信任；他不信任的倒是他母亲，她迅速而熟练的愤怒。 他直到大学都没有学会游泳。大学里，他是用仰泳加蛙泳的混合动作通过的考试。每当他惊慌失措，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就抓住旁边老师挥舞的粗棍子。游泳池的气味总是让他惊恐万分，好像他闻到的是青龙吐出的气息。 他的几个孩子，成长在夏令营和乡村俱乐部的两栖世界里，全都轻松成为了游泳高手。他们试着教他潜水。“你必须先把头扎进水里，爸爸。要不，你就会一跳水就先打肚子。” “我害怕浮不上来，”他坦白道。他在水下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串串气泡从眼前升起的景象。 他的第一任妻子怕坐飞机，但他们还是经常乘坐。“要么坐飞机，”他对她说，“要么就甭想在20世纪过日子。”他们飞往加利福尼亚，路上有两架飞机在大峡谷上空相撞。他们飞离波士顿。前一天，几只欧椋鸟阻塞了一架飞机无线电导航的引擎，使它一头栽进了港口。因为冲击力过大，乘客们的身体被扣上的安全带一截为二。哈罗德和妻子飞越非洲大陆，他们在夜晚横穿赤道。此时大陆如同墨色的深渊，被星星点点的部落营火点亮。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着陆，舱门砰然作响。她那么害怕，他向她保证，她以后再也不必和他一起坐飞机了。可最终，他们还是从非洲的衣索比亚高原，横越广袤、荒凉的利比亚沙漠，直至地中海沿岸，最后飞抵罗马。 这架从罗马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客机，拥有最为舒适的设施——像房子一样宽大的机舱，供应各类美国杂志和零嘴，美妙的音乐在机舱里流淌，且只有为数不多的乘客。飞机起飞之后，哈罗德埋首于一本《美国新闻周刊》，心里憧憬着吃一顿大餐，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就到家了。可十分钟之后，妻子问：“飞机为什么没有升起来？” 哈罗德向窗外看去。果然，窗外的海面依然没有缩小；他能清楚地看到小船和翻腾的白浪。空姐匆匆忙忙地在过道里穿梭，迷人的脸上带着异样的神色。哈罗德盯着自己的手掌，它们变得黏湿而潮红，就像晕机时出现的反应。而不管他怎么使劲盯着机翼下的海面，它们间的距离都没有渐渐拉大。阳光跳跃着，海面上钉着一只小帆船。 这时，飞行员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噼啪作响。“乘客们，飞机的右翼引擎有一个警示灯亮了，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们将飞回罗马，等待降落。” 返航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空姐们坐在机舱后面的座位上，绑上安全带，而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仍然捧着一本法国《观察》杂志。哈罗德的妻子，是安全须知的虔诚信徒，她脱掉高跟鞋，摘下头发上的发卡，这让哈罗德再次惊服于女人临危不乱的气度。 他握住妻子黏湿的手，坚定地向窗外望去。他用目光抵住海面，用求生的意志把它远远推开。他感到，如果他眨一下眼，那整个世界就会崩塌。他们飞向罗马，不时掠过海上的小船。在哈罗德看来，蓝色的海洋和银白色、泛着冷调的机翼融为一体，只有奥林匹亚山肃立如故，浑然不知这其间正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透过飞机椭圆型的窗子，哈罗德时常感到，这些精心焊接在一起的铝皮不过是某种错误的证明。这一片金属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信任我；而在哈罗德心里，和他妻子一样，他拒绝信任它。这种拒绝在他体内形成了一个幽深的空洞，任由恐惧在其中泛滥成灾。 这架波音747飞机在罗马平稳着陆。机械师花了一小时时间排除故障，然后它再次起飞，飞往美国。回到家里，他们的恐惧变成了谈资和笑话。但他还是履行了诺言，她再也不用和他一起坐飞机了。然后，不到一年，他们就分开了。 在分开的那段日子里，哈罗德似乎在把他的孩子们从一个房顶抛到另一个房顶，默默乞求他们的信任。就像几年前，他曾用针头钳给女儿调整牙箍。她捂着腮帮找到他，一根铁丝戳到她嘴里面了。但是当他把手指笨拙地伸进她嘴里时，她瞪大了眼睛，害怕会更痛。“你不信任我，”他取笑她。他快活的语气揭示了一处关键的隔膜，这是他们处境间的罅隙：在他这只是犯个错，而对她来说这却是痛楚。他人的痛苦不是我们自己的，他认为，只有宗教在寻求修补这一认识，但是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痛苦，这种认识上的罅隙无法弥补。假如没有这个罅隙，我们就会受不了感情的压力，亏得这一角冷漠的隙地，我们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飞行员说“乘客们”的话音里，在他父亲叫他“跳水”的催促声中，哈罗德都曾感到其中必要的冷漠，甚至在他安慰女儿时，他也觉察了。“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但是如果你别动……看到这小尖儿了……噢。你又动了。” 哈罗德带着女朋友去雪山滑雪。他已经好几年没交女朋友了，不免要重拾那套巧妙的追逐女人的两面手法：既要娇宠，又要善于挑逗。他的女朋友普里西拉已是当妈妈的年龄，这把年纪的初学者只能对滑雪运动保持敬畏。她一整天都在一个小坡上练习转弯，一点点地建立信心，而哈罗德则和孩子们在雪山上纵横驰骋。黄昏来临，哈罗德雪沫飞溅地冲回普里西拉身边。她求着他说：“给你表演我的耙式滑降吧。” “如果你能在这儿滑，你也能从山顶上滑下来，”哈罗德告诉她。 “真的？”在小坡上滑了一天，她的两颊绯红。她戴着一顶白线帽，眼睛是那种婴儿般的蓝色。 “绝对！咱们滑新手的线路。” 她相信了他。不过随着缆车越爬越高，高处的寒风横贯双耳，她的脸上现出了犹疑之色。随着施虐者所体验到的不正常的隐秘快感扩散开来，哈罗德意识到，这件事他做错了。缆车隆隆地向上爬，越来越高，“我真的能从这儿滑下来吗？”普里西拉问道，像孩子似的等待着回答。哈罗德睹物移情，不禁又勾起了当年游泳池畔的一幕。 他说：“不滑这一段。看这儿的风景，太美了！” 他们摇摇摆摆地经过一段山谷，她的身体僵直地坐在缆车上，顺从地扭过头。她看到下面林木茂密的山谷和冰冻的湖泊，它们构成一道蓝绿色的风景。山脚的停车场像一只小盘子镶嵌着汽车的花纹。索道不可遏止地颠荡着，温度下降，周围低矮的松树盘根错节。薄雾舔舐着冰面，他们已深处云中。普里西拉站在山顶浑身颤抖，几乎无法站立。 “我做不到，”她宣布。 “照我的样子做，”哈罗德矫健地向下滑了几码说，“先把你的重心放到一只滑雪板上，然后再放到另一只上。不要管山的坡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重心的移动上。” 她把重心向后移，从坡上站起来，但马上又摔倒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害怕泪水会很快凝固，把她的眼睛冻瞎。他滑到她身边，鼓足了怜爱的心意，一个劲儿想融化她的恐惧，“只看你的滑雪板，别管你在哪里。” “这里根本没有雪，”她说，“只有冰。” “边上没有冰。” “边上全是树。” “振作起来，宝贝，天快黑了。” “我们会被冻死的。” “别瞎想了，最不济也有巡逻员来巡视滑雪道的。把你的重心向下，然后借助重力往下滑。你必须这么做，该死，这很简单！” “对你来说倒容易，”普里西拉说。按照他的指点，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她撞到一小块石头上，再次摔倒。她尖叫起来，想把滑雪撬扔掉，可它们系在手腕上。她踢着雪，婴儿般的大发脾气，一只滑雪板被她踢掉了。“我恨你，”她哭道，“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在小坡那里 “边上全是树。” “振作起来，宝贝，天快黑了。” “我们会被冻死的我本来很自豪，我所有的要求不过是想让你看我在那儿滑，哪怕只看糟糕的一分钟，我所有的要求就这些。你知道我做不到，你干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为什么？” “我以为你没问题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带你上来看风景。”毫无疑问，他父亲当初也想让他体验下水的快乐来着。 黄昏在山间降临。一群群少年雪山健儿，穿戴得五光十色，天崩地裂似的从高处滑下，呼啸而过，只偶尔出于好奇，侧目瞟他们几眼。哈罗德和普里西拉商定脱掉滑雪板走下去。这花了他们整整一小时，让哈罗德付出了脚后跟各磨出一个水泡的代价。路边的树木注视着这场格外缓慢的行进，带着奇异的冷冰冰的隔膜感，那是与飞机上的铆钉如出一辙的讽刺的镇静。孩子们坐等在空旷的停车场边，眼含泪花。“我本来想带她好好玩一下，”哈罗德向孩子们解释着，“但是你们的妈妈不信任我。” 还是在这段危险的时期，哈罗德去前妻家里给儿子过17岁生日。在他正准备去赶回城里公寓的火车时，他注意到一盘子刚出炉的布朗尼蛋糕正凉在烤炉上。这有些奇怪，因为生日蛋糕已经上过了。他问儿子，“这是什么？” 男孩天真无邪地微笑道：“掺了点麻醉剂的布朗尼。尝一块，爸爸，你可以带到火车上吃。” “我吃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不会的。只是其他孩子做了和我闹着玩的。意思意思罢了，不碍事的。” 哈罗德从小就喜欢吃甜食，他挑了一块大的，在儿子开车带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在火车上，他把头靠在外面漆黑一片的车窗上，玩味着一个离婚男人的心酸。慢慢地，他开始感到口干舌燥，同样的思绪反复出现，一层层堆砌，在大脑皮层中呈现出格外流光异彩的形态：既像彩色印刷的地层图，又像比赛场上的彩带。当他摇摇晃晃地下了车，立刻感到头重脚轻，不得不靠在什么上，要么就得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拖累着他，不听使唤。他感觉自己被人流裹挟着出了车站，穿过一群披着大衣的陌生人，经过一条停满了肿胀的汽车的街道。他琢磨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那半清醒的大脑猛然意识到：他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 他的半边脑子一直对另一半吼着谨慎的指令：瞧着两边。掏一块钱出来。慢着，这儿有代用的零钱。把钱放进收款机里。等16路来。别上错了去辛丰尼的那趟车。别慌神。每一步似乎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他彩带般的思绪以电脑运算的速度不断叠加和穿梭。半边大脑在回家路上喊着指令和祝贺，而这些想法不断堆积成胡话。地铁上的乘客全都盯着他，好像能听到他内心的躁动。但是他躲在面容背后，感到安全，就像躲在一副钢制面具后面。车轮发出尖锐的刹车声，一串彩灯从窗边飞逝而过。 走出地铁站，离公寓还有三个街区。他再次感到如在云中，嗓子火辣辣的，一阵阵想吐。他拣着树篱或垃圾桶呕吐，虽然一路上很少有树篱和垃圾桶。就像在验证一条深奥的公理，他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锁，门背后挤着满满一屋子让他熟悉又眼花缭乱的家具。他拿起电话，拨给普里西拉。 “嗨，亲爱的！” 她的声音警觉起来，“哈罗德，你出什么事了？” “我的声音听着反常吗？” “很反常，”她的声音尖得像豪猪的刺，黑色的刺带着白尖，“他们把你怎么了？”他们——他的孩子，他的前妻。 “他们让我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吉米说不会有事的，但在火车上，我的精神变得特别恍惚和紧张，然后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得不老提醒自己怎么走。”那半边保驾护航的，值得信赖的脑子祝贺着他的话听上去很有说服力。 但是，什么东西触怒了普里西拉。她哭道：“噢，真让人厌恶！我一点不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意思，我一点不觉得你们谁做得有意思。” “我们谁？” “你知道我指的谁。” “我不知道，”尽管他明白。他看着自己的手心，它们汗津津的。“亲爱的，我想吐。帮帮我！” “帮不了，”普里西拉挂了电话。那“啪嗒”的挂机声像是一记耳光，那记曾经炸响在他耳边，回响不已的耳光——除了父亲变成了他的儿子，母亲变成了他的女友。本质上的一点是相同的：明明过错不在他，只因他幸免无事，于是好歹总要归罪于他。 现在，他的手掌不那么黏湿了，但它们看上去苍白而褶皱，像不舒服的枕头。在上衣口袋里，哈罗德发现了一张很久之前地铁换乘时被退回的一元钞票。他一边等待着普里西拉回心转意，打电话过来，一边翻过纸币。他审视着纸币背面上残缺的金字塔，以及上面那双神秘的眼睛，一边反复读着“ONE”字上方印有的那句格言：“唯神是依”。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疏友之死 
在两段婚姻的间歇，我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大家则依旧不慌不忙地生老病死。 莱恩，我的一位高尔夫球老友，晚上在医院做所谓的例行检查时猝死在盥洗室里。之前他刚给自己的五金店打了电话，说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他是这家五金店的老板，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会留下一个店员看店，自己去打高尔夫球。他总是挥杆太快，把重心放在右脚，球往往窜到左边去，根本没有飞起来。不过一天中，他也会打出几记推杆入洞的好球。他总是穿戴整齐，像在表示自己对高尔夫球的崇高期望。他穿着毛茛黄的休闲裤，天蓝色的高领衫和橘红色的开司米羊毛衫。他会站在练习场上向我挥手，仿佛穿越了悲伤、失眠和道德困扰的阴云，从波士顿一路赶，而我拉着高尔夫球推车，穿过柏油停车场，轮胎擦擦作响，每迈一步，都发出怪物爪子的声音。 莱恩认识我的前妻朱莉娅，也很喜欢她，但他却从没谈起过这个隐私话题。他也没问过，为什么我开一小时车从波士顿过来，而不像以往那样走十分钟就来了。在那段时间，高尔夫球是一个避风港。只要我迈出挥杆击球的第一步，就能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一间宽敞而辉煌的圣殿，不必为女人和愁眉苦脸的孩子，一本正经的律师和心怀不满的老相识——整个乱糟糟的社会秩序烦扰。 高尔夫球自有秩序。当我们三四个人跌跌撞撞，呼朋唤友地向每个洞挺进，嘲笑彼此的坏运气，为难得一见的好球鼓掌叫好时，我们对高尔夫充满了柔情蜜意。有时，夏日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我们就会挤在一间废弃的器械室里，或者躲在一棵比它的难兄难弟还矮，还禁不起闪电一击的树下。与生俱来的紧张和因打球之乐被迫中断的不耐，在遮身蔽体的空间里，几乎汇集成一股含情脉脉的热量——在细碎的雨声中，中年男人们的气息和汗味混杂在一起，好像货车车厢里的一群牲口。 莱恩脸上有几块角化病留下的白斑，他正打算做个手术去除它们，以防演变成皮肤癌。谁能料到晴天一声霹雳，一场冠状动脉血栓与他打好的如意算盘不期而遇，把他整个人都从我纠结不堪的生活中抹去了？没有两片雪花、两枚指纹是相同的，没有两条心电图、高尔夫的两次挥杆是完全一样的，而我再也无法看到莱恩那信誓旦旦的挥杆了。“喂，球儿，乖乖！”他会开着玩笑，摇晃着沉下身，球习惯性地往左边平平地飞过去，然后就能听到他愤怒沮丧的叫唤（他是一位重新入教的浸礼会教徒，能骂人不带脏字），“你这个肮脏的小玩意儿！” 我开车去参加莱恩的葬礼，告诉他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人”，但在那冰冷荒凉的浸礼会教堂里，这句话没人搭理。华丽的穿着，基督的欢乐，满怀希望又徒劳无益的一击，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侃，在由各种不同长度和品种的草皮构成的人造宇宙里，我和莱恩的友情堪称存在的证明。它奢侈得无法捕捉，然而最终还是飞逝了。 一段日子以后，我在报上看到埃米•麦瑞芒小姐以91岁的高龄最终过世了，像一片枯叶归于腐朽。她为人一直颇为老派，是那些所谓新英格兰人中的最后一员，说起亨利•詹姆斯的样子好像他刚刚离开房间。她保留着詹姆斯写给她父母的信，折起展开，几乎已成碎纸条。在信里，詹姆斯曾提到了她，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而是当作一个思想日渐成熟，魅力四射的年轻小姐。她住在一栋继承而来的乡村别墅里，不得已把大部分房间出租出去，自己住的几间堆满了老古董。 麦瑞芒小姐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这个问题在她晚年淡化了。当年她身材苗条，容貌光鲜，翻翻一些褪了色的旧照仍依稀可辨。她的教养、聪慧和热诚，不知吸引了，也吓退了多少追求者，而在她本人看来，以她的天生丽质（其时，“纯洁”二字身价仍高，自持功夫也还受人敬佩）鸾飞鱼跃本是十拿九稳，却不料随后竟不曾有充分发展的机缘。除此之外，她的嗓音中带有一种讥讽的冷淡，行为举止中又带着某种焦躁和轻蔑。她是个聪敏的自学者，对艺术和科学上的动向了如指掌。当吃有机食品，表达政治愤怒时髦的时候，她也不愿落后时代。她喜欢年轻人追随左右。当朱莉娅和我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和青涩的面孔搬到镇上时，我们进入了麦瑞芒小姐举办的茶话沙龙，在那种不冷不热却又互相迷恋的氛围里，我们交往了20年。 这么说或许有点不温不火：现在我觉得麦瑞芒小姐爱我们，或者，至少爱朱莉娅。那些羽毛般轻盈的传家宝，曾经堆满后湾镇宅子的四层楼，现在则把那些供热不足、窗子明亮的房间占得满满当当。朱莉娅身处其中，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伶俐劲儿，闪耀着一种温柔如女儿的光彩。我还记着她坚定的下巴、暴露的喉节以及双肩上的光晕，它们和麦瑞芒姐妹那些老影楼照幽灵般的平滑融为一体。麦瑞芒姐妹三人，其中两人早夭，像是把她们生命的份额都传给了埃米。这位幸存者和我们一起，坐在她那金色织锦的靠背椅上，面孔毫无征兆地被岁月染成了棕色，布满了皱纹，像一个印第安人，黑色的瞳仁里也闪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残忍。“我发现她相当令人失望，”她会干巴巴地评价一位我们都相熟的朋友，或者某个已经与她的小圈子相距甚远的人，“她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 寻找一等一的人，是麦瑞芒小姐那代人的一种消遣。我现在想不起来，她究竟口头上认可过谁，除了丹尼尔•柏里甘神父和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她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她眼睛里晦暗的闪光突然熄灭了，于是她所珍视的下午阅读时光（当窗外的光芒消逝，桦木的火苗在镶着黄铜边的壁炉里起舞）被替换成了几小时的广播和电视。 在最后那几年，当朱莉娅的发音得到认可了，朱莉娅就去麦瑞芒小姐家里，给她读书——简•奥斯汀的著作，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琼•戴恩的著作以及一些普鲁斯特和莫里亚克的法文著作。朱莉娅会拿我当靶子做些练习。看着她的嘴唇撅起来，口型在读法语时变得小而紧张，像是非洲象牙面具的嘴唇，我差点就再次和她坠入爱河。 女人间的爱慕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动人、痛苦而又刺激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在那些乱糟糟的房间里，当暮色渐浓，茶水换成了雪利酒，白天的一页被翻过去，朱莉娅那耐心的嗓音，旋律般成为生命唯一的叹息——爱慕就在这个逐渐走向死亡的老妇人和我妻子之间滋长。我的妻子渐近中年，我们的孩子长成了小大人，在别处她的声音都无法像在这里一样被倾听。毫无疑问，在给别人读书时，朱莉娅的信心也在增加。她总是从麦瑞芒家回来给我做晚饭，看上去更加年轻而愉快，甚至勇气倍增。 在离婚后那段尴尬的日子里，我参加了一次麦瑞芒小姐也出席的盛大聚会。那时，老友们仍然觉得有必要邀请我，而我却无心回绝。麦瑞芒小姐此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身边一直伴着一个圆脸的年轻姑娘，作为陪护和向导。这位虚弱的老妇人，像玻璃钟里的孔雀羽毛，被放在房间一角的靠背椅上，旁边摆着宾治杯。我向她走去，她感觉到有人过来，就伸出干瘪的手，不过当她听出是我，手放了下来。“你做了件糟透了的事，”她全靠着一口气说。她把脸转开，露出鹰钩鼻子的侧影，好像我冒犯了她的视线。那个年轻陪护圆得像雷达反射镜的脸上，显出轻微的惊诧之色，但我却笑起来，的确发自肺腑：总算有个定论了，尽管不利，倒也不无宽慰。想想看，某个地方有架地震仪可以记录我们的震颤和消耗，这不也挺好吗？我想象着聚会之后没几个月，麦瑞芒小姐去世的情景。作为终结，医院监视器上显示着一条恬静的直线。这条直线带着嘲讽——嘲讽那未受磨损的正直，嘲讽那份庄严耐心——面对九十多年来除了失望什么都未能证明的世界。到了这时，朱莉娅和我才最终算是曲终人散。 毫无疑问，那被弃家里的一切都遗失了——墙上的画没了，光影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的搏斗不见了，暖气片也不再优雅地散发晚间的热气。宠物。克努特是一只我们从小养大的雄性金毛猎犬，刚养它时，我们的孩子还是几个走路摔跟头的小家伙。克努特天性温顺，却受尽苦头，包括遭受阉割，它的生命仿佛就是一阵坚实的诅咒。奇怪的是，克努特死前不久，我那在一个刚成立的女子朋克乐队里唱歌的小女儿，突然把它带到了我和第二任妻子丽莎住的地方。克努特彬彬有礼地嗅来嗅去，只用耳朵闷闷不乐的棱角表达对它的老主人在这间气味怪异的房子里重组家庭的诧异。接着它就喘着粗气一头栽倒在厨房的地板上，看上去肥胖而嗜睡。我那头发剪得短短的，且挑染成紫红色的女儿说，克努特晚上老叫唤，还钻进了邻居家的垃圾桶，甚至还跑进了邻居家的马槽，听上去好像是我管理不善。 朱莉娅的新任男友是个人近中年的前达特茅斯队的四分卫，一个喜欢高尔夫球、网球、远足旅行的顽主。朱莉娅难得回一次家，整日忙于跟上男友的步伐，学些新项目。房子和草坪都无人照看，孩子们呼朋唤友地进进出出，多少天才把冰箱里坏掉的食物清理掉。丽莎，感到了我压抑的情绪，说了些得体的话，然后弯下腰搔了搔克努特的耳根。因为耳根有些感染，又很敏感，克努特柔弱地朝丽莎叫了两声，然后满怀歉意地用尾巴敲着厨房地板。 就像我被麦瑞芒小姐斥责时一样，丽莎对碰上些许反抗似乎也是高兴的成分居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在世界的位置得以确认。她和我女儿谈论狗用抗生素，在一瞥之间，你甚至很难判断两人究竟谁的年纪更大，尽管谁的发型更古怪显而易见。是的，就像陈词滥调里说的，丽莎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了，但是现在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任何一个35岁以下的女性都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了。 女儿来访之后没几天，克努特就不见了。又过了几天，它被发现躺在离我旧家不远的一片沼泽里，尸体已经肿胀。兽医检验的结果是心脏病。问题是，这可能吗？一个四只脚的动物得心脏病？ 在月光下，闪电击中了我曾经的伙伴，它的心里充满了沼泽的欢乐，它的肚子里塞满了垃圾，它在那里一躺几天，皮毛褶皱，而潮水一下下地冲涮着它。这情景令我开心，就像看到一艘帆船，扬帆前行，把一支小船迅捷地拉离岸边。说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三宗死亡都令我愉快——要承认这是多么残忍。 人生耻辱的见证者们被抹去了，从此我的世界将变得轻盈。最终，世上将无人再记得我衣衫不整的窘迫岁月，那时我丢盔卸甲，像一条两次蜕皮之间的蛇，逃亡在不同的房子和不同的女人间，又像一只自私自利的怪兽，荒唐的欲念暴露无遗，社会地位贫穷而脆弱。 他人之死也把我们一点点地带走，直到我们一无所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将是一种仁慈。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皮格马利翁 
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王，他爱上了自己所雕的少女像，爱神阿弗洛狄忒就赋予雕像生命，使两人结为夫妇。本文中的男主人公也叫皮格马利翁。 他最喜欢他第一任妻子模仿的天赋。在每一次聚会之后——无论是他们自己组织的，还是其他夫妇组织的——她总是活灵活现地为他模仿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人的表情、声音。在恍惚之间，她那扭歪了的美丽的小嘴，会把一个漫不经心的熟人带到他面前：“好吧，如果我真的——格温会怎么说？——如果我真的关心资源保护——”这时，他，作为丈夫，就会放声大笑，哪怕格温暗地里是他的情人，以后的第二任妻子。他喜欢她在床上时狂热的激情，但讨厌她每晚都要求揉背的怪癖：只有在他双手的劳苦下，她才能入睡。 在第二次婚姻的最初几年，每次和格温参加聚会回来，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期待“模仿秀”的开始。他甚至会加以引导：“你觉得我们女主人的兄弟怎么样？” “噢，”格温简短地说，“他看上去很令人愉快。”凭女人的直觉，她感到他期望更多，于是又加上一句，“他没什么恶意，可能有点乏味吧。”从他期待的沉默中，她听出一种无声的要求，她的眼睛眨了一下，带着动人的孩子般的天真脱口而出，“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玛格丽特前几年碰见过他一次，被这个傲慢的傻瓜雷到了。就是他嘬烟斗的那副德性，还有总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挂在嘴边。” “我觉得他非常令人愉快，”格温冷淡地说。她转过身，开始脱她那件银色的，体面的晚礼服。脱到臀部时，她转过头，挑衅地加了一句，“他说了很多关于偷税漏税者的事。” “我看他就是这种人，”皮格马利翁略带讥讽地说。他躺在他们的婚床上，看到他妻子赤身裸体地向他凑过来，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已经很晚了，”他提醒她。 “噢，来嘛，”她说。灯灭了。 格温第一次模仿的对象是玛格丽特的第二任丈夫——马文。他们在一个为抢救鲸鱼而举行的募捐舞会上不期而遇，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分发邀请函的舞会。她后来在自家卧室里偷偷对他说：“噢——哎呀呀，你就是我高贵的前任！”接着她换回自己的腔调评论道，“高贵，扯蛋，是你先惹了他，他恨透你了。” “我有吗？”他说，“我倒认为他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本来会让人十分尴尬的场合。” “的确是，”她一边表示赞同，一边模仿着热情的马文。在恍惚的一瞬间，她那一向娇小圆润的脸庞上浮现出马文略显呆滞和慵懒的伪善表情。“我们之间没什么难堪的，嗬——嗬，”在丈夫笑声的鼓励下，她继续模仿马文的语气，“告诉我，老伙计，是什么原因让你给的儿童抚养金从没按时过？” 他笑逐颜开，痴迷地看到他的新娘子终于达到了他所认为恰如其分的女人味——对人际环境保持警觉、敏感而伸缩自如，能够见风使舵。他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他的恐惧，所以他需要一个女人为他解释。现在，当他们从聚会回家，他问到某某人某某事时，格温会穿着内衣站在那儿，做出深思熟虑的样子，仿佛自己站在舞台中心，“诸位，”她会突然宣布，“要没有葡萄牙，欧洲就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国家来了。” “噢，得了！”他会一边大叫着抗议，一边兴高采烈地看着她漂亮的面孔忽然一变而为一副趾高气扬的怪相。 “她会怎么做？”格温像职业演员一样热切地问，“比如下巴，是这样咬紧牙关摆来摆去的吗？” 他鼓掌喝彩，“对了！就是这样！” “众所周知，”她继续用一种装出来的声音说，“过去曾经是希腊，然而现在所有这些可恶的阿拉伯人……” “噢，是的，是的，”他叫道。他的脸因为大笑和骄傲而刺痛。对他来说，她已臻完美。 在床上，她指出：“太迟了。” “想要我给你揉一下背吗？” “嗯，那太好了。” 当他的左手在她光滑、温软的背上揉搓的时候，他的妻子——她胸中自有的独到之处——沉没在不可及之处。一夜一夜，她就这样沉沉睡去。

约翰·厄普代克短篇作品集 学门手艺 
“动态雕塑？”弗格雷心头一沉，重复着电话里的话。他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废品雕塑大师，年薪高达六位数，但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不受欢迎、没人搭理的年轻人——在密苏里老家，他出门，把装着漫画作品的棕色信封寄给《科利尔》杂志。邮筒里还躺着一个棕色信封，那是从同一家杂志社退回来的，附赠一张退稿通知单。 他模仿漫画家帕齐、霍夫和李，可作品还是被退了回来。有一次，他向邻近城市里唯一一家报纸兜售自己的连环画，还把作品拿到当地的百货公司作宣传。那天，母亲随着年纪尚小，还不能开车的他一起去了。一位街头摄影师拍到了他们一起走路的照片。照片中，他母亲紧紧攥着钱包，而他瘦弱的胳膊下夹着公文包，神情涣散而疲惫。 母亲赞赏他的创作才能，由着他去搞，他对母亲几乎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一起坐在破地毯上，把摊在面前的图画书上空白的格子，用蜡笔涂满。那时他还小，看到母亲可以坐在对面，倒着把空格涂满，笔触既平稳又柔和，从不画出格外，他感到无比惊奇。 弗格雷的父亲是一位没加入工会的木工，靠在农场做工挣钱养家。他忧心忡忡地甩着手，认为儿子把生命浪费在了毫无希望的艺术雄心上。 “学门手艺，”他乞求儿子，“先扎扎实实学一门手艺，然后再去玩你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去纽约艺术学院前的一晚，弗格雷无意中听到了楼下父亲对母亲吐露心声：“那些艺术家会毁了他的。” 听到这些，弗雷格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藐视。最终，他离开漫画，靠模仿毕加索和伊普斯特吉诙谐风格的雕塑，进入了画廊，复式公寓和他期待已久但在他父亲头脑中从未存在的博物馆，从而证明父亲当年的预言错了。不过随着弗格雷日渐成熟，他却越发感到父亲实际上是对的。 和同代人一样，弗格雷早早结婚，生了四个孩子，最后离婚。他第一任妻子萨拉是在艺术学校认识的，自己也是艺术青年。她画的那些优美的印象主义静物画和风景画，经常还没画完便扔掉了。她的色彩异常逼真，但视角总有些问题。弗格雷有时也责怪自己，在相处的日子里，没有更多地鼓励她。但实际上“那套华而不实的东西”令他沮丧，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科学家。 弗格雷对两个男孩尤其上心，用诸如望远镜、显微镜，化学仪器和算术书之类的东西武装他们。午后时光，两个孩子斜着眼睛看显微镜下放大的盐粒，晚上则盯着望远镜里土星的光环。不过这些昂贵的黄铜和铬合金管子最终都堆积在了已经装满泻气的橄榄球和没电的小玩具的柜子里。 两个女儿长大成人，逐渐有了女人特有的沉默和不即不离。她们拿着水彩笔和素描簿去日光浴旅行，在家则一本正经地用毛笔在粗糙的木板上书写日本俳句。这一切都得到母亲的支持，因为她自己也是着迷于此——房间里堆满了她画的半成品，这一兴趣一直保持到中年依然未衰。 在哈德孙河下游，离家两英里的地方，弗格雷租下了一间废弃的机器商店做工作室。他在那里完成了颇具震撼力的成功之作——利用废弃的传送系统和机器改制成的大型磨光昆虫系列雕塑——这成为他最为人知的作品。但是，他不愿意孩子来这里，甚至订阅的《艺术新闻》也直接送到这里，而不是家中。他就像一个海难中神奇的幸存者，极力劝说别人远离大海。 随着两个儿子渐渐成人，他庆幸他们对皮球和汽车加速器的兴趣远大于拿工具在纸上描摹。与他年轻时不同，两个儿子擅长体育，且为人随和，颇受欢迎。在进大学前，大儿子是寄宿学校里杰出的美式足球边锋。进入大学后，他曾经想加入校队，但在父母离婚的阴云下，他退出了运动队，转而学习电影。他研究老罗瑞尔和哈迪三十年代喜剧片中的剪辑节奏，还选了研究四十年代音乐喜剧片中移动摄影技术发展的课程（大学课程！为了学分！）现在，他和几个有志于电影的艺术青年一起住在曼哈顿一间肮脏的阁楼里。这些醉心于传播媒介的失落型年轻人，步履沉重地走在艺术之路上，往往因为一句能成为舞台工作人员下手的下手的传言就舍身卖命，而他们为之卖命的片子，不过是公共电视台上关于非洲杀人蜂的纪录片。 弗格雷的两个女儿也默默无闻地致力于艺术。其中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用男朋友家后院的粘土做陶罐。另一个在辛辛那提编辑一份系统学的学术刊物，同时写作一本自我期许颇高的女性主义小说《自从有了夏娃》。 这样，没被文艺沾染的就只剩下小儿子沃伦了。沃伦是个19岁的小伙子，宽肩膀、棕眼睛，心灵手巧，喜欢收集蝴蝶和石头标本。在他祖父去世前，他们一起过了几个暑假。受到祖父感染，他一度想成为一个木匠，这让弗格雷深感释然——自己总算有一个脚踏实地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当弗格雷听说沃伦这个暑假也搞起动态雕塑时，心都沉了下来。“他搞这个，暑期实习怎么办？” “我想他从来没打过克莱拉给他的电话，”萨拉说。克莱拉是弗格雷的现任妻子，白原市一家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她给沃伦在修路组找到一个暑期实习的机会。 “你说的动态雕塑，到底是指什么？”弗格雷问萨拉。 “它们非常可爱，”电话里一个遥远的声音回应，“你真的只有亲眼看看才能相信，你应该过来看看。”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这是她令他讨厌的习惯之一，打电话时让话筒滑到下巴上。他们在一起时，他没太注意，分开之后才赫然发现。 “好吧，该死，我现在就过来，”弗格雷说，“我想和沃伦谈谈。克莱拉废了半天劲才找到个可以满足沃伦少数民族定额的承包人。” 他离开他的新工作室，位于切斯特港的废弃加油站，那里面堆满垃圾，飘着乙炔焊接火炬的恶臭味。他开着保时捷，沿坑洼不平的道路北上，进入连接威斯特贾斯特乡村隐蔽的绿色丰盈之地的交通要道。他穿过287号公路，风驰电掣了30分钟，到达了他曾经的住所。 再次回到以前的家里，那种感觉很怪异。这间大房子曾经是孩子们玩闹的天堂，充满了音乐声和喧哗声，可如今一切都寂静下来了，连家具都变得有些陌生。曾经的弗格雷太太有了新丈夫，一个热心的烟斗爱好者，他留下的痕迹和气味满屋都是。和克莱拉一样，烟斗爱好者任劳任怨地从事一份有用而实际的工作。 萨拉则仍然画画，刻薄地讲，颇有进步。她近期的静物画全都堆在墙角，画的透视功力无懈可击。她解释道：“沃伦说他很快回来，我告诉他你要过来。” “好啊，他说他去哪儿了？” “他说去城里买些铜线，他做雕塑需要很多。” “绝对需要很多。你知道现在买铜线要花多少钱吗？” “当然知道，你以为还有谁给他钱啊？” “既然知道，干吗还由着他？” “我以前也由着你了，”萨拉把目光稍稍移开——如同她让听筒滑到下巴底下。她说的不错：对于他自己想做的事，她一直支持，由着他去搞，而且她还一度在第五大道的邦威特百货公司做销售小姐，支持他们两个人的花销。 萨拉有些发福，但看着她的手腕，仍能感到那份心不在焉的优雅飘散在空气中，丝毫无损。弗格雷渐渐适应了眼前的萨拉和房间的气氛，他想起用磁铁吸在冰箱上的幼儿园炭笔涂鸦，从避暑地带回来的原木雕塑，用海滩玻璃做成的拼贴画，毛笔书写的俳句，圣诞节做的麻雕版画，还有能直立起来的硬纸板马戏团。弗格雷曾经给孩子们买过一套贵斯奈尔氏木块数学教具，教他们数学原理。当时四岁的小女儿拿了两个作数字1的小木块，用铅笔画上点，当作骰子玩。她画上小猫代表数字2，小狗代表数字3，戴着领结的小人代表数字4，而用铅笔画上窗子，带天蓬走廊的摩天大厦代表数字5。萨拉为孩子的创造力所折服，而弗格雷现在却觉得，那时应该打屁股教训孩子一番。迟到的愤怒在他心里念叨：“你把孩子带大，却让他们处在毫无希望的境地。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世界需要的是务实的护士，需要的是安全检测员，你当时应该跟他们说的。” “我可从没跟你这么说过，”萨拉带着同等的温柔和疏远说，“为什么要对孩子说？” “我和他们不一样，”弗格雷说，“没人重视我，我绝望地想进一切办法要离开密苏里，可孩子没那么绝望，他们只是瞎闹罢了。” 萨拉耸了耸肩膀，“谁说的？沃伦干劲很足，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用功，在地下室一呆就是一天，凿啊锯啊的。” 弗格雷记得他父亲的手，手心上是凿子和锯子磨出的老茧，手背上布满了点点黑斑。他过去觉得，那些手做的是实在的工作，他因此敬仰它们，现在他自己的手也被金属划得伤痕累累，看上去和父亲的一样了。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些幻象：他那在地下室工作的宽肩膀的儿子——幻象的囚徒，他那曾经年轻苗条的妻子腰酸背痛地站在邦威特百货商店的柜台后，还有他年轻的母亲，坐在他对面仔细地涂着空白格子，心里却怀着深深的绝望。这些图像叠加在一起折磨着他，让他悲伤不已，一种徒劳的感觉几乎使他瘫倒在地。这时，他的前妻催促道，“你还不下去看看儿子的作品？” “我是来看他的，不是看那些破玩意的。” “坦白地说，他回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我想他害怕你要对他说的话，所以才离开。”沃伦继承了她棕色的眼睛，脸上也带着同样不易发觉的金色雀斑。 “可怜的小沃伦，”弗格雷边说边下到曾经属于他的地下室。废弃的木料，杂乱的废品，这些很早以前当他还在家工作时的东西，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如今他的旧工作台上堆着他所不熟悉的钳子、剪刀、电线、铁罐、胶水、磁带、残缺不全的塑料布和硬纸板。一盏簇新的荧光灯把工作室照还不下去看看儿子的作品？” “我是来看他的，不是看那些破玩意的。” “坦白地说，他回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我想他害怕你要对他说的话，所以才离开。”沃伦继承了她棕色的眼睛，脸上也带着同样不易发觉的金色雀斑。 “可怜的小沃伦，”弗格雷边说边下到曾经属于他的地下室。废弃的木料，杂得雪亮，但沃伦却把那些完成的动态雕塑藏在昏暗的角落——蛛网密布的管道底下，幽暗石墙的纵梁下面。每一件动态雕塑都象征一个不同的意象：有些表现鸟的飞行，另一些代表龙身上的鳞片；有些用铜线弯曲成像蕨类植物嫩芽似的尖端，另一些用硬纸板做成船桨、月牙或圆圈的形状，由末端是隐形黑线的支架支撑着。它们按次序排列着，如同向外流淌的宽广而惊险的瀑布，当创作者的母亲带着命运的沉重走下台阶，它们也随之轻柔地摆动起来。 “怎么样？”萨拉问。 每件雕塑从个体来看都不起眼，但这么多我们的世界既不需要也没人买的东西囤积在黑暗中，那情景就像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或是漫天星斗的苍穹，星星一个接一个闪烁的光亮，在近似无限中衰退。 “嗯，”弗格雷含糊其辞地说，一半是对自己。他的前妻走过来站在他的身边，好从同一角度欣赏。 “好吧，”弗格雷说，“他就老让我伤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