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

升级版序言

2006年夏，正当美国房地产泡沫如日中天之时，我对即将来临的金融海啸已深感忧虑，《货币战争》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安和焦虑之中诞生的。在我看来，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1971年以来的美元体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全世界的货币大厦事实上建立在美国的债务沙滩之上，而美元的债务本位既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续，随着世界经济总吨位的增长，美元地基已在沉陷，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厦将倾的危机。

货币从本质上看，就是财富的一种索取权，人们持有货币，相当于持有财富的收据。什么是财富？以什么样的财富形式为抵押发行货币，这决定着货币的性质。最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财富就是通货。财富，也包括通货，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通货的商品属性，其实质乃是劳动属性。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上，曾经有2000多种商品担当过通货的职责，而市场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其他通货，最终选择了黄金和白银作为财富的终极代表。无论哪个地区，无论什么文明，无论何种宗教，金银作为最广泛被接受的财富形式而形成了货币。此时的金银，既是财富的索取权，同时又是财富本身。

纸币的出现，原本作为金银的收据，主要是为了方便交易。人们持有纸币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拥有这张收据，而是为了拥有收据所能索取到的金银，以及最终金银能够自由而等值兑换的其他财富。这样的货币制度一直运转到1971年，美元正是这一货币制度的代表。在此之前，人们手持美元觉得踏实的真正原因，就是美元钞票能够最终兑换成黄金。久而久之，人们甚至忘记了美元仅仅是一种财富的收据，而绝非财富本身，而美元逐渐被描述成是与黄金一样美好的终极财富。

即便人们在长期被洗脑的过程中已逐渐淡忘纸币收据背后的黄金，但黄金毕竟制约了收据的超额增发，因为当收据过多时，迟早会激发人们对这些收据所能索取的黄金的兴趣。银行家们作为货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不喜欢黄金作为纸币的抵押物，一是黄金不足以满足纸币欲望的膨胀，二是黄金不能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家们更愿意使用永不枯竭而且能够生息的资产去替代黄金，这样的想法具有无比的诱惑。1971年之后，黄金的非货币化其实是货币游戏规则制定者单方面强加给其他人的不平等条约。于是，我们见识到了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主权信用货币。

这是一种以主权国家的债务为抵押资产来发行货币的尝试，纸币这一收据所能索取到的最终财富不再是黄金，而是国债！国债是具备劳动属性的财富吗？也许。因为国债是纳税人未来缴税的承诺，但是这个未来时态引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那就是时间。黄金是已完成的劳动成果，你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国债则是未完成的劳动成果，它是未来的财富，它始终存在着违约风险。当国债成为货币收据的最终索取物时，相当于透支了未来的财富。同时，债务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另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双重利息成本，人们不仅需要为借用货币支付利息，同时还不得不为货币的抵押品再次支付利息。在债务货币制度下，货币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负担。

为使用公共货币而向少数人支付利息成本，将国家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令人在逻辑上感到信服的设计，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基因里就存在着“癌变”信息的货币系统。货币发行量越大，债务规模也就越大，利息成本就越高，全民“被负债”压力就越重。由于利息只与时间有关，因此货币扩张呈现出内生性的刚性需求，具有天然的货币贬值倾向，通货膨胀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而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世界范围内出现贫富分化的元凶。

如果货币与信用扩张及其利息成本增加的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势必造成整个经济体形成债务堆积的“堰塞湖”效应，这就是总负债规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不断攀升。当这一比值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体将不堪债务重负而出现大面积违约。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正在于此。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扩大了危机的范围，并加剧了危机的烈度。以美国国债为抵押来发行全球贸易与储备货币，势必造成美国国债规模与其财政收入的严重不匹配，以及美国经济体总负债与GDP比值日益恶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元主权信用的危机。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2006年在《货币战争》中，我提出了以下推论：1、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它会源于美国，但波及整个世界；2、美国的次贷危机绝不是孤立、可控和不会蔓延的小问题，而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3、美国资产泡沫最严重的房地产业的金融中枢——房利美和房地美，将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4、为拯救金融机构，美国将不得不海量增发货币，从而引发美元主权信用危机；5、在美元危机恶化的同时，黄金将大幅上涨，因此建议中国应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

5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突变，已经和正在验证这些推论：

2007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2008年金融海啸；

2008年9月两房与雷曼兄弟公司相继破产；

2009年和2010年，美国两次开动印钞机，大搞所谓货币的量化宽松；

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从南欧五国拉开序幕，目前仍在恶化之中；

2011年7月，黄金价格冲上每盎司1600美元，为2006年初的3倍。

2011年7月19日，美国国会正在激烈争论是否需要提高美国国债的上限，如果在8月2日仍未达成妥协，美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国债违约危机。尽管最终国债上限将会被再度提高，但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赤字的危险性所造成的国债隐性危机，已在全世界面前显露无遗。

究竟为什么美国乃至全世界会采取这样一种必然导致危机的债务货币制度？为什么货币没有选择无利息成本和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制度安排？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着货币制度的建立和演化？他们又是如何从政府手中夺取了货币发行大权？

正是在这些强烈疑问的探究过程中，慢慢开始了《货币战争》的求索历程。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中国，逐渐形成了《货币战争》系列的研究风格，这就是用货币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纵深感来解读和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并前瞻性地审视未来。

2006年，当我在写《货币战争》一书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短短几年之后，“货币战争”这一曾被讥讽为“子虚乌有”的词汇，竟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广泛关注的国际性热门话题。

历史已经证明了货币的巨大力量。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必将与货币紧密相连。

作者

2011年7月19日于香山





序言 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吗？

——写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5周年、金融全面对外资开放之际

───── 「赵煜堃」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3年前政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做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纪录片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吗？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吗？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真正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5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吗？

以海战作比：10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2006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5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定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吗？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龟”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吗？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 梅耶·罗斯柴尔德梅耶·罗斯柴尔德



究竟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





「本章导读」

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

所谓“大隐，隐于朝”，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仍在经营着银行业务，但是如果我们随机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问100个中国人，其中可能有99个知道美国花旗银行，而不见得有1个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

究竟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而其知名度却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迷。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是怎样赚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的？这就是本章要告诉你的故事。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内森是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也是5兄弟中最具胆识的一个。1798年，他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内森是一个城府极深、行事果决的银行家，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凭着惊人的金融天赋和神鬼莫测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寡头。

内森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本营（M. A. 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二哥所罗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银行（S. M. 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四弟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他的五弟詹姆斯在法国巴黎也有一个银行（Messieus de Rothschild Freres）。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此时5兄弟正密切地注视着1815年的欧洲战况。

这是一场关系着欧洲大陆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战争。如果拿破仑取得了最终胜利，法国将不容置疑地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威灵顿勋爵打垮了法军，那英国将主导欧洲的大国均势。

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构建起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类似战略情报间谍的人被称为“孩子们”。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其他商业竞争对手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这一切使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3]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马车奔驰在（欧洲各地的）公路上，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船穿梭于海峡之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间谍们遍布（欧洲的）城市街道，他们揣着大量现金、债券、信件和消息，他们最新的独家消息在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被迅速地传播着，但所有的消息都没有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宝贵。”[4]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Consol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更多的间谍们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情报转送到离战场最近的罗斯柴尔德情报中转站。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5]。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高深莫测的脸。这时，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脸上的肌肉仿佛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过片刻，内森冲着环侍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所剩无几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6]

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珀西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1/3的士兵，法国完了！

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7]

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的时候，他实际上操控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

〖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8]〗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

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 罗斯柴尔德兄弟，1863年[9]

老罗斯柴尔德生长在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金融业空前繁荣的时代，全新的金融实践和思想从荷兰和英国向全欧洲辐射开来。随着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一个远较过去复杂得多的金钱的概念和实践被一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银行家创造出来。

在17世纪的100年中，金钱的概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694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人类历史上银行发行的纸币量第一次超过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10]。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对铁路、矿山、造船、机械、纺织、军工、能源等新兴行业空前巨大的融资需求，与传统金匠银行的古老低效和极为有限的融资能力之间产生了日益强烈的矛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新兴银行家，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全面主导了现代金融业的历史走向，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则不得不或毫无知觉地为这种制度所决定。

1625年以来的两次内战和政局动荡使英国国库空虚，1689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国（由于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才得到的王位）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他与法王路易十四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得威廉一世四处求钱，几近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时，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为首的银行家向国王提出一个从荷兰学来的新概念：建立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来为国王庞大的开支进行融资。

这家私有银行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现金作为政府的“永久债务”（Perpetual 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费为4000英镑，这样每年政府只要花10万英镑就可以立刻筹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本钱！当然政府还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那就是允许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11]。

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匠银行家（Goldsmith Banker）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其实就是储户存放在金匠那里保管的金币的收据。由于携带大量金币非常不便，大家就开始用金币的收据进行交易，然后再从金匠那里兑换相应的金币。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没必要总是到金匠那里存取金币，后来这些收据逐渐成了货币。聪明的金匠银行家们渐渐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发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需要钱的人并收取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息地还清借据上的欠款，金匠银行家们就收回借据再悄悄地销毁，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但利息却稳稳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一个金匠银行的收据流通范围越广，接受程度越高，利润就越大。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流通范围和接受程度，是其他银行远远无法比拟的，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现金股本向社会招募，认购2000英镑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330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14人成为银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12]。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Royal Charter），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的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基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并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480万英镑。从1685年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年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380万英镑。[13]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对货币更大的需求，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地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支出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果然，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再也没有还清债务，到2005年年底，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了5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14]

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1744年2月23日，梅耶·A·鲍尔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聚居区，他的父亲摩西是一个流动的金匠和放贷人，常年在东欧一带谋生。当梅耶出生以后，摩西决定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梅耶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商，父亲对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悉心调教，系统地教授他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几年以后，摩西去世了，年仅13岁的梅耶在亲戚的鼓励下，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15]。

梅耶以其过人的悟性和勤奋迅速掌握了银行运作的各类专门技能，在整整7年的岁月里，他像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并消化着从英国传来的种种金融业的奇思妙想。由于工作出色，梅耶被提拔为初级合伙人。在银行工作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一些很有背景的客户，其中包括对他日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冯·伊斯托弗将军。正是在这里，梅耶意识到把钱贷给政府和国王要比贷给个人的利润和保险系数高得多，不仅贷款数额大得多，更有政府税收做抵押。这种来自英国的全新的金融理念使梅耶的头脑焕然一新。

几年以后，年轻的梅耶回到了法兰克福，继续他父亲的放贷生意。他还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Rot是德文的红色，Schild是德文中盾的意思）。梅耶得知冯·伊斯托弗将军也回到法兰克福并在威廉王子的宫廷中做事时，立刻想到要好好利用一下这层关系。冯·伊斯托弗将军再次见到梅耶时，也非常高兴。将军本人是一名钱币收藏家，而梅耶对钱币的研究更是几代祖传的，谈起古代的各种钱币是如数家珍，直听得将军眉飞色舞。更让将军欣喜的是，梅耶愿意以很低的折扣卖几枚罕见的金币给将军，很快冯·伊斯托弗将军就把梅耶当做知己。工于心计的梅耶很快和宫廷的重要人物熟稔起来。终于有一天，经冯·伊斯托弗将军引见，威廉王子召见了梅耶，原来王子本人也是金币收藏家，梅耶用同样的手段很快就让王子对他青睐有加。

在几次以低价卖给王子稀世罕见的金币之后，王子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问梅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梅耶不失时机地提出想要成为宫廷正式代理人，他终于如愿以偿了。1769年9月21日，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王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 A. 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16]。一时间，梅耶的信誉大涨，生意越来越红火。

威廉王子本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在18世纪的欧洲以“租借军队”给别的国家来“维护和平”而出名。他和欧洲各个王室都关系密切，尤其喜欢和英国王室做生意——英国由于有很多海外利益，经常需要用兵，而自己的军队数量不敷使用，英国出的钱较多，也很少拖欠，所以和威廉王子一拍即合。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对付的德国士兵比英国兵还要多。威廉王子由此积攒下了欧洲历史上王室最大的一笔遗产，大约相当于2亿美元。难怪人们称他是“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17]

投身于威廉王子的帐下后，梅耶尽心竭力地把每件差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因此深得王子信任。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799）爆发，革命的浪潮从法国逐渐向周边的君主制国家蔓延。威廉王子开始焦虑不安起来，他越来越担心革命会在德国产生共鸣，暴徒们会洗劫他的财富。与王子的想法相反，梅耶却对法国革命非常高兴，因为恐慌导致他的金币生意量大涨。当革命的矛头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德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进口货的价格飞涨，从英国贩运商品到德国贩卖使梅耶狠赚了一笔。

梅耶一直是犹太社区非常活跃的领袖人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当犹太教堂的礼拜结束之后，梅耶总是会邀请一些最具智慧的犹太学者到他的家里，他们聚拢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喝着葡萄酒，一边详细地讨论做一些事的顺序直到深夜。”[18]

梅耶有句名言：“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后来的人们始终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这样执著于征服与权力。

到1800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还在这一年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的称号。这个称号使他能通行帝国的各个地区，免除了加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各种赋税，他的公司人员还可以配备武器。

1803年，梅耶和威廉王子的关系日益密切，使梅耶的势力大大地跃上一个台阶。事情是这样的，威廉王子的一位表兄是丹麦国王，他向威廉王子提出想借一笔款子，威廉王子怕露富就不愿答应。当梅耶得知此事以后，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向王子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由王子出钱，梅耶出面协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利息梅耶可以提成。王子仔细想了想，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既能放贷收钱又不会露富。对于梅耶来说，放贷给国王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不仅能得到稳定的回报，更是提高声誉的绝好机会。结果贷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紧接着，又有6笔丹麦王室的贷款通过梅耶成交。罗斯柴尔德声名鹊起，尤其是他与皇室的密切联系在欧洲开始为人所知。

拿破仑当政以后，曾经试图将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边，威廉王子首鼠两端，不愿在形势明朗之前选边站队，最后拿破仑宣布“要把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中清除出去”，随即法军大兵压境，威廉王子仓皇流亡到丹麦，出逃之前，将一笔价值30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梅耶保管[19]。就是这300万美元的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成为梅耶铸造其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梅耶有比建立一个英格兰银行要大得多的雄心！当他得到了威廉王子这笔巨款的时候，他就开始调兵遣将了。他的5个儿子像5支利箭射向欧洲的5个心脏地区。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总部，老二所罗门到维也纳开辟新战场，老三内森被派往英国主持大局，老四卡尔奔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根据地，并作为兄弟之间的信使往来穿梭，老五詹姆斯执掌巴黎业务。

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揭开了帷幕。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

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金钱市场的主宰，当然也就是几乎所有一切其他事物的主宰。他们实际上拥有以整个南意大利地区的财政收入做抵押的资产，（欧洲）所有国家的国王和部长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20]

————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首相，1844年

伦敦金融城是大伦敦地区中心的一块占地仅平方公里的地区，18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它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与梵蒂冈很类似，颇像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弹丸之地云集着包括英格兰银行总部在内的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当今英国GDP的1/6。谁主宰着伦敦金融城，谁就主宰着英国。

内森初到英国正值法英对峙，互相封锁。英国货在欧洲价格卖得很高，内森开始与在法国的弟弟詹姆斯联手把货物从英国偷运到法国转手，从中赚了很多钱。后来内森结识了英国财政部的官员约翰·哈里斯，打听到英军在西班牙的困境。当时威灵顿公爵所统帅的英军已经做好了进攻法军的准备，唯一的难题就是缺少军饷。威灵顿公爵尽管有英国政府的担保，但他磨破了嘴皮子也难以说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银行家接受他拿出的银行券，威灵顿公爵的大军迫切需要黄金[21]。

内森灵机一动，决心要在此事上大捞一笔。他四处打听黄金的货源，正好东印度公司有一批黄金刚从印度运来，准备出售，而英国政府也想购买，只是觉得价格太高，想等黄金价格降下来再购进。内森摸准了情况，立即将他带到英国打天下的威廉王子的300万美元现金和自己走私英国货物赚来的大笔资金全部押上，抢先与东印度公司成交，购买了80万英镑的黄金[22]，然后立刻抬高黄金价格。英国政府眼见黄金价格降不下来，前方军情又十万火急，只有从内森手中以高价购进。这一笔交易让内森赚得盆满钵满。

但内森继续施展连环计，他又提出要护送这批黄金到威灵顿公爵的军中。当时法国对英国进行严密的陆上封锁，此行风险极大，英国政府愿意付很高的价钱来运送这批黄金。拿到这个差事之后，内森让他年仅19岁的弟弟詹姆斯通知法国政府，内森想运送黄金到法国，英国政府可能会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黄金流到法国会大大削弱英国的财政能力。法国方面一听有这样的大好事，岂有不大力支持的道理，立即下令法国警察沿途保护，一路放行。个别瞧出名堂的法国官员也被重金贿赂，装聋作哑。

于是内森等人押送的黄金，得到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地进入巴黎的银行，内森一面参加法国政府的欢迎宴会，一面悄悄派人把黄金兑换成威灵顿公爵能够接受的金币，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罗斯柴尔德的运输网络运到了西班牙的英军手中，其手法之高妙直追现代好莱坞的电影情节。

一位普鲁士驻英国的外交官这样说道：“罗斯柴尔德对这里（伦敦）的金融事务的影响力大得惊人。他们完全左右着伦敦金融城的外汇交易价格。作为银行家，他们的权力令人瞠目。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

有一次，内森拿着他哥哥阿姆斯洛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开的支票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现金，银行以只兑换本银行支票为由加以拒绝。内森勃然大怒，第二天一早，他领着自己的9名银行职员，带着大批英格兰银行的支票要求兑现黄金，只一天就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明显下降。第二天，内森带来更多的支票，一名银行的高级主管颤声问内森还要兑换几天，内森冷冷地回答：“英格兰银行拒绝接受我的支票，我干吗要它的？”英格兰银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然后银行的高级主管非常客气地告诉内森，英格兰银行今后将荣幸地兑换所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票。

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中一举夺得伦敦金融城的主导权，从而掌握了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包括货币发行和黄金价格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一直把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

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掌握着局势的便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23]

———— 拿破仑，1815年]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五个儿子詹姆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主要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建立家族运输网络来走私英国货。在帮助威灵顿运送黄金和英国国债收购战之后，詹姆斯在法国名声大噪。他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并暗地里资助西班牙革命。

1817年，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丧失了拿破仑战争中得来的大片领土，政治上陷于被围堵的境地，国民经济也日益凋敝。路易十八的政府四处贷款，希望在财政上逐渐站稳脚跟。一家法国银行和英国的巴林银行得到了数目庞大的政府融资项目，而声名显赫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却名落孙山，詹姆斯为此愤愤不平。

到了1818年，由于前一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都行情见涨，法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想再向这两家银行融资。罗斯柴尔德兄弟费尽心机也得不到半点利益。原来，法国贵族们自恃出身显赫，血统高贵，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是一群乡巴佬暴发户，不愿意和他们做生意。尽管詹姆斯在巴黎财大气粗，豪宅华服，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法国贵族的高傲令詹姆斯恼羞成怒。

詹姆斯立即和其他几个兄弟开始策划制服法国贵族们的计划。而法国的贵族们高傲却不聪明，更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出类拔萃的战略战术，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并不低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造诣。

1818年11月5日，一向稳健升值的法国公债突然开始颇不寻常地跌价。很快，政府的其他债券也开始受到影响，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市场上的投资者开始议论纷纷。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24]。交易所里的议论逐渐演变成流言四起，有人说拿破仑可能再次上台，也有人说政府财政税收不足以偿还利息，还有人担心爆发新的战争。

路易十八的宫廷内部气氛也相当紧张，债券如果继续大幅下滑，政府以后的开支将无从筹集。高傲的贵族们的脸上也堆满了愁容，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两个人在一边冷眼旁观，他们就是詹姆斯和他的哥哥卡尔。

由于有英国的前车之鉴，慢慢地有人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操纵公债市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日开始，他们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顾不上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詹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詹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包围着。

果然，詹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国军事战败之后，是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詹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的时装样式。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

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财富达到了6亿法郎。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财富比他多，那就是法国国王，他的财富是8亿法郎。法国其他所有银行家的财富加在一起仍然比詹姆斯少1.5亿法郎。这样的财富自然赋予了他不可名状的权力，甚至到了随时可以让政府内阁垮台的程度。比如，众所周知的梯也尔政府就是被他推翻的。”[25]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

在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垫脚石。威廉王子是一个，下一个就是梅特涅。[26]

————弗雷德里克·默顿[26]

所罗门是罗斯柴尔德家的老二，常年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担任家族各个银行之间的协调人角色。他在几个兄弟中具有过人的外交才能，说话措辞考究，巧于恭维。一位和所罗门打过交道的银行家曾评论道：“没有人离开他时不是神清气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弟兄们公推他到维也纳开拓欧洲心脏地区的银行业务。

维也纳是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心，几乎所有的欧洲王室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的王室，统治着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瑞士、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法国东部地区长达400余年，是欧洲最古老、最正宗的王室血脉。

拿破仑战争虽然打垮了神圣罗马帝国，但它的继承者奥地利仍然以中欧的龙头自居，傲视其他的王室。加之其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与英法等新教盛行的国家相比要僵化不少，和这样的高贵家族打交道，要比与威廉王子交往高贵得多。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曾经几次想和哈布斯堡建立商业关系，但结果始终被王室挡在圈子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罗门再次叩响维也纳的大门时，情势已经全然不同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成为名噪一时的望族，挟征服英法之锐气，底气足了不少。尽管这样，所罗门也不敢造次去直接和哈布斯堡的人谈生意，而是找到了一块“垫脚石”，他就是名震19世纪欧洲政坛的奥地利外长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拿破仑战败之后的欧洲，由梅特涅牵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维系了19世纪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梅特涅在奥地利日渐衰落而强敌环伺的不利态势下，把制衡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哈布斯堡在欧洲残存的皇家正统号召力，拉住邻国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神圣同盟，既遏制了法国的东山再起，又牵制了俄国扩张的躁动，还形成了联合压制境内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潮的机制，确保了奥地利境内多民族分裂势力不致失控。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巧妙而得当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厚财势，两人一拍即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关系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4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和所罗门、詹姆斯、卡尔3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纳会议（Verona Congress）。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笑言“奥地利有一个斐迪南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í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十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

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留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轻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阿姆斯洛与俾斯麦情同父子，阿姆斯洛去世后，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俾斯麦背后的银行家布雷克劳德（Samuel Bleichroder）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27]。

老四卡尔是罗斯柴尔德5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卡尔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展露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能力。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奇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像惯常那样伸出脚来。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

只要你们兄弟凝聚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与你们竞争、伤害你们，或是从你们身上渔利。你们合在一起将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都要大的威力。[28]

————戴维森给内森的信，1814年6月24日[28]

老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去世之前，立下了森严的遗嘱：

（1）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绝不用外人。只有男性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这一规定在前期被严格执行，后来放宽到可以与其他犹太银行家族通婚。）

（3）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只有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29]。

中国有句俗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家族内部通婚严格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在100多年里，家族内部通婚18次，其中16次是在第一表亲（堂兄妹）之间。

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在15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家族的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暗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旋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到20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控制的财富估计达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30]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遍及欧洲主要城市，他们拥有自己的情报收集和快速传递系统，甚至欧洲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在需要迅速和秘密地传递各种信息时，都是通过他们的系统进行。他们还首创了国际金融清算系统，利用其对世界黄金市场的控制，他们在家族银行体系中首先建立起不用实物黄金运输的账目清算系统。

在这个世界上，只怕没有其他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能深刻理解黄金的真正意义。当200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系统时，他们正在悄悄地远离未来世界空前的金融风暴的中心，撇清他们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负债累累的美元经济和危机四伏的世界法定货币体系，以及世界外汇储备体系很有可能将面临一场清算，只拥有微不足道的黄金储备的亚洲国家积累多年的财富，将被“重新分配”给未来的赢家。对冲基金将再次发动攻击，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将不再是英镑和亚洲货币，而是世界经济的支柱——美元。

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

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Gutle Schnaper）在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小结」

内森·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战役中提前获知战况情报，利用英国公债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

梅耶·罗斯柴尔德与皇室关系密切，靠着威廉王子300万美元的现金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并派出5个儿子掌管欧洲5个心脏地区的业务。

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中夺得伦敦金融城的主导权，掌握了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罗斯柴尔德家族把持了货币发行和黄金价格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

詹姆斯暗中操纵法国债券的价格，迫使路易十八向其求援，最终完全控制法国金融。

所罗门到1848年，已经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卡尔逐渐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并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

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





「注释」

[1]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p218．

[2] Note：Morton （1962） noted that the Rothschild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over $6 billion US in 1850. Not a significant amount in today's dollars；however，consider the potential future value compounded over 156 （2006） years！

Taking $6 billion （and assuming no erosion of the wealth base） and compounding that figure at various returns on investment （a conservative range of 4％ to 8％） would suggest the following net worth of the Rothschild family enterprise：

$（@ 4％）

$（@ 5％）

$（@ 6％）

$（@ 7％）

$（@ 8％）

[3]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4]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p94．

[5]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6]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7] Ignatius Balla，The Romance of the Rothschilds，（Everleigh Nash，London，1913）．

Not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1915 reported that in 1914，Baron Nathan Mayer de Rothschild went to court to suppress Ignatius Balla's book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Waterloo story about his grandfather was untrue and libelous.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story was true，dismissed Rothschild's suit，and ordered him to pay all costs．

[8]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9] The Rothschild Brothers of London in a letter sent in 1863 to New York Bankers in support of the then proposed National Banking Act．

[10]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257，p258．

[11]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12] Ibid．

[13]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239．

[14] UK National Statistics （）．

[15]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16] Ibid．

[17]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p40．

[18] Ibid.，p31．

[19]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0] Benjamin Disraeli，Coningsby （New York：Alfred A. Knopf，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844），p225．

[21]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p224．

[22]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p45．

[23] R. McNair Wilson，Monarchy or Money Power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Ltd.，1933），p68．

[24]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5] David Druck，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Privately printed）．

[26]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

[27]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8] Lord Rothschild，The Shadow of a Great Man. London：1982．

[29]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30] Ted Flynn，Hope of the Wicked （MaxKol Communication，Inc，2000），p38．





第二章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总统的百年战争

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国家的安危战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在战争中更为焦虑。[1]

————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



“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刺杀林肯总统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



新的战线：独立财政系统



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林肯的货币新政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





「本章导读」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近代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斥着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专制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国际银行家将大举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刺杀林肯总统」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4年残酷内战的林肯总统，终于在5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10点15分，凶手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凶手是一个名叫布斯（John Wilkes Booth）的颇有名气的演员。他在刺杀林肯之后仓皇出逃，据说4月26日凶手在逃亡途中被击毙。在凶手的马车里，发现了很多用密码写成的信件和一些犹大·本杰明的私人物品，这个犹大是当时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和后来的国务卿，也是南方金融方面的实权人物，因为他和欧洲的大银行家们过从甚密。他后来逃到了英国。刺杀林肯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林肯的内阁成员、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南方的政府高官、纽约的报纸出版商和北方的激进分子。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布斯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放走了，后来埋葬的尸体是他同谋的。当时手握重权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掩盖了事实真相。乍听之下，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阴谋论说法。但是，当战争部长的大量秘密文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解密之后，历史学家吃惊地发现，真相竟和民间传说高度吻合。

第一个深入研究这些惊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奥托·爱森斯默（Otto Eisenschiml），他发表的《为什么林肯被刺杀？》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后来，西奥多·罗斯科（Theodore Roscoe）出版了影响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他指出：

〖19世纪大量有关刺杀林肯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手中……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

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相关罪犯一直逍遥法外。[2]

凶手的孙女伊左拉（Izola Forrester）在她的回忆录《这个疯狂的行动》（This One Mad Act）中提到，她发现“金色圆圈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的秘密记录被政府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文件库里，并被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列为机密材料。林肯遇刺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件。由于伊左拉与布斯的血缘关系，以及她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她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准查阅这些材料的学者。她在书中说道：

〖这些神秘的旧文件包，被隐藏在存放“阴谋审判”的遗迹和展览的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里。如果不是5年前，我偶然跪在（那个房间的）地上翻阅资料时看到了保险箱的一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们（秘密文件）。

这里（的文件）与我祖父有关。我知道他曾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由比克利（Bickley）建立的“金色圆圈骑士”。我有一张他（祖父）的照片，是和他们一起照的，他们全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这张照片是从我祖母的《圣经》中发现的……我还记得祖母曾说过她的丈夫（布斯）是“别人的工具”。[3]〗

“金色圆圈骑士”和纽约的金融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林肯政府内部有多少人卷入了刺杀林肯的阴谋？对林肯遇刺的研究怎么会长期系统性地偏离正确方向？林肯的遇刺和100年后的肯尼迪遇刺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协调，全方位的证据封杀，系统性的调查误导，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

要理解刺杀林肯的真正动机和图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历史纵深来审视美国立国以来，民选政府和金钱权力在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一国家战略制高点上的反复与殊死较量。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

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分析的历史课本，比较多地采取了全面地和抽象地论述大的原则和意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从另一个视角，去阐述这场革命的金融背景及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最早到美洲大陆谋生的人大多是非常穷困的贫民，他们除了随身的简单行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和金钱。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发现大型的金矿和银矿，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极为短缺。加之与母国英国的严重贸易逆差使得大量金银货币流向英国，更加剧了流通货币的稀缺[4]。

北美的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和服务，由于流通货币短缺而无法进行充分和有效的交换，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替代货币进行商品交易。诸如动物的皮毛、贝壳、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接受程度较高的物品被各地用来当钱使。仅在北卡罗来纳州，1715年时就有多达17种不同的物品被当做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政府和民间可用这些物品进行税务缴纳、公私债务偿还和商品服务买卖。当时所有这一切替代货币都以英镑、先令作为会计结算标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物品由于成色、规格、接受度和可保存性都相差很大，难以进行标准计量，所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没有货币的燃眉之急，但仍然构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5]

长期的金属货币奇缺和替代实物货币应用的不便，促使当地政府跳出传统思维，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那就是由政府印刷和发行纸币（Colonial Script）来作为统一和标准的法币。这种纸币和欧洲流行的银行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金银实物做抵押，是一种完全的政府信用货币。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向政府交税，而只要政府接受这种纸币作为缴税的凭证，它便具备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的货币果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贸易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也注意到了北美殖民地政府这一新的货币尝试，他相当清楚这种纸币所带来的对商业的巨大刺激作用，特别是对于缺少金属货币的北美地区，“基于信用的买和卖，使得商家可以每月或每年定期结算相互之间的信用余额，这将减少（交易的）不便。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6]

但是，一种没有抵押的货币是银行家的天敌，因为没有政府债务做抵押，政府就不需要向银行借当时最为稀缺的金属货币，银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码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

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访问英国时，英格兰银行的主管问他新大陆的殖民地如此兴旺发达的原因，富兰克林回答：“这很简单。在殖民地，我们发行自己的货币，名叫‘殖民券’。我们按照商业和工业的需要来发行等比例的货币，这样，产品就很容易地从生产者那里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用这种方式创造我们自己的纸货币，并保证它的购买力，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向任何人支付利息。”[7]

这种新的纸货币必然会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的控制。

愤怒的英国银行家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法案》（Currency Act），严厉禁止美洲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富兰克林痛苦地描述这个法案给殖民地各州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只一年的时间，（殖民地的）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繁荣时代结束了，经济严重衰退到大街小巷都站满了失业的人群。[8]

“如果英格兰不剥夺殖民地的发币权，殖民地人民是乐意支付茶叶和其他商品作为额外的少量税赋的。这个法案造成了失业和不满。殖民地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从而将无法永久地摆脱国王乔治三世和国际银行家的控制，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最主要的原因。”[9]

美国的开国奠基者们对于英格兰银行对英国政治的控制和对人民的不公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年仅33岁就完成了万古流芳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是美国第3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警世名言：

〖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10]〗

两百多年后再来聆听1791年杰斐逊的这一段话时，我们不禁惊叹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今天，美国私有银行果然发行了国家货币流通量的97％，美国人民也果然欠着银行4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他们也许真的有一天一觉醒来就会失去家园和财产，就像1929年发生过的一样。

当美利坚的伟大先驱们用他们智慧和深邃的目光审视着历史和未来时，他们在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开宗明义地写下：“国会拥有货币的制造和价值设定的权利。”[11]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金钱贵族阶级，并且藐视政府。（货币的）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夺回来，它应该属于它正当的主人——人民。[12]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重量级人物。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在隐瞒了他的年龄、真名和出生地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并与纽约望族的女儿成亲。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付款收据显示，汉密尔顿接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13]

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始终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1790年，面对独立战争之后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债务危机，他强烈建议国会成立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以彻底履行发行货币的职责。他的主要思路是：中央银行由私人拥有，总部设在费城，各地设立分支银行，政府的货币和税收必须放在这个银行系统中，该银行负责发行国家货币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向美国政府贷款并收取利息。该银行总股本为1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的股份，美国政府拥有剩余的20％。25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中的20人由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

汉密尔顿代表着精英阶级的利益，他曾经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分成极少数和大多数人群。前者出身良好而富有，后者则是普罗大众。大众是动荡和变化的，他们很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而杰斐逊则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他的回应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上，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汉密尔顿认为：“如果不把社会上有钱的个人的利益和财富信用集中起来，这个社会不可能成功。”[14]“国家的债务，如果不是过多，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福祉。”[15]

杰斐逊反驳道：“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发行人民的公共货币，这对人民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16]“我们不能容忍统治者将永久债务强加在人民的身上。”[17]

1791年12月，当汉密尔顿的方案被提交国会讨论时，立即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最终，参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而在众议院也以39对20票过关。此时，被严重的债务危机压得喘不过气的总统华盛顿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征询了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这个提案明显与《宪法》冲突。《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但绝没有授权国会转让发币权给任何私人银行。华盛顿显然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甚至已决心要否决该法案。

得知这个消息后，汉密尔顿立刻跑来游说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账本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如果不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入股，政府将很快垮台。最终，迫在眉睫的危机压倒了对未来长远的顾虑，华盛顿总统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18]

国际银行家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到1811年，外国资本占到了1000万股本中的700万，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主要股东。[19]

汉密尔顿最终成为巨富。第一银行后来与亚伦·波成立的纽约曼哈顿公司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家银行，它在1955年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

对金钱极度渴望的政府，与热烈期盼政府债务的私有中央银行一拍即合，从中央银行成立的1791年到1796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20万美元。

杰斐逊在1798年懊恼地说：“我真希望我们能增加哪怕一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联邦政府借钱的权力。”[20]

当杰斐逊当选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之后，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美国第一银行，到1811年银行有效期满的时候，双方的角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众议院以65对64仅一票否决了银行授权延期的提案，而参议院是17对17票打平。这次由副总统乔治·克林顿打破僵局投下关键的否决票，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3月3日关门大吉。[21]

这时坐镇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闻讯大发雷霆，他威胁道：“要么给（美国第一）银行授权延期，要么美国将会面对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结果美国政府不为所动，内森立刻回应：“给这些放肆无理的美国人一次教训，把他们打回到殖民地时代。”

结果几个月之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战争持续了3年，罗斯柴尔德的目的非常明确，要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屈膝投降，让他们掌握的中央银行继续运作为止。结果，美国政府的债务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12700万美元，美国政府最终在1815年屈服了，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结果是1816年诞生了美国第二银行（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

银行机构所拥有的对人民意识的支配必须被打破，否则这种支配将打破我们（的国家）。[22]

————杰斐逊1815年写给门罗（美国第5任总统）的信

美国第二银行得到了20年的营业授权，这次总股本提高到3500万美元，仍然是80％由私人占有，剩下的20％属于政府[23]。和第一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牢牢地把握了第二银行的权力。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参加了总统竞选，在一次面对银行家发表演讲时，他假以颜色地说道：

“你们是一群毒蛇。我打算把你们连根拔掉，以上帝的名义，我一定会将你们连根拔掉。如果人民知道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是何等的不公正，在明天天亮之前就会发生革命。”

当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当选总统后，他决心废除第二银行。他指出：“如果《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那是让国会自己行使这个权力，而不是让国会授权给任何个人或公司。”在11000人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中，他解雇了2000多名与银行相关的人员。

1832年是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的年头，如果他连任，第二银行的有效期将于1836年（他的下一届任期内）结束。大家都知道总统对第二银行的观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银行想在大选年趁乱提前再延续20年的经营特许权。与此同时，银行家以300万美元的重金不惜血本地资助杰克逊的竞争对手亨利·克雷（Henry Clay），而杰克逊的竞选口号是“要杰克逊，不要银行”。最后杰克逊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银行经营权延期的提案在参议院以28对20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167对85票也成功过关[24]，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自恃有欧洲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做后援，没有将总统放在眼里。当人们议论杰克逊可能会否决提案时，比德尔毫不退让地表示：“如果杰克逊否决提案，我将否决他。”

杰克逊总统当然毫无疑问地否决了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他还下令财政部长将所有政府储蓄从第二银行账户上立即取走，转存进各州银行。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这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唯一的一次将国债降到了零，并且产生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历史学家评论这一伟大成就为“这是总统最为灿烂的荣誉，也是他为这个国家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波士顿邮报》把这一成就和耶稣将放贷者（Money Changers）赶出神庙相提并论。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

1835年1月30日，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到国会山参加一位国会议员的葬礼。一位来自英国的失业油漆匠理查德·劳伦斯悄悄地跟随着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口袋里有两把子弹上膛的手枪。

当总统进入葬礼仪式的房间时，劳伦斯距离总统距离较远，他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仪式结束后，劳伦斯守候在两根柱子之间，那里是总统的必经之地。就在总统经过的一刹那，劳伦斯冲了出来，在距离总统不到两米的地方开了枪，但是手枪炸了膛，子弹没有射出。这时，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此时，戎马一生的67岁的杰克逊总统并没有惊慌失措，面对穷凶极恶的杀手，他本能地举起手杖自卫。这时，凶手已掏出第二把手枪开了火，结果仍然是个臭弹。福大命大的杰克逊险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刺杀的总统，而两把手枪都发臭弹的概率据说仅为1/125000。

这位32岁的刺杀者号称自己是英国国王的合法继承人，美国总统杀死了他的父亲，还拒绝让他得到一大笔钱。后来，法庭经过仅仅5分钟的审理就断定此人有精神病，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此以后，精神病就成为各种谋杀凶手最合适的借口了。

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1月30日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关于凶手理查德·劳伦斯，格里芬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个刺客要么是真的疯了，要么是假装疯了来逃避严厉的惩罚。后来，他向别人夸口说他和欧洲有权势的人有联系，他得到许诺，如果被抓住将会得到保护。”[25]

1845年6月8日，杰克逊总统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美国中央银行的再度被废，招致英国方面的严厉报复，英国立刻停止了对美国的各种贷款，尤其厉害的撒手锏是收紧美国的黄金货币供应量。当时的英国金融体系在罗斯柴尔德的运作下，拥有最大规模的黄金货币流通量，通过贷款和美国中央银行的运作，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应。

当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总统否决之后，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对总统的“否决”启动了。第二银行宣布立即召回所有贷款，停止一切新贷款的发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也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长达5年之久，其破坏力之大前所未见，直追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1837年恐慌”以及后来的“1857年恐慌”、“1907年恐慌”，再次印证了罗斯柴尔德的一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新的战线：独立财政系统」

1837年，当杰克逊总统大力支持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接手白宫时，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由于国际银行家紧缩货币供应所造成的严重危机。范布伦针锋相对的策略是建立独立财政系统（Independent Treasury System），将财政部所控制的货币从私人银行系统中全部抽取出来，存放在财政部自己的系统中，史学家称之为“财政与银行的离婚”。

独立财政系统的起因是杰克逊总统在否决美国第二银行经营权延期的同时，下令将政府的货币从该银行全部取出，转存到各州银行之中。谁曾想，前面刚躲过罗斯柴尔德的魔掌，后面的州级银行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们用政府的钱作为储备，然后大量发放信贷用于投机，这是导致“1837年恐慌”的另一个原因。马丁·范布伦提出的政府财政的钱应当与金融系统脱钩，固然是为了保护政府的资金，也考虑到了银行用人民的税收进行大量投机放贷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公正。

独立财政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进入财政系统的钱必须是金银货币，这样政府对国家的金银货币的供应量就有了一个调控的支点，以对冲欧洲银行家对美国货币发行的控制。这个思路从长远来看应该不失为一个妙计，但是就短期而言却引爆了众多银行的信用危机，加上美国第二银行的煽风点火，危机变得无法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亨利·克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是汉密尔顿私有中央银行思想的重要衣钵传人，更是银行家们的宠儿。他口才极佳，思维严谨，颇具煽动力。他身边聚集了一群支持银行业并受到银行家支持的议员，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辉格党。辉格党坚决反对杰克逊的银行政策，并始终致力于重新恢复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

辉格党在1840年的总统大选中推出了战争英雄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由于经济危机导致民心思变，哈里森顺利当选美国第9任总统。

亨利·克雷以辉格党领袖自居，多次“教导”哈里森应该如何理政。在哈里森当选总统之后，两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亨利·克雷在列克星敦的家里“召见”即将上任的总统，哈里森为了顾全大局忍气来到亨利·克雷家，结果两人因为国家银行、独立财政制度以及其他的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原以为可以以“太上皇”身份发号施令的亨利·克雷，未经哈里森同意就已经找人代笔总统的就职演说，被哈里森拒绝了，哈里森还亲自起草了多达8000多字的就职演说稿。他在这篇系统阐述治国思路的文件中，与亨利·克雷主张的私有中央银行和废除独立财政的政策思路大唱反调，因而深深地刺痛了银行家的利益[26]。

1841年3月4日是个寒冷的日子，哈里森总统在寒风中发表了就职演说，结果受了寒。这对于戎马生涯的哈里森总统本不算什么大事，谁知道他的病却奇怪地日趋严重，到4月4日竟然不治而亡。刚刚上任的哈里森总统正准备大展宏图，却突然“受了寒”，一个月前还生龙活虎的总统突然辞世，这无论如何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有历史学者认为总统是被砒霜毒死的，可能下毒的时间是3月30日，6天以后，哈里森总统去世。

围绕私有中央银行和独立财政系统的斗争因为哈里森总统的去世而更加激烈。亨利·克雷所主导的辉格党于1841年两次提出要恢复中央银行和废除独立财政制度，结果两次被哈里森总统的继任者——原副总统约翰·泰勒所否决。恼羞成怒的亨利·克雷下令将总统约翰·泰勒开除出辉格党，结果泰勒总统“有幸”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开除出党的“孤儿”总统。

到1849年，另一位辉格党总统扎卡里·泰勒当选后，恢复中央银行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建立一个完全比照英格兰银行模式的私有中央银行是所有银行家最高的梦想，它意味着银行家最终决定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了哈里森总统的前车之鉴，泰勒在重大的中央银行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大的模糊性，但他同时也不甘心成为亨利·克雷的傀儡。历史学家迈克尔·霍特（Michael Holt）指出，泰勒总统曾私下里明确表示：“建立中央银行的主意是死定了，在我的任内是不会考虑它的。”[27]结果“死定”的不是中央银行的主意，而恰恰是泰勒总统自己。

1850年7月4日，泰勒总统参加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国庆活动。当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泰勒喝了些冰镇牛奶，又吃了几颗樱桃，结果有些闹肚子，到7月9日，这位健康魁梧的总统又神秘地死去了。

如此区区小病害得两位军人出身的总统死得不明不白，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史学界为此争论达百年之久。1991年，在征得泰勒总统后人的同意后，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总统的指甲和头发经过化验，结果果然发现了砒霜，但当局很快下了少量的砒霜不足以致命的结论，然后匆匆结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总统的体内会有这些砒霜。





「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

由于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关闭而导致国际银行家突然出手，猛抽美国流通的金属货币，造成了美国持续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虽然在1841年，国际银行家的代理人曾两次试图恢复私有中央银行体系，但都没有成功，双方陷入僵局，美国的货币紧缩状态直到1848年才开始得到缓解。

情况开始好转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国际银行家大发慈悲，而是由于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了巨大的金矿——旧金山。

从1848年开始，持续9年美国的黄金供应量空前增长，仅加州就生产出价值5亿美元的金币。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了大量金矿，世界范围内的黄金供应量由1851年的亿先令猛增到1861年的亿先令。而美国国内的金属货币流量从1840年的8300万美元猛增到1860年的亿美元[28]。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发现打破了欧洲金融家对黄金供应量的绝对控制。被紧紧扼住货币供应量的美国政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量优质货币的供应大大增强了市场信心，银行重新开始大规模扩张信贷，美国许多重要的工业、矿山、交通、机械等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段黄金般的岁月里确立的。

眼看金融遏制难以奏效，国际银行家早已有了新的对策。那就是，金融上控制，政治上分化。

早在危机结束之前，他们已经开始着手低廉地吸纳美国的优质资产，到1853年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时，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拥有了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29]，从而再度给美国经济套上了笼头，中央银行制度一旦就位，美国经济就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被银行家们所控制了。

国际银行家再度施展他们的绝技，先使劲发放信贷，把泡沫吹起来，让人民和其他行业拼命创造财富，然后突然猛踩信贷刹车，使得大量企业和人民破产，银行家们就又有了一个好收成。果然，当看到收获的季节到了时，国际银行家和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携手再度收紧信贷，造成了“1857年恐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此时的美国国力已非20年前可比，“1857年恐慌”并没有重创美国经济，仅一年就恢复了元气。

当看到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金融越来越难以操控时，挑动内战、分裂美国就成了国际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俾斯麦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却最不为人所知。

美国历史上发生在其本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当属南北战争。这场历时4年的血腥战争，南北双方参战人数多达3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0％，其中60万人战死，无数人员受伤，大量财产毁于战火，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到1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今天，关于南北战争起源的争论大多围绕着战争的道义问题，即废除奴隶制的正当性，恰如希特尼所说：“如果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没有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就不会有战争。”[30]

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经济利益第一，道德问题第二。当时的南方经济支柱就是棉花种植产业和奴隶制，如果废除奴隶制，农场主就不得不按白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工资给原来的奴隶，那么整个产业就会陷入亏损，社会经济结构势必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利益冲突的背后正是经济利益的较量。这种经济利益的较量表面上体现为南北方的经济利益差异，但其实质是国际金融势力为分裂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玩弄“分而制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策略。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极深渊源的德国首相俾斯麦说得透彻：“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其实“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

为了挑起美国内战，国际银行家们进行了长期缜密而周详的策划。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的纺织工业和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阶层逐渐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欧洲的金融家们瞧准了这一机会，乘势秘密发展起一个将来可以挑起南北冲突的人脉网络。在当时的南方，到处都是英国金融家的各类代理人，他们和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策划脱离联邦的阴谋并炮制各种新闻和舆论。他们巧妙地利用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断地强化、突出和引爆这一原本并非热门的话题，并最终成功地把奴隶制问题催化成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

国际银行家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就等战争开打，然后大发战争横财。他们在策动战争的过程中，惯用打法是两面下注，无论谁胜谁负，巨额的战争开支所导致的政府巨额债务都是银行家们最丰盛的美餐。

1859年秋，法国著名银行家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以旅游者的身份从巴黎来到美国，他是所有计划的总协调人。他在美国南北奔走，广泛接触当地政界、金融界要人，不断地把收集到的情报反馈给坐镇英国伦敦的堂兄纳萨尼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在与当地人士的会谈中，公开表示将在金融方面大力支持南方，并表示将尽全力帮助独立的南方取得欧洲大国的承认。[31]

国际银行家在北方的代理人，是号称纽约“第五大道之王”（the King of Fifth Avenue）的犹太银行家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他是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代理人，也是该家族的姻亲。1829年，年仅15岁的奥古斯特就开始了银行家生涯，他起初为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很快便显露了出类拔萃的金融天赋。1832年，他被提拔到那不勒斯的一家银行工作，以便历练他国际金融业务的经验。他精通德、英、法、意大利语。他在1837年被派往纽约，由于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金融顾问。奥古斯特代表英国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表态，愿意从金融上支持北方的林肯。

为了增大对北方的军事压力，1861年年底英国增兵8000人到加拿大，随时准备策应南军的进攻，从北部边界威胁林肯政府。1862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在墨西哥港口登陆，在美国南方边境地区完成集结，必要时将进入美国南方直接与北方开战。1863年10月3日，法军将领耶列又增兵3万，并占领了墨西哥城。

在战争爆发初期，南方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英法等欧洲列强又强敌环伺，林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银行家们算准了此时的林肯政府国库空虚，不进行巨额融资战争将难以为继。自1812与英国的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库收入连年赤字，到林肯主政之前，美国政府预算的赤字都是以债券形式卖给银行，再由银行转卖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巴林银行，美国政府需要支付高额利息，多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已使政府举步维艰。

银行家们向林肯总统提出了一揽子融资计划并开出了条件，当听到银行家们开出的利息要求高达24％～36％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的林肯总统立即指着门让银行家们离开。这是一个彻底陷美国政府于破产境地的狠招，林肯深知美国人民将永远无法偿还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





「林肯的货币新政」

没有钱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向国际银行家借钱无疑是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决方案。这时，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给林肯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自己发行货币！

“让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工资，然后去赢得你的战争。”林肯问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迪克说：“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的支持，它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价值的权力。”

林肯听了这个建议后，大喜过望，立即让迪克筹划此事。这个石破天惊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这种新货币使用绿色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银行货币（Bank Note），史称“绿币”（Greenback）。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这种低成本的货币依法成为北方银行的储备货币，北方的银行信贷得以大幅扩张，军事工业、铁路建设、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来的黄金大发现，使美国的金融逐渐摆脱了完全被欧洲银行家控制的极端不利的局面，也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优质货币作为信心基础，林肯的新币才能够广为人民接受，为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础。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林肯发行的新币并没有造成类似独立战争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从1861年内战爆发到1865年战争结束，整个北方的物价指数仅仅温和地从100增长到216。考虑到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的严重，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战争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金融奇迹。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纸币流通方式，但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南方物价指数在同期从100飙升到2776。[32]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亿美元的新货币。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无债货币（Debt Free Money）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难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代表英国银行家的《伦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

〖如果源于美国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林肯绿币）得以永久化，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

英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s of Banks）愤怒地表示要实施报复。1861年12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蓄者提取黄金，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变通方案，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银行家们；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到私人银行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银行家好大发其财；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他的政策深得民心，美国人民踊跃购买了全部债券，并根据法律把它们当做现金使用。

银行家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发现国会发行林肯新币的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国债利息的支付是否使用黄金，于是和国会议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允许用林肯新币购买国债，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币支付。这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步，先把美国国内的林肯新币和黄金的价值挂钩，而作为当时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系统的欧洲银行家们，拥有远远多于美国的黄金货币。美国银行家和国会的妥协，使国际金融势力利用对美国黄金进出口总量的控制，间接达到了操纵美国货币价值的效果。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在欧洲的国王们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向美洲大量派兵准备分裂美国的最危险的时刻，林肯立刻想到了欧洲君主们的夙敌——俄国。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求救。当沙皇收到林肯的信，他并没有立刻打开，只是在手上掂了掂，然后说道：“在我打开这封信或知道它的内容之前，我将事先同意它所提出的任何要求。”[33]

沙皇准备军事介入美国内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唇亡齿寒的担忧，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横扫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已经叩响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银行家们强烈要求比照欧洲“先进”金融国家的经验，成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秘密，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看到岌岌可危的另一个反对国际金融势力的林肯总统陷入危险境地时，亚历山大二世如不出手相助，只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了解放农奴的法律，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双方有些同仇敌忾，惺惺相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国刚在1856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手，亚历山大二世雪耻之心未泯。

未经宣战，俄国的舰队在里维斯基（Liviski）将军的率领下，在1863年9月24日开进了纽约港。波波夫将军所统领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0月12日到达旧金山。对于俄国的行为，基丁·威尔士评论道：“他们是在南方正处于高潮而北方处于低潮时来到的，他们的出现造成了英国和法国的犹豫不决，最终给林肯扭转局面赢得了时间。”

内战结束以后，为了支付俄国舰队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宪法》没有授权总统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当时的总统约翰逊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西华德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荒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但没有成功。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还是死于刺客之手。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林肯，更是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纠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最后发现，指派几个行刺的狂热分子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1972年，有人问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的亿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经过认真计算，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34]

美国的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在南北战争前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诚如俾斯麦所言：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

我在催生《国家银行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财政错误。它（《国家银行法》）所产生的（货币供应）垄断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方面。它应该被废除，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分裂成两边，人民在一边，而银行家在另一边，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所罗门·切斯，美国财政部长（1861～1864）

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林肯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及其美国代理人利息高达24％～36％的金融绞索，转而授权财政部发行自己的“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s），又称绿币。1862年2月通过的《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亿绿币，随后又于1862年7月和1863年3月，再度授权财政部发行亿绿币。在内战期间，绿币总共发行了亿。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

1863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的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每年都获得了大量盈余。但是，它却无法还清它的债务，清偿发售出的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没有债券去做国家货币的抵押。还清债务就等于摧毁了货币流通。”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万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2006年会达到4000亿美元之巨。

从1864年开始，银行家们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国债利息这一美餐。仅仅是由于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债券而银行发行货币这一点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银行家间接缴税，为了原本是他们血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货币！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就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

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获胜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势力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Contraction Act），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

在一个刚刚经过空前战争浩劫百废待兴的国家，没有比实施紧缩货币更为荒谬的政策了。货币流通量从1866年的18亿美元（每人美元），降到1867年的13亿美元（每人美元），1876年的6亿美元（每人美元），最后降到1886年的4亿美元（每人美元），在美国战争创伤亟待医治，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同时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却人为造成货币供应严重短缺。大多数人民总是觉得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事实上，操纵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供应时紧时松才是问题的根源。

1872年冬，国际银行家们派出欧内斯特·塞德（Ernest Seyd）带着大笔金钱从英国来到美国，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Coinage Act），史称“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欧内斯特本人起草了法案全文，该法案把银币从货币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币成为了货币中唯一的主宰。这一法案无疑对本已严重短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应。事后，欧内斯特本人扬扬自得地说：“我1872年冬去了一趟美国，确保了废除银币的硬币法案的通过。我所代表的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利益。到1873年，金币成为了唯一的金属货币。”

事实上，废除银币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作用，是为了确保国际银行家们对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力。相对于越来越多的银矿发掘，金矿的勘探和产量要稀有得多，在完全掌握了世界金矿开采之后，国际银行家当然不希望难以控制的银币流通量影响他们主宰世界金融的霸权地位。所以从1871年开始，白银在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普遍废除，导致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大幅紧缩，从而引发了欧洲长达20年的严重经济大衰退（Long Depression，1873～1896）。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3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美国民众自发成立了白银委员会（US Silver Commission）、绿币党（Greenback Party）等组织，推动全国恢复银币和金币双轨制，重新发行受到人民欢迎的林肯绿币。

美国白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正是由于货币短缺和价格下降所造成。没有货币，文明就不可能发生，货币供应减少，文明必将消亡。在罗马的基督徒时代，帝国共有相当于18亿美元的金属货币流通，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金属货币流通量只剩下了2亿美元。历史表明，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变化能够与从罗马帝国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相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银行家协会（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的态度。该协会在发给所有会员的信中指出：

〖我们建议你们竭尽全力去支持著名的日报和周刊，特别是农业和宗教方面的媒体，坚决反对政府发行绿币，你们要停止资助那些不愿表示反对政府发行绿币的候选人。废除银行发行国家货币或恢复政府发行绿币都将使（国家）能够向人民提供货币，这将严重损害我们作为银行家和放贷者的利润。立刻去约见你们地区的国会议员，要求他们保护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立法。[35]〗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出口才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国际银行家们在整个19世纪中，成功地在欧洲“以神圣的金权取代了神圣的王权”，在美国，“神圣的金权也逐步瓦解了神圣的民权”。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民选政府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当银行家们踌躇满志地手握1863年《国家银行法》时，他们距离最终的目标——在美国完全复制一个英格兰银行的计划只剩一步之遥。一个完全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已经出现在美利坚的地平线上。





「小结」

英国银行家控制下的英国议会剥夺了殖民地的发币权，造成了失业和不满，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游说华盛顿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入股，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

美国第一银行关门大吉使内森勃然大怒，要给美国人一次教训，几个月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最终不得不在1815年屈服，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牢牢把握了它的权力。

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杰克逊总统的否决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业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衰退长达5年之久。

与辉格党关键人物亨利·克雷围绕私有中央银行和独立财政系统斗争的哈里森和泰勒两任总统都先后神秘去世。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发现打破了欧洲金融家对黄金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国际银行家采取金融上控制、政治上分化的策略造成了1857年恐慌。

“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

林肯让政府自己发行新币深深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南北战争后，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损失惨重。为了报复和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严密策划了刺杀林肯的行动。

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政府经历了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完全占了上风。





「注释」

[1] Abraham Lincoln，letter to William Elkins，Nov 21，1864 （jus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ebt causing National Bank Act [June 3，1864] ，right before assassination）．

[2]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 p393．

[3] Izola Forrester，This One Mad Act （Boston：Hale，Cushman & Flint，1937），p359．

[4]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58．

[5] Ibid.，p459．

[6]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1776，book IV Chapter one．

[7]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How Benjamin Franklin Made New England Prosperous，1941．

Note：Radio address given by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of Nebraska，and was reprinted in Unrobing the Ghosts of Wall Street．

[8] Ibid．

[9] Ibid．

[10] In 1787，whe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met to adopt the replacement to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which would become the Constitution，Jefferson's address regarding a central banking system．

[11]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8．

[12]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lbert Gallatin （1802）．

[13] Allan Hamilton，The Intimate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14] Quoted by Arthur 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Mentor Books，1945），p6-7．

[15] Written on April 30，1781，to his mentor，Robert Morris. Quoted by John H. Makin，The Global Debt Crisis：America's Growing Involvement （New York：Basic Books，1984），p246．

[16]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G. P. Putnam & Sons，1899），Vol. X，p31．

[17] The 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illey Book Company，1944），p749．

[1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4．

[19] Ibid.，p475．

[20] Thomas Jefferson，Letter to John Taylor of Caroline，26 November 1798；reproduced 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 10，edit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21]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5-476．

[22] Thomas Jefferson，Letter to James Monroe，January 1，1815．

[23]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6．

[24] Ibid.，p479．

[25]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

[26]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March 4，1841．

[27] Michael F. 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1999）. p272．

[2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p484．

[29] Ibid.，p486．

[30] Sydney E. Ahlstrom，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on p. 649．

[31] Jewish History in Civil War，Jewish-American History Documentation Foundation，Inc. 2006．

[32]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p489．

[33]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

[34] Abraham Lincoln and John F. Kennedy by Melvin Sickler．

[35] From a circular issued by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ed Bankers of New York，Philadelphia，and Boston signed by one James Buel，secretary，sent out from 247 Broadway，New York in 1877，to the bankers in all of the States．





第三章 美联储：私有的中央银行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1]

————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

华尔街七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12年大选烽烟



B计划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



谁拥有美联储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真相何在





「本章导读」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美联储的性质和来历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禁区”。媒体每天可以长篇累牍地辩论“同性恋婚姻”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对到底谁控制着货币发行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分钱收入、每一项贷款利息支付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几乎只字不提。

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吃惊的感觉，说明这一问题是重要的，而你居然不知道。这一章将讲述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过滤掉”的美联储成立的秘密，当我们拿着放大镜，用慢镜头回放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最后关头时，事件发展将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

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

1910年11月22日夜，纽约城外一节完全密封的火车车厢里，所有的车窗全部被窗帘严密地遮挡住，列车缓缓向南驶去。车厢里坐着的全是美国最重要的银行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车的终点是数百英里之外的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

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是一群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冬季度假胜地。以J. P. 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会所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对所有到达会所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而绝对不能使用姓氏。会所周围50英里的范围内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记者。

当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出现在会所中。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

派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

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

亨利·戴维森（Henry P. Davison），J. P. 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

查尔斯·诺顿（Charles D. Norton），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 P. 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

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对来此打猎毫无兴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保罗·沃伯格是银行运作方面的高手，精通几乎所有的银行运作细节。当其他人提出各类问题时，保罗不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解每一个细节概念的历史渊源。所有的人无不为他在银行方面的渊博知识所折服。保罗自然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负责使文件内容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他们围绕着保罗提出的方案细节进行了长达9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由于1907年银行危机以来，银行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太差，以至于国会议员中没有人胆敢公开支持由银行家参与制定的法案，所以这些人不远千里从纽约躲到这个僻静的小岛来起草这个文件。另外，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过于树大招风，自杰斐逊总统以来，中央银行的名称始终与英国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联系过密，所以保罗建议用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名称来遮人耳目。但是，它具有一切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被设计成私人拥有股份，并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的股份构成中，原来20％的政府股份被拿掉了，它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私有中央银行。

为了使联邦储备系统更有欺骗性，在谁控制美联储的问题上，保罗巧妙地提出：“国会控制美联储，政府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由银行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

后来，保罗把最后的版本改为“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董事会的真正功能由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所控制，联邦咨询委员会与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工作。联邦咨询委员会成员将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这一点被有意地向公众隐瞒了。

另一个保罗要应付的难题是，如何隐藏纽约的银行家将主导美联储这个事实。19世纪以来，美国中西部广大中小商人、农场主饱受银行危机的浩劫，对东部银行家深恶痛绝，这些地区的议员不可能支持纽约银行家占主导的中央银行。保罗为此设计了一套由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天才解决方案。在银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国货币和信贷发放高度集中于纽约地区这一基本前提下，提议建立各地区联储银行，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中央银行的业务并没有集中在纽约的假象罢了。

还有一个体现保罗深谋远虑之处的就是将美联储总部设在政治首都华盛顿，而有意远离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纽约，以进一步分散公众对纽约银行家的顾虑。

保罗的第四个困扰是如何产生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的管理人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国会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指出中西部的议员普遍对纽约银行家有敌意，为了避免失控现象，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应该由总统任命，而不要由国会插手。但是这造成了一个法律漏洞，《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明确规定由国会负责发行管理货币，将国会排除在外，意味着美联储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宪法》。后来这一点果然成为了很多议员攻击美联储的靶子。

在经过这一番颇具匠心的安排以后，该法案俨然以模拟美国《宪法》分权与制衡的面目出现。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真是滴水不漏的设计！





「华尔街7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

华尔街的7个人现在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其中J. P. 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属于所谓摩根集团；其余4人，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家城市银行总裁）、雅各布·希夫（库恩雷波公司），属于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2]

——约翰·穆迪，穆迪投资评估体系创始人，1911年

华尔街的7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摩根家族的兴起〕

摩根银行的前身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英国乔治·皮博迪公司（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乔治·皮博迪原是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货商，在发了一些小财之后，于1835年来到英国伦敦闯世界。他瞧准了金融行业是个发财的行业，就开始在伦敦和一些商人一起做起承兑银行（Merchant Bank）的生意，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时髦的“高级金融”（High Finance）业务，客户主要包括政府、大公司和大富豪们。他们提供国际贸易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经营大宗商品，这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前身。

乔治·皮博迪通过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公司在英国分号的引荐，很快打入了英国的金融圈子。不久，乔治·皮博迪非常吃惊地收到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邀请前去做客。诚惶诚恐的乔治·皮博迪觉得能被名震世界银行界的内森请去做客，就好像天主教徒被教皇接见一般荣幸。

内森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乔治·皮博迪帮他一个忙，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公关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欧洲巧取豪夺，虽然家财万贯，可也被很多人痛恨和鄙视。伦敦的贵族阶级就不屑于与内森为伍，屡次拒绝内森的邀请，虽然罗斯柴尔德在英国势力很大，但始终有些被贵族孤立的感觉。内森看中乔治·皮博迪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人谦和，人缘颇佳，又是美国人，日后还可以派上大用场。

乔治·皮博迪对内森的提议自然是满口应承，所有公关开销全由内森买单，乔治·皮博迪的公司很快就成为伦敦著名的社交中心。特别是每年7月4日在乔治·皮博迪家举办的美国独立节宴会，更是伦敦贵族圈子里的一件盛事。客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富丽堂皇和气派奢华的招待开销，岂是一个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所能负担得起的。

直到1854年，乔治·皮博迪还只是一个百万英镑级别的银行家，在短短的6年之内，他却发了一笔近2000万英镑的横财，一举成为美国重量级的银行家。原来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动的美国1857年经济危机中，乔治·皮博迪由于大量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当英国的银行家突然狂抛和美国沾边儿的一切债券时，乔治·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在他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仿佛天使从天而降，紧急提供了8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不仅把他从死神身边夺了回来，更鬼使神差般地使一贯极端谨慎和早已失魂落魄的乔治·皮博迪赌上全部身家，大笔吃进被惊恐万状的美国债券投资者当做垃圾抛售的各类债券。1857年的危机全然不同于1837年的10年萧条，仅一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就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结果，乔治·皮博迪手中的美国债券使他很快成为超级富豪，这与1815年内森的英国国债战役惊人的相似。在没有内线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刚从破产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乔治·皮博迪，是断然不敢大量吃进美国债券的。

乔治·皮博迪一生没有子嗣，庞大的产业无人继承，他为此煞费苦心，终于决定邀请年轻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入伙。在乔治·皮博迪退休以后，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并将公司改名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 S. Morgan and Company），仍然设在伦敦。后来，朱尼厄斯的儿子J. P. 摩根接掌了公司，后来他将美国的分支改名为J. P. 摩根公司。1869年，J. P. 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完全继承了乔治·皮博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并将这种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880年，J. P. 摩根开始大量资助重组铁路公司的商业活动。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集团”更名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英国的改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美英两国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两个协会中被挑选出来的。

1899年，J. P. 摩根和佐格索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银行家大会。当他们回来时，J. P. 摩根已经被指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伦敦会议的结果就是，纽约的J. P. 摩根公司，费城的佐格索公司，伦敦的格伦费尔（Grenfell）公司，巴黎的摩根·哈杰斯·希公司（Morgan Harjes Cie），德国和美国的沃伯格公司（M. M. Warburg Company），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联系在一起了。[3]

1901年，J. P. 摩根以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J. P. 摩根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据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报告，他仅拥有自己公司9％的股份。看来，声名赫赫的摩根还只是一个前台人物。

〔洛克菲勒：石油大王〕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被人们冠以“最冷酷无情的人”。他的名字自然和大名鼎鼎的标准石油公司密不可分。

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涯开始于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直到1870年他成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时，生意做得仍然属于一般水准。自从得到克里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一批种子贷款后，他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尤其是在恶意竞争方面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他非常看好的石油精炼行业中，他很早就悟出石油精炼虽然短期利润极高，但由于缺乏控制的激烈竞争，终将陷入自杀般的恶性竞争。办法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消灭竞争对手，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受其控制但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公司提出用现金低价收购竞争对手，如果遭到拒绝，竞争对手将面临惨烈的价格战，直到对方屈服或破产。如果还不奏效，洛克菲勒最后将使出撒手锏：暴力破坏。殴打竞争对手的工人，放火焚烧对手厂房等，几个回合下来，幸存者寥寥无几。如此霸道的垄断行为，虽然引起了同行的公愤，但也招来了纽约银行家的浓厚兴趣。酷爱垄断的银行家非常欣赏洛克菲勒实现垄断的高度执行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煞费苦心想控制日益强大的美国，但屡屡失手。控制一个欧洲的国王比控制一个民选政府要简单得多。美国内战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部署控制美国的计划。在金融业，有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在工业界，他们还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选，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眼前一亮。如果在金融方面给予大量输血，洛克菲勒的实力会远远超出小小的克里夫兰地区。

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金融战略家库恩雷波公司的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1875年，希夫亲赴克里夫兰去指点洛克菲勒下一步的扩张计划。希夫带来了洛克菲勒想都不敢想的空前支持，由于罗斯柴尔德此时通过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95％的铁路运力，希夫拟定了一个由影子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出面，给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供非常低廉的运费折扣，在这个运费折扣压力之下，没有几家炼油公司还能够继续生存。洛克菲勒很快就完全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石油大王”。

〔雅各布·希夫：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战略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希夫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上溯到1785年，当老罗斯柴尔德举家搬到法兰克福的一幢5层楼房时，与希夫家族合住了多年。同为德国犹太银行家，两家有长达百年的情谊。

1865年，年仅18岁的雅各布·希夫在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见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美国。在林肯总统被刺杀之后，雅各布协调在美国的欧洲银行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共同推动建立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制度。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发现、培养欧洲银行的代理人，并将他们输送到政府、法院、银行、工业、新闻等各种重要的位置上，以待时机。

1875年1月1日，雅各布加盟库恩雷波公司，并从此成为公司的核心。在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之下，库恩雷波公司最终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詹姆斯·希尔：铁路大王〕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建设，美国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控制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的发行，就成为掌握美国铁路工业命脉的直接手段。

1873年，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对美国突然实施金融紧缩，狂抛美国债券，美国铁路债券也未能幸免。到危机结束的1879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只要他们高兴，可以随时掐断任何美国铁路公司的金融命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靠汽船运输和煤矿起家的詹姆斯·希尔必须投靠在金融家的旗下，才可能在铁路行业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壮大，摩根正是他背后的金融靠山。在摩根的大力扶持下，利用1873年危机后大量铁路公司倒闭的机会，詹姆斯·希尔实现了迅速兼并和扩张的计划。

到1893年，詹姆斯·希尔拥有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争夺中西部铁路（Chicago，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控制权时，詹姆斯·希尔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太平洋联合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向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哈里曼开始秘密收购詹姆斯·希尔控制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股票，当詹姆斯·希尔惊觉即将失去控制权时，哈里曼还差4万股就大功告成了。詹姆斯·希尔立即向正在欧洲度假的后台老板摩根紧急求救，摩根马上指令手下反击洛克菲勒的挑战。一时间华尔街烽烟四起，对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股价格一度达到1000美元的天价。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后国际银行家们不得不出面调停，达成的最终结果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两强共同控制美国北方的铁路运输。在公司成立当天，麦金利总统被刺杀，副总统老罗斯福继任。在老罗斯福的强力反对下，北方证券公司被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解体。受挫之后，詹姆斯·希尔的发展方向掉头向南，收购了从科罗拉多直抵得克萨斯的铁路。到1916年去世时，詹姆斯·希尔积累了5300万美元的财产。

〔沃伯格兄弟〕

1902年，保罗和费里克斯兄弟从德国法兰克福移民到美国。出身于银行世家的两兄弟对银行业务十分精通，尤其是保罗，堪称当时的金融顶尖高手。罗斯柴尔德非常看重保罗的天分，特意从欧洲战略联盟的沃伯格家族银行（M. M. Warburg and Co.）将两兄弟抽调到急需人才的美国战线上。

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推行私有中央银行的计划已近百年，始终起起伏伏没有最终得手。这一次，保罗将承担主攻任务。在抵达美国不久，保罗加盟先头部队雅各布·希夫的库恩雷波公司，并娶了希夫妻妹的女儿，费里克斯则娶了希夫的女儿。

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两朝的金融顾问加里森（Colonel Ely Garrison）指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在全国招致愤恨和反对的情况下，是保罗·沃伯格先生把《美联储法案》重新组合起来的。这两份计划背后的天才智慧都来源于伦敦的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4]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

1903年，保罗将一份如何将欧洲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介绍到美国的行动纲领交给雅各布·希夫，这份文件随后又被转交给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后来的花旗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和纽约的银行家圈子，大家都觉得保罗的思想真如醍醐灌顶，使大家茅塞顿开。

问题是美国历史上反对私有中央银行的政治力量和民间力量相当强大，纽约银行家在美国工业界和中小业主的圈子里口碑极差。国会的议员们对银行家提出的任何有关私有中央银行的提案都像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想通过有利于银行家的中央银行法案比登天还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态势，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开始被构想出来。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1907年1月6日发表了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5]

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与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一样，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却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后，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

摩根和他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们精确地计算着这次金融风暴的预估成果。首先是震撼美国社会，让“事实”说明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社会是多么脆弱。其次是挤垮和兼并中小竞争对手，尤其是令银行家颇为侧目的信托投资公司。还有就是得到让他们垂涎已久的重要企业。

时髦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当时享有许多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政府监管方面又非常宽松，这一切导致了信托投资公司过度吸纳社会资金并投资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股市。到1907年10月危机爆发时，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摩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欧洲的伦敦与巴黎之间“度假”，经过国际金融家们精心策划，摩根回到美国。不久，纽约突然开始广泛传言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 Trust）即将破产，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染了整个纽约，惊恐万状的存款市民在各个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出他们的存款。银行则要求信托公司立即还贷，受到两面催款的信托公司只好向股票市场借钱（Margin Loan），借款利息一下冲到150％的天价。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摩根此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了。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星期六，摩根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拯救”仍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Moore and Schley）公司。该公司已陷入2500万美元的债务，濒临倒闭。但是它却是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 Company）的主要债权人，如果摩尔斯莱被迫破产清偿，纽约股市将完全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商业银行家被安排在东书房，信托公司老总被安排在西书房，惶惶不可终日的金融家们焦急地等待着摩根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摩根深知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拥有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将大大加强摩根自己创办的钢铁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在反垄断法的制约之下，摩根始终对这块大肥肉无法下嘴，而这次危机给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兼并机会。摩根的条件是，为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和整个信托行业，信托公司必须集资2500万美元来维持信托公司不致崩溃，美国钢铁公司要从摩尔斯莱手中买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的债权。焦虑烦躁的心情，濒临破产的压力，整夜未眠极度疲倦的信托公司的老总们终于向摩根缴械投降。

在拿到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这块肥肉之后，喜不自胜的摩根还有最后一关要过，那就是对反垄断一点不含糊的老罗斯福总统。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时距星期一股市开盘仅剩5分钟！

纽约股市闻讯大涨。

摩根以4500万美元的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而该公司的潜在价值按照约翰·穆迪的评估，至少在10亿美元左右。[6]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蓄谋已久的精确定向爆破，熠熠夺目的崭新金融大厦总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破产者的废墟之上。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

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 Reserve），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Fiat Money）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对货币的控制更加有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了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被人察觉。

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货膨胀（Currency Inflation）的概念，在现代已经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Price Inflation）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赖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通货膨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100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

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的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政府。





「1912年大选烽烟」

星期二，普林斯顿的校长将会当选你们（新泽西州）的州长。他不会完成他的任期。在1912年11月，他将当选美国总统。1917年3月，他将连任总统。他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拉比·怀斯在新泽西的演讲，1910年

这个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亲密智囊的怀斯能在两年前准确预测总统大选的结果，甚至准确预测6年之后的总统大选结果，并不是因为他的手中真有神奇的水晶球，而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事先由银行家们精确谋划出来的。

不出国际银行家们所料，1907年的银行危机的确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人们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愤怒，对银行倒闭的恐慌，与对华尔街金融寡头势力的畏惧掺和在一起，一股反对一切金融垄断的强大民意潮流席卷全国。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对金融垄断的活跃分子。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范德利普曾这样说道：“我写信邀请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参加一个晚宴并发表演讲。为了让他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我提到了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要到场并发表演讲。我的朋友威尔逊博士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拒绝和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同台发表演说。”[7]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当时权倾朝野，他在40年的国会生涯中，有36年为参议员，又是权力极大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他与华尔街银行界过从甚密。1908年，奥尔德里奇提议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并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和铁路债券做抵押。天下竟有如此好事，风险由政府和人民扛着，好处全是银行家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的手段。该法案被称为《紧急货币法案》（Emergency Currency Act），这个法案成为5年以后《美联储法案》的立法基础。奥尔德里奇被社会认为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伍德罗·威尔逊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深造法律，于188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2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学究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一贯高调反对金融垄断，自然不肯与金融寡头的代言人亲近。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不能弥补他金融行业知识的极度缺乏，他对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赚钱技巧更是一窍不通。

银行家们正是看中了威尔逊的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特点，又是社会公认的反金融垄断的著名活动家，形象清新可人，真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银行家们准备在他身上投下重金，悉心“雕琢”，以备大用。

正好，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克里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同学，1902年威尔逊能够顺利当上普林斯顿的校长，就是财大气粗的道奇鼎力相助的结果。有了这一层不浅的关系，道奇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开始在华尔街放风说威尔逊是一块当总统的料。

一个上任才几年的校长突然被人捧为是当总统的料，心中一阵窃喜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被捧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威尔逊开始背地里和华尔街黏糊起来。果然，威尔逊很快在华尔街大佬们的扶持下，于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

在公开的场合下，威尔逊仍然义正词严地抨击华尔街金融垄断，私下里也明白他的地位和政治前途完全要依赖银行家的势力。银行家们对威尔逊的抨击出奇地容忍和克制，双方保持了一种微妙而不可言传的默契。

正当威尔逊声誉日隆的时候，银行家紧锣密鼓地为他筹措竞选总统的经费。道奇在纽约百老汇大道42号设立了为威尔逊筹款的办公室，并建立了银行账户，道奇捐上第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很快，道奇通过直邮的方式，迅速在银行家的圈子里征集到了大笔经费，其中2/3的经费来源于7个华尔街银行家。[8]

威尔逊在获得总统竞选提名后，难耐激动的心情，他在给道奇的信中说，“我的喜悦无法言表”。自此，威尔逊已经完全扑进了银行家的怀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威尔逊肩负着民主党的莫大希望，失去总统宝座多年的民主党对权力的饥渴和威尔逊一样强烈。

威尔逊挑战的是时任总统塔夫特，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名不见经传的威尔逊相比，塔夫特拥有很大的优势。正当踌躇满志准备着连任总统的塔夫特表示不准备对奥尔德里奇法案开绿灯时，一件前所未见的怪事发生了，塔夫特的前任总统老罗斯福突然横刀杀出，居然又要参加总统竞选，这对于老罗斯福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和同是共和党的塔夫特而言，真是天大的噩耗。当年老罗斯福因迫使北方证券解体而名声大噪，享有反垄断决不手软的盛誉，他的突然出现将会严重侵蚀塔夫特的选票。

事实上，三个竞选人背后全都是银行家在支持，只不过银行家在三个人中间暗地偏向最具可控制性的威尔逊罢了。在华尔街的安排下，老罗斯福果然“不小心”重创塔夫特，使得威尔逊顺利当选。这一幕和1992年老布什被佩里抢走大量选票而意外地败于新手克林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B计划」

银行巨头们在哲基尔岛的策划十分机密，出于严谨的职业本能，他们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就是由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主持的计划，负责佯攻，以便吸引反对派的火力，共和党是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另一份被称为B计划的方案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这就是后来的《美联储法案》，民主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其实这两份计划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措辞有所不同而已。

总统大选也是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展开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和华尔街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在当时全国普遍强烈地反华尔街的氛围中，他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必然失败。而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的民主党，一直扮演着强烈批评金融垄断的角色，再加上形象清新的威尔逊，这一切使得民主党所支持的《美联储法案》有着更大的机会被接受。1907年的危机设计巧妙地达成了金融体制必须改革的两党共识，为了“顺应”民意，此时银行家们牺牲共和党而成全民主党，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银行家们使出了让实际上是支持同一内容不同版本的两派互相攻击的高招。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率先发难，他词严色厉地指责民主党的提案对银行怀有敌意，而且不利于政府。他宣称一切背离金本位的法定货币政策都是对银行家的严重挑战。《国家》（Nation）杂志在1913年10月23日指出：“奥尔德里奇先生所反对的没有黄金支撑的政府法定货币，恰恰是他自己在1908年所提出的法案（《紧急货币法案》）所要做的事。他还应该知道，政府事实上与货币发行毫无关系，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全权控制着货币发行。”

民主党对奥尔德里奇提案的指责同样令人大开眼界，他们声称奥尔德里奇维护的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和金融垄断地位，而民主党所提出的美联储提案旨在打破这种垄断，建立起一套地区分立、总统任命、国会审核、银行家提供专家意见的相互制约、分权分立的完美的中央银行系统。不谙金融事务的威尔逊诚心实意地相信这个方案打破了华尔街银行家们对金融的垄断。

正是由于奥尔德里奇和范德利普以及华尔街不遗余力地反对和指责，反而使得民主党的《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银行家们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发挥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

威尔逊当选总统的同时，B计划正式启动。

1913年6月26日，即威尔逊入主白宫仅3个月，由弗吉尼亚的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Carter Glass）在众议院正式抛出了B计划：格拉斯提案（The Glass Bill），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代之以美联储。9月18日，该提案在多数众议员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以287对85票获得通过。

该提案被转送到参议院后变成格拉斯－欧文提案（Glass-Owen Bill），参议员欧文（Robert L. Owen）也是一位银行家。参议院的提案于12月19日获得通过。此时，两份提案中尚有40多处分歧有待解决，按照两院的惯例，圣诞节前的一周之内不会通过重要法案，按照当时两院提案的差距推算，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等到第二年再讨论，所以许多重要的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纷纷离开华盛顿回家过节去了。

此时，在国会山设有一个临时办公室，在“战地”直接指挥的保罗·沃伯格瞧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在他的办公室里，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批议员赶到，商讨下一步的计划。12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商讨重要分歧。此时，国会弥漫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圣诞节前通过《美联储法案》的气氛，白宫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已经开始考虑第一届美联储董事成员名单。但是直到20日深夜，重要的分歧一个也未能解决。看起来，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过《美联储法案》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银行家们的催逼之下，联席会议决定21日星期天全天继续开会，不解决问题决不休会。

到20日深夜，参众两院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分歧包括：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数量，如何确保储备金，黄金储备的比例，国内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问题，储备金更改提案，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能否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政府债券作为联储货币发行抵押品的比例，通货膨胀问题等。[9]

在经过21日紧张的一天之后，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头版登出题为“货币提案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国会的效率，“以这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席会议修正了两院提案的差异，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这篇文章提到的时间段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1点30分到4点。一个即将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就是在这样一种仓促和压力之下进行的，绝大多数议员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修改之处，更别说提出修正案了。

22日凌晨4点30分，最后文件被送交打印。

7点整，最后校稿。

下午2点，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议员的办公桌上，并通知下午4点开会。

下午4点，会议开始。

下午6点整，最后联席会议报告提交，此时大多数议员已经去吃晚饭了，会场上的议员寥寥无几。

晚7点30分，格拉斯开始20分钟演讲，然后进入辩论阶段。

晚11点开始表决，最后以298对60票获得众议院通过。

23日，圣诞节前两天，参议院表决以43对25票（27人缺席）通过了《美联储法案》。威尔逊总统为报华尔街的知遇之恩，在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仅一小时，就正式签署了该法案。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

林德伯格（Lindbergh）议员在这一天对众议院发表演讲：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10]〗

银行家们对这个法案却好评如潮，美利坚国家银行（American National Bank）的总裁奥利弗（Oliver Sands）热情洋溢地说：

〖这个货币法案的通过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有益的影响，它的运作将有利于商业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繁荣时代的开始。〗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

〖在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

经过与美国政府100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





「谁拥有美联储」

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美联储自己总是含糊其辞。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 Mullins）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J. P. 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万股。

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 Bank）拥有万股。

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拥有6000股。

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拥有6000股。

这6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11]

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亿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有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 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席位，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个董事席位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 P. 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

〖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7498股，J. P. 摩根公司14500股，威廉·洛克菲勒1万股，约翰·洛克菲勒1750股。

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乔治·贝克拥有1万股，J. P. 摩根公司7800股，玛丽·哈里曼5650股，保罗·沃伯格3000股，雅各布·希夫1000股，小J. P. 摩根1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13408股。

汉诺威银行，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从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被选为第一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在斯特朗的控制下，联储系统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形成了互锁（Interlocking）关系。本杰明·斯特朗作为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于1928年突然死亡，当时国会正在调查美联储董事和欧洲中央银行巨头们的秘密会议，而这些秘密会议导致了1929年经济大衰退。”[12]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

威尔逊后来自己承认，他只被允许指定一名美联储董事，其余都是由纽约的银行家挑选。在保罗·沃伯格被提名和任命为董事的过程中，参议院要求他于1914年6月到国会回答质询，主要是了解他在《美联储法案》拟定过程中的角色，结果被他断然拒绝。保罗在写给国会的信中宣称，如果他被要求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影响他在美联储董事会的作用，因此他宁愿拒绝接受美联储董事的提名。《纽约时报》立即跳出来为保罗鸣冤，在其1914年7月10日的报道中谴责参议院不该无中生有地质询保罗。

保罗自然是美联储系统的核心人物，除了他只怕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美联储到底该如何运转。在他强硬的态度面前，国会只有低头，提出可以事前提供所有问题的清单，如果保罗觉得某些问题“会影响他的作用”，他可以不予回答。保罗最后勉强答应了，但要求非正式见面。

委员会问：我知道你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当罗斯福先生参选时，你却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同情者并且支持他（民主党）？

保罗答：是的。

委员会问：但是你的哥哥（费里克斯·沃伯格）却支持塔夫特（共和党）？

保罗答：是的。[13]

有意思的是，库恩雷波公司的3个合伙人却支持了3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其中奥图（Otto Kahn）支持老罗斯福，保罗的解释是他们3人彼此不干涉对方的政治理念，因为“金融与政治无关”。保罗顺利通过国会听证，成为美联储第一届董事，后成为董事会副主席。

除了保罗以外，另外任命的4名董事会成员是：

〖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经济学家，出身于洛克菲勒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和摩根资助的哈佛大学。

查尔斯·哈姆林（Charles Hamlin），曾任助理财政部长。

弗雷德里克·戴拉诺（Frederick Delano），罗斯福的亲戚，铁路银行家。

哈丁（W. P. G Harding），亚特兰大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威尔逊总统自己提名的托马斯·琼斯被记者发现正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和起诉，后来琼斯自己提出退出董事会提名。

美联储另外两名成员是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员。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以此操控美联储董事会。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议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4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还有什么比这种安排更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4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那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画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5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5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5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探讨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5巨头每年4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为了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真相何在」

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国际放贷者的运作方式。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供应）。

————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为了制造高价格，美联储只需要降低利率，来扩张信用和造就一个繁荣的股市。当工商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利率环境之后，美联储又将通过任意提高利息来中止这种繁荣。

它（美联储和拥有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轻微调息使市场的价格钟摆般温柔地起伏，也可以猛烈调息来使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无论哪种情况，它将拥有金融状况的内部信息，事先得知即将到来的变化。

这是一种任何政府从未给予的，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最怪异和最危险的（市场信息）先知权。

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他们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制造恐慌来创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情况。他们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恐慌。当他们控制了金融的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现他们的目的方面同样有效率。

————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每一元流通中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美元）都代表欠着美联储一美元的债务。

————货币报告，众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

美联储地区银行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和地方控制的公司。

————案例：勒维斯VS.美国政府，第九巡回法庭，1982年

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机构之一。所有能听见我讲话（国会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被国际银行家统治着。

有些人以为美联储银行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它们（美联储银行）不是政府机构。它们是私有的信贷垄断者，美联储为了自己和外国骗子的利益盘剥着美国人民。

————众议员麦克法登

当你和我写支票的时候，我们的账户上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支票的金额。但是，当美联储写支票时，账户上是没有任何钱做支撑的。当美联储写支票时，它是在创造货币。

————波士顿美联储银行

从1913年到1949年，美联储的资产由亿美元暴涨到450亿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美联储银行股东们的腰包。

————埃斯塔克·穆林斯〗

如此众多的总统对金钱权力的威胁反复发出过警告，如此大量的国会记录和法律案例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联储的私有性质，可是有多少美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知道这一点呢？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我们以为“自由公正”的西方权威新闻媒体会报道一切真相，原来真相是大量的事实被它们有意地“过滤”掉了。那么美国的教科书呢？事实是，各种以国际银行家们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美国的下一代挑选着“内容健康”的教科书。

在威尔逊总统去世之前，他承认自己在美联储的问题上是被“欺骗”了，他内疚地表示：“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

当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一个完美的时间“巧合”，美联储的股东们注定要大发一笔横财了！





「小结」

华尔街7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J. P. 摩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洛克菲勒的扩张计划，最终帮助他完全垄断美国的石油行业。

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库恩雷波公司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摩根大力支持詹姆斯·希尔争夺中西部铁路控制权。

1907年的银行危机中，摩根通过在市场中“抽水”、“放水”，以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

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威尔逊顺利当选美国总统。

银行家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使《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

银行家通过美联储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





「注释」

[1] Quoted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Banking System，Senate Documents Co. 3，No. 23，Seventy-sixth Congress，First session，1939．

[2] John Moody，The Seven Men，McClure's Magazine，August，1911，p. 418．

[3] William Guy Carr，Pawns In The Game （Legion for the Survival of Freedom，1978）．

[4]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5] Paul M Warburg，Defects and needs of our banking system，1907．

[6]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Groove Press，1990），p128．

[7] Antony C. Sutton，The Federal Reserve Conspiracy （Tab Books，1995） p78．

[8] Ibid.，p83．

[9] Eustace Mullins，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1993） Chapter 3．

[10] Congressman Charles Lindberg Sr. Speech on floor of the Congress，December 23，1913．

[11]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p178．

[12] Ferdinand Lundberg，America's 60 families （Halcyon House，1939）．

[13]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第四章 “一战”与大衰退：国际银行家的“丰收时节”

我们共和国的真正威胁是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用它无数黏糊糊的触角紧紧裹挟着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这只章鱼的头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和一小撮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具有极大能量的金融寡头，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美国政府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政府，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资源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竭尽全力来使权力（他们将我们的“领导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和财富（他们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来汲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

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袖，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

————约翰·海兰，纽约市市长，1927年



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籍的废墟之上。他们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通过经济衰退“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斯特朗操纵下的战时美联储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



策划大衰退的真正图谋





「本章导读」

打仗就要花钱，越大的战争花钱越多，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谁花谁的钱？由于欧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政府必须也只能向银行家借钱。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藉的废墟之上。

国际银行家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首先是扩大信贷，将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然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他们再出手以超级低廉的价格收购，这在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做“剪羊毛”。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最近的一次“剪羊毛”行动，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小龙”和“小虎”们身上。中国这只大肥羊最终能否避免被“剪羊毛”的厄运，就要看中国是否认真去研究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剪羊毛”惨剧了。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绝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当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仅仅是一件与以前其他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因为它（战争）拖了这么久才爆发。”[2]

1914年6月28日，欧洲正统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斐迪南大公来到1908年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视察，被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刺杀。这原本只是一个性质单纯的恐怖组织策划的复仇行为，当时只怕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为引爆了一场涉及30多个国家，卷入15亿人口，伤亡高达3000多万人的世界级战争的导火索。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与德国成了世仇，当英国不得不从“光荣孤立”的欧洲大陆政策中走出来时，面临的是德强法弱的局面。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若不加以遏制，势必成为英国的心腹大患。于是，英国拉上对德国也颇为忌惮的俄国，与法国一起缔结了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德国则与奥地利结盟，欧洲两大对立集团就此成型。

两大阵营不断扩军备战，保持着大规模的常备军，各国政府都因此陷入深深的债务泥潭。“一项详细的欧洲公共债务收入报告显示，各种债券的利息支出和本金偿付每年高达亿美元。欧洲各国的金融已深陷其中，政府不禁要问，尽管战争有各种可怕的可能，但是比起如此昂贵和不稳定的和平来说，战争或许是一种更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欧洲的军事准备最终不是以战争来结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国政府破产而告终。”[3]

从1887年到1914年，这种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僵持着，高度武装但已接近破产边缘的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怒目相视着。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并建立起来的欧洲银行体系向对立的各方提供信贷，全力促成了这种军事对峙。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到1914年时，很明显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能负担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他们虽然拥有庞大的常备军、普及的军事动员体制，以及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但他们的经济却无力支撑巨额的战争费用。情况恰如俄国枢密院大臣在1914年2月向沙皇的进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作战的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的有限财力所能负担的。我国势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不过代价不菲。如果战争结果对我国不利，则战败的经济后果将难以估量，全国的经济将陷于全面瘫痪。即使是战争取得了胜利，对我国的财政也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赔偿我国的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国的利益，不会给德国经济充分复苏来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机会，甚至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也不可能”。[4]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真的开战，也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和低程度的，可能更像是持续10个月左右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但这样的战争结果，只能缓解而无法平复欧洲的对立局面。于是，开战的时间就只有在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中拖延着，直至美联储的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当时已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的资源，但是，直到1913年以前却仍是一个依赖外债的国家，很少能向国外提供信贷。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央银行，纽约的银行家们难以集中调动全国的金融资源（Mobilization of Credit）。但是，银行家的天性使得他们对大规模战争兴趣浓厚，战争能够毫无疑问地为银行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当《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国际银行家们立即行动起来，1914年8月3日，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银行就给摩根发报，建议立即组织1亿美元的信贷用于法国向美国购买物资。威尔逊闻讯立即表示反对，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谴责这项贷款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

德国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素无过节，当时的美国有大约800万德国后裔，约占全国人口的10％，在美国建国之初，德语差一点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德裔美国人拥有着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加之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对英国素无好感，美国政府又曾和英国几度交战，所以在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抱着事不关己的观望态度。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银行家相比，美国政府显得冷静和正常得多。情况居然是，银行家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政府则坚决反战，严守中立。

这时银行家们想出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区别对待为协约国提供发售债券而进行的贷款行为与为协约国提供信用来购买美国物资。在银行家的威迫之下，威尔逊只有答应了后者。随着大选连任时间的逐步到来，威尔逊在参战问题上逐渐向银行家的立场倾斜。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爆发世界级别战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拖了许久的战争机器终于可以启动了。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12月16日，摩根的左右手戴维森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商谈美国提供信贷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信贷协议，数额为1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对美国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大生意，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终的贷款总额会达到令人震惊的30亿美元！摩根银行收取了1％的手续费，3000万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战争中吃得盆满钵满。同年春天，摩根又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信贷协议。

1915年9月，考验华尔街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到来了。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Anglo-French Loan）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原本坚决反对的威尔逊总统，架不住银行家和内阁成员两面夹击，他的新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警告说：“如果没有贷款，结果将是生产受限，工业衰退，资本和劳动力闲置，大规模破产，财政危机，民怨沸腾和不满滋生。”[5]

威尔逊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再次让步。对于这次规模空前的债券出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61家债券承销商（Underwriter）和1570家金融机构加入了发售业务[6]。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向美国中西部推销这些债券就更为困难。美国人民普遍不认为欧洲的战争与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而不愿意把钱投到欧洲的战火中去。为了打消这种疑虑，银行家们大力宣称这些钱会留在美国。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中西部地区只有一家芝加哥的银行愿意加入华尔街阵营，这个行为立即激怒了当地的德裔储户，他们发动了抵制银行运动。到1915年年底，仍有亿美元的债券没有卖出。

当战争打到关键时刻，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国民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利息收入征税，英国人立刻贱价出售这些债券。英格兰银行很快堆满了美国债券，英国政府立刻让他们的美国代理摩根公司将这些美国债券在华尔街足额出售，美国投资者对本国的债券接受度自然很高，很快30亿美元的债券变了现，英国又得到一笔巨款来支撑战事。但是，英国对美国积累的100多年的债权人地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从此，英美之间的债权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美国的信贷犹如烈火烹油，战火开始迅速蔓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急剧上升。仅仅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一天就消耗了20万发炮弹，人类终于见识了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后勤系统之下，如果再加上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战争将会是何等惨烈，何等旷日持久。

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贷款，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





「斯特朗操纵下的战时美联储」

本杰明·斯特朗开始引起公众瞩目是在1904年当他成为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的董事长的时候。当时，摩根的亲信戴维森对日益崛起的信托公司越来越担心，这些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商业银行更加广泛，所受的政府监管却更少，因此能够以更高的利息吸引资金。为了应付这种新的竞争，戴维森在得到摩根的授意后，于1903年也干起了信托的买卖，斯特朗成为戴维森的具体执行人。在随后的1907年风暴中，银行家信托还加入拯救其他金融机构的行动，斯特朗因此而名声大噪。

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戴维森和保罗·沃伯格找到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这一关键职务，斯特朗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擘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斯特朗迅速适应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联储董事论坛的组织，定期聚会商讨战争时期的美联储行动准则。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纵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集中到美联储纽约银行手中。美联储系统表面上允许各地12家联储银行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制定各自的贴现率和商业票据抵押政策，换句话说，各地联储董事会有权决定何种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何种贴现率。到1917年，至少13种不同类别的商业票据抵押准则被建立起来。[7]

但是，由于战争，美联储纽约银行事实上只将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由于国债数额远远大于其他商业票据的总和，并且增长迅猛，很快就将美联储其他地区银行的票据抵押政策边缘化。在斯特朗控制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久就将国债确定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据，从而全面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由于资助欧洲战争的大规模的债券发售，使得美国货币流通量剧减，中央银行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美国政府开始海量增加国债，美联储也以惊人的胃口吃进，巨额的美联储券如江河决堤一般扑向了流通领域，弥补了欧洲战争债券所导致的货币紧缩。代价是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结果仅在美联储开始全速运作的短短4年（1916～1920）中，美国的国债就由10亿美元暴涨25倍达到250亿美元[8]，所有的国债都是用美国人民的未来纳税作为抵押，结果是在战争中，银行家们大赚其钱，而人民却出钱、出力和流血。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地问他的美国同僚，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打仗，美国大使答曰：“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这样的回答让世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基辛格博士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9]

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1917年3月5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Walter Hines Page）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密信中说：“我认为正在到来的危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给英国和法国贷款的承受能力。我们能够提供给盟国最大的帮助是信用。除非我们与德国开战，我国政府将无法（向盟国）提供直接信用。”[10]

此时，美国的重工业系统已经为参战准备了一年的时间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部门已经从1916年起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源，银行家们和他们掌中的政治家开始考虑更多的措施，“当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考虑进一步发展收入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重要资源。收入所得税的法案已经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了”。[11]

注意，这里的收入所得税是针对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银行家们在1916年两次试图通过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法案，但两次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在美国，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法律依据。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Freedom To Fascism）中，曾6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 Russo）以令人震撼的镜头展示了这一铁的事实。该电影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美国媒体宣传完全不同的美国政府和其背后的金融势力之后，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难以置信。美国3000多家电影院中只有区区5家敢于公开放映这部电影。但是，当这部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之后，在美国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94万人下载了该片，参与评分的8100人几乎一致给出了最高评价。[12]

1917年10月13日，威尔逊总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必须将美国的银行资源彻底动员起来。（对盟国贷款）的压力和权力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银行机构来承担。我相信这样的银行合作在此刻是一种爱国责任，美联储的成员银行就是这样独特和重要的爱国主义的证明。”[13]

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本不足为奇，他略带迂腐但并不愚蠢，他深知是谁把他送进了白宫，也懂得投桃报李。威尔逊总统自己也不相信所谓的“民主拯救世界”的圣战，他后来承认“世界大战为的是经济竞争”。

事实是，美国对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和60亿美元的出口物资，这笔巨款尚未偿还。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而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

当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卷入战争以后，威尔逊将国家的主要权力交给了他竞选时出力最大的三套人马：保罗·沃伯格掌握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伯纳德·巴鲁出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尤金·梅耶控制了战时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

〔沃伯格兄弟〕

保罗的大哥麦克斯（Max Warburg）时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而保罗则是美国最高的金融决策者，美联储副主席；三弟费里克斯是雷波库恩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四弟弗里兹是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曾代表德国与俄国秘密媾和。哥四个全都是犹太银行家族中的顶尖人物。

关于保罗兄弟的信息，1918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的秘密报告称：“保罗·沃伯格：纽约，德国裔，19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12年，受德国皇帝嘉奖。曾任美联储副主席。有一个兄弟担任德国情报部门首脑。”[14]另一份报告中提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经拍着桌子对着麦克斯咆哮，‘难道你总是正确吗？’但随后还是会仔细聆听麦克斯对金融的意见。”[15]

令人奇怪的是，保罗在1918年5月已辞去在美联储的职位，这份报告中并未提及。在美国参战之后，因为保罗的哥哥担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保罗理论上可能被指控有通敌罪，但是实际上美国没人能动得了掌握着金融命脉的保罗。1918年6月，保罗在辞去美联储的职务之后，给威尔逊写了个便条：“我有两个兄弟在德国是银行家。他们现在自然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的国家，就像我在帮助我的国家一样。”[16]

〔伯纳德·巴鲁：战时美国工业的沙皇〕

以投机起家的巴鲁在1896年合并了6家美国主要的烟草公司，成立了联合烟草公司（Consolidated Tobacco Company），随后，他又帮助古根海姆（Guggenheim）家族合并了美国铜矿工业。他还与希夫旗下的哈里曼合作控制了纽约的运输系统。

1901年，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巴鲁兄弟公司。

当1917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为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他立刻拥有了美国所有工业公司的生杀大权。他每年的采购额高达100亿美元，几乎一人决定着美国政府战争物资采购的价格。后来在1935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巴鲁说道：“威尔逊总统交给我一封信，授权我接管任何一家工厂和工业企业。我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贾奇·加里（Judge Gary）有过一些不愉快，当我给他看了这封信后，他说‘看来我们需要解决我们之间的过节’，他确实这样做了。”[17]

有些国会议员对巴鲁行使美国工业生杀大权的资格表示质疑，认为他既不是工业家，又没有在工厂待过一天，他自己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他的职业是“投机商”。《纽约客》报道过巴鲁在得知华盛顿流传的虚假的和平消息后，曾在一天中挣了75万美元。

〔尤金·梅耶的战时金融公司〕

尤金·梅耶的父亲是著名的国际银行拉扎德（Lazard Freres）银行的合伙人，尤金对出任公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曾与巴鲁合办过一家阿拉斯加的金矿公司，还在一起共谋过一些其他的金融事件，也算是老熟人了。

战时金融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发售美国国债，为战争提供金融支持。

尤金的战时金融公司最令人瞠目的行为莫过于做假账了。后来国会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时，该公司居然几乎每天晚上都临时修改账目，第二天再给国会调查人员过目。在麦克法登议员主导的1925年和1930年两次针对该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问题账目：“重复债券数量达2314组，重复折扣券数量达4698组，面值从50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兑换日期截止到1924年7月。其中有些重复是错误造成，另一些则是作假使然。”[18]

难怪“一战”结束以后，尤金居然能够收购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and Dye Corporation），后来又收购了《华盛顿邮报》。

据估计，尤金的假账至少造成了数亿美元国债的差额[19]。

〔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开山鼻祖〕

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执著于细节，早年在芝加哥做谷物投机生意发了大财。他在战争期间被摩根看中并主管出口部（Export Department），主要负责军火采购。

斯特蒂纽斯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每天采购高达1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然后把这些物资装船，上保险，启运到欧洲。他不遗余力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输效率，他在华尔街23号的总部一声令下，无数军事部件的代理商和生产商就涌入他的办公楼，他在几乎每一道门前都设立了警卫。他每月的采购量相当于20年前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德国人从未想到美国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转入军事工业生产轨道。

〔戴维森：摩根的亲信〕

为摩根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身为J. P. 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的戴维森得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这块肥肉，从而控制了美国人民捐赠的高达亿美元的巨款。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德国作为战败国将丧失13％的领土，赔偿3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收26％的额外费用，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陆军只能保留10万人，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6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但私下里，他承认：“我们所起草的文件（和约）将为20年后的战争埋下伏笔。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的身上，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英国外相寇松（Lord 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说：“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只是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这份协议后，也皱着眉说：“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问题不在于政治家们是否都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他们背后的“师爷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陪同威尔逊来到巴黎的银行家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师弗兰克、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托马斯·莱蒙、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杜勒斯兄弟（一个是后来的CIA的头头，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英国首相的身后是菲利普·沙逊爵士（Sir Philip Sassoon），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子孙。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的高参是乔治斯·曼德尔（Georges Mandel），他的真名是杰洛波·罗斯柴尔德（Jeroboam Rothschild）。德国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就是保罗的大哥麦克斯·沃伯格。当国际银行家们齐集巴黎的时候，后来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作为东道主提供了热情的接待，他将美国代表团的头面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华庄园里。

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

1894年9月1日，我们将停止一切贷款的延期。那一天，我们将索回我们的钱。我们将拥有并拍卖尚未清偿的财产。我们会以我们自己定的价格得到密西西比河以西2/3的农田和以东的成千上万的土地。农民将（失去土地）变成受雇用者，就像英国那样。

1891年美国银行家协会（收录于1913年4月29日的国会记录）

“剪羊毛”是银行家圈子里的一个专用术语，意思是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机会，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拥有他人的财产。当银行家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大权，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变成了可以精确控制的过程，此时的“剪羊毛”行为对于银行家来说，就像从靠打猎为生的游牧阶段进化到了科学饲养的稳产高产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资采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与服务。美联储从1914年到1920年向经济领域投放了大量货币，纽约联储利率由1914年的6％降到了1916年的3％，并一直保持到1920年。

为了向欧洲协约国提供贷款，银行家们在1917和1918两年中进行了4次大规模债券募集，称为“自由债券”（Liberty Bond），债券利息从到不等。这些债券发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收美联储已经严重超量发行的货币和信用。

在战争中，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农民的粮食在战争中卖到了很高的价钱，劳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当战争结束时，由于生活和消费节俭，农民手中握有大量现金，而这笔巨额财富却不在华尔街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原来，中西部的农民普遍把钱存在保守的当地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家对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普遍持抵触和对抗态度，既不参加美联储银行系统，也不支持对欧洲战争贷款。华尔街的大佬们早就想找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这些乡巴佬，再加上农民这群“肥羊”又膘肥体壮，早已看着眼热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准备动手“剪羊毛”了。

华尔街银行家们首先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计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Federal Farm Loan Board）的机构，专门“鼓励”农民把他们的血汗钱投资于购买新的土地，该组织负责提供长期贷款，农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大量农民在该组织的协调下向国际银行家们申请了长期贷款，并缴纳了高比例的首付款。

农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在1920年的4月至7月4个月内，工业和商业贸易领域获得了大额度的信用增加，以帮助他们渡过即将到来的信贷紧缩。只有农民的信用申请被全部拒绝。这是一次华尔街精心设计的金融定向爆破！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

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欧文（联署1913年《美联储法案》）在1939年的参议院白银听证会上说：“在1920年年初，农民们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加速偿还着按揭，大量贷款购置新土地。1920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信用和货币紧缩使他们大批破产。1920年所发生的一切（农民破产）与应该发生的完全相反。”[20]

对于因为战争而过多发放的信贷，本应在若干年里逐步解决，但是美联储董事会在1920年5月8日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公众完全不知情的秘密会议。他们在一起密谋了一整天，会议记录多达60页，这些记录最终于1923年2月19日出现在参议院的文档中。（美联储）A类董事，美联储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但是B类董事，代表商业、贸易和农业的董事没有被邀请。C类代表美国人民的董事同样没有被邀请。

只有大银行家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而他们当天的会议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并最终导致了第二年国民收入减少了150亿美元，几百万人失业，土地和农场价值暴跌了200亿美元。

威尔逊的国务卿布莱恩一语点破了问题的根源：“美联储银行本应是农民最重要的保护者，却成为了农民最大的敌人。对农业的信贷紧缩是一次蓄谋的犯罪。”[21]

在对农业的“剪羊毛”行动喜获丰收之后，中西部地区负隅顽抗的中小银行也被清剿得满目疮痍，美联储这才开始放松银根。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

本杰明·斯特朗是在摩根公司和雷波库恩公司的联合扶持下，坐上了美联储纽约银行的董事长的宝座，他与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一起密谋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业的许多重要事件，其中包括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衰退。

诺曼的爷爷和外祖父都曾担任过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这样显赫的身世在英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在《金钱的政治》一书中，作者约翰逊写道：“作为亲密朋友的斯特朗和诺曼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度假。1925年到1928年，斯特朗在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是他和诺曼之间的一个私下协定，目的是使纽约的利率低于伦敦。为了这个国际合作，斯特朗有意压低纽约的利率一直到无法挽回的后果发生。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鼓励了美国20年代的繁荣，引发了投机狂潮。”[22]

关于这个秘密协定，众议院稳定听证会（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在1928年由麦克法登议员领导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银行家通过操纵黄金的流动来制造美国的股票崩盘。

麦克法登议员：请你简单陈述一下是什么影响了美联储董事会的最后决定（指1927年夏的降息政策）？

美联储董事米勒：你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麦克法登：或许我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导致去年夏天改变利息的决定的建议是从何而来的？

米勒：3个最大的欧洲中央银行派他们的代表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诺曼）、雅尔玛·沙赫特博士（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和法兰西银行的李斯特教授。这些先生们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人在一起开会。大约一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出现在华盛顿并待了大半天。一天晚上他们来到华府，第二天美联储的董事们接待了他们，他们当天下午就回纽约了。

麦克法登：美联储的董事们午宴时都在场吗？

米勒：噢，是的。美联储董事会有意安排大家聚在一起的。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社交性质的活动呢，还是严肃的讨论？

米勒：我觉得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从我个人来讲，在午宴之前，我和雅尔玛·沙赫特博士谈了很久，也和李斯特教授聊了半天，饭后，我和诺曼先生与纽约的斯特朗（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长）也谈了一阵。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正式的（联储）董事会会议吗？

米勒：不是。

麦克法登：那只是对纽约会谈结果的非正式讨论吗？

米勒：我觉得是这样。那只是一个社交活动。我所讲的只是泛泛而谈，他们（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也是这样。

麦克法登：他们想要什么呢？

米勒：他们对各种问题很诚恳。我想和诺曼先生谈一下，我们饭后都留下来了，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这些先生们都非常担心金本位的运作方式，所以他们渴望看到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这将阻止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

比迪先生：这些外国银行家和纽约美联储银行的董事会达成了谅解吗？

米勒：是的。

比迪先生：这些谅解居然没有正式记录？

米勒：没有。后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Open Market Policy Com-mittee）开了一个会，一些措施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记得按照这个计划，仅8月份就有大约8000万美元的票据被（纽约美联储银行）买进（发行基础货币）。

麦克法登：这样一个政策改变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为严重的金融系统不正常状态（1927～1929年股票市场投机风潮）。在我看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应该在华盛顿有个正式的记录。

米勒：我同意你的看法。

斯特朗众议员：事实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大吃大喝，他们高谈阔论，他们让美联储降低了贴现率，然后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黄金。

斯特格先生：这个政策稳定了欧洲的货币但颠覆了我们的美元，是这样的吗？

米勒：是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3]

纽约美联储银行事实上完全掌握着整个美联储的运作，美联储在华府的7人董事会仅仅是摆设。欧洲的银行家与纽约美联储银行举行长达一周的实质性的秘密会议，而仅仅在华盛顿待了不到一天，还只是社交活动，纽约秘密会议的决策就导致了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流向欧洲，如此重要的决策竟然在华盛顿完全没有书面记录，由此可见7人董事会的实际地位。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

美联储从1929年到1933年紧缩货币流通量达1/3，注定会造成大衰退。

————米尔顿·弗里德曼

秘密会议之后，纽约美联储银行立刻行动起来，利息从4％降到，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做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将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纽约美联储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令人更加惊愕的是，1929年纽约美联储银行又向其成员银行发放了580亿美元的货币！[24]

当时的纽约股票市场允许交易商以1％的资金购买股票，其余的钱由交易商的银行提供贷款。当手持巨额信用燥热难耐的银行碰上了贪婪饥渴的证券商，两者真是一拍即合。

银行从纽约美联储银行可借到利息5％左右的款子，再转手以12％的利息贷给证券商，吃足7％的利差，天下竟有如此美事！

这时候，纽约的股市想不暴涨都不可能了。

此时的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民被鼓励拿出所有的积蓄来进行股票“投资”。甚至连华盛顿的政治家都被华尔街的大佬们发动起来了，财政部长梅龙在一篇正式的讲话中向人民保证纽约的股市不算高，柯立芝总统拿着银行家们为他起草的讲稿向全国发表讲话，也说买股票还很安全。

1928年3月，美联储的董事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对于证券商贷款是否过高回答说：“我不好说证券商的贷款是否过高，但是我肯定他们（证券商）是倾向于安全和保守的。”

1929年2月6日，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再次神秘地来到美国，紧接着美联储开始放弃1927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英国的银行家们似乎是做好了一件大事的准备工作，美国方面出手的时机来到了。

1929年3月，美国金融教父保罗·沃伯格在国际承兑银行的股东年会上发出了警告：“如果这种毫无节制的贪婪继续扩大的话，最终的崩溃将不仅会打击投机者自己，还会使整个国家陷入衰退。”[25]

保罗在整整3年的“毫无节制的贪婪”的岁月里保持着沉默，现在突然跳了出来厉声警告，由于他的影响力和地位，他的讲话一经《纽约时报》报道，顷刻引起了市场惊恐。

对股市的最后死刑判决是在1929年4月20日，当天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联邦咨询委员会已经形成了决议并提交给美联储董事会，但是他们的意图仍被严加保密。联邦咨询委员和美联储董事会的下一步动向仍然被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所笼罩。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记者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26]〗

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将利息提高到6％，紧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投机商们顷刻陷入资金陷阱，除了不顾一切地逃出股市别无出路。股票市场局面急转直下，犹如江河决堤一般，卖单在10月和11月横扫整个股票市场，1600亿美元的财富立时灰飞烟灭。16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接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数量庞大的全部物资的总和。

当年一位华尔街的证券商是这样描述的：“经过精确计划，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股票的贷款供应量突然急剧减少所造成的1929年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钱大亨们算计好的针对公众的‘剪羊毛’行动。”[27]

面对满目疮痍的美国经济，《纽约时报》1930年7月4日不禁发出这样的哀叹：“原材料商品的价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由于劳工过剩，工资减少，总共有400万人失业。摩根通过控制纽约美联储银行和华盛顿平庸羸弱的联储董事会，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华尔街不断通过金融危机来剪除异己，从1930年到1933年，共有8812家银行倒闭，绝大部分敢于和纽约五大银行家族分庭抗礼、对美联储系统不买账的银行纷纷破产。





「策划大衰退的真正图谋」

毫无疑问，1929年的股票暴跌是在1927年的秘密会议上就敲定的事，由于纽约的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伦敦的利率被有意地拔高，两地之间的利差导致美国的黄金流向英国，以帮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恢复金本位。

其实，欧洲的金融家早就知道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掠夺财富的效率要远胜于放贷所得到的利息收入。以黄金作为货币发放的基石，并且纸币可自由兑换为黄金，这一切无疑会大大制约银行家放手使用通货膨胀这种高效能武器的效力。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当时以英国银行家为代表的欧洲金融界要恢复金本位呢？

原来，国际银行家们在下一盘大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庞大的战争赔款当然不能由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沃伯格家族银行来承担，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大发一笔国难财。所以，第一步棋，就是由德国银行家启动通货膨胀这部财富绞肉机来迅速掠夺德国人民的积蓄，人类第一次见识了超级通货膨胀的威力。

从1913年到1918年，在战争期间，德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了倍，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仅贬值了50％，从1921年开始，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发放量呈火山喷发的态势，1921年比1918年增加5倍，1922年比1921年增加10倍，1923年比1922年增加7253万倍。从1923年8月起，物价达到天文数字，一片面包或一张邮票的价格高达1000亿马克。德国工人每天的工资必须支付两次，拿到钱之后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花出去。[28]

德国银行家血洗中产阶级的储蓄，使大量社会主流人士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从而奠定了日后纳粹上台的群众基础，并深深种下了德国人对犹太银行家仇恨的种子。比起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的境遇，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下一场更为惨烈的世界大战的所有诱因已在1923年全部到位了。

当德国人的财富被搜刮得差不多了，德国的马克也该稳定下来了。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度之下，美国人民的黄金成了稳定德国货币的救生圈。

第二步棋轮到英国银行家大展拳脚了。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频繁袭击，英国运送黄金的船只无法出港，导致了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黄金兑换，英镑的金本位已名存实亡。

1924年，后来名震英伦的丘吉尔就任英国财政大臣。对金融事务完全没有感觉的丘吉尔在伦敦银行家的鼓噪之下准备恢复金本位，理由是必须捍卫英镑在世界金融领域绝对的权威地位。1925年5月13日，英国通过了《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当时英国的国力经过战争的剧烈消耗早已严重受损，其经济实力已远逊于新兴的美国，甚至在欧洲也已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强行恢复金本位势必导致英镑坚挺，严重打击本已日益丧失竞争力的英国出口贸易，同时还会造成国内物价下降，工资缩水，失业率大幅上升等经济后果。

这时，一代宗师凯恩斯横空出世了。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曾担任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对德国的严厉条款，并不惜以辞职来抗议。他力主废除金本位，与伦敦的银行家势力形成水火不容的态势。在英国政府调查金本位的可行性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凯恩斯慷慨激昂，痛陈金本位的弊端，在他看来，黄金只是“野蛮的遗迹”，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也不示弱，坚称金本位对于诚实的银行家是不可或缺的，无论英国的负担有多重，无论多少行业严重受损，不然何以体现伦敦金融城银行家的超级信誉。英国人民被弄糊涂了。和美国的情况一样，伦敦银行家在人民当中也是名誉不佳，既然是银行家支持的，想必是不好的，而猛烈抨击银行家的观点，应该是向着人民的。

这才是戏的精彩部分。

来历很不简单的凯恩斯扮演了为民请命的角色，而银行家们则以黄金卫道士的形象出现，这出双簧演得出神入化，舆论和民心就这样被轻松地操纵着。

果然不出凯恩斯的“预言”和银行家的计划，英国经济在恢复金本位之后一落千丈，失业率由1920年的3％猛涨到1926年的18％，各种罢工此起彼伏，政局陷入混乱，英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

而银行家们要的就是危机！只有制造危机才能推动“金融改革”，在一片强烈呼吁修改法律的呼声中，通过了《1928年货币和银行券法案》（Currency and Bank Notes Act 1928），该法案砸碎了套在英格兰银行头上长达84年的以国债为抵押的货币发行上限的紧箍，1844年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以国债为抵押的英镑发行上限为1975万英镑，其余的英镑纸币发行必须用黄金做抵押。以国债为抵押发行“债务”货币而绕开讨厌的黄金制约，就像后起之秀美联储一样，这实在是一个让伦敦银行家魂牵梦萦的境界。在新法案通过后仅几个星期，英格兰银行就发行了亿“债务”英镑。新法案还授权英格兰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无限制发行“债务”英镑，只要财政部和议会事后认可就行了。[29]美联储的近乎无限制的发行货币的大权终于被英格兰银行也搞到手了。

第三步棋就是美国这只肥羊又到了该爆剪羊毛的季节了。1927年的秘密会议之后，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国价值5亿美元的巨额黄金外流，在1929年美联储猛然提高利率之后，造成银行缺乏黄金储备而无法有效发放信贷，美国这只健壮的肥羊由于极度失血而休克。国际银行家们随后一拥而上，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超低价格大举吃进蓝筹股和其他优质资产。麦克法登议员这样描述道：“最近仅一个州就有6万处房产和农场在一天中被拍卖。在密歇根州的奥克兰郡，有万户房主和农场主被扫地出门。类似的情况正发生在美国的每一个郡县。”

在这场美国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里的少数人事先知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这些人得以及时抛出所有股票转而大量持有政府债券，他们都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有些即使是超级富豪，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圈子里包括J. P. 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以及他们选定的“优先客户”，如伙伴银行及与他们保持亲善的著名实业家、重要政客和友好国家的统治者。

当银行家默里森从美联储辞职时，1936年5月30日的《新闻周刊》是这样评价他的：“大家一致认为美联储失去了一位能干的人。在1929年（股票崩盘之前），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命令他属下的几家银行在9月1日之前全部结束对证券交易商的贷款业务。所以，它们得以在随后的衰退中乘风而起。”[30]

乔伊·肯尼迪（Joe Kennedy）的身家从1929年的400万美元，增加到1935年的1亿美元，翻了25倍。伯纳德·巴鲁在大崩溃前卖掉了所有股票转而持有国债。亨利·摩根索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前几天匆匆赶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命令他的公司在三天之内卖掉总价值达6000万美元的所有股票。他的手下困惑不已，建议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逐步清仓，这样至少能多赚500万美元。亨利·摩根索勃然大怒，冲着手下怒吼：“我到这里来不是和你讨论的！照我说的去做！”

经过近8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要惊叹这些国际银行家们的智商，他们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为聪明的一群人。这样的手法，这样的权谋，这样丝丝入扣的设计，这样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的胆略，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完全不相信他们的命运实际上被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在国际银行家们“羊毛”喜获丰收之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成为了银行家们的最新财富收割机，在他们主导下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一个银行家们新的收获季节。





「小结」

银行家支持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开战，并不遗余力地为政府提供贷款，在战争中捞得盆满钵满。

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擘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巴黎和会只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华尔街精心设计了一场定向爆破，对农民进行了“剪羊毛”行动，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

纽约美联储银行事实上完全掌握着整个美联储的运作，美联储在华府的7人董事会只是摆设。

华尔街不断通过金融危机来剪除异己，绝大部分敢于和纽约五大银行家族分庭抗礼、对美联储系统不买账的银行纷纷破产。

国际银行家通过“剪羊毛”掠夺了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财富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成为银行家门的最新财富收割机。





「注释」

[1]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John Haylan speaking in Chicago and quoted in the March 27，1927，New York Times．

[2]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8．

[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pril 1887．

[4]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8．

[5]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Grove Press 1990） p198．

[6] Ibid.，p200．

[7]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Chapter 9．

[8] Ibid.，p506．

[9]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9．

[10]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1] Cordell Hull，Memoirs （Macmillan，New York，1948） v1 p76．

[12]

[13]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Grove Press 1990） Chapter 10．

[14]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5] Max Warburg，Memoirs of Max Warburg，Berlin，1936．

[16] David Farrar，The Warburgs （Michael Joseph，Ltd.，London，1974）．

[17] Baruch's Testimony before the Nye Committee，Sep 13，1937．

[18]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9] Ibid.．

[20] Ibid.，Chapter 9．

[21] Hearst Magazine，Nov 1923．

[22] Brian Johnson，The Politics of Money （New York：McGraw Hill 1970） p63．

[23] The 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s of 1928．

[24] Congressional Record，1932．

[25]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12．

[26] New York Times，April 20，1929．

[27] Col. Curtis Dall，My Exploited Father-in-Law，Liberty Lobby，1970．

[2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575．

[29] Ibid.，p377．

[30] Newsweek，May 30，1936．





第五章 廉价货币的“新政”

列宁曾说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1]

————凯恩斯，1919



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他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而1929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完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凯恩斯的 “廉价货币”

1932年总统大选



谁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风险投资”选中希特勒



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



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





「本章导读」

凯恩斯称黄金为“野蛮的遗迹”，这一“脍炙人口”的评价在中国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凯恩斯妖魔化黄金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怎么会变成了黄金的死敌？

格林斯潘40岁时，仍然是金本位坚定不移的捍卫者，等当上了美联储主席之后，对黄金问题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到2002年时，他仍然承认“黄金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支付手段”，但是他却“旁观”了90年代西方中央银行家们联合打压黄金价格的阴谋。

为什么国际银行家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如此厌恶黄金？为什么凯恩斯的“廉价货币”理论如此受宠？

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

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人民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1929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达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凯恩斯的“廉价货币”」

很明显，凯恩斯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已经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对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潜在伤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而德国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已经完全验证了通货膨胀的巨大杀伤力。

这一点恰如40岁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对通货膨胀的见地与凯恩斯如出一辙，他指出：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2]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样，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的泛滥势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和格林斯潘都应该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又何以一个后来将黄金贬低为“野蛮的遗迹”，另一个平步青云之后干脆绝口不提黄金的货币地位了呢？

对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格林斯潘投入了J. P. 摩根的怀抱，荣任J. P. 摩根公司和其它华尔街银行的董事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规矩。

当全世界的聚光灯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测的皱纹里的时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个汉献帝背后的曹操——纽约美联储银行才是真正的决策者。2002年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德州议员保罗（Ron Paul）追问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从未背叛1966年的观点，他至今仍然认为黄金是所有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美联储只是“模拟”（Mimic）着金本位制度。

凯恩斯的情况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国著名学者莫瑞·罗斯帕德（Murray Rothbard）对凯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个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凯恩斯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以英国统治精英自居和对社会道德的蔑视，对他的思想体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Apostle），对凯恩斯的影响尤为巨大。欧美大学中的这种秘密组织，决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学同乡会或文学社之类的松散社团，它们更像是深负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历史长达百年，并且是终生保持紧密联系，构成了西方社会统治阶层最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

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12名成员所组成，这些人不仅要绝顶聪明，而且要出身显赫，每一个人都注定会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蔑视社会的普通道德，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最智慧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并相互之间反复灌输这一信念。凯恩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3]

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凯恩思和著名哲学家罗素这样的学者型精英，还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这样的金融巨头。离开剑桥之后，每周六仍然参加“使徒会”秘密会议的成年使徒被称为“天使”，他们积极参与选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动。

比凯恩斯小几岁的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个大英帝国货币发行权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嫡孙，男爵封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与凯恩思同是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hip）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积极倡导者，这两个组织可谓是欧美政界的“中央党校”，近百年来为欧美统治集团输送了大批“干部”。

维克多按欧美家族银行的惯例在美国J. P. 摩根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尔街非常熟悉。他还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维克多曾任英国情报部门（MI5）的高官，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4]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名词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剩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

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30岁以下的年青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撒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他说：“年青真好”。但就是这个撒缪尔森也承认《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5]

美国的学者认为，如果这本书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学院教授写的，可能连发表都困难，更不要说名垂青史了。





「1932年总统大选」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现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责任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6]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 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自己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爆赚一笔。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如果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呆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7]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个搞错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民所痛恨和反对的话，那就是这种合谋（豁免或推迟德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国的（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他们（银行家）是想我们（政治家）也成为‘黑帮’的同谋。或许他们（银行家）已经和德国人就赔款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8]结果胡佛拒绝了华尔街的要求，法国出现了偿付拖欠。

更令华尔街银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总统对股票市场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所牵出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再加上空前的失业率、凋敝的经济和惨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种力量集聚成一股对华尔街银行家的强烈愤怒。胡佛总统自恃民意可用，于是与银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问题搞大。胡佛直斥纽约股市是一个由银行家操盘的大赌场，市场做空的投机分子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警告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为，他将启动国会调查行动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华尔街对总统的要求回答得简单而干脆：“荒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胡佛总统于是下令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开始调查股市做空行为。气急败坏的华尔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宫与总统与国务卿共进午餐以求中断调查行动，总统不为所动。[9]

当调查扩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盘黑幕后，大案要案纷纷被抖落出来，高盛集团、摩根公司等诸多股市丑闻被大白于天下。

当股市暴跌与经济大萧条的逻辑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民的怒火终于聚焦在了银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总统和他的仕途也同时断送在银行家和人民的双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谁是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权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就控制了政府，这个国家将要重复杰克逊时代与银行的斗争，只是在更大和更广的基础上罢了。[10]

————1933年11月21日罗斯福

罗斯福的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当年的威尔逊，如果说威尔逊的确是学者出身而不谙银行家们的手法，那么以罗斯福的经历说出这样一番高论则多少有些做作。对现任总统与华尔街暧昧关系作为攻击的突破口，在历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挑战的一方永远是百试不爽的法宝。1932年8月20日罗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演讲中声情并茂地说道：

“我们发现2/3的美国工业集中在几百家公司手中，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不超过5个人控制着。我们发现30来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商决定着美国资本的流动。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被操控在集少数人手中，这一切与总统先生（胡佛）所说的个人主义正好相反。”[11]

罗斯福尽可能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像被美国人民衷心热爱的与银行家势不两立的杰克逊总统，一个愿意为小人物挑战金融大鳄的勇敢总统，可惜罗斯福的经历却表明他与国际银行家的瓜葛比胡佛总统只多不少。

罗斯福的曾祖父杰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正是该银行在2006年美国国债拍卖市场上，涉嫌操纵国债价格而遭到指控。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杰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Southern Railway Security Company）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也是哈佛毕业，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于1916年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正是摩根的高级合伙人，经常敲打胡佛总统的拉蒙给罗斯福在华盛顿安排的新家。

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们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纽约储蓄银行董事之职，他所担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

罗斯福母亲德拉诺（Delano）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

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和银行资源。

1921年罗斯福从政府衙门转到了华尔街，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董事或副总裁，他利用政界和银行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所在的公司谋得了巨额利益。在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债券生意的过程中，罗斯福给老朋友众议员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讳：“我希望我能利用我们之间的长久的友谊来请求你的帮助，我们希望从布鲁克林的大佬们手中争到一些债券合同。大量的债券与市政工程有关，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记得我。我不能此时去叨扰他们，但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个倾向性，那将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你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12]

在给一位得到海军部一笔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罗斯福提到：“我在海军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个给予你们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这使我想起在我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我们之间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让我的公司在承销一些你们的债券。我非常希望让我的销售代表给你打个电话。”[13]

在一些利益极大的生意上，罗斯福曾露骨表示“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当读到这些公司内部的往来信件时，一个更加鲜活的罗斯福就跃然纸上了。

1922年，罗斯福参与成立了联合欧洲投资公司（United European Investors，Ltd），并出任总裁。该公司的董事和顾问中包括了一手制造了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德国前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和麦克斯·沃伯格，麦克斯的弟弟保罗正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和副主席。在该公司发行的60000优先股中，罗斯福是最大的个人股持有者。该公司主要从事在德国的各种投机生意，在德国人民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罗斯福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国难财。[14]

超级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超级财富收割机”，在该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道德崩溃发生在1923年的德国。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15]

如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超级通货膨胀中所发生的一样，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洗劫，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千上万倍的放大，财富在这货币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凯恩斯所言，“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当罗斯福义正词严地痛批胡佛的华尔街背景时，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只怕他的经历和背景离事实差之远矣。





「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欧洲各国严重负债，如果不是美联储成立，从而集中调动起美国的金融资源，战争规模只能是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际银行家们大快朵颐，早已翘首以待下一顿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国有了美联储以后，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金融资源也已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另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废除金本位于是就成了欧美各国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黄金在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货币的最终形式，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黄金与纸币的自由兑换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1812年，美国第一银行被废除而招来了罗斯柴尔德的报复，爆发了英美1812年战争，最后以美国政府屈服，成立了美国第二银行而告终。

1837年，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银行家们立刻在伦敦狂抛美国债券，招回各种贷款，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直至1848年。

1857，1870，1907年为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建立私有的中央银行，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制造衰退。最后终于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从而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

1929年的大衰退的最终目的直指废除金本位，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金融通道。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上任伊始，罗斯福就扯起与华尔街势不两立的大旗，他就任当天就宣布全国银行从3月6日起停业整顿（Bank Holiday），直至调查清账工作完成才能重新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关闭了全国金融大动脉的创举，立时让美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几乎完全没有银行营业的空前状态下，持续了至少10天。[16]

紧接着，罗斯福又紧紧扭住胡佛时代就已经开始针对华尔街的调查不放，矛头直指摩根家族。在一系列的听证会上，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在全美国人民面前被弄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罗斯福对华尔街银行家的重拳一招猛过一招，他于1933年6月16日又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最后导致摩根公司被分拆为摩根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前者只能从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后者则只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罗斯福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是毫不手软，先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罗斯福的新政一开头就以雷霆手段博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出了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对华尔街银行家的恶气。

连摩根家族也承认：“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对罗斯福总统的崇拜。他就任总统仅一个星期的成就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17]

1933年纽约股票市场开张大吉，录得了54％的惊人回报。

英雄一般的罗斯福激昂地宣称：“金钱贩子们（Money Changers）从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跑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恢复这个神圣殿堂古老的真貌了。”[18]

问题在于，历时的真相与媒体刻意塑造的公共感受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人们对精心编导的场景难免出现错觉。

还是看看罗斯福雷厉风行的表面文章之下的实情吧。

银行长假之后，许多坚决拒绝加入美联储的中西部地区银行再也没能开业，大片市场让了出来，被华尔街银行家重新洗牌。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人选就是前边提到在1929年股票大崩盘之前就已经得可靠消息，不惜损失500万美元，也要在3天之内全部撤出股市的老亨利·莫金撒（Henry Morgenthau Sr.）之子，小莫金撒，也是华尔街的圈内人。

罗斯福挑选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更是让人哭笑不得，SEC的首任主席竟是那位当年在1929年股票暴跌之前拼命作空股市的著名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他的资产由1929年的400万美元，经过大股灾之后到1933年短短4年中暴涨25倍，超过1亿美元。约瑟夫·肯尼迪也是杰克·摩根的圈内人，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总统。

以分拆摩根公司而声誉鹊起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提案人，就是当年策划美联储法案的格拉斯参议员，该法案并没有重创摩根公司，事实是摩根公司的业务量猛增，生意更加兴隆。J. P. 摩根公司的425名员工中，拨出了25人组建了摩根斯坦利公司，杰克·摩根和拉蒙保持了90％的控股权。实际上，分拆后的两家公司，仍然完全在杰克·摩根的掌握之下。1935年，摩根斯坦利开张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惊人的10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席卷了全部市场份额的25％[19]。实际上，各大公司发行债券仍然冲着摩根这块金字招牌来的，摩根手中握着纽约美联储银行这个超级大棒，美国任何大公司对摩根都要忌惮三分。

而最具戏剧色彩的国会对摩根的听证会，也是最吸引公众注意的热点新闻。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中，罗斯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地通过了废除金本位的几项重要法令。

在他就职之后仅一个星期的3月11日就发布了行政命令以稳定经济为名，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紧接着在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除了稀有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私藏黄金的人，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虽然罗斯福辩称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但该法令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金价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美国人民无权兑换黄金。人民刚刚上缴了黄金，多年的积蓄就狂贬了大半！而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之前得到内幕消息的国际银行家的“优先客户”们，得以将大笔资金撤离股市并兑换成黄金，这些黄金被运到伦敦，此时，当这些黄金在伦敦出售时，却能卖到35美元一盎司，顷刻之间就爆赚了69.33％。

当罗斯福向美国议员中学识最渊博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询问对他废除金本位的看法时，戈尔冷冷地回答：“这是明显地偷窃，不是吗？总统先生？”对于戈尔参议员的坦率，罗斯福一直梗梗于怀。这位参议员就是后来的美国副总统戈尔的爷爷。

另一位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恢复金本位的众议员霍华德·巴菲特在1948年指出：“我警告你们，两党的政治家都将反对恢复金本位，那些这里和国外靠美国持续货币贬值而大发其财的人，也会反对恢复诚实货币的制度。你们必须准备智慧和机警的面对他们的反对。”[20]

对黄金作为最终货币有着终生信念的老巴菲特没能看到金本位的恢复，但这种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儿子，当今鼎鼎大名的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脑海中。当巴菲特瞧破法币制度最终必将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后，在1997年银价跌到靠近历史最低点时，果断地吃进了世界上1/3的实物白银存量。

要彻底拔除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而轻松的事，这个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步就是废除金币在美国国内的流通与兑换，第二步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的货币功能，1944年布雷顿体系所建立的美元兑换体系（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黄金兑换体系（Gold Exchange Standard）实现了第二步，后来尼克松在1971年才最终完成了第三步。

凯恩斯摇旗呐喊，银行家推波助澜，罗斯福瞒天过海终于拔掉了金本位这个镇魔瓶盖，赤字财政与廉价债务货币这一对孪生怪兽终于从牢牢的禁锢中挣扎了出来。

只看重眼前的权力，“哪怕死后洪水涛天”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就长久而言，我们都会死”，但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将永远载入历史。





「“风险投资”选中了希特勒」

193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本名为《西德尼·沃伯格》（Sidney Warburg）的小册子。这本书最早是1933年在荷兰出版，在书架上只摆了几天就被取缔了。几本幸存的书被翻译成英文，该书的英文版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后来被禁止向公众和研究人员开放。该书的作者“西德尼·沃伯格”据信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族之一的沃伯格家族的成员，后来该书的内容被沃伯格家族坚决否认。

这本神秘的小册子揭露了美英两国的银行家族资助和扶持希特勒掌权的秘史。据该书记载，1929年前后，华尔街通过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计划（Young Plan）来帮助德国偿还战争赔偿。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融资助以重新整军备战。对德国的贷款实际上是通过在华尔街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摩根和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政府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高压政策。这种政策使得美国的贷款在德国和奥地利有相当一部分被冻结了，而且法国得到了德国赔偿的主要部分，这些钱的最终来源都是华尔街。瞅着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1929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摩根系、洛克菲勒系的银行家和美联储的头头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把德国从法国的高压之下“解放”出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摆脱法国的钳制。一个可能的领袖人选就是希特勒。手持美国外交护照，怀揣胡弗总统和洛克菲勒亲笔信的西德尼·沃伯格受命去和希特勒进行私人接触。

西德尼与纳粹的接触并不顺利，美国驻慕尼黑的领事馆办事不力，后来还是借助慕尼黑市长的帮助才见到希特勒。在初次会议上，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报复法国的情绪”，希特勒的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什么都好说。西德尼把希特勒的报价传回纽约，银行家们觉得希特勒狮子大张口，2400万美元实在高得离谱，他们提出1000万美元的反报价。当时还未成气候的希特勒一口答应下来。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这笔钱被打到荷兰一家银行（Mendelsohn & Co.Bank），然后分成数批支票寄到德国的10个城市。当西德尼回到纽约向银行家们汇报时，洛克菲勒对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地着了迷。紧接着，一向对希特勒不甚介意的纽约时报突然开始对纳粹学说和希特勒的演讲定期介绍，1929年12月，哈佛大学也开始研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当1931年胡佛总统答应法国政府任何债务解决方案都会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时，他立刻在华尔街失宠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胡佛总统后来大选失利与这件事有着直接关系。

1931年10月，希特勒给西德尼发了一封信。于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次与会者还有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洛克菲勒为首的人倾向希特勒，另一些人则不太肯定。诺曼认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1000万美元已经够多了，他怀疑希特勒永远也不会行动。会议最终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

西德尼再一次来到德国，在希特勒的支持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向他提出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非常匮乏机关枪、卡宾枪和手枪。这时，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已经屯放在德国边境的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的城市，只要纳粹支付现金，立刻可以提货。希特勒对西德尼说他有两个计划，暴力夺权和合法执政。希特勒问道：“暴力夺权需要5亿马克，合法执政需要2亿马克，你们银行家会怎么决定？”

5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指出：“这样的金额完全无法接受。我们不想也不能接受。对此人解释说这样规模的资金调动到欧洲会震动整个金融市场。”

西德尼作了进一步的报告，三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称：“报告收到。准备支付1000万，最多1500万美元。建议这个人对外政策采取进攻性的必要性。”

1500万美元的合法执政道路被华尔街银行家们最终敲定下来。付款方式必须隐匿资金来源，其中500万付给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蒙德松银行（Mendelsohn & Co.Bank），500万付给鹿特丹银行（Rotterdamsehe Bankvereinigung），500万付给意大利银行（Banca Italiana）。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西德尼和希特勒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希特勒提出还需要至少1亿马克来完成最后的夺权行动，华尔街只答应最多700万美元。希特勒提出500万打到罗马的意大利银行，另外200万打到杜塞尔多夫的瑞纳尼亚公司（Renania Joint Stock Company）。

在最终完成使命之后，西德尼不禁感慨道：“我严格执行了我的使命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希特勒是欧洲最大的独裁者。这个世界已经观察他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行为最终会证明他的好坏，我认为他是后者。对德国人民而言，我真心希望我是错的。这个世界仍然要屈从于希特勒，可怜的世界，可怜的人类。”





「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相，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的经济灾难，也从席卷全球的严重衰退中快速恢复过来，在承担着巨额战争赔款的巨大经济压力下，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而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仍然在1929年大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直到1941年美国直接参战，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得到根本扭转。

德国以区区6年的时间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和大规模战争准备，如果没有外来强大的金融资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此庞大的外来资金挹注如果不是为了准备发动战争，就难以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实际上，华尔街就是纳粹德国最大的资金来源。

早在1924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刚刚平息下来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就开始筹划如何帮助德国整军备战。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计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完美地符合德国参谋本部军事经济学家的计划。”[22]

摩根系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杨（Owen Young）还是罗斯福创办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金融后盾。也是这个欧文·杨创办了协调国际银行家合作关系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恰如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恩师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所指出的那样：“它（国际清算银行）是在制造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23]

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一笔美国资助的520亿马克的巨额金融资助，整个德国军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早在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见到了凡尔赛和约中的德国无法承担的巨额赔款，最终必然导致德国人要么赖账，要么发动战争，不幸的是两者最后都发生了。

面对纳粹德国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军事工厂，再看看美国在大衰退中锈迹斑斑的生产车间，难怪美国议员麦克法丹痛斥华尔街银行家和美联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去资助德国的战争机器：

“主席先生，如果德国的诺贝尔炸药公司出售炸药给日本军队用在满洲（中国东北）或其它的地方，它可以把售货票据用美元结算，然后送到纽约公开贴现市场，美联储银行将对该票据进行贴现，并以此为抵押发行新的美元纸币，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德国的炸药公司把它的库存塞进了美国的银行系统。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派代表到日内瓦参加（德国）裁军的会议呢？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不正在让我国政府为日本军队偿还德国军火公司的债务吗？”[24]

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和日本军事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美联储还将美国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

“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国银行的储蓄者有权知道美联储用他们的钱在干什么。”[25]

除了华尔街的巨额资助，希特勒的金融制度改革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在摆脱了以国债为抵押才能发行货币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后，德国的经济如火箭般地窜升，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年时高达30％，到1938年却出现了劳工紧缺。

美国公司对德国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巨大扶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些扶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为“意外事件或短视行为”。正是这些“意外的短视”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

1934年，德国石油生产能力为30万吨天然石油和80万吨合成汽油（煤转油），剩余部分完全仰赖进口。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氢化石油专利转让给德国之后，到1944年，德国竟能生产550万吨合成汽油和100万吨天然石油。

“尽管德国军事计划部门要求工业企业安装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德国的军事经济专家和工业企业并没有完全理解大规模生产的涵义，直到美国两家主要的汽车生产厂为打入欧洲市场在德国建立新式工厂之后，才让他们大开眼界。德国专家被派到底特律去学习模块生产的专业技术和流水线作业。德国工程师不仅参观了飞机制造厂，还被允许观看了其它重要军事设施，他们从中学到了大量的技术，并最终用这些技术来对付美国。”[26]

与德国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还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杜邦公司等，它们都是属于摩根银行、洛克菲勒大通银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顿银行。





「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发动战争要远比结束战争困难得多”。乍听起来，此话不合常理，仔细品味才发现确是至理名言。结束一场战争往往只需要交战双方政府的秘密代表坐在一起讨价还价一番，无非是结束冲突的条件而已，或亏一些，或赚一点，没有谈不成的交易。

但是发动战争就困难多了，凝聚社会共识在民主社会是一件极端费神的事，这一点的确愁坏了国际银行家们。

正如默顿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国际银行家）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

看清了国际银行家本质的拿破仑也曾一针见血的说道：“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饱受华尔街银行家洗劫的美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也不那么容易上当了，没有人愿意充当银行家的炮灰再把子女送到欧洲去打仗，于是举国上下充满了被银行家痛恨的“孤立主义”气氛。

1935年，参议员奈伊（Gerald Nye）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参加一战的辛密，历数银行家和军火公司在参战过程中的阴谋和不法行为，再加上不久前摩根听证会对华尔街在29年股票暴跌中的种种丑闻披露，使得人民反战情绪极为强烈。此时，米里斯的畅销书《迈向战争之路》更激起了民众对参战问题的激辩。在此民意之下，美国在1935年到1937年先后通过三项中立法案，严禁美国再次被诱骗而卷入战争。

在国内经济方面，罗斯福新政已经开始5年多了，美国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失业率仍然高达17％，到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严重的衰退。

银行家们和罗斯福都认为只有凯恩斯所提倡的超级赤字财政，狂发廉价货币才能挽救经济，而只有大规模战争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1933年废除金本位之后，所有通往战争之路上的障碍都已被搬开，万事俱备只欠战争借口。

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查尔斯·汤塞（Charles C. Tansill）认为对日本的作战早在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1932年，美国海军就已经证实了从珍珠港海域60英里发动袭击可以重创太平洋舰队。美国情报部门于1940年8月破译了日本军方的密码，并可以解码所有早前截获的日本电报记录。美国制造的破译密码机被送到了世界各地，唯独漏掉了珍珠港这个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罗斯福事先就已经知道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

1943年1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发表了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个声明令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主张与盟国媾和的势力大吃一惊。德国本来早在1942年8月就提出了和盟国媾和的条件，德国退回1939年9月1日之前的边境，以结束这一场德国必败的战争。[27]

德国内部主张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力量已经在着手策划军事政变，罗斯福的声明严重打击了德国内部反战力量的影响力。基辛格是这样解释罗斯福卡萨布拉卡宣言的动机的：

“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而做出这项声明（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内部意见分歧，他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赢战争再说，他也急于向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僵局的斯大林担保，绝不单独对德议和。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德国的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战的。”[28]

基辛格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事实是残酷和代价高昂的战争被延长了两年多，无数生命和财富化为灰烬。其中就包括600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如果战争于1943年结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可能得以幸存，毕竟在德国有条件投降的协议上，盟国可以有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刚刚才热了热身的国际银行家岂可轻易结束发大财的好机会。当战火在1945年8月最终熄灭时，美国的国债从1930年仅160亿美元狂涨到1946年的2690亿美元，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得到“验证”。国际银行家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爆发一笔横财。





「小结」

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得到了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

由于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而他对纽约股市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与银行家们撕破了面子，最终断送了他的仕途。

罗斯福表面上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实际上和国际银行家有密切的关系。

在凯恩斯和银行家的支持下，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度。

希特勒的掌权和美英两国银行家的资助与扶持有很大关系。

华尔街是纳粹德国最大的资金来源，帮助希特勒用6年时间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和大规模战争准备。





第六章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金融资本势力有一个极为长远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

这个系统是以封建专制的模式被中央银行家们所控制，它们通过频繁的会议所达成的秘密协议来进行协调。

这个系统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是一家私有的银行，而控制它的中央银行们本身也同样是私有公司。

每个中央银行都致力于通过控制财政贷款、操纵外汇交易、影响国家经济活动水平、在商业领域对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报等方式来控制各自的政府。[1]

————乔治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1966年



在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后仅一个多月，国际银行家们开始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建立起一系列核心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由极少数英美精英分子所统治的世界政府，建立最终统一的世界货币发行体系，然后是对所有地球公民征收“世界税”，这就是所谓“新世界秩序”！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三边委员会





「本章导读」

在我们的生活中，“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之类的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您将非常可能把这样的提法当成普通的新闻炒作，其实，一个巨大的计划正在启动。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对此仍然知之甚少。

1944年7月，当整个欧亚大陆还被满天的烽火所笼罩，就在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后仅一个多月，来自世界各地的44个国家的代表来到美国新罕布什内尔州的著名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蓝图。国际银行家们开始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建立起一系列核心的组织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后来，由这两个核心机构又衍生出两个新的分支：经济领域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执掌大政方针，负责政治挂帅的是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ttee）。

这些组织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由极少数英美精英分子所统治的世界政府和建立最终统一的世界货币发行体系，然后是对所有地球公民征收“世界税”，这就是所谓“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所有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内政决策权都必须被剥夺，所有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必须被操纵。被套在现代人民身上的枷锁不再是铁链而是债务。为了使每一个现代“奴隶”产生最大的效益，粗放的经营管理必须向高效的科学“饲养”阶段过渡，无现金社会、电子货币、国际统一的射频卡身份证（RFIDIdentifier）、人体内植入身份证等技术将成为最终把现代人变成“奴隶”的标志。依靠射频识别技术，国际银行家最终将可以监控每一个地球人在任何时间的任何位置。当现金从社会中消失之后，只需要轻敲几下计算机键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随时剥夺取得自己财富的权力。对于一切珍惜自由权力的人来说，这是一幅超级恐怖的景象。但对于国际银行家来说，这才是“新世界秩序”的最高境界。

精英们认为他们的计划不是“阴谋”，而是“阳谋”（Open Conspiracy）。与传统阴谋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只是“松散”的“志趣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是，让普通人不安的是，这些“志趣相投”的重量级人士，似乎总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利益来“充实”他们的“理想”。

美国外交协会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的首倡者豪斯上校就是这一计划在美国的一位重要操盘手。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

在华盛顿，真正的统治者是看不见的，他们从幕后来行使权力。[2]

———— 费利克斯·佛兰克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豪斯上校名叫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的称号是德克萨斯州州长对他在德州地方选举方面所作贡献的表彰。豪斯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富裕的银行家的家庭，豪斯的父亲，托马斯在美国内战期间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早年在英国读书，和很多20世纪初的美国银行家一样，豪斯更愿意视英国为祖国，并与英国的银行圈子保持着密切关系。

1912年，豪斯发表了一本后来引起史学家强烈兴趣的匿名小说《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 Dru：Administrator），在小说中，他构思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掌握了美国两党的权力，成立了中央银行，实施了联邦累进收入所得税，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建立了社会安全体系，组成了国际联盟（Leagueof Nations）等。他在书中所“预测”的未来世界与后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其“预见力”直追凯恩斯。

其实，豪斯上校和凯恩斯所写的与其说是未来的预言书，不如说是未来政策实施的计划书来得更加准确。

豪斯上校的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瞩目，书中对美国未来的预测与国际银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豪斯上校很快成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为1912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问题，民主党的大佬们专门安排豪斯上校“面试”候选人之一的威尔逊。当威尔逊来到豪斯在约纽的宾馆，两人详谈了一个小时，彼此深感相见恨晚，用威尔逊自己的话说就是：“豪斯先生是我的第二秉性。他是我自己的另一个独立存在。他的想法和我的难以分别。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做他建议的一切事情。”[3]

豪斯在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起着沟通与协调的作用，威尔逊当选之前，在华尔街银行家举行的宴会上，豪斯向金融大佬们保证：“民主党这头驴由威尔逊骑着，决不会在路上尥蹶子的……”谢夫、沃伯格、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豪斯身上。[4]

谢夫把豪斯比作摩西，而自己和其他银行家就是亚伦。

191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当选总统的威尔逊来到百慕大度假，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从1913年到1914年，威尔逊的政策和立法，几乎就是在翻版豪斯的小说。

当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华尔街的银行家谢夫在写给豪斯的信中说：“我想对你在这次货币法案通过的过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贡献道一声感谢。”[5]

当完成建立私有的美国中央银行这一重任之后，豪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际事务。在欧美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豪斯很快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他（豪斯）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的影响力遍及很多金融机构和银行家，他们包括：保罗·沃伯格和菲利克斯·沃伯格兄弟、奥图·坎，路易斯·马保，亨利·麦金萨，雅各布和莫提墨·谢夫兄弟以及赫伯特·李曼。豪斯在欧洲有着同样强大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圈子。”[6]

1917年威尔逊委托豪斯组织了名叫“调查”（The Inquiry）的班子来负责未来和平协议的制定问题。1919年5月30日，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宾馆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包括“调查”小组成员和英国圆桌会议（The Round Table）的成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整合英国和美国的精英分子的力量。6月5日，这些人再次开会，最后决定还是组织形式分离，统一协调行动比较有利。6月17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1年7月21日，豪斯将“国际事务协会”改组为“外交协会”（Councilon Foreign Affairs），“调查”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和参与建立美联储的270名政界和银行界精英加入了该协会，华尔街的银行家慷慨解囊，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了。

当罗斯福还是威尔逊手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就拜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并且深受启发。书中所描述的“温和的独裁者”恰是罗斯福后来真实的写照。当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豪斯立刻成为白宫不可或缺的高参。

罗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忆录写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是罗斯福自己想出了很多主张和办法，来使美国受益。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的大多数想法，他的政治‘弹药’，都是外交协会和主张世界单一货币的组织事先为他精心炮制好的。”[7]

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曾任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也是外交协会成员，他在1950年2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8]

芝加哥论坛报1950年12月9日的一篇社论指出：“（外交）协会的成员对社会具有着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响力。他们用财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的优势所建立起来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破产与军事崩溃的道路。他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双手，那上面沾满着上一次战争已经阴干的和最近一次战争仍然鲜红的血迹。”[9]

1971年，路易斯安娜的众议员约翰·罗瑞克（John Rarick）这样评价道：“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从财政上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因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面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的仆从。”[10]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3人例外，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几十年来，两党轮番执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从1921年以来，绝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由该协会包办了，艾森豪威尔以降的国家安全顾问基本就是由该协会内定，除此之外，外交协会还产生了14个国务卿（1949年以来包办了所有国务卿人选），11个国防部长，和9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交协会就是美国精英们的“中央党校”。“一旦外交协会的核心成员决定美国政府的某项特定政策后，外交协会规模庞大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全速运转，他们推出各种理性的和感性的论点，来加强新政策的说服力。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贬低任何反对意见。”[11]

每当华盛顿的官场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宫首先播打的就是纽约外交协会的电话，基督教科学缄言报声称，几乎半数的外交协会成员都曾被邀请进入政府，或担任政府的咨询顾问。

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3600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这些人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

在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导向”方面，1987年的外交协会报告中指出，有多达262名记者和传媒专家是其会员，这些人不仅是“解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制定”这些政策。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CBS、ABC、NBC、PBS等电视网络。

在报纸方面：外交协会成员控制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

在杂志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时代》、《财富》、《生活》、《金钱》、《人物》、《娱乐周刊》、《新闻周刊》、《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读者文摘》、《富布斯》、《大西洋周刊》等主流杂志。

在出版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迈克米兰、蓝德、西蒙舒斯特、哈波兄弟、麦格罗·希尔等最大的出版公司。[12]

美国参议员威廉·金纳（William Jenner）曾说过：“今天在美国通向独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国会、总统和人民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个宪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们政府和政治系统之中，还有一种权力，它代表着‘精英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过时了，时间在他们一边。”

美国的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曾经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同样，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国际银行组织，但它却刻意保持着低调，几乎不被公众所注意，因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除了8月和10月，每年有10次来自伦敦、华盛顿和东京的一批衣冠楚楚神秘人士来到瑞士的巴塞尔，然后悄然住进尤拉宾馆（Euler Hotel）。他们来参加的是世界上最秘密、最低调，但影响重大的定期会议。这十几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密的专线电话通往各自的国家。300多人的固定团队为他们提供从司机、厨师、警卫、信差、翻译、速记、秘书和研究工作的全套服务，同时配备给他们的还有超级计算机，全封闭的乡村俱乐部，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

能够加入这个超级俱乐部的人有严格限制，只有那些制定各国每日利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家才有资格加入。他们包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们。这个机构拥有400亿美元的现金，各国政府债券，和相当于世界外汇储备总量10％的黄金，其黄金拥有量仅次于美国国库。仅出借黄金所带来的利润就可以完全支付银行的全部开销。每月的秘密会议的目的旨在协调和控制所有工业国的货币活动。

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大楼拥有能抵御核袭击的地下建筑，完备的医院设施，三套冗余的防火系统，即使在发生大火的情况下，也不必动用外来的救火人员。大楼的最高层是一个豪华的餐厅，仅供这十几个参加“巴塞尔周末”的超级贵宾使用。站在餐厅的巨大玻璃望台上极目四望，德国、法国和瑞士三个国家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

在大楼的计算机中心，所有计算机都有专线直接连接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网络，国际金融市场的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厅的屏幕上。18个交易商不间断地处理着欧洲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贷款交易。另一层的黄金交易商则几乎就是永远在电话上交割着中央银行间的黄金头寸。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种交易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所有的贷款和黄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抵押，在交易中国际清算银行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问题是，为什麽这些中央银行愿意把这些并不复杂的业务呢交给国际清算银行来做，并任由它赚取极高的手续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秘密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正处在最严重的时期，而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构思一个美联储的放大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根据1930年的海牙协议，它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它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当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和动荡的30和40年代，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相应地，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就是这个沙赫特曾于1927年与纽约美联储的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共同密谋策划1929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开始追随纳粹信仰。他所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各国中央银行家为了一些秘密的资金调动提供难以追踪的平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以帮助德国将战争尽可能拖得更长一些。

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大批美国的战略物资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先运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转运德国。其中的金融业务很多都是经由国际清算银行结算的。

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竟然是由交战双方的银行家所组成，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Thomas McKittrick）与纳粹德国工业托拉斯I. G. Farben的首脑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 Shmitz），德国银行家冯·克特·施罗德男爵，德国帝国银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 Funk）和埃米尔·普尔（Emil Pauhl）一起担任董事，后两位甚至是希特勒亲自提名的。

1938年3月，当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大肆洗劫了维也纳的黄金，这些黄金与后来在捷克和被德国占领的其它欧洲国家所抢劫的黄金一起被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金库之中。纳粹德国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其中，捷克的黄金在德国占领之前已经被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纳粹占领军迫使捷克银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取这笔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诺曼立刻照办了，这批黄金被德国用来购买了大批战略物资。

当消息被一名英国记者披露出来，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麦金萨亲自给英国财政部长约翰·西蒙打电话核实情况，西蒙百般推诿。后来首相张伯伦被问及此事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没有的事。原来，张伯伦乃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大股东，而该公司和纳粹德国的I. G. Farben是密切的商业伙伴。

美国财政部派到国际清算银行核查情况的科克然（Cochran）是这样描述国际清算银行敌对国家的董事之间的关系的：

“巴塞尔的气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家彼此熟识已经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润的事。他们有人提出应该放弃彼此的相互诘难，大家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去钓钓鱼，克服大家的骄傲和复杂的情绪，而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当前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单化。”

后来英格兰银行被迫承认捷克黄金被转交德国的事实，他们的解释是，那只是技术上的操作，黄金实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当然，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输送黄金给纳粹德国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了。人们不得不佩服雅尔玛·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设计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来支持德国未来的战争。

1940年，美国人麦基垂克（Thomas H. McKittrick）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英美商会主席，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与华尔街关系密切，曾对德国进行过大量贷款业务。他上任后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国中央银行和盖世太保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一旦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银行业务应该如何继续进行。

194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莫金撒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确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2个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麦基垂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有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的时代，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年人们最终发现了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麦基垂克“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尽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国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给予他外交签证，并由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全程护卫着来到交战国首都罗马，然后经由里斯本搭乘瑞典船只回到美国。4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

1943年3月26日，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在众议院提出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试图搞明白“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美国国会和财政部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 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 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当2001年911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当2004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 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年加入外交协会，1991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1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21]

————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和卷2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1973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84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1972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1975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20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小结」

发表小说《菲利浦·德鲁：管理者》后，豪斯上校成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在政治家和银行家中起着沟通和协调的作用。

外交协会的成员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对美国政治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美国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刻意保持低调的国际清算银行是一个中央银行，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美国实际控制的。

克林顿接受恩师的教诲，加入了权力核心圈子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最终在大选中击败了声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为总统。

为了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了国际石油价格并从中牟取暴利。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历史表明放贷者会使用包括滥用权力、诡计、欺骗和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对货币和货币发行的控制，以便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美国第4届总统杰姆斯·麦迪逊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3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肯尼迪遇刺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由肯尼迪的遇刺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银行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和白银这两种“诚实的货币”，引发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总统令11110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

白银美元的历史地位



银本位的终结



黄金互助基金



特别提款权



废除黄金货币的总攻



“经济刺客”与石油美元回流



里根遇刺：粉碎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本章导读」

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中，没有一个事件像刺杀肯尼迪总统这样明目张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无所顾忌地践踏民主政治的了。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1967年2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一般说来，如果美国总统死于任内，“舆论”必然一致认为是“自然原因死亡”。如果总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舆论”就会报道“凶手是个孤僻的疯子”。如果有好几个凶手涉案，“舆论”则会断定“凶手们是互不相识的孤僻的疯子”。谁要是有疑问，谁就会被嘲笑为“阴谋论者”。只是肯尼迪刺杀阴谋太过明显，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官方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误导阴谋论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补救措施，于是40多年来，各种阴谋解说泛滥成灾，而真正的阴谋得以“大隐于朝”。

刑侦学讲究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得出结论。在40多年的岁月里，肯尼迪刺杀案的各种证据和证人早已灰飞烟灭了，人们将永远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来判断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是犯罪心理学却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研究谋杀案件的动机，从而打开通向真相的大门。

本章将从分析肯尼迪刺杀案件的动机入手，揭开20世纪60、70年代国际银行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和白银这两种“诚实的货币”，所引发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总统令11110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

对于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噩耗传来，整个美国都陷入了震惊和悲伤之中。几十年以后，人们在说起这一时刻时，很多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在干什麽。究竟是谁，为什麽刺杀肯尼迪至今仍众说纷纭。美国官方的沃伦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是一个名叫奥斯瓦德的凶手单独作案，但是此案的疑点实在太多，几十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各种阴谋论。

最明显的疑点是凶手被警方抓获不到48小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另一名犹太杀手近距离枪杀，上百万人在电视机旁看到了谋杀全过程，而该凶手的动机竟然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展示犹太人的胆量”。

另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到底几个人参与了谋杀肯尼迪，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是奥斯瓦德在5.6秒的时间里连发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打飞，一发击中肯尼迪的颈部，另外一发致命的子弹命中头部。几乎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准确射击三次，更奇怪的是打中肯尼迪的颈部的子弹是先击中了坐在肯尼迪前方的德州州长后，再射中肯尼迪的，而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人们称之为一发“神奇的子弹”。更多的专家相信，不只一人从不同的方向朝肯尼迪开枪，而且不止三发子弹。

据后来护卫肯尼迪车驾的一名巡警回忆，“当肯尼迪在机场忙着和欢迎的人群握手时，约翰逊（副总统）的秘密特勤（Secrete Service）走过来给我们做安全工作指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说总统在德利广场（刺杀现场）的行车路线临时作了修改。如果保持原来的路线，杀手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下手。他们还给我们下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命令，通常情况下，我们四个摩托护警应该紧靠总统座车的四周，但是他们这次让我们全部退到车后，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总统座车的后轮。他们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没有遮拦的视野’……我的另一位朋友（保护副总统约翰逊）看见他（约翰逊）在听到第一发子弹前30或40秒时，开始在车里弯下身来，甚至在车队拐上休斯敦大街之前。也许他在车里的地毯上找什么东西，但是他看起来就好像预感到会有子弹飞过来一样”。

当第一夫人杰奎琳随着丈夫的遗体乘空军一号到达华盛顿机场时，她仍然穿着溅满肯尼迪鲜血的大衣，她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看犯下的罪恶”，此时的凶手奥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杰奎琳所说的“他们”又是？杰奎琳在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在她死后50周年（2044年5月19日），如果她的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世，她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500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儿子在1999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了命。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著名的民权运动推动者，在1968年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几乎肯定可以最终当选总统，但是就在他欢庆胜利的时候，又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被乱抢打死。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1967年2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8]

沃伦委员会让人生疑的还有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2003年肯尼迪遇刺40周年，美国ABC广播公司搞了一次调查，70％的美国人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阴谋。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的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问题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国际银行家集团中的“圈里人”，其父约瑟夫就是1929年股票崩盘时大发其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的首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席，早在40年代就跻身在亿万富豪的行列中了，如果不是这样显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那麽肯尼迪何以开罪了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以至于落得杀身之祸呢？

毫无疑问，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干的人物，当年纪青青的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就碰上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挑战，他的表现坚定陈稳，可圈可点，面对和苏联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毫不妥协，最终逼退了赫鲁晓夫。肯尼迪还意气风发地推动了美国航天计划，最终使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尽管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伟大的时刻，但他的神奇的感召力却伴随着整个计划。在推动民权运动方面，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勋卓著。1962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全美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民权运动的这个焦点上。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400名联邦执法人员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此举震惊美国社会，肯尼迪顿时深得人民爱戴。在他的号召下，美国青年踊跃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奔赴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农业的发展。

在肯尼迪主政的短短3年中，能有如此耀眼的政绩，的确堪称一代豪杰。这样雄才大略的抱负，如此果断坚毅的心志，再加上美国人民的热爱和世界各国的敬仰，肯尼迪岂是愿做“傀儡”的人物？

当肯尼迪越来越强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来运作这个国家时，他就必然与他背后的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精英集团产生尖锐的冲突。当冲突的焦点涉及到国际银行家所主导的统治精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货币发行权的时候，肯尼迪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10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Silver Certificate）”，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肯尼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从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白银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Federal Reserve Note）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终迫使美联储银行破产。

如果失去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国际银行家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财富创造国将失去大部分影响力，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搞清楚11110号总统令的由来和意义，我们必须从白银在美国的几起几落说起。





「白银美元的历史地位」

白银在美国成为合法货币始于1792年的《1792年铸币法案》（Coinage Act of 1792），该法案奠定了美元的法律地位。一美元包含纯银24.1克，金银比价1比15。美元作为美国货币最基准的度量衡是基于白银之上的。此后美国长期保持金银货币双轨制。

到了1873年2月，《1873年铸币法案》在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下，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了单一的金本位，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矿产和黄金供应，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货币供应。白银的产地比黄金更为分散，产量和供应量也大得多，控制起来难度更大，所以在1873年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先后胁迫欧洲大部分国家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完全的金本位。美国也是这个总体步骤中的一步。这个法案在美国西部产银州激起了强烈反对，人们称这个法案为“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随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支持白银的民间草根运动。

美国国会为了平衡纽约地区欧洲势力背景的银行家的影响力，又通过了《1878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 of 1878），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每月购买价值200到400万美元的白银，金银比价重新设定为1比16。银币与金币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于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和“黄金券”一样，财政部同样发行“白银券”，一美元的“白银券”直接对应一美元的银币，以便于流通。

（一美元的“白银券”，可直接兑换一美元等价银币）

后来《1878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被《1890年谢尔曼白银采购法》（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所取代，新法案增加了财政部必须购买白银的数量，在以前的基础上，财政部必须每月增加450万盎司的购买量。

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开始发行，到1929年大衰退时，“美联储券”已经逐渐占有货币流通的主要份额。到1933年时，“美联储券”仍能兑换等价黄金。

（1914年一美元“美联储券”，可以间接兑换等价金币）

在1933年时，在货币流通领域中还有“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美国政府券”。

（1913年50美元黄金券，可直接兑换50美元等价金币，1933年后持有该货币违法）

“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就是林肯在内战时期发行的美国第一种法币，即“林肯绿币”（Greenbacks）。它的总发行量被限定在6，681，016。1960年，它仅占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1％。

（“美国政府券”，即“林肯绿币”）

除了上述4种主要货币，还有少量的其它货币形式共存。

在1933年罗斯福废除金本位并宣布拥有黄金非法之后，黄金券即退出流通。美国货币流通领域仅剩下“美联储券”、“白银券”和“美国政府券”，由于“美国政府券”先天不足，有发行上限，所以不被国际银行家视作重大威胁。“白银券”就麻烦多了。

由于美国财政部被法律规定常年购买白银，到30年代，美国财政部已经拥有高达60多亿盎司（Troy Once）的白银，大致接近20万吨的庞大储备，再加上白银矿产遍布世界，生产量也颇为可观，要是全部实现货币化发行“白银券”，势必成为国际银行家最大的梦靥。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如果美联储解散，所有还在流通领域的美联储券必须以等价白银回收，1933年罗斯福帮助国际银行家废除了金本位之后，美国货币流通实际上是处在“银本位”之下。

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廉价货币”和“赤字财政”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掣肘，国际银行家梦寐以求的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更高效率的金融工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掠夺公民财富的计划就会受到牵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推行，再加上战后重建欧洲经济的庞大开支以及朝鲜战争的卷入和越南战争升级，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货币逐渐被市场发觉，美国人民从40年代开始不断用“白银券”兑换成银币和银锭，导致财政部天文数字的白银储备急剧缩水。5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电子工业和航天工业对白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更是雪上加霜，到60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财政部的白银储备已锐减到19亿盎司。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猛涨，已逐渐逼近银币的货币价值1.29美元。当“白银券”被兑换成白银实物后，“白银券”也就自然退出流通，“劣币驱除好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效应显现了出来。

这一切就是肯尼迪签署11110号总统令的大背景。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银本位的终结」

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彻底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已在全盘计划之中，但解决白银问题拥有着更高的优先级别。由于白银的潜在矿藏资源非常巨大，一旦世界各国在市场价格引导下开始更大规模的勘探和开发，不仅废除金本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而且还将陷入黄金和白银的两线作战。一旦白银供应量大涨，“白银券”很可能死灰复燃，重新与“美联储券”一争高下，由于美国政府掌握着发行“白银券”的大权，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无定论。“白银券”如果占了上风，美联储的生存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国际银行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压低银价，一方面让世界银矿行业处在亏损或是微利状态，从而延缓银矿的勘探和开发，减少供应量；另一方面促使工业用银量猛增，使得替代白银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变得毫无必要，从而以最快速度消耗美国财政部仅存的白银储备。当财政部拿不出白银的时候，“白银券”自然就不战而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关键是争取时间。

肯尼迪自然是对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对国际银行家表态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另一方面却另作安排。不幸的是，他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并非他的心腹，第伦出身于华尔街银行大家族，身为共和党人被国际银行家强塞到肯尼迪的民主党内阁中，主要财政大权由第伦向国际银行家们负责。在第伦上任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以最快速度消耗财政部的白银储备。果然第伦不负众望，他以91美分一盎司的超低市场价向工业用户大量倾销白银。1947年成立的美国白银用户协会（The Silver Users Association）与第伦遥相呼应，强烈要求“卖掉（财政部）剩余的存银来满足白银用户的需求”[9]

1961年3月19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参议员抱怨美国（财政部）低价抛售（白银）

参议员艾伦·百博（Alan Bible）今天向财政部提出重新审查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白银的政策。这位内华达的民主党议员在给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的信中说，美国国内的银矿开发已经落后于消费需求，而财政部的倾销行为是控制一个不现实的价格上限。世界性的白银短缺只有通过在北美和南美地区大量开发新产能来解决。他说：“只有当财政部缓解对国内市场和邻国的严酷的价格压力后，这一切才谈得上。”〗

1961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还登载了这样一篇消息：

〖主要来自产银州的13个西部民主党参议员今天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要求财政部立刻停止抛售白银的行为。财政部的倾销压低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

1961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

〖财政部抛售白银储备已经对白银市场的价格加上了一个紧紧的盖子。工业用户知道他们可以从财政部得到每盎司91到92美分的白银，所以他们拒绝支付更多的钱给新的白银生产商。〗

1961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

〖白银生产商们昨天欣喜地听到一则消息，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财政部体停止向工业界抛售货币白银。白银的工业用户被震惊了。〗

1961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

〖白银的价格冲上了41年来纽约市场的最高价位，随着星期二肯尼迪总统宣布全面改变美国政府的白银政策，决定由市场来决定白银的价格。第一步就是立刻停止财政部出售不必支撑纸币（“白银券”）的白银的行为。〗

肯尼迪总统终于出手了，虽然时间已经稍显晚了一些，因为财政部的白银此时已剩下不足17亿盎司了。但是他的果断措施已经使市场银价向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厂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白银产量的上升和财政部的存量企稳都是可以预期的事。白银公司的股票一飞冲天。

肯尼迪的这一行为颠覆性地破坏了国际银行家的图谋。

1963年4月，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联储委员会确信，没有必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使用白银。尽管有人觉得把白银从支撑我们一部分货币系统中抽出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按照一般规律，当白银市场得到明确的价格上涨的信号，到重新开始新的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最后提高总供应量，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所以能否最终保住白银的货币地位，从而保留下美国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希望，关键时刻将是1966年。

肯尼迪与国际银行家争夺的制高点就是白银的货币地位，整个战役关系着美国民选政府是否能够最后保留住货币发行权。一旦白银重新开始大量供应，肯尼迪就可以与西部白银生产州联手进一步推动美元货币的白银含量重估的立法，加大“白银券”的发行量，“白银券”势必再度崛起。

到那时，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的11110号总统令就会立刻成为对付“美联储券”的利害杀招。

可惜的是，国际银行家也同样看出了肯尼迪的部署。这个深受选民热爱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964年底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肯尼迪再作4年总统，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除掉肯尼迪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国际银行家中意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当天在飞机上继任美利坚第36届总统时，他深知国际银行家们对他的期许是什么，他不能也不敢辜负这种“期许”。

1964年3月，约翰逊上台后不久，就下令财政部停止“白银券”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从而事实上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财政部又开始以1.29美元为支撑点，向工业界大量抛售白银储备，以继续压制白银价格，打压白银生产商的生产动力，防止白银供应量上升。

紧接着，约翰逊又在1965年6月下令稀释银币纯度，进一步降低白银在硬币流通中的地位，他说：“我想绝对明确地声明，这些变化（稀释银币的纯度）不会影响我们硬币的购买力。在美国境内，新的银币将可以与同等面值的纸币相互兑换。”

华尔街日报1966年6月7日的一篇报道讥讽地回应道：“确实如此！但是那个著名的纸币的购买力，在同样的政府3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政策下已经被逐步地侵蚀掉了。正因为如此，难怪我们的货币完全和金银分道扬镳了。”

美联储自己也承认，每年有计划地、“科学地”让美元的购买力下降3％到4％，以便让劳工阶层能“看到”工资在上涨。

到1967年夏天，财政部基本没有“闲置”的白银可供抛售了。

终结白银货币的大业终于在约翰逊手中实现了。





「黄金互助基金」

在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的进程中，国际银行家采取了“先银后金”的战略方针。先取白银的主要原因在于到60年代初，世界上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从美国货币系统中“摘除白银”只是一个局部手术，所遭遇的阻力和波及面都有限。

黄金的问题则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白银战役尚未结束之前，必须稳住黄金这边的战线。

由于美联储自3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美联储货币发行严重超量，超量的纸币在追逐有限的金银货币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推高了金银价格。在美国国内，由财政部负责出面压住白银价格，在国际上，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组织来代行财政部的功能，负责向市场抛售黄金，将汹涌的黄金攻势压制在滩头阵地。

喷气飞机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银行家能够经常碰面，秘密商量对策。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于是成为他们著名的“巴塞尔周末”会议所在地。

1961年11月，经过密集协商，国际银行家达成一个“高明”的计划，由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该基金由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出份子，总额为2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其中美国最为财大气粗，独家承担一半，德国战后经济起飞，荷包也日渐鼓胀起来，加之战败国自觉矮人一截，所以认捐数额仅次于美国，达3000万美元。英法意都是2500万，瑞士、比利时与荷兰为1000万。由英格兰银行实际负责操盘，先由它自己的金库中垫支黄金，然后月末和其它入伙的央行按比例结算。

“黄金互助基金”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果金价超过35.20美元时，予以迎头痛击，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35.20美元的价格中包括了从纽约调运黄金的运输成本。

所有参与该基金的中央银行都保证不从伦敦市场上购买黄金，也不得从南非、苏联等第三国购买黄金，美国还保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游说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有“黄金互助基金”的内容在当时均为最高金融机密，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传统秘密会议一样，不得有任何书面记录，一张纸片的记录都不允许。任何协议都是口头达成，就如同老摩根以握手和口头协议来完成巨额交易一样，国际银行家们的口头承诺拥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约束力。[10]

在“黄金互助基金”开始运作的最初几年里，大获成功，甚至好到完全超出预先的想象。黄金生产大国苏联1963年秋农业严重歉收，不得不大量抛售黄金来进口粮食，苏联在1963年最后一个季度总共出售惊人的4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大幅超过“黄金互助基金”的全部黄金家底，在21个月中，“黄金互助基金”的黄金弹药库暴涨到13亿美元，国际银行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11]

但是，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美联储不断加大美元的供应量，洪水泛滥的美元很很快就吞噬了“黄金互助基金”的盈余和大部分家底。法国眼看大势已去，率先退出“黄金互助基金”，不仅如此，法国政府加紧把手中的大把日渐丧失购买力的美元换成黄金，从1962年到1966年，法国从美联储手中兑换了近30亿美元的黄金并运回巴黎储存。

到1967年11月底，“黄金互助基金”总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黄金，接近900吨。此时的美元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危机之中。

约翰逊总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想做点什麽了。

在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群国银行家作为他的高参，他们反复向总统灌输一个主意，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样一点一点被其他国家吸干黄金储备，不如孤注一掷搏一把，拿出全部黄金家当，把伦敦金属交易市场给淹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黄金对美元升值的问题，重拾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约翰逊接受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建议，美联储的全部黄金储备被押上了这场空前规模的赌桌。上万吨的金砖被装船运往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准备给看好黄金的全世界投机者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计划顺利，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联手海量抛售黄金，造成黄金突然超量供应，将金价打到35美元以下，投机者势必陷入全面恐慌，并最终击穿他们的止损线，造成更大规模的抛售黄金。待彻底打垮黄金买家的人气之后，再以低价逐渐买回黄金，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还回金库。这实在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在1968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之内，该计划付诸执行。让约翰逊总统和所有人极度惊骇的是，市场全部吸收了黄金的卖盘。该役，美联储总共损失9300吨黄金。酷爱权力却输得一塌糊涂的约翰逊总统，不久即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连任。[12]1968年3月，“黄金互助基金”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3月9日，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大家（总统经济顾问）的结论是：一致反对让黄金涨价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多数人倾向保持“黄金互助基金”运转，但是他们认为和欧洲方面协调有困难，很难恢复市场的平静。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终不得不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大家的想法比较混乱，不知如和劝说非“黄金互助基金”的国家与我们合作，他们觉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排上用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对何去何从有一个清楚的想法并采取行动。

评语：您可以看出，这些想法和我们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本周末的巴塞尔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之后，我们将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欧洲人的想法。〗

3月12日，在另一份备忘录中，罗斯托写道：

〖总统先生：

我对比尔·马丁（Bill Martin，美联储主席，刚参加晚巴塞尔会议）的理解是以下几点：

1、对于黄金价格的变化，英国和荷兰人可能赞同这种选择（保持“黄金互助基金”）。德国人犹豫不决。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人强烈反对。

2、他达成了协议，大家追加5亿美元的黄金并以承诺另外5亿美元来保证基金的继续运转。（以目前伦敦市场黄金损失速度来看，这些黄金只能支持几天时间）

3、欧洲人意识到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非常不愉快的选择。他们准备不得以时关闭伦敦黄金市场，让黄金随行就市。

4、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国务院、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们忙了一整天来考虑一旦我们宣布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后，各国以后如何协调。

5、我们还不知道约福勒（财政部长）和比尔的个人观点。我们会在今晚或明早与他们交换意见。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离真相到来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3月14日，在黄金问题上，罗斯托进一步报告：

〖您的高级顾问达成以下一致：

1、现在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希望事情能有好转。

2、我们这个周末需要在华盛顿召开一个“黄金互助基金”参与国的会议。

3、我们将讨论：黄金在过渡期间的规则，保持金融市场持续的措施，加紧推行特别提款权（SDR's）

4、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官方央行美元持有者按原价兑换。

5、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中止官方美元兑换黄金，至少暂时如此。然后召开紧急会议。

6、这将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但这是唯一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一个长远方案的办法。我们一致认为让黄金价格上涨是最糟糕的后果。

您现在必须下决心是否立即关闭伦敦黄金市场。〗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挽救不了“黄金互助基金”破产的命运。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终于关门大吉了。伦敦黄金市场应美国要求关闭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美联储黄金大战惨败的同时，越南战争的情况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1月30日越南游击队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甚至占领了西贡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基辛格认为，这次进攻虽然北越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却是北越的最大败笔，游击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飘忽不定的打法，而集中主力与美军打起了阵地战，在美军优势火力之下，游击队伤亡惨重。如果美军对业已失去了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越南战场的前景可能会有根本改观，让基辛格扼腕长叹的是，约翰逊放弃了这样一次机会。此时的约翰逊在金融战场上的惨败，已经使他丧失了坚持越南战争的底气。

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让美国的决策精英们陷入了全面恐慌，坚持金本位的保守人士与要求废除金本位的主流派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双方都认为在如此混乱的金融局面下，越南战争该收场了。

于是，美国的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发生根本转变。1968年2月27日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华尔街日报质问“事态是否已经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接受越南事件的黯淡前景。”《时代周刊》3月15日说，“1968年已使得美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有取得有利的局面，已经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强权力所能及的了。”这时，熟睡已久的参议员们也苏醒过来，富布赖特议员开始质疑：“政府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就扩大战争吗？”曼斯菲尔德则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中止轰炸行动，他还表明不再增派大量军队前往越南，并宣称“我们在越南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消灭敌人”。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总统。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特别提款权」

货币学家们在反复发作的美元危机中始终坚称是黄金短缺造成了货币危机，从金本位的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倒果为因，黄金短缺并不是问题的原因，无节制的美元过量增发才是危机的根源。和白银价格长期被压制一样，黄金价格被长期扭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于造成黄金产量不足的窘境。当危机来到时，奇怪的是人们通常采取的竟是掩耳盗铃的伎俩，而不是诚实地面对问题的本质。在“黄金互助基金”打光所有“子弹”之后，国际银行家们又想起凯恩斯在40年代最早提出的“纸黄金”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包装，最后提出“特别提款权”（SDR）这个“伟大发明”。

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鲁夫所指出：“同时，货币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来掩盖美国货币的破产状态的事实。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分配到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为了不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必须被严格限量。这样，甚至在特别提款权的扶持下，美国仍然无法偿还它的美元债务的一小部分。”

但是华尔街则是另一派喜气洋洋的面孔，它欢呼这是个现代金融史上的创举：美国获得了纸黄金的胜利。

财政部次长保罗·沃尔克满面笑容地告诉新闻媒体：“我们终于实施了它（特别提款权计划）。”华尔街日报欢呼这是美国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是对老旧的黄金必须是货币价值的唯一指挥棒和经济万能药的直接打击。

但是，华尔街日报忘了说既使是特别提款权也是以黄金含量来定义的，所以黄金仍然是货币的指挥棒，而且特别提款权不能被“贬值”。

对于特别提款权，霍普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总有一天，它（特别提款权）会被历史学家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阴谋所造成的‘南海泡沫’一样并列在人类伟大‘发明’之列。把它定义为等同黄金而却不能兑换成黄金简直可以申请荒谬专利了。任何纸币或信用单位只有在固定比例下毫无限制地可兑换黄金才能被视作‘等同于’黄金。

德国经济学家帕尔义对‘纸黄金’的概念也提出了尖锐地批判：这种新的SDR储备货币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刺激更加鲁莽的金融扩张和通货膨胀。采用SDR是通货膨胀分子的胜利。它搬开了挡在完全受控制的‘世界货币’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它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短缺’。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世界离最后的真相不远了。

当然，国际银行家的计划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实现，凯恩斯40年代以特别提款权为未来的“世界货币”的构想确实有些过于“前卫”了。不过，国际银行家们当年的乐观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二战结束刚结束，联合国这个“世界政府”的“原型”已经如期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一对“世界统一的货币发行机构”也同时就位了，如果特别提款权再如期成为世界货币，大业成矣。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英国凯恩斯版本的未来世界“美好的蓝图”，与怀特的美国版本有不小的出入，美国人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又是财大气粗，既然有现成的美元霸权，又怎会热心凯恩斯的计划，双方有些离心离德了。另外就是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浪潮来势凶猛，亚洲的崛起又动摇了世界力量的基本对比，特别提款权始终没有修成正果。





「废除黄金货币的总攻」

尼克松不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黄金何以如决堤的江河奔涌外逃，无论美国政府如何阻挡都无济于事。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收支账目出现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国实际上已无力保持对黄金的固定汇率。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

美联储的约翰·埃克斯特讲述了这场黄金决战的最后一段故事：“1971年8月10日，一群银行家、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在新泽西海边举行了一次非正式讨论，探讨货币危机问题。大约下午3点，保罗·沃尔克的车来了。他当时是财政部次长，负责货币问题。

我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你知道，我一向支持保守的货币政策，所以我所提出的大幅提高利率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其他人认为美联储不会放慢信贷扩张，担心会导致衰退甚至更糟。我又建议提高黄金价格，保罗·沃尔克认为有道理，但是他觉得国会很难通过。像美国这样的世界领导人不愿意向他们的人民承认货币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不论问题有多严重。这实在是太让他们尴尬了，到这时为止，我们所遇到的（货币）危机，人民大多还毫无知觉。这不像是1933年国家处在紧急状态下，罗斯福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保罗·沃尔克转过来问我，如果我来决策应该怎样做。我告诉他因为他不愿升息，又不愿黄金涨价，那就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继续以35美元一盎司出售国库的黄金已经毫无意义了。5天以后，尼克松就关闭了黄金窗口。”

1971年8月15，最后的真相终于来到了。美国已经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了，这是美国继1963年罗斯福对美国国内人民赖账以来，再次对国际社会赖账。尼克松在当天晚上发表的演说中，猛烈抨击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制造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为了保卫美元必须“暂时”放弃美元兑换黄金。问题是，谁是尼克松所指的“投机分子”呢？要知道，当年索罗斯们还小，外汇市场由于布雷顿体系的制约，汇率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不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可以找美国兑换黄金的，只有各国的中央银行才有这个资格。而当年挑头“闹事”的自然是法国政府了。

当黄金和美元的最后一丝联系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总统斩断之后，让国际银行家紧张激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全世界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究竟是福是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紧箍咒之后，果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到2006年为止，美国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债总额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高达2万2000亿美元。

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辛勤劳动的世界各国纳税人来偿还。





「“经济杀手”与石油美元回流」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进攻。果然不出国际银行家所料，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部长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强烈要求锁定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他建议其他国家一起没收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财产并实施国有化，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从美国的银行系统中撤出所有资金，他认为这将造成美国陷入29年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虽然这些过激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但在10月17日他们达成了削减5％的石油产量，并持续每月减少5％的产量，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10月19日，尼克松总统要求国会立即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0月20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涨，从1970年的1.39美元一桶原油冲到1974年的8.32美元。虽然石油禁运只持续了5个月到1974年3月结束，但是，这次事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

国际银行家则千方百计地谋划让流进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必须流回美国。

经过仔细分析，美国决定采取“分而制之”的策略，从内部分化和瓦解中东石油出产国。而主要突击方向被选定为沙特。沙特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盛产石油，地处中东腹地，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强邻环伺，军事防御力量极端单薄，沙特王室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洞察了这一弱点之后，美国向沙特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拉拢条件，全面的政治支持，必要时的军事保护，并提供技术支援、军事训练，以确保沙特王室永续存在。条件是，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沙特必须用赚来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波动必须经过美国认可，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尼或委内瑞拉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沙特有义务弥补由此产生的石油供应量缺口，沙特还需要从中“劝阻”其它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经济刺客”帕金先生被派往沙特去做这个计划的具体操盘手。作为一家世界著名工程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帕金先生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想象力来使大量投资在沙特经济中显得非常有前景，前提是，必须由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中标”。

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帕金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沙特首都利雅得大街上的羊群与现代化的气息差距太大，大规模城市建设能够赚回很多石油美元。另一方面，帕金深知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求对石油进行深加工，拥有自己的石油精炼工业，以获得比出售原油更高的利润。帕金想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处理羊群入手，石油美元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美国最昂贵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备，美化利雅得的市政建设也需要大批高精尖的美国产品。在工业方面，石油美元将被用于运输原油，加工原油的基础设施方面，巨大的石油加工工业区将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们的四周则是大型工业园，大型发电厂，变电输电系统，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讯系统，机场，海港改造，和与之配套的巨大的服务业体系。

在帕金的计划中分成了两大类项目，一类是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的合同，一类是长期服务与管理合同，等美国各类公司将在未来几十年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帕金还想到了更远的前景，保护阿拉伯半岛所产生的巨大产业链。美国军事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合同和其它相关的一切活动的合同，还包括更加庞大的管理与服务合同。而这一切又会产生新一波的工程建设合同，诸如军用机场、导弹基地、人员培训中心等所有与之相关的项目。

帕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石油美元绝大部分流回美国，还要使这笔巨款所产生的利息收益全部花在美国公司身上。

沙特人会对这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城市市容倍感骄傲，其它欧佩克国家将艳羡沙特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然后这一套计划将被用于其它国家。

帕金的出色计划和游说能力令幕后大老板非常满意，在这样一个大计划之下，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来到沙特，最终敲定了石油美元的大政方针。

脱离了金本位庇护之下的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终于找到了石油这个避难所。





「里根遇刺：粉碎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已经被全面废除，除了瑞士金法郎等极少数国家，黄金与纸币已经全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让国际银行家吃不香睡不好的还是黄金的价格在整个70年代的持续上涨，防止金本位复辟乃是国际银行家最高优先级的工作。

1975年1月1日，为了向世人展现黄金不过是一种普通金属，增加人们对纯纸币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决定解除对美国人民实行了长达40年的黄金持有禁令。其它国家对黄金则采取课以重税的办法来减少人民对黄金的需求，有的甚至征收高达50％的黄金增值税。美国人在黄金消失了40年后，已经对黄金非常生疏了，再加上购买的繁琐与不便，黄金解禁并没有产生预想的紧张局面，国际银行家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看到前中央银行家约翰·埃克斯特手中玩弄的金币时，不禁好奇地问道：“约翰，你的金币是从哪里买的？”

欧内斯特·威尔克在《为什么要黄金》一书中点出了国际银行家打压黄金的实质：“从1975年开始，美国在IMF的主要成员国的配合下开始了‘打压’世界黄金市场的征途。打压黄金价格的目的在于使主要国家的人民信服纸币比黄金更好。成功（控制黄金价格）的操作，将确保超量发行纸币的过程能够无限进行下去。”

经济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在失去政府官方的购买需求之后，黄金会被证明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认为25美元一盎司才是黄金的“内在价值”。

1975年8月，为了进一步消除黄金的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决定各国的黄金储备量不再增加，而IMF的黄金需要抛售5000万盎司来压低金价。但是黄金价格依旧坚挺，并在1979年9月冲到了430美元一盎司，此时的金价比起1971年布雷顿体系解体时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十几倍。

美国财政部于1975年1月开始第一次拍卖黄金，后来从30万盎司的拍卖量增加到75万盎司，仍然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只有当财政部1978年11月宣布空前的150万盎司的拍卖量时，市场价格才少许回落。到197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终于撑不住了，宣布定期拍卖改为“意外”拍卖。

400美元的黄金价格被普遍认为合理地反映了美元从1933年以来严重超量发行的事实，应该是稳定而可持续的价位。

但是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改变了黄金的长期价格走向。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这一举动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从心底冒出一丝寒意，如果伊朗的黄金可以被冻结，大家存在美国的黄金也都不安全。于是各国纷纷购买黄金并直接运回本国储存。伊朗更是惊恐万状地在国际市场上狂买黄金，伊拉克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超级买家的行列，金价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跳上了850美元一盎司的云端。

目睹了这一切沧桑巨变的里根总统，开始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救美国经济。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入主白宫仅69天的里根就被一名叫辛克利的追星族一枪打中，子弹距心脏仅1毫米。据说此人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当然，和绝大多数刺杀美国总统的凶手一样，此人被认为神经有问题。

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这一枪不仅打明白了里根总统，也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1982年3月，17人组成的“黄金委员会”以15比2的差距，否决了恢复金本位的思路，里根总统赶紧“从善如流”。

从此，再也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动金本位的念头了。





「小结」

肯尼迪意图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剥夺国际银行家对美国的大部分影响力，这最终导致了他的遇刺身亡。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约翰逊上台后，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同时大量抛售白银储备，最终终结了白银货币。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是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伟大发明，掩盖美国货币破产状态的事实。

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束缚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

“经济杀手”珀金斯为沙特提出了一个加工石油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帮助沙特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其目的是让石油美元大部分回流到美国，也为美元找到了一个石油避难所。

里根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回美国经济，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最后里根被刺，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第八章 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1]

——美国时代周刊，1997



为了站稳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 “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世界环保银行：要圈地球30%的陆地



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亚洲货币绞杀战



中国未来的寓言





「本章导读」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3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美元一桶。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

70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IMF联手作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IMF开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

————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1973年5月会议时的1300亿美元，暴涨了5倍，到1982年时达到了惊人的6120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口产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拯救他们，还有加大出售他们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债务清偿的过程。

墨西哥总统波提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美国际银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与之相随的低原材料价格这对“剪刀的双刃来扼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泯灭其余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他进一步威胁要带领发展中国家停止债务支付。他指出：“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够按照与现实情况差异巨大的条件来按时偿还债务。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不能够瘫痪我们的经济或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来偿还这些债务，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债务偿还的费用已经涨了3倍，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我们旨在消除饥饿、疾病、无知和依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造成国际危机。”

不幸的是，波提罗在联合国发言后仅2个月就被国际银行家看中的人选所取代，IMF作为“维护贷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债务清偿，恩格这样描述了这段历史：“现代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有组织抢劫行动开始了，其规模远超20年代的类似活动。与西欧或美国媒体精心掩饰的情况正相反，债务国偿付了好几遍欠债，他们正是以血和‘一磅鲜肉’来偿还给现代纽约和伦敦的夏洛克们的。1982年8月以后发展中国家不再还债并非实情。他们的头上被顶着枪，在IMF的威逼下，签署了银行家们美其名曰‘债务解决方案’的协议，参与的都是著名的纽约花旗银行或大通银行。”

IMF的贷款只有在债务国签署了一系列“特别条款”之后才能得到，这些条款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货币贬值。然后债务被重新延展，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再支付一笔“服务费”给国际银行家，并被记入债务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减对医药、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同时比索被贬值到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罗总统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对美元比价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对美元已贬到2300比1，墨西哥经济已经事实上被国际银行家们“有控制地解体”了。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个债务国仅向国际银行家支付利息一项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偿付又支付了3320亿美元，总共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1980年）的债务支付了6580亿美元的费用。尽管这样，到1987年，109个债务国还欠国际银行家13000亿美元。在如此惊人基础上进行利滚利，只怕发展中国家永远没有还清债务的时候了。于是，国际银行家与IMF就开始对债务国实施破产清偿。接受银行家“债务解决方案”的国家被迫以跳楼价出卖大量核心资产，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话、石油、银行等。

人们终于见识到国际银行家所策划的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具有何等地杀伤力！





「世界环保银行：要圈地球30％的陆地」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之际，国际银行家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行动，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正常智力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环境保护”竟然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切入点。

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能明白国际银行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著名大学里，一位化名为“约翰·窦”的社会学教授，接到一个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项秘密研究课题，参与该计划的15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学者。“约翰·窦”教授带着好奇来到了一个名叫“铁山”的地方报到。

“铁山”靠近纽约州的哈德迅城，这里有当年冷战期间为防御苏联核打击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设施，几百家美国最大公司的总部都在此处设有临时办公地点。这些公司包括：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汉诺威制造信托公司等。如果核战争爆发，这里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商业运作中心，以确保核战争之后，美国商业体系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平时，这里是这些公司储存机密文件档案的地方。

这个神秘的研究小组要研究的课题是，如果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阶段，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对应策略。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2年半的时间。

1967年，这个15人的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被政府要求对该报告严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约翰·窦”教授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他于是找到著名作家里欧·莱文，在里欧·莱文的帮助下，这本名叫《来自铁山的报告》被戴尔出版公司于1967年正式出版。该书一经面世，立刻震惊美国社会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谁是“约翰·窦”。该报告被认为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策划，麦克纳马拉是外交协会的成员，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运作的研究机构被认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该机构的创始人赫曼·凯恩也是外交协会成员。

对于这次泄密事件，约翰迅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立刻站出来进行紧急“消毒”，他指出该报告纯属子虚乌有。同样是外交协会成员亨利·鲁斯控制下的《时代》也说该报告是“巧妙的谎言”。该报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国社会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

不过，1967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曾经在《书评》栏目中介绍过这本书。介绍该书的就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加布雷斯，他也是外交协会成员，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证明该报告是真实的，因为他本人就在被邀请之列。后来尽管他没能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作，但该项目一直在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他也被告知要对外保密。“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名誉担保这个文件（‘铁山报告’）的真实性，我也愿意证实它的结论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将它公布给没有准备的公众是否明智。”

后来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体上两次重申该报告的真实性。

那么，该报告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结论，让“精英们”如此紧张呢？

原来，该报告详实地透露了“世界精英们”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规划。报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讨论对与错的问题，也不考虑自由与人权之类的空洞概念，一切诸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宗教立场都不占有任何位置，这是一份“纯粹客观”的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持续的和平，尽管从理论上说并非不可能，但是却不具有可持续性。即便（和平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选择……战争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种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被发展出来，否则战争系统应该被保持和强化。”

报告认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对敌人的仇恨和被征服与劫掠的恐惧，使人民更能够承受过重的税负和牺牲，战争又是人民强烈情绪的催化剂，在爱国、忠诚和胜利的精神状态下，人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背叛行为。相反，在和平情况下，人民会本能地反对高税收政策，讨厌政府过多干预私人生活。

“战争系统不仅是一个国家作为独立政治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战争，政府统治人民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战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政府能够拥有权力的基础。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例子表明，失去战争威胁可信性的政权，最终导致了权力瓦解，这种破坏作用来源于个人利益膨胀、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体因素。战争的可能成为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的政治稳定因素。它保持了社会阶层分明，保证了人民对政府的服从。”

但是该报告认为，传统的战争方式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种状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业将难以实现，特别是在核战争时代，战争爆发变成了一种难以预测和风险极大的问题。考虑到该研究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不久开始进行的，当时和苏联核大战的阴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们的心态。

问题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现了“永久和平”，美国社会的出路何在呢？这正是这个秘密研究小组要追寻的答案。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为美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战争”的新方案。经过谨慎的研究，专家们提出，替代战争的新方案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3）必须提供人民强迫性服务于政府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一件轻松的工作。专家们先是想到“向贫困宣战”。贫困问题虽然足够庞大，但是不具备足够的恐惧感，所以很快被放弃了。另一个选择是外星人入侵，虽然足够恐怖，但在60年代还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弃了。最后大家想到了“环境污染”，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具备可信度，在对环境污染的宣传上下下功夫，足以达到核战争之后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断地污染环境的确是在经济上非常“浪费”的；人民忍受高税收和降低生活质量，接受政府干预私人生活，为的是“拯救地球母亲”，非常符合逻辑。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选择！

经过科学地估算，环境污染问题要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危机的时间大约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报告的发表时间是1967年。

20年后……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大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1500名代表惊讶地发现，一份名为《丹佛宣言》的文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丹佛宣言》指出：“因为新的资金必须被筹集起来以扩大环境保护的活动范围，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银行模式，以便将对环境管理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的资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这种新的银行模式就是“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与以前类似会议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国际银行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首的就是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这些超级大忙人居然在一个环保会议上盘桓了整整6天，向大会介绍和推销“世界环保银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罗斯柴尔德在大会上发言将这个“世界环保银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建立将把发展中国家从债务泥潭中“拯救”出来，同时还能保护生态环境。

请注意，截止1987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高达13000亿美元。

世界环保银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国际银行家们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1万30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贷款，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向IMF和国际银行家的贷款绝大多数没有抵押品，仅以国家信用为凭证，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银行家不太容易进行破产清偿。当这些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头上后，国际银行家们账目上原本很难看得呆帐一下变成了优质资产。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着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以人类圈地运动的规模来看，世界环保银行堪称前无古人。

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如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这般人物也要“关心”此次环保大会长达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级官员克斯塔博士在听到罗斯柴尔德的世界环保银行提议之后，一夜未眠。他认为，如果环保银行提供软贷款，在短期内可能对巴西的经济有帮助，至少经济发动机可以再度启动，但是从长远来看，巴西无论如何是无法偿还这些贷款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风水宝地亚马逊地区将不再为巴西所拥有。

被抵押的资源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的名称比较扎眼，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的名义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国际银行家们的长远规划目前正在逐步实施。





「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日本崛起为世界主导的金融强权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1987年，索罗斯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同时失去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国际银行家对这一事件当然记忆犹新，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在国际银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2006年夏，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当听到他热情洋溢地“祝中国成功”时，人们背后不禁冒出丝丝寒气。不知他的前任贝克当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时，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划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更是为他凭增了几分神秘色彩，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认为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就与众不同。

索罗斯果真独往独来，仅凭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索罗斯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贩毒洗钱中心。

鉴于美国证券法规定冲基金的“复杂”投资人不得超过99名美国公民，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确保这99名超级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离岸对冲基金中，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只是以“投资顾问”的名义参与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提供该基金运作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声称自己仅仅是名投资顾问以推诿责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简单。他的董事会包括：

〖董事，理查·凯兹，凯兹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董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意大利米兰银行的总裁。

董事，尼斯·托布是伦敦银团的合伙人，它的主要运作者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董事，伦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威廉·里斯－莫格，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下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是瑞士私人银行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日内瓦最聪明的银行家”。皮西托的铁哥们包括纽约共和银行的拥有者沙夫拉，这个沙夫拉已经被美国执法部门确认与莫斯科银行犯罪集团有关，并被瑞士官方认定涉及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毒品洗钱活动。〗

在索罗斯的“圈子”里还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机商马克·里其和特尔·艾维，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军火商沙尔·艾森堡。

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曾经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创建者，国际情报网络的祖师爷，华尔街5家最大银行的后台，世界黄金价格的制定者，现在仍然主掌着伦敦华尔街轴心的运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当罗斯柴尔德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灯打到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时，他们自己高出“首富们”几个数量级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离岸账户上待机而动。

索罗斯与美国的精英圈子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国著名的军火合同商凯雷投资集团中投入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该集团包括老布什、美国前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等重量级人物。早在80年代，索罗斯就与一些美国政界要人，如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马德·奥布赖特等人一起创办了“国家民主捐助基金”，这一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与私人资本合资建立的。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之下，索罗斯从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风暴。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为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资助的中欧大学，面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赞。

美国著名评论家吉列斯·埃玛瑞精确地描述了索罗斯们和他们所“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的真实意图：“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面纱背后，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一帮亿万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人中间，索罗斯最为显眼，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触角伸向了整个东欧、东南欧、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索罗斯）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统一的理想。”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

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调整产业结构相当于对宏观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手术，同时却偏偏要紧缩货币供应，等于动大手术却拒绝给病人输血，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

此时，正是国际银行家以“债转股”在吐血大甩卖时，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一个接一个痛遭洗劫，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20年未能恢复元气。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弱小无力反抗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强大的状态下遭到有组织的疯狂抢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索罗斯这种灭人之国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厉害之处。看来欲灭一国先乱其心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苏联“有控制的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互别苗头。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形成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条件。在黄金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的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

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窜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翻滚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忧心，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他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

为了对付德法的企图，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又重回联合国。这一手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皆敌，东面有北约，西边是中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作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

尽管德国近年来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家，自从1987年以来，英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但是美国人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大量储蓄，英国是不可能对美国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的。”

伦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撒切尔的谋士们甚至惊呼“德国第四帝国”出现了。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编辑在1990年7月22日这样评论道：“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呢？”

1990年夏天，伦敦方面组建了新的情报部门，大幅增加对德国的情报活动。英国的情报专家强烈建议美国的同行们应该从东德的旧情报人员中招募成员，来建立美国在德国的情报“资产”。

德国方面对俄罗斯最终支持德国统一心存感激，决心帮助俄罗斯重建瘫痪的经济。德国财长设想着未来新欧洲美好的前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起巴黎、汉诺维和柏林，最终通到华沙和莫斯科，统一的货币，水乳交融的经济体，欧洲再也不会有战火和硝烟，只有梦幻一般的未来。

但这决不是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

这就是90年代初在伦敦－华尔街策划之下，索罗斯阻击英镑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眼看欧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了，德国重新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巨额开支却是德国始料不及的，德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对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同一年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的英国情况也不太好，通货膨胀率是德国的3倍，利率高达15％，80年代的泡沫经济正濒临破灭。到1992年，英国和意大利由于双赤字压力，货币已呈现出明显高估的态势，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瞧准这一机会于1992年9月16日发起总攻，做空英镑的总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到晚上7点，英国宣布投降，此役索罗斯斩获高达11亿美元，一举将英镑和里拉踢出了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紧接着，索罗斯乘胜进军想一鼓作气击溃法郎和马克，在这次高达400亿美元的豪赌中，并没有占到便宜。索罗斯能够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其背后实力强大的秘密金融帝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亚洲货币绞杀战」

20世纪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旨在达到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体”的执行进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亚洲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对经历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国家来说，美元储备在关键时刻是何等“宝贵”，惨痛的教训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动抛弃美元储备的念头。

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泰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IMF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

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有这种意识支撑的国家很难被外来势力所统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彻底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IMF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帐，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IMF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不仅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使韩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的绝对必要性。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

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滑稽的是，韩国竟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处宣扬。

当2003年，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泰国政府甚至私下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国际银行家的债务，以报复1997年外国银行的疯狂掠夺。2006年9月，泰国发动军事政变，他信下台。





「中国未来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小结」

国际银行家为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让国际油价上涨400％，一举挽回美元颓势，同时使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冲突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加窘迫。

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运用“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迫使世界经济“有计划解体”。

为了给和平时期的美国找到新的出路，国际银行家提出环保计划，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使国际银行家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在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之时，国际银行家迫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金融泡沫，又以“股指认沽期权”绞杀日本的金融市场，使日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衰退。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下，索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暴，他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核心就是使各国经济“有控制地解体”，最终完成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国际银行家为了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不让新德国重建成功，策划了90年代初索罗斯对英镑和里拉的狙击。

为了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同时刺激亚洲对美元的需求，国际银行家发动了亚洲货币绞杀战，导致泰国金融战败，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压力，经济强劲回升。





第九章 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

如果所有银行的贷款都被偿还，银行存款将不复存在，整个货币流通将会枯竭。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想法。我们（美联储）完全依赖商业银行。我们货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无论是现钞还是信用，都必须有人来借才能产生出来。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信贷）制造出足够的货币，我们的经济就会繁荣；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衰退。我们绝对没有一种永久性的货币系统。当人们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货币系统）可悲的荒谬之处，以及（美联储）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助，就会变得如此明显。货币是人们最应该调查和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广泛地理解这个（货币）系统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会崩溃。

————罗伯特·汉姆费尔，美联储亚特兰大银行



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部分储备金体系： 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政府特许机构：“第二美联储”



黄金：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



美元泡沫经济的死穴





「本章导读」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可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械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

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息收入归谁呢？归创造出美元的银行系统。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债务美元，换句话说，人民借钱越多，就必须借更多的钱。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乃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中国有句老话，寅吃卯粮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另一类货币，就是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这种货币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许诺，不是任何人的债务，它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是人类数千年社会实践中自然进化而来的。它不需要任何政府力量的强制，它可以跨越时代与国界，它是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

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民币则介于二者之间。尽管人民币目前也存在着“债务化货币”的成分，但就其主体而言，仍然是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与服务的度量。人民币的发行并非像美元一样必须以国债作抵押，由私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以得以避免了落入私人腰包的巨额利息支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民币的属性更接近金银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没有金银作为支撑，它又有法币的基本属性，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才能保证货币价值。

真正理解西方法币制度，尤其是美元制度的内在本质，是人民币未来改革的必要前提。





「部分储备金体系：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现代）银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带着罪恶降生。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创造储蓄的权力，一切财富的好运都会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创造储蓄的权力）应该消失，因为这将带来一个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并为你们的被奴役支付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储蓄好了。

————约四亚·斯坦普爵士，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

最早的金匠银行家们提供的是纯粹的“金币存放业务”，当储户将金币交给银行家时，银行家提供标准格式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银行券”，这些金币的“衍生物”逐渐成为社会交易的媒介，被称之为货币。

此时的银行是处在完全储备金体系之下，它随时可以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其主要收入就是储户缴纳的“托管费”。

久而久之，“聪明的”金匠银行家发现平时只有很少的储户前来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眼看着金窖里的黄金躺在那里睡大觉，银行家不禁开始心痒起来，如何才能“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呢？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份，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说明，增发比如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

当从事金币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金币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金币的所有权”。在第一种情况下，储户对在银行家那里储放的金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银行家必须承诺储户可以随时拿收据来兑换金币。而第二种则是储户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储放金币的所有权，由银行家进行风险投资，当收回投资之后，储户才能重新获得所有权。

第一种“金币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券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币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当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

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币”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8年的“佛雷对希尔及其他人”一案：

“当（储户的）金钱存入银行时，就完全不再属于储户了；此时，金钱属于银行家，他则有义务在储户要求时归还相应数额的金钱。存放在银行，被银行家所管理的金钱，在所有的意义和内涵上，都是银行家的金钱，他有权任意处置。他没有义务回答储户这些钱是否处于危险境地，他是否进行有害的投机，他没有义务像对待别人财产那样保存和对待它；但是，他当然对（储户存放金钱的）数额有义务，因为他被合约所约束。”

在英美法系之下，英国法官的这个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金融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自己辛苦挣来的金钱突然失去了法律保护，这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在此之后，盎克鲁－萨克逊国家的银行完全拒绝承认“储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额储备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储蓄都变成了“风险投资”。从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垄断地位。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200年。罗斯柴尔德、谢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它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尔集团。这些家族的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

银行卡塔尔是部分准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他们势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

1913年，当国际银行卡塔尔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准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被“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准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100％足额的真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1913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

1913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质美元”就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1971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准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这样描述美元的，“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关于支撑‘美联储券’的资产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有记账方面的需要……银行在借款人承诺还钱时，产生出货币。银行是通过将这些私人和商业债务‘货币化’来创造金钱的。”

美联储芝加哥银行的解释是，“在美国，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存款，都不像商品一样具有内在价值，美元仅仅是一张纸。银行存款也只是记账簿中的若干数字。硬币虽然拥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远低于它们的面值。

那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支票、纸币、硬币等工具在偿还债务和其它货币用途中，能够被人们按照它们的面值来接受呢？主要是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用这些货币换成其它的金融资产以及真实的产品与服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用法律规定，这些‘法币’必须被接受。”

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那么债务究竟是如何变成美元的呢？要搞清“债转钱”的细节，我们必须拿着放大镜来仔细观察美国的货币运作机制。

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其不公体现在：

1、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2、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3、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1％到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90％的储蓄贷出。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

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从本质上看，部分准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黄金本位下，其结果必然是银行券发行量逐渐大幅超过黄金储备量，而导致金本位必然解体。在布雷顿体系下，则是必然导致黄金兑换体系的崩溃。而在纯粹法币制度下，最终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严重衰退。

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美国80年代发行的规模空前的国债，由于利息颇高，极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外国中央银行也趋之若鹜，在这个现有美元的回流重新使用的过程中，新美元创造较少。到了90年代，由于打垮了世界主要竞争货币，美元国债仍然抢手，进口日常商品的价格在第三世界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也显得格外便宜，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从1913年到2001年，美国在87年里一共积累了6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8万8000亿美元，并以每天25.5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美国国债：从1982年到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尚处在“温和增加”状态，年均增加8％。但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进入“快车道”，达到了12％。从2002年开始，由于反恐战争和刺激濒临衰退的经济的需要，在战后利率接近最低点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增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其实，从美国国债增发的陡度来看，一切已属必然。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过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它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任何一个熟悉股票投资的人，都可以清楚的预见到这种陡度的曲线最终将意味着什么。）

2001年911以来，葛林斯潘为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的把利率从6％迅速降到1％所造成的美元信贷暴涨，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元其实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几乎同时扑向了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一位法国投资者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其后果就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上涨到60美元，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分别是2002年价格的120％到300％。但经济学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说通货膨胀只有1～2％，人们不禁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负担近60万美元的债务。在私人债务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数目庞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欠款。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在全部债务中，近70％的债务都是199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发动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战争来套牢第三世界国家了，因为美国本身已经严重负债，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债务“金钱化”，再加上部分储备金这一超级放大器，已经严重透支了美国人民未来的财富。到2006年，美国人所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在联邦政府那里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转入银行系统以支付债务美元的利息。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没有一分钱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换句话说，3亿美国人被银行家“间接征税”了几十年，而且还要年复一年被继续盘剥下去。美国人民的储蓄，则通过长期通货膨胀被银行家的“潜在税收”再刮掉一层皮。

先不论美国的债务人是否还能还得清这利滚利的债务，问题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偿还国债。美国政府只是不断地用永远增加的新债券去替换老债券以及老债务所累积的利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正如美联储费城银行指出，“在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众多分析家现在认为国债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经济的）福音。他们认为国债完全不需要减少。”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靠借越来越多的债务来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钱，天底下只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了。这种听起来类似“经济永动机”的“好事”，现在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用不断增加债务来永远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与认为一国可以靠多印钞票就能致富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些学者们还进一步指责亚洲和其它国家过多的储蓄才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已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程度。亚洲国家过多的储蓄？他们哪里还有过多的储蓄呢？这些几十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被美国吸进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永动机”的“伟大试验”中去了。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泰。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民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如果每年以利滚利方式增加的至少2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迟早会被“创造”出来进入货币系统的话，尽管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更高债务的代价往未来堆积，另外一部分利息美元增发也足以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但奇怪的是，美国的通胀似乎并不明显。国际银行家的魔术是怎样玩儿的呢？

窍门在于必须有吸纳大量货币增发的去处，这就是近十几年来畸形膨胀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2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其增长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足以撑破任何正常的人类想象力。

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呢？和美元一样，也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它们是债务的集合，它们是债务的集装箱，它们是债务的仓库，它们是债务的喜马拉雅山。

这些债务被作为资产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也是这些债务被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当做资产放在账户上。这些债务被交易着，延期着，挤压着，拉伸着，滚动着，填充着，掏出着，这是一个债务的盛宴，也是一个赌博的盛宴。在纷繁的数学公式背后，只有空和多两个选择，每一张合同都是一次赌博，每一次赌博都必见输赢。

既然是数百万亿美元的豪赌，这个赌场上必有庄家。谁是庄家呢？就是美国的最大的5家银行，它们不仅是重量级的玩家，而且是做的是“霸盘”生意。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占整个盘子的83％，名义价值为98.7万亿美元。

在利率产品类别中，“利率掉期”占绝对优势。“利率掉期”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期限内，用“浮动利息现金流”去交换“固定利息现金流”，交易一般不涉及本金。其主要用途是以“更低的成本”来“模拟”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运作。使用这种工具最多的就是美国两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超级金融公司用发行短期债券来资助30年固定利息的房地产贷款，辅之以“利率掉期”来对冲未来利率变化的风险。

在98.7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74万亿的分额。在金融领域中，10：1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100：1则是“疯狂型”投资，90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以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

摩根大通实际上做的是利率衍生产品市场的“霸盘”生意，它是几乎所有对冲利率走高风险公司的对家。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需要在投资时防止未来利率突然暴涨，而摩根大通则向所有人保证利率不会暴涨，它卖的就是这样一种保险。

是什么神秘的水晶球能让摩根大通敢冒如此惊天动地的风险，来预测只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到时候才知道的利率变化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摩根大通本身就是美联储纽约银行最大的股东之一，而美联储纽约银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营公司，摩根大通不仅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得知利率变化的消息，更是利率变化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远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仅仅是个执行机构而已，利率政策的变化并非像世人想像的那样在美联储定期会议上才投票临时决定的。当然，投票过程是逼真的，但是投票人从一开始就是被国际银行家们安插好的。

所以摩根大通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就好比摩根大通是一家能够人工控制降雨量的公司，而它卖的是洪水泛滥的保险，它当然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泛滥，它甚至知道洪水要淹没哪个地区。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摩根大通敢玩金融衍生市场的“霸盘”生意，同样不会掷骰子。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规模爆炸性的成长，政府的监管早已远远落后了。大量衍生产品的合同是在正规交易市场之外进行的，也叫做“柜台交易”，在会计制度上，也很难将衍生产品的交易与常规商业交易相类比，更不用说税务计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了。由于其规模庞大，金融杠杆比例严重偏高，对家风险难以控制，政府监管疏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不啻为一枚定时核弹。

正是由于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呐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所“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只要巨额新增发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市场所裹携进去，而不至于大量泄露到其它市场上，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就会奇迹般地被控制住。同理，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我们将见识到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政府特许机构：“第二美联储”」

许多金融机构似乎并不理解这些（GSE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风险性质。投资者们误以为他们的投资完全可以避免GSE的信用风险，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认为有足够的预警时间可以等这些短期债券在几个月后到期时从容套现。问题在于，当金融危机出现时，GSE的短期债券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最多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尽管任何一个投资者可以选择退出，但当所有投资者同时逃离时，谁也跑不掉。就像银行挤兑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这些短期债券所依托的房地产资产无法快速变现，从整体上来说，争相抛售GSE的债券的尝试不会成功。

————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2005年

政府特许机构在这里指美国政府特许授权的最大的两家房地产贷款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负责建立美国房地产贷款的二级市场，其发行的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债券（MBS）总额高达4万亿美元。实际上美国银行系统所发放的7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中的大部分，都转卖给了这两家公司。他们把这些长期的房地产按揭打成包，做成MBS债券，然后在华尔街出售给美国的金融机构和亚洲的中央银行。在他们所发行的MBS债券和他们从银行手中收购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之间存在着一个利差，这就构成了这两家公司的利润来源。据统计，美国有60％的银行持有这两家公司的债券的资金超过银行资本的50％。

作为上市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对他们而言，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更加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和信用风险都将由他们自己承担。当美联储从2002年开始漫长的升息过程时，房利美和房地美却开始大量吃进并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其总额到2003年底已高达1.5万亿美元。

作为承担如此庞大债务的金融机构本该小心谨慎规避风险，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资产和债务的期限吻合，否则利率波动的风险将难以控制。其次，应该避免以短期融资支持长期债务。传统的保守方式就是发行长期可回收债券，使得资产和债务时限达到同步，同时锁定利差，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两大风险。但是，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却主要使用长期固定债券和短期债券来进行融资，其短期融资的规模高达每周必须滚动300亿美元的短期债券，从而使他们自己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下。

为了规避利率波动的风险，他们必须采取复杂的对冲策略，如使用债务和“利率掉期”产生一种短期债务+未来固定利息现金流的组合，来“模拟”长期债券的效果。用“掉期期权”来对冲按揭提前偿还风险。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不完备动态对冲”策略，对短期可能的利率剧烈波动来个“重点防守”，对长期不太可能的利率振荡则是“疏于设防”。通过这些措施，一切看起来都是固若金汤，成本也颇低廉，似乎是个完美的方式。

在追求利润的强烈欲望之下，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投资组合中，他们还大量吃进自己发行的MBS债券。乍听起来似乎不合乎常理，哪有自己发行短期债券购买自己长期债券的道理？

怪事自有怪事的道理。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政府授权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的垄断经营商，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着间接的担保。所谓间接，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信用额度，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用。另外，美联储可以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进行贴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将他们的债券进行货币化，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美国国债，还没有任何公司的债券有此殊荣。当市场得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债券几乎等于美元现金时，其信誉度就仅次于美国国债了。所以他们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利息仅比国债略高，既然有如此低廉的融资来源，当然购买自己的长期债券仍然有套利的空间。

可以不算夸张地说，这两家公司的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美国财政部债券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第二美联储”，为美国银行系统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尤其在政府不方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美联储进行了17此连续升息之后，金融市场上仍然呈现出流动性泛滥，原来被美联储吸回来的流动性又通过GSE大举吃进银行房地产贷款而流回了金融市场。这种情形恰似电影《地道战》中鬼子从井里不断抽水然后灌入村里的地道，聪明的游击队通过暗道又把灌进地道的水送回了井里，搞得鬼子直纳闷，不知道地道到底有多深。

GSE的以短期债券购买长期MBS债券的套利行为，再加上国际银行家们从日元市场上以极低成本融资，再以高倍杠杆购买美国国债的期权的行为，人为地造成了美国长期债券（国债和30年MBS债券）异常抢手的“繁荣景象”，从而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殖利率，经过粉饰之后，看上去市场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忧虑显得杞人忧天了。于是，外国投资者犹豫一阵之后，还会回到美国长期债券市场上来，于是，别国的储蓄可以继续资助美国的“经济永动机试验”，于是，欲望的盛宴上人们继续狂欢着。

只是再美妙的幻觉终究是幻觉。当GSE们继续为狂欢节供应酒精时，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自有资本金已经下降到极度危险的3.5％的水平上。在背负着数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之下，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利率市场之中，其资本量是如此之低，已经到了足以让格林斯潘失眠的程度。想起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世界上号称“最懂经济”的大师指导下和拥有最完备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模型，一个俄罗斯债务危机就使这个国际仰慕的完美对冲基金顷刻之间灰飞烟灭。高度依赖金融衍生工具的GSE对冲策略，究竟能不能抗得住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呢？

GSE的软肋在于对短期利率突变防范有严重缺陷。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对GSE的抗利率震荡能力忧心忡忡，他在分析了25年来美国国债每日利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超过1％的国债价格波动中，大约有3/4的情况其绝对值超过了3.5的标准偏差，这比通常的正态分布模式估算的高出16倍。假设一年有250个交易日，发生这种强度的利率波动的概率是一年两次，而不是人们估计的8年1遇。正态分布模式完全误判了利率剧烈波动的风险。超过4.5或更大的标准偏差的超大强度的波动，不是人们预期的百万分之七，而是在6573个交易日中发生了11次，这种级别的波动将足以震垮一个高度依赖金融杠杆的公司。还有一点，剧烈的波动倾向于集中爆发。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它意味着一家公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剧烈震荡好几次。不完备对冲在利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这家公司彻底的失败。”

如果由于金融黑客突然攻击美元，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核袭击或生化袭击，黄金价格持续暴涨等突发事件，美国国债市场势必剧烈震撼，GSE要是一旦出了问题，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流动性，美联储甚至来不及出手相救，而这样的规模崩溃即便是美联储也只能是有心而无力救助。最终60％的美国银行可能被拖垮，高度脆弱的370万亿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发生雪崩，世界金融市场将会出现恐怖的疯狂逃亡景象。

GSE所折射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巨大风险仅仅是冰山一角。

《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在《债务的奢欲》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当今世界的“债务经济繁荣”的：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这些被（天价）收购的公司并不是被金钱和资本买下的，它们是被债务买下的。我的常识告诉我，将来一定有人得偿还这些债务。西班牙帝国的最终崩溃是由于对战争与征服的过度贪婪，我担心当今世界会由于对债务的昂贵奢欲而最终重蹈覆辙。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对于目前而言，尽兴地在（欲望盛宴的）晚会上狂欢吧，但是，别喝得太多，要站在出口附近。”

在一个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巨大的赌场之中，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赌着被清崎称之为“滑稽货币”的美元，此时，尚未喝醉的头脑清醒的人已经看到赌场的角落开始冒烟了，他们此时悄悄地尽可能平静地走向赌场狭窄的出口。这时火苗已经依稀可见，人们都还浑然不觉，只是有更多的人闻到了烟味，他们四下张望，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赌场老板生怕大家发现已经出现的火苗，于是大声吆喝并摆出更加惊险刺激的赌局，大多数人又被重新吸引到赌桌旁。火苗终于渐渐成了火焰，更多人的开始骚动，有人开始奔跑，大多数人则不知所措。赌场老板开始喊话，说有一些火苗和烟雾是正常的，能够刺激赌场生意，而且火苗（通胀）是完全可控的，1971年以来就是如此。喊话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是人们继续赌钱。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挤向出口方向。此时最怕的就是一声尖叫……

当灾难发生时，每个人都会寻找自己的出口。对于清崎而言，赌场的出口就是黄金和白银。他在《赌黄金，别赌滑稽货币》一文中指出：“我觉得黄金很便宜，当石油价格上升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拉伯国家和非洲越来越不愿接受我们的美元的时候，黄金就会涨价。目前，我们还可以用我们‘滑稽的货币’来支付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世界已经逐渐厌倦美元了。我多年以来的策略是：投资真钱，它们就是黄金和白银。我同样继续借出滑稽货币来购买房地产。每当金银价格大跌时，我就买进更多的实物。什么样的聪明投资者会不愿意借滑稽货币来购买低廉的真钱呢？”





「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黄金拥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几个大国政府一直试图震荡黄金价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关注一下过去20年来政府对黄金的政策，就会发现在金价高达800美元一盎司（1980年）的时候，没有政府出售黄金。那时出售应该是很合算的买卖，而且可以稳定金价。但是政府却在最低价时出售（1999年）黄金，英国政府正是如此。政府的这种在最低价抛售黄金的做法正是造成金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

蒙代尔所说的黄金不稳定因素，正是1980年以来国际银行家妖魔化黄金的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黄金价格的操纵却是一个布置严密，手法高超，令人难以察觉的天才计划，能在20多年的时间段里成功压制黄金价格，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要算英格兰银行在1999年5月7日悍然宣布卖掉一半的黄金储备（415吨）的声明了。这是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抛售。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本已疲软的国际金价狂跌到280美元一盎司。

人们不禁狐疑，英格兰银行究竟要干吗？投资吗？不像。要是投资它应该在1980年以850美元一盎司卖出，再买进当时高达13％回报率的美国30年国债，那早就赚大发了。结果英格兰银行硬要在1999年以280美元的接近历史最低价出售黄金，再去投资当时回报不到5％的美国国债，难怪蒙代尔大呼看不懂。

是英格兰银行不懂做生意吗？当然不是。英格兰银行从1694年成立算起，雄霸国际金融市场近300年，堪称现代金融业的老祖宗，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美联储在它的面前还只是小学生，要说它不懂低买高卖的道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英格兰银行违背基本的商业规律行事，只因为一件事，那就是恐惧！它恐惧的倒不是金价持续下跌而导致黄金储备贬值，恰恰相反，它害怕的是黄金持续上涨！因为在英格兰银行的账目上记录在案的黄金早已不翼而飞，那些被标注成黄金应收帐目下的黄金，可能永远也收不回来了。

瑞士银行家费迪南·利普斯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的中央银行是怎样疯狂和轻率地处置人民积累几百年的真正财富——黄金的话，断头台下将是人头滚滚。其实，更为准确地说，要是世界人民最终知道了中央银行家们是如何操纵黄金价格的话，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行为将大白于天下。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已被“租借”给了“金锭银行家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成功地打垮了日本经济，遏制住了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之后，虽然春风得意，辉煌一时，但是，对黄金这一真正的敌人却时刻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欧元与日元对于伦敦－华尔街轴心而言，只是疥癣之疾，黄金才是心腹大患。要是黄金一旦翻盘，所有法币体系都会臣服。黄金虽然已经不是世界货币，可黄金始终是制约国际银行家通过通货膨胀劫掠世界人民财富的最大障碍。它虽然无声无息地被“软禁”在货币体系之外，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为真正财富的象征却无时无刻不在辐射出强大的吸引力。国际上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奔到黄金的周围，接受它坚实的庇护。要想完全废黜这个“货币之王”，即使是一手遮天的国际银行家也是不敢奢望的，他们也只能试图“永远软禁”黄金。

要做到“软禁黄金”，就必须使世人“看到”黄金这个“货币之王”是多么无能与软弱，它既不能保护人民的储蓄，也无法提供稳定的指标，甚至不能吸引投机之徒的兴趣。

所以黄金的价格必须被严格控制。

在吸取了1968年“黄金互助基金”惨败的教训后，国际银行家痛定思痛，决不会再犯用实物黄金对抗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愚蠢的错误了。在1980年采用极端的20％的利率暂时压制住了黄金价格，恢复了美元信心之后，他们开始大量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新的武器。

兵法上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国际银行家颇得此道。黄金也好，美元也罢，或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玩到最高境界，都是玩信心！而金融衍生产品则是超级信心武器。在1987年股灾中成功试爆“金融衍生核弹”之后，1990年这一高效能武器又被再次在东京股市上使用，其杀伤力令国际银行家喜出望外。但是，用核爆炸的方式有短期和强烈的效果，对于黄金这种慢性和长期的威胁，则必须使用多种信心武器，并以“鸡尾酒”式的混合方式进行攻击。

被私有银行控制的中央银行“出租”国家的黄金储备就是其中之一。在9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开始推销一种说法，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没有任何利息收入，除了落满灰尘之外，保存还需要另外一笔开支，不如“出租”给信誉好的“金锭”银行家，利息可以低到1％，但好歹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果然此法在欧洲很快蔚然成风。

谁是所谓的“金锭银行家”呢？jp摩根公司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当仁不让。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信誉从中央银行手中以1％的超低利息“借来”黄金，再到黄金市场上出售，拿到手的钱转手就购买5％回报率的美国国债，稳吃4％的利差，这被称为“黄金套利交易”。这样一来，抛售中央银行的黄金既打压了黄金价格，又吃到了利差的美餐，还同时刺激了美国国债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率，真可谓一箭数雕的妙计。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风险。金锭银行家从中央银行借来的黄金大多是6个月左右的短期和约，但投资的很可能是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到期索要黄金，或金价持续上涨，金锭银行家的处境就危险了。

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把主意打到了黄金生产商身上。他们向黄金生产商反复灌输黄金价格长期必然走低的“历史必然”，只有现在就锁定未来的出售价格，才能避免将来的损失。另外，国际银行家还可以提供4％左右的低息贷款，供黄金生产商继续勘探和开发之用，这样的利息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再加上眼看国际金价一年不如一年，与其等到将来减价出售，还不如现在就把未来的尚在地下待开采的黄金产量卖个好价钱。这叫做“黄金远期合约”。

于是，金锭银行家手中就有了黄金生产商未来的产量作为偿还中央银行黄金租借的抵押。再加上中央银行家和金锭银行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租借合约”几乎可以无限延长下去。于是，金锭银行家就有了双保险。

在这个最初的主意开始运作后不久，天才的华尔街银行家又不断推出新的衍生产品，比如延交现货合同、条件远期合约、变量远期合约、德尔塔对冲和各种期权合约。

在投资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黄金生产商纷纷陷入这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投机活动之中。各国黄金生产商纷纷“透支”未来，将地下可能的储量统统折算成现有产量进行“预售”。澳大利亚的黄金生产商甚至将未来7年的黄金产量卖了出去。西非加纳的重要黄金生产商Ashanti更是在高盛和16家银行的“参谋”之下购买了总量高达2500张金融衍生产品的合约，到1999年6月，其对冲账目上的金融资产高达2亿9千万美元。评论家纷纷指出，当代的黄金生产商，与其说是在开采黄金，还不如说是以开采黄金为噱头进行危险的金融投机。

在黄金生产商掀起的“对冲革命”浪潮中，巴里克黄金公司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巴里克的对冲规模早已超越了风险控制的合理范畴，说它的策略是金融豪赌也绝不夸张。在其海量的单向卖空黄金的行动中，巴里克无形之间造成了同行之间竞相杀价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自毁市场。在巴里克的年报上，系统性地误导了投资人，它吹嘘自己复杂的对冲策略使其总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出黄金。其实，巴里克卖到市场上的黄金中有相当部分就是通过“金锭银行家”向各国中央银行低息“借来”的黄金，它在市场上抛售这些“借来”的黄金所得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其中的利差收益，就是所谓的“复杂的对冲工具”所产生的奇妙效果的真正来源。这构成了典型的财务欺诈。

在几个方面的合力之下，黄金价格不断下跌，这符合所有参加方的利益。黄金生产商由于早已锁定出售价格，在金价下跌时，他们账面上做空黄金的各类“金融资产”，还会升值。于是，黄金生产商就奇怪地成为金价下跌的同谋者。生产商得到的只是短暂的甜头，失去的却是长远的利益。

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主席比尔·莫菲将这个蓄谋打击黄金价格的特殊利益集团称之为“黄金卡特尔”，它的核心成员包括：jp摩根公司、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高盛公司、国际清算银行（BIS）、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高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

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称：“黄金是另一种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场外交易的商品，投资者无法控制黄金的供应量，如果黄金价格上涨，中央银行们随时准备‘出租’黄金储备来增加供应量。”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公开承认，如果有必要，黄金价格完全处于中央银行家们的控制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约的空袭迟迟未能奏效，黄金价格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开始积蓄爆发力。如果金价一旦失控而持续走高，“金锭银行家”则必须从市场上高价买回黄金，归还给中央银行家们。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多的现货，或者当初以“地下未来”黄金产量做抵押的黄金生产商破产，又或许地下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不仅国际银行家要承受巨大损失，中央银行家们的黄金储备账目也会出现巨大的亏空，如果事情败露，人民得知实情，只怕真的会有人上断头台。情急之下，英格兰银行终于在1999年5月7日，冲到了第一线。如果能够吓退投资者，金价继续下跌，自然皆大欢喜，即便失手，坏账的黄金索性卖出，到时候也死无对证。正所谓“黄金坏账，一卖了之”。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出售黄金时，人们从来不知道谁是买主的原因。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10日结束，惊出一身冷汗的中央银行家们觉得玩得太过火了，再加上国际黄金市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声称要告中央银行家们操纵黄金价格，各国政治家们也开始关注黄金价格问题。事情看来要闹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黄金近20年的熊市终于划上了句号，它预示着商品市场大牛市的到来。

1999年是黄金战场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其意义相当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此以后，打压金价的企图，再也未能取得黄金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以美元为首的法币体系将在黄金的强大攻势面前，不断败退，直至最终崩溃。

在控制黄金价格的主战场之外，国家银行家还开辟了第二战场，那就是舆论战和学术战。国际银行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学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法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在照样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他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家）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保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发的纸币会有一天造成债务问题。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的约翰·劳的翻版。他们选择漠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铁律，而故意以某些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思维定式中的速度来印刷纸币，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欺骗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消除商业周期，确保全民就业和永远繁荣。这意味着某些经济学家为着特定政治倾向而制定政策，在不用他们自己的金钱在市场中冒险的前提下，以当年约翰·劳一般的智慧，对经济事务无所不知，任意决定货币、财政、税收、贸易、价格、收入等政策，还告诉我们这样对我们最好。于是他们就‘微调’了我们的经济。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培养出来的，包括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著名的教材《经济学》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他的教材里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彩色图表。但是当读到他对黄金的观点时，才发现他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纵深而显得非常肤浅。他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对金钱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某些理由而选择故意忽略。”

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对1968年以后的黄金价格双轨制的评论中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黄金最终被完全去货币化了。它的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就像铜、小麦、银或盐一样。

一个中东的酋长如果在55美元一盎司的价位上购买了黄金而在68美元的价位上卖出的话，他一定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他是55美元买进，而38.5美元甚至33美元抛出的话，他就会输掉身上的衬衫。

萨缪尔森坚信一旦黄金被踢出货币系统，那么对黄金的需求就只限于很少的几种工业需求，如首饰业。所以，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体系垮台之后，黄金已不再是货币，谁还会需要黄金呢？到1973年，这位大教授出版这段宏论时，他认定1972年75美元一盎司的金价肯定维持不住，黄金最终可能跌到35美元以下。让教授下巴脱臼的是7年以后，黄金的价格冲到了850美元一盎司。

还好，萨缪尔森不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否则的话他输掉的就不仅仅是上身的衬衫了。





「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

一切霸权的力量源泉和最终形式都体现于定价权。

通过控制价格的过程来实现有利于己而不利于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定价权的搏斗恰似帝位争夺一般剧烈，充满权谋和机诈，价格鲜有在平等自由合理的市场运作过程中自然产生，拥有优势的一方从来就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这和战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讨论价格问题必须用研究战争和战例的思路才能接近事情的本像。制定价格、推翻价格、扭曲价格、操纵价格都是各路当事人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没有人的因素作为参照背景，就不可能明白价格形成的轨迹。

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座在老板的位置上发号施令，而多数人只能服从，因为一切都有切肤之感。但老板的老板通过控制老板来间接控制众人，就不是那么明了和直观了，顺着这个权力链条越往上人数越少。定价权的取得也是如此，控制一种商品的价格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行为。

就黄金而言，谁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商，谁就控制了黄金的价格。所谓控制，就是交易商们为了利益或迫于威势，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权力上层的安排。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中一举夺取黄金定价权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现代的黄金定价体制建立于1919年9月12日，当五名各大财团的代表聚集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时，金价被定在4磅18先令9便士的价位上，约合7.5美元。尽管1968年改为以美元报价，但其运作模式基本未变。参加第一次金价制定的代表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还有mocatta & goldsmid，pixley & abell，samuel montagu & co.，sharps wilkins.。罗斯柴尔德家族随后成为固定的主席和召集人。从这一天开始，五位代表每天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会面两次讨论实物黄金的交割价。由主席建议一个开盘价，这个价格立即通过电话传到交易室，主席然后询问谁想买卖多少400盎司的标准金条，数量是多少，根据双方出价和最终达成交易的价格，主席这时宣布金价被“敲定”（The London Good Fix）了。

这个黄金定价制度一直运作到2004年。

2004年4月14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体系，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的投资者。戴维·罗斯柴尔德解释道：“我们在伦敦商品市场（包括黄金）交易的收入在过去5年中已经下降到不足我们业务总收入的1％，从战略分析的角度看，（黄金交易）已经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所以我们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在4月16日大声附和这一说法，“正如凯恩斯所说，（黄金）这一‘野蛮的遗迹’正在走进历史的尘封。当我们看到令人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黄金市场中退出，连号称最铁杆的‘黄金虫子’的法兰西银行也不得不斟酌它的黄金储备时，黄金作为投资品已经更加接近它的尽头了。”

无独有偶，白银交易市场的大哥大AIG集团于6月1日宣布退出白银市场定价，自愿降级为普通交易商。

这两件事从里到外透着蹊跷。

莫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看淡黄金吗？若是如此，为何不在1999年金价跌到历史最低点退出，反而要在黄金白银气势如虹的2004年金盆洗手呢？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最终将会失控，一旦控制金银价格的阴谋败露，操控价格的人将会成为世界公敌。早早地摘清与黄金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10年以后，金银价格果然出了大问题，谁也怪不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

不要忘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拥有着世界上组织最严密效率最高的战略情报网络，他们掌握着常人无法窥知的信息资源。深谋远虑加上庞大的金融资源，和对信息高效的收集分析能力，使得他们在过去200年来几乎左右着整个世界的命运。

当他们突然宣布退出苦心经营了200多年的家族核心业务时，这是一件相当不寻常的事。





「美元泡沫经济的死穴」

最近一段时间里，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伦敦－华尔街轴心众口一辞，都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惹的祸，无非是要挑起世人对中国的不满，掩盖石油暴涨是为了刺激美元需求这个事实。结果谣言不攻自破，为了中期选举，硬是放了一颗一夜之间发现了“特大油田”的卫星。这与1973年他们策划让石油涨价400％从而刺激美元需求，同时将油价暴涨的责任嫁祸于中东国家的石油禁运如出一辄。

由于美元泛滥的无法避免的本质，很快，中东核问题又会升温，伊朗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以色列动手也好，美国出手也罢，总之是激惹伊朗用水雷或导弹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切断世界2/3的石油通道，于是石油价格会轻易冲上100美元大关，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又会大增，这次罪魁祸首是伊朗。只要世人不要对美元发行产生“不健康”的联想就好。

从上世纪70年代黄金遭到“软禁”开始，世界的证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呈现出反向关系。大宗商品市场极为火暴的70年代，也正是证券市场表现奇差的10年。从8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市场18年大牛市，则代表着大宗商品市场熊气弥漫的时代。而从2001年开始，大宗商品市场开始了牛气冲天的征途，与此同时，股市、债市、房地产、金融衍生市场也同步狂长。表面上看是美元资产增值，实际上是债务美元的爆炸性扩张所致，而所有的债务必须支付利息，这种债务以利滚利的方式膨胀的结果必然是，原来只需要大宗商品或证券市场中的一个水缸增加容量，就能够消化过剩的美元，而现在，当所有的水缸都被泛滥成灾的美元装满后，还要往外溢出。

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水缸呢？于是华尔街的天才们又开始谈论金融衍生市场的无限容量概念。他们不断地推出成百上千的新的“金融产品”，不仅在货币、债券、商品、股指、信用、利率等方面动脑筋，更是异想天开地创造出像天气赌博这样的新玩意儿，当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未来1年中每一天的好坏都贴上美元标签卖到市场上来，他们同样可以将世界未来100年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的地震、火山、水灾、旱灾、虫灾、流行感冒、交通事故、婚丧嫁娶都做成“金融衍生产品”，名码实价的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市场的确是“无可限量”。只是这种论调听起来多少有点像1999年IT泡沫登峰造极时，华尔街分析家们信誓旦旦地说要为地球上每一粒沙子分配一个IP地址，同样是这些人的祖先在“南海泡沫”时代，还曾发愁世界的金钱太多，没有好的项目来投资，于是有人提出抽干红海的海水看看埃及法老王追摩西和犹太人时，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葬身海底。

当人们已经“高烧”到这种温度时，金融风暴就已经近在咫尺了。

黄金这个长期和系统地被妖魔化为“野蛮的遗迹”的货币“真龙天子”，如同一个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智者，他并不急于张扬，他只是冷眼旁观。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诋毁、嘲笑、打压、咒骂、讽刺，当“伪货币皇帝”耍尽一切手段后，黄金仍然金光灿灿，而“强势的美元”则早已成强弩之末。

人民终于看出些门道了。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乏对真实财富的直觉。人们称和钱有关的活动为“金”融，储放财富的所在叫“银”行，货真价实的东西为“真金白银”。当世界人民再度认识到债务货币的本质只不过就是一张欠条+许诺，所谓美元财富只是“一个被超级夸大的白条”和“对财富的无限许诺”而已，这些债务白条从来就是永远贬值的，而贬值的快慢取决于印刷它们的人的贪婪程度。完全不懂金融的普罗大众，最终将会用他们的直觉和常识去选择存放他们辛勤汗水所创造的财富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用金融衍生工具“武装到牙齿”的国际银行家，最终将遭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倔强而持续上涨的黄金价格将会无情地推高美国长期债务利率，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向金融市场兜售了数十万亿美元的“利率保险”合同，保证长期利率不会上涨，一旦长期债务利率出现被金价逼着走高的局面，国际银行家们将会被暴露在他们自身的贪婪所营造的极度风险之中。

最先被黄金持续上涨戳破的将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弄潮儿——“利率掉期”这个74万亿美元（仅仅是美国商业银行所申报的数据）的超级大泡泡。手中资金只有3.5％的GSE们的情势将危如垒卵，黄金价格的猛扑来的如此突然而猛烈，国债利率波动将异常剧烈和集中，GSE脆弱的利率对冲防线将率先被突破，高达4万亿美元的GSE短期债券会在“几个小时最多几天”的时间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同时陷入困境的还有摩根大通，这个金融衍生市场和黄金衍生市场“霸盘生意”的超级玩主，试图压制黄金价格和长期利率的操盘手。

率先崩盘的金融衍生市场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恐慌，当惊恐万状的世界投资者一起试图将手中的各种“保险合同”抛售变现时，所有这些衍生品的生长基地：货币、债券、商品、石油、股票将同时遭到“电击”，国际金融市场将爆发更大规模的流动性恐慌。为了拯救已不可救药的金融市场废墟，美联储势必如黄河决堤一般地增发美元来“抗洪救灾”，当数十万亿增发的美元如海啸一般冲向世界经济体系时，世界经济将陷入一片混乱。

国际银行家蓄谋废除黄金货币之后仅仅30多年，美国就已经透支了世界80％的储蓄。到今天，美国必须每天继续从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吸血”20亿美元的储蓄才能使美国这部“经济永动机”继续运转，美国的债务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已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当所有国家真金白银的“过剩储蓄”都被抽光之日，也就是世界金融崩溃之时。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问题。

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元泡沫体系，其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黄金则是点中这一命门的“一阳指”。





「小结」

国际银行家为了使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使出浑身解数废除了白银美元，砍断了黄金和美元的关系，完成了这一垄断。

部分储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以及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之日，也是美元消失之时。

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中国经济也会有大麻烦，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金融衍生品的实质也是债务，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纳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奇迹般地控制了核心通货膨胀指数，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将爆发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功能，它们实际上成为了“第二美联储”，为美国银行系统提供大量流动性。

黄金虽然已经不是世界货币，但它始终是制约国际银行家通过通货膨胀劫掠世界人民财富的最大障碍，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离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

美国债务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元泡沫体系，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黄金则是点中这一命门的“一阳指”。





第十章 谋万世者

如同自由一样，黄金从来不屈居于低估其价值的地方。

————莫里尔，1878年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

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



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



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未来的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





「本章导读」

1850年，伦敦毫无疑问的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太阳，1950年，纽约成为了全球财富的中心，2050年，谁将问鼎国际金融霸主的宝座呢？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崛起中的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更加旺盛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在贸易中不被别人稀释的货币所窃取，这些地区有着保持高纯度货币的内在动力，恰如19世纪坚挺的黄金英镑和20世纪傲视全球的黄金白银美元，而世界的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地方。坚挺稳定的货币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布，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之，当强盛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庞大的政府开销或战争费用逐渐掏空了从前的积蓄，政府总是从贬值货币开始，企图逃避高筑的债台和搜刮人民的财富，此时，财富将不可逆转地外流去寻找其它能够庇护它们的地方。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英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国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重大战争的世界里，还能够保持一段时期的繁荣。但表面上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大宅门，里子却已逐渐被巨额债务所掏空了。

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

货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货币的作用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千克、米、秒等最重要的尺度，一个每天都在剧烈动荡的货币体系，就如同千克、米、秒的定义时时刻刻都不停地变化一样荒谬而危险。

一个工程师手中的尺子每天长短都不一样，他该怎么修建几十层的高楼呢？即便是修起来了，又有谁敢住？

如果体育比赛的秒表计时标准随时都在更改，运动员如何能够比较不同场地进行的比赛成绩？

一个商人在卖东西时，如果称重的千克标准每天都在缩水，就好像不断地调换秤砣，哪个买家愿意从他这买东西？

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货币度量衡标准，从而导致政府无法准确测算经济活动的规模，公司难以正确地判断长期投资的合理性，人民对财富的任何长远规划丧失了安全的参照系。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人们计算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生产线、商品贸易的投资回报时，几乎无法核算真正的投资回报率，因为难以估算货币购买力的缩水程度。

美国的美元从1971年完全脱离黄金之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今天的一美元只值70年代初的5.6美分。

中国80年代的“万元户”是富裕的标志，90年代的“万元户”只是城市收入的平均水平，现在家庭年收入1万元可能就接近“贫困线”了。

经济学家只“关心”消费物价的通货膨胀水平，可是高得吓人的资产通货膨胀现象却没有人注意。这样的货币制度是对储蓄者的残酷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非常危险，但不投资将更加危险。

当人们买房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只是一张欠条，银行的账户上本没有这样多的钱，但在债务产生的同时，却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钱，这张欠条立刻被银行系统“货币化”了，于是货币供应将立刻增加几十万的流通量，这些增发的货币实时地推高了全社会的平均物价水平，尤其是在资产领域。所以在没有房地产贷款时，房价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银行声称是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得起住房，但结果正好相反。银行房地产贷款相当于一下子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收入，将“未来”的30年的钱拿到今天一起发放成货币，如此海量的货币暴增，房价、股市、债市岂有不暴涨的道理？

当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财富积累之后，房价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更多的债务来支撑更高的房价，银行家们正在英国和美国试点“终身房产债务”的“伟大创新”，英国将推出长达50年的房贷，美国加州准备试点45年的按揭，如果试点获得成功，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增发即将决口而出，房地产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春天”，向银行贷款的人，将终身被债务的锁链紧紧束缚，没有购买房子的人下场则更为不妙，最终他们将贫穷到连银行的债务锁链都不屑于去光顾的程度。当人民50年的债务美餐还不能喂饱银行家的胃口呢？只怕终有一天，“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的“跨世代按揭贷款”也会被创造出来。

当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人们欣喜之时，8万亿的人民币必须增发出来购买这些“沉重的美国白条”，而这些新增的货币如果完全进入银行体系，将有6倍的放大，这要“感谢”从“西天取来”的部分准备金制度这部“圣经”。政府只能选择增发国债来（或央行票据）有限地吸纳这些来势迅猛的货币增发浪潮，问题是，国债需要偿还利息，谁来还呢？还是“光荣的”纳税人。

当教育和医疗也进行“产业化”时，由于这些社会资源原本严重不足，在从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一下子变成了“独占的资产”，在货币泛滥的浪潮中，其利润又怎会不一飞冲天呢？

当公司之间的交易凭据成为这种“欠条”时，银行将对其进行“贴现”，将这些“欠条”以一定折扣收为银行的“资产”，同时“创造出”新的货币。

当人们刷信用卡消费时，每一个签字后的纸片都成为一张欠条，每一个欠条都成为银行的“资产”，每一笔银行的“资产”都成为增发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一次刷卡都“创造”了新货币。

债务，债务，还是债务。人民币正在迅速滑向债务货币的深渊。

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时，中国没有美国如此“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来吸纳这些增发的货币，这些流动性的泛滥将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债市，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能够遏制这些领域的“超级资产通货膨胀”。日本当年的股市神话，房地产狂热将在中国重现。

国际银行家正等着看另一场东亚经济超级泡沫的好戏。当“圈里人”撒切尔夫人不屑地说中国经济难成大器的时候，她决非危言耸听或妒火中烧，他们对这种债务拉动型泡沫经济可谓见多识广。当债务货币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们就会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负面消息和高声警告将铺天盖地般堆满世界主流媒体的通栏大标题，在一边磨牙霍霍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金融黑客们将如恶狼一般一拥而上，国际与国内的投资者将惊得四散奔逃。

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这对危险的孪生魔鬼一旦被放出镇魔瓶后，世界的贫富分化就已经注定了，债务货币在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高倍放大器的作用之下，将会造成向银行借钱购买资产的人“享受”到了资产通货膨胀和被债务套牢的“好处”，笃信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的人必然承受资产通货膨胀的惨重代价。在这对孪生兄弟垄断了国际银行“惯例”之后，储蓄者失去了保护自己财富的任何其它选择，而银行业注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毫无悬念地将造成这种“欠条+许诺”货币的贬值，在这样的持续贬值的“度量衡”之下，经济如何能够稳定与和谐地发展？

在一个凡事都要谈“标准化”的时代，货币度量衡却没有任何标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当人们彻底了解了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其荒谬、不道德、不可持续的本质就暴露无疑了。

没有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就不会有均衡发展的经济，就不会有合理分配的市场资源，就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就注定会使社会财富逐渐向金融行业集中，和谐社会也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

货币战争：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同样，格林斯潘在1966年也曾说过，“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通过使货币购买力贬值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在基础货币被稀释之前就取得货币的人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毫无疑义银行业是通货膨胀最大的获益者。其次，距离银行信贷越近的人，占到的便宜越大，越远的人吃亏越大，而节俭储蓄的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将是通货膨胀最大的牺牲品。贫富分化乃是当今世界金融系统设计上就确定好的，通过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财富悄悄地吸到少数人的口袋中，通货膨胀实现了偷窃他人财富而不必入室盗窃的境界！

1974年7月13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物价统计报告。从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间，在金本位的运作下，英国的物价在长达250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着平稳而略微下降的趋势。当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够连续不间断地保持了这样长久的物价数据了。英镑的购买力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如果1664年的物价指数被设定为100的话，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13年），物价曾短暂地上涨到180之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物价指数都低于1664年的标准。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物价指数为91。换句话说说，在金本位的体制下，1914年的一英镑比250年前的1664年的等值货币的购买力更强。

在金银本位之下的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授权国会发行和定义货币。第十节明确规定，任何州不得规定除金银之外的任何货币用以支付债务，从而明确了美国的货币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1792年铸币法案》确立了一美元是美国货币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确定义为含纯银24.1克，10美元的定义为含纯金16克。白银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石。金银比价为15：1。任何稀释美元纯度，使美元贬值的人都将面临死刑的处罚。

1800年，美国的物价指数约为102.2，到1913年时，物价下降到80.7。在整个美国工业化的巨变时代，物价波动幅度不超过26％，在1879年到1913年的金本位时代，物价波动幅度小于17％。美国在生产飞速发展，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巨变的113年里，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年均价格波动不超过1.3％。

同样是在金本位之下，欧洲主要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空前发展的关键时代，它们的货币同样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法国法郎，从1814年到1914年，保持了100年的货币稳定。

荷兰盾，从1816年到1914年，保持了98年的货币稳定。

瑞士法郎，从1850年到1936年，保持了86年货币稳定。

比利时法郎，从1832年到1914年，保持了82年货币稳定。

瑞典克朗，从1873年到1931年，保持了58年的货币稳定。

德国马克，从1875年到1914年，保持了39年的货币稳定。

意大利里拉，从1883年到1914年，保持了31年的货币稳定。

难怪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将金本位高度评价为整个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货币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黄金与白银在市场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价格体系，可以让所有20世纪以来的“天才”经济规划者们汗颜。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信赖的诚实的货币。

所谓货币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好恶为转移，不以“天才”经济学家的利益投机为转移，历史上只有市场自然进化而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做到了这一点，未来也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诚实地保护人民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

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在黄金和白银货币体系之下，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则是所有经济体的大敌。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错觉。“通货膨胀有理”的歪论完全是国际银行家与凯恩斯们共同炮制出来，用以废除金本位，从而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向人民“隐蔽征税”，不露痕迹地进行抢劫和偷窃人民财富的理论依据。英美等欧美主要国家从17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事实上，英美两国都是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到底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呢，还是赶不上债务货币增加的速度？债务货币的滥发真的对社会发展有益处吗？





「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

以GDP增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恰如以体重增加为健康核心任务的生活方式。政府以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好比是靠注射激素来刺激体重增加。而债务货币呢，就是增生出来的脂肪。

一个看起来越来越越臃肿的人，真的非常健康？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由储蓄积累起来真正的财富，然后这些真金白银的资本被用于投资，从而产生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财富，社会经济由此进步，这种增长带来的是经济肌肉的发达，经济骨骼的强健，经济营养分布的均衡。虽然见效较慢，但增长的质量高，副作用小。另一种模式就是债务拉动型经济增长，国家、企业和个人大量负债，这些债务经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化之后，巨额债务货币增发产生了泡沫财富感，货币贬值无可避免，市场资源配置被人为扭曲，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后果是经济脂肪大量增生。债务驱动型经济犹如依靠注射激素迅速增肥，虽然从短期来看，颇有奇效，但其潜在的副作用终会导致各种并发症丛生，到那时，经济体必须服用越来越多的各种药物，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体自身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体内生态环境的彻底紊乱，最终将无可救药。

债务货币脂肪增生，首先产生的就是经济高血糖－通货膨胀现象，尤其是资产通货膨胀。这种经济高血糖在另一方面，又导致生产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严重，极大地浪费了市场资源，制造了生产领域惨烈的价格战，压低了消费品价格，使得资产通货膨胀与消费品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家庭作为经济体的基本单元，在受到资产通货膨胀挤压的同时，很可能还会受到雇主在生产领域不景气所产生的裁员行动的波及，从而降低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欲望，导致了经济体内的大量细胞失去活力。

另一种由债务货币脂肪造成的问题就是经济血液的高血脂。

当债务货币化之后，货币将变得不再稀缺，货币增发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将堆积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发现“钱”越来越多，但可以投资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在金本位之下，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上市公司财务结构坚实，公司负债情况良好，自有资本充足，公司收益稳定增长，股票分红逐年增加，股票市场虽有风险，但却是一个真正值得投资的市场。

而当今世界的主要股票市场已经被堆积如山的债务货币所淹没，处于被严重高估的状态，几乎没有投资者指望得上股票分红的收益，而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股票价格上涨的预期上，即所谓“博傻理论”。证券市场日渐失去投资性的一面，而逐渐演变成一个拥挤异常的超级赌场。房地产领域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债务本身造成了经济血管壁变得更脆，拥挤的债务货币增发则使得经济血液黏稠，沉淀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使得经济血管更加臃塞，经济体的高血压症状将无法避免。

长期处于经济高血压状态之下，将加重经济心脏的负担。经济心脏就是人民用以创造财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

沉重的债务货币负担将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日趋严重的透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气候反常、灾害频繁就是债务货币滚雪球般增加的利息支出。贫富分化、经济动荡、社会矛盾、贪污腐化则是债务货币对和谐社会的罚款单。

当债务货币脂肪所诱发的这些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并发症同时存在时，整个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处于紊乱状态，营养吸收不良，内脏器官严重受损，新陈代谢无法正常运转，自身免疫系统失去抵抗力。如果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将产生更大的药物依赖性，从而更加恶化经济体的内分泌系统。

当我们认清了债务货币的本质及其危害之后，就必须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GDP增长为导向，以债务货币为基础，以赤字财政为手段的增长旧模式，应该转变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诚实货币为度量衡，以积累带动增长的新模式。

逐步建立一个以金银为支撑的稳定的中国货币度量衡体系，将债务分步从货币流通中驱逐出去，稳步提高银行储备金比例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使金融行业的利润率保持在社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上。只有根治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这两个顽疾，才能最终保证社会公平与和谐。

将债务挤出货币流通的过程势必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就像减肥一样。减少饮食，调整膳食结构，增加体育运动量，这一切比起赖在债务货币增生的温暖的被窝里，的确要痛苦一些。

随之而来的轻度通货紧缩，就好比早上起来冬泳，是对人意志和耐力的考验。当最初的痛苦逐步被克服之后，经济体的灵活性将明显增强，抵抗各种经济危机冲击的防御系统将更加健全，生态环境压力减轻，市场资源分配趋于合理，经济体中的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症状，将得到有效缓解，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逐步恢复平衡，社会本身将更加和谐与健康。

在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的同时，必须认清西方金融制度的优势和弊端，采取开放的心态，扬弃的态度，要有全面创新的勇气和胆略。

大凡历史上崛起之中的大国，必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中国正处在这一特殊的“战略拐点”之上。





「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所有主权国家发行货币的最高境界，它代表着无与伦比的权威，它拥有普天之下的信赖。对储备货币国的经济而言，它的泽被将无远弗界。

人们经常困惑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为何缺少定价权。沃尔玛可以将中国企业产品的利润率压榨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经济学家解释说因为它是最大的消费者，而且代表着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拥有着定价权。也有人解释说沃尔玛掌握着美国市场的销售渠道，渠道权决定了定价权。

那么铁矿石呢？石油呢？药品呢？客机呢？视窗软件呢？中国几乎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也完全掌握着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作为最大的消费者，怎么别人说涨就涨，说多少中国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掏腰包呢？

实际上，中国缺少定价权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金融的战略制空权！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依赖外国资金，没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但是外资可以选择中国，也同样可以选择印度，外资可以选择进入，也同样可以选择撤走。控制着资金流动权的一方才是真正的定价权的拥有者。

世界上的企业无论是100强还是500强，也无论是什么汽车工业的霸主，还是电脑业的巨擎，所有的企业必须进行融资，金钱对于企业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金融行业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而言，是绝对的主人。谁控制着金钱的流动，谁就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

对于垄断着美元货币发行权的国际银行家而言，如果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降价，一个电话就足够了。还要不要融资？如果不答应的话，这家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到处碰壁。更简单一些，就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颠覆其股票债券价格，直到该公司跪地求饶为止。金融行业的杀手锏就是可以随时切断企业的“粮道”，以迫使对手就范。

金融行业就像一个国家的战略空军，没有空中打击的支援，地面的各行各业势必陷入与其他国家惨烈的肉搏战，甚至自相残杀。拼价格低廉、拼资源消耗，拼工作环境恶劣。

一句话，在国际市场中，没有金融的制空权，就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也就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必须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原因。

那么，什么样的货币堪当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呢？英镑和美元都曾是世界货币群雄之中的翘楚，它们成为储备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英美国内经济在稳定的货币度量衡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坐标系下，物质生产迅猛发展，最终逐步主导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历史。英镑和美元的良好声誉的基石就是黄金和白银。在两国崛起的过程中，其银行网络逐步遍布世界各地，英镑和美元在国际上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兑换成黄金，深受市场追捧，固被人们称为“硬通货”。美国在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度拥有世界上70％的黄金，美元于是被世人誉为“美金”。金银本位所提供的稳定财富度量衡，不仅是英美经济崛起的保障，也是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历史前提。

在1971年，世界货币体系最终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在黄金灿烂光芒照耀之下，就像冰棍一样无法挽回地竞相融化掉。在1971年，一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到2006年的一盎司黄金则价值630美元（2006年11月23日）。35年以来，相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

〖意大利里拉的购买力下降了98.2％（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瑞典克朗的购买力下降了96％

英磅的购买力下降了95.7％

法国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95.2％（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加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5.1％

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4.4％

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下降了89.7％（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日元的购买力下降了83.3％

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81.5％〗

美元体系最终走向崩溃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果债务化的美元靠不住的话，那么世界凭什么去相信其它债务货币最终能够比美元做得更好呢？

在西方所有“现代”债务货币中，最坚挺的莫过于瑞士法郎。全世界对瑞士法郎高度信赖的原因简单之极，瑞士法郎曾100％的被黄金所支撑，具有和黄金等同的信誉。人口仅720万的弹丸之地，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曾高达2590吨（1990年），占世界所有央行黄金总储备量的8％，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德国、和IMF。当1992年瑞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IMF禁止会员国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瑞士最终迫于压力被迫将瑞士法郎与黄金脱钩，随后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逐年下降，到1995年时，仅剩下43.2％。到2005年，瑞士仅剩下1332.1吨黄金，这个数量仍然是中国官方黄金储备（600吨）的2倍多。随着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的下降，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也逐渐日薄西山了。

日本的黄金储备在2005年时仅有765.2吨，倒不是日本不愿意增加黄金储备，而是被美国禁止增加黄金拥有量，原因就是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保卫美元的意志。世界黄金问题专家费迪南·利普斯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成立了苏黎世罗斯柴尔德银行，并执掌该银行多年，他于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利普斯银行，算是国际金融帝国的“圈内人”。在他的《黄金战争》一书中披露，1999年世界黄金协会在巴黎召开的年会上，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日本银行家向利普斯抱怨说，只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在日本“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就被禁止购买黄金。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确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将关乎未来中国的百年国运，这决不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这样简单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最终实现在一个国际“后美元体系”中的货币霸主地位。

2006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国际银行家们早已磨刀霍霍，一场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这一次，人们看不见洋枪洋炮，也听不到战场撕杀，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命运。不管中国是否意识到了，也不管中国是否准备好了，中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状态下了。只有清晰和准确地判断国际银行家的主要战略目的和主攻方向，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国际银行家大举进入中国的根本战略目的有两个，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的“有控制的解体”，最终为建立一个由伦敦－华儿街轴心主导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扫平最后一个障碍。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从整体态势来看，国际银行家处于明显战略攻势状态，中国的银行业无论是金融理念，人才资源，经营模式，国际经验，技术基础设施，配套法律体系，都与玩钱超过几百年的国际银行家差了几个数量级。要想避免全面战败，唯一的选择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决不能按照对方划定的规则来打。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战争只有战胜者和战败者两种出路。中国不是在这场战争中被“新罗马帝国”所征服，就是在打垮对手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世界货币新秩序。





「中国金融的未来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要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

国际银行家即将大举深入中国金融腹地，中国已无险可守。当人们谈论外资银行进入时，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外资银行与内地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大饼，其实，更加危险的是外资银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将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外资银行透过部分准备金制度，将大举推进中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的货币化进程，这些外资银行增发的“信贷人民币”，将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经济体内。

如果说几十年来对贷款望眼欲穿而饱受国有银行怠慢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渴求犹如干柴，那么服务殷勤出手大方的外资银行就如同烈火，双方一拍即合之下，中国的信贷洪水泛滥将完全可以预期，大量的资金又将导致更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消费物价紧缩和资产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的情况将更为严重，前者将中国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而后者则是把中国置于火炉上烧烤。当产能严重过剩和资产泡沫化急剧升高时，国际银行家就将开始剪中国人民的羊毛了。国际银行家最赚钱之时从来就是经济崩溃之日。

美国立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

时隔两百多年，杰弗逊的警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有震撼力。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决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

中国对内的金融防火墙，旨在防范外资银行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中国资产泡沫化，继而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从而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严格监控外资银行的信贷发放规模和方向，以储备金比例和储备金成份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严防外资银行大量将国内债务进行货币化。

对于外资银行与国际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黑客联手，更要严加防范。中国境内的所有公司的金融衍生合约必须上报金融管理部门，尤其是与外资银行所签定的金融衍生合约更需要加倍当心，谨防国际金融黑客在海外对中国金融体系实施远程非接触打击，1990年国际银行家远程“核”打击日本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殷鉴不远。

中国对外的金融防洪墙，主要针对的是美元体系的崩溃危机。在近乎天文数字的44万亿美元债务的沉淀之下，美国经济犹如河床高于地面数十米的“地上悬河”一般，庞大的债务复利支出所创造出的流动性泛滥，日夜冲击着越来越危险的河堤，给生活在“地上悬河”之下低洼地带的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准备进行金融“抗洪救灾”和“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美元资产的迅速贬值早已不是什么预测，而是每天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现在的状况还只是洪水泄漏而已，一旦发生“塌坝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在下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国际金融风暴中，风眼将是已经超级泡沫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美元体系，黄金和白银将是世界财富最安全的“诺亚方舟”。大量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广积粮”就是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中国境内的所有金矿和银矿资源，必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加以严密保护，并逐步实行全面国有化。

在国际上，应该大力收购黄金和白银的生产公司，作为中国未来黄金白银资源的补充。中国货币的改革的最终方向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白银支撑下的“双轨制货币体系”，实现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完成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战略准备。

“缓称王”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困难和局限。世界强国崛起无不是以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独步世界，所谓强国就是能够大量生产出别国无法替代的全新产品和全新服务，大量孕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与科学创新，大量产生引领世界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和理念。中国目前还仅仅是在大规模模仿西方生产技术方面很有进展，在思想理念与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还差之甚远。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严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辨别西方制度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显荒谬之处的道德勇气，不敢尝试西方没有的东西，缺乏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规则的胆略。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只能徐图缓进。





「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

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其坚实的基石不会只有领先的科技与强大的军事。只有当她建立起具备普世公信力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时，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威信不移。

试想当今的中美国若是单单抽去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根顶梁柱，纵使F22和Microsoft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挑战，她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与话语权，还能那样游刃有余，一言九鼎？还能一如既往做“全世界人遥望的灯塔”？

作为明日之星的中国，必将毫不尺疑地迈进建立起成熟可信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程。

货币无可置疑是人类社会经济机体的血液。能够执掌和人供应血源者，自然占据了先机动性强势。什么样的“血源”令众人趋之或鹜？它必须产生于健全而完备的肌体——内在经济民展模式与金融体制，若是染上循环裂变债务而无可救药“的艾滋”病毒，还强绑上大家“输血”，只会共赴黄泉。同是，该“血源”应该是O型——即具备独树一帜的公信力和不可撼动的被接受性质。

什么样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中国明日的健康O型“血源”？

这套完备而坚实的体系应该是以多元化背景为支撑的，而当前仅靠强劲出口大量换汇，紧盯美元超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单一战术越来越显露出致使伤。出口拉支型经济本身的副作用太大，其本质是靠美国的债务增加来拉动本国经济民展，而美要人民早已不堪债务重负了，持续透支他们的债务负担能力，将会造成中国出口经济结构更大的失衡，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将来的调整过程必然更为痛苦。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最终的双输。

一国多元化良性循环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具体解构，是一个巨在而艰复的课题，我们在本书中，只是集中思索一种设想——在多元化背景中注入金银元素。盖因金银历经千年历史淘沙，已具备天然的公信度和无可匹敌的受接性质，以金银背书的货币体制，不可不谓一条通向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捷径”。

让我们沿着这个设想，一步步探索曲径深处。

如果中国政府与人民每年以2000亿美元的规模吃进黄金的话，如果以650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计算，中国将可购买9500吨黄金，相当于一年买光美国（8136吨）所有的黄金储备。战役的开始阶段，国际银行家势必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拼命压制黄金价格，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联合出面抛售黄金，金价可能暂时出现暴跌。如果中国方面看穿对手的底牌，压低金价将成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最慷慨的金融援助。

要知道，全世界6000年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14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量只有2万1千吨，考虑到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的出租黄金的行为，其全部家底可能远低于2万吨。以现在金价（650美元一盎司）折算，这不过是个4000亿美元的小盘子，中国贸易盈余量是如此的巨大，消化40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不过是2、3年的事。欧美中央银行的子弹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部打光。

如果中国以这样的胃口连续5年吃进黄金，国际金价的飞涨将会刺穿国际银行家所设置的美元长期利息上限的铠甲，人们将会有幸亲眼目睹世界上貌似最强大的美元货币体系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用黄金价格打垮美元体系，而是要不要的问题。黄金价格问题对美元而言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中国不要说是真的吃进2000亿美元的黄金，只是放出话来，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就会立刻高度紧张。

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台湾问题将转化为美国是“要台湾，还是要美元”的问题。中国自然不能真的和美国在金融上“同归于尽”，只要美国开出的条件合理，必要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帮美元一把。

当中国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间的黄金拥有量的同时，中国可以开始货币改革，逐步将黄金和白银引入货币体系。中国的货币体制逐步实现金银本位下的“中国元”转化，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贡献。

“中国元”的实施可以分阶段进行。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发行财政部“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以实物黄金和白银结算债券本金和利息。比如5年期的“金边债券”，利息可以定在1％到2％，由于黄金实物本身作为本息最终结算手段，人民将会踊跃购买这一真正拥有“财富保值”作用的金融产品。

“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在债券交易市场上的殖利率与同期同额普通国债的殖利率之差，将会真实反映市场对黄金、白银货币的认受程度。这一重要参数，将作为下一阶段试点的参照系。

第二阶段的工作可以进行银行系统储备金结构的重新调整。无论外资还是国有银行，其储备金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或白银，同时减少债务票据在储备金中的比例，储备金中金银比例越高者，将获得较高的贷款放大系数，同样，债务票据比例越大，贷款能力将被调降。中央银行应该停止对黄金和白银之外的一切票据进行贴现。这一措施将强化黄金和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加银行对黄金和白银资产的需求程度。没有金银作储备将严重制约其发放信贷的能力。同时，银行系统将逐渐把债务票据从货币流通中驱赶出去。银行也将有兴趣向人民开办实物黄金白银的储存托管和买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物黄金白银的流通市场。

全国所有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银行、烟草、电信、石油等，在其营业税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这将进一步刺激黄金和白银的市场需要量。

第三阶段，以财政部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全额抵押发行“中国金元”和“中国银元”纸币，一元“中国金元”为中国货币基准度量衡，根据中国的黄金白银储备情况，每一元“中国金元”含纯金若干克。“中国金元”主要用于大宗贸易结算，银行之间转账，和大额现金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金元”可到财政部兑换实物黄金。“中国银元”可作为辅币，每一元中含纯银若干克，主要用于小额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银元”，也可到财政部兑换等值白银。“中国金元”与“中国银元”之间的比价由中央银行公布并定时调整。

一般认为的“劣币必然在流通中驱除好币”的原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强制力规定劣币与好币等值。在自然的市场中，情况正好相反，好币必然驱除劣币，因为市场中没人会愿意接受劣币。

当中国通行金银中国元时，市场上仍然流通着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政府需要规定所有税收必须以金银中国元缴纳，市场可自由选择金银中国元定价或是普通人民币定价，金融市场将根据供需关系决定金银中国元与普通人民币的比价。此时，人们将会发现，由商业银行发放的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信贷购买力，与金银中国元相比，将逐渐贬值。金融市场两种货币的比价将清晰地显露这一信息。

最终控制金银中国元发行的必须是财政部，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始于人民，也终于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垄断和染指货币发行。

尽管中国出口的旺盛势头将随着中国元的日益坚挺而逐步下滑，但实际上这是GDP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

当黄金白银背书的中国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时，中国元势必成为全世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元可自由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坚挺和强势的货币，它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

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保护并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稳定的货币，必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财富汇聚的中心。





「小结」

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货币度量衡标准。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依赖的诚实的货币。

以GDP增长为导向，以债务货币为基础，以赤字财政为手段的旧增长模式，应该转变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诚实货币为度量衡，以积累带动增长的新模式。

在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中，中国不是被“新罗马帝国”征服，就是在打垮对手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世界货币新秩序。

中国应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同时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徐图缓进。





后记 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危机重放」

「资产证券化与流动性过剩」

「次级和ALT-A按揭贷款：资产毒垃圾」

「次级贷款CDO：浓缩型资产毒垃圾」

「“合成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

「资产评级公司：欺诈的同谋」

「债务内爆与流动性紧缩」

「世界金融市场的未来会这样」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帐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想当然的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它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坐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相印”的地方政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应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由于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涉及全局，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已经不可能承担这样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 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制定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它赋予了主权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定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维护人民币的主权就会面临升值的后果，而追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就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它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副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副药到底反应如何。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天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的。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所有该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完全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才能继续运作，这还不算，连这些外国银行的本国也必须符合该协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存在“监管漏洞”。这样的规定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运作成本。对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的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们，将轻而易举地扼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而中国国内的银行业还要苦苦遵守这些冠冕堂皇的封杀自己的所谓“国际惯例”，天下没有比这种游戏规则更加不公平的了。在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面前，还要被人捆上手脚，这场游戏的输赢早已成定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收购或扩张受阻，中国不妨也照对等原则办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动作事宜。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的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如果中国放弃强制结汇制度，企业直接控制外汇，虽然分摊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并减轻了货币增发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外汇流动的监控能力，因而增加了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之策。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值，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过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有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毕竟是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人民有权选择储藏自身财富的方式。

黄金具有着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会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

附 美国债务内爆与世界流动性紧缩

2007年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动性紧缩风暴席卷全球，各国股市剧烈震荡，债券市场几乎瘫痪，中央银行们纷纷向银行系统注入巨资挽救濒于崩溃的市场信心，在8月9日和10日两天内，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央行总共注资3023亿美元，是为“9.11”事件后最大的一次全球央行联合行动。即便如此，仍然不能遏制市场的恐慌，美联储被迫于8月17日突然将贴现率调降了0.5个百分点（5.75％），金融市场才终于站稳了脚跟。这已经是2007年一来第二次出现世界金融市场大地震了，上次是2月27日。

对于这两次大的金融市场和震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已经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是地震的“震源”，但对于后续发展的看法确是大相径庭。

多数人认为次级房贷在美国金融市场中的比例不大，影响范围有限，金融市场剧烈震动实属反应过度，随着各国中央银行态度坚决的大规模注资行动，市场惊慌情绪会很快平复下来。美国的实体经济不至于受到大规模冲击而陷入衰退。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次级房贷问题的暴露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大规模的真相将会陆续浮出水面，次级房贷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个，他将触发一系列其他市场发生烈度更强，破坏力更大的金融地震，最终的后果是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过剩突然逆转为流动性紧缩的经济景气周期的巨变，换句话说，世界经济的“冰河期”可能不期而至，没有做好准备的经济“物种”可能会灭绝。





「危机重放」

让我们用慢镜头重放一下2007年8月初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过程和美联储的注资手法，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地震烈度方面的蛛丝马迹。

8月1日，瑞士信贷发出警告，全球的流动性“就像沙漠中的水一样正在迅速蒸发”。8月1日，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宣布破产保护。

8月2日，著名房贷银行Indymac的CEO迈克尔·培里惊呼：“（按揭抵押债券MBS）二级市场上一片惊慌，流动性已经完全丧失。”

8月3日，资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警告调低贝尔斯登评级，美股闻讯暴跌。

8月4日，房地美（Freddie Mac）担心更多的次级贷款问题将会出现，“这些贷款原本就不应该发放”。

8月5日，路透社担心次级贷款规模问题将会继续困扰华尔街。

8月6日，德国法兰克福信托基金被美国次级贷款“污染”，宣布停止赎回。

8月7日，标准普尔调降207类ALT-A按揭抵押债券信用等级。

8月8日，次级贷款问题蔓延到ALT-A贷款市场，ALT-A贷款违约率大幅攀升。

8月8日，高盛公司旗下的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在一周之内损失了8％。

8月9日，欧洲中央银行自“9.11”以来首次紧急注资，规模高达950亿欧元。

8月9日，美联储、一天三次紧急注资380亿美元。

美联储的三次紧急注资分别发在早上8点25分，数额19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上午10点55分，数额16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下午1点50分，数额3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

非常有意思的是，美联储的这三次紧急注资都是采用MBS按揭抵押债券为回购抵押品，而不是正常情况下购买“混合抵押品”的回购协议（REPO）。

美联储对银行系统的注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在债券市场上交易商开一张为其3天的借条，然后交给美联储要求借美元，作为发行美元的美联储说单凭借条不行，必须要有抵押品，比如，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最好，因为有政府税收做抵押，只要美国政府还存在，就会有税收，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有美国政府做担保。还有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特许公司发行的按揭抵押贷款（MBS），也可以作为抵押品。8月9日这天，市场上一片惊慌，现金极度匮乏，而美联储还特别固执，说非要MBS做抵押才行，债券交易商从自己的保险箱里翻出MBS交给美联储，美联储在它的账本的资产项记下收到某交易商借条若干张，价值总计380亿美元，期限3天，抵押为等值MBS债券，然后在负债项记下，支付现金380亿美元给某交易商，最后注明，3天之后，该交易商必须将这些MBS债券赎回，归还欠美联储的380亿现金和3天的利息，如果这3天中，这些MBS债券正好收到利息支付，这些钱归该交易商所有。

美联储的所谓注资其实只有3天时限（多数时候只有1天），期限一到，这些钱还会被抽走。这种临时行动主要是为了应付市场恐慌情况之下的“尖峰时刻”，换句话说就是“救急不救穷”。

在一般交易日，美联储都是三类债券通吃，极少只吃进MBS一种。那为什么8月9日这天美联储如此反常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国债是避险天堂，投资人当天纷纷逃向哪里，为了不挤占资源，所以只吃进了MBS。有好事的媒体还加了一句，投资人（尤其是外国投资人）切不要错误理解成MBS债券没人买了。

这最后一句话才是问题的关键，它不仅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引导我们理解整个次贷危机的关键。

要明白为什么MBS按揭抵押债券与流动性关系如此紧密，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资产证券的实质。





「资产证券化与流动性过剩」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各种金融创新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这一“准金本位”被废除之后。原因就是在这一体制之下，金融业核心资产是黄金，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必须经受“纸币兑换黄金”这一经济规律的考验。银行系统不能也不敢放手生产“别人的债务”，来创造债务货币，以免遭到人民的挤兑。债务在黄金的严密监管之下保持着谦卑的规模。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期财政赤字绝无藏身之处，外汇风险几近于零。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仅仅30多年里，美元的购买力已跌去90％以上。货币购买力贬值，或者说通货膨胀究竟对社会的那些人最有利呢？谁又是这场巨大的社会财富博弈的最大失败者呢？

还是凯恩斯说得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的、不为人知的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格林斯潘1966年也曾说：“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

奥地利学派曾形象的将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的银行部分储备金制度比喻成罪犯在“偷印假钱”。在部分储备金制度之下，将会必然产生永久性的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将会产生两大主要后果，一是货币购买力下降，二是财富重新分配。

钱印多了东西自然会涨价，凡是经历过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狂发金圆券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今的经济学主流确认为货币发行与价格上涨没有必然联系，他们还会拿出许多数据来说明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感觉是错误的。

通货膨胀造成财富重新分配却不是那么直观。形象地说，银行在部分储备金之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支票货币就相当于在印制假钞。最先拿到“假钞票”的人首先来到高档餐馆大吃了一顿，作为最早使用“假钞票”的人，市场上的物价还是原来的水平，他手中的“假钞票”拥有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当餐馆老板接受“假钞票”之后，用它买了一件衣服，他就成了第二个受益人，此时“假钞票”的流通量还没有达到市场发觉的程度，所以物价仍然没有变动。但随着“假钞票”的不断换手，以及越来越多的“假钞票”进入流通，市场就会慢慢发觉，物价将会渐次上涨。

最倒霉的是连“假钞票”的面都没来得及见到，物价就已经全面上涨的人，他们手中的钱在物价上涨时不断丧失购买力。也就是说，离“假钞票”越近的人就越占便宜，越远越晚的就越倒霉。在现代银行制度下，房地产业离银行比较近，因此它就占了不小便宜。而靠养老金生活和老老实实储蓄的人就是最大的输家。

因此，通货膨胀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发生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远离银行系统的家庭的财富遭到了损失。

当废除了黄金作为资产的核心概念之后，资产的概念就被偷换成了纯粹的债务，1971年之后，美元也从“黄金的收据”蜕化成了“债务的白条”。挣脱了黄金束缚的债务美元发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今天的美元再也不是人们记忆中的沉甸甸的“美金”而是持续贬值30多年的美元白条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就已经开始相互买卖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债务了，只是直接买卖整个贷款不太容易。如何才能使这些大小不一、条件不同、时限不等、信誉不齐的债权标准化以便与交易呢？银行家们自然想到了债券这一经典的载体。这就是1970年由美国吉利美（Ginnie Mac）首创的世界第一个按揭抵押债券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他们将条件非常接近的许多按揭债务集成在一起打包，然后制成标准的凭证，再将这些有按揭债务作为抵押的凭证卖给投资人，债务利息收入与债务风险也同时“传递”（Pass-throughs）给投资人。后来，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c房利美）也开始发行标准化的MBS债券。

应该说MBS是一个重大发明，如同金银货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换一样，MBS也极大方便了按揭债权交易，投资人可以方便的买卖标准化债券，而银行则可迅速将长期的、大额的、难以流动的房地产按揭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上拿掉，吃到一定的利差之后，连风险带收益一并转让，然后套现去寻找下一个愿意贷款买房的人。

从金融业的角度看，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银行解决了按揭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问题，同时投资人得到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买房的人更加容易得到贷款，卖房的人更加容易出手房产。

但是，方便的代价。当银行体系使用MBS债券方式迅速从按揭贷款套牢30年的困境中被释放出来时（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时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了社会，这种风险中就包括了鲜为人知的通货膨胀问题。

当买房人在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银行将这个“债务借条”作为资产放在了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同时创造出了同等数量的负债，注意银行的这个负债在积极意义上等同于货币。换句话说，银行在发放债务的同时，创造了货币，由于部分储备金制度允许银行系统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钱，所以这笔几十万的刚刚被银行“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的新钱，立即被划到了房地产公司的账上。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在部分储备金体系中，可以“合法的偷印假钱”。房地产公司就是第一个拿到“假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公司财富积累速度惊人的原因。当房地产公司开始花这笔“假钱”时，全社会的整体物价上涨压力会在“假钱”换手过程中呈波浪式扩散。由于这种传导机制极为复杂，社会商品的供求变化又增加了多维变量空间社会的货币心理反应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滞后效应，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难怪凯恩斯会认为通货膨胀的真正源头“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人发现”。从本质上看，银行系统由于部分储备金的放大作用，所以数倍的能力放大债务货币发行量，这种货币增发从根本上说必然大大超越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流动性过剩的真正根源。

这种银行货币的本质是银行出具“收据”。在金本位时，这个“收据”对应着银行的黄金资产，而在纯粹的债务货币体系中，他只是对应着另外某人欠银行的等值债务。

MBS从根本上说大大提高了银行系统发行支票货币的效率，同时也必然造就严重的货币供应过剩问题，这些过剩的货币如果不是涌进拥挤不堪的股市，就会继续吹大房地产的价格泡沫，更糟的是“泄露”到物质生产和商品消费的领域中，造成怨声载道的物价上涨。

在MBS的启发下，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被实践出来了，这就是资产抵押债券（ABS，Asset Backed Securities）。银行家们想，既然有未来固定本息收益做抵押的MBS能够红火，那推而广之，一切有未来现金流做抵押的资产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思路进行证券化，这样的资产就可以包括：信用卡应收账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商业贷款、汽车飞机厂房商铺租金收入，甚至是专利或图书版权的未来收入等等。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有未来的现金流，就把它做成证券。其实，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只要能够透支的，都可以今天变现。

ABS市场规模近年来迅速膨胀，从2000年到现在规模已经增加了两倍，达到了19.8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

这些ABS和MBS债券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MBS甚至可以作为银行的储备金，可以再美联储作为回购协议（REPO）的抵押品。如此规模的货币增发必然导致严重的资产通货膨胀。如果说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悄悄转移，那么以银行为圆心。以贷款规模为半径，我们就不难发现谁动了人民的“奶酪”。





「次级和ALT-A按揭贷款：资产毒垃圾」

当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资源开发殆尽后，银行家们又将目光盯上了原本“不普通”的人。这就是美国600万贫困或信誉不好的穷人和新移民。

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优质贷款市场（Prime Market），ALT-A贷款市场和次级贷款市场（Subprime Market）。优质贷款市场面向信用等级高（信用分数在660分以上）、收入稳定可靠、债务负担合理的优良客户，这些人主要是选用最为传统的30年或15年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次级市场是指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而“ALT-A”贷款市场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庞大灰色地带，它既包括信用分数在320到660之间的主流阶层，有包括分数高于660分的高信用度客户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次级市场总规模大致在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有近半数没有固定收入凭证。显然，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回报率也较高，它的按揭贷款利率大约比基准利率高2％～3％。

次级市场的贷款公司更加“拥有创新精神”，他们大胆推出各种新的贷款产品。比较有名的是：无本金贷款（Interest Only Loan），3年可调整利率贷款（ARM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5年可调整利率贷款，以及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Option ARMs）等。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还款开头几年，每月按揭支付很低且固定，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陡增。这些新产品深受追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们认为房地产永远会上涨至少在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时间内会如此，只要他们能够及时将房子出手，风险是“可控”的，二是人们想当然的认为房地产上涨速度会快于利息负担的增加速度。

“ALT-A”贷款的全称是“Alternative A”贷款，它泛指那些信用记录不错或很好的人，但却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这类贷款被普遍认为比次级贷款更“安全”，而且利润可观，毕竟贷款人没有信用不好的“前科”，其利息普遍比优质贷款产品高1％～2％。

“ALT-A”贷款果真比次级贷款更安全吗？事实并非如此。

自2003年以来，“ALT-A”贷款机构在火热的房地产泡沫中，为了追逐该利益，丧失了起码的理性。许多贷款人根本没有正常的收入证明，只要自己报上一个数字就行，这些数字还往往被夸大，因此“ALT-A”贷款被业内人士称为“骗子贷款”。

贷款机构还大力推出各种风险更高的贷款产品。如无本金贷款产品是以30年Amortization Schedule分摊月供金额，但在第一年可提供1％～3％的超低利息，而且只付利息，不用还本金然后第二年开始根据利率市场情况进行浮动，一般还保证每年月供金额增加不超过上一年的7.5％。

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则允许贷款人每月支付甚至低于正常利息的月供，差额部分自动计入还款之后，会欠银行更多的钱。这类贷款的利率在一定期限之后，也将随行就市。

很多炒房地产短线的“信用优质”人士认定房价短期内只会上升，自己完全来得及出手套现，还有众多“信用一般”的人，用这类贷款去负担超过自己实际支付能力的房屋。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可以立刻将房子卖掉归还贷款，还能赚上一笔，或者再次贷款（Re-finace）取出增值部分的钱来应急和消费，即便在利率上涨较快的情况下，还有每年还款增加不得超过7.5％的最后防线，因此是风险小、潜在回报高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据统计，2006年美国房地产按揭贷款总额中有40％以上的贷款属于“ALT-A”和次级贷款产品，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05年比例甚至更高。从200年算起，“ALT-A”和次级贷款这类高风险按揭贷款总额超过了2万亿美元。目前，次级贷款超过60天的拖欠率已逾15％，正在快速扑向29％的历史最新记录，220万“次级人士”将被银行扫地出门。而“ALT-A”的拖欠率在3.7％左右，但是其幅度在过去的14个月里翻了一番。

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ALT-A”的危险，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其拖欠率比起已经“冒烟”的次级贷款市场来说还不太明显，但是其潜在危险甚至比次级市场还要大。原因是，“ALT-A”的贷款协议中普遍“埋放”了两颗重磅定时炸弹，一旦按揭贷款利率市场持续走高，而房价持续下滑，将自动引发这个市场的内爆。

在前面提到的无本金贷款中，当利率随行就市后，月供增加额不超过7.5％，这道最后的防线让许多人有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但是这里面有两个例外，也是两颗重磅炸弹，第一颗炸弹名叫“定时重新设置”（5year/10year Recast）。每到5年或10年，“ALT-A”贷款人的偿还金额将自动会重新设置，贷款机构将按照新的贷款总额重算月供金额，贷款人将发现他们的月供金额大幅度增加了，这叫做“月供惊魂”（Payment Shock）。由于“Negative Amortization”的作用，很多人的贷款总债务在不断上升，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这样才能卖掉房子解套，否则将会失去房产或涂血甩卖。

第二颗炸弹就是“最高贷款限额”。人们固然可以暂时不去考虑几年以后的定时重设，但是“Negative Amortization”中有一个限制，就是累积起来的欠债不得超过原始贷款总额的110％～125％，一旦触及这个限额，又会自动触发贷款重设。这是一颗足以要人命的定时炸弹。由于贪图低利率的诱惑和第一年还款压力较小的便宜，多数人选择了尽可能低的月供额。比如每月正常应付1000美元利息，你可以选择只付500美元，另外500美元的利息差额被自动计入贷款本金中，这种累积的速度会使贷款人在触到5年重设贷款炸弹之前，就会被“最高贷款限额”炸得尸骨无存。

既然这些贷款如此凶险，美联储为什么不出面管管？

格老（格林斯潘）确实出面了。而且是两次。第一次是2004年，格老觉得提供贷款的机构和买房的老百姓胆子太小了，因为他们还不是特别喜欢高风险的可调整利率产品（Option ARMs）。格老抱怨道：“如果贷款机构能提供比传统固定利率产品更灵活的选择，那美国民众将会受益匪浅。对于那些能够并且愿意承受利率的风险的消费者来说，传统的30年和15年固定利率贷款可能太昂贵了。”

于是房利美们、新世纪门和普通买房者们果然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情况也果然越来越离谱，房价也果然越来越疯狂。

于是，16个月后，格老又出现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一次，他却皱着眉说：“美国消费者使用这些新的贷款方式（指Option ARMs等）来负担他们原本无法承受的房贷负担，这是个糟糕的注意。”

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格老的想法。是啊，格老的话说的滴水不漏，他是说如果美国老百姓有能力承受利率风险并能够驾驭这种风险，不妨使用高风险贷款。言下之意是如果没这本事，就别瞎凑热闹。也许格老当真不知道美国老百姓的金融财商。





「次级贷款CDO：浓缩型资产毒垃圾」

次级房贷和ALT-A贷款这两类资产毒垃圾的总额为2.5万亿美元。这些资产毒垃圾必须从次级房贷银行系统的资产账目表上剥离掉，否则后患无穷。

怎样剥离呢？就是通过我们前而说的资产证券化。

本来以次级房贷为抵押品的MBS债券易生成但难脱手，因为美国大型投资机构如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政府基金的投资必须符合一定的投资条件，即披投资品必须达到穆迪或标普的AAA评级。次级房贷MBS显然连最低投资等级BBB都达不到，这样一来，许多大型投资机构就无法购买。正是因为其高风险，所以其回报也比较高，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一眼就看中了资产毒垃圾的潜在高投资回报。

于是投资银行开始介入这一高危的资产领城。

投资银行家们首先将“毒垃圾”级别的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拖欠的概率切切割成不同的几块（Tranche），这就是所谓的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债务抵押凭证。其中风险最低的叫“高级品CDO”（seoior tranche，大约占80％），投行们用精美礼品盒包装好，扎上金丝带。风险中等的“中级品CDO”（Equity，大约占10％），也被放到礼品盒里，然后扎上银丝带。风险最高的叫“普通品CDO”（Equity，大约占10％），被放到有铜丝带的礼品盒里。经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这样一番打扮，原先丑陋不堪的资产毒垃圾立刻变得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当投资银行家手捧精美的礼品盒再次敲开资产评级公司大门时，连穆迪和标普们都看傻了眼。巧舌如簧的投资银行大谈“高级品”如何可靠与保险，他们拿出最近几年的数据来证明“高级品”出现违约现象的比例是如何之低，然后亮出世界一流数学家设计的数学模型来证明未来出现违约的概率也极低。即便是万一出现违约，也是先赔光“普通品”和“中级品”，有这两道防线拱卫，“高级品”简直是固若金汤，然后再大谈房地产发展形势如何喜人，按揭贷款人随时可以做“再次贷款”（Rc-finance）来拿出大量现金，或是非常容易地卖掉房产然后套得大笔利润。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信手拈来。

穆迪和标普们仔细看看过去的数字，没有什么破绽，再反复推敲代表末来趋势的数学模型，似乎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房地产如何红火大家都知道。当然，穆迪们凭着干这行儿十年的直觉和经历过多少次经济衰退的经验，他们明白这些花样文章背后的陷阱，但也深知其中的利益关系。如果从表而上看礼品盒“无懈叮击”，穆迪和标普们也乐得做顺水人情，毕竟大家都在金融江湖上混，穆迪和标普们也要命着投资银行的生意才有饭吃，而且穆迪和标普们彼此也有竞争，你不做别人也会做，得罪人不说还丢了生意。于是穆迪和标普们大笔一挥，“高级品CDO”获得了AAA的最高评级。

投资银行家们欢天喜地地走了。

形象地说，这个过程类似不法商贩将麦当劳倾倒的废油收集起来，再经过简单的过滤和分离，“变废为宝”，重新包装一下又卖给餐馆老板炒菜或煎炸油条。

作为毒垃圾承销商的投资银行家们拿到CDO评级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来找律师事务所建立一个“专用法律实体”（SPV，Special Purpose Legal Vehiclc），这个“实体”照规矩注册好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以躲避政府监管和避税。然后，由这个“实体”将资产毒垃圾买下来并发行CDO。这样一来投资银行可以从法律上规避“实体”的凤险。

这些聪明的投资银行有哪些呢？它们是：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美林，花旗，瓦乔维亚（Wachovia），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BOA）等大牌投行。

当然，投资银行们决不想长期持有这些毒垃圾，它们的打法是迅速出手套现。推销“高级品CDO”因为有了AAA的最高评级，再加上投资银行家的推梢天赋，自然是小菜一碟。购买者全都是大型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机构，其中就包括很多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教育基金和政府托管的各种基金。但是“中级品CDO”和“普通品CDO”就没有这么容易出手了。投行们虽然费尽心机，穆迪和标普们也不肯为这两种“浓缩型毒垃圾”背书，毕竟还有个“职业操守”的底线。

如何剥离烫手的“浓缩型毒垃圾”呢？投行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个高招——成立对冲基金！

投资银行们拿出一部分“体己”银子敲锣打鼓地成立了独立的对冲基金，然后将“浓缩型毒垃圾”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给独立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则以“高价”从“本是同根生”的投行那里购进“浓缩型毒垃圾”CDO资产，这个“高价”被记录在对冲墓金的资产上作为“进人价格”（Enter Price）。于是投资银行从法律上完成了与“浓缩型毒垃圾”划清界限的工作。

幸运的是，2002年以来美联储营造的超低利率的金融生态环境滋生了信贷迅猛扩张的浪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房地产价格5年就翻了一番。次级贷款人可以轻松得到资金来保持月供的支付。结果次级贷款拖欠的比率远低于原来的估计。

高凤阶对应着高回报，既然高风脸没有如期出现，高回报立刻为人瞩目。CDO市场相对于其他证券市场交易量要冷清得多，“毒垃圾”很少在市场上换手，因此没有任何可信息可供参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把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谁。对于对冲基金来讲，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经过各家自己“计算”，20％的回报率不好意思说出口，30％难以向别的基金夸口，50％难登排行榜，100％也不见得能有曝光率。

一时间，拥有“浓缩型资产毒垃圾”CDO的对冲从金红透了华尔街。

投行们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啊没想到，持有大量“浓缩型毒垃圾”的对冲基金成了抢手货。由于抢眼的回报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要求人伙对冲基金，随着大量资金涌入，对冲基金竟然成了投行们的生财机器。

对冲基念的基本特点就是高风险和高杠杆运作。既然手中的“浓缩型毒垃圾”CDO资产眼看着膨胀起来，如果不好好利用一下高倍杠杆也对不起对冲基金的名头。于是，对冲基金经理来找商业银行要求抵押贷款，抵押品嘛就是市场上正气红的“浓缩型毒垃圾”CDO。

银行们对CDO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于是欣然接受CDO作为抵押品，然后发放贷款继续创造银行货币。注意，这已经是银行系统第N次用同样的按揭的一部分债务来“偷印假钱”。

对冲基金向银行抵押贷款的杠杆比率为5～15倍！

当对冲基金拿到银行的钱，回过头来就向自己的本家投行买进更多的CDO，投行们再乐颠颠地完成更多毒垃圾MBS债券到CDO的“提炼”，在资产证券化的快速通道中，发行次级贷款的银行于是更快地得到更多的现金去套牢越来越多的次级货款人。

次级贷款银行负责生产，投资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负责深加工和销售，资产评级公司是质量监督局，对冲基金负责仓储和批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养老基金、政府托管基金、教育基金、保险基金、外国机构投资者就成了资产毒垃圾的最终消费者。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则是流动性全球过剩和贫富分化。

一个完美的资产毒垃圾生产链就这样形成了。

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是：

〖2007年第一季度发行了2000亿美元的CDO。

2006年全年发行了3100亿美元的CDO

2005年全年发行了1510亿美元的CDO

2004年全年发行了1000亿美元的CDO〗





「“合成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

在某些情况下，投资银行出于“职业道德”和增强投资人信心的广告目的，自己手中也会保留一些“浓缩型毒垃圾”。为了使这部分剧毒资产也能创造出经济效益，绝顶聪明的投资银行家们又想出一条妙计。

前面我们提到，华尔街的一贯思路就是只要有未来的现金流，就要想办法做成证券。现在，投行们手中的“浓缩型毒垃圾”资产尚未出现严重的违约问题，每月的利息收益还算稳定。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凤险。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为这种不妙的前景找条出路，为将来的违约可能买份保险，这就是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

在推出这样一仲产品之前，投行们首先需要创造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其合理性。他们将CDO的利息收入分解成两个独立的模块，一个是资金使用成木，另一个是违约风险成本。现在需要将违约风险模块转嫁到别人身上，为此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如果有投资人愿意承担CDO违约风险，那他将得到投行们分期支付的违约保险金，对于投资人来说，这种分期支付的保险金现金流与普通债券的现金流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CDS合约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承担风险的投资人并不需要出任何资金，也不需要与被保险的资产有任何关系，他只需要承担CDO潜在的违约风险，就可以得到一笔分期支付的保险金。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投资人对违约凤险的判断不如投行们更准确，所以很多人被表面的回报所吸引而忽视了潜在的凤险。

这时候，虽然“浓缩型毒垃圾”在理论上还留在了投行的手里，但其违约风险已经被转嫁给了别人。投行既得了面子，又得了里子。

本来到此为止投行已经“功德圆满”了，但人的贪婪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只要还没出事，游戏就还会用更加惊险的形式进行下去。

2005年5月，一群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超级金融天才们”终于“研制成功”一种基于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新产品：“合成CDO”（Synthetic 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资产。投资银行家们的天才思路是，将付给CDS对家的违约保险金现金流集成起来，再次按照凤险系数分装在不同的礼品盒中，再次去敲穆迪和标普们的大门。穆迪们沉思氏久，深觉不妥。拿不到评级一切都是空谈。这可愁坏了投资银行家们。

雷曼兄弟公司是“合成CDO”领域中的当世顶尖高手，它麾下的“金融科学家”们于2006年6月破解了“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中最有毒的“普通品合成CDO”（Equity Tranche）的资产评级这一世界性难题。他们的“创新”在于将“普通品合成CDO”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蓄积成一个备用的“资金池”，一但出现违约情况，后备的“资金池”将启动供应“现金流”的紧急功能，这个中看不用的办法对“普通品合成CDO”起到了信用加强的作用。终于，穆迪们对这一“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给出了AAA的评级。

“合成CDO”投资的吸引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是如此光彩照人，任何投资者都会有天使降临人间一般的错觉，想想看，以前投资CDO责券，为了得到现金流，你必须真金白银地投钱进去，而且必须承担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现在你的钱可以不动，仍然放在股市里或其他地方为你继续创造财富，你只要承担一些风险就会得到稳定的现金流。比起CDS来说，这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个投资产品得到了穆迪和标普们AAA的评级。

不用出钱就能得到稳定的现金流，而且风险极小，因为它们是AAA级别的“合成CDO”产品。结果不难想象，大批政府托管基余、养老基金、教育基金、保险基金经理们，还有大量的外国基金踊跃加入，在不动用他们基金一分钱的情况下，增加了整个基金的收益，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高额奖金。

除了大型基金是“合成CDO”的重要买主之外，投资银行们还看中了酷爱高风险高回报的对冲基金，他们为对冲基金量身订制了一种“零息债券”（Zero Coupon）的“合成CDO”产品。它与其它“合成CDO”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他产品不需要投入资金就可以得到现金流，但致命的缺点是必须全时限地承担所有风险，这就有赔光全部投资的可能性。而“零息债券”型产品则是投入票面价位的一部分资金，而且没有现金流收益，但是等CDO时限一到，将可得到全部足额的票面价值，但要除掉违约损失和费用，这种本质上类似期权的产品将最大风险来了个“先说断，后不乱”，对冲基众最多均掉开始投入的一部分资金，但万一没有出现违约，那可就赚人发了，这个“万一”的美好憧憬对冲基金实在是无法抵御的。投行当然是洞悉了对冲基金经理的内心活动，才能设计出如此“体贴入微”的产品。投行的角色就是刺激和利用对方的贪婪，自己却几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对冲基金就得看自己的运气了。

华尔街金融创新的想象力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除了CDO、CDS、合成CDO，他们还发明出基于CDO的“CDO平方”（CDO2）、“CDO立方”（CDO3）、“CDO的N次方”（CDON）等新产品。

Fitch的统计显示，2006年信用类衍生市场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这个市场爆炸性地成长了15倍！目前，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信用类衍生市场的主力，独占60％的份额。

另外，BIS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新发行了920亿美元的“合成CDO”，2007年第一季度发行量为1210亿美元的“合成CDO”，对冲基金占了33％的市场份额。谁是这个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市场的主力呢？令人惊讶的结果表明，是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外国投资人在内的“保守型基金”，而且这些资金居然是集中投在“合成CDO”里最有毒的“普通品合成CDO”中。





「资产评级公司：欺诈的同谋」

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中，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10％得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而实际情况是，2006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违约率达到了14.44％，2007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15.75％。通着接近2007，2008两年2万亿美元的利率重设所必然造成的规摸空前的“月供惊魂”，次级和ALT-A贷款市场必将出现更高比率的违约。从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中，已经有一百多家次级贷款机构被迫关门。这仅仅是个开始。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最终将可能有20％的次级贷款进人拍卖程序，220万人将失去他们的房屋。

被穆迪、标准普尔等资产评级公司严重误导的各类大型基金投资人，以及监管部门纷纷将评级公司告上法庭。2007年7月15日，美国第三大退休基金——俄亥俄警察与消防退休基金（Ohio police & Fire Pension Fund）严重亏损的消息曝光，它的投资中有7％投在了MBS市场上。俄亥俄州的检察官马克·德安（Marc Dann）怒斥“这些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MBS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他们持续给这些（资产毒垃圾）AAA的评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这些欺诈的同谋”。

对此，穆迪反驳道，简育荒谬。“我们的意见是客观的，而且没有强迫大家去买和卖。”穆迪的逻辑是，就像影评家一样，我们称赞《满城尽带黄金甲》并不意味着强迫你去买票看这部电影，换句话说，我们只是说说，你们别当真啊。

气得七窍生烟的投资人则认为，对于像CDO与“合CDO”这样极端复杂和价格信息相当不透明的产品而言，市场信赖并依靠评级公司的评价，怎可一推六二五，完全不认账呢？再说，如果没有AAA这样的评级，大型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教育基金、政府托管基金，外国机构投资基金又怎会大量认购昵？

一切都建立在AAA的评级基础之上，要是这个评级有问题，这些基金所涉及的数千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也就危在旦夕了。

其实，资产评级推动着所有的游戏环节。

最近，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旗下从事次级房贷的两只对冲基金出现巨额亏损。其实，在贝尔斯登出事之前，就有许多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开始调查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持有资产的定价问题。“金融会计标谁协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开始要求必须以“公平价格”计算资产“退出价格”（Exil Pricc）而不是“进入价格”（Enter Price）。所谓“退出价格”就是出售资产的市场价格，而目前投行和对冲基金普遍使用的价格则是内部设计的数学公式“推算”出来的。由于CDO交易极为罕见，所以非常缺乏可靠的市场价格信息。投资人向5个中间商询间CDO报价，很可能得到5种不同的价格。华尔街有意保持该市场的不透明，以赚取高额的手续费。

当人家有钱赚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一旦出事，则争相夺路而逃。此时，西方社会平常的谦谦君子将撕下各种伪装。贝尔斯登与美林的关系就是如此。

贝尔斯登的两大对冲基金据报道是在“次级MBS市场上押错了宝导致巨额亏损”，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它们在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合成CDO”中扮演了不幸承受违约凤险的一方，而“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转嫁凤险的一方也许就是包括它的本家在内的投资银行们。截至2007年3月31日，贝尔斯登的两只基金控制的资产还高达200亿美元以上，7月初两只基金的资产已缩水20％左右。由此，这些基金的债权人也纷纷谋求撤资。

最大债权人之一的美林公司在反复讨债未果的情况下急火攻心方寸大乱，悍然宣布将开始拍卖贝尔斯登基金持有的超过8亿美元的贷款抵押债券。之前美林曾表示，在贝尔斯登的对冲从金宣布调整资本结构的计划之前，不会出售这些资产。儿天后美林拒绝了贝尔斯登提出的重组方案。贝尔斯登又提出增资15亿美元的紧急计划，但并未得到债权人的认可。关林准备先售常规证券，然后还计划出售相关的衍生产品。同时，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等据称也赎回了相应的基金份额。

让所有人惊慌的是，公开的拍卖上只有1/4的债券有人询价，而比价格仅为票而价值的85％～90％。这可是贝尔斯登基金最精华的AAA评级部分了，如果连这些优质资产都要亏15％以上的话，再想到其他根本没有人问津的BRB以下的毒垃圾CDO简直就令人魂飞魄散，整个亏损规模将不堪设想。

严酷的现实惊醒了贝尔斯登，也震动了整个华尔街。要知道，价值7500亿美元的CDO们正作为抵押品待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他们目前的伎俩就是将这些CDO资产转移到表外资产（Off Balance Sheet）上，因为在这里，这些CDO能够以内部数学模型计算价格，而不必采用市场价格。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在市场上公开拍卖！因为这将把CDO的真实价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将会看到这些泡沫资产的实际价格非但不是财务报表公布的120％或150％，而很可能是50％甚至30％。一旦市场价格被曝光，那么所有投资于CDO市场的各类大小基金都将不得不重审核它们的资产账目，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

到7月19日，贝尔斯登的两个下属对冲基金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残留下来”，20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在几个星期之内就灰飞烟灭了。8月1日，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宣布破产保护。

究竟谁持有资产毒垃圾呢？这是一个华尔街非常敏感的问题。据估计，到2006年年底，对冲基金手上持有10％，退休基余持有18％，保险公司待有19％，资产管理公司有22％。当然还有外国投资者。他们也是MBS、CDS和CDO市场的生力军。2003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隆重推出”的各种“结构性投资产品”中有多少被这些“资产毒垃圾”所污染，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国际清算银行曾警告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向题愈发突显，但还不清楚这些间题会如何渗透到整个信贷市场。”这个“还不清楚”是否暗示CDO市场可能崩盘？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以及建筑在其之上的CDO，CDS与合成CDO的总规模至少在3万亿美元以上。难怪近来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该行还认为，今后几个月全球信贷领域的景气周期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

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来看，政策制定者并不认同金融市场对于次级贷款市场的担忧，并不预期其影响将在经济中蔓延。伯南克曾于2007年2月底表示，次级贷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向主要贷款市场蔓延，整体市场似乎依然健康。随后无论投资者还是官员们，都对次级贷款危机扩散的潜在风险避而不谈。

回避问题并不能消除问题，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触摸到了即将来临的危机。

如果政府托管的各类基金在资产抵押市场中损失惨重。后果就是老百姓每天都可能面对3000美元的交通罚单。如果养老基金损失了，最终大家只有延长退休年龄。要是保险公司赔了呢，各种保险费用就会上涨。

总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的规律是，赢了银行家拿天文数字的奖金，输了是纳税人和外国人埋单。而无论输赢，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被银行系统反复、循环和高倍抵押的债务所创造出的巨额债务货币及通货膨胀这一必然后果，则悄悄地币新瓜分着全世界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难怪这个世界的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也就难怪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和谐。





「债务内爆与流动性紧缩」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债务内爆型危机。银行在产生按揭贷款的同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而不完全是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将别人的储落转贷给他人，这其实就是将未来的尚未创造出的劳动提前印成货币并进入流通。一方面是大规摸的房地产贷款所产生的“货币海量增发”，而这一行为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失控，另一方面，央行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通过加息来应付，这两种作用的合力导致贷款人还贷压力逐步上升，直至被巨大的债务压垮而出现违约率大幅攀升，紧接着就是房价出现下跌，投资人开始撤出房市，MBS和CDO无人问津，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突然出现流动性紧缩。这种紧缩又震撼了金融衍生品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大批购买了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基金经理们突然发现风险对家竞然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此时，银行和投资者再来催帐，惊恐与无奈之下只有抛售资产套现还伎。不幸的是，大多数投资人的投资方向和模式高度雷同，抛售终于演化为恐慌。

这就是债务货币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的规律：债务创造货币，货币刺激贪婪，贪婪加重债务，债务发生内爆，内爆触发紧缩，紧缩异致衰退！

很多分析师认为次级房贷只是“孤立问题”，而且规摸与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相比不算太大，这种观点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形状和结构”问题，即余融市场并非是水平发展和独立的。

从垂直方向看，次级房贷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倒金字塔形状。金字塔的底部是人约4000～5OO0亿美元最终必然成为烂账的次级按揭贷款，而它却支支撑着上面7500亿美元的CDO，再往上还有更大的50万亿美元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CDS上面还有“合成CDO”，还有MBS，CDO、合成CDO等一起被抵押给商业银行后，以5～15倍高倍杠杆放大的新的“假钱”支持下的流动性。当这个危险的倒金字塔倾斜和摇晃时，还会牵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1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因为流动性泛盖逆转为流动性紧缩是如此的突然，MBS和美国长期国债融资会出现问题，一但长期利率持续走高，1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将会发生更严市的内爆。

从债务结构关联性方面看，当负债累累的220万次级贷款人面临被扫地出门危机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们会按时付支付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和其他形式的债务吗？而基于这些债务的ABS债券和其他衍生品岂有不受影响之理昵？债务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供荣”，这些债券和它的衍生品在整个银行系统中披交错抵押，高倍放人，反复衍生，一个债务人倒下去，立刻就会拉倒一大片债务工具。几百万人同时倒下，谁能拯救？“金融创新”非但没有“分散”凤险，实际上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说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出问题时，美联储还知道通知几个最大的债主开会研究对策，邢么今天的市场一旦出现大批量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内爆，由干信用违约合同被千千万万的投资者相互持有，而几又是柜台交易，缺乏监管，其中若干节点同时出现违约，立刻会出现可怕的“链式反应”，整个系统将瘫痪。形象地说，在凤险集中的“传统金融市场”中，风险节点规模巨大而目标清晰，一旦出现“大出血”问题，央行大夫们可以迅速采取有效行动，果断“止血”。而当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被高度分散到成千上万的机构投资人手上后，一旦出现“严重失血”，就是几乎难以救治的“弥漫性出血”，大夫们完全不知从何处下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2007年8月初以来史无前例的注资行动突破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并没有反应过度，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们的全力抢救，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金融市场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下图是瑞士信贷发布的按揭重设贷款时间表。横坐标是月份，起始点为2007年l月。纵坐标是按揭债务重设规模。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为什么2007年2月底发生了第一次世界企融市场大地震，又为什么8月发生了第二次大地鹿，而第三次大地震的高峰很可能是2007年年底，随后的余震还将持续多年。





「世界金融市场的未来会这样」

尽管中央银行家们暂时压住了危机，但根本性的债务内爆文图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美国银行系统中7500亿美元的CDO资产估值问题尚未曝光，另外就是2007年年底和2008年会出现大规模按揭货款利率重设问题。到时候，肯定义是一场大地震。连续灾难性的地震之后，外国消费者仍然兴高采烈地大举借债消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问题的本质是在一个债务货币驱动世界经济的时代，偿还或摧毁债务都意味着流动性收缩。由于金融市场对高回报的需求是实体经济增长难以满足的，金融市场甚至不能容忍流动性增长减速，更不用说是停止和下降了。但是，次级贷款债务的内爆已经说明美国人对未来的透支能力已经被消耗得潜力殆尽了。2006年，美国的房贷增加了1.9万亿美元，而基于此的债务衍生品规模就更大了。如果这个庞大的债务工具系统性能下降，又到哪里去我更大规模的债务系统呢？

作为新的债务替代工具，华尔街的天才们正在加紧开发“死亡债券”（Death Bond）这个新产品。“死亡债券”的核心就是把人死后的人寿保险补偿金倒腾出来。投行们会找到有人寿保险的人，他们会建议说，人寿保险是死后给别人花的，为什么不现在就拿出来在自己有生之年用呢？这个建议儿乎是人人都会受到诱惑的，投行们将200张左右的人寿保险单集成打包成资产抵押债券（ABS），在华尔街卖给投资人。卖出人寿保险的个人通常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全部保险金的20％～40％的现金，而购买死亡债券的投资人则需要支付这笔钱并按月继续支付保险企，直到保险人去世，然后所有保险金都归投资人。保险人死亡越早，投资人收监越大。所以投资人是拍着秒表等待保险人死亡。投资银行在中间提取5％～6％的费用。尽管如此，这个市场也远不够替代按揭贷款的规模，即便达到最高水平，也只能产生大约每年19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工具，仅为按揭债务规模的1/10。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人人延长按揭债务的期限，从普通30年期延长到40～50年，这样也能大辐度提高债务规模，为金融市场供应足够的流动性。

如果没有一种规模足够大、增加足够快、运作机制足够合理的债务系统来取代暂时瘫痪的按揭债务的话，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的来临。

大事记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第一个现代银行诞生。

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

1791年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以得到外国资金的入股。国际银行家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

180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称号。

1803年，梅耶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声名鹊起，极大地提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誉。

1811年，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股东。

1811年3月3日，美国第一银行关门大吉，使内森勃然大怒，要给美国人一次教训，几个月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英国击败拿破仑大军。内森·罗斯柴尔德提前获知战况情报，利用英国公债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

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诞生。

1818年11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市场极大恐慌，迫使路易十八向其求援，最终完全控制法国金融。

1818年，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讨论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未来的亚琛会议，在会议上结识了梅特涅，并由此开始频繁向王室放贷和融资。

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4兄弟男爵称号。

1822年，所罗门、詹姆斯、卡尔3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纳会议，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

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这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唯一一次将国债降到了零，还产生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

1835年1月30日，杰克逊总统遇刺，但幸运逃过一劫。

1837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杰克逊总统的否决，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业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衰退长达5年之久，其破坏力之大直追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1841年3月4日，哈里森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受寒，并且日趋严重，最后不治而亡，有历史学者认为总统是被砒霜毒死的。

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当时世界十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中的Vi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

1850年7月9日，泰勒总统因为闹肚子神秘去世。

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

1853年，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拥有了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从而再度给美国经济套上了笼头。

1863年，林肯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以赢得战争，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

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身亡。刺杀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政府成员和金融势力。

1869年，J. P. 摩根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1872年，欧内斯特·赛德受国际银行家委托，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史称“1873年恶法”，使金币成为货币中唯一的主宰。

187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

1881年3月1日，林肯的盟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于刺客之手。

1881年7月2日，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之后去世。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

1912年，爱德华·豪斯发表小说《菲利浦·德鲁：管理者》，书中对美国未来的预测和国际银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瞩目。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获得通过，国际银行家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

1915年9月，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1917年6月17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1921年改组为“外交协会”，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

1920年5月8日，美联储董事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对农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剪羊毛”行动。

1929年，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股票的贷款供应量突然急剧减少，造成了1929年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钱大亨们算计好的对公众的“剪羊毛”行动。

1930年，国际清算银行成立。它是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

1931年，华尔街银行家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

1934年1月，罗斯福通过《黄金储备法案》，金价定位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国人民无权兑换黄金。

1935年，参议员奈伊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参加“一战”的秘密，历数银行家和军火公司在参战过程中的阴谋和不法行为。

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它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1961年11月，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0号总统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发行白银券，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

1967年，一个15人的美国专家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研究世界进入“永久和平”阶段后，美国将面临的挑战和美国的对应策略。同年，《铁山报告》一书出版，震惊美国社会各界。

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寿终正寝。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这是美国继1933年罗斯福对国内人民赖账以来，再次对国际社会赖账。

1973年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5年1月，美国财政部第一次开始拍卖黄金，但是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

1978年，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

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

1985年9月，美、英、法、日、德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被迫同意日元升值。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大会在美国召开，提出了实际由国际银行家控制的“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

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2004年4月14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体系。





货币战争2 | 金权天下





自序

2009年6月11日凌晨2时41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终于完稿了。

从2006年夏完成《货币战争》以来，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酝酿《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近三年以来，仔细梳理了德、英、法、美两百多年来的所有重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以及他们与各国的战争、革命、政变、危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从1723年开始到2024年结束，中间涉及欧洲、美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运作，得出了世界“17个主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图。

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阅读了上百部各家族史、各国经济史、各类文献、地图、杂志、报纸、网络文章等，总阅读量超过了5000万字，平均每天5万字的阅读量，终于完成了这件现在想起来不堪回首的工作。在2009年的日子里，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曾连续8周通宵达旦地工作。

我自认为《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00人以上，相信读过第一本书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应该不会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两本书的逻辑完全能够自洽，大量史实相互印证，许多重大历史谜团都会有一个合理和统一的逻辑支撑。

中国的理论界在研究西方社会的运作时，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研究盲点，那就是忽视了西方社会的人脉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对社会的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的关键性少数人群。透彻地理解这些人组成的人脉关系网，是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基础。

其实，任何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关键性的少数人群由于自身的聪明与勤奋，某些情况下也通过暴力与欺诈手段，在社会结构中逐渐向上攀升。当他们具备足够的财力和影响力时，又会反过来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从而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并形成利益互锁的统治精英阶层。如果说东方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是以政权为基础的话，那么西方的统治金字塔则是以非常隐蔽的债权为链条，将社会各阶层牢牢地维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中，债权人拥有着支配性权力，债务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保护和强化这一链条的可靠性。在西方，谁是最大的债权人，谁就是游戏规则的最终制定者。19世纪以来，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实际上是金融势力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决策。

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思想家们，必须具备宽广的全球视角和深远的历史纵深感，才能形成长远和实际的国家战略。任何战略形成的前提在于必须确定谁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没有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战略，基于错误的主要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有效战略。全面透彻地了解国际金融势力集团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是形成正确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基石。

本书将以300年的时间跨度，全面阐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形成、发展、排挤、冲突、联合与制衡，系统解析当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运作和决策机制，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书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宏大的金融视角、宽广的历史纵深、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史实数据，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主宰当今世界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

这是一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庞大的国际人脉关系网，它以金融业为核心，盘错交织着各国政府机构、石油财团、军工复合体、生物制药集团、战略情报体系、国家武装力量、新闻媒体及游说集团、司法立法机构、无国界组织、庞大的基金会系统、智库研究部门、宗教势力集团、秘密精英团体等社会关键力量。它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战争冲突、革命暴动、动乱政变、宗教热点、全球议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组织的指南针。

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人脉关系复杂、历史事件曲折，加上本人的理论功底有限，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和容忍。

作者

2009年6月20日于北京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谁是国际银行家



戛然而止的战争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俾斯麦的崛起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本章导读」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在普奥战争千钧一发时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普军乘胜出击即可能一举攻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有利态势下，竟然以辞职和跳楼为威胁，坚持放弃战机。

在这场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我们会看见一个接一个国际银行家的身影，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奥本海默……而这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之后，盘踞着一个个四通八达，纵向深远且彼此勾连攀附的家族金融网络。他们相生相克，一边提携协作，一边斗法设局。

这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金权网络实质上在操纵、掌控和决定着欧洲错综复杂的国家内政外交、战争与革命、政权和阴谋。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势崛起、德国统一进程、1848年革命、丹麦危机，到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无不与这张法力无边的金权网络息息相关。历史也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际惊心动魄地演绎着。





「谁是国际银行家」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1]。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2]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3]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Fould）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 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 of B. L. Fould & Fould-Oppenheim）。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4]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之内在巴黎筹措了5250万法郎，并支付给在亚琛的清偿委员会，募资、汇兑、运送、担保的手续费为0.75％，这相当于近40万法郎的巨额收入。所谓富贵险中求，为了这笔生意，奥本海默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身家。这单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获了各方的赞誉。在普鲁士传统的银行家看来，这笔手续费并不算太多，因为他们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巨款，还有银币运送将会是人吃马喂、武装护送的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没曾想到在建立起国际银行家生意与人脉网络之后，5250万法郎的资金募集在犹太银行家控制下的法国资本市场根本不够分配，其争抢程度不亚于今天中国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抢手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如此巨额的现金汇兑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与科隆银行之间传送一张汇票这么简单，奥本海默等人轻松愉快地赚得了40万法郎。落后的普鲁士银行系统被新兴的金融人脉网络深深地震撼了。

在与福尔德家族联姻后，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是欧洲金融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1826年，奥本海默的生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时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几乎每天与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情报往来。随着莱茵河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到莱茵河旅游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携带过多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英国罗家开出信用证，可以到莱茵地区的奥本海默家族银行支取现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此时的所罗门已经将家族的事业逐步移交给了儿子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其间奥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罗家推荐来的客户。1834年亚伯拉罕与夏洛特·贝菲丝大婚，在随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处拜会各位大腕叔叔们。在给最具权势的叔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信中，亚伯拉罕谦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两年前，您还常把您所有的客户推荐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们的过错却使我们失去了您的客户，这一点使我们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运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进入您的庇护范围，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够恢复从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比史法豪森（Schaffhausen）家族更有优先权。我也将使您成为我们家族合作的优先选择。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您接受。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来，奥本海默家族与汉斯曼（Hansemann）家族联手大力为铁路与航运业融资，并建立起新兴的股份制公司投资莱茵铁路项目。由于普鲁士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地区资金紧张，几乎所有工业公司都达到了信用的极限。亚伯拉罕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机，开始大力推动对商业和投资的信用保险业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亚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险公司。

1842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与后来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自此，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已初步奠定，成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鲁士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进程明显加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矿山、纺织、机械、铁路、轮船等行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业资产阶级赢家的同时，也带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输家，他们就是因丧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在极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失业的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阶层。在封建专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工业革命的赢家不满其政治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不相匹配，他们向统治者要求更多的权力。同时，工业革命的输家更是对悲惨的现实生活积怨已久，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对千余年来的宗教和社会歧视的强烈反抗，这几股强大的鼓动力量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荣的工业化表象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从1845年到1847年，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爆发饥荒。农业歉收，粮食价格猛涨，农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农业信用规模缩减，就业机会下降。同时，欧洲工业从1840年起开始陷入停滞，特别是铁路建设速度基本丧失增长，工业信用也出现紧缩。两种紧缩的力量聚合起来造成了1848年欧洲众多地区的经济萧条。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局面，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道道裂缝。

在观察到欧洲各个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现象后，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已经预感到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的股票市场崩盘，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人民的怨恨和资产阶级的夺权冲动促使社会积怨的火山猛烈喷发。2月26日，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发来消息说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渡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拯救我们）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6]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7]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躁，做事雷厉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8]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 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9]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以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阿姆斯洛的继子）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蹿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民主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10]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11]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年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

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财政）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丹麦危机）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麦）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12]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做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13]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 von Erla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力。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14]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15]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1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16]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17]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科隆－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债券）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18]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19]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售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参考资料」

[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2] S. Bleichroder to Baron Anselm Solomon，17 Nov. 1839．

[3]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P37．

[4] Sebastian Hensel，tr. Carl Klingemann，The Mendelssohn Family 1729-1847．

[5]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

[6] Ibid．

[7]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1977，P21．

[8] Bleichroder to Baron James，21 Feb. 1863．

[9]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10] Holborn，Modern Germany．

[11] Eyck，Erich.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W. W. Norton & Company. （1964）．

[12]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1977，P32．

[13] Ibid，P39．

[14] Bohme，Deutschlands Weg，Chapter 2 and 3．

[15]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16] Roon，Denkwurdigkeiten，P354-355．

[17] Rohl，“Kriegsgefahr”，P102．

[18]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P171．

[19]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

[20] Ibid，P176．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金融家与政治家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黄金十字架



进军中国





「本章导读」

自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充分利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着18世纪7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英国银行家终于发现了信用的秘密，预期成为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后盾，英国的金融能量被高倍放大。信用革命、工业革命与商业资本主义全面结合，财富创造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惊人程度，终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19世纪是国际银行家发展壮大的关键历史阶段，他们在英、法、德、美各国的崛起模式各不相同。其中，英国的情况最为特殊。由于私人资本实力雄厚，工业革命前期的纺织、冶金、煤炭、航运、铁路、机器制造、军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私人银行投资和本国资本融资，在供应和满足工业革命的资本需求之外，英国的资本依然过剩。除了数额庞大的英国和外国公债融资需求之外，本国工业发展对国际银行家的资本需求并不旺盛。尽管英国公司法比较宽松，但资本过剩导致了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相对缓慢，私人银行仍然是英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与之相匹配的隐秘性就成为英国金融业的核心传统。

躲在隐秘帷幕后的17个英国私人银行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控制着英格兰银行的运作，甚至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之后仍是如此。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巴林、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家族。他们掌握着英国乃至欧美各国债券发行的金融渠道，垄断着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动方向。在获取庞大财富之后，他们开始逐步影响政府外交与内政决策。他们私下挑动国家争端，大力扶持军事工业，两边下注资助战争，上下其手挑动政变，里应外合打理战争赔款。他们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各自拥立政治代言人，相互争夺大型项目，极端情况下他们也会在金融市场上对决。

有钱的地方就有利益博弈，钱多的地方就会有权力争斗，而驾驭了权力就会有更多的金钱。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2]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连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3]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4]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 & 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5]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 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6]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7]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8]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 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 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9]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 Labo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 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族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 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族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 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10]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 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11]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 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分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家族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练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 di 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 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词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自己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算盘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族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 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12]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13]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14]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15]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磷矿和铜矿，阿根廷的铁矿）为基础和后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其中阿根廷风头最劲，在南美洲一枝独秀。南美各国都在迅速扩张工业，产能和经济数字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以巴林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国的债券。巴林银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则看好巴西。

1888年时，执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奈提·罗斯柴尔德开始陆续发表他对阿根廷的担忧：“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热。”“阿根廷的实际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撑它的负债水平。”进而预言“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将出现崩盘，而这场危机会迅速殃及其他国家”。

两年以后的1890年，阿根廷的经济泡沫破碎，爆发经济危机，其债券如雪崩般贬值。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阿根廷债券巨幅贬值，加上俄国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银行的存款，巴林银行连遭重创，现金流干涸，顿时陷于破产边缘。

英格兰银行立刻发起对巴林银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银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罗斯柴尔德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口头响应：“如果巴林银行倒下的话，绝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机构都要随之崩溃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灾难发生。”当巴林危机愈演愈烈，罗氏伦敦银行在一个月内两次紧急从巴黎分行抽调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黄金，以助英格兰银行应付资金短缺。

救助巴林银行的时间紧迫到以小时计算，英格兰银行把众银行巨头召集起来，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落到罗斯柴尔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紧急会议上犹豫不决，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见”。在另一银行巨头科瑞决定加入救援后，英格兰银行急不可耐，不断向奈提施压：“没有你，我们也必须继续（拯救巴林银行）了。”终于，奈提极不情愿地首肯了。

有了罗斯柴尔德和科瑞银行牵头，各银行纷纷出资投入巴林救援资金，在24小时的最后期限截止时，救援资金达到1000万英镑，后来上升到1700万英镑。[16]

巴林银行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被拯救了。

关于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学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场危机中是否存在“犹太人的手指”？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为死敌和强劲的竞争对手。奈提甚至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巴林的危机，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枪上扣响了扳机？第二，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奈提担当了拯救巴林的排头兵？第三，为什么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遭受巴林银行的厄运？

对前两个问题，执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作出评论说，巴林银行实质上已成为整个英国商业和经济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国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将严重受损。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决定要尽全力拯救巴林。

关于第三个问题，罗斯柴尔德银行回答说他们持有的债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虽然阿根廷危机席卷南美，但在危机爆发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将大部分巴西债券转手卖出了。在1886年时巴西债券只占罗家伦敦银行资产的2.4％。另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远远优于巴林银行，即使在南美经济泡沫最大最热的时期，罗家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没有让自己负债过高，而头脑发热的巴林银行就太冒险了。

不管怎样，巴林银行终于被救下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罗斯柴尔德的世纪老冤家终于沉寂了。

巴林银行在1995年终于被一个27岁的年轻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 Leeson）彻底摧毁了。此为后话。





「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促成的。19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金银双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并且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重大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矿开发方面的兴趣和利益迅速增长，他们在这20年中经办的外国债券绝大多数是采用金本位制国家的。

美国南北内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美国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及赛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废除林肯绿币和重新使用黄金支付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纽约犹太银行家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 Seligman）联手承销价值5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后来，摩根集团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进来，发行了2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罗斯柴尔德银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华尔街银行家共发行了2.67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起到重要作用，并为美国未来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础。[17]

然而，1877年10月美国在第45届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重新启用银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这项法案被贝尔蒙特愤怒地称做“公开的盗贼”、“瞎了眼的疯狂蠢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定银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并且不得用于支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利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在1899年通过贝尔蒙特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重新签订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金币结算。这笔交易成为从1879年起罗家试图在美国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转折点。

1893年3月，为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缩减的时期维持美元的兑换性，克利夫兰总统尝试发行一笔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虽然摩根财团跃跃欲试想要加入，罗斯柴尔德却表现得非常犹豫。即使在克利夫兰承诺会把本来已经极大限制银币流通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废除掉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还是很不满意。罗家兄弟的谈判技巧实在了得，他们最后使这一协议在确保罗家获益非凡的条件下得以签订。罗家以104.5的价格承销价值6230万美国国债，转手就以112.25（后来更升到119）的价格卖给急迫的投资者们。此举创造了在22分钟内获利600万美元的神话。[18]这一项交易在美国备受诟病，最终导致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力主白银货币的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不是克利夫兰。

1868年时只有英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经济附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金本位制。法国、俄国、波斯和一些拉美国家采用双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欧多数国家，都采用银本位制。40年后，只剩下中国、波斯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用银本位制。黄金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

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转轨过程中，德国于1871～1873年，法国于1878年，俄国于1897年，意大利于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二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网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输送信用和货币，各国只有在他们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下才能避免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其主营业务——公债交易又需要各国货币之间保持自由兑换，于是各国统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于罗家业务开展。由于罗家在黄金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就间接形成了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世纪后期不遗余力地促使各国实现金本位制，其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进军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独特，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但是团结如一对付全世界。

————英国著名政论家查尔斯·狄尔克，1879年3月[19]

自从1874年中国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外国贷款合同后，就依赖两家英国机构进行海外融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同时英国政府通过任命罗伯特·哈特爵士（Sir Robert Hart）为总监，掌控了大清海关。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听到风声说俾斯麦“有意插手中国问题”。罗斯柴尔德情报网很快证实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David Hansemann）提议由罗斯柴尔德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中国政府和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阿尔方斯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汉斯曼想要在这个联盟中占到超过一半的权利。在陪同中国驻伦敦大使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奈提·罗斯柴尔德督促英国外相“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英国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当汉斯曼发动威廉·卡尔（Wilhelm 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时，包括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在内的13家主要德国银行都加入了进来。奥本海默被选作代表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罗斯柴尔德伦敦机构负责出资赞助。

在远东利益上，英国独霸一方，与之对立争夺的是法国和俄国。尽管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最终打败了中国，此事给柏林和伦敦联手合作奉上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就是这背后的总策划师。他们的设计是：促成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合作，分别以英国和德国政府为后盾，遏制住俄国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银行家们的想法和外交家与政治家们存在很大分歧。德国政界一些官员想促使德国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而不是英国，并且反对1895年4月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另一些官员则怀疑罗斯柴尔德是要将德国银行排挤出中国市场。而汇丰银行当然不情愿放弃它对中国政府融资的一向垄断。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从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而没有采用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极力推荐的多国贷款。阿尔方斯认为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都是“一剂苦药”。

实际上俄国根本没钱借出这笔款项，它自己正负债累累。于是这笔钱实质上是法国贷款，由巴黎银行等三家法国银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却是俄国跟法国平分，俄国得以把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到满洲里，法国拿到中国的铁路修建权。搭着这顺风车，1896年俄国银行家罗斯坦（Rothstein）用法国资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银行，还订立了俄中联盟。

眼看俄国霸着中国大蛋糕大快朵颐，吃个不亦乐乎，汉斯曼这厢又急又恨，而罗斯柴尔德更急于要把诱人的中国贷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两人快马加鞭，促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1895年7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番工夫总算没白费，赶上1898年中国要第二次借款了，这回是1600万英镑。难题又来了，英国政府不愿意给这笔借款作政府担保，以致难以界定英国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额。而英国和德国政府又都对对方不放心，彼此怀疑对方针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此时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为争夺在山东省的铁路准入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可急坏了阿尔弗雷德和奈提两位罗家兄弟，两人分头在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之间连抚慰带调停，总算在8月把双方的火气都压下去了。

阿尔弗雷德亲自出面，把英国和德国的政要全请到伦敦罗家的晚宴上，让德国方面以一种“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诉说在中国问题上受的委屈。那边汇丰银行正暴跳如雷，指责德华银行背信弃义，奈提赶忙在汉斯曼和汇丰银行之间调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后，1898年9月初，银行家和政客终于一起坐到了伦敦的会议桌边，就中国铁路权的划分达成协议，英国银行家占扬子江沿线，德国银行家管山东半岛的铁路，天津到秦皇岛铁路由两家平分。奈提高调重申“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德国总理诚恳地愿意与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联合”。[20]

协议是达成了，争端、猜忌和矛盾却从没停止过。1900年，德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向中国出兵，俄国则直接占了满洲里，两边眼看着又要擦起火花，双方都找罗斯柴尔德去传话。罗家一边向英国政府传递“俄国人保证不开战”的信儿，一边牵线搭桥让英国和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一轮协议，维持清王朝完整并促其“开放国门”同外国进行贸易。在罗家一手运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汉斯曼又在柏林组织银行家们开了个会，组成北京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专门针对在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德国和俄国都把罗斯柴尔德视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79年，罗家再度进入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来得“悄无声息”。





「参考资料」

[1] Byron，Don Juan，1821．

[2] Philip Ziegler，The Sixth Great Power，Alfred A. Knopf，1988．

[3] Stephen Zarlenga，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 （American Monetary Institute 2002）．

[4] Schama，S.，Patriots and Liberators，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 1780-1813．

[5]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4thEdition）．

[6] Philip Ziegler，The Sixth Great Power，Alfred A. Knopf，1988．

[7] Ibid．

[8] Ibid．

[9] N. Baker，Government and CNick Leesonontractors：The British Treasury and War Suppliers（1971）．

[10] Ibid．

[11] Donald R Hickey，The War of 1812：The Forgotten Conflict（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12]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Volume 2，P369．

[13] Benjamin Disraeli，Coningsby，or the New Generation （Coningsby at Project Gutenberg，1844）．

[14] Lewis Samuel Feuer，Imperialism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Mind（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9）．

[15]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Volume 2．

[16] Philip Ziegler，The Sixth Great Power，Alfred A. Knopf，1988．

[17]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Volume 2．

[18] Ibid．

[19]Gwynn，Stephen Lucius，The Life of the Rt. Hon. Sir Charles W. Dilke，Volume 1 （Project Gutenberg，2003）．

[20]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Volume 2．





第三章 法国：金权的割据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金融创新的革命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克里米亚战争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本章导读」

法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两代人，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重创。尽管如此，法国仍远早于德国和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法国还拥有北美、印度支那、非洲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本国雄厚的储蓄和资本成为了法国工业革命时代主要资金来源。法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介于荷兰与英国之间，而明显有别于德国与美国模式。19世纪，私人银行业仍是法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股份制银行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起步，与私人银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

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银行家族分成两大势力集团。一派是所谓清教徒银行家，他们多数来自瑞士，这些家族从18世纪后期开始兴起，他们是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积极推手。当革命发展脱离他们的控制时，他们又开始支持拿破仑掌权以便“恢复社会秩序”。拿破仑以同意他们建立法兰西银行作为自己上台的对价，纵容他们全面控制了法国的金融系统。1811年，当拿破仑的好战政策和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格违背了银行家们的利益时，他们开始秘密联络波旁王朝的后裔，进行复辟。这些家族包括米腊博（Mirabaud）、马利特（Mallet）、霍廷格（Hottinguer）等。银行家们在法国和瑞士的势力一直延续到现在。2009年美国政府与瑞士激烈争议的所谓秘密账户问题，其目标直指米腊博等家族。

另外一派金融势力就是19世纪初崛起的犹太银行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家族包括罗斯柴尔德、福尔德（Fould）、斯登（Stern）、沃尔姆斯（Worms）等。在这些犹太银行家族中，还有极少数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包括贝列拉家族（Péreire）和海涅家族（Heine）。在犹太银行家的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其中主要是罗斯柴尔德为核心的私人银行体系与贝列拉、福尔德代表的法国动产信贷银行这一股份制创新的模式之争。

围绕着银行家族之争同时展开的是法国政权更迭、对外战争、思潮涌动和革命频起。19世纪的法国远比英国动荡，远比德国多元，远比美国精致。在经历了种种光荣与梦想，失败和耻辱之后，金权冲破了重重阻力，逐渐成为法兰西帝国命运的主宰者。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1]

————法王路易十六在断头台前的最后一句话

当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美洲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时，法国波旁王朝还偏安欧洲一隅。等法国醒悟过来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已经比英国晚了好几十年。但是法国追赶速度很快，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法国大西洋贸易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英国，从而积累了后来工业革命时代宝贵的原始资本。据统计，从1716年到1787年，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

当英国发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械、矿山采掘、生铁冶炼等技术陆续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的工业革命慢慢地起步了。尽管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旗手，主要技术输出国，但法国在这一进程中也颇有贡献，如罗伯特造纸机的发明对工业革命的促进意义不可忽视。

基于贸易和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金融改革进程在法国被约翰·劳（1671～1729，John Law）1718～1720年的“金融创新”骗局所打断，银行、纸币、股票等名词让法国人延续半个世纪都厌恶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融在法国成为骗子的代名词，本土的法国人基本放弃了从事金融业的念头。由于缺乏金融工具和强大的金融市场支撑，路易十四常年不断的穷兵黩武就只能靠严苛的税收和成本高昂的外债，其债务利率高达8.5％～10％，是英国的2倍。

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对的就是“太阳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路易十六绝非一个昏君，事实上，他性格温良谦厚，在一个即将出乱子的社会动荡前夜，他的个性软弱，意志不坚，宽不足让人民念好，严无法使权贵让步，注定了他必将以悲剧收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处境与明朝末代崇祯皇帝颇为类似。随着国家财政的日益恶化，加之不合理的税务制度，使得民怨载道、贵族不满，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财大气粗之余，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垄断早已忍无可忍。法国社会的三大势力集团：贵族与宗教传统权力核心、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都在愤愤不平中将怒火聚焦于法国政府，路易十六已被架在了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

法国人不重视金融，而路易十六的外债日益严重，这就给瑞士、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外来银行家族留出了一个金融权力的真空。瑞士日内瓦等地的清教徒银行家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群。他们来到巴黎，围绕着让王室绝望的债务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由于这些瑞士银行家财大气粗，屡屡帮助皇室解决紧急难题，为路易十六所倚重，逐渐把持了法国的金融话语权和财政改革决策权。

路易十六陷于财政困境焦头烂额，不得已起用了“外来的和尚”奈克（Jacques Necker）担任财政部长。这个奈克也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他利用在瑞士银行家族圈子里的影响力，募集到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款项。这种借款的性质，同今天某些商人相互拆借的行为差不多。由于是近乎高利贷的短期融资，瑞士银行家族圈子期待的是一笔回报丰厚的快钱投资，而法国宫廷贵族的开销实在太大，财政短期无法扭转赤字状态。这可急坏了银行家们，眼看“快钱”就要变成“慢钱”，说不定“慢钱”还会变成“死钱”，这些人投进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耽误不得。无奈之下，奈克决定进行“休克改革”。他首先取消了宫廷贵族的部分特权，并削减了他们的俸禄，然后大刀阔斧对税收进行了彻底改革，税负从“人丁税”改为“土地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将被征收重税。不幸却并不意外的是，这显然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贵族们群起围攻奈克的改革。奈克赌上的可是自己和圈子里众多银行家族的身家性命，一看不妙，情急之下在1781年向社会公布了权贵们的开销清单，这一重磅炸弹立刻震惊了法国社会。经过伏尔泰、卢梭等人长期自由主义思潮熏陶的法国公众当即炸了窝，对权贵的愤怒演变为对皇室的敌视。[2]

奈克也因为处事操切而下台。其后法国又历经4任财政部长，财政恶化愈加严重了。路易十六无奈，只有在1788年再度起用瑞士银行家奈克。此时的法国已处在社会动荡危险的前夜，巴黎的市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一触即发。另一厢，放贷的银行家们已经将砝码移向了“三级议会”，希望能夺取财政、税收和政府预算的控制权，以便能收回巨额贷款。各方都预备亮牌，新兴的法国城市资产阶级手中积聚了日益雄厚的财富，对权力分享的欲望已经从渴望发展到迫不及待，而封建贵族和教会却高高在上，完全漠视甚至是敌视这一必然的趋势，加之长期过度税负的压力，使处于另一端的平民阶层早已民心思变，1789年法国的局势俨然干柴期待着烈火。

1789年6月，徒有虚名的“三级议会”被与会者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自行规定拥有税收权。7月，国民议会又自行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惊恐万状的路易十六开始调集军队向巴黎和凡尔赛宫集结，试图控制失控的局面。7月14日，愤怒的平民爆发了革命，并且攻占了巴士底狱。接着全法国爆发了农民暴动。8月，制宪议会颁发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3]。10月，路易十六被暴动平民抓获。

在瑞士银行家们的大力推动下，10月，罗马教廷规定的禁止高利贷的律条被废除了，银行家放贷收取高额利息被正式合法化了。11月，制宪议会宣布没收全国教会的土地。12月，宣布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Assignats），法国财政有了明显好转，银行家的贷款终于有了着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时年39岁。据说在他临死前留下了回肠荡气的一句话：“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除了中间短暂的休战之外，法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大量资源被战争摧毁，500多万人的生命化为灰烬，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严重，法国工业革命被推迟了近30年，英国对法国形成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从此，法国的国力再也没有超过英国。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无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尽管法国的对外战争和后来的大革命带来了动荡纷扰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但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一颗明珠，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国家的富豪和那些渴望成为富豪的人们。法国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天主教对其他宗教的迫害逐步减轻，非天主教的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的公民权，这一切对在欧洲深受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具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法国皇室和对外战争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创造出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从皇室债券的承销到军队物资的供应，从教会土地的买卖到法国货币的投机，从本国汇票贴现到英国票据周转，在其中大获其利的银行家族逐渐形成了所谓“高特银行家圈子”（Haute Banque）。他们的核心成员是那些在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瑞士银行家族。

“高特银行”家族们在拿破仑上台之后，得到了慷慨的回报。拿破仑以授权“高特银行”家族建立法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作为执政上台的对价，将法国的金融命脉交到了瑞士的银行家族手中。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高特银行家们几乎垄断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席位。工业革命在法国的扩张过程中，高特银行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从金融上垄断着整个法国的矿产、冶金、纺织、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在法兰西银行的章程中，只有200个最大的股东拥有投票权。整个法兰西银行发行了182500股，每一股的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它3万多个股东中，拥有投票权的200个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在200个最大的股东中，有78位公司或者机构股东，122个个人股东。但是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

在瑞士银行家族中，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是马利特、霍廷格和米腊博家族。

1557年，马利特家族追随欧洲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John Calvin）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商业和银行业领域发家致富。1709年，25岁的伊萨克·马利特（Isaac Mallet）从瑞士来到巴黎，他代表日内瓦的银行家族们到法国急切地寻找金融业的发展机会。经过70多年的苦心经营，马利特家族在法国已成为银行业的巨头。即便是在大革命时代，马利特家族银行照样营业。1799年，他的儿子桂罗姆（Guillaume Mallet）和其他瑞士银行家族联手策划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之后，马利特被拿破仑封为男爵，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排第三把交椅，直到1826年去世。然后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继续坐在这把交椅上直到1936年法兰西银行国有化。马利特家族是法兰西银行从头至尾把持董事会位置的唯一家族，时间跨度长达136年之久！[3]

排在马利特家族之后的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霍廷格家族。霍廷格家族在瑞士也是名门望族，出过几位政府部长。1784年冉－康来德·霍廷格（Jean-Conrad）来到巴黎，他先在一家银行做学徒，后来开了自己的银行，同时作为瑞士苏黎世银行家的法国代理，主要业务就是向法国皇室提供债务解决方案和融资服务。霍廷格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领袖过从甚密，其中就包括后来权倾朝野的塔列朗（Talleyrand）议员。在“雅各宾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时期，霍廷格跟随塔列朗流亡美国，1798年回到巴黎重新操持他的银行生意。后因策划资助拿破仑政变有功而受封为男爵，同时进入法兰西银行董事会。霍廷格家族在法国金融界、商业界和实业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4]

后来陆续加入高特银行家圈子的瑞士银行家还有米腊博、安地斯、奥迪尔斯、维纳斯等家族，这帮人大多数也进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会。

法国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开一个瑞士银行家联谊会。法国政局历经拿破仑、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拿破仑三世的变迁，中间包括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皮埃尔·米腊博（现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瑞士银行家们居然稳坐法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为金融不倒翁，实在是耐人寻味。特别是米腊博家族，其瑞士分支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清教徒银行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19世纪初，这些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逐渐建立起一张庞大的金融网络，他们继续与瑞士本土的银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垄断着法国银行系统的资金与信贷。

德国“二战”侵吞犹太银行家资产和2009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瑞士银行公开秘密账户，应与国际银行家族的百年内战有关。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高特银行家圈子里的另一大分支就是1780年以来陆续移民到法国的犹太银行家族。与瑞士银行家相比，他们在法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惊人。犹太银行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后，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升势头迅猛，逐渐形成了与瑞士银行家族分庭抗礼之势。

福尔德、贝列拉、罗斯柴尔德家族构成了法国犹太银行家族的核心。

福尔德家族是1784年来到巴黎的，他们的主营业务从为国外的犹太家族银行做代理，扩展到经营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取。福尔德开始发大财是在大革命期间，他先是在1790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以土地为抵押的新纸币上大搞投机，然后积极参与买卖教会土地，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福尔德极其擅长拉关系，他同许多德国的犹太商人和银行家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关系，并成为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老福尔德的儿子阿希勒·福尔德（Achille Fould）在政界和金融界异军突起，将家族的影响力继续发扬光大。

阿希勒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涉足政坛，1842年就作为国民代表进入地方议会。在1848年2月爆发的革命中，他谨慎地支持革命派，并以金融影响力资助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两个小册子反对纸币。终拿破仑三世一朝，福尔德先后4次出任财政部长，在法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强烈的保守倾向使他反对自由贸易的教条，拥护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随后建立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他也反对拿破仑三世过分打击其政敌奥尔良家族，在帝国法庭判决将奥尔良家族财产充公后，即于1852年1月25日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但旋即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以国务部长的身份重返帝国朝廷，任内曾主持1855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他在1860年11月再度辞职，又于翌年11月复职，直到1867年才以垂暮之年告老还乡。在其最后一段任期内，通过谈判削减了由法国侵略墨西哥战争引起的3亿法郎短期贷款债务，显示了其作为一名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5]

福尔德家族与贝列拉家族联手创建的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成为犹太银行家内部斗争的经典战例。

贝列拉家族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族之一，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曾是罗家银行的合伙人，并师从于罗家，后来扯旗单干。虽同为犹太人，但贝列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德意志犹太渊源不同，他们是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区的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最初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迁的一支。汇票贴现是其看家本领，他们自视是犹太人中的上等人，比迁移到东欧的犹太人要尊贵。[6]

整个19世纪，贝列拉家族的顶梁柱是埃米尔和伊萨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雅各·贝列拉，手语的发明人之一，曾是路易十五的翻译。贝列拉兄弟创建了以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的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不仅控制了全国铁路网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6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2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业，建立了整治巴黎市政工程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除此之外动产信贷银行广泛投资于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在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设立动产信贷银行分号。通过融合兼并或财政控制，以贝列拉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大财团，成为不可一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强劲对手。从1852年以后，这个大财团控制的银行和企业每年发行的股票市值超过15亿法郎[7]，其对法国乃至欧洲经济影响之强势，不由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当然，19世纪在法国最强大的银行家族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他们于1814年在金融上搞垮了拿破仑，并资助了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弃了波旁王朝，支持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开启了罗家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控制的资产从1815年的600万英镑，增长到1825年的1490万英镑，占家族总资产的比例从1/6增加到1/3。1836年，英国罗家的核心领导内森去世后，法国的詹姆斯事实上成为整个家族的新掌门，其个人财富高达4000万法郎，稳居法国首富，比霍廷格家族多10倍，比马利特家族多20倍。此时的犹太银行家族的势力已大幅超越清教徒银行家阵营。





「金融创新的革命」

19世纪上半叶，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作用在法国金融领域并非处于核心位置，私人银行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法兰西银行之上，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一状况直到1848年革命才有所改变。随着革命的爆发，传统的社会权力体系遭受更大程度的摧毁，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迅速形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1848年革命之后，法兰西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溢出了巴黎范围之外，渗入外省重要工商业中心。危机终结了法兰西银行保守的票据贴现政策，将贴现业务延展到仓单（Warehouse Warrant）、政府债券和三方签署的商业票据（Three-Signature Commercial Paper）等领域，同时获准发行面额100法郎的纸币，这样就把法兰西银行的影响力推向了全国。紧接着是1848年3月8日成立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为巴黎商人提供紧急流动性以遏制巴黎商业组织大规模破产的浪潮。到1854年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在政府敦促下放弃半国有地位转型为一般的股份制公司，其业务内容也由为巴黎商业组织提供金融服务转向对外贸易的金融服务。除了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以外，在法国各地也成立了76家地方性的贴现银行，主要为外省地方商人提供各种商业票据的贴现服务。

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工业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不少法国人深受其影响。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设想未来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人拥有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对圣西门主义者和其他关心法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士来说，要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航运、运河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大规模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将全法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效率地动员组织起来，一方面为这些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人民大众，实现国强民富的良性循环。

在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构想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投资银行模式。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私人银行无法抗衡的庞大资金，一方面可以摆脱政府在金融方面对私人银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实业的发展。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8]

法兰西银行势力的扩大和股份制投资银行的出现，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私人银行权力架构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是本能地维护既得利益，坚决反对此类金融创新，并且动用一切手段来扼杀股份制银行的出现。在最终打垮了以贝列拉家族为代表的创新派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也开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法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巴黎巴（Paribas）银行。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许许多多理论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仅仅是有道理而已。实践从不按照理论的逻辑来发展，因为实践理论的人，永远遵循的是利益的游戏规则。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必须通过符合实践理论的人群所默守的利益游戏规则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拿破仑三世对动产信贷银行理论的迷信也不例外。

皇帝陛下本人就是圣西门主义的狂热信徒，更喜欢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而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30年代上台之前，他就与其金融界密友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商量为了在法国实践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金融机构体系：

商业银行：法兰西国家贴现银行

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

抵押银行：土地信贷银行

互惠银行：小企业融资的信用互惠银行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股份制的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9]。

贝列拉兄弟利用拿破仑三世追慕虚名的心理，借口实现圣西门主义关于“一切阶级矛盾都必定在一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所能达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于1852年向拿破仑三世大力宣扬动产信贷银行商业模式的好处。这种模式是通过出售股份和债券给公众以筹集银行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贝列拉兄弟蛊惑人心地把它吹捧为实现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的手段。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0]。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使法国股票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泛滥，舞弊成风。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性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动产信贷银行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吸收储户存款、商业票据贴现、放贷和保险；第二部分是属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政府公债和公司债券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蛊惑之外，贝列拉兄弟和福尔德家族还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来促使拿破仑三世尽快下决心。树大招风，罗家的财雄势大不仅引发了清教徒银行家的敌视，也招来了其他犹太银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贝列拉早年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合伙人，罗家在金融领域是其师傅。后来贝列拉出来单干，对罗家态度也日益不友善。窝里反历来是罗家最为深恶痛绝的行为。

福尔德与贝列拉家族同属资助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功的“嫡系部队”，在金融上挑战罗家老大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阿希勒·福尔德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曾郑重地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11]

罗斯柴尔德也不是省油的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本来，拿破仑三世就是在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称帝，对这两位当然是言听计从，同时他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3]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民主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 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F. A. 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

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2.3亿法郎。但是，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时尚、张扬和野心，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传统、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

在动产信贷银行里，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每个人都急于暴富，不择手段，毫不掩饰。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从1851年到1856年间，铁路投资剧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

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此时，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急于借此自己致富，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詹姆斯立刻抓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15％。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钱”就净赚150万法郎。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则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通过“金融创新”，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此举立刻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福尔德、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15]

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不仅如此，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俄国。

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将俄国的欧洲部分，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预计投资10亿法郎。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全俄铁路公司成立（The Great Russian Railway Company），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华沙的弗兰克尔（Fraenkel），伦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门德尔松，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如贝列拉、马利特、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俄国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团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16]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开设了分号，一伺和约缔结（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因为）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17]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这将把法国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

虽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承销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美国的政府公债；投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铁路，还有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抵押债券；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在布拉格开办铁厂，甚至在锡兰（斯里兰卡）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不过，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业银行、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尼）铁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业银行（Nederlandsch-Indische 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设分号，混业经营投资银行、抵押银行、商业贸易等业务，并被认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为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动产信贷银行号称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对法兰西银行的业务造成了挑战。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不发放铁路股份作抵押的贷款，且贷款利率高达6％。到1852年11月，受到动产信贷银行的压力，利率只有3.6％了。同时期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的法兰西银行股份也大大贬值。罗斯柴尔德自然更对动产信贷银行恨之入骨。这种情势也开始促成罗斯柴尔德与法兰西银行结成同盟。

罗斯柴尔德在动产信贷银行创立之初曾购买动产信贷银行5000股观察一下行情，与此同时，贝列拉却在悄悄地卖出。其实，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样，贝列拉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很多金融创新早晚会出大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此也是洞若观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写给拿破仑三世的私信中，严厉批评动产信贷公司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是“国家经济的灾难”，他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股东不公开姓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就有机会滥用权力处理人民的财产。詹姆斯警告新型银行将会“用其巨额投资主宰商业和工业，为市场制定规则和法律，而这样的法则将不受控制，超越竞争……将大部分国家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中……最终这些银行的力量会超过政府”。[18]同时，詹姆斯又告诉拿破仑动产信贷公司根基不稳，“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发行的债券付给投资者固定利息，而银行本身对该项投资的投入是‘不确定而不可靠的变数’。一旦发生危机，银行将会拖累整体经济“滑向深渊”。詹姆斯预见到新型银行的准备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机，政府就只能选择“整体破产”或者“终止金银与纸币的兑换”。这些话当初说来不完全是为了吓唬拿破仑三世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的评价只要将名称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为题，直接发表在金融海啸后的《金融时报》头版。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1855年，银行和铁路的繁荣都到达高峰，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当年偏又赶上农业歉收，法兰西银行顿时喘不上气了。1855年8月，为缓解已经空虚的储备金，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购入3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后，情况愈加恶化，法兰西银行没招了，申请终止纸币与金银的兑换。绝大多数银行董事都赞同这一提议，只有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反对。最后阿尔方斯父子得到法国财政部长的支持，以提高贴现率和大规模购入价值8300万法郎的黄金和白银来遏制挤兑风潮，罗斯柴尔德银行出面维持住了法兰西银行的现金流。1855年到1857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1亿法郎的黄金，总共获得11％的利润。罗斯柴尔德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国，对贝列拉的支持派也远非铁板一块，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之下，亲贝列拉的法兰西银行高官被调离开巴黎外放驻外大使。1855年，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当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最终将决定罗家和贝列拉的角斗中谁是最后的赢家。

贝列拉家族的扩张仍在继续，其主攻方向就是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建立。

伊萨克·贝列拉亲往维也纳提出发展奥地利金融、工业的一揽子建议，游说国会和朝廷循法国成功的先例，建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和修建从维也纳到的里亚斯特的铁路线，而一批维也纳贵族和银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颁发成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特许状。奥地利前首相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和财政大臣冯·布鲁克（von Bruck）男爵都觉得贝列拉家族的建议对于帝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驻维也纳的掌门人所罗门去世，罗家在哈布斯堡宫廷中无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参与奥地利新的金融机构，于是拣选所罗门之子安塞姆·罗斯柴尔德（Anselm Rothschild）主持奥地利家族业务。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联各路动产信贷银行的反对势力，迫使奥地利朝廷认识到与动产信贷银行敌对的金融财团的实力，于是帝国大臣们劝说两家合股搞一个新银行，共同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针对这一提议，安塞姆精明地建议帝国朝廷将这一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内，以防止资本外逃，促进奥地利本国实业发展。对于分号和合作伙伴遍及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可以非常轻松地避开这样的限制，但是对于正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并且急需调动各地资源支撑其在更大领域扩展的动产信贷银行来说，却是一个紧箍咒。

伊萨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缩减原定2.3亿法郎资本金的条件下加入这个新金融机构。但是，此时的贝列拉家族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其进攻态势已呈强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之后，罗斯柴尔德此时决定进行战略反攻，在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问题上，对于风头正健的贝列拉家族给予迎头痛击。

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贷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继续扩张的现金支持。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法国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拖延并冻结了动产信贷银行1.2亿法郎企业债的发行，进一步削减了动产信贷银行的现金流。在失去发行长期债券的机会后，动产信贷银行很难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贝列拉的凌厉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19]

同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政府内部鼓动对动产信贷银行将大量资本投入国外市场的怀疑态度，最后迫使伊萨克不得已通知奥地利政府：“由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动产信贷银行不能参加新成立的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而这个银行很快发展成为奥地利帝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投资银行和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的问题上，贝列拉家族完全失败了。

1857年，随着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铁路工程大受影响，贝列拉手里的几条主干线都陷入亏损，而罗斯柴尔德掌握的铁路线却在危机中幸存。法兰西银行从教训中认识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贝列拉为首的“新”银行，而不是姓罗斯柴尔德的“老”银行。

随着欧洲的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家边界，向跨越多国地域发展。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国际化”优势在此时突出显现，而动产信贷银行功亏一篑，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银行遍布欧洲的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呼应、彼此驰援的优势。1857年后，动产信贷银行在铁路融资上甘拜下风了。

185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来源枯竭，不仅如此，这些公司反而需要动产信贷银行大规模资金反哺。在资产价格暴跌之中，贝列拉又无法承受抛售这些股票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迅速枯竭。

贝列拉的投资冒险行为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贝列拉兄弟认为，运河开通后马赛港将成为法国通往东方的第一良港，于是大量投资马赛港附近地产，占到同期对外投资5500万法郎中的5200万。结果苏伊士运河1869年才最终建成，庞大的资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马赛地区的地产项目上，最后动产信贷银行滑稽地变成了“不动产”信贷银行。

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资本金增资一倍的建议，但遭到政府拒绝。当贝列拉最终获得批准扩大资本金的时候，为时已晚，动产信贷银行股价大跌，已到破产边缘。其他金融机构见势不妙，都不愿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无路的贝列拉兄弟只好去寻求法兰西银行这一“最后贷款人”的帮助。

这下终于撞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枪口。作为条件，中央银行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并安排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长，主持银行的重建工作。动产信贷银行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盛极一时的动产信贷银行其实从1852年到1857年危机爆发，只红火了5年左右。

尤金·贝列拉（Eugène Péreire）是伊萨克的儿子，后成为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创立跨大西洋银行，现在是法国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孙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冤家最后成了亲家。[20]





「克里米亚战争」

两百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会对他们的金融帝国产生影响的就是两件事：战争和革命。不管是革命还是战争，交战双方为了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战争和革命本身可以冲击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扩大对政治的影响力。战争或者革命结束之后的重建时期也需要大量融资，如此可以实现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场席卷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战争爆发了。

起初，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兆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注意，战争的导火线是争夺“圣地”。所谓“圣地问题”就是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与以俄国为靠山的东正教争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管辖权。起因则是自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在近东势力急速发展，力图攻占或与列强瓜分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海峡，实现俄国南出地中海的夙愿。这就与在近东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法两国发生了尖锐冲突。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地震，将急剧改变每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重新划分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于是天主教跟东正教打起架来，第一个上火的就是国际银行家们。

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初起时陷入被动，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从外交途径得到的情报。但是圣彼得堡这回很不老实，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进行战争。1854年1月西方联军开进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没太在意。2月，当俾斯麦得到俄国大使被从巴黎紧急召回的确切消息，立刻心里有数了：“我当时在想，这个消息最能惊吓谁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罗斯柴尔德身上。果然，我刚把消息交给他读，他的脸顷刻变得像支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第二个反应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谈生意吗’。”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莱昂内尔也对俄国挑起战争的举动大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经看衰俄国：“一个已经负债8亿英镑的国家在进入另一场战争之前，实在应该慎重考虑。”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将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债融资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这场战争使得每个参战国的军事开销都大大超越从税收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各国都不得不大举发债，纷纷扑向公债市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受贝列拉家族窝囊气的局面立刻改变了。在国际公债市场上，没人能撼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霸主地位，他们已经通过百年潜心经营牢牢盘踞住这一市场。包括动产信贷银行在内的一干竞争对手都从对克里米亚战争公债发行的争夺中无功而返，而罗斯柴尔德的老冤家巴林银行又在这一票中押宝在最后战败的俄国头上，狠狠吃了个哑巴亏。这场战争打下来，罗斯柴尔德银行基本上独享了整块蛋糕。

英国方面，政府本来内定了从巴林银行借钱。无奈巴林的钱压在俄国抽不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1600万英镑战争贷款全被罗斯柴尔德银行细嚼慢咽了。

战时的法国被经济搞得焦头烂额，拿破仑三世赶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调整政策刺激经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和霍廷格家族联手在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行动中大力支持财政刺激政策，把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于是，当法国财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笔接一笔大发克里米亚战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自然是首选。贝列拉这时才反应过来，竭尽全力向拿破仑三世争取。而法国财政部长告诉拿破仑三世，法国国内市场对战争债券的容量已接近饱和，于是法国将大部分战争债券转往伦敦发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早张开包袱，法国债券生意应声落袋。贝列拉终究斗不过早已谋划在先的罗斯柴尔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罗家法国银行和伦敦银行美美地把法国战争债券大餐吃了个干干净净。

贝列拉在法国斗不过罗斯柴尔德，赶紧把手伸进土耳其，要抢土耳其的战争债券。谁知罗家又占了先机，已经抢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战争债券也归了罗家伦敦银行。1857年《泰晤士报》说：“土耳其国家银行就快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另一个分部了。”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它也没闲着，倾举国国力扩军备战，终于迫使俄国从多瑙河撤军。奥地利没来得及偷乐，就发现本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危机，货币日贬千里。奥地利财政部长向詹姆斯发紧急求救信：“在我们的货币完全变成废纸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们”。[21]詹姆斯答应联合其他罗斯柴尔德分支共同拯救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原先许给福尔德的贷款现在得归罗家银行，于是福尔德原以为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普鲁士政府的开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5％，早就不堪重负。有俾斯麦做主，普鲁士的战争债券全归了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还因为国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普鲁士红鹰勋章。

仗打到1856年，欧洲各国几乎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倒闭。1852年到1855年，各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分别是：奥地利42％，英国68％，法国53％，俄国88％。公债贬值则是：英国15％，法国15％，奥地利24％，普鲁士11％。战争资金渐渐“贫血”继而“断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收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其实不在乎打仗的输赢。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数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金主。罗斯柴尔德银行又在战争期间把老对手新对手们整的整，灭的灭，它在政府公债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无人能够撼动。

即使在所有银行都难逃破产命运的1857年，也没有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亏损，最大的损失不过是盈利减少而已。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法国的银行家族势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犹太银行家与清教徒银行家两大阵营对垒。犹太银行家族中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显而易见的领袖。清教徒银行家族体系中间，首领就是米腊博家族。天主教银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饱受宗教迫害，这也是他们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第三股银行家族，即天主教银行家族势力逐渐在法国形成。这个集团包括达维里尔（Davillier）、鲁伯萨克（Lubersac）、达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莱西德科斯（Lehideux）等银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势力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势力，他们很快又分成两派。一派天主教徒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阵营逐渐结成了联盟，并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业集团联手，而重工业集团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国钢铁大王施内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领军者。在这三股势力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在法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贝列拉家族，这两大势力集团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同法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却相对来说弱很多，除了在铁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投资兴趣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资金需求量对于储蓄相对充足的法国而言，已足够使用，充裕的资金供给使得国际银行家们在竞争中利润不高，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二是政府和外国战争的公债需求量极大，利润既高又有保证，属于爆赚加稳赚的投资。另外，资本稀缺的国家，其项目回报率相当可观，又有当地政府的担保，也属高利和可靠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银行家的资金其实并不直接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国际上追逐高额利润。

从银行的运作模式来看，在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的纺织、冶金、运输和机械等行业的融资需求有限，法国的私人银行模式足以应对。同时，热爱储蓄的法国人投资方向比较保守，倾向于买卖稳定可靠的政府和企业债券，而并不特别热衷股票类冒险高的投资。如果投资实业，他们则倾向于投资私人和家庭企业，而不太愿意投向那种大型的商业机构或者公司，所以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在法国发展一直很慢，这一点和英国类似。

但是，随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建设，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国铁路建设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铁路工程的建设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而这种规模的资金需求就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体系所能负担。私人银行的投资主要是依赖某一家银行的储蓄，这种银行模式在大工业时代，特别是在近代工业体系铁路建设的崛起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战。金融体系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期的大规模融资需求，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资银行、存款银行、储蓄银行，还包括一系列保险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通过把众多散户的储蓄集中起来，然后再经由投资银行的投融资运作，将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资金需求量特别巨大的工业领域，产生可观的回报。

在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模式下，私人银行家的角色就从过去使用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调动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其实这个过程对私人银行家是非常有利的。从前，由于私人银行家使用自有资金放贷，私人银行对行业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隐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资产管理者角色，由于运作的是公众的资金，在放大了对社会财富控制力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增加了隐秘性。在这种资产管理模式中，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主要是从幕后来运作，这一高明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众的视线进行了有效隔离。

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机构背后，董事会的成员基本上还是同样的银行家族。巴黎巴银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从1870年到“二战”爆发，法国经历了第三共和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势力集团，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银行家族则倾向于反对第三共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通过控制法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资银行机构——巴黎巴银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到20世纪初，巴黎巴银行对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至193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银行，一共持有法国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员和家族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个董事的席位。这种控制是经过非常精妙的金融资本主义手法来设计的，如股权中的无投票权和多重投票权的精心设计，原董事投票增选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实现由极少数特殊股东控制多数股东财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权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中拥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权，但是发行给公众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权，如此运作可以确保特权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任命和公司运作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抗衡巴黎巴银行的影响，清教徒银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巴黎联合银行（Union 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联合银行为核心，清教徒银行家将各种金融势力整合在一起，与以巴黎巴银行为核心的犹太银行势力集团进行抗衡。实际上清教徒银行体系和犹太银行家体系对法国政治和经济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瘫痪。特别是1934～1938年，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导致法国在大萧条中复苏缓慢，更严重的后果就是1940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失败。

从法国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1936年巴黎的证券交易所注册的公司总数是1506家。其中大约有600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超级重要公司，另外还有大约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国经济中的重量级公司大约有800家。在这些公司中，犹太银行家族集团控制了400多家，他们的竞争对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属于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势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里，犹太银行家族的资产受到剥夺，其中也包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然战后这些权力被胜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战败的德国还需要连本带利地进行赔偿。

包括两大银行家族势力集团在内，据统计有183个大财阀控制了当时的法国，成为法国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强了对政界和新闻界的渗透，银行家投资新闻界或自己办报者也比比皆是。这一切给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除了拉拢权贵之外，金融巨子们纷纷亲自出马，跻身政坛，出任拿破仑三世财政部长的阿希勒·福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银行家族的代理人进军政界的也不在少数，如1962年戴高乐总统任命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的总经理，蓬皮杜从1962年到1968年任法国总理，从1969年到1974年任法国总统。

金权的力量在经过200多年的进化后，已经在法国树大根深，难以撼动了。





「参考资料」

[1] Alberge，Dalya，What the King said to the executioner...，（The Times，8 April 2006. Accessed 26 June 2008）．

[2] George Taylor，review of Jacques Necker：Reform Statesman of the Ancien Regime，by Robert D. Harr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0，no. 4 （1980）：877-878）．

[3] Collectif，Mallet Fr res et Cie - 250 ans de banque，1713-1963（Presses de Jean Ruchert，Paris，1963）．

[4]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on_Jean-Conrad_Hottingu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Achille_Fould

[6]http：//en.wikipedia.org/wiki/P%C3%A9reire_brothers．

[7] Ibid．

[8] 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9] Ibid．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499页

[1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12] Ibid．

[13]卡尔·马克思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14]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15] W.O. Henders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Germany，France，Russia 1800-1914 （Taylor & Francis，2006）．

[16] Rondo E. Cameron，Mark Casson，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1800-1914：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Routledge，2000）．

[17] Ibid．

[18]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19] Ibid．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C3%A9reire_brothers．

[2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第四章 美国：金权的“圈里人”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希夫与日俄战争



新圈子与老圈子





「本章导读」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宗教压迫，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19世纪20年代的赛利格曼家族，仍然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经营货币兑换这种犹太银行家族的看家生意。德国当时还不是个统一的国家，由30多个邦联小国组成，这些小邦国的货币体系又自成一体，南来北往的客商携带着不同的货币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约瑟夫·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家族的小神童，8岁时就帮助大人们在银行打下手，他在收钱的时候很快发现各地区钱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小约瑟夫的本事比他的年纪长得快，12岁就开始走街串巷，逐渐成长为一个精明的钱币兑换商。他的主要生意就是帮助外地客商把带来的其他地区的金银币兑换成本地的货币，然后再把买进的外地货币卖给那些准备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经商的本地人，从中赚得一点点差价。通过货币兑换生意，小约瑟夫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信息和地理情况，包括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巴伐利亚的传统手工业者在大工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工作机会，当地的手工业发展也日渐萧条，越来越多的当地犹太人纷纷漂洋过海到美国新大陆去讨生活。

1837年7月，年仅17岁的约瑟夫带着母亲在他内裤里面缝进的100美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纽约，正好碰上了美国1837年大萧条，年轻的约瑟夫开始了艰辛的美国起家历程。纽约的股票崩盘和经济衰退使得约瑟夫很难在那里立足，他不得不一路向西走到宾夕法尼亚才算落下脚来。他从收银员开始做起，每年的工资不过区区400美元。

约瑟夫是一个极端注重观察生活细节的人。在做收银员的时候，很多农场主偶尔赶着马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小镇上的集市采购东西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边留心观察一边详细记录这些农场主买的每一件东西和它们的价格，晚上回家仔细分析。经过一年的时间，他构想出一套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果带着农场主们所需要的商品上门推销，为他们省却长途跋涉的劳苦，那么客户们是愿意为此多付一些钱的，而他赚的就是这个“增值服务”。主意已定，约瑟夫马上买了一些镜子、戒指、刀具、小珠宝、手表等价值高重量轻的小商品装入背包，开始徒步行走在宾夕法尼亚的旷野村镇之间，上门推销商品。他的商业模式被证明大获成功，不到半年就挣到了500美元的第一桶金。他赶紧将德国老家的亲戚们召集过来，几个兄弟一起开始了行商生涯。不久，赛利格曼兄弟们又合伙开了一间自己的杂货铺，开始了坐商生意。长期的推销练就了赛利格曼兄弟的如簧口舌，他们对生意的名言就是：“卖给客户需要的东西算不上做生意，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东西才是做生意。”

由于机缘巧合，约瑟夫很早就认识了当时在第四步兵师服役的西蒙斯·格兰特。格兰特当时的驻扎地就在赛利格曼杂货铺的附近，格兰特经常溜达到赛利格曼的铺子买几样好看的首饰给他的未婚妻。很快，约瑟夫和格兰特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谁能想到这个格兰特就是日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名将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第18届总统。[1]

约瑟夫的杂货铺在过去若干年的经营中，已经开始涉及简单的银行基础业务，比如根据客户的信用进行赊账，买卖几笔欠条，甚至收取一些客户的存款，并为其开设一个账户，用以支付货款。

约瑟夫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在经营杂货铺的过程中，他突然悟出买卖商品和买卖金钱有巨大差别。在商品买卖行为中，只有在杂货店开门并能卖出商品时，才能赚取利润；反之，如果商品没卖出去，那么就处于占用资金的闲置状态，甚至是处在负债的状态之下。但是金钱就不一样了，金钱24小时永远处在活跃状态之中，其买卖交易和店面开门时间没有关系。因为产生利息，金钱一旦开始工作，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无需休息中断，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自主永动”。约瑟夫终于悟出金钱是可以更快创造更多财富的最美妙商品。

经过15年的积累，赛利格曼兄弟有了一些积蓄，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悟通“钱理”之后，约瑟夫极力主张应该向银行业进军。于是兄弟们收拾停当，动身前往纽约投身一个令所有犹太人向往的行业——金融业。此时这几个杂货铺店主自己也预料不到，短短十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级别的国际银行家，深刻影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与外交政策。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与赛利格曼同期到达纽约的还有一个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物，他就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贝尔蒙特也是犹太人，比约瑟夫·赛利格曼大3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贝尔蒙特13岁时，就到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作免费学徒。他脾气暴躁、举止粗鲁、放荡不羁，却是个天资聪颖的金融奇才。初进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扫地工做起的贝尔蒙特，没过多久就积极提出各种工作建议，展露不凡的才能，很快被特许旁听只有合伙人才能参加的重要会议。可惜贝尔蒙特身上野气十足，举止完全没有贵族风范，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罗斯柴尔德面上无光。罗家慧眼识珠，不拘一格用人才，把年轻的贝尔蒙特转派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管理工作。贝尔蒙特21岁时被派驻古巴的哈瓦那，不久即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代理人的身份来到纽约发展。[2]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跨大西洋贸易急剧增长，纽约迅速蹿升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西部地区的小麦、面粉、棉花，大量涌入纽约出口到欧洲，同时欧洲的工业品也经由这里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商业与贸易的空前繁荣在信用、融资、贴现、清算、保险、外汇等方面对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纽约，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汇票集中贴现，信用额度密集交易，巨量资本频繁流动。欧洲雄厚的资本经由纽约的债券市场滚滚涌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1792年建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甚至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还要悠久，美国重量级的公司纷纷在这里上市，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股票在此间易手。这一切带动着金融业飞速发展，纽约很快成为波士顿和费城之后的第三大中心城市。

与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纽约没有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等传统新英格兰大家族盘根错节的势力所形成的僵化与死板。传统家族在这个年轻城市里，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波士顿和费城的主流经济基本上都被老牌大家族垄断，风格严密而呆板。如波士顿的卡波特·罗威尔·劳伦斯家族集团，主要通过金融来控制纺织业，李·希金森·杰克逊家族则控制着货币市场，这两大轴心基本掌控了波士顿地区的经济。费城则有数家全国大型商业银行，被汉密尔顿家族、莫里斯家族和威灵家族垄断。这三大家族对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控制力延至今日不衰。

而在年轻且富有朝气的纽约，传统家族并没有占到明显优势。纽约出现了金融业的空前机遇，这就是诸多犹太银行家在纽约上岸，立下根基，以此为起点逐步成长为美国决定性金融力量的历史渊源。

贝尔蒙特到达纽约的时候，正好也迎头赶上1837年美国大衰退的爆发。不过贝尔蒙特与赛利格曼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他的后盾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庞大金融资源。贝尔蒙特甫到纽约，一出手就震惊了金融界。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在一片狼藉的纽约股票市场上，狂扫被低价抛空的债券和股票。而当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令他们起死回生。[3]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杰克逊总统关闭后，罗家控制下的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再度被废。此时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已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拯救濒于失败的银行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24岁的贝尔蒙特居然发挥着类似今天美联储的功能。事实上，他背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才是真正控制着美国信用和资金流动的“远程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几乎一夜之间，贝尔蒙特一跃成为纽约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能够调动的资金规模之大，不仅震撼了纽约金融界，也惊动了美国政府。贝尔蒙特立时成为纽约新星，频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既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也能说标准的意大利语，还能说奇特口音的法语。当时被欧洲人认为粗鲁庸俗的纽约，还没有进化出一种高贵的生活品位和贵族风范，分不太清楚各种口音之间的差别，顿时将贝尔蒙特惊为天人。

彼时的纽约正处在暴发户急于寻找自身定位的阶段，社会各阶层初步形成阶级划分。纽约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礼仪、穿着、社交圈子和上等派头。各种各样的礼仪培训班多如牛毛，比如教导喝汤不要出声音，在公共场合不要挖鼻孔，不要老盯着陌生人看，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治理随地吐痰很是紧要。在纽约剧院里看完戏，坐在前排的女士往往发现裙子后身被后座吐的痰弄得一塌糊涂。欧洲的旅行者来到纽约，简直被这经历吓坏了，没想到纽约的社会秩序如此混乱，礼仪如此差劲，完全就是个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纽约的上流社会也对此痛心疾首。

此时，来自欧洲，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熏陶，举手投足皆不同凡响的贝尔蒙特闪亮登场了。他马上被上流社会视为典范，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处事方式，甚至他的口音都成为上流社会男士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贝尔蒙特还引领了纽约社交风气的潮流，比如他所创造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无所谓”社交态度，在纽约上层社会被广泛效法。如果晚饭邀请时间是7点钟，贝尔蒙特很少在9点之前出现。按照贝尔蒙特的贵族态度，准时赴约不过是一种对于粗鲁人的礼貌。

贝尔蒙特在引进欧洲贵族习俗方面经常产生轰动性效果，决斗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超速提升了知名度和社会等级感。贝尔蒙特特别注意挑选决斗的对手，对方必须出身高贵家族。贝尔蒙特曾经挑选了查尔斯顿的海沃德家族的儿子进行挑战，起因是海沃德在一个餐馆跟女友聊天的时候，曾经八卦到贝尔蒙特的出身，他暗指贝尔蒙特是犹太人，这点激怒了贝尔蒙特。在决斗中没有人死亡——贝尔蒙特的大腿中了一枪，不过因为决斗对手是海沃德家族的后裔，这一枪就伤得很值。他在美国上流社会里的光辉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再加上媒体的鼓噪和公众舆论的好奇，贝尔蒙特眼疾手快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贵族的品牌形象。

贝尔蒙特在纽约生意做得大而红火。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资本在他的运作下，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国债市场。1844年，贝尔蒙特刚到美国7年，就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派驻奥地利公使。美国政府看中的是贝尔蒙特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渊源，也想离资本的源头更近一些。

贝尔蒙特如此年轻就这么有影响力，当然引起了纽约各个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极大的好奇心。贝尔蒙特自己又极其不愿谈及身世和过去的经历，于是种种风言风语在上层社交界流传，说他能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青睐，可能是罗家的私生子。

不过，贝尔蒙特在真正的贵族眼里，只是个新富烧钱的暴发户。时尚社交圈并非上层社会，美国真正的顶级贵族阶层还是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领主。1629年到1640年间，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作为最早在美国殖民的机构，把纽约附近哈德逊河两岸的土地直接分封给了这些大家族。这种分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体制，大庄园领主家族具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庭，成立执行一定政府职能的管理机构。租用土地的人将为领主提供劳役和缴纳税收。美国殖民时代并不实行王国体制，没有皇帝和国王。这种大庄园领主制度产生出美国最早的一批贵族，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家族。当时纽约著名的重量级大庄园领主家族，包括早期的万恩、罗斯雷尔、阿斯特以及后来居上的克斯特和莫里斯，同属美国最重量级的大家族。[4]

虽然贝尔蒙特背后站着罗斯柴尔德，富甲一方，但作为新贵的小贝站在这些大庄园领主贵族面前时，还是显得心虚气短和自惭形秽。这些大家族每年都要在顶级宾馆召开几百人的聚会活动，一纸邀函是真正“上等人”的身份证。贝尔蒙特从未获过邀请，对此他大为恼怒。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了邀请委员会威胁说：“我已经调查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账户，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要么我今年得到你们聚会的邀请，要么等聚会一完，我就让你们都成为身败名裂的人。”贝尔蒙特用近乎威胁的手段，强行要求加入大家族聚会。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收到请帖。但是当他盛装前往所谓的聚会场所时，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他成了被邀请的唯一的客人。

尽管华尔街银行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融入美国最顶端的社交圈子时，还是不灵。此事对贝尔蒙特刺激很大，他左思右想，决定通过通婚的方式进入核心家族圈。贝尔蒙特精心挑选自己的未婚妻，就像挑股票、葡萄酒，或者决斗对手一样，经过了家族权势和宗教背景等严格考虑和仔细筛选，最后选择了卡罗琳·佩里作为未婚妻。

佩里家族本身不是特别富有的家族，但绝对算得上社会名流。佩里家族能够给他带来的是金钱所买不到的社会地位。卡罗琳的父亲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也是后来打开日本大门，迫使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的那位著名的佩里将军。她的叔叔是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这次通婚大大提高了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纽约的核心家族再也不能嘲笑他只是有钱的土大佬，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在国债销售中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5]

————W. E. 达德，历史学家兼美国驻纳粹德国大使

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掌门人，约瑟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精确到位。他对于任何浪费时间的行为和动作，都毫无耐心，工作和生活细节中充满了运筹学的理念，在做每一件事之前，他会仔细考虑做事的顺序，按照难度、时间、交叉的程度，精确安排。他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不同信息和思路，并且用立交桥的形式在大脑中构筑出复杂的计划和概念。在保证多样化处理复杂事件的高度效率和计划性的同时，他还能够在整体上做到让这些事件互不干扰，相互独立。这种立交桥式的信息处理能力特质为众多成功人士所共有。

约瑟夫性情急躁，能量充沛，身体像公牛一般强壮，从不知道疲倦。他的行为举止处处透射出威严、权威性和控制力，让人望而生畏。

赛利格曼兄弟准备进军美国银行业时，美国正处在“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到1862年，随着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被废，美国开始了一段自由而混乱的银行时代，社会公众可以自由申请开办银行。当时的纽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银行家，唯一的要求就是穿着打扮要像一个银行家。

从1852年开始进入银行业，赛利格曼一直从事传统保守型业务。当时美国的铁路业空前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铁路和西部概念股票价格飞涨。投机者以这些股票做质押来申请新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被用来购买股票，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导致整个纽约股市不断地疯狂上涨。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大力放松银根，纽约的商业银行紧随其后，在宽松的利率环境中，金钱唾手可得，消费者挥霍无度，市场一片繁荣，投资人冒险的热情被彻底激发起来了。

当时的纽约充斥着暴发户的氛围，女人们攀比着装奢华，私人聚会较量品位档次，豪宅广厦鳞次栉比，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挥霍、攀比和炫耀。股票市场上产生的泡沫财富幻觉使得纽约人早已忘却了风险二字。股票市场上铁路公司的股价连番上涨，连很多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的铁路，股价也从周一的25美分，疯狂飙升到周末的4000美元一股。当然，和任何一个泡沫繁荣不可持续的疯狂情形一样，所有泡沫肯定是要以破裂告终的。在泡沫破裂之前，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赛利格曼及时卖光所有股票，只留了一少部分债券。当1857年突如其来的股票大暴跌从天而降，纽约大批商业银行顷刻倒闭，唯一没有受太大损伤的就是赛利格曼的银行。

不过，1857年的衰退来得急去得也快。由于1858年加州发现大金矿，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运抵纽约，相当于纽约银行危机前持有的黄金总量。两个月以后，纽约的黄金拥有量就上涨到了2800万美元。危机前，罗斯柴尔德通过贝尔蒙特向美国市场上一共放贷了1000万美元，当他收紧贷款的时候，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盘。而短短一年后，由于大量黄金的涌入，罗家的1000万贷款在一天之内就被轻松清偿了。[6]

南北内战爆发后，赛利格曼家族开始和联邦政府打交道，主要是承接政府军服方面的合同。当时美国政府支付的是林肯绿币，这是一种美国政府自己发行的利息为5％的债券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流通。由于林肯绿币没有黄金作为支撑，战争初期北方又连吃败仗，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的林肯绿币流通量越来越大，赛利格曼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林肯绿币。但他在生产过程中以林肯绿币支付各种费用时，常会遇到麻烦。赛利格曼开始动脑筋，他计划在欧洲市场将林肯绿币作为债券销售，套取黄金。

当时欧洲市场上林肯绿币的收益率高达7.3％，如此高的收益率使得市场普遍认为北方政府情况非常不稳定，战局前景不明朗。赛利格曼将他在欧洲市场上所有能够动员的人脉关系全部发动起来，帮助他销售林肯绿币。一开始销售量不是太大，后来随着北方军事情况逐步稳定，绿币的销量也日渐上涨。赛利格曼进一步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其他欧洲各大市场促销绿币，越到战争后期绿币销量越是惊人。随着持有北方债券的人数上升和战局对北方日渐有利，欧洲市场对北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与日俱增。毕竟谁都不希望北方的债券变成废纸。赛利格曼无意之间成为美国政府在欧洲最得力的外交活动家。

美国从1862年2月到1864年6月期间，一共发行了5.1亿美元的林肯绿币和部分国债，其中有2500万卖到海外，赛利格曼一个人就包销了其中大半，并且对剩余部分的销售也贡献颇大。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赛利格曼对于美国国债和林肯绿币在海外销售起到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其实无论欧美，在历次战争中的金融动员能力都相当于古代战争中的粮草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战争永远打的是钱粮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至此，赛利格曼从杂货铺老板进军银行业仅仅12年！堪称创造了国际金融史上的奇迹。不过，赛利格曼在此期间受到了很大刺激，他亲眼目睹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欧洲重量级犹太银行家族在金融市场和政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能量，产生了成为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冲动。他梦想着建立一个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庞大的金融帝国。

1865年美国政府准备发行另外一批4亿美元的国债，赛利格曼此时已成为华尔街犹太银行家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他将后续从德国移民到纽约的新兴犹太银行家族组建成一个承销团，准备承销其中5000万美元的规模，这在当时的华尔街是个天文数字。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和美国政府就承销团达成协议，赛利格曼公司就独自出面承销国债，最终他们卖出了创纪录的6000万美元！

赛利格曼顿时成了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在华盛顿的声誉如日中天。这场战争在成就了赛利格曼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贝尔蒙特的地位。林肯总统原本将债券销售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贝尔蒙特身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乐于看到美国分治以便从中获利，所以将国债承销折扣压得太狠，逼得林肯转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名之辈赛利格曼。由此，贝尔蒙特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大受冲击。

志得意满的约瑟夫准备开始实施他的伟大战略。就在南方李将军投降的同时，约瑟夫把他的兄弟们召集在一起，开始组建赛利格曼国际银行网络。他的计划基本上是罗家60多年前的翻版。赛利格曼准备建立一个以美洲大陆为中心，辐射全欧洲的银行网络。每个兄弟都被派往一个欧洲城市，威廉·赛利格曼喜欢美酒佳肴，于是被派到巴黎；亨利·赛利格曼在德国的时间最长，所以受命前往法兰克福；伊萨卡·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兄弟中第一个见到林肯总统的，他被遣往伦敦。临行前约瑟夫千叮咛万嘱咐，要尽一切努力见到罗斯柴尔德男爵，以便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此时的约瑟夫虽然雄心万丈，战绩辉煌，但还徘徊在欧洲国际银行家的圈子之外。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富有家族迅速崛起，但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却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准备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发行10到40年的长期国债来偿还短期的债务。赛利格曼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债销售明星，在长债的发行上也承揽了一大块业务。

赛利格曼在林肯总统时代，跟三任财政部长的关系都不错。1869年上任的总统格兰特更是约瑟夫·赛利格曼在宾州开杂货铺时就结识的铁哥们儿。格兰特总统甚至私下找赛利格曼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约瑟夫虽然能力不成问题，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婉拒了格兰特总统的邀请。不料，后来格兰特总统任命的新财长乔治·波特威尔成了约瑟夫的对头。他们的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共同制订计划，对财政部特别是国债延展，货币稳定，建立美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两个方面的共识至关重要，第一就是美国重新恢复金属货币体系，停止林肯绿币发行；第二是战争已经结束，政局稳定，美国政府债券高达6％的利息过高。

请注意，此时的约瑟夫并没有一官半职，居然能够和财长共同讨论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见约瑟夫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之深。比如6％的国债利息定价，涉及到30多亿美元的庞大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向，赛利格曼家族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又是债券市场的大玩家，其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却畅行无阻，这样的局面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赛利格曼家族每做出一个判断和说明，整个美国债券市场都要仔细倾听，因为每一个基点的变动，在规模巨大的债券市场上都意味着生意的成功或失败。赛利格曼家族和财长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债利息应该被确定为5％。[7]

但是当波特威尔向国会上报债券发行计划时，利息不再是两人说好的5％，而被调整成了4.5％。约瑟夫闻讯勃然大怒，波特威尔竟然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擅自将利息下调为4.5％，中间差了50个基点之多。怒不可遏的约瑟夫径直冲到波特威尔的办公室大声抗议，他认为利息太低而且降得太快，强调这么低的利息在欧洲市场是卖不动的。作为承销商，国债利息定得越高销售越容易，承销费也就越好赚，4.5％的国债利息大大提高了销售的难度，降低了赛利格曼家族的利润空间，难怪他如此愤怒。不过，波特威尔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下降50个基点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间接减少全体人民的税负，利国利民。作为财政部长，他也完全没有义务事先向华尔街银行家请示汇报。理论归理论，波特威尔触犯了国际银行家们定下的“潜规则”。

不要忘记，谁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约瑟夫作为券商敢于冲到美国财政部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金权至上的西方，其实再正常不过。华尔街制定方针，华盛顿执行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约瑟夫坚称如此低的国债利息，不仅在欧洲市场没法销售，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卖不动。但是波特威尔的态度不容动摇，30亿美元的国债，每节省50个基点就是节省1500万美元的政府开销，要知道当时美国财政部全部家底只有区区1亿美元！波特威尔冷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4.5％的利息非常合适。”约瑟夫愤怒得无以复加，直截了当地告诉波特威尔：“你是个笨蛋，非常愚蠢！”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约瑟夫马上给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亨利写信，让他打听德国银行家是否愿意接受波特威尔的报价，与此同时，他命令在巴黎的另外一个弟弟威廉，去了解巴黎金融市场的反应。结果巴黎的马列特、米腊博、霍廷格家族的反应与约瑟夫的完全一致，波特威尔的低息国债销售是不可能在欧洲发行成功的，5％是最低的底线。

但是波特威尔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拒绝向国际银行家让步。约瑟夫由于跟欧洲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共识，所以也坚决不让，而且开始游说国会议员，试图让他们出面劝诫波特威尔停止“荒唐”的做法。结果波特威尔被激怒了。他抗议说，约瑟夫对政府事务的干涉是没有任何授权的，更不应该去直接干涉国会决策，很快两人的敌意就变得公开化。很明显，谁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谁就可以要挟政府，甚至直接和政府进行对抗。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还是美国国会作出妥协，1870年7月14日和1871年1月12日国会授权两次国债发行，总额是15亿美元。这个发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波特威尔的方案，15亿中间只有2亿按照5％的利率发行，算是给赛利格曼家族一个面子，其余部分的利息甚至比波特威尔提出的4.5％还要低，仅为3.5％。这使约瑟夫受到了重创，非常郁闷，他觉得被人利用了。其实，波特威尔找约瑟夫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约瑟夫金融方面的专才，帮他设计出一套计划，最后他做调整的只是发行债券的利率，而其他部分仍然延用了约瑟夫的方案。作为补偿，赛利格曼家族应该拿到这5％利息的2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市场人士也是如此认为的，华尔街众多债券承销商蜂拥而来，找到约瑟夫要求做分销商。

谁也没有想到，美国财政部给赛利格曼家族5％国债承销额度仅1个亿，比他们期望的2个亿少了一半。1871年3月，巴黎的威廉·赛利格曼在给朋友的信中气愤地说道：“昨天晚上我被电报的内容完全震惊了，波特威尔在欧洲任命了承销美国债券的代理人，在这些公司清单中，赛利格曼甚至不在承销商之列。这与我们相信的事情完全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被政府玩弄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般忽视我们存在的事实，这种待遇如此之不公正，到底是因为波特威尔对我们存有私人怨恨，还是对我们缺少信心，或者竞争者使了一些阴谋诡计？”[8]

波特威尔财长也在权衡利弊，经过思考，他还是决定让赛利格曼家族进承销团，但是只是普通成员，而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赛利格曼家族在受到这种“羞辱”之下，断定国债销售肯定会失败。由于他在国际银行家圈子的深厚人脉关系，他的这个“断言”果然应验了，整个债券销售情况极差。最后波特威尔甚至不得不直销没有卖出的债券。这种试图绕过国际银行家苦心经营的金融渠道的办法，在市场上遭到了国际银行家的集体抵制，大部分债券根本卖不动。无奈之下，波特威尔只能邀请赛利格曼家族加入伦敦和纽约两个承销银团。债券果然热销了。最后格兰特总统非常高兴地宣布，这次债券发行，确立了美国在海外信用的建立。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南北战争期间，在巴黎坐镇的威廉·赛利格曼就曾试图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建立联系，约瑟夫自己也曾经到伦敦试图接近罗家，但是罗家保持着冷淡态度。1874年，约瑟夫向格兰特总统新的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雷斯托申请承销价值2500万美元的新一批国债发行。自前任波特威尔发行国债不顺以来，布雷斯托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承销团来承担此次发行，他向约瑟夫强烈暗示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挂帅承销团。

但是，约瑟夫有自己的考虑，他自己就想成为另一个罗斯柴尔德。他压住自己的脾气，很礼貌地反问，罗斯柴尔德家族进承销团的意义何在？他在提示南北战争期间，罗家拒绝协助北方债券销售一事。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10年，战时罗家的“劣迹”在人们脑海里逐渐淡去，布雷斯托仍然力主罗斯柴尔德进入承销团。

万般无奈之下，约瑟夫只好给兄弟写信道：“现在总统和布雷斯托先生都非常渴望和非常焦急地希望我们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做这次（国债）承销。就像他们所说，如果联合在一起，没有人能与我们这样一种（强大的）组合相竞争。但我担心傲慢自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把我们当成平等的伙伴。”约瑟夫当时的顾虑也是实情，虽然美国发展很快，自己也已成为华尔街最牛的投资银行家，但面对国际金融业的老大罗斯柴尔德，约瑟夫还是觉得心虚气短。

罗斯柴尔德作为国际金融业的霸主，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是不能以他们为主导的业务，罗氏机构一概不予参与。财政部长布雷斯托跟罗家直接联系上了，罗家回应也很简单，如果请罗家来做主承销的话，他们要拿到份额的5/8，然后赛利格曼和其他一些所谓的可靠银行，可以分剩下的3/8。

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有点气不过，明明是自己手拿把攥的生意，罗家寸功未立，上来就拿大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去和罗家讨价还价。约瑟夫提出，如果能够把赛利格曼的名字加入承销的所有广告，与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同出现，那么他可以考虑罗家的条件。毕竟和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承销团的广告上，这标志着赛利格曼家族正式进入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少赚点钱倒在其次。

罗斯柴尔德的回答简单利落：不行。罗家根本就没有考虑广告的问题，不过现在既然赛利格曼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说清楚。罗家的态度毫无回旋余地，赛利格曼家族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广告中，一点都不行。此时的约瑟夫既恼怒又紧张，他给伦敦的兄弟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如果到下个星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不接受我们的名字上广告与他们家族的名字并列的话，这时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升温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加压力。因为我不相信布雷斯托能够忽略我们，而把这么大一笔贷款只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竞标中能够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为美国政府所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回复布雷斯托的信中说道，罗家可以考虑把赛利格曼的名字放在广告上，前提是赛利格曼同意拿更小的承销份额：2/8。约瑟夫权衡利弊，左思右想，他认为从声誉地位的角度看，如果赛利格曼的名字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字并列，产生的品牌效应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将非常巨大，似乎值得一搏。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多拿一点点份额。于是他再次提出一个新报价，向罗家恳求，能不能比2/8稍微再多一点点，如在2/8和3/8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具体说就是31.25％。如此婆婆妈妈的纠缠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不耐烦，答复道，如果约瑟夫愿意的话，可以拿28％的发行份额，然后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广告上，当然这个名字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面。

约瑟夫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还是妥协了。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能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来竞标，尽管我们28％的份额是小了一点，但我还是决定同意。”

伦敦的伊萨卡·赛利格曼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条件，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代表，满怀敬畏和紧张去拜见罗斯柴尔德。伊萨卡见过大世面，早在10年前的1864年，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林肯的座上宾。不过他此时见罗斯柴尔德的心情比见林肯总统时更要紧张和复杂。伊萨卡要见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此公也是一个倔人，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8年但一直拒绝宣誓。因为在宣誓时，他坚持使用《旧约》而决不用《新约》圣经，这一做法违背了英国议会的传统，在英国议会中形成很大的争议。双方僵持不下的结果是，莱昂内尔在英国议院做了15年议员，始终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莱昂内尔的强势性格可见一斑。

伊萨卡在一个星期六造访了莱昂内尔。按照犹太教规，星期六是不能工作的。莱昂内尔对来访的伊萨卡说道：“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犹太人。因为你星期六还要做生意，我星期六是不做生意的。”这是莱昂内尔表达轻慢的方式。伊萨卡环顾了一下房间，他看到莱昂内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文件，就回答说：“男爵殿下，我认为您在星期六这一天做的生意比我一个星期都多。”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当天晚上伊萨卡在给约瑟夫的信中说道，老罗斯柴尔德态度还算比较友好，如果他愿意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拉得更近一些。现在伊萨卡终于打破了罗斯柴尔德的坚冰，进入了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约瑟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写了3页的回信，极尽溢美之辞称赞罗家。他让伊萨卡务必让莱昂内尔读到这封信。在信中，约瑟夫半掩半露地向罗家抛绣球，试探说罗家若在纽约与自己合作，会强于与贝尔蒙特那样的人为伍。他大力自荐各方面的能力和才干都远远高于贝尔蒙特。

赛利格曼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上手之后，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写道：“这回摩根和左格索家族表现得非常嫉妒，一方面是我们拿到了这笔生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让他们明显地有醋意。”

1874年秋，莱昂内尔请伊萨卡·赛利格曼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传递了一个消息，55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即将开始销售，罗家建议承销团应该由罗斯柴尔德、摩根和赛利格曼三个银行家族联袂组建。这也是第一次贝尔蒙特既作为罗斯柴尔德，又作为赛利格曼两家银行共同的代理人登台。伊萨卡毫不迟疑地同意了，这意味着赛利格曼从此正式跻身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金融圈子。

此时，在纽约和欧洲形成了罗斯柴尔德、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和摩根四位一体的国际银行家族大联盟。此联盟成功而强势，以至于1880年前后，整个华尔街都在抱怨伦敦、德国这些银行家基本上垄断了整个美国的债券在欧洲的销售。当然，他们的确几乎全部垄断了美国债券在欧洲的销售。这个时候赛利格曼开始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自从林肯绿币发行以来，国际银行家视林肯搞的货币改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877年，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来到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谢尔曼商议如何废除林肯绿币，约瑟夫和贝尔蒙特是其中的主力。谢尔曼请他们两人各自拿出一个计划书，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政府平衡预算，滚动政府债务。两位高人随即分别提出了建议，不约而同地主张最终废除林肯绿币。

一个星期以后，谢尔曼给约瑟夫捎了一个口信，称赞他的计划非常出色，也是最为精密而实用的，将被政府采纳。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为林肯绿币建立40％的黄金储备，用金币来支付林肯绿币的利息。这一方案实际上将林肯绿币发行跟黄金锁在了一起，其实质是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又不事张扬，这是一个精巧高明的设计。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黄金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上但凡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其中央银行并非是最后的货币权威，掌握着世界黄金矿产、交易和流向的罗家才是它们真正的后盾。黄金作为货币具备天然的优势，如何打破黄金的垄断才是问题的要害。

1881年7月2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在首都华盛顿遇刺，被送到白宫医治，病情一度稳定下来。9月6日，为了“避暑”，加菲尔德总统被送到了赛利格曼在新泽西的别墅中“透透气”，结果病情日益恶化。9月19日10点35分，加菲尔德总统在赛利格曼的别墅去世，总统在赛利格曼家中住了大约13天。[9]

这是一段极为罕见而存疑的历史，遇刺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并不是死在医院，也不是逝于白宫，最后去世之处是在赛利格曼的家中。美国总统一般不应该，也不会到某个私人家中去治病，他要么留在医院，要么待在白宫，特别是总统在遭到刺杀的情况下，安全更是第一要素。这应该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安排。加菲尔德总统和杰克逊总统一样，都是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制度坚定的反对派，而赛利格曼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显然是私有中央银行最有力的鼓噪者。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约瑟夫·赛利格曼死后，他的弟弟杰西·赛利格曼成了家族银行的新掌门。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用运河连接两大洲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构想随即出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开凿一条巴拿马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将大大缩减从太平洋到美国东海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毫无疑问，这一设想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杰西·赛利格曼就是项目的主要推手，他帮助筹建起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来具体运作此项目，赛利格曼银行负责公司的股票发行。当时的法国公司极其渴望用赛利格曼家族品牌进行融资，不惜一次性支付30万美元作为特殊的品牌使用费。巴拿马公司的承销团很快在美国建立起来，赛利格曼、左格索、摩根联手作美国股票发行的承销商。在法国负责销售的是赛利格曼的法国分支和巴黎银行。

最初估算建造运河的成本为1.14亿美元，股票发售总额将达到6亿美元，资金看起来绰绰有余。运河建成后归法国政府来管理。当然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批评该项目引进了欧洲的强权，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水道，批判赛利格曼出卖美国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多年以前就想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连通两大洋。从地理位置来看，尼加拉瓜距离美国更近，如果通过尼加拉瓜湖建立连通水道，更合乎工程建设的实际考虑。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一直有美国公司在做前期的勘探工作，只不过危机使整个项目陷入了停顿。此时这两个项目方案不相上下，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赛利格曼和摩根家族力挺巴拿马运河方案，美国部分媒体开始痛批他们把美国利益出卖给法国，另外有些人声称这是犹太人的一种阴谋。赛利格曼在纽约报纸上声称，这是一个私人项目，完全跟国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公司的运作将会得到上好的回报，加之工程中的机器设备都将从美国购买，将确保美国的最大利益。随后，著名的法国英雄德·勒瑟普被隆重推出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负责人。由于是德·勒瑟普主持修建工程，巴拿马运河公司股票在法国销售完全没有碰到问题，在美国市场也卖得一帆风顺。最初的股票发售还被超额认购。

开挖工作即将开始，德·勒瑟普一开始决定修建一座与海平面同等高度的运河，这样就不必使用船闸，大约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工程师们已经考察了当地的山区和峡谷，包括瀑布等等自然环境。1884年，尼加拉瓜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运河条约，如果顺利建成，中美洲将会出现两条平行的运河。运河开挖之后，德·勒瑟普很快碰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觉得不得不新建船闸，两边水位之间可能会有落差。在船闸问题上，他又挣扎了2年多时间，最后经过了9年的建设，花光了4亿美元的费用，足足是当初预算的4倍。但是运河工程连1/3都没有完成，整个项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法国英雄被解雇回家了，美国国会开始组织委员会调查，为什么美国投资人花了这么多钱，在运河上遭受了这么大损失，而像赛利格曼和摩根这样的银行家却通过股票承销赚了这么多钱。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杰西·赛利格曼原本打算安排自己的老朋友、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担任运河委员会的主席，工资是年薪2.4万美元，但是格兰特拒绝了这个职位，于是杰西找到了哈耶斯总统的海军部长汤普森。汤普森辞去海军部长职务，接受了这个工作。

调查还发现，赛利格曼还跟众多机器设备商达成了各种协议和合同，这些都构成了国会调查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参议员询问杰西·赛利格曼，为什么汤普森这样的人会被选为运河委员会的主席：“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对吗？”杰西回答说：“不，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参议员接着问：“你曾经把这个位置提供给格兰特将军，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和一个大众崇拜的偶像，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律师或者金融家，或者伟大的政治家，对吗？”赛利格曼平静地回答：“格兰特将军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永远都会特别照顾我的朋友。”

汤普森作为海军部长，在约瑟夫去世后几天，给杰西写了一封信，赛利格曼希望将这封信加入调查的材料中。该信提到：“在我的官方任职期间，我有幸比较了解约瑟夫的个性，我与你们家族银行的第一次接触就是通过他，时间在1877年夏天，当时海军部正好在我的管理之下。彼时海军部的财务状况让人尴尬，主要是欠了贵家族银行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且债务数量不断增加。当时海军部无力偿还整个债务，甚至清还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此事已经给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尴尬，也对海军部的服务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当约瑟夫·赛利格曼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立刻建议把全部债务展期到下一个财年，并且允许（海军部）继续借债。他的提议非常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我当时充满了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这样我们的海军部才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这个条子写得及时而有力，拯救了处于舆论困境中的赛利格曼。最终国会调查没有发现赛利格曼等人有什么错误行为，但此事对赛利格曼家族的声誉和华尔街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国会决定立刻开始修建尼加拉瓜运河。[10]

正在双方对运河走哪条线进行激烈争吵的时候，赛利格曼找到了国会的内线朋友，其中包括马克汉纳参议员——研究确定运河线路委员会的领导者。赛利格曼请求马克汉纳参议员提议国会暂时先不要做决定，直到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参议员答应了，国会也同意再等一等。但是结果令赛利格曼大失所望，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完全倾向选用尼加拉瓜线路。绝望之中，赛利格曼家族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名叫菲利普·邦内弗瑞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的人来进行游说活动。[11]

菲利普从10岁时就梦想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当听到德·勒瑟普在苏伊士开挖运河成功之后，他的想法愈加强烈了。当赛利格曼找到他，菲利普毫不犹豫地同意接受这个工作。此人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到处进行密集演讲。可惜菲利普在美国几个月的游说还是不管用，国会最后仍然一致投票支持走尼加拉瓜线路。在赛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之下，菲利普进入了最后关键性的游说活动，试图扭转参议院的决定。菲利普几乎是近于疯狂地游说巴拿马线路的优势，举行了多场激情洋溢的演讲。这种激情实在过分夸张，以致让法国驻美使馆认为菲利普已经疯掉了，紧急通知菲利普在巴黎的兄弟。他的兄弟急急忙忙从巴黎赶到美国，发现菲利普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在巨额金钱的刺激之下，菲利普已经进入了偏执状态。

正在这个紧急而微妙的时刻，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圣文森火山爆发了。圣文森火山在西印度群岛，火山爆发使数千人丧命。在此之前两天，一个号称是死火山的皮利火山也爆发了，死亡3000多人。尼加拉瓜有火山，巴拿马却没有。菲利普突然灵光闪现，像被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马上冲向邮局，在邮票专卖店里，找到了一枚5比索的尼加拉瓜邮票，这枚邮票上正是一个浓烟滚滚的火山喷发景象。菲利普如获至宝，立刻买了90张火山喷发的邮票，把它们贴到信纸上，然后把这90张邮票寄给了每个参议员。他随信指出，邮票上的画面就是尼加拉瓜地区有火山喷发的历史证据。此时正是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的前三天。赛利格曼和菲利普在焦急等待之中度日如年。参议院最终投票以8票之差倾向了巴拿马线路，赛利格曼欢欣雀跃。菲利普立刻买了更多的火山邮票，寄给了所有众议员，很快众议院也开始调整原先的立场。

赛利格曼和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庆祝，又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新问题。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改变主意，不愿提供运河通道。菲利普马上对哥伦比亚施加压力，使用了大量金钱游说哥伦比亚政府官员，但是哥伦比亚议会还是否决了运河条约。如果哥伦比亚不批准巴拿马建运河的话，赛利格曼就白忙活一场，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包括救命稻草火山邮票。

近乎绝望的菲利普找到赛利格曼哀叹：“我们全输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除非让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但那将意味着一场革命。”杰西·赛利格曼反问菲利普，需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一场革命？菲利普明白了赛利格曼的意图，立即召集一帮巴拿马的分裂主义分子讨论革命的计划，并着手核算革命的成本。巴拿马分裂分子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至少600万美元来支付给当地的游击队。菲利普赶紧向赛利格曼汇报，600万美元是爆发革命的最低成本。赛利格曼觉得报价高得离谱，给了个底价，10万美元，而且必须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巴拿马分裂分子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条款。

菲利普得到巴拿马分裂分子承诺后，飞快地跑回赛利格曼的办公室，就在银行合伙人的办公桌上，起草了巴拿马独立宣言和巴拿马宪法。然后他搭上了华盛顿的一趟火车，去见老罗斯福总统，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告诉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答应我一个条件，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战舰会出现在巴拿马附近，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这个美国利益里面也包括赛利格曼的利益。总统只是看了看我没有说任何话，当然，美国总统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许诺，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但是他看了我一眼，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老罗斯福总统已经默许了这件事情。

1903年革命爆发时，美国的战舰纳西威尔号确实赶到了巴拿马监视着革命的进展情况。纳西威尔号战舰的出现可以被视为美国方面对巴拿马分裂分子的道德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胁哥伦比亚政府放下武器，让巴拿马独立的作用。这一时刻标志着赛利格曼的伟大胜利。赛利格曼家族为了感激他们的功臣和朋友，给菲利普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菲利普·邦内弗瑞拉作为一个法国公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巴拿马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12]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有能力制造一场重大革命、国家分裂或者战争，来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巴拿马也就这么奇妙地独立了，事实上，赛利格曼家族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雅各布·希夫的家族也是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家族，但他的身世与赛利格曼大相径庭。希夫家族可称得上是犹太人中的名门望族。根据犹太百科全书上记载，希夫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源头。希夫家族在法兰克福这边的分支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实际上雅各布·希夫甚至把他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直达所罗门王谱系。希夫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渊源极深，两家有着上百年的交情。18世纪后期，希夫家族一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邻居，共同拥有一栋多层住宅。雅各布·希夫经常说：“我承认，尽管我们家族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有钱，但我们是更加正统和高贵的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能赚钱的家族，但是希夫家族不仅出了多位成功的银行家，还出了不少出色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希夫家族的历史要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13]

雅各布·希夫绝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胸怀大志、才华出众、老谋深算、机敏干练的新一代犹太银行家。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目标异常清晰和执着，18岁时就瞒着父母借口到伦敦旅游，其实在离开法兰克福之时，他就已经准备好独自一人去纽约考察一圈。当他母亲不断接到他从伦敦发来的信件时，希夫本人早已到了纽约。随身带着500美元的希夫很快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决定成立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当准备正式签署协议时，才发现希夫还不够法定年龄。后来，希夫支配欲极强的个性导致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他选择了回德国寻找新的机会。

回德国时，他见到了沃伯格家族的保罗和菲利克斯两兄弟，他们给希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一次见面对于未来的整个华尔街，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希夫结识了亚伯拉罕·库恩。库恩和雷波在华尔街成立了库恩雷波公司之后，由于思乡心切，回归法兰克福。库恩一见希夫，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建议希夫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于是希夫很快又回到纽约，正式加入了库恩雷波公司。这一年是1873年，希夫正好26岁。

希夫到了纽约之后，深受美国蓬勃的发展形势和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吸引。美国内战以后，随着铁路工业大发展，铁路合并、破产、重组给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870年前后，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是除了国债之外最大的市场，成为华尔街利润的重头戏，构成整个美国股票交易市场85％的成交量，同时在欧洲也兴起了对铁路股票和债券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一大批银行家富豪。当时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自然是约瑟夫·赛利格曼，但他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一直很不顺利。

希夫仔细研究了赛利格曼在铁路投资方面的每一个步骤，很快就发现了赛利格曼的失招之处。赛利格曼实际上对铁路怎么生产，因何兴起，如何运作以及具体运营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他只把铁路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和目的。但希夫不一样，希夫在投资铁路之前，首先要使自己成为铁路方面的专家。

希夫准备进军铁路行业。他先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深入了解铁路运作中间的每一个细节，比如铁轨铺设的所有过程，铁路仓储，铁轨生产流程，运输状况等。他在考察时，还喜欢向工作人员讨教，从技工到工程师，从普通蒸汽机添煤工到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管刹车的工人，都一一进入他的雷达。希夫仔细询问各种问题并认真记录，试图了解整个铁路运输的所有细节。很快希夫就成为铁路方面的权威专家。

正是由于希夫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对铁路运作细节的深刻把握，使他对铁路公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和怎样的金融服务具备了专业化的判断能力。希夫对于铁路公司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可以把铁路管理运作方面对金融的需求，准确而有效地转化成华尔街的投资产品，同时结合对各种融资工具的渠道、节奏、时间和火候的把握，希夫在铁路金融领域的优势无人能出其右。

从1873年到1900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铁路完全主宰了美国的金融业。希夫跟随这个行业跳跃性发展，逐步把库恩雷波公司从一个小规模投资银行，转变成主宰美国铁路金融的巨头。连摩根这样的重量级银行家，都不得不叹服希夫的能力，尤其是他对金融和铁路专业知识结合的细节把握。

希夫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够跟欧洲的国际银行家直接和有效地进行沟通。正是来源于欧洲的庞大资金和欧洲国际银行家的鼎力支持，希夫的工作才能畅通无阻。

就金融影响力而言，此时希夫已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赛利格曼。赛利格曼虽也投资铁路，但始终不懂铁路的商业模式。华尔街的金融家认为铁路的商业模式背后其实是地产商机，大家与其说是关心铁路，不如说是关心铁路背后的土地投机。根据美国相应的法案，沿着铁路线周围一定范围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用土地来进行融资，融资完毕即进行铁路建设。因此华尔街爆炒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很大成分是看中了沿铁路线周边的土地开发和土地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热背后是土地开发热。包括赛利格曼在内的金融家其实并不关心铁路本身，他们只是把铁路当做一个炒作题材。

而希夫的看法更深一层，他认为铁路线实际上是在一片土地上打开一个通道，这些土地向各行各业的开发者出售，从而将各种各样的生产、加工、贸易活动集中到铁路沿线。正是这种商业活动创造了铁路运输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支付了铁路的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并为铁路创造效益。这才是铁路金融的精华。

希夫在介入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时，前前后后做了4年的调查。希夫对这条铁路线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仔细琢磨的时候，太平洋联合铁路陷入了巨额债务危机，仅欠美国政府的债务就高达4500万美元，并且还要加上6％的利息。这些未付的利息积累了近30年，铁路线总的长度从8000多英里减到了4400英里，各种压力包括其债务情况已经使这条铁路看起来毫无生机，完全没有生存的可能了。华尔街人人看死这个项目。希夫找到当时已经成为赛利格曼之后华尔街主宰的摩根。摩根明确表示他对这条铁路不抱任何希望，可以让希夫放手一试。

日后的事实证明，摩根犯下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得到摩根的默许后，希夫开始了庞大的动员工作，并悄悄买进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和债券。不久，他就发现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阻挡他的计划。国会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推延这个项目的进展，媒体突然变得对此项目颇有敌意，在欧洲的债券持有者也迟迟不对这个项目开绿灯。希夫反复琢磨，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此事设置障碍。起先他怀疑是摩根从中作梗，于是找到摩根问他是不是改变了主意。摩根说：“我既然同意了，肯定放手让你去做，我可以帮你找到是什么人在阻挡此事。”几天之后，摩根挖出了幕后潜伏者：哈里曼。哈里曼是一个铁路运营方面的天才，希夫在与哈里曼进行了一番交手之后，双方同意合作。[15]但是太平洋铁路项目规模超大，希夫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要借助欧洲的资本，才能够使这个项目起死回生。

希夫找到一个儿时的朋友，此人就是当时在伦敦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恩内斯特·凯瑟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恩内斯特本人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金融家。恩内斯特爵士主要负责跟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进行资金的联络和调度。

约瑟夫·赛利格曼在美国白手起家，奠定了犹太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地位，而希夫进一步打造出一个主导美国金融界的庞大势力集团。希夫和恩内斯特爵士联手，希夫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伦敦和欧洲金融市场一举一动的信息，特别是各大家族资金调运往来的情报。正是在伦敦的恩内斯特爵士的帮助之下，3天之内希夫和哈里曼就收到了4000万美元出自欧洲的担保和认购。已经沉寂多年，看似最后必然走向破产的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起死回生了。

到1897年11月2日，希夫和哈里曼集团正式收购太平洋联合公司股份。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希夫和哈里曼的运作下，取得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项目的巨大成功。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和利息，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1亿美元的利润。除此之外，更创造出至少不低于2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时候摩根才后悔不迭，觉得放弃此项目就是错过一只下金蛋的鸡，确实是个战略错误。

1895年，应希夫之邀，保罗和菲利克斯两位沃伯格家族的悍将也来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使德国的沃伯格家族和美国的希夫家族结成了紧密而强大的联合体。希夫的女儿嫁给了菲利克斯，雷波的女儿嫁给了保罗。库恩雷波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沃尔夫的女儿嫁给了奥突·凯恩，这个凯恩是斯佩尔家族的骨干，后来加入库恩雷波公司成为希夫的接班人。库恩家的儿子娶了雷波家的另一个女儿。经过四重联姻，库恩雷波公司将沃伯格、希夫、雷波、库恩、凯恩、沃尔夫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欧美犹太银行家族中，人脉最密集、人才最鼎盛、声势最浩大的犹太银行家族集团军。

从这个集团军出来的人物非同寻常，几乎个个都是能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超级大鳄。沃伯格家族的老大麦克斯，乃是德国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着德国财政金融大权，是德国帝国银行董事，希特勒的“财政沙皇”沙赫特的幕后大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近40年中，对德国的政治、经济、金融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老二保罗，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的决策者之一，属于美国最重量级的银行家之列。老三菲利克斯，20世纪初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老四弗里兹，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16]奥突·凯恩，希夫之后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在长岛修建的豪宅占地1.8平方公里，居住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127个房间，是当时美国第二大豪宅。雅科布·希夫领导下的库恩雷波公司进入了全盛时期。





「希夫与日俄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当时雄心勃勃准备打垮俄国，但是很快发现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强悍，日本的战争经费渐渐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为了筹集战争费用，日本正金银行的副总裁高乔是清爵士来到伦敦拜见国际银行家们。

来到伦敦，高乔是清的初衷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帮助承销日本战争债券。日本开口提出区区500万英镑的融资规模，罗家连眼皮都懒得翻一下。要知道，早在30年前的普法战争赔款债券承销中，罗家仅用两年就筹集了50亿法郎（约合2亿英镑）的庞大资金。尽管英国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和商业伙伴，但是伦敦方面的银行家并不认为日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融资计划在伦敦受到了冷遇。

郁闷之中的高乔是清在宴会上遇见了正在伦敦办事的希夫，高乔是清向希夫大吐苦水，希夫一边听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美国的金融力量正在崛起，虽然希夫在华尔街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但在伦敦连摩根这等角色都得小心翼翼，看着伦敦金融城大佬们的脸色说话，希夫明白自己的分量与伦敦城国际银行家大佬们还相去甚远。但是，日本确实是一个新的市场，既然大佬们瞧不上，华尔街新贵们或许还是有兴趣的。而与认为日本必败的伦敦金融家们不同，希夫认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远离俄国的经济重心，却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再加上沙皇宫廷的腐败和沙皇制度的腐朽，正处在上升期的日本有极大的可能性击败俄国，于是希夫答应高乔是清在华尔街帮助日本筹集日俄战争费用。希夫愿意出手帮助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得希夫认为沙俄是人类公敌，他甚至主张和鼓吹要用武装革命推翻沙皇。凡是能打击俄国的事情，他都愿意帮忙。

此时，希夫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为日本打仗融资，在这样的情况和形势之下，希夫不得不团结以前的竞争对手摩根家族和乔治·贝克共同组成一个银团。在大家商议之后，又将洛克菲勒财团也拉了进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从伦敦以外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共获得了3笔大规模的贷款，这3笔贷款背后都是希夫的杰作。[17]正是这3笔贷款的资金注入，使得日本的战争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成为日本最后能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前，欧美列强普遍认为日本在亚洲还算是个小霸主，但是根本无法和英、美、德、法、俄等世界列强相提并论。日本的胜利震撼了欧美强权，也使得希夫在国际金融市场声誉鹊起，他的战略眼光令国际银行家圈子刮目相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邀请希夫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日本天皇也邀请希夫到日本皇宫共进午餐，这是日本天皇的最高礼遇，在希夫之前，还从未有外国人得到这样的殊荣。希夫是一个新花样层出不穷的人，在日本皇宫跟天皇共进午餐的时候，他突然向负责礼仪的日本官员提出，希望向天皇敬一杯酒。日本礼仪官吓得脸色苍白，赶紧颤抖地劝希夫不要这么做，因为外国人给天皇敬酒这种事从未在日本宫廷中发生过，日本官员害怕天皇误解而震怒。希夫却固执己见，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致辞：“首先为天皇干杯，祝天皇在他的臣民心目中、在战争的硝烟里、在和平的岁月时，永远是日本的元首。”希夫说完这段话之后，天皇看起来心情还不错，所有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希夫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到高乔是清男爵家作客，希夫正巧坐在高乔是清15岁的女儿身边。他随口说道：“你应该到美国来参观和学习一段时间。”希夫这个人平常为人严肃，随口一说的神态也像在华尔街发号施令一样，自己并没放在心上。但是第二天早晨，高乔是清亲自来到希夫的公寓门口，对希夫深鞠一躬后说道：“尽管对一个这么年轻的日本女孩来说，离开她的祖国，在这样一个幼小的年纪就去做如此长途和艰难的外国旅行，在日本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是日本人的朋友，我同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你一起到纽约去。”但是他希望希夫能够理解，他不希望女儿在美国待的时间超过三年。希夫随口的一句客气话，居然被日本最重量级的银行家当成了华尔街的命令。希夫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果然带着高乔的女儿一起返回纽约，而且在三年期满时如约将高乔的女儿送回。从此，日本傍上了华尔街的大款。





「新圈子与老圈子」

在1840年之前，全美国只有二十几个富豪家族资产超过100万美元，5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不超过5个家族，这些家族几乎全是殖民时代大庄园领主的后裔。当时的纽约还算不上太富裕的城市，可能除了莫里斯家族之外，其他所有的新兴家族，都要靠贸易来维持生计。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富豪阶层大量出现，仅仅在纽约一个城市，就有数百个家族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钢铁、军工、石油、电报、电话等新兴行业爆炸性增长，使美国财富的创造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在纽约，由于新兴家族财富猛增，很多传统大庄园领主的家族面临着极大挑战。这些老牌家族虽然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彼此之间的价值认同取向相对稳定，但他们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赶不上新兴家族膨胀的步伐。新贵族和老前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识，就是需要对上流阶层进行重新定义。纽约的麦卡利斯特家族率先提出，纽约传统的贵族阶层和新兴的贵族阶层，必须实现大联合。如果说老贵族的代表是莫里斯家族，那么新贵族的核心就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麦卡利斯特看来，这些新老贵族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固定的上流社会圈子，这个集财富、权势与高贵传统于一体的圈子，将把社会上各种所谓投机者、暴发户、傻富低俗之流挡在高贵优雅的上流社会之外，以免污染和侵犯了社会“最精华的部分”。

麦卡利斯特和后来阿斯特夫人搞的所谓“400人圈子”中间没有包括犹太人，这激起了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强烈反弹。以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力而言，犹太银行家在美国金融领域的地位无可置疑，这一点美国社会的新老贵族都承认。但是在社交圈子和上流阶层中，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偏见，仍然没有形成对犹太人宽容态度的共识。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能在美国社会找到歧视犹太人的痕迹。

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高等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他们这一分支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大约在1654年前后到达美国。赛法迪犹太人到达美国的时间，甚至比大庄园领主家族还要早。这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与19世纪陆续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们的很多宗教传统和生活习俗秉承了中世纪保留下来的独特风格。[18]赛法迪犹太人往往认为他们是美国犹太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美国的大庄园领主家族圈子基本能够相互认同。

第二个犹太阶层就是以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希夫、沃伯格、斯佩尔、雷曼、高曼、赛克斯、古根汉姆、库恩、雷波等为代表的德裔犹太新贵家族，他们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陆续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其中除了希夫和沃伯格之外，多数人在德国时并无显赫家世，往往是从小商贩起家，然后陆续自50年代开始进入银行业，随着美国经济崛起而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基本上是在南北战争前后二三十年的时期里，在金融领域迅速发家致富，其速度大大超越了在欧洲的犹太银行家族。

美国银行体系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商业银行体系，师承汉密尔顿的金融思想体系，主要以新英格兰地区传统大家族为核心，垄断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系统直至今天。另一派则是以犹太银行家为主体的投资银行体系，特别是德裔犹太银行家构成了华尔街的中坚力量。[19]他们以票据交易、股票上市、债券承销业务为核心。如果说商业银行是创造信用的源头，相当于人体造血和供血的骨髓与心脏，那么投资银行就是疏导资本和信用的渠道，就如同人体的主动脉和静脉，以及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当私有的中央银行建立后，商业银行心脏供血的功能被转移到了传统大家族和犹太银行家族共同控制的中央银行手中，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繁荣时，两派人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危机时，则相互倾轧，力求自保，有时联手胁迫政府救助。中央银行为两派的协调机构，而政府充当最后的买单人。

犹太人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东欧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以纽约为例，1870年纽约的犹太人口大约为8万人，占城市人口的9％。到了1907年，每年平均有9万犹太人到达纽约，这一阶段中大部分犹太人是俄国和波兰的移民。纽约的犹太人口曾接近100万人，占整个纽约人口的25％。[20]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的来到，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发生了重大分裂。

德裔犹太人19世纪中后期来到美国时，曾被更早的“赛法迪犹太人”瞧不起，这批人进入美国金融业并获得了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圈子。当大批东欧犹太人来到时，德裔犹太人对初来者也曾抱有强烈的偏见。德裔犹太人居住在纽约的贵族区域，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整齐，家庭富有，举止言谈已颇有贵族风范。而东欧犹太人则在贫民区较为集中，举止粗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带着不同的异域文化，操着奇奇怪怪的口音，争论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不同想法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一起涌到了纽约，对传统的德裔犹太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扰。

德裔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存在着显著差别，德裔犹太人极度看不上新来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乱扔垃圾，到处吐痰，拥挤居住，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到处推推搡搡，行为粗鲁，甚至暴力、饥饿、犯罪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在东欧犹太人的社区中。其实这些被“上等”德裔犹太人所深恶痛绝的毛病，与几十年前他们刚到美国时一模一样。德裔犹太人中甚至出现了“反犹倾向”，德裔犹太人觉得自己来源于德国文化，充满了和平、自由、进步、文明的遗传基因，认为自己在犹太人中间高人一等。当他们谈起从东欧和俄罗斯来的新犹太移民的时候，那种轻蔑、厌恶、嫌弃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谈论的是另外一个种族。

从另外一方面看，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很快发现，这些德裔犹太百万富翁也曾是做小生意起家的贩夫走卒之辈，德裔犹太富豪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所以大量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试图模仿当年德裔犹太人的发财经历，纷纷做起小商小贩的买卖，在纽约的大街上推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而这又使德裔犹太人感到难堪和厌烦。很多东欧犹太人为了能够更美国化一些，向德裔犹太人学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进行“美国化”修改，试图使自己融入德裔犹太人的圈子，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另辟蹊径，带着在欧洲旧大陆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国新大陆的美好憧憬，从无到有创立了美国的电影业——好莱坞，把他们的“美国梦”在电影和现实世界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环球、派拉蒙、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和哥伦比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移民。

20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纽约的犹太移民开始经营电影院，进而开始投资拍摄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卡尔·莱米尔（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环球影城，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其他五大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世纪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文化娱乐的圣地。3/4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犹太移民创造的自由，民主和自我奋斗的“美国梦”，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好莱坞进而把“美国梦”传播到全世界。





「参考资料」

[1]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58．

[2] Katz，Irving，August Belmont；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3]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37．

[4] Ibid，P74．

[5] Bertram Korn，American Jewry and the Civil War，P161．

[6]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7]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119．

[8] Ibid，P120．

[9] Ackerman，Kenneth D. Dark Horse：The Surprise Election and Political Murder of James A. Garfield，Avalon Publishing，2004．

[10] Mellander，Gustavo A.，The United States in Panamanian Politics：The Intriguing Formative Years．

[11] Ibid．

[12] Stephen Kinzer，Overthrow- 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2006．

[13] Cyrus Adler，Jacob Henry Schiff：A Biographical Sketch，New York：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21．

[14]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5] Stephen Birmingham，“Our G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P222．

[1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17]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Vol. XVI，P431-432．

[18] Kaplan，Yosef，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Brill Publishers （2000）．

[19] Walter Lord，The Good Years．From 1900 to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0．

[20] Diner，Hasia．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1654 to 2000．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阿加迪尔事件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经济与《凡尔赛协议》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本章导读」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上，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的狱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的崛起。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在圣经旧约中，锡安是主所赐予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些一心一德、居于正义之中、享有公义和平安的人。锡安也是地名，是古时候正义的人民聚集之地，而且有一天神的选民必将再聚集于此地。

锡安山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用来代指以色列和古代迦南地区，犹太民族视之为终极故乡。在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中有“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等语。建造犹太教耶和华圣殿时，木料均取自锡安山，古时犹太人俘获的战俘也被迫在锡安山上劳动。锡安山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标志。

世世代代犹太人自出生起就接受的犹太教义告诉他们：迦南是“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耶和华赐下此地给他们居住，无论犹太民族流散到何地，神已定下旨意，必令他们回归，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

正是基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精神原动力，犹太人历经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和卓绝苦难，始终不改初衷。他们的信念决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受神拣选”，将代表上帝来行使神圣的权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权柄并不是为了挥霍和放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数千年来，他们对此笃信不疑，并不掺杂虚伪和夸张。任何对自己信仰的动摇，必然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崩溃，最终整个民族必然会消匿于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犹太人的削弱，而且看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强大势力集团。如果说犹太人中天才辈出，那么这一点与他们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无比坚定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对于奉锡安山为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上帝的旨意即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须成为犹太人移民的最终归宿。

犹太教义也告诉人们，回归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甚至绝望，但神会赐下拯救和带领的力量，最终引领他们回到锡安复国。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庞大、极其复杂、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谈何容易。19世纪之前的犹太人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及封建世俗偏见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连生存尚且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更罔论重建以色列了。在这一历史阶段，复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16世纪以后，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将沉重的天主教势力和严密的封建专制统治撕开了一道裂缝，复国的梦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成为横扫欧洲大陆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传统社会权力体系出现了坍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金权的能量空前扩张。到19世纪中期，复国的梦想渐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复国主义分子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德国汇集。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地位，大约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第一级是属于最为普遍的犹太大众，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独特的社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来自政治权势，宗教排挤和社会传统的压迫。第二级是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付的税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类似于迁移居住地这样的权力，此等犹太人属于对当地政府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称之为被保护的犹太人，主要是他们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对当地有较大的贡献。第三级是更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某些独特的服务，比如说银行家，他们贷款给所在国的政府，从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富有的犹太人银行家族，他们的背景出身都是宫廷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排挤和压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大量犹太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区之中，说自己的方言，穿着打扮也都是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服从宗教规定保持特殊的饮食习俗。由于欧洲主流宗教势力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当地世俗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就业、迁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的制约，比如犹太人不能拥有地产，不能拥有农庄，不能从事手工业。这使得犹太人被逼得只能从事像钱币兑换（Money change）这样的社会低级职业。钱币兑换服务的客户是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旅行和商业的人群，他们需要将外来钱币兑换成在不同地区流通和接受的当地货币。而犹太钱币掮客以其运作灵活、信息敏捷、流转快速、盘算精细的特性，在各种钱币市场之间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广结人脉关系，苦心经营客户资源，经过长达上千年的累积，使这一职业成为犹太人的标志性传统行业，达到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境界。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发展大致平行于四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从13世纪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地中海贸易量激增和随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典章文集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新大陆的发现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大量的航海贸易导致了商业的高度发达。贸易的目的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商人就是桥梁的搭建者。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促使商人群体出现了分工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商人开始从采购、运输、仓储和销售商品的流程中转向为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如提供采购信用、运输保险、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和金融交易。这一专业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贸易的规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银行家”（Merchant Banker）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后来投资银行家的祖先。大批犹太人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商人银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地区迅速形成对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需求，意大利逐渐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基于贸易需求而产生的商业信贷以及票据交易也应运而生，使意大利成为金融市场和银行服务最早形成的地区。

例如，当一个埃及出口商与一个法国进口商就一笔皮毛生意达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资才能备货，或者法国买方资金有缺口，需要借贷才能筹全货款。此时一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作为提供贷款的中间人出现了，他为自己的放贷而收取利息，商业信贷由此而生。当埃及人将皮毛发运，指望马上收到货款，而法国买方在海另一边等着船到不敢凭空付款，双方都很郁闷。此时，意大利人又出现了，他们开发出“汇票”（Bill of exchange）这样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汇票上写明法国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货币支付给埃及人指定的意大利代理人，埃及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觉醒来，突然想落袋为安，不想等到约定时间再取现金，他可以让他的意大利代理人将汇票打折卖给愿意等待汇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资人。谁愿意接受这些汇票呢？主要就是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取得汇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投资获益，第二就是避开教廷严厉的反高利贷法条的限制，因为汇票打折中可以隐藏高利息的放贷行为。

文艺复兴刺激都市工商贸易的兴起，犹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贸易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犹太人聚居区（getto）的封闭逐步被解除。遍及整个欧洲的25年战争和在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需求。犹太金融家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由钱币交易和兑换业务迅速发展到为王室和战争融资，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家族。

欧洲千年排挤和压迫的历练，造就了犹太人独特和灵敏的金融嗅觉。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犹太人探寻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买卖和交易，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在这个过程中低买高卖赚取相应的差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套利。

谁占领渠道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犹太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他们对商业情报的高度敏感，广泛的客户人脉，精细经营的头脑和犹太民族强烈的宗教内聚力，令他们在这一行业中独占鳌头，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坚实地位，并将此优势和垄断绵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继不辍。在近代数百年中，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深度和复杂度早已不是当年可比，资本、信用、票据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犹太金融家族在资本与信用流动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犹太金融家族组成的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血管，这个完备、稳固、高效、绵密而精确的金融毛细血管网络遍布全球经济肌体，深深植入从上至下的所有社会层面。而全世界的财富血液，就是在这个庞大的血管体系中流淌，所有流经这一渠道的金钱，必须要缴纳各种费用。

如果说商品渠道为王，那么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

正是以奠定金融渠道为根基，犹太金融家族首先以德国为发祥地，稳健积累财富，坚定构建权势，终于令复国大业的希望之火逐步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巴勒斯坦从1518年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同意，而要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巴勒斯坦，只有金钱的诱惑和战争的胁迫两种选择。

在犹太金融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德国，复国主义者围绕着巴勒斯坦绞尽脑汁，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发生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统一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德国逐渐形成了气候并成为国际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德国是19世纪犹太人的天堂，它的开放与包容成为整个欧洲，特别是东欧地区生活在贫民窟中、承受着宗教与封建双重压迫的犹太人向往的伊甸园。从历史上看，生活在高压之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反抗意识最为强烈，这一地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相对而言，富足和宽松的德国犹太人更加倾向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精神理念上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因此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就成为德国必须重点结交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找到了战略同盟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德国的支持下，争取从与德国关系不错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拿到犹太人大举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立国的通行证。而为说服德国政府，他们的游说辞就是，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亲德国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根据地，这是德国向东发展战略的宝贵资产和可靠跳板。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诱惑，则是庞大的犹太资本一旦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将大大加强当地的经济发展，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国际犹太资本力量将是奥斯曼帝国国债的最强有力的购买者。这对于早已濒临财政破产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具有极大诱惑力。在金融和财政上大大强化的奥斯曼帝国反过来又成为德国东边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盟友，从而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天平上增加一块很有分量的砝码。在这样一番巧舌如簧的游说中，犹太人的策略是各投所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挠到痒处，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在游说天赋方面，只怕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之辈也要自叹弗如了。

德国的精英阶层也有自己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移民大举西迁到德国，导致了德国本土各个阶层的不满和排斥心理。德皇威廉二世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犹太人在德国的问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将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既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又可缓解国内反犹主义者的政治压力。于是巴威廉二世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定居地点的意向在德国统治阶层、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德国反犹势力之间达成了全面共识。

1893年，德国作为欧洲列强中唯一打破禁忌的大国，开始建议废除奥斯曼帝国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进一步购买土地的法律。1898年秋，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帝国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更加明显，他的官方访问中包括了到巴勒斯坦参观，并安排了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赫泽尔的会谈。在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会谈中，威廉二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相当明显，对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居住地将刺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繁荣表示出乐观其成的姿态。不过苏丹当场就反对犹太人建国的方案。这也可以理解，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并日渐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一旦犹太人建国成功，其他民族地区起而效仿，局面岂不难以收拾？经过这次谈判，威廉二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觉得自己被大大地忽悠了一把。为了不与奥斯曼帝国闹僵，德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放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游说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没有成功，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向德国的竞争对手英国，期望在英德之间挑起战争，肢解奥斯曼帝国，从而得到巴勒斯坦。同时银行家们还可从战争融资、战后赔款和重建融资中获取暴利，一举两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游说了英美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从而放弃了德国，鼓动美国对德宣战。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英国立国的根基是自由贸易，这一理念最早由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 Smith）提出。[1]按照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对参与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种商品在别国的生产费用较低，就无须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国购买更为合算和有利。英国在掌握着全球1/6土地的庞大海外殖民地的基础之上，以其对海洋、工业技术、金融和原材料的控制权，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强行要求未工业化的国家打开贸易大门，实施资源与市场的鲸吞式攫取，从而获取巨大利润。鸦片战争英国对清朝的霸行便是例子。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两国。当时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是德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人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模式的严重弊端，开始转向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李斯特是亚当·斯密的批判者，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作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保护贸易为德国利益服务。”[2]李斯特认为，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洋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后起之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就是以关税制度为核心，以提高关税作为手段，来达到大力发展本国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的目的。

德国痛下决心，大力发展航运和铁路，对国内相关工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新经济模式的建立，强烈挑战着英国的立国方针和战略利益。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商业船队和海军护航，德国的经济利益就要永远受制于海洋霸主英国。德国犹太航运大王阿尔波特·鲍林（Albert Ballin）及其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mburg America Line，HAPAG）在德国海洋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9年鲍林成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裁。在他领导之下，汉堡美国航线公司拥有175艘巨型轮船，这个数量超过了欧洲大陆任何竞争对手。[3]后来，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被这个庞大的船队所震撼，经常来到鲍林的船队参加各种活动。到1910年，鲍林的船队雇佣了2万多人，汉堡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繁忙口岸。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这样发展海洋势力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国海岸线处在非常不利的态势。它的西北面就是汉堡所直接面对的大西洋北海，正好被英国挡住了出海通道，它的北面是波罗的海，而波罗的海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通道，并且出来之后还是进入北海，仍然被英国死死地堵住去路。随着基尔运河的开挖，北海和波罗的海连成一片，但是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德国海军出海口的问题。

跟德国不一样的是，英国一方面挡住了德国北海的出口，另一方面它的西岸完全没有任何阻拦，可以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此英国天然坐拥海洋优势，德国却被死死地锁在大西洋的出海口里面。

德国当时发展巨舰和远洋船队的策略，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是一次巨大战略失败。德国耗费了巨资用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庞大海军，在“一战”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在“二战”中，希特勒所建立的强大海上力量，除了潜艇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外，所有重型军舰，包括德国没有完工的两艘航空母舰，基本上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很难进出北海。

德国所面临的海洋地理态势，非常类似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海洋情况。虽然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但是从地图上看，中国的海洋被第一岛链牢牢地封锁住了，北边是韩国，日本群岛，冲绳群岛，中接中国的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一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这条第一岛链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死死地锁在中国的内海，在不远处还有第二岛链。

再回到19世纪的德国。鲍林成为威廉二世的好朋友，威廉二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把鲍林看成宫廷犹太人”。1891年，威廉二世在鲍林的鼓动下，发表讲话说：“应该把我们普鲁士人带到海洋上去，让他们去开拓海洋边疆，获得丰硕的成果，为了德国，也为了你们公司，这是一个互惠互利，两全其美的事。”[4]除了建造军舰，1895年6月，威廉二世还开挖了基尔运河，它把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进展更加激励了威廉二世对海洋的幻想。在威廉二世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商船舰队和强大的海军是不可分割的。鲍林的HAPAG大型船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可以很快转化成德国海军的舰队。

1898年鲍林公开支持德国海军的建造计划，当时对于海军舰队建造计划最有力的推动人是德国海军上将特皮兹。1900年帝国国会立法批准建造两艘大型海军舰艇。[5]这对鲍林来说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他也没忘记提携忘年之交，犹太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德国发展庞大的海洋舰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经费开支，德国的国际银行家在此过程中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同时，德国的大海军战略势必刺激英国的神经，英国的国际银行家再将来自德国的海上威胁成倍放大，上升到帝国存亡的战略高度。英国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更大规模地兴建海军舰队，于是军备竞赛拉开了丰盛鲜美的金融大餐的序幕。而军备竞赛属于“有组织的隐形暴力”，必须依赖大规模的融资。这样一来，英德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盟友们一起开动马力扩军备战，整个欧洲的国际银行家们无不“漫卷公债喜欲狂”！

麦克斯·沃伯格和阿尔波特·鲍林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在鲍林大力支持之下，麦克斯进入鲍林公司的董事会。同期，麦克斯在鲍林的推荐之下，又加入了其他多家鲍林供应商公司的董事会，包括一批德国最大的造船公司，如布罗姆沃斯公司。对布罗姆沃斯公司而言，鲍林是他们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鲍林要求把麦克斯安排进公司董事会的时候，公司是无法拒绝的。

通过这样的安排，麦克斯很快就成为德国轮船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核心人物。到1920年，麦克斯和家族银行的其他合伙人，已经在80～90家大型公司里面担当董事会的董事职务，成为整个德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在麦克斯和鲍林的大力游说之下，德国威廉二世对海洋前景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大展宏图了。

1893年，麦克斯接过家族沃伯格银行，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此时已经成为德国金融业的巨头。

1903年，36岁的麦克斯第一次被鲍林引荐给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德国首相叫布洛，他认为德皇威廉二世需要金融方面的知识来推动金融改革，因此建议鲍林把麦克斯介绍给威廉二世，共进晚宴。

鲍林转告麦克斯，说德国威廉二世希望召见他，但是只给他10分钟时间来概述金融问题。麦克斯一听就拒绝了，固执地说10分钟不够。他的坚持使威廉二世把接见时间延长到了32分钟。麦克斯为了觐见德皇，进行反复排练，终于精心预备了25分钟的演讲，另外7分钟留作跟威廉二世进行讨论。

彩排很成功，公演却遭遇状况。威廉二世这个人脾气暴躁，极端任性。麦克斯刚刚开始演讲，威廉二世就打断说：“沙俄很快就要完蛋了。”麦克斯回答道：“陛下，不会的，沙俄不会完蛋。”

接着麦克斯开始解释，因为俄国刚刚发行了一笔新贷款，把老的贷款清偿了，而并没有增加国家总负债。德皇听到麦克斯居然直接反驳他，立刻勃然大怒，吼道：“沙俄一定完蛋，怎么都要完蛋。”吼完就拂袖而去，晾下无奈的麦克斯。后来麦克斯提起这事开玩笑说：“我的听众应该给我32分钟，但最后我只用了3分钟时间。”

尽管“公演失败”，由于麦克斯的重要地位，威廉二世对他仍然青睐有加。第二年，威廉二世又召见麦克斯，向他举杯，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听取已经拖延很长时间的金融改革讲座了。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骄傲而自负的人，让他摆出妥协的姿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足见麦克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威廉二世在谈话中勉强承认，沙俄确实不会马上就破产。但麦克斯毫不领情，随即接口说：“我早就已经告诉过陛下了。”威廉二世气得直敲桌子：“难道你每次都是对的吗？”眼看威廉二世又要暴走，麦克斯立刻道了歉，才得以给威廉二世上了一堂精心准备的金融改革讲座。[6]

此后，麦克斯跟威廉二世经常会面。麦克斯和威廉二世的关系与布雷施劳德跟俾斯麦的关系有所不同。俾斯麦对于布雷施劳德往往言听计从，但很有主见。威廉二世却一方面固执己见，一方面又“耳根子软”，很容易被旁人说动。每次麦克斯认为他已经大功告成地把皇帝给说服了，谁知很快威廉二世又听信其他人另外的说法，突然改了主意。

在当时的德国，容克贵族和普鲁士军官团对犹太人存在敌对和抵制，主因是基于利益。容克地主贵族阶层思想上相对保守，他们的集团利益在于保护农产品的价格，要求提高关税，挡住外来竞争者。而海运公司和力主海洋贸易的犹太银行家则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因很简单，贸易保护主义一旦盛行，国际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金融服务业务也就没了市场。因此，容克地主与犹太银行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一点跟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也颇有类似之处。凡是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推行全球化的主力军基本上都是超级跨国企业和国际财团；相反，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的多数都是会受到自由贸易伤害的国家和地方势力。

全球化也好，自由贸易也罢，这些并非理论与原则的口号，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

受麦克斯和鲍林大力鼓吹的影响，威廉二世对海洋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当德国大兴土木建造庞大的舰队时，英国也不示弱，赶忙紧锣密鼓实施巨舰建造计划。20世纪初，以英国与德国为核心的两大势力集团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了一场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崛起的生死较量，拉开了世界近代史上最激烈最血腥的一幕。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1885年，德国工程师高特列博·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发明了使用石油的汽车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以煤炭为燃料的笨重而庞大的蒸汽机系统要精巧和高效得多。这种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同样可以用在轮船、战舰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上，石油资源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当时英国和它控制的殖民地尚未发现石油，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上了阿拉伯地区的石油资源。

鉴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一时难以超越，面对来自海洋的压力，德国不得不试图从陆地方向寻找战略发展机遇。从19世纪末，德国就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经商投资和开办银行机构。安纳托利亚半岛北接黑海，西临爱琴海，南达地中海，是欧洲通往中东的战略要冲。德国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大动脉（此前“东方快车”线路已经修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条铁路将把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与中东地区丰富的原材料、石油、粮食和庞大的潜在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经济战略上整合中欧、巴尔干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工业生产与原材料资源，并将政治影响力延伸到整个西亚和南亚地区，进而打通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通道将避开强大的英国海军控制力量，绕过英法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并在德国优势的陆军势力保护下，成为德国安全的战略大动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0年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银行与德意志银行联手开始向该铁路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

显而易见，这一战略企图使得英国大为紧张。英德紧张关系逐渐升级。

1907年，英国前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曾忧心忡忡地对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表示：“如果我们不赶在德国人修建更多的运输系统并夺走我们的贸易之前向德国宣战，那英国将犯下愚蠢的错误。”[7]怀特对此不以为然，说：“如果你们希望与德国人在贸易上竞争，那就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贝尔福答道：“那将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发动战争更简单一些。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吗？这是关系到英国霸权的问题。”

与英国类似，法俄也激烈反对巴格达铁路项目，并竭尽全力阻止铁路的建设。英国力图劝说奥斯曼帝国，暗示这是德国控制和摧毁土耳其的阴谋。而法国尽管在当地有25亿法郎的投资利益，却由政府发出指令不允许巴格达铁路债券在巴黎股票交易所交易。

应该说，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英法俄与德国之间围堵与反围堵争夺中无法调和的一环，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加迪尔事件」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一直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世界海上霸权地位，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各大洋的主要水道。

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英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是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积极促进者之一。

由于燃油发动机的出现，海军和一切工业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必然暴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分支迅速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联手瓜分世界石油资源。大海军的发展离不开石油资源的观念被罗斯柴尔德介绍给了丘吉尔。丘吉尔开始确信未来的海战必然大量使用石油驱动的战舰，海军的建设规模要加大，更新速度必须要加快。

1888年，罗斯柴尔德英国银行为“海军建设公司”（Naval Construction and Armaments Company）发售了22.5万英镑的股票，[8]大赚了一笔之后并不满足，随后极力主张皇家海军的巨舰工程扩张，大规模拨款加快海军建设，以应付德国海军快速赶超所形成的所谓的威胁。

“摩洛哥炮舰事件”，或称“阿加迪尔事件”正好撞上枪口，直接提供了德国海军造成严重威胁的口实。

1911年7月1日，稀里糊涂的德皇威廉二世派出一艘战舰“潘塞”号（Panther）到英国控制下的摩洛哥海边去营救受到威胁的德国公民，这一事件成为德国公然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最严重事件，震惊英国朝野，战争的阴云开始积聚在欧洲上空。

其实，整个所谓“阿加迪尔事件”完全是一个乌龙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09年，麦克斯·沃伯格认识了一位神秘的年轻人，名叫雷根但斯（Dr. Wilhelm Charles Regendanz）。此人是罗兹（Cecil Rhodes）的超级粉丝，罗兹其人可不简单，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雷根但斯号称他准备了一套为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的完备计划，主张德国必须果断行动起来。当时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没有赶上前四百年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在全球瓜分殖民地的盛宴，非常郁闷，国力强盛工业发达但在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范围始终是德皇和俾斯麦的心病，所以任何有关海外殖民的计划都能轻而易举地煽动起德皇的狂热。雷根但斯显然是个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他在1909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必须站在地图前面看看在哪里给自己弄一块殖民地。”

麦克斯·沃伯格很快与雷根但斯混得很熟，并邀请他担任沃伯格家族银行的“法律顾问”，其实他的工作重点就是策划非洲殖民地的事。1911年6月16日，麦克斯派雷根但斯觐见德皇，并游说德皇在摩洛哥南部弄一块殖民地。雷根但斯把摩洛哥南部描绘成一片“沃野良田，矿产丰富”的乐土，并证明那里是德国核心利益之所在。而实际上，当地是一片荒漠戈壁。德皇最初的反应是激烈反对，担心引发德国和英法的外交冲突。当时麦克斯·沃伯格不在德皇身边，游说眼看要黄，情急之下，深受德皇宠信的鲍林马上加入进来，摇唇鼓舌，终于说动了德皇。最后威廉二世不情愿地同意了派出军舰去看看。雷根但斯等人欣喜若狂。

但问题是，当时摩洛哥南部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没有德国人就无法说明德国人的生命受到当地土著的威胁，也就师出无名。结果是一名找矿的工程师作为“生命受到威胁”的德国人被派往当地。此人本该在1911年7月1日到达指定位置，可他老人家却迷失了方向，在崎岖的山区转悠。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发出摩洛哥警报，说德国人在当地受到重火力袭击，柏林警告英法当局：德国将派军舰到当地采取营救行动。德国军舰抵达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工程师。几天后当疲惫不堪的工程师终于来到海边时，军舰上的人偏偏没看见他。工程师急得像疯子一般跳上跑下，又喊又叫。德国军舰终于看见了他，却真的把他当成疯子没有理会。结果直闹到7月5日晚上，才把这位“生命受到威胁的宝贵德国人”弄上船。[9]

“阿加迪尔事件”后，丘吉尔立刻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长，上任后誓言要加强海军建设，保护“日不落帝国”的霸权不受德国挑战。这场所谓的“阿加迪尔事件”被英法认定是德皇蓄意的恶意挑衅，双方口水战迅速升级。英国威胁将对德国宣战，法国开始从德国撤资，战争的威胁传染了整个欧洲。

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德皇威廉二世明显被煽动和误导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雷根但斯和德国的沃伯格家族、英法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航运大王鲍林等人联手设局，诱使德皇上当，加剧了英法与德国的对立，使得双方对海军建设投入巨资，增加了石油需求，并通过资本市场的股票与债券发行进行融资，从而使国际银行家大赚其钱。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战略计划。

1914年6月17日，丘吉尔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投资伊朗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是罗斯柴尔德事先布好的一枚棋子，就等英国政府高价收购了。如此一进一出，罗家又是爆赚一笔。该公司后来成为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德皇威廉二世因为不愿得罪奥斯曼帝国而放弃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银行家失望之余，决定把筹码压在德国的对头英国身上。20世纪初，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波斯公司拿到了在新波斯国（即伊朗）的石油开采特权，这是英国海军当时唯一的石油来源。因此，英国必须牢牢地控制中东。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英国的影响，使英国政府相信未来的犹太国家将是英国在中东的忠实盟友。同时，英国可以通过犹太国牢牢地控制中东，从而将英国在非洲富有矿产资源的殖民地与中东连成一片。这是包括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英国统治精英梦想的英联邦帝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为打败德国，肢解奥斯曼帝国，而后称霸中东，以承认和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在战后建立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独立国家为条件，取得了阿拉伯人的支持。但精明的英国又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处理战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塞克斯－皮科尔协定》。协定除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规定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尔后，在1917年11月，英国发表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贝尔福宣言》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这是一封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注：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第三代男爵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叔叔，第七章将重点介绍维克多的经历）的私人信件，并委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转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信件原文如下：

英国外交部

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很荣幸能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您传达，下面有关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已得到了内阁的支持。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转送到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感到十分欣喜。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10]

英国统治精英的《贝尔福宣言》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妙计。首先，欧洲战场陷入僵持阶段，最终只有拉美国参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犹太银行家在美国的影响力将是至关重要的砝码；其次，全世界犹太人将在金融方面一边倒地偏向英国，这对于大规模持续烧钱的战争来说必不可少；第三，阻止美国德裔犹太银行家偏向德国立场，尤其是对德国感情深厚的希夫为代表的华尔街犹太银行家族；第四，牵制俄国高达3/4比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在对德媾和方面的态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之时，谁能赢得犹太银行家的支持，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而谁支持以色列复国，犹太银行家就支持谁！

美国虽然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但美军却在本土“热身”了一年左右，迟迟不肯到欧洲参战。直到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美军才在1918年初晃晃悠悠地来到欧洲前线，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1917年11月6日，在阿拉伯人大起义的有力支持下，英国军队攻入巴勒斯坦，1918年9月占领全境。1920年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1921年，英国政府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约旦；西部仍为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总督直接统治。

《贝尔福宣言》发表和英国委任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成倍增长。据统计，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犹太移民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以及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众多城市和工业，使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犹太人还建立了“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秘密武装组织，从而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早在1917年10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英国政府表示他对《贝尔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犹太国一旦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一项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决议。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全面渗入巴勒斯坦。

在犹太银行家的鼎力支持之下，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以罗斯柴尔德爵士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心希望协约国在“一战”的胜利，能够打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块上帝期许之地复国的大门，但是现实情况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英国统治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有三大支柱：第一，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第二，控制中东地区这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地位，以确保英国势力范围与印度和其他远东殖民地的咽喉要道；第三，防止任何其他势力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对上述英帝国核心战略利益造成威胁。因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必然战略就是始终将这一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垄断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而绝不愿意在这一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背弃了战时因为需要寻找打垮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而许给阿拉伯人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诺言，一手将该地区纳入英帝国托管的殖民地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执著于《贝尔福宣言》的原则，一来势必激起阿拉伯人的极大反弹，二来也未必符合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于是英帝国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和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执行了一条鼓励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时抵制犹太人建国的折衷方针。结果这一方针既惹翻了阿拉伯人：凭什么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让给犹太人，而且这伙人很可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建立国家？——又激怒了犹太人：建国希望破灭，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

在阿犹冲突、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与英国托管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其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1922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史称《丘吉尔白皮书》，其主要精神包括：（1）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2）犹太社团有必要增加移民人数，但其数量不得超过当地经济吸收能力。[11]

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另一项政策声明，史称《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其主旨在重申《丘吉尔白皮书》阐明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将维护阿拉伯人的利益置于帮助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之上，宣称如果犹太移民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或停止犹太移民的迁入。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事务的白皮书》，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是麦克唐纳，这份白皮书又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成立犹太国）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联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按人口比例加入新政府；（3）5年内允许75000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5年之后未经阿拉伯人允许不得移入犹太人；（4）过渡时期内授权英国托管当局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转移。[12]《麦克唐纳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很明显，“一战”之后20年，英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就是逐渐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早在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出台时就看得很清楚。而“一战”以后的英帝国，挟打败德国之威，正是日不落帝国日落之前夕阳无限好的光景。

这样，摆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面前的战略选择就很明晰了：为了重建以色列，完成《旧约》中神的期许，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外力打垮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此时他们决定再次故技重施，借助外力打垮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顽固态度，在帝国中东统治的废墟上重建以色列和“第三圣殿”。

那么这个外力选择谁呢？放眼望去，有能力打垮英帝国的，无非美、德、苏三国，而在这三国当中，挑动美英之间进行足以打垮英帝国的全球性战争是不可想像的；苏联的斯大林只能利用却无法控制。这样最有可能跳出来武力打击大英帝国，在地缘政治上距离英帝国本土最近，又便于犹太资本控制的，当属“一战”战败国，蒙受凡尔赛和约羞辱，复仇主义笼罩全国而又急需外国资本恢复国民经济的德国。而当时统治德国的，却是按照英美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完全符合英帝国既稳定德国局势又不让德国壮大的战略，这样的德国是不足以承担起迫使英帝国在中东问题上让步的重任的。

颠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重建一个强大的德国，为大英帝国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以迫使英国重新依赖犹太银行家的钱袋，这是一个既能实现复国的战略目的，又可从中大获其利的战略。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们千回百转物色和扶植起的是一个比斯大林更不靠谱的人物，德国最后是强大了，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当然，此乃后话。

当务之急，是如何颠覆魏玛共和国。银行家们没有武装，同时，在战争刚结束的欧洲，立刻策动另一场战争的条件远未成熟。1922年，银行家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货币战争”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基础。

国际银行家动手运作时，很快就发现另外一股势力也在朝着同样一个方向推进，这就是美国新兴的金融势力集团——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当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老牌的大英帝国之后，美国金融势力也同步快速膨胀，原来跟着欧洲银行家老大跑腿的小弟，逐渐萌生了自己的野心。“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想法与日俱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美国新兴的精英集团就开始考虑取代英国成就全球霸主的大业了。

此时，两股势力相遇，终于找到了知音，两者的战略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实施的战术步骤也可以很好地协调。双方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打垮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犹太银行家要的是实现以色列复国的梦想，美国精英看中的是世界霸主的交椅。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打手”就是德国，强大的、充满攻击力的德国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当然，在强大的德国头上必须事先套上紧箍咒，以防德国反咬一口。因此，从中央银行到金融系统，从工业集团到原材料基地，必须被彻底控制起来，然后，软弱的魏玛共和国必须被强势的新德国取代，才有能力执行这一“伟大”的战略。

如何才能彻底控制德国的经济命脉呢？一场“货币战争”浮出水面。彻底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将使德国的所有资产变得廉价无比，再进行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按照股票操纵的行话就是，先做空，逢低吸纳；再做多，赢得暴利！





「经济武器与《凡尔赛协议》」

英国阿尔福雷德·泽曼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一战”中，曾经写过一本13页的小册子，名叫《对付德国的经济武器》（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了“经济战”这样的理念。[13]泽曼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奎格雷教授列为英美精英组织的重要成员。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中欧强权（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正处在世界范围的被包围的态势之中，凭借它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打破这样的包围。这本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大规模经济封锁所形成的“经济战”的理念，而德国人当时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1915年12月，英国首相提到：“有人会认真去想由于橡胶短缺，我们将会失去这场战争吗？”由于英国和美国能够封锁欧洲大陆的德国，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来源，而德国在战争中得不到这些原材料的补给。德国的战争准备是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战争最多只会持续一年。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而德国在战前准备非常不充分，并且没有想到，由于丧失制海权，德国被英国进行经济战略的大包围，使德国在战争中巨大的原材料损耗难以得到补充，因此逐渐丧失战斗能力，以至于最后溃败。这一点是德国作为大陆强权首次同海洋强权较量时面临的重大战略新问题。

泽曼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关于对德国战败之后的计划和预测，他指出，在正常的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对德国港口封锁的解除实际上并不是英美想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原材料就不会有德国工业的就业；如果没有就业，大量从战场上回家的复员军人就将形成庞大的失业人群，而这些人将会威胁社会秩序。反观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就控制了德国经济重建的进程。德国将会面临物资全面短缺的局面，如果考虑到饥荒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将至少会持续3年时间。

由于英美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在战后仍然持续，德国必然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这种短缺局面并不是平常的商业抵制，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国家行为。事实上，德国的物资短缺从一开始就是英美有意而为之的。在泽曼提出的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1919年的《凡尔赛协议》其实是战争的继续。正如《凡尔赛协议》的起草者，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凡尔赛协议》并不会提供公平的和平，最终将成为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手段。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凡尔赛协议》产生的是一种失望、后悔和进一步萧条，这种和平协议的条款，显然是不同寻常的严厉和带有侮辱性质的”。而刚成立的英美主导的国联，“在复杂的贪婪情绪之中将会成为捕食者”。

兰辛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整个和谈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各国的银行家们作为谈判代表的“顾问”，实际上把持着谈判的主导权。“在5月15号，我收到了布利先生的辞职信，同时还收到了我们另外五位主要专家的辞职信，这些人共同抗议和平条款的严厉和不公正。辞职信中指出，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条款违反了美国当初参战所捍卫的基本原则。”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也曾经说过：“在当代历史上，《凡尔赛协议》将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违反了所有的先例、所有的传统，德国代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不公正的条件。在他们面对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签字。在古老的宗教法律体系之中，每个人都必须有申诉的权利，甚至魔鬼都拥有这样的权利，邪恶的人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当今新的国家社会，甚至不遵循黑暗的中世纪所形成的神圣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战争消耗，加在一起相当于德国全部资产的3倍，德国每年最终将会被迫赔偿高达17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要一直持续还钱到1988年。沙赫特也曾做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凡尔赛协议》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这个设计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这显然符合大英帝国统治精英的理想。

在《凡尔赛协议》影响之下，每一个经济的自然进步，每一个经济的复苏行动和信心的恢复，由于外国政治势力的控制都变成了不可能。在战争中，英国对战争的融资主要通过税收，占到战争融资的20％，德国是6％。德国的货币供应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从72亿马克增加到284亿马克，对于每个德国人而言，货币供应量相当于从110马克增加到430马克。当时德国整体物价水平，如果将1913年作为基准值100，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则上升到234，这样的通货膨胀幅度跟英国的情况大致类似。这种物价上涨程度对德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被德国政府有效地对冲了，德国当时的工资，从1913年的基准值100上涨到248，德国人工资上涨幅度甚至略微高于通货膨胀。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严重伤害了德国经济，但是并没有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

很明显，对于英国的统治精英而言，他们试图从根本上遏制德国的再度崛起。一个采用所谓“自由经济”体系的德国，在海洋强权的经济围堵战略下，是不可能真正发展和强大的。一个经济疲软、政治涣散、武功全废的“相对稳定”的德国，才符合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德国的货币系统从1918年战争结束到1922年期间，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之下。

但是，到了1922年7月，英国统治精英发表了《丘吉尔白皮书》，宣称“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乐园”，从而背信弃义地酝酿推翻《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的重大承诺，德国的货币系统突然风云突变，超级通货膨胀的飓风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悄然登陆了。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德国1922年到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在西方的教科书中普遍被作为政府控制货币系统带来货币灾难的经典案例，结论即只有银行家来控制货币发行权才是“负责任”和“安全”的。其实，正是银行家和他们操纵下的中央银行，才是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真正的幕后黑手。

1876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作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其基本组织形式是私人拥有，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皇帝和政府的控制。帝国银行的总裁和所有董事都是德国政府的官员，由德国皇帝直接任命，而且是终身制。德国中央银行产生的所有收入，是在私人股东和政府之间进行分成，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些股东并没有权力来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这是一种明显有别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的德国独有的中央银行制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德国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始终牢牢控制着货币发行权。从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以来，德国金马克的货币价值高度稳定，对德国经济崛起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是一个金融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典范。即使是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直到1922年，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仍然相对坚挺，德国通货膨胀与英、美、法等战胜国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差距。对于一个战败国，而且是一个处境极其悲惨的战败国而言，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货币政策能达到这种水平和效果，应该说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然而，德国战败之后，战胜国却通过一系列立法，把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完全剥夺了。1922年5月26日通过立法，确立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运作从德国政府的控制之中摆脱出来，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掌控力被彻底废除掉了。德国的货币发行权完全交到了私人银行家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沃伯格等重量级的国际银行家。

这是德国发生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关于这场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当时的德国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为了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强占德国鲁尔区而导致德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钞票来应对。这是一个从各个角度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首先，是政府在超量印刷钞票吗？不是。德国中央银行私有化的时间是1922年5月，而鲁尔问题的出现是1923年1月，过量印刷钞票的行为乃是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

第二，德国央行过量印刷钞票是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吗？不是。鲁尔地区被占领的确对德国财政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还不至于让德国央行采取“货币自杀”的手段来应付，而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德国政府总理库诺其实有很多选择，他曾经是鲍林在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PAG）的总经理。麦克斯·沃伯格既担任HAPAG的董事，又是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董事，沃伯格银行此时与美国华尔街最牛的库恩雷波公司关系非比寻常，两位沃伯格兄弟是其高级合伙人，其中保罗更是美联储的实际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德国政府向国际银行家发行高回报的特种国债，还是麦克斯代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向弟弟保罗代表的美联储协商“国际救援”，要应付一年多的鲁尔问题所导致的短期财政困难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德意志帝国银行过量印钞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故意过量印刷本币能够减免外债吗？不可能。事实上，《凡尔赛协议》已经明确要求，德国必须使用黄金、英镑和美元来支付战争赔款。这种情况下，过量发行本国货币根本于事无补，而且越多印本币跌得越厉害，也就越难以兑换外币来还外债。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泰国不能靠印刷本币泰铢来偿还美元外债是一个道理。

后来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在1927年出版了《德国马克的稳定》一书，提出的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作为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超级通胀的危机是德国政府造成的。他认为帝国银行在其权限范围之内，主要是控制通货膨胀，但帝国银行发现无法做出决策。当时帝国银行持有的观点是，只要德国鲁尔工业区仍然被法国占领着，战争的外债总额仍然没有固定，而德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那么任何稳定货币的措施和企图都是没有用的。帝国银行狂发钞票是为了拯救德国政府，他们创造新的帝国马克，可以供给政府使用。沙赫特认为，当时战败的德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借助于帝国银行的发钞权。德国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中央银行没有办法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沙赫特的观点其实难以自圆其说。[14]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德国马克究竟是如何被摧毁的呢？一言以蔽之，摧毁一种货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过量的货币。这种过多的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第一，中央银行自己发行过量的货币；第二，私人银行创造过度的信用和货币；第三，市场中的货币投机商通过大规模的“裸做空”，在摧毁一国货币价值的同时，其效果等同于货币投机商在大量发行货币。实际上，1922年5月，当德意志帝国银行落入国际银行家手中之后，三种形式的货币过度发行同时出现了。

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德意志帝国银行大规模印钞是事实，但并不是为了政府免除外债和解决财政困难。

再看第二种情况，私人银行的货币供应对超级通胀的影响。从时间上看：

1921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330：1；

1922年1～5月，马克兑美元稳定在320：1；

1922年5月26日，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

1922年12月，马克兑美元为9，000：1；

1923年1月，鲁尔危机爆发，马克币值一泻千里，马克兑美元达到49，000：1；

1923年7月，马克兑美元达到1，100，000：1；

1923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2，500，000，000，000：1；

1923年12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4，200，000，000，000：1；

1923年，平均每两天德国的物价就要翻一番。

此时德国马克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马克被疯狂抛售的过程中，德国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很多私人银行家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可能有黄金或者外汇作为支撑。私有化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也赶不上私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总量。沙赫特作了一个估计，在当时德国货币流通总量中，有大约一半是私人银行家所发行的货币，而不是来自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官方货币。所以，私人银行的超量货币印刷几乎占据超级通胀的近一半源头。

第三种情况最不明显但却最为致命，有人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做空德国马克，从而导致了马克剧烈贬值，它的效果等同于大量印刷货币。

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基本运作机制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该货币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德国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需要使用外币来进行赔偿，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外债压力，德国马克本身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亚洲四小龙情况类似，就是外债负担过重，而他们必须获得美元才能偿还外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由经济体自动缓慢地调整来渐进解决。比如增加税收，或者暂时降低生活标准，这些外债可以逐步得到偿还。但是当货币投机在一个很大范围内集中和突然发生，将会影响货币的价值，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投机，仍然被视为一种合法行为。在投机过程中，他们只要事先大规模卖空某国货币，而且这种货币有着内生性的困难和问题，投机者最终往往会获得超级利润。

什么是做空机制呢？当货币投机家进行货币卖空行为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种货币，而只是声称他们拥有。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这种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他们以贬值后的低价从市场买回这种货币，平掉当初的“声称拥有”的“谎言”，就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从这个意义来讲，当货币投机者在卖空并不存在的“声称拥有”的货币的时候，其实质是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创造这种货币的权力。这些货币投机者同时出动，在同一时间一起大规模做空，数量足够大，而且是在这个国家货币足够虚弱的时候，这样的做空行为将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使被做空的货币的价值出现自由落体般的贬值，严重情况下，将会产生货币恐慌。而货币恐慌将会导致链式反应，引发其他社会阶层本能的恐慌，大量抛售本币去换取外币，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市场做空行为。

在这样的货币暴跌过程中，投机家赚取的巨额利润，就是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和储蓄者积累多年的财富，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所谓自由经济主义者，将会指责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而忽略投机者所制造的巨大灾难。

事实上，1923年德国的问题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的情况非常类似，本币体系和本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外债高筑，外国货币投机者蜂拥而至，超大规模做空本币，货币体系濒于崩溃，本币剧烈贬值，通货膨胀卷走社会财富，摧毁了国家经济基础。差别在于，德意志帝国银行非但没有制止货币投机，反而在变相给投机者提供充足的弹药；国际银行家的私人银行在超级通货膨胀中发行了全部货币流通总量的一半，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历史惊人得相似，原因在于重复历史的人都是同一批人。今天的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与1923年摧毁德国马克的货币投机者师出一门。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财富在一年的时间里被洗劫一空。德国中产阶级沦为赤贫，失去一切的愤怒和战后所遭受的羞辱，使德国人心中的怒火升腾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心态。此时的德国社会已是一片干柴，等待的只是一颗引爆的火星。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在经历了18个月的血雨腥风之后，德国马克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从心理角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这种新的马克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租马克（Rentenmark），它是以德国全部的土地和工业产品作为抵押来发行的新货币，总价值相当于32亿马克。地租马克与美元挂钩，兑换比价是4.2：1，地租马克与旧马克的兑换比价为1：1万亿。为了在心理上隔绝地租马克和旧马克，具体做法就是成立一家新的“地租银行”（Rentenbank）。地租银行向德意志帝国银行提供新马克贷款，帝国银行再向社会提供地租马克的信用。但是地租银行一直没有独立于帝国银行运作，仅仅是从心理上起到一个隔绝新旧马克的防火墙功能。地租马克从1923年11月15日开始流通。新马克并不是一种法币，没有支付政府债务和外国债务的能力。[15]

沙赫特被委以稳定德国马克的重任时，已经拥有了23年银行从业经验。沙赫特发明新地租马克时，并没有使马克的价值立刻得到稳定，打垮货币投机狂潮才是稳定马克价值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随后跟进一连串的信用紧缩政策，才最终达到了稳定马克的目标。

沙赫特的第一个“新政”就是立刻停止了所有其他私人银行发行马克的权力，把所有持有的旧马克都进行了即刻支付。

第二招就是新的地租马克被明令禁止借给外国人。沙赫特明白外国货币投机商是做空德国马克的主要投机力量。他的这个做法意味着外国的投机商在做空地租马克后，在外汇市场上很难得到地租马克来平仓，所以投机意愿将会出现很大障碍。只此一招，就初步打垮了境外货币投机商，制止货币投机是德国货币改革重要的第一步。

这些货币投机商现在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央银行下定决心要做的话，他们可以终结所有在外汇市场对马克的投机行为。沙赫特其实从一开始就明白怎么来对付货币投机行为，但在几个月之前，发生最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银行却袖手旁观，任由外国投机商摧毁了马克。

外国的货币投机商仍然在不断袭击新的地租马克，沙赫特终于被激怒了。在1923年11月底，沙赫特指出：“地租马克的投机不仅对国家经济利益而言大有恶意，同时这种行为本身也极其愚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样的投机活动（所需要的马克），要么是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非常慷慨的贷款，要么是通过私人银行紧急印钞票来交换帝国银行的马克而得到的。”“但是现在三件事情发生了，紧急货币（私人银行自己印制的钞票）已经失去了价值，它（私人银行所印的钞票）和帝国马克进行交换被禁止了；从前帝国银行慷慨的贷款现在已经不再发放了；地租马克在国外已经不能被使用。这些原因导致投机者无法从外汇市场得到足够的马克来支付欠款，他们出现了大量的亏损。”[16]

沙赫特的这段话中已经泄露出德国马克崩溃的关键性信息。第一，大规模做空马克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慷慨”的资助，因为当时这些投机商可以很容易地从德国中央银行贷到大笔低成本的贷款，而这些贷款被用来做空马克，这是打垮马克的关键性措施。换句话说，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向货币投机商提供了做空马克的海量弹药。第二，外国货币投机商向德国本土的私人银行大量借入马克，而私人银行则通过印刷自己的钞票，再拿到中央银行兑换成马克，来给外国货币投机商“供货”，德国的私人银行家显然是外国投机商的帮凶，这些人是谁呢？沙赫特没有点名地指出了一些德国著名的银行家族甚至在他主抓马克的稳定后仍然顶风作案。沙赫特明确指出，“有些著名的银行机构也参与到货币投机的把戏之中，这个国家仍然充满了大量的货币投机商，这些人只要能赚钱，甚至可以把家族银行美好的名声和信誉不当回事”。他的惩罚就是中央银行暂停给这些银行的票据进行再贴现。第三，凡是违反禁令向外国投机商拆借地租马克的本国银行也一并惩罚。

从1924年4月7日起，沙赫特下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发放新信用，时间持续了两个月。中央银行的这个做法是为了恢复德国马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沙赫特还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他把当时一个月的拆借利息从30％上涨到45％，透支利息费用从40％一口气涨到80％。此举顿时令所有的外国马克投机商陷入了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交出手上的外汇，换成德国马克，来支付他们做空马克所损失的金钱。用这种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大大增加了外汇储备。1924年4月，德国外汇储备约为6亿马克，到了8月份，这个政策执行了仅仅4个月，德国的外汇储备就翻了一番还要多[17]。

在沙赫特严格执行了上述措施之后，大规模的马克绞杀战终于被切断了资金供应，从而一举结束了投机家对德国马克的疯狂攻击，之后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上重新恢复了平静。

1924年7月，当德国马克恢复稳定之后，拆借利息开始下降。当时由于沙赫特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诸多德国政府拥有的邮局和铁路等机构纷纷组建了自己的银行。这些机构庞大且实力雄厚，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资金，而且这种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私人银行体系。到1924年底，德国社会上的商人和其他生意人，纷纷把地租马克和帝国马克等值对待。在这个时候，沙赫特再把地租马克转化成德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马克。

沙赫特的举措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金管局“任一招”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将货币投机商的资金拆借成本提高到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此招将顷刻打垮货币投机狂潮！

沙赫特一辈子都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面混，其实他本没有必要将这些内幕抖搂出来，但他不甘心后人评论德意志帝国银行在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时束手无策，作为当事人的他觉得有必要做一番表白，他沙赫特还是有本事的。另外，沙赫特还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力主德国马克的稳定，也将此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当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中强大的马克被超级通货膨胀摧毁，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愤怒。在1927年出版的《德国马克的稳定》中，沙赫特还在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无所作为而辩护，到1967年的《金融的魔术》出版时，他终于想对历史有个“说法”了。从1923年到1967年，经过了44年的沉默和对超级通货膨胀真实原因的讳莫如深，他最终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圈里的某种潜规则，用极为隐晦的手法，在一本讲述早已被人淡忘的44年前历史的冷门书中，给自己和历史留下了一个交代。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通过超级通货膨胀，国际银行家们喜获“剪羊毛”的丰收，不仅一举席卷了德国几十年的工业化财富，而且大规模地控制了德国的金融和工业系统。与此同时，挑起了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愤怒，从而瓦解了魏玛共和国的民意基础。接下来，就要开始强化德国的工业能力，积蓄实力准备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了。

事实上国际银行家在巴黎和会上就开始布局了：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约的起草者之一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负责起草和约第231款，即埋下德国复仇主义祸根的德国“战争罪”条款。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首席律师的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说服美国总统柯立芝，任命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担任赔款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从1924年道威斯计划开始执行到1931年，德国总共支付了105亿马克战争赔款，却从海外借入了186亿马克[18]；1923年以后，无论是德国IG法本公司、联合钢铁，还是德国电力总公司，身后无不浮现着犹太银行家、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影子，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华尔街的资本所控制，而这些资金是华尔街通过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的，摩根和沃伯格家族从中又获得额外的丰厚利润。

1924年，美国方面启动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的要点就是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从1320亿德国马克调降到370亿德国马克。美国用这些钱向德国发放贷款，主要是为了偿还德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务。英国和法国得到德国偿还的钱之后，再把这些钱还给美国，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欠美国的钱。结果就是，美国人自己放贷给德国人还英法的钱，英法再把德国人还钱的一部分还给美国，这样资金周转了一圈又回到美国。在这个循环中，亏损的是美国的纳税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完成“抄底”的华尔街资本所控制的德国工业减轻了债务负担增加了盈利能力，同时，所有涉及到资金交易的银行家雁过拔毛，都获得了巨大利益。道威斯计划提出来之后，立刻受到国际银行家的热烈欢迎，因为大家在这个循环还钱游戏中利益均沾。道威斯在1925年和张伯伦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

沙赫特和国际银行家还提出一个新的赔偿条款，德国中央银行所产生的全部利润要进行分成，45％的利润归德国中央银行私人股东所有，55％归政府。最终中央银行所有股东达成一致，第一个5000万马克的盈利中，有一半被私有的中央银行股份持有者拿走，在第二个5000万利润中间，有25％被私人拿走，随后就是每年利润的10％归私有的股东。[19]

道威斯的计划开始实行之后，巨额美国贷款涌进德国，大量外国信用紧随其后，国际银行家普遍对沙赫特抱有很高的信心。但是沙赫特采取了异常严厉的外国资金使用限制，规定这些钱只能用在生产领域，不许用在奢侈品和消费方面的信贷。在这样的政策下，从1924年到1929年，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德国工业生产体系迅速被建成整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系统。沙赫特对于生产的信贷支援和严格限制进入其他类似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政策导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德国的工业实力得以迅速恢复，逐渐具备了挑战英国的底气。

在经济和金融上控制了德国工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扶持一个有能力与英帝国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组织。这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出现在了国际银行家们的视线之内。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就从多条渠道获得情报。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的官员罗伯特·墨菲就通过鲁登道夫将军亲自会见了希特勒，这个墨菲后来成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就是通过这些秘密接触，纳粹的思想和组织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秘密决策圈子，为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所瞩目。而早在1926年，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就开始秘密为纳粹融资了。到1929年6月，控制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开了一个会，选派西德尼·沃伯格代表他们去德国进一步“面试”希特勒，同时进行合作谈判。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对法国的复仇情绪”。希特勒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2400万美元）一切都好说。最后双方以1000万美元成交。而西德尼回国后汇报的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打动了洛克菲勒，紧接着《纽约时报》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定期报道，大学里也开设了研究纳粹的专门研究机构。[20]

国际银行家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街头小痞子希特勒居然有自己的“伟大计划”，拿了国际银行家的钱，干的竟然是自己的“私活儿”。





「参考资料」

[1]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2] Friedrich List，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3]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4] Ibid．

[5] Lawrence Sondhaus，Naval warfare，1815-1914 （Routledge，2001）．

[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7] John V. Denson，Reassessing the presidency：the rise of the executive state and the decline of freedom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1）．

[8] Jules Ayer，A century of finance，1804 to 1904：The London house of Rothschild （W. Neely，1905）．

[9]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0]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3）．

[11] Martin Gilbert，Churchill and the Jews：A Lifelong Friendship （Henry Holt and Co.，2008）．

[12]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13] Alfred Zimmern，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

[14]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6]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8]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 （MacMillian Company，1966）．

[19] Stephen Zarlenga，Germany's 1923 Hyperinflation：A “Private” Affair．

[20]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 the Rise of Hitler （GSG & Associates，1976）．





第六章 希特勒“新政”



“愤青”希特勒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大棋局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希特勒的权术





「本章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恶魔。但是，在学术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创最重，经济凋敝，失业空前。纳粹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与德国经济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德国社会动荡，民众人心思变，纳粹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主打挽救经济危机的新政牌而一举赢得大选。如果纳粹仅仅是靠口号和宣传，而没有治理经济危机的真才实干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纳粹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开始了所谓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直线下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在所谓“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1937～1938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战争爆发，高达1000多万美国青年被征召入伍，失业问题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是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却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的国家，德国拯救经济的措施对于今天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究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呢？

关于纳粹曾经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因此不在本章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纳粹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当时德国政治和货币之间的互动关系。





「“愤青”希特勒」

1918年11月的一天，德意志帝国国防军李斯特团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像其他伤员一样静静地躺在陆军医院的病床上，品味着因协约国施放毒气而暂时失明的痛苦和荣获帝国铁十字勋章的幸福。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将希特勒下士从病床上击得跳了起来，德国宣布向协约国投降了！愤怒和失望如毒蛇一般噬咬着年轻的希特勒，这一切都是为什么？难道自己和无数的战友同胞奋战四年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苦涩的结果吗？

不久，魏玛共和国政府承认《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来：德国丧失了约1/10的领土和1/8的人口，丢掉了全部殖民地，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70年还债，直到1988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1]像大多数德国老百姓一样，希特勒被彻底激怒了。

在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形势虽然不妙，但尚未到彻底战败的程度。在西线战场上，协约国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德军却深入法国北部，1918年3月～7月，德军接连于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攻势。该年5月底，德军发动第三次攻势，这次突击成功突破法军的防线进逼至距巴黎仅37公里之地。7月15日，德军发动第五次攻势，未能达成战略目的，随着美国军队到达欧洲，协约国的力量大增。德军随后在法国转为战略防御态势。在东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权初定，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俄军极度厌战，继续战争已无可能。列宁决心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俄国被迫与德国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将获得俄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5000万居民。而且割让给德国的地区，拥有俄国90％的煤炭开采量，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此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必须复员军队，包括刚刚组建的红军部队。[2]同年3月27日，又在柏林签订苏德间三个附加条约，规定苏俄以各种形式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

如果德国能够在西线的法国战场迟滞和消耗协约国的攻势，而东线战争已经结束，德军很快能够集中力量全力西向，加上俄国割让的大片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以及6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的战争力量将有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即便德国最终难以取胜，但协约国因大量人员物资消耗和内部争议也未必愿意长期对峙下去，如果德国以拖待变，确实有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不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盟军会根据美国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依据威尔逊许诺的“民族自决”原则[3]，德国或许还可以兼并前奥匈帝国讲德语的地区，实现德奥合并，建立大德意志——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德国民众品尝到了辛辣的被欺骗被出卖的味道。除了协约国列强在外，在德国国内是不是还有卖国贼出卖了德国呢？民心一致，几乎立刻就找到了战败的替罪羊：承认《凡尔赛和约》的社会民主党软弱分子以及“国际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十一月罪人”，被认为是出卖德国利益的罪人。

怀着对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刻骨仇恨，愤青希特勒带着一套旧军装和铁十字勋章退役了。失业中的希特勒很快找到了新活计，为德国陆军情报部门当密探，去了解当时一个只有55个人的小政党——“德国工人党”的底细。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但他悟性奇高，在“刺探”的工作中不断吸取那些慷慨激昂的各派演说家们的精华部分，在不断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能够很快抓住他们观点中致命的缺陷。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再次来到德国工人党聚会的地方打探虚实。一位演讲者的内容很快抓住了希特勒的兴趣，此人的观点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特别提到：“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尔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观念，我已经发现我们（纳粹）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在费德尔的感召之下，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4]

这个费德尔究竟是何方神圣，又讲了什么样的高论，居然能让希特勒茅塞顿开，从而找到了纳粹建党的原则呢？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在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费德尔成为希特勒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导师。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对货币、金融、就业、贸易、经济危机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费德尔在经济金融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他从1917年开始“自己琢磨”金钱、经济、萧条、就业、战争与国家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完全跳出了传统学院派的思维定式，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有权力控制货币供应，一定要对中央银行进行国有化，而绝不能让私人控制中央银行。因为私人控制中央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产生的利息收益和其他利益将归私人所拥有，而不是造福国家和公众。[5]

行伍出身的希特勒原本对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完全没有概念，他一直以为德国“一战”的失败和后来的超级通货膨胀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经过费德尔点拨，希特勒立刻敏锐地抓住了金融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并形成了“创造性工业资本”与“贪婪、掠夺性金融资本”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深刻印象。当希特勒明白过来金融和控制金融的势力集团才是德国命运的真正主宰之后，他的境界立刻跃上了一个层次，再回头想很多从前令他困惑的问题，马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全新的视角。他对未来德国的运作和纳粹党的“重要原则”逐渐形成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1920年，希特勒经过与费德尔等人反复激烈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纳粹运动的哲学原理体系。因为是哲学层次的纲领，希特勒认为这个纲领将“永远不变”。该思想体系被归纳为《25点纲领》，1932年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此政纲的地位。[6]

《25点纲领》包含了纳粹所有的基本观念和政策。有关经济方面的要求和主张体现了费德尔的主要经济思想，关键点有：

第11点：“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这符合费德尔一贯主张的废除“利息奴役制”，区分“创造性的工业资本”与“食利性的金融资本”。他认为，资本只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才能创造价值，只在金融系统“滚动与食利”的“掠夺性”的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在剥削其他劳动者的成果。

第12点：“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希特勒号称德军在“一战”中没有败在军事上，而是前线的将士被“出卖国家利益”的大资产阶级、犹太金融家从“背后捅了一刀”，如果这些人继续发战争财，那简直天理不容。

第13点：“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费德尔建议组建国有企业的“航空母舰”，以实现国家垄断社会主要资源，从而避免资本过度追逐利润所引发的恶性竞争和贫富分化。他认为国有化的托拉斯是在资本家合理利润与工人稳定就业之间的某种平衡。

第14点：“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费德尔坚持大企业必须反哺社会，与社会各阶层共同分享经济繁荣。

第16点：“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费德尔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平民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不过这已完全不是所谓的哲学原则，而是属于具体的政策层面了。

第17点：“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费德尔的理念中，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不劳而获”和“投机倒把”，他恨不得把每一分社会资源都用在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中去。他实际上完全生活在一种抽象和理想化的世界里，而忽视了人的天性。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君子当然很好，但与君子长久生活只怕谁也受不了那种永恒的枯燥和平淡；小人固然有毛病，但小人们挖空心思地制造各种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创造和投机也是一个道理，没有创造，大家都没饭吃，但没有投机，人生不免过于沉闷。费德尔的毛病在于，他试图将矛和盾分割开来，只取自己想要的那一面。

第18点：“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

除此之外，费德尔还主张依靠“国家的权威”，成立“建设经济银行”，发行国家证券，为社会公共项目投资筹集资金。鉴于国际银行家对黄金早已形成垄断的现实，他提出摆脱金本位制，由国家决定流通资金数额，以国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作为货币的支撑，用商品与他国进行交换，从而逃脱外国资本对德国货币与外汇的控制。[7]

希特勒在理念上支持费德尔的很多观点，但他是一名政治家，对理论本身谈不上任何兴趣，理论对他而言永远只是工具，合用时就用，不合适就扔。政治家永恒的法则就是权变，因追求权力而变化，因变化而拥有更多的权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希特勒必须与握有“实权”的人物合作。在当过兵的希特勒看来，所谓实权其实很简单，就是“暴力+财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穷得叮当响的希特勒当时还不太可能得到巨额的金钱资助，但是，“暴力”支持已经有点靠谱了。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如果说费德尔为希特勒提供了经济金融的理论武器，那么罗姆（Ernst R hm）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暴力的实践武器。

罗姆19岁加入帝国军队，“一战”中三次负伤，最后官至少校。德国投降以后，罗姆加入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出任巴伐利亚地区自由军团司令官埃普的副官，成为慕尼黑屈指可数的实力派军人。“一战”结束以后，大批德军官兵回到家乡，在英国“经济武器”的打击下，物资短缺，就业无望，这些精力旺盛的老兵们自发聚拢到一起，在部分军官的领导下组成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德国军方秘密资助，提供装备，最初负责驻守漫长的东部边境，以解国防军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玛共和国的体制里，军队属于国家，不允许参与国内党派政治。德国“一战”以后政局动荡，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风起云涌，自由军团于是为政府和军方代表的保守势力所倚重，披挂上阵大打出手，血腥镇压了各地的革命运动。

1919年10月，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的一个集会上首次发表演讲。希特勒充分展示了他真正的天赋——极富煽动性的口才，不管多么荒谬和离谱的观点，被他偏执的大脑处理之后，再从他的如簧之舌迸发出来，都会产生电闪雷鸣般的效果。他已经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在强烈炙热的情感宣泄和犀利冷酷的理性解析中激荡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许是德国人被剥夺得太彻底、被羞辱得太无情、被出卖得太赤裸，日耳曼民族骨子里的那种狂野和极端，潜意识中的自卑与傲慢，在希特勒高温强热的“真理火焰喷射器”横扫之下被骤然激发出来，人们残存的理性保护层已被彻底融化，剩下的只有狂热的信念和复仇的冲动。

当时台下为之神魂颠倒的听众里就有罗姆。罗姆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认定此人前途无量，具有领导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潜质。以后罗姆主动和希特勒结交，不但极力鼓励他施展政治抱负，而且自己也加入德国工人党为希特勒摇旗呐喊。1920年春天，罗姆正式将希特勒介绍进自己的实力派军人圈子。希特勒有了暴力集团的支持，顿时雄心万丈，开始筹划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20年，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帮助下，思想上形成了《25点纲领》的理论体系，在罗姆的辅佐下，又掌握了暴力手段。此时，他将德国工人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在罗姆的鼓动之下，巴伐利亚军政长官埃普大力扶植弱小的纳粹党，不仅提供资金援助，还邀请希特勒到军营里为纳粹党招兵买马。希特勒喜出望外，用他的话来说，自由军团充满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军旅中被灌输了世上无难事的进取精神”。在罗姆的组织下，纳粹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冲锋队。

1921年，希特勒众望所归，成为纳粹党元首。此时的纳粹党既有思想武器，又有武力后盾，再加上希特勒空前绝后的煽动力，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极右组织纷纷前来入伙，纳粹声威大震，到1923年纳粹党党员剧增到5.5万人。

1923年，精心策划的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了，马克暴跌，金融界一片混乱，德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遭到血洗，法国、比利时又出兵占领了鲁尔。这一切激起了德国民众对魏玛政府的强烈愤怒，爱国热情升腾。希特勒认为夺取政权时机已到，他联合德军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企图效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那样，利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带领冲锋队，利用巴伐利亚军政头目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举行宴会之际发动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啤酒馆暴动。[8]

虽然暴动最后失败，但是引起了世界震惊，给了纳粹党一次难得的国际宣传曝光机会。希特勒在法庭上展现了惊人的口才，滔滔不绝的愤怒宣泄，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共鸣，大批民众自发来到法庭外声援纳粹，全球各大报都在第一版刊登了希特勒的照片，于是希特勒在一夜之间由暴动被告升华成了“拯救德国命运的英雄”。

希特勒在法庭审判中试图把辩论变成自己的政治演说，但他还是被判了5年监禁。他在监狱中待了9个月，并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为纳粹统治下的未来德国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蓝图。在狱中，希特勒认识到魏玛共和国羽翼丰满，暴力革命已经没有机会成功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合法夺权”。他出狱以后，立刻调整了纳粹党的思路，准备利用议会民主体制合法夺取政权。

啤酒馆暴动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原本是街头小混混儿的希特勒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势力出于种种目的，找上门来要与希特勒谈合作。希特勒忙于接待洽谈，若干轮下来，觉得忽悠的人太多，真正有实力的大腕并没有出现。

其实，希特勒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正在引起某些能量极大的圈子的高度关注。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国际银行家们早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在德国物色今后能够承担历史重任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广泛关注着德国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政治党派，试图从中找到能带来惊人回报的“超级原始股”，希特勒的几十号人的小党也进入了他们的雷达。

国际银行家的情报系统效率惊人。早在1920年2月，摩根就安排多诺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付给多诺凡20万美元的费用来系统考察欧洲战后的各方面状况。正是在这次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这个多诺凡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创始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鼻祖。

当然这次接触只是属于非常初步的摸底性质，德国当时的各种政治党派多如牛毛，华尔街的“风险投资”还需要进一步从数量庞大的候选人中发掘出真正有潜力的原始股。

1924年德国马克投机风潮结束后，超级通货膨胀飓风终于过去了。在华尔街抄了德国经济的大底之后，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开始正式实施，大量的外国资本蜂拥而来，德国经济很快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随着经济的复苏，纳粹的影响力迅速萎缩。其实，德国老百姓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一样，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人民最重要的追求，乱世中的打打杀杀和经济动荡下的起起伏伏都不是百姓们所渴望的。一旦天下太平，德国老百姓很快就将过去的痛苦和灾难淡忘了。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纳粹的活动陷入低潮，希特勒只能本本分分地玩起他并不擅长的议会政治。

虽然纳粹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德国各地出现，纳粹党的选民支持率却相当可怜。究其原因，纳粹党蒙着浓厚的激进和暴力色彩，而此时德国社会逐步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好转，民众对愤青气十足的纳粹党自然敬而远之。1928年5月进行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党赢得区区12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只有可怜的2.6％。这一年的德国选情，以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赢得40.4％的选票，天主教中央党赢得15％，而其他几个右翼党派如德国人民党则瓜分了余下42％的选票。

希特勒本是个乱世枭雄，国家大治，天下安定，他是决无出头之日的。

纳粹党本就像困在沙滩上的鱼儿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正在此时，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飙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7年前痛苦的回忆又开始浮现，只是这次危机的程度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人开始转而支持纳粹。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首次超过德国共产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37.4％的选票，一举超过社会民主党的36.2％而跃居议会第一大党。

眼看着纳粹气势如虹的蹿升势头，国际银行家终于决心把宝押在希特勒的身上。

1933年11月，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沃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大通曼哈顿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3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沃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内容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诸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9]

另一位被公认资助希特勒的国际银行家就是科特·冯·施罗德男爵（Baron Kurt von Schr der）。施罗德家族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在伦敦和纽约都开设了银行。施罗德和洛克菲勒1936年在纽约成立合资银行，约翰·洛克菲勒的侄儿担任副主席和董事。[10]

施罗德毕业于波恩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帝国国防军。战争结束后，他加入科隆的斯坦银行并当上合伙人。他的右翼政治信仰使他同情并资助纳粹党。他促成了德国人民党党魁巴本和希特勒的会面，这次会面使希特勒以后得以当上政府总理。

施罗德还是纳粹核心圈子“经济同仁圈”的关键人物，这个圈子也叫“凯普勒圈子”，创始人是威廉·凯普勒。凯普勒是典型的红顶商人，在政界人脉广泛，政治嗅觉敏锐。“凯普勒圈子”于1931年初步形成。希特勒曾与凯普勒有过一番深谈，谈到想有一批可靠的企业家为纳粹掌权以后提供咨询时，希特勒说：“找一些企业界的领袖，他们现在可以不是纳粹党员，我们上台后会为我们服务。”[11]

凯普勒果然不辱使命，他网罗来资助希特勒的圈子包括：

〖弗利兹·克兰夫斯（Fritz Kranefuss）：凯普勒侄儿，希姆莱的助手；

卡尔·克洛格曼（Karl Vincenz Krogmann）：汉堡市长；

奥古斯特·罗斯特格（August Rosterg）：法本子公司的总经理；

埃米尔·梅耶（Emil Meyer）：ITT子公司和GE德国的董事；

奥图·斯泰布林克（Otto Steinbrinck）：联合钢铁公司的副主席；

雅尔马·沙赫特（Hjalma Schacht）：帝国银行董事会主席；

埃米尔·赫尔弗里奇（Emil Helffrich）：美孚控股公司德美石油的董事会主席；

弗雷德里奇·伦霍德（Friedrich Reinhardt）：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埃瓦德·海克（Ewald Hecker）：ILSEDER HUTTE的董事会主席；

格拉夫·冯·俾斯麦（Graf von Bismarck）：斯德丁的执行主席。[12]〗

凯普勒1933年被选进帝国议会并一度成为希特勒的财务顾问。短短几年，他就捞到几家公司董事的肥差，包括法本集团两家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法本和美孚石油关系密切。法本曾从美孚石油得到生产合成汽油的技术，欧洲战争爆发后曾紧急转让给美孚石油2000多项外国专利。

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由索申尼斯·奔尼（Sosthenes Behn）和荷南德·奔尼（Hernand Behn）兄弟二人于1921年成立，受摩根家族控制。奔尼和希特勒的第一次会面是1933年8月在贝希特斯加登。[13]后来奔尼和凯普勒圈子搭上线而认识了施罗德。奔尼看中了施罗德和希特勒及纳粹的亲密联系，邀请施罗德成为ITT在德国利益的守护人。施罗德帮助ITT在德国投资利润丰厚的军工企业（包括生产战斗机的Focke-Wulf公司），并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任职。ITT的利润又再投资到这些企业中。如此一来，“二战”中希特勒是以美国投资生产的战斗机对抗美国和盟军，施罗德当属其中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把ITT的资助转给特务头子希姆莱的盖世太保。ITT的捐款占战争中美国公司对盖世太保捐款的1/4。

“二战”后盟军在1945年11月19日对科特·冯·施罗德的审问记录说明施罗德、ITT和纳粹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

〖问：在以前的记录中，你说曾经和ITT或标准电气有关的几家德国公司有往来，那么ITT或标准电气和其他德国公司往来吗？

答：是。洛伦兹公司在战前持有不来梅的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Focke-Wulf为德国空军制造战斗机。我相信后来Focke-Wulf因扩展而吸收更多的资本，洛伦兹下降到刚刚低于25％。

问：那么这发生在上校奔尼通过ITT持有洛伦兹近100％股份之后？

答：是。

问：上校奔尼批准洛伦兹购入Focke-Wulf的股份？

答：我确信上校奔尼在他的驻德国的代表正式批准以前就已经同意了。

问：洛伦兹在哪一年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

答：我记得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侵入波兰之前。

问：威斯特里克知道洛伦兹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的所有细节吗？（威斯特里克在“一战”、“二战”中充当德国间谍）。

答：是。比我更清楚。

问：洛伦兹投资的金额是多少？

答：最初是25万马克。后来又增加不少。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

问：上校奔尼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机会把在德国赚到的利润转回美国吗？

答：是。转回美国的利润会因为汇率减少一点，但绝大部分能回到美国。上校奔尼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他似乎愿意将利润留在德国投入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军工企业。柏林的哈斯公司是其中一个。哈斯生产军用无线电和雷达部件。我记得洛伦兹持有哈斯50％的股份。

问：你从1935年担任洛伦兹的董事。这期间洛伦兹和Focke-Wulf从事军工设备生产。你知道或听说上校奔尼或他的代表对这些为德国备战的企业提出抗议吗？

答：没有。[14]〗

凯普勒圈子和希姆莱走得越来越近，也被称为“希姆莱圈子”。在1936年2月25日给希姆莱圈子的同仁埃米尔·梅耶的信中，施罗德描述了希姆莱圈子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的长远目标。

〖第三帝国领袖的朋友圈子：

应第三帝国领袖邀请的慕尼黑两天之行结束时，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由帝国领袖支配的特别“S”账户。其中的资金用于预算外的任务。这样帝国领袖可以依靠他所有的朋友。在慕尼黑大家决定应由签署人来设立和处理该账户。同时，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参与人，如果他代表公司或朋友圈子为以上说明的帝国领袖的任务捐款，捐款应存到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帝国清算账户，邮政支票账户号1392）。

希特勒万岁！

科特·冯·施罗德[15]〗

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战后陆军上校波格丹（前纽约施罗德银行主管）千方百计把调查从科隆的斯坦银行引开，转到纳粹时期的大银行上。因为斯坦银行藏着美国跨国公司和纳粹当局在“二战”中勾结的秘密。

施罗德对纳粹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后得到丰厚的回报，施罗德担任了以下职务：

〖国际清算银行的德国代表；

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首席私人顾问；

盖世太保的高级领导，一、二级铁十字勋章；

德意志Verkehrs-Kredit-Bank银行（受帝国银行控制）的董事会主席；

驻瑞典总领事。〗

战后，科特·冯·施罗德被德国法院认定犯有“反人类罪”，这位著名的国际银行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

“反人类罪”可不是个小罪名，而在“二战”中直接为希特勒提供资助而且被“抓个现行”的施罗德仅仅被象征性地关了3个月。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主管筹资的“财神爷”沙赫特于审判中被当庭释放。看来施罗德还有理由为自己获刑3个月叫屈了。

除了“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的施罗德参与了资助希特勒之外，麦克斯·沃伯格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希特勒口口声声叫嚣他有两大敌人和一个世仇。他的首要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希特勒看来，没有布尔什维克在德国后方起义和暴动，德国是不会战败的，这是从背后捅进德国的第一刀。他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希特勒看清了金融势力的强大威力，也对“一战”中犹太银行家资助协约国导致德国战败和麦克斯·沃伯格等人在《凡尔赛和约》中出卖德国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加上德国超级通胀对经济的摧毁，希特勒把这些账全部算在了犹太人头上。希特勒的世仇就是迫使德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百年老冤家法国。

纳粹上台之后，对苏联和法国还无法立刻下手，但反犹排犹却没有任何障碍。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排挤犹太人的“哈瓦拉计划”。

“哈瓦拉”在希伯莱语中是“转移”的意思，哈瓦拉计划是1933年8月德国纳粹政府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签署的一个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计划。

对于纳粹而言，将犹太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走是个大政方针，但考虑到德国当时的实力，又不能过于得罪在全世界掌握着庞大资金渠道的国际银行家们。这些人中多数是犹太银行家，而且很多是德裔的犹太人。希特勒的排犹主义本来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欧美犹太人联合抵制德国产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使德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不愿过度刺激国际犹太势力的反制行动符合刚刚掌握政权羽翼未丰的纳粹政府的利益。于是，排挤和驱赶政策改头换面为“鼓励向外移民”。

德国“一战”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全部以美元和英镑结算，因此德国政府对外汇和黄金外流进行了严格管制。1931年从德国向海外转移资本将被征收25％的惩罚税，纳粹上台之后对资本外流管制更为严苛。这一切使钱财外移成了犹太人海外移民的最大难题之一。而麦克斯·沃伯格此时已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巨头之一，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市场有着庞大的人脉关系，筹集资金促成“哈瓦拉计划”的顺利进行成为麦克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麦克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和纳粹三方的反复商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三方都有利的模式。在这一方案之下，准备移民的犹太人将他们在德国的马克和所有不动产交给纳粹政府，一年之后，他们在巴勒斯坦将得到同等价值的英镑，但条件是这些犹太移民不能动用这笔钱，全部资金将被用来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管道、肥料等，等这些德国产品在巴勒斯坦完成销售之后，所得的资金再还给犹太移民。实际上，纳粹政府并不真正支付英镑，这笔钱由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在各大银行户头上划转一下，最后纳粹政府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而得到这些宝贵的“英镑”。

这其实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大批犹太新移民和他们所带来的雄厚资本对当地犹太社区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最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打下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对于纳粹政府而言，他们一方面扩大了德国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德国的就业机会，并获得了宝贵的国际硬通货“英镑”，另一方面在不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实现了排挤犹太人的战略目标，同时可以示好于国际犹太银行家势力集团，减轻他们发动全世界抵制德国产品给德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严重打击。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为了监督计划的实施，德国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信托公司，“哈瓦拉计划”所需资金总额的3/4和向德国出口产品提供的信用都通过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巴勒斯坦地区，在巴勒斯坦则成立了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负责接收资金，从1933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5.2万德国犹太人（主要是富人）成功移民到巴勒斯坦，总额高达1.4亿马克的资金通过这一渠道汇出德国，沃伯格家族在中间得到丰厚的各种金融“服务费用”。[16]

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纳粹德国以工业产品支付移民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动产和在巴勒斯坦的安家费，并得到外汇英镑，同时允许一部分资金流出德国。

这一计划并不符合纳粹的原则，但却符合希特勒作为政治家的权变之术。

国际银行家们除了直接插手德国金融系统外，还培植了一个重要的代理人，那就是沙赫特。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雅尔玛·霍勒斯·格利莱·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孔斯坦赛·冯·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麦裔。威廉一生颠沛流离，做过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簿记员，最终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安顿了下来。威廉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心有所属，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纽约的废奴派和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霍勒斯·格利莱，为了纪念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廉给小雅尔玛取了霍勒斯·格利莱这个美国式的名字，由此可见沙赫特一家与美国的渊源。[17]

小沙赫特聪明而勤奋，先后专门学习过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到金融界发展，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工作。沙赫特对金融的本质有一种直觉的透视力，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8]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帝国银行行长，拯救灾难中的德国马克。[19]1930年，由于杨计划的修改问题，沙赫特离开帝国银行。[20]

从1931年开始，沙赫特开始积极为纳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台后，任命沙赫特为帝国银行行长，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共同签署。同时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帝国银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犹太银行家——门德尔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实际上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委员会的首脑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纳粹德国政府与美国银行家协会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华尔街欣然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答应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这些钱将被用来兴建新的军火工业或者扩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业。

在193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问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为德国经济部的部长，他有什么意见。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经济部长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回答道，就经济问题而言，犹太人可以做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经营活动。[21]沙赫特问的当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试探希特勒对沃伯格等人的态度。希特勒当时显然不能动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从某种角度看，沃伯格实际上是华尔街安插在希特勒身边，监视其金融政策的眼线。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的当天，沙赫特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经济部长。[22]

沙赫特与沃伯格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护着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国际银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试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异心，那华尔街对德国的资助就可能中断，这对于刚上台面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的希特勒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希特勒整军备战的经费来源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希特勒也深谙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华，稳住了沃伯格的华尔街“直通车”，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将德国巨额军火订单的大饼高高挂起，引诱着贪婪的资本争相扑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将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无产阶级，此话真是妙到毫巅！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由于与纳粹的合作有功，被嘉奖了铁十字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IBM总经理兼美国国际商会会长托马斯·丁·沃森。[23]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的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纳粹德国的军火工业体系中，美国公司竟然超过了60家。除了军工尖端产品销售，美国还慷慨地向德国转让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公司积极地推销坦克润滑油技术；德国空军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国的航油工厂供货；摩根麾下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与了德国新型战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没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协助，希特勒的战争准备恐怕远没有这样顺利。

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台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仍然在盈利。他们对债券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红，沃伯格家族银行生意基本上没有被纳粹所骚扰。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银行还在盈利。

除了借助沃伯格与华尔街库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联系，从沙赫特的经历来看，他本人与英美金融界也颇有渊源。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24]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伦敦拜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并在那里与诺曼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后来诺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个孙子的教父。[25]沙赫特英语说得比德语还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采用英德双语进行。在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当庭释放，当过纳粹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锐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随着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实施，德国经济日益好转，失业人口直线下降，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特别是1936年德国柏林的奥运会圆满召开，使德国民众“四海归心”，希特勒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

德国奥运会之后，沙赫特开始隐隐感到形势不妙，不仅经济过于偏重军工造成结构失衡，更令沙赫特担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单纯”。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经济大权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复兴德国经济“四年计划”的执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很明显，这一新机构的设置与沙赫特的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沙赫特与戈林的权力争斗。

作为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的掌门人，沙赫特在理论上对一切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颇不感冒，又看到该计划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权力，自然对所谓的“四年计划”深恶痛绝，他立刻采取行动抵制和抗争。希特勒却不断地在沙赫特与戈林之间和稀泥，练起太极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业与军火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这边越来越“门前冷落鞍马稀”，沙赫特逐渐明白过来，自己被希特勒给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希特勒经过3个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仍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想利用货币发行权做最后的抗争。从1938年开始，沙赫特拒绝再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他与希特勒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从法律上完成了国有化中央银行的所有准备。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国银行行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德国的权力中心。沙赫特离开中央银行位置的消息被隐瞒了5个多月，直到大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政治权术与沙赫特的金融谋略堪称绝世高手过招，不过政治终究压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26]沙赫特不但没有完成监视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没有觉察，由此产生报复的念头倒也是人之常情。





「大棋局」

当1933年希特勒在国际银行家的扶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德国元首的宝座时，世界上的几个重要的势力集团正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毫无疑问地坚信英国的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应该在现有的英帝国版图之内被实施，而且应该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其核心利益在于巩固和强化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此时的大英帝国，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陆，最大的战略挑战者德国已经被彻底打垮，在凡尔赛体系之下，其经济潜力和军事潜力已受到根本性的压制。德国西边的世仇法国已被英国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战争的巨大损失和德国的潜在威胁，使法国必须依赖英国才能生存。

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中东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马来亚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霸权力量，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水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英帝国，环顾全球，志得意满。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隐忧，如美国惊人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英国统治精英的思维惯式里，美国仍是一个英国曾经的殖民地，缺少全球战略。金融中心刚刚起步，投机严重，监管混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本国市场无法消化，严重依赖英国控制下的全球市场需求；几乎没有海外殖民地，缺乏资源定价权；美国的军队当时还属于业余段位，缺乏全球军事基地。

因此，英国控制美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英国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英国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英国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英国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唯一令英国人真正担忧的是苏联的潜力。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刚刚从战争的混乱中缓过一口气来，各行各业仍然百废待兴，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引起了大英帝国的极度紧张。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能够在不进行殖民扩张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同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不仅仅形成了严重的军事挑战，更加危险的是苏联模式将“搞乱”全世界的思想意识。如果苏联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那英国的殖民模式将在反衬中显得丑陋无比，而无法维持其合理合法的统治秩序。因此，苏联被英国锁定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英国看来，德国纳粹的兴起有利有弊，弊端是德国重整军备形成了对英国的威胁，好处是英国有了一个得力的打手去对付苏联这一死敌。英国并没有把纳粹太放在心上，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优势，德国的经济在凡尔赛体系的消耗下，已经脆弱不堪，国际银行家又彻底控制了德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以及重化工业的命脉，希特勒不过就是个前台傀儡。只要能控制纳粹的命脉，就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如果引导德国强大后去对付苏联，对英国来说，当真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所以，英国的统治精英内部在纳粹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亲德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另一派是对德国产生了恐惧后遗症，坚决反对任何让德国重新崛起的思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首相丘吉尔。

美国的新兴金融势力集团却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考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爆炸性增长，美国的统治精英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代大英帝国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毕竟是实力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战略！

在美国看来，英国最大的强项，也正是英国最大的死穴。英国的全球生产、资源、市场的大分工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英国本土的工业空心化，而英国沾沾自喜的金融中心如果离开了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仅仅附着在全球分工的松散利益共同体上，一旦天下有变，就将立刻变得脆弱不堪而土崩瓦解。

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既能够从中大获战争红利，又能极大地削弱英国的统治地位，为取而代之创造机会，这完全符合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的战略利益。

而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打垮英国殖民体系、夺取巴勒斯坦以便重建大以色列国的战略思路上与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一拍即合，华尔街的两大势力集团形成了高度默契，双方互相借力，水乳交融，共图大事。

此时的欧洲格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英国的首要敌人锁定为苏联，美国新兴金融势力的目标指向取代英国，犹太金融势力主攻以色列复国，这三股势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希望掌控一个能够当枪使的强大德国。

希特勒明白各派势力都在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但希特勒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完全不能接受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准备反利用各方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希特勒决心要在复杂的国际战略游戏格局中充当主导者的角色。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社会权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军队，第二是容克地主阶层，第三则是官僚阶层，最后是工业资本家阶层。在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是皇权，皇帝代表四大权力体系运作政权。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上台前后，虽然皇权崩溃，但社会权力基础却未受根本影响，只是权力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工业资本家变成了老大，军队退居二线，官僚阶层仍排在第三，容克地主阶层掉到了最后。可以说，容克地主阶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权力体系的最大输家。

德国容克地主阶层的衰落是从1880年开始的，由于工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各种自然灾害和1895年关税保护的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德国农业已步入衰落的历史发展进程。此时的容克地主阶层已经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而他们经济地位的滑落必然会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纳粹上台后，对农业的控制力已经掌握在政府和纳粹党手中。所谓控制力的关键就是掌握定价权，谁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定价权，谁就拥有着对这个领域相应的控制权。当容克地主阶层失去了农业领域的定价权后，它也同时失去了对应的政治权力。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为了保持军队对纳粹的支持，希特勒不得不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纳粹在经济上对容克地主阶层做了相应的补偿，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

德国当时搞的多项农业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比较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容克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由于纳粹对于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基础被铲除了，整个市场就排除了政治动荡造成的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纳粹政府还对农产品实施价格管制，把价格固定在一个不是太高，但能够给容克地主阶层保证足够利润的空间之内。除此之外，纳粹还给容克们优厚待遇和相应的特权。从经济回报来看，容克地主们在1937年享受着仅比1933年高3％的农产品价格。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担保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不允许农业工会成立，不允许农业工人罢工，也不允许农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上纳粹政府通过管制工会、管制罢工和管制工资上涨，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另外，纳粹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贷款的利息和税收都进行了减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阶层的各种贷款的利息支出从9.5亿马克下降到了6.3亿马克，纳粹上台的三年里，容克地主的农业贷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亿马克，税收从7.4亿马克下降到了4.6亿马克，可见对于容克地主阶层来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阶层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国家上交失业保险的义务。德国当时建立的失业保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会福利系统，但是容克地主阶层可以免予这个负担。1932～1933年，容克地主阶层从减少失业保险负担中总共得到1900万马克的好处。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威胁容克地主阶层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破产。这种破产威胁又被纳粹政府“体贴”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放贷者都不容许向容克地主阶级讨债，以免容克地主阶层被逼破产。

纳粹所推行的这套农业政策对大型农场主比对小型农场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些人对纳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容克地主阶层对纳粹的支持。

希特勒拉拢容克地主阶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赢得军队的支持。普鲁士军官团的主要精华都是出身容克阶层，德军中所有姓氏中带有“冯”（von）的将军都是容克家族的后裔，容克与军队是同气连枝，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作为德国军队精英核心的普鲁士军官团受到纳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到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官团是绝不会从事谋杀某个将军这种事情的，而在希特勒时代，这种事情却频频发生。这代表了军队力量逐渐衰落，不过这一衰落与其说是跟纳粹党有关，还不如说是跟国家的关系有关。

其实，纳粹党并没有完全控制军队。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军队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控制，而纳粹党并不直接控制军队。正是因为纳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国的军队，才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即党卫军，而党卫军和德国正规军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换句话说，德国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当时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军队的武装成员不能同时是纳粹党的党员。由于德国军队有永远服从国家元首的传统，当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巧妙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求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军方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主要是他们从理念上基本认同纳粹党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国的军事将领中间，几乎没有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些军方高级将领所希望达成的。但是1939年以后，军方的部分将领开始质疑希特勒的某些决策，并且对希特勒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却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来反对希特勒。

从官僚阶层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旧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分层体系包括有学术背景和无学术背景两类官僚。有学术背景的官僚属于官僚阶层的中上层，这些人都通过了学术认证，纳粹执政对他们来说冲击不大。但下层官僚阶层所受的冲击比较大，特别是一些低层的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官僚，这些人被大量替换成纳粹党的党员。到1939年，德国有150万公务员，其中有28.2万是纳粹党党员。

1933年纳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稳定分子的政策，只对上层公务员中1.1％的人造成了影响。而下层官僚，特别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纳粹党党员。根据1937年德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必须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但是要求这些雇员必须要忠于纳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到纳粹党党章的约束，而是受到公务员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统中具有更高的优先权。整体而言，下层公务员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的影响，而上层的公务员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

从德国的资本家这个角度来说，大体没有受到纳粹太多的影响和干扰。资本家阶层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纳粹管制。一般而言，当时的德国工商业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纳粹党上台之后大幅度获得权力的阶层。第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下，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生产、消费、繁荣、就业、国家福利或者任何其他东西，它注重的全部焦点就在于利润本身。而这种只考虑利润却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势必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树敌，从而引发社会其他权力阶层的反弹，当其他各种社会权力平台联合起来对付利润系统时，又会最终伤害资产阶级的利润系统本身。

纳粹的经济系统设计必须建筑在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之上，它旨在平衡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系统与它所树立的各方敌人之间的利益。纳粹一方面压制利润系统极端自我的倾向，以缓和这一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对抗性力量的反弹；另一方面，纳粹又压制威胁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因素，来维护利润系统的运转。

从纳粹的执政方针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六个方面来压制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威胁的：第一是压制政府本身对利润系统的威胁；第二是压制有组织的劳工；第三是压制竞争；第四是避免萧条；第五是避免商业失败；第六是压制经济活动中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非盈利为中心的其他经济模式的发展。

由于政府行为本身不是以利润为导向，所以政府行为对于利润系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但在纳粹德国，政府的威胁被消除了，原因是工业资本家支持并控制了纳粹党，而纳粹党运作着政府，因而纳粹党实际上成了工业资本家间接控制政府的代理人。

其实劳工组织并不直接对利润系统构成威胁，因为劳工利益本身就跟利润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特别是有政治信仰的劳工组织，将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利润系统。所以纳粹党如果要控制劳工组织对利润系统的破坏，必须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劳工团体。这种控制可以体现为控制劳工的自由时间和娱乐方式，当一个人有很多闲暇时，他总会东想西想，就会产生很多杂念。纳粹的办法并不是要取消工会，而是要对所有有组织的工会机构进行监管。在纳粹的这套机制之下，劳工的工资和其他生活条件实际上处于逐渐恶化的状态之下。不过，对于工人的被剥削，纳粹采取了其他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纳粹采取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禁止工业资本家解雇员工，保证工人不失业。从德国的就业数字来看，1929年就业人口是1780万，在经济危机恶化的1932年，也就是纳粹上台前一年，就业人口仅有1270万。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上台6年后，就业人口达到了2000万，而此时正是欧美其他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

从压制商业竞争来看，纳粹主要采取了对价格竞争的压制。对于公司经营而言，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专利、劳工等市场要素都存在着价格竞争，竞争是潜在困扰公司稳定运行和生产计划的不确定因素，并威胁公司的利润。一般来说，公司倾向于和竞争对手合作达成价格一致，然后一起向消费者进行成本转嫁。纳粹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来进行竞争压制，首先是垄断性行业协会，其次是贸易协会，还有雇主协会这三大协会来进行公司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垄断性行业协会出面规定价格、安排产量和划分市场；贸易协会主要作为政治团体，是对商业和农业活动进行有效组织；雇主协会用来控制劳工。由于实施了社会彻底的管制，资金成本剧烈变化、原料价格大起大落、工人罢工、社会对抗等商业竞争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公司的商业失败变得极为罕见，替代利润系统的其他商业模式无法存活。

在消除了这些威胁之后，德国的社会运作试图进入一种彻底避免萧条的轨道。但是，这种社会生产经营系统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并不是围绕着利润来进行的，这样的系统发展很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更大的畸形。

实际上从纳粹德国的运作模式上看，纳粹本身必须要依附于德国的四大权力平台，并在此之上试图开发出一套平衡的和受管制的利润系统。无论此系统是否能够有效率地运作，但如果纳粹离开了这些权力平台和经济运作系统，它不仅无法发展，而且无法存活。





「希特勒“新政”」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德国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近30％，加上半失业者，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一半。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三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希特勒“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直线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降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意志的胜利》），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的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显露早年那样“激情燃烧”的演讲才华，只需在公共场合露露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如醉如痴。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不仅仅建立在洗脑和灌输的基础上，纳粹在执政前期拯救经济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和德国老百姓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可能比纳粹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与德国相比，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到1937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到1941年才扳回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

希特勒“新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尽管这种奇迹背后隐藏着内在的缺陷，但就拯救经济危机而言，它的确卓有成效。

今天，全世界再次面临一场类似1933年的严重衰退，认真分析希特勒“新政”的功过得失，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费德尔关于金融货币的讲演，就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就是这次演讲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没有任何系统的金融学理论基础，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就是一个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极高，没有系统的知识，却能够一下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顿悟。和所有领导者一样，他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必备的则是敏锐的辨别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众多纷杂的言论中，捕捉到正确的声音。

在和费德尔的讨论中，希特勒悟出一个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资助他们对整个社会人口的控制和剥削。费德尔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正统学术界无法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谬论，它试图从人与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理论家仅探讨剥离了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后的“客观”事实。沙赫特就与费德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中央银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其实，沙赫特的“理论观点”和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实际背景”是分不开的，要害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聆听双方的激烈争辩中，希特勒心里像明镜儿似的，他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费德尔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但在表面上却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费德尔。对于德国纳粹前期经济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费德尔，等到纳粹上台执政时，却被排挤到大学去教书。原因很简单，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不喜欢费得尔的理论，却热烈支持沙赫特，而这些实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希特勒从骨子里痛恨这些“十一月罪人”，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混在一起，逢场作戏。因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游戏规则，而决不能将个人好恶置于游戏规则之上。

但是，在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重大原则上，希特勒没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协。1933年，希特勒政府刚上台，就立刻重新修订《银行法》，规定：取消帝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这个“创造就业汇票”就是“费德尔货币”，最早由费德尔提出，后来在实现希特勒“新政”奇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纳粹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帝国银行董事们的强烈反对，但却无力阻止它。在银行家的反对声中，希勒特继续发力，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亦逐步削弱。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由元首直接领导，帝国银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帝国银行董事会也被最终解散。同年，纳粹政府又颁布《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黄金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可全部由就业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替代；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在货币制度上，已经从罗斯柴尔德的“黄金十字架”下争得了自由。至此，纳粹政府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国有化。

为了避免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反弹而坏了大事，希特勒只能徐图缓进，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终于将中央银行大权抓到了自己手中。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费德尔一直坚持的理论就是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货币名义价值理论，他的著作《国家货币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提出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所以研究货币理论必须要研究法律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支付手段的法律化。判断什么是货币，什么不是货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种货币能不能作为被政府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这个理论之下，政府拥有货币定义权，而不再依赖控制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黄金。只要政府愿意，它可以任意指定一种石头或者一根木棒作为法定货币，用于向政府缴纳税收。换句话说，货币将完全没有稀缺性可言，也不作为财富储藏，它仅仅是一个用作交易的流通符号，不需要任何内在价值。

1932年，《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将这种理念进行了政策化阐述，它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的观点，如果货币仅仅是作为交易符号使用，当然就不存在“稀缺”的问题。纲领指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

“投放生产性贷款”的钱从哪里来呢？费德尔的观点就是，完全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的限制，摆脱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的制约，政府可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来进行生产性贷款。费德尔的想法带有强烈的“野路子”色彩，在他看来，一边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一边是“资本缺乏论”，而正统理论家强调，由于缺乏货币，所以造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闲置。他们的书本上说货币必须由“负责任”的银行家们提供，而现在银行家不愿提供，所以经济危机就没治了。费德尔则认为，这种逻辑完全是荒谬的，活人岂能被尿憋死？如果银行家不愿提供货币，那么政府可以直接创造货币，这些“创造就业的新货币”一旦进入实体经济，立刻就可以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盘活，从而创造财富和就业。

科班出身的沙赫特就“新货币”方案与费德尔进行了反复论战，代表银行家利益的沙赫特对这种绕开银行家由政府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从本能上就极端反感，他甚至直斥费德尔的建议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非常疯狂和极端的声音，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彻底颠覆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沙赫特劝说希特勒，不要把这种“最愚蠢、最荒谬和最危险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些愚蠢的想法往往来源于纳粹党内对银行和货币非常愚蠢的见识”。

老谋深算的希特勒听懂了费德尔的理论，也明白沙赫特的立场，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不愿得罪沙赫特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所以一方面把建党元老和纳粹经济理论奠基人费德尔“请”去担任某些闲职，一方面任命沙赫特就任他的经济部长，以示对金融势力集团“言听计从”的谦恭态度。不过，希特勒决心已定，“创造就业汇票”的实践一定要进行，而且下令沙赫特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沙赫特扛不住希特勒的执拗，于是拿出一套实施方案。沙赫特建议成立一家注册资本金仅为100万马克的“影子公司”MEFO（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这个公司可以理解为代表德国政府，由MEFO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公司“采购”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就是“创造就业汇票”，这是一种利息为4.5％，期限3个月的短期汇票，期满后可以反复展期，最长不超过5年。当企业主拿到“创造就业汇票”，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德国银行进行“贴现”，取得德国马克现金，然后雇用工人，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拿到“创造就业汇票”的银行可以自己持有这些汇票，也可以送到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得到现金。[27]

“创造就业汇票”属于纳粹的一种相当前卫的“金融创新”，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它的设计目的在于解决一系列重要难题：

第一，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中央银行向德国政府直接发放信用设定了1亿马克的法律上限，美其名曰防止再次出现超级通胀，实则是严格限制德国政府的开支能力，从金融上防止德国重新大规模整军备战。“创造就业汇票”的设计将绕过这一法律限制，帮助德国政府从中央银行取得更多的信用；

第二，由于“创造就业汇票”被纳粹政府通过MEFO公司直接支付给创造就业的公司，它实现了一种类似货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就业汇票”相当于林肯政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发行的“林肯绿币”。不过“创造就业汇票”用于创造就业，而“林肯绿币”直接被投进了战火。其实质，就是政府重新获得了发行货币的权力；

第三，“创造就业汇票”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从而使政府得以贯彻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而避开了商业银行放贷中的“利润导向”在衰退时期必然产生的“惜贷”倾向及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确保了新增货币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对应扩张的信用；

第四，由于德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严重短缺，1929～1933年，从26亿马克急剧降到了4.09亿马克，到1934年，仅剩下8300万马克，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按照传统经典的货币理论，德国已经濒临破产，强大的生产能力在严重的“资本短缺”中将被活活地饿死。“创造就业汇票”的金融创新，摆脱了黄金和外汇的制约，德国人用实践证明了所谓经典货币理论并不靠谱；

第五，“创造就业汇票”实现了秘密重整军备而难以被外界察觉的作用；

第六，年息4.5％的“创造就业汇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方便和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尽管“创造就业汇票”的实际执行者是沙赫特，但它的思想和灵魂来自于费德尔。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1933年5月31日，德国政府宣布发行1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支付特殊的技术工程项目。这些可再展期的票据被政府支付给雇主，雇主将承办大型项目并雇用大量工人，这样从企业主一直到普通家庭，都能够从“创造就业汇票”获益。当这些票据流入银行系统中之后，将会不停地产生放大效应，而且这种票据可以在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这意味着“创造就业汇票”和黄金、外汇、长期国债一同构成了德国货币供应的基础。

初期的“创造就业汇票”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拿到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4.5％的利息比较有吸引力，大量银行和其他机构选择持有这些票据，而不是进行再贴现。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8年，“创造就业汇票”的发行量逐年上升，到1938年的余额高达120亿马克，占全部政府赤字开支的85％。其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向直接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融资，另一半被用于德国秘密的军事扩张。

“创造就业汇票”的一个重大优点就在于，它把真正的购买力放到了德国新被雇用的工人手上。随着这些票据流通量的加大，闲置的资源利用率大幅上升，而失业率迅速下降。

在公共工程方面，特别是在建设新兴中产阶级的住房领域，“创造就业汇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德国大约有14.1万栋住房，而到1934年，大约有28.4万栋各种住宅建成。显然“创造就业汇票”使德国在建的住宅面积在两年之内翻了一番。同时这些钱还用于修建德国的公路系统，“创造就业汇票”建成的公路里程高达数千公里，形成了覆盖全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希特勒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产生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招致外国银行家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注。德国由政府直接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这种近似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国际银行家对德国经济的控制。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政府靠自己发行货币，完全摆脱了英美对它的控制。由于外汇和黄金紧缺，德国必须向英美的国际银行家借贷，这种债务关系就使得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相关重要利益，受到国际银行家直接和间接影响。但如果把这个环节给迈过去的话，希特勒就掌握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权。

希特勒执政初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同感和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德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英、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重建了德国经济。可以说，国际银行家对希特勒这一宝是明显地押错了。希特勒是不会甘心充当别人傀儡的。

沙赫特对于“创造就业汇票”的看法，显然是比较矛盾的。他一开始在跟费德尔论战的时候，曾经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和非常糟糕的主意，但后来他也不得不自食其言。几十年后，有很多人反复问他，这种就业汇票到底是不是成功的设计，这种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储蓄短缺，都用中央银行的信用来替代资本储蓄到底能不能持久？沙赫特从理论上也承认了就业汇票的有效性，不过他仍然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那就是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措施才能够有效。当时的德国原材料没有任何库存，工厂空空荡荡，机器设备完全闲置，有600多万就业人口处在失业状态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信用被授予企业主，而让工人重新利用工厂，利用原材料，利用机器开始生产，这样一副药方才能挽救资本创生力。

但沙赫特从骨子里还是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不满，其实他最后下台也与拒绝再给这样的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有直接关系。据他自己透露，在1939年1月，德国中央银行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拒绝再给德国政府更多的信用，[28]此备忘录后果严重。1月19日，沙赫特被政府解雇了。[29]第二天，希特勒发出命令，德国中央银行必须授予政府所有的信用，这个信用只要是政府需要的，德国中央银行就必须要授予。

沙赫特被解雇之后，德国政府对公众一直保密了5个多月，直到1939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拒绝为德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信贷，有可能是导致他其后在纽伦堡审判中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在战后的1948年，一批美国教授为当时战败的德国再次设计了一套货币改革方案：引入德意志银行的马克，一开始每个人都会收到40马克的支付，而企业雇员收到60马克，政府部门收到1个月工资相对应的马克。但是所有帝国马克货币，不管是储蓄账户还是债务数额，统统减少到票面价值的10％。在另外一方面，股票、资产和其他有形资产保持不贬值。这是一次空前的“剪羊毛”行为，因为穷人的财富存在储蓄账户中，而富人的财富主要是在资产上。这种类型的“定向爆破式”的货币贬值，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产生了严重甚至是残酷的社会结构重大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严重程度和冲击的广泛程度，不亚于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希特勒手中握有一份重量级奥地利公民的抓捕名单。该名单上面赫然列着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分支首领的大名。在家族成员中间，英国罗斯柴尔德分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克多在家族成员中最钦佩的就是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之后的3个小时，德国纳粹军官就开车来到罗斯柴尔德在奥地利的豪宅门前，准备逮捕罗斯柴尔德。他们在门口按了门铃之后，等了一会儿，罗斯柴尔德的佣人出现在门口，不慌不忙打开大门。纳粹军官要求见一下男爵。佣人让他们在门外等候，自己就进去通报。纳粹军官老老实实在门口等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佣人才再次出来说，罗斯柴尔德男爵现在正在吃晚饭，不能被打扰。说完佣人取出一支笔来，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要见男爵，先做一个预约吧。”纳粹军官傻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满怀郁闷地离开了。

由此看来，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迫害，在1938年时还没有开始动手。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态度是名义上大喊反对，实际上希图利用，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希特勒要打仗最缺少的就是金钱。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把希特勒的举措放在眼里。

希特勒如果选在这时候跟国际银行家翻脸，就休想从金融市场上再拿到1分钱。希特勒并没打算此时就决裂，至少在1938年时他还没做好准备。第二天，维克多从英国打来电话，让路易斯不要再停留，需尽快离开奥地利。路易斯答应着，一边不慌不忙地收拾行李，用了半天的时间，让他的银行部员也打点行装。直耗到无功而返的那个纳粹军官再一次登门，“未经预约”抓走了路易斯。

维克多和其他家族成员开始对纳粹政府施压，要求尽快释放路易斯。纳粹政府提出条件，放人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没收路易斯在奥地利的全部资产。纳粹特别看上了罗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地区拥有的大批铁矿和煤矿。纳粹正在大规模备战当口，急需攫取原材料基地作为德国军火工业的补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和其他地区的密探，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狱中的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路易斯·罗斯柴尔德收到消息就开始运作，把在捷克和奥地利的煤矿和铁矿资产转移给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分行。路易斯人在狱中，照样情报灵通，资产“乾坤大移转”也不耽误，所需的一整套法律文件都严密完成，顺利地将资产控制权转移到了英国的联合保险公司，也就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

这一整套秘密法律文件被维也纳和葡萄牙的官方认可之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签署完毕。资产转移的法律程序全部生效之后，纳粹才发现，原以为到手的罗家奥地利资产现在已经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手够不着了。希特勒闻讯大怒，指示纳粹政府威胁路易斯，如果不把资产交出来，将会在监狱中被长期关押。

路易斯气定神闲地告诉纳粹军官，这些资产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名下。如果纳粹想购买这些资产，应该跟伦敦方面直接联系。纳粹政府束手无策，只得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路易斯要想获得自由的话，需要为他们做一些工作。路易斯想都不想就轻蔑地拒绝了纳粹政府的要求，他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想拥有这些资产，只能通过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有商谈的余地。希特勒此时可不想直接跟英国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只有再降价码，提出只要路易斯交出200万英镑，就可以走人。

英国这边一听条件，马上支付了200万英镑。希特勒拿到钱就签署了释放令。当天，路易斯刚刚吃了晚餐，正在休息，纳粹军官来到狱中放人。路易斯伸了个懒腰，告诉纳粹军官，今天太晚了，他决定再在监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说完翻了个身，接着睡他的觉。纳粹军官无计可施，只能等路易斯在监狱里睡好了再动身。





「希特勒的权术」

从希特勒上台和拯救经济危机的手法上看，希特勒并非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疯子和毫无理性的人，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政治家，希特勒有着相当高的政治权术。

他倚重费德尔的思想并真心认可这些理论，却最终选择了并不志同道合的沙赫特作为经济部长，这是因为希特勒明白沙赫特是“有来头”的人。希特勒上台和执政初期，经济凋敝，失业严重，社会动荡，政权不稳，此时他必须要稳住国际银行家势力，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真实的战略目标，以免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他利用了沙赫特的金融才华，却始终对他保持着强烈的戒心。

刚上台的希特勒虽然将反犹作为政治大旗，但在实际政策操作时，却常常进行利益交换。在哈瓦拉计划上如此，在奥地利对待罗家如此，在下一章中讲述的与犹太复国组织秘密接触也是如此。

沃伯格家族作为犹太人，本应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但沃伯格在德国的家族银行在纳粹上台5年之后的1938年仍在照常营业，并且还获得了巨额盈利。不仅如此，麦克斯·沃伯格就在希勒特眼皮子底下担任着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和德国最大的工业托拉斯IG法本集团的董事，直到1938年移民美国。希特勒不想打草惊蛇，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引起国际银行家的警觉，因此始终不动麦克斯。

直到希特勒控制了经济危机，纳粹党羽翼逐渐丰满，并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前夕，才着手清算国际银行家的势力。他在1938年将麦克斯赶到美国，1939年解雇了沙赫特，并解散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

希特勒明知自己正在被国际银行家利用，他将计就计，在给对方自己很听话的印象同时，争取到时间和条件得以悄悄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在建立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过程中，为了迷惑英国的统治精英，他口口声声号称与苏联势不两立，从而赢得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甚至在19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西线的英法联军还在静悄悄地等着希勒特拿下波兰之后继续进攻苏联。没想到德国和苏联媾和平分波兰领土，随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向西突击，将英法联军33万人铁壁合围在敦刻尔克海边，正在英法联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后覆灭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却突然下令前线大军停止发动最后进攻，放英法联军一条生路。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悬案之一，很多军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犯了一个严重的军事错误，其实希特勒犯的是政治幼稚病。

希特勒骨子里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打垮法国完全是为了报《凡尔赛和约》的一箭之仇，他不想也不能与国际银行家彻底决裂，所以他留了33万英法联军一条生路，并给法国南部划出一块“维希政府”的自留地。希特勒的想法是，既报了大仇，又留下了余地，然后自己向东去灭掉苏联，控制苏联西部的广大国土和资源，再与英、美分庭抗礼。轰炸英国无非是一种流氓惯用的威胁手段，试图为自己增加与老牌殖民帝国和平分赃的谈判筹码。因此，希特勒在发动进攻苏联的战争前夕，派出自己的心腹纳粹党的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飞到英国进行秘密和谈。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是，归还全部占领的西欧国家领土，赔偿重建这些国家的费用，德国仅在这些国家派驻警察，与英国签订和约。然后进攻苏联，要求英国保证大力支持。赫斯开着最新式的战机在英国苏格兰地区跳伞时，被当地民兵抓获，事情败露，英国舆论哗然。

希特勒的算盘倒是不错，但是他犯了“江湖大忌”。在国际银行家看来，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如此强悍的军事力量和没有底线的做事风格，已经构成了心腹大患，甚至比苏联更加危险，必须联合一切力量灭掉希特勒了。

结果赫斯在英国被“鉴定”为精神错乱的疯子，丘吉尔把赫斯的停战条件称为是一个“精神病学研究的课题”。这个“精神病患者”被英国情报部门严加看管，不许任何外人探视。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赫斯被判犯有“反和平罪”，但却没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罪名。不过“精神病患者”赫斯却被判终身监禁，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纳粹战犯纷纷被提前释放之后，赫斯仍然被严密关押着。直到1987年，93岁高龄的赫斯，居然在狱中爬上高处，用电线勒住脖子，进行了高难度的“自杀”。从此，跟随希特勒从监狱中记录《我的奋斗》到纳粹掌权全过程的元首最贴身的秘书赫斯，永远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1] The Making of the West：Peoples and Cultures．3rd ed. Vol. C. Boston：Bedford/ St. Martins，2009. P817．同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6-217页

[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页

[3] Ibid，第206-207页

[4] Munich 1923，John Dornberg，Harper & Row，NY，1982. P344．

[5] Hitler：A Profile in Power，Ian Kershaw，Chapter I （London，1991，rev. 2001）．

[6] Adolf Hitler，John Toland．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76. P94-98．

[7] Ibid．

[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William L.Shirer，（Touchstone Edi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1），P312．

[9]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Chapter 10．

[10] Richard Roberts，Schroders Merchants & Bankers（MacMillan，1992）．

[11]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5．

[12]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7．

[13]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

[14] Ibid．

[15]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I，P238．

[16] Ron Chernow，The Warbugs（Random House）．

[17]（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8] Ibid，第14，22，30-31页

[19] Ibid，第74页

[20] Ibid，第108页

[21]（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04页

[22]（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73-176页

[23] Ibid，第212-213页

[24] Ibid，第33页

[25] Ibid，第78-80页

[26] Ibid，第284-299页

[27] Ibid，第163-164页

[28] Ibid，第243页

[29]（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95页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第五个人”



“使徒会”的圈子



菲尔比的父亲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核心机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目标巴顿”



多诺凡的来历



OSS——“Oh So Social”



谋杀巴顿的动机





「本章导读」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讽刺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1]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奈提（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饱受排挤和歧视，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重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 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2]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情结。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成为终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发起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定期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的直觉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集中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和银行业的未来”[4]。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二十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给维克多反复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5]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6]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7]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菲尔比的父亲」

菲尔比的父亲约翰·菲尔比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约翰·菲尔比也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鲁就是后来印度的总理。尽管不如自己的儿子有名，但是作为犹太人，约翰·菲尔比高度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他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约翰·菲尔比是英国殖民地情报系统的官员，曾经参与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保护巴士拉地区的油田，这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军的唯一石油来源。约翰·菲尔比对阿拉伯人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与约翰·菲尔比同时参与阿拉伯大起义的还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是双方支持的阿拉伯领袖却不一样，约翰·菲尔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而劳伦斯支持赫贾兹国王胡赛因。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700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

无论是沙德还是胡赛因都不知道，英、法两国早已秘密议定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cot 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中，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分得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8]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贝尔福声明”（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9]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许诺的大阿拉伯联邦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英国的背信弃义，在以后许多年里给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菲尔比与劳伦斯不过都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而已。最后，约翰·菲尔比支持的沙德（Ibn Saud）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而劳伦斯支持的胡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成为伊拉克国王。

1921年，约翰·菲尔比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属大巴勒斯坦地区情报部门的最高首脑，其管辖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全境。正是在这里，约翰·菲尔比与后来美国CIA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菲尔比能长期潜伏在CIA而没有引起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底，约翰·菲尔比回到伦敦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讨论。主要参与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后来的首相丘吉尔、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魏兹曼。此后，约翰·菲尔比开始作为沙德的高级顾问，帮助他扩张和强化沙特阿拉伯控制的地区，成为沙特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1933年，约翰·菲尔比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定了波斯湾哈撒地区（Hasa）60年的独家开采权，从而将美国石油势力引入了中东。实际上，约翰·菲尔比正是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最重要联系渠道。

1936年，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东苏伊士公司合资成立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ARAMCO），约翰·菲尔比出面代表沙特的利益。ARAMCO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油田资源。

1937年，约翰·菲尔比开始策划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犹太移民，沙特阿拉伯将提供秘密保护。约翰·菲尔比同时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西班牙商谈，如果爆发大战，中立的沙特将把石油卖给中立的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转运德国。美国司法部的纳粹特别调查小组曾认定德国盖世太保犹太部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与约翰·菲尔比在中东见过面。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成为党卫军排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艾希曼负责在奥地利强迫犹太人迁移的工作，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非法移民”（Aliyah Bet）代办处合作，以使强迫迁移的进程更加高效和稳固。

1939年2月，约翰·菲尔比在伦敦与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第一任首相）和魏兹曼讨论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问题。约翰·菲尔比提议魏兹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支付沙特2000万英镑用于重新安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魏兹曼回答说需要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商议此事。当时，金·菲尔比也参加了会议。10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答应了“菲尔比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该计划。鉴于巴勒斯坦的宗教敏感性，此计划被搁置了3年。1940年8月3日，约翰·菲尔比在孟买被英国逮捕，罪名是同情纳粹（Defence Regulation 18B），随后被押回英国。由于凯恩斯等人的营救，7个月后被释放。

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东特使豪斯金斯（Harold Hoskins）来到沙特重提“菲尔比计划”，并指出这笔2000万英镑的费用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来担保”。沙特国王在这笔巨款面前百般为难，因为消息早已泄露，如果他接受这笔钱，然后将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无疑将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认定是被“贿赂”了。思忖再三，沙特国王终于放弃这块烫手金砖。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10]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能不能带他同行。或许是因为这愿望不可能实现，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犹太地下共产党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离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11]

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相当深刻。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则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这个道理之后，维克多决心玩一场世界超级强权之间的平衡游戏，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由于罗家在英国早已织就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当“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开始找工作，准备进入英国上流社会时，维克多责无旁贷施展能量，对朋友们的职场进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关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绍给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乔治·波尔（George Ball）。乔治·波尔是英国情报五局的主要官员，也是保守党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后来经维克多和乔治·波尔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情报六局D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即为研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上司安排的具体工作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起魏兹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立面，以分散犹太人对英国议会的游说力量，利于英国政府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协。政府建议对立面最好由维克多领军。其实，维克多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传统的低调和策略，外人一般认为罗家的立场较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将菲尔比也介绍进情报六局D部，伯吉斯还将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Guy Liddell）引荐给维克多，为后来维克多进入情报五局做好了铺垫。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丘吉尔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从维克多的祖父奈提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他们家的座上常客。丘吉尔是看着维克多成长的一位前辈。丘吉尔在罗斯柴尔德家的来宾簿上的签名从1890年到1930年横贯了40年之久，更与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结下非同寻常的交情。丘吉尔对沃尔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最终的国家以色列的观点，始终持大力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丘吉尔成了罗家在英国政界力挺的对象。

1939年，维克多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银行系统的分析报告，他在文章中对德国金融系统的分析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收集的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和信息，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交易进行，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监控范围之下。维克多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对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未来采购的预测，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文章铺就道路，使得维克多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12]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现，助他顺理成章把布朗特引进到情报五局的D部，将麦克林推荐到情报六局工作。

此时，“剑桥五杰”已经全面渗透进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决策部门，对于日后战争的发展进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实际上是“剑桥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员，所有的人脉关系都从他这里发散，又在他这里收拢。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1937年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爵士去世了。沃尔特自己没有子嗣，于是爵士头衔就由26岁的维克多继承，维克多成为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爵士。作为英国的世袭勋爵，维克多自动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在英国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已经回到莫斯科，而维克多一直与卡皮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给他发送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报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和数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具有高级别的敏感性和机密性，从普通的国际科学研究渠道无法获取。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应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类最新信息和数据，源源不断传入苏联的科学家手中，弥足珍贵。[13]

维克多是一个勤奋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银行业是他的祖传专业外，维克多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研究论文，而且钻研极深。比如在看似与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学上，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分析精子运动规律的课题，试图发现精卵相遇的瞬间为何只有一个精子能够顺利进入的奥秘，“胜利者”精子是如何产生排他效应的。对原子能物理学，他要求自己阅读所有的科学文献和各种公开与保密的论文，对于核物理的钻研深度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分析所有在英国开业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经发现为数众多的德国伪装的商业机构，实际上背后在为纳粹政府工作。他的报告特别指出，这些机构很有可能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这个网络是如此广泛，却如此不起眼，很难用正常手段去甄别组织复杂而庞大的商业间谍网络。

当时英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各种各样的模具生产严重依靠德国的供应商。这一状况吸引住了维克多的视线。他建议把所有德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全部转到美国公司。美国官方听到维克多的建议，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维克多请到美国大使馆商谈具体的转移事项。这一行动使维克多飞快地与美国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关系。

由于维克多在反间谍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请去培训美国未来的情报官员。维克多所编写的反间谍资料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正式教材。维克多因此获得美军的特殊荣誉勋章，还得到了英国的乔治铁十字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专门表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对美军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0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是后来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14]

维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军事情报的“资产价值”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筹码，为以后的计划架桥铺路。他已经在反商业间谍的运作中，通过选择美国制造商这一手段，成功牵住了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准备通过向苏联提供他们最急缺的军事技术情报来钓住苏联的胃口。掌握了美苏的情报动态，而身处英国情报的核心，同时兼备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的密切关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





「核心机密」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 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过程中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求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从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在帝国化学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 Alloys）。[16]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保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保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皮尔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离的U235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直到1940年，所有科学家都认为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必须使用成吨的U235才能实现，但皮尔斯的计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苏联方面的卡皮察等物理学家在原子弹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停顿状态，此时来自维克多的新思路如久旱后的甘霖，使卡皮察等人大获启发，立竿见影加快了原子弹研制步伐。美国方面，费米在1942年芝加哥实验中，根据皮尔斯链式反应理论，提出了原子弹可以使用钚，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费米的思路在英国却受到皮尔斯等人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多为了彻底搞明白钚是否能够成为反应堆的燃料，必须大量实地走访几乎所有国防科技的研究部门，广泛与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面谈，才能够了解整个原子反应堆的关键技术环节。但是如此高调地调查原子弹的细节，势必会引起怀疑。

维克多是谁啊？他迅速冷静地设计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维克多首先给英国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维克多提出整个国家实验室和在商业领域中的合作机构安全意识淡漠，不能有效防范德国间谍的渗透。他建议紧急加强安全管理，牢固树立警钟长鸣的意识。利德尔觉得维克多的报告很有道理，就让维克多负责整个国防尖端科学研究项目的安全工作。这个职位正中维克多下怀，拿到尚方宝剑，得以完全合情合法地去检查所有他关心的项目进展的“安全情况”。维克多成为英国所有敏感项目的“安全检查官”。

1942年他走访了伯明翰大学，“随意”检查了皮尔斯和福里克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再“顺便”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检查奥里芬的工作。当时奥里芬正在做关于雷达方面的研究。奥里芬在1994年回忆录中提到：“这是我跟他（维克多）唯一的一次见面，维克多想要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所有情况，他走访了整个实验室，阅读了每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报告中细节信息全部吸纳，他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也并不装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断地问大量的问题，再做笔记，然后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围绕科学实验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喜欢罗斯柴尔德爵士。”[17]

其实，情报五局的这种安全检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安全保护的范围。维克多实际上在了解所有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技术性的细节。他趁奥里芬不注意的时候，从奥里芬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3英寸直径的磁控电子管，这个磁控电子管有三个磁极用来产生短波，是用于雷达的尖端装置。当晚维克多在他剑桥的家中，把这个装置所有细节和部件进行了精密绘图。维克多的绘画功底相当了得，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的三维立体绘图，要远比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这张漂亮的三维立体图的照片就出现在克格勃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派人将磁控电子管送回给奥里芬，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也许你应该加强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兴与你的会谈。你忠实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18]

奥里芬接到条子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磁控电子管丢了，他居然没有发现。奥里芬完全没有怀疑维克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以维克多的位置和职责，他完全可以打报告批评奥里芬团队的安全漏洞，这将给奥里芬实验室带来很大麻烦，但是维克多只写了一张便条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贵手。奥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复，马上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所有的实验设备不会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拿走。

1943年年初，维克多再次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细节。但是汤姆森团队虽然正确理解了原理，却在反应堆中错误地使用了重水作为中子减速剂，从而导致了实验失败。

维克多很快又把汤姆森团队研究进展，再次用精密的三维立体图画了出来，然后转交给布朗特，布朗特再发给克格勃。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这些数据才是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寻找的，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19]

维克多此时已经成为苏联不可或缺的战略情报信息来源。他终于向苏联开价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苏联从1947年开始，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一贯主张，明确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

在国际史学界，人们一直对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马克思明确指出，建立犹太国家是一种幻想。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是采取这种批判的态度。苏联成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负面态度并未发生改变。苏联政府的官方态度立场鲜明，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资本家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历史倒退，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白皮书，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20]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解，但总的立场并未改变。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47年4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表示支持以巴分治。[21]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的极端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他说，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当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不久，苏联马上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建立了大使馆，之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苏美共同支持以色列正式加入联合国。以色列的诞生极为罕见地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支持。

对时间段的分析表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向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原子弹设计方面的战略情报与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转变有着明显的时间相关性。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换句话说，苏联突然对以色列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时间段，正与苏联积极准备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段重合。

核武器对苏联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于1945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苏联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核武器的阴影之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令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只有拥有原子弹才能奠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为此要害情报来交换以色列的建国，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剖析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明显有着内在联系的一致性。

美国专业刊物《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曾报道，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表明，苏联机构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弹情报是在1941年10月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这是英国核物理学家呼吁丘吉尔制造核武器的一份备忘录的拷贝。它引起了苏联高层的一片惊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假情报。而维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国原子弹项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员会，负责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

《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还报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学家、爱国青年库尔恰托夫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与美国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们将这些秘密资料运往莫斯科，然后转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萨鲁核武器制造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苏联科学家开始仿制原子弹部件。”而维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检查”为名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

维克多不仅对英国原子弹的研发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美国原子弹的情况也极为熟悉。维克多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莱威斯·斯兆斯（Lewis 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国际银行家族关系非常紧密。

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维克多在英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机密，加之他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强大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维克多的“情报资产”价值在苏联方面重重加码。

此时维克多开口要价，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战争结束以后，维克多越来越公开和强烈地呼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当时他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此问题，这点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犹太国家的建立。从阿拉伯国家的视角看，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许犹太移民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在错综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中，维克多长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过家族集团在媒体中的特殊影响力，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温和的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被描述成在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亲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论战中，维克多走上了前台。

这场争论由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引发，突出事件是由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国王戴维宾馆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国士兵丧生。

在演讲中，维克多首度明确回应美国把巴勒斯坦分区的建议。[22]他首先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和犹太复国组织有任何联系，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地回顾几百年来，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种种迫害和欺压。随即他谈到1939年英国外交办公室所发表的著名的英国白皮书，该白皮书明确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这被全世界犹太人认为是违背了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种可耻的背叛。维克多还引述了丘吉尔对白皮书的看法，“这明显是对以前承诺的背叛，这是另外一个《慕尼黑协议》”。对于美国分区的建议，维克多的回复是，此建议的首要条件就是停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布的武装力量必须全部解除武装，这是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当前局面对犹太人明显不利，因为在巴勒斯坦周围强敌环伺，众多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阿拉伯国家正虎视眈眈。换言之，维克多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武装组织，应合理和必要地存在并发展。

维克多在历史回顾这部分动情地指出，犹太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浪，终于能够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他怒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强调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极端恐怖的对待，使犹太人现在变得必须且刻不容缓地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从而防止未来任何迫害的发生。他这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

而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牌局则越来越明晰，如果苏联想继续得到维克多和其他犹太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合作，就必须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协，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理念。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从1947年开始到1967年为止，仅仅持续了20年，其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回归到几百年来的传统轨道上。

而“剑桥五杰”也正是在同样的时间段纷纷暴露，维克多本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爵士面对质疑他与克格勃关系的大量“传闻”，特意于1986年12月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苏联的间谍。”[23]





「“目标巴顿”」

2008年11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内容极具爆炸性的书——《目标巴顿》（《Target Patton》）。书中论述美国“二战”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实际上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谋杀。

在美国军界和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几种谋杀动机的推测：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干的。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德国纳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谋杀美国将军对影响战争进程已毫无意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方面所为。因为巴顿对苏联的态度一贯敌视，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嚣张地要求美国释放德国纳粹党卫军，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和纳粹党卫军一起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因此苏联倒是有谋杀巴顿的动机。

还有一种说法是巴顿功高盖主。“二战”后期在解放欧洲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嫉妒。此说法提出的论据是当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对巴顿的诸多军事行动都采取了拖延和抵触的措施，将重要物资装备和汽油分给蒙哥马利，却不给巴顿。由此推测巴顿的上司出于嫉贤妒能或者为了阻止巴顿把他们的无能和渎职捅出来，最后痛下杀手。

《目标巴顿》一书却提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美国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才是策划谋杀巴顿的真正幕后主谋，而主导整个事件的就是OSS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Bill Donovan），国际情报界称他为“疯狂的比尔”。[24]

书中提到了刺杀巴顿的一名知情人名叫巴扎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扎塔给盟军当过间谍，是一名神枪手，他自称是当事人之一。1945年4月，欧洲战事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多诺凡约巴扎塔见面，说有一个任务“事关某种复杂的美国利益”，“需要你敢作敢为的爱国品质”。这个任务就是谋杀巴顿。多诺凡指示巴扎塔，行动时须自己找帮手，没有哪个机构会认账，更没有官方的支持。巴扎塔心里盘算，如果不接受这项任务，他确信自己会被干掉。1945年秋季，他跟多诺凡签了谋杀巴顿的合同，报酬是1万美元。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25]

1945年12月9日上午，巴顿和随员乘坐他的凯迪拉克专车行进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那是一个星期天，路上车辆不多，道路笔直，视野可达半英里远。车祸发生时巴顿正在眺望窗外的景色。此时，对面车道上开来一辆军用卡车，在离巴顿的车不到6米时突然以接近90度的急转弯直撞过来，卡车车身一下横到凯迪拉克前面。司机只来得及踩了一下刹车，同时试图把车向左打，但已来不及了，凯迪拉克一头撞上了卡车。巴顿被从后座甩到前座，从鼻梁到头顶的一道裂口血流如注。巴顿说他脖子很痛，接着又说：“我喘不过气来。帮我活动活动手指头。”当天中午12点30分，急救车载着重伤的巴顿，向距离最近的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疾驰而去。[26]

巴顿好几天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日夜抢救。这么重的伤，他居然恢复得挺快。医生说出现了奇迹，家人和部属脸上的愁云也慢慢散开。到车祸之后第10天，12月18日，巴顿的伤情进一步稳定，他准备回美国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就在巴顿动身的前一天，他的病情忽然恶化，出现了血栓。极短时间内他的病情急转直下。12月21日下午，巴顿去世。尸体没有解剖。

书中透露，谋杀计划并不打算让巴顿死于车祸，而是使用药物。在医院里用“可以引起血栓、心脏衰竭之类的氰化物提炼药剂”结果巴顿的性命。药剂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只用一点点，就可以在“18到48小时之内”夺命。[27]

在巴顿车祸事件中，所有跟巴顿车祸有关的记录，如官方的事故报告，目击人的证词等记录都失踪了。巴顿的凯迪拉克车，事后没有做任何事故记录和检验，就被草草拖走，从此没了下落。如果假设是苏联方面下手在医院里毒死了巴顿，但要系统销毁只有美国军方掌管的所有相关档案资料，恐非易事。

曾经有人向巴顿透露风声说，“自己人”要出手伤害他。巴顿当时回答说：“来吧，他们跑得快，才能追得上我。”巴顿可能隐约预感有人准备谋害他，因为他曾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三次离奇的车祸。

如果主谋是CIA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也着实令人费解。作为美国战略情报体系的创始人，他曾经被美国总统杜鲁门高度评价为“一个对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况且多诺凡和巴顿并无私人过节。他为什么要谋杀巴顿呢？在这本书里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到底谁是比尔·多诺凡？他谋杀巴顿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多诺凡的来历[28]」

多诺凡1883年1月1日出生于纽约州的水牛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法学院的一个同窗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03年至1908年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位名教授对他青睐有加，此教授即为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斯通（Harlan F. Stone）。

哈兰·斯通教授特别赏识的学生中，除了多诺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美国FBI的头目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胡佛也不是等闲之辈。当时作为美国的总检察官，哈兰·斯通任命了胡佛作为FBI的首任局长，这个消息震惊了华盛顿。胡佛从1924年担任FBI的第一任局长，一直当到1972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48年之久，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和令人生畏的情报部门头子。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遇到的另一位“贵人”是杰克森·雷洛兹教授（Jackson E. Reynolds）。此人后来成为了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是摩根财团系的悍将，正是靠他力挺，多诺凡才坐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头把交椅。

多诺凡的社交名录上皆为显贵，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美女演员艾琳娜·罗宾森（Eleanor Robson），她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儿媳。

多诺凡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结识了罗斯·罗姆赛。罗斯·罗姆赛出身赫赫有名的富豪家族，她的父亲德格斯特·罗姆赛和叔叔布朗森曾经在水牛城拥有43平方英里的土地，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家族的资产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罗斯·罗姆赛的母亲也是豪门富家女，祖上曾经拥有上千的奴隶，可能是在美国历史上拥有奴隶最多的奴隶主。几经波折，罗斯·罗姆赛最后还是嫁给了多诺凡。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尔街朋友的提携下，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欧洲参加“战争救助团”。当时同受基金会派遣执掌此项目的同事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后来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

美国加入“一战”之后，多诺凡曾经亲上前线，并光荣负伤。战功表里记录他曾经在1918年10月15日，俘虏过德国的一个机枪班。多诺凡因此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他的勇敢事迹被美国媒体广为传播，并受到众位华尔街银行家的赏识。1919年和1920年多诺凡曾肩负华尔街的秘密使命到过中国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JP摩根成立了海外商业公司，准备发行20亿美元的债券，为战后的欧洲融资。1920年2月摩根以20万美元的薪酬邀请多诺凡再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欧洲债券市场的秘密情报。将此重任付与多诺凡，是看中他既有欧洲战场的经历，又在欧洲生活多年，广结人脉，积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正是在此番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

1922年多诺凡被任命为纽约区的律师，1924年他应前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哈兰·斯通召请到了华盛顿。多诺凡见到老师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撤掉埃德加·胡佛的FBI局长。斯通既是多诺凡的保护人，也是胡佛的靠山，因此多诺凡并没有如愿以偿。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多诺凡跟胡佛之间显然存在过节，这也可能是CIA和FBI在后期合作中，始终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

1924年到1928年间，多诺凡成了后来胡佛总统的亲密伙伴。胡佛建议柯立芝总统任命多诺凡全权负责胡佛大坝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当胡佛平步青云步上政坛时，多诺凡作为最高级的策略顾问，忠心服务了4年。胡佛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甚至邀请多诺凡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但因多诺凡是天主教徒，胡佛担心和他搭档竞选会失去很大一部分非天主教徒的选票，几经考虑后放弃了多诺凡。胡佛总统竞选成功入主白宫后，自然犒赏功臣。而作为主要竞选团队核心成员的多诺凡竟然没有获得内阁中的一个位置。郁闷之余，多诺凡准备退出华盛顿的政治圈。

1936年到1937年，多诺凡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朋友邀请他参观西班牙内战的进展情况。在西班牙他碰到了“剑桥五杰”中的金·菲尔比。

1937年，由于纳粹吞并捷克，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捷克的贷款产生负面冲击，罗家在维也纳的银行遭遇了麻烦。多诺凡正好在纳粹内部圈子里有颇多人脉关系。于是罗斯柴尔德请多诺凡出面，去打探纳粹政府内部消息。帮了这个忙，多诺凡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深和巩固。





「OSS——“Oh So Social”[29]」

1940年5月29日，曾和多诺凡在1915年“欧洲救助团”共事的威廉·史蒂芬森来到了纽约，他带来了曾是欧洲旧相识，时任英国情报部门官员的布林克·豪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建议美国尽快建立战略情报部门。

多诺凡带着这封信找到了华尔街的朋友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游说。罗斯福于是命令多诺凡到伦敦去筹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尽管是所谓的秘密行动，但是很多美国媒体都在猜测多诺凡伦敦之行是肩负着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命。多诺凡还顺道到东南欧去了解德国占领下的土地的情况，尽管德国方面知道他肩负着筹建美国间谍机构的使命，却并没找他任何麻烦，其中内因是德国并不想招惹美国。

多诺凡欧洲归来，把他了解到的情报递交给罗斯福总统。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正式任命多诺凡为OSS的局长。从此，多诺凡被罗斯福称为是“我的一条秘密的腿”，主要帮助罗斯福执行秘密计划。

在多诺凡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JP摩根的儿子尼尔斯是负责财务的大掌柜，梅隆家族的保罗任要职，他的小舅子戴维·布鲁斯执掌伦敦OSS分支，后来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美联储的总设计师”沃伯格家族的保罗·沃伯格的儿子杰姆斯·沃伯格是多诺凡的私人助理。范德比尔特、杜邦和莱恩家族都不甘落后，纷纷把家族成员安排进入了OSS担任重要职务。难怪有人称OSS为“Oh So Social”（“全是关系户”）。从人脉关系来看，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直就是国际银行家的社交圈子，主要服务对象是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沃伯格、范德比尔特、梅隆、杜邦和莱恩等重量级的富豪金融家族。

情报和金融永远是一家人。





「谋杀巴顿的动机」

当了解多诺凡和OSS的人脉关系之后，我们再回到《目标巴顿》这本书。如果多诺凡与巴顿并没有私仇，那么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这个“上头”究竟是谁呢？是他的名义领导美国总统呢，还是他的实质“上头”并有“很多人”的国际银行大家族呢？

巴顿是一个极端敌视苏联的将军，他持续不断地制造与苏军的摩擦，如果无法对他加以遏制的话，有可能会引发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冲突，甚至是引爆战争。此时美苏一旦交战，是完全不符合国际银行家的利益的，尤其是1945～1948年期间，正是以色列准备建国的关键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准备了近百年的宏图大业在此一举。

通过“一战”，奥斯曼帝国轰然倒下，巴勒斯坦地区终于得以重新分离出来；通过“二战”，大批犹太移民已经到达巴勒斯坦。当纳粹德国彻底灰飞烟灭，英法还在战争废墟中喘息，美国出于金权的压力，苏联难耐对原子弹的渴望，各大国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刚刚出现百年难遇的共识，如果任由在美国拥有强大声望、丰沛人脉和军队死忠的巴顿胡来，使得美苏交恶甚至开战，犹太复国的百年梦想将会复杂化，甚至可能彻底而永远地被断送，这一代价是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别说一个巴顿，就是十个巴顿，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胆敢出来搅局，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一小撮精英决策人物的目光，深邃冷峻，投射向他们信仰的共同终极目标。道路上出现的任何障碍和干扰，都将被瞬间铲除。





「参考资料」

[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xv-xlii．

[2] Ibid，P36-37．

[3] Ibid，P37-38．

[4] Ibid，P45．

[5] Ibid，P43．

[6] Letter from Vivtor Rothschild to Keynes，Keynes Papers．

[7]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3．

[8]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P275．

[9] Ibid，P277．

[10]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7．

[11] Ibid，P49．

[12] Ibid，P89-90．

[13] Ibid，P77．

[14] Ibid，P79-80．

[15] Ibid，P95．

[16] Ibid，P113．

[17] Ibid，P116-117．

[18] Ibid，P117．

[19] Ibid，P118．

[20]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2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176．

[22] Ibid，P152-155．

[23] Ibid，P365．

[24] Robert Wilcox，Target Batton（US：Regnery Publishing，Inc. 2008），P25．

[25] Ibid，P92-99．

[26] Ibid，P20，167-170．

[27] Ibid，P16-7，202-204．

[28] Wild Bill Donovan：The Last Hero，by Anthony Cave Brown，New York：Times Books，1982．

[29] OSS：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by R. Harris Smi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米尔纳小组”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国会的调查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公众意见塑造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本章导读」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1]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国际银行家最终的“宏图大略”，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为金字塔顶端的世界政府。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猜测或疯狂的臆想，而是一个经历了几代人发展演化的战略进程。

从早期英国的罗兹会社到后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来自英美的统治精英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

这一有组织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三权背后的金权支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权家族们。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1983年8月31日凌晨，苏联库页岛防空雷达屏幕上，一架身份不明的大型飞机正闯进远东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的防空识别区上空，两架苏联防空SU-15战斗机奉命紧急升空拦截。5分钟后苏军飞行员向基地请求行动指示，基地司令官发出“击毁入侵飞机”的命令。当日世界各通讯社都发出消息，韩航KAL007航班的波音747客机在库页岛上空被苏军飞机击落，客机上269人全部罹难。这一消息立刻震惊了全球，成为冷战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美国方面的声明指出，8月31日凌晨，由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Anchorage）飞往汉城的KAL007班机，误入苏联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领空，这是机械故障的意外，而并非人为的故意安排，因此无人能够预知并及时阻止。结果凌晨3时27分，KAL007在库页岛上空被苏空军以导弹击落，全机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将这一事件斥之为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冷血屠杀暴行，不可原谅，应受到国际制裁与谴责。与之相反，苏联方面指出KAL007号入侵其领空，有预谋地执行间谍任务，试图刺探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上的军事设施，因此苏军只有奉命将其击落，以捍卫国家安全，这是被迫做出的一种适当的自卫行动，所以并不应该受到不适当的误解和有目的的谴责。

20多年以来，围绕着韩航KAL007航班神秘空难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最具震撼力的说法就是，1992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从苏联获得的绝密内部情报指出：KAL007航班在遭受空对空导弹袭击后，并未立即爆炸，而是继续飞行了大约12分钟，最后成功地迫降在库页岛或者邻近海域。在韩航KAL007号班机迫降后，苏联当局将机上乘客分散转移到莫斯科附近卢比扬卡监狱和远东弗兰格尔收容所。1996年1月15日韩国电视台也披露了相似的内幕，该节目中指出KAL007号没有坠毁，机上大部分幸存者仍被关在俄罗斯两个收容所内。该日韩国KBS电视台公布了一份中情局的绝密文件，在这份长达38页的文件中，中情局断言，韩航KAL007号班机遭到苏联空军战机以导弹攻击后成功地迫降海上，机上人员大多幸免于难，但下落不明。[2]

在KAL007航班上的269位乘客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众议员劳伦斯·巴顿·麦克唐纳（Lawrence Patton McDonald）。这位麦克唐纳议员正是美国“二战”名将巴顿的表弟。无独有偶，这两位表兄弟都有一个最突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坚决反对所谓“新世界秩序”（New Wrold Order）的理念，反对一切以“国际主义”和“全球化”名义摧毁国家主权的图谋，并且都在美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麦克唐纳准备代表民主党参加1988年总统大选。当时在美国，麦克唐纳可算是抨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三边委员会“声音最大”和破坏力最强的政治家。

KAL007航班事件后，麦克唐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对美国社会影响重大的福音教派主要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基本理念与麦克唐纳同气连枝，同属美国右翼类别。他对KAL007航班空难的本能反应就是：“在我脑海里真正困扰的问题是，苏联击落KAL007航班造成了269人的死亡，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正是麦克唐纳。”[3]就像谋杀巴顿将军的猜测一样，苏联人果真是元凶吗？也许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属于美国传统的右派集团。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维护美国宪法和立国精神，支持《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坚信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公民权利，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对于一切超越主权的国际势力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这一派势力在美国拥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传承，使他们认为人民可以拥有枪支，在政府实施暴政和独裁的情况下，人民有武装起义的权利。他们认为小政府服务于人民，而大政府则统治人民。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更不必说任由一个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统治了。

这一政治信仰与以国际银行家的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和“世界政府”的大政方针存在着激烈和尖锐的冲突。

1975年11月，麦克唐纳议员向国际银行家发起了公开挑战，他在为一本名为《洛克菲勒档案》（Rockefeller File）一书的序中写道：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一百多年来，从约翰·D·洛克菲勒用不正当的手段建立了一个石油垄断帝国的那些日子起，关于洛克菲勒家族的书汗牛充栋足以塞满一个图书馆。我读了很多这些关于洛克菲勒的书，没有一本敢于揭露洛克菲勒的故事里最重要的那部分：洛克菲勒及其盟友过往50年来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计划用他们的经济权力去攫取政治权力，首先是控制美国，其后是控制全世界。

我在说一个阴谋吗？是的，就是这样。我确信有这样一个阴谋：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策划了几代人之久、本质上无可置疑的邪恶计划。

1975年11月[4]〗

当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样的挑战漠然置之时，麦克唐纳甚至亲自拿着宣传材料站在大街上对任何有兴趣的行人大声宣讲，其执著程度已大大超越了美国政治圈的潜规则底线，到了让国际统治精英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麦克唐纳居然准备竞选总统。在竞选演讲中，他将大讲特讲国际银行家准备控制世界的计划，千百万人将实况听到这些“刺耳”的言论。麦克唐纳拼命的劲头决不输于他那位永不认输的表哥巴顿将军，而这兄弟二人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如果真的参加总统大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变化，局面极有可能失控。肯尼迪总统失控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而麦克唐纳比肯尼迪的威胁更大，他不仅有广泛的民间号召力，更借巴顿将军的虎威，获得军方大批宣誓永远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利益的高级将领的支持，这批人对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的理念并不买账。更有甚者，麦克唐纳和他的同盟者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情报网，以对抗CIA和FBI的势力。如果再团结“持枪有理”的广大人民群众，美国就真有可能“变色”了。

麦克唐纳所指控的“洛克菲勒及其盟友”“策划了几代人”的计划中，这些盟友究竟是谁？几代人的计划又是如何演变的？要搞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计划的源头说起。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告诉牛津的学生们，他们所在的上等阶层在教育、艺术、法律规范、自由意志、优雅气质和自我约束方面，都拥有伟大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必须推广到英格兰，乃至全世界的下等阶层中，只有这样，下等阶层才可以并值得被拯救。如果英国的上等阶层不能把他们的宝贵传统推广出去，他们很快就会被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所吞没，这些传统也将被丢弃。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后果，他们必须尽快把自己的传统输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罗斯金这一番“令人感动”的演讲被一个学生记录下来，他就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以后的30年中，罗兹一直把这份笔记珍藏在身边。[5]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宣传语背后，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De Beers）。该集团掌握着现今全世界40％的钻石市场，这个数字一度高达90％。

戴比尔斯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兹出生于1853年，是英国政治家和著名商人，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的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通过掠夺非洲南部的自然资源，罗兹取得了大量财富，死后设立了罗兹奖学金。

作为一位郊区牧师的儿子，罗兹算得上是英国殖民扩张时期单枪匹马的“英雄”。罗兹在南非靠开采钻石发了财，建立了曾控制世界钻石业90％业务的戴比尔斯钻石帝国。但他的野心远不止此，甚至英国人都认为“他不仅想让整个地球都归英国所有，更想把月球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

罗兹早在1882年就尝试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旧金山派到非洲主管钻石矿业的代理人来接近罗家。当时南非的钻石开采业正在惨烈的竞争中奄奄一息。罗兹准确地判断出，谁能先得到来自伦敦的金融支持，谁就能在钻石大战中脱颖而出。他明智地决定要傍上罗家这棵大树。终于等到1885年，在开往伦敦的轮船上，罗兹偶遇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位主管钻石开采的美国工程师，当即便许给他戴比尔斯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通过他代为引荐，两个月后，罗兹得以正式结识伦敦的罗家掌门人奈提·罗斯柴尔德。[6]

奈提非常看好戴比尔斯，先为自己买了5754股戴比尔斯公司股份，立刻成为最大股东。在罗家的鼎力支持下，罗兹的戴比尔斯小鱼吃大鱼，一口一口地把实力更强的数家钻石公司悉数吞并，最终奠定了世界钻石帝国的大业。

罗兹对罗斯柴尔德高度信任，在1888年的一次会面中，罗兹对奈提表白道：“有您在背后支持，我相信我说到的都能做成。”这种信任使两家很快成为紧密的商业战略同盟。1889年，戴比尔斯公司发行了175万英镑的公司债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买下17.8％。1894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干脆自己为戴比尔斯再发行了350万英镑的债券。

罗兹在罗家的支持和鼓励下，扩张步伐越迈越大。

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在一系列成功的兼并中迅速发展壮大，它的年分红在1896年至1901年为160万英镑（每股40％），在1902年至1904年达到200万英镑。

1900年，奈提对罗兹进行了高度评价：“你已将戴比尔斯打造成一个神话。你建立了对钻石生产的垄断，又一手掌控了钻石销售市场，同时你还成功建立起一整套机制把这一商业模式延续了下去。”

罗兹和奈提在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政治理念上不谋而合，两人越来越志同道合。罗兹创建的公司，奈提都不遗余力地在资本上给予大力支持。1889年，罗兹建立大英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时，奈提先是作为创始股东注入资本，又免费友情担任公司投资顾问。1888年6月，罗兹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把原本要传给兄弟姐妹的戴比尔斯公司全部股份都赠予奈提。随附在遗嘱的信中，他嘱咐奈提这笔钱要用于建立“一个为帝国利益而选择的会社”。罗兹认定罗斯柴尔德是唯一有能力支持他实现理想的“贵人”。[7]

罗斯柴尔德的眼睛牢牢盯着戴比尔斯钻石业的巨大商业价值，而罗兹的目光则越过奈提的肩膀，看向非洲乃至全世界广袤无垠的沃土。罗兹眼里的钻石更象征着他对实现政治影响的孜孜追求。在给奈提的信中，罗兹说一定要让戴比尔斯成为“另一个东印度公司”，从非洲开始构建“最终实现理想的框架”。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没有一个珍视自己安全的国家会允许米尔纳集团完成他们的抱负，那就是一小撮人可以在政府和政治之上驾驭如此大的权力，可以在制造公众舆论的信息渠道上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可以完全垄断有关他们所处时期的历史的撰写与传授。

————卡洛·奎格雷[8]

历史的撰写权也许是政治中的最高权力了，因为后人永远无法完全经历以前时代的生活和感受，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只能依赖历史书籍的折射，历史材料的取舍、裁剪、编辑、评论都能极大地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谁能控制历史书籍的撰写权，谁就能掌握历史这面镜子的最后“成像效果”，它可以把丑展现成美，将魔鬼变成天使。历史塑造了人们的意识，历史左右着今天的判断。

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教授在他1949年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提到，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将“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

1877年罗兹24岁在牛津念大学时写下第一份遗嘱，遗嘱中他阐述创立秘密会社的“崇高”目的：“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9]

按照罗兹的设计，这一目标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诚，愿意为共同事业献身的人通过秘密结社来实现。实施的手段则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同时“操纵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用于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基督教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罗兹会社。

罗兹会社由3个同心圆的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大富大贵之辈，拥有庞大个人财产，共同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的理念，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Society，1901年后被称为Milner Group，“米尔纳小组”）；第二圈是“塞西尔小组”（Cecil Bloc），由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Cecil，Lord Salisbury）主导的政治圈的权势人物组成；最外圈由《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叔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金融家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担纲主导，成员清一色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the Toynbee Group）。[10]

在罗兹会社的三个小组中，第二个小组负责影响大英帝国的教育和宣传，控制《泰晤士报》长达半个世纪，并通过奖学金对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三圆同心，相辅相成，“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则提供财力后盾，三位一体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至1938年，罗兹会社吸纳大批富有的上层社会人士，形成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标准程序选拔成长：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受甄选进入万灵学院，通过重重考验和淘汰后的“种子选手”入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进行历练。当然，这些人至多只能进身至第二个圈层，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就曾进入过第二圈层，《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罗兹会社的策略是通过影响关键性的少数精英来制动更多人，目标瞄准社会上的精英人物。

透过以下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标榜“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的罗兹会社是如何影响近代历史的：

〖煽动了1895年的“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

导致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

创立1906～1910年的南非联盟

1910年创建大英帝国期刊《圆桌》杂志（罗兹会社的喉舌）

长期影响牛津大学的3个学院：万灵学院（All Souls），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新学院（New College）

控制《泰晤士报》超过半个世纪

控制了1919年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

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和管理者

1919年成立和控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1917～1945年主导着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

影响1920～1940年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至今仍然控制有关从布尔战争以来大英帝国内外政策的历史资料的来源及撰写

“英联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并广为宣传，从而变为现实的〗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世界税收等冠以“世界”的构想基本都源于这个会社。

“塞西尔小组”的核心人物索尔兹伯里侯爵是三任首相，在位长达14年，超过英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首相。他发挥影响的方法是：第一，向政治、教育和新闻三个方向渗透；第二，招募有才干的人（主要从万灵学院），用联姻、名誉或权位把这些人与塞西尔小组联系在一起；第三，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将核心成员安置在重要的权力位置上，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11]

“塞西尔小组”其他核心成员还有：贝尔福（英国外相），利特尔顿子爵（Lyttelton，Viscount Cobham），威汉姆男爵（Wyndham，Barons Leconfield），格罗夫纳公爵（Grosvenor，Dukes of Westminster），帕尔默伯爵（Palmer，Earls of Selborne），卡文迪许公爵（Cavendish，Dukes of Devonshire），盖松－哈迪伯爵（Gathorne-Hardy，Earls of Cranbrook）。





「“米尔纳小组”」

“塞西尔小组”在1903年塞西尔家族的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去世以后，仍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的新领导人贝尔福缺乏野心和决断，使这个组织慢慢变得松散，逐渐被“米尔纳小组”取代。米尔纳不乏野心和决断，为达成政治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社会生活，而这是喜欢享乐的贝尔福不能接受的。米尔纳敏锐地意识到继续依靠家族关系巩固集团是不可能的，于是转向了意识形态。索尔兹伯里寻求用朋友和亲戚关系建立一个集团，玩政治游戏维护他们所喜欢的旧英格兰。而米尔纳不是个保守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扩张和整合英帝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对于英国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进而把“展现人类最美好和最高能力的英国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世界。不过，世易时移，后来他更强调在“米尔纳小组”内部的宣传活动和理念统一。

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对“米尔纳小组”的影响有三方面：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泰晤士报》是“米尔纳小组”影响精英人物的重要一环，它所针对的是有影响力的少数精英人群而非普罗大众。它和“米尔纳小组”的其他自立的分支通过紧密合作影响读者并提高每个分支的影响力。外界看来就像同一真相的不同侧面。比如，一位议员（小组成员）宣布一项政策，几乎同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同一主题的研究报告，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小组成员）出版一卷同一主题的书（通过小组有关的出版社），《泰晤士报》“社论”会以批判角度分析议员的政策但最终会赞成，同期两本出版物会在报纸的“文学副刊”（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里被评审（同一评审）。“社论”和“文学副刊”的评审都是小组成员匿名写的。最后，《圆桌》一篇匿名文章强烈鼓吹同一政策。虽然每个计策和步骤只影响一部分人，但这些策略的累积效应却非常显著。如有必要，罗兹信托的秘书可以去美国对前罗兹奖学金的得主进行一系列非正式采访，同时说服一位退休的杰出政治家（比如印度前总督）在牛津万灵学院或新学院为纪念去世的学监的揭匾仪式说几句。令人好奇的“巧合”是，美国的采访和牛津揭匾演说都强调同一话题。

《圆桌》杂志的第一期在1910年11月15日出版，上面没有出版社和五篇文章作者的署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杂志辩解说匿名是为了更独立和自由。真正的原因要实际得多。创刊时区区几位编辑和作者多是无名小卒，如果署上名会让读者讪笑。当某些作者演变成“大人物”，编辑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们的政治声誉，于是通常的做法是为作者匿名直到他们去世，即使那时也不公布他们发表的文章。《圆桌》是罗兹会社或“米尔纳小组”的首要宣传工具。《圆桌》的编辑和作者被称为“圆桌小组”。他们的坚定信念是自由、文明和人类尊严只有通过大英帝国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小组成员的观点通常是一致的，最大的分歧来自这个小组最薄弱和最保守的经济领域。直到1931年以前，小组的财经观点来自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他是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朗热兄弟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代表19世纪末国际银行家族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繁荣的关键是银行和金融。健全的货币、平衡的预算和国际金本位，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提高生活水平。这跟米尔纳的观点是对立的。米尔纳坚持金融应该服从于经济，经济应该服从于政治。如果基于金融原因的通缩政策造成经济或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它应该被废除。米尔纳认为，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英帝国执行了12年的金融政策是灾难性的，因其造成了失业、衰退和出口的毁灭。他主张通过关税和其他壁垒把英帝国和世界隔离开，通过政府支出、资本与劳工的自我调节和社会福利来鼓励经济发展。

其实，“米尔纳小组”的观点代表着主流国际银行家对黄金与货币的思想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黄金对政府财政支出和战争融资的限制已经不能满足银行家的需求，大规模廉价货币的思想逐渐成为新的主流。

米尔纳的观点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布兰德提倡的过时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1931年后被“米尔纳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接受。同年金本位被废除，彻底证明了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的金融政策完全失败。结果在1931年后，“米尔纳小组”倡导由政府鼓励的垄断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事实上，米尔纳和汤因比一直都不相信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实际上，米尔纳和布兰德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兰德的意见在1919年到1931年间主导了“米尔纳小组”，而1931年后米尔纳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些事实证明，英帝国1919年到1945年间执行的财经政策和同期“米尔纳小组”的政策完全吻合。而“米尔纳小组”从“一战”后就在保守党理事会中占统治地位。可见“米尔纳小组”对英国国内政策影响之大。

1919年到1939年，“米尔纳小组”的成员在内阁中占1/5到1/3。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政府对德国采取“米尔纳小组”提倡的“绥靖”政策。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12]」

一方面，他们认为历史是正义和邪恶斗争的结果。德国人分为“普鲁士独裁者”和“好人”。如果普鲁士独裁者失去权力和影响而后者受到宽大处理，德国会永久地脱离“亚洲专制”回到“西方文明”。从框架上讲，这个理论合理，但困难重重。因为，不可能有区分“好”“坏”德国人的客观标准。事实上压倒性多数的德国人参与了“一战”，《圆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样观点但是“米尔纳小组”没有记住，他们仍认为“坏”德国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赶走了。德国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权势集团的代表。德国的四大势力集团包括普鲁士军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业巨头，为保存自己，他们抛弃了已成为负担的皇帝。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依然存在，甚至更大。军队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气命令政府总理。总之，1918年在德国没有发生革命，“米尔纳小组”对此视而不见。布兰德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他认为，只有德国经济尽快恢复才能避免混乱和社会动荡。在传统的银行家看来，经济繁荣离不开在位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另外，布兰德坚信，如果对德国减轻赔款和提供信贷，旧工业集团会很快恢复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小组成员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倡导英国从16世纪以来惯用的权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欧洲大陆第二强权对抗第一强权。“米尔纳小组”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验中发现，向欧洲大陆输出自主或议会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坚持武力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特别坚持在德国驻军以及建立由国际联盟直接领导的国际警察部队，小组和法国的隔阂加深。根据“米尔纳小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对道德问题无效，只能使拥有它的人腐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这样权力平衡有了双重目标：以妥协使德国成为可救赎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净化的德国对抗“邪恶”的苏联，削弱民族情绪过重的法国。

而希特勒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国统治精英的误判，并看透了美国新兴权势集团试图取代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念头，和犹太国际银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以获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实现以色列复国大业的梦想，希特勒将这两种鼓励德国进行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机地整合起来，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和军事重建。可以说，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13]」

从20世纪20年代起，罗兹会社致力于建立英美特殊关系，最终实现盎格鲁－美利坚的统一。在《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奎格雷讲到，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对美国舆论影响最大的5份报纸——《波士顿晚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都掌握在这个权势集团的手中。而且这些主流媒体的一把手们互相“举贤不避亲”，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又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鼎鼎大名的多个华尔街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

奎格雷指出，至少在20世纪早期，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在“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手中。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耶鲁大学则在美国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集团麾下；普林斯顿大学归属普天寿保险公司。不过，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彻底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于是这些集团逐步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成功地完成了财富隐形的华丽转身。

罗兹会社成员之一的美国政治评论家、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20世纪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由他最先草拟，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心理战战略也由他主持制定，他是外交关系协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人。作为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的美国历届总统的重要谋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赴巴黎和会期间创立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是影响舆论的方式还是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外交关系协会都堪称美国的“影子政府”和英国罗兹会社在美国的翻版。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外交关系协会的“机关报”《外交》杂志即为该委员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旗帜性刊物。《外交》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囊括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重量级谋士，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

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时，英国和美国都想趁身居战胜国的地位之际，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巴黎和会”结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大多都是罗兹会社的成员，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作为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外交关系协会”最早是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的名义进入美国的。1921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与一个由纽约的银行家、律师于1918年创建的主要讨论战时商界、银行界问题的名为“外交关系协会”的组织合并，并沿用“外交关系协会”的旧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迄今为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已经存在了80多年，它无疑早已背离罗兹最早希望英格兰重新统治美利坚的初衷，却正在逐步实现着盎格鲁－美利坚利益集团称雄世界的梦想。当中国为全球化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背后罗兹会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

说这个世界正为少数秘密团体所操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背后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融家族们。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大道无形”，“大隐隐于朝”，中国人很早就洞察了人心的奥秘。最深刻的道理往往随处可见，一切统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对手有形而使自己无形，如此方能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初，国际银行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巅峰的状态时，其家族资产富可敌国，政治影响力权倾朝野，但副作用也非常严重。金融寡头的势力越大，对立面就越广，反抗力量越强，不满情绪越重，仇恨意识越明显。最可怕的是，当社会各种反对势力联起手来，金融寡头必将深陷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当国际银行家终于参透这个道理，似乎大家相约好了，各大家族几乎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起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对此他们给出了一致的低调解释，称家族的后代对财产控制不再感兴趣，各自追求多样化的兴趣和事业，而家族财产多改为投资构架。随着现代社会新兴行业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家族传统积累下的财产已大大缩水。风水轮流转，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老的家族永远地衰落了，传统富豪家族在当今已退出历史舞台，聚光灯转向了“后起之秀”们。

真相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各大富豪家族的财产根本没有萎缩，而是被合法合理地隐藏起来了。各位超级富豪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华丽转身”，成功“隐形”了。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和支配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掌心。非但没有离开，他们对财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只不过，过去的财产标签直接明了，明白地写在各位的头上，而现代的富豪们早已取下标签。他们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可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其统治方略逐渐达到了“大道无形”的境界，主要依靠代理人在前台作秀，而他们自己则深深地藏身幕后，掌控着社会的运作。

这一完美的新型财富游戏规则，就是目前在欧美实际操纵社会运作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

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金融势力集团从直接控制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转变为间接控制的幕后操纵模式。新兴的公司经营构架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广泛募集社会公众资本，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资金通过最大限度的杠杆效应去控制超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在最广泛程度上控制社会各行业中的骨干龙头，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底座，而从外部形式上并不显示出其真正控制者的身份。公司表面由职业经理人运作，但董事会和关键股权控制力完全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家族手中。游戏规则的核心之处就在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和其他投资集团，通过表面的代持机构，来实施“形散而神不散”的关键股权和董事会的控制力。代持机构就是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Street Names），它们的作用是起到“防火墙”的功能，以便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基金会与投资集团，将公众的视线屏蔽在实际持股人圈子之外。越是到了多元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现象越是普遍。

但要参与这种新型游戏，富豪家族必须首先做出“牺牲”。正所谓“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舍去名义，得到实质。财富隐身大法的“入门功夫”就是捐献，而捐献的理论基础就是：放弃所有权，扩大控制权，从而合法地隐蔽财产。富豪们失去的仅仅是富豪排行榜上和媒体聚光灯下被“烧烤”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幕后清凉的自由度和倍增的财富控制力。

基金会避免了富豪们最痛恨的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更妙的是基金会的投资增值还逃避了资本利得税。在完全免税的情况下，基金会的资产如滚雪球般迅速增长。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总收入是免税的。相应的，国家税负的压力被越来越重地压在了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自己基金会的中产阶级身上。超级富豪们的基金会资产就像癌细胞一般迅速扩张，它不断地从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细胞中汲取营养，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公。

据统计，1969年美国596家基金会的净收入超过了美国50家最大银行净收入的2倍。从1790年建立第一个基金会以来，美国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

〖1900年以前，18家

1910到1919年，76家

1920到1929年，173家

1930到1939年，288家

1940到1949年，1638家

1950到1959年，2839家

到了2002年，竟高达62000家[14]〗

基金会仅需要每年“贡献”5％来进行慈善事业，而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手段岂止获得区区5％的回报？更何况，这5％的慈善投资，还可以用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研究控制力，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律政策倾斜，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如今，富豪们也学会了同样的游戏。为什么要上富豪排行榜呢？为什么要把财富写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写在其他人名下，却受自己实际控制呢？拥有财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是实现可永续存在的控制力！这就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股票代持的办法以避免曝光。中国与欧美的不同在于没有类似欧美的“合法的”、“永续的”、“免税的”、“可继承的”、“财务隐秘的”、“可互锁的”、“可衍生的”法律载体，来帮助富豪们隐藏财富，以实现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显性支配向隐性支配转型的重大财富控制战略“升级”。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心灵鸡汤式书籍早已把洛克菲勒晚年的故事作为经典向世人讲了一遍又一遍：老洛克菲勒一生唯钱是命，竭尽克俭蓄财之能事，而在53岁时被诊断患不治之症，药石无效，在每周净收入上百万美元时也仅仅能吃价值不到两美元的饼干和酸奶勉强为生。大彻大悟下，他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出去，建立科研机构和慈善组织，从而生命为之一新，豁然开朗，他因此快乐地活至98岁。

于是心灵鸡汤告诉大家：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这话其实千真万确，洛克菲勒的的确确通过捐献而拥有了更多。而实现这一“奇迹”的工具就是基金会。

老洛克菲勒起家过程中用遍了残酷不仁、广受诟病的手段，声名狼藉。他曾是美国公众最痛恨的人。为彻底改变公众形象，老洛克菲勒接受一个顾问的建议，大行慈善事业。

事实上，老洛克菲勒此举的功效和意义远不止改善公众形象。

他进行了大量的财产捐献，但“献”出的财产并没有脱离过他的控制。通过基金会等一系列策略地运作，洛氏对“献”出后的财产反而实现了更大更强的控制力。这就是洛氏“科学捐献原理”：献出越多，控制越多。

洛氏设立的第一个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5]1910年时美国多数州已通过第16条修正案，即征收累进收入所得税。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谓是最成功有效的“税前计划”，一举便合法合理地避掉了累进收入所得税。在同一时期，标准石油公司被兰蒂斯（Kenesaw Landis）大法官下令分拆，洛氏财团立刻以设立4个免税基金会作为应对，然后把财团的绝大多数股份捐了进去。这相当于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钱，放进自己的右边口袋，但这钱摇身一变，名分就不同了。于是被分拆后的各个石油公司既能得到需要的资金，又在收益和资产上避税。在基金会的章程中，只要加上本家族的后代，就将继续为基金会世世代代地“服务”下去，并且具有关键的一票否决权，剩下的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好处。洛氏财团以财产的所有权置换控制权，不仅实现了避税功能，还实现了财富大幅增值的奇效。因为基金会可以买卖持有各种资产，包括房地产和有价证券，而且不必公布财务报表，更可以实现对市场的隐形影响力。

钱捐进了基金会，再投资给不同行业的多级公司企业，当投资规模足够时，所有接受投资的实体的董事会必须由基金会指定和委派。于是，尽管钱已经不在某家族名下，而实际管理人和钱的使用权仍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注意，此时从名义上钱已经改姓了。通过这种形式，首先原来所有洛氏的钱都要被征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就消失了；其次，如果老洛把钱送给“中洛”，“小洛”和“小小洛”，本来要交的赠与税（Gift Tax），也省了；再次，就是遗产税，这个几乎是唯一可以限制富人财产遗传的工具，在美国最高可达50％，由于钱已不在洛氏名下，遗产税自然也就免了。老洛通过捐献，把钱财合法合理地留给了自己以及“中洛”，“小洛”，“小小洛”，并且“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从此，洛氏将每年一半收入投入基金会，大大抵扣了应税收入。老洛省掉收入税，中洛、小洛和小小洛将避免掉遗产税和赠与税，更爽的是，这些基金会的投资产生的收益，连资本利得税也一并免去。由于免税的好处，基金会的资产得以飞速成长。所谓non-profit（非盈利）实质上就是non-taxation（非纳税）。

当年老洛克菲勒把其拥有的数百万股“泰坦尼克石油公司”（Titanic Oil Corporation）股票捐给了名为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后者为洛氏控制的组织。他只是把名下股票转让给基金会，就轻易完成了财产“升华”。类似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明目众多，级别繁复，它们确实捐助了为数众多的科研、医疗项目和用于扶助贫困，但这些开销相比基金会体制为富豪隐身的财产和避免的税费而言，实在是不足挂齿。再加上捐献入基金会的财产所产生的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洛氏财团一方面是财产的真正控制人，另一方面免交投资收入税，这令其财富增长速度更快。

《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经过家族两代人精心经营，洛克菲勒财团财产的绝大部分转由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基金会，以及它们衍生出的下属、分支、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拥有，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基金会网络体系。每一个基金会网络节点“单位”的财务报告不被审计，不需公示，所有涉及的调查都被礼貌而合法地拒绝，从而从会计制度和监管体系的雷达中失去踪迹。这实际上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发明的财富隐身大法，而当今的超级富豪们无不在效法。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捐献游戏不过是20世纪初老洛家族做法的延续而已。

经过六七十年经营，洛氏家族控制着多达几百甚至上千基金会和下属机构，而这张网络是没有人能够梳理清晰的。洛氏家族向公众披露的财产约为10亿～20亿美元。用冰山一角来形容都未必尽然。超级富豪的实际财富已经完全无法衡量、核实和追踪。

这就是放弃越多、控制越多的奥秘。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大众传媒多年来一直在向公众传达着当今的洛氏财团早已家道中落，不过是中产阶级级别的富翁。如果把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富豪领军地位上衰退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欧洲连续遭遇战火，罗氏在大形势下被牵连中落，那么怎么才能合理解释洛氏财富的消失呢？洛克菲勒财团始终掌控着美国的石油、化工、制药工业，运营顶级银行超过百年，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也没被历次战争干扰过。时至今日，洛家总财产只有区区20亿美元，仅能和中国最近20年发迹的富豪相提并论？

还是先看看国际银行家是否真的家道中落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尼尔森·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时，美国参议院例行举行针对其财产状况的听证会。尼尔森先是公布其个人财产约为3300万美元。在参议院进行初步调查后，经过与尼尔森反复征询，尼尔森改变口径，承认其个人资产为2.18亿美元，比最初的声称多6倍。此时的美元还是美金时代，1美元对应着0.88克的黄金，他的个人资产相当于191吨黄金，以黄金的现价（900美元/盎司）计算，现在这些钱的价值相当于当时的25倍。尼尔森提供给参议院的2.18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远超过美国前37位总统个人财产的总和。

不过，这些个人资产已经是洛克菲勒家族将绝大部分资产“捐给”自己家的基金会，剩余部分在84位家族成员之中分配后，属于尼尔森自己的那一份而已。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个人资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却无法合理解释的是，70年代，尼尔森竟然几年当中没有缴纳过一分钱个人收入所得税。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970年，尼尔森的财务顾问和律师团队将他名下的资产进行了一番“调度和调整”，直接效果就是在这之后连续几年当中，尼尔森完全不用缴纳所得税了。估计当时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最想做的事就是留下尼尔森专用税务会计的电话，在自己报税的时候打过去。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进行财产调查时，他侃侃而谈道，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家族是否操控着某种庞大的经济权力，我的回答是这并不存在。我们仅仅在投资而不是控制。家族成员对控制财产并不感兴趣。无论是家族成员还是资产管理团队，大家的目标和期望都只是获得合理范畴内的回报。

那么，洛家的资产管理团队是什么规模呢？

洛氏财团的资产大掌柜是理查德森·迪尔沃斯。他于1958年加入洛氏财团，成为家族资产管理的总操盘手。投入洛氏财团前，理查德森·迪尔沃斯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主要合伙人。20世纪初期，库恩雷波公司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高盛，是最著名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金融运作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合伙人包括雷波、库恩、沃伯格、希夫家族和其他犹太金融家族，无不是叱咤风云的顶级投资银行家。库恩雷波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及JP摩根财团都有着渊源深厚的合作关系。

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管理的庞大财产中，包括列在84位洛氏后裔名下的约10.33亿个人资产。这些资产主要存放在由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unior）创设的两个复杂的信托机构中，一个在1934年为孩子设立，另一个在1952年为孙辈建立。洛家名下的各类基金会超过200家，而通过持股控股形式层层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保守估计多达上千家。所有基金会组织和信托机构都是国际性的，它们的业务和资金运作在全球范围自由流转，鲜受监管，这使得理清其真实资金流向和数量的企图完全不可能实现。更何况洛氏财团和其他富豪财团一样，在其海量投资和项目中都不出具实名，而是由代理机构具名，所以我们看见的只有美林或者高盛这样的名字。[16]

这些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把现代商业机构持有形式和名目集大成后加以利用和发挥，层级和关联关系错综复杂，层层相扣，扑朔迷离，各层面都设有阵容强大的明星经理人和律师团队，而其中恐怕只有极少数几位高级资产律师了解真实的资产数量和情况。在保护私人财产和信息隐秘性的原则下，此类机构的财务状况和细节从不披露与公示，完全不透明。而从结构设计角度看，这种机构可以无限制设立平级、下属和附属机构，于是机构的真实状况被完好严密地隐藏起来。

参议院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披露洛氏家族每一成员的资产数目，只是用一个总数目示众。理由同样是应充分尊重个人隐私。洛氏家族的财务会议记录和文件都获准不对外披露。私人信息隐秘性至上的大旗立刻将全体公众的知情权遮蔽了。

公众只能从公开披露的少许信息进行了解，例如：

洛家在纽约的一处房产，在1930年仅土地价值就超过5000万美元。[17]

尼尔森的儿子史蒂夫的庄园内有着长达70英里，即相当于100公里的私人道路，面积超过4000英亩以上，更早期的资料透露该庄园占地7500英亩（大约4.5万亩）。在1929年时有75栋楼，100多个家庭居住其中。该庄园内收藏的家庭内部文献，价值就达450万美元。

提到庄园的“豪华装修”，老洛克菲勒付了70万美元给美国铁路公司令其将园内“领土”上的一段铁路拆除，又付了150万给园内一所学院作“搬家费”。

这仅仅是1930年洛家的一所房产，洛家在纽约的另一豪宅有32个房间，在华盛顿拥有一座城堡，在缅因州又有数所庄园，这里还没数到在中美洲如委内瑞拉拥有的数处种植园，在巴西经营的若干座农场……

1975年，尼尔森在德克萨斯州购买了1.8万英亩土地，仅仅是作为“室外活动场地”。

在珀堪提科山庄（Pocantico Hill），随时待命的各类家政工人，包括清洁工、保安、厨师和园丁等超过500人，位于Seal Harbor的一所度假庄园备仆45人，尼尔森一所私宅雇仆人15个。不完全的统计中洛家仆人已超过2500人。洛家人人爱旅行，行踪随意不定，因此所有庄园场所都保持在随时可以使用的完美状态，预备任一主人兴之所至大驾光临。

除房地产外，洛氏深不可测的钱袋子里还装着财团持有的股票，仅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例，埃克森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更名，属于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后的一家。洛氏财团直接持有的埃克森股票价值为1.56亿美元（1974年），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洛家以基金会和信托机构等形式间接持有的股份。

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公布的估值为9800万美元，这实在是个荒谬的数字。1974年9月30日的《洛杉矶时报》撰文探讨洛克菲勒中心的准确估值问题，称各路专家的结论是无法估算。市场普遍认为此项资产在1974年应价值10亿美元[18]。

粗算1975年洛氏财团经营的投资资产，股票类有价值850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7200万美元的IBM，另外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计有：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美孚石油、EaMac、通用电气、德克萨斯仪器、明尼苏达矿业制造等。

洛氏财团持有美国50家最主要公司的大量股权。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洛氏财团有154个全职职员在管理着这些资产，大理财管家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的直接助理为15名顶级财务专家。这些资产管理职员同时在各类和各级基金会与信托机构中担任董事和经理，他们管理着700亿美元的资产。再次提请读者注意，这是1974年的700亿美元！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的国际银行家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除了财富，洛克菲勒家族还通过广泛的通婚与美国最具权势的各大家族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从而使其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洛氏家族与美国最富有的60个家族中的一半有“亲上加亲”的联姻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斯蒂尔曼（Stillman）、道奇（Dodge）、麦克艾宾（McAlpin）、麦克克米科（McCormick）、卡耐基（Carnegie）和奥里奇（Aldrich）等。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1974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大公共持有公司中，埃克森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排行第一的最大工业公司。洛氏持有价值3.24亿美元的石油股票，大致代表着在最大的4个石油公司中每家占有2％股权。1966年的派特曼国会调查案中披露的信息显示，9个洛氏家族基金会共持有约3％标准石油系下公司股权。这样算下来，洛克菲勒家族实际掌握着四大石油公司中约为5％的有效股权。加上其系下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学基金机构所持有的大量石油公司股份，洛氏家族对美国石油工业拥有直接和绝对的控制能力。

在银行业，洛氏家族控制的银行包括：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 City Bank）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世界第三大银行机构，这个第三是以规模而论，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大通银行和著名的犹太金融家族控制的曼哈顿银行的合并。这一合并给合作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利益。后来，这一银行又合并为今天的摩根大通。

这并不是其资产的全部。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量商业运作是通过其海外机构进行的，没有披露在公布的报表上。

1975年的《时代》杂志披露，大通曼哈顿银行有28个海外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有5万多家附属银行。假设一家分支银行的资产价值为1000万美元，那么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对高达5000亿美元潜在财产的支配能力。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顷刻间造成全球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的巨幅震荡，然后趁势在震荡中制造恐慌情势，从中渔利，这是典型的剪羊毛行动。

尼尔森在参选副总统的听证会上声明：我自己不拥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任何股份。

此声明从技术角度讲无懈可击，他个人的名字下确实没有一股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但洛氏家族持有62.3万股（相当于2.54％）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持有14.8万股，洛克菲勒大学持有8.1万股，洛克菲勒家族和相关机构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共拥有相当于4％有控制力的股权。

1974年大通年报披露总资产额为42亿美元，洛氏家族年度净收入为1.7亿美元。

富豪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和所有权是被仔细保护的秘密，在被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时，他们会交出一些金融代持机构（Street Names）的名字轻松过关。金融代持机构的持有信息实际非常模糊，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更有些代持机构根本是虚构的，所谓的托管人信息完全不能反映真正持有人和受益人的身份。

除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洛氏财团还控制着纽约最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这家银行的主席斯蒂尔格曼是威廉姆·洛克菲勒的生意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威廉姆·洛克菲勒的两个儿子。斯蒂尔格曼同时跟家财万贯的卡耐基家族联姻。这样的“亲上加亲”关系令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更加庞大。

洛氏财团控制的第三家银行，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主要控制人是哈肯尼斯家族。爱德华·哈肯尼斯是老洛克菲勒长期保持紧密商业关系的合作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1939年，爱德华·哈肯尼斯仅排在老洛克菲勒后面，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银行体系以外，洛氏财团还通过保险公司体系进一步放大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力。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对企业发放短期信贷的主要渠道，保险公司则提供长期信贷。通过并行掌握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于用两条线把企业的资本命脉全攥在手里。

因此，洛氏财团对企业的总控制力大幅提高。

洛氏财团与美国三大保险公司：大都会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和纽约人寿保险均形成董事成员互锁关系。据估算，洛氏财团控制着全美最大50家商业银行25％的资产和最大50家保险公司30％的资产。

通过高倍杠杆作用，洛氏财团对社会经济和财富的控制力在无形无影中被空前放大了。

根据1974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报告，洛氏财团对大批公共上市公司持有5％的控制权。实际上通过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洛氏财团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力，以5％直接股权加2％其他股权再加管理层占股的形式，已被大大强化。这类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石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印第安纳标准石油等等。

除了三大银行和三大保险公司，洛氏财团还通过控制银行的信托部门来实现对企业的深度控制。银行信托部门对股票的拥有权和投票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大投资者将股票托管到银行的信托部，同时将相应的投票权也一并委托，等于委托银行的信托部代表自己行使对企业的决策权。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任何公司对银行的信托部门都是畏惧的。巨大和关键性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银行信托部门手里。1967年，洛氏财团拥有350亿银行信托资产，占全美信托资产的14％。

通过上述直接和非直接持股，洛氏财团对各行业各企业取得了强有力和高效的控制权。

大通信托投资管理公司是美国21家最主要公司的单一最大持股人。这些直接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美联航、西北航空、长岛电力、国家钢铁、美国国家航空，以及其他16家主要公司。

通过高倍放大的控制权而纳入洛氏财团王国版图的公司包括：IBM、AT&T、中央铁路公司、Delta航空公司、摩托罗拉、Safeway、惠普等。

通过银行信贷的影响力施加控制和各大公司董事席位互锁达到掌控的公司包括：杜邦、壳牌等。

将各条线索上的信息汇总，我们惊异地发现：洛氏财团实际上控制着全美最大100家工业公司中的37家，最大20家交通运输公司中的9家，最大电力、供水、燃气公司的全部，最大4家保险公司中的3家，以及无数家中小型投资、贷款、零售企业。

如此巨大和超乎想像的经济控制力必然能产生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超级富豪财团和政府之间已经很难分清是谁在主导着决策权，双方已深刻地相互渗透融合为一个整体。

《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一旦尼尔森当选副总统，他几乎在处理每一项公共经济决议问题时，都会碰到与洛氏财团关联的利益，从而形成明显的利益冲突。

另外，各主要基金会之间也进行着管理层互锁和相互控制，著名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都是如此。卡耐基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运作人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控制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财务管理委员会的6个主要会员中的两位是洛克菲勒财团金融机构的董事。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至1965年的总裁是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他的继任者也是曼哈顿银行董事，并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福特基金会的多位掌门人和运作人都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国会的调查」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强大的财富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当然很早就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

1950年，众议员派特曼发起了一场针对基金会资产的调查案，旨在调查基金会是否在利用各种资产组合变相操纵市场。这项调查案得出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已和大量基金会的商业行为交织在一起。除非立即采取相应行动，否则美国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会处于基金会的控制之下。”[19]

此项报告提交后如泥牛入海，毫无下文，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被采用，最后无疾而终。

1952年，爱德华·考克斯议员（Eugene E. Cox）领导了美国国会第二次对免税基金会的调查，试图彻底搞清此类基金会是否利用其资源达到有违美国国家利益和传统的目的。自调查发起之日，洛氏财团就利用其长期盘踞的民主党当权派势力，对调查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先是“惜时如金”，对这一项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庞大调查案只批准了6个月的时间，接着就屡次拖延资金到位，设置重重障碍，利用调查程序细节讨论反复拖延时间。[20]

考克斯议员在重重挫折和困难中举步维艰坚持数月后，终于熬不过对手的层层阻碍，在调查过程中，积劳成疾，最后一命呜呼。

此后，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第三次提起调查案，意图进一步推进并长期持续调查。此举立刻激起洛氏财团激烈反击。谁都清楚，如果调查案结论将基金会运作本质曝光出来，基金会制度将会受到强烈质疑和反对，极有可能被终止。

与洛氏有密切关系的《华盛顿邮报》立即跳出来，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指责此调查案是彻底愚蠢、无用、浪费公众资源的行为。[21]

各大主流媒体皆不甘落后，群起攻之，众口一词抨击里斯和此调查案，冠以“阴谋论”标签，竭尽能事进行污蔑、攻击和嘲讽，把里斯描绘成“麦卡锡主义者”。

调查几乎是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下进行着。

随着调查极其艰难地进行，里斯发现，在5名调查委员会成员中，除了他本人，另外4位全是洛氏的代理人。在这几位成员中，众议员韦恩·海斯（Wayne Hays）对调查的反对、阻挠和对抗最为激烈。海斯每周定时到华盛顿某宾馆吃午饭，他在这段时间会见几大基金会代表，密商对策。

在调查案听证会上，海斯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打断别人的能力，在一场历时185分钟的听证会上，海斯竟然264次打断别人的发言。他还拒绝服从听证会制度，不断攻击、谩骂和贬低证人证词，不间歇地干扰，终于导致听证会中止。

海斯还透露，白宫方面与他联系，商讨如何终止委员会进一步调查。

里斯委员会无奈之下，只能将调查范围一再缩小，最后集中调查最大的3家基金会。但是由于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阻挠，以及时间、资金、人员等方面的种种限制，终于不了了之。

在1954年8月19日，里斯总结这项调查活动说：“基金会是仅次于联邦政府的第二权力……或许国会应该承认，基金会在某些领域已变得更加有权力，至少比政府立法部门更有权力。”[22]

自此，政府和国会针对基金会有组织的抵抗再也没有出现。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压制对手、消灭竞争。为达成这一目的，与政府的合作成为必要。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对工业、商业、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的更大控制力，则必须取得政府的协同，直至实现世界政府。

国际银行家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起并资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途径来间接实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从成立之初直到现在始终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

美国社会每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从律师、银行家、教授、将军，到记者、编辑和官员，他们中凡是对美国政府政治决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具有某种影响作用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招募的对象。

美国罗斯福总统以来，历任总统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总统是按届轮换的，政府官员也都是流水的兵，但是站在总统背后的金主，政府背后的家族势力集团，三权背后的金权，始终没有改变。

洛克菲勒家族对白宫的影响力，在1894年麦金利总统大选时就开始显现，延续到罗斯福时代，洛氏的影响逐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新政实为洛克菲勒新政。新政出台的大部分措施都直接体现出利于洛氏财团的商业利益。[23]洛克菲勒在罗斯福身边安排的重要代理人是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霍普金斯管理着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在十年间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霍普金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豪斯上校和威尔逊总统。“二战”期间霍普金斯的实际权力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是排名第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霍普金斯承认，洛氏对他帮助良多，他欠洛克菲勒很大人情。

尼尔森·洛克菲勒与罗斯福的关系渊源深远。在任美国商务部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执行人。[24]《纽约时报》1960年5月20日的一篇文章称，洛克菲勒是罗斯福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他们在假日里一起到香格里拉，即今日的戴维营度假。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的表弟，第二任国务卿克里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管理人。艾森豪威尔的总检察官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曾是洛克菲勒的雇员。艾森豪威尔上任后挑选了数百个联邦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和大律师，以及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17个主要政府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总统本人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他的国务卿迪恩·罗斯克（Dean Rusk）是洛克菲勒直接安排的代理人。肯尼迪在任命这位国务卿之前都没有见过他。这种情形并不稀奇，里根、卡特等总统在任命国务卿、美联储主席时，都与这些人素未谋面。罗斯克在出任国务卿时的正式职务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职衔，他实际上是“请假”（leave of absence）担任美国政府国务卿。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管理人和董事。他的商务部助理部长特奥布里奇（Alexander Trowbridge）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人。肯尼迪当政期间提升他为商务部部长，同期提升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尼克松总统的总检察长是洛克菲勒的御用律师。他是尼克松大选时的全国总协调人和顾问。[25]

尼克松的第一个副总统斯皮罗·艾格纽（Spiro Agnew），1968年大选时是洛克菲勒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在大选过程中反对尼克松，后被安排在尼克松身边做政务顾问。尼克松最主要的顾问是基辛格，而基辛格担任尼尔森·洛克菲勒的个人外交政策顾问长达10年之久。

基辛格1956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哈佛教授一跃成为美国政界的灵魂人物，正因为他的背后有洛克菲勒强有力的推手。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多项政治纲领思想上存在分歧，在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两人只见过一面，且尼克松对基辛格毫无好感。但基辛格是洛克菲勒亲自点名的人选，尼克松只能“遵旨”执行任命程序。

尼克松政府班底的115名各级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大部分在福特当政期间仍处于要职。共和党执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安排多名重要人选在参众两院各政策委员会等要害位置上。

对于洛氏家族对白宫的影响，有人在1975年做了估算，有超过5000名位居联邦政府高级职位的官员是洛克菲勒势力集团的人选。

洛克菲勒家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上有着重大利益，因此在历届政府中都要确保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首脑这两个要害位置为洛氏集团掌握。美国中央情报局由洛克菲勒的表弟艾伦·杜勒斯担任第一任局长并配置了全班人马，从人员阵营来看，几乎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海外执法部门。洛氏的另一表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26]

洛氏集团和美国历届政府，真正做到了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洛克菲勒说过，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美国政府从各个层面服务于洛氏集团的利益并推行其政策。《华盛顿邮报》记者杰克写道，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围绕石油公司利益进行的。当石油公司在海外不能获得某项利益时，美国国务院就会出面帮助解决。在许多国家，美国大使馆的功能就相当于石油公司的海外办公室。国务院执行的各项政务政策上到处隐现着七大石油公司的影子。

洛氏集团同时牢牢把持着财政部部长人选，以确保财政部发挥摩根大通银行分支的功能。

〖艾森豪威尔的财长罗伯特（Robert Anders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的财长道格拉斯（Douglas Dill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委托人

约翰逊的财长亨利（Henry Fowler）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福特的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不过近年来，这一权力逐渐被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抢了过去。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1890年安德鲁·卡耐基将他的11篇文章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名为《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他在书中假设自由市场体系已经在他们这一代产业和金融巨擘面前归于终结，他们不但拥有绝对的财富，还控制着政府。但是他害怕下一代人民成长起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起而反抗这一对他们有利的体系。他的结论就是必须要控制教育体系。

各大家族认识到美国教育体系的地区分散性，不太可能逐一进行“收编”，超级富豪们于是仍然采用了“渠道为王”的策略，重点投资于教师协会和教材编写，只要牢牢地控制教师和教育内容，就可以有效控制教育系统。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重资投进美国最主要的教师协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27]

洛克菲勒曾说，我们有着无限的资源能让人们服从，当前的教育方式早已过时。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同时也在大规模资助教科书的编写和发行，这实际上是在以间接手段对教育体系施加影响。当一代两代直至更多世代的人是在同一思想理念的教育影响下成长，几代人的思维模式将逐渐集合到一个方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全面资助全美国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科书行业，从未间断。

除了渠道，另一个重点就是控制高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教育资金的2/3投向高等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高等院校资金的20％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他们实际上部分起到了美国教育部的功能。这两个基金会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控制的美国最大教师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1934年的报告中说，即将死亡的自由市场模式必须被彻底摧毁，所有人都应该服从更大的社会控制。

这一观点完全支持着洛克菲勒的理念。洛氏提出“竞争是一种罪恶”，应被消除。这样的理念意在扼杀和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垄断，完成对社会更大规模的控制。





「公众意见塑造」

对政治和公众意见的影响力离不开对媒体的掌控。

洛氏财团对媒体的影响同样贯彻“渠道为王”的核心原则。首先通过控制三大通讯社来进行新闻来源的控制，三大通讯社是所有地方平面媒体的新闻源头，各大地方媒体的版面内容和编辑思路唯三大通讯社马首是瞻。洛氏财团掌握了三大通讯社，就将图书、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一并纳入管辖之中。

除了“渠道为王”，媒体同样也需要控制高端。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洛氏先将各大媒体的指路明灯《纽约时报》拿下。《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将是各主流媒体报道角度和态度的标杆，它们的报道都随着《纽约时报》即时调整，保持一致。

洛氏同时也高度重视《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在首都发行，是政界人士每日桌面的必备。它的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西部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的掌门人富兰克林·墨菲（Franklin Murphy）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氏通过发起并资助外交关系协会来协调与各大媒体掌门人的利益取向。[28]

电视媒体方面，拥有200多家电视台、255家广播电台的CBS掌门人威廉姆·帕林（William S Paley）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管理人。

NBC为RCA的下属电视台。其掌门人戴维·沙诺夫（David Sarnoff）为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ABC拥有153家电视台，偏重娱乐节目。大通曼哈顿银行持有ABC6.7％的股份。

通过银行和信托机构持股，洛氏持有CBS14％的股份，RCA4.5％的股份。

这些电视媒体巨头实际都是洛氏财团系下。有人戏称无论是ABC、CBS、还是NBC，其实都是RBC，即洛克菲勒广播公司（Rockefeller Broadcasting Company）。

媒体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领域，这就是广告。广告收入占平面媒体总收入的2/3到3/4，当然是媒体重视的金鸡。广告的最大客户是连锁店和商场。媒体编辑们是不会让对金主们不利的声音公然扩大的。

美国最大的连锁店和专卖店，如Macy，JCPenny，Sears等，他们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并且与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控制的银行、企业的董事会利益互锁。

另外，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是媒体的主要广告客户。哪家媒体有胆子拣大金主不想听的话说呢？

基金会同样重视宗教声音的导向，美国毕竟是个宗教大国，宗教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纽约神学研究会和联邦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社会“主流”神学的声音逐步转向主张社会计划和控制方面发展，对金钱和经济活动也提倡进行控制。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美国有4000多万名会员。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影响力所产生的权力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秘密集团的一部分，试图危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分子”，阴谋与各国（拥有同样理想）的一些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单一的世界（政府）。如果这是一种指控，那么我承认有罪，但是，我对此引以为荣。

————戴维·洛克菲勒[29]

罗兹的最终理想是美国重归大英帝国的怀抱，然后以英美为核心构建能够将他们“美好社会制度”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的机制，并梦想着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政府”。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权力金字塔，拥有着“伟大传统”和“优雅气质”的盎格鲁－美利坚的“上等阶层”将毫不谦虚地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来统治全世界“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

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罗兹设立了一个罗兹基金，鼓励和资助美国青年人去欧洲学习，教育美国青年为逐步实现全世界建立统一政府的目标而努力。几十年以来，大批美国精英在罗兹思潮的影响下，接受和追随建立世界政府的理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被授予罗兹奖学金。

“二战”结束后，英国已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将美国重新纳入自己轨道的可能，双方力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时双方共同面临着远比纳粹德国更严重的威胁，这就是苏联。

于是走向双方彻底融合以战胜苏联和其他势力的挑战，试图建立“世界政府”。

在世界政府的问题上，精英们分成了两大派系：渐进派和激进派。

渐进派主张通过组织区域性同盟，逐步扩大，再相互联合，最终实现世界政府。[30]大西洋同盟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西洋同盟实质上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背叛了美国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宗旨，但这一组织和它主张的思想得到大批富豪的认同。大西洋同盟的成员中有871名富豪，其中107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达到2000多名。该组织提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就是“大西洋同盟决议案”，主张废除美国独立宣言，建立超越美国宪法原则的英美联合的新国家。

1949年，“大西洋同盟决议案”正式进入美国国会，当然没有被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过于惊世骇俗，绝大多数议员无法立刻接受。从此之后，每年都有人提出审议该提案，并获得一批重量级人物的赞同和支持，如洛克菲勒、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兄弟、基辛格和麦卡锡。1975年该提案被再次提交到众议院审议，居然获得了111名众议员支持。多年以来，大西洋同盟得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秘密支持。尼尔森·洛克菲勒免费提供位于纽约东40街10号的一所办公楼供大西洋同盟使用。[31]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代表就是“十七大银行家族”中保罗·沃伯格之子，詹姆斯·沃伯格。保罗曾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华尔街著名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曾是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顾问。詹姆斯于1947年创立的“世界联邦运动”（United World Federal，UWF）获得了洛克菲勒的大力资助。詹姆斯·沃伯格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同一世界，或完全没有”（One World or None）。其中，非常激进的弥尔顿教授在1949年曾撰文声称要把美国国旗扯下来，向上面吐口水。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一个主要精神力量源泉就是美国在1945年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到1947年詹姆斯·沃伯格成立“世界联邦运动”（UWF）之时，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心理上给“世界联邦运动”分子以极大的嚣张本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胆敢反对世界政府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直接抹去。这就是詹姆斯·沃伯格在1954年提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还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世界联邦运动”的主张是世界和平将通过统一的世界组织机构和体系来达到。美国的大批青年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们相信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完备地保证个人自由、宗教思想自由和世界和平。“世界联邦运动”几十年致力于促成世界政府建立，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洛氏集团对渐进派和激进派的行动都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大力资助，但让美国公众普遍放弃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而接受建立世界政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渐进派和激进派在几十年里不懈努力，但他们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创建了第三个组织机构：三边委员会，转变角度和方式，继续为他们的总体目标努力。三边委员会的主导人是布热津斯基，他主张的观点与大西洋同盟和“世界联邦运动”都有所不同。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求美国人全盘放弃已形成百年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从直观上和感性上都不容易接受。推进世界政府，应该以间接、缓进、委婉、巧妙和曲折的方式和手段，逐步达到“曲线救国”的最终目标。

大西洋同盟提出的思想过于狭隘，不能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逐渐多极化，包括冷战局势和更加复杂化的国际博弈关系的挑战。因此，不应直接公开倡导简单的世界政府概念，而是要把公众的关注力引导和吸引到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比如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能源枯竭等问题。

如果各国政府和公众都只关注局部性问题和内部事务，这一进程显然得不到推进。

只有当世界各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大众都不得不共同关注同样的问题，并逐步取得共识，思想渐行统一，一个全球性世界政府的建立才能真正接近。

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在4个主要方向上进行了布局：

〖1、建立全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2、世界性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

3、倡导世界贸易的整合和一体化；

4、能源危机。〗

其总体思路是整合加危机，在整合中推进共识，在推进时等待条件，在等待中制造危机，在危机里促成行动。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走上这样一条路线，只关注本国内政和局部问题，就必将面临三种巨大挑战：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规模和毁灭力会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程度不相上下。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燃眉之急，在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中相互妥协和退让，各自放弃部分经济主权和货币主权，以形成有效共识。

此时有一些人心里也许会泛起得意的微笑。

有人会有疑问，国际银行家已经对美国实现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什么还致力谋求废弃美国独立主权而建立世界政府呢？

这是超过95％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共同秉持的思想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和废弃美国的独立主权，是为了更广泛和更深层地控制全球，实现世界政府的“远大理想”。这个宏伟的目标在经历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进程，时而激进，时而缓行，时而迂回，但这一总纲领从未改变。

在一场八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刻，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在走近。

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许正是被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参考资料」

[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 1976．

[2] Schlossberg，Bert （2000）．Rescue 007：The Untold Story of KAL 007 and its Survivors．Xlibris. ISBN 0-7388-5775-0，0-7388-5774-2．Retrieved on 2009-01-01．

[3] who killed congressman Lawrence Patton Mcdonald，by Todd Brendan Fahey （fargone@disinfo.net） - July 01，2001．

[4]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

[5]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6]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Penguin Books，1999．

[7]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8] Carroll Quigley，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GSG & Associates，1981）．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Ibid．

[13]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GSG & Associates，1996．

[14]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15] Ron Chernow，Titan：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Sr.，New York：Warner Books，1998，（P563-566）．

[16]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11．

[17] Ibid，P13．

[18] Ibid，P15．

[19] Ibid，P40．

[20]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2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43．

[22]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23]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FDR，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1975．

[24]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156．

[25] Ibid，P157．

[26] Ibid，P159．

[27] Ibid，P44．

[28] Ibid，P68．

[29] David Rockefeller，David Rockefeller Memoirs，Random House，2002，P405．

[30] Clarence K. Streit，Union Now，Harper & Brothers，1940．

[3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谁是上帝之手



安·兰德的伪命题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本章导读」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没有一件是随机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是罗斯福看得透彻，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运作，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所有参与方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越是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力量，并且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的利益作为动机，很难想像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在循规蹈矩的教育体系之下，大多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已被塑造成了“书柜型”学者，他们的大脑主要用于储存信息和沿着固有的模式去处理信息。其实，正确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够提出不同于常规的问题，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思路的广度和深度，思路构成了收集、加工、处理庞大而复杂信息资源的“中央处理器”。提不出正确问题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缺乏强大的思路的研究则只能隔靴搔痒。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论到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无缘排行榜，但在经济学家中，他对数字和模型的超级敏感，绝对堪称天才。

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就读时，格林斯潘选修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和会计。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学校的几年中曾经到美国商业机构实习。这家机构就是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美联储公布的一些数据资料，特别是连锁大超市的统计数据按周进行整理和调整。此项工作貌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艰苦。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纯手工操作数据统计实属不易。大量的手工计算，不断使用铅笔画图做表，再一笔一划地做出一整套数据的调整流程。这个超级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来却兴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对数字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呆板无趣的数字，他能发现别人眼睛里看不到的东西。通过这个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数据统计方面的扎实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对数据的超级敏感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达到了“让数据自己出来讲故事”的境界。

大学毕业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纽约国家工业协会（The Conference Board，纽约的一家智库）从事统计数据方面的工作，[2]这一机构服务的对象正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国家工业协会藏书浩瀚的图书馆，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查阅这些书籍和统计报告，格林斯潘开始了解美国经济的运转机制，[3]明白了各类工业行业如何运转和联动并共同组成整体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格林斯潘的脑海中，日渐呈现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业系统的进化景象，从蒸汽机到纺织，从铁路到冶金，从航运到造船，从机械到军工，从电报到电话，从煤炭到石油，从汽车到飞机……无数颗社会经济的螺丝钉在他的脑海中拧在一起运行着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

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还向格林斯潘呈现了海量的各类统计数据。这其中多数统计数据都属“高龄”，有不少是从1861年南北战争前后开始统计的资料，该协会完整齐备地收集着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格林斯潘在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对这些统计数据简直着了魔。如果他钻进棉花行业，就成天研究各种各样的棉花，从成分、档次到类别、生产工艺，包括不同棉种在工业中将会如何使用，怎样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机器以及整套生产流程，直至市场销售，这些数据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国举足轻重的数据，如全国铁路运输、美国橡胶业、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等，更吸引着格林斯潘的关注。[4]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会把别人看困，却让格林斯潘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沉浸在数据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对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有了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几年下来，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已经了然于胸，加上他对各行业历史数据的苦读钻研，此时年轻的格林斯潘已成为一名经济机器领域的熟练“技术工人”。他对机器原理烂熟于胸，对各种运转参数了如指掌，对每个零部件的动态数据及其联动效应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

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准确把握经济活动规律和脉搏。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块。如果将企业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在自传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对凯恩斯的宏观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的兴奋点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模型。格林斯潘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

在理论学习中，唯一给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选修的贾科伯·沃尔夫兹（Jacob Wolfowitz）教授的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5]这位教授就是后来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的父亲。小沃尔夫兹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从国防部退下来之后，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在沃尔夫兹教授的课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触现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装备了自行研发的初级“格氏模型”，形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过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听到沃尔夫兹教授的经济计量学概念，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并预感自己在此领域中一定能脱颖而出。“格氏模型”已经具备了超级数据库，存储着从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到轻重工业各行各业全面而翔实的历史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导入经济计量学数学模型，立刻能够输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格林斯潘大脑中的数据库除了储量丰富，包罗万象，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涵盖了海量的历史信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各种数据也随着经济体系的演变而形成动态的数据流路径。“格氏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体系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自我演变和可自我学习的特性。当他获得了数学工具的支持之后，对经济运作规律的把握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脑中呈现出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在他的想法中，这个世界完全可以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只要数据积累的时间足够长，通过此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输入适当的初始变量，“格氏模型”输出的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非常接近于现实。

此时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经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油然升起一种能够纵览世界经济，高瞻远瞩，尽在把握的豪迈和气魄。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格林斯潘对数据和数学模型的痴迷和自信，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达到了巅峰状态。

战争期间，由于美国国防部进行大规模备战工作，将军事工业相关信息，比如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制造的数据，都列为军事机密封锁起来。在经济活动链条中，很多环节同飞机制造密切相关，如特种金属、铝、铜、钢铁的制造商，特殊技工和工程师，这些行业群体急切需要了解军工生产的信息。军用飞机制造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在1953年财政年度中，军费开支占到GDP的14％，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由于缺少军事工业方面的数据，华尔街以及众多行业的分析人士都是眼前一团黑，搞不清楚战争行为会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格林斯潘就在这个当口站了出来。他认为当时华尔街和各相关行业都集体信息失明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于是自告奋勇，要把被军方严密封锁、守口如瓶的军工生产信息自行推算出来。依据常年积累的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辅以经济计量学提供的数学工具，格林斯潘此举基于他对“格氏模型”的超然自信。

格林斯潘首先从公开的信息渠道着手搜索，马上发现军方保密局不是吃素的，所有跟军用飞机制造相关的信息，从飞机型号、飞机用材、飞机编制到计划生产架数等，全被军方封锁得滴水不漏。

格林斯潘只得在公开信息渠道止步，转而搜寻“二战”期间的数据。因为在1940年，美国军方还没有对这些军工数据进行保密。格林斯潘从40年代的国会记录中寻找相关行业的听证会和官方公布的有限数据，以1940年记录中所收集的数据作为一个基准，通过尽可能的渠道，千方百计把可以公开获得的有关飞机行业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积累在一起。一时间，工程师的操作手册、各相关企业的生产报表、管理报表和大量联邦统计报表，以及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可以查阅到的外围行业的订单数据在格林斯潘的案头堆积如山。

“格氏模型”开始运行了。

基于“二战”期间的数据基准，靠着有限的公开信息，例如某一种型号飞机的重量，“格氏模型”从分别计算飞机构件材料中铝、铜、钢铁的比例和数量入手，逐步把每架飞机用材计算清楚，然后进行总量整合，既而反过来倒推美国军事工业对整个经济体各部件，如对铜、钢铁、冶金、铁路运输、电力等行业所构成的经济影响。

1952年，格林斯潘的研究成果横空出世。这篇标题为“美国空军的经济学”的文章一经发表，顷刻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地震”。军方作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格林斯潘肯定是一个高级间谍，因为他发表的统计结果，跟美国军方所掌握的秘密数据惊人地接近，以至于五角大楼的人立刻断定“这个人肯定是拿到了我们的秘密数据，否则不可能这么精确”。

但格林斯潘确实可以一脸诚恳地保证，“这个真没有”。他表示这些结果完全是“格氏模型”推算出来的。

五角大楼震惊得哑口无言。

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格林斯潘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令众多人士仰望瞩目。

20世纪50年代，新星格林斯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已经站到物理学界中牛顿的地位。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则已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上。只要上帝之手轻轻一推，世界经济的一切走向，他都能够精确地加以计算。

正当格林斯潘如明星般耀然升起时，夜空中另一颗璀璨的明星迎面扑来。她那夺目的光芒直射进格林斯潘的内心深处，并且再没有黯淡下来。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你无比崇拜的思想巨匠们曾教导你大地是平的，原子是最小的物质。整个科学史的过程就是谬论被不断地戳穿的过程，而不是取得了任何成就。

只有最无知愚昧的人才会依然信奉那个陈旧的眼见为实的说法。你所看见的正是首先需要被怀疑的。

————安·兰德[6]

如果有谁不知道安·兰德的名字，那么此人肯定不能被称之为美国通。安·兰德的著作曾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英们的世界观。

安·兰德（Ayn Rand）是苏联犹太裔美女作家，早年生活在苏联，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她与欧美的国际银行家族关系密切，渊源非同寻常。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共有1168页，发行量高达800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中传播规模仅次于《圣经》的图书。有人说如果把该书“放在铁轨上可以让火车出轨”。出版前，美国兰登出版集团的编辑曾建议她删去部分内容，安·兰德回答说：“你会删减《圣经》吗？”结果小说一字不改地出版了，[7]并随即引发了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超级精神大地震。半个世纪以来，对该书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1952年，才华横溢年仅26岁就已声名远扬的格林斯潘，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安·兰德圈子”[8]。严肃略显枯燥的格林斯潘刚接近魅力四射的美女作家安·兰德，就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随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格林斯潘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安·兰德的住所去同她探讨问题。这事有点令人费解，“安·兰德圈子”关注的是“高端”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格林斯潘显然跟这个圈子“不搭界”，他是精通数学模型和数据统计的专家，曾提到自己年轻时代没有太多宏观思维习惯，对理论问题兴趣缺乏，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技巧性或者数据性的实用层面上。究竟是什么使他对安·兰德的小沙龙这么感兴趣呢？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格林斯潘似乎并不是冲着美貌去的，倒是介绍格林斯潘与安·兰德认识的那位老兄最终发展成了美女作家的情人。

设想一下，连续8年每周都去参加几个小时的讨论，这对于生活繁忙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即便是与至亲好友或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每周聚会一次，更何况是大忙人格林斯潘。显然格林斯潘不是个小说家，更不是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对宏观理论感兴趣的人。他能坚持如此之久，可见安·兰德的小沙龙具备一个超级“精神磁场”，以非凡的吸引力令格林斯潘着迷。

其实，吸引格林斯潘的正是安·兰德的思想和世界观，一种他前所未遇的重大灵魂挑战，一种他从前无法想像的精神境界，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经济运作机制的智慧升华！

1952年到1957年，正是安·兰德创作《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高潮期，也正是格林斯潘对世界认识发生重大嬗变的5年。这本书不仅使格林斯潘产生了永久性的“脑震荡”，也令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终身精神导师。

《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一手擎天扛住了倾斜的天宇，庇护着芸芸众生，但得到好处的人类对他并没有应有的感激，还对大力神的无私奉献怀着不尊重的态度。[9]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世界上只有少数精英是“扛住天宇”的“大力神”，是精英们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但这些精英却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既然被庇护的绝大多数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普通人都能随时罢工或撂挑子，那么如果有一天精英们也罢工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安·兰德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问题，那就是究竟谁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问题被反复激烈地争论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人民大众，还是少数精英？[10]

全书的“书眼”在于，金钱是构成社会各种运作机制中最核心的主轴，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历史等方方面面，实际上都围绕着金钱在运行。这本书的理念就是不承认任何道德，而认为金钱就是道德的唯一衡量标准。拥有金钱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常人，必然成为社会的强者。安·兰德认为社会要获取进步，必须鼓励强者，不能同情弱者。

这个观点非常符合金权崛起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换言之，当经过了数千年的压抑之后，一旦金权在社会上起到了主宰作用，金权势力极大释放，那么掌握着金权的国际银行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且成为道德的楷模与化身。

这本书在美国社会的高层人士中备受推崇，因为此书恰恰道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该书的畅销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世界精英联手推动和合力造势的结果，统治精英就是要利用这本书来为整个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道德洗脑。

《阿特拉斯耸耸肩》已在2007年被引进到中国，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这本书所表述的精神内涵，多把它当成一本哲学书籍，或者小说，还有读者把它当成一本代表反叛思潮的书来看。其实，该书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统治这个世界的超级精英们的精神世界。通过读这本书，读者可以触及到能量惊人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鲜活灵魂。





「谁是上帝之手」

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但归根结底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领着别人干的，另一种是跟着别人干的。意即，不当主角，就是龙套。

————民间智语

原本在26岁的格林斯潘看来，世界经济运作的规律已尽在他的“格氏模型”之中了，他坚信，只要他得到正确的初始变量，他的“格氏模型”将能计算出全部经济的运行规律，就像牛顿在经典力学世界中所做到的一样。

但问题是，初始变量是谁设置的呢？这是格林斯潘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实际上按照牛顿的话说，上帝之手推了世界一把，剩下的事就是牛顿力学可以处理的范畴了。但在经济活动中，谁是上帝呢？谁的手推了经济系统一把，谁的掌心握着经济机器的钥匙？这个问题首次与格林斯潘迎面对撞。

在遇到安·兰德之后，格林斯潘第一次意识到“上帝之手”的重要性。是安·兰德启动了格林斯潘的“头脑风暴”，也是安·兰德令格林斯潘顿悟到了问题的答案。

格林斯潘在传记中强调，在认识安·兰德之前，他没有意识到经济活动中人的重要性，当跟安·兰德关系越来越深，他突然幡然醒悟，其实人才是经济领域中最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11]当然，格林斯潘所说的人并不是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不是街边打太极拳的老大爷，他所指的人正是安·兰德极尽所能赞誉的统治精英阶层。

正是他们在决定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向，是他们推了经济活动一把，格林斯潘从前只是看到被他们推动之后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并且对这个状态进行了正确描述，仅此而已。而他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初始条件的设置，以及是谁在设定这些初始条件，谁让经济往这个方向而不是往另外的方向发展，谁是推动经济体的初始推动力，谁是上帝之手。

是这一系列惊雷般的问号吸引着格林斯潘走上了拜访安·兰德的道路，从26岁那年起，一走就是8年。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磁场不是哲学，也不是艺术，更非小说。格林斯潘朝着磁场中心越走越近，他想知道上帝之手将如何发力。

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指路明灯，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格林斯潘的顿悟将他从数学模型和数据局限中提升出来。格林斯潘从此平步青云。





「安·兰德的伪命题」

安·兰德坚决批判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平政策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劫富济贫之举。她对这些强调公平的社会理念表露出极度蔑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金钱的多寡衡量着一个人的能力，只有强者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才对社会有更大价值，所以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现有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鞭打快牛，惩罚强者，迫使强人智者扶助无用弱民，而在安·兰德的眼中，这无疑是一种罪恶。

无论是政府用暴力和强权去掠夺强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还是弱者以哭泣和哀怜去乞求强者付出，或其他社会道德和舆论对强者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进行奉献，又或是形形色色卑鄙之徒对强者的金钱和财富进行偷窃和掠夺，这些行为在安·兰德看起来都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她的思想也许会受到一部分拥有着巨大财富和物质优势的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安·兰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不能推断为一种错误，它只是体现了一种倾向性。孰对孰错取决于观察和评判者是站在哪边的立场上看问题。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显然会认同安·兰德的判断和理念，会由衷赞美安·兰德的这本书。同理，身为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中没有获得巨大物质财富以及自身贫困的人们，自然会对安·兰德持否定和抵制的态度，而这些人就被安·兰德定义成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天生就是“寄生虫”的普罗大众。

安·兰德对寄生虫的概念也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挑战。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寄生虫，而安·兰德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反问，精英们创造了更多财富，为何却被指责为寄生虫？精英们带来了就业机会，为何却被认为是在剥削？精英们才是各种发明创造的原动力，为何却被社会评判为不劳而获？精英们懂得如何运转社会经济因而处在了关键位置上，为何却被大众指责权力太大，报酬太高？一句话，这些人拥有了金钱，控制着财富，那是他们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而普罗大众，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卑鄙猥琐，道德低下，目光短浅，怨天尤人，缺乏能力，嫉妒强者。因此结论就是，少数社会精英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普罗大众则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她的言论和观点确实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战性。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公开支持安·兰德的观点，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精英专政的国家也是如此。在面对安·兰德如此赤裸裸地宣扬金权神圣至上的道德观念之下，政府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美国也需要考虑维持社会表面和谐的道德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聪明绝顶的人和能力极强的人，毕竟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而绝大多数能力平庸、智力一般的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任何一个政府都明白如果旗帜鲜明地站在极少数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姿态，必定会引起社会思想观念和公众舆论上极大的冲击和动荡。因此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都不可能一边倒地支持安·兰德的观点。于是争议的声音越发激烈。

美国知识分子阶层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安·兰德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安·兰德对他们也有一系列的抨击，认为这些人虚伪而无用。就这点而言，安·兰德的评价并非完全错误，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她坚称的如此鲜明对立，黑白分明的状态。知识分子对此书的抨击，出自于对安·兰德极端言论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可能有惺惺作态的虚假成分在里面，但更多是由于安·兰德的富人至上论挑战了人们对于人性认识的基本底线，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样的基本价值观都已受到彻底挑战和颠覆，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不肯坐视。崇尚金钱即道德的观念也令很多人无法接受，如果把金钱作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或者作为一个人是否有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国际银行家就是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赚钱的窍门，而且控制着金钱创造的源头和流动渠道，他们天经地义应该统治世界，那么其他人怎么办？难道天生就注定成为奴隶吗？如此这般的观点具有危险性，威胁着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

其实，金钱是否代表着道德或罪恶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金钱的分配是否合理与公正。金钱代表着财富，而财富代表了精英和普罗大众共同的贡献。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公正，归根到底是出在金钱分配系统之中。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从制度上确保了利益分配偏向少数精英，而对普罗大众构成严重的不公正，这才是罪恶的根源。

因此，安·兰德提出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不需要评判金钱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而真正的本质和核心是如何合理地分配金钱。安·兰德以鸿篇大论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这就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和不公正的对财富的瓜分与占有，才是道德与罪恶的分水岭。

安·兰德试图在这本书中为少数精英的金钱观、道德观进行辩护，从而让普罗大众接受少数精英统治社会的合理性。安·兰德的这本书在美国被指定为中小学生必须阅读的课外图书。这是谁的规定？当然是统治精英们的。统治精英通过控制美国的教育机构和美国教师协会，包括教材的选定，系统性地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美国的年轻一代，不同的学校指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看不同节选版和不同阶段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版本，8000万的数目不是市场销售量，而是精英阶层在社会人群中施行彻底洗脑所“促销”出的成绩单。这才是此书销售量奇高，但并不是世界名著的真实原因。

安·兰德所代表的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是上帝拣选的群类，是世界的必然和天生的统治者的心态，无论放到哪里都会激起多数人的不满。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普罗大众出自本心追求一个平等和真善的社会，谁也不愿意做奴隶，而安·兰德的书公然挑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她强调和灌输了一种不公正的合理性，更突出彰显和反复重申了金钱的特殊重要性和社会伦理的虚伪性，这都与人类的常识和直觉直接冲突。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在书中，安·兰德娓娓讲述着统治精英阶层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精心预谋和长期策划了一场“大力神集体罢工”的大规模系统性危机。[12]在一个时间段里，社会上所有的精英力量，比如银行业的董事长，铁路运输业的老板，石油业巨子，冶金业大王，还有拥有庞大矿山资源的百年基业家族，连同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也就是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转的所有重要零部件和设计并运转着这部巨大机器的核心统治精英们，突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他们按照预定的步骤和时间表，从社会的各个关键部位中脱离出来，躲进深山逍遥度日。此时被他们抛弃和惩罚的那个普罗大众所代表的红尘浊世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安·兰德的设计中，当这批社会精英从各个要害部门撤出时，他们将有意采取“自我毁灭”的做法。小说中铜矿的主人公，亲手毁掉了自己家族上百年传下来的基业，而且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他毁掉铜矿之后，任何人都休想再从铜矿废墟中挖出一公斤的铜；铁路公司撤出的时候，将付诸几代人心血的整条铁路废弃掉；银行家撤出时，导致了全社会金融系统的彻底瘫痪。美国的经济系统分崩离析，社会逐步陷入严重的混乱，文明之火将逐渐黯淡直至熄灭。当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和动荡的时候，所有普罗大众终于醒悟他们离不开精英，唯一的选择就是乞求精英出山，重新拯救这个世界。精英们提出条件，他们必须要垄断更多的权力，必须要对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社会必须按照他们的理念来运作。一言以蔽之，精英们必须要达到最终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最高目标。[13]

如果把这本书所描述的乱世危情和当今金融危机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着高度的类似性。当前经济实体的解构和金融系统的崩溃，难道真是自发和不可避免的吗？有没有可能是精英们在罢工呢？有没有可能是“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想取得更大的社会控制权和世界运作的更多权力而设计和策划的呢？

按照罗斯福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治事件是完全无序和随机发生的，每一个政治事件背后都是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是这样，那么经济事件，金融系统出现的重大变故，难道都是随机的吗？如果不是，这些事件背后必然有着重大的图谋和严谨周密的策划。

以安·兰德为代言人的精英阶层认为自身拥有远超“凡人”的智商和能力，相信自己出于“天择”被上帝拣选，是命定特殊的群类。而除了他们以外的“常人”们，意即《圣经》中所称的“外邦人”，则理应归服于无望的宿命，接受和顺从上帝选民的管理。

照此说法，“外邦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毫无疑问，除了顺命地做奴隶，按照盎格鲁－美利坚精英们设计的规则接受管理，别无选择。在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招牌掩饰下，精神信仰层面根深蒂固的差异是无法调和的。精英允许“凡人”参与的，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游戏，也不是一个平等的人生，更何谈一个平等的社会？

当你读完《阿特拉斯耸耸肩》，你会对绝对客观理性但同时又是无比绝望遗憾的社会现实，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够深刻地领悟，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自己是统治者，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做。当你揭开这一道理解的幕布，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战乱、政变、社会动荡，都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们是否需要“换一只眼”来看世界，换一个角度来探寻幕布背后的真相？我们是否还是毫不质疑地接受西方主流媒体传达的信息？

国际媒体又掌握在谁手上呢？还是国际银行家。假如这些人把克格勃和CIA之间情报界的斗智斗勇手法移植到媒体传播，那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信息”，有多少是对事实情况的严重扭曲，有多少又是魔术师的道具呢？

如何才能看清真相，以何种态度理解当今世界运作的真实状态，这是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员都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在安·兰德的故事中，当精英们悄悄地从社会的各个重要岗位上“罢工”后，他们一起躲进了科罗拉多山脉的一片净土，俨然准备重建一个天堂国度。[14]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货币不是美钞，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纸币，而是实实在在的黄金货币。其实，不管是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中对黄金的阐述[15]，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黄金定价权的近百年控制，还是世界上重量级的中央银行和超级银行对黄金的暗中操作，无不秉承着国际银行家对黄金的特殊兴趣。

黄金在国际银行家的内心深处和真实精神世界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牢牢地握住黄金，同时却给别人洗脑，让其他国家的人认为黄金不重要。这本书曲折隐晦地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弗朗西斯科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他在解释什么是金钱，什么是财富的时候，反复提出一个重要的标准，这就是金钱必须基于标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须具有真实的意义，才能作为经济活动价值的客观评估尺度。一个客观的价格尺度要求其基准必须是商品，比如说是单位数量的黄金。黄金是财富和价值的一种储藏手段，并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中体现的价值的认可。

弗朗西斯科一语中的，金钱的价值标准作用正在被通货膨胀所侵蚀。弗朗西斯科认为货币贬值主要通过纸币替代黄金来实现，他认为这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本质原因。[16]因此，在世界统治精英和国际银行家们看来，黄金是一种诚实的货币，它代表着一种客观、公正和不欺诈的交易行为，一个社会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庄严无伪的许诺，它代表着今天你所拥有的财富在明天，在明年，在遥远的未来都能够换到和今天等值的商品和服务。

黄金作为一种公平和客观的社会契约，将所有参与交易的各方，紧密和平等地，无欺无伪地整合在一起，弗朗西斯科认为黄金在整个货币体系中间起到了公平和合理的尺度作用和储存财富的作用。而合理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反过来就是社会分配财富的一个体系，它是否公正合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水平的高和低。合理的货币体系将把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待遇给予勤劳、努力创造财富、善于储蓄和积累的人。那些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人在这种合理的货币体制之下则受到遏制和限制，因此，合理的货币体系是构成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

由于货币体系决定着财富分配方式，所以也最终决定着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而合理的货币制度可以刺激财富创造，抑制投机，反之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则会鼓励投机和抑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处于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下，社会道德的底线最终会被瓦解，整个伦理体系就会崩溃，社会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暗淡和消亡。从国际银行家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的视角，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就是搜刮财富的手段和阴谋。

格林斯潘1966年的《论经济自由》一文中透彻而清晰地阐述了同弗朗西斯科的观点和理论内涵完全一致的思路。弗朗西斯科对于贬值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厌恶，在格林斯潘的文章中同样得到直观和深刻的表达。显而易见，他们这一群体共同反对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对所谓法定货币的体制，而且坚信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等都不应该干预经济运作。他们是彻底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代言人。

这就令我们不能不生出疑问。格林斯潘在1966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的个人观点、价值观和世界观早已经定型。可是等他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时，却松手放纵美元的泛滥，导致了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超长，最终酿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实际作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决策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言行与他一贯的信仰和坚持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目前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多打一个问号。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看不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吗？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准和他对数学模型、对数据的精确掌握和高度敏感，对宏观经济的测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够提前6个月预计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为美国钢铁企业作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准确预言经济危机即将出现，而在2002年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在给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货币，放水养鱼的时候，却对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视而不见。他真的看不到风暴即将来临，最终会导致一场金融大灾难吗？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还发言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17]如果他的判断决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识地摧毁美元的价值，摧毁美元的信用，摧毁美元的生存基础？请注意，美元崩溃决不意味着美国崩溃，相反，在赖掉所有美元债务之后，美国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破产保护”，彻底摆脱债务纠缠，更改世界货币游戏规则。最终，美国将拿出它压箱底的8100吨黄金储备和3400吨IMF的黄金，此时，美国为了“拯救货币信用”，不得不将“新货币”与黄金挂钩，以取信于天下。当然，世界上缺少黄金储备的国家将是最大的输家。届时，美元失去的不过是一条“债务的锁链”，而得到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全新世界。

我们会重蹈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覆辙吗？如果会，那么极少数人开始大规模做空美元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弹。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美元解决不了问题，美元本身才是问题。

————民间智者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这张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即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负债项下，则是这些劳动成果的“收据”，即货币。货币并非是财富本身，而仅仅是对财富的一种“索取权”和对财富的“分配权”。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实体经济部分主要是在“做蛋糕”，那么货币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切蛋糕”。货币体系决定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因而构成社会对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奖惩制度基础。合理的货币系统起到的作用就是“奖勤罚懒”，只要努力创造财富，诚实储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将获得制度性的保护和系统性的奖励，从而鼓励人民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享受公平的成果分配。相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产生“奖懒罚勤”的效果，它将恶性刺激财富的投机和赌博行为，严重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严厉惩罚老老实实的财富创造者，并残酷剥削本本分分的财富储蓄者。如果炒股票就能发大财，人们何必要去勤奋工作？如果大家都在金融市场上轻轻松松地获得巨额利润，谁还会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体经济艰辛繁琐的工作？好逸恶劳、巧取豪夺之风日盛，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之气日衰，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热情将受到严重侵蚀，最终，国家乃至文明将会衰落。著名货币学家弗兰兹·皮克有句名言：“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货币体系正是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石。从这一点看，格林斯潘等人早已彻底洞悉了一种诚实的货币制度对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他们最终必将放弃现有在经济上负债累累，在道德上千疮百孔的美元体系的根本原因。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非是一系列偶然与巧合的后果，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总清算。造成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局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过度发行。美元逐年放大的滥发趋势将世界经济体中各种潜在的危险因素逐渐聚集起来，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缓慢恶化过程后不可避免地濒临无以为继的状态，危机终于爆发了。

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一场美元体系的重大危机，它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无论这场危机以怎样的方式落幕，世界都再也不会回归从前的格局。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到国际贸易分工，从全球货币机制到金融市场重建，从国际关系均势到地缘政治版图，从新能源革命到绿色时代的来临，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格局的冲击将不亚于一场世界级别的战争。

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美元的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刚性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软性监督。美国开始走上一条放纵美元发行，利用其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尽享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惊人利益。

从1959年开始，美元的发行量就持续不断地超越美国GDP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这种超量发行美元的行为在1997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攀升阶段，[18]这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几十年来通过美元过量发行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特别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美元的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一次重大国际违约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美国政府未经协商，突然单方面废除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相当于美元的一次严重赖账行为。既然美元曾经犯过这样的违约“前科”，那么未来再次出现突然的违约和赖账也并非不可想像。

如果说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元。美元的特权在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副作用。

一方面，靠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不劳而获的快感就像吸毒上瘾一般，逐步瓦解了美国自立国以来所秉持的清教徒精神和节俭刻苦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违背了努力勤奋创造财富的“美国梦”精神，滋生和纵容了整个社会的鼓励投机、崇尚奢华、放纵消费、寅吃卯粮、自我膨胀的恶性观念，腐蚀了社会新生代创造真实财富的热情，日益掏空了美国积累了200年的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在出口美元纸币换回世界商品的过程中，必然积累大量赤字和负债，越来越大的债务规模和利息支出成本，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力，为弥补亏空只能加大印钞规模，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中产阶级债务压力逐年增加，而收入水平远远落后，家庭财务状况越来越脆弱，支付危机俨然成形。

正是美元的长期过量发行，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如果没有美元的不合理制度力挺，美国的过度负债与消费和新兴国家的过度生产与储蓄之间的极端失衡局面，早就不可能维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在3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处在贸易逆差和财政逆差之中，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之下国民经济能够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其根本原因正是美元脱离黄金之后，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必努力偿还债务，只需开动印钞机就能大幅减轻债务压力，而将通货膨胀的后果均摊给全世界。这样一种货币制度之荒谬，之堕落，之不公，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美元制度仍然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截至2008年，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的总规模已达57万亿美元，并且近年来在以每年7％～8％的速度上涨，以利滚利的方式增加，而美国常年可持续的GDP和国民收入增加速度仅有3％左右。因为债务成本增长始终高于国民收入的3％的平均增长率，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债务（不仅仅是国债）占GDP的比重连续攀升了近30年，从163％飙升到目前的370％。由于利滚利的效应，美国总债务增加的规模越到将来就越是惊人。目前，美国总债务已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债务堰塞湖”。

自美元1971年脱离黄金以来，美国总债务平均年增加6％，2000年以来更高达7％～8％。如果我们以保守的6％的增长速度计算，那么在41年以后，美国的总债务将达到惊世骇俗的62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收入从目前11万亿的规模，以长期可持续的3％的增长速度计算，41年后仅为37万亿美元，621.5万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以6％的平均利息成本计算，利息支出将高达37.3万亿美元之巨。

换句话说，2051年将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到这一年，美国全部债务的利息支付总额将超过美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总额，这意味着美国将在经济上彻底破产！

这些债务还不包括目前100万亿美元以上的医疗保险和社保基金的隐性负债。

美国社会已处在高倍杠杆运作之下。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将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债务本息压力，从而导致最后的崩盘。

因此，美元危机的爆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更大的可能性是，在2051年美元大限到来之前，崩溃就已经发生。也许，2008年金融海啸拉开的正是美元解体的序幕。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我们需要关注的已经不是金融海啸发生了什么，而是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从目前经济的基本趋势看，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似乎暂时平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来的世界股票市场闪现了出人意料的反弹，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开始，还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经济真的即将复苏了吗？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仅仅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0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弹，也令人们燃起同等强烈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1931年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彻底打垮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引发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格林斯潘曾将这次金融海啸形容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应该是在危机爆发后，思路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完全忽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认识飞跃”到严厉表示危机将比1929年更加严重。

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十分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其实离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变化，人类似乎登上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暂的，每次复苏都是迅速的。中央银行家们好像已经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灵丹妙药，货币政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制止一切危机的蔓延；政府笃信财政政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随心所欲地实现永久繁荣。如果说经济的确存在着内在规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须顺势而为，认识规律并驾驭起伏，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当人们经历了惊险的激流险滩之后，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静下来。这时，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会猛然发现，就在顺流而下的不远的前方，横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胆寒的超级大瀑布。

这就是美国7700万“婴儿潮”世代的“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出生的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世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繁荣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价涨幅以及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滑落，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婴儿潮”下滑拐点时出生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必须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瀑布”的拐点了。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十分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这与政府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自己的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参考资料」

[1] The Economist，2006（1）．

[2]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3]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4] Ibid．

[5] Ibid．

[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7]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8] Ibid．

[9]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0] Rubin，Harriet （2007）．“Ayn Rands Literature of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11]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12]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3] Ibid．

[14] Ibid．

[15] Greenspan，Alan （July 1966）．“Gold and Economic Freedom”. The Objectivist 5（7）．

[1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7] Fleckenstein，William （2008）．Greenspans Bubbles：The Age of Ignora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18] Batra，R X（2005）．Greenspan's Fraud：How Two Decades of His Policies Have Undermined the Global Economy．





第十章 回到未来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美元的结局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本章导读」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1]

————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货币史学家

2024年元旦，世界单一货币由世界中央银行在瑞士巴塞尔正式发行的消息通过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滚动新闻报道，在世界各地的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上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地毯式“新闻轰炸”。英国《金融时报》的新年社论以“世界进入永久繁荣”为题，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世界人民终于了解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好处，在他们的要求下，各国政府放弃了数百年来实施的主权货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它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永久繁荣的新阶段。”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以权威与专业的视角发表评论：“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市场将不再需要累赘的货币兑换，也不需要为应付汇率波动而进行昂贵的对冲。货币投机、货币失败的风险和收支失衡问题都会消失。在不考虑政治风向时，这种货币对真实价值的交换将更加有效。”

美国《华尔街日报》代表着美国“从善如流”的态度：“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放弃美元并支持世界单一货币非但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反而会突出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力。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回归公平竞争，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美元沉沦宿命的魔咒，而美国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实力，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核心大国的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

中国新浪网则发表了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齐声欢呼：“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迎来了全球化的新春天。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尽管我国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退出流通而承受了一定的损失和不确定性，但从长远看，这是中国顺利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从长远看，中国仍是全球化的赢家。”

与国际媒体一边倒的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爆发了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反全球化示威行动。在长期经济萧条的打击之下，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15％，大量失去一切财产和养老医疗福利的美国人怒火中烧，对政府的不满已达到爆发的临界点。美国纽约和费城发生了上百万人抗议停止美元流通的大型群众示威，人们穿着美元式样的各种服装，聚集在代表美国独立革命的自由钟周围，数十万人齐声高唱“星条旗永不落”，示威领袖们反复宣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他们决心誓死捍卫美元，反对凌驾于美国国会之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发号施令。华盛顿纪念碑的大草坪上，50万来自东部地区的示威人群愤怒高呼“白宫出卖美国”的口号，“停止背叛”、“绞死卖国者”、“让世界货币见鬼去”、“保卫宪法”等大幅标语覆盖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7到14街区。国会山上议员们唇枪舌剑酣战正浓，林肯纪念堂前警察与示威人群发生流血冲突，495环城高速路的交通彻底瘫痪，8车道的路面成为示威群众露宿的大本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楼被炸弹威胁，美国持枪者协会等右翼组织秘密串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卖国政府，五角大楼内部波诡云谲，军方中坚决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部分军事将领在暗中聚会，密谋政变的行动计划。（理查德·库博，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法国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银行被砸，商店遭抢，汽车焚毁，公交断绝，大规模的罢工致使巴黎宣布进入军事管制状态。伦敦的抗议示威逐步演化为暴乱，英国金融城几近死城，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宣布所有员工停薪休假，军队开进市区维持秩序。柏林、法兰克福、罗马、维也纳、莫斯科、东京、首尔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国际主义分子明显低估了民族主义分子抵抗的决心和实力。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主流媒体信息渠道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开始意识到丧失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彻底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大选是普罗大众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家层面上，主权货币的发行权仍然与选民有关。但是，如果废除了主权货币，世界中央银行就成为凌驾于所有民选政府之上的超级金融怪兽，它独立于政府，不受监控，不经选举，没有任何民主程序能够有效制约它。

世界单一货币的发行，将是人类历史上金权达到势力巅峰的历史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绝非是“偶然”与“随机”出现的。它甚至有着一张精确的时间表。一个名叫“世界单一货币协会”的组织是这样计划的：

“截止到2024年的计划进度表。本着现实主义策略，本计划进度将确保世界单一货币的目标在2024年实现。当理查德·库博（Richard Cooper）教授在1984年提出在工业化国家建立货币联盟时，他设计了25年的推进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把我们带到了2009年。”

〖2009年　欧元区新成员：斯洛伐克加入

2009年　西非货币区五国：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采用共同货币：ECO

2010年　海湾合作理事会（GCC）国家计划发起新的共同货币，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2011年　蒙代尔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美国经济周刊》发表50周年

2012年　欧元区新成员：爱沙尼亚加入

2012年　东非五国实施共同货币：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

2012年　全球货币联盟筹建的国际会议召开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加入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捷克，波兰加入

2014年　欧元区新成员：匈牙利加入

2015年　欧元区新成员：罗马尼亚加入

2016年　南非14国货币联盟（SADC）：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017年　世界范围内遴选全球货币名称（欧元在1995年确定名称，4年后实施）

2018年　经济学家预测世界单一货币实施，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施。1988年经济学家预言30年后实施世界单一货币

2020年　6月1日：世界中央银行成立，部分或全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模式

2021年　1月1日：新的世界单一货币准备用于电子交易

2021年　2001年成立的非洲联盟，设定了建立泛非货币联盟的目标

2024年　1月1日：全世界的交易通过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进行处理；5月1日：此后所有旧的货币将不再用于交易，可在成员国的指定银行兑换成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货币风险终结，资产价值继续升值。〗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3]

————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

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货币。[4]

————保罗·沃尔克，美联储前主席

控制货币和信贷可以打击国家主权的心脏。[5]

————奥尔登·克劳森（Alden W Clausen），美国银行总裁，世界银行行长

一旦一国的货币和信贷被部分控制，不在乎谁在制定该国法律。[6]

————麦肯辛金（W L Mackenzie King），加拿大前总理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看懂了货币游戏的聪明人，《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就是其中之一。就在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不久，他在2008年11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10年，7个人在佐治亚州海岸附近的哲基尔岛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据估计他们拥有着全世界1/6的财富。其中6个美国人，他们代表着摩根、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另一个来自欧洲，他代表着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就是这次秘密会议的直接结果。有意思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既不属于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他们控制了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货币供应。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它们成立的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的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就像美联储对美国所做的一样。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意味着控制世界金融系统的第一步工作完成了。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富人最终将变得更富，但大多数穷人会更穷。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直接源于几十年前的这些秘密会议。换句话说，金融海啸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策划出来的。”[7]

世界是否需要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如果想要实现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体系，它需要一个规模空前的货币政策来武装国际金融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将使得银行的权力超越国家、种族和语言。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保罗·海耶（Paul Hellyer）在1994年对世界单一货币评价道：“在这样一个全球性货币/银行体系里，公民利益、单个国家只能服从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国家将不再能够制定任何独立的政策。”[8]凌驾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最强大的金融系统，将由不需向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所运作。

要运作这样庞大的计划，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积累、策划和理论研究，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推出才能实现。其中，火候的把握最为关键，过早和过迟推出都将同样有害。有关世界单一货币的理论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至相当深入的阶段。其中，一些关于世界单一货币的重要言论具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1969年：“让我从吹毛求疵的反对转向一些更积极的讨论，并且从最佳和最差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谈起。据我判断，最好的货币体系，是拥有世界金融权威的世界单一货币。”[9]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的发言

1984年：“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下个世纪的选择方案：所有的工业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货币政策的单一货币，并建立联合的货币发行银行以决定货币政策……这个建议短期来看，的确是过于偏激，但可以提供一个愿景或目标，来指导今后的步骤……”[10]

————理查德·库博（Richard N. Cooper），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发言

1998年：“对整个世界来说，过渡到世界单一货币的速度可能令很多人大吃一惊，世界可能在10年内（2008年）便由今天的200多种货币进化到只有一种货币，并且从今天起25年后（2023年），历史学家将想知道为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清除存在了20个世纪的货币。”[11]

————布莱恩·泰勒（Bryan Taylor），环球财务数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此公能在10多年前说出这样的话，水平还是相当了得的。与其说他是预言家，不如说是计划者更为准确。）

2001年：“25年前，万事达（VISA）成立时，其缔造者就把世界看做是需要单一货币进行兑换的体系，我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基于全球视野，并努力来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全球愿景。”[12]

————莎拉·佩里（Sarah Perry），VISA战略投资计划部主管

2004年：“如果全球市场经济在今后数十年蓬勃发展，全球性货币的出现似乎是合乎逻辑的。”[1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年会发言

2007年1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数字黄金与货币制度的缺陷》一文，该文比较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利弊，并反复强调当今世界的货币体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强调解决之道就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使用电子黄金作为支付手段。他的结论是：“（数字黄金的货币制度）听上去似乎是偏激和难以实现的，但是，将人类经历了2500年实践的黄金货币进行电子化，最终也许将证明，这一货币体系比仅有35年短暂试验期的主权货币更加具有可持续性。”[14]

2007年5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喉舌《外交》杂志又刊登了本·斯泰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家主权货币的终结》。斯泰尔在文中指出：“为了安全地实现全球化，各国应当放弃货币国家主义，废除不必要的货币，因为它们是今天许多动荡的根源。”在斯泰尔看来，当今世界金融动荡的根源就是“主权货币”的干扰。他说道：“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从1971年起，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可以肯定，斯泰尔先生是要隆重推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了，所以主权货币必须被废黜掉。斯泰尔先生进一步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元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全球货币，世界各国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场进行交易，特别是石油。美元当今的特权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美元最初也是被另一种诚信的货币（黄金）所支持，别人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过去买到的东西，能够在未来换得等值的商品。这给了美国政府巨大的负担来保证这种诚信。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肩负起这一重任。鲁莽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15]

那斯泰尔先生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又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和世界单一货币。他说：“但私营的黄金银行已经存在，从而使账户的持有者可以用真实的金条作为股份的形式，进行国际支付。虽然黄金银行业目前还只是小本生意，但随着美元的衰落，它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16]这一段才是这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也正是文章全部重心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也要消灭主权货币，实施以黄金为核心的世界单一货币！

显而易见，斯泰尔、安·兰德、格林斯潘的黄金货币价值观一脉相承，源自老欧洲的诸多银行家族，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理念，而与美国新兴权势集团的货币观点截然不同。罗氏家族两百年来收拾对手的主要手段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如果说当今世界的金融江湖存在着两大势力集团的话，那就是以罗氏家族为核心的“黄金环保派”和以洛克菲勒为旗手的“石油战争派”这一美元发行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就未来控制世界单一货币的战略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和货币理念层面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黄金环保派”更加看重货币的道德属性，强调其内在的公平与合理性，牢牢占住了道德制高点，认为未来世界货币势必包括黄金与环保两大基本要素，以满足货币的诚实性和弹性。“石油战争派”则看重货币背后的暴力因素，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供应，就不怕各方势力不低头，再加上强大的军事与战争威慑力，世界上谁也不敢轻易拒收美元。即便是废除美元，赖掉美元债务，新的世界货币也是一种可以在刺刀之下随意摆弄的“信用”。这两大势力集团的较量，国际层面上体现在美国与老欧洲的较量，或者是美元与欧元的对决，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则体现在力主环保的民主党与力主石油战争的共和党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这两派之间借力打力，从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将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重大课题。

2008年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黄金是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的评论员文章，这是近年来欧美主流媒体中呼吁黄金重新货币化最直白的一篇檄文。文章认为，黄金价格近来的暴涨反映了投资者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紧张情绪，而一旦黄金最终成为货币的一种形式，那么黄金将不仅对美元升值，而且对英镑和欧元也会升值。文章认为：“对于黄金而言，一种更好的观点也许就是在美国抛弃金本位之前各国中央银行对黄金的认识，那就是，黄金不是一种商品，而是另一种货币。”

如果我们明白从罗兹会社时代开始，“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对媒体与公共议程的高超与娴熟的操纵手法，就不会轻易忽略像《外交》、《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受世界统治精英直接控制的标志性喉舌和像本·斯泰尔这般重量级人士所发表的“个人看法”，因为那决不是单纯的个人观点表述，它是代表利益集团意志的重要风向标，并成为精心策划的庞大宣传攻势中的一个环节。如果不出所料，那么随着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市场人士会逐渐对黄金产生“不约而同”的兴趣。最终，黄金价格暴涨将成为“刺杀”美元体系的“摔杯之号”。

2009年5月17日的彼尔德伯格会议结束以来，罗杰斯和索罗斯等人立刻开始频繁警告即将来到的危机将是一场货币危机，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将以美元危机为标志，它旨在起到两大作用，一是帮助美国进行一次彻底的赖账；二是震荡现有的世界货币体系，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制造声势。这与1907年的危机导致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应该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人们会看到，没有世界中央银行和统一的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将是何等脆弱。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国际货币改革通常在面对全球性危机的反应和威胁时才成为可能。”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把他的手指向可能的危机触发点，他说“全球经济危机必将涉及美元”，而统一的世界货币将被看做是全球性美元灾难的“一个偶然”。[17]

————2007年5月，“欧元之父”蒙代尔

“在我全部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央银行（美联储）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如此扭曲（货币）理论的探讨。从90年代末对‘新经济’的讴歌，到当前的经常账户调整新理论的（倡导），美国中央银行领导了重新改写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尝试，并试图使市场参与者相信这些被‘修正’的理论……我本人从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信奉者，但是，在目睹了美联储90年代末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18]

————2005年4月25日，斯蒂芬·罗奇，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

注意，蒙代尔讲话的时间是2007年5月，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个月，而更早在危机爆发之前两年，2005年4月斯蒂芬·罗奇在他的《原罪》一文中就已经将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描述得清清楚楚！那些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没有征兆或者世界毫无准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联储的“后宫”养着“三千佳丽”的经济学家，拥有着最为全面的数据统计，而掌门人格林斯潘更是数据和模型方面的天才，说他到2006年仍对金融危机的即将来临毫无感觉，是无论如何不能使人信服的。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是实施重大改革的良机，正如金融大亨奥尔登·克劳森所说：“新的跨种族的全面政治经济制度，总是产生于征服或共同的危机。”

在类似危机的思维中，斯泰尔先生似乎提供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出现危机，在问题不可挽回之前，所有的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放弃货币主权。各国政府必须走出致命的主权观念，即民族独立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行和控制通用货币。“国家货币和全球市场不能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否则他们将酿成致命的货币危机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并以此制造破坏性的保护主义的借口。”等着瞧吧，斯泰尔先生的“预言”将“自我实现”。（奥尔登·克劳森，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那么应该如何除掉货币主权呢？斯泰尔坦率地说，世界需要重组为三个区域性货币：美元，欧元和一个新的亚洲货币。这项建议与罗伯特·蒙代尔的工作遥相呼应，他一直周游世界讲授一种新的基于美元（Dollar），欧元（Euro），日元（Yen）的国际货币单位。根据蒙代尔的计划，在这三种货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世界货币单位”，被称为“滴”（DEY），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是这个货币的总经理。[19]“现在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会采用单一的全球货币，而是何时采用，以及如何顺利和廉价地采用，而不是粗糙、昂贵和混乱地采用的问题。对国际主义者而言，国家主权是压倒一切的障碍，为了让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单一货币存在，必须要形成一些政治安排。”

罗伯特·蒙代尔在2003年做了一个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单一货币案例”的讲座，在谈到政治障碍时，他的反应很坦率：“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单一货币是不可能实现的。强制执行单一货币将涉及重大的组织问题。”（莫里森·邦帕斯，资料来源：www.itp.net）

1999年5月，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正式向美国众议院的银行和金融委员会建议北美洲实现北美统一货币——美洲元（Amero），其他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这个洲际的货币选择，目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力日渐增强的，涵盖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新的区域货币体系。

但是，区域货币将如何演变成单一的全球货币呢？莫里森·邦帕斯（Morrison Bonpasse）是全球单一货币委员会总裁（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SGCA），该委员会由一群以世界单一货币为工作目标的经济学家所组成。邦帕斯认为：“21世纪的货币联盟，以及那些幸存下来的20世纪货币联盟，是通向未来之路和全球货币联盟的里程碑。感谢欧洲和其他的货币联盟取得的成功，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并维持第三代货币联盟：一个拥有全球央行和世界单一货币的全球性货币联盟。世界正准备开始为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做好准备，正如欧洲为欧元做的准备，阿拉伯海湾国家为自己的共同货币所做的准备一样。在由占世界GDP相当比重的代表性国家建立了全球单一货币目标之后，这个项目就可以像前面的区域性货币那样向前推进。”[20]

“简言之，区域货币模式是世界货币模式的垫脚石。然而现在民族主义盛行。”邦帕斯写道，“这个可以很简单地来说明：如何从目前的147种货币变成1种。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残余力量和政治意志是迈向世界单一货币的主要挑战。”[21]

也许从2009年到2024年，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这个危机时代将会导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要经济规则变得面目全非，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世界货币制度的重大变化。不幸的是，到那时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在我们的手中除了大把日益贬值的花花绿绿的美元纸币之外，黄金却少得可怜。在一个游戏规则剧烈变化的局面中，中国很可能会丧失参与制定货币游戏规则的机会。手中没有黄金就没有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在未来货币游戏规则制定的谈判中就没有筹码。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拥有黄金制人，拥有美元制于人。

在这里，2024年并非是拍脑门的即兴之说。以国际银行家几百年来的运作手法，尽管他们也有失算的时候，但严谨推理和科学计算是他们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在第九章我们已经谈到，从2009年底开始，欧美将经历一场长达14年的严峻消费萎缩周期，在这个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接近2/3的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进入消费下滑的“共振”状态之下，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痛苦和极端漫长”的过程，而这一段时间中再度爆发新的货币危机的条件是现成的。处于下滑长周期的欧美消费市场产生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在一片贸易战的烽火狼烟中，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促进出口的景象不必费太多的脑力就能清晰地想像出来。货币贬值的后果很自然地会产生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而且首先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尤其是石油，将推高各行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引发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通胀预期的实现。各国政府为拯救金融危机而大量释放的流动性，原本处在沉淀淤积和流速缓慢的状态之下的货币，犹如一个水面平静的巨大水库，此时，通胀预期的突然逆转就如同炸开大坝的围堤，汹涌奔腾的流动性激流将释放出惊人的通胀能量，中央银行家们将来不及回收流动性。对抗恶性通胀的时间将持续至少一年，正如1923年到1924年德国出现超级通胀的过程一样。

货币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冷汗未干，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们和国际智库将纷纷献计献策，力陈以美元为首的主权信用货币乃是货币危机的元凶，各国中央银行各自为政，货币政策无法及时有效协调将是第二大祸因。结论将是，全球化的危机必须全球通力合作，主权国家自行其是将无法单独解决危机，世界单一货币显而易见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发行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的“干扰和阻挠”。当然，各国政府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支配本国财富分配的大权，讨价还价在所难免，时间将会持续多年，最理想的形成共识的时间为2020年前后。这一年，美国潜在亏空高达100万亿美元的社会安全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也将全面内爆，美国必须要做一次彻底的“破产保护”，以便从债务的堰塞湖威胁下完全摆脱出来。从2020年到2023年经过几年试运行，2024年会是一个好的起点，欧美新一代人口消费高峰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闪亮登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果然”出现了经济繁荣。

世界中央银行将像一家股份制公司，世界各国都有股份，只不过英美将拥有控股股东的特权，或一票否决权。自此，地球上所有人类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支配权，将实际上落入极少数人手中。世界财富的分配权，毫无疑问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能够想像的最大权力，从此创造这些财富的绝大多数人将被剥夺自主分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这将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暗与光明，自由与奴役将在这一时刻将历史斩为两截。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如果说世界单一货币最终无法避免，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才能诚实地承担起普天之下公平的财富分配职责呢？

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4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

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财富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财富“索取权”必须能够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财富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社会中没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财富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期”，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当航海贸易兴起，汇票的出现将货币中预期的成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利息代表着对农业收成的合理预期，那么，汇票则将货币预期扩展到对商业贸易的合理预期。

工业革命爆发的时代，出现了银行业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它实际上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工业生产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涌现，这一进程将虚拟世界的财富转变为现实世界的货币供应，从而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无限放大到难以为继的毁灭性边缘，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看，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但是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过去的预期无法被现实满足的矛盾。

如果说“财富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

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不仅决定了货币内生的自我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于货币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货币的流通域。

历史上主要文明的兴衰更替，从本质上看是该文明对其控制下的自然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货币的坚挺与疲弱则是这两种控制能力的外在体现。大凡强势文明在崛起的进程中，自然伴随着强势坚挺的货币和不断扩大的货币流通域，坚挺货币通过确保其稳定与可靠性来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信赖体系，以形成一个维护多边利益的牢固契约。在坚挺货币制度之下，社会运作在“货币法制”的轨道之中。相反，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消耗，发散性的赤字问题将诱发货币贬值与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现象，不断贬值的货币反过来又压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导致货币流通域的缩减，削弱社会整合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加速财政问题的恶化。同时，贬值的货币破坏了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约关系，“货币法制”被“货币人治”所取代，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向心力离散，道德沦丧，并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和文明衰落。

古罗马的兴衰历史正是在其货币盛衰的历史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恺撒执政期间，他一手建立起古罗马坚挺的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域，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帝国实力。在长达百年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温和，贸易发达，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正常区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中为最低水平。

从公元54年罗马皇帝尼禄时代起，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日趋紧张，而开支却越来越庞大，尼禄皇帝开始以贬值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从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银量降到85％，至公元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公元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这一阶段也正是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但通货膨胀的噩梦很快就进入加速恶化的时期，从公元260年到公元2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迅速跌到了仅剩4％的程度。此时的罗马帝国已陷入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用兵，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最后激起士兵哗变，国王奥利列在公元275年被刺杀。

他的继任者迪奥克列腾皇帝希望效法恺撒、奥古斯都，重振罗马货币。为了反通货膨胀，他甚至宣布重新发行足值银币，但他却错误地要求新币与已严重贬值的旧币“等值”，其结果是他的新币很快就被收藏起来，从而退出了流通。万般无奈之下，反通货膨胀只能从物价管制入手了，于是就有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公元301年物价敕令”，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差别而各有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法律就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匹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物价管制的后果是财富的创造者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下盈利，因此大量商品转入地下黑市。作为应对，罗马皇帝严酷镇压黑市交易，镇压最终产生了效果，然而代价却是财富的创造者干脆停止了任何创造，罗马帝国的经济濒临绝境。此时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崩溃，政府已不得不停止用货币收税，而直接征收产品和服务。强大的罗马帝国完全沦落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到公元350年左右，罗马银币的价值只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1/30000000，西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崩溃时刻。

与此正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在东罗马重建了新的货币单元，一种以纯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新的坚挺货币机制，这种金币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延续上千年的重要保证。它的信誉是如此之好，以致于周边敌对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和西欧都通行这种金币。有历史学家认为，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在一个四面强敌环伺的恶劣形势下延续千年之久，关键支点就是其建立在黄金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拜占庭黄金货币的纯度一直保持到公元1034年，后来从1081年以后又加速贬值，一个纯度保持了近800年的坚挺的黄金货币体系终于瓦解了，随之而崩溃的就是拜占庭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和一个伟大帝国的向心力与道德伦理体系。

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北宋年间，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因而在商业交易中不得不大量使用铁钱。当时买一匹布要用2万铁钱，重约500斤，需用车来运输，交易成本很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来北宋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办交子”，抵押品被称之为钞本，一般为铁钱，是发行纸币量的近3成，即大致为3倍多的部分储备金纸币发行模式。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到1160年左右，钞本的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实际上，南宋的货币体系崩溃在先，蒙古大军的铁蹄入侵在后。货币体系崩溃，政府税收萎缩，国家战争动员能力衰竭，宋朝其实是亡于纸币交子制度的崩溃。

金朝的下场与宋朝颇为类似，也是疲软货币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最后葬送了江山。金国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到了元朝，虽然元朝政府力图吸取宋金两代纸币制度崩溃的教训，并在政策措施上进行了广泛改革，创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类似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无奈战争、饥荒和骄奢淫逸的无度开支无法用自律的手段克制。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民间拒绝接受官方的纸币。在丧失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情况下，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也是亡于货币崩溃。

明朝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最终得出的经验是，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疲软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宋朝的交子，还是元明的宝钞，也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殖民券”、南北内战时期的“林肯绿币”、纳粹德国的“费德尔货币”，这些脱离商品属性的纸币，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只能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而绝非长治久安之道。失去商品属性的任何纸币都将重蹈历史覆辙。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人类社会第一次一起进入了一个没有商品作为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信用货币存在价值的前提就是创造信用的人必须守信用，以此为基础的货币才会有价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是债务人无法遵守信用，所以依托这种债务所衍生出的美元也就必然出现巨幅贬值。信用货币的痼疾就是债务永远存在违约风险，而基于这种风险之上的货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财富储藏”的功能。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的“财富储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财富储藏”这一核心功能之后，最终也将丧失“价值尺度”功能。纯粹的信用货币这张承载世界经济的桌子，仅仅运行了38年之后，在货币之桌的四腿残缺两条的情形之下，已经严重失衡，摇摇欲坠了。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债务压力以平均6％的速度递增，仅仅10年之后的2020年，总债务的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算，届时将仅为18.8万亿美元，仅债务的利息支付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1/3，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玩的是一种公平的货币游戏，那美国除了宣布“破产保护”将不可能再有第二种选择。

2020年，美国政府的社保和医保潜在亏空将“贡献”另一个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美国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将别无选择。可是2009年就对美元彻底失望并随时准备逃离美元资产的世界各国，到2020年，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美元贬值趋势，他们还能够继续容忍持有美元的痛苦和无奈吗？

如果美元最终在2020年前后走向崩溃，世界上将不可能再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能够代替美元，信用货币制度将面临最后清算。届时，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无可避免。黄金重新货币化将恢复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使货币桌子的四条腿重新平衡。不过，黄金单独作为现代货币制度的支柱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黄金的产量增加赶不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黄金在强化“财富储蓄”功能的同时，却遏制了“价值尺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在完全的黄金货币机制之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会不平衡。作为世界未来的单一货币，黄金必须得到强大的补充元素，才能构成可以“长治久安”的货币体系。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使得货币的四大功能完备而充分。

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货币最终将闪亮登上世界货币舞台的根源。

物以稀为贵。国际银行家中的“黄金环保派”所钟爱的二氧化碳概念要想拥有价值，就必须变得“稀缺”。如何才能使本来可以自由排放的二氧化碳稀缺呢？那就必须有个稀缺的“说法”，这就是环境保护。其基本逻辑就是，保护环境事关人类生存，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因此，二氧化碳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既然二氧化碳如此关键，它的排放量就必须有个“上限”，只要有了限制，就可以人为制造“稀缺”了。于是，就有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是确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然后要求世界各国相应承担减排义务。如果达不到各自的减排指标，就必须从二氧化碳排放量市场上买入他国多余的排放指标，这是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潜在金融价值。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将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与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并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在是个极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备了高度的“弹性”，因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了货币必须具备的“稀缺性”。它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靠“替代变量”，与用电量一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而可以将货币中合理的“预期”成分纳入货币供应总量。

当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弹性”货币元素，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它成为世界单一货币构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为货币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发达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着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趋势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时的新兴国家却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处于无可避免的上升过程中。

货币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永远处在各种势力集团博弈的核心“风眼”位置。选择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崛起的货币制度，毫无疑问将是各种利益集团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考虑的焦点问题。

如果最终推出了一种“黄金+碳排量”货币的“完美”组合，那么西方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很明显，西方拥有着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吨，绝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货币化，同时美元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借着国库8100吨的黄金储备和IMF控制下的3000吨黄金，在彻底摆脱庞大的债务负担之后，美国经济将轻装上阵，很快就能重新振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实物产品已被美国消费掉了，另一方面储蓄下来的贸易盈余又被美国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使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2万亿美元财富遭到彻底的洗劫，相当于中国13亿老百姓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被货币化，那么中国未来30年的环境“罚款单”也将悄然而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老百姓还得继续白干30年。“黄金+碳排量”货币组合所构成的世界单一货币制度，将使中国13亿人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战略？这就是金融战略的威力！中国并不缺乏专家，中国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环保货币化的战略西方已策划了40年，若没有强大的利益驱动，谁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宣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理念？利他主义的形式多了，远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胁，如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万儿童死亡，这些“悲天悯人”的世界统治精英何曾真正下过工夫去拯救人类的生命？如果连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这些人忽视，人们凭什么相信西方铺天盖地的碳货币、碳交易、碳关税等概念背后没有重大利益驱动？

要命之处在于这些人实在太聪明，在大规模长时间的宣传攻势下，二氧化碳问题已经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公共议程，事实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甚至被上升到关系地球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谁要是反对二氧化碳减排，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甚至是反地球的标签。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的国家将成为人类公敌，并将在世界各个角落被诅咒。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将群起而攻之，如征收惊人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税，此举将把“人类公敌”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惩罚性共识将使“人类公敌”的海外并购全面搁浅，“人类公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会被加上惩罚性的“环境税”，从而导致严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幅削弱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顶帽子的沉重代价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此，预防性的战略研究已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





「美元的结局」

美国现有的57万亿美元的债务堰塞湖，在每一天的每一小时中都在利滚利地增长，加上未来10年医疗及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庞大负担，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沉重枷锁。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美元的信誉已经严重动摇，被世人彻底抛弃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美元政策的制定者们心知肚明。

为了在彻底崩溃之前尽最大可能骗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血汗，并巧妙地赖掉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以便将来改头换面，重新轻装上阵，实施美元“有控制地归零”的基本国策已经是唯一出路，也是最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选择。但是废除美元是广大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投资人无法答应的，所以只有大危机才能促成大变革。这就是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货币只能一点一点地贬值，要彻底让美元贬值到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历程。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美国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必将使其经济发展彻底窒息，并为其他国家抛弃美元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为此美元必须合理合法地加快贬值速度，同时又让美元的投资者不起疑心，甚至支持美联储滥发货币的政策。于是，禁止银行家疯狂投机的法规被解除了，五花八门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金融衍生产品火爆了，鼓励次贷的利率政策出笼了，用极端冒险迅速搞跨大型金融企业的老总能拿超高额重奖的怪事出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美联储成千上万亿狂印钞票的罪行合法了，外国投资者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甚至继续买单了。为了消除外国投资人的担心，美元又莫名其妙地止跌暴涨了。形形色色的怪事，于是一下就想通了！

美元利益集团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麻痹世人的神经。与人民币直线式升值的做法不同，美元贬值的战术是大降小升，忽降忽升，利多放任，利空猛升，让做空美元者看不准时机，不敢轻举妄动，让全世界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对美元一直抱有幻想，患得患失，而不能当机立断，迅速解脱，这样美元就可以继续深度套牢投资人，从而按照对美元利益集团最有利的时间表和方式实现“有控制地归零”。

然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都不可能让中国渔人得利，趁机做大。他们一定会让美元这艘泰坦尼克巨轮上尽可能地塞满中国乘客。而中国的乘客正以拥有这艘豪华游轮的折扣船票而感觉良好地奔赴黄泉。未来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美元的“沉舟侧畔千尸过，大半都是中国客”。

这个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救市表演，实在是精彩纷呈，惟妙惟肖！其中，以保尔森在国会跪求通过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这一不同寻常的一幕最具震撼效果，将这场大戏推向悲壮的高潮。这些救市表演旨在向全世界表白：我美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在拯救美元和美国经济了。你们看我三天一千亿，五天一万亿，拼命在“救市”。要是再救不活，就不能怪我了。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突然有一天，英法德同时宣布不再接受美元了。股市暴跌没人救了，美元暴跌没人管了。一夜之间，美国的所有债务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人的储蓄和大部分外汇储备。美国老百姓的养老金泡了汤，医疗保险没了影，美国国债化成水，美元储备当手纸，这一切终将引爆的愤怒都别冲我美国政府来。能做的俺都做了，做足了，做尽了，问心无愧了。西方理论界将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主权货币”，靶心就是“不幸的”美元。最后世界统治精英只能向包括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内的广大美元遇难者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与哀悼。他们的悼词将这样结尾：“活着的人们，让我们从主权货币的废墟中站立起来，踏上世界单一的诚实货币的新旅途吧！阿门。”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在电影《回到未来》中，误打误撞闯回到30年前的马丁，发现阴差阳错中自己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似乎不会相爱了，他惊恐万状地看见那张30年后拍摄的全家福上，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影像正在逐步消失！魂飞魄散的马丁一番忙活，总算在父亲和母亲之间点燃爱的火花，在尚是少男少女的父母亲幸福一吻订终身的瞬间，30年后全家福上的爱情结晶们终于重新现身。马丁猛然醒悟，原来自己回到过去的所有行为，将会改变未来生活的走向和结果。

他刻不容缓地冲上布朗博士制作的时间机器，将时间调到出发前片刻的时段。在与时间进行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赛跑后，马丁“飞驰”回30年后布朗博士即将遭遇歹徒杀害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子弹射向布朗博士的刹那，马丁飞身冲上，改写了博士死于非命的结局。

至此，观众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故事明明在讲“回到过去”，片名却叫《回到未来》？原来“回到过去”正是为了改变未来，未来是可以“回去”改写的。

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的大结局场面，是“集体罢工”并大获成功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统治精英人物各自驾驶先进的私人飞机，凯旋而归。他们高高在上俯瞰芸芸众生，此时的红尘世界正在完全按照他们精心制定的时间表逐步陷入混乱、衰退和毁灭，曾与他们斗法的一群贪婪、无耻而愚蠢的政府官员已经被彻底挫败，毫无还手之力，世界真正的精华——财富、智慧、思想——只集中在高飞于天的这个精英集团手中。他们胜利而骄傲地微笑着，看着底下的世界将按照他们的设计走上“智慧、正确和优秀的正轨”。

在整个故事中，试图制约这些统治精英人物的政府长官们作为反面人物，无不尽显其虚伪愚蠢、无耻贪婪、虚张声势而不堪一击的丑恶面目。而其他所有普罗大众“小人物”们，自始至终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他们毫无作为、蒙昧无知、软弱无能，蝼蚁一般蜷缩在残破的铁路、废弃的矿山旁边瑟瑟发抖，呆立在破产的银行、混乱的城镇、饥饿的乡村中不知所措。安·兰德简直不屑给故事中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赋予名姓——反正他们就是一团模糊不堪的背景色，与精英英雄们形成云泥之别，等待着作为棋子被安排到未来全新世界的棋局中。

“大力神”们已经一手推掉了地上那个陈腐低效、处处制约妨碍他们的老格局，将以“最精湛的智慧和头脑、最高超的才能和设计”重新构建社会。为此他们已不动声色地筹备策划了许多年，并让整个社会体系按照他们精确设计的步骤和节奏，如同日本电影《追捕》中横路敬二一样，一步步地走向那“溶化的蓝天里”。是啊，多么蓝的天啊，懵懂的普罗大众正在走过去，走过去……

“大力神”们真的会笑到最后？他们一手制定的“未来”真的无法被改变吗？

“大力神”自信他们手握未来大门的金权之匙，已为芸芸众生设计出注定的归宿。但是大力神们忽略了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们知道了未来他们被“大力神”们“安排”的命运，今天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

也许，“大力神”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过低地判断了别人。

俯瞰着苍茫大地的“大力神”们会看到什么？

也许，他们会看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正在有策略地、果断地摆脱巨量美国债券；

也许，他们会看到中东国家正在顽强地改变石油美元一统天下的结算体系；

也许，他们会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并未遵循他们编制的金融危机剧本，照本演进；

他们还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正在筹划自己的未来货币体系，与“大力神”们的世界单一货币鼎足而立。

当普罗大众获知了未来的端倪，他们现在的行动就将改变未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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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oper，Richard N.，“Is there a Need for Reform．”（Speech at 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conference，May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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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npasse，Morrison，The Single Global Currency（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2006）．

[5] Clausen，A. W.，in a 1979 interview with the Freeman Digest，“International Banking”．

[6] Mackenzie King，William Lyon，in a radio address，August 2，1935. Quote printed in Walter Stewart's book，Bank Heist（HarperCollin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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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ellyer，Paul，Funny Money（Chimo Media，1994）．

[9] Kindleberger，Charles P.，speaking at a Federal Reserve con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1969，Conference Se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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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onpasse，Morrison，The Single Global Currency（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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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teil，Benn，Digital gold and a flawed global order （Financial Times，January 5，2007）．

[15] Steil，Benn，“The End of National Currenc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7）．

[16] Ibid．

[17] Mundell，Robert，“A Decade Later：Asia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esentation given in Seoul，South Korea，May，2-3，2007．

[18] Roach，Stephen，Original Sin，（Global Economic Forum in Tokyo，April 25 2005）．

[19] Mundell，Robert，“A Decade Later：Asia New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presentation given in Seoul，South Korea，May，2-3，2007．

[20] Bonpasse，Morrison，The Single Global Currency（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2006）．

[21] Ibid．





致谢与感悟

回国一年间，也是《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最后写作时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成就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也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我。在写此书的自序之前，几多感怀似已控制不住流出笔尖。

2009年，人生留给我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封笔之际，我的母亲任韵清女士因病离开了人间。在母亲病重之时，我因紧张的工作而未能在她身边守尽孝道。虽然在她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小三儿忙，别让他回来”，但我又何尝不知道她是如何地思念我？在她心中，我是一面旗帜，她希望她的儿子能够永远高高飘扬，哪怕在天堂，她也会为之欣慰，为之自豪。亲爱的母亲，你的小三儿一定会努力工作、幸福生活，我坚信您的在天之灵每时每刻都注视着我，为我祈祷，给我力量！由于母亲的离开，让我更加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我的两个哥哥在母亲病重期间，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自叹不如，我想母亲虽然离开了，但我们兄弟三人一定会更加团结，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相辅相携，直至终老。

提到母亲，我不禁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女儿。宝贝儿，你长高了吗？长胖了吗？学习成绩是不是越来越好？也许你现在还太小，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远离你回到祖国创业，但请你相信，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小天使，你一生的幸福快乐是我最大的愿望！女儿，你要听妈妈的话，她对你的教育和照顾是那样的辛劳，我不在你们身边时，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对你们的感激此生将铭刻心中。

2009年是我40岁的开端，对一个怀抱满腔激情却又多年未与祖国亲近的人来讲，创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而在此时，我幸运地遇到了《环球财经》杂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副总编辑彭晓光先生，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创建了环球财经研究院。在我看来，任文女士丰富的商业经验、机智的商业头脑、优雅不凡的气质风度是环球财经研究院在短短的时间迅速出位，并能成为中国民间智库的重要力量的制胜法宝。而松祚和晓光更是利用了自己在国内外金融经济界广泛的人脉关系，厚积而薄发的学识，为环球财经研究院搭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与你们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新一代精英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我的理想不会如此神速地照进现实，今天也不会有《环球财经》杂志社、环球财经研究院和北京金权投资有限公司三支坚强的团队站在我的身后。

我事业上的兄弟姐妹们，在我彷徨时给我信心，在我孤独时给我温暖，我们风雨兼程却无怨无悔，我们珠联璧合又肝胆相照，所有的奋斗只因太热爱成功那一刻的淋漓痛快！

许多人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而许多有准备的人却不见得有机会成功。2009年7月4日，当我们作为“全球智库峰会”的承办方之一，圆满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年轻的环球财经团队终于站在了一个新的事业起点上。连日的疲劳辛苦都已不足挂齿，因为我们为前进确立了更远的方向。在此，我要特别感激几位长者，他们是：此次峰会的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魏建国秘书长、陈炎兵副秘书长。在会议紧张严密的筹备过程中，你们的信任和提携让晚辈没齿难忘，其实在你们的境界中已无需谈什么知恩图报，我唯有用不断积累的学识回报祖国，才能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我回国之初给予我知遇之恩的宏源证券董事长汤世生先生。您在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您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信用与货币以及19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部分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此外，我还要特别致谢L.H.女士，两本《货币战争》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写作助理。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创作中。

一年间，积累了太多前40年都不曾有过的感悟，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平易近人的罗伯特·蒙代尔先生、默默支持的陈剑所长、一见如故的李军总经理、严谨细致的刘丛星社长、真心相助的施卫东老友、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与我共同打拼的杨巍兄弟、与我朝夕相处的助手盛杰先生、在环球财经研究院的创建之初给予无比支持的会员们、时时刻刻与我“争锋”的《环球财经》编委会所有专家们、每天都期待着《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面世的忠实读者们、在生活上给予我许多关心的牛老师张老师夫妇，请原谅我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将要感谢的人一一尽述。而在此时，所有感谢的话也似乎都过于苍白，因为我心中深深知道你们所有人对我的支持与付出，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人生至此，我又何憾之有？

请允许我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跋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教授你怎样投资、如何分配资产或传授一套典型的货币对冲方法。本书意在解答那些长久以来困惑我们而又一直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货币会有冲突？

宋先生是一位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天赋的学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索历史，研究现实并试图解读未来。宋先生在撰写他的第二本书《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时，已经翻阅了超过100本书籍，并追溯到300年前来探求当前金融体系的起源。在他的书中，宋先生开启了“潘多拉之盒”，讲述了17个家族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是如何统治世界金融体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创造金融工具和制造重大事件来控制银行体系、原油、工业产业和国防产业，从而能够自一开始到现在巧妙而有效地驾驭世界。他们坐在金字塔的最上端，把所有的秘密都掩藏在他们的宝座之下。宋先生试图敦促他的国家——中国去了解全球化的趋势。当你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书时，你会深刻地感到光阴似箭，历史沧桑。我个人将这本书评为所有描写此类话题的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所得到的收获是读他第一本书《货币战争》的10倍，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他正在开始筹备的第三本书。我非常感谢宋先生能为我们提供如此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并将他的热情与执著同他的读者分享。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克博士

G6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财富巢集团主席

2009年6月28日，北京





货币战争3 | 金融高边疆





序言 金融高边疆

当我围绕着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历史展开研究时，一条脉络日益清晰起来，那就是，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这一关键权力的觊觎和争夺，贯穿了整个欧美近代史。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风云变幻，将会得到一种类似X光透视的效果。原来，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

恰如美国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所言：“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货币战争》主要聚焦在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反复争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而《货币战争2》则重点关注欧洲各国围绕货币发行权的激烈博弈，是怎样塑造着历次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权力的形成与变迁。在这一长达6年多的“研究探险”历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几个疑问：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货币发行权的博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金钱的力量与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货币博弈与全球的货币权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用金钱的X光去透视中国的历史，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带着这些问号，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熟知但却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国近代史。

货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远不如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地位显赫。人们往往熟知历朝历代帝王们的文韬武略，对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数家珍，文人墨客的诗歌趣闻更是代代相传，而货币却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货币在中国似乎是一门被久已遗忘的科学。

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货币，却恰恰是解开众多历史困惑的钥匙，也是辨别今天现实迷途的指南针，更是发现未来康庄大道的望远镜。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险些国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华文明自信心几乎彻底崩溃的一百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钱的意志和金钱的力量崛起和爆发的一百年！

《货币战争3》将沿着金钱的主轴，逐步展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一幅幅熟悉的图像经过货币“显影液”的透视效果，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脉络风格。为什么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只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会失败？为什么蒋介石拿着苏联的卢布完成了北伐，却会突然变脸反共？为什么国共两党都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能够统一货币却不能维护货币主权？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诱着英国，却最终扑入了美国的怀抱？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皇权与金权之争？为什么日本军队总是发生“下克上”？为什么日本政变不断、刺杀成风？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最终走向崩溃，而共产党的人民币却能横空出世？

这些历史疑问迫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渐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影响力。而构成和行使货币发行权，则需要一整套体系和架构支撑，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货币发行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将这一体系称之为“金融高边疆”。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欧美和中日等国的金融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从欧美各国金融进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调动的效率和安全。从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资金汇划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工具，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并最终回流中央银行的循环系统。

这就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参照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进行体外循环这样简单，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建设，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工作必须与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达成预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见，也要管得着。未来，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只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效和可靠的监控，以确保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处于“合法”使用的范畴。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暗线就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在最近500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在推动东西方贸易的400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又是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金属，并将在未来美元日薄西山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金融与工业的双重功能。“物以稀为贵”乃是投资的天道，而白银完美地符合了这一原则。随着白银的日益稀少，其价值发现的进程将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展开，成为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不二选择。

正当书稿进入杀青阶段时，某国领导人高调宣称，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一时间，“货币战争”一词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话题，各国政要、国际机构、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议论纷纷。2010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被称为“亚洲达沃斯”的“世界知识论坛”。作为来自中国的唯一主讲嘉宾，面对西方一边倒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舌战群雄”的滋味。

早在2007～2009年，当《货币战争》和《货币战争2》问世后，“货币战争”一词就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业周刊》、《沙龙》、西班牙《国家报》、印度《先锋》，以及罗马尼亚、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秘鲁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曾大量报道过笔者和“货币战争”这一新词汇。

这一轮国际媒体对“货币战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因为“货币战争”系列图书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居心叵测者们试图借机暗示是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对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以达到将祸水引向中国的目的，从而减轻世人对美元第二轮印钞计划不满的压力。不过，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美元的不负责任才是引发世界“货币战争”的根源。

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元印钞计划已经对世界各国货币“不宣而战”了，只要这种行为不停止，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就难以散去。

研究和准备货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准备得越充分，决心越大，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以史为鉴，建立自己稳固的金融高边疆，就是在强化这种实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战略威慑力，才不怕别人发动货币战争。

随着“货币战争”系列图书的年轻读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给我留言，希望将“货币战争”的内容带入到网络生活中。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第一款金融网络游戏——“货币战争”系列游戏，让年轻读者在虚拟世界的酣畅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风云变幻。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书中的观点难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于北京香山





第一章 金融高边疆的陷落



猎杀胡雪岩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本章导读」

谁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凶？

为什么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国？

为什么中国的银本位会败在英国的金本位脚下？

为什么中国的钱庄与票号没能发展成世界金融帝国？

为什么只有中国盛产洋买办？

西方列强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金融资本势力首先攻破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鸦片贸易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颠覆中国的货币体系，而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都源于伦敦金融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英国的金本位与中国的银本位之间的一场战略决战，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东西方未来数百年的盛衰兴亡！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英国金融资本的突击力量远比船坚炮利的帝国海军更具威力，他们将首先打垮中国的银本位，抢占中央银行这一控制清帝国银根的战略制高点，渗透和蚕食中国的金融网络，掌握中国的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完成对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全面控制。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控制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定价权、工业自主发展的定位权、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军事与国防的开支权将逐步沦丧。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待宰羔羊。

实际上，清帝国的败亡，金融先于军事。

美国人马汉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认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权”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时隔60年，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权”的“高边疆”理论，坚信“控制外层空间就可以称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丰富的阅历，曾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等职，1980年，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的国防顾问。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格雷厄姆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建了“高边疆”研究小组。该小组由美国30余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组成。经过7个多月的精心研究，于1982年3月3日以《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为题抛出其研究报告。“高边疆”战略公诸于世后，立即受到美国政府、军方和公众的关注，并且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高技术发展以及世界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边疆”战略的核心是指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疆域传统的美国，今后应该在地球的外层空间进行新的开拓，把太空作为美国新的战略疆域和控制范围。

无论是制海权、制空权，还是“高边疆”理论，归根到底强调的是控制范围和控制能力。从西方文明的视角看，有人类活动而没有被控制的地区都是需要征服的“边疆”。

小小寰球，从大陆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基本都已被大国严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领域正在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国家的边疆，不仅仅是陆疆、海疆、空疆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高边疆。





「猎杀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金融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用2000万两银子打造出的超级神话，如果以粮食的购买力估算，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大致拥有着40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可是，此时的胡雪岩却面临着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

11月初，他有一笔50万两的汇丰银行债务必须偿还，这笔债务让他倍感焦虑。在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规模，决不至于被区区50万两银子难倒。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时的胡雪岩已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他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淡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眼看着丝农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产境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生丝贸易的定价权，迫使洋行在价格上让步。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霸权。

机会终于在1882年到来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同时在与当地生丝商人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年的生丝收成减少，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

早已完成生丝货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1]，占全部货源的1/3强。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雪岩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逻辑是，自己对生丝价格有组织的打压不算操纵，而中国有组织的反抗却算操纵。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国狂印美元不算操纵汇率，而中国的反制应对却被判定是操纵汇率。

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对，大家没有看错，是英国人当着中国海关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为了吸引外国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拿走冲抵赔款。

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3]。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北方向，中亚的阿古柏利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强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谓的“浩罕国”。不久，俄国军队占领边防重镇伊犁，西北塞防形势危如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如果朝廷决定“海防”优先，则巨额的资金将流进北洋派的势力范围，而确立“塞防”国策，则左宗棠必然实力大涨。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强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据1878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一旦上海银根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全国。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抄底，获取暴利！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有意收缩银根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根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交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上海市面，却被外国银行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并不到此为止，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谁能控制银根，谁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银行的巨大威力。当汇丰银行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独立，则经济不能独立；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清政府金融高边疆的沦丧，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开端！

清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问题的要害是本位货币白银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国际银行家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中国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白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没有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中国爆发的真正原因！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

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9]

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10]。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11]

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器。

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谁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1750年以后的50年间，东印度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亿～1.5亿英镑，而1750年英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20万英镑。[12]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惊人的财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和英国王室的钱袋里。18～19世纪，由于巨额的殖民掠夺和商业贸易积累，英国从来就不缺乏资本，这是18世纪英国得以开始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为世界17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称霸世界金融江湖，号称“欧洲第六强权”[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长达30年。从加盟东印度公司开始，他就成为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公认为公司的核心与灵魂。他从1792年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执掌着整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1790～1838年，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进入中国的数量，由每年数百箱暴增到数万箱，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高达40多万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总价值高达2.3亿两白银以上！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地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代理关系的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称“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业务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发放信贷。散商的对华贸易收入，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伦敦、印度、孟加拉的汇票，散商可到当地兑换现银。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黄金、丝茶等大宗商品销往欧洲获取暴利。

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更像是一个金融伞形垄断下的鸦片贸易连锁店。如果说独立经营的散商还要承担一定的贸易风险，那么提供垄断性金融服务的公司则是“旱涝保收”。

东印度公司因鸦片贸易的“金融服务”获取的巨额利润，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的鸦片垄断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美国的石油霸权相比肩。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从金融上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和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据的态势，它们是：怡和、宝顺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马地臣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为他们提供的融资。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银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与怡和争夺生丝霸盘中惨败，他恐怕并不知道怡和的来头。马地臣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nt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宝顺洋行的当家人正是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而他背后的东家正是巴林家族。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伦敦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而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成为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贸易商。

旗昌洋行则是美资公司，从事广州与波士顿之间的鸦片、茶叶和生丝贸易。它的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正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板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参与鸦片贸易。正是丰厚的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形成了日后的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王朝。

这三家大洋行占据了中国鸦片贸易的半壁江山，它们都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巴林在伦敦金融城遥控着这些“巨大的散商”，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里，以鸦片发起了对清政府白银货币的攻击。

伦敦金融城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还建立了一套鲜为人知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三合会、行商和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社团，后来很多会友接受了基督教。两广地区三合会的反清武装行动，同样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很多会友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销售网络，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三合会日后的发展，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以及同盟会渊源颇深。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源头。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来控制与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网络，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这一批人构成后来清政府洋务派的源头。

1839年，当雄心万丈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厉行禁烟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挑战的是整个大英帝国和攸关国际银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战略！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从清朝建立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中国的银铜双货币机制运转良好，比价基本稳定在1两白银折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飞升至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平时所得都是铜钱，但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如此一来，经济负担大为加重。由于百姓生活困窘，交税自然拖延，结果是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衰退。鸦片贸易大规模开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间的1781年，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至1789年约为6000万两。随着鸦片泛滥，到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已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了。

正是鸦片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国际银行家则手持鸦片套购出来的巨额白银，建立起“中国的英格兰银行”，一举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

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在汇丰夺取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沙逊帝国崛起了，它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成为执行鸦片金融战略的最新操盘手。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沙逊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走，塞法迪犹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另一支犹太金融家族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商业关系网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兰犹太银行家200万荷兰盾的资助下，英国威廉三世于1688年带领1.5万人，从荷兰登陆英国，开始了“光荣革命”。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高利贷的教规，以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提供金融放贷，很快就成为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被人称为“纳西”，即犹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于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沙逊帝国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15]

由于沙逊家族到达印度的时间太晚，鸦片贸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无几。东印度公司虽然解体了，但三大洋行巨头却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继续垄断着中国鸦片进口和印度的鸦片供应链。在整个鸦片贸易链条中，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巴林家族严密控制的鸦片帝国里，新来的犹太人沙逊要想插足，势比登天。

此时的伦敦金融城，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压倒了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从鸦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块蛋糕，苦于巴林对东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门而入。沙逊的出现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是塞法迪犹太人，祖上说不定还是通家之好，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金融后盾，沙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经过周密研究，沙逊发现怡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没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沙逊抓住机会，利用强大的资本实力，向内陆的印度鸦片商人提供高达3/4的贷款。各地采购商闻风而至，沙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实现了对货源的垄断。其实，胡雪岩的思路与沙逊几乎完全一致，差别在于，沙逊的背后是国际金融霸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怡和在与沙逊争夺鸦片源头的拼杀中败下阵来，沙逊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类鸦片总量的70％！1840～1914年，沙逊家族在垄断鸦片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这就是垄断的力量！

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罗斯柴尔德的女儿嫁到了沙逊家，从此商业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力量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帝国威震远东。

从此，远东的洋行进入了沙逊时代。

犹太人对金钱的超级敏感性在沙逊家族身上也不例外。当沙逊家族完成了鸦片垄断大业之后，资本实力超级雄厚，于是开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银行，享受一把控制货币发行的超级快感。此时的远东并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机会再次被沙逊抓住了。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美国货币史学家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交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操纵性行为，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2] 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

[3]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4]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5] 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

[6]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0页

[7]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张国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光绪政要（3；本），财政篇，第2卷，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

[9] Commerce and Diplomacy，Sargent，p49

[10] Remarks Upon a Late Ingenious Pamphlet by an Impartial Hand，John Locke，p19

[11]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G. Edward Griffin，p218

[12] 白银资本，（德）弗兰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13]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47页

[14] 鸦片贸易，马克思

[15]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3-5页

[16]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18] 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荫溥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6页

[19] 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p271

[20]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第二章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三井家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目元信用保卫战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命运的裂变





「本章导读」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洋务运动会失败？

为什么日本没有洋买办阶层？

为什么外国银行携强大资本登陆日本，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日本能够守住自己的金融高边疆？

历史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的刺激和纠结，远比败于大英帝国更令国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比中国领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银行的成形，比中国早28年；日本的统一货币日元，遥遥领先中国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亚洲最早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网络，完全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体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本国贸易商一举夺回了定价权。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反观中国，以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洋务运动，却在极端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艰难生存，尽管具备着关键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却最终断送在日本手中。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金融高边疆是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风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家族掌门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装满金银的木箱。仆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院外的动静。巨大的客厅在黑夜里显得更加空旷，蜡烛咝咝的燃烧声在静谧的房间中清晰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了。此时，三井正在等待一个决定家族命运的重要时刻。

他已经得到准确情报，德川幕府正在调集三万大军准备杀向京都。倒幕派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也已经招募了大批武士，在王政复古的大旗下，誓言废掉统治日本长达200年的德川幕府，将大权归还天皇。一时间，京都城下战云密布，决定日本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大幕。

三井家族作为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为幕府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已不再是锁国时代的日本，西方列强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整个国家正处在被彻底殖民的巨大危机之中。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和严酷剥削，早已使民众的暴力反抗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幕府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妥协，更激起各藩贵族与武士压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对时局洞若观火，早已开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笔资金。不过，他还不愿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倾向。

今夜，三井将做出事关家族300年基业的重大抉择，将赌注全部压向倒幕派，公开与德川幕府决裂！

清脆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宫里，一位踌躇满志的少年正在激情中来回踱步，憧憬着日本光明的未来。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几天前，他发布诏书，宣布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权力，收回旁落长达700余年的天皇统治权。在这位年方15岁的天皇身边，云集着来自各藩的诸侯，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西南部的长州和萨摩两藩。这些人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统治，几次三番起兵造反，其属下武士，彪悍勇猛，能征惯战，后来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的名将中，大部分都出自这两大藩镇。

明治天皇年纪虽小，但雄心勃勃，谋略过人。他对眼下的局势也有自己的判断，德川幕府将历代天皇置于汉献帝的位置上固然可恨，但能保证身边的这些倒幕派，不会再度成为新的德川家族呢？就在三年前，胆大妄为的长州藩，甚至准备武装绑架他的父亲孝明天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推翻德川家族的统治。明治天皇的处境，与清帝国康熙皇帝亲政前，被鳌拜胁迫非常相似。

不过，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如何打败不甘心失去大权的德川家族。他们的3万大军很快就会打到京都城下，而最要命的就是，他的新政权囊中空空如也，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

在特使的引导下，三井带着装满金银的箱子来到皇宫，等待他的是帝国财政大臣。寒暄之后，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没钱，战端将启。三井立刻献上宝箱，随即就被任命为帝国新的财政代理人，全权负责筹措财政经费。[1]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于明治天皇在危难之时，敢以政权存亡的重任相托？

这个三井的来历的确非同凡响。三井家族开始建立金融帝国的时间，竟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其祖三井高利以服装业起家，于1683年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钱币兑换、典当和放款等金融业务，其商业模式与中国的钱庄非常类似。当时，江户为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荣的商业都市。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各种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三大都市之间的贸易越来越紧密。三井高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机会，在京都、大阪陆续开设了“三井两替店”的分店，开始建立起一个小型金融网络。有贸易就有金融服务，商业汇票和票据贴现被创造出来，汇票很快进入了三井家族在几个都市之间的金融网络，资本与信用开始远程流动，三井家族的利润节节攀升。

当时，商人要在商业中心大阪购买商品，而银子却存在政治中心江户，银子和货物反向运动浪费时间和金钱，同时也不安全。幕府也有类似的麻烦，在大阪收来的商业税金，需要长途运送到江户的幕府金库，很不方便。三井看准了这一机会，向幕府提出解决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税金，然后通过三井的金融网络将钱汇到江户，一张汇票就可解决政府的难题，不必搬动沉重的银子。德川幕府当然很高兴这样的简单操作，并且很大方地提出了60天的汇票期限。一段时间后，三井的服务令幕府相当满意，将期限进一步延长到150天。[2]

这下可乐坏了三井。政府将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近乎于免费地交给三井使用如此长的时间，而三井可以用幕府在大阪的税金，来采购自家和为其他商人代购的商品，然后在江户的分店支付银子给幕府金库。其实，从大阪到江户，三井只需要15～20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好所有商品的采购和运输，等于得到了130天的政府巨额零利息贷款，这钱正可用于短期放贷，获取暴利。

三井的远程汇兑业务与山西票号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金融汇兑网络规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却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识可能比中国人更先进。

更为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对三井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后，幕府规定，外国银行的所有本地业务，必须通过三井家族，这样就使得外国银行无法直接与日本商人接触。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广州十三行的角色，而且三井一家独揽了对外国的一切贸易金融的接口，从而使三井家族的金融与商业网络在日本一家独大。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到明治天皇时，三井庞大的金融帝国，早已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临德川幕府的反扑和各地骚乱不断的危难之时，三井临危受命，为政府紧急筹集300万两白银的国债，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一次国债，其规模之大、筹集时间之急迫，在日本历史上闻所未闻。三井金融帝国立刻紧急动员起来，所有金融网络一起高速运转。他们放出大量国债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必须熟练掌握标准化的4分钟演讲推销技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商人、银行家和家庭主妇之间奔走，以天皇危难国家兴亡的激情震撼了社会各界，销售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00万两白银的天量国债数额，被380万两超额认购。[3]

三井拯救了明治新政权！从三井金融帝国奔涌而出的海量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最渴求粮饷的前线军营。

非常巧合的是，三井向明治天皇表忠心的一箱箱军饷，正被一位年轻的官员护送到前线。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井上馨从小心怀大志，在西方列强危于外、幕府藩镇乱于内，国家存亡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井上馨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的海军为什么如此船坚炮利，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繁荣。不过，当时日本采取的是严厉的锁国政策，私自离开日本到国外留学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决心十分坚定，死亡的危险不足以令其却步。他秘密联系同是长州藩的老乡伊藤博文，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偷渡去英国留学考察。

两人商量得热火朝天，就在准备动身之时，突然意识到身上都没有钱，也不知道在英国待上几年到底要花多少银子。于是他们跑到英国的领事馆打听，领事还从未碰上这等稀奇事，一番打听之后告诉他们，每人每年需要1000两银子，对于任何武士家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两人顿时傻了眼。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开始到处找钱拉赞助。最后，还是长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动，把在美国购买武器的余款汇到英国领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个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国领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几百艘外国蒸汽轮船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开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不过，他并没有深想，如果外国轮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鸦片，装上的是满载的丝茶金银，那中国的经济究竟会怎样？

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他问井上馨等人去英国打算学什么，结果井上馨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会英语。井上馨只会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还发错了音。凯斯威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连猜带蒙地以为他们要当水手学习航海，结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们一起烧锅炉、做杂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买了船票的客人为什么还需要干杂活儿，顿感无比郁闷。既然英国人就是这样的传统，井上馨等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海上的狂风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严重晕船，这两位一边呕吐，一边还在激烈地争论日本的未来。[4]

船终于到了英国，他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强大，拼命地学习英语和专业航海知识。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进文明，通通塞进自己的大脑。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日本长州藩肆意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轮船，西方列强已准备组建联合舰队去惩罚当地的“野蛮人”。井上馨大惊，因为他知道西方的强大武力绝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挡，所以立刻决定和伊藤博文启程回国，争取赶在列强军舰打到长州藩之前，去劝说当地大名罢兵休战。

两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险，赶回日本面见英国总领事。此时，战争即将爆发。井上馨已经可以用英文表达他的建议——他愿去劝说长州藩停止战争，英国领事同意给他们几天时间去和谈。在见到长州藩的大名后，井上馨力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长州藩开战必败。无奈此时当地的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已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虽败亦战。井上馨二人只好回去向英国方面报告结果。当英国总领事问井上馨是否仍然愿意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时，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先生！如果开战，我们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们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刚烈决绝，令英国总领事耸然动容。[5]

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极其普遍，所以并没有洋买办滋生的土壤。后来掌管日本帝国财政金融大权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国金融资本哪里收买得动！

战争的惨烈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直接征服日本代价太高，而在远东的兵力远远不敷使用。而井上馨与伊藤博文却因与列强谈判，被当地武士误认为是奸细，二人都被刺杀，几乎丧命。日本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绪，确实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对的重大难题。这些“野蛮人”，既无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难以找到一批能成气候的洋买办来间接实施殖民统治。

后来，井上馨成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国九元老之一，号称“三井的大掌柜”。伊藤博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铁血首相，宪法的缔造者，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的任内发动的。

王政复古后，长州藩由于倒幕功劳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在长州藩中，又属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远见卓识，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为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实权，而伊藤博文则去了外国事务局，后来从外交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帝国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柜」

井上馨走马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确立货币本位，这正是金融高边疆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见井上馨的眼光相当了得，一眼就看出了财政金融问题的要害。

他面临的现实困境就是货币混乱。自德川幕府以来，日本的货币就在不断贬值，货币本位极不稳定。到1869年，日本市场上共有11种金币流通，占金属货币流通量的54％，7种银币占42％，另外还有6种铜钱，各自藩镇还发行了五花八门的纸币，简直就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6]

当时，主管日本财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个新政府的主要头脑们，基本都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知识。一开始，大伙儿都认为应该实行银本位，本来银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货币。因此政府在1868年2月，宣布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银元为支付手段。但此时远在美国考察银行制度的伊藤博文发来信件，认为应该采用金本位：“奥地利、荷兰和其他一些仍在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可能是由于转换旧货币体制的难度太大。如果他们能够重新选择货币本位的话，毫无疑问，他们都会选择金本位。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跟随西方的主流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银仍然可以作为辅币进行补充。”[7]

大家本来对这个问题就稀里糊涂，既然伊藤博文正在美国考察银行业，势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大伙儿很容易就统一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时进行了“废两改元”，以后的日本货币被称为日元。这比中国早了70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当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国考察银行体系，可见日本对金融问题的高度敏感，远非大清帝国所能比拟。其实，伊藤博文也并不精通金融事务，他只是在美国实地了解了一些当地银行业的基本框架，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国的国家银行体系在日本进行复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国家银行运动所创造出的153家银行，到19世纪末全部改制为普通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

但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确判断力不俗。日本在不经意之间，站到了大英帝国的一边，属于站对了立场。不过由于日本当时黄金稀缺，白银仍是主要流通货币，真正实现金本位被推迟到1897年。当大清甲午战败的2.3亿两白银赔款，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付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伦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国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剩余的钱分别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陆续换成黄金，分批运回日本，成为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财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没钱，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双方关系很快打得火热。由于三井为新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论功行赏也要大大褒奖，更何况以后要求三井的地方多了，于是井上馨将经理国库的肥差交给了三井。不过为了以示公平，三井还要与另外两家老钱庄分享这块大蛋糕。

1871年，日本国家造币厂开始铸新币时，三井马上又得到了政府特许代理人的美差，负责将全国流通的所有旧币回收，然后推广新货币。

井上馨毕竟留过洋见过世面，他强烈建议三井家族将传统落伍的钱庄票号，转变为欧美现代银行。当三井反应过来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时，立刻明白了中间的巨大利益。以75％的储备金来发行钞票，多发的部分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三井终于悟出了银行信用货币可以放大的秘密。这样的好事岂能放过，三井立刻向政府申请150万～200万日元钞票的发行权，而且要具备国家法币的效力。三井梦想着成为“日本的英格兰银行”！

1871年7月，三井递上开办银行的牌照申请。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银行牌照申请。8月，财政部的批文就下来了，其中还包括井上馨提交内阁批准的时间，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在美国已经印好的钞票将立刻转交三井，由三井直接发行，连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在狂喜之中，不好的消息却传来了。由于伊藤博文的建议，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学美国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所谓国家银行并非官办银行，而是具有发钞权力的股份制银行。但是，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银行体制，对和别人合作没有太大兴趣。井上馨为了补偿三井，将680万日元的财政券和250万殖民券的发行生意，交由三井来做。这两种政府券都是号称可兑换金币的钞票，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而无法兑现。三井虽然也赚了不少，但仍然对能够发钞票的银行这一巨大的诱惑朝思暮想。[8]

在井上馨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三井不情愿地同意与两家老钱庄合资，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主要负责经理国库。这可是笔巨大的买卖，所有国家财政收入都要经过它的手，相当于得到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沉淀，放贷也好，投资也罢，三井的资金实力变得超级雄厚。美中不足的是，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要和别人分享。

消灭对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日本财政部“突然”意识到，国家的钱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国立银行不一定靠谱，准备搞一次突击检查，看看这三家主要股东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由于井上馨的通风报信，三井提前做好了资金准备，而另外两家则立刻露出了马脚。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被政府强制关了门。

在井上馨的帮助下，三井终于独霸了第一国立银行的国库经理大权。

难怪在日本政坛上，井上馨的外号就是“三井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骗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

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翻了3倍，总存款规模翻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将金禄公债作为银行的核心资本金，说明日本对现代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请注意，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并未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债，因为日本已经彻底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现代银行与信用货币机制下，法定货币永远不会稀缺，货币能够被自己的银行系统创造出来。如果是这样，根本就不需要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的银行体系。日本需要国际硬通货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日本没有的资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来不搞“招商引资”。日本只需要外国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儿日本自己练得比外国更高明。硬通货可以由日本的生丝、茶叶和瓷器出口而获得。外国资金？对不起，不需要！因为日本自己可以创造货币！外国洋行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帮助日本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和购买日本需要的东西。国内贸易则由日本自己的商号共同分享。

对西方的技术消化乃是日本的绝活儿。把各种东西精雕细琢，做到极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日本的绝技。当俄国舰队到达日本时，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参观，俄国人给日本人展示了一个蒸汽火车的玩具模型。当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着烟的小火车在轨道上跑起来时，当场被全部雷倒。一伙儿人从此茶饭不思，仔细研究火车能动起来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车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国人做得更加精致。

现代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乃是一个高倍杠杆的金融制度。一块钱的准备金能够创造10块钱的放大效应。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个银行体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杠杆来大规模创造货币。如此规模的货币创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业的跃进，不过这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日本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发生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国内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统，工业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债不会破坏日本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性。而战争外债相当于风险投资，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大战中，都获得了巨大利益，无非是与列强分利润罢了。

在日本本国金融实力迅速扩张时，原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国银行的影响力却在大幅减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直到1897年，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资本金才1.33亿日元，可见外国银行实力之强大。

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汇丰利用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所获的巨大利润，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大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竞争对手凶悍地竞争和围堵之外，日本缺少洋买办阶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国银行的业务，想在日本市场上开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在政府和金融两大势力集团的帮助下，三菱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以长州、萨摩藩武士贵族为核心所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权，在对待西方列强上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财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权力之所在，众多财政金融官员都是长州和萨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这些人将金融视作武士搏杀的角斗场。外国银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这帮金融武士们。

当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国的金融体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的命运。尽管在剧烈的工业化过程中，金融的混乱曾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紧缩，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濒临殖民地险境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其金融高边疆的稳固立下了头功！

紧接着，日本开始对汇丰银行仍占优势的国际贸易和汇兑业务展开猛烈进攻。





「日元信用保卫战」

日本财政部长大隈重信建立横滨正金银行是为了挽救快速贬值的纸币信用。在他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信贷扩张迅猛，经济发展过热，结果导致纸币对银币的大幅贬值。货币信用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经济一片混乱。万般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国举债5000万日元，用外国的银币来回收过多发行的纸币。结果，他的提案被暴风骤雨般的骂声所淹没。

明治寡头们很多都到过国外，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亲眼目睹了外国债务是如何将这些国家逐步控制，最终使其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头们指出，搞明治维新，不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吗？在工业化基础尚未完成，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国举债只能抵押关税和政府其他收入，从而丧失财政税收主权，这不就重蹈中国的覆辙了吗？

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纯粹的“金银金属银行”，地方定在横滨这个日本的商业中心。因为是纯粹真金白银的业务，故而叫横滨正金银行。它不能发行钞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纸币）驱除的“良币”（金银），从被储藏的状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会上流通。可是，纸币贬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纸币贬值到银币的45％，日本的金银币仿佛一夜之间从各个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银行因为找不到“正经”的金银币而陷入瘫痪。纸币贬值断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12]

接下这个烂摊子的就是力主通缩的松方正义，他早就对大隈重信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其不满。松方正义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纸币信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用真金白银，去换回老百姓手中过量发行的纸币，有多少换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库存的金银“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兑换为止。当时日本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是1.53亿日元，而金银准备金只有870万日元，仅占货币流动总量的5.7％。这可是一场信心的大血拼，仅有信心还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银。

松方正义早已成竹在胸，他与横滨正金银行反复讨论出一个方案，既可以解银行经营上的困局，也能一举扭转纸币贬值的困境，更能在对外贸易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洋行把持的定价权。

松方正义下令财政部，立刻为横滨正金银行准备300万日元的资金用于外汇交易。这笔钱将用来支持日本的出口贸易，用出口创汇来解决国内金银不足的问题。松方正义的思路与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国内金银不足而纸币严重超发，只从国内找金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到全世界去找金银，用外面流入的金银来稳定纸币。

此时的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比较类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其中，生丝业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行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0％左右。由于外国洋行在外国银行的扶持下，完全垄断了商品定价权，日本生丝和茶叶经常以跳楼大甩卖的价格，被迫卖给洋行。日本财政部对此早就怒火中烧，但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横滨正金银行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开始悄悄行动的时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开始囤积生丝，准备和洋行叫板的当口。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商人也缺钱，外国洋行支付的是商业汇票，要等6个月才能到期，然后才能到外国银行取款。如果急需资金周转，就必须拿到外国银行进行贴现，但贴现率可能高达20％，等于损失了20％的贸易利润！如果不愿损失，就只有等待。但是，丝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时间长了会变质。因此，资金短缺导致收购丝茶的速度缓慢，而丝农茶农等不起，就只有贱价出售。洋行则大获暴利。

横滨正金银行的出现立刻打破了洋行对贸易的定价权。当洋行和商人们谈好合约，开出商业汇票时，正金银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们马上支付日元现钞买入汇票，折扣十分优惠。而这些日元现钞，正是松方正义授权财政部以极低的利息借给正金银行的专项资金。这样，商人们无需再等待商业汇票漫长的到期时间，也不用拿汇票去外国银行做十分吃亏的贴现。现在，由正金银行持有汇票到期，承担全部风险。汇票到期后，外国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银币的形式直接流入财政部在正金银行的账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正金银行从财政部廉价借出日元纸币，再用纸币打折收购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国汇票，持有汇票到期后，外国金银币付款到正金银行，再由正金银行流入财政部，正金银行从政府借钱与给外国汇票打折的息差中获取利润。此时，财政部获得了大量金银币用来回收日元纸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获得的资金，再去收购丝茶，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收购量大增，丝农茶农获益。商人在与洋行谈判时赢得了更多议价权。同时，横滨正金银行业务有了空前的扩张，开始将分支机构开设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创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银行的横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日本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巩固了明治维新前期的主要经济成果，使得日本夯实了货币扩张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当日本银行建立后，正金银行与日本银行展开密切合作。日本银行向正金银行提供2％的超低息贷款，为正金银行杀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反过来，正金银行为日本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金银币储备，帮助日本银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纸币背后的金银储备，从可怜的870万日元暴涨到4230万日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37％。[14]到1890年前后，日本的纸币终于恢复到与银币相同的价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卫战胜利结束。

西方列强大吃一惊，如此猛烈的通货膨胀竟然能够被彻底制服，如此过量发行的纸币居然能完全不贬值地恢复信用。这表明日本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式提高。从一个对现代银行为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备向全球进行金融网络布局的世界级玩家。

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的中国，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朝统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之梦。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有些买办凭藉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飚突进的明治维新横扫日本全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轰轰烈烈地推进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中国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割地赔款，但总体损失并未严重动摇国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使得大清帝国元气大伤，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复古伊始，更是王权不稳，300多藩镇割据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货币体系混乱，两者并无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日本明治维新最终形成的是以长州、萨摩、肥前与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政治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利益相互锁定的官僚财阀资产阶级专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杰”与“九元老”。而大清帝国则是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官僚与盛宣怀、席正甫为代表的洋买办势力集团所形成的官僚买办阶级。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阀与洋买办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阀以国家为自家，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买办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在中国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必要时，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金融！

鸦片贸易摧毁了清帝国本位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缺位造成了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汇丰控制了中国的银根；外国银行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网络；洋买办垄断着金融市场；信用创造的秘密未被中国深刻领悟，导致现代银行业开办过晚；巨额赔款和大借洋债，致使中国海关关税、盐税、厘税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给外国银行，中国财政税收主权丧失殆尽，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对洋债的依赖。

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使得中国政治丧失独立，经济发展资金匮乏，军事国防积贫积弱，科技、教育、文化无米下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一切，正是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本质的差别。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就是这一比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汉阳，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当时整个东半球最强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公司。它的出现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国际舆论称之为“中国之雄厂”，视其为中国睡狮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了两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大清帝国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样板工程。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完全具备问鼎世界钢铁托拉斯的潜力。如果汉冶萍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飞跃，在铁路、轮船、军工、机械制造、冶金、矿山等一系列重工业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20世纪前期的悲惨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脊梁，缺乏钢铁工业的国家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来的。大清帝国的洋务派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力主开办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边疆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汉冶萍公司难逃悲惨的命运。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什么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崛起的具体办法。这种学习必须要有踏踏实实和认认真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国议会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政府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问题展开调研，经过11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与计划。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15]

到1896年，汉冶萍共消耗白银568万两，张之洞再也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怀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中国能够有实力吃下汉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的盛宣怀了。作为洋买办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办企业也很有一套。对汉阳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在接到张之洞的力邀之后，提出了反报价，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被迫同意。而铁路融资必然通过外国银行借债，盛宣怀在其中将大有好处。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汉阳铁厂面临最急迫的困难是焦炭，没有燃料就无法生产。为此，必须对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同时还要修筑铁路把煤运出来，这需要白银500万两，改造适应大冶铁矿的高炉，建立轧钢、钢轨、钢板厂等，又用了白银300万两。直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此时正赶上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宝贵时机，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粤汉、京汉等铁路的钢轨都用上了“汉阳造”。当年汉冶萍就实现了盈利。到1912年，汉冶萍的资产有940万两白银，但负债高达2400万两。

显然，汉冶萍需要再融资。就在此时，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盛宣怀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牵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举借债1500万日元。与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变本加厉。提出了贷款时间延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以极低的价格向日本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无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日本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将汉冶萍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保证八幡制铁所生产高附加值的钢材。于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生铁产量的54.87％都输往日本。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16]同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又有多少屠杀中国人的枪炮弹药，是出自中国自己的铁矿和生铁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数倍。由于对日借款将生铁和矿石价格锁定，导致汉冶萍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战争期间，售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相当于给日本无偿贡献了1.15亿银元！足够偿还几遍日本的贷款！尽管如此，战争期间，汉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万两白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重现亏损。

1915年，日本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汉冶萍问题：“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日本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盛宣怀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但他却帮日本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他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自己庞大的家业不被革命党人查抄，为此不惜引狼入室，挟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凯曾想过将汉冶萍收归国有，盛宣怀坚决反对，他迫不及待地密电日方，希望尽快将汉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17]日本很“关心”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后，“别以取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投进日本人的圈套，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被国民政府收回。

事实表明，一个由官僚买办阶层主导的洋务运动，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





「命运的裂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世界而言是个意外，对中国而言则实属必然。问题并非出在国力悬殊，而是洋务买办派的消极战略。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还占有优势。从经济上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见效很大，但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万日元，进出口额2.6亿日元，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他都不如中国。从军事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一个岛国的本能，竭尽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到战前，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优势。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洋务派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下的“劲旅”如果能打胜仗倒是个奇迹。

李鸿章夸耀的号称“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排名还在美国、日本之前，甲午战争中，却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自己还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就更可笑了，几十次战役无一胜利，其余可用“望风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战功，后来在朝鲜平壤再度上演胜利大逃亡的绝技，狂奔500里逃回鸭绿江，如果叶志超参加世界马拉松比赛，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选。鸭绿江防线，李鸿章安排了4万“劲旅”，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日军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劲旅”便弃城逃跑。日军攻大连，主帅赵怀业高举降旗绝尘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人倒是有心人，家里的金银细软早已提前装船运走，但大炮130多门，炮弹、子弹240万发，全部被日军缴获。日军又攻旅顺，“劲旅”以7万以逸待劳之军，对付2万劳师远征的日军，主帅龚照玛连日军的影子都未见到，就连夜乘船潜逃威海，结果群龙无首，军心瓦解，大清帝国花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旅顺要塞转瞬就被攻克。其状之惨，用李鸿章幕僚的话说就是“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李鸿章打仗不行，谈判却是强项。结果就是，朝鲜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外带2亿两白银赔款的《马关条约》。其后，经过各怀鬼胎的列强的调解，日本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赔款增加了3000万两白银。

当时战败的大清帝国哪有银子还债？国际银行家等的就是这笔外债大单。各国金融秃鹫蜂拥而上，大清帝国立刻被啄得奄奄一息。

清政府借款2亿两白银，举借这样大数目的外债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也曾借过外债，但数目都不算大，支付本息并不十分困难，战前基本都已还清。《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所需举借的外债，将大清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抵押出去，外国垄断资本开始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正是为这些贷款作抵押，清政府被迫让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大连港，英国霸占了威海卫，法国借了广州湾。贷款条件是，不得提前还款，也不得加速还款，贷款担保是清政府几乎全部的关税、盐税和厘税。简单地说，这笔外债就是拿整个大清国的税收作抵押。甲午战败，使得大清帝国彻底破产。

日本突然获得了如此惊人的财富，侵略欲望大涨，开始盯上了俄国。

用大英帝国的眼光看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其实是符合他们在全球的战略布局的，“我们杰出的、精神抖擞的、东方小小的被保护者日本人，决心为我们打败俄国人”。而日本血拼出的是15亿日元的外国债务和庞大的战争消耗，近4倍于甲午战争所得！此时的日本已经疯狂了，不出去掠夺，就无法偿还如此之高的债务。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除了流血的输赢双方之外，更有狂吃外债承销大蛋糕的国际银行家在幕后偷笑。

李鸿章还为国际银行家准备了另外一块更大的蛋糕，这就是中国的铁路网融资。大清帝国可能没有想到，正是铁路风潮葬送了自己的统治。

铁路当然是个好东西，关键是谁来控制。

用明治寡头的话说就是，他们亲眼看到在印度，大英帝国的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沦为悲惨的殖民地。大清帝国早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拿出银子来修建全国的铁路网，而国际银行家已经急不可耐了。

第一笔铁路贷款归于汇丰和怡和洋行，这是天津到奉天和牛庄的线路，担保就是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全部铁路资产。换句话说，如果贷款还不上，英国可要租用北京了。所有铁轨、车皮、火车头等业务都归了怡和。做鸦片勾当起家的怡和，终于进行了产业升级，居然做起了体面的买卖。

第二笔铁路生意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线。长江流域本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人不满英国山海关的铁路威胁到他们的码头，跳出来搅场子。结果是俄国扫兴而去。如此一来，汇丰和怡和在沪宁线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垄断了铁路运输，他们可以任意制定费率而不必担心竞争，因为贷款条件中禁止在同一地区再修铁路。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接管了南满铁路系统，但无钱维护修理，日本实在欠了太多的钱。横滨正金银行只能求助于汇丰，正金银行可以独步日本，但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小弟。

一条条铁路被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仿佛一根根锁链牢牢地绑在大清帝国的身上。

终于，这个曾经辉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躯体上面满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相互厮打，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尸肉，它们满足后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42

[2] 出处同上，p87

[3] 出处同上，p148

[4] 出处同上，p155-156

[5] 出处同上，p160

[6]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3

[7] 出处同上，p24

[8]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68-169

[9]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4

[10]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83

[11] Mitsui：Three Centuries of Japanese Business，John G. Roberts，Art Media Resources，1989，p126

[12]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6-48

[13] 出处同上，p58-60

[14] 出处同上，p61

[15]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汪熙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第三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蒋介石的“再融资”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本章导读」

为什么苏联会花3000万金卢布支持北伐战争？

为什么蒋介石会反共？

为什么会有“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抱上了谁的大腿？

为什么“宁汉”会“合流”？

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会下野？

为什么蒋介石能够复出？

革命与战争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而大规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金钱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哪些人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些人又代表着谁的意志？

当我们沿着金钱的意志、金钱的流向和金钱的效果，去观察国共合作、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以及风云突变的“四一二”政变时，一条金钱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蒋介石，正是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厌恶和敌视的西方列强与买办阶层的怀抱。

为此，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呈上他归顺的“投名状”：“四一二”政变。

“宁汉合流”也好，蒋介石下野也罢，乃至他的复出，都在诠释一股被忽视的巨大力量，这就是金钱的意志！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

“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

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1920年2月的海参崴，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一辆辆由士兵押送的马车满载木箱，驶进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大院。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将卸下来的木箱吃力地搬进银行的金库，分行经理伍德随即带着两名助手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清点货物。伍德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放整齐的金砖，在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们伸手进去，借着蜡烛的一点昏暗的亮光，仔细摸索着金块，清点数量。“地板上堆满了箱子。我们踩着箱子走动，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火漆，打开每只箱子，检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后送去装船。”[2]

这批金子原本是属于沙皇的，两年前还静静地躺在沙皇俄国中央银行的国库里，现在却作为战利品进了汇丰的金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之后却兵败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为了活命，哗变士兵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回家。这些哗变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欧洲雇佣兵，他们要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黄金卖给了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

本来穷得叮当乱响的苏俄政府，拿到了这笔沙俄留下的黄金储备，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当时的1英镑约合10两银子，沙俄国库压箱底的那批黄金被欧洲雇佣兵倒卖了一部分给汇丰银行，剩下还有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落到了苏俄政府手里，这可是一笔价值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换成黄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里也不乏金融货币的高手，就用这笔黄金做储备进行卢布的币制改革，实行了金本位。于是本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经济逐渐稳定下来，重新步入正轨。[3]

站稳脚跟的苏俄政府，刚刚缓过气来，心有余悸地四下张望，发现处境实在不妙。西方是资本主义列强一统天下，东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强随时可以沿着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任何一点发动突击，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种局面下，韬光养晦是没用的，只有以攻为守，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缓冲地带。而中国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何不让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为跳板攻击苏俄柔软的下腹部，就成了苏俄人关注的战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两个基本战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独立或者自治，建立亲苏政权，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第二，维持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独占权益。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越飞一到任，马上与坐镇北京的吴佩孚谈合作，但是有英美撑腰的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谈不上出让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了。在北京活动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这条线之外，别无成绩。就在越飞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来。

要生存，要革命，要统一全国，就要有钱，就要“拉风投”。英国人并不看好孙中山，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就把宝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美国的摩根财团派人谈过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问，如何才能在中国“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摇头，连一块稳固的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一张嘴就是2500万美金，可能吗？

这时候，苏联代表越飞出使中国了。一个急需资金，一个急找“项目”，于是两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要点如下：

·中国东北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不是急于搞共产主义；

·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6]当然，由于苏联的经济刚刚稳定，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200万金卢布纯属空手套白狼。原来越飞跟孙中山签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签了渔业合作协议，日本渔民可以去苏联滨海地区捕鱼，条件是要给苏联人交纳一大笔保护费，苏联人就是用这笔钱完成了中国项目的一期融资[7]。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8]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追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广东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不只是黄埔军校，192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9]

在北方，苏联顾问还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苏联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0]

这样，苏联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的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宁汉合流”后逃亡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联用了3000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耐心与各路风投接洽。经过多方活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他提供了1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则贷款200万银元，然而这些钱却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要想做成大项目，只有拉到金额庞大而且稳定的风险投资。于是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1]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从上海赶到蒋介石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当副官通报此人的姓名后，蒋介石顿时大喜，一扫脸上多日的愁云，亲自赶到辕门迎接。

来人正是虞洽卿。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滩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国金融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当年蒋介石落魄上海滩的时候，就在这位虞老爷子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炒过股票、期货。被打爆仓后又是虞老爷子出面摆平，还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杜月笙和黄金荣两位上海黑社会大佬。蒋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浅。

虞洽卿也没拿自己当外人，一进会客厅，简单寒暄两句，就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抛出两个关键问题：“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们怎么办？”

蒋介石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

蒋介石叹道：“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老爷子一听，点点头，心里有了底，进一步试探：“那我回去，怎么帮你？”

蒋介石猛地一挥手：“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黄先生（黄金荣）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点点头：“这个没问题。我能干什么？”

蒋介石一听，心中一动，俯身上前，盯着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说道：“钱，帮我筹钱，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钱的。”

这显然是一笔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强、扶助农工，可蒋介石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原则了，在权力与原则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事实上，早在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针对中国北伐战争的对策问题组织过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计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联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设性”。[12]

不怀柔的办法以前也用过。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国民党内部军阀陈炯明起兵反叛国民政府。结果，陈炯明叛乱被镇压，用金卢布武装起来的北伐军，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国际银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军阀。这些北洋军阀垮得速度之快，让他们的后台老板们瞠目结舌、手忙脚乱。摆在帝国主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成为可以培养的上佳人选。然而，中国政局实在太过扑朔迷离，一向对投资方向判断准确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这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这个蒋介石到底靠不靠谱呢？万一这位仁兄拿了钱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怎么办？为了摸蒋介石的底，美国政府甚至派专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13]

但只是侧面调查显然还远远不够，必须当面锣对面鼓地谈清楚心里才有底。于是才有了大买办虞洽卿跑到南昌亲自“面试”蒋介石。在初步摸到蒋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复试”蒋介石。这一次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贷款6000万大洋，条件是蒋介石要纳出“投名状”——动刀子反共。[14]

6000万大洋的诱惑！

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个大洋！苏联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间给国民党投了3000万金卢布，约合2700万大洋，就几乎打赢了北伐战争。

这可是6000万大洋啊。没说的，干！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动刀子了。

苏联三年的心血，3000万金卢布的投资，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两次会面下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因为虞洽卿个人的能量有多么了不得，更不是因为虞洽卿与蒋介石的私交有多么深厚，而是因为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比苏联更有钱，比蒋介石更怕共产党。

蒋介石终于抱上了一条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

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璈。张嘉璈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璈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璈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璈，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翻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对于江浙财阀而言，蒋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难看。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并不轻松，清洗掉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是正餐开始前的“开胃甜点”。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既要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又要对付武汉国民政府，还要提防北面的北洋军阀，方方面面，哪一样少了钱都不行。

然而江浙财阀作为资本家是要算投资收益的。前期融资那是共产党来势凶猛给逼的，不出点血大家都得玩儿完。现在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胃口却越来越大，这就超出了财阀们的预算，大家都开始从挺蒋的位置上往后缩。

江浙财阀这一缩不要紧，蒋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这不是卡我的脖子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不行就得来硬的。于是蒋介石把对付共产党和工会的那一套拿出来对付资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这个颜料商答应向国家“捐献”20万银元以后，他的儿子就在5月19日获得释放。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军阀”的罪名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给蒋政权后，这个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架，绑匪要求他给党国事业“捐款”50万银元。蒋介石采用这种“绑票”和“绑票预期”相结合的手段，向资本家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驻沪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25]。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据估计，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资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6]

蒋介石这套打法跟希特勒后来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几年后，希特勒也是拿着华尔街的“风投”上了“创业板”。一统德意志江山后，转过头来就发动对英法的战争，狠咬了国际银行家们一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居然还坐过盖世太保的黑牢。对于蒋介石和希特勒这种政治强人来说，巩固权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则，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人阶级，只要能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们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势变化，翻脸比翻书都快。

上海滩的大亨们真的很生气，后果真的很严重。大亨们认为，蒋介石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如此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出牌，以后真成了气候那还了得！

这种危险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完全是因为上海滩的大门之外还有一个亲共的武汉政府，外部压力还未彻底解除，对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卫在武汉也对共产党动了刀子，那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于是，蒋介石下台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这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为他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政敌，而他本人却全然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正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蒋介石的军队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打得大败，连华东重镇徐州都丢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机开始逼宫，谈判合并事宜的武汉汪精卫当局，也一再坚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本人必须下台，国民党内的广东元老系和拥护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太子派”也联合起来逼蒋下野。而且尽管在上海进行黑帮式勒索性的筹款，但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蒋介石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一时又没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只能望着烂摊子束手无策。

蒋介石此时方才明白，统治一个国家与推翻一个政权是有区别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流氓手段了。

蒋介石毕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与其这样硬扛着，不如急流勇退，把别人架到前台的火炉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来接盘。

于是，1927年8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他要辞去总司令之职，并把南京防务交给其他将领，随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紧接着，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往南京，汪精卫也在9月初抵达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看到胜利果实就这么被人窃取，蒋介石品味着苦涩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就一定要争取到控制着中国金融力量的江浙财阀的金钱支持。虽然汪精卫、李宗仁之辈，暂时得逞一时，然而，他确信，只有自己才有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手腕，江浙财阀早晚会认清到底谁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真命天子”。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想办法重新申请“IPO”。

争取江浙财阀支持的关键是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令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蒋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把自己跟江浙财阀用姻亲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他要发动一场攻势，一场赢取美人芳心的攻势，这场攻势的战略价值将不亚于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

他的目标就是宋美龄。

当时，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疗养，为了追求宋美龄，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让他同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霭龄）都有了姻亲关系。而宋家与江浙财阀和代表国际银行家在华利益的中国大买办阶级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上海大买办家族、洞庭山帮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财阀大银行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国资本的中国买办发家的。宋氏家族开创人宋嘉树从小在美国长大，受过完整的美国教会教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宋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毕业于美国大学，宋子文本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即在华尔街商业银行打过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还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华北区的总代理。这一家人货真价实地与美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这桩政治婚姻的通栏大标题说得准确，“蒋宋联姻，‘中美’合作”（蒋中正、宋美龄）。

这是中国买办财团与军事独裁者的完美结合。

正当蒋介石忙着注入“新资产”之时，“宁汉合流”后的新国民政府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国民党内“太子派”首领孙科，并没有蒋介石的筹款能力，蒋介石在位的时候，每月的预算为2000万银元，而孙科完全无法筹集到这个数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筹到800万银元，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军队领不到军饷而拒不领命。情急之下，孙科也有样学样，他在10月1日再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金额比蒋介石的3000万银元还多1000万，达到4000万银元之巨！

为了发动江浙财阀认购其公债，孙科还召集虞洽卿等财界头面人物开会，动员大家认购，结果反应平淡。上海钱庄从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给蒋介石贷款560万银元，但是，当孙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钱庄认购50万银元二五附税国库券时，只募得34万银元[27]。

没有江浙财阀的支持，新政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

此时的江浙财阀，已经对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这批人的执行力相当失望，靠这批人能打得过北方的军阀吗？大佬们开始观望，也许与他们变成了“一家人”的蒋介石更能胜任一统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就跟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为了权力斗争爆发了内战，虽然桂系军队打败了唐生智，但是双方损失极大，实际上已无力再战。

这时，国民党内的亲蒋力量趁机要求蒋介石重新执政以收拾残局，江浙财阀已将蒋介石视为圈内人，再加上他们也自信通过上一次的“资本重组”，蒋介石应该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应该会上道的。

于是，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蒋介石正式通电全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

从下野到重掌大权仅仅过去了116天。

汪精卫政府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卖不动的4000万银元公债，等到蒋介石一上台，在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宋子文的统筹安排下，江浙财阀很快就认购一空。有了江浙财阀的重新支持，蒋介石这回终于坐稳了江山。作为回报，江浙财阀也指望蒋介石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

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本性。这种人是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组织。克伦威尔是这样，拿破仑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蒋介石也不例外。

不过，蒋介石暂时还必须依靠银行家的钱袋子。因为蒋介石正面临着最令他头痛的劲敌的反抗，这些人就是他竭尽全力想要根除的共产党人。

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被蒋介石的屠刀杀得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了。蒋介石的噩梦拉开了序幕。





「参考文献」

[1]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2]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3] 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徐向梅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7页

[4] 摩根财团，（英）彻诺著，金立群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5] 中间地带革命，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51页

[6] 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之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俄）R. A. 米罗维茨卡娅著，第22～40页

[7] 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日）伊原泽周著，中华书局，2003年，第413～415页

[8] 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费希尔

[9] 中间地带革命，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10] 远东国际关系史，（英）马士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92页

[11] 英国外交文件，FO，405，Vo1. 252，PP. 311-3l3，398-400，1l3-115

[12] W. 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Clarendor Press，Oxford 1971. PP. 129-130

[13] 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 No. 329，893. 00／8005，893. 00／8312

[14] 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凌宇，《党史研究资料》第7集，第49页

[15] 美国外交文件（1927·第2卷），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6] 密勒士评论报，1926年3月27日

[17] 北华捷报，1926年3月20日

[18] 申报，1927年3月28日，第11版

[19]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276

[20]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207页

[21] 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王正华

[22] 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时的发言，1927年4月13日

[23] 宋部长管理财政电，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

[24] 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25] 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5，1927年7月30日；高斯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9，1927年6月5日；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9月3日

[26] 中国革命1926～1927年（伦敦，1928年版），查普曼，第232页

[27]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第207页；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11月12日





第四章 红色中央银行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红色货币的诞生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红色货币的传说





「本章导读」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反“围剿”，要花钱，红军没钱怎么反？

没有金，缺少银，苏区的货币怎么行？

柴米油盐酱醋茶，红色货币能当家？

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作，还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货币。

苏区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与银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5名员工，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并没有高学历，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连启动资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发行货币，没有专用纸，没有设计图，没有油墨，没有防伪，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不懂金库记账，不懂银行会计，不懂汇票贴现，不懂公债发行，他们是在零起点上、在实践中稳步成长起来的。

统一财政，发展贸易，活跃市场，他们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红色中央银行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苏区政权的巩固，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刚从外地回到瑞金的办公室，正准备查看账目，会计科长曹菊如匆匆闯了进来，焦急地说：“毛行长，最近有不少老乡来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里的现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问题，你赶紧想个法子吧！”

毛泽民一听，连忙向银行的营业厅赶去。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挤进营业厅一看，厅里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动。有人大声嚷嚷：“现在做生意的只收现洋，不收纸币，我要换现洋！”有人接话说：“是啊，现在纸币快成废纸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转身出了大厅。他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果真看见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毛泽民意识到他最担心的挤兑现象终于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并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块儿商量。

毛泽民说：“银行最忌讳的就是挤兑，最近我隐隐约约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另外，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制止这种状况。”

其实，道理很简单，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一定要保证，保住银行和它所发行的货币的信誉，就保住了苏维埃政府的信誉。

此时此刻，毛泽民正面临着当年日本松方正义一样的境况，纸币过量发行导致纸币兑银元的剧烈贬值。松方正义的纸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兑现日元纸币，因此，尽管纸币贬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兑换现银，情况尚可控制。但毛泽民的问题就麻烦了，老乡要求立刻兑现，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区货币的信用将马上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松方正义为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胆采用了来多少纸币，就兑换多少银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价，一直换到市场完全相信政府金银储备足够为止。不过，当时松方正义用横滨正金银行的外汇汇票创新的法子，解决了金银币从海外流入的问题，而毛泽民却不可能按增加金银币的储备思路来解决难题。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决心下定，国家银行立刻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曹菊如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回答：“现在老百姓换币热情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曹菊如叹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钱局长他们明后天赶不回来，麻烦就大了。”

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道：“看来我们要学学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计’。今晚半夜，你们……”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光洋。蜿蜒似蛇阵的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面，十分壮观。两边围观的老乡越来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运输队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每通过一担，就有老乡一边数着，一边兴奋不已，啧啧地夸赞：“银行真是财大气粗！”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金光灿灿的“金山银山”，前来兑换银元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真阔气！”

兑换的群众散去不少，毛泽民心中焦虑减轻了一些，终于能够耐下心来等待钱之光的归来。

当天，钱之光终于按计划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他们救了苏区银行，救了苏维埃政府。毛泽民还告诉他，“空城计”已经用上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要是钱之光再不回来，“空城计”就要穿帮了。

有了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人们纷纷议论：“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只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机智应对，使出金银的“空城计”，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毛泽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义的日元信用保卫战，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同，但解决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松方正义是用增加金银的办法来缓解纸币的信用危机，而毛泽民则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

毛泽民的货币物价本位实践，影响着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思想。在缺乏贵金属的革命时代和解放区被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建立红色金融高边疆，必须要在货币本位的实践中，进行重大的金融创新！

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存在，而且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还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

红色政权对货币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得来的。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翻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

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

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翻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8]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9]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0]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

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

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

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

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党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政府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政府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枪杆子，苏区政府制定出“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高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政府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阶级乱收税，有的政府随收随用不上交。各级政府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入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毛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担中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纸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红色货币的传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1932～1934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央银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它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银行在苏区的三年，是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的三年。

读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而血洒拉雪茨公墓；看到苏联的实践，他们了解了掌握银行才能巩固政权。轮到自己干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钱将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不得不顺从给钱的“老大哥”的意志！

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这一革命的热土建立独立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开辟金融独立道路的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就这样，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和苏联怀疑的眼光中挺过了7年！

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为了红色货币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经验，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老百姓服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目的和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银行截然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为了便利民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掠夺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与民争利的国民党“金圆券”，更不是如今贴上“量化宽松”的标签就可以赖账的美元！

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预备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通过实践，他们意识到，光有黄金白银做抵押，没有相应的物资做准备，货币依然只是一张纸。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不是黄金白银。能购买物资商品的纸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明白了货币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和强大的金融高边疆。





「参考文献」

[1]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章

[3] 出处同上，第1章

[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9页

[6]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华艺出版社，2009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8] 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莫小涛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页

[9] 出处同上，第33页

[10]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11]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1996，p181

[12]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许树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13]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14]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5] 出处同上，第92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

[18]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许毅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

[2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第五章 蒋介石的金权天下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改组与染指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 “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卖给你个大王八!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本章导读」

为什么蒋介石掌握了政权，还要依赖江浙财阀的钱袋子？

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央银行早期拼不过中国银行？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如何挖到第一桶金的？

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的白银风潮是中美第一次汇率战争？

为什么法币改革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蒋介石掌握了军队，左右着政府，但他还没有控制金融。缺什么也不能缺钱，而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蒋介石最缺的就是钱。他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暂时还斗不过中国银行，他发行了钞票，但接受度并不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统江湖。

于是，蒋介石开始了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而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部署。

当“废两改元”、“四行两局”、“法币改革”相继完成的时候，蒋介石终于实现了金权天下的梦想。

正在此时，白银风潮迭起，中国的银本位崩溃，法币向何处去？三大列强的货币大战暗潮涌动，最终点燃了抗日战争的导火索。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方教育，那也是个性十足。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实际上，这句话所指的正是蒋介石不顾财力一味“剿共”。

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的压力很大，仗已打到关键时刻，宋子文却提出要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哪里听得进去什么预算的屁话呀！

蒋介石直接发难：“就是你‘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这仗打的，是你没打赢，反怪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娘希匹！”蒋介石忍无可忍，一直以来，对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种种大不敬，早已淤积心头，被这话一激，火往头上顶，气向胆边生！一记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脸上。

由于来得太突然，宋子文被这一记耳光给打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宋子文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一回过神来，抡起凳子就向蒋介石砸去。

蒋介石毕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胜一筹，拧腰躬身躲了过去。

这可是国家元首扇了财政部长一个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蒋宋后来仍然能紧密联合在一起，可见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强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气之下辞了职，由姐夫孔祥熙继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的官方解释是：“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1]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课”，应该老实在家反省了，但事实上，他的能量却不减当年，“减负”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务正业”了。

其实，蒋介石确实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虽然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无休止地浪费金钱，但也还算是尽心竭力地去帮蒋介石筹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于，每年9亿元的财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财阀借钱，而财阀们对蒋介石的穷兵黩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财阀感觉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只会无休止地内战，便向孔祥熙提出，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不能把银行当国库使。没想到这下可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对银行“动刀子”了。

当过证券经理人的蒋介石，不同于那些旧式的军阀，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此时的蒋介石更进一步认清了，从别人的钱袋子里掏钱，总是不如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掏钱来得顺手，来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便印证了这一点。驴，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驴肉火烧嘛！

货币控制权是蒋介石与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正是这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坚定了一种集权的信念，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才能统江湖。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璈，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璈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璈，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璈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璈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璈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璈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璈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璈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翻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

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璈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璈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璈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璈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璈。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璈的家中进行的！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璈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实，张嘉璈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改组与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璈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翻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

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璈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璈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璈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璈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璈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璈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

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璈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璈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

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璈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翻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璈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璈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璈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璈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璈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璈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璈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璈）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璈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璈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璈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卖给你个大王八！」

政府统一了四大行，财政上不足的款项，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四大行借垫，不再受商业银行和钱庄的“盘剥”了。政府准备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为了推动换发新公债，计划对旧公债给予适当优惠，理由是换发以后，为了不让原先“支持政府”而购买公债的人吃亏，利息要有所提高，让关键时刻“支持政府”的人从中得到好处。

这是孔祥熙主导的，宋霭龄当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于是马上布置吃进旧公债。起初孔家派人悄悄地买进，等买得差不多了，就散布消息，旧公债价格立即蹿升，没几天，旧公债已成了上海的“热点投资品”。

杜月笙没有得到第一手消息，看到旧公债价格上涨势头强劲，十分急切，便马上跑到孔家打听消息，宋霭龄当然不便隐瞒，杜月笙听了赶紧回去布置。杜月笙算计着旧国债应该还有涨，吃进的同时派人大散流言，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要让困难时期支持政府的人得到实惠，价格果然又蹿了一大截。但旧公债价格疯涨得已经离谱了，照传说中的价格付给旧公债利息，政府财政只有垮台。杜月笙还等着再涨，宋霭龄已经令人悄悄“收网”出货了。

等杜月笙知道的时候，旧公债已经开始暴跌，杜月笙恼恨不已。黑社会的特点是“黑”嘛，哪有吃哑巴亏的道理，不然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杜月笙决定要找孔祥熙劫个财！

他把孔祥熙约出来吃饭，孔祥熙到了饭局，看见餐桌上摆着个大海龟，以为是要搞个“大菜”呢，便催着，快点给炖了。谁知杜月笙板起脸来，把孔夫人如何告诉他旧公债的老情报，让他吃了大亏的事讲了出来，而且逼着孔祥熙拿出50万美金来“买”这只大王八。

孔祥熙听罢，这才明白过来，回答道：“你做公债吃了亏，那只能怪你自己呀！不必来这一套吧！”杜月笙越听越来气：“那孔夫人的消息来源还不是你吗？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装蒜！”

“一派胡言！”孔祥熙刚要发飙，杜月笙的两个打手同时拔出了枪，对准了孔祥熙的脑袋。孔祥熙打了一个冷战，但毕竟是老江湖了，便很快镇静下来，杜月笙胆子再大，毕竟不敢对自己真下手，无非想诈几个钱罢了，于是淡定地指着自己脑门说：“你要觉得在我脑袋上打个枪眼值50万美金，那就开枪吧，往这儿打！”孔祥熙连眼皮儿都不眨。

原以为对付孔祥熙，用黑道上的手段一吓唬，他还不就成一摊泥了，没想到从山西大院里走出来的孔祥熙，根本不吃这一套。

杜月笙赶快转过脸来，呵斥道：“滚下去！我们和孔院长谈生意，又不是绑票。去！把这只大王八给孔院长家送去，堂堂的财政部长，怎么会赖我们这点小钱？送客！”

孔祥熙被杜月笙手下的人“送”回家，宋霭龄看见一只大海龟跟在后面被抬了进来，搞得是一头雾水。孔祥熙将原委道来，气得宋霭龄破口大骂杜月笙胆大包天，敢到孔家撒野。说罢就要找蒋介石去评理。还是孔祥熙老练得多，这事要一捅出去，他这个财政部长还怎么有脸当呢。

第二天早上，侍卫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门口不知是谁放了口黑漆大棺材。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是杜月笙在恶心他呢。

孔祥熙随即召开中央银行董事会特别会议，并郑重宣布一位爱国人士在公债事业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银行董事会决定给予奖励。当然了，这位爱国人士就是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气就顺过来了，感觉孔祥熙这事办的很“体面”，结果这二位是“不打不成交”，孔祥熙和杜月笙成了关系更紧密的“战友”。[7]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正当国内各资本体系纵横捭阖、跑马圈地之时，国际环境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当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世界之后，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开始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为自身的经济找出路。

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为摆脱经济危机，开始推行“新政”，增加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为了对抗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8]，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以此作为国库储备[9]。该政策试图达到两个战略目的：第一，准备金增加自然扩大了货币供应的基础，试图以扩张货币供应来缓解通货紧缩的恶化；第二，美国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和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以便向其倾销过剩商品。

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1933年罗斯福推动的《白银收购法案》和2010年奥巴马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目的显然不可能成功。美国大萧条的核心问题是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过高，1929年其比值高达300％！高负债之下的美国工业扩张速度远超美国国内购买力增加的水平，其结果就是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从而引发工业企业产品严重过剩，企业负债大规模违约，进而引发股票市场崩盘和银行大面积的坏账和倒闭。违约危机迫使银行紧缩信用，结果是更多企业关门，大量工人失业，国内消费力剧减，工业产品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由此恶性循环下来，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一点，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本质完全一样！2008年美国总负债与GDP比值更高达近400％，奥巴马治理危机的思路与罗斯福也是高度雷同。（参阅《清算谎言经济学：罗斯福、格林斯潘和奥巴马，谁都救不了美国》，托马斯·伍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1）

不从削减债务规模入手，仅从增加货币与信用入手，此乃死路一条！罗斯福的新政8年没有解决大萧条，奥巴马的运气或许更差。

如果危机的核心是债务规模太大，增加货币发行准备有用吗？结论必然是否定的。准备金的增加无法解决高负债下无人愿意或能够借钱的难题，而信用必须依靠借贷才能流入经济体。罗斯福的第一个目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推高白银价格，迫使中国货币升值，就能解决美国出口的问题吗？美国的白银价格上涨，势必引发中国的金属货币外流套利，严重动摇中国的本位货币。结果是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消费能力大降，进口必然减少。

罗斯福的《白银收购法案》起到的作用，必然与他设想的效果截然相反。没有什么台面上的解释，能够说明罗斯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究竟所为何来？事实上，美国的统治精英们考虑的完全是更高一层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美元如何取代英镑而成为世界货币新的霸主！

当蒋介石完成了金融集权和货币统一，并且建立了银本位制度，现任货币霸主英国和潜在货币霸主美国，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危机感。如果放任蒋介石巩固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那中国或许将成为另一个日本，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渐次获得独立自主的实力。三大列强谁都不愿看到一个真正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出现在亚洲大陆！

如要颠覆中国的银本位，首要打击目标就是中国的货币基石——白银！这一点，与当年英国的鸦片战略颠覆大清帝国的货币本位，并无二致。只不过，这回动手操刀的换成了美国，而且用的是更加隐蔽和更加“文明”的办法。人为抬高世界白银价格，将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没有流通的白银通货，银本位不攻自破！当蒋介石搞不成货币独立，他就只能投靠三大列强之一。颠覆中国的银本位和货币自主权后，中国的货币前途只有三条路：第一，与英镑挂钩，加入英镑同盟，成为英镑的货币附庸；第二，与日元捆绑，被日本整合进“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与美元结盟，跳上美利坚的大船，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

无论与哪种货币挂钩，中国都势必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的货币本位将变成外币汇兑本位，以外国货币为准备金，或以某一固定的汇率为基准，来发行中国货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就必须大量储备外国货币，以便在汇率波动时干预市场。如此一来，外汇发币国等于创造了一块海外储备“铸币税”的自留地，海外外汇储备量越大，发币国的“铸币税”收入就越惊人！不仅如此，发币国还能通过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间接控制所有海外储备国的信用扩张和收缩。还是那句名言：“如果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于是，中国的货币到底与哪种货币挂钩，就成了美、英、日三方明争暗斗的货币主战场。

随着美国政府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白银价格猛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的白银尚需进口，当是时，中国的白银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3个多月时间，流出已达2亿银元。

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银行家们看到这种行情，早已发现这里面的机会，只要把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出售，就可以赚得可观的利润，他们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此时的上海存储着中国大部分的白银，尤其是上海租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各地的地主、军阀和贪官污吏，都把他们的银子运到租界存放，因为那里有外国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

当时的各大银行，每天晚上轧账，如果总库缺头寸，就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运解给外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可就忙坏了保镖们，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被扛上“铁甲车”运送出去。进入外国银行的白银，只进不出，统统运走。汇丰银行单在1934年8月21日这一天交英国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装运出口的白银就达1150万元。[10]在外国银行的带动下，上海金融市场笼罩在一片疯狂的白银外流风潮之中。

美国记者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中关于白银风潮的描写，或许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上海的情形：霞飞路上，夜半时的舞厅里，上海先生会向陪坐的舞女道一声歉，走到电话间去给他的经纪人打个电话，问一问当天的白银行情，关照他如果行情比昨天好一些，可以再卖出一些，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桌旁，叫西崽开一瓶香槟来庆祝一下子。不论在公事房中或在玩笑场中，他们的脑袋里边盘旋着的无非是银子。他们已抛弃了原有的事业，抛弃了日常应该料理的函件，抛弃了一切的朋友，终日所想到的无非是银子。

在上海持有白银最多的是外国银行，而且他们能够自由行动，国民政府也干涉不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自然也就成了白银出口的主力。白银风潮期间，外国银行的库存白银剧烈变化，白银库存降幅高达85％！在华外国银行把前几年“金贵银贱”时大量积聚的白银，运送到国际市场出售，而上海的存银，从最高时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到最低时的0.42亿银元。[11]

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2]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

为了阻止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这却又刺激起更大的白银走私风潮。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银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1935年，走私额高达1.5亿～2.3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金融生态的剧变，使整个社会人心慌乱。国民政府哀求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白银收购价格，以减弱银价上涨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但遭到美国拒绝。这时国民政府就只好表示愿将中国尚有白银按双方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满足美国的购银需要。

最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以摆脱经济危机。蒋介石的货币独立之梦，被罗斯福狠狠地敲醒了。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四大家族”因分赃不均，打闹不断，而市面上的白银风潮却在继续蔓延，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后，白银走私日益猖獗。这时蒋介石才认清美国的白银政策，目标直指中国。中国采用银本位，而白银的定价权却被美国人牢牢地攥在手里。银价暴涨，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逼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进行币制改革了。

此时，美、英、日早已为夺取中国货币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正在扩张在华北的势力。在“天羽声明”中，日本提出对东亚和中国有“特殊的责任”，其他各国不经日本同意不得插手中国事务，中国俨然已成为日本的盘中大餐。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多的投资和最大的商业利益，面对从前“江湖小弟”的日本的咄咄逼人，大英帝国岂能咽得下这口气？只不过欧洲的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心收拾日本，可明显实力不逮。

唯一有实力、有动机、有手段收拾日本的就是美国，而日本最担心、最惧怕和最无奈的也是美国。美国控制着日本的石油和钢铁命脉，只要手紧一紧，日本就立刻呼吸困难。美国引而不发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坐山观虎斗。一方面希望借德国之手，除掉霸权路上最大的障°英国和苏联，同时还不想做恶人，等英德苏三强几败俱伤时，再出手一把定乾坤。另一方面，则希望日本深陷中国的泥潭，大大消耗日本的实力，最终再予以致命的一击。到那时，环顾世界的主要列强，英法德日苏强国均已遭受重创，还有谁能与美国叫板？

被经济衰退压得透不过气的国民政府，只得向美国表示，愿以白银出售美国，放弃银本位，但美国人表面上的态度相当冷淡，他们是在等待杀价的更好时机。国民政府又去央求汇丰、渣打银行的对华贷款，宋子文主持筹借外债，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2000万英磅，在力主对华采取“积极”外交政策的英国财政界的督促下，英国表示同意“有条件”贷款给中国。在这一轮的较量中，美国比英国更老辣。

英国政府令英国驻华使馆代理商务参赞乔治，向孔祥熙、宋子文转达英国的条件：可以贷款，但中国未来的法币，必须脱离银本位，并与英镑汇率挂钩。

同时英国建议日、美、法等国共同召开国际金融会议，讨论对中国政府进行“集体援助”。[13]英国明白，没有美国与日本的参与，恐怕这两位会暗下毒手，破坏大英帝国的美事，最佳情况是，在英国的主导下，各国听英国的安排，一旦中国法币与英镑绑定后，大家要共同捧个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显然太天真了。

虽然法国表示愿意与英国合作，这是因为法国面对发誓报仇雪恨的纳粹德国，不得不依赖英国的支持。但日本方面断然拒绝这一倡议，美国则采取“观望态度”。美国怕英国一旦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将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最后决定不派代表到会讨论。英国一看没人捧场，于是宣布派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兹·罗斯访华，为中国的币制改革“献计献策”。[14]

罗斯出发前希望到美国先“勾兑”一把，美国政府却不愿邀请他到华盛顿逗留，他只好去了日本。罗斯到日本是希望促成英日合作，他和日本广田外相会谈时提议，如果“满洲国”能够向国民政府交纳关税，那么英国可以从中斡旋，让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而满洲问题如果解决，日中在华北问题上的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国民政府的关税中增加了满洲关税，那么国民政府贷款的担保能力也将随之加强，这样将稳定中国的货币，英日对华贸易将得以有效保护，这岂不是大家都有好处的结果吗？如果币制改革成功，贸易会随之得到发展，到时候日本将是受益最多的国家。

日本人心里非常来气，罗斯竟然把自己当三岁的孩子戏耍！“满洲国”早已是囊中之物，罗斯竟然要拿日本损失的满洲关税，来帮英国在蒋介石面前卖人情？简直岂有此理！更可气的是，罗斯竟然用区区贸易的小恩小惠，来交换日本放弃控制中国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被气得七窍生烟。

最后，日美都不配合，英国只有自己上阵了。罗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表示来华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调查在中国管理通货是否可行。

他和英国财政部的帕齐，以及荷兰银行的罗利斯进行了这一“研究”。正如所料，与当时日本的看法相反，他们得出了“相当可行”的结论。“研究”发现，虽然华北的白银运输受到“干扰”，但是已有大量白银集中到了上海和南京的国民政府银行，因此实施管理通货制度，有足够的白银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从而保证通货的稳定。所以英国认为，可以为中国提供贷款，并促成币制改革。

后来，据钱币司司长戴铭礼回忆，他奉命由南京赶到上海，参与拟订币制改革布告的文字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英文稿译成中文，对于方案第六条条文翻译总是不妥贴，宋子文最后说：“只要说清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即可，其余不必多言。”其实这句话的“技术含量”相当高，表明蒋介石在平衡各国的过程中，也希望谋求利益最大化。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的拟稿工作到午夜完成，工作人员再赶到孔祥熙的住所，由孔祥熙签字后连夜发出。[15]

可叹的是，堂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文件，都是由英国人来起草的，这样的政府，哪里谈得上有货币独立的可能？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秘密筹划”，最终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通过汇率联系起来。

中国的法币从这一天起变成了外国货币的附庸。

蒋介石与英国达成的“货币共识”中，汇丰银行是个关键因素。当中国发生白银风潮时，只有汇丰银行有实力来维持上海的市面，它在中国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庞大的资金力量，令《汇丰史》的作者都感叹道：“汇丰银行能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6]

币制改革后，遵照英皇的敕令，汇丰银行带头把库存的数千万银元移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换取中国的纸币法币，渣打等银行也马上无条件答应交出白银，同时对币制改革表示拥护。[17]

英国驻中国公使对英国侨民发了一个通告说：“凡住在中国之境内英籍法人或个人，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白银国有化使国民政府取得白银约三亿元，南京政府再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为准备金，以维持法币的稳定。最初，国民政府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的英镑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英国公然挑战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币的英镑化，意味着中英之间的同盟已在货币层面完全锁定，日本与英国的决裂将难以避免。同时，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扩张。既然法币日元化已成泡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愤怒，也要拿出个“交代”。财政部发表币制改革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同意袁良“主动”辞去北平市市长的职务，同时废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这两件事，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华北的中方官员提出的要求。蒋介石采取了低姿态，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希望能够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但日本却不买账，关东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意见认为，实施币制改革会使华北经济枯竭，英国将会在经济上控制整个中国。这促使土肥原少将提出了有关方针：“让华北在经济上与南京政权一刀两断。”

同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价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将华北地区的现银南运，反对币制改革。[18]日本外务省发话，指责此项币制改革的矛头直指日本。日本在北平指使浪人和流氓，在市场上用外币购货，若店铺用法币找零钱，则声称不能兑现而强行拒绝。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不敢再接受法币。一时间，华北地区人心惶惶。到抗战爆发，日本干脆开始自己动手，“DIY”法币假钞了，把假法币倒过来换成外汇，再采购物资。

日本印制假币，是由日军参谋部的山本宪藏负责。此人年轻的时候就梦想着制造假币，终于在国民政府的法币上圆了少年时代的“假币梦”。起初山本选中了5元法币，印刷了几十万元，然而当这批假币运到中国时，却传来一个“噩耗”，这种5元面值的法币在中国已经作废了，山本的第一次行动，惨遭失败，估计是他当时太激动了，事先也没打听清楚。

后来，他终于伪造成功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二战”中，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日本前后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蒋介石试图通过争取英美来制衡日本，并专门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去研究中国的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法币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向英美靠拢、防范日本的意图。

正是在对华货币控制权争夺中，连续失利的日本人“气急败坏”，进而加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可以说，法币改革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其实，在罗斯来华之前，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就在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美国财政顾问的秘密参与下，早已准备就绪了。罗斯并非1935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而作为英国代表，他的到达最终促成了与美国的既定利益相妥协的方案。

当李兹·罗斯抵达上海时，国民政府首先安排美国顾问杨格，在南京秘密向他介绍了整个局势和币制改革的设想，让英美就中国货币问题先“碰碰”基本原则！之后才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把币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告知”罗斯。[19]

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孔祥熙确曾再次暗示罗斯，货币挂钩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罗斯并没有继续讨论法币与英镑挂钩的问题，反倒是提出把汇率拉低到一个适宜水平，然后宣布汇率将稳定在该水平上，这样的做法显示得“较为自然”。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谈判也有了一定进展，摩根索对于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憎恨”，终于压倒了他对英国的疑忌。

摩根索答应收购1亿盎司白银，但要求知道中国售银后的外汇如何处理，并提出要有一个能与美元挂钩的“确实联系”。孔祥熙立即回复说，虽然中国在币制改革中审慎措辞，但日本已经极为恼火，倘若与美元挂钩，美国能否帮助中国向日本解释？这时的美国，虽然答应了中国，但仍然没有实际动作。

孔祥熙只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发电美国：“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伦敦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做对中美都将不利而已。”

这封电报果然起了作用，摩根索请示罗斯福后，对法币必须钉住美元这一点表示同意，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了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司的协议。这笔5000万盎司的白银，由上海的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售得的美元照协议的附带条件，存在纽约的大通银行总行。[20]

中国要稳定币制，迫切需要将收购的银元出售，以换取更多的外汇储备。国民政府决定由陈光甫赴美谈判。谈判结果是，中国中央银行将采取钉住英美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也就是当英美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国央行将调整其中币值较低一方的汇价。

这样《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署，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50美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30美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通过汇率“联系”上了。

中国后来又陆续出售给美国几批白银，得到的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他的美国银行中。档案显示：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外汇准备金中，美金为0.739亿美元，英镑达0.92亿美元，日元仅有一个零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而法币成为了英镑和美元的共同的附庸，并坚决地把日元“排斥”在外了。

其实，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对法币美元准备金的不断加强，后来的法币实际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团，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

法币改革的结局就是，英国的“螳螂捕蝉”在前，而美国则是“黄雀在后”，法币最终被绑上了美元的战车。

法币改革，使得蒋介石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以“四大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四行两局”体系，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工商业。官僚与买办资本彻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国的财富大饼。

宋子文、孔祥熙在法币改革过程中，做了大笔白银生意，英美大量收购白银，孔祥熙也从中大发其财。而宋子文就更夸张了，《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做过一个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包括文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比尔·盖茨。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朝商人伍秉鉴，还有就是宋子文。

当蒋介石最终完成了法币改革，他就已经奠定了蒋家王朝的金权天下。然而，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却在变本加厉，严重威胁着刚刚完成货币统一的中国。





「参考文献」

[1] 宋子文传，王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2]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7页

[3] 浙兴档：董事会议录，1961年5月17日，沪银档

[4] 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洪葭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5]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0页

[6]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年，第261页

[7] 山西首富孔祥熙，陈廷一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17-323页

[8]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10] 申报，1934年8月22日

[11]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年），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12]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编，1947年版，第 408页

[13]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318-319页

[1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15] 金融话旧，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16]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页

[17]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18] 中国战时通货问题一斑，（日）宫下忠雄

[19]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0]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第六章 皇权与金权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暗杀的国度



皇权战胜了金权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大正政变”标志着天皇权力的退潮？

为什么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屡屡发生政变？

为什么一贯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会频繁出现“下克上”的怪现象？

为什么“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为什么日本的金权最终败给了皇权？

皇权与金权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斗，日本的近代史也不例外。从“王政复古”到“明治维新”，从“大正政变”到“二二六”兵变，无不体现出皇权与金权的激烈博弈。

自从大正天皇被迫在金权面前妥协退让，郁郁而终开始，日本的皇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裕仁天皇即位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如何使皇权势力卷土重来。而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财阀势力和他们的政客代理。

明治时代以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借拥立之功，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天皇要想真正主导日本的命运，就必须斗垮元老－财阀－军阀同盟。裕仁天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发动基层斗高层”的策略，默许和鼓励军队中的“下克上”现象，逐步将皇权夺了回来。最终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1931年12月12日，星期六。“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并从星期一正式实行。日本金融市场立刻发生了8级大地震，政坛一片惊呼，商界群起哗然，日本民众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之中。

日元，以黄金为抵押发行的坚挺的日元，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

虽然一个月前，市场上已经有所传言，但是来自政府的正式公告仍然让老百姓手忙脚乱。东京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调整各种商品的价格；市场中的家庭主妇，正在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一想到两天后各种商品将普遍涨价，主妇们就感到阵阵心悸。经济大萧条，老百姓的收入很不稳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此时，日元失去黄金兑换保证的消息，无疑将民众的不安情绪推到了惊恐的边缘。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处于惊慌状态，也有少数人正在弹冠相庆。

三井、三菱在东京和纽约的华丽办公室里，外汇交易员正在以香槟庆祝。在两个多月以前，财阀们常年“包养”的有关政府官员，已向他们透露了日本即将追随英国抛弃金本位的内幕消息，日元对美元将在日本放弃金本位后至少贬值30％！

财阀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仅三井财阀一家，就立刻出手囤积了1亿美元，并在外汇市场中沽空日元。三菱和其他财阀也不甘落后，大家纷纷大买美元、狂抛日元。一时间，东京外汇市场狼烟阵阵，扑朔迷离。

财阀们天天盼着政府宣布日元与黄金脱钩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三井一家至少净赚了2000万美元，交易员们的年终奖一定少不了！

此时此刻，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财阀的办公室里却一片沉寂。这两个月以来，外汇交易员们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眼睁睁地看着触手可及的巨额利润不让赚，也不知公司总部的高管们是不是吃错了药。虽然住友也通过关系得到了同样的内幕，但是总部却三令五申不许外汇交易员参与日元的投机生意。

两个月后的1932年2月9日，宣布废除金本位的前任财政部长身遭三枪毙命。3月5日，三井财阀的总裁被刺杀。人们终于意识到其中大有蹊跷，原来三井财阀赚的大把钞票是要用鲜血来交换的！为什么同样消息灵通的住友，没有蹚这趟浑水呢？

原来，住友财阀听从了西园寺公望的忠告——千万别涉足美元投机，因为这是裕仁天皇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

这个西园寺公望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和伊藤博文、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被尊为“明治九元老”。当“九元老”日益凋零，西园寺公望终于成为日本政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在大正、昭和时代，更是权倾朝野，历任政府内阁首相虽然需要赢得大选，但也必须最终由他推荐才能产生。他的后代西园寺公一，曾被周恩来誉为“中日民间大使”。西园寺公望一家三代，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达百年之久，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贵族之家。

西园寺公望19岁便作为天皇的近臣，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参议”要职。当年面对德川幕府气势汹汹的“清君侧”大军，他坚决驳斥某些大臣的妥协观点，力主团结一心共同抗敌。随后参与推翻幕府的无数战役，屡立奇功。明治政权稳定后，西园寺公望远赴欧洲，探索日本长治久安之道。他留法十年，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结识了众多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深受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政治观点上，他反对把天皇神化，坚持走法制和宪政的道路。他协助老师伊藤博文起草了日本第一部宪法，并在其内阁中任职。

后来，西园寺公望又和伊藤博文一起创立了制约皇权势力的政友会，并曾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政友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井财阀，而西园寺公望的兄弟过继给了住友财阀，所以住友财阀也站在西园寺公望一边。

正是西园寺公望最早洞察了裕仁天皇的“美元套利陷阱”，并及时警告住友财阀千万不可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们通过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来进行套利会是一个天皇布下的巨大陷阱呢？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1931年9月23日，就在“九一八”事变后5天，在东京木户侯爵的家里，“十一俱乐部”的成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十一俱乐部”是1922年11月11日由木户创办的一个秘密小圈子，成员是一伙宗室贵族和少数可以信赖的外交官和军官。这个俱乐部是裕仁天皇除了近臣之外，最可依靠的“编外智囊团”。他们在每月11日晚上聚会，讨论天皇及其近臣的治国政策和实施计划。

这天晚上少了平日聚会的轻松气氛，也没有轻歌曼舞的艺伎作陪。5天前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立刻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反对日本的强烈舆论，国际联盟也严厉谴责日本的行为。同时，日本国内政党、财阀和资本家势力集团也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国际联盟一旦做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决定，日本严重萧条中的经济将遭受更惨痛的损失，从而不利于财阀和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和安抚国内各派势力，“十一俱乐部”紧急召开这次会议，必须尽快为天皇想出对策来。首先，要避免国际联盟出台任何制裁抵制日本贸易的政策，全球经济衰退已经重创日本经济，任何国际制裁对日本来说都是噩梦。其次，必须设法安抚和控制那些“短视”的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让他们继续为帝国的军事发展提供资金。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确定了三个可行的提议，这就是在此后8个月中，影响着日本和中国历史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俱乐部中的金融专家提出了“美元套利陷阱”。两天前，英国没有任何预警就突然宣布放弃了金本位，让英镑一夜之间贬值20％，日本银行的外汇交易措不及防，亏损严重。好在英国政府似乎一视同仁，也没有事先通知本国的银行家，他们亏得更多。要是这种事在日本发生，政府官员一定会提前把消息透露给关系户，银行家们必然在金本位废除之前的几个月里把日元换成外汇，等日元大幅贬值后再换回日元，凭空大捞一把。对于善于走政府路线的日本银行家来说，这不过是顺理成章的“行业惯例”，而英国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愚蠢之极。此时，天皇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如果他同意让日元也进行如此幅度的贬值，并事先透露给财阀们，他们的获利可高达1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足以贿赂任何一家日本财阀，包括最大的三井财阀，从而促使他们与天皇的思路保持一致。

如果财阀们果真根据日元即将贬值的内幕消息，大量买入美元和沽空日元的话，他们将被天皇抓住这一重大把柄，那就是财阀们大发国难财，一旦消息透露出去，就是财阀资本家的重大丑闻，天皇拿住他们的这个短处，就不怕财阀们不配合。这样，天皇在国家政策上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言权。如果财阀们支持军方的扩张计划，天皇就可以支持财阀们资助的内阁，加上批准的放弃金本位的额外“奖金”。[1]

第二件大事，武力胁迫蒋介石在上海上演一出转移国际视线的“假战争”。日本将制造机会让日军在上海“被迫”卷入一场“自卫”的军事冲突，战火将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人员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安全。这是一手以攻为守的高招，以中日战争威胁西方在华利益，然后在国际联盟的请求下，日军公开让步退出，让西方国家欠日本一个人情，这样国际联盟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对满洲发生的事穷追不舍了。同时，日本在满洲扶持一个以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满洲国”，表面上独立，其实是日本的傀儡，并要得到蒋介石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联盟更没有理由来干涉和谴责了。[2]

第三件大事，制造一起军方威胁天皇的“假政变”。让西方国家看到军方正在力图摆脱天皇的控制。如果对日本施压，就将失去这个亚洲最大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从而将日本推向法西斯主义集权国家。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所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国际联盟并不想在亚洲再搞出一个法西斯国家，而只有天皇有能力管制军方，这样，对日本的压力自然会减少很多。

熟读《三国演义》的天皇智囊团，设计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环计。其主旨就是，先把财阀装进陷阱里放着，然后看看国际联盟的决议是否能令裕仁满意，如果不能，就启动第二计“假战争”，并让溥仪成立“满洲国”，一切费用由“已在陷阱中”的财阀们来出。如果财阀不愿意出钱，就抛出政客和银行家发国难财的丑闻，使之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同时用暗杀和政变的第三计来对付他们和转移国际联盟的视线。

天皇不是日本最高的统治者吗？何苦如此大费周折来对付银行家和政客呢？一道诏书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问题在于，天皇的诏书不一定好使！皇权未必能斗得过金权！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1868年，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联手打垮德川幕府，高举“王政复古”的大旗，拥立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天皇成为国家宪法确认的“最高元首”。那么天皇实际上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日本社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呢？

应该说，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明治天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权谋，将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天皇的权威得以彰显。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才华、政绩、威望都远逊于乃父。俗话说，一个人的才气比脾气大时，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气比才气还大，往往会招致反弹。

大正的毛病正在于此，而他的悲剧是对此毫无知觉。

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成内阁，其间大正天皇即位。大正的皇权意识强烈到各方都明显反感的程度，而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觉是超级牛人，一个被神和宪法双重护佑的牛人，牛到一声令下，各方会立刻无条件服从的程度。

于是，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开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能够青出于蓝，赶上甚至超过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气之高，决心之坚定，根本忽视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壮志。

元老们首先就不买账。

西园寺公望就是明显的反对派，而他的背后就是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势力。他仗着自己的政友会在议会占绝大多数，其内阁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坚决控制财政预算。结果与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扩军备战的政策当然符合军方的利益，于是大正与军方结盟。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从而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陆军大臣辞职何以会导致内阁倒台呢？原来，日本的法律规定，在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决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绝派出代表加入内阁，从而使内阁无法存在。

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后，大正授意陆军的桂太郎组阁。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难产。最后，大正不得不动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利，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有的回旋余地。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议会中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波。议员们表面上指责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其实是在抱怨天皇滥用皇权。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诏命令议会休会3天，好好反省。可西园寺公望这些民权政治家们“被惯坏了”，复会后仍然公开批评内阁。这样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皱着眉头打一个嗝，就可以平息，现在天皇亲自下了诏书居然还搞不定！

怒气冲天的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统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园寺公望回去照本宣科地传达了圣意。议会又讨论了两天，居然还是否决了天皇的提案！

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旨意从来没有被否定得这样毫不留情！西园寺公望脸上也挂不住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理应站在天皇一边，否则天下人将会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于是，西园寺公望辞掉了政友会总裁一职。但是他坚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

紧接着，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示威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风波”。各大政党也纷纷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希望从贵族和军阀手中夺得权力的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买卖人首先关注的是投资回报率，赔本的买卖没有人愿意埋单。军备过度扩张，军事冒险万一失败，投入巨额金钱的投资人岂不是血本无归吗？赔本的买卖可没人会做。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局势在进一步的恶化中，首相桂太郎被迫辞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组阁，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尽显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最后，闹情绪也好，威胁退位也罢，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让步：

〖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

暂时放弃武力征服南洋的计划；

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英法美同步；

天皇年龄最大的顾问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员取代；

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3]〗

这个事件被称为“大正政变”。

大正天皇从此郁郁寡欢，1919年突发脑溢血，之后转为精神病。在一次阅兵仪式上，他当着外国使节的面，把诏书卷着当望远镜四处张望。大臣们认为天皇不再适合管理朝政，于是，1921年由裕仁皇太子摄政。

为什么大正天皇的让步会牵连到裕仁呢？

皇室贵族认为，“大正政变”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懒散和缺乏决策能力才导致皇权的危机。因此，裕仁出生仅70天，就被寄养在退役海军将领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后由专门的“御学问所”的教师负责培养，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以待将来皇权能够卷土重来。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1921年12月的一天，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摄政王裕仁，在皇宫里接见了贵族和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望是历经孝明、明治、大正的三朝老臣，他来皇宫参见之前已经听说，前一天裕仁在皇宫里，为庆祝旅欧蜜月归来和执掌大政，举办了一场不拘礼节的狂欢宴会，参加的全部是皇室宗亲和贵族近臣。这种摄政王和一小撮亲信的公开聚会，在当时还十分少见。这让西园寺公望十分担心和震惊。现在日本的上流社会纷纷猜测，裕仁执政以后，所依靠的到底是秘密团体还是内阁。西园寺公望和退下来的几位老臣都认为，裕仁应该谨慎行事。裕仁十分耐心地听了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并故作严肃地为前晚的荒唐行为道歉，接着十分诚恳地请求西园寺公望出任天皇的高级顾问。

西园寺公望对裕仁纠集秘密小团体的事颇有顾虑，就推说自己已经70多岁，到了退休年龄，只想住在海边读读小说，弹弹琵琶，安度晚年，没有精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裕仁了解他的担心，便答应如果西园寺公望同意，他将公开宣布放弃对秘密小团体的支持，以表示对君主立宪制的尊重。

西园寺公望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作为贵族藤原家族的一员，应该保持家族的传统去维护天皇制度。另一方面，他担心以后不能制止裕仁像他父亲大正天皇一样的专制行为，从而使自己被卷入天皇和财阀的斗争中两头不讨好，弄得自己晚节不保，毁了一生为民权和自由而奋斗的名誉。最后他认为日本国民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渐渐改变，也许能接受恩师伊藤博文所倡导的法制和宪政的理想。如果民意与天皇的意志冲突，相信裕仁会尊重和接受大多数臣民的意见。现在国家需要他，就应该接受这个职位。于是，他同意了裕仁提出的建议。

裕仁在等待西园寺公望答复时已经不耐烦了，但他必须有耐心。西园寺公望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挡箭牌和前台人物，他在明治时期的内阁和最高顾问机构枢密院供职长达40多年，在官僚和议会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行事敏捷周到，人品正直，既能为天皇在人们心中留下和谐慎重的印象，又擅长言不由衷和面面俱到的言辞，为天皇过激的政策和失误进行辩护。

搞定了西园寺公望，裕仁天皇就可以隐居幕后，充分施展他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和借力打力的韬略，若隐若现地左右政局，从容不迫地积聚皇权势力，待机而动。

有了多年的执政经历，裕仁天皇越来越成熟。他也有郁闷和痛苦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会来到皇宫的御书房。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记得在法国参观拿破仑陵墓时，他曾经出神地盯着拿破仑那把奥斯特里茨宝剑，想象着自己如拿破仑般驰骋疆场。“英雄当如拿破仑。”每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以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的气概来激励自己。他相信曾祖孝明天皇以来的“尊王攘夷”的梦想，必将在他的身上发扬光大！

回想400多年前，战乱频繁，皇权旁落，幕府将军嚣张到不向天皇提供任何财政补助，天皇穷得常常拿不出钱办一顿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大臣。因为缺钱，后土御门天皇死后44天才下葬，他的继承人也不得不把登基仪式推迟了22年。后来的天皇后奈良，潦倒落魄到上街卖字，后来靠勤王者筹集到钱，终于建了一座新宫殿，让天皇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即使这样，当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京都朝见天皇后奈良时，被告知因为幕府将军不在，请求不能送达。因此天皇被描述成了隐居在京都、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以后的300多年中，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天皇。在西方，天皇的存在被完全忘记了。

孝明天皇时代，美国胁迫幕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天皇在屈辱中向西方敞开国门。从此“尊王攘夷”成为历代天皇的梦想。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依靠三井等财阀的资助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幕府，恢复皇权，总揽大权于一身，和财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去依赖幕府将军施舍的教训让明治领悟到，为了维护最高的神主政权，金钱常常比武力更重要。明治将新的工业在日本的开发垄断权和殖民地物资的贸易权，赐给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三井掌握了日本最大煤矿的经营权，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樟脑和砂糖的专营权。天皇和财阀结成了互相依赖的同盟关系，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逼得天皇差点退位，最后郁郁而终。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又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4]

现在蒋介石忙着“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苏联埋头搞国内建设自顾不暇；英美为经济危机所困，对“九一八”事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裕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满洲只是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帝国的势力可以从满洲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最终控制南洋的战略要点。

肩负着几代人“尊王攘夷”的梦想、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历史又身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自认为对“攘夷”的理解，超过了前辈。他的雄心已经远远不止于“攘夷”，他认为，日本不能再孤立存在，而是要以领袖的思维进入亚洲和世界。他从自己的偶像拿破仑、林肯和达尔文的成就中得到启发，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抗击英美西方列强，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把亚洲和全世界从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用大和民族的神道教来促使其他种族“进化”。进攻、解放、进化，这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要全国一致对外，就必须说服日本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其中，军队和浪人非常理解和支持天皇的意图，紧紧跟随天皇的步伐。而财阀及其支持的政党，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裕仁看来，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张，财阀的势力自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恼的是，现在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害怕国际联盟可能提议的经济制裁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不愿意在长远规划上和帝国站在一起为占领满洲和今后的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回想祖先因为大权旁落而穷困潦倒，想到父亲被逼让步，再到今日自己与财阀政客的争权，裕仁发誓一定要牢牢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决不能像父亲那样心慈手软。

裕仁执政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父亲的位子上，会如何处理“大正政变”。父亲不太了解日本，他的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为国效忠的一套法则，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真切地感受过。父亲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他不能想象天皇在什么时候会遭到违抗。他并不懂得如何施展明治天皇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魅力和精心操弄的权术。

如果父亲像祖父明治天皇一样，多一些决心和权谋，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大正政变”是皇权的全面退步，现在轮到他来拨乱反正、中兴帝制了。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们。另一方面，把操纵财阀和政客的事交给西园寺公望，利用他出谋划策。如果决策失误，是西园寺公望承当朝野的批评，如果事情办得不坏，那是裕仁天皇英明。

裕仁天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就是要让西园寺公望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把权力从梦想“宪政”的财阀和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来的。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核心的财阀政客联盟。

“十一俱乐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议的亲信把三个提议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裕仁考虑后认为不错，便吩咐立刻进行，先把三井等财阀送进“美元套利陷阱”。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日本如实现共和政府，则三井、三菱一定会是大总统的候选人。[5]

三井支持过天皇，天皇也没有亏待三井。明治维新之后，三井财阀的迅速崛起，离开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1888年，明治政府公开拍卖三池煤矿，投标者包括三井、三菱等四家私营企业，大家都在背后找关系争取拿下这笔大生意。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决定拍卖标价不得低于450万日元，如果达不到，他就辞职而内阁可能会解散。

三井对三池煤矿志在必得，他们找来三井的最高顾问、政界大佬井上馨打通关系。井上馨当年把自己的物产公司和三井合并，形成了现在的“三井物产”，双方结下不解之缘。井上馨给政府部门打了招呼后，煤矿便和三井银行进行秘密谈判，敲定细节。随后政府突然宣布三池煤矿以455万日元卖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佐佐木先生，佐佐木代表的当然是三井。而后，三井以区区100万日元定金就拿下了三池煤矿，并将余款分15年付清。

三井买下三池煤矿不到一年，不仅收回了455万日元的成本，还赚了不少。如果按照保守估计，煤矿可以开采50年，将为三井带来4.5亿日元的利润，是当初100万日元定金投资的400倍！这算得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了！[6]

三池煤矿的成功运营，离不开三井以高薪留住的海归技术天才团琢磨。团琢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上任后不负众望，利用刚在国外学到的大型水泵技术，解决了煤矿排水的难题，大幅提高了煤的产量。因为团琢磨的经营和技术天赋，三池煤矿的利润居然超过了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比肩。三池煤矿被称为“三井的手提式保险箱”。团琢磨也迅速蹿升为三井的总裁，以年薪30万日元荣登日本“打工皇帝”宝座。可惜他的辉煌人生却因为“美元套利陷阱”戛然而止。[7]

随着三池煤矿的成功收购，三井经营的重点从商业、金融业向工业部门展开，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步成为垄断资本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势力遍及各个行业的财阀巨头。

《纽约时报》1922年曾这样描述三井：西方文明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组织。只从事金融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三井财阀比起来就非常一般了。三井是东方世界最富有的财团，控制了矿山、银行、铁路、航运、工厂和贸易公司。“像三井一样富有”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无穷的财富，就像美国人梦想“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一样。[8]

大财阀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元老、官僚、军阀，操纵政党，左右政权。当时日本的几大政党后面都立着各自的“财神爷”。政友会的元老井上馨，被人称为“三井的大掌柜”，核心人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与三井财阀有密切的联系，而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和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后者成了三菱创始人岩崎的女婿。这些人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是日本最活跃的政治人物，成为财阀的代理人，为财阀的利益服务。

1927年，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因挤兑而破产。财政部长高桥是清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并由日本银行向各大银行发放22亿日元的非常贷款，另由政府补助7亿日元，帮助垄断金融资本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将开业银行资本的门槛提高到100万日元，强制加速银行业的整合，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大银行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乘机捡便宜，急剧壮大起来，资本总额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9]

垄断资本家依靠政府的势力，形成金融寡头政治，在金融危机中反而“因祸得福”，不断壮大。这让人联想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拯救包括高盛在内的几个“大而不倒”的银行。同样是政府将纳税人的钱借给大银行，同样是放手让他们的竞争对手破产，难怪巴菲特在危机中毫不犹豫地抄底高盛的股票，有政府站在大财阀一边，试看天下谁能与敌！

财阀有了政党的结盟，遥控内阁议会，在“大正政变”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越来越肆无忌惮，对天皇和军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倨傲。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精明而富于权谋的裕仁天皇！

“十一俱乐部”会议后第二天，西园寺公望通过密探知道裕仁天皇智囊团的密谋之后，他明白天皇和他的小圈子在占领满洲后，没有按照他的请求“停下来想一想”，而是在加速向前推进。他决定取消回东京的计划，留在京都，向全国暗示，他不在天皇身边是因为他对国家新的扩张政策有不同意见。

同时，因为与住友财阀的特殊关系，他警告住友的银行家们千万不要卷入“美元套利陷阱”中，并通过他们私下和周围的人议论这件事，向天皇施加压力。

1931年10月初，财阀中最大的三井在听到内幕后，经不起诱惑，大举投机外汇市场，购进1亿美元，坐等美元套利变成现实，其他财阀也纷纷跟风买进。这下主动权就掌握在天皇手里了，如果财阀和西园寺公望站在一边，不为占领满洲融资，裕仁就按兵不动保持金本位，把财阀逼到破产的边缘。如果他们参与进来，就可捞到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快钱。

西园寺公望听说三井等财阀掉进圈套后，明白自己和三井一样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京都。同时，他再次警告住友的管理层，一场金融大屠杀将会到来，让他们自己掂量是否值得从中牟利。大多数高管都听从了他的告诫，以至于两个月后日元贬值时亏了不少钱。

在东京，天皇的小圈子正忙着把不同利益的政治势力组织起来，这个联盟包括军官、政客和三井财阀的董事。台上的民政党内阁怕风险太大，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一再向天皇请求辞职。在野的政友会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上，因为他们已经向后台“财神爷”三井保证日本会放弃金本位。三井已经赌了1亿美金，为免夜长梦多，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的政友会上台，以套现美元，获取投机利润。

裕仁天皇不慌不忙地要现任内阁再留守几天，等待国际联盟的决议。可三井财阀越等越着急，天天催着政友会想办法。政友会总裁被逼无奈，11月在一次选民集会上公开承诺要使日本效仿英国脱离金本位。消息一出，外汇市场上日元立刻下跌，三井财阀美元兑日元账面大幅盈利，压力顿时减小。西园寺公望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说道：“这不是一家银行还没开门就宣告破产吗？”

12月10日，国际联盟的决议终于下来了，对日本既不谴责也不包庇，而是要派个调查团到满洲和日本查访以后，才能判定“孰是孰非”。虽然国际联盟搞的是无原则的敷衍搪塞，但是派遣调查团这件事，在裕仁看来极其不靠谱，这无疑是给满洲的抗日斗士打气，无限期拖延国际联盟和日本之间的危机。

裕仁决定立即启动脱离金本位和“假战争”。

几天后，三井财阀的“美元梦”梦想成真，日本财阀和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共获得几千万美元的账面利润。财阀们弹冠相庆，他们又一次让天皇妥协了！他们却忘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钱变成了永远捏在裕仁手里的把柄！

裕仁接受现任内阁的辞职书后，就派人告知西园寺公望来东京参加新政府的就职仪式。呆在京都的西园寺公望终于醒悟过来，他以后不得不经常陪裕仁玩这个“推荐首相，找替死鬼”的游戏了。他不禁充满讽刺地问：“天皇的小圈子选了谁？”

当得知下一个替死鬼是曾经担任政友会总裁的犬养毅时，西园寺公望不禁佩服裕仁的精明，犬养毅正是钓蒋介石上钩的最佳诱饵！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犬养毅是明治以来的三朝老臣，和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非常深厚。他是孙中山的革命密友，始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蒋介石落难日本时，犬养毅收留并帮助过他。

只有像犬养毅这样的人告诉蒋介石，计划在上海发动的战争是给国际联盟演的一出戏，蒋介石才会相信，甚至愿意配合把戏演好！

1931年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正式上台，他的特使已经在南京和蒋介石秘密会谈了一段时间。双方约定，蒋介石默认日本侵占满洲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日本帮助蒋介石消灭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属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粤派势力。一旦“独立”的“满洲国”获得蒋介石的承认，国际联盟就没有理由谴责日本政府，更不用说经济制裁了。

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全体内阁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蒋介石临走时还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4个省政府担任主席，为夺回政权埋下了伏笔。这样他可以放心坐观“假战争”的发生，既避免承担战争责任，又能伺机回来变成结束战争的功臣。

为确保战争按既定规划进行，裕仁派自己的祖叔闲院宫担任陆军参谋长，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干将板垣大佐被调回东京，协助制定“假战争”的作战计划。

1932年1月，国际联盟还没有出发去满洲，关东军就对东北各地展开全面迅速的攻击，这让西方列强丢尽面子。美国国务卿提议召回大使和经济制裁，但在国会和政府里支持者寥寥，只好给日本发了个不承认满洲的强硬照会。这下让日本摸清了英美的底牌，更加放心地执行预定的计划。

美国、蒋介石、国内都搞定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就等着制造发动战争的理由了。

1月8日，裕仁天皇去东京郊外观看军事演习，他的行程5天前被一反常态地登载在报纸上。那天的保卫工作非常彻底，关东军的秘密警察部队被从满洲空运过来协助安保，东京的公共场所和朝鲜人爱去的旅馆被突击搜查，但不知为何“漏过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成员。他12月从上海出发，在日本入关时，神秘地“躲过”了向来精明的移民官，又在铁路便衣的眼皮底下搭乘火车来到东京。这时他身上每一个口袋里都揣着一个手榴弹，静静地等着天皇的车队。

当他看到有菊花标志的天皇马车经过时，拔出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惜手榴弹落在一位内大臣的马车下，只发生了小小的爆炸，大臣毫发无损。刺客立即被逮捕，被关进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死囚牢房，9个月后被秘密警察处死。

事后，那位被攻击的内大臣十分镇定地通知说，不必报告西园寺公望；天皇了解刺客身份后调侃地说他一定是朝鲜独立党的成员；天皇的一位亲信事前在日记里写道，他预感那天会出事。

刺杀事件使本来对天皇越来越失望的臣民产生了强烈同情心，纷纷要求负责警务的内务相剖腹谢罪。内务相只得和其他内阁成员一起递交了辞职书，天皇一眼不看就退了回来并让全体内阁留任。

西园寺公望听说这些后，沉默半晌，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常说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但是除了宪法外，天皇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存在的理由呢？”[10]

1月9日，刺杀事件后的第一天，在上海，跟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报道，这在日本侨民中引起骚乱。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随即提出抗议，要求该报道歉停刊。日本特务抓住这件事，开始制造战争的借口。

刺杀事件后的第二天，在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收到来自东京的电报：“满洲事件”按预计发展，但内阁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实业毛巾厂门口走走停停四下窥探，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第二天上午，上海日侨举行大会，请求日本政府保护。日本情报人员闯进三井驻上海办公室，用手枪逼着三井员工给东京总部发电报，要求政府保护。

天皇小圈子成员利用这个电报，要求三井承担发动“假战争”的费用，因为那是为了“保护三井在上海的利益”。犬养毅要三井捐献800万美金，作为政府调集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的费用。三井总裁团琢磨觉得政府的要求简直就是黑社会敲诈，就回复说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也付不起这笔巨款。犬养毅提醒团琢磨，听说三井刚从美元套利中至少赚了2000万美金，人要知恩图报，没有政府的帮忙，三井怎么能赚到这笔钱？如果三井同意提供资金，政府可以同蒋介石谈好让满洲“独立”，从而避免国际经济制裁，保证三井的利益。

团琢磨是个聪明人，终于弄明白这是天皇以武力建立帝国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因为西园寺公望这些政客或者三井财阀的反对而改变。天皇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妥协，美元套利便是天皇的一个圈套，一场大的较量即将来临。他同意考虑首相的建议，但是不能保证三井和其他财阀会支持这个计划。

1月21日，天皇命令议会休会，准备一个月后的大选。这样，裕仁在过渡期间，可以行使宪法赋予天皇的一项特权——批准不在预算中的额外支出。同时裕仁的亲信警告西园寺公望，2月10日之前，如果财阀还不能下决心为“假战争”提供资金，将发生令全国震惊的流血事件。

1月23日以来，日本海军舰队陆续在上海抛锚，上海市民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派兵增援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南京政府继续按兵不动。

1月26日，参谋总长，裕仁的祖叔闲院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命令上海的海军行使自卫权力。

1月27日夜里，遵照蒋介石的幕后指示，国防部长何应钦给第十九路军发了三次急电，要他们忍辱求全，避免冲突，千万不可妄动，以免妨°国防大事。

1月28日上午8点，据日本官方报道，一位看似属于反日“救国会”的中国人，把一枚看似炸弹的东西扔进日本领事馆。这给了日本海军开战的最终借口。

下午5点，《纽约时报》记者去港口采访日本海军指挥官的时候被告知，晚上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开进闸北，保护日本侨民，可是当时在闸北需要保护的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撤走了。

晚上8点30分，日军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离”。为保证拥有出兵进犯的借口，日军故意拖延到11点，才以信函形式通报上海市长。在通报仅仅几分钟之后，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是否送达，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

淞沪抗战爆发了。日本军队遭到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军长蔡廷锴表示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人。蒋介石看到第十九路军不但没有被日本人消灭，反而成为英雄，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跑回南京，宣布要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领导政府和军队。

蒋介石不得不同时演两场戏，一场暗戏演给日本人看，继续和日本特使进行沟通；一场明戏演给中国人看，而且情节非常搞笑，与蒋介石参战的说法背道而驰。他命令嫡系警卫师准备作战，可是过了三个星期部队才到达前线；国民党海军居然宣布中立，远远地躲到长江上游去了；在战事正酣时，国民党海军在日本神户船厂订购的一艘军舰下水了，中国大使出席了庆祝典礼，并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举杯共祝中日友谊长存。这哪里像两个交战国啊？简直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两个亲兄弟。

第十九路军听到蒋介石的许诺后欢欣鼓舞，以为蒋介石终于良心发现，不再被身边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所迷惑，开始为国家利益着想。他们勇敢作战守住防线，让大日本皇军十分丢脸，号称日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和炮舰的轰炸下，加上日本侨民和水手的帮助，居然还是不能攻破第十九路军的防线，他们真急红眼了！

可是比他们更急的是尊贵的裕仁天皇。为了防止日本海军为了挽回荣誉而假戏真做、扩大战争，他命令增援部队要缓缓推进不可急躁，还每天亲自查看关于战斗部署和后勤的每一个细节。他心里知道，这次游戏玩大了，不仅要蒙蔽国际社会，还要欺骗他的臣民和为他卖命血战的官兵。最后实在放心不下，把皇后的堂兄调来担任海军总长。这下海陆军最高指挥官都是皇亲国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场战争对裕仁有多重要了！

一边是裕仁急火攻心，另一边是三井等财阀磨磨蹭蹭不往外掏钱。按照日本惯例，国家的财政大计都要征得大财阀们的同意。现在钱还不到位，显而易见，他们对帝国政策持有异议。这是明目张胆地向天皇叫板！这次他们可要吃点苦头了。





「暗杀的国度」

1932年2月初，当日军轰炸的目标越来越靠近西方列强在上海的租界时，日本政府向东京的外国使节发出调停中日之间“误会”的提议。过了两天得到回复，美国国务卿表示必须把上海的斡旋和满洲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样，只要西方国家对上海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害怕经济制裁的大财阀们就不会为战争掏腰包。虽然日本的国家信用在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上跌到最低点，对今后日本海外融资十分不利，裕仁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美国的方案，他更没忘记一个月前警告财阀的2月10日的期限。既然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惩罚银行家的计划开始启动。

这次倒霉的是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当初正是他协调三井等财阀进场囤积美元，而且他知道这个阴谋来自皇宫，后来他在劝导财阀们向国家捐献部分利润一事上办事不力。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谁让井上准之助知道得太多呢！

2月9日，裕仁邀请了原来中国情报网的负责人到皇宫讲课，此人在中国的下属是日本右翼组织血盟团的领袖，他们以暗杀政界人士闻名。当天晚上8点，井上准之助准备在一所小学作竞选演讲时，被血盟团最厉害的刺客连开三枪毙命。“三重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诞生了。刺客在警察局受到异乎寻常的优待，几个月后上法庭时，精神抖擞，红光满面。

除掉井上准之助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打击执政的政友会和犬养毅，因为美元套利是在犬养毅内阁时期发生的，而政友会的温和主张往往和天皇及军方的扩张政策相左，他们认为帝国应该奉行经济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同中国要保持长期合作。

大选的结果让裕仁小圈子非常担心。看来老百姓不傻，他们知道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内阁从上一届政府继承下来的，所以继续投政友会的票。

刚被井上准之助的死吓出一身冷汗的财阀们，看到选民不支持战争，就挺起腰板，准备重新挑战天皇。当初为了利益背弃了西园寺公望的财阀们，现在纷纷找上门来，要和他共同发起“宪法保卫运动”，再创“大正政变”时期的辉煌。

财阀们招募了自己的保安队伍，来对抗血盟团。他们不但不答应为在上海的“假战争”埋单，居然还想出了收买对天皇最忠实的关东军的主意。三菱的代表找到关东军司令官，请求他接受一张高达10万美元的“捐献”。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金额太小，三菱应该更慷慨些，直接捐给东京的陆军参谋长。

裕仁小圈子认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唯利是图的财阀勾结政客，迷惑了天皇的臣民，现在又要收买陆军。而政客们被财阀的金钱和西方所谓的议会民主腐蚀，丧失对国家和天皇的忠诚。所以，必须对罪魁祸首的财阀实行直接打击。

让裕仁小圈子欣慰的是，2月29日，在国际联盟到达东京的时候，7万日军精锐终于突破了5万第十九路军战士的防线，而3月1日，傀儡“满洲国”也大张旗鼓地宣告成立了。3月2日，国际舆论完全被一位闻名世界的美国飞行家小孩的绑架事件所吸引。这一连串的利好消息被他们认为是天赐良机，这下可以放心准备如何对付财阀了。

当天，三井银行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过去一年银行业务遇到的困难，由股市和英镑贬值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美元套利的利润，而美元套利完全是为了对冲英镑贬值的损失，最终三井银行净亏损400万美元，外界批评三井投机美元大赚黑心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1]

3月3日，财政部好像完全没有理会三井哭穷的呼声，宣布为了偿还上海战事带来的债务，准备发行约800万美元的债券，希望三井等财阀为国家利益着想，积极购买。三井总裁团琢磨毫不买账，答复道：“全国大企业家一致认为，公司财政困难，缺乏现金，难以如愿购买债券。”双方干上了！[12]

1932年的日本正处在经济危机中，而东北部农村遭受1869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减产。农民以草根为食，他们的女儿被买去当歌妓，儿子去满洲“保卫国家利益”。本该用来赎回女儿的钱不得不去付租金和税。另一桩悲剧发生在一位儿子在满洲的农民父亲身上，儿子出发去满洲之前写了封信告诉父亲，但是忘了贴邮票，而父亲因为付不起4分钱的邮费不能收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儿子在满洲战死的正式通知。[13]

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辛，对资本家怨声载道。裕仁小圈子认为这是对财阀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既能把财阀当靶子泄民愤，又能叫他们乖乖听从天皇的指令。

3月5日，团琢磨在三井银行大楼门前被血盟团的刺客一枪击倒，20分钟后死亡。

刺客后来对《朝日新闻》说：“我的目的是在打破腐败的既成政党，但是在既成政党的后面，必有财阀的巨头，所以我的计划是从暗杀财阀巨头着手，团（琢磨）是三井财阀的中心，所以我要杀他。”[14]刺客对财阀的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完全符合天皇的心意。

团琢磨被刺杀后的第二天，西园寺公望回到东京，但是拒绝按照礼节进宫朝见天皇。他一直在同各方会谈，想要竭力保住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宪政之梦。他要犬养毅内阁留任，让人们保持对立宪议会的一点点希望和信心，并竭尽全力阻止暗杀的恐怖政治。作为交换，西园寺公望要求大财阀买入为上海战事发行的全部800万美元债券，另外拿出750万美元作为傀儡“满洲国”的启动资金。

一切商量好后，西园寺公望进宫向天皇谈妥了安排。可是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暗杀没有停止，阻挡帝国扩张的一切力量必须被清除。

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官和农民法西斯组织成员，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分4路袭击首相犬养毅的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除了杀死前首相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都没有实现，最后他们乘坐出租车到警视厅自首。

刺杀犬养毅首相的11名凶手遭到军法起诉。可就在审判前，法庭收到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是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的，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不但没有认罪，反而以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赤胆忠心，激起民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和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另一份由11位年轻人寄来的求情书也被送到法庭。他们附上每人的一根手指表示他们对刺客的敬意，并请求代替11位刺客赴死。

民意如此，怎能不教天皇对他亲自操盘的“尊王攘夷”之梦信心满满！





「皇权战胜了金权」

“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15]

裕仁天皇主导的日本侵略扩张的背景和德国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经济上完全垄断；文化传统上爱好武力、尊重权威、崇拜秩序、勤奋刻苦，深刻体现了对自己独特价值观的自负以及得不到尊重的怨恨；政治上，日本1889年宪法的范本就是俾斯麦的德国宪法，虽然两国都是立宪制，但是议会后面真正掌权的是军队、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两国唯一重大的区别是工业实力，日本是个真正资源缺乏的国家，缺乏煤、铁矿石、石油、合金材料、水力资源，甚至食物。而德国只是用它来做宣传而已。[16]

先天的缺乏资源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增长的人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日本全国人口从1873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9年的7000万。他们想效仿当初欧洲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奈世界上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欧美国家瓜分干净。同时英、美、德、法、俄等国对日本的扩张十分警惕和不安，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大大伤害了日本民众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增加了日本对英美的敌对情绪，转而通过武力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下，日本和德国都推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以提高国防开支、实现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手段来克服危机。

在德国，由于皇权的崩溃，政权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过大选来实现的。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ì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纳粹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当时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包括工业资本家、军队、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阶层。希特勒通过保证农产品利润、管制农民工资、减少贷款利息和税收，以及免交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普鲁士军官团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阶层，保护容克地主阶层使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

通过要求官僚阶层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纳粹党员成为公务员，加强了纳粹的势力。

资本家在纳粹上台后权力大增。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之外，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17]

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权，日本不是依靠政党和大选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强势的军部来主导，依靠对内策划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扩大势力和影响，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日本“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只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对君主的制约。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要保护天皇，还要明确一套机制，使天皇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国元首”，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议会，可以颁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助和咨询的作用。可见，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权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然，法律归法律，天皇的实际权力仍然取决于天皇本人与财阀、政党、军队之间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权力与明治天皇的权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军队势力集团，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对外战争，成为政府的权力中枢，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一是参照德国，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更是确立了军队干政的法律依据，如果军方抵制，内阁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同意，而绕开了总理大臣。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正如“大正政变”中，陆军大臣的辞职就轻而易举地搞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公望内阁。

明治维新时代，国家的目标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建成工业化国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导，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这样日本形成了几个和政府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垄断企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资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态度执行国家政策。

日本的政党政治活动在早期依赖元老举荐制度。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各个政党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们的欢心。当元老一个个离去后，缺乏民众根基和纲领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强硬的军部的行动时毫无还手之力。

宪法保护下的皇权、强硬的军队、合作的资本家和软弱的政党，这一切都让天皇的军国主义专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风顺。

裕仁还向世界证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对基层臣民的控制和鼓动能力。这些人包括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一旦内阁大臣官僚或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不听指挥，他就直接发动基层民众和下级军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亲的帮助下，很早就开始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时，就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青年军官，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他们后来形成了裕仁向军中元老挑战的组织——“巴登巴登十一亲信”，其中的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宫中建立了控制和培养年轻军官和官僚的教导中心，取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大学寮”。对于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能在神圣的皇宫里听讲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这里待过的人很少会背叛天皇，同学之间结下的友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他们的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对日本的政坛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

东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为大学寮学监，他多年在裕仁的亲信身边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帮会“黑龙会”头子的忠实助手，还在中国当过10年间谍。他周围聚集了代表各阶层的大亚细亚主义拥趸、间谍和民族主义分子。他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尔”，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实干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里加入了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主义”。儒家思想、武器发展、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的改组和地缘政治理论等。天皇的首席顾问开了一门关于天皇地位的课程，解释皇室的各种职责，说明这些职责在调节天皇与其忠实亲信的分歧时的作用，以及讲解决不能让公众和舆论玷污天皇的必要性。来讲过课的甚至还有准军事体系的人员，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等战斗在“法西斯主义建设”第一线的行家里手。[18]

除了培养人才以外，天皇还支持拉拢帮会和法西斯组织，比如黑龙会和血盟团，让他们以暗杀和政变来诱导民意，清除反对派。

黑龙会创立于1901年，是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营，势力之大，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团体。当时成立日本内阁，没有黑龙会大佬头山满的同意，谁也行不通。黑龙会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曾大显身手。之后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配合军队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是日本右翼恐怖组织，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发起，主要成员是学生和农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国搞过特务活动，20世纪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门徒企图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牵扯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裁团琢磨，都死在血盟团的枪下。

有了这些组织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运用“乾坤大挪移”，幕后操纵日本政局，屡屡使出阴谋、暗杀和战争手段，打得政党势力灰飞烟灭，财阀资本家俯首帖耳，国际社会哑口无言，把皇权紧紧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超大正，直追明治。

“这样就结束了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犬养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会销声匿迹。此后13年内，虽然日本人仍继续定期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对当时公开化了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已。在随后的岁月中，既然财阀已甘心成为国家整军尚武的机器上的轮齿，那么裕仁从他的皇祖列宗处承袭的军事计划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来自陆军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爆炸后，烟消雾散；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秘密警察大楼前停下来；西园寺公望最后虚张声势的恫吓伎俩被裕仁镇下去之后，死者共计不过4人。一年之后，希特勒夺取政权时，还得刺杀政敌51人，并纵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希特勒的名字于是立即在全世界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他的这场‘三重阴谋’的大政变后，却仍未被人识破——依旧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盖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来仍然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典范。他占了当皇帝的便宜，他可以凭借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19]

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翻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彻底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宪政不可能制约天皇，金权也难以战胜皇权！

从此，日本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参考文献」

[1]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78页

[2] 出处同上，第579页

[3] 出处同上，第410-411页

[4] 南进论，（日）室伏高信，1936年

[5]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6]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23-224

[7] 出处同上，p225

[8]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 1922

[9]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55-156

[10]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5页

[11]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54-255

[12] 出处同上，p255

[13] 出处同上，p249-250

[14]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5]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6]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GSG & Associates，1996，p561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75页

[18]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459页

[19] 出处同上，p663





第七章 金陵梦断



银行家之死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金融版“潜伏”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外汇平准基金是中国当时的第二中央银行？

为什么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能够攫取惊人的财富？

为什么外汇自由化是一个在错误时机推出的错误决策？

为什么中共的“金融潜伏”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

为什么蒋介石最终输掉了货币战争？

1935年的法币改革，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却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争一旦爆发，外汇立刻短缺，法币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蒋介石不得不依靠英美贷款，才能稳定货币，坚持抗战。英美充分利用了蒋介石的困境，以外汇平准基金为平台，以外汇贷款为条件，一举夺走了中央银行的大权。

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利用货币手段，无情地掠夺了大后方与沦陷区的财富，尽失民心。正在恢复经济的关键时刻，货币稳定本该压倒一切，宋子文却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推出了一个错误的货币政策，这就是外汇自由化，其后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的崩溃。

金圆券本来是为了收拾法币的烂摊子，没想到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烂摊子，最终葬送了蒋家王朝。





「银行家之死」

1938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架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民航班机一路西行直往重庆而去。飞机刚刚飞到广东中山上空，机长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云端钻出一架战斗机，机身侧翼涂装的日本太阳旗怵目惊心——那是一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战机！不一会儿，那架日本战机的侧翼又出现一架战机，紧接是第3架、第4架、第5架，民航班机上的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落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空中陷阱。

机长见势不妙，猛地一拉操纵杆，一头扎向厚厚的云层，企图摆脱日军的伏击。5架日本战机立刻呈扇形队列包抄上来，机关炮喷着火舌向民航班机打去。不到一分钟，民航班机就被打得失去了飞行能力，拉着黑烟急速下坠，驾驶员所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将飞机迫降在水田中。

幸运的是驾驶员成功了。还活着的乘客奋力挣扎着爬出机舱，四散奔逃。其中一名乘客刚跑出两步忽然想起机舱里还有重要的公文包，立刻转身去抢。这时日本战机纷纷俯冲下来，向还活着的一切生命扫射。刚刚返回机舱的那名乘客不幸中弹而亡。

这位勇敢的乘客是一名中国银行家，他的名字叫胡笔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同机遇难的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银行家，“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

日本的战斗机绝不是巧遇了这架民航班机，并将其击落的。其实日本间谍早已在香港严密监控几位中国银行家的行踪，他们使用美人计从港英官员的口中获知了胡笔江、徐新六等人的航班信息，结果就是日本空军派出精锐的战斗机在香港到重庆的半途中进行拦截。

如果仅仅是为了暗算两名中国银行家，日本空军和间谍组织似乎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事实上，日本要暗算的不仅仅是这两名银行家，而是要暗算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此时，这两位银行家的提包中承载的是中国法币的命运，而货币的命运最终将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废两改元”，建立起“四行两局”的金融系统来统一中国混乱的货币发行。1935年11月，中国完成了币制改革，废除实行了400年的银本位制，白银被国有化，法币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货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这一系列货币改革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在“四行”中，宋家控制中国银行；孔家执掌中央银行；陈家和宋家分享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则是蒋家的自留地，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黑道兄弟，分享农民银行资助下的巨额鸦片利润。在“两局”中，孔家拿下了中央信托局，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军火生意；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大饼由各家族分享。后来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库”则是陈家的天下。外汇这一中国最稀缺的金融资源由宋家和孔家联手垄断。当然，最大的老板还是蒋介石。

当蒋介石从军事集权、政治集权发展到金融集权时，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剧增。通过金融系统，四大家族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外汇，实现了金权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由垄断中国金融系统，演变为与四大家族分享权力。客观地说，四大家族已经具备了向日本财阀体系进化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也已经逐渐加强了对金融高边疆的控制力。

先前的中国，货币版图四分五裂；如今法币一出，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终结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状态。而货币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法币改革后，直至战争爆发时止的20个月内，“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汇率的稳定”[1]，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外贸能力，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大萧条的阴影，迈入稳步增长的轨道。如果不是美国单方面掀起“白银风潮”，中国很有可能会是较早走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国家之一。

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特别是对征服中国具有强烈冲动的日本军方。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贫弱和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搞成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这对日本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自身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货币统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边疆，最终在本国金融的强力支持下，走上了一代人即完成了工业化的快速轨道。

美国外交人士对此深有体会，“日本军人抱有一种信念，以为中国推行的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和改进军事的方案，近几年有了进展并获得明显的成功，因此已经构成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推迟目前所进行的摧毁那一方案的行动，只意味着以后再想去摧毁它就难于做到了”[2]。

更令日本军人恼火的是，法币居然选择了与英镑和美元挂钩，以保持币值稳定的政策，从而事实上拒绝了法币日元化的可能。这等于是货币宣战！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法令刚一出台，就规定了法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将法币纳入英镑集团。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美国以黄金购入中国7000万盎司白银，另外中国方面再以5000万盎司白银为担保借款2500万美元，并将这笔黄金和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联储的户头，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并规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法币兑换30美分。这个协定把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帮中佐、少佐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英镑和美元区，使中国跟英美力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将日本彻底排除出局。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的币制改革，“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之邻国日本，竟毫无协议……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故以安定东洋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漠视”。就连素称“鸽派”的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是“蔑视日本之立场，故亦不能承诺”，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3]关东军对币制改革的反应，则是直接用大炮发言。中国11月3日刚宣布币制改革方案，关东军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步兵、坦克战车和野战重炮部队在山海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开进关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同时日本方面开始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力向华北渗透，妄图把华北“满洲国”化。

日本的逻辑非常明确，中国的币制改革，事实上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决心“自外”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然中国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币制改革，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摇摇欲坠。战争需要钱，现代化战争需要更多的钱。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动员国家的战争能力，说白了就是让中央银行造币局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印钞票。而维持法币币值稳定的要害在于外汇市场的汇率稳定，而真实的汇率稳定需要外汇的自由买卖。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开始大量抛出法币，抢购美元、英镑、黄金和白银，很快国民政府压箱底的那点外汇储备就要耗尽了。

1938年2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出笼后，上海外汇市场上日伪金融势力套汇活动颇为猖獗，每日向中央银行提出购汇的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4]与此同时，法币币值则一路下跌。从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币兑英镑从14便士降至8便士，兑美元则从30美分降至16美分，5个月间贬值一半！

迫于巨大的抢购外汇压力，国民政府放弃了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由中央银行出面管理，实行“外汇请核”制度，即各项购汇申请须经由中央银行核定后，再按法定汇价售予外汇。上海和香港变成了两个官方的外汇市场，法定汇率有价无市。

然而对买卖外汇的限制立即导致了上海外汇黑市的出现，对法币币值反而形成了更猛烈的冲击。

法币的信用已到了危急关头，要想维持法币币值，从而稳定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金融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英美借钱。将借来的英镑和美元存到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户头上，同时由出资方派员建立一个“董事会”来管理这笔外汇，有计划地向中国外汇市场抛出英镑和美元，回笼法币，以此来稳定法币的币值。等战争结束金融稳定后，中国再定期偿还借来的这批英镑和美元。

这笔钱叫做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平准基金的“董事会”，就是平准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的金融机构，有权独立地根据当时外汇市场行情的波动，做出干预汇市的决定。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委员会操纵汇率的权力，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且任何机构和个人，只要想弄到外汇，就必须报请委员会审批和拨付。这样，平准基金等于把以前中央银行行使的“外汇请核”审批权也抓到了自己手中。另外，中国政府的一切货币政策都必须事先提交给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点了头才能执行，于是这个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一旦落实，俨然就会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被日本战机击落的徐新六和胡笔江，当时被中国政府召回战时首都重庆，他们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英美借钱，张罗平准基金的事。徐新六和胡笔江也是完成这个使命最好的人选。徐新六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投身银行业，迅速崛起为江浙财阀的台柱之一，又长期担任国际银行家在华理事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董事，与国际金融界交往密切，还是美国财长摩根索的故交好友，由他代表中国去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谈平准基金的事，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胡笔江身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在江浙财阀中乃是坚决的反日派，曾经因为大力资助“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上过蒋介石和日本军部的黑名单。一个抗日银行家以坚持抗战为诉求，要求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在西方议会和媒体中都很有说服力。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黄金搭档。

这也正是日本人一定要置这两位中国银行家于死地的原因。一旦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做成，中国法币币值将会稳定下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政府对日作战的财政动员能力。而英美方面把持了平准基金，就等于把中国牢牢地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搅黄这件事，就算拦不住，也要竭尽全力打乱其步伐和节奏。

徐新六和胡笔江可以说是倒在了“货币抗战”的前沿阵地上。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经过多方努力，到1939年3月，中英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出资325万英镑、交通银行出资175万英镑，英国方面由汇丰银行出资300万英镑、渣打银行出资200万英镑，合计1000万英镑（约合5000万美元、10亿元法币）组成“中英平准基金”，全部英镑存入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户头上，并组成“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来进行干预汇市、平准法币币值的操作。

但是，这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火的摧残、物资的极度匮乏、天量的通货膨胀、伪法币套取外汇的货币攻势，再加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1000万英镑平准基金很快就支撑不住了。1939年5月底，在平准基金开始运作后仅仅两个月，全部基金的2/3英镑子弹，就已经消耗殆尽。然而面对战争这一可怕的财富绞肉机，还有疯狂逃跑的法币资金，根本就招架不住。到7月中旬，平准基金弹尽粮绝！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也下降到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的外汇节余仅剩2500万美元。[5]

情急之下，平准基金委员会不得不两度停售外汇，法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贬值，到1939年10月，1元法币已跌至4便士的历史新低。

此时，美国人出招了。

1939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亚瑟·杨格通告美国大使馆：“最近三天里，平准基金的耗费异乎寻常，其中约有一半是美国运通公司和花旗银行购入的。”[6]连一贯亲美的孔祥熙也愤怒了，他在7月18日直接致电美国国务院：“外汇情势日趋严峻，平准基金所剩无几。近日所售外汇，大部分为外商购去。据所收到的报告，其中相当大的份额为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和其他美商购去了。这无论如何不是友好的举措。因此，请务必尽快制止此事。”[7]孔祥熙的措辞之严厉，就差直接骂娘了。

这时站出来给中国解围的，是希特勒。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同日，英法对德宣战，英镑应声贬值，法币在上海汇市随之升值。至1940年初，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上升了80％，对美元也上升了50％。平准基金委员会趁机抛出法币回购了420万英镑，相当于以往出售总额的40％。[8]

然而好景不长，到1940年3月，情况又趋严峻。5月初，平准基金委员会再次停止了向上海汇市无限制提供外汇，法币兑英镑暴跌。两个月后，1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只剩下了200万英镑，实际上已经无从发挥平准法币币值的功能了。

日本人拆台，汉奸伪政府拆台，美国人也拆台，投机商推波助澜，欧洲又爆发大战自顾不暇，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向美国求援。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哀求道：“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软，影响所及，事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敝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9]

美国还在等待“更优惠”的报价，蒋介石已然等不及了。

1940年6月，宋子文亲自出马赴美求援。此时的美国社会正是“孤立主义”当道，美国民众觉得有两大洋防护，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能奈我何，何必要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搭上自己孩子的骨头。尽管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但是在民众选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援华一事谨慎从事。直到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气焰正盛的德国人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妥协，生怕中国扛不住倒向日本一边的罗斯福这才松口，同意对中国的外汇平准基金贷款。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美两国终于在1941年4月，达成了有关平准基金及其管理委员会的协定。在同一天，新一期中英平准基金协定也达成了。随后，三国互相换文，将两个平准基金加以合并，由美国出资5000万美元，英国出资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合计1.1亿美元组成全新的“中美英平准基金”。[10]

新成立的基金委员会权力熏天，除了日常的外汇市场操作、平准法币汇率之外，还有权审核所有的中美贸易。不管是谁，只要在中美两国间做生意，就必须持有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而一切中国对美国出口，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证明，美国政府才准其货物入关。也就是说，这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不但是中国实质上的中央银行，还是中国最高外贸管理机构！

美国人的胃口远比英国人大得多！

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美国人。根据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美籍委员应该将委员会的一切决策和计划，随时呈报给美国财政部。必须经过美国财长或者美联储的批准，委员会才能动用基金进行投资或再放款等业务。而且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平准基金委员会，必须将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汇报给美国财政部，供其“参考”。

再来看看这个中美英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构成名单：陈光甫、席德懋和贝祖诒。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是江浙财阀的台柱人物，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完全按照西方银行业的标准模式来运营，与美国财团有大量的银行业务往来，是上海美国财界精英结社“罗塔里俱乐部”的会长[11]，地道的国际银行家的圈内人，他顺理成章地出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洞庭席家的席德懋的正式身份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而他真正代表的势力则是外国银行的“八国联军”。贝祖诒出身盛宣怀系的汉冶萍公司，后来加入中国银行，成为宋子文的心腹，是宋家在平准基金的代理人。

从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国际银行家领导下的、买办与官僚资本密切合作的、控制中国金融主权的核心组织。

为了扶植这个机构，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冻结所有中日两国在美的私人资金，随后英国与荷兰也相继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美国财长摩根索高度评价了平准基金的作用，称其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12]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13]

然而不管是摩根索，还是詹森，都没有表达出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平准基金的确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更深地控制中国，更好地为其所用！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1941年12月，就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在香港开张后仅仅4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国会，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在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当时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法币，按照官定汇率，5亿美元相当于100亿法币，也就是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华尔街早已在构思战后的世界货币的战略格局了。从货币战略的角度看，这5亿美元的“本钱”将带来四大巨额回报：第一，贷款将立竿见影地拉动美国的军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带动钢铁、矿山、机械制造、运输、造船、汽车、飞机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大大改善高达18％的失业率，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第二，贷款将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彻底美元化，从而在货币发行的高度，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以此类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将大大扩张美元的流通域，强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能力；第四，美元势力扩张将最终取代英镑而奠定未来世界货币霸主地位，当世界各国争相获得美元贷款时，美元的国际储备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被确立。战后，美国将通过增发美元纸币的形式，向各国每年征收“铸币税”，而且一收就是70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元货币战略的制定者，高就高在发现了“美元储备”相当于变相征税，而且是世界各国无法摆脱的、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超级税种”！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5亿美元实在是一笔天大的意外之财！四大家族费了吃奶的劲，背了无数骂名，才把原本江浙财阀把持的金融权力抢到了自己手里，建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集权体系，结果没几年功夫，一不留神就被平准基金委员会夺了权。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然而因为自己手里没有硬通货，人家手里有美元、英镑，有求于人，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下好了，在美联储的户头里，随时有5亿美元可供支取，为什么还要把只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当大爷一样供着呢？

于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立刻把这笔天量外汇的管理权抓到手上，又坐回到真正的“中央银行”的位置上。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假模假式地委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陈光甫、席德懋等人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然而，陈光甫刚接到任命就发出了辞职信，席德懋也只是指派了一个代理人代表席家出任这个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屁股还是坐在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当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了“美元储备”的精髓，他们开始“抓大放小”，什么每笔中美贸易管理问题和外汇使用权限审批之类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还不够烦的呢。于是，平准基金委员会逐渐失宠了。委员们也都不得不“与时俱进”，向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靠拢。

当孔祥熙突然发了横财，这笔钱该怎么花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究竟如何花才对自己最有利？

不久方案就出来了：发行1亿美金储蓄基金；发行1亿美金公债；拿出2.2亿美元从美国买黄金；用5000万美元在美采购各种物资；剩下的钱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所谓“美金储蓄基金”，就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拨出1亿美元存入央行充做基金。“四行两局”的储户存储时，以法币折合美元，折合率为1美元合20元法币。储蓄券面额不加限制，最小面额为10美元，期限分为1年、2年、3年3种，年利率分别为3厘、3厘半、4厘，到期按面额付给美元本息。

所谓“美金公债”，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拿出1亿美元做担保来发行国债。认购国债者以100元法币合5～6美元的折合率，掏法币买美元担保国债，从1944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分10年还清。这种债券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可以在公务上用作交纳保证金，还可以充做银行的准备金。

听起来很美，然而老百姓包括工商企业和银行，都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与民争利、发债赖账的“光荣传统”给吓怕了，到期能否照付美元本息，心里都没底。然而，1942年初，有平准基金和5亿美元大馅饼做后盾，法币币值一度坚挺，美元的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套利空间也不大，所以不管是美金储蓄基金还是美金公债，一开始都应者寥寥，不得不用“劝销”、“摊销”、“搭销”的方式强行推动。“四行两局”奉命向民众“摊销”两种投资品，不论官民，凡向“四行两局”借款者，一律将贷款额的5％～20％强制转成美金储蓄券。“四行”本身也必须认购200万美元的美金储蓄券，甚至还下令各省售粮时，都必须以类似的手段向购粮者“搭销”美金储蓄券。

美金公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政府的信用记录本来就不佳，抗战后连证券交易所都关门大吉，合法的公债买卖都不存在了，这会儿突然又发行一种新公债，还号称以美元来偿还本息？民众认为，央行、财政部那是组团忽悠老百姓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最高金融统制机构“四联总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把推广美金储蓄券那一套打法拿出来推销美金公债，除了“劝销”、“摊销”、“搭销”这些招数外，还强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各自认购200万美元公债进行造势。

然而，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却从困境中悟出了大发横财的道理。

别人不知道美金公债的底细，孔祥熙还能不知道吗？用作公债发行准备的1亿美元就存在美联储的户头上，债信根本不成问题。再说赖的账还能赖到财政部长、央行总裁的头上？而且战争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打完，只要打仗，法币肯定还会贬值，官价和黑市价的套利空间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增加，仅这一手就不知道能赚多少钱！什么是金融？孔祥熙就是金融；什么是监管？孔祥熙就是监管！说干就干。就在大家渐渐明白过来，开始跃跃欲试购买美金公债的时候，孔祥熙却命令央行国库局，以美金公债债券售罄为借口，自1943年10月15日起停止发售。

真的都卖完了吗？据时任云南省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的陈赓雅回忆，到1943年10月份，还有整整500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没有销售出去，孔祥熙却命令终止发售，由央行业务局收购[14]。实际上，央行业务局并没有全部收购，孔祥熙自己就买下了115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孔祥熙是用1美元折合20元法币的官价收购的这批公债，而当月美金公债的均价却是1美元折合约250元法币的水平。仅这一招，孔祥熙和他的党羽就贪墨了20亿元以上的法币！

这还不算完。干完了这一票，孔祥熙一班人胃口变得惊人得大，他还想把全部5000万美元的公债都吃下去。然而孔祥熙的权势再大，也只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蒙蔽一部分人，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所作所为被舆论曝光后，朝野一片哗然！

黄炎培、傅斯年等一批国民参政会的“御史言官”们，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联名提出对发售美金公债营私舞弊的质询案，傅斯年还搜集了一大堆孔祥熙美金公债案的原始资料和证据，打算正式提交参政会讨论，一定要玩一手“美式民主”，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亲国戚、亲美大财阀孔祥熙拉下马。

然而就在国民参政会正式开会的前夜，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却找上门来，与傅斯年议员“恳谈”，要傅斯年“以大局为重”，不要给“友邦”和“反动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要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会秉公办理，希望能把孔祥熙案的卷宗先拿到蒋介石官邸，“委座要提前看”[15]。当然，这批卷宗最后必然是永远“失踪”了。事后，虽然孔祥熙被迫辞职下野，从此远离权力中枢，但是他并未遭到司法调查，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被他贪墨的那些钱也不了了之，湮没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蒋介石摆明了就是要罩着孔祥熙，事实上，统治国民政府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哪一个身上都不干净。

早在1943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估计宋子文的身家有7000万美元，他在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都有投资，而仅靠他出任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国家公职的那点薪水，显然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的。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1953年采访连任失败的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在计划偷偷侵吞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杜鲁门越说越激动，最后竟不能自抑，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该死的贼（They'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介石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16]

被他们贪走的美元，最终也是需要中国普通老百姓辛苦劳动创造出财富来偿还的。他们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样的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榨取国民血汗的财富压榨机！

如此的“国民政府”，早晚必被国民所抛弃！





「金融版“潜伏”」

1939年秋天的纽约，陈光甫在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只见这位小伙子儒雅中暗含着老练。他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对陈光甫的英文提问，他以英语对答如流。陈光甫暗自点头，果然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兼货币司司长、他的老朋友白劳德亲自保举的青年才俊，当真是后生可畏。陈光甫当即拍板，聘请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为自己的秘书，着力栽培。

这位年轻人名叫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他的弟弟，则是日后代表新中国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在接受组织派遣赴美留学期间，通过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政策研究室官员、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爱德乐。后来，爱德乐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实权人物白劳德。白劳德当时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成员，看到来自中国的冀朝鼎人才难得，就引荐冀朝鼎作为研究人员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

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可是非比寻常，它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于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由中美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的精英阶层组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对其提供资助，代表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华尔街联盟控制着这个组织[17]。同时向这个组织提供经费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时代》杂志、J. P. 摩根、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及其他与华尔街有关系的机构。

作为这个机构的美方主要代表，财政部的实权人物、助理财长白劳德对于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设计，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大萧条那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应该搞一个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平准基金，基金数额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并且基金要以这50亿美元为准备，发行独立的货币单位“尤尼它”（Unita）。每一个“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将“尤尼它”与美元和黄金挂钩，所有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3/4的投票权表决通过，会员国的货币不得贬值。另外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等歧视性措施，并对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这就是今天统治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而白劳德建议的这个国际平准基金计划，最终以“怀特计划”的名称永载国际货币金融史册。

提出了国际平准基金计划的白劳德和美国财政部，急需一块试验田来测试自己的计划到底成效如何。这时中国为了稳定自己的币值，主动于1938年8月派徐新六、胡笔江赴美洽谈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事宜；然而两位中国银行家还没来得及飞离中国本土，就被日本战机击落。亟需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在悲剧发生的第二个月就迅速委派陈光甫继续赴美谈判。

本来这是一件美国财政部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和中立法，又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于是熟悉美国政治气候和商业套路的陈光甫，建议美国财政部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用这个平台作为未来建立平准基金的过渡，而公司的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最低限度国防能力的重要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18]随后，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终于在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

急于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白劳德和陈光甫都心知肚明，这个“桐油贷款”不过是未来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预演，白劳德需要及早向这个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安插“自己人”，陈光甫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既能应对公司的日常业务，也能保持与美国财政部的密切沟通。恰在这时，冀朝鼎出现了。而陈光甫安排给冀朝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桐油贷款”报告。[19]

而冀朝鼎能成为白劳德的“自己人”，使得白劳德推荐他扮演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冀朝鼎的举荐人爱德乐是白劳德的心腹，或者是冀朝鼎卓尔不凡的能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共事，更重要的是，白劳德本人也是“组织上的人”。1944年，白劳德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用自己的“怀特计划”PK掉了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苏联间谍嫌疑的罪名给“双规”了。此后不久，打入全球资本主义大脑神经中枢，进行深度潜伏的白劳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随着战事的深入，中国外贸路线几乎全被日本军队切断，实际上已无外贸可言。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自无存在的必要，于是陈光甫就带着冀朝鼎回国，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冀朝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像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都是身兼数职的金融界大佬，各有各的银行“堂口”，各有各的一大摊子事，对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可能亲力亲为，于是基金的日常运作就全部控制在了冀朝鼎的手中。而平准基金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位深度潜伏的“共谍”，真可谓是位高权重。

更匪夷所思的是，冀朝鼎不仅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呼风唤雨，不久居然又成了孔祥熙控制下的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原来，冀朝鼎在他的位置上，敏锐地觉察到在两个委员会之间，特别是在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权力的天平迟早会向后者倾斜，为了潜伏到更深的位置上，他必须利用两者的矛盾，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转到孔祥熙的阵营中去。尽管陈光甫的才学、私德、个人魅力要远胜于孔祥熙，尽管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他与陈光甫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尽管背弃陈光甫令冀朝鼎内心痛苦不堪，然而为了更大的正义，有些事，他必须要做。

在日军攻占香港后，原本在香港开门营业的平准基金不得不迁到陪都重庆，就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办公。而平准基金工作人员包括冀朝鼎，都住在重庆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的楼房里。冀朝鼎占据了“有利地形”，能够每天与孔祥熙接触。凭借孔、冀两大山西豪门的世交关系，冀朝鼎很快就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陪宋霭龄一起打桥牌，和孔祥熙亲近到称他为“老伯”。不久，他就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孔祥熙的算盘里，冀朝鼎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籍委员爱德乐是死党（就是那位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美共党员），还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密切（能不密切吗？美国财政部里到处是“共谍”），在白宫也“上面有人”（怪不得麦卡锡很抓狂），待5亿美元“三无”贷款到位，正好用冀朝鼎来取代陈光甫跟美国人打交道，把陈光甫彻底踢出局。冀朝鼎同为山西老乡，还是豪门世交之后，又喝过美国洋墨水，与美国上层关系密切，业务能力也超强，这样“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干才不用还要谁？孔祥熙哪里会想到有着如此背景的冀朝鼎会是共产党员！于是冀朝鼎很快就成为孔祥熙的心腹，赢得了孔祥熙的最高信任，以至于孔祥熙把自己没穿过的贵重西服都送给了冀朝鼎。等到1944年2月平准基金委员会一解散，冀朝鼎立刻就变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到这时，冀朝鼎已经成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制定者！大权在握，冀朝鼎要出手了。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中国人民以3500万生命为代价，终于赢得了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此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接收沦陷区，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战时主管金融财政工作的孔祥熙，此时因为美金公债弊案已经下台，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是宋子文。重新站在管理国家经济核心舞台上的宋子文，发现自己面对的实在是个烂摊子。

一部国民政府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先是北伐，而后“剿共”，还要跟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接着又是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几年消停过，战争早已打得民穷财尽，政府正常的财政税收日渐萎缩，根本入不敷出。国民政府前期还能依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发行公债度日。到了1935年以后，江浙财阀的金融力量基本上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强行夺了过去，而蒋政府又多次赖账，信用极差，使得公债也日益乏人问津。抗战爆发后，不得不靠借外债过日子。然而这么大的国家，应付如此规模的一场战争，求助外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蒋介石便更多地倾向于让国家银行垫款，从1945年之后，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常年高达60％以上！

中央银行也不是阿里巴巴，念动咒语就能凭空变出财富来。面对政府的欲壑难填，中央银行只剩下一招：开动机器印钞票。如今，这一招有个难记易忘而且令人似懂非懂的名字，名唤“量化宽松”。

中央银行大念其“量化宽松”的咒语，结果就是唤醒了一个名叫“通货膨胀”的魔鬼，而宋子文采取的在沦陷区以1元法币兑换200元伪币的掠夺政策，则打开了禁闭魔鬼的瓶塞子。不久，这个魔鬼将把国统区变成人间炼狱。

当初侵华日军为了稳定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策略，每攻占一地，即宣布以1元日本军票兑换1元法币，从而将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当汪伪政权建立后，发行伪中储券，1元伪中储券兑换2元日本军票，实际使货币贬值一半。等到光复以后，宋子文竟然宣布以1：200的比价用法币兑换伪中储券，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日本人打进来后，还能维持1万元的月收入；汪伪政权成立后就只剩下了5000元钱，但日子还能过；好不容易熬到光复，通宵狂欢，第二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月收入就只剩下了25元钱！剩下的9975元钱到哪里去了呢？被政府强制剥夺，拿去填预算的窟窿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宋子文的货币政策，害得沦陷区的百姓真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但是好在总算是光复了，不打仗了，勒紧裤腰带苦干几年日子总会好起来。然而老百姓突然又遭遇到一个更大的痛苦——通货膨胀！市面上物价一天天飞涨，原来国民党的那些接收大员们，还有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己手头持有的法币在沦陷区真是很值钱，荷包里的1元钱拿到沦陷区来能当200元钱用，有这便宜谁不占！一窝蜂似地跑到沦陷区来抢购物资，本来经过战争的摧残，物资供应就极度匮乏，再加上抢购风潮，物价像坐了火箭一样立刻就飙升上去了。

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这是沦陷区，那么大后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

1942年以后，国民政府发行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很多百姓买了公债，本想这两批公债有美元和黄金做准备，信用不成问题，还能支援国家抗战，又能对冲通胀风险，何乐不为？就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吃进了一些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满心期盼着战争胜利后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美元和黄金。结果，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盼来的却是一纸黄金债券六折收兑、美金债券不以美金收兑的官府告示。政府居然公然打劫人民的钱包！而沦陷区的恶性通胀此时已经延烧到了全国各地，大后方市场也是一天一个价。老百姓对政府的仇恨已经暗潮涌动了。

高高在上的宋子文是不会考虑普通百姓的生活的，他的心思都花在如何通过种种敛财手段，尽快积累“硬通货”。加上前任孔祥熙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此时，宋子文手里已有大约9亿美金的外汇和黄金了。

在冀朝鼎的策划下，宋子文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本钱来启动一项扭转乾坤的金融改革——外汇自由化。

本来法币的信用基础，就是外汇市场上法币与外汇的自由交易所产生的汇率稳定，这也是所谓“汇兑本位制”的要义所在。然而在抗战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防止日伪用法币来套购外汇，再用外汇套购战略物资，国民政府冻结了法币对外汇的自由兑换。到了战后，冀朝鼎游说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管制，实在不利于国家币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不符合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各项自由化原则。冀朝鼎坚称，中国要发展，怎能不跟国际接轨？怎能违背“布雷顿共识”的国际惯例？所以，外汇管制一定要放开，外汇市场必须要自由化！

于是，1946年2月，《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出台了，规定中央银行以5亿美金为准备发行法币，美元与法币的汇率从1：20贬到1：2020，黄金和外汇重新自由交易，并由央行成立平准基金随时进行市场调控，保持法币币值的稳定。

然而在通货膨胀来势凶猛的形势下，官定汇率贬得快，黑市汇率贬得更快！外汇黑市买卖仍是投机者热捧的对象，法币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法币币值的暴跌，也没有带来宋子文预想的刺激出口，增加创汇的效果。由于世界大战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中国造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工业化国家被打成一片废墟，对中国原料的需求也锐减，这就使得出口创汇成为空想，而中国民众切实需要的一些商品，国内产能又不能满足，以前外汇管制，国内商家想进口也不成，现在外汇自由化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找央行批外汇买洋货，这下就一发而不可收。外汇自由化改革8个月后，央行因进口货物售出的外汇及政府其他用途结汇消耗的美金、英镑、黄金，扣除出口创汇所得，净损失达到4亿美金！央行可以运用的外汇资金一下子就减少了60％。宋子文一看不妙，连忙又将法币贬值到1美元换3350元法币，结果除了刺激通货膨胀进一步升温之外，一无所获。

经济萧条，内战失利，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抛法币，抢购外汇和黄金。

此时的宋子文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他的“得力干将”冀朝鼎不仅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而且执行力超级强大。宋子文在其游说下，断定外汇自由化已到了关键的“闯关阶段”，进则尽收全功，退则死无葬身之地，不仅个人信誉彻底崩溃，而且也会“断送党国的大业”。

宋部长，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

宋子文像被催了眠，将当年花2.2亿美金买回来的628万两黄金，在市场上狂抛，以回笼法币，他不相信如此规模的黄金抛售压不住法币暴跌的势头。

结果真的没压住！

到1947年2月，宋子文已经抛售出去了330多万两黄金，而法币的官定汇率却已经跌到1美元兑换12000元法币！黑市价格就没法看了。

不得已，蒋介石亲自出马，于1947年2月16日出台《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再度禁止黄金买卖和外汇流通，央行不再出售而只购入黄金。

外汇自由化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宋子文黯然下台，国民政府的信用垮台了。50年后，身在台湾地区的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悲愤地指责宋子文错误的货币政策断送了“党国”的江山：“我们的（货币）政策，使得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宋（宋子文）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蒋公太相信宋了，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所有财政问题都听宋的），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系的……（而所有这些昏招）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激愤之余，陈立夫居然把他回忆录的那一节命名为“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20]

冀朝鼎的一系列货币“昏招”组合拳，难道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吗？还真没有。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的。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正是从四大家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他们敛财而量身定制的。只要能肥了四大家族，对他们而言，冀朝鼎非但无过，而且有功。

事实上，从1947年2月宋子文外汇自由化改革失败，引发黄金抢购风潮和恶性超级通货膨胀起，国民党就已经输掉了内战。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战争消耗严重损耗了国民政府的财力，到1947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战场的不断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纸币的怀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法币走向了最终的崩溃。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既然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必须发行新币，以重建货币信用。冀朝鼎引经据典，大讲特讲当年德国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马克取代魏玛马克，从而一举扭转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超级通胀。他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高官们频频点头。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21]

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以40％的黄金、白银、外汇和60％的国有资产为抵押，来发行“十足准备”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来回笼旧币；限期收兑民众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老百姓不得私自拥有金银和外汇，违者一律没收充公。同时，人民在国外的存款必须登记申报，否则就是判刑和财产没收。

这基本上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大公报》10月7日报道：“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市民见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询。日用品等均成奇货。”

首都南京的情况也不妙。《中央日报》报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主妇们早上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南京的菜市，是标准的蔬食市场，除了豪门以高价求诸黑市外，市民们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义。”

在市场最繁荣的上海，抢购同样是民众对金圆券的回应。《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绍了上海抢购的景象：“刚巧是星期日，激动了上海人的抢购风潮。南京路异乎寻常得热闹起来，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一包一包货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货商店、绸缎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说还算是有剩余购买力的。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

蒋介石许诺的“十足准备”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40％的金银外汇早已不足额，60％的有价证券只是幌子，国民政府将几家国有企业的空头股票充作准备金，连这几家企业的股票发行都无人问津，其价格却被高价计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

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解放军打过长江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财政完全瘫痪，军队濒临瓦解，蒋家王朝已经穷途末路。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就只剩下钱了，最后只能带着250万两黄金退到了台湾地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隐秘和最难驾驭的权力。货币驱动着经济的车轮，货币摆布着政治的天平，货币驾驭着战争的步伐。古往今来的帝王，谁发现了货币权力的秘密，谁就占据了制胜的先机。

统一货币是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没有统一的财政，就难以实现统一的政治版图，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还是大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货币是否统一都是成败的关键要素。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认识到了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苏区的国家银行和南京的中央银行，它们的首要职责都是掌握货币发行大权。

苏区货币与法币、金圆券最重要的区别是，货币权力究竟为谁服务。苏区货币服务于人民大众，蒋介石的货币服务于四大家族；苏区货币在实践中成长，蒋介石的货币在洋理论里衰亡；苏区货币是政权的公器，蒋介石的货币是四大家族的私权；“红军票”13天的发行与回笼，着眼的是信用，“金圆券”9个月增发3.4万倍，目的在于掠夺。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货币发行能否独立自主。苏区货币独立自主，蒋介石的货币仰人鼻息；苏区货币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的介入，蒋介石的货币却成了美英日列强争猎的肥羊；苏区货币没有外国平准基金的指手画脚，蒋介石的货币则将中央银行与外汇管理的金融主权拱手相让；苏区货币没有洋顾问委员会的评头论足，蒋介石的货币却是英美委员直接掌握审批大权。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另外一个不同在于，货币是否以实践为原则。苏区货币的建造者没有高深的货币金融理论功底，蒋介石的货币决策层却是满腹洋墨水；苏区货币在应付挤兑时充满变通与灵活，蒋介石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中被黄金风潮彻底打垮；苏区货币勇于尝试物价本位，以稳定物价和民心，蒋介石的货币则困守金银和证券发行准备，但反复欺骗百姓最终导致恶性通胀。

为什么蒋介石会输掉了货币战争？

这是因为他的货币权力只考虑极少数富人的福祉，蔑视和践踏大多数穷人的利益，最终结果只能是他的政权连同他的货币一起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参考文献」

[1]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2] 美国对外文件，1937.3卷，第545-547页

[3] 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4] 北华捷报，1938年4月6日

[5] 中国与1937～1945年的外援，第163页

[6] 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电（1939年7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年第3卷，第684页

[7]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8]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2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412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年第4卷，第691页

[10] 国务卿赫尔致驻华大使詹森电（1941年4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年第5卷，第637页

[11] 上海时代，（日）松本重治著，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12] 新华日报，1941年5月10、17日

[13] 宋子文传，王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14]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文思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15] 孔祥熙传，沈国仪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

[16] Madame Chiang Kai-shek，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Dies at 105，纽约时报2003年10月25日

[17] Carroll Quigley，op. cit.，p.947

[18] K. P. Chen Papers（陈光甫文件）[R].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第4页

[19] The Reminiscences of Chen Guangfu（英文口头回忆录）[A]. 中国口述史[Z].陈光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特别馆藏，第109页

[20] 成败之鉴，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年，第388-340页

[21] 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506-507页





第八章 人民币的诞生



边区的财神爷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银元之战



棉布之战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本章导读」

为什么“皖南事变”之前，抗日根据地会丧失货币发行权？

为什么“物价本位”的“北海币”能够成功？

为什么人民币能够战胜恶性通货膨胀？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尽快偿还苏联的外债？

早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就开始了以“物资储备”发行货币的金融创新，这种货币在完全没有金银外汇做储备的情况下，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在当时世界普遍采用以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的情况下，堪称惊世骇俗。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曾这样评价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实践：“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货币的完全统一。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人民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从根本上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染指中国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独立自主发行的人民币，牢牢地守护着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边区的财神爷」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杨家岭的路上。一个小时以前，他刚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便火速赶来。遥望前面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在寒夜中感觉分外温暖。

大家简单寒暄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边区的困难情况。从1940年开始，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之后，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禁止货物出入边区，号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而边区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灾荒，造成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可以说军政人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毛泽东对南汉宸说，形势非常严峻，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我们揭不开锅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动手。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怎么会想到了南汉宸呢？

因为南汉宸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人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协助省主席杨虎城拯救陕西大旱后的经济危机，把陕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条，财政收入养活了政府人员和5万西北军。中央决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做“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解决边区四五万军政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临危受命，当起了边区的大管家。

南汉宸的当务之急就是找粮食，没有饭吃的军队不仅打不了仗，连生存都成问题。情况的确相当严重，粮食局仓库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员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拾起一颗颗米粒，才凑齐了一盆，为中央来的首长做了一顿年夜饭。

经过仔细调查，南汉宸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抗战初期，边区脱产干部和军队规模小，外来的援助多，政府实施休养生息与让利于民的政策，几乎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随着军政人员增加，马匹数量上升，需要的粮草越来越多，但边区政府仍不愿向百姓征粮，才造成1941年的困难局面。

南汉宸认为，如果政府财政总是强调量入为出，而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强调“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边区老百姓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粮食，是因为历史要求政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为打败侵略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那种片面的“仁政”观在战争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来需要14万石粮食，却只征了9万石，差额还要临时抱佛脚向老百姓两次借粮，一次购粮，百姓反而觉得不堪其扰。

南汉宸详细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在休养生息政策下，一方面农民负担很轻，1940年征收的9万石粮食，只是年产量的6％左右，而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四川农民的负担是边区的10倍！另一方面，农民手中是有粮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访的农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饺子，和红军到达陕北前，十户中有九户人家没有隔夜粮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深思熟虑后，南汉宸果断地决定，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并且向农民声明，以前的借粮一律归还，第二年不再借。[1]

随后，财政厅出面组织了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有军队，才能保家卫国；要有军粮，才能有军队。边区是中国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区，而边区人民的幸福是共产党军队创造的，也是靠军队来保护的。军队要保护人民，人民要供给军队；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生存。

通过宣传，征收粮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支持，收足的粮草基本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使边区渡过了迫在眉睫的难关。后来，南汉宸考虑到土地革命后，农民贫富相差不大的情况，提出以各户实际收获量为依据的农业累进税制，使大部分农民负担农业税，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为抗战做出贡献。

粮食问题得到缓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从边区外运进来，而国民党又搞封锁卡脖子。南汉宸苦苦思考对策，他认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资，通过贸易才能打破封锁。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陕北有三宝：食盐、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体轻占地方，搬运起来很麻烦；毛皮产量有限，边区自己还不够用。于是，食盐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陕北的食盐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以来，海盐为日军控制，无法运过来，而临近的其他产盐区产量逐年减少。陕北产盐区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西北地区主要食盐的供应地。有了食盐这样的战略物资，边区就占据了贸易的制高点。

为了解决盐场技术落后、产量低和运销条件差等问题，边区财政厅专门设立盐务局，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盐务局组织军队参加打盐生产以提高产量；以合理的价格统一收购军队和百姓打的盐；鼓励百姓运盐，运盐户运费收入不交公粮，还可分得卖盐利润；财政厅拨款整修运盐道路，沿途设立客栈，解决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问题。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群众为了运盐赚钱，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国民党对边区运出来的盐，先是堵截，后来实在堵不住，又利用运输分散的弱点，让运盐户互相压价。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边区盐务局实行统购统销，先把运盐户的盐统一收购，等待时机再进行推销。当盐务局听说周围的产盐区都被日军占领后，马上把食盐价格涨了一倍，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死撑着，不久盐务局就得到了准确情报，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库存快见底了，就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上门。过了20多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上门求购，几天后，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这样，政府的运盐计划顺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给。

为了沟通边区和国统区的贸易，南汉宸还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了发动群众，曾经广交三教九流，在帮会中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当地龙头大哥都要尊南汉宸一声前辈，听他调遣。南汉宸通过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土特产送到西安出售，然后购买药品、布匹等边区急需的物资，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战略物资和打通贸易渠道，南汉宸和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议独立发行边区货币，掌握货币发行权，以自己的货币来扶持贸易和经济发展，使边区度过了财政困难。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5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实现盈余1000多万。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南汉宸，就是靠着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边区的“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挽救了边区经济。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

————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内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液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进入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

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

“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7]

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

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虽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同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以食盐作为“贸易战略武器”一样，山东根据地工商局把海盐、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进行贸易斗争的主要武器。

过去政府没有统一机构来管理海盐，由盐商中间转手倒卖，剥削两头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加上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的矛盾。海盐由工商局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的盐店统一收购，同时减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别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这种梯次盐价的设计相当巧妙，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大幅提高，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据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场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购后，以私商的身份销售到上海，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用品，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器材和军用物资。上海的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上海市场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护。

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利的贸易政策，实行战略物资专卖，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积极支持了货币斗争。

谁控制了战略物资，谁就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法币稳定时就用法币结算，法币贬值后又用伪币结算，伪币贬值后根据地限定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币，而后来这些商家也认识到北海币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因此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就这样深入敌占区并扎下根来。山东根据地已经发现了北海币作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将能够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铸币税”收益，这与美国的美元国际货币战略的设计几乎同步。

如果老一辈的货币与贸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中国控制下的核心战略物资（如稀土资源）为基础，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组合拳。想用中国的稀土吗？可以，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需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经过货币与贸易实践，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物资的防御战，转入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山东根据地成为各个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见到薛暮桥时说，国民党派70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请薄一波估计一下，薄一波猜大约有70万人，薛暮桥笑答说有90万人！薄一波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11]

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再不统一货币，等到北京解放，各路大军拿着各自的钞票，涌入北京使用，市场必然乱作一团。

要发行统一货币，有两种选择，一是借鉴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新旧币以1：10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贬值越大，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达到实现货币稳定的目的。

其实，蒋介石抗战后接收沦陷区时，搞的法币以1：200收兑伪币，苏联用新币以1：10兑换旧币，都是在掠夺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美元资产国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假如1：7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突然变成了1：6，这就相当于人民币“以旧换新”，在升值的那一时刻，人民币的“新币”以6：7的比价“取代”了“旧币”，其结果必然是“旧币”持有人的财富流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对外“名义升值”，对内购买力实际贬值的道理。

南汉宸从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不适合模仿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

另一种选择是先合并简化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稳定后，再发行新币。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要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实行的是统一货币，不是货币改革，与国民党搞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经济走向崩溃。而货币统一，是为了简化和巩固解放区的货币制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南汉宸任总经理，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这样，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调整。人民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流通。

为了消除老百姓担心手中持有的解放区的货币来不及兑换而作废的疑虑，政府保证不但对人民银行的新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旧币负责。以后，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建立起人民币在社会中的信用。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为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地避免了各解放区货币闹京城的乱象。

1950年，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想搞独立，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是何企图，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真正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货币割据”问题被彻底清除。

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为了保证人民币的流通，政府吸取在根据地驱逐法币的“排毒”经验，对人民币流通域内的金圆券、外币和金银采取不同的“排毒”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法币和金圆券，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肃清，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实行外汇管理。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统一管理。外汇、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禁止买卖或转让，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

再次是严禁金银流通。恶性通货膨胀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也是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违法行为。对于人民手中的金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逐步将金银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国际储备。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问题。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增，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赤字，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投机势力好比火与风的关系，无风之火不足为患，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则通货膨胀将立刻升级！对抗通货膨胀的核心工作，就是打击投机势力。

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府与投机势力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物价争夺战。政府在通货膨胀的阵痛中，最终搞定了投机玩家，实现了人民币和物价的稳定。





「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棉布之战」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

————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1953年，在政府完成统一财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陈云提出了发行新人民币的建议。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现行的人民币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考虑到年初两个月正值节假日，因此改为3月1日起发行新币。

新人民币的出台，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第二，新旧货币如何兑换。

在世界普遍实行货币规定含金量的时代，陈云力主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为什么陈云在设立人民币含金量时顾虑重重呢？这还要扯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丢官的事。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亲自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4月5日由苏联国家银行制定的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警告处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降级为英国大使，原因就是葛罗米柯在汇率问题上让斯大林勃然大怒。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苏方没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指数，来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压低人民币的办法。苏方首先和中国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通过美元来计算。在毛泽东谈好条约的大框架，离开苏联后，他们马上宣布提高卢布对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外币的汇率，一举把卢布的购买力提高了30％，这样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急于得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

此后，中方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汇率，采取了和苏联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1951年2月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底开始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以美元计算，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下降到兑换人民币5720元。报告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官价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对苏联更加不利。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17]

葛罗米柯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铸成了大错。

斯大林把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就想好了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策略。既然东欧国家都坚持要自己独立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汇率上做文章。苏联盛产黄金，当时约占世界产量的2/5。因此，苏联故意把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评估汇率时以对自己有利的黄金为标准，占尽汇率的便宜。东欧国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谁也不敢和强硬的斯大林当面顶撞。

在中苏的谈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中国，这才有了毛泽东离开苏联以后，卢布对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当时中国有求于苏联，不会在汇率上太强硬。

斯大林布好的局，让只有外交头脑没有经济头脑的葛罗米柯搅了，怎么会不恼羞成怒！陈云明白中国在汇率上占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币的含金量公布出来，那就成了苏联要求重新界定汇率的靶子。

如果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那么币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陈云认为用抗战前的法币购买力为参照系，从社会实践的观察中去评估货币价值。由于1936年法币开始推广后，全国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币值适中，因此，新人民币应该大致为1元人民币与当年1法币购买力相当。以此为基础，倒推出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收兑比价应为1：10000。

至于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方式，中国采取了无差异兑换原则，对于所有的人民币持有人，无论存款还是现金，一律采取统一兑换方式。其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在所有货币单位上消减4个零，物价也是如此，相当于货币替换，而非货币改革，社会财富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新人民币的发行十分顺利。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到6月10日全国已收回旧币流通总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市场反应良好，物价基本稳定，老百姓积极支持。中国仅用了短短100天的时间，就风平浪静地实现了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残迹。从此，人民币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巩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只有拥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陈云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只有在1949年，中国才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连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确保永无后患。

人民币拒绝与任何外币挂钩，就是为了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金融战略！

建国初期，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只能求助于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18亿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18]

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金融控制，就必须早日还清苏联的借款，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建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到1965年，中国终于完全还清了苏联的借款。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人民币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创造奇迹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解放日报，1943年

[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页

[4]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5]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高强

[6] 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贡献，宋林飞

[7] 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张宇燕

[8] 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9] 出处同上，第166页

[10] 出处同上，第169页

[11] 出处同上，第177页

[12] 出处同上，第181页

[13]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14] 不唯洋的“老海归”，杨斌，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年3月17日

[15] 章乃器文集上卷，章立凡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

[16]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何立波

[17] 论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沈志华

[18] 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





第九章 金融高边疆与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人民币的困境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本章导读」

当今世界，货币战争硝烟未散，远方的战鼓之声远未止歇。未来随着美国的“债务癌症”扩散，美元“周天子”的“龙体”将日益衰微，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货币战争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

人民币的困境在于，外汇占款事实上已经将人民币基本上“美元化”了。汇率危机、外汇储备等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民币的货币本位的定位发生了偏差。人民币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要求人民币的发行需要做重大创新，“广义物价本位”将是一种另类的选择。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民币要突出重围，实施国际化战略，就应该在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下进行整体布局。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非只是将货币放出海外这样简单，人民币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国家利益之所在，哪里就是货币当局监管的新边疆。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就是：放得出、收得回、看得见、管得着。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的调动强度和效率。从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结算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理财，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的完整高效的循环系统。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2010年10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赫然呈现出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仿佛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各国媒体立刻跟进，大幅报道“货币战争”的“战况”，各国政要、经济学家、国际组织、高端论坛纷纷杀入“战场”，西方舆论将主要“交战方”锁定为中国与美国，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货币，战争爆发的原因被判定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一时间，“围剿”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在西方此起彼伏，强大的舆论压力恰似乌云压顶，仿佛人民币不大幅对美元升值，则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困境断无出路，各国经济复苏也将最终受挫，贸易战将席卷全球，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悲剧将再度重现。

更有美国经济学家抛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人民币惹的祸。人民币被低估导致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中国人爱储蓄不爱花钱而大举购买美国国债，致使美国遭到中国廉价“热钱”的冲击，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偏低，最终诱发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以打击中国货币为突破口，继而制造中国经济的混乱，染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终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反复出现。

当19世纪英国人来到富裕的中国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非洲大陆20多个国家，拥有着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控制着美洲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地区，在亚洲，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的大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战略方针之下，要想武力征服中国，面对4亿人口的大国，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其货币。货币体系崩溃，则金融高边疆沦陷，进而导致国家财政能力解体，政治权力瘫痪，军事力量瓦解，最终方可将中国作为其殖民地收入囊中。因此，以贸易不平等为理由，进行鸦片贸易，发动鸦片战争，其主攻方向乃是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鸦片贸易出色地完成了对中国白银货币体系的破坏，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出现“银贵钱贱”的通货紧缩，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贸易常年严重逆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税负沉重而官逼民反。内外战争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量负债，抵押了关税、盐税、厘税等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丧失了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致使贸易的定价权，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等洋务运动的自主权，“海防”、“塞防”等军事行动的融资权相继失守，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半殖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国民政府即将完成“废两改元”、银本位币制、“四行两局”和货币统一的金融集权，重夺金融高边疆之时，美国人故技重施，再度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罗斯福单方面宣布大量收购世界白银，号称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以便倾销其过剩商品，并动摇中国的货币稳定。美国的白银行动致使国际银价暴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此时中国的金属货币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三个半月时间，白银流出已达2亿元。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结果不出所料，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基础，转而投靠英镑和美元，以外汇汇率为基准发行法币。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得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将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大权拱手交给了英美，再度丧失了金融高边疆。

这一次，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危机吗？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国际美元体系在设计上就存在着致命的先天缺陷，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事实上，任何主权信用货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世界货币主要承载着国际贸易的交易职能，如果美国贸易长期顺差，则美国必然净输出商品，全世界的美元必回流美国。如此一来，国际贸易将由于缺乏交易货币而陷于萎缩，各国经济都将出现衰退。同样，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商品，所以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是天生注定的，差别仅在于贸易逆差的对象而已。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向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转移而已。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人民币不要说升值20％，就是升值200％，美国领土上也绝不可能再开工生产玩具、服装、五金电器之类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平均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

美国的决策层和金融战略家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高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主攻方向绝不是贸易和就业！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这一次的行动与历史上的案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1840年大英帝国用鸦片贸易打击的是清政府的白银，1935年美国用“白银风潮”打击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那么这一次就是美国用贸易和失业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人民币的打击！





「人民币的困境」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目前的人民币与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当时中国金融战略的最高原则就是独立自主，既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也不与美国的美元挂钩，同时也不与苏联和西方控制下的黄金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的独立性，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60年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势所必然。

然而，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人民币被外币（尤其是美元）左右的程度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中国流通的70万亿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创造信用的人是否守信。而目前的美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不堪承受的高负债，18％的真实失业率，大幅贬值的房地产，严重缩水的养老金账户。7900万“婴儿潮”在未来一二十年陆续退休（其规模高达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医疗养老开支未来的飙升，财政赤字的难以抗拒的恶化，国债私人负债的持续攀升，这一切翻译出来就是，美国人的违约将史无前例地大幅上升，而创造美元的这些白条的价值，将前所未有地下跌。违约，可以是直接与公开的，也可以是间接与隐秘的，美国正在实行的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属于后者。

美元的实质是一种以债务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每一张流通美元的背后都是某人对银行系统的负债，这张纸币其实是一份债权的收据，所以每一个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债务的债权人。

当美国以“量化宽松”这样“匪夷所思”的名称，来启动印钞机时，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来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量化宽松”无外乎两个含义，一是规模远超正常水平，从而达到稀释债务的目的；二是“被货币化”的债券质量大大降低，如早已实质破产的“两房”所发行的债券。这样一来，海量增发的美元大大稀释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债权的“含金量”，同时，新发行美元中的“资产毒素”大大上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所“量化宽松”出来的“新美元”是一种典型的劣质货币，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这种诚实的货币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每盎司700美元，暴涨到目前1400美元的主要原因！

当这种债权“含金量”被大大稀释，并且“资产毒素”大幅超标的劣质美元涌向全世界时，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乱？各国又岂能坐视“劣质毒美元”的冲击？

2008年以来，“劣质毒美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将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和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美元结算为人民币，再将美元卖给人民银行，此时的“劣质毒美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以它们为抵押发行的人民币，就是这些劣质美元债权的收据，最终被广大人民币持有人所拥有。“美元病毒”通过货币流通进而“传染”到人民币。从表面上看，美元储备资产被政府拥有，但这些资产的最终收据却掌握在人民币持有人手中，因此，这些“劣质毒美元”资产的实际拥有者是中国老百姓，而政府仅仅是“代持”。

此时，美国开始发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假如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而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为8：1，那么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发行了16万亿人民币，这些“毒素超标”的美元资产收据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作用已经流入中国的经济体内，并广为大众持有。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到6：1，这时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做个形象的比喻，如果2万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换回16万亿个面包，那么人民币升值前的每一张收据可换一个面包。现在面包价格突然变为用12万亿张新收据可买16万亿个面包，貌似升值后的新收据购买力提高了，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比价关系去换取面包时，会突然发现在前12万亿张收据取走了16万亿个面包后，还有4万亿张收据什么也换不到了。在人民币升值的那一瞬间，强制12万亿张“新币”等价于16万亿张“旧币”，意味着“旧币”对于存量资产的购买力的暴跌！这与蒋介石1：200兑换沦陷区的伪币，和苏联1：10兑换旧卢布一样，都是对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剥夺。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滥发，导致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2万亿美元以前可以买到16万亿个面包，如果现在只能买到10万亿个面包，其结果就是16万亿张旧收据可索取的真实财富，从16万亿个面包下降到10万亿个面包，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币持有人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对外“名义升值”，而对内的真实购买力却在贬值的原因。当人民币以美元为抵押发行时，美元的贬值将最终传导到人民币持有人头上。

当大众的视线被吸引到贸易平衡或汇率操纵等话题的时候，真正上演的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30年来所有存量资产进行价格重估的大戏。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这一过程将明显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领域。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16万亿收据属于基础货币，当银行系统对其进行放大之后，进入中国的经济实体的信用总量更为巨大，其通胀效应可想而知。

人民币剧烈升值所产生的名义国际购买力增强的好处是在未来数年内伴随着进口和海外投资才能逐步显现的，而其造成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以及对国内巨额存量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所诱发的恶性资产通胀的害处却是立刻发作的。

升值游戏的核心在于，让升值后的人民币在名义国际购买力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有效地稀释了人民币持有人对美元债权的“含金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拥有美国债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广大人民币持有人，因此，美国赖账的最后埋单人是中国老百姓。

毫无悬念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这将会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压力。参考日元1985年被迫升值后所造成的严重资产泡沫，以及人民币2005年7月以来汇率上涨20％所启动的房地产价格疯涨和股市狂热，不难看出美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负债，二是刺激中国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人民币投机者对美元资产套现的冲动就越强烈。当“劣质毒美元”所携带的美国有毒债务在世界各国被消化得差不多时，中国资产泡沫或许将发展到难以挽救的恶性状态。此时，美国也许会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击全球通货膨胀的大旗，一举戳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泡沫。

时间是战争中的关键变量，货币战争更是如此。美国需要各国货币立刻大幅升值，用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能量，来帮助美国稀释和分摊“劣质毒美元”所附着的不良债务。如此以邻为壑的自私行为，怎能不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和反抗！

如果中国的资产泡沫被刺激得足够庞大，其破裂所产生的爆炸当量就足够大。那么，如何拯救中国经济呢？

正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爱尔兰主权信用危机就是“榜样”。欧元国家将货币发行大权让渡给了欧洲央行，注意，这个欧洲央行是超越欧盟主权国家的机构，它不向欧洲议会负责，不向各国选民负责，更不必理会各国政府，它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此时，欧洲央行将具备对主权信用危机国家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将开出财政税收、国家负债、预算规模、养老医疗、退休保险等一系列苛刻条件，强迫各国执行，如不同意，就休想得到欧元货币！

当中国出现问题时，出面的很可能就是那个以未来“世界中央银行”自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条件用脚后跟都能想象得到，那就是“共享”货币发行权，规定一系列“不允许”的货币发行条件，“监督”中国“汇率”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让出金融高边疆的控制权！

这种情况，今天看来类似科幻场景，如果应对得当，它将永远只是科幻。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人民币的困境源于对货币本位的定位偏差，人民币应该而且必须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美元或任何外币都不应该对人民币的币值造成剧烈冲击。如果20世纪30年代，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能够以物资为货币发行储备，进行金融创新，从而稳定了物价，繁荣了经济，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如果20世纪50年代人民币发行能够完全避免与任何外币挂钩，采用了“物价本位”，同样取得了物价高度稳定，经济快速复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没有理由不能进行更大的创新，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和西方的货币发行之路。

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法币，采用了盯住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本位”，从而丧失了货币定价权，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只能对英美两国“仰人鼻息”，必须大量储备英镑和美元以确保汇率稳定，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一个国家的货币本位，其最高原则就是保证“物价稳定”，从而为人民大众的生活、为经济稳定发展而服务。当然，今天的物价稳定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当时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社会资源的货币化程度很低，老百姓关心的物价主要是柴米油盐的基本物价。现代社会人们的收入和财产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关注的物价，早已不再是粮食和简单生活日用品的价格，而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和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的价格。而货币供应新增的主要部分，并不会直接扑向消费市场进行疯狂采购，其必然进入资产领域或社会服务领域，因为这些货币如果不消费就必将投资出去。

一个时刻考虑人民利益和福祉的货币制度，应该将“广义物价”的稳定作为货币发行的基准，实行人民币的“广义物价”本位制。只有当人民大众看到今天的面包、牛奶、蔬菜和猪肉的价格，与十年后大致相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资产与社会服务价格也同样基本稳定时，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这样的货币必将赢得人民大众充分的信赖和真心的爱戴。

“广义物价”可以根据人民大众最关心的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票、黄金和白银等）、社会服务价格（医疗、教育、养老等）和日常生活价格（如现行的CPI等），进行分类别和分地区采样，设定不同的加权系数，由统计部门定期发布。央行的货币操作可以围绕这一“广义物价”指数进行微调。

只有首先解决人民币的本位原则，才谈得上根治其他问题。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造成的一大难题就是巨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没有任何“天条律法”规定外汇储备必须要作为人民币发行的抵押品。切断外汇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关系，就可以彻底解决外汇占款的问题，这又需要金融创新的勇气和胆识。

如果成立一家“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的银行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就可阻断外汇流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外汇紧急情况下的市场干预；根据贸易需求调整并稳定汇率；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国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进行直接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机构，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机构招标，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占款，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国家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彻底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就医难等问题，那么卫生部可委托“医疗事业基金”发行医疗公债，募集资金，大力发展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理，国家发行的“国家创新公债”、“促进就业公债”、“中小企业振兴公债”、“廉租房公债”、“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所获的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来帮助医疗卫生事业，引进技术专利来帮助创新与就业，引进环保节能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住房的节能环保品质等。

除此之外，更多的外汇资产在被类似的资产置换出来后，不一定要到海外去投资金融资产，这些外汇可以用来回购在中国非常赚钱的外资企业的股权。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中形成了强大的垄断势力，从长远来看，绝非中国之福。外汇与其投向人生地不熟的海外，不如投在知根知底的本土外资企业的股权中，市场环境、法律政策、政府监管都不存在任何障°。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利润很高，对它们进行股权投资将有较高的成功概率，说白了就是对它们进行分权分利，既保证了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又实现了监督外资企业市场垄断的效果，至于这些企业是否心甘情愿让出股权，这就是商业谈判加政府劝导的技巧了。一般而言，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如果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齐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好，那么外汇储备投向海外的股权和金融资产的念头趁早打消，国内的优良资产都搞不定，在海外客场的情况下，就能买到好资产吗？稍动脑筋想想就知道没戏。

当外汇储备被逐步从央行资产中置换出来后，人民币的发行储备将由日益贬值的美元资产，逐步替换为中国重点产业和民生事业强大的新兴生产力，人民币将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日益契合，真正做到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原则。逐步减少对外国货币的依赖，实现人民币发行的独立自主。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货币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熟悉是因为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货币，陌生之处在于大家并不了解货币是怎么来的。简单地说，货币乃是财富的一种收据，有财富做抵押才能发行货币。那么什么又是财富呢？财富就是通过人们工作所创造出的各种商品与服务。

人们将劳动所得交给社会，社会给予财富的收据作为凭证。大家接受这种收据的原因是，人们可以用这种收据在需要时，去社会兑换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种财富的收据构成了社会财富所有权交换的基本手段。因此，货币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向。如果谁能在货币上做手脚，他将能够不为人知地改变财富的所有权，操纵货币价值就是在悄悄地转移社会的财富。

正是因为货币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核心手段，因此货币最核心的基础就是道德原则，即货币究竟为谁服务。在西方货币理论中，回避了货币的道德原则问题，而这恰恰是货币最不可回避的问题。

没有货币的道德原则，就不会有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基础。一个缺乏公正分配制度的社会，就必然纵容财富的偷窃甚至掠夺。很少有人意识到，广泛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不道德的货币原则。

在货币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任何一种良好的货币，都必须同时满足下面的条件：

·货币主权完整；

·货币信用优良；

·货币使用性强；

·货币稳定性好；

·货币方便获得；

·货币接受度高。

货币主权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别国的货币对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19世纪的英镑与20世纪的美元，别国基本对其货币政策无从置喙。

货币信用是指货币发行者从不食言，深受大众信赖。反面例子就是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深受各国诟病，但是仍然我行我素，以滥发美元来变相赖账。还有就是蒋介石的法币与金圆券，言而无信，反复欺骗大众，最终落得个被彻底抛弃的命运，毁了货币，丢了江山。

货币的使用性体现在其具备购买所需商品的能力上，一种货币无论它声称的价值有多高，但是如果买不到需要的东西，那就不具备货币的可使用性。如果消费者需要购买石油，他可以用美元买到，但是日元就不行。在购买商品时，货币所受限制越少，货币的使用性越强。

货币的稳定性就是货币的购买力能够保值，如金本位时代的英镑和美元，都能保持上百年的购买力基本稳定，1664年的1英镑在250年以后能够买到同等数量的牛肉，1800年的1美元，到1939年时，基本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这就是购买力稳定的良好标志。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39年后，其购买力大大缩水了，1美元大约损失了90％的购买力。

货币方便获得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基础设施，货币获得的成本将相对高昂，时间也会相对较长。假如在海外旅行的人，需要获得人民币，那基本没戏，因为并非所有银行都有人民币的存储，非要得到，则时间和成本都将非常惊人。

货币的接受度，实质上就是货币的流通域有多大，愿意接受的人群有多广。手持人民币在香港问题不大，到东南亚也还可以走得动，但到了其他地方，只怕就很困难了。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更是如此。货币互换是个好办法，但路还很长。

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认真对待上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差距仍然很大。除了货币的实力与国际货币的差距还很大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非常缺乏成为国际货币的心态。这一点，在中美汇率交锋过程中尽显无余。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战争的核心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货币战争较传统战争更为“文明”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达成掠夺财富的目的。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9.6万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我们一直设想如果你想瘫痪美国经济，你会首先瘫痪它的支付系统，银行将退回到低效的手工汇划货币作业流程，商业将退回到物物交换和借条的原始状态，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将像自由落体的石头直线下滑……美联储的电子支付系统每天在银行间和世界各地划转高达4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证券……我怀疑“9.11”的劫机者是否想到了实质性地破坏金融（清算与支付）系统（的威力）。[1]

————格林斯潘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路由器乃是信息在网络中自由、有序、准确、高效流动的核心部分。在千百万个计算机相互同时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流通路径上，如果没有路由器的路径指导，信息流动将呈现完全的混乱。

金钱在金融的网络节点中流动同样需要金融网络的“路由器”，这就是清算和支付系统。

从清朝宁波钱庄首创的“过账制度”，到上海钱业公会所执行的“大汇划庄”体系，从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到美国的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欧洲的“泛欧自动实时总额结算直接转账系统”（TARGET）的支付结算系统，从威士卡（VISA）信用卡到中国银联的银行卡清算中心，金钱的流动片刻也离不开清算与支付系统的运作。

清算系统的要害在于每一笔资金的往来都会在此留下痕迹，如果顺藤摸瓜，通过现在的数据挖掘技术，将能够发现资金往来账户的规律，账户所有人的信息，甚至消费习惯，而这些信息具有重大的价值。

罗斯柴尔德曾在1939年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战略物资采购的分析报告，他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分析来研究军事问题，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采集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信息，其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系统来进行交易，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体系的监控范围之内。罗斯柴尔德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采购规模等关键信息，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报告使得罗斯柴尔德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2]

罗家正是利用银行交易记录和在银行网络中的清算数据，以及交易账户所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估算出了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战争规模。

那是70年以前就已经被实际验证的金融“数据挖掘”的威力，如果结合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复杂的数据挖掘软件技术，清算中心留下的金融活动痕迹将暴露出资金背后更多的秘密。

这也就是威士卡和中国银联卡争夺清算权的要害之处！这绝不仅仅是商业利润问题，这是国家金融核心机密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外国的信用卡被中国法律禁止建设自己的支付和清算系统，所以无法掌握中国境内客户的核心金融数据机密。这种法律规定当然使威士卡公司气得跳脚。但是，如果任由他们深入中国发行数以亿计的信用卡并建成了自己的清算体系，钱被赚走还是小事，关键是中国数亿人的每一笔刷卡交易的数据都将被掌握，这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次刷卡行为，都将泄露你的银行账户、购买商品的商店、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信息，你的所有交易行为都被别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再通过其他渠道收集你的银行开户信息、房地产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当这些信息被强大的数据挖掘工具拼接和分析之后，数亿人的金融财产秘密都将被掌握，甚至连你最爱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开什么型号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服装，最爱去什么地方旅游，喜欢哪家航空公司等信息都将泄露。一句话，你的生活细节都有可能被人细细地查看与分析，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家机密，或者企业的商业活动是经不起这样的“挖掘”和“分析”的。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可能要比战略核武器的机密还要珍贵！

目前，威士卡和银联卡斗争的焦点在于，使用双卡的客户在海外交易中到底走谁的清算中心。如果走威士卡的清算通道，那么所有持卡消费的客户的交易细节，都会被威士卡的数据清算网络所捕捉到，并被存入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听候发落”。

如果说中国军队在战争的情况下，不敢依赖美国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来为自己的导弹导航和定位，那么谁能保证在战争或金融博弈中，中国客户的金融交易数据不会被欧美的清算中心用于其他用途呢？

金融高边疆的建设，必须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全球金融清算和支付系统，就像中国独立研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一样。没有自己的金融“路由器”，中国的金钱在国境之外流动时，就没有可靠的信息安全保证，更谈不上资金在商战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了。事实上，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在国外金融市场对赌和搏杀中遭到惨败，应该从资金在境外流动过程中是否可能泄密的角度去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将人民币放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货币的“体外循环”更需要强化资金监管。美国对国际资金往来的监控能力就非常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用谁的账户，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与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银行账户有任何资金往来，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几乎都逃不出美国的“法眼”！美国正是通过对全球清算体系的控制，来睁开这一“法眼”的。设想一下，如果这只“法眼”不仅仅盯住恐怖主义国家的银行账户，而是感兴趣地监查某些国家或公司的银行账户，什么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不能被侦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哈蒂尔就曾抱怨，谁也不知道对冲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发动打击亚洲货币的进攻的。那是马来西亚看不见，美国的“法眼”岂能看不见？！

如果不掌握世界清算体系，在发生货币战争之时，就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另一方在清算体系的支持下，就好像通过间谍卫星，将清楚地看到这一方排兵布阵的全部安排，这个仗还怎么打？

人民币走出国门，如果没有掌握清算中心，那就变成“放出去，看不见，也管不着”，问题就麻烦了。同样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的泰铢与香港的港币同为自由兑换货币，差别在于泰铢大量散落于东南亚各国，港币则只集中在香港。当索罗斯开始在东南亚悄悄收集泰铢时，泰国中央银行竟毫无察觉，最后索罗斯发起了突然而强大的攻势，泰铢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香港，索罗斯准备故技重施。他大量收集港币时，很快被香港金管局发觉，结果偷袭变成了强攻。金管局采用了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的招数，极大地增加了索罗斯袭击港币的成本，最后逼退了金融大鳄，保住了港币。泰铢与港币命运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泰国无法监控流通在国外的泰铢去向，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港币则集中在香港，完全在当局的管理权力范围之内，金融大鳄很难偷袭得手。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货币从被中央银行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到进入全球金融网络，流转于世界清算中心，现身于国际交易市场，转手在各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之间，最终回流中央银行，在这一货币大循环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处在严密的保护和监控之下。货币的管理机构必须清楚地知道，货币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是货币的最终需求者，他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货币，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在使用，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范畴，他的交易对手是谁等重要信息。

人民币要走向世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独立、强大、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同时应该大力支持银联卡在全球的扩张。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整个19世纪，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的犹太金融集团。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3]

很明显，中国已经丧失了建立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的最佳历史时机。尽管中国的国有银行从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排名中可谓风光无限，但是中国的银行在国际的分支机构却寥若晨星。没有全球绵密的金融网络，就不可能构建起连接人民币创造源头的中央银行与使用人民币的最终客户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金融循环系统。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学者们书斋里坐而论道的闲谈，仅仅是各国央行增加人民币储备或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那么简单。这样还远没有实现对人民币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因为无法接触人民币的最终用户，也就不得不依赖早已被国际金融集团牢牢控制的金融网络。

国际银行家们用了近300年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中反复拼杀才创下的网络渠道资源，凭什么让中国免费使用？进入别人的渠道是要交渠道费的。只要有金钱流经这个网络，都必须交上“买路钱”，而且还要世世代代交下去。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战略如果不能伸展到全球，那么人民币流通域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谁掌握着世界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

中国的国有银行跨出国门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难度势比登天。在既有的世界金融网络中插上一脚，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群起围攻。各国政府在这些集团的压力之下，定会采取限制、防范、拖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中国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这既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又事关金融战略的核心利益。西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鼓动家们在这一关键领域将“凶相毕露”。

目前，国有银行建立全球网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银行模式，另一种是工商银行模式。中国银行利用其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国际业务方面长达近百年的积累，业已在全球拥有30多家分支机构，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尽管如此，中国银行近年来在其他国家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的努力，并不那么顺利，原因是世界金融渠道资源早已完成了“跑马圈地”的时代，后来者想要分食这块大饼，绝不会轻易得手。但中国银行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完全控制分支机构的运作，这样的网络节点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工商银行的模式则是在海外兼并其他国家的银行，例如，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可算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近年来，工商银行通过海外兼并，大幅度扩张了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大有后来居上、压倒中国银行的气势。该模式优点突出，就是一个“快”字。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当地银行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中间包括了企业文化、人事安排、债权债务清理、对当地法律法规的适应等。至于两种模式的未来，现在还很难判定优劣长短，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从世界金融的发展史来看，金融首先服务的就是贸易，对贸易的融资与汇兑成为金融扩张的重要途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拥有一个殖民地的“英格兰银行”，为洋行在中国的贸易进行金融服务，并在事实上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当今的中国商品早已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在对外贸易规模上堪称世界级别的超级大国，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跟上国际贸易的步伐。当中国商品摆上世界各国的货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远远地龟缩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公司和各类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国内金融机构在当地的金融服务，它们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银行或跨国银行来打理所有的金融服务，汇兑、信贷、存款等巨额利润纷纷落入别人的腰包。以中国进出口总规模来看，这中间所涉及的巨大融资规模和盈利机会实在是金融“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而言，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发展路径，是参考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日本的综合商社中，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保持密切的空地协同作战态势，捆绑进入，滚动发展。中国应该参照对等开放的原则，凡在中国设有金融机构的国家必须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开放，这些金融机构在海外可以先从服务于中国企业与贸易公司的融资入手，逐步深入到当地的经济活动中去。

考虑到这一战略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重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要打破目前的金融网络困局，除了正规军的模式，还有就是游击队的打法，在“敌后”就地发展金融网络。

中国的一大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华商群体，这些人已经把中国的商品带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鼓励和支持当地人建立各类金融机构，对他们提供信贷支持，用他们的贸易渠道建立金融渠道，这与当年山西票号脱胎于山西商号有着同样的意义。由于这些贸易商号久在当地经营，熟知商业环境，客户基础稳固，其中不乏当年山西日升昌票号大掌柜雷履太式的经营奇才，他们存在着向金融机构转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国外创业时，犹太人开银行，韩国人开商场，中国人开餐馆一样，创业人群往往能产生聚合效应，一旦一人成功，将立刻形成示范效应。能肯定华人中就没有能够在当地创建金融机构的人才呢？只要能够获得适当的金融支持，这些创业者们非常可能开创一种全新的金融网络模式，成为当代的“山西票号”，并且能够“汇通天下”。

最终，这些金融网络将向中国在当地的企业和本地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并接受所在国家的金融监管。他们可以向当地人提供按揭贷款、贸易汇兑、存放款和其他中间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他们保持信用往来，既可以培育这些海外庞大的金融触角网，延伸金融业务，也可以使国内令人头痛的外汇储备发挥更大的功效。

既然当年毛泽民等5个最高仅有小学学历，并且毫无金融经验的革命者，尚能创造红色中央银行这样匪夷所思的奇迹，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遍布的华商中，既有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又有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体——一大批前所未见的海外华人银行家群体。

这种模式的推广，能够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流通网络，并将这样的金融触角延伸到世界的任一角落。

当中国的过剩资本在国内缺乏投资机会而开始向全球扩张时，巨大的和饥饿的资本将在全世界寻找着矿山、森林、农场、水资源、专利技术、工厂、研究所或医疗高科技，大批的当地华人银行家将成为巨大的人脉资源宝库。

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雄冠天下，就是因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卷入了这个洪流。金融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高边疆，大批创业者的涌现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或许太难，但在海外却相对简单。在金融创业领域中，犹太人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谁说天底下只有犹太人能够从事金融行业？中国人一旦明白金融的巨大好处，在相应的金融支持之下，同样具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总有一天，当海外华人谈论创业时会说：“我找到一笔投资，为什么我们不开一家银行呢？”

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这一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中仍然隐藏着大量的安全隐患。

现在的技术足以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远程激活电源并通过手机进行窃听；CIA可以通过计算机CPU读取硬盘数据时，所发射出的微弱电磁波，在数米外就可非接触式地截获和窃取电脑数据。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安全的电子化社会中，中国金融系统对潜在的安全威胁的意识，可以说还相当冷漠。

国内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使用着外国的主机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软件，在最核心的数据存储方面，大多使用外国的数据库软件，即便所有应用程序全部自主开发，但仍远不足以确保金融数据的安全。微软在操作系统中留有暗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对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所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敏感说明了什么？当国家安全屡屡成为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关键障°时，可能大家仅仅把这些说法当成新闻媒体的炒作或贸易保护的托词，而并没有认真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就是在主机硬件系统开放后门，紧急和特殊情况下，可能被远程启动或关闭。在主机操作系统软件方面，就更可以大展拳脚了，由于源程序的保密性，国内金融机构用户不可能知道在系统底层运行程序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小程序”。数据库的问题就更大了，那里存放着所有关键信息，如客户的银行账户存款数量等。在数据库软件的源程序中，可以无人知晓地植入一些沉睡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抗拒的重大事件，这些沉睡的“木马”和关闭的暗门就可能会纷纷苏醒和开启。某些程序也许会突然“发疯”，删除所有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数据，程序们也许分不清这些账户究竟是属于军方还是民间，是商业还是个人，是政府还是机构。当军队要出动飞机、坦克或汽车时，突然发现账户中的钱不见了，无法支付军事机器的运转；当老百姓一夜醒来去银行取款时，却被告知账户上没钱；当公司准备进货，却被退回了支票；当政府发工资时，却无法向公务员的卡中打钱。人们能够设想在这样的金融系统瘫痪的情况下，如何紧急应付各类突发事件吗？

当金融机构紧急启动备份系统时，却发现备份系统用的是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和同样的数据库，最终连毛病都是一样的。

居安思危，永远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金融安全绝非是一句空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隐患要首先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无非在做两件事，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财富。创造财富的效率和分配财富的均衡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轨迹。没有财富的创造，也就没有财富的分配。

如果说以劳动、生产、技术、自然资源与贸易为中心的实体经济主要负责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分配财富则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货币、信用、财政税收、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所构成的金融分配系统，另一种则是通过战争、掠夺、欺诈与殖民所组成的暴力分配系统。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拥有财富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自身劳动来创造，二是通过分配系统去分享。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游戏规则设定中，谋取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财富归根到底是人类有组织地和高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劳动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满足社会最终需求的各种产品与服务，正是劳动将各种静态要素在动态的过程中整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最终的财富，因此劳动才是财富的本源。

劳动使人们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劳动使人们的兴奋中心始终围绕着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使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劳动使人们保持并持续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事实上，财富的创造力要远比拥有财富本身更重要。

16～17世纪，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曾一度拥有1.8万吨白银和200多吨黄金，占世界金银总量的80％，可谓富甲天下。全世界都在为西班牙打工。当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时，财富本身将会腐蚀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

1545年，西班牙的制造商手中积压的来自新大陆的订单量达6年之久。在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这些海外订单只能由西班牙生产，高额的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已经使它的制造商们失去了吃苦耐劳、从事艰辛生产活动的欲望和压力。于是开始大量转包制造合同，英国的纺织业、荷兰的造船厂、意大利的农庄、北欧的捕鱼船，纷纷开足马力从事苦累脏差的劳动生产。

西班牙的制造商们则在最终产品上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口各国，形成了最早的代工和外包生产模式。其后果是，勤劳勇敢的英国人在劳动中精益求精，大量使用先进技术和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强化了自身的财富创造力，并最终将坐拥巨额财富、铺张挥霍、肆意扩张、生产萎缩、财政破产和失业严重的西班牙帝国赶下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靠制造业起家的大英帝国，在取得了全球海洋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之后，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作为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再次面临当年西班牙帝国同样的选择，是继续通过自身艰苦踏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还是利用军事和金融霸权去“分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财富本身再度腐蚀了财富创造力。富裕的英国人已经厌倦了枯燥和艰苦的劳动，开始向美国大规模投资，输出工业生产技术，让美国人去干苦活和累活，自己坐享庞大的投资回报，开始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美好生活”。此时，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生产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梦想扔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历史总会不期然地出现惊人的相似。“美利坚帝国”通过200年艰苦劳动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正在被自身轻易拥有的财富所侵蚀。1971年，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拥有了当年西班牙与英国连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财富霸权，这就是美元发行！当年西班牙拥有财富，还必须远涉重洋开疆辟土去掠夺黄金和白银；大英帝国也必须以“诚实的英镑”从事投资，才能获得食利的特权；而如今的美国，仅仅通过印刷美元钞票，就能轻易获得世界各国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霸权，具有着无法抵抗的诱惑力，它使得一切诚实的劳动成为多余，它刺激着空前的财富贪婪游戏疯狂扩张，它颠覆了美国立国的清教徒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系，它瓦解了美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工业基础，它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它成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策源地！

很多人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只是技术性问题，美国的制度拥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就像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危机一样，美国最终都能成功度过。其实，美国的危机并非制度上的危机，而是更严重的危机，那就是整个国家被庞大和轻易获得的财富逐步腐蚀，从而丧失了对艰苦劳动的热情，财富创造力已经不可逆转地受到了伤害。从1971年开始的长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无情地表明，美国人生产的可以用来与其他国家交换的产品越来越少，伴随着美元发行特权而获得的惊人的全球铸币税收入和巨大的投资收益，使得美国持续不断地将本国产业输出，这与当年的西班牙和英国的行为并无二致。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却瓦解了本国人民的财富创造能力。

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最受社会尊重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70～80年代是医生和律师；90年代以来则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如果一个优秀大学生进入华尔街远比当科学家和工程师挣得多，这个社会还有谁愿意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和枯燥的工厂生活？美国能够向其他国家出口医生、金融家和律师吗？也许能，那就是昂贵的医药、劣质的金融产品和旷日持久的索赔法律服务。

当铅华洗尽，全世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拥有硕大的胡萝卜和大棒的美国，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大棒了，也许还有57万亿美元的各种负债，和100万亿美元的医保社保基金潜在亏空，这些难以偿还的债务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债务堰塞湖”。全世界最终会问：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拿什么去偿还这些10倍以上的庞大负债呢？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滚利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经济体增长的速度。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12月封面文章“帝国的衰落”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国家的财政将面临严重危机。

西班牙：1557～1696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

法国：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奥斯曼帝国：1875年，50％的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都倒在了负债过度的十字架之下。是什么导致了负债过度呢？归根结底是财富创造力的下降和维系帝国存在的成本的上升。

一个国家财富来得越容易，通过艰苦劳动去创造财富的热情就越低，巨大的财富腐蚀了财富创造力，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到2035年，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将会达到200％。届时，美国的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本息的比例将高达46％，这就是1939年英国面临的情况！大英帝国正是从那时开始走向衰落。

随着美国负债问题的日益恶化，美元将最终走向衰落。随着美元“周天子”未来逐渐病入膏肓，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货币“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崛起的时代。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争霸战，将在未来的1/4世纪里，逐步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 The Age of Turbulence，Alan Greenspan，the Penguin Press，p2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3] 出处同上





第十章 白银的光荣与梦想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白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2017年，259亿个RFID芯片将使用白银



未来美国木材防护领域每年将消耗240011屯白银



服装应用将是白银最大的未来需求之一



“价格发现”了什么



白银市场：1个瓶盖与100个瓶子的游戏



白银操纵调查



大规模挤兑边缘的白银市场



白银的人民战争





「本章导读」

白银在50多种语言中都与钱是同义词。白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是主要的货币。自鸦片战争至清末的50多年时间中，屡战屡败的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签了1000多条，累计赔款总额达到10亿两白银。一贯喜欢金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首先掠夺中国的黄金呢？为什么鸦片不被推销到印度、非洲、美洲，偏偏卖到中国来呢？20世纪30年代，美国用高价收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官方与民间白银储备的巅峰时期，却突然开始废除白银的货币职能，为此，不明缘由的肯尼迪总统因反对废除白银货币而命丧黄泉。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批抛售白银。打了这么多年仗，花了那么大的本钱，连抢带买搞来了那么多银子，刚聚得差不多了，却又开始当破铜烂铁一样地全给贱卖了。上至美联储，下至一些大银行都在通过不同方式来大规模做空白银以拼命压低银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本章将为您揭开其中的惊人奥秘。通过剖析白银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您将不仅可以获得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满足，更能够领悟到一个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重大投资机遇。

未来的20年，将是世界货币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以美元为代表的债务货币与以真金实银为代表的诚实货币两大板块激烈碰撞的时代。它们碰撞的结果，一个逐步没落，另一个则冲天而起，平步青云。在美元与金银两大板块剧烈碰撞的过程中，智者应该将资金投向不断抬升的一方。它将像喜马拉雅山的崛起一样，把您的投资推上回报的巅峰！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人几乎完全不了解在那一时刻，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面临着怎样一场浩劫。是的，这不是科幻大片的“盗梦空间”，更不是金融系统的灾难演练，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中的金融噩梦！全世界都在美元崩盘的鬼门关前梦游了一把，可绝大多数人至今都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史上最恐怖的超级规模的“银行挤兑”事件！时至今日，这一天所发生的细节仍被严格地保密着。

最早透露这一事件的是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保罗·坎卓斯基，2009年2月，他在美国C-SPAN电视台做访谈节目时泄露出这一惊人的消息。

“星期四（2008年9月18日）上午11点，美联储发现美国货币市场中，高达5500亿美元的资金在1～2个小时之内被国际投资人‘疯狂挤兑’。

财政部紧急开放救助窗口，立即注入了1050亿美元试图阻止疯狂的资金抽逃风潮，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根本无济于事。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电子银行的挤兑事件。

财政部决定停止所有交易，紧急冻结所有账户，并宣布美国政府担保每一账户25万美元资金的安全，以阻止恐慌的蔓延。

如果他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到下午两点，美国货币市场中的5.5万亿美元将被全部挤兑一光，美国经济系统将完全崩溃，24小时之内，世界经济体系也将彻底瘫痪。

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经济版图和政治体系将变得面目全非。”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因赫费在俄克拉何马州突沙市的电台采访时提到，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规劝国会议员们通过拯救华尔街的相关法案时，甚至威胁如果议员们投了反对票，美国可能会出现重大社会动荡，政府将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

美国社会进行全面军事管制？这恐怕是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场景。什么样的危机会导致社会陷入如此混乱的局面呢？这就是美元危机！

要理解美国货币市场被挤兑将导致美元危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货币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与中国的企业不同，美国企业短期借贷很少求助银行，一是手续麻烦，二是费用较高。当企业需要270天以内的短期借贷时，它们往往使用短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在货币市场中直接融资。这些商业票据就是一种借条，一般以企业信用为基础，发行简单而方便。即便企业当天需要钱，只要一早通知商业票据交易商发行“借条”，当天下午就可以拿到现金。因此，企业往往把工资发放、原料采购、运输仓储、房租水电等公司运转的短期费用支出，与公司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加以区分，短期资金主要依靠商业票据融资，长期资本往往投资于回报更高的资本市场，以便把公司账户中的每一分钱的效力全部调动起来。可以说，美国几百万家公司的日常运转一刻都离不开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除了商业票据之外，短期国债、联邦基金、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协议、大额存单等各类短期票据都要依靠货币市场来进行交易。

如果5.5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市场遭到国际投资人的疯狂挤兑，几个小时就全面干涸的话，那么美国的几乎所有公司和企业、金融机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将顷刻全面断裂，24小时之内，我们将看到的惊人景象是：

·美国金融市场崩盘，股票暴跌、债券价格狂泻、全国的金融机构资金往来与清算停摆，银行无法运作，自动取款机停止取钱，银行的公司与个人账户全面冻结。

·银行里恐慌的人群大排长龙，气急败坏的客户破口大骂，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捣毁自动取款机。

·很多公司的生产、物流、运输、采购、仓储体系瘫痪，因为公司无法支付各种费用。

·各大超市出现现金抢购，因为消费者无法刷卡购买。

·政府公务员、警察、群众一起上街游行，交通基本瘫痪，因为他们拿不到工资，汽车无法加油。没有存现金的家庭无法购买食品和药品。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

·学校、医院、办公大楼陷入缺电和停水的境地，因为无法支付电费和水费，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出现停顿，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生产原料的费用。

·大批的美国战斗机无法升空、军舰无法出航、坦克、汽车无法行驶，因为军方账户的钱由于政府短期债券融资停摆而出现资金冻结。

·美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

24小时之后，灾难开始波及全世界。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陆续开盘，在得知美国惊人的消息后，所有金融产品的价格全面崩盘。各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与清算完全陷入混乱，中国的出口商拿不到货款而拒绝货物装船，中东的石油出口因没钱而停顿，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宣布终止，印度的海外呼叫服务中心没人接听电话，欧洲央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紧缩银根，欧洲多国政府债券再融资失败而宣布冻结公务员工资，欧洲工人示威罢工，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取消航班……

当9月18日的世界金融市场陷入上述恐怖遐想的同时，投资机构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在试图抓住逃亡的一线生机时，本能地扑向了货币灾难中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

黄金在9月18日前后，每盎司一口气暴涨了近100美元，创下黄金市场有史以来的惊人纪录；白银更是直线飙升了20％以上，令所有投资人目瞪口呆。而同一天的其他大宗商品，包括其他贵金属则普遍走软。

换句话说，当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真正出现重大危机时，人们的本能并不是去抢石油、钢铁、铜或锌，而是直接扑向黄金和白银。毫无疑问，黄金和白银在这个货币灾难面前，立刻呈现出它们久被遗忘的货币属性！

黄金不必多说，自金融海啸以来，人们已经普遍开始接受了黄金的货币属性。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白银！同黄金一样，白银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货币金属，虽然它的货币属性在2008年9月18日只是银光乍现，但随着美元“周天子”的日渐衰落，白银的货币属性将异军突起，其光芒将直逼令人炫目的黄金。

白银的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货币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的核心。但是，今天的国人对未来的白银将给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战略机遇却认识模糊。

白银不仅曾经是世界货币，白银还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重大的战略机遇！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16～17世纪的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倒卖白银、黄金和商品，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主要是他们本国生产的产品没有竞争力。[1]

中国自明代以来一直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世界白银生产大国，那么明朝为什么会选中了白银作为货币呢？而中国的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呢？

白银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并非源于自愿的选择，而是形势比人强的结果。明朝以前的宋、金、元都曾尝试过用纸币替代贵金属作为主要货币，而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由于人性贪婪的铁律，货币一旦脱离商品属性，就失去了天然的刚性制约，大规模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财富掠夺，最终以恶性通胀、税收枯竭、财政崩溃和帝国垮台来收场。明朝初年也曾尝试前朝的纸币试验，发行了明宝钞，至1522年，纸币贬值到原来的2‰，通胀肆虐，民怨沸腾。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不靠谱。

摆在明朝面前的金属货币选择不外乎金、银、铜三种，金太贵，而铜太贱，所以白银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货币”。

问题是，缺少银矿的中国从哪里去获得大量的白银来充当货币呢？答案就是世界贸易。

如果把世界贸易体系形象地比作是巨大的水车系统，那货币就是驱动水车齿轮旋转的激流。货币供应量越大，水车周转速度越快，世界贸易的规模也就越大。从16世纪到19世纪，驱动世界贸易体系运转的货币正是白银。

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从役法和田赋入手，从保证政府赋役的愿望出发，逐渐把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并将税收的最终结算货币定为白银，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白银公共需求。

十分巧合的是，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人在秘鲁和墨西哥先后发现巨大的银矿，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这三个国家巨大的白银供应构成了驱动世界贸易齿轮旋转的强大力量。

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产业莫过于茶叶、瓷器和丝绸，在世界市场中几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50％，以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号就是英文中的“瓷器”一词“China”。丝绸也是中国出口的重量级产品，“从中国出口丝绸数量超过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2]

由于中国白银稀缺，从而使中国明代出现了银贵金贱的局面。17世纪初，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到1：7，而西班牙则是1：12.5到1：14。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2倍。刚在美洲发现超大银矿的西班牙商人，在发现这一巨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之后，大喜过望，成群结队的欧洲商人，带着他们从美洲掠夺的巨额白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航船。正是这种白银－黄金的套利冲动，鞭策着巨大无比的世界贸易巨轮开始全速转动。

尽管欧洲从17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它们的主要产品——纺织品，在中国并没有竞争力。一方面由于长途海运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对内河航运，特别是大运河的长期持续投入，有效地降低了中国本地商品的运输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本地商品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纺织业在明末清初已达到相当的生产规模，据西方传教士估计，在17世纪末，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织布工人达到20万之多，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更高达60万之众。产业规模效应及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得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丧失了竞争的机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

在这种态势之下，欧洲的商船主要运送的商品就是美洲的白银，到达中国之后，用白银换回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并且用“昂贵的白银”兑换“便宜的黄金”，再运到印度采购印度的商品，最后满载东方的商品和黄金回到欧洲，赚得盆满钵满。

欧洲人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近400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的就是掠夺美洲白银和国际倒爷的工作。不夸张地讲，掠夺美洲白银成就了欧洲发达的第一桶金。而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显然是在中国，中国出口商品，进口货币，从而确立了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证明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办法很简单，这些白银一旦到了中国就再也不离开了，成为中国货币供应的主体部分，直到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为止。

据估计，从1545年发现美洲银矿到1800年，美洲总共生产出13.3万吨白银，其中75％（约10万吨）运到了欧洲，欧洲通过亚洲贸易，将3.2万吨白银最终送到了中国。如果加上直接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和日本对中国的白银出口，则中国通过世界贸易获得了4.8万吨白银[3]。有趣的是，6.8万吨的美洲白银涌入欧洲（扣除运往中国的3.2万吨），带来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而进入中国的4.8万吨白银却没有造成明清时代的明显通胀，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当时的商品经济远比欧洲发达，货币增加刺激了商品供应的大幅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有效地抵消了。

自从白银来到中国并登上货币之王的宝座，中国历史上宋、辽、金、元及明初近500年反复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痼疾，再也没有复发过。1935年以后，蒋介石废除了银本位制度，法币改革和金圆券纸币的发行，再度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并最终失去了政权。

回顾历史，如果这400年中有哪种货币堪称世界货币，进而推动了世界贸易齿轮转动的话，白银将是唯一的候选人。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什么是钱？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是认清美元本质的首要问题。伟大的思想家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常人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的重要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苹果落地”这个人们千百年来毫不在意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象，在牛顿的头脑中却激发了对万有引力的大彻大悟。“时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概念，在爱因斯坦的心中却回味无穷，最终导致了相对论的诞生。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金钱社会之中，为挣钱而忙碌一世的芸芸众生们，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钱”？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些人对什么是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这些探讨不仅没有产生能与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相媲美的伟大金融货币理论，反而是越整越糊涂。因为钱这东西与“时间”、“引力”这些纯粹的物理概念不同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性贪婪这个难以测定的变量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货币理论，互不兼容，矛盾百出。银行家们却趁机浑水摸鱼，将整个西方金融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引向歧途，以至于最后走火入魔，诱导了整个世界走向巨大的金融危机。

经典意义上的钱的概念是相当清楚的。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具有稳定价值的、便于用做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以下特性：数量有限，容易计量，便于交换，不易伪造，市场公认，并可长期保存。许多符合上述特性的商品都可以成为“钱”。与上述定义和特征符合得最好的商品就是最好的“钱”。黄金和白银就是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经过数千年反复比较和实践，不约而同地选择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钱”。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并防水、防火、防腐、耐磨，能够长期保存，所以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由于它们都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并难以伪造，所以可以成为最方便和最可信赖的商品交换媒介。由于它们的价值稳定又便于计量，所以他们最适合作为价值的尺度。又由于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有实际价值的商品，所以是不需要任何担保，不需要任何强制，不会因政府更替、法律变化、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等各种不可抗力而作废的最可靠的“钱”。而且越是在动乱时期，黄金白银就越是成为人们保护财富的“诺亚方舟”。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因为如此，黄金白银是“钱”的最高形式，是当之无愧的、万民拥戴的“货币之王”。

什么是财富呢？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各类商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时，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等价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黄金和白银所代表的“经典意义的钱”，就是货币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历史上看，帝国在其势力上升的周期，经济发达，贸易活跃，军力鼎盛，帝国疆界扩张，货币购买力稳定，货币流通域扩大，贷款利率低廉。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生产能力下降，外部征战不断，财政支出剧增，而税收逐渐不足，导致维持帝国存续的综合成本日益上升。此时，帝国往往首先从贬值货币入手，试图减轻财政压力。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无论是古代稀释货币的含金量，还是现代的货币“量化宽松”，正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当代西方货币理论最本质的“发明”，就是用以债务为抵押的信用货币，取代黄金白银这些不会因债务违约而丧失价值的真正的钱。他们首先是通过战争或鸦片贸易等方式，将世界上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之国家的白银洗劫一空，从而废掉了银本位。继而又采取将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办法，初步建立世界货币的兑换体系。然后再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废除了金本位。让以美元为代表的法币，成为不受金银约束的世界储备货币。我们现在使用的美元是没有任何真实价值定义的货币，这种货币在英文中叫做“currency”，其基本含义就是流动性。它只是便于商品进行“流动”的媒介。这个媒介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是纸币，也可以是支票，甚至就是电脑中的一个数字。它是临时用来兑换价值的凭证。其本质就是一张欠条，它不能保证未来真的就能百分之百地兑换到原先的价值。因为它是欠条，如果别人赖账，欠条就成了白条。现在当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黄金白银才是千百年来最可信赖的真钱时，常把信用货币这种欠条与钱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为这种欠条就是钱。挣钱就是挣这种欠条，存钱就是存这种欠条。其实在信用货币体制下，人们挣到手的和存起来的这些假定能够兑现的欠条，在欠条不违约时，它就有完全的价值，在欠条部分违约时，它就只有部分价值，在欠条完全违约时，它就一文不值。

纯粹纸币的试验往往在初期能获得惊人的良好效果，但最终这些纸币都贬回到它们的原始价值，那就是纸张的成本！纯粹纸币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测试人类贪婪本性的试验。无论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还是私人之手，也不管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些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究竟值不值得信赖！整个人类历史表明，贪、痴、嗔乃是人性中无法自我超越的本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完全没有来得及被社会风气污染的婴儿的表现，就会发现其贪、嗔、痴的内质其实早有端倪。

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够保值的纸币的根源。

北宋的交子，从公元1023年到1160年，货币发行准备金从1/3降到1/60。到南宋末年，通胀率高达20万亿倍！财政彻底崩溃，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枯竭，王朝覆灭。

金朝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灭亡。

明朝对纯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从民便”，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白银货币，帝国江山才得以维系到1644年。

1716年，法国第一次约翰·劳的纸币试验，导致4年后法国倾家荡产；1790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次纸币试验，5年后通胀率高达13000％，结果民心大乱，导致了拿破仑的上台；1937年的第三次纯纸币试验，12年后法郎贬值了99％。法国人只有自嘲地说，法国人有两个传统：一是投降特别快；二是货币贬值特别快。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纸币马克试验，从1919年1美元兑换12马克，到1923年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4年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

如果人类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元不过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美联储和所有西方的中央银行一样，喜欢幕后操作。他们防范政府干预，他们讨厌国会插手，他们更不喜欢人民大众了解细节，他们号称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好像全社会的货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决不容他人觊觎。

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公开”二字，实在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每年8次会议的内容并不打算公开，而是要等到5年以后才“解密”，并且这些会议的内容纪要已经被过滤或“修缮”过了。美国《1976年阳光法案》，明确要求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组织，必须即时向公众开放所有正式会议的详细且未经修改的内容速记和原始录音，但美联储从1976年到1993年的17年中，一直误导国会，声称他们的会议原始纪录都被销毁了，只保留了“修缮”后的内容纪要。公众只有等到5年以后，才能从被“过滤”的纪要中去猜测当时会议现场的讨论细节。

美联储的大佬们除了关注利率等问题之外，还对一样东西颇有兴趣，那就是黄金。

（1993年5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安格尔：我想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利率提高300个基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非常肯定黄金价格将会开始一个猛烈和快速的（下跌）。金价下跌将会如此快速，你不得不到黄金行情屏幕上去见证这一切。如果我们提高利率100个基点，黄金价格肯定会掉头向下，除非情况恶化到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我们提高利率50个基点，我不知道黄金价格将会如何，但我肯定会对此非常好奇（笑）……人们会说黄金价格上涨是因为中国人开始购买，这是最傻的看法。黄金价格主要是由那些对法币系统没有信心的人所决定，他们拥有黄金是为了在危险时刻逃离纸币。现在如果每年黄金产量和消费量只占黄金总存量的2％，那么一年10％的黄金产销量变化是不会对黄金价格产生太明显的影响的。但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将会改变（黄金价格）。

格林斯潘：如果我们是在面对市场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的（黄金）温度计，在测量（通胀预期）温度时也会改变温度本身。我曾向穆林斯先生提出，假如财政部在市场上卖出少量黄金，市场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如果黄金价格发生了变化，这说明（黄金）这个温度计不仅仅是测量（通胀预期）的工具，而且它也将会改变（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基本心理。

（1994年12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乔丹：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预期。这显然反应出我们（的美元）缺少名义上的（货币之）锚。这意味着政治上宣称维持强势美元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不管怎样我们能够实现真正的金本位的状态，而没有实际使用黄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假以时日，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预期）短期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处理。

（1995年7月的会议纪要）

格林斯潘：我想我明白了（笑）！你告诉我从财政部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抵消了他们（财政部）对美联储的负债，这是纯粹的资产置换，所以财政部对公众的负债同时减少了同样的数额。是这样吗？这倒是同时解决了乔丹先生的问题（笑）。

乔丹：我能对此谈谈我的看法吗？（70年代）当我们把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直到42.22美元的过程中，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财政部因为这两次所谓的（美元）“贬值”行为，获得了10到12亿美元的意外之财。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特别提款权进行货币化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格？你说我有一项资产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但我却不知道它的价格。

格林斯潘：（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大约是42美元。

杜鲁门：是42.22美元，它与黄金的官方价格一致。

乔丹：我们是用官方黄金价格计算特别提款权吗？

格林斯潘：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调高黄金价格来降低公共负债压力吗？这样做确实可以使公共负债明显下降。

乔丹：我本来尽量不愿意提及此事，公众其实害怕有人想这么干。

格林斯潘：可惜太晚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乔丹：5年以后（会议纪要解密期），公众将会知道这件事。

从这些美联储大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金始终是国际银行家们的一块“心病”。从历史上看，玩纸币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玩实力，玩信心，玩赖皮！当帝国实力殷实财大气粗时，强大的财富创造力足以确保纸币的商品兑现能力，纸币是有底气的。当帝国过度扩张力不能及时，财力日渐短绌，则必须玩10个瓶子5个盖的“杂技”，纸币无法完全兑现商品，通货开始膨胀，此时就进入玩信心的阶段。等到帝国财富已被淘空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时，纸币丧失了公信力，恶性通胀发作，此时帝国就只有玩赖皮了。

从美国立国到1971年，美元是玩实力的阶段，一度占到全球GDP一半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确保了美元的信用，所以美元敢于与黄金挂钩，因为其出口能力足以赚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黄金，就如同中国通过400年的世界贸易，将全球白银的一小半都吸纳到中国来一样，此时的黄金白银作为诚实的通货，在经济体内发挥着良好的财富合理分配的作用，从而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循环处于良性状态。

1971年到2008年金融海啸，美元进入玩信心的阶段。1971年是美元的转折点，美国不堪世界各国发动的黄金挤兑进攻，只有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其实质是美国贸易连年逆差，财富外流和财富创造力下降，美国人不能生产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来平衡巨大的进口，久而久之，财政不堪重负，美元再也无法承载黄金诚实货币的重托。这一阶段，国际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所谓对美元的信心问题。他们发明了一整套经济学“黑话”体系来修饰问题的本质，诸如“通货膨胀预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再通胀”等。其实用老百姓一看就懂的话就是，美元“毛了”。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居然想象着如何实现“没有黄金的金本位”，看来美联储还是改行搞魔术更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2010年11月，居然真的提出了世界应该考虑回到“修正版的金本位”，果然是个“没有黄金的金本位”，这难道真是历史的“巧合”？！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玩赖皮！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要赖账，使用的手段便是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美其名曰“全球经济再平衡”，指责他国“操纵汇率”。其中更有意思的就是格林斯潘等人讨论的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让美元大幅贬值，从而“抵消”美国的负债压力。他们早就明白黄金的真实价值，那就是黄金才是“诚实的货币”，因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以在货币体系中承担着“最终的支付手段”。但他们却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大肆推行“黄金无用论”，对学术界进行系统和长期的“洗脑”，对人民和市场玩弄“强势美元”的文字游戏，从而达到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的目的。

黄金和白银好比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计，在全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纸币世界里，钞票越印越多，在市场的高压锅中，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作为唯一具有公信力的压力计，其价格必须被“有效管制”起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中央银行联手压制黄金和白银价格的目的。当市场上黄金白银充当着最诚实、最公正的货币时，银行家们想要作弊将是非常困难的。而没有金银约束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不仅是美国的法币，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可是它的货币政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想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既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也不需要国会批准。根本不顾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家既没有所谓民主选举，也不受新闻监督，更无视法律约束。正所谓：“只要我控制了一国的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完全就是无法无天。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腐败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几个银行家天天腐败，顿顿腐败，夜夜腐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又能如何呢？绝对的权力最可怕之处不是让人腐败，而是让人疯狂！独揽货币发行权的金融大鳄一旦疯狂，其野心和胃口将极度膨胀，使全人类都跟着遭殃。银行家们能够以花样百出的“行业黑话”来愚弄世界人民，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周期性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泡沫和经济危机，通过货币战争搞垮各国金融，并在全球经济的废墟之上，重新构建由极少数人控制的世界统一货币新体系，最终通过控制世界货币来奴役全人类。

但是，国际银行家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高压锅迟早要炸，一旦锅盖“砰”的一声飞上了天，黄金价格的暴涨也会使西方债务大幅减轻，因为西方国家手中持有大量的黄金实物。到2010年6月，全球央行合计黄金储备30462.8吨，其中欧美共拥有21898.5吨（包括欧美控制下的IMF），占黄金储备总量的72％。

格林斯潘们构想的通过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来稀释美元债务压力的奇思妙想，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恐怕低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风险。黄金价格一旦彻底失控，美国资产负债表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资产价格固然能够暴涨，相应地使纸币负债压力大幅减轻。但问题在于，美元剧烈贬值所造成的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从根本上颠覆美元的信用，谁还愿意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资产呢？失去了美元对全球资源的总动员能力，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大国还能够存在吗？

1948年蒋介石搞金圆券改革，最终也曾使国民党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黄金资产价格暴涨，但随着金圆券的滥发，人民拒绝接受纸币，在各地重新开始使用“袁大头”交易。最终纸币滥发所形成的超级通胀，残酷掠夺了人民的财富，其后果是人民抛弃了金圆券，同时也抛弃了发行金圆券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退往台湾和当年的约翰·劳逃出巴黎时一样，他们带走的不是印刷精美的纸币，而是沉甸甸的黄金和白银！

用黄金暴涨来平衡美元负债，将是最后的疯狂之举，它带来的决不是美元的稳定，而恰恰是美元的覆灭。

同时，在格林斯潘们的魔术方程式中，还忽略了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白银！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古人说：“如果黄金是太阳，白银就像月亮。”很多古代文明中，一年有13个月，每月28天。因此，最早的金银比价为1：13。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金银比价基本稳定在1：16上。而现代科学发现，地壳里的黄金与白银储量的比例大约是1：17。巧合却不意外的是，古人的直觉和历史形成的金银比价关系与现代科学探测的结果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近似。

金银比价的这种超稳定结构可以从地质学和市场供求两个方面得到有效解释。尽管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银比价的套利空间，但却都是以亚洲地区“银贵金贱”所形成的白银东流和黄金西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动态平衡之间，欧洲比较偏好黄金，而亚洲更加喜爱白银。在欧洲历史上，谁能控制东西贸易的通道，谁就能利用欧亚大陆的金银比价差异进行50％～100％的巨大套利交易，从而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主宰欧洲大陆的命运。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发现，在250年中，13.3万吨白银的巨大供应短暂地使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些波动，但随着东西方大规模的世界贸易的消化，最终金银仍以历史的惯性回归到1：16这一神奇的平衡点。尽管进入20世纪后，白银与黄金价格波动开始剧烈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多数国家采用了金本位而放弃了白银货币，致使白银在一段时间内显得“过剩”。作为世界最大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的白银货币一直持续到1935年，美国的白银货币（美国政府白银券和白银硬币）一直流通到1965年。到1971年，黄金与白银这一比价在1：23左右波动。

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金”变成了“没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世界一起进入纯粹纸币时代的重大试验，直到今天这一试验仍在进行。纯粹纸币制度彻底废除了货币的商品属性，原来形成货币的核心要素——财富储藏功能完全丧失。

纯粹的纸币美元滥发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价格错乱，其中就包括金银比价体系的严重扭曲。金银比价从5000年稳定的1：16被严重扭曲到了1：60！

是黄金更少了吗？

世界黄金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万多吨增加到现在的大约15万吨，70年中大约增加了5倍！

是白银更多了吗？

世界白银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大约3万多吨，减少到当年的1/10！

如果以重量计算，目前白银存量只是黄金存量的1/5。也就是说，白银远比黄金更稀缺！

这种巨大的差异来源于白银的大量工业需求。从1942年起，白银的工业消耗量开始大大超过了生产供应量，几十年下来，白银靠着5000年积累下来的库存量维持着供需平衡。目前每年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约4000吨。以当前白银净消耗量来计算，现有3万多吨的白银库存只够再维持7～8年的时间，人类积累了5000年的地上的白银将被工业需求全部吃掉！

那么，地下的白银还有多少呢？

2005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表明：白银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被开采殆尽的金属，时间大约为12.3年。考虑到目前白银的产量中2/3来源于伴生矿，如铜、铅、锌矿，由于受到其他矿开采投入的限制，大幅增加白银产量十分困难。虽然地壳中还有白银可供开采，但由于技术和成本原因，只有在高得多的价格上才具有开采价值。截至2009年底，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白银储量为40万吨。按当年矿产量2.14万吨计算，可开采18年[4]。由于政府出售和废品回收提供的白银近年来大幅度下降，矿产提供的白银将占总供应量的绝大部分。现在全世界每年白银的总需求量大约是2.77万吨[5]，如果全部靠矿产银提供，那么40万吨的世界总储量则只能保证14年的供应。考虑到白银工业的应用领域正在急速扩大，未来白银的消耗量将急剧攀升，届时，12.3年或14年的开采大限将会大大提前。

以目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350美元）与白银价格的历史比价关系看，其价格比应该是1：16，即达到每盎司84美元，才算得上是合理的水平。而黄金与白银历史上的比价是按照它们的数量多少来决定的。古埃及时，白银很少，它的价格与黄金相当。后来被发现的白银多了起来，黄金变得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所以黄金的价值更高。以此进一步分析，目前全世界白银的可开采储量约有40万吨，加上已有的3万吨左右的存量，白银的总量只有约43万吨。黄金由于极少被工业用途所消耗，所以存量不断上升，目前普遍估计为16万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截至2009年底的统计，全世界黄金的可采储量约有4.7万吨，两者合计，黄金的总量约为20.7万吨。由此可知，黄金总量与白银总量之比是20.7：40，即大约为1：2。这就是说，白银的总量比过去要少得多，其应有的价格应当是黄金的1/2，而不是1/16。按当前黄金每盎司1350美元来算，白银的价格应该是每盎司675美元！而当前白银的市场价格每盎司只有25美元上下。换句话说，一点不带泡沫地算，白银现在就应当还有27倍的上涨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将进一步减少，黄金与白银的数量比将达到1：1，再往后白银的总量将少于黄金。这意味着白银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增值潜力可能将是极其惊心动魄的！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古代的腓尼基人很早就发现了白银能杀菌这一神奇的功能，他们将葡萄酒装进银瓶之中以保鲜酒质，这一秘密甚至仍在当今的名葡萄酒庄中流传。大英帝国的水手们在长期的海上航行时，将银币投入自己的饮用水罐中，以保持水质不腐。古希腊医生最早发现了银对伤口愈合有明显功效，并能防止疾病。中国古代的君王常用银筷子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欧洲贵族的餐具广泛使用银质器皿，因为细菌在纯银表面无法长时间存活，而木质餐具则是细菌的最爱，不锈钢餐具也无法抗阻细菌的繁衍。尽管当代的人们广泛使用抗生素来杀菌，但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却长期困扰着医学界。

长期以来，白银对细菌和病毒的神奇杀灭效果一直没有被深入研究。直到最近，白银杀灭细菌的原理才被搞明白。银在水中能形成微量银离子吸附细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酶，从而使细菌很快死亡。据研究，银离子能在数分钟内杀死650多种细菌，是普通抗生素功效的113倍，且无任何抗药性。

在医疗卫生方面，仅在欧美医院，每年被细菌和病毒交叉感染的人就高达数百万人，大量使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的后续问题，足以使医疗保险系统难以持续。英国的医院已经开始使用含银离子的清洗剂和防护膏，以避免交叉感染的问题。美国的医院也开始大量使用含银离子的纱布、口罩、手术被单和房间内饰，以避免交叉感染。

21世纪对白银的工业需求更酝酿着爆炸性增长的压力，近年来，全世界技术专利中使用白银的总量远远超过使用其他任何金属。

如果说绿色环保技术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那么在这一领域中，白银消耗量将出现井喷式增长。





「白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白银具有所有金属中最好的光反射效率和抛光性，是太阳能聚光镜应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同时，白银又是极佳的催化剂，在与半导体材料混合后，可以大大提高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能量输出可以提高12％。太阳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在全球每年产生数千吨白银的需求量。

电池将成为绿色环保时代的核心要素，银电池将成为取代传统锂电池的最佳候选人。其持续时间比锂电池高出40％，同时没有锂电池易爆的危险。95％的部分可完全回收，具有重要的环保价值。银电池在电脑、手机、助听器、医疗设备和一切移动电子设备中，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在航天器、深海探测器、鱼雷、导弹、潜艇等方面应用前景巨大。

银电池的广泛民用还处在刚刚启动的阶段，但代表着未来新一代环保电池技术的潮流。考虑到电池技术的广泛使用程度，对白银的需求总量增加将十分惊人。





「2017年，259亿个RFID芯片将使用白银」

正在全球迅猛扩张的无线电频率识别（RFID）技术将使白银应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货币战争》第6章导读中曾专门介绍过RFID技术对于追踪与定位方面的巨大用途。RFID芯片中内嵌微型耦合电路和天线，用以接收读卡机发射出的电磁波，电磁波所携带的能量在耦合线圈中形成电流并“读出”芯片上的独特ID信息，然后ID信息被天线发射回读卡机。这样一来，大约在几百米外的读卡机，就好比是一个远程ID探测雷达，可以确认芯片在其探测范围之内。一旦这些远程ID探测雷达，形成小到商店学校，大到社区城市甚至全国、全世界的网络时，那么存在于这个巨大网络之中所有的RFID芯片的携带者，都将被实时定位和追踪，物联网的技术就是建立在RFID技术基础之上的。

2010年7月，沃尔玛宣布开始广泛使用RFID来管理其庞大的库存以降低成本。一旦效果良好，沃尔玛将在其3500家美国连锁店中，全面普及RFID的应用，其全球供货商也将被要求采用相同技术来与沃尔玛的库存系统对接。

据美国IDTechEx公司预计，RFID芯片将以每年增长93％的惊人速度迅速在全世界扩张。到2017年，全世界RFID芯片的年产量将达到259亿片的骇人数字！而在每一张芯片上都要使用10.9毫克的白银，由于其含量微小，完全无法回收。





「未来美国木材防护领域每年将消耗2400吨白银」

美国参议院“森林与公共土地管理委员会”在2003年9月11日，提交了《公共土地产出研究法案》。该法案致力于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含铜的木材防腐技术，这种技术产生的砷酸铜和醋酸铜所形成的有毒复盐，对环境的危害严重，在美国已日益引起关注。而白银拥有天然的杀菌奇效，作为木材防腐材料可以抵抗白蚁侵蚀、孢子真菌的生长与腐朽、水生生物的寄宿以及其他昆虫的寄生与繁殖。美国绝大多数民宅是木制的，一旦该项技术被正式引入美国木材防腐市场，仅美国的木材防腐领域，每年就将消耗2400吨白银！





「服装应用将是白银最大的未来需求之一」

白银是天然的无机抗菌材料，无机银抗菌材料具有持续性、持久性和广谱性强、耐热性好、安全性高、不会产生耐药性等特点。

美军的沙漠作战军装中普遍使用银离子材料来进行杀菌、除臭。运动服装也是如此，因为汗液中的大量细菌是产生各种异味和病变的主要来源，而白银能够杀灭其中绝大部分细菌。内衬镀银的服装在野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却长期无法清洗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气味清新和健康。仅仅在服装领域，白银就已经成为最大的单一应用领域，每年消耗白银1200吨。

这个数字才是白银刚刚进入服装领域的起步阶段。设想一下，如果13亿中国服装消费者也开始穿含有银离子的健康服装，10亿印度人口再加入这一潮流，白银的需求量将是何等的局面？！

在食品包装领域，含银离子的食品、饮料、牛奶等包装材料，可以大大延长保鲜期。饮用水的过滤装置中也开始使用银离子杀菌材料，同时，美国全国的游泳池也将废弃有严重副作用的氯气杀菌法，转而使用白银杀菌材料。

目前，全球白银的年工业消耗量在3万吨左右，而庞大的白银新兴消费市场才刚刚拉开帷幕。

白银与黄金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白银具备广泛的工业用途，因此，白银的工业消耗量要远比黄金大。白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工业领域的各种应用中，绝大部分都是微量应用，如手机的集成电路中含有价值几美分的微量白银，液晶大屏幕彩电也镀有微量白银，几乎一切家用电子设备中都不难发现微量的白银应用。这种微量白银应用，即使在白银价格暴涨10倍的情况下，也难以对其最终产品价格造成值得一提的影响。

另外，白银在工业中微量使用的特点，导致了白银在工业应用之后，无法有效回收，从而永远地流失了。

白银优异的多种性能和巨大的应用空间，使其成为所有金属中最具价格爆发力的翘楚！

不能理解白银货币属性的人，往往将白银称为工业金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误导性的称呼。难道人们发现黄金可以用来镶假牙，就会改变黄金的货币属性吗？大量的工业用途和微量不可回收的消耗，非但不会使白银的稀有与贵重的品质受到丝毫伤害，反而是其更具投资价值的重要证据。对白银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具有大量工业用途的稀有的货币金属。





「“价格发现”了什么」

无论从金银的历史比价，还是市场供求关系，或者通货膨胀，都无法解释白银今天每盎司25美元的价格竟远低于1980年的50美元！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能够将白银价格严重扭曲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长期以来，由于黄金与白银存在着天然的货币血脉关系，其历史比价更是几千年的超级稳定，这种固化的联系早就深深地植入文明的记忆里了，它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国家、跨越了宗教、跨越了地理、跨越了意识形态，远比国际银行家们人为的“强势美元”更能持久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人们知道，白银和黄金一样是最优质的“钱”，而且白银的流通比黄金更广泛。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多是小额交易，而黄金一般是非常大额的交易才用得上。因此白银不仅是真正的钱，而且是比黄金流通性更好的钱。为了保护美元发行的巨大利益，银行家们就必须挣脱金银货币的约束，就必须废除金银货币。欲废除金银货币，首先就要废除白银，因为白银每天都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想办法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白银，买柴米油盐时，不再用到银子，才能让大家彻底忘掉白银的货币职能。因此，国际银行家们的战略就是：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欲征服黄金，必先征服白银！

如今，尽管美元已经如愿以偿地篡夺了黄金白银的“货币王位”，但“伪皇帝”毕竟是假的，国际银行家们心里总是不踏实，因为一有任何危机的风吹草动，人们就立刻想起了黄金白银。国际银行家们对黄金白银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其心态非常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王莽篡位，恨不得把天下所有姓刘的都斩尽杀绝。白银就好像太子刘秀，被“银行界的王莽”到处追杀，如今已经有几十年之久。这种“追杀”就是价格的打压，他们希望大家把白银当成普通的金属，一种一般性的工业原料而已。如果大家总是忘不了白银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和黄金一样的“货币之王”，那么国际银行家们就先将白银赶出货币王宫——中央银行。然后故意大幅压低白银的价格，将其贬为“庶民”，与铜铁铅锌为伍，浪迹普通商品的街头。

白银市场是远比黄金市场小得多的盘子，通过大规模“裸做空”的手段来压低白银价格，同时用低价的白银绳索来拖住黄金上涨脱缰的野马，实在是一种高倍杠杆和高度有效的价格控制策略。只要压制住白银的价格，就能使以美元纸币为核心的全球金融赌场给开赌场的国际银行家们带来永远的暴利！

1990年至2003年，白银的价格已从1980年的每盎司近50美元，被一路打压到每盎司仅有4～5美元。就在白银最不景气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却看到了白银价值被严重低估所产生的投资机会。著名的“股神”巴菲特管理的投资基金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分批买进了近1.3亿盎司的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年产量的1/4，基本上是抄到了白银几十年的大底。令人不解的是，巴菲特为何在2006年过早地卖掉了全部的白银。他的平均买入价是每盎司6美元，卖出价只有7.5美元。巴菲特自己也承认这笔买卖做的不漂亮。“我买得早了，卖得也早了。这是我的失误。投机到最后才是最疯狂的。”非常巧合的是，就在巴菲特卖掉全部白银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创建的第一只白银交易基金也在2006年获准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开张了。有传闻说，巴克莱银行为了给它的白银交易基金准备白银现货担保，曾向巴菲特“借用”或购买了1.3亿盎司的白银，这正好是巴菲特手上全部白银的总和。2006年正是白银市场开始启动之际，巴菲特却将所有白银卖出，他下了这么大的赌注，却没有像亨特兄弟当年那样把白银价格炒将起来，耐着性子卧底9年，只是为了赚区区1.5美元的差价吗？这桩买卖不免令人生疑。至于巴克莱银行与巴菲特到底有怎样的暗中交易，外界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对白银市场感觉特别敏锐，并影响深远的人叫泰德·巴特勒。巴特勒从1971年起就是一名商品期货交易员，当时为美林证券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一位客户问他：“白银市场供不应求，可是白银的价格却几年都不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巴特勒为了向客户解释其中的原因，开始研究白银期货市场。可是他也被难住了，他了解到白银确实是供不应求，可解释不了银价为什么就是不涨。后来他凭着在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多年历练的经验发现，市场上做空白银的数量总是远远大于白银现货的供应量。原来是有机构在人为压低白银价格。于是他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报告了这一市场操纵行为。但是有关部门却回答说没问题，对此置之不理。巴特勒是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情非要干到底，他坚持不懈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一直没有结果。后来有了互联网，从1996年起，巴特勒开始通过互联网来揭露白银价格被人为压低的真相。他几乎每周都在网上发表一篇关于白银市场的详细分析或评论。由于长年坚持不懈地研究和评论白银市场，巴特勒逐渐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他认为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资本阴谋。他除了继续多次上书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外，还呼吁广大投资者联合行动起来，对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展开斗争。经过多年的努力，几大银行巨头非法打压白银（也包括黄金）市场的罪行正在遭到越来越多地揭露，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近两年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终于对此开始了调查。

对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巴特勒在一次专访中表示，尽管有关方面有意愿解决问题，但白银市场操控的问题太大。以至于很难有不引起巨大动荡的解决方案。

20年以来，全世界贵金属市场的参与者对金银价格被操纵的法律诉讼和公开辩论早已汗牛充栋。《货币战争》中曾提到：“2004年4月14日，称霸世界黄金市场200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人意料地放弃了黄金市场定价权。无独有偶，白银市场的大哥大AIG公司于6月1日主动放弃白银市场的定价权。莫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看淡黄金吗？若是如此，为何不在1999年金价跌到历史最低点退出，反而要在黄金白银价格气势如虹的2004年金盆洗手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最终将会失控……早早撇清与黄金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10年以后，金银价格果然出了大问题，谁也怪不到罗斯德柴尔德家族的身上。”如今黄金白银的价格果然“出事”了，黄金价格不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已接近1400美元，而白银已突破30年来的最高点，超过了25美元，与当时相比，金银价格都已涨了近3倍！

没错，这里说的白银市场的大哥大AIG，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中那个被美国政府拯救的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在AIG之后，白银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变成了贝尔斯登。就在2008年3月17日贝尔斯登垮台的当天，白银创下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价位——21美元。

贝尔斯登成立于1923年，是美国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也是美国主要的证券交易公司之一。2008年3月15日，这家有着85年历史，经历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多次经济起落的大投资银行，突然宣布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当天，美联储和摩根大通联手向贝尔斯登提供了紧急资金援助。人们只知道贝尔斯登因为在美国次级按揭风暴中严重亏损濒临破产而被收购，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它也是美国商品期货市场上最大的白银做空者，并因做空白银遭多方逼迫到几乎被迫平仓的地步。2008年3月14日，白银价格在接连上涨近一个月后，由每盎司17美元一直冲到近21美元。贝尔斯登没钱补仓抵挡不住，这恐怕就是它突然宣布出现严重的现金短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眼看就要被迫平仓，这不仅会使其做空白银的所有资金血本无归，而且也有可能让白银价格立刻失控，并引发金价暴涨和美元暴跌。美联储见势不妙，紧急救援。贝尔斯登得到一笔为期28天的借款，这笔款项是美联储通过摩根大通来借给贝尔斯登的，但贷款风险由美联储来承担。这也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贷款。尽管得到短期借款，贝尔斯登仍然无力回天，难逃彻底覆灭的下场。2008年3月16日，在美联储紧急出手，同意“包底”300亿美元贷款支持摩根大通公司后，摩根大通公司随即宣布对贝尔斯登的收购，挽救了一场严重的白银价格危机。

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后，立刻按照国际银行家们打压白银价格的既定方针，开始对白银价格实施起新一轮的残酷镇压。从3月18日开始，也就是摩根大通接替贝尔斯登的第二天，白银价格开始突然暴跌。到3月20日，仅仅三天，白银价格就从每盎司21美元暴跌到每盎司17.5美元，白银价格一个月的涨幅全部丢失。此后，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联手继续追杀白银，到2008年8月，两家共持有85％的白银净空头仓位，白银市场在这两大银行联手打击下一路下跌，8月15日跌破13美元，10月底至12月初，竟然跌到每盎司9美元上下，回到了2006年的价格水平。

这一切自然逃脱不了白银市场分析专家巴特勒的眼睛。为何会出现银行大幅增加做空白银头寸的情况？巴特勒就此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国会议员们多次提出质询，最后，他得到的解释是由于摩根大通接手了贝尔斯登。在此之前，巴特勒和所有的白银投资者对白银市场上到底谁是最大的空头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清楚，因为期货交易报告上并不披露参加交易者的身份。巴特勒的市场分析报告一直是用一种没有指名的方式来描述，直到这时，巴特勒才恍然大悟，原来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就是打压白银价格的元凶。巴特勒将这一内幕抖落出来，引起市场的强烈反响，激起了广大白银投资者的公愤。这才引出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摩根大通的调查，随后又有很多投资者对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非法操控白银市场发起诉讼。

在广大投资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下，2010年9月，摩根大通宣布为了满足美国新出台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要求，停止自营业务，裁减大约20名在伦敦的商品期货交易员，这些人交易的品种中就包括白银，结果白银市场闻声而起，价格立刻突破21美元，打破了2008年3月17日贝尔斯登垮台时创下的高点。1980年以来，白银价格两次突破最高纪录，都和白银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出了大麻烦有关，难道历史真是充满了有趣的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对白银市场的很多大动作都是从伦敦进行操作的，AIG如此，摩根大通也是如此，这主要是为了避开美国监管机构的麻烦。

对白银价格的操纵，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富豪亨特兄弟囤积白银，最后惨遭失败的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教科书反复教诲人们，市场监管是有效的，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已经永远结束了，谁要再想操纵白银价格，亨特兄弟就是前车之鉴。

其实，操纵白银价格并不仅限于囤积白银的抬价行为，更应该包括大规模“裸卖空”白银所产生的价格压制效应。对于后者，美国期货交易管理部门从前并未认真调查过。也就是说，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却不能点灯。做空白银有理，做多白银必究！

与黄金的情况一样，世界白银市场的定价权始终掌握在华尔街－伦敦轴心手中。纽约期货交易市场负责“纸白银”定价，而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则决定着“实物白银”的定价，在双方通力合作之下，白银价格在通货膨胀面前，始终显得灰头土脸。如此一来，所谓白银的货币属性看起来简直就像个笑话，最普通的金属都能有效对付通货膨胀，白银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奢谈货币属性？白银被彻底妖魔化为普通工业金属。请注意，在人们的脑海里，工业金属和贱金属几乎可以画等号。

这就是普通人乍听到白银投资觉得莫名其妙的原因！国际银行家巧妙地制造了白银价格长期疲软，并充分利用了这一心理效应来掩盖白银的货币本质，从而使美元体系的赌局更大更精彩。

在几十年中有效打压白银价格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经济学规律好比物理学中的牛顿三大定律，是个无法撼动的铁律。工业需求是板上钉钉的事，很难有做手脚的余地，于是打压白银价格就只有从人为加大供应量来破题了。压低白银价格可以有效遏制白银的投资需求，而白银的货币属性在一个面临日益通货膨胀的世界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其将被激发出来的潜在投资需求才是未来白银供求关系的焦点问题。如果实物白银的供应量不足，那么只要创造出惊人的“纸白银”供应量，同样可以达到白银“供过于求”的理想效果。而华尔街－伦敦轴心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来操纵白银价格的。





「白银市场：1个瓶盖与100个瓶子的游戏」

部分准备金制度原本是银行业所采用的一种对金钱进行“放大”的制度，中央银行创造出的每一块钱当存入银行系统时，都能在这个制度下被银行系统放大10倍后进行信用输出。形象地说，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核心，就是玩10个瓶子只有1个盖子的游戏，储户的钱就像盖子，银行以盖子为基础放大了10倍的信贷就像是瓶子，只要大家在任意时刻只看1个瓶子时，盖子总在上面，游戏就没有穿帮，否则就会出现银行挤兑，严重时就会造成金融危机。1个盖子所对应的瓶子越多，玩这个游戏的难度越大，玩砸的可能性越高。2008年金融海啸中倒掉的那些大的金融机构都是玩得太疯而出事的。这些机构在最疯狂时，玩的是1个盖子要盖50个瓶子，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如果说1：50的盖子游戏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白银与黄金市场的游戏玩得就更疯了，这个比例是1：100！

在目前的世界白银市场中，每一盎司实物白银背后，有100盎司的各类纸合约号称拥有它！在经过100倍的放大后，“实物白银”看起来供求两旺，交易频繁，市场繁荣，在这样被超级泡沫化的“实物白银”市场中，价格终于被合理地“发现”出来，这就是极其低廉的白银价格，而且看起来白银的供应量似乎可以无穷无尽。用幻想出来的99％的“纸白银”交易量，来彻底左右1％的实物白银交易价格，实在是个天才的想法。只要99％的持有“纸白银”的人，不来要求兑现白银实物，这个游戏就可以高枕无忧。最后决定白银价格的是国际银行家们永不匮乏的美元，而不是白银真实的供求关系。

可笑的是，即便在号称“实物白银”交易的伦敦金银市场上，其绝大部分交易也并非“实物”交割，而是通过“号称实物”的“纸白银”过户。这种户头有个学名，叫做“非实物账户”。按照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定义就是：“这是一种没有具体金属块与之对应的账户，客户拥有的是对金属块的承诺……交易由借贷双方根据借贷余额在户上交割。账户所有者并不直接拥有具体的黄金或白银金属块，而是由账户开户所在的交易商的金属库存做抵押。该客户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其中，最后一句话最实在，拥有“纸白银”的人其实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

2010年3月25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调查白银市场可能存在的价格操纵行为，会议记录中突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各方在激辩美国白银期货市场大量卖空合约是否构成价格操纵）

奥马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专员）：你认为当白银期货到期时，如果买方要求交割白银实物，这对卖空方会构成问题吗？

克林斯琴（前高盛大宗商品研究部主任）：不，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当白银实物要求被兑现时）一些其他的机制可以使用现金交割；第三，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所调查的白银和黄金市场中，几乎所有的做空仓位都是在对冲风险，期货做空合约对冲的是（伦敦实物）OTC市场上买入（实物金银）的风险。所以我真的不认为有什么风险存在。

这里出现了一个可笑的问题，当买家要求白银现货，而卖方手中没有实物，于是提出能不能赔钱了事，这本身就是违约行为！因为期货合约中已经明确规定了交货的时间、地点和货物成色与数量，任何不能按照合约进行的行为都是违约行为，而克林斯琴居然不认为这是风险！更可笑的是他第一条的逻辑，以前的庞氏骗局没出事，所以现在也不用担心。

紧接着黄金反垄断协会的道格拉斯上场了。

道格拉斯：我们谈论的用期货对冲现货市场风险，可是如果我们看看现货市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他们每天净交易2000万盎司的黄金，相当于220亿美元，一年约5.4万亿美元……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网站上你能看到，这些所谓的‘非实物账户’交易背后并没有实物。它们是在部分准备的情况下交易的，你无法交易这样的规模，因为地球上没有这么多（金银）。所以那些在（美国期货市场）做空的人，在（伦敦金银）市场上实际上是用纸片对冲纸片的风险。

（8秒钟沉默）

在这里，道格拉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那就是为什么在华尔街做空白银期货的人要跑到伦敦柜台交易（OTC）实物市场去“对冲”所谓的风险。原因在于美国期货市场对期货合约有着明确的监管条例，任何做空白银的人必须有90％的被确认的现货来源，否则就是涉嫌操纵市场。而伦敦的金银OTC市场，号称是“实物市场”，交易的却是“无实物”账户，但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乃是“自律”组织，充分相信大家是“自觉的”，所以并不硬性规定交易参与者拿出真金白银来验货，而且OTC市场是个不透明的市场，没人准确知道什么东西在交易，成交价格是多少。所以华尔街的白银操纵者在伦敦可以大展拳脚，他们用伦敦市场的所谓“实物交易”拿到美国监管部门说明为什么在华尔街大举做空是合理对冲，从而避开美国监管，大玩特玩以纸片“合理”对冲纸片风险的游戏。

伦敦号称“实物白银”市场，每天大约交易着1.25亿盎司白银，但它的金库中可以交割的真实白银实物不过7500万盎司。纽约期货交易市场处在开仓状态的白银合约大约8亿盎司，但它实际可供交割的现货白银仅5000万盎司。伦敦和纽约白银市场总共可以进行交割的白银实物量约为1.2亿盎司。据国际清算银行在2009年6月的统计，“其他贵金属类别”（绝大部分是白银）的衍生产品余额高达2030亿美元，相当于120亿盎司白银（大约20年的白银矿产总量）！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超级虚拟化的白银市场，一个被价格操纵的市场，一个高倍杠杆化的市场，一个已经处在挤兑现货边缘的市场！





「白银操纵调查」

2010年3月25日，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白银价格操纵听证会主要调查2008年9月以来黄金白银市场的操纵问题。本次听证会邀请了16名人员参与作证，包括监管者、交易所官员、银行、交易商、经纪公司、投资者等。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员安德鲁·麦凯尔的关于摩根大通操纵白银价格的证词。

诡异的是，3月26日，麦凯尔和妻子在英国伦敦“意外”遭遇车祸并被送进医院抢救。据当时正在路上行走的目击证人指证，“一辆车从辅路上斜刺冲过来撞上了他（麦凯尔）的车”。当目击者试图拦住企图逃跑的肇事车辆时，那个开车的人猛然加速，目击者急忙闪开险些被撞，紧接着肇事车在逃跑过程中又撞上了另外两辆车。在警察紧急围追过程中，还调用了直升机，最终将肇事者逮捕，案情至今没有公布。

麦凯尔究竟是何许人也，敢于挺身而出曝光白银操纵黑幕，又是因何险遭暗算的呢？世界黄金反垄断协会（GATA）在2010年3月23日的报道中说：“伦敦贵金属交易员安德鲁·麦凯尔曾与黄金反垄断协会负责人安德里·道格拉斯联系，摩根大通的（白银）交易员向麦凯尔提供了第一手的贵金属市场被操纵的信息，并向他夸耀摩根大通如何在这一操纵过程中牟取暴利。”在得到这些信息后，麦凯尔于2009年11月，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报告了这一犯罪行为。他详细描述了摩根大通是如何向市场传递打压白银价格的信号，以及市场中的众多交易员如何识别这些信号，并在与摩根大通共同卖空白银的过程中大获其利的。具体说来，摩根大通一般会选择关键时间点下手，如期权到期日、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日、美国期货市场白银合约滚动日和其他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

在2010年1月26日的邮件中，麦凯尔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说明，当摩根大通开始做空白银的时候，“我们交易员密切观察他们（摩根大通）在重大行动之前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在亚洲出现的较小的（白银）交易量。作为交易员，我们获得了暴利，但我并不想在一个被操纵的市场里和犯罪活动中（去赚钱）。例如，如果你观察今天刚开盘的成交情况，你会发现大约1500手合约同时被抛出，而买家仅有1/5到1/10。这样的操作立刻会使每个卖空合约赚取2500美元，看多的一方立刻损失并很可能被强制平仓。也许你可以自己察看一下谁是背后的卖空者。注意，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2800手合约顷刻之间击垮了买盘的力量。这不可能是正常商品交易中寻求最佳价格的行为。”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指证，麦凯尔曾在2010年2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高级调查员埃鲁德·拉米来兹发出预警，白银市场将在两天后的2月5日被“袭击”。在邮件中麦凯尔写道：“在伦敦的贵金属交易员们都知道，摩根大通在3月开始讨论关于在（白银做空仓位）限制之前，将尽最大可能清除掉做空仓位。我对那些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感到遗憾，巨额财富将在这天易手，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于非法操纵市场行为的错误定义所导致的。”

在2月3日的邮件中，麦凯尔向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预测”了两天后的白银市场将会出现的行情。“非农就业数据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30公布。此刻将会出现两种情形，无论是数据好与坏，白银（和黄金）价格都将在海量的卖空操作中大幅下跌，目的在于击穿技术支撑线。尽管我毫无疑问地将会在此次操纵中获利，但这个例子说明，当高度集中的仓位情形被（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允许时，市场将是何等容易地被少数交易员所操纵。第一种情形是坏消息出现（就业数据很差），这对黄金和白银是利好，因为（坏经济消息）将削弱美元，贵金属会吸引投资人，（金银）价格将走高。这一过程将持续很短的时间（1～5分钟），然后将涌现数千手新的卖空合约，（卖空袭击）将彻底打垮新的买入合约，并使贵金属价格暴跌至关键技术支撑点以下。第二种情形是好消息（就业情况比预计好），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卖空合约立刻抛出，（白银）价格顿时暴跌。做多的人将立刻被击穿止损线，价格也将跌破技术支撑点。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两个主要做空大户（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出手，他们将获得暴利。我们这些人会被‘邀请’加盟，对（白银价格的）下跌落井下石。”

2月5日的市场行情与麦凯尔的“预测”完全一致！

2010年5月9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邮报》以“联邦政府开始调查摩根大通的白银交易”为题，大幅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摩根大通在白银市场的操纵行为进行刑事和民事犯罪的双重调查。“据不愿披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民事犯罪调查，司法部开始调查刑事犯罪行为。调查范围涉及广泛，联邦政府官员查看了摩根大通在伦敦金银交易协会的贵金属交易记录，这是实物（白银）交易市场，同时也调查了他们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白银）期货和衍生品的交易情况。据财政部货币控制办公室的报告显示，摩根大通在2009年最后三个月里增持了白银衍生品总量高达67.6亿美元，相当于2.2亿盎司（约6800吨白银）……据指控，在做空白银的操作中，摩根大通大规模卖空白银期权合约或实物白银，以此行为来打压白银价格。”

《纽约邮报》的报道强烈震撼世界白银市场，白银价格闻声一天暴涨6.5％！几天以后，摩根大通发表声明：“摩根大通没有受到司法部的刑事或民事的白银交易调查。”

如果亨特兄弟当年囤积2亿盎司白银来推高白银价格算是惊天大案的话，在今天白银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上动辄120亿盎司的大手笔面前，亨特兄弟只怕要为自己出这么大名而羞愧难当了。

蹊跷的是，与2008年9月18日美国货币市场几乎崩盘的消息一样，白银价格操纵的世纪大案似乎也没有引起太多美国主流媒体的兴趣。

2010年10月26日，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主任委员奇尔顿表示：“一些市场参与者不断采取欺诈手段来影响和控制白银价格，对于这种并非光明正大地控制银价的不诚实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查处。”该委员会正对白银市场进行为期两年的高规格调查。

与此同时，在收集到大量证据的基础上，操控白银市场的最大两家银行被投资者告上法庭。国际媒体2010年10月27日发布报导称，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被控囤积大量短期空头头寸，以操控白银期货价格。自称在纽约金属交易所从事白银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的投资者表示，上述两家银行密谋压低白银期货，互相告知大宗交易，并利用巨大仓位发布指令影响市场。该垄断行为和市场操纵使投资者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投资者声称，这两家银行还安排所谓的模拟交易命令，即提交未被执行的大订单，但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后，在要被执行之前撤销订单。投资者提交的材料显示，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在2008年8月共持有85％的白银净空头仓位，到2009年第一季度持有79亿美元的贵金属衍生品。

截至2010年11月24日，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诉讼至少已达25起。

至于这两家大银行能否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待观察。众所周知，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就在华尔街，就在美联储。但它们太大，大到不能倒，大到法律约束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金权与封建主义的王权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其金融衍生品的价值约70万亿美元之巨。它的倒台将引发比雷曼兄弟银行倒闭更严重的冲击。求着它不倒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敢动大刑伺候？然而市场规律却是铁面无情的。不管是谁，违背市场规律都逃脱不了最后的惩罚。对白银和黄金市场的打压，违反了供求关系的铁律。在需求日益增加，供应越来越少，资源逐渐枯竭的白银市场上，长期大举做空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长，惩罚愈重。





「大规模挤兑边缘的白银市场」

尽管人们对美国法院能否制裁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这样的金融大鳄不报任何幻想，但这件事让全世界的投资人重新认识了白银的价值。白银的价格这样低，并不是因为它和白菜是一路货色，而是被AIG、贝尔斯登、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这样一些超重量级的金融大鳄拼命追杀的结果。白银是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之而后快的“美元撒手锏”，同时，白银更是不久的将来会在投资市场上大放异彩的“灰姑娘”。当全世界的投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后，白银这个“一代天骄”，立即会引来市场上“无数英雄竞折腰”。

进入2009年以后，白银和黄金联手，犹如当年的苏联红军，在顽强守住斯大林格勒后，终于迎来了对美元大反攻的时刻。从2008年底的每盎司9美元上下，一路攻到2010年8月的每盎司18美元左右。从2010年8月下旬起，白银价格从每盎司18美元开始猛打猛冲，一路斩关夺隘，兵临每盎司30美元城下。不到3个月时间，涨幅高达61％，叠创30年来新高，引起举世瞩目。

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发现了白银巨大的投资价值后，人们开始争夺非常有限的实物白银资源。据世界白银协会报告，2009年全世界白银的总产量大约8.89亿盎司，制造业要用掉约7.30亿盎司，再除去矿业公司减少套期保值所需的量，剩下的1.37亿盎司被投资者全部吃进。2009年的投资需求量比2008年的0.48亿盎司猛增了184％！从目前趋势来看，2010年白银的投资需求将比2009年上涨幅度更大。

目前全世界市场上能够买到的白银存量大约7亿盎司，按现在每盎司25美元的价格计算，总价值约175亿美元。这样一个极具诱惑力而且非常小的市场，一旦被市场的雷达锁定，在全球资金的猛烈进攻下，价格的暴涨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白银的增值潜力方面，巴特勒远比巴菲特更有眼光和耐心。巴特勒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几大银行人为地压低白银价格，才使普通投资者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而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保证白银的买入方最终战胜做空的大银行。事态的发展似乎正在印证当年巴特勒曾经设想的白银价格最终爆炸性增长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大银行的卖空合约被迫平仓对白银市场的影响。当市场发现了白银的增值潜力，大量买盘涌进，不断推高实物白银的价格时，大银行的卖空合约将受到巨大的交割压力。迫使其到期要么支付实物白银，要么买入与卖空合约相等数量的合约，即被迫平仓。目前，仅在纽约期货交易所做空白银的合约总量就相当于5.5亿盎司。相当于卖出世界市场所有白银现货的79％。空方如果不出血本，从哪里找得到这么多的白银现货来卖呢？

第二种情况是，出租白银的被迫归还对白银价格的影响。从20多年前开始，多国央行就通过出租白银的方式将大量白银抛向市场，借以打压银价。为什么会有出租白银之举呢？因为有些银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按时交货，所以就先从金银现货交易银行暂时租借白银来保证按时交货。等以后银子开采出来再按原数归还，外加1％或更低的利息。同样道理，金银现货交易银行也可以向中央银行租借白银。中央银行借口银子堆在仓库里又不能生利息，于是就很乐意地将大量白银储备租借出去，好歹还能收1％的利息。而金银现货交易银行租到这些白银现货后，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抛向市场套现。再用所得现金购买收益率为5％的国债。在还给央行1％的利息后，可稳赚4％。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央银行和金银现货交易银行不露痕迹地压制着白银市场的价格。

巴特勒估计，过去20年来，可能有几亿甚至上十亿盎司的白银是通过出租这种形式流入市场的。理论上讲，这些租出去的白银最终还得归还中央银行。可是这些白银大部分已被当成工业原料用掉了，不可能原数奉还了。一旦白银价格最终还是压制不住而暴涨，中央银行开始要求租借方归还，租借方必须从市场上买回等量的实物白银。这些实物白银是在纽约商品交易市场上被做空的白银之外的另一大批白银现货。购回这批白银现货将对白银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仅此一条，白银价格就可能冲上每盎司500美元。这也是那些租借白银的金银现货交易银行拼命想要压制银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种情况是，工业用户的恐慌性储备对白银价格的影响。白银是具有成千上万种用途的原材料。它在许多产品中都是关键性的材料，但用量却不大，这一特点使白银的需求不因价格的升高而下降，即所谓刚性需求。随着投资需求的激增，3万多吨的库存量将会很快耗尽，而新增白银矿产量周期长达数年，而且还多是伴生矿，远水难解近渴。这样一来，白银就会出现断货，而且断货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从几天到几周，后来可能长达几个月。工厂的生产线不能因为白银断货而停产，于是企业必然未雨绸缪，抢先储备，这就必然导致白银价格的飙升。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美欧的通货紧缩，还是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从总体来看对黄金白银都是利好。因为黄金白银是以美元计价，美欧各国的通货紧缩，不妨°受通货膨胀威胁的亚洲人民用手中大把的钞票购买金银，此时的黄金白银价格猛涨。另一方面，美欧各国为抗拒通货紧缩，又会促使美联储进一步进行量化宽松，多印钞票，受美元贬值影响，金银价格就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冲高。

白银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投资品种，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时期，它和黄金一样随着美元贬值而增值。在经济复苏后，由于大量的工业需求，白银又会展现其工业原料的特性，随着供求关系而升值。这是任何其他投资品种都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双重优势。

当今世界的白银市场规模小得惊人，全世界地面以上的白银库存仅3万吨，价值不过1200亿人民币，比中国农业银行上市的融资规模还要小得多。目前，世界白银市场的实物与“纸白银”的比例极端悬殊到1：100，100盎司“纸白银”交易背后，只有1盎司实物做支撑，如果说金融市场1：50的高倍杠杆最终导致了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那么比这一比例再高一倍的白银市场已经到了随时出现挤兑的危险边缘。

一个极度扭曲的、高倍杠杆的、规模极小的白银市场，却蕴含着严重冲击世界金融体系的强大能量！

当格林斯潘等人1995年探讨黄金价格暴涨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负债的时候，他们笃定能够胜券在握。由于美国和欧洲总共控制了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高达2万吨以上，拥有着对实物黄金市场无可置疑的定价权，再加上华尔街－伦敦轴心对黄金期货和其他黄金衍生产品市场拥有的绝对控制力，他们完全可以实现黄金价格有控制地上涨，并掩护美元“成建制”地撤退，在大幅降低政府负债的同时，继续维持美元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实现美元危机的软着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变量，这就是白银。

由于金银比价的历史惯性和市场金银巨大的心理互动能量，如果世界白银价格突然而猛烈地上涨，将会打乱黄金价格上涨的节奏，失控的白银价格所激发出的世界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将像排山倒海的火牛阵，直接冲击黄金市场的阵脚。实物白银告罄，纽约的白银期货市场将出现大范围违约和交货严重迟缓，白银的工业用户开始紧急囤积白银原料，白银的投资客户纷纷要求提取现货自己储藏，恐慌的白银期货持有者将急迫地要求交割现货白银。

对实物白银的极度渴求的投资人，将顷刻把纽约期货交易市场的5000万盎司可交割白银实物挤兑一光。当大家在纽约“纸白银”市场彻底失望之后，马上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伦敦的“实物白银”市场。但是，他们马上发现这个仅有7500万盎司现货的所谓“实物白银”最大的市场，原来竟是“无实物账户”，绝大部分白银拥有者只是“没有实物确认的（金银）所有者”。

同时，白银市场的恐怖消息将诱发黄金市场的挤兑，别忘了，这也是个1：100的超级瓶盖游戏。

纽约与伦敦白银和黄金市场相继瘫痪，世界金融市场将立刻陷入真正的恐慌。这种发自心底的恐慌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时，全世界才猛然发现，原来黄金和白银是深埋在地下的世界信用货币摩天大楼的基石，基石一旦动摇，建立在信用货币之上的更为庞大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建立在这一切之上的5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将晃动得更加猛烈！

此时，全世界金融市场都开始呼唤政府救助。

而此时的欧洲和美国政府却无能为力，白银毕竟不是可以搞个“量化宽松”文件就能变出来的。欧美政府原先巨大的白银库存早已卖光了，从而失去直接影响市场价格的最重要的筹码。即便是欧美政府下令强制没收私人白银，就像罗斯福总统1934年下令美国公民交出所有黄金一样，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地平面以上的全部白银库存不过3万吨，仍远不能应付挤兑的规模。

情急之下，还有一招，那就是紧急开采银矿，用以平息世界白银挤兑风潮。不过，当政府下令紧急开采银矿，从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到总供应量明显提高，至少需要5年时间，黄瓜菜都凉了。

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中国。因为目前世界白银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正是中国！这将是多么巨大的国际政治和金融杠杆！这又将是何等的战略机遇！





「白银的人民战争」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白银生产国，年总产量大约在1万吨，其中5000吨用于出口创汇，2008年以前中国还有出口退税政策鼓励白银出口。这5000吨的白银足以弥补世界工业需求造成的4000吨白银短缺，使得华尔街－伦敦轴心的金银市场能够把1个瓶盖维持100个瓶子的魔术继续玩下去！

出口白银去创汇？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路！这就好比用真钱去换假钱，而且还有出口退税的政府补贴！从2009年初到2010年10月，白银价格从每盎司11美元暴涨到23美元，翻了一番还有余！而同期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滑，反复“量化宽松”下的美元江河日下，经济二次衰退的阴云再度密布。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8000吨白银出口“创回”的是近200亿人民币的财富损失！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除了买美国国债之外无路可去的美元白条！

将白银当作普通工业商品出口是极其严重的战略短视！以不断升值日益短缺的货币金属白银，去换每天贬值永不匮乏的美元纸币，损失的不仅仅是财富本身，更是大国金融战略的制高点。

白银不仅过去是货币，现在仍然具备货币的功能。在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纸币风险日益加大的今天，白银具备着明显的对冲整个信用货币体系风险的作用。这也正是2008年9月18日当美元体系出现崩盘危机的时刻，白银价格一天暴涨20％的根本原因。

2008年7月30日，中国终于取消了白银5％的出口退税，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出发点仍是在于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的矛盾。这说明相关部门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没有从金融的视角去思考。在缺乏整体国家金融战略的情况下，各种政策难免出现相互矛盾和难以协调的困窘。

考虑白银战略时，应该将其放在与黄金同等的高度来看待。无论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如何看待白银，在美元“周天子”日益式微的当今世界，各国货币势必出现“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的局面。未来的白银将是炙手可热的硬通货，这一趋势随着美元的衰落将会更加明显。

如果中国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币流通域，作为建设强大的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之一，那么就有必要全面重新审视白银与黄金的巨大金融战略价值。

实际上，要挤兑国际白银市场，根本不用1200亿人民币的规模，只要国内投资人将中国每年出口创汇的5000吨白银全部吃掉，动用250亿人民币足矣。仅此一招就足以动摇世界白银价格体系。纽约和伦敦的白银市场可动用的白银不过1.25亿盎司（约3900吨），基本上只够一年工业消耗的供需差额，白银实物交割将十分艰难，期货合约违约会很难避免。

250亿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几支股票基金就能搞定的事。

如果有1万人，每人购买250万元白银实物（约450千克，每克5.6元）；

或者100万人，每人购买2.5万元白银实物（约4.5千克）；

或者1000万人，每人购买2500元白银实物（约0.45千克）；

则世界白银市场将很可能触发挤兑的链式反应。

投资人需要明白的是，你不是在买白银，而是在出售美元纸币！白银是储蓄，白银是投资，白银是财富忠实的保险，白银是老百姓的货币！你不仅是在为个人进行投资，而且是在对世界金融霸权投下一张否决票！是对窃取中国财富的国际银行家的自卫还击！这样的投资行为，利国、利民、利己！

金是一张弓，银是拉满的弦，人民的意志是箭，靶心是国际货币霸权！

如果平民百姓能有什么机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轨迹，如果人民群众能够起来反抗世界金融霸权，如果普罗大众不甘在各种危机中被痛“剪羊毛”，如果人民真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行动比任何言语都更具说服力！

自2010年白银的投资渠道逐渐开通以来，中国民众对白银期盼已久的投资热情就像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继投资黄金大获丰收之后，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投资白银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白银的价值，它不仅承载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因，更肩负着现实的重任，它不仅是人民大众保护自己财富的可靠工具，更是反击世界货币霸权的有效手段。

白银，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





「参考文献」

[1] 白银资本，（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2] 出处同上

[3] 出处同上

[4] U. S. 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January 2010．ilver

[5] Silver Institute，Demand and Supply in 2009





致谢与感悟

香山的秋夜，静谧而淡然。在一间茶馆的露台上，月色流淌，微风习习。一群志同道合、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放弃了节假日和周末，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的金融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与作用。这群人就是《货币战争3》的研究小组成员及志愿者们。在经过了一天紧张的研究工作后，大家常常在此轻松讨论，梳理思路。

郑莺燕，研究小组中唯一的一位女生，大家亲切称她“小神妞”。因为她迥异于中土人士的眉眼，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其祖先很可能是一位波斯公主。她一开口便有如水银泄地，那股子“神”劲儿，让人绝对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对应词，那是幽默犀利、机灵古怪和特立独行的混合体。她知识广博，一针见血，对细节近乎严苛的认真态度，为她赢来了“史上最伟大的挑剔者”的名头。在讨论最初的稿子时，她毫不留情地说：“这是什么？推倒重来！我要读不下去，读者也会读不下去！艰深、晦涩、线索太多、人名太多、术语太多，记不住、听不懂！普通人看不懂，你的书还有价值吗？”她代表读者对书稿的责问，令我大感意外，以前写东西只管自己痛快，很少顾及读者的感受。她力主的读者阅读体验的观念，使我深受触动。于是，两遍、三遍、四遍地调结构、改文字、理线索。

杨巍，从来不与任何人正面辩论，双子座的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总是委婉而客气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老杨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铁杆兄弟，从幼儿园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我们几乎都在一起。他比我早一年到美国，从生物、电脑、MBA到投资银行，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远比其他人丰富。尤其是他在日本富士银行和中国香港施罗德公司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美国和亚洲的金融市场有着直接的体会。于是，他承担了繁重的日本资料筛选和交叉验证的工作。在最后四个月中，他还深入研究了苏区、边区和解放区的金融问题，后来老杨见人就说，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创新之后，他佩服得想交入党申请书。

苗刚，他的典型特点就是常常皱着眉头晃着脑袋说：“这个数据不一定靠谱，必须找到第二来源。”一旦找到一个重要线索，苗刚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正辞严地从三皇五帝一直侃到地老天荒，尽显北京男人惊人的口才。大家一直认为他当年应该参加人民大学的辩论团，后来传说苗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蒙代尔学习金融时，又练就了一身英文侃爷的硬功夫。除了演讲的天赋外，苗刚对数字也相当敏感，在他把关的“质量控制”环节上，数据校对和信息来源都得到了很大改进。

薛小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西北人特有的憨厚朴实。在他的观点受到挑战而情绪激动时，这个娃娃脸的男生也会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但由于语速很慢，往往不占上风。这位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学习勤奋，英语阅读能力很强，对金融和历史研究充满激情，他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货币战争3》研究的重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问题。从1840年到1949年，要查阅的各种与金融相关的资料堪称浩如烟海。从朝廷奏折、皇帝朱批、民国档案、外国及各省报纸、外国使团密电到国际金融市场同期债券发行记录、中外各大金融家族的活动情况、外债统计、海关关税、盐税、厘税的统计报告、各国解密档案、当事人的口供及笔录，当然还少不了数百本金融货币史和人物传记的书籍。在香山红叶缤纷的时节，大家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烦恼，全身心地遨游在浩瀚的历史资料的海洋之中。

对这本书贡献最大的还是广大读者。在我的微博中，无数博友热情地提出了建议，当然，也有很多中肯的批评。正是这些同事和朋友们的巨大鼓励和期待，使我能够最终坚持下来。

我一直有一种信念：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与别人相同的东西上，而体现在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上。“货币战争”系列著作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艰辛与沮丧而又富于激情、振奋和豁然的过程，它已经融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中，我愿做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者。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有这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常常激情澎湃。同时，面对很多争议，又使我处处冷静客观。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源头。当一个人在从事自己最有天赋的事情时，不吃不喝不睡也不会觉得痛苦，因为他正在努力为社会创造性地贡献价值。事实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某种天赋，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尽早地发现自己的天赋。而大多数人的悲哀就在于不知道，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在我看来，教育、读书、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它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可改变的，探索并发现它将是一生的重任。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长期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与鼓励，我同样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自己。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

作者

2010年末于北京香山





货币战争4 | 战国时代





自序

2008年9月，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惊醒了人们对永久繁荣的幻梦，全球化浪潮遭遇了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逆流。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继续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世界经济似乎在最近三年里出现了显著复苏的迹象。于是，一片“后危机时代”的乐观情绪开始弥漫开来。直到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经济的红色警报，人们才猛然发觉，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复苏之中，而是开始了从经济的“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漫长煎熬历程。

缺乏历史纵深感是当今短视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似乎难以从高节奏的商业活动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沉心静气地思考问题的本源。当新闻媒体中充斥着各类震撼的标题，当困惑和焦虑紧紧纠缠着我们思维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全面审视形成今天问题的根源。

美国经济会再度衰退吗？2012年美国国债的上限之争是否还会重现？欧债危机会全面爆发吗？欧元体系会不会走向崩溃？中国该不该救欧洲？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不是会破裂？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还是软着陆？通货膨胀能不能有效控制？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究竟该怎么办？人民币升值的上限是多少？人民币国际化能成功吗？

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历史参照系，面对如此众多而复杂的问题，就足以使人们脆弱的大脑陷于崩溃。

其实，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上述所有的问题，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历史中寻找并发现这些答案。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体现在为今天的困境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尽管历史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但在历史中不断反复的人性本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毕竟，经济史和货币史就是人类在有限资源的制约下，不断求取财富极大值并试图控制财富分配权力的历史。

本书将沿着世界储备货币争霸的主线展开，从美元处心积虑地颠覆英镑霸权入手，展示美国的货币战略高手们是如何一步步地蚕食英镑势力，挤压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贸易结算计价权，英镑势力又是如何通过“帝国特惠制”反扑美元的攻势，并将美元打回了“孤立主义”的原形。美元与英镑的激烈斗争，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金融权力的真空，加剧了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元提供了剿灭英镑割据的历史性机遇，《大西洋宪章》、《租借法案》都是罗斯福手中锋利的手术刀，目的在于肢解大英帝国的英镑版图。最终，美国通过“挟黄金以令诸侯”，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元本位制为摄政王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罗斯福防范英镑割据复辟的警惕，远远超过了对苏联的担忧。冷战爆发的根源，在于杜鲁门对罗斯福的大战略进行了彻底颠覆。美国对苏联的步步紧逼，迫使斯大林放弃了加入美元帝国版图，与美国合作分治世界的希望。冷战的导火索正是苏联突然变卦，放弃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计划，这恰是乔治·凯南发出8000字长电的冷战檄文的直接原因。从此，美元与卢布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决斗。

二战结束后，法国强占了德国的鲁尔、萨尔工业区，美国开始实施彻底“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苏联拒绝加入美元帝国，给了德国重新崛起的再生机会，而德国1948年的货币改革，直接刺激了苏联，触发了柏林危机。当50年代初德法由于鲁尔、萨尔争端日趋白热化的时候，法国人与德国人甚至已经看到两国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的危险信号，但“超主权”的“煤钢联盟”挽救了战争的危机，此后德法才真正开始了历史大和解。对于双方而言，将煤炭和钢铁置于一个“超主权”的机构管理，将使未来的战争“既不可想象，又无法发生”。这一紧密捆绑的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安排，正是今天欧盟和欧元的起点。在建立“煤钢联盟”之时，欧洲的统治精英集团就已经开始策划“欧洲合众国”的路线图了。我们看明白过去60多年来，欧洲的精英集团是如何运作欧洲货币和经济联盟后，就会明白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非但不会让欧元和欧盟解体，反而会加速“欧洲合众国”的诞生。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矛盾从60年代戴高乐时代开始酝酿，法国对美元的黄金挤兑直接加速了布雷顿体系的崩溃。70年代初，美元与欧洲货币开始进入冲突与对抗的时代。70年代末，美元帝国几乎到了最后的崩溃边缘，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用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美元宣布“通电下野”的最坏准备。最后，由于美联储新主席沃尔克马急刀快，才拯救了美元。80年代开始，美国启动了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1％的富人将社会财富的分配大权从政府手中夺回，从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新自由主义”时代。2011年美国99％的民众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正是对这一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制度发出的正式挑战。

正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蜕变，导致了今天美国经济积重难返的现实。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对30年来美国错误的经济模式的一次总清算，也是对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以来的美元体系的一次总清算。高度负债的美国经济，在经济解杠杆的痛苦周期、“婴儿潮”老龄化的消费萎缩周期、生产率增长陷入瓶颈周期这三大高度重叠的长周期中，将会导致美国经济未来出现“失去的10年”。

在未来十年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严酷外部环境下，中国和亚洲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重大挑战。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曾依靠着两级火箭的推动而发展到今天，这就是前15年的农村工业化和后15年的中国制造全球化。第一级火箭在90年代中熄火，结果导致了90年代末的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现在，第二级火箭正在熄火的过程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启动第三级火箭，才能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第三级火箭必须也只能是农村的第二次工业化，以信息化、集约化、高科技化、城镇化为核心的新的农业经济爆发，才是中国摆脱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境的正确选择。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困境在于政治，而亚洲的困境在于历史！

“中美国”经济婚姻的利益基础，正在出现裂痕，并逐渐瓦解。美国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容忍度，本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模式之上。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势必要求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市场倾斜转向国内市场倾斜，从而减少向美国的储蓄输出。这一进程将改变美国继续容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立场。目前，希拉里宣称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昭示着美国战略态势的根本变化，中国东海、南海问题日益尖锐的困扰，正是这种变化的前兆。

中国能不能化解美国的围堵，关键在于能不能团结亚洲国家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亚洲曾创造出世界最发达的文明，进化出人类最深邃的政治智慧，今天，中国应该展示出这种智慧，大胆借鉴促成德法历史和解的“煤钢联盟”，将东海和南海的战争火药桶的引信彻底拔出，以超主权的“石油联盟”为起点，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以亚元战略替代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把亚洲各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让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无法想象，也绝无可能”。只有依靠一个团结的亚洲，才能为中国走向世界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常言道，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

德国人舍弃了马克，却支配着更为强大的欧元；德国人舍弃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却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欧洲共同市场！中国人的大智慧，不应该输给德国人。

有人会说，亚洲问题太复杂，历史太纠结。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团结的亚洲将使中国的利益获得根本的保障，那么无论这条道路有多难，都值得中国努力去尝试。不要问团结亚洲是否可行，应该问中国为此究竟作出了多少创造性的努力！

中国的全球化不是欧美化，而首先应该是亚洲化。

只有立足亚洲，中国才能走向世界；只有团结亚洲，中国经济才能成功转型；只有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才能在国际上与美元和欧元分庭抗礼，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货币战国时代！

作者

2011年11月10日凌晨于北京香山





第一章 雄心初起，美元失败的远征



马克投怀送抱，英镑喜出望外



英国推销货币“水变油”：外汇储备呱呱落地



美元横刀夺爱，马克傍上了新大款



凯恩斯发现，美元正在颠覆金本位



贸易结算，美元的侧翼打击



逼迫各国恢复金本位，美国欲“挟黄金以令诸侯”



金汇兑本位：流动性泛滥的根源



汇率冲击波与法郎保卫战



滑向经济大裂谷，金钱权力的真空





「本章导读」

美国作为大英帝国全球霸权的终极挑战者，却将德国推上了与英国争霸的第一线，自己则坐观欧洲各国对耗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在欧洲的头上，迫使各国倾其国库所有，从而深陷美元债务泥沼。美国巧妙地利用了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将美元成功地植入了德国的货币体系，然后逐步渗透到其他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

美国的战争债务同时还剥夺了欧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贷，从而使欧洲形成了美元依赖。在老牌殖民帝国辽阔的海外市场，美国利用资本优势，开疆辟土，纵横驰骋，在贸易结算中不断扩张美元帝国的版图。

在垄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情况下，美国形成了“挟黄金以令诸侯”的战略，利用英国试图恢复金本位以重建英镑霸权的急切心态，美国鼓励、资助甚至逼迫英镑尽快与黄金绑定，从而夺取了大英帝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

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新兴的霸权者，对于突如其来的历史机遇，其准备并不充分。虽然美元霸权的战略明确，但实现战略的手法粗糙，工具自相矛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美元战略的内在矛盾所酿成的恶果。

美国企图用20年的时间，以美元本位制取代英国用2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金本位体系，必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英国则为了捍卫金融霸主地位，苦守金本位而最终耗尽了经济实力。在美元攻势崩溃，陷于全球收缩的同时，英镑已是城破人亡，无力回天。世界在丧失最后贷款人后，金钱的权力出现了真空，世界陷入了黑暗的大萧条。

全球贸易体系破碎了，世界资本流动枯竭了，维系各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丧失了。美国则退回了孤立主义，一边独自疗伤，一边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

美元第一次征服世界的远征以失败而告终。





「马克投怀送抱，英镑喜出望外」

1923年12月31日晚10点，满腹心事的沙赫特从柏林赶到了伦敦。雾气朦胧的寒冷冬夜，并不能驱散英国人庆祝新年的热情。大街小巷的酒吧里人声鼎沸，觥筹交错间，已全然将5年前那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尽抛脑后，人们在尽情地享受着和平的美好时光。

此时沙赫特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他的祖国——德国正在贫困、饥饿和愤怒中挣扎。一战失败的巨大阴影，割让1/10领土的奇耻大辱，英法125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战前一年的GDP）巨额战争赔款的勒索，法国最近出兵强占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粗暴行为，特别是今年横扫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彻底洗劫了德国中产阶级的财富。眼睁睁地看着德国马克的价值被抛进人间炼狱，德国人欲哭无泪，沙赫特扼腕长叹。沙赫特深知此行对德国马克命运的意义重大，他是来向英国人借钱的。

仅仅在一个半月前的11月12日，沙赫特才被紧急任命为德国货币委员会主席，享受内阁部长待遇，对德国的货币问题拥有最后的否决权，地位堪称德国的经济沙皇。临危受命的沙赫特，立刻投入了拯救德国马克的工作中。

此时的德国马克，已经从一年前的1美元兑9000马克，狂贬到1美元兑1.3万亿马克！马克的信用已经彻底崩溃，无法挽救了。沙赫特和德国政府只能另想他法。由于德国黄金短缺，他们发明了一种以德国土地和土地上的全部资产为抵押的新马克，被称为“地租马克”，试图重新赢得人们对纸币的信赖。这样一来，德国将同时流通两种马克，新马克成功的关键是寻找恰当的时机，锁定新老马克兑换的比率，然后迅速完成老马克退出流通的工作。

当地租马克面世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德国人对两种同时流通的马克都没有信心，人们仍在疯狂抛弃马克换取美元。至11月14日，黑市汇价马克跌到1美元兑1.3万亿马克，官员们催促沙赫特赶紧锁定地租马克与老马克的兑换率，沙赫特不为所动。11月15日，马克跌到了1美元：2.5万亿马克，官员们已经急得快上房了，沙赫特仍然不露声色。11月20日，当老马克跌到1美元：4.2万亿马克时，沙赫特立刻下令，锁定地租马克兑换老马克的比率为1：1万亿。沙赫特经过精心计算，认定当人们的恐慌情绪充分释放后，将最终回到这一平衡点。果然，新老马克由于市场惯性仍然继续下跌，到11月26日，甚至跌到了1美元兑11万亿马克。但就像拉伸过头的橡皮筋，市场奇迹般地出现了马克反弹。到12月10日，美元兑马克终于稳定在1美元：4.2万亿马克的平衡点上。事实证明了沙赫特的判断是准确的，而且时机拿捏得相当到位。市场开始惊呼，沙赫特是经济奇人！同时，德国政府用尽全力，终于在1924年1月实现了预算平衡。

地租马克终于站稳了脚跟，在1美元：4.2万亿地租马克一线扎住了阵脚。

但是，沙赫特心里明白，地租马克仅是权宜之计。他认为，以土地为抵押发行的货币，是纯粹的信心游戏。谁会真的相信巴伐利亚的农场或鲁尔的厂房，与他们手持的地租马克有任何实际联系呢？在他的心目中，货币的抵押品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高度的流动性、方便的可交换性和完全的国际公认性，而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货币抵押品就只有黄金！

但德国恰恰缺乏黄金。战前德国拥有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支撑着价值15亿美元的帝国马克，在美、英、德、法四大经济强国中，马克的黄金支持度还相当不错。但战后5年来的战争赔款和超级通货膨胀，使德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仅剩1.5亿美元，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德国经济身躯。

沙赫特的解决之道就是借黄金或借有足够黄金储备的外国货币，这些外汇能够在需要时自由兑换成黄金，只有黄金和外汇才能最终稳定德国马克的币值。问题是，向谁借呢？

当然美国的黄金最多，在四大强国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总额中，美国已坐拥45亿美元！[1]但美国此时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吝啬鬼，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痛斥为“夏洛克大叔”。英法盟国工业被战争严重损毁，伤亡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结果英国欠了美国50亿美元的债务，法国欠了40亿美元，本来英法满心希望已经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会念兄弟之情，慷慨地减免盟国债务，可是“山姆大叔”不冷不热地甩出一句：“美国不是盟友，而仅仅是一个合作者，欧洲盟国的战争借债是商业借贷。”[2]生意就是生意，一分钱的欠债也不能少！美国的无情把英国气得半死，逼得法国公开打劫。连对同盟国都如此抠门，沙赫特觉得以战败国的身份去向美国人借钱，严重不靠谱。

法国就更别提了。天真的法国人一直认为会从德国人身上狠狠敲上一笔，最初法国总理联合英国人狮子大开口，要求德国战争赔款至少1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8年GDP的总和！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大合适，但咬定550亿美元是一口价！还是美国人出来打圆场，劝英法将赔偿降到了125亿。其实，以德国当时的经济现状，要偿还这一天文数字的赔款，根本就不现实。由于法国人认定德国这次的巨额赔款指日可待，所以一旦收回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夺走的洛林和阿尔萨斯两省后，就立即投入40亿美元的重建经费，致使政府财政赤字高居不下。法国反复威逼德国立刻拿钱，德国却迟迟交不出来，法国人盛怒之下，居然武装打劫，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这时去向法国人开口借钱，沙赫特感到可能立刻就会被法国人乱棍打出来。

唯一的希望就是英国人了。而且，沙赫特深知，他能开出一个让英国无法拒绝的条件，他把英国人那点儿小心思算是琢磨透了。他此次英国之行，志在必得！

当沙赫特走出伦敦利物浦大街车站时，一个高高的个子、胡须花白、眼光犀利的英国绅士正在寒冷的夜风中伫立着。他来到沙赫特的跟前，伸出手来自我介绍。沙赫特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名震世界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沙赫特对于诺曼亲自来迎接，感到有些受宠若惊。

诺曼虽远在英国，却一直关注着德国的超级通胀情况。1923年在德国所发生的货币恶性贬值，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和最剧烈的一次纸币崩溃，对于所有将通货膨胀视为第一大恶魔的中央银行家来说，德国马克的经历令人瞠目结舌。从未有过管理中央银行经验的沙赫特，居然在两周多的时间里，一举制伏了令所有人绝望和胆寒的超级通货膨胀，不能不令诺曼刮目相看。

第二天是元旦，新年中的伦敦城空空荡荡，诺曼领着沙赫特参观了英格兰银行，然后来到诺曼的办公室。简单地客套之后，沙赫特直奔主题，他提出希望英格兰银行为德国中央银行提供价值2500万美元的英镑贷款。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大数，沙赫特准备用这笔钱做种子，再将德国海外银行的2500万美元补充进来，以5000万美元作为核心资本，他就有把握在伦敦金融市场融到2亿美元的贷款，从而奠定德国新马克的牢固基石。这显然是一步以小博大的高招，关键是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资金必须到位，后面的棋才能走得活。

诺曼静静地听完了沙赫特的请求，略显吃惊，然后就是沉默不语。诺曼心想，想借钱？凭什么？一个破产的国家，背负着125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偿，而沙赫特仅仅上任才一个半月，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央行行长，居然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的确，德国政府内部对傲慢无礼的沙赫特争议颇大，现任德国央行行长黑文斯坦（Rudolf von Havenstein）就对沙赫特非常不满。1922年5月，战胜国通过立法将德国中央银行从政府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如果黑文斯坦拒绝辞职，沙赫特根本接不了央行行长的班。正是因为德国政府动不了黑文斯坦，只得因人设事，搞出个内阁部长级的“货币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另立山头，结果德国同时出现了两个中央银行，分别发行各自的马克，堪称世界奇观。当然，沙赫特干脆利落地制伏了超级通胀，能力和声望已无可替代。黑文斯坦在应对超级通胀中的拙劣表现也已举世皆知，在政府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下，恐怕他自己也不好意思继续赖在央行行长的位置上了。

正当诺曼思前想后，不知该如何措辞拒绝时，沙赫特似乎看透了诺曼的心思。停顿了片刻，沙赫特抛出了他苦思冥想的一张王牌，一个诺曼无法拒绝的诱惑。沙赫特以德国政府货币决策者的名义声明，德国中央银行准备用英镑做货币储备资产！非但如此，而且发放的贷款也用英镑计价！

沙赫特的这一手，直接命中靶心！诺曼毫不犹豫地爽快答应——借钱。





「英国推销货币“水变油”：外汇储备呱呱落地」

一战结束后，诺曼最苦恼的事，就是如何把英镑塞进其他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中去。沙赫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轻松地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外汇储备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并以此为抵押发行本国货币似乎是个常识，但是，在1922年，这种概念绝对匪夷所思！在传统的金本位中，央行主要的货币储备就是绝大部分的黄金和短期本国票据，而只有黄金资产才能同时满足高流动性、易交换性和国际公认性这三大特点。

在金本位的机制中，各国央行主要关注黄金储备，如果不是巨大的市场动荡（如黄金大量外流），央行很少积极干预金融市场。在金本位中，物价、利率、信贷、财政和贸易平衡基本可以自我调整。各国货币都有自己的含金量的法定基准，所有货币都与黄金看齐，也几乎不存在汇率波动的问题。从19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大英帝国所奠定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将西方文明的成果迅速推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近半个世纪没有大规模战争和革命的情况下，以铁路、航运、电报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金本位将西方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巅峰。

但是，发展注定了不平衡。德国突飞猛进，美国后来居上，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已是耄耋老者。看似稳定的地层中，正在积聚着日益增强的断裂压力，地火呼之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巨大的经济断裂能量的总爆发。社会生产能力被大部分转向军工，然后在战火中彼此摧毁。全球贸易崩溃了，世界市场被分割，更重要的是保证世界经济齿轮运转的全球资本流动停止了。金本位的失效，导致各国纸币严重超发，物价轮番上涨，原本大致均衡的各国黄金储备极度失衡。

1913年战前的四大经济强国——美、英、德、法共有黄金储备50亿美元，其中美国最多，为20亿，英国8亿，德国10亿，法国12亿[3]。注意，这些黄金储备并不全在中央银行手中，商业银行和流通货币也占有很大比例。有趣但合理的是，四国黄金储备分布情况大致与其经济规模相当，稍有例外的是法国。1923年，由于黄金产量增加，四国黄金储备总量上升到60亿美元，但分布发生了急剧的扭曲。由于战争中避险的原因，欧洲总共有20亿美元的黄金涌到了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大幅攀升到了45亿美元，英国略有减少，法国损失较大，而德国流失最为严重。

战后欧洲各国已陆续准备恢复金本位，而大英帝国的处境最为尴尬。如果伦敦要想重新恢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镑就必须重新回到战前的价值水平，只有如此才能取信于天下，金融的基石就是信用。但英国货币已经超发了一倍，显然，与黄金储备相比，英镑纸币过剩了。面对黄金占绝对优势的美国，英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可谓是倍感压力。如果英镑继续疲软，则世界各国经济与贸易融资迟早会投奔更加坚挺的美元，全球资本将向纽约汇聚，200年来苦心经营的金融帝国将从此万劫不复。假如丧失金融霸权，大英帝国的全球贸易组织者地位，国际结算计价货币的垄断，商品市场的定价特权，都将逐步瓦解，甚至遍布世界各大洲的英联邦体系能否继续维持，帝国海军是否还具备保护世界各大洋通道的财力，都变成了可怕的疑问。

作为大英帝国的金融掌舵人诺曼，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如何解决黄金短缺的困境。最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硬把英镑纸币当成黄金对待，劝说和强迫各国接受这一观点，在各国央行货币储备资产中，除黄金之外，再加上英镑。当然，诺曼会拍胸脯向大家保证，如果需要，英镑可以随时被兑换成黄金。1922年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金融委员会，在热那亚会议（Genoa Conference）上，向各国正式推荐英国的货币新发明，英镑纸币与黄金相同。这就好比货币领域中的“水变油”怪论，水不可能变成油，纸币英镑同样不可能变成黄金！最终，热那亚会议决议案第9款，明确要求各国“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惯例，为了节约黄金，货币储备中可以持有外汇”[4]。

外汇储备的概念在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了。

诺曼发明了一种新的货币机制，这就是金汇兑本位。顾名思义，就是黄金加外汇（可兑换黄金）的本位制。从此，各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未来将以黄金和外汇作为抵押，创造货币和信用。

其实，明眼人一看都明白，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如果英国有足够的黄金，何必增加外汇做货币储备资产呢？直接用黄金不就完了嘛。正因为如此，诺曼推销的外汇储备理念并不顺畅，大家对于这种货币“水变油”的概念将信将疑。几经努力，除了英帝国的殖民地属国和战后备受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小经济体之外，欧洲其他各国并未立刻买账。

正在诺曼对此事心力交瘁之时，沙赫特代表着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居然主动要求马克投进英镑的怀抱，代价仅仅是2500万美元的区区之数，怎不让诺曼欣喜若狂？

可是，诺曼还有一丝隐忧，黄金不足导致了英镑的疲弱，而黄金储备5倍于英镑的美元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货币之王的大位。

美国人还真来了。





「美元横刀夺爱，马克傍上了新大款」

1923年11月30日，就在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刚刚初见成效的时候，美国人灵敏的鼻子就嗅出了机遇的味道，美国银行家道威斯和欧文·杨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欧洲。作为盟国“赔款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们此行是来调查为什么简单的欠债还钱的事情被欧洲人搞得这么复杂。

道威斯是著名的炮筒子，在一战中曾在欧洲负责美国远征军的后勤补给。战后美国参议院曾举行听证会，调查美军后勤补给账目不清和收费昂贵的问题。在听证会上，道威斯被参议员们的问题搞得不胜其烦，最后勃然大怒道：“见鬼去吧，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弄一套完美的账本，而是在流血牺牲去赢得战争！”[5]道威斯的气势震慑了听证会，从此名声大噪。其实，他的职业是银行家。

1915年9月，摩根牵头为英法盟军募集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贷款”[6]，可谓是华尔街前所未有的大买卖，但美国人的反战情绪强烈，欧洲的战争债券并不好卖。特别是在中西部，只有芝加哥的一家银行愿意掺和华尔街的战争债券承销，这就是道威斯的银行。从此，他被摩根亲切地视为“自己人”。道威斯在欧洲媒体上四处放炮，俨然成为了新闻的焦点人物，其实他背后的欧文·杨才是踏踏实实干具体工作的人。

摆在道威斯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头晕眼花的各国收入支出账单，用以指导战争债务偿还计划的制订。战前，美国经济规模最大，GDP约400亿美元，相当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战争使法、德的经济下降了30％，英国不到5％，而美国则发了战争财。到1919年，美国经济比三国之和还多50％。已知德国战前GDP为120亿美元，我们可试计算四国1913年和1919年的经济规模分别是多少。每天道威斯眼前飘过的都是这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数字。

更复杂的还在后面。英国在战争中总共花费43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用来资助法国、俄国这些穷朋友。它靠增税筹集到90亿美元，约占战争费用的20％，国内外举债270亿美元，剩余部分只能靠印钞票。法国战争开销总计300亿美元，法国人堪称世界上最强悍的抗税民族，宁可亡国也绝不愿增税，因此税收贡献不足5％。法国中产阶级痛恨税收，但酷爱存钱，他们认购了150亿国债。考虑到法国人员伤亡的规模，美国和英国在道义上必须出点儿血，总共借给法国100亿美元，剩下的差额部分还是靠印票子。德国的战争费用为470亿美元，其中10％由税收贡献，而德国缺乏英国复杂的金融市场和强大的融资能力，又没有法国的富裕中产阶级，最后只得依靠印钞票了事。战争期间，英国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两倍，法国是三倍，德国是四倍！

欧洲总共在一战中耗费了20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最后道威斯终于理出了债务的头绪：欧洲16个盟国共欠美国120亿美元，其中英国欠50亿美元，法国欠40亿美元。而17个国家又欠英国110亿美元，法国欠英国30亿美元，俄国欠英国25亿美元[7]，十月革命后，这笔债算是泡汤了。

主要战败国德国，战争赔款总额为125亿美元。

欧洲人从这一数字的对比会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德国的战争赔款几乎就是欧洲欠美国的负债总数，只要德国人能还钱，我们就能还美国人的钱。当然，因为德国根本还不起，所以我们也只有拖着了。

美国人想起来就郁闷，凭什么你们欧洲人打仗，我们出钱出人？美国出钱不是捐助搞慈善，而是商业贷款。商业贷款怎能与战争赔款混为一谈，生意就是生意。收不到德国的赔款是你们的问题，欠我们的钱，一文也不能少！借钱不还，没有信用，真不要脸！

大英帝国哪里受得了这番刺激，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信用比命还重要，骂英国人不讲信用，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战前，在高傲的英国银行家眼里，美国同行就是土老帽儿，有钱没品位。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居然大骂英国人不还钱没信用，激惹得英国人既恼怒又怨恨。英国媒体痛斥美国眼看着盟国为了自由事业经受如此重大的牺牲，却迟迟不参战，故意大发战争横财，美国如果还有道义和良心，就该主动减免债务。现在居然还好意思对正处在战后萧条中的战友们催债，真乃当代“夏洛克”！于是，“山姆大叔”被欧洲人恶搞成“夏洛克大叔”。《纽约时报》在巴黎的记者报道，“90％的法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私、没良心和贪婪的国家”。美国的外交官在伦敦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觉得美国的政策是自私、卑鄙和可耻的。

美国历来就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而道德评价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毫无意义。当别人欠账时，美国恨不得拿着刀去割那人一磅鲜肉；而轮到自己欠债时，却是撒泼打滚，大印钞票，能赖就赖。相比之下，老牌绅士英国还显得厚道些。

吵架归吵架，收不到钱，吃亏的还是美国人。道威斯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用美元把欧洲拴在裤腰带上！

尽管美国官方拒绝承认欧洲欠美国的钱与德国赔款有任何瓜葛，但实际上，催债的任何实质性突破只能从德国赔款入手，这实在是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战胜国强压给德国的赔款数额，是德国根本无力支付的，强压的结果就是德国经济破产，而且德国确实已经破产了。在战后的四年里，盟国开了88次德国赔款会议，最后大家都被拖疲了。此时，道威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偿还能力”最重要。怎样定义德国的偿还能力呢？就是税负。德国人所承受的战争债务税负应该与英法相当。道威斯这一招“搁置赔款总额，税负大致相当”的策略，终于打开了僵局。

但是，法国现在成了一个明显的绊脚石。法国人对德国赔款有着异乎寻常的纠结和执著，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法国对德国50亿法郎的巨额赔偿，这笔债就像把尖刀一直插在法国人心头，这种屈辱已升华为一种民族情结。德国人必须先付钱，否则法军决不撤出德国鲁尔工业区。显然，德国没有了这一煤炭－钢铁生产中心，整个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赔款的事还是无从谈起。

这回，美国人真的急了！道威斯的“自己人”摩根，对法国的执拗终于失去了耐心。此时的摩根，已不再是战前英国银行家的小跟班了，而是雄霸一方的金融大佬。实力决定心态，摩根拍板，法国人必须就范！

不久，法郎出事了！

战前，美元与法郎的比价为1：5，1920年为1：15，1924年初法郎跌到了1：20。当法国坚持己见，拒不撤军后，1月14日，法郎一天暴跌了10％！法国仍不退让，3月8日，法郎跌到了1：27。法国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交易员、银行、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逃离法郎资产。法国政府怒不可遏地抨击无耻的外汇投机商是阴谋的同盟者。3月13日，法国政府不得不求助于摩根公司，要求借款1亿美元来稳定局势。但摩根通过小道消息放出风来，法国政府必须接受道威斯计划。当法国政府被迫服软后，法郎立刻从1：29回弹到1：18，两周内狂涨了60％！人们第一次见识了金融武器在国际政治上的巨大威力。

道威斯计划终于问世了。美国人开出了相当慷慨的条件：赔款总额先不谈了，头一年先付2.5亿美元，然后逐年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末每年还6亿。从实际效果看，相当于把德国赔款总额从125亿美元降到了80亿～100亿美元。

这还不是真正的要点。美国人心目中的对手其实是英国人！

道威斯计划的方案中打着“不能破坏马克稳定”的旗号，建议赔款由德国政府以马克筹集，并存入德国央行专用监管账户，由赔款委员会委派专员来负责监督，并决定是否可能“安全地”将马克兑换为外汇，或者购买德国产品偿债，这笔钱甚至可以用来对德国企业进行放贷！显然，这个专员的位置相当于德国的经济太上皇！谁来坐这把交椅呢？英法与德国为债权与债务关系，谁当都不公平，只有美国人没有预设立场，所以最合适。同时，美国人承诺第一年德国需偿付的2.5亿美元债务中，美国负责融资2亿美元，一部分用来充实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以稳定马克币值。

英国人听罢这个计划，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马克本来就要扑进英镑的怀抱了，关键时刻却杀出个美元大款，一把将德国货币储备大权拦腰劫走。这种屈辱堪比夺妻之恨！正待发作，只见美国笑眯眯地问德国，你愿意跟着谁？

沙赫特立刻抱住美元大腿，与美国讨价还价，尽可能争取马克的独立性。最终的方案是，德国帝国银行独立于政府，行长任期内，政府无权作人事调整；国家马克（Reichsmark）取代地租马克（Rentenmark）；道威斯计划提供8亿国家马克充实德国央行资本金；德国央行货币储备包括3/4的黄金和1/4的外汇，货币储备不低于全部流通货币和银行储蓄总额的40％。外汇中自然美元是老大。德国央行搞黄金储备，美国并不反对，因为黄金筹码都集中在美国人手中，美元等于黄金，“降汉即降曹”，臣服于黄金也就相当于受制于美国。更何况道威斯计划一旦启动，美国资本随即就会大规模涌入德国抄底，德国商业银行系统也将充斥美元。

更让英国人愤怒的是，这哪里是赔款方案啊，这分明是资助德国再度崛起的计划！德国赔款以马克收取并存入德国央行，什么时候兑换外汇，能不能“安全地”兑换，美国人说了算。美国人完全可以让这笔所谓的赔款再度放贷给德国工业，从而壮大德国的经济实力。英国为什么同德国打了四年的世界大战，不就是因为德国要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体系吗？美国如此袒护德国，到底居心何在？！

美国人还有一层算计，恐怕英国当时没反应过来。美国提供美元给德国，德国用这些美元先发展经济，再赔偿英法；英法再用美元偿还美国债务。美元从美国出发，周游世界一圈后又回到美国，看似多此一举，实则是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元国际大游行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德国马克美元化，将美元渗透到欧洲各国经济体中，逐步形成对美元的依赖。

美国真正想要的，就是用美元将欧洲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





「凯恩斯发现，美元正在颠覆金本位」

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8]

————凯恩斯

英国黄金短缺，自然是金汇兑本位的积极倡导者。美国人对金汇兑本位并不感冒，但是乐观其成，因为美国的黄金占据了压倒性优势，美元比英镑更加坚挺，当各国在增加外汇作为货币储备的选择时，美元肯定比英镑更受各国青睐，其结果自然是美元在各国储备资产中的比例超过英镑，从而奠定美元未来的霸权地位。

不过，大量的黄金涌入，也给美国带来了“幸福的负担”。这是因为在传统的金本位下，黄金大量增加会导致美元信用被迫增加的问题，从而诱发通货膨胀。这一点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过剩而形成的人民币被迫超发的实质是一样的。

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其本质就是一种购买资产的行为。当价值20亿美元的黄金从欧洲逃到美国时，美国的银行体系将主动或被动地将这些黄金“吃进”，而“吐出”的则是美元钞票或银行信用。当这些钞票和信用进入市场流通时，由于商品供应尚未来得及增加，所以将推高物价。因此在一战期间，并非由于战火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是由于货币供应的增加，将美国的物价推高了60％。而在战后，欧洲经济萧条，黄金仍然持续流入美国，美联储终于坐不住了。

而美联储的实权，实际上是操纵在12个联储银行手中，特别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它的掌舵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斯特朗。斯特朗乃是摩根财团的悍将，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过从甚密，这三人堪称20世纪20年代世界金融江湖的“三剑客”。

斯特朗眼看着一批批黄金从欧洲用轮船运抵纽约，然后像洪水一般涌进纽约的银行金库，结果是泛滥的信贷和节节攀升的物价。他决心不能放任黄金大潮对美元堤坝的巨大冲击，他必须收缩货币供应量，以减轻物价的上涨压力。

当美联储初创时，它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影响信用环境。凡是加入美联储体系的银行，都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贴现率就是中央银行愿意提供这种贷款的利率。当央行提高贴现率时，就会抑制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拿钱的冲动，因为成本提高了。

但这个法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不好使了。因为欧洲黄金来势太猛，整个纽约的银行已充斥着金条，而黄金正是银行家们造钱的源头，所以市场上钱已经太多，银行不必到央行的贴现窗口借钱。斯特朗调整了贴现率，却堵不住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信贷洪水。

他必须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结果，斯特朗首创了央行通过向市场抛售其国债资产来回笼货币的办法。同样，如果市场货币不足，央行则创造货币买入资产，向市场注入美元。这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公开市场操作。

当时斯特朗的做法绝对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在金本位中，黄金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其比例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其他资产（如国债、商业票据）只是辅助性资产。但是斯特朗的这种“操作”结果，将是国债在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进而从根本上颠覆货币储备资产的基本定义。

为什么央行货币储备必须主要依靠黄金呢？在金本位体制下，货币含金量由法律确定，央行在创造货币买入资产或卖出资产回笼货币的时候，如果资产为黄金，则资产与货币互换时始终等值。这种资产与货币交换必须等值的原则，其实是央行资产负债平衡与稳定的基石。以国债替代黄金，而国债却永远存在着直接或间接违约的可能，因此将会从根本上瓦解货币稳定的核心，造成央行的货币与资产交换时真实价格的潜在错位，产生货币贬值的自然趋势。

当然，银行体系显然欢迎这种创新。同样作为银行资产，黄金是稳定的，但没有利息收入；国债是不稳定的，但有现金流。国债是全民未来税收的抵押凭证，只要人们干活，政府就有税收，如果税收大于财政支出，国债的现金流就是有保证的。银行家们对国债替代黄金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国债作为银行体系的核心资产，既提供了放贷的基础，又可获得利息收入。这样他们将会获得两个利润来源：一是通过放贷收取利息，二是国债利息将全民税收的一部分转移支付到金融系统。

反过来，当黄金货币蜕化为债务货币，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将产生一个严重的副作用，这就是双重利息成本问题。人们不仅需要为借用货币支付利息，同时还不得不为货币的抵押品再次支付利息。在债务货币制度下，货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负担。社会为使用公共货币，而不得不向少数人支付利息成本。将国家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在逻辑上令人信服的设计。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基因里就存在着“癌变信息”的货币系统。货币发行量越大，债务规模就越大，利息成本也就越高，全民“被负债”的压力就越重。由于利息只与时间有关，因此货币扩张呈现出内生性的刚性需求，具有天然的货币贬值倾向，而通货膨胀将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世界范围出现贫富分化的元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银行家们憎恨黄金乃是利益驱使、情理之中的事。他们通过传媒向整个社会不断宣称黄金无用论，他们通过学校向一代代学生传播黄金只是野蛮遗迹的思想。他们对黄金的厌恶和对债务的热爱，其实根植于他们在债务货币体系中所分享到的惊人利益。

斯特朗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恰好利用了美国在黄金上的绝对优势，为最终颠覆金本位铺平了道路。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另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斯特朗的创新，他就是眼光老辣的凯恩斯。凯恩斯从斯特朗的举动中不仅看到了金本位的危险，更看到了大英帝国金融霸权的危险。1922年开始，凯恩斯就不断发出警告，并在1923年出版的《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一书中明确指出：“一个美元本位制，正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拔然而起。过去两年里，美国貌似在维护金本位，但事实上，他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元本位制。”[9]

在凯恩斯看来，美国是在“挟黄金以令诸侯”。美国拥有着四个经济大国75％的黄金总储备，其他国家的货币正在闹黄金饥荒，而美国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黄金的作用埋藏起来，美元则根据本国经济情况自行其是。美国督促大家维护金本位的真实目的，就是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跟着美联储的指挥棒转，并最终形成对美元的依赖。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大英帝国的金融霸权岂不旁落华尔街了吗？

应该说，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猛烈抨击中，也包含了对大英帝国命运的担忧。

其实，美元不仅在储备货币的正面战线上颠覆着英镑，而且也正从贸易结算的侧翼迂回包抄。





「贸易结算，美元的侧翼打击」

战前的大英帝国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银行家”，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已高达4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英、德、法三国的总和，但英国控制着高达200亿美元的海外庞大资产，其中也包括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人。无论是柏林、巴黎，还是纽约，在金融中心的地位上都难望伦敦之项背。此外，英国在非洲、中东、亚洲、美洲和大洋洲拥有着巨大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大量的自然资源任由英国人定价，庞大的殖民地市场完全向英国工业品敞开。英国还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着全球几乎所有的重要水道。世界贸易的航船在大英帝国海军的保护下，穿梭于大洋之间。驱动国际贸易的金融信用，2/3汇集于伦敦，世界长期海外投资的一半源于英国。

由于英国的国际贸易规模独霸全球，伦敦垄断了世界商业承兑汇票的交易，各国之间的贸易普遍使用英镑结算，这样就能迅速而低成本地在伦敦将汇票变为现金。英格兰银行对信用市场的调控，正是基于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率的调整。美联储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国际贸易规模远逊于英国，商业汇票市场尚未发育，因此，其贴现窗口主要服务于成员银行的借贷，这是英美央行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

由于英国商业汇票市场起步早、规模大，其成本与信誉优势非常明显，英镑作为贸易结算计价货币的地位似乎无可替代。但是一战的爆发，顷刻之间颠覆了这一格局。由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能力被战争日益摧毁，因此它们对美国工业与农业产品的需求量急剧攀升。同时，战火使得交战各国金融资本大规模转向军事工业，贸易信用日益短缺，结果欧洲各国纷纷将商业承兑汇票转向资金充裕的纽约市场进行贴现。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开始粉墨登场了。1915年之后，耗资靡费的战争使得英镑价值剧烈波动，而美元的巨额黄金储备使得美元币值更为稳定，本能厌恶货币价值波动的贸易商们，开始将英镑结算变为美元结算。

美国紧紧抓住了这一百年难求的机遇，积极鼓励本国银行向海外大举扩张。政府规定，凡资本金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银行，都有资格设立海外分支，美国的银行必须支持美国的贸易走向全球。法律允许这些银行可以拿出不超过自有资本50％的资金来购买商业汇票。

在政府的倡导下，美国的银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化大进军。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花旗银行的前身）一马当先，战争刚一爆发，就立刻向其5000个公司客户发出调查问卷，希望他们提出银行海外分支开在哪里对他们在当地的业务拓展最有帮助。杜邦公司看中了巨大的军火业务，准备在智利建厂，国家城市银行立刻将分支开到那里，并陆续开设了巴西、古巴分行，通过并购进一步将分支伸进了欧洲与亚洲市场。美国其他银行纷纷跟进，到20世纪20年代中，美国银行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建立了181个海外分支[10]，金融触角遍及世界。这些海外分支积极劝说以前使用英镑结算的当地进出口商，改为美元结算，并在纽约市场进行贴现。至此，不仅欧洲各国陆续采用美元结算贸易，而且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

海量的商业承兑汇票最终涌到了纽约进行贴现，大大超过了纽约银行的资金负载能力。所谓贴现，就是商业汇票的持有者将汇票拿到银行要求打折换取现金，这种银行承兑的商业汇票，其实就是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担保的尚未到期的欠条。纽约的银行折价买进后，可以持有到期，然后到担保行收取全款，这中间的折价部分就是利润。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纽约的银行也需要拆借资金才能吃进这么庞大的汇票量，而拆借的成本往往高于折价吃进的利润。由于美国的投资人普遍熟悉传统的商业汇票，即买卖双方自行确定的汇票，其价值取决于双方的信用，因此违约风险较大，投资人往往会要求更深的折扣，这样就导致了汇票投资成本较高的问题。但是，银行作为第三方进行担保的新型商业汇票，风险只取决于银行的信用，投资人的风险被银行分摊了，这种汇票的投资成本，应该小于传统汇票。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结果导致汇票滞销问题泛滥，严重阻碍了汇票贴现市场的形成。

敏锐发现这一问题的就是美联储的创始人保罗·沃伯格。沃伯格成立的“美国承兑汇票协会”，旨在教育投资人了解银行承兑的商业汇票是一种非常值得投资的新产品，风险小于美国传统的没有银行担保的商业汇票，这样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产品的投资成本应该更低。沃伯格一方面在资金进入商业汇票市场的规模和成本上下工夫，另一方面也在汇票市场的流动性方面动脑筋。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斯特朗就是他亲手选拔和栽培起来的大将，沃伯格力劝斯特朗介入这个市场。斯特朗在认真研究商业汇票后发现，在他的公开市场操作中，除了买卖国债，还可以增加商业汇票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工具，这样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将更加灵活。

纽约美联储银行开足马力，大规模吃进被淤积在市场中的汇票，使得银行能够将汇票迅速脱手，资金周转大大加快，从而更增加了银行对汇票的吞吐胃口。斯特朗制定的再贴现率，就是央行从银行手中吃进汇票的折价率，来为汇票市场筑起坚固的赢利底部。只要银行买入汇票的折价低于它们卖给央行的折价，中间的差价就是银行的利润。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介入，使得银行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这大大提高了银行买卖汇票的赢利水平。连各国央行都纷纷看中了这个投资领域，荷兰央行就受本国花卉和钻石出口商的要求，将出口美国的1000万美元收入投入了汇票市场[11]。

美国商业汇票市场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元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关键性货币。到20世纪20年代中，一半以上的美国进出口贸易开始使用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而纽约美联储银行的深度介入，使得纽约汇票贴现成本比伦敦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源源不断的汇票如雪片般飞向了纽约。

仅仅经过了10年的时间，昔日繁华的伦敦商业汇票交易市场如今门前冷落鞍马稀，从前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市场则是蒸蒸日上人声鼎沸。到1924年，美元计价的商业汇票总额已经超过了英镑计价的一倍。

战前，美元的外汇牌价在各国金融市场上的曝光度，甚至不如意大利的里拉和奥地利的先令，更别提英镑了。10年后，美元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货币竞争对手[12]。

1924年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元在正面的储备货币战线上全面突破英镑的防御，美元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的比例第一次超过了英镑。在贸易结算定价权的侧翼上，打垮了英镑的顽抗。自此，美元已完成了对英镑的合围。





「逼迫各国恢复金本位，美国欲“挟黄金以令诸侯”」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凯恩斯

凯恩斯已经看出美国人最终的目的，是以美元本位来颠覆英帝国的货币霸权。而黄金不过是美国手中的“汉献帝”，一旦条件成熟，美元本位就会废掉黄金而自己称帝！

美国强烈呼吁，甚至胁迫各国尽快恢复金本位的动机显然并不单纯。但在英国人中，有凯恩斯这般见识的人并不多。1925年英国勉强恢复金本位，其实正好落入了美国的圈套。

短短4年战争，其实已经沧桑巨变。英国虽然打败了霸权挑战者德国，但却耗尽了称霸世界的经济资源。整个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银行家”向全球输出资本，其前提是英国工业的强大竞争力所形成的贸易优势和资本盈余。长期稳定的工业资本积累，是英国向全世界放贷的保证，即长期储蓄支持长期放贷，逐步控制世界资源、生产能力和广大的市场，形成正循环。但19世纪后期，美国与德国的工业崛起，削弱了英国的工业竞争能力，使得伦敦向世界输出资本的潜力逐渐干涸。而一战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资本输出霸主的地位。战后，为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英镑不得不硬挺，英国工业竞争力进一步衰退。同时，海外维护霸权的军事成本居高不下，财政平衡恶化。战争中货币超发的遗留问题和经济产出不足，导致英国物价比美国高出10％，这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产品的世界竞争力。简单地说，维持帝国霸权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其带来的收益。

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其实加剧了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英国向海外输出资本的规模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此时的“世界银行家”却主要依赖短期热钱储蓄，来支持长期对外放贷，其潜在的风险性大大提高。英镑的霸气从骨子里已被掏空了。

美国恰恰在此时，扮演了催促和逼迫英国恢复金本位的主要角色。

有能力完成的计划是理想，能力不足的叫梦想，而无能为力的就是幻想。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显然没有分清理想、梦想和幻想的区别。试图恢复英镑的世界霸主地位，只是他的梦想，而试图通过恢复金本位来圆梦，诺曼就只剩下了幻想。

但诺曼的幻想却受到了美国人的极力怂恿。

1924年12月28日，诺曼悄悄地来到了纽约。为了不被媒体发现，他在客轮上使用了假名字，后来美国的杂志称他这次旅行“没有任何人发觉，就像是漆黑夜里的身影”[13]。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英国记者询问英格兰银行发言人，为什么有人在纽约发现了诺曼，他去纽约的目的何在时，英格兰银行的官员被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他们也不知道行长玩失踪居然玩到了纽约。

当诺曼登上纽约的码头时，他的老友斯特朗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诺曼被斯特朗和摩根系的银行家们包围着，他们正在发起一轮强大的攻势，力促英国尽快恢复金本位。除了银行家们，美国政府也加入了向英国施压的阵营，财政部长梅隆明确告诉诺曼，1925年1月，恢复金本位的“时机已经到了”。

斯特朗不必多费口舌去游说诺曼恢复金本位对于英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正是诺曼的“理想”。斯特朗只是反复强调英国必须尽快行动，英国最多只有“几个星期，最好的情况是几个月”的时间。斯特朗认为，英镑恢复金本位的时机正好，内有英国本土的政治支持，外有美国资本的援手，为了支持英国，美联储在1924年中已放松了信贷。同时，斯特朗也警告诺曼，恢复金本位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英国即将开始向美国偿还债务，而这必然削弱英镑。而美国信贷宽松行将结束，到时候英国吸引国际资本以恢复金本位的成本将是昂贵的。

斯特朗给诺曼开的药方就是“休克疗法”，长痛不如短痛，金本位会让英国经济短期更加痛苦，但从长期看，会迫使英镑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逐渐适应并作出价格调整，英国经济的前途是光明的。

为了让诺曼打消顾虑立刻行动，斯特朗还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如果英镑遭遇困难，纽约美联储银行随时可以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另外摩根和其他美国银行家还承诺提供3亿美元的后备支持。

诺曼担心美国人的钱不是白拿的，生怕将来受到挟持，因此提出一个条件：美国不得干涉英格兰银行的经济政策，如信贷规模或利率设定。

美国人满口答应下来。

其实，美国银行家们有自己的算盘。直到一战之前，他们还仅仅是英国银行家们的小跟班，跟着老大闯江湖。但一夜暴富之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的老大已经虚弱不堪，如今的小弟们却个个精壮如牛。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既然当老大的机会来了，岂有不动心之理？如同黑社会，新的老大要想扬威立万，惯例就是拿从前的老大下手。

凯恩斯倒有几分像当年的屈原，痛陈恢复金本位对英国的后果。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规模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将英镑与黄金锁定，无异于是把英镑的命运捆在了美元身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把英国经济的控制权交到了华尔街的手中。

结果，诺曼吞下美国人的金本位“休克疗法”的药片后，经济果然一直休克了15年，1924～1929年欧美繁荣的5年经济快车没赶上，1929年后十年大萧条的贼船却没耽误。





「金汇兑本位：流动性泛滥的根源」

金汇兑本位制原本是诺曼想出来救急的法子，主要是应对英国黄金储备已不足以支撑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窘境，但却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金汇兑本位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货币制度。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曾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顾问，亲身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金汇兑本位对法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他指出：“这种创新制造了世界目前的困境。在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的推动下，欧洲许多国家采用了这种名叫金汇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在该体系下，中央银行被授权不仅将黄金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凭证纳入货币储备，还增加了外汇。后者虽然进入所在国的央行资产中，但它却天然地存放在它的来源国。”[14]其中，最后一句正是吕夫的洞察力之所在。

以英镑和美元做其他国家货币储备，真正要命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外汇流入该国的时候，它们会自动地被存回英国和美国的银行体系。换句话说，外汇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离开外汇发行国，而各国得到的外汇流入仅仅是个影子账户上数字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不易被察觉，而且相当绕人的概念。

在传统金本位下，资本外流最终以黄金清算，其结果必然是本国黄金的外流。而在金汇兑本位下，清算可以用外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的流动。而外汇清算主要靠账户清算，除非资本流入国要求现钞运输。

那么，账户清算如何进行呢？其实就是资本流入国在输出国建立一个银行账户，资本输出国从某个账户上减一个数，然后在输入国的账户上加一个数就完成了。虽然输入国账户位于输出国银行体系内，但它的所有权属于输入国。因此，输入国的银行体系可以在这一外汇储备“影子账户”基础上，创造本国货币供应。但问题是，这笔钱只是在同一银行体系中发生的两个账户之间的增减，一个账户的减少，同时意味着另一个账户的增加，总资本量不变。因此，输出资本的国家可以基于同一笔钱再度进行货币创造。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中内生的双重信用创造的问题。

同一笔资本被输入国和输出国共同作为信用创造的基础，这意味着世界范围的信用规模得以大幅扩张。金汇兑本位推行得越广，规模越大，则信用泛滥的程度就越严重，其结果就是贷款标准下降、投机盛行、资产泡沫膨胀。欧美“喧嚣的20年代”正是基于这一货币体制催生出的信用泡沫时代，而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它的代价！

1925年，当英国勉为其难地恢复了金本位后，英镑与美元都可自由兑换黄金，它们被称为所谓的外汇硬通货，并形成了货币核心国家。其他国家则以英镑与美元外汇为主要货币储备，发行本国货币，从而变成了英美的货币卫星国。在这个货币星系中，黄金就像太阳，而英镑、美元则是围绕黄金公转的行星，它们的卫星体系依靠货币的引力，在英美经济的轨道上运动。

1926年，在这一星系中，法国是唯一尚未恢复金本位的大国，由于法郎找不到自己的轨道，法郎的危机开始了。





「汇率冲击波与法郎保卫战」

拉菲特，我们来了！现在，我们该收债了。

————法国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卡通画

1777年，法国青年贵族拉菲特受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强烈感染，年仅20岁就来到新大陆，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国父华盛顿结下终生友谊。他屡次参加战斗，功勋卓著，被美国授予少将军衔。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拉菲特名扬欧洲，两次被美国授予“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拉菲特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精神，已成为美法友谊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美国将军帕欣率领盟军进入巴黎时，曾来到拉菲特墓地致敬，他的“拉菲特，我们来了！”这句名言传遍美国和欧洲，在美国和法国人心中激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

1926年7月11日，法国2多名伤残的老兵坐着轮椅，或被护士搀扶着涌向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门前，在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雕像脚下，放满了老兵们带来的花圈。他们并不是来向美国致意的，他们这是在抗议！美国在战争债务方面的毫不通融，使得法国人耿耿于怀。美国总统柯立基的一句“我们出钱，他们打仗，难道有错吗？”，更是对法国等欧洲盟国数百万死伤士兵表现出了令人寒心的冷漠。更令法国人气愤的是，由于法郎的剧烈贬值，使得美国人蜂拥而至，廉价抢购法国城堡、油画、贵重首饰等传承百年的珍贵财富。当时的巴黎，居然有高达4.5万美国人生活在那里，100美元就可以在法国享尽奢华。他们旁若无人，高谈阔论，挥金如土，尽显暴发户的丑态。7月，一辆满载美国游客的公共汽车在巴黎遭到暴徒袭击，美国游客常常在闹市区被数百人嘲笑和挑衅。法国媒体将美国人比作“有害的蝗虫”。美法之间的民众情绪对立，已足以引发外交危机了。

法国政府对英美的感觉比民间好不到哪去，虽然法国终于敲定了与美国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但对于年初的法郎危机中，英美见死不救仍感愤愤不平。

1926年，法国的经济基本面强于英国，财政重归平衡，似乎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法郎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外汇投机市场中被冲得东倒西歪。由于法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唯一尚未回归金本位的货币，因此它成了国际投机资本集中围猎的对象。法郎在1924年道威斯计划谈判时，曾被货币投机势力打到了1美元：25法郎，最后法国政府被迫接受道威斯计划，汇率回到了1：18。1926年夏天，法郎再度跌到1：30。法国政府的频繁更替，超过价值100亿美元的法国短期债务，更加重了法郎的压力。

法郎的剧烈贬值，使法国富裕的中产阶级惊恐万状，三年前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的导火索正是马克汇率自由落体般的下跌，马克价值化成了水，德国人的财富也随之而去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法国人酷爱存钱，而且这些储蓄大部分投资了法国国债，法郎暴跌意味着相对于美元和黄金而言，国债投资的财富正在剧烈缩水。法国储蓄者们开始被投机势力所裹挟，疯狂抛售法郎。

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和外汇的恶性贬值，直接引爆了通货膨胀的炸弹。物价开始以每月2％的速度飙升，1923年德国超级通胀的噩梦就在眼前！

临危受命的法兰西银行行长莫罗，正绞尽脑汁思索破解法郎危机的办法。他认为，法郎不同于1923年的德国马克，德国作为战败国，赔款问题使财政赤字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鲁尔区被法国占领，货币供应疯狂膨胀，经济极度萧条。而法郎的问题主要是信心的问题，法国已分别与美国和英国重新谈定了偿还战争债务的协议，美国人最终接受了法国的提议，40亿的美元债务被削减了60％，英国同意将30亿的债务减少到12亿。法国财政已经消除了多年来顽固的赤字问题，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的投资，法国北部受战争摧毁地区工业的恢复，这一耗资40亿美元的巨大工程已经完成，政府开支剧减，而未来收益应大幅增加。法兰西银行已确立了410亿法郎的流通货币法定上限，确保了法郎币值的稳定。真正的问题在于法国国债的期限较短，不断出现的政治丑闻和政府更迭使得短期国债滚动面临频繁的信心危机。

要解决信心问题，莫罗首先想到了自己刚刚接手的法兰西银行，法国高达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就在这里，这可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的黄金储备啊，一旦动用，信心危机不难扛过去。可是，之前法国政府已经求过法兰西银行了，得到的答复是——没戏！

成立于1800年的法兰西银行，不同于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圣殿。200个法国声名显赫的家族是它的主要股东，这些人中44个所谓的“高特银行”家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的权力直接源于家族继承。从他们当中再选出12名董事，执掌法兰西银行的实权。其中，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坚如磐石。在这120年中，法国爆发了3次革命，政体改变过5回，国家元首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2个总统，还有1个从总统变成了皇帝，但所有的帝王、总统、议员和革命者在法兰西银行的大门口都戛然止步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谜团。

法郎危机已经火烧眉毛了，法国政府央求法兰西银行用黄金储备赎回国债，遏制货币危机蔓延，法兰西银行却轻蔑地拒绝了。被自己的央行挡在了门外，法国政府只有去求美国和英国提供贷款挽救法郎，斯特朗和诺曼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绝望的法国人不得不一家家去找摩根等国际大投行苦求贷款，银行家们打着哈哈推来推去，就是不肯松口。

莫罗总觉得事情透着蹊跷，他单独面见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斯特朗，终于套出了答案。斯特朗开出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法国政府要明确尊重法兰西银行的独立性，二是法国议会要尽快批准新的战争债务偿还协议。莫罗又找到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答案是一致的。莫罗终于明白了，尽管法国经济好于英国，但在金融江湖上，法国仍是二等公民。对于英美而言，金融援助是一种“商品”，在危机时刻其价格将会飙升。到了1926年7月，法郎对美元已经贬值到1：50。法郎危在旦夕！

7月21日，雷蒙·庞加莱在法国工业巨头们的支持下上台组阁，并同时兼任财政部长。这位庞加莱可绝非等闲之辈，从政40余年，法国政治家中资格属他最老。他在一战中当了7年战时总统，三次组阁出任政府总理。他执政强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一战中成为法国最坚定的主战派，1923年法军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军事行动，就是在他的任内干的。庞加莱在法国民众心目中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堪称法国的俾斯麦。

庞加莱第三度出任政府总理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外汇市场上法郎的士气，法国中产阶级相信他，甚至崇拜他。结果，法郎在几天之内对美元的汇率由1：50强劲反弹到1：35，升值高达40％！所有看空法郎的外国投机者都惊呆了！

紧接着，庞加莱宣布了一系列减税方案，稳住了法国有产阶级的恐慌情绪。他公布刺激工业发展的方案，减少政府开支，取悦了大资本家的利益。在过去的两年中出逃的法国资本，开始大规模回流法国，法国人不再需要外国资本的援助，赢得了金融独立自主的主动权。局面稳定后，庞加莱才开始逐步增加税收，改善法国财政的积贫积弱。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郎升值趋势，莫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长久以来，备受英美嘲笑的疲软的法郎，居然呈现出远强于英镑的气势，这不仅让英美吃惊，也让法国人自己很难适应。为了应付法郎升值的新问题，莫罗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和他的学生奎斯内出山，帮助法兰西银行制定法郎稳定对策。

到1926年底，法郎对美元已升破1：25大关，仅半年时间，法郎竟升值1倍！6个月的冰火两重天，让法国经济无从适应。法郎贬值，法国工业品竞争力增强，带动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贬值过快，则动摇法郎信心，刺激资本出逃，诱发恶性通胀。法郎升值过快，则影响法国出口，削弱法国经济。什么样的汇率才是最佳的稳定状态，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可稳定货币信心？李斯特和奎斯内正是法兰西银行的智慧发动机。法国当年的困境也正是中国当今的难题。

如果1：25的汇率被升破，法兰西银行就必须进行干预！李斯特和奎斯内开始打破常规思维方式，强烈要求法兰西银行对法郎升值设置上限。由于他们的想法太过匪夷所思，各国央行从来没有这样干预外汇市场的先例，莫罗不愿吃这个螃蟹。此时，涌进法国的外汇已经不是涓涓细流，而成了滚滚江河，法郎被迫节节攀升，眼看法国经济就要重蹈英国高估英镑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覆辙，李斯特和奎斯内不惜以辞职为要挟，力促莫罗采取断然行动。

还是旁观者凯恩斯看破了问题的本质，“法郎的（汇率）水平，并非由投机者或贸易平衡，甚至不是鲁尔区的冒险行为所决定，而是法国的纳税人愿意拿出多少自己的收入，去支付给法国的食利者们（债券持有人）”。

其实，如果把财富定义为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最终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社会必然形成两种人：劳动者和食利者。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而食利者通过出租土地、生产资源、垄断性资产、公共设施和资本，来分享劳动者的财富。

汇率的本质并非外部问题，而是内部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外部特性。这里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利益分配严重倾向劳动者，而不利于资产拥有者，那么资产拥有者就会倾向于将资产向国外转移，国际资本则更不愿意进入，从而形成外汇市场中的资本流出大于资本进入，结果就是本币的贬值；另一种极端是，如果利益分配严重倾向于资产者，则国内资本不愿流出，而国际资本又会踊跃进入以分享这一有利的利益分配，此时，就会出现国际资本的进入多于国内资本的流出，最终体现为本币升值。而国内与国际生产效率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可分享财富蛋糕的大小，而不是比例，最终体现出的乃是资本进出的规模，而非趋势。

两种极端都会挫伤经济发展，前者导致资本外流，削弱经济发展的根基，后者挫伤劳动积极性，降低社会消费能力，增长将无以为继。无论哪种极端，都会导致经济萧条，本币价值瓦解。

最佳汇率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稳定的平衡点。在这一水平上，劳动者与食利者的利益分配大致平衡，劳动者充满创造财富的热情，而食利者积极投入更多的资金，国际资本纷纷涌入来扩大资源投放的规模，从而分享相应的利益。同时，国内资产者在积累丰厚的资本后，踊跃向国外寻求新的食利机会，形成流入与流出资本的大体平衡，最终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稳定均衡。

简单地说，在资本自由流动和没有干预的状态下，本币升值，反映了食利者在财富分配中占了上风，而本币贬值，意味着利益分配偏向了劳动者。

战后英国与德国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用高估的英镑保护了债权人，却扼杀了经济；后者用恶性贬值的马克血洗了国内有产者，同样摧毁了经济。而法国，则在两个极端中找到了一种平衡。

1926年12月21日，法兰西银行开始用本币大规模购买外汇，遏制法郎升值的趋势。李斯特的抑制法郎过度升值的努力，遭到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法兰西银行董事的激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曾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任何党派组阁都得事先征求罗斯柴尔德的意见”[15]。但庞加莱并不吃这一套，他作为莫罗的总后台，大力支持莫罗和李斯特的外汇干预政策。莫罗顶着巨大的压力，在1927年和1928年这两年中，继续买入外汇，将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死死钉在1：25的水平上。法国财政部向法兰西银行承诺，所有由于干预外汇而出现的财务损失，由法国财政负责补偿。罗斯柴尔德等人使出各种手段来破坏莫罗的计划。1928年8月，莫罗吃惊地发现，自己在法兰西银行行长办公室的进出电话全部遭到窃听。莫罗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开始极度恶化。

由于法国经济在稳定的法郎预期下开始强劲复苏，出口产品将英国打得落花流水，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以罗斯柴尔德和法国钢铁大王温德尔为首的法郎升值派，最终没有获得多数董事的支持。罗温二人于是亲自出马，打破法兰西银行的惯例，公开发表对货币政策的意见，希望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入法国，从而迫使莫罗放弃干预市场，任由法郎升值。罗斯柴尔德甚至亲自下令家族旗下法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大力买入法郎，试图逼迫法郎升值，这已经涉嫌违反了法兰西银行董事进行内幕交易的限制。在干预外汇市场的两年多里，法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剧增到6亿美元，其中多为英镑资产。

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英国灰头土脸了。法郎的固定汇率策略，使得法国产品具备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竞争力，英国的传统市场纷纷被法国货攻破；而法国国内物价稳定，经济繁荣，一派大好景象。英镑的情况却是越来越不妙，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资本正在加速从英国流向法国。诺曼强烈要求莫罗拿出实际行动来，降低市场对法郎升值的预期，减缓英国资本流出的压力。而莫罗则建议英国提高利息来吸引资本，而这分明会让英国衰退得更加严重。莫罗进一步施压，准备将英镑外汇储备兑换英国的黄金，英镑立刻成了惊弓之鸟。诺曼怒不可遏，准备向法国人提出马上偿还3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英法打得不可开交。

这时，美国人又粉墨登场了。作为调解英法两国货币争执的和事佬，美国人建议双方休战。斯特朗提出了美国的建议：法国仍保留部分英镑储备，另一部分则由纽约美联储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在伦敦市场上向法国兑换黄金。条件不多，只有一个，那就是未来法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必须由英镑转向美元。美国人正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全世界推广美元储备。

法国由于摆脱了传统货币理论的束缚，正确地采用了稳定法郎汇率的办法，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

到1929年，法国财政大幅好转，政府偿清了所有对法兰西银行的负债，债券价值翻了一倍。1926年法国政府仅有100万法郎的盈余，1929年财政累积盈余已高达170亿法郎。法国的货币储备包括高达14.5亿美元的黄金和价值10亿美元的外汇。莫罗和李斯特在法郎保卫战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法国的经济增长顽强地抗拒了大萧条的头两年，直到1931年下半年才被卷入世界衰退的旋涡。





「滑向经济大裂谷，金钱权力的真空」

只要美国继续慷慨地借钱给这个世界，由此向他们提供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的购买力，英国就能继续从美国进口，并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但一旦出现导致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停止其向外国贷款的任何事情，英国的状况将变得岌岌可危。如果英国的信用耗尽，它的购买力将降低到出口与还债的平衡限度之下，其他国家这时就将体验到德国人民贫困化的全部后果了。[16]

————乔治·帕亚

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所制造出的前所未有的债务泡沫，而最终的偿付手段只有黄金。以有限增长的黄金去应对无限膨胀的信用与债务，迟早会面临清算。货币泛滥越严重，最终债务内爆的杀伤力就越惊人。危机的爆发，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爆发的问题。

货币信用泛滥的一个主要推手，就是英国为弥补黄金储备不足所创造的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美元、英镑与黄金是直接兑换，而其他货币则主要以美元、英镑为储备，间接与黄金挂钩。外汇储备进入各国货币发行所带来的根本问题，就是双重信用创造效应，外汇的输出国与外汇的输入国分别以相同的资本各自创造本国信用，从而大大增加了全世界货币信用的总规模。这种机制的内在不稳定性体现在：当危机在最脆弱的外围国家爆发时，投资人将竞相抛售资产，争取稀缺的黄金与外汇；当黄金告罄，外汇被挤兑一空时，将必然引发货币中心国家的恐慌，进而刺激中心国家开始甩卖资产套取现金。由于资产泡沫的规模远远大于真实的现金流通量，其价格的大幅下跌将形成对现金的疯狂挤兑，早已严重杠杆化的银行哪里经得起挤兑，于是银行出现大面积破产，流动性陷入枯竭。银行破产更使人们觉得现金都不安全，从而加速了整个银行系统的黄金挤兑压力，丧失货币储备的银行体系将出现链式反应，成片拉倒其他银行。于是出现公司大量破产，失业严重恶化的经济大萧条。

美国企图用20年的时间，以美元本位制去取代英国用2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金本位体系，必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英国则为了捍卫金融霸主地位，苦守金本位而最终耗尽了经济实力。在美元攻势崩溃，陷于全球溃败的同时，英镑已是城破人亡，无力回天。世界在丧失最后贷款人后，金钱的权力出现了真空状态，全球贸易体系破碎了，世界资本流动枯竭了，维系各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丧失了。如同一个失去了政府的社会，有限互助的，闭门自保的，打家劫舍的，各国尽力维持自己的生存空间，世界则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全球化的人心已散，社会久久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重新激活了同盟的意愿和激情。

美元本位制的建立，要求各国必须形成对美元的需求，形成这一需求的首要方式，就是坚持欧洲对美国的战争债务必须偿还。美国事实上放弃了威尔逊总统参加一战时的道义原则，当时威尔逊的原话是，“我们不想实现任何自私的目标，我们不想征服，不想统治，我们不要求赔款，我们不会因为自由作出牺牲，而要求任何物质补偿”。估计欧洲交战的盟国听了这番大义凛然的真情告白，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与其说是美国从道德天使堕落成了“夏洛克大叔”，不如说是美国自认为高明的美元战略使然。这些债务的初始面值高达200亿美元，已经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的黄金储备总价值，实际上，这笔债务在理论上就无法偿还。而美元本位制的战略核心，就是让欧洲永远无法偿清美元债务，以便未来将美国国债嵌入各国的货币体系。

要偿还美债，就需要美元，而获得美元的途径无非有几种：①美国的直接投资；②美元热钱流入；③对美国的出口盈余；④向美国借更多的美元，形成更大规模的美元负债。欧洲各国的困境在于，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欧洲，美元的直接投资，意味着美元将廉价席卷整个欧洲的工业，未来将使欧洲成为美国的附庸，因此断不可取。而美元热钱，将破坏各国的金融稳定，甚至危及国家货币的安全，这是个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当排除了前两项选择后，欧洲本可以依赖向美国出口，用商品换取美元以清偿债务，不过老谋深算的美国人已经料到了这一手，因此从1921～1923年，当欧洲准备开始还债时，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关税反而不断提高关税。1921年5月，美国增加了农产品应急关税，1922年5月开征福德尼关税，将耐用品关税提高到38％，比1920年翻了一倍还多。这样就将欧洲商品拒之门外，堵塞了欧洲的第三个选择。最后，也是美国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欧洲不断地向美国借更多的美元。

私人或公司可能破产，但国家不会，至少美国人当初对此深信不疑。道威斯计划就是美国对德国精心设计的债务圈套。作为启动资金，美国向德国第一年提供的2亿美元贷款，不仅一举抢夺了英镑独占德国货币储备的先机，而且还稳稳地控制了德国货币金融太上皇的宝座。随后两年跟进的30亿美元私人资本，则对德国工业进行了大抄底。美元和英镑的进入，在金汇兑本位的新体系下，成为了德国银行体系扩张马克信用的重要基石，外汇涌入规模越大，德国信用膨胀就越惊人。在大量信用创造所产生的繁荣背后，则是巨大的债务负担。为了找到更多的放贷机会，美国银行家们“不辞辛劳”地深入德国，力劝各城市大借美元债务，兴建游泳池、电影院、体育馆，甚至是歌剧院。目睹美元债务日渐深重，而且大量浪费在根本无法产生美元收入去偿还债务的项目上，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心急如焚，他知道德国短暂的虚假繁荣，其实是由美元债务泡沫所催生，德国在战争赔偿和外债的压力下，本国的真实工业资本积累无从谈起。这一切最终将以经济毁灭来结束。德国这个“次级贷款人”后来果然成了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美元本位与金本位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本位货币国际流动之后的清算方式。在金本位下，美元流出将会导致黄金流出，结果是削弱美国货币储备规模，抑制美国国内的信用创造。美元本位制将打破这一平衡，美元的流出并不减少国内的信用创造基础，而美元流入国却增加了外汇储备，从而扩大了其货币供应。

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开启了一个美元环流游戏。美元流入德国，马克将膨胀，经济出现短暂繁荣，同时德国债务被放大。德国将美元赔偿给英法，英法的外汇储备增加，信用与债务同时扩张。英法再将美元偿还美国债务，美国将获得更多的本息总额，进而增加国内信用和债务创造。然后，美元再次流向国外，开始一轮新的循环。每次循环都会在美元流经的各国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债务规模，美国自己也不例外。

这似乎是个美妙的永动机构想。只要美国的银行家肯慷慨地借钱给全世界，世界经济就能够持续繁荣，谁都不在意这些借钱的国家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偿还的能力。这就是一场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次级贷”游戏。

1927年7月7日，斯特朗在纽约长岛召开纽约美联储银行的秘密会议。他没有邀请华盛顿美联储总部的人参加，他将作出一个重大决策，把利息从4％降到3.5％，促使黄金流向英国。此时的英国黄金储备正在耗尽，金本位已摇摇欲坠。而美国决不能容忍英国的金本位散架。降息的单方面决定，激怒了华盛顿的美联储，它有权否决纽约联储银行的决定，但不能强迫联储银行改变政策，结果美联储内部出现了分裂。斯特朗并不理睬美联储的内讧，而是直接采取行动，从7月到9月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注入了2亿美元，使得贴现率降到了35％。华尔街沸腾了，股票市场冲向了最后的疯狂。1927年第四季度，外国债券在美国的销售创造了历史记录，美元以更大的规模涌向了国外。

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所有的债务危机都是由资金链断裂拉开的序幕。

1928年7月，美国股市已进入疯狂状态，华尔街向股票投资人提供的杠杆贷款高达70亿美元，贷款利息是令人晕眩的10％～20％！纽约美联储银行眼看泡沫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不得不立刻加息1.5个百分点，利息飙升到5％。此时在海外的美元被惊呆了，美国的利息如此之高，华尔街的高利贷更是无比诱人，美元开始急速回流。支撑世界繁荣的美元环流终于断裂了。

裸泳的德国立刻暴露出来，德国经济立刻掉入了衰退的深渊。德国不得不开始控制资本流出，同时限制进口。伦敦金融市场马上惊恐万状，英国在德国和中欧地区有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现在已面临被冻结的命运。美国突如其来的高利率立刻让伦敦的黄金开始大规模流出，英国被迫加息以减缓这一压力。英国的衰退更加严重。

到1929年10月，美国终于迎来了自身债务泡沫崩溃的时候。此时，美国经济体的全部负债总规模已达到GDP的300％。这座债务的金字塔必须不断膨胀，才能维持不倒，而这种债务的偿还规模已远远超出黄金所能提供的支付手段，美国的债务游戏已经变成典型的庞氏骗局。当外围国家陆续陷入危机和衰退后，美国银行发现问题不妙，当他们准备开始回收如此巨大的金字塔般的债务时，股市价格崩溃了。美国经济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1929年的第一轮危机冲击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短暂的静寂，一种更加可怕的安静，债务堰塞湖只开了个裂缝。1931年5月，总的决堤爆发了。随着奥地利最大银行的倒闭，德国银行体系顷刻被挤兑的洪水所淹没。紧接着，英国的金本位崩溃了，法国终于被危机卷入了衰退的旋涡，日本、意大利、中欧、南美和英联邦其他国家也陆续爆发危机。

从1914年到1933年，美元第一次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的远征以失败而告终。美元虽然打垮了英镑的全球霸权，却无力建立起一套新的货币统治体系。大萧条后，各国战争债务偿还中止，导致美元对欧洲的控制力剧烈下降；世界贸易链条的断裂，使得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影响力严重萎缩；虽然美元控制了黄金这个“汉献帝”，但英镑却摆脱了黄金，不再承认“汉室天下”。

英镑虽然已不是货币之王，但仍然是一个拥兵自重的主要割据诸侯。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遍布世界各大洲的英联邦诸国，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南欧的葡萄牙、希腊，非洲的埃及，亚洲的日本，以及与英国保持重要贸易关系的南美诸国，纷纷跟随英国的脚步脱离了黄金，它们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英镑区”。它们不再听美国的黄金“汉献帝”的号令，而是奉可自由浮动的英镑为盟主，建立起强大的区内贸易体系。它们仍然控制着世界的原材料、能源的供应基地，垄断着巨大的世界市场份额，把持着各大洋主要的海上通道，强大的英国海军仍然是它们的保护神。当美国清醒过来时才发现，不是美元包围着英镑，而是英镑在世界范围内包围着美元！现在的英镑更加自由，更加强大。

美元初起的雄心，受到了严重挫折！美国人终于明白了，不彻底砸碎强大的英镑区体系，美元就不可能最终称霸世界！





「参考文献」

[1]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162．

[2]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one

[3] Ibid．

[4] Jacques Rueff，The Monetary Sin of The West，THE MACMILLAN COMPANY，1972. p22．

[5] Charles Gates Dawes，Wikipedia，World War I Participation．

[6]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rdern Finance，Grove Press，New York，1990. p197．

[7]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one．

[8] 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9] John Maynard Keynes，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

[10]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27-28．

[11] Ibid．

[12] Ibid．

[13]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225．

[14] Jacques Rueff，The Monetary Sin of The West，THE MACMILLAN COMPANY，1972

[15]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245-246.

[16]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第二章 摄政天下，剿灭英镑割据



金本位崩溃，英镑区割据自立



美联储险些解体，美元惊魂的48小时



三轮货币量化宽松，美国并没有走出大萧条



“我的命运，我自己操盘！”



被遗忘的美国崛起真相



乘人之危，美国豪夺英国资产



《租借法案》，庖丁解牛英帝国



布雷顿森林王朝：黄金弱君登基，美元摄政天下



对英镑痛下杀手，美元无毒不丈夫





「本章导读」

1931年英镑摆脱了金本位的枷锁，依托“帝国特惠制”，形成了强大的英镑割据势力，从英伦三岛蔓延到非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的辽阔的殖民地属国，如果再把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算进来，如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南欧的葡萄牙、希腊，中东的伊拉克，非洲的埃及，亚洲以及南美诸国，英镑区的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资源之丰富，构成了对美元世界霸权的严峻挑战。

大萧条以来，美国自顾不暇，孤立主义对于美国而言，与其说是主动放弃了世界领导权，不如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实选择。美国经济迟迟不能复苏的根源，在于对危机本质的错误认识和采取的错误对策。1933年罗斯福上台时，面对的是1300万的失业人口，而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前夕，罗斯福仍然被1000万人的失业问题所困扰。货币量化宽松（QE）政策，并非是今天伯南克的发明，美国在1930年、1932年和1933年曾进行过三轮QE刺激，在经济短暂繁荣后，却等来了1937年的第二次衰退。如果不是战争将30％的就业人口征调参战和转向军事工业，美国的失业问题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美元东山再起的良机。在战争中，美国处心积虑地削弱英国的经济潜力，对英帝国卷土重来的戒惧，甚至超过了对苏联扩张的担忧。借助《租借法案》，美国打垮了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利用战后对英贷款的致命条件，发起了对英镑区的总攻。连英国人自己都承认，如果不是美国政策的蓄意和有计划的安排，英国不至于衰落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

最终，美元终于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实权，建立起一个“黄金弱君登基，美元摄政天下”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金本位崩溃，英镑区割据自立」

1931年夏，伦敦城的气氛格外压抑，来自世界各地的坏消息接踵而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场金融风暴即将来临。

年初以来，德国银行的倒闭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匈牙利的银行体系全部停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主要银行破产，埃及的银行爆发大规模挤兑，伊斯坦布尔发生金融恐慌，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债券违约，智利的外债开始拖欠，墨西哥金本位散架而被迫转为银本位。伦敦的朗热、施罗德等老牌投行纷纷陷入困境，正在苦盼英格兰银行的救助。

而英格兰银行此时却自身难保。7月13日，英国政府发布了《麦克米兰报告》，英国银行体系的问题被披露了，英国所欠的短期外债竟高达30亿美元！这如同一枚重磅炸弹，顷刻间掀起了伦敦金融市场的滔天巨浪。要知道，英国每年向全世界直接投资的规模才5亿美元，在战前占了世界总投资的半壁江山！怎么会欠下如此巨大的亏空？作为“世界银行家”，英国人早已习惯对外输出资本，没想到自己却负债累累到这种地步。

德国和中欧国家的银行危机，迫使政府严厉管制外汇出逃，英国的近10亿美元的投资可能变成难以收回的坏账，这更是雪上加霜的坏消息。

全世界惊恐万状的投资人立刻开始从伦敦抽逃资金。仅两周的时间，英格兰银行就损失了价值2.5亿美元的黄金，相当于黄金储备总量的一半！英格兰银行被迫将利率从2.5％大幅提高到4.25％，但仍然挡不住滚滚外流的黄金。诺曼情急之下，紧急向美国和法国求援2.5亿美元的外汇救兵，谁知这笔钱刚一投入，就如石牛入海，顷刻间就被挤兑的洪流淹没得无声无息。美国和法国政府都已到了救援的极限，只有眼看着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消耗殆尽。

诺曼的身体和神经终于彻底崩溃了。他不得不疲倦地离开伦敦去疗养。

8月22日晚，英国国王突然取消了三周的休假，秘密返回了白金汉宫。英国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全部放弃了周末，聚在唐宁街的首相官邸，这是一战后他们第一次放弃周末休息。在小花园里，首相和部长们来回踱着步，烟灰缸里满是雪茄烟头，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美国摩根财团的答复。

当初，正是美国政府和摩根力促英国重归金本位，现在眼看英镑的黄金堡垒即将失陷，美国政府受法律限制，已不可能再提供新的资金。法国人倒是提出了愿意借款的条件，那就是贷款必须以法郎计价。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法国人算是整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法郎也能成为英镑或美元那样的国际储备货币，一切交易都以法郎结算，那该多美啊！结果，英国人表示，别做梦了，英国绝不借法郎贷款！

最后的希望就是摩根了。此时此刻，仿佛整个大英帝国的命运都悬于华尔街的一念之间。凯恩斯的预言居然成真了，金本位的确将英镑甚至整个帝国的命运交到了美国人手中。

美国人的援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求英国必须削减3.5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其中包括救济失业人口的救命钱，还必须增税3亿美元，这笔钱怎么花，要听摩根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历史上还从未受过这等窝囊气，这与其说是援助条款，不如说更像战败的赔款条件！但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英国首相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提出了最终的求援报价。由于争议太大，首相甚至没有告诉全部的内阁成员。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美国人对英镑命运的裁决。

晚上8点45分，摩根的电报终于到了英格兰银行。早已急不可耐的副行长抓起电报就急匆匆地赶往唐宁街10号。当他冲进首相官邸的小花园时，所有人的目光立刻都聚焦在他手中的电报上。首相上前一把夺过电报，冲进办公室，其他官员紧随进入。几分钟之后，从屋里传出的咆哮声几乎要震碎窗户的玻璃，还不知道条款内容的部长们几乎要掀翻桌子。内阁意见严重对立，首相只有连夜向国王请求辞职，工党内阁垮台了。第二天，英国媒体以“银行家的敲诈”为通栏大标题，声讨美国银行家反对英国劳工阶级的罪恶。[1]

新内阁仍然按照摩根条款进行了财政改革，英国陷于了更严重的衰退期，失业救济的削减使得国内消费越发低迷。美国和法国银行家的4亿美元救兵到了，但仅仅支撑了三个星期。

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已经损失了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英国的黄金终于耗尽，金本位崩溃了！随之破灭的就是英镑重新恢复世界货币霸权的梦想。

天，并没有塌下来。

尽管英镑承受了国际市场的巨大抛压，汇率贬值了30％，但英国经济摆脱了金本位的镣铐，英镑重新获得了自由。英国工业的竞争力强劲复苏，美国和法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遭到了英国货的凶猛挑战。英国人开始品尝到法国人1926年贬值法郎的甜头，这回该轮到美国人和法国人叫苦不迭了。

由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海外投资机会的减少，英国的资金开始转向内部投资，大量新工厂开始建设，机器设备更新加快，消费工业蓬勃发展，住房需求猛增，英国经济出现了长期苦寒之后的“小阳春”。廉价货币的政策和资金的回流，使得英国的短期利率水平大幅降低到2％，高达8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成本从5％被削减至3.5％，大大缓解了巨额债务的成本压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国债的融资成本才进一步降到了3％以下。与一战时的高融资成本迥然不同，这次融资成本的降低贯穿了整个二战始终。英国通过国债融资，有效地进行了一场“3％利息的战争”。

在英镑脱离金本位之后不久，大英帝国率领着它庞大的殖民地属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建立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英镑割据势力范围，这就是1932年英帝国渥太华会议确定的“帝国特惠制”。在“英镑区”内，对成员国间的进口商品，相互降低税率或免税；对成员国以外的进口商品，则征高额关税，以阻止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势力渗入英镑区的巨大市场。

英国曾号称日不落帝国，世界人口的1/4都是帝国的臣民，地球陆地面积的1/5尽是帝国的版图。从英伦三岛蔓延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2]。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英国出版的大英帝国全球地图，通常用红色把帝国的领土标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这个庞大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如果再把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算进来，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南欧的葡萄牙、希腊，中东的伊拉克，非洲的埃及，亚洲以及南美诸国，英镑区的市场规模之大、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资源之丰富，足以构成对美元世界霸权的严峻挑战。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经济影响力：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地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基地，东印度群岛为我们提供甘蔗、咖啡和香料，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20世纪新的核心战略资源，如石油、铁、铝、铅、锌、铜、镍、橡胶等原材料基地，也大多控制在大英帝国的手中。

一战以后，美元乘着财雄势大而欧洲相对萎缩的时机，利用战争债务的大棒，从储备货币的正面和贸易结算的侧翼，对英镑发动了猛烈进攻，虽然最终打垮了英镑的全球体系，但远没有彻底摧毁英帝国的经济和财富潜力。从战略上看，与其说是美元包围了英镑，不如说是英镑在世界范围内包围着美元。

一旦英镑挣脱了黄金枷锁，也就意味着英镑甩掉了美元的掣肘，从而赢得了战略主动权。英镑以“帝国特惠制”为依托，建立起英镑区雄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范围。英镑的大幅贬值，使得英国能够在各个贸易战场上开始对美元进行有力的反击。

美元不得不进行全球范围的战略退却。美国重新陷入孤立主义的原因，并非是美国缺乏领导世界的意愿，而是经济长期萧条制约了美国的能力。





「美联储险些解体，美元惊魂的48小时」

自从1931年9月英镑的金本位崩溃后，全世界开始担心美元也会被迫脱离金本位。英镑的大幅贬值，使法国央行3.5亿英镑的外汇储备立刻损失了惊人的1.25亿英镑，7倍于它的自有资本！这样的损失，要是普通的商业银行，早就死掉好几遍了。荷兰央行损失了全部自有资本，而瑞典、比利时这些当年被诺曼“货币水变油”忽悠储备英镑的国家，如今真是欲哭无泪。在欧洲叱咤风云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曾对欧洲各国央行夸下海口说英镑与黄金一样美好，忽悠大家存黄金不如存英镑，这回真是“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儿地丢人”。

受此一番惊吓的欧洲人，已是杯弓蛇影，英镑如此不靠谱，美元能好到哪儿去？还是沉甸甸的黄金拿在手里才觉得踏实。英镑宣布脱离金本位的第二天，法兰西银行立刻委婉地向纽约美联储银行提出，现在手头不宽裕，是否能将部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美国人回答，没问题，我们美国黄金大大的有。结果，法国人立刻将1亿美元的储备兑换成了黄金。瑞士央行一看法国人带了头，也要求兑换2亿美元黄金，美国人仍然毫不介意。紧接着，比利时央行兑换了1.3亿，荷兰央行要换7700万，哭着喊着向美国要黄金的人越来越多。短短5个星期，欧洲人将7.5亿的美元储备兑换成了黄金。

这下，美国人感觉不对劲了。

如此规模的黄金被抽出了美国的货币系统，致使美国银行的信贷基础被严重削弱。没了信贷抵押物，大量放出的贷款必须马上收回，而现在大家都缺钱，贷款人根本无法偿还贷款，只有被迫跳楼甩卖资产，大家一起抛，结果谁也跑不了。于是，在欧洲人抽走黄金的5周之内，美国银行大规模倒闭了522家！到1931年年底，银行倒闭已达到惊人的2294家！美国2万家银行，已破产了1/10，同时损失了17亿美元的老百姓储蓄。

美国的储户们面对前所未有的银行破产潮，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随时面临着遭受彻底毁灭的危险，立刻开始涌向各个银行提取存款。短短半年，5亿美元的现金从银行飞到了千家万户的床垫里。银行体系的危机已到了灭顶的边缘，与1931年相比，美国的银行信贷萎缩了20％。货币信用的剧烈萎缩，导致物价下跌，负债加重，商业破产，失业恶化，消费不振，坏账增加，挤兑加剧，美国金融陷入恶性循环。

源于美国的美元债务泡沫，1928年在德国率先破裂后，这种信心危机的共振效应诱发了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恐慌暂时缓和了一年多之后，奥地利和德国再度发生更彻底的银行体系崩溃。第二轮金融危机的杀伤力远远超过了第一轮，它冲垮了英国的金本位大堤，然后再次越过大西洋，在1931～1932年横扫美国的银行体系。

1933年2月，美元危机的阴云开始在纽约上空积聚。这场风暴的中心，正是美元体系的核心——纽约美联储银行！

2月下旬以来，纽约美联储银行在两周之内损失了2.5亿美元的黄金，占其总储备的1/4。尽管美联储作为一个整体，其黄金储备还绰绰有余，但由于这些黄金资源被分布在12个独立的联储银行手中，这些银行正面临各自管辖区内的银行挤兑风潮，早已顾此失彼。再加上纽约美联储银行长期作风霸道，不仅美联储华盛顿总部怨声载道，其他联储银行也同样愤愤不平。危机时刻的纽约联储银行，已处在孤家寡人的窘迫之中。

银行破产的风潮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演越烈。

到3月2日，纽约美联储银行的黄金储备已跌破了法律规定的下限，即40％的货币发行储备。

接下来的48小时，危机是以小时为单位在迅速恶化着。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已经感觉到，整个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有可能会解体！

斯特朗1928年病逝后，哈里森继承了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大位。但他的运气实在是太糟糕了，风光体面的好日子一天没过上，每天都忙在“抗灾救火”的第一线。拯救纽约美联储银行和他自己的最后选择，就是关闭全国所有的银行！但这么大的动作，毕竟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新老政府交接的尴尬关头。罗斯福已经当选，但要等到3月4日才宣誓就职。胡佛总统在权力上已经是跛脚鸭。哈里森能说服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也能游说与华尔街关系深厚的胡佛总统，但他却劝不动罗斯福。倒不是罗斯福不知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此时他要作壁上观。

面对银行危机，胡佛总统早已急得跳脚，再不关闭全国的银行体系，美联储就要散架了，美国的经济就要崩溃了！他胡佛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国家经济搞破产的总统，在史书上怕是要留下恶名！心急如焚的胡佛，反复催促罗斯福尽快和他共同制订应急计划，罗斯福却优哉游哉，并不着急。

罗斯福此刻的心情并无负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那是前任的无能，他也是因此而当选，“人民需要变化”嘛。与胡佛联合推出任何计划，在政治上都是不明智之举，此时此刻掺和这样的残局，将使他未来难脱干系，他才不会干这种给别人擦屁股的蠢事。等局面彻底烂透了，他一接掌大局，搞好了，功劳全是他的，搞不好，责任可推到倒霉的胡佛总统身上，罗斯福自己则稳操不败之局。

3月3日，纽约美联储银行一天就损失了3.5亿美元！其中2亿是国际挤兑，1.5亿是老百姓的现金挤兑。现在，它的储备已短缺高达2.5亿美元！纽约美联储银行终于放下架子，四处求援。其他联储银行则发出一阵阵令人心寒的冷笑。美联储的解体已经不是遥远的想象，而是近在咫尺的残酷现实。由于纽约美联储银行属于私人公司，并非政府部门，它的破产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这一天，也是胡佛总统最后的工作日，明天就是罗斯福时代了。照惯例，当天下午，从容淡定的罗斯福请胡佛总统来家里品茶闲聊。胡佛哪有这般心情，他是来作最后努力的。官话客套一番之后，胡佛提出想和罗斯福私下谈话。罗斯福微笑着将胡佛让到书房，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长和罗斯福的助理正等在那里。这是一次艰苦的谈判，胡佛几乎是在恳求罗斯福：“你愿意我们今晚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关闭银行吗？”罗斯福则毫不妥协地回答：“如果你没有胆量自己去承担后果，我将等总统就职后去做（本该你做的事）。”眼看谈不拢，胡佛只得怏怏告辞。

胡佛急，美联储更急，而最急火攻心的却是摩根。纽约美联储银行正是国际银行家们号令天下诸侯的主要工具，真要发生崩溃，上百年的金权梦想就要破灭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3月4日的整个晚上，罗斯福家里的电话一刻不得消停。国际银行家们动员的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游说。20年代初罗斯福闯荡华尔街时，就与国际银行家们关系颇深，曾担任众多金融机构的董事或副总裁。1922年，他参与成立并担任总裁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的董事中，国际金融巨头们频频亮相，如德国金融巨头，沃伯格家族的掌门人麦克斯·沃伯格，他的弟弟就是号称“美联储之父”的保罗·沃伯格，而保罗之子詹姆斯，正是罗斯福当政后的主要金融顾问。麦克斯的另一个弟弟就是当年华尔街第一大投行雷波库恩公司的合伙人，该投行是世界各国犹太金融关系网中的关键节点。德国前首相库诺，也是罗斯福公司的顾问，正是在他的任内，爆发了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罗斯福作为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曾在德国马克暴跌时，大发横财。罗斯福与摩根系银行家也非泛泛之交，摩根的悍将拉蒙与罗斯福的私交就很深，当年轻的罗斯福到华盛顿从政之初，就是拉蒙为罗斯福安排的住处，并给罗斯福介绍了各种关系[3]。

各路诸神众说纷纭，但都围绕着银行体系关闭的问题，罗斯福简直不胜其烦。美联储主席更是主要的说客，为了缩小胡佛与罗斯福的立场差距，整晚都在给双方狂打电话。最后硬是烦得罗斯福不得不三次与胡佛通话，一直掰扯双方的立场差距，最后搞到凌晨1点，仍然不能达成妥协。罗斯福最终只得撂下一句，该睡了。

罗斯福睡得着，美联储主席却无法入睡。主席大人为了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个说法，决定连夜召开理事会议。在家已经睡下的、躺在病床上生病的、参加酒会应酬的，美联储的理事们冒着风雨飞驰在溜滑的路上，奉召赶来了。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最终形成书面声明，建议总统立刻关闭全国所有银行。大家知道罗斯福已经睡下，就玩了个心眼儿，命人将声明从罗斯福家的门缝里塞了进去。这也算是及时送达了。第二天一早，罗斯福正准备去参加就职典礼，却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声明，气得差点晕过去。这不明显是美联储在给自己下套儿嘛！

其实，美联储也是被逼到了绝路上。如果不关闭银行，纽约美联储银行周一就将耗尽全部储备金！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央银行，居然会被老百姓和外国人挤兑关门，那美元的信用可就彻底崩盘了！还谈什么美元的全球战略，什么与英镑争霸天下，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必须赶在纽约美联储银行被迫关门之前，先关掉全国银行的大门。那说法可就不一样了，美联储被挤兑关门，变成了政府强令银行系统整顿。被告摇身一变，成了原告！美联储将作为高高在上的清理整顿执行者，而不是被清理整顿的对象！

银行家们做事，从来都要准备B计划，何况是如此重大的事件。

B计划就是，如果说不通罗斯福关闭全国银行，那也要先关掉纽约州和中部金融中心芝加哥地区的银行。这样将会赢得宝贵的时间，缓解纽约和芝加哥两大美联储银行的挤兑压力。关闭银行的行政命令必须由州长签发，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州长不敢自己挑这个头，他提出只要纽约州先行动，他就会跟进。银行家们的大队人马又杀到纽约州州长家。州长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雷曼银行家族的自己人，赫伯特·雷曼。当年的雷曼兄弟公司，可是叱咤华尔街风云的江湖一霸，在1933年3月最危急的时刻，是雷曼兄弟在拯救纽约美联储银行。结果，2008年9月，纽约美联储银行对雷曼兄弟却见死不救。金融江湖之险恶，银行家人心之叵测，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凌晨2：30，当得知罗斯福拒不妥协的消息后，雷曼州长正式宣布，纽约州所有银行周一开始全部关闭，为期三天。一小时后，伊利诺伊州州长宣布跟进。原先谈好的马萨诸塞和新泽西州，在第二天凌晨宣布了关闭银行的命令。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原来也同意，但此时却找不到人。他计划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人就在华盛顿，但住在朋友家，一时联系不上。美联储情急之下，只得派人上门去叫醒州长，结果睡眼惺忪的宾州州长签发命令后，倒头接着睡去[4]。

3月4日，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当天，下令全国银行关门，整顿十天。这是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在十天之内，完全生活在没有银行和货币的社会中。





「三轮货币量化宽松，美国并没有走出大萧条」

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旦失去了货币，就如同一个现代城市突然断掉了自来水和电力供应，经济体系还能运转吗？

答案是：能！

人类社会的适应力之强，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当美国的银行体系关闭后，社会并没有发生预期中的大规模骚乱。相反，社会秩序竟然井井有条。这一方面是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希望，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天然的适应力。

美国的商场灵活机变，用赊账的方式继续向顾客提供商品。医生、律师、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们，接受个人欠条作为支付手段。大学照常上课，食堂为学生们记账就餐。百老汇的表演票房，也接受个人欠条，但必须出示银行储蓄本，证明未来有钱可还。上百个地方政府，发行了本地的流通券，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就有自己发行“殖民券”的经验。还有一些地方，采取了直接收取商品作为支付手段。如纽约的拳击比赛，定价为50美分，观众可以用价值相当的帽子、肥皂、香烟，甚至鞋子来买门票。但是，信用是有限度的，小额可以，金额过大则会出麻烦。即便没有货币，美国人照样绝不耽误玩乐，结果多达5000多游客被困在佛罗里达，因为他们的透支额度超过了上限。

罗斯福上台后，工作重心当然是拯救经济，但他的新政却开错了药方。1933年，罗斯福就职时的失业人口是1300万，到了1941年底，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所面对的失业人口仍然有1000多万，如果不是世界大战使美国劳动力人口中的1/3直接参战或纳入战争系统，失业问题恐怕将继续维持到40年代的中后期。

罗斯福认定危机的根源在于价格的下跌。他认为，价格下跌导致工业利润丧失，债务负担加重，投资意愿低迷，生产开工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农产品销售价格连年严重萎缩，致使农场主亏损，降低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资产价格暴跌后，华尔街元气大伤，银行体系陷入瘫痪，融资能力被严重削弱，经济复苏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因此，罗斯福的核心思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得物价回升，脱离通货紧缩的苦海。为此，他的应对之道就是“价格再通胀”。80年之后，伯南克与奥巴马政府基本上沿用了罗斯福的思路，应对金融海啸的办法就是“资产再通胀”。这也正是美国目前仍然走不出危机的主要原因。罗斯福在推行新政取得短暂繁荣之后，于第四年再度陷于1937～1938年的衰退，而奥巴马在执政后的第四年，面临同样的二次衰退的危险。罗斯福无法解决的失业困扰，对于奥巴马来说，同样是他的经济噩梦。

二者所犯的错误几乎完全一致，生的是心脏的病，吃的却是头疼的药。美元的债务危机，却用财政赤字去解决，用更多的债务去解决一个债务带来的危机，这本身就是抱薪救火。价格再通胀也好，资产再通胀也罢，无非就是通过贬值货币来缓解债务压力。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1923年德国的超级通胀，马克的彻底崩溃的确将德国国内的负债一笔勾销，但同时被勾销的还有货币的价值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最终，德国魏玛共和国用垮台的代价，去偿还了这一笔诚信的负债。今天的美国，用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做赌注，以迫使美元的国际债权人和国内纳税人来分摊本该由华尔街所承受的损失和惩罚。如果美元贬值的赖账战略走得过了头，结果将是世界范围的恶性通胀和美元诚信的彻底破产。

价格的下跌，是庞大的债务内爆所形成的银行信用萎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试图以价格回升来作为解决危机的钥匙，打开的只能是廉价货币和赤字财政的大门。廉价货币将摧毁人们的储蓄和真实购买力，而赤字财政将增加消费者最终的负债压力，这与经济健康复苏和增加就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种逻辑颠倒、本末倒置的经济政策，焉能取得持续的成效？

在罗斯福开始他的货币宽松政策之前，胡佛已经搞过两次QE了。

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为拯救华尔街股市的10月崩盘和信心危机，纽约美联储银行进行了第一轮QE，将利息从6％陡降到2.5％，向银行体系注入了5亿美元。美联储的大胆操作也是相当的离经叛道，所谓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当时还是闻所未闻的新奇想法。美联储内部也争论得一塌糊涂。由于缺乏理论和实践，大家只能借助朦胧与似是而非的比喻，结果自然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美联储的印钞行为，再加上物价下跌的因素，使得真实的货币总量出现了上升。1930年上半年，股票市场强劲反弹了50％。经济危机看似没那么可怕，人们的信心得到很大恢复，牛市调整论开始被很多人接受。但好景不长，经济继续在下滑，股市到了下半年再度熊气弥漫。

1932年2月，美联储游说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美国国债作为货币储备，从而拿掉了黄金对美元的刚性制约。1913美联储成立以来，美元发行仍然带着黄金的紧箍咒，100美元的发行背后必须要有40美元的黄金抵押，剩余的60美元抵押物主要是短期商业票据。尽管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中买卖国债，将国债作为其主要资产，并在事实上使用买入国债来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但在法律上，美国国债并不能充当美元的货币储备。美国国债在美元发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业票据。原因就是，美国国会对美联储的货币大权抱有很大的戒心，非常担心有朝一日，美联储会把国债货币化，对政府的财政赤字提供帮助，用货币权力寻租来腐蚀和绑定政府，从而颠覆美元的内在价值。可是，国会的这道控制美联储货币权力的“密诏”，在危机中被美联储巧妙地废除了。

美联储终于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吃进国债，将国债嵌入美元发行的核心。国债作为美元的核心储备，将从客观上迫使其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而国债的增加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才能实现。美联储用国债增发既达到了诱惑政府透支花钱的贪婪欲望，又胁迫政府不得不长期陷入赤字，否则将导致货币紧缩的经济困境。这种对债务的依赖，正是美联储权力的源泉，也正是后来美国对付英国的手段。银行家们的思路真可谓匠心独具，竟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货币圈套！国会针对美联储精心设计的货币“马奇诺防线”，被银行家们利用经济危机轻而易举地就从侧翼迂回过去了。

新法律通过之后，美联储立刻开动印钞机，启动QE2，大规模买入国债，向银行体系再度注入了10亿美元，美国股市在1932年QE2开动后，应声暴涨近一倍！

事实表明，1932年2月新法案通过的时候，正是20世纪以来，美国股市的超级大底！

股市虽然见了底，但经济复苏还遥遥无期。罗斯福即将启动的正是QE3。

罗斯福原本有一位金融高参，他就是詹姆斯·沃伯格——“美联储之父”保罗·沃伯格的儿子，如果按辈分算，应该是美联储的兄弟辈。詹姆斯时年25岁就担任了国际承兑银行的副总裁，跟着父亲保罗开辟了美国商业承兑汇票市场的新天地，树立为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立下了赫赫战功；年仅37岁就成为华尔街最年轻的金融巨头，出任曼哈顿银行（今天JP摩根大通银行的前身）董事会的副主席。原来罗斯福曾准备让他担任财政部次长的要职，作为罗斯福与华尔街的桥梁，但他宁愿做总统的私人顾问。詹姆斯的性格不是很稳定，可能由于少年得志过早，他后来与罗斯福发展到情绪激烈对立，甚至在报刊上公开谩骂罗斯福新政的状态，使得他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很大影响[5]。

在总统疏远了詹姆斯之后，罗斯福时代的重臣，财政部长摩根索推荐了他的老师，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的教授乔治·沃伦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罗斯福对沃伦的价格再通胀理论相当赞赏，虽然总统自己不懂经济学，但他那颇有问题的直觉告诉他，价格上涨是解决危机的出路。沃伦的思想完美地符合了罗斯福的预期。

沃伦曾花费十年心血调查农产品20世纪20年代以来价格下降的根源，并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巨著《1720～1932：213年来的批发价格》。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金与商品价格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黄金多则价格涨，黄金少则价格跌。这个结论本身倒没什么特别，黄金本来就是信用扩张的基石，黄金增加将会导致货币信用扩张，商品价格自然会上涨。但30年代初，货币主义思想尚未兴起，罗斯福听着觉得十分新鲜。更有爆炸点的是沃伦提出了解决价格下跌的“秘方”：既然黄金增加可以使得价格上涨，那么贬值美元对黄金的价格，就相当于增加了黄金总量，危机不就解决了吗？如此简单的法子，让罗斯福一下子找到了经济“先知”的感觉。总统下定决心，力排众议，准备通过贬值美元对黄金的价格，一举解决经济大萧条的问题。

其实，1930年和1932年的两次货币增发，以及罗斯福的美元对黄金贬值，二者从两种角度（前者是从量而后者是从质）试图通过操纵货币价值来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可惜这两种思路都不可能成功。在严重的债务危机中，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彻底冲销债务，允许大型银行破产，政府接管货币权力，将货币直接注入经济体，在基本无负债的情况下，经济局面将迅速好转，而后再让银行逐渐自行复苏。1933年，德国的沙赫特用这种疗法，仅用了四年，就彻底扭转了远比美国更糟糕的德国经济局面，消除了30％的失业率，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

大萧条的本质是，一边有大规模的资源和生产设备被闲置，而另一边有严重的劳动力被闲置，只要货币将两者一结合，经济发动机必然重新启动。可是银行系统由于烂账问题严重，在最需要信用的时候，却无力提供也不愿冒这个风险。仅仅通过贬值货币给商业银行提供资金，难以解决货币如何进入实体经济的困境。因为银行创造信用的前提是必须有人来借钱，没人借钱，或银行不敢放贷，那么中央银行廉价制造出来的美元是不会自动流入实体经济的。大萧条中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使得消费者丧失了购买能力，银行不敢向他们提供消费信贷，同时企业不敢雇人大规模开工生产，因为消费市场委靡不振。而打破这一死循环的出路在于，必须首先大规模增加就业，只有就业才能带来消费增长。虽然罗斯福新政在这方面也有些努力，但比起贬值货币的热情，还差得太远。

罗斯福启动的QE3包括，脱离金本位，美元从$20.67下跌到$35兑换一盎司黄金，美元对黄金进行大幅贬值！

法国人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拥有世界最多黄金的国家，会选择脱离金本位？英国人很抓狂，英镑是被迫离开金本位的，而美国则是主动放弃，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对于美国人来说，问题很简单，既然多数国家都不承认黄金的“汉室正宗”了，我还把黄金当菩萨供着，图个啥？黄金本是美国制约别人的工具，如果大家都摆脱了黄金，那么美元坚守金本位，非但不能制人，反而是受制于人。不过，美国毕竟多留了个心眼，虽然暂时放弃了金本位，但由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占有压倒性优势，也许将来还能再次用黄金制住其他国家。所以，罗斯福表面上废除了金本位，但却并不允许民间持有黄金，强令老百姓将所有黄金以20.67美元的低价卖给美联储，然后再令黄金升值，这相当于打劫民财，再将利益输送给银行系统。

后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美国果然又将黄金“汉献帝”抬了出来，众国家只得再度躬身下拜。即便是1971年美国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仍然存储着高达8000吨的黄金。天有不测风云，美国是个做事总留着一手的国家。

罗斯福的QE3一经宣布，华尔街掌声雷动，股票闻声暴涨15％。摩根的另一员大将拉芬威尔，代表华尔街向罗斯福致意，“您摆脱金本位的行动，拯救了即将彻底崩溃的国家”。在黄金的问题上，总统和华尔街本来就是一条心。

在QE3的刺激下，美国批发价格上涨了45％，股票翻了一倍，负债成本得以大大削减。经济复苏看到了曙光，重型设备订单增加了100％，汽车销售劲升200％，工业生产扩大了50％。

罗斯福此刻正享受着美妙的成功喜悦。不过，总统忘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能持续吗？银行家得救了，资本家开心了，老百姓呢？没有他们最终消费能力的实质提高，一切终归是幻觉。果然，1937年，罗斯福再度面临经济萧条中的“再衰退”。





「“我的命运，我自己操盘！”」

1933年6月，伦敦经济会议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正在衰退的沼泽地中挣扎的世界各国，纷纷将希望寄托在伦敦会议这根稻草上。这是一次注定将不欢而散的大会。因为美国与英国的关注焦点，非但无法重合，反而相互矛盾。

对于大英帝国来说，英镑区的割据使英国经济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如果想重新夺回英镑霸权的地位，就需要扩大国际贸易，英国的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金融业严重依赖贸易。国际贸易不通畅，金融业不恢复，则经济根基就不稳固。因此，必须将美元区和法郎区的贸易版图纳入英镑区的统一管理之下。但糟糕的是，美元居然也脱离了金本位，而且贬值比英镑还狠，法郎由于没看懂局势，仍然死抱着金本位不放，所以法郎不足为惧。当务之急，是尽快稳定英镑、美元与法郎的汇率。只有稳定货币，才能保证国际贸易的复苏和英镑地位的强化。当然，战争债务还要力争减免。因此，英国要谈的只有两点：一是稳定货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二是战争债务能减则减。

美国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套。美国认为，美元目前处于弱势，数千家银行倒闭，经济衰退还在恶化，所以必须首先振兴经济，积蓄力量，等待美元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市场是自我依赖型，对外贸易仅占国民收入的2％～3％，所以罗斯福关注的焦点是国内经济复苏，而不是美元的外部稳定。美元贬值既能解决国内价格下跌，同时还能促进出口，增加就业，打击英镑，那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减免战争债务，连想都别想！

在桌面上，英美畅谈的是货币稳定和经济复苏谁更优先的官话，桌下双方踢的却是货币无影腿。

会议开幕当天，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致欢迎词时，转弯抹角地提到盟国战争债务问题，美国人立刻抗议这违反了英国事先的承诺。

当英国人提及货币稳定时，罗斯福闻讯后指示美国代表团，不要在此问题上纠缠，美国要集中讨论经济复苏的问题。但英国人不依不饶，扭住美元不能过度贬值的问题不放。结果，罗斯福只得用事实开导英国人了。

会议之前，英国人得到消息，美国可能将美元贬值到1英镑：3.5美元的水平，但会议期间，美元大幅贬值到1：4.18，英国人开始尖声呼叫。到了6月27日，美元进一步贬值到1：4.3，这是美国内战以来的最低汇率，英国人的嗓子已经喊哑了。第二天，美元跌到了1：4.43，这次再也听不到英国的抗议声了。“罗斯福的讨价还价策略在6月17日到20日之间，取得了超过他自己最大想象的成功。外国人终于相信美国人不会承诺稳定货币。他们只得将这一点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他们现在只要求美国作出某种姿态，哪怕是某种微不足道的姿态，这种姿态绝不会限制他在美元上的行动自由，但却仍能抑制此前三周疯狂的汇率投机。”[6]

尽管罗斯福取得了会议的主导权，但他却发现美国代表团中的某些人跟他并不是一条心！其中就有他的金融顾问詹姆斯·沃伯格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哈里森。罗斯福三番五次申明，不要谈货币稳定的问题，我正在贬值美元，进行价格再通胀，谁要约束我的货币贬值政策，我就要谁的好看！

但国际银行家们有个独特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私下开“小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法兰西银行行长莫内（莫罗的继任者）、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哈里森等人，躲开了大会的聚光灯，秘密地找了个地方继续讨论货币稳定的方案。他们几乎达成了私下的协议，英镑保持在相对于黄金贬值30％的水平不变；美元应该回升，保持在相对于黄金贬值20％的水平；法郎继续与黄金挂着，保持价值不变。这样的安排对英镑相对有利，同时又为法郎担心的无限贬值筑了个底，美元适度贬值，而不是大幅贬值。这是一个几方中央银行家妥协后的共识。

但这种私下的协议，却犯了罗斯福的大忌！最令罗斯福痛恨的，还不完全是他们讨论的内容，而是这种秘密协议的方式。这相当于中央银行家们先定下调子，然后回头去说服或胁迫各自的政府答应这些协议。如此倒行逆施的行径，究竟把我罗斯福置于何地呢？所有的老板，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手下人背着自己与其他人悄悄密谋策划，对自己的话阳奉阴违。这简直就是吃里爬外！

货币稳定秘密协议的事走漏了消息！

盛怒之下的罗斯福，让白宫公开发表声明，对于哈里森等人的行为，美国政府既不知道，也不会允许！为了强调他的愤怒，罗斯福放出了真正的狠话，白宫发言人刻意对记者强调，哈里森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他仅仅代表纽约美联储银行，而这是一家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实体！

作为一家私营公司，纽约美联储银行自然不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罗斯福当然早就知道；但他此刻放出这等狠话，摆明了是敲山震虎，警告哈里森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谁才是真正的老板！

罗斯福并不是穷人家的孩子，靠着个人努力而登上总统宝座的。那些并无根基的总统，其实并非实权派，他们必须仰赖支持他们上台的利益集团。但美国历史上，的确有手握实权的强势总统，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的曾祖父詹姆斯·罗斯福，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一直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詹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的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汉华银行、纽约储蓄银行的董事，所担任的其他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罗斯福的母亲德拉诺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资源和银行资源。

哈里森看到新闻，简直惊呆了，他还从来没有丢过这么大场面的人。他没脸再待在伦敦开会了。他后来在纽约对朋友说，那种感觉，“就像被驴子当面踢了一脚”。

眼看着哈里森被罗斯福打得鼻青脸肿，沃伯格还要去自讨没趣儿。这次他亲自出马，再度和英国人与法国人接触，继续讨论货币稳定问题。

这次罗斯福简直气炸了肺！他就不明白了，先有哈里森，后有沃伯格，居然几次三番地公然和他唱对台戏。他决定彻底颠覆整个伦敦经济会议！显然，这个会的调调事先已经被国际银行家们定好了，美国代表团里的这些人并不是总统自己的人，他们不是在为总统去谈判，而是以总统的名义去为他们自己谈判！

7月2日，罗斯福给在伦敦的美国代表团发出了亲自起草的声讨货币稳定的战斗檄文，“在我看来，它（货币稳定）就是一场灾难，简直是世界性的悲剧……如果在这次最伟大的盛会上，各国的目的是为所有国家的大众，带来更为真实和永久的金融稳定，那么那些少数人搞出来的、纯粹人为和实验性的货币稳定方案，就是国际银行家们陈腐的行事方式”。这封电报的内容被公开透露给全体与会者，伦敦经济会议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沃伯格与罗斯福翻脸了[7]。

罗斯福和所有的强势人物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永远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被遗忘的美国崛起真相」

斯密学说的缺点在于，它在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经济学说，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个人，这种私人经济将在某种局势下自然形成，自然发展。这里所假定的某种局势是这样的：其间并没有各自界限分明的国家民族或国家利益，没有彼此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组织或文化阶段，也没有战争或国与国之间的仇恨。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学说，它并没有说明，为了国家的文化福利、权力、存续与独立自主的特殊利益，怎样使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得以产生、增长并继续保持。

美国的崛起之路，正是强烈主导自己命运的选择。

罗斯福之所以能够不理睬美元的外部稳定而专注于国内经济复苏，那是因为美国的对外依存度很低，在美国国民收入中，对外贸易仅占2％～3％。欧洲强调货币稳定更优先于国内问题，这是由于对外贸易占欧洲主要国家收入的20％～30％，外部货币环境不稳定，国际贸易不能迅速恢复，欧洲内部的经济复苏就无从谈起。

罗斯福的霸气源于美国不必依赖欧洲的市场，而欧洲却不能不有求于美国的资金。归根到底，是美国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奠定了其经济独立自主的底气。美国经济的崛起，堪称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远离欧洲文明的、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前殖民地，竟然在一百年里，超过了主要欧洲强国经济的总和。不能排除这里面有一定运气的成分，但更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美国自身的政策选择。其中，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就是美国崛起最核心的信念。

美国的崛起道路，显然不同于英国。英国是先殖民征服，后发展贸易，再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世界霸权。殖民征服为大英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海外贸易赢得了工业革命所需的原始资本和潜在市场，工业革命则将劳动力、自然资源、全球市场和工业资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有效整合，从而建立起一整套生产组织、贸易原则、市场交易、资本流动的原理和学说。这就是英国向其他后起国家努力推销的自由贸易理念，其核心就是要将先发国家已经获得的优势永久化和制度化。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英国人将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这部机器的控制者：世界原材料与基础商品将由英国人定价；世界主要工业产品将由英国的工厂来提供；世界的半加工成品和辅助产品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由英国来安排其他国家进行生产；各种产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将由英国根据利润进行分配。同时，英国将提供资金来维持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另外，帝国海军将随时待命，打击任何潜在的既有体系的挑战者。

对美国人来说，独立战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具体而言，就是摆脱对英国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依赖，对英国资本的依赖和对英国工业产品的依赖。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国父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未来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源头，就是本国的工业能力。但直到1800年，美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在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要发展工业，最重要的就是技术、设备、人才和资本，而英国很早就禁止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外流。面对英国工业产品的倾销，美国尚在襁褓之中的制造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此危急时刻，拿破仑战争爆发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下令强征任何中立国船上的英国人参加海军。6月，在美国近海拦截并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美国强烈的反英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虽然禁运对美国出口和海运业造成不小的损失，但却为制造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禁运风潮使得美国制造业能够暂时避免英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压力，制造业的利润大增。同时，美国北方的金融和贸易财团，由于航海与贸易的萧条，不得不将大量资本投入制造业，从而使得美国的工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1812年，英美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英国工业产品在美国市场大幅减少，再度给美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天赐良机。[8]

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初期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困难，即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困境，开始出现缓解。英国的工业技术的扩散已经很难用法律来约束了。新技术和人才陆续从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流向了美国，大量新工厂开始兴建，在战争中这些制造业公司获得了惊人的利润。1815年战争结束后，随着与英国和欧洲贸易的恢复，英国货卷土重来，美国的制造业仍然不堪一击，半数以上的工厂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引发了美国1818年的经济衰退。

两次战争中断英国贸易和战后英国产品对美国制造业的巨大冲击，终于使美国人下定决心，必须通过高关税将国外工业产品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才能为美国的工业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美国工业集团的敦促下，国会于1824年通过了关税法案（Tariff Act），提高了纺织品、羊毛、生铁、亚麻等产品的关税。哈利斯堡公约（Harrisburg Convention）则规定，进口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关税较低，对某些特殊产品则课以高关税，如羊毛关税高达90％，生铁关税高达95％。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工业崛起的100年中，美国关税率在大多数年份均高达40％以上，低的时候也有20％。到1900年，美国工业已经雄霸世界。如果没有高关税的保护，这个奇迹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高关税，美国工业崛起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高工资！在自由贸易理论中，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怪胎。高工资意味着高成本，高成本的产品在比较优势的学说里，意味着被世界市场所淘汰。但美国人偏不信这个邪！因为美国人生产工业品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去满足外国消费者的享受，而是为了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从殖民时代开始，美国的人工成本就比欧洲大陆高1/3以上，这是由于劳动力稀缺所形成的自然原因，这也是美国新大陆对欧洲移民的吸引力所在。当美国开始推动工业化时，高工资问题曾引发了美国内部的亲英学派与美国学派长达30年的激辩。坚信英国自由贸易理论的亲英学派认为，工业化与高工资水火不容。他们以欧洲工业化为例，指出欧洲各国的工人成本低廉，生活条件艰苦，如果同欧洲产品竞争，美国没有劳动力价格优势是不可能成功的。但美国学派的观点针锋相对，“美国工业的成功，不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取得，而是靠劳动力的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和更高的效率，来保持更高的生活水平。高工资，意味着劳工将享受更好的食品和居住条件，这将使美国的劳工更具工作热情和创新能量。高工资的国家正在各个领域打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对手”。

美国学派认为，劳动力是一种资本，而不仅仅是成本。对劳动力的投资，将会带来生产效率更可观的回报。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好的教育水平，更充沛的体力、精力和智力，将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将激发更多的发明和创造！这种观念明显有别于李嘉图将劳动力作为成本，与利润对立起来的静态观点[9]。

到底是人工成本，还是人力资本？亲英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大辩论，让美国的政策最终倾向于高工资战略的选择。

正是由于贸易保护，美国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正是基于劳动力是一种资本的理念，使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欧洲，而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发明创造，给资本带来了远超过其投入的回报。正是发展了自己强大的工业，才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工业产品和服务，而正是有了高工资的庞大中产阶级，才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正是因为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才最终得以将自己命运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美国工业的崛起，采用的就是高关税、高工资、强工业、重科技、大市场的战略。





「乘人之危，美国豪夺英国资产」

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不欢而散之后，英美两国分道扬镳，英国将重点放到经营自己的那片广袤的英镑区，而美国则继续“孤立”在自己的经济困境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于打破了世界脆弱和沉闷的平衡。战争使各个国家立刻热血沸腾起来。德国纳粹在欧洲摧枯拉朽般地胜利，让美国看到了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

美国人从不认为德、意、日轴心国的这些街头小混混真能成大事，美国一国的GDP总额就比三国之和还高50％。战争毕竟打的是钱粮。轴心国都是后起的工业国，缺乏海外殖民地所提供的军事基地和原材料补充，世界大战最后拼的是资源消耗。仅英、法、苏、中这几个大国，就足以耗尽轴心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储备，而英帝国的庞大海外资源，将源源不断地提供战争补给，战争拖下去将对盟国越来越有利，最终美国参战则必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拨打着实力对比的算盘，计算着何时参加战争对美国最为有利。美国人并不真正担心德国最终会胜利，或者苏联会扩张，恰恰相反，美国更忌惮战后大英帝国的实力。所以，美国希望在战争中尽可能地削弱英国的实力，这样战后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家独大。

大英帝国面对德国的两次挑战，应付起来越来越困难。正如英国没有料到法国在战争中如此不经打，美国同样也很吃惊英国的衰弱远比美国估计的要严重得多。英国是工业国中较早走出衰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镑区的庞大市场。到1938年，英国居然拥有高达40亿美元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了，比30年代初高出了4倍！但战争爆发仅仅一年时间，到1940年9月，英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就急剧下滑到10亿美元。到了11月，丘吉尔不得不私下告诉罗斯福，“英国现金流断裂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罗斯福虽然暗暗吃惊战争消耗的速度，却也不会轻信英国的说法，毕竟英帝国的家底子还厚实得很。罗斯福一面宣称“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巨大军火库”，一面暗示买军火还是要掏钱的。

面对丘吉尔的哭穷，罗斯福不急不慢地建议，要说服国会，英国人的确耗尽了一切资源，美国必须马上伸手相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英国情况真的紧急，倒是有个快捷的法子，那就是将英国人持有的美国主要工业公司的股份卖掉。

银行家们对此心领神会，英国在海外还有数百亿美元的“闲置资产”，此时正是英国用钱的时候，迫使英国跳楼大甩卖，银行家们将会赚得盆满钵满。

1941年3月，就在国会讨论《租界法案》的关键时刻，罗斯福通知英国，必须立刻将一些最重要的企业股份卖给美国人。在英国被迫出售的企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人造纤维公司”（American Viscose Company），这是英国科特奥兹（Courtaulds）纺织帝国在美国的超级赚钱机器，该公司在美国拥有1.8万名雇员，7家工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丝企业。美国人只给英国政府72小时的时间宣布企业出售的消息。当英国政府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科特奥兹宣布这一决定时，这位老牌英国绅士只问了一句：“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管对我和我的公司会造成什么样的痛苦吗？”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老绅士瘫倒在座椅上。他只有36个小时召开董事会，宣布企业出售的计划。这可以算是世界公司并购史上最短的记录了。这笔生意自然由摩根公司出面打理，摩根给了英国人5400万美元，转手就在市场上卖了6200万美元。战后，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声称，这家公司仅有形资产价值就超过了1.28亿美元，“科特奥兹，这家伟大的英国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被廉价出售了，然后在资本市场又被高价卖出，英国并没有从中受益”。当摩根公司看到这段描述，大惊失色，连忙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希望丘吉尔不要这样严厉的苛责[10]。令丘吉尔郁闷的是，这仅仅是英国资产被美国讹诈的冰山一角。

为了支持民主和自由的战争，美国要求英国人廉价出售资产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一大批美国投机商激动得彻夜难眠，其中就包括神奇的哈默博士。哈默本是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由于犹太人天生的商业机敏，他在读书期间就开始倒卖药品，在学生期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后来他只身前往十月革命后不久的苏联，在那里结识了伟大导师列宁，从此在红色苏联做起了贸易。在发了大财之后，又在苏联廉价收购了许多沙俄时代的艺术品倒腾回美国，又再次发了横财。这回听到英国资产将跳楼大甩卖的消息，他很快就琢磨出一个连摩根公司这样的国际大投行都不敢想的大生意。这就是倒卖英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

哈默算了笔账，1925年英国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是50亿美元，到1940年还欠着35亿美元没还。美国被欠债折腾怕了，于是在1934年通过《约翰逊法案》，规定凡是没有还清一战债务的国家，休想再从美国拿到一分钱。其实，美国对英国一直最为苛刻，连意大利这样的轴心国，都得到美国减免一半债务的慷慨，德国甚至还得到了大笔美元投资，法国也被大幅减免了债务，只有对英国是格外的吝啬，美国对英国的忌惮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约翰逊法案》和《中立法案》使得美国冠冕堂皇地不能直接援助二战中的英国。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哈默大展拳脚的空间。哈默认为，英国不可能拿得出35亿美元先支付美国欠债，但是战争正在烧钱。因此，英国只有盘活资产来抵美债。

他想到的就是英国以其殖民地领土来抵偿债务。当然，美国对殖民地向来不感兴趣，因为统治是需要成本的，与其像英国那样铺那么大的摊子，不如卖产品给这些地方，反正都是为了赚钱。哈默商人的品味正好符合美国的商业天性。经过仔细分析，哈默列出了美国可能感兴趣的地区，如洪都拉斯、福克兰群岛、圭亚那、纽芬兰海岸的一些岛屿等。美国对直接统治没兴趣，但对于租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却不能不感兴趣。战争迫在眉睫，战后美国同样需要全球的军事基地，因为那时美国必然取代英国现在的地位，没有海外军事基地就无法维护全球秩序。

哈默飞快地在脑海里打着算盘，首先给英国与意大利同等的待遇，这样就把英国的债务减少一半，再将若干岛屿以99年租约，按每个单价2500万美元计价，英国的债就还清了，多余的钱还可以用来购买美国武器，如即将退役的50艘驱逐舰。后来哈默称这个计划为“驱逐舰换军事基地”[11]。

有了计划就立刻行动起来。哈默到处找关系，推销他的方案，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却兴奋得神魂颠倒。终于，他的建议“通过租赁或其他方式”取得英国的岛屿领土，被国会列入议案。不过，这个议案被搁置了，原因是国会不愿意得罪国内反战的民意。哈默并不气馁，这么大的生意哪有这样简单。为了找到支持美国援助盟国的民意“证据”，他雇人将最近一段时间各大报刊的编辑部评论收集起来，结果发现92％的编辑部评论是赞成援助盟国的。这就是民意证据！

哈默带着他的报刊剪辑，通过关系见到了罗斯福，毕竟他为罗斯福竞选还捐过钱的。罗斯福一边饶有兴趣地翻着报刊剪辑，一边听着哈默的“驱逐舰换军事基地”对美国未来将起到何等关键作用的高论。罗斯福看到了哈默方案的价值，那就是美国未来的全球霸权计划。罗斯福明白，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手中仅有胡萝卜是不够的，还要有大棒。后来，罗斯福有一句名言：“说话要和气，但手里要拎着大棒。”

哈默的计划成功了！英国收到了50艘美国驱逐舰，这对于英国坚持1941年的海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2]。不过，哈默在回忆录中绝口不提他这笔天大的生意到底获得了多大的收益。美国倒爷们能倒腾国家领土和战争机器，实在是令中国的牟其中们汗颜。





「《租借法案》，庖丁解牛英帝国」

1941年3月11日，美国终于通过了《租借法案》。这个法案可以说是为肢解英帝国经济体系而量身定做的。国会从一开始就在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租借的对价！美国人要的就是英国和其他受援国，在战后多边贸易重建中进行合作的承诺。这个承诺，说白了就是废除“帝国特惠制”，解散英镑区。美国人不忘多边贸易，那是因为英镑区的割据势力太强大了，如果不趁着英国被德国逼得走投无路，英国人岂肯轻易就范？美国人连打仗时都不会忘记生意，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为了生意才去打仗的。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丘吉尔就对罗斯福虎视眈眈地盯着英镑区感到如芒在背，他深知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石的英镑割据，对于英镑抵抗美元未来的侵略将是何等的重要。但丘吉尔毕竟是战略家，他不可能选择同时与两个强敌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希特勒在军事战场上的压力几乎压垮了英国，如果这时还要同罗斯福在经济战场上厮杀，英国就完蛋了。因此，他刻意保持了对美国的模糊承诺。丘吉尔强调：对所有盟国开放欧洲殖民地的原材料市场，停止进口市场的歧视性条款，并“充分尊重我们现在所享有的优惠”。这是丘吉尔留的一条后路，即保留“帝国特惠制”和英国对殖民地原材料资源的垄断。罗斯福也不好糊弄，偏偏把这句话漏在了《租借法案》之外。

结果，在《租借法案》的第7条，埋下了双方争议的伏笔。这一条规定，“①通过适当的国际和国内措施，扩大生产、就业、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它们是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福利的物质基础；②消除国际商业中所有形式的歧视性待遇；③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当凯恩斯看到这一条时，愤然说道，这不过是“赫尔先生的痴人说梦般的提议”，他认为战后英国只能是更加严厉地实施金融和贸易控制[13]。

显然，《租借法案》的代价就是终止大英帝国的英镑割据。

在该法案执行过程中，美国仍然紧紧卡住英国的脖子，防止英帝国的经济威胁在战后死灰复燃。1943年年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与怀特强调，英国的储备“已经增加得太多了，英国现在要用现金支付租借账户上供应给它的部分物品了。当英国官员指出需要为战后时期保留足够的储备时，摩根索向他们保证，英国的战后需要将在以后通过专门的措施得到满足”。其实，美国一直逼迫英国始终处于“掏光家底”的状态，英国的储备不能超过战前的10亿美元。美国的策略是，英国战时的外汇储备越低，将来就对美国依赖越大，逼迫英国放弃“帝国特惠制”也就越容易。这意味着，英国未来将不得不反复向美国求助，天知道美国那时又会开出什么样的价码。英国命运的咽喉已经紧紧地被美国人卡住，它越是挣扎，美国的手卡得越紧。

除了美国政府在前面卡住英国的脖子，美国国会也没闲着，它从背后向英国人再狠狠地踹上一脚。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的头头，正是后来的总统杜鲁门，他宣称“租借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作为盟国将战争的成本转嫁给美国的手段。如果受益国无法以美元进行偿还，它们可以将其国际上所持有的资产，如石油储备和金属储备，部分地转移到这个国家”[14]。英国碰上了美国这样的经济对手，也是活该倒霉。希特勒再生猛，但毕竟没有这么多贼心眼儿。

战争到了最后阶段，英国越来越不安，因为一旦战争结束，《租借法案》将立刻终止，那时将进入清算阶段。清算对于英国人将是一枚经济炸弹，战争的巨大消耗迫使英国在最终胜利之前，必须大量储备作战物资，而战争一旦结束，这些剩余物资将折算成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在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英国还要面对巨大的战后重建工作，到处都需要花钱。更为严峻的是，英国欠美国的债，同时还欠着殖民地属国为战争所付出的成本，这两者相加，必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数字。英国将再次从战争的胜利者沦为债务的失败者。

英国本来指望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能够再拖上一年，英国政府相信“日本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段时间还能够容英国在财政金融上留下一块闪转腾挪的空间。不幸的是，在欧洲战事结束后，日本只坚持了三个月就投降了。

大英帝国立刻掉入了无底的债务深渊。





「布雷顿森林王朝：黄金弱君登基，美元摄政天下」

美国人从1941年刚刚参战时，就已经开始构想未来的美元时代了，美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是不容置疑的。无数的学术研讨、政策咨询和国会听证，逐渐形成了美国战后的金融战略规划，这就是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建立一个以黄金为弱主，而由美元掌实权的世界货币中心。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大家共同拥戴黄金君临天下。在这一制度下，美元与黄金共同作为各国发行本国货币的货币储备，美元将深深植入各国的货币信用之中，只要世界经济在发展，对美元的需要就会自然增加，美元将通过货币增发来收割各国的发展成果。这不过是1922年金汇兑本位的升级版，美元挤掉了英镑，适用范围则扩大到全球。双重信用创造的问题并未解决，它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引发流动性泛滥和更大的货币危机。

既然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一半，军事力量更是傲视天下，美国何不直接建立美元王朝，为什么还需要请出已被废掉王位的黄金来做傀儡皇帝呢？曹操始终不敢篡汉自立，决非实力不够，更不是没有这个野心，而是时机不成熟，一是担心天下人心不服，二是忧虑诸侯争相称帝，失去汉室正统的号召力，将会增加统一全国的难度。美国也有类似的担心，黄金的普遍合法性仍然深受各国人民的拥戴，不是短期所能泯灭。二战尚未结束，战后重建更需要凝聚人心。美国又是一个传统上的孤立主义国家，初次作为主角登上世界霸权舞台，尚缺领袖历练，此时废掉黄金而自立美元，唯恐弄巧成拙。更深一层的担心是，英镑割据的隐患尚未根除，苏联的势力正在膨胀，如果此时马上提出将美元本位强加给世界，则不能排除英镑重新占山为王，卢布分疆裂土，法郎拥兵自重的复杂局面。

如果拥戴黄金，问题就简单多了，一方面不影响美国的货币主导权，另一方面更能彰显美国的无私，以收天下人心。美国战后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降金即降美。美国控制着世界货币的实权，英国对美国债务深度依赖，要求英国支持黄金是顺理成章的事；法国的黄金储备仅次于美国，20年代的法郎区正是一群酷爱黄金的欧洲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形成的贸易体系，法国必然支持黄金；苏联的卢布一直采用金本位，在美国援助的诱惑下，已经派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如果直接告诉苏联人，世界未来将采用美元本位，斯大林立刻就会翻脸走人，而黄金却能将苏联拉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如此一来，货币的天下不难统一。等到时机成熟，再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世界各国早已习惯了美元，反弹就会容易控制得多。

美元选择了曹操的思路，放弃虚名，只图实利。等待时机，废金自立！

布雷顿森林所创建的金汇兑本位制，是以金本位为名，而行美元本位之实。

除了“黄金临朝，美元摄政”这一个货币中心之外，第一个基本点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美国人对IMF的定位，就是一个稳定各国汇率的机制。20世纪20年代世界货币“三剑客”——纽约美联储银行的斯特朗、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国中央银行的沙赫特，后来再加上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正是稳定各国汇率的核心人物。他们以私人聚会的方式，幕后敲定国家之间的货币价值关系，然后再要求各自的政府接受。二战以后，美国希望IMF发挥的作用，就是取代当年四巨头的功能，以更合法、更规范和更标准化的流程来实现各国汇率的稳定。

1933年，罗斯福曾不屑一顾的汇率稳定，为什么现在变成了美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呢？在二战中，美国为了支持消耗巨大的战争，全面开动经济机器，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摆脱了大萧条的高失业困扰。当和平来临时，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战争使美国变得严重依赖国外需要。战争结束前，美国已经认识到必须保持6000万个工作机会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就业，如果没有海外市场来消化国内的巨大生产能力的话，高失业噩梦将再度降临美国。这时，国际贸易的恢复对于美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为了实现稳定的货币体系，各国货币要与美元确定比值关系，而美元承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样各国货币通过美元间接实现与黄金价值的锁定关系。而IMF正是确保这一货币比价关系稳定的一种基金。当某个国家的货币与设定汇率偏差过大时，该国可以从基金中根据自己的额度透支一部分资金，用来干预本国货币，以使汇率回到规定范围之内。

建立这一基金的初始，美国自然出大头，28亿美元占27％，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占25％，因为各种决议都需要80％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英美都有否决权，这也是美国给英国一个面子，大家来共同统治世界货币体系，但美国清楚，英国不可能在投票时将帝国所有属下的自治国的投票权全部集中起来。因此，还是美国说了算。

英国人一开始对IMF的作用有自己的考虑。对于货币本位，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建议，搞一种国际货币单位班克（Bancor），不要用美元和黄金了，大家借钱还钱都用这种世界元。而且，IMF应该是一家世界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在危机时，可以无限创造货币。英国的小算盘打得叮当响，由于英国的负债过重，急需资金，所以希望IMF是一部可以透支花钱的提款机，但又不愿意具体欠某个国家货币的债务，因此搞出个模糊不清的班克来。而最终为这种模糊货币债务埋单的显然就是大量顺差的美国。

美国人心想，简直是白日做梦！不再使用美元，那这么多年美国不白忙活儿吗？废掉黄金？美元都没这么大胆子，凯恩斯搞出的那个“半人半神”的班克，有人信吗？想搞世界中央银行？那美联储去喝西北风啊？想把IMF当提款机，美国人最后帮着埋单？这也太一相情愿了吧！

美国人将凯恩斯的提议逐条驳回，坚持IMF不是一种银行，而是一家基金。大家必须先出钱，根据需要可借款调剂，然后还要偿还，否则股份将相应缩减。英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当年的货币老大，如今却落得个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下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初衷就是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后来将资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也纳入了考虑。

从实际运作上看，美国把世界银行的贷款当做了奖励各国的棒棒糖，只要愿意归顺布雷顿森林王朝，放弃经济发展自给自足的理念，削减关税和贸易保护，愿意成为美元帝国的良民，这样的国家就能够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如果谁要不加入这一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就等于在经济上选择了“自我流放”。

美国此时已经完成了从坚定的贸易保护实践者，到积极的自由贸易鼓吹者的转变。美国的根本气质是商人，商人重实用，不信所谓的主义，什么对我有利，就坚决地用，什么对我不利，就果断地弃，蔑视一切他人评判！IMF、世界银行，包括后来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无不体现出美国鲜明的商人气质。

正因为美国的崛起靠的是贸易保护，所以美国特别忌讳别的国家重新走上“自己的老路”。这就像宋太祖赵匡胤靠黄袍加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要在他跟前披着黄袍瞎溜达，必定犯了他的大忌。

虽然美国完成了摄政天下的大业，但英镑割据的隐患尚未剪除。削藩大业未竟，美元还需努力。





「对英镑痛下杀手，美元无毒不丈夫」

令人愤怒不已的是，我们在反法西斯共同大业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国民财富所得到的回报，就是要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向那些因战争而致富的国家烧香进贡。[15]

————英国《经济学家》

英帝国庞大的殖民体系在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信用透支权力，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为英军提供各种资源、粮食和原材料，还包括英军在埃及和印度作战的成本，连美军在当地的费用也被算在英国头上，还有印度军队在海外协助英军作战的费用等。他们认购英国国债，并积累了大量英镑储备，这也是英国能够挺住战争消耗而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殖民地体系和其他贸易伙伴向英国提供物资，换回英镑储备，而英国和盟国则消耗美元储备向美国购买军火，其结果是战后英镑在各国储备中的总规模比美元储备高出一倍。从表面上看，英镑比美元储备规模更大，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货币，但这些储备中2/3都集中在英镑区之内，而且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英镑区国家大量积累英镑，并非由于英镑更有价值，而是英国战时冻结了他们将英镑兑换成其他货币的选择。由于美元的存在，使得英镑时刻面临被英镑区国家抛售的巨大威胁。在一战之前，英国的海外资产远远高于它的负债，因此英镑价值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的英国，净对外负债已高达150亿美元，6倍于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如果英镑一旦解除冻结外汇，各国将争先恐后地把英镑储备兑换成美元，英镑会立刻面临灾难式的价值雪崩。

英国本该继续冻结外国的英镑储备，然后用英国本土的出口来逐步偿还这些外债，这样既可以拉动英国的就业，脱离战后衰退的阴影，又可以稳定英镑价值，最重要的就是维系住英镑区的存在，只要有这个经济根据地，日后再度崛起并非不可能。而解除冻结，则英镑区将会纷纷投靠美元，不仅帮助美国扩大出口，强化美元区的势力范围，而且英镑区将从根本上陷入土崩瓦解、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战刚结束，凯恩斯作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大脑，代表英国赴美谈判战后贷款问题，却对这一事关英镑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中了美国设下的圈套，从而亲手埋葬了英镑200年的霸权。

美国人向凯恩斯提出，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另外算上加拿大可以提供的12.5亿美元，总共50亿美元。但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7年7月15日之前，解冻外国的英镑储备！

超级自负的凯恩斯，原以为美国和英国既是盟国，又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兄弟，美国定会慷慨地放宽贷款条件，自己则准备了宏韬大略，准备和美国人大谈未来英美共同主宰世界的美妙设想，却全然没有防备美国提出了这样“相煎何太急”的条件。凯恩斯确实不懂美国的政治权谋，他竟然答应了！

英国《经济学家》在评论凯恩斯的这笔贷款时，尖刻地指出：“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即摧毁英国以及英国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是美国政策有预谋、有意识的目的。但对于目前的证据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每次给予援助都附加条件，使英国陷入一种不可逃脱的必然，即不得不再度请求更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只能以英国进一步自我贬低和自我削弱才能获得。那么，结果显然就是共产主义们者所推测的那样。”[16]

果然，1947年7月15日，英镑的霸权彻底崩溃了[17]。战后，英国本指望依靠英镑区重新崛起，但是，美国人不会给英帝国死灰复燃的机会了。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难以撼动的强大的英镑霸权，却被美国只用了37.5亿美元贷款的蝇头小利就轻易摧毁了。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美国对英国这个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滚过的同盟国，而且还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为了权力都能如此痛下杀手，其他国家还能够存有任何幻想吗？





「参考文献」

[1]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27．

[2] British Empire，Wikipedia．

[3] 《货币战争》第五章．

[4] Liaquat Ahamed，Lords of Finance，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09. P448．

[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6]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y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Random House，New York，1993. Chapter 27．

[8] Michael Hudson，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 & London，1975．

[9] Ibid．

[10]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rdern Finance，Grove Press，New York，1990. p462-463．

[11]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6．

[12] Ibid．

[1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3．

[14] Ibid．

[15] Economist 1945．

[16] Ibid．

[17] Barry Eichengreen，Exorbitant Privileg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40-41．





第三章 货币冷战，拒绝美元就是拒绝和平



斯大林拒绝美元，凯南起草冷战檄文



金卢布与新经济政策



苏联的发展模式之争



德国给力，苏联工业化加速



卢布帝国的扩张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本章导读」

苏联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恰恰是冷战的原因。

罗斯福在二战中，对英镑东山再起的忌惮，远胜于对卢布扩张的担忧。为了在战后为美国创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罗斯福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罗斯福去世后，美国的冷战鼻祖们推翻了他的大政方针，步步紧逼，迫使斯大林最终拒绝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转而建立起自己的卢布帝国，从而拉开了冷战序幕。

卢布在列宁的新经济时代，建立了金汇兑本位制，号称金卢布。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卢布演变成了“计划本位制”，它不再是一种主动参与商品交易的媒介，而是被动计量计划经济下“物物交换”的周转量。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赶超西方工业强国的10年计划，恰如中国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技术扩散，以及由农村提供的原始积累，将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在当时能够提供西方技术扩散的国家，只有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实际上，苏联正是在德国军方的支持和资助下，才得以学习和借鉴了现代先进的工业技术。

战后，苏联携强大的军威和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元进行了激烈的货币流通域大战。直到60年代中，由于苏联自身经济的停滞，卢布才逐渐与美元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美国发现了一种强大的经济武器，这就是石油贸易。美国在80年代中，正是有效地使用了石油这把致命的“美元匕首”，才一刀插进了卢布帝国的心窝。





「斯大林拒绝美元，凯南起草冷战檄文」

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1]

————苏联代表，1947年联合国大会

1946年2月，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而干燥，严重的流感四处蔓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也染上了风寒，高烧、牙痛、药物副作用，搞得凯南虚弱不堪。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不在，大使馆的大事小情都由凯南临时主持，他不得不强撑着病体，打理各种事务。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处理来自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往来电报。

2月22日，卧病在床的凯南让秘书将华盛顿的来电送到他的卧室，在翻看来电时，有一封由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财政部的官员对苏联迟迟不肯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章程条款似乎感觉越来越焦虑，希望美国大使馆能尽快搞清楚克林姆林宫的真实意图[2]。

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苏联人也派出了代表团，而且当时对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表示出了很高的热情。在1944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苏联人认为：“苏联对这种战后合作感兴趣，这是因为这样的合作让美国得以推动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进程，使我们能够沿着社会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道路上快步前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也对发展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同样感兴趣，因为苏联能够从这些国家购买并消费大量的剩余制成品。苏联总是严格履行它的义务，这是人所共知的。”发表在1944年《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同样说明了苏联的态度，“我们国家正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出口我们的产品。战后，我们与外国的贸易量将大大增加。因此，苏联认同资本主义货币的稳定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的恢复。基金组织（IMF）的短期信贷，以及世界银行的长期信贷的推动作用，将有助于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苏联与其他国家对此同样感兴趣”[3]。

苏联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搞明白罗斯福的美元大战略的精神实质。

在罗斯福看来，布雷顿森林建立的其实是一个美元王朝，虽然仍保留黄金的名义地位，但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权力的实际主宰。世界各国未来将采用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储备，而将本国的货币发行建立在美元储备的基础之上。正如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所看透的那样，这一制度从设计上必然导致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命运，将由华尔街来掌握。罗斯福认为，对这个王朝的主要潜在威胁，并不是来自战后经济破落的苏联，而是那个随时可能僵尸乍起的大英帝国。

自1933年上台以来，罗斯福任内的主要时间都在与经济危机进行殊死搏杀，他最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就是美国长达12年的经济大萧条和1000多万人的失业噩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欧洲经济的同时，美国经济飙升了90％，未来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命运，将系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繁荣。为此，他决心打破世界上所有的贸易壁垒，彻底铲除各自割据的货币区域，解放英法控制下的殖民地原材料基地，贯通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供应，吸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以美元为货币金融的基础，以统一世界市场为目标的“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

罗斯福坚信，伺机卷土重来的英帝国是美国战略的主要障碍，而经济被战争几乎完全摧毁的苏联，完全不同于英国。苏联没有海外的殖民地体系，工业远不足以和美国竞争，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在对外投资方面，苏联也不构成任何威胁。经过战争磨合，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级领袖，并没有颠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即时冲动；相反，罗斯福对丘吉尔的狭窄气量和小动作频频的做法并不感冒。为此，美国对苏联进行必要的政治妥协和经济援助，将苏联纳入美国的世界体系，是符合美国终极战略目标的。

美国的银行家们认为，美苏在地球的两端分别占据了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做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力量。苏联政府和美国金融家们都对维护有管理的金本位有着持久的兴趣，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都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而且又都是潜在的最大黄金生产国。尽管苏联的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论者。与英国相比，苏联绝对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出口和国际投资计划。苏联的巨大内需将导致其资源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不是用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渗透[4]。

但凯南和美国的多数政治家远没有罗斯福的战略眼光和气魄。罗斯福在1945年4月战争胜利的前夕病逝，打断了美国既定的战略规划。一直生活在伟大总统阴影里的副总统杜鲁门，终于“被扶正”，他敏感而偏执，尤其忌讳别人将他的政策与罗斯福相比较，他异常强烈地想展示自己的果断与自信。杜鲁门不仅换掉了所有让他感到罗斯福存在的白宫内饰，而且连带着换掉了坚持罗斯福战略的官员。

凯南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欧洲的盟军最高决策圈里，美国人对英国人始终怀有深刻的防范，对苏联人反而更友好；为什么反对苏联的最激进的巴顿将军，会屡屡受到美国军方高层的排挤。

更让凯南愤愤不平的是，美国对于苏联的援助，远远好过对英国的。就在战争尚未结束的8月13日，美国军方没等总统下令，就停止了向英国运送军需品；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在没有事先征询英国的情况下，就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并开始进行清算，留在英国的物资折算为5.32亿美元的债务，仍在途中的物资又让英国人多欠了1.18亿，英国马上需要偿还的美国租借债务比英国的外汇储备还要多，逼得英国立刻陷入了严酷的经济困境。而美国对苏联则是非常宽容，一直到战争早已结束的10月底，美国仍向苏联提供了高达2.5亿美元的援助。

最让凯南看不惯的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亲苏政策。1943年6月，美国财政部就向苏联提出，在未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的份额，后来谈到了12亿美元。美国开始的份额是25亿，英国大约是一半，苏联和中国排第三和第四。财政部长摩根索向罗斯福提议，给苏联战后的援助贷款高达60亿美元，偿还期为30年，利息仅为2.5％，这比英国凯恩斯谈下来的丧权辱国的37.5亿美元援英贷款，好得实在是太多了。后来，摩根索的手下，布雷顿森林方案的美国主谈代表怀特，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美国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降到2％。

正因为想不通美国政府的亲苏倾向，凯南曾屡次三番上书，痛陈不能寄希望于苏联，断定苏联的本质必然是扩张性的。但是，在罗斯福当政的时期，凯南的意见就是短视和肤浅的代名词，当然不会受到重视。

不过，杜鲁门时代国际战略思想的转变，为凯南带来了发迹的历史性机遇。

在1945年2月，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巨头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中，斯大林提出东欧地区应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丘吉尔事前已跑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做了一笔交易，即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则认可英国在希腊的特权，因为地中海是英帝国的海上生命线，而东欧则是苏联的安全缓冲区。当罗斯福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英国这么干，显然是为了维持英帝国的庞大体系，而苏联将东欧置于保护之下，将会形成另外一股割据势力。如此一来，罗斯福摧毁货币割据，建立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理想，岂不是要毁于一旦？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波兰的问题上，英美当然希望波兰由亲西方的政府当权，但苏联解放并占据着波兰，斯大林要求波兰政府必须听命于苏联。双方最后的妥协就是，斯大林承诺在波兰政府中，安插一些亲西方的官员，代表西方的声音。罗斯福虽然觉得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毕竟理想与现实还是有区别的。只要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就是最终的赢家，为此，作一些局部妥协还是有必要的。

麻烦在于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想翻案。没了罗斯福的威望震慑，反对美国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声音开始出现，杜鲁门绝对不想变成第二个张伯伦，他决定必须要对苏联强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开始放风，将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波兰与东欧问题扯在了一起。斯大林开始警惕起来，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难道罗斯福一死，美国的政策要变？斯大林拒绝了杜鲁门，并指出美国的要求与雅尔塔决议的精神相矛盾。当然，斯大林并不想把问题搞僵，最后建议将波兰亲西方的官员名额再增加了几个。杜鲁门不情愿地答应了。

但是，随后苏美在土耳其、伊朗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争执，让斯大林对美国的最终意图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苏联原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诸多疑惑，现在重新开始发酵。“在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讨论中，苏联人表示出了对怀特计划的忧虑，这个计划据称提出了在近期废除对贸易、货币的所有限制。在他们看来非常明显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战后，这样一条道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采用的。因为如果不采用国家调节措施的话，它们的经济独立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苏联代表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参加这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出口更加安全。”斯大林终于看到，美国在为推行自由贸易而施加的压力，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东欧甚至苏联的经济控制权抓在美国的手中。苏联并没有拒绝加入IMF，“只是想告诉美国官员，莫斯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协定的条款”。

苏联正在等待和观望美国的态度。

2月22日，美国财政部发给凯南的电报，正是希望了解苏联拖延加入IMF的真实动机[5]。而凯南则利用这个机会，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长达8000字的电报，将他多年来对苏联的个人消极判断，升华到“汉贼不两立”的理论高度，为杜鲁门拒绝做“张伯伦第二”的急迫政治姿态提供了思想弹药，在华盛顿突变的政治气氛中赢得了一片叫好声。凯南也从此一炮走红，被后人称为“冷战鼻祖”。

苏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非但没看到美国的援助贷款，却等来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讲”。失望之余，苏联声明拒绝加入IMF和世界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分道扬镳。

美国试图用货币和贸易的手段，将苏联纳入美元帝国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一场延绵40余年，耗资8万亿美元，数十万生命遭断送，数百万家庭被分裂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从此，苏联选择了与美元王朝分庭抗礼，着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卢布帝国。





「金卢布与新经济政策」

沙俄的金融史，就是一部卢布长期贬值，通货膨胀反复肆虐的历史。

从17世纪直到19世纪末，卢布从铜币变成银币，从银币改为纸币，再从纸币最后确定为金币。每一次货币改革都是为了应付上一次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1897年沙俄金本位的建立，使金卢布成为世界最坚挺的5大货币之一，并成功地挺过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和1905～1906年俄国革命的两次冲击。一战的爆发迫使沙俄放弃了金本位，沙俄在一战中总共烧了670亿卢布，其中25％通过税收筹集，29％由长期贷款支持，英国对沙俄的贷款占了重要份额，但十月革命之后，英国的贷款被苏俄政府拒绝偿还，这也是英国后来欠美国战争债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国债融资了23％，剩下的部分就只有求助印钞票了。从1914年到1917年，沙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15倍，物价也上涨了15倍！

从1914年沙俄参加一战开始直到1921年，俄国持续卷入了长达7年的战争，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西方14国与国内叛军联手，武装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占领了苏俄的大片领土，致使苏俄国内最重要的粮食和燃料来源被切断。苏维埃境内工厂停工，人民挨饿，物资匮乏，新生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维持着450万红军的庞大规模。要支持耗资巨大的战争，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开始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卢布，一方面必须借助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措施：这包括所有农村的粮食，除留下口粮外，其余必须上交国家来支援战争；城市居民的食品、日用品、消费品，全部由国家配额供应；有能力的公民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对工商业进行全部国有化等措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工农业的几乎所有产品，全部实施了配额发放。

3年国内战争打下来，严重超发的苏维埃卢布已经彻底失去了信用。从1913年到1921年，俄国的物价总共上涨了4.9万倍！在最严重的时期，苏维埃卢布曾到了每小时贬值5％的骇人听闻的程度。

1921年，当苏俄终于取得了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面对的却是国内经济严重萧条，商品奇缺，饥荒遍地，卢布接近崩溃的危机边缘。美国人哈默用第一手的资料见证了这一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哈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他一路上看到的苏联满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铁路运输几乎瘫痪，公共交通拥挤肮脏；人们穿着褴褛，饥肠辘辘；商店空空荡荡，街头稀稀落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原本充满了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和激情，自告奋勇前来帮助当地人民治疗流行的斑疹伤寒，可是现实就像一盆冰水，兜头浇醒了他的梦想。

哈默到莫斯科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美元，他本以为应该不愁吃喝，但在莫斯科却发现他的美元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由于1920年政府下令关闭了国家银行，所有银行业务通通转到了财政部，正规的金融体系不复存在了。哈默想买些东西，可他不能支付美元，于是他被带到财政部去换代用券。哈默拿到的是一张价值10美元的大纸，上面印着若干小额的代用券，需要买东西时，就撕下一张支付。哈默在莫斯科街头转了半天，除了纽扣、鞋带和小贩们叫卖的苹果外，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又累又饿的哈默回到了旅馆，等待他的是成群的老鼠和小虫子，还有就是油腻肮脏的床和被子。旅馆不提供饭菜，他只得去领取食品供应卡。拿着这些食品卡可以到国营供应点去领取点面包、肉和蔬菜，前提是如果有货的话。当哈默来到食品点，结果发现上百人在排队，所谓的食品，只有看似是泥土和锯末混合做成的黑面包和几个发了霉的土豆。

这就是首都莫斯科的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哈默来到乌拉尔地区的时候，简直被惊呆了。严重的旱灾使当地的粮食几乎绝收，成千上万的农民蜂拥到铁路沿线，他们见火车就上，连车顶都挤满了人。孩子们饿成了皮包骨，由于吃了无法消化的草和树叶，肚子胀得鼓鼓的。在叶卡捷琳堡车站，被病饿夺去生命的尸体在候车室里堆积成山。他们被运到附近的公墓进行掩埋，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扒了下来，因为浪费了太可惜。野狗和乌鸦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都吃得肥肥胖胖。让哈默非常困惑的是，乌拉尔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亲眼看到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贵重原材料，如白金、宝石和皮毛，还有大量优质的石棉矿，守着巨大宝藏的地区，为何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哈默骨子里的商业基因立刻迸发出财富的火花，他向当地政府建议，由他的公司在美国购买价值100万美元的粮食，运到当地救灾，作为回报，当地将原材料特产作为交换，由他运回美国销售，当地苏维埃政府立刻答应下来。

当哈默回到莫斯科筹措“粮食换原材料”的交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开始启动了。商人允许从事自由贸易，农民可以在交完税之后出售余粮，小企业重新还给私营业主，外国人被鼓励进行投资。后来，哈默的粮食交易拯救了大批灾民的事迹传到了列宁的耳朵里，作为一个典型样板，列宁接见并鼓励哈默作为第一个美国商人，拿下乌拉尔石棉矿的开采权[6]。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莫斯科的市场上就像变戏法一样，各种商品纷纷摆上了货架，除了种类繁多的食品和美味之外，上等的法国葡萄酒，纯正的哈瓦那雪茄，质量上乘的英国毛料，价格不菲的法国香水，在鳞次栉比的柜台里争奇斗艳。

要推行新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大发展，稳定的货币是基本的前提。人民已经失去信心的苏维埃卢布，显然无法承载新经济政策的重托。苏俄决心进行货币制度的重大改革。1921年10月，俄罗斯苏维埃国家银行重新组建，1923年更名为苏联国家银行，重新搭起了中央银行的架子。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稳定货币，就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富实力，而当时无论是工农业生产能力，还是国内储蓄、外汇和黄金，都不可能重建人民对货币稳定的信心。

正在这一危难时刻，本来穷得叮当响的苏维埃政权，却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随后在进兵莫斯科时兵败如山倒，最后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在败军中，还有大量的中欧国家的雇佣兵，他们为了活命和安全回国，愿意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7]。

最后，苏维埃拿到了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当时1英镑约合10两白银，这可是一笔相当于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部分换成黄金后，就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为苏维埃政府成功地稳定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英美法德等国在热那亚召开的经济会议上，苏俄也派出了代表团。英国推行的金汇兑本位制，将外汇和黄金一起作为货币储备来发行各国货币的思想，显然影响了俄国人的思路。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授权国家银行，以不少于25％的黄金和外汇为货币储备，发行名为“切尔文”的银行券。尽管苏联严重缺乏外汇，但这并不妨碍金汇兑本位制的建立。每一个切尔文的含金量为7.74234克，相当于沙俄时代的10个金卢布[8]。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以前发行的已严重贬值的旧卢布也同时流通，政府定期公布切尔文与纸卢布的比价。

人们常说“劣币驱逐良币”，但这个结论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如果当人民别无选择时，才会出现劣币盛行的局面。所谓别无选择，就是政府强制人民无法选择，而当政权控制力衰退而无力执法时，则必然出现市场只愿接受良币而拒收劣币的情况。例如，当国民党在1949年下半年大溃败的时刻，南方各省民众拒绝接受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而自动开始流通袁大头。当政府决心维护人民的利益，主动推出稳定的良币，那么劣币就会消失得更快。

1923年初，切尔文在整个苏俄的货币流通总量中仅占3％，到1924年2月已逐渐增加到83.6％。随着切尔文作为法定通货的地位日渐稳固，苏维埃政府下令停止旧卢布的流通，财政部发行国债回收旧币。1924年苏联发行了新卢布，货币改革完成，切尔文为计账货币，新卢布为流通货币，1切尔文等于10个新卢布。

苏联新的金卢布诞生了！

稳定的金卢布，很快就剿灭了横行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速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苏联的发展模式之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挽救了1921年的政权信心危机，避免了工农联盟的崩溃，受到了广大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商人和外国投资人的普遍支持，生产和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得到了巩固。农业耕种面积从1921年时的1.48亿英亩增加到1927年的2.22英亩，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煤产量也翻了一倍多，纺织产品增长4倍。1927年苏联的经济终于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

不过，在1924年列宁去世后，苏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却引发了一场根本性的争论，最后演变成激烈的权力斗争。

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边界条件下，求取经济最大产出和合理分配的艺术。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经济产出和分配又必须体现不同的优先和侧重。经济政策的选择，主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意志，无论是英国的霸权建立、美国的工业崛起，还是德国的经济赶超，都明显地突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力。其实，世界从来不曾有过绝对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那种以独立个体自发形成的经济环境在现实世界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谓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国家市场经济。

苏联当时面临的发展模式选择就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走向计划经济。

直到1926年，苏联人口的82％仍然是农业人口，劳动力中从事工业的比例仅为7％～8％，这让以工人阶级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情何以堪！以美国和英国人的眼光看，苏联只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如巴西和阿根廷，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为50～100年[9]。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纲领不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阶层。继1918年以来，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就是家常便饭，苏联想正常发展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样在非正常状态下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从而有效地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呢？苏联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应该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方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兼顾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反对将农业当做“国内的殖民地”，以牺牲农民利益来获得工业高速发展所必需的原始积累。

另一派认为：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困，要在一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军事工业所需要的基础。他们从过去西方进行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教训中得出，未来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当时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明显的进展，如果不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强大的重工业。因此，必须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高速工业化的模式。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如果没有工业化的加速进行，苏联必然无法抵挡纳粹德国的强大攻击，结果只能是苏维埃政权垮台，苏联成为德国的占领区。以苏联的资源为后盾，德国的战争实力将进一步强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乃至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恐怕都将面目全非。也许英国政府将流亡海外，美国不得不据守南北美洲，中国会长期被日本占领。

最后，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战略成为了苏联的发展模式。他提出，苏联要在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强国。从微观的角度看，苏联工业的发展效率比较低下，但从宏观的视野来观察，苏联工业化可谓突飞猛进。三个五年计划下来，苏联已建立起了飞机、汽车、拖拉机、钢铁、化学和国防工业的强大工业体系，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工业崛起的时间之短，规模之大，是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且这是在完全依靠本国资源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外部环境中，所实现的惊人飞跃。还在战争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年产飞机就高达4000架，战争期间则达到惊人的年产3万架的规模。连德国工业的强大制造能力也渐渐抵挡不住不断增长的苏联工业实力，在军事生产能力方面，苏联已接近美国的实力。

但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是何等的惊人，其潜在的隐患也就同样之可怕。

任何经济发展的投资都必须由储蓄来提供，苏联工业化之前既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也没有可借用的外国储蓄，唯一能够提供资本积累的就是占国家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高速工业化向农民索取了劳动力和食物，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却导致轻工业无法向农民提供消费产品来交换他们的粮食。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城市，使得农民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而自己能保留的部分却更小。同时，还要养活日益庞大的红军，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拒绝这样的不平等交换，而要求合理的价格，情况也正是这样发生的。1923～1927年，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大高过农产品价格，导致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1927年，农民卖出的粮食只占收获总量的13％，而在1913年，这一比例是26％。这样，农民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工业化的积累却断了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认定传统的农业模式不足以支持工业化的积累需求，必须搞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公有化，迫使农民生产并忍受更低的生活水平。结果是农民宁愿杀掉牲畜，也不愿无偿地交给集体农庄。从1928～1933年的集体农庄推行期，苏联的耕牛从3070万头，下降到1960万头，羊从1.46亿只剧减到5000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0]。从此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农业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在如此辽阔的领土上，苏联的粮食却经常养不活自己的人口。一个沙俄时代的粮食主要出口国，在苏联的中后期却日益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后，苏联粮食进口的规模已严重威胁到苏联政治经济的稳定。最终，粮食危机成为商品短缺、特权丛生、民众不满、贸易失衡和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德国给力，苏联工业化加速」

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复杂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组织管理、综合的配套设备、各类专业的人才，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的渗透速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的命运。

仅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且是被西方国家进行严密经济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7年国际国内战争的严重摧残之后，经济刚刚才有了些起色，工业基础仅有沙俄时代残留的一些几乎废弃的工业设备和早已落伍的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0年之内，居然要赶上西方发达的工业国，斯大林是不是疯了？

20年代初，当哈默在苏联开始石棉矿承包冒险时，他不能想象俄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一生当中还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陈旧的办法来采矿的。工人们用笨拙的手钻开凿矿石，通常大约需要三天才能钻出一个足以安放炸药的洞来。炸碎的矿石是装在筐里用人背上高处台阶的，在那里工人们坐成一排一排的，用小锤将石头敲碎。矿石经过清洗后，就由农民用小车把它们运到10里外的火车站。”原始的手工开矿代表了当时苏联普遍的工业水平，这与现代工业相距何止千里之遥！哈默首先进行的就是设备更新，他带来了发电机，从美国引进了气动钻，用捣碎机取代了小榔头，机械化的操作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他用电锯取代传统的木锯，几分钟就完成了从前一整天才能完成的伐树锯板的工作，方圆50里的俄国人都来看热闹，他们拖来自家的木头，就想亲眼看看“餐刀切奶油”般的电锯究竟藏着什么古怪。

技术扩散首先是设备引进，其次是人才培养。哈默引进了福特公司生产的拖拉机，他找来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对俄国人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拖拉机来抽水、锯木、驱动发电机和耕地。当他们的50台拖拉机浩浩荡荡地从港口开向市中心时，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俄国人以为是美国和英国的坦克开始入侵了。后来，当得知是耕地用的拖拉机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沿途围观这些从美国运来的新奇玩意儿。

难怪列宁说，俄国的工业比西方落后50～100年。

1927年的苏联经济，大致相当于中国1953年的水平。中国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业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对于一个农业国而言，工业的技术和设备，以及它们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学习和使用这些技术设备就已经需要消化吸收相当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去生产制造这些复杂的工业设备。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大规模生产的实践经验，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能力。如果没有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24亿美元贷款，和苏联援华派出的18000多名专家，带着全部工厂的所有机器设备的图纸，历时13年手把手地传授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们，中国能在10年时间里就奠定钢铁冶金、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加工、汽车造船、电子工业、飞机制造等重工业的基础吗？苏联这种工业技术扩散式的援助，其意义在于帮助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工业造血功能，这远比24亿美元甚至100亿美元的现金援助意义重大得多！

同样的道理，以苏联20年代中期的基础来看，斯大林的10年内赶超西方工业国家的目标，如果没有外国技术的大规模扩散，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么是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呢？

答案就是一战后，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推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待遇，一雪前耻的德国。

早在20年代初，德国军方就对《凡尔赛条约》对德军的种种限定视为奇耻大辱，德国不能发展空军、海军，不能拥有坦克、大口径火炮和反坦克炮等重型装备，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的规模。德意志民族与生俱来的傲慢在战败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煎熬下，必然形成强烈地反叛意志。而德国军方和军火工业巨头们，正是这种反叛意志的直接体现。但是他们明白，英法的实力在当时占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明着对抗显然行不通，但暗地里，德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尝试“曲线救国”的办法。这时，苏联就成了最好的伙伴。

1922年在热那亚经济会议上，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正在努力向世界各国央行推销诺曼发明的金汇兑本位制，德国和苏联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不过，战败的德国只有听从发落的份儿，而苏联更是不入流的异类，这两个国际社会的“孤儿”在会议上插不上嘴，倍感“同是天涯沦落人”，惺惺相惜。苏德在此次会议中，签订了苏德《拉帕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相互取消彼此的战争赔偿要求，全面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紧密的贸易同盟[11]。英法为之震惊。

德国很快就成为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备受英法的压制，又面对波兰强烈的敌意，与苏联交好不仅在贸易上可互蒙其利，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也有削弱波兰、减轻英法压力的重要作用。

被后人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就是坚持与苏联建立军事与工业合作的始作俑者。塞克特在一战后，事实上成为了德国军队的灵魂，尽管德军的参谋本部被英法强令废除，但塞克特以兵务局的名义，将参谋本部这一德军超强战斗力的精髓保留了下来。在国防军10万人数的限制下，他的应对之道是将每一名士兵都变成未来军队的种子，每一名军官都具备未来将军和元帅的能力，一旦开动战争机器，这10万人立刻就能培训和组建百万大军。二战中的许多名将，如隆美尔、伯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都出自塞克特的帐下。后来，他还曾到中国，成为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提出了影响蒋介石一生的三大建军思想：军队为统治权力的基础，军队的威力在于素质的优良，军队的作战潜能源自军官团的培养。

事实上，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代，塞克特的10万精锐的国防军，确实是政权能否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就连希特勒上台后想稳固纳粹的权力，都不得不与国防军合作，甚至剿灭自己一手扶植的冲锋队。正是因为希特勒不信任也无法最终控制国防军，才组建了纳粹自己的党卫军来制衡国防军的势力。

塞克特是这样判断苏德《拉帕罗条约》的，“尽管（与苏联的贸易）对德国很有好处，但它（条约）的经济价值并非主要方面，政治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苏德关系的进展，是和平迄今为止，德国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权力增长。这种关系的进展，在一般情况下从经济合作开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苏德）合作的力量在于，这种经济互动将为未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铺平道路。”[12]

1921年初，塞克特在国防军中组建了代号为“R小组”的部门，由亲信冯·施莱歇尔（1932任德国总理，并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领路人）负责，专门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主席格拉辛对接，建立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的秘密援助。1921年9月，苏德双方代表在施莱歇尔的公寓中开始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进行金融和技术的援助达成了实施细节的一致。当然，苏联方面也必须回报德国国防军，这就是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军事工业所需的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施莱歇尔代表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壳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这些公司负责德国军方向苏联军事工业提供的第一笔7500万马克的资金援助。1922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开始建设现代飞机制造厂；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动工兴建重型火炮生产企业。随后，德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建设基地，陆续在苏联境内开始兴建[13]。

大批德国军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的扩散，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国军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国军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2～1927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国军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才。当苏联在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卢布帝国的扩张」

莫斯科对参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和削减其控制之下地区的贸易壁垒的拒绝，不是冷战的结果，而是其原因。[14]

————加迪斯

战后，美国将苏联与东欧纳入美元帝国版图的梦想破灭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美国决定将苏联和东欧地区判处“经济流放”和政治军事遏制的“无期徒刑”。当1947年美国开始对欧洲实施“美元化战略”的时候，苏联与东欧被变相拒绝了。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和东欧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苏联则通过在德国大规模拆卸重工业设备，席卷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回了”大约6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人没有忘记工业技术扩散中最具创造力的财富——人才，虽然美国人抢先下手弄走了德国最优秀的120名火箭专家，但苏联仍然成功地截留住了剩下的3500名工程师和优秀技术工人，这些人正是苏联引以为豪的导弹事业的核心骨干。

在没有美元的援助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过短短的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康复，面对美国的“经济流放”政策，苏联开始了“挖墙脚”的反击战。从50年代初，苏联对一系列美元帝国版图中最薄弱的地区展开了经济攻势。

对于美元帝国而言，苏联每次向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扩张其经济势力，美国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正常的市场。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美国丧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块美元占领区。50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速，从而形成了对美元帝国的潜在威胁。

同时，苏联在中东的英镑区也开始发动颠覆性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美国对英法一切旨在恢复帝国殖民体系的企图，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制裁。但在打击英法之后，美元还没来得及进入，卢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进来。到1958年，苏联已经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打入了卢布的楔子。

对于埃及而言，卢布援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埃及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涵盖了整个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只要埃及需要，苏联就会提供帮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不是搞慈善。既然美国通过布雷顿体系，建立起美元帝国，为了打破美元区的封锁，苏联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卢布帝国。经济援助的核心，就是扩张卢布的势力范围，蚕食美元区的势力。因此，苏联对埃及提供的是卢布长期贷款，价值1.78亿美元，时限长达12年，利息仅为2.5％，比西方商业贷款低一半[15]。为了占领北非的卢布桥头堡，苏联可谓不惜代价。在埃及的沙漠中，苏联现代化的石油钻井已经开始生产，未来为埃及兴建的石油精炼厂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从经济上将埃及纳入卢布区，苏联还为埃及的主要出口创汇拳头产品棉花，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而此时埃及的棉花出口正被西方拒之门外，这对埃及可谓是雪中送炭。不仅如此，苏联还送来了埃及正急缺的粮食和燃油。埃及人觉得并不吃亏，它得到了宝贵的技术扩散，苏联的出口市场，急缺的重要物资，同时赢得了苏联的政治军事保护。

苏联对埃及棉花的进口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得西方市场对于埃及变得失去了诱惑力。在大量囤积棉花之后，苏联拥有着抛售棉花扰乱西方市场、骚扰美元帝国正常经济秩序的能量。美国扛着维持世界市场秩序的负担，而苏联的市场游击战，搞得美国无比抓狂。高价收购的棉花，再由高价出售的工业设备利润加以弥补，苏联的经济小算盘打得并不亚于美国。

在叙利亚，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忙着测量整个国家，为未来援建的飞机制造厂选址。苏联的石油专家们已经在为东北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作最后准备。更令中东人开心的是，苏联准备在该地区安装核反应堆，为将来的核电厂提供大笔卢布贷款[16]。

不仅苏联在行动，而且东欧国家也在紧跟苏联的卢布扩张战略。捷克为埃及建设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在开罗近郊铺开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的工地。在也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建设红海最大的现代化港口，这是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在苏联的协调下，中国也没闲着，帮助修建了贯穿也门萨那至荷台达的公路。

在约旦，则爆发了卢布与美元的直接对抗。自英镑的势力于1957年撤出之后，美元则了留下来。但是美国对这么小的约旦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始终举棋不定。而对于苏联而言，苍蝇肉也是肉，只要能撬开美元区在中东的任何一块领地，就意味着卢布能够多一个滩头阵地，未来总有机会将这些分散的卢布根据地连成一大片卢布区。约旦自己有个雄伟的工业化梦想，而圆这个梦的钥匙就是一个连通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就在美国犹豫之际，南斯拉夫和波兰带着卢布杀了进来，约旦在苦等漫长的美国审批援助贷款的流程中，最终耗尽了耐心。卢布区再下一城。

亚洲在美元与卢布的争霸中，地位举足轻重。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多达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欧洲殖民地体系，其资源种类丰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国防范英镑区死灰复燃的战略重点地区，又是抗拒苏联卢布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战后重建开始，对亚洲地区可谓不惜血本，已大举砸进10亿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向亚洲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紧紧绑在美元区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中，亚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占领区。难怪国民党撤离大陆后，美国发出“谁丢掉了中国”的惊呼，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谁丢掉了美元帝国的中国版图”。

当苏联人缓过战争恢复阶段的经济困难之后，50年代中开始在亚洲地区大举发动卢布攻势。仅仅在1955～1958年的三年中，苏联就向7个亚洲中立国大举投入6.5亿美元的卢布援助[17]，这还不包括向中国156个重点工程投入的3亿美元，其三年投入的经济资源已接近美国十年总投入的3/4。从中国到北朝鲜，从东南亚到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专家和工程师们的身影。

中立的印度，成为美元与卢布在亚洲争雄的主战场。尽管苏联投入的资金规模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苏联成功的卢布影响力运作却大大抵消了美元的实力。在印度最大的比莱钢铁公司，计划完工后的钢产量将达到100万吨，占印度全国钢产量的1/5，雇员人数高达5万人，这也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扛鼎之作。美国人出钱最多，但给印度人的印象却是苏联人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功臣。原因在于，大批苏联工程师进驻工地现场，他们不像美国专家那样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牢骚满腹，工资待遇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他们却热情耐心地帮助印度同行们尽快掌握和消化技术难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工程师并不是根据合同要求，仅仅提供咨询建议，而是直接上手与印度人一起干具体的工程细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在突破美元围困的攻势中，调动了最大的潜力和主动精神。

卢布并不仅限在欧亚非发动了对美元的“反围剿”作战，而且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自从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美国后院下手较晚，同时也更隐蔽。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意志是通过捷克与波兰援助来体现的。1958年，当智利总统准备善意出访美国寻求更多市场机会时，美国却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将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铜却是智利贸易的生命线。美国不讲情面，迫使智利总统取消了访美计划。智利的贸易面临巨大的危机，此时，苏联与东德出现得恰到好处，他们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并暗示更多的订单还在后面。虽然苏联并没有承诺未来一定会采购，但已经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苏联热潮。这是苏联玩影响力杠杆的高明之举。

当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邻居乌拉圭正面临经济破产，它最大的出口产品羊毛，被美国对羊毛的特殊高关税逼得无路可走。同时，美国在粮食市场的倾销，害得乌拉圭的农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乌拉圭急需的石油、现代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却由于没有美元而无法购买。乌拉圭痛斥美国人搞鬼，在即将大选之际，美国试图扳倒现任政府，换上更加亲美的人来掌权。苏联人此刻又如观音菩萨般降临了，它先是采购了1800万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卢布而是硬通货英镑，接着又卖给乌拉圭125万桶石油以解燃煤之急，而且还是低于国际市场价[18]。乌拉圭人举国欢呼苏联人够义气。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苏联进来这么一搅和，美国的好戏纷纷砸了场子。巴西与其他中南美国的国家一样，富有各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贸易收支逆差，国内经济顿感窒息。苏联还是老办法，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巴西开始对苏联热情高涨。

外交的目的，就是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而所谓的势力范围，就是该国货币能够到达的流通域极限，在此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影响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体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的实力！

经济援助和卢布外交，已成为苏联对付美元帝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卢布对美元最具冲击力的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战后成功而迅速的经济复苏，为卢布版图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经济的好景却不长，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制约了卢布的扩张势头。美元与卢布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80年代美元则开始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

苏联经济首先暴露出问题的领域就是农业。一个占地球陆地面积高达1/6的庞大帝国，仅有不到三亿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国并非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俄国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而苏联1980年以后，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16.4％[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粮食问题开始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的确，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倾全国之力搞工业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来概括就是，“苏联在他上台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在他去世之际却是一个装备了原子弹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极度的倾斜发展必然隐藏了极度的增长隐患。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曾这样概括苏联的农业问题，“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了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农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绘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20]

“只有傻子才爱干活”，正是这种苏联农村劳动道德标准的真实写照，人在为自己和自己家人干活时的热情与为公家打工所表现出的慢怠，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复地被验证了。懒惰懈怠的工作态度，二等公民的社会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农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奔向城市生活，这种“鲤鱼跳龙门”的冲动和压力，使得农村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精华。

在工业革命时代，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发展，要看工业技术扩散的规模，而进行工业技术扩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创造性参与，才能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终的产品。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地关注了工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却忽视了农业增长同样需要技术扩散，而实施农业技术扩散的，必须是同工业人才同等优质的农业人才，才可能产生同样的投资效益。大批农业人才的流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造成了苏联农业问题无法用加大投资来缓解的困窘。

在美国或西欧，农场主与城市人口之间，并无阶层地位上的差距，也并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鸿沟，选择从事农业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素质使之能够承载资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报。

当苏联政府明白过来不能再继续剥削农业时，工业的积累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苏联政府从6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从1960年农业投资占苏联经济总投资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投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但苏联的粮食却在多数年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到1970年却不得不进口220万吨，到1982年剧增到2940万吨，1984年更达到4600万吨！

正如安德罗波夫在60年代所说：“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粮食的情况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1963年，由于农业歉收，苏联的外汇又严重不足，苏联不得不出售372.2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苏联一次就损失了黄金储备的近1/3，赫鲁晓夫视之为奇耻大辱。到1965年，苏联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吨黄金来购买粮食，这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再往后就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苏联的粮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呢？导致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于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对于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品的追求，导致更多的粮食被畜牧业的饲料所挤占，这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恶化。

60年代中，国营商店的平价肉就失去了踪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日益普及；80年代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搞到。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特权现象，更加重了大众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苏联工业化造成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业化挤压了轻工业部门的资源，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换回外汇。结果，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得硬通货。

终于，苏联将自己的经济软肋暴露给了虎视眈眈伺机下手的美国。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苏联历来是石油和黄金的主要生产大国，由于黄金的年生产量不足以支撑缺口越来越大的粮食逆差，石油于是成为苏联的最后一条换取外国粮食的希望之路。没想到这条路却是一条美元伏兵埋下绊马索的绝路！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石油，这使得苏联原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仅能满足国内和援助卢布区内卫星国们的需求，所以无法大规模出口创汇。

1960年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发现，就成为苏联通往粮食富足和政治稳定的美梦的起点。在整个70年代，西伯利亚的石油如同上帝的恩赐，将源源不断的财富塞进了苏联的国库。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严重震撼了国际市场，美元严重贬值加速了黄金和石油价格的飞涨。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更使得石油价格如脱缰野马一般狂飙直上。苏联就如同中了头奖的暴发户，花不完的银子，享不尽的荣华。石油美元暂时填补了粮食赤字的巨大亏空。在预期油价未来将无限美好的幻觉中，苏联开始了与美国进行核武器的对峙，强化军备竞赛，进而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

70年代是卢布最后一次与美元势均力敌的较量。当美国收服了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定好了石油美元的基本国策，然后采用了高利率撒手锏，制伏了通货通胀和美元危机两只猛虎之后，美元的困难终于扛了过去。

美国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卢布了。

1977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给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即将来到的苏联石油危机》[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ER 77-10147）]，在备忘录中，CIA指出“苏联石油产出的峰值将于80年代初来到，在下一个十年（指80年代）中，苏联会发现它自己的石油产量，非但不足以向东欧和西方提供目前规模的出口，而且还不得不与欧佩克国家竞争自身的石油供应。这标志着目前的情形（指苏联石油贸易巨额顺差）将发生逆转，对西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苏联40％的硬通货收入。”备忘录明确提出：“当石油产量停止增长，甚至在此之前，苏联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就将受到深远的影响。”[21]

CIA的备忘录依据的是石油峰值理论。“石油峰值”说源于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存在着所谓“钟形曲线”的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1956年，哈伯特大胆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967～1971年达到峰值，以后便会下降。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蒸蒸日上，他的这一言论引来很多的批判和嘲笑，但后来美国的确于1970年达到石油峰值，历史证明了他预测的正确性。

正是由于70年代初美国石油峰值的到来，才使中东两次石油禁运对美国经济产业强大的杀伤力，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想象。如果以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弹性尚且难以抗拒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苏联封闭而僵化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将必然会面临更加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由于石油出口对于苏联粮食供应的重要影响，可能使石油成为一种严重破坏苏联政治稳定的战略武器。

重要的不是“石油峰值”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美国业已认识到该理论不仅能够影响市场预期，而且这种预期能为美国所利用，去实现自身重大的战略目的。

80年代初，当里根政府上台后，CIA备忘录明显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思路，这就是利用石油战略来打击苏联脆弱的经济平衡和政治稳定。

1979年，苏联为了取得从陆地进入印度洋与美争霸的道路，同时为了获得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面对苏军强大的压力，中东各产油国无不心惊胆战，它们开始急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198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秘密访问沙特。凯西曾在二战中从事对德国的经济战工作，成效斐然。双方开始策划如何利用石油武器对付苏联。

1985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下降，美国等待已久的苏联“石油峰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美国的授意下，沙特宣布石油开采规模扩大两倍以上，立刻引发了石油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跌，苏联石油出口创汇的收入随即跌入了深渊。对东欧各国的石油援助无法持续，外债深重的东欧马上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苏联数千万吨的粮食进口希望化为泡影，社会食品的极度短缺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愤怒；已大规模铺开的新建设摊子，由于没有外汇难以进口外国的设备而陷入瘫痪，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财政收支严重恶化；为支持新建设所借来的大规模外债，苏联陷入了难以偿还的窘境；军工复合体为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急需的资金，突然没了着落，导致军方不满情绪激增。

苏联在内忧外患、债台高筑、财政濒危、众叛亲离的险恶环境之下，已经滑向了全面的政权危机的边缘。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1971年之后，美元的本位制已经从名义上的黄金转向了实质上的美国国债，而卢布则是从30年代开始一直采用了黄金名义下的“计划本位制”。

在美元的世界里，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换手的过程。因此，货币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是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

在早期的简单交易中，买卖双方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交易规模的扩大与货币的增长同步发生。此时，金钱呈现“刚性”特质，金钱的背后代表着已经存在的商品，其主要形态就是金银。随着交易距离的扩大，买卖双方出于对运输和方便性的考虑，逐渐接受了赊账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商业信用，即交易已经发生，金钱尚未支付。商业信用起到了替代金钱促成交易的作用，这种延期支付的体现形式就是商业汇票。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商业汇票与金钱共同形成了促进商品交易的货币供应，货币日益体现出“弹性”特点。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时代——商业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主要特征。

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第二个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工业技术带来了商品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周期长、规模大，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所爆发的战争，产生了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工业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与金钱一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促进工业时代巨大的商品交易过程。由于工业与国家信用都是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而且时间比商业信用跨度更大，因此，货币供应中的“债务成分”更加突出。

但是，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制度上否定了私有制，也就间接排斥了商品交易的理念。卢布的需求，不再源于交易，而是计划的产物。

如果由国家来统一制订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这种计划足够精确，而且足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细节的话，那么，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将正好满足消费领域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如时钟一般精确无误。货币的本质就是促进交易，如果交易各方所需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事先都已被全部计算清楚了，那么交易的本质就成了以物易物，货币仅仅是统计交易发生的计量单位。

基于计划经济的理念，卢布是严格根据经济活动的事先计划，由国家银行创造并直接被塞进经济运转的链条中，不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存在的。卢布所统计的只是产品周转的总量。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卢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本位”制货币。

30年代初，当苏联完成计划经济模式后，在金融领域首先废除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实施了银行直接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行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扩张效应，干扰了计划经济对产品周转的精确计算。同时，政府废除了旧经济组织之间的商业票据流通，使得国家银行成为企业非现金结算的唯一机构，这是考虑到从前的商业票据结算组织在票据清算过程中，将迫使企业沉淀相当的资金用于结算准备，这些散落在计划之外的货币，同样会干扰经济时钟的准确运转。1931年，国内各经济部门的资金陆续集中到国家银行的清算账户上，国家银行正是用这笔钱进行了73％的短期贷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与银行的功能大大萎缩，形成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苏联除了国家银行之外，只保留了四家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央行基本上成为一个超级出纳，负责货币发行、短期贷款、结算等简单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银行体系对国民经济长期投资增加1倍，短期贷款增加1.4倍，结果，工业生产量同期增长1.3倍，商品交易总额增加1.4倍。卢布与经济的时钟基本同步。

可是，随着经济体系的进化，产业类别逐渐增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计划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地迅速飙升。苏联的国家计委仅仅为最重要的产品作出计划，也至少要制作2000种产品的复杂平衡计划表，其他下属部门则据此再计算出20000种产品的详细计划，然后逐级下达[22]。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千奇百怪，计划的制订者们根本无法为经济活动的所有细节提供相应的预测，更谈不上监督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了。而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是完成计划，缺乏改善工艺、提高质量、增加利润和强化竞争力的基本动机。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的后果与犯法无异，处罚、判刑，甚至枪毙都有可能，因此，计划执行的纪律性有着相当的保障。但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政府的权威性下降，计划的执行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时钟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计划失效，不仅体现在计划本身的难以执行到位，更在于对经济内生的进化特质无法作出事先有效的人为安排。

麻烦的是，生产计划虽然频繁地出现难以完成的局面，而卢布却严格按照计划在进行投放。于是，经济活动中未完成的计划，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短缺，而货币供应根据计划的“精确扩张”，则产生了缺少实物对应的卢布过剩。苏联的通货膨胀，在初期并非以物价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更主要的是以物资短缺为特征。从表面上看，苏联人的收入水平在增长，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钱却买不到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同时，苏联缺乏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产品，使得过剩的卢布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负担。

卢布的“计划本位”制与计划失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苏联货币危机难以治愈的病根。

美元作为世界范围流通的货币，使美国得以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国际贸易结算大部分采用美元，迫使苏联和卢布区国家必须出口石油和原材料，才能获得硬通货，以进口粮食和西方的技术设备。

美国在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下跌之际，刻意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人为制造苏联外汇短缺，迫使卢布区国家向西方大举借债来满足进口需求。进口的刚性需求体现在，如果削减进口粮食，则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危机；如果停止进口外国设备，就会拉大与西方的技术差距，从根本上削弱卢布区的经济潜力。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而是靠不断新建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所形成的膨胀力，大型项目需要引进庞大的国外进口设备，停止进口就意味着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投资浪费。即便是到了苏联财政穷途末路的1989年底，未完工工程的规模仍达到1809亿卢布，这些未完工工程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吞噬了财政收入的4/5。

苏联的石油收入危机，迅速波及粮食进口和财政平衡，财政赤字又引发外债困难和经济萎缩，进而导致苏联对卢布区国家的外援减少，促使各国内部的离心力增强。

美国对付苏联的“石油匕首”，正好一刀扎在卢布的要害上，甚至连美国自己都没想到效果会如此之好。

1988年，美国在苏联石油产量再度下滑之际，故技重施，这一次产生的却是致命的后果。

1988年，苏联和东欧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060亿美元，其总规模已达到即使不增加新的外债，仅仅是债务成本也会导致债务总规模的不断攀升。到1990年，为偿还外债本息，苏联就不得不耗尽能源出口的全部所得。

苏联丧失了石油援助的魔棒，自身深陷粮食危机，硬通货告罄，再也无力维持需要紧急救助的卢布区其他国家。树倒猢狲散，苏联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经互会解体了，与之同时崩溃的是苏联的半个对外贸易市场。卫星国们纷纷改嫁西方。

在经济危机之下的政治改革，弱化了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加速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内部经济所形成的统一市场，为苏联提供了经济周转总额的半壁江山，随着各国相继独立，连接苏联整体的经济血脉被人为割断，国内市场陷于瘫痪，经济最终彻底崩溃。

苏联，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在饱受内在经济病痛的折磨中，在美元破坏性的外部打击之下，终于土崩瓦解了。





「参考文献」

[1] Edward S. Mason and Robert E. Asher，The World Bank since Bretton Wood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1973. p29．

[2] George F. Kennan，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Pantheon Books，New York，1967. p292-295．

[3]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4] Ibid．

[5] George F. Kennan and John Lukacs，George F. Kenn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1944-1946，Universi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1997. p9-10．

[6]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Chapter 12．

[7] [英] 毛里斯、柯立斯，《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8]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7页。

[9] Armand Hammer，Hammer，G.P. Putnam's Sons，New York，1987．

[10] Carroll Quigley，Tragedy and Hope：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66. p392-402．

[11]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Volume 19 327L 1923．

[12] Wheeler-Bennett John，The Nemesis of Power，London：Macmillan，1967，p133．

[13] Ibid．

[14] 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New Edition edition（March 21，2003），Chapter 6．

[15] Howard K. Smith，The Rubble War：A Study of Russia's Economic Penetration versus U.S. Foreign Aid，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Inc，1958．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

[20] Ibid．

[21] CIA，Intelligence Memorandum：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March 1977．

[22] 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第四章 合纵连横，欧洲货币的崛起与困惑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黄金大决战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本章导读」

今天，欧元的问题令人眼花缭乱，欧债的问题此起彼伏。中国人需要拯救欧元吗？美国金融家对欧元是何种态度？欧元会解体吗？我们会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吗？人民币到底应该的欧元和美元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的困惑往往对于历史纵深缺乏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已经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在这些过往的历史经历中寻找活着的智慧。

要洞察今天的欧洲，就必须知道过去的德法；要知道欧元的未来就需要回顾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要明白今天欧洲央行的举措，就不得不单独研究德国央行的来龙去脉。

二战后的欧洲一直存在所谓的影子政府，没有他们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和欧元，欧元的诞生不是欧洲整合的结果，而是建立世界经济的手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目前我们看到的欧元或欧债危机，都是建立这个合众国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美国对于“欧洲合众国”（至今为止还为完全实现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态度完全不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力支持到，到逐步防范。美国需要利用欧洲的力量围堵苏联，美国同样需要欧洲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出口，但前提是欧洲必须是听话的小跟班。戴高乐正是不满于美国的霸道，才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攻击美元，最终掀翻了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之后，世界货币进入美元本位时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汇兑本位制一样，美元本位制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历史是今天的现实，现实则是明天的历史！着眼于现实就是为了塑造明天的历史。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1945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罗斯福，这就是战后究竟如何处置德国，才能确保未来“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不会遭遇德国再度崛起的挑战。

无论是曾经的英国霸主，还是后起的美国领袖，在保持他们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时，最担心的就是像德国这样蒸不熟煮不烂，而且脑后生有“反骨”、极具爆发潜力的“和平破坏者”。从1914年到1939年的25年里，德国两次挑战世界秩序，两次都让全世界伤筋动骨，罗斯福不得不仔细掂量，会不会有第三次呢？如果前两次拖垮了大英帝国，第三次可就是冲着美国来的了。一战之后，德国被戴上几乎永远挣脱不了的战争赔偿枷锁，《凡尔赛条约》严苛的限制更是紧紧地绑住了德国军事工业的手脚。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德国竟然用了仅仅20的时间，就再次打得英法老牌殖民帝国满地找牙，想起来就令罗斯福心惊肉跳。

在罗斯福的战后设计中，大英帝国将被肢解，而苏联会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这个爱闹事的德国呢？最好是进行“工业阉割”，永绝后患。正如曹操当年在白门楼擒住吕布，吕布大叫绳子绑得太紧，曹操回道：“缚虎不得不急也。”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财政部长摩根索制订了“摩根索计划”，将德国的重工业基础彻底摧毁，使德国经济退回到100年前的农业时代。

罗斯福1945年4月突然去世后，杜鲁门总统和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战略的人，联手推行战后的“修正主义”，颠覆了罗斯福的战后方略，开始步步紧逼苏联，迫使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主导下的美元体系，从而被逼上了冷战的道路。

谁是美苏对抗战略的主要推手呢？显然是英国！丘吉尔始终是反苏的急先锋，因为他明白，如果罗斯福执意要肢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话，那么英国的势力将被压缩回英伦三岛，世界霸权谈不上了，甚至连欧洲盟主的地位也难保。简单地说，英国将被彻底地边缘化。如果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用苏联置换德国的位置，那么英国就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的利益就好商量了。

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借美国之手铲除德国，接着就像一战之后那样，再逐渐排挤美国的势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凭借庞大的英镑区资源，英国最终会缓过气来，到那时世界照样还是大英帝国的天下。至少在1941年，丘吉尔看到的战后世界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罗斯福岂能看不透丘吉尔肚子里的小九九。1941年8月13日和14日，此时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根廷讨论《大西洋宪章》时，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所形成的英镑区。罗斯福之子艾略特·罗斯福对双方争论的记录栩栩如生：

〖丘吉尔严肃地说：“英帝国的贸易安排是……”

罗斯福立刻打断了丘吉尔，“是的，帝国特惠制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在印度和非洲，乃至整个近东和远东的殖民地人民，（正是由于帝国特惠制）仍然处于目前的落后状态。”

丘吉尔的脖子涨得通红，探出身子质问：“总统先生，英国目前并不打算讨论帝国体系内的特惠制问题。贸易使英帝国强大，这一政策应该继续，这也是英国的部长们开出的条件。”

罗斯福慢慢地回答道：“你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坚信如果我们要取得稳定的和平，就必须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而18世纪（殖民主义）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无论你的部长们建议什么政策，那种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而拒绝提供给当地人民回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20世纪的方式是帮助那些国家进行工业化……”

丘吉尔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你指的是印度！”

罗斯福淡定地说：“是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奴役的战争，同时不解放被落后的殖民政策所奴役的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1]〗

事后，罗斯福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向英国人表明，我们不打算做那个‘爱帮忙的查理’，被英国人用完就永远抛在脑后的傻瓜。”

罗斯福明显感到他的对英和对苏政策一直受到国务院的强烈抵制。1943年底他曾这样透露了自己的疑惑：“我发现许多次国务院的人试图藏匿给我的信息，或是拖延，或是阻拦，因为这些职业的外交家们并不认同我的看法。他们应该去为丘吉尔工作。事实上，长久以来，他们确实是在帮英国人……6年前就有人建议我彻底清洗国务院。它太像英帝国的外交部了。”

罗斯福死后，英国人得逞了！杜鲁门在国务院势力的推动下，终于将苏联锁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德国人却意外地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从1945年到1946年，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军正在陆续执行“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涉及被拆除的工厂多达1600余家，军事基地被美军装好了炸药，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量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汉堡的码头，克虏伯的军火产业，奔驰的汽车工厂，容克的战斗机生产线，IG法本的化学基地，甚至整个鲁尔工业区都危在旦夕。摩根索计划远比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工业的摧毁更加彻底。

1947年，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发生了突变。拆除德国工业设施的工作基本叫停，甄别原政府官员中纳粹分子的“去纳粹化”工作，转变为吸纳第三帝国统治精英进入新政府的选拔程序，对德国战犯的惩罚被大大弱化了，克虏伯等军火大佬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骨干被包容，马歇尔援助计划的滚滚美元将替代摩根索摧毁德国工业的阵阵硝烟。

那么，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特别是在盟军连续大轰炸的断壁残垣中，德国到底还剩下多少工业实力呢？

盟军在进行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将轰炸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不是德国的工厂本身。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将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充分的疏散，最后只需要集中组装就能使军事装备有效地投入战争。盟军发现分散轰炸成本过高，效益极差，而只要炸瘫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就能阻止德国军事工业的最终输出能力，而这些交通目标是显而易见和容易摧毁的。

据美军轰炸司令部的估计，轰炸使德国钢铁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的只有6％，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被破坏了6.5％。1945年12月12日，伯思斯坦上校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上报告说：“德国工业75％安然无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容易恢复的。”

以大众汽车为例，希特勒曾高度关注“国民汽车”项目，甚至亲自参与设计了“甲壳虫”汽车，它们在战争中并未大量生产，但耗资20亿马克的工厂规模及设备先进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它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战时工厂还大50％。

1939年底，大众公司完成了第一阶段80％的厂房、机械和设备投资。尽管德国政府从财政上全力支持该项目，但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显得财力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制要求1/4的德国人每月支付25马克来分期购买尚未生产的“国民汽车”。到二战结束时，33.6万德国人已经预付了26.7亿马克，却没有拿到一辆汽车，因为大众被迫转向军用汽车的生产。以这样惊人的投资所兴建的超大型工厂，在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企业家们难以想象的。

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大众巨型工厂的破坏被大大高估了，生产能力的损伤并不严重。盟军没有拆除这家工厂，结果，大众的汽车生产能力迅速恢复。它在1946年和1947年平均每天生产近30辆“甲壳虫”汽车，1950年每天已经超过300辆，1955年为1000多辆，而到了1960年底达到整整8000辆。此时，大众汽车已向美国出口了近5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这座战前就投入巨资、历时5年兴建的现代化厂房，德国人不可能在战后几年内修建如此规模和装备精良的工厂。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牛歇尔计划，没有德国积累多年的强大工业实力，所谓经济复兴根本无从谈起。

摩根索计划对德国工业的伤害并不严重，主要是美国占领军要承担修复城市基础设施，清理废墟，救助平民，维持秩序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还没有腾出足够的人手来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据估计，在160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工厂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工厂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大部分企业在几个月的维修之后，即可投入正常生产。最终，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生产能力的1/10。

这样，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保留了大约70％的工业实力，从生产组织体系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未受重大损失，他们在吃饱了肚子，补充了原材料库存，有了足够的能源供应，只待订单的出现，就随时可以开动机器设备，重新生产出技术先进、质量优异的工业产品。

这才是德国复兴的真正基础！

在德国经济走向正轨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当美、英、法占领了德国西部地区时，苏联则控制着德国的东部，四个大国分区管制德国领土，首都柏林为四方共管。苏占区是德国传统的粮食供应基地，东德地区的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由于美国的步步紧逼，冷战的阴云已经逐渐笼罩在德国的上空，苏联为了反击美国的咄咄逼人，开始紧缩东德向西德的粮食输出，这下西部地区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病床上起草的“冷战电报”，不仅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刮起了对抗的旋风，连带着德国人也跟着挨了饿。鲁尔工业区工人每天的食物定量仅1000大卡，不到正常标准的一半。1946年的冬天又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冻饿交加的日子里，德国人终于体会到了列宁格勒人民长达900天被饥饿与寒冷围困的滋味。

如同苏联1921年初的情况一样，1946年的德国市场上商品奇缺，甚至连商品短缺的原因都一样，这就是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和严重的货币贬值；同时，货币贬值更加重了配给制的困难。在战后的经济短缺中，商品与食物之所以从货架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并非是由于它们已不复存在，而是被人囤积居奇。所谓居奇，就是追求暴利，而在货币严重贬值的环境下，居奇者将绕开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于是，黑市成为了配给之外最活跃的交易方式。

在西德，粮食毫无疑问是最稀缺的商品，与饿着肚子相比，一切财富都是浮云。受战争伤害较少的农民，家中尚有余粮，自然成为黑市交易的大赢家。城里的富人和中产阶级蜂拥而至，他们用家中的金银财宝、油画，甚至家具和衣物，来换取面粉、鸡蛋、肉类与黄油，农民们突然奢侈地用起了金贵的瓷器、高档的家私。而城市中的黑市同样极为发达，连盟国占领军也兴致勃勃地投身到人气旺盛的交易之中。美军的物资由政府提供，而这些香烟、肥皂、刮胡刀、咖啡、罐头、巧克力都成为市场中的抢手货。在这些商品中，以香烟最为夺目，它具备了通货的接受度高、流动性好、易携带、易分割、高度均质的特点，在帝国马克形同废纸的时代，开始正式充起当货币的角色。美军自然成为这一最稀缺的货币商品的居奇者。他们以一美元一条香烟的价格从军队供应社购买，在市场上可换到价值上千帝国马克的各类金银珠宝。

美军以廉价的香烟换取了德国人贵重的莱卡相机和三角钢琴，这与今天美国用比香烟更不值钱的美元纸片，来换取各国宝贵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占领军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这种掠夺式的交易，使得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庄严的审判，看起来更像是胜利者们的分赃。

要在德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无法依靠“香烟本位制”，而帝国马克又已彻底丧失信用，所以币制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仍然同苏联1922～1924年的货币改革思路一样，要用更加稳定的新货币去取代旧的货币，但当年苏联有5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打底子，切尔文和金卢布以少换多，顺利地取代了苏维埃纸卢布。麻烦在于1948年的德国，经济早已破产，黄金没有，美元未到，第三帝国倒是留下了大笔国债，其数额高达1939年德国GNP的400％！

1948年的货币改革，再度面临着1923年沙赫特所遭遇的窘境，新的马克改革将再度唱一出货币储备的“空城计”，不过这一回的总导演换成了美国人。美国人在货币领域的造诣已在德国人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去请前德国的“经济沙皇”沙赫特。美国人制定的方略包括三个法案，这就是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

通过“货币法案”，建立德意志马克（DM，Deutsche Mark）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M，Reichsmark）；“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的中央银行地位，1957年后，变为大名鼎鼎的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兑换法案”则需要解决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以及执行细节。

货币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新旧马克兑换比率最合适。美国人翻出德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一翻研究，发现在1935～1945年的十年中，德国的现金流通量和活期储蓄的总额（Ml）增长了500％，而战争导致德国GNP同期下降了40％，这意味着在货币超发了5倍的同时，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却缩水了近一半，里外里算在一起，货币对商品与服务的比例出现了接近10：1的超发规模。因此，如果将物价指标定在1935年的战前水平，货币流通量需要缩水90％，所以美国人决定将新老马克兑换率定在1：10。

关键的问题在银行系统。银行好比一个扁担，一边挑着老百姓的储蓄，另一边挑着放出的贷款，储蓄对银行而言是一种负债，因为当人们取钱时，银行有义务提供足额的现金。贷款才是银行的资产，贷款会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因此而赚钱，赚来的钱成为了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家们就像挑夫，资产与负债要两头平衡，口袋里装的是自己的资本金。经营好了，就从资产那头取些银子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是亏损了，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银子放到负债那头去。总之，扁担两头始终要平衡。货币改革之后，储蓄那边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缩水了90％，扁担失去了平衡，因此，放贷那边也得缩减，比例相同才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银行的放贷在战争中很多是借给了纳粹各级政府，现在这些政府都没了，贷款也无法收回，结果是负债多而资产少，银行的扁担无法平衡，这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可能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美国人说，不要紧，给纳粹政府的放贷全部作废，中间出现的资产窟窿由未来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国债充抵，保证大家的扁担平衡，口袋里还有些余钱。于是，美国人与银行家皆大欢喜。

按照要求，老百姓必须在限期之内将全部旧马克现金存到银行储蓄账户中，过期作废。银行家们将每个储蓄账户一分为二，一半的储蓄以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立刻兑现，另一半要等90天后视物价情况再决定怎么兑换。另外，为了保证商业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占领军当局向德国人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新马克，每人可将40旧马克按照1：1的兑换率换取新马克，雇主为每个员工可换到60新马克的基本生活费。

看不懂奥妙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套办法很公平，其实，这里面掠夺财富的学问深了去了。

德国的富人和有产阶级，其主要财富形式是股票、房地产、金条、珠宝、油画和其他形式的实物资产，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全在银行储蓄里。你要是富人，恭喜你了，你的购买力不会因货币改革而受损，如果你是工业家或大商人，借了银行的巨额贷款，购置了土地、房产、商品或原材料，那么更要恭喜你了，你的负债已经减少到10％，其他部分将由穷人帮你偿还。如果你是穷人和中产阶级，抱歉了，你的财富绝大部分被转移给富人了。在市场商品、房地产和资产价格很高的情况下，货币改革一把抢走了穷人和中产阶级90％的购买力，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掠夺穷人和中产阶级来增加富人的财富。

难怪沙赫特闻讯大叫狠毒：“这是蓄意破坏德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比1923年的超级通胀更加邪恶……这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不知老沙是不是因为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打入大牢，没收了家产，只剩下退休金的储蓄，才如此痛彻心扉。

在执行过程中，占领军当局为了迫使囤积物资的企业向市场尽快出售产品稳定市场，因此只为企业提供了相当于发放给民众17％的新马克，这一招的确起到了增加市场供应、巩固新马克信用的作用。

当新旧马克兑换完成后，货币流通总量缩减了93.5％，与设定目标略有偏差。

很多人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看成是德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其实，现代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并不是像摆地摊自由交易那样简单，市场原则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可建立，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自由贸易的经济环境决不可能替代生产力经济的基础。

德国工业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实力尚存，货币稳定、市场经济和马歇尔计划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即便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奇迹仍需强有力的外部机遇。1949年，德国再度出现了38％的严重通货膨胀，迫使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紧急刹车。到1950年初，德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美国不得不率领经合组织（OECD）对德国进行救援。真正促使德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外部机遇还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才启动了德国工业机器的满负荷运转，最终将德国经济推入了高速起飞的轨道。否则，德国工业只能依靠本国和欧洲市场的缓慢复苏。

1948年6月20日，当美国人正式在西部德国启动新马克时，苏联立刻意识到美国试图单方面分裂德国的意图。尽管西德尚未成立联邦政府，但新的货币和新的中央银行已经标志着新的政府即将产生。

至少在此之前，苏联对美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幻想，在经历了4年残酷的战争之后，苏联急需休养生息，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去再次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并非一个想在全球搞“输出革命”的狂热分子，而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的一贯主张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与托洛茨基恨不得全球一起爆发革命的思维有着本质区别。斯大林也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出发点是为给苏联创造更大的战略安全缓冲区，而并非在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主义使他认识到，在西方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力优势面前，苏联必须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先自保，再发展，而后图强大。

罗斯福对苏联采用怀柔策略，斯大林则报以合作态度；罗斯福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就答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斯大林始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社会主义的使命之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资3000万金卢布资助蒋介石北伐，并培植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北方的亲西方军阀和东北亲日的张作霖，缓解苏联远东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在1918～1921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军队正是从东部打进了西伯利亚，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一凶险的景象在斯大林的脑海中仍然历历在目。他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却始终压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是担心破坏了他的整体战略。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斯大林从中国抗战能够拖住日本，而使其无力北进的考虑出发，力主放蒋回南京。即便是到了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全国的前夕，斯大林仍然在意当年对罗斯福的承诺，建议中国划江而治。

斯大林如此冷酷的现实主义，使他并不想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急先锋。但是，斯大林却也不是消极的防御者，他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杜鲁门步步紧逼之下，苏联的防御本质体现在强硬的进攻态势之中。

德国的货币改革，事先并未同苏联达成共识，这种单方面的行为破坏了罗斯福与斯大林所达成的默契，如果任由杜鲁门胡来，将使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被动。因此，斯大林必须对杜鲁门给予迎头痛击。

对于美国在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苏联立刻发出抗议照会，指出西方实行单独币制改革旨在分裂德国。当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时，旧马克在苏占区仍是法定货币，于是旧马克铺天盖地地涌入东部德国，苏占区人民的储蓄顷刻化为乌有，通货膨胀立刻飙升，市场秩序大乱。几天后，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东部德国的带有特殊标志的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免遭西方占领区币制的破坏。德国出现了两个占领当局发行的两种马克，国家的分裂已成必然。

就在美国进行西德货币改革之后的第四天，苏联宣布了震惊世界的“柏林封锁”计划，从1948年6月24日起，全面切断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在具体做法上，苏联留有余地，仅切断水陆交通，从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通往柏林的3条空中走廊仍保持畅通。

德国的货币战争，终于引发了真正的冷战。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后，德国经济开始加速运转，此时一个越来越紧迫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工业生产的急速扩张，这就是德国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出现了巨大缺口。

德国的工业能源主要依赖煤炭，同时工业发展又急需钢铁，没有煤炭和钢铁，德国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而煤钢主要来自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地区。萨尔早在1947年就被法国夺走，鲁尔又成了法国急于下咽的肥肉。但是，美国人不能允许站在冷战最前沿的德国出现经济崩溃。于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就是鲁尔工业区由盟国成立的IAR（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共管，由它来制定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如此一来，德国经济的命脉就被死死地卡在法国人手中。

德国当初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成立自己的联邦政府，没有政府，不结束占领军主宰德国一切事物的局面，德国的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法国将鲁尔共管作为同意联邦德国建国的重要条件，德国人不得已只得被迫接受。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人们仿佛再度闻到了一战之后德法紧张关系的气息。

法国对德国的忌惮之深，根源就在于1870年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法国三次被德国入侵，而且从来没有单凭自己的实力打败过德国。法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远比德国更早，但由于频繁的革命和战乱不断地打断法国工业的发展，致使德国工业后来居上。德国人的严谨刻板似乎比浪漫随意的法国人更适合于从事大工业严密、复杂而精确的运行工作。虽然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法国人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者自居，但在经济上，法国很快再度成为德国的手下败将。法国再也没有拿破仑时代叱咤欧洲大陆的雄心胆略，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同盟，法国人与德国这头猛虎做邻居，时刻都会提心吊胆。

法国极力支持永久“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并且亲自操刀割去了萨尔与鲁尔两个心头大患。但是，随着冷战氛围渐浓，美国开始对德国更加倚重，反倒是看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戴高乐主义”，更令英美反感。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法兰西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操盘。

随着美国的政治天平渐渐滑向德国一边，法国单独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感到越来越吃力。法国必须想出一个周全之策，既能永绝战争后患，还能有效地控制这头猛虎。苦思冥想之下，法国人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这就是“舒曼计划”！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一个“超主权”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能力置于该实体之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架构完全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这就是后来的“煤钢联盟”（ECSC，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将煤钢交由超越德法国家权力之上的新实体进行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难怪舒曼欢呼煤钢联盟“将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

舒曼计划首先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了对付苏联，西方阵营的德法重归于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索，煤钢联盟所形成的共同市场，也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整体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1950年的美国，正是国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它此刻急的是欧洲经济复苏不够快，美国出口的商品不够多，欧洲抗拒苏联的实力太薄弱。美国还不曾想到60年后的欧盟及其货币欧元，将对美元构成什么样的挑战。

法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意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本来法国民众在1950年已经普遍担心德法未来必有一战，现在一切云开雾散。德国人原本对法国强夺鲁尔和萨尔地区愤愤不平，法国人主动提出的煤钢联盟，一下子使德国人的心气儿顺畅多了。德法和好，使欧洲人对和平与繁荣的前景信心大增，只有英国在一边冷冷地旁观。

1951年4月，《巴黎条约》正式签署，煤钢联盟横空出世。除了德法之外，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六国命运共同体”。6年之后，六国在罗马又签署了《罗马条约》，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奠定了未来欧盟的基础。

煤钢联盟不同于任何一种以往的国际组织或者公司的形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超主权”。所谓“超主权”，就是主权国家将部分经济乃至政治的最终国家决策权，让渡给新的实体，而这一实体在相当程度上将拥有国家的性质。

煤钢联盟的权力机构就是“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这些人虽然来自各国政府，但并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最终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但各国可以灵活处理实现方式；三是表达不具法律意义的“意见”。

煤钢联盟还设有“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们”必须经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人只“代表人民”，而不能“代表国家”。在类似三权分立的架构中，煤钢联盟还成立了自己的“仲裁法院”（Court of Justice），用以仲裁成员国不守规矩时发生的法律纠纷。

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一形式的实质就是国中之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现在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正因如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其实，“舒曼计划”并非是舒曼的手笔，而是出自另一位高人，他就是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总统到处有，总理满街走，仅仅是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代，1945～1957年短短的12年中，就出现过24届政府，平均每半年换一次。如此频繁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很难想象政府会有能力和时间去推行任何经济战略。不过，在公众视线之外，一些真正运作国家大政方针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么耀眼。让·莫内就是一个法国最重量级的战略运作高手。著名的煤钢联盟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后人公认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

莫内出身富商家庭，人脉资源丰富。早在一战爆发前，年仅20出头的莫内就在父亲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

〖凯德斯雷爵士（Lord Kindersley）、英格兰银行董事、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德逊湾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朗热家族是最古老的投资银行之一，哈德逊湾公司更是世界最早的一批公司，曾在北美代表英王统治大片领土，其地位相当于东印度公司；

后任国联秘书长的德拉蒙德伯爵（Eric Drummond），英国上议院的领袖之一；

后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和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

后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第伦家族在美国金融界也是声名显赫；

后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

还有就是美国最古老的阿斯特（Astor）家族成员。〗

可以说莫内结交的都是英美最核心的统治精英。一战刚爆发，莫内就被“重量级朋友”介绍给法国总理，年轻的莫内提出应该加强英法之间战略物资统一的调度与运输，于是被派往英国，成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协调。在英国与他共事的英国代表就是他当年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后来他们又共同参与了《凡尔赛条约》的谈判和国联的创建，正是这个亚瑟·索特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莫内的人生轨迹，亚瑟·索特也是英国罗兹会社（Rhodes Society）的核心成员之一。

一战后，在凯德斯雷爵士的提拔下，年仅31岁的莫内就被任命为国联副秘书长，帮助打理秘书长凯德斯雷爵士的日常事务。国联本来就是罗兹会社一手策划出的产物，罗兹会社的终极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地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

莫内作为一个法国人，积极投身到英帝国的统一大业中，当然备受重视。他频频代表国联四处活动。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对中国的经济及财政情况进行考察。当时蒋介石正在进行法币制度改革，中国的银本位崩溃后，法币到底是倒向英镑还是美元，这是英美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结果蒋介石选择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

就在莫内仍在中国上海之际，后来朗热兄弟的合伙人乔治·摩南（George Murnane）拉莫内入伙做生意，与瑞典的沃伦伯格家族（Wallenbergs），德国的博世家族（Bosch），比利时的索维斯家族（Solvays），美国的杜勒斯兄弟、洛克菲勒家族建立起商业往来。

20世纪30年代末的莫内，被认为是同时代最具国际人脉关系的法国人。

二战爆发后，眼看法国兵败如山倒，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法英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想法，甚至当时走投无路的戴高乐也同意两国合并，但因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坚决反对而作罢，后来贝当向德军投降，当起了维希政权的傀儡皇帝。法国沦陷后，他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战争物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前往美国求助。在美国，莫内又成为罗斯福的顾问，他建议罗斯福改变传统观念，不要根据已有的资源来决定需求，在欧洲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美国应该去寻找资源以最大地满足战争需要。为此，罗斯福开始了“胜利计划”的军事生产总动员，莫内在其中发挥了连英国人自己都难以实现的重要作用。战后，凯恩斯认为莫内使美国认识到了军事工业总动员的重要性，在1941年五六月份，莫内对英国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在广泛的英、美人脉的基础上，莫内获得了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监督实施的权力，戴高乐不得不借重莫内的人脉关系去打通美国的资源，并委派莫内制订法国战后的5年经济恢复计划。尽管戴高乐与莫内存在着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但法国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战后初期，莫内沿着美国人的思路梳理出来的“莫内计划”，在对德国的问题上其实就是“摩根索计划”的翻版，主张彻底“阉割”德国工业。随着美国调门的转变，莫内开始筹划煤钢联盟的“舒曼计划”。当莫内兴冲冲地拿着“舒曼计划”来找英国当盟主时，英国的态度却非常冷淡。英国人心想，煤钢联盟将强化德法的利益关系，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英国人没这个心情去成人之美。莫内不得已掉头回来支持法德主导煤钢联盟，并出任煤钢联盟第一任“最高理事会”的主席。

德法之间的核心人物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包括法国方面的前总理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让·万雷特（Jean Violet）、莫内和外长舒曼。德国方面参加的有德国第一任总理康莱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原奥匈帝国的王储、哈布斯堡王朝的掌门人、泛欧联盟主席奥图·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后来加入的还有与梵蒂冈银行关系密切的意大利银行家卡洛·培森提（Carlo Pesenti）。

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自传中描述了这个比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更具争议性的欧洲核心圈子。“1967年10月，卡洛·培森提，一个拥有意大利许多重要公司的银行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小圈子，在那里大家主要讨论欧洲当前的趋势和世界政治……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莱德·阿登纳都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只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美国人，不过有时这个小组在华盛顿开会时，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会前来一起吃饭。培森提圈子的所有成员都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的积极推动者。”

毫无疑问，莫内是这些人中最卖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在煤钢联盟的“经济超主权”首战告捷之后，他又开始推出更大的动作，将欧洲各国的防卫也搞成“军事超主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了经济自主权，再没了货币自主权，最后搞得连国防的自主权也丢了，主权国家也就完蛋了。莫内搞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最终被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们否决了。欧洲各国仍然保留在国家之间的防卫合作层面上，这就是当时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莫内干脆辞去煤钢联盟主席的职务，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建一个相当低调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ACUSE.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组织。这一组织在与美国国务院的密切配合下，在幕后对各派组织强力游说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首任主席。

莫内圈子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这一“国际主义”的主张，势必同各国坚持主权观念的“国家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就公开宣布他们消灭主权国家的政治主张，显然会激起欧洲各国从政府到民众的尖锐矛盾。所以，莫内圈子里的精英们只能悄悄地推动这一进程，在遭遇主权国家、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弹时，甚至需要借助重大的危机来“倒逼”改革，迫使各国政府不断交出工业、贸易、货币、财政、税收，乃至国防主权。

煤钢联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目前正在发生的欧元危机也不过是个“危机杠杆”，好戏还在后面。

这样一圈能量非凡的银行家、政治家、舆论家、学术家、情报家们所组成的超级豪华阵容，正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推动着光怪陆离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旋转，他们与台上的政治家们时而配合默契，时而磕磕碰碰，台下的各国百姓看得云山雾罩、激动疯狂。

难怪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莫内圈子称为“欧洲的影子政府”。

1963年12月，莫内被美国总统约翰逊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莫内于1979年去逝。1988年莫内的遗物被法国政府“请进了”先贤祠（Panthéon），世代享受香火。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战后初期，美国贸易持续顺差，各国美元和黄金不断涌入美国，美国一度拥有高达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2/3。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美国，而欧洲却陷入严重的美元短缺危机。这可愁坏了美国。

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元流出美国，涌向世界，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为美国带来潜力无限的财富和控制力。输出美元事关美国货币战略的全局，为此美国制订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众多经济重建计划。更为重要的美元输出手段，还包括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汹涌而来的海外投资美元大潮，在资金匮乏的战后欧洲横冲直撞，攻城略地兼并资产，引发了欧洲人的惊呼。美元此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间美元权倾欧洲。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正从战后的废墟里渐次复苏。马歇尔计划带来了滚滚的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稳定的货币环境，煤钢联盟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在这一切基础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军品订单，使得欧洲经济开始满负荷高速运转起来。从1950～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约300亿美元，虽然远比不上二战的规模，但也足以让欧洲和日本发了一笔小横财。

对于朝鲜战争的融资，美国并没有采用大幅增强税等传统办法，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印钞票”来解决。由于美元独特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时，再也不必像当年大英帝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那样向美国大举借债，而是由美联储出面将国债“货币化”，向世界经济注入美元纸币，然后再竭尽所能地赖掉债务。

国债货币化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劣质美元”，开始随着美国在海外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以及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并购投资，而将通货膨胀的种子撒遍欧洲大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他持有美元，他就是为美国战争债务提供融资的倒霉蛋。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20年代，金汇兑本位制内在的双重信用创造的痼疾，在布雷顿体系下被扩张到了全球。正如1947年经济学家特里芬所发现的那样，美国向全球提供两种货币储备资产，黄金与美元，而且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将两者绑死在一起，黄金供应慢而美元增长快。美元扩张的内在原因在于，当美元被输出到德国，德国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不得不增加马克供应；同时，德国又会自动将美元再存入美国的银行系统，而美国由于回流的美元可在本国进行再度信用创造。这一过程还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吕夫，曾用更形象的例子来描述这一过程，美元反复的信用创造就如同“在舞台上行进的一队士兵，他们可以在台前幕后反反复复地出现”。结果必然是美元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泛滥，债务泡沫越吹越大，经济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所造成的债务泡沫破裂，导致了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布雷顿体系所形成的美元泡沫，结局是70年代肆虐全球的美元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70年代后建立的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经过30多年的信用扩张和债务催生，最终导致的就是现在世界范围的主权货币危机！

由于金汇兑本位制的遗传毛病，美元的增长必然超过黄金，而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锁定价格，也就成为一个从逻辑上看根本无法持续存在的幻觉。特里芬在1947年发现的这一问题，在美元极度短缺的时代，在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2/3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人们仅仅是把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当做一个“有趣”的学术“脑筋急转弯”。

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美元必须持续不断地输出，以满足各国经济增长对本国货币扩张的需要；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美元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以保证国际贸易结算的进行。瓶颈在于当美元的输出规模大于自身的黄金储备时，就会自动引爆全世界用美元纸币去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危机。

当60年代初，欧洲各国手中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时，美元在欧洲严重过剩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刺眼。如何应付过剩的美元呢？欧洲60年代所碰到的问题，恰如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美元从稀缺的宝贝，变成了烫手的山芋。面对日益膨胀的贸易盈余和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储备，欧洲各国政府的选择，除了买美国国债，就是兑换成黄金了。但是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类似敌对行为，在欧洲除了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戴高乐，其他人并不太敢公开跟进法国的做法。但是手持巨额美元，却坐困美国国债，欧洲国家怎肯甘心。

这时，银行家们灵光闪现，他们发现了一块金融新大陆，这就是欧洲的美元市场。所谓欧洲美元，最早就是指的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金额巨大，缺少监管。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它们也构成了欧洲美元的组成部分。再往后，凡是美国境外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如此庞大的一笔“闲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很少的一点利息收入，竟然在投资方面处于走投无路的窘境！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决心要撬开这片广袤肥沃的金融新大陆。

西格蒙德乃是沃伯格家族的后起之秀，他主要出没在伦敦和纽约，曾担任华尔街最富盛名的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20世纪上半叶，库恩雷波公司威名之显赫，堪比当今的高盛。沃伯格家族曾经人才鼎盛，笑傲华尔街。上一辈的麦克斯·沃伯格，乃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德国财政金融大权，作为德国帝国银行的犹太人董事，在纳粹上台后曾与希特勒在中央银行对峙了5年；保罗·沃伯格，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之一；菲利克斯·沃伯格，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弗里兹·沃伯格，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可以说沃伯格家族的势力遍布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

西格蒙德同样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奉者，与莫内圈子关系深厚。作为国际银行家，资本自由流动是永恒的理想，减少政府干预是起码的主张。他在20年代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逐渐过时，甚至建议泛欧运动应该从裁军开始，将各国的军事主权集中起来，由一个仲裁法院来处置分歧。二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活动，希望建立欧洲的政治同盟，将英法先联合起来，再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欧联邦国家同盟，这个同盟应将军事、货币、交通、通信等主权纳入一个“最高权威”的统一管理之下。

二战后，他曾力谏英国政府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向莫内和阿登纳阐述应将伦敦作为欧洲共同市场的金融中心，在欧洲金融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煤钢联盟”建立后，他又主张由伦敦城来提供金融支持，可惜未被采纳。西格蒙德对莫内和阿登纳等人非常失望，“如果在战后的头几年，他们所领导的欧洲统一计划由伦敦作为其资本中心，他们后来一定会对英国感激备至。”在他看来，要进行欧洲的统一，唯一的出路就是从金融整合入手。

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与美国的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并行不悖，为了加速欧洲一体化，甚至可以借用美国的金融力量迫使欧洲的受援国放弃贸易壁垒。

与莫内等人相比，西格蒙德更具备银行家的专业深度。他看到了莫内推动经济整合的煤钢联盟的重大意义，并能从具体的金融运作入手去解决实际问题。他长期不懈地建议煤钢联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扩大其资源和规模，另一方面吸引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加入重建欧洲的进程。经过长期努力，他的想法终于开花结果，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2年，煤钢联盟先后在纽约资本市场发行了超过1.2亿美元的债券。

当欧洲市场淤积的美元规模越来越大时，西格蒙德猛然意识到，欧洲企业的美元融资为什么非要去纽约呢？欧洲美元不是近在眼前吗？

当欧共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货币联盟之时，西格蒙德则在考虑如何将欧洲的资本市场进行整合。在纽约库恩雷波公司的第一线，他亲身体会到华尔街强大的金融辛迪加是如何组织协调大规模的债券承销的，但巴黎和法兰克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金融战略远见。

四次为煤钢联盟在纽约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实践，坚定了西格蒙德在欧洲组建强大的金融辛迪加的信念。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各国虽有共同市场，但那主要是贸易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各国对资本管制和汇率调整的政策千差万别，货币金融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要在欧洲发行前无古人的美元债券，必须在法律上绕开如此之多的监管暗礁，才能实现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统一发行，这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西格蒙德正在做的，其实是将整个欧洲分割的资本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共同的资本市场！

要建立一个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掌握在欧洲的手中，这一点在美国输出美元的战略中，已经由欧洲贸易盈余、跨国公司投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支出来提供了。另外，大批欧洲富有的个人手中也有巨额美元存款，还有就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汇存款，由于担心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到美国银行体系的冻结，因而也主要存放在欧洲。这些美元分别掌握在大公司、欧洲商业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账户上。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美元不直接存到纽约的美国银行户头上去呢？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担心之外，美国大萧条时代保留下来的金融业的“Q条款”，严格限制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息支付上限，如30天短期储蓄利息支付不得高于1％，90天的利息上限为2.5％。

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哪里开始欧洲美元债券的试点呢？西格蒙德首选了伦敦。这不仅是因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更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对于欧洲央行们谈虎色变的热钱，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热钱，其存款时间较短，银行无法或不敢进行长期放贷，同时大进大出极易冲击外汇市场的稳定，故而央行们视之如洪水猛兽。但英格兰银行以国际银行家自居，哪有钱来了拒绝存款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存和长贷之间的矛盾。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之道就是建立国内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防火墙，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保税区”概念的金融特区，当然这是一个抽象的特区。英格兰银行规定，英国人不得购买外国债券，除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投资”用途的美元债券：在这一严格隔离的两个市场中，英国人所持有的英镑和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元，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外国人尽可以在完全不受管制的美元资本市场上随心所欲，而这一市场的所有活动完全不会影响英国国内的资本市场。这种安排比较类似于中国股票市场上A股和B股分别面向本国投资人和外国投资人。

西格蒙德为了说服英格兰银行支持欧洲美元债券在伦敦的试点，也是采用了威胁加诱惑的方式。他声称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取消对外国债券投资收益的高额印花税，那他就将欧洲美元债券转到政策更宽松的卢森堡或其他市场去发行。但是，他又强调，一旦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债券的中心，那源源不断的美元就会流向伦敦城，它将重新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后半句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实在是诱惑难挡。就在好事将成的时候，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跳出来横插了一杠子，拒绝欧洲美元债券在证交所挂牌交易。如果不能挂牌交易，那债券在交易后的交割结算是个大问题。后来交易所作出让步，但坚持美元债券必须以英镑标价，而且还是以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为准，债券的真实购买只能在卢森堡进行，所用美元必须从政府控制的外汇额度中申请。西格蒙德郁闷地质问，金融创新咋会这么难？

在选择哪家公司进行试点时，西格蒙德倾向于为煤钢联盟发行美元债券，这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他多年笃信的欧洲统一的梦想。在给英格兰银行的说明中，他提到：“这将是一个简单的美元债券，并不附带任何货币期权。对于英国的外汇管制而言，它是一种外币债券，英国居民将会支付额外费用才能购买。因此本国居民不会认购。不过，他们将在伦敦得到报价，这一价格将是整个欧洲市场的基础价，这样会鼓励他们通过伦敦进行交易。”

就在即将水到渠成之际，英国外交部又出面干涉，他们认为在英国被欧洲共同市场拒之门外的时候，在伦敦发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债券，帮助它们进行融资，显得不太妥当。英格兰银行倒是很支持，虽然债券并不是以英镑计价，但是交易是在伦敦进行，这不正说明伦敦又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吗？

就在西格蒙德说服了英国监管部门，准备开张时，又碰到了新问题，欧共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获得发行批准，但这一过程将耗时几个月。结果，第一单欧洲美元债券并不是西格蒙德心目中的代表作煤钢联盟，而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以1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票面利息5.5％，发行价格为票面价值的98.5％，创下了首发记录。西格蒙德率领欧洲金融机构成功实现债券销售。从此，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欧洲美元终于在美国国债微薄的收益之外，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元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融资被动的埋单者。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巨大美元储备，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出路。

西格蒙德的尝试，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美元债券”之父。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莫内毫无疑问是推进欧洲整合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所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吸纳了欧洲众多的精英人物。在统一欧洲的活动中，莫内逐渐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必须先行，而建立欧洲货币同盟则是撬动经济整合最强大的杠杆。

对于货币同盟，欧洲内部则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莫内圈子极力主张的货币联邦，即各国交出货币主权，由超主权的机构执行各国经济发展统一的计划；另一种则是坚持搞货币联盟，各国只是建立稳定汇率的永久性机制，但货币发行大权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思路代表着欧洲内部的两派力量，货币联邦势力代表着欧洲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主权，建立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政府；而货币联盟的支持者则是国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坚信国家利益是最终的价值取向。货币的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欧元问题争执的核心。在今天的欧元危机中，这两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将决定欧元的命运。

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王朝存在着“遗传性的癌变基因”，这一点到60年代中已经显露无疑。美元不断贬值的破坏性冲击，构成了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外部压力。在欧洲人眼里，美元已经从欧洲经济健康稳定的保护伞，蜕化为贸易动荡、货币危机的肇事者。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是美国与欧洲较劲的中心，现在仍然是双方难以破解的难题。欧洲经济要发展，货币稳定是前提。这是因为欧洲各国人口规模偏小，经济纵深不足，市场容量难以承载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所以欧洲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扩张就成了欧洲人最大的希望。但美元不负责任的政策，既威胁着欧洲人的外部贸易环境，又破坏了内部共同市场的秩序。欧洲人反复与美国人交涉的结果，得来的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元贬值对欧洲造成的冲击，首先波及了德国。

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央银行制度，这就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模式。美英中央银行在本国都很难奢望的超越国家政权制约的理想，在战后一片废墟的德国终于有了一块理想的试验田。所以美英设计的德国中央银行，早于西德联邦政府的诞生，这一违反世界所有国家建国原则和先例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德国央行彻底独立于政府。

德国央行建立之初，既无黄金也无外汇，信用仍是一张白纸。面对国内全面破产的银行体系，在新马克以1：10兑换旧马克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银行的资产。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经济资源大幅投入战争机器，致使私人经济所需贷款甚少，同时德国战时经济实行配给制，人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就造成了银行积累的居民储蓄无处放贷的窘境。银行无处放贷却又不能不放贷，否则银行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陷入亏损或倒闭，纳粹政府则充分利用银行的储蓄过剩，大量推出各级政府债券，银行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民的储蓄来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为战争融资。战后，德国纳粹政府没有了，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也就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央行规定凡是纳粹政府所欠银行的债务，一笔勾销。银行所蒙受的重大资产损失，由央行与未来的联邦政府分摊部分亏空，办法就是用央行发行的“平衡票据”（Equalisation Claims）来补充银行的资产损失。“平衡票据”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央票”，它以未来新政府的信用担保，由央行自身的利润来还本付息，而央行则相应减少向未来政府应上缴的利润部分。从本质上看，“平衡票据”就是用未来德国新政府的国债去置换纳粹政府的老债务，只不过在政府尚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央行代为发行而已。

因此，德国的中央银行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在战后初期是建立在纯国债基础之上的，1948年德国马克堪称世界上最纯粹的“国债本位制”。

其实，国家货币的信用基石，既不是金本位，也不是国债本位，而是“生产本位”！只要这个国家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那么国家货币的信用自然就是强大坚实的。金本位或国债本位只是“生产本位”的一种象征形式！一个国家货币的实力，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决定的。

当德国满负荷地开动工业机器，巨大的社会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优质的商品海量涌进美国市场和欧洲共同市场，滚滚的美元和黄金则涌入德国的国库。1950年德国尚无任何黄金储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德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就轻松超过了历史上的黄金大国法国，同时还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

当德国马克被世人们啧啧称赞争相拥有的时候，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以马克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频频与德国政府发生争执，总理阿登纳曾高声抗议德国央行“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既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也不需要对任何政府负责的机构……（货币政策的）铡刀却落到街头每一个人的头上”。阿登纳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马克坚挺的后盾不是央行的利率政策，而是千千万万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强大工业实力。

由于德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元开始大规模涌入德国，这里面既有贸易导致的顺差美元，也有外国直接投资对德国的偏好，同时还有日益膨胀的热钱也开始进入德国。60年代初，马克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汇率稳定的要求，德国央行开始被迫“印刷马克”来买入大量流入的美元，以遏制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这与中国目前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买入美元是同样的问题。由于马克增发形成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底是以加息反通胀，还是以马克升值反通胀，引发了德国央行和政府的激烈争执，加息对经济不利，而升值对出口不利。1961年马克升值5％，修改了布雷顿体系，马克的崛起动摇着美元体系的大厦。

有一点需要明确，马克升值反应了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现实，布雷顿固化的汇率体系代表着1945年前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德国经济从废墟中崛起为巨人之时，再用8岁小孩的鞋子给20岁的棒小伙子穿，尺码显然不会合适。但是，升值对德国的货币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潜在损失，虽然在美元与黄金价格锁定的年代，这一损失并不会表面化。所幸的是，德国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占的比重超过了美元，因此美元储备损失的程度会大大减轻。由于在30年中，德国马克的价值曾两次遭到摧毁，所以在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始终占据着相当的份额。

但是，马克升值却在欧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马克升值，荷兰盾也随之升值。法国和其他欧共体的国家开始担心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汇率动荡，将会影响区内的贸易经济平衡，最终破坏政治平衡。因此欧共体在1965年建议，欧共体的发展趋势必然需要形成一个货币同盟，先以汇率稳定为目标，再逐步过渡到欧洲单一货币。

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派争议，以德国为首的一派认为，统一货币是个漫长的过程，各国经济的整合是前提，必须先有共同的贸易政策，共同的财政税收政策，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民生政策，才谈得上统一的货币。德国人并不认为超越主权的货币联邦存在着太大的可行性。以法国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货币整合就是经济整合的出发点，没有稳定的汇率就不会有欧洲经济的发展。其实双方争论的实质就是，货币同盟究竟是实现欧洲统一的起点还是终点，是手段还是目标。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元贬值严重加剧，在急转直下的货币危机中，欧洲推进货币同盟的紧迫感大大强化了。





「黄金大决战」

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使法国伟大是我心中唯一的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

————戴高乐

1958年戴高乐上台，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可以说戴高乐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人的特质：激情奔放、高傲冲动、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人的心理一直很不平衡，光荣与辉煌的时代似乎已经永远逝去，冰冷的现实则时时刻刻压抑着法国人恢复其伟大国家的渴望。法国是胜利者，却胜得缺乏荣耀；法国是强国，但强得不足以称雄欧洲。心比天高的戴高乐决心要重振法国的威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倾向，使得戴高乐与莫内圈子毫无共同语言。欧洲人常拿莫内开玩笑，说他是“除在法国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戴高乐与阿登纳重归于好，并不是出于莫内圈子所主张的“放弃法兰西的主权”去搞什么欧洲合众国，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领导下的强大欧洲联盟，目标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在这样恢弘的构想中，甚至苏联都是戴高乐准备用来制衡美国的棋子。在戴高乐的心目中，“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

戴高乐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美英称霸世界的格局。在二战中，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为戴高乐也想自己牢牢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大家都像戴高乐这样，那美国还能去控制谁呢？丘吉尔也很讨厌戴高乐，即便是在逃到了英国的情况下，戴高乐那种傲慢、固执以及毫不妥协的倔强，丝毫不像在别人家吃白食的架势。而戴高乐则最痛恨盎克鲁－撒克逊人试图主宰法兰西的命运，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戴高乐遭到英美的排挤，没有搞到这次重大会议的入场券，更使戴高乐骄傲的心受到痛击。

在戴高乐掌权后，两次将英国挡在欧共体的大门之外，英国首相痛斥“欧洲大陆国家已经集结成为一个气势汹汹的经济集团。拿破仑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遭”。戴高乐则当着官员们的面嘲笑英国首相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

对布雷顿王朝，戴高乐更是从心眼儿里往外地看不惯，凭什么盎克鲁－撒克逊人的货币在那里当柱子戳着，而其他货币只能看着它们的脸色行事？只要能将美元掀下马，哪怕惹上一身剐。戴高乐不仅这么想，而且也是这样干的。

经过1957～1958年两次法郎贬值，法国的出口好转，美元储备激增。戴高乐在高参吕夫的指点下，已经瞧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门死穴就是黄金，只要抓住这个要害往死里打，美元的江山必然坍塌。到那时，群雄并起，豪杰四出，法郎带领着马克、里拉等众兄弟抢上货币金銮殿，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1958年到1966年，法国平均每年用美元储备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规模高达400吨，法国的黄金储备重新超过了德国。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不敢轻易要求将美元换成黄金，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会破坏世界的金融状况，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谁拿美元换黄金，谁就是破坏世界金融秩序的“潜在敌人”。当然，美国对法国的行为恨到了牙根儿里，只是一时拿油盐不进的戴高乐没办法。60年代初，美国强迫欧洲央行掏份子建立起了“黄金互助总库”，共同抛售黄金以稳住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底线。然而美元泛滥之势却有增无减。

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非但没有拿出削减财政开支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具体办法，反而提出了一个耗资靡费的“伟大社会”计划和烧钱烧到手软的越南战争升级方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内容包罗万象，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到关爱老人等115项立法。仅卫生、教育、落后地区发展三项经费拨款，就从1965年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114亿美元。越南战争的升级更是烧钱的无底洞，从1965年开始，美国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同年3月8日，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登陆，加快了越南战争的步骤，到1968年越战高峰时期，越南美军人数多达53万人。本来一个“伟大社会”就将耗尽美国的经济资源，而越南战争最终竟耗资4000亿美元！约翰逊既选择了大炮，同时还要黄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毕竟，我们的开国先辈就是一手拿枪打敌人，一手拿斧头建设家园，让全家温饱。”其实，约翰逊并不担心他的财政支出的来源，因为美国可以印钞票，让欧洲人去帮助美国埋单赤字。

美国财政毫无节制地花钱，最终激怒了戴高乐和所有欧洲国家。1965年，法兰西银行公然宣布，法国准备将所有新流入的美元储备和现有的部分储备，向美国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法国人以前拿美元兑换黄金，都是悄悄地做，不愿太让美国没面子。这一回，完全是当众抽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欧洲手持美元储备的债权国们，无不私下拍手称快。戴高乐还提出一项全球货币改革方案，加强黄金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取缔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直接号召欧洲国家夺权。

在法国的视野中，英美占据大西洋两岸，同气连枝，互为犄角。欧洲集团欲破美元强敌，必先打垮英镑，断其臂膀。

而此时的英国，已是危机四伏。

战后，英国一直力图恢复英镑区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遭到了美国断然的金融制裁，彻底断了恢复殖民帝国的念头。

二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向英国提供的大量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英镑储备。美国人迫使英国在1947年解冻这些英镑储备，结果触发了严重的英镑危机，使得英镑信用扫地，前殖民地国家纷纷投靠美元。英国被迫再次冻结英镑储备，这笔巨大的英镑外债负担一直压得英国财政喘不过气来，只要世界经济稍有波动，英镑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从1948年到1982年，英国资本账户的赤字状况在34年中出现了32次，以至在战后各国工业设备更新、技术飞速进步的繁荣时期，英国却由于历史遗留的英镑储备、外债的压力和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始终处于资金拮据的状态，经济发展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到1960年，英国的货币储备为10亿英镑，但所欠的英镑外债却高达30亿，到60年代末，外债更高达60亿英镑，成了欧洲经济中的“英国病人”。

法国不仅用黄金攻击伦敦的英镑储备，猛击英国的痛处，而且还动用法国国家传媒工具来削弱英镑。法国持续将英镑兑换黄金的做法，造成了美国等“十国集团”和IMF组织的贷款，用以保卫英镑的努力化为乌有。德国在关键时刻，拒绝发表声明支持英镑，理由是“德国各界坚信英镑应该贬值”。1967年11月，在进行了艰苦的3年英镑保卫战之后，英镑宣布投降，贬值达14.3％。英镑的贬值立刻刺激国际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

1968年3月17日，美国苦心经营的“黄金互助总库”垮台了。3月底，数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同时，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新年攻势也无疾而终。《华尔街日报》哀叹道：“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欧洲的债权人，已经迫使一位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就在法国大获全胜，准备向美国的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一个突发的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扭转了整个黄金战争的进程。就在美国3月17日“黄金互助总库”垮台的5天之后，巴黎一所大学的学生们于3月22日突然占领校园，越来越多的大学陆续参与进来，并演变成了巴黎的“5月风暴”，整个社会一度瘫痪。

虽然人们不清楚事件的原因，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国从美国运回的黄金，又被迫老老实实地还给了美国。连戴高乐本人最终也因此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5月风暴”在外汇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法郎被大规模抛售，引发了雪崩式贬值。5月29日，法兰西银行行长向美联储打电话求救，美国人回答：“美元怕是不好白借，法国不是有黄金储备吗？可以卖出换美元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法国人愿意以35美元的平价卖给美国财政部，美国其实极度短缺黄金，而且黄金价格正在上扬，美国财政部却要求法国人降价10％。其实，IMF和其他许多买主当然都愿意以35美元的价格买入黄金。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美国财政部以35美元价格出钱购买，法国人在巴黎向IMF交割黄金，IMF在纽约把自己的黄金交给纽约美联储银行。1968～1969年，法国被迫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平价出售了9.25亿美元的黄金。

法国人几年来拿着美元储备挤兑美国黄金的活儿算是白干了。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尽管法国人的黄金攻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法国在全世界掀起的黄金挤兑巨浪，却埋葬了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一个历时名词。

本来美国可以选择重估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关系，如同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对黄金贬值一样，有人曾建议，将美元贬值到72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以反应美元在战后25年来过度增发的经济现实，但是美国貌合神离地浅尝辄止。因为美国已经不再需要黄金这个名义皇帝了。

美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也不管大家如何抱怨，布雷顿森林王朝都已经将美元深深地植入了各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之中，人们越是挣扎，只会陷得越深，反抗越激烈，自己所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强烈。

25年来，美国成功地用美元将黄金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行了割裂，除了中央银行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忘了黄金而习惯了美元。用美元去置换黄金的“李代桃僵”之计，现在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刻。

美元本位制取代金汇兑本位制，将对全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咀嚼。经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是危机却如影随形，而且烈度、广度和时间都在逼近30年代的大萧条。世界已经认识到，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将导致美国国债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核心资产。世界经济越是发展，各国货币增长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是饥渴；国际贸易越是扩大，对美元输出的压力也就越大。美元好比播种机，在环流世界的过程中，将美国国债的种子顺手插进各国的金融系统，这些种子会发芽会长大，债务的利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美元需求。美元和美债在相互需求中，将具有自我增长的内在刚性驱动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主权债务堰塞湖，压在了每一个的头顶，这时有人才会惊呼，这个债务堰塞湖是注定会破裂的！

当特里芬发现美元与黄金锁定的天然矛盾时，没有人在意，因为那是几十年后的危机，而不是今天的问题。当那一天提前来到时，人们却只得听天由命。

现在，当我们发现美元与美债同样存在着内在矛盾时，依然不会有人在意。但是，研究历史让我们明白，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大跃进与大衰退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本章导读」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已逐渐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亚洲的世纪，至少从目前全球的发展态势来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危机在于政治，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中国与日本，恰如法国与德国，既是历史上的冤家，又是现实中的亲家。在战后60年的经济赛跑中，日本领跑了上半场，而中国则在下半场逐渐发力，目前双方处于相当接近的位置上。中国能够最终领先日本吗？还是日本在20年经济停滞之后，再度焕发奇迹般的爆发力？

这场竞赛，恰如战后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

中国在接受了苏联24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大规模兴建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拉开了全面工业化的序幕。而日本则是在美国41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帮助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战后复兴。至少到50年代中期，双方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日本工业化起步早，人才技术积累远在中国之上，但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丧失了政治经济的领导权，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还在艰难的复苏之中。中国工业化的底子差，但苏联大规模工业援助的技术与新设备，18000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技术扩散更深入，因而50年代中国经济与世界水平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中日之间经济赛跑的拐点出现在1955年，这是一种经济战略眼光的巨大落差，这一落差被中国自身的错误所放大，被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所强化。在60年代所出现的世界工业化的剧烈变轨与加速中，中国失去了20年的时间。

如果中国不希望看到历史的重演，那么就必须认真回顾当时的战略差距究竟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恶化的。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工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工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工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





「大跃进与大衰退」

当一个人立下壮志要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时，他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蓄力量稳步发展，另一种则是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如果他过于迫切地想发展，把省来的收入都投入事业，每天只是苦干蛮干，完全不顾健康，长期营养不良，最终身体必然垮掉，一场大病下来，许多努力都将白费。

1957年的中国，却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崭新的工厂、林立的车间、繁忙的车床、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农民日益丰富的餐桌展现出来，让饱经战乱和贫困的社会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业化带来的富裕与繁荣，使人们突然发现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道路，看起来并非那么漫长。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繁荣富强的梦想就越逼真。

然而，发展工业的主要基础，却是脆弱的农业。重工业所需的设备，85％是用农产品去国外换来的，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90％来源于农业，1亿城市人口和5亿农民的粮食，也需要农业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农业国在发展工业化时，所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工业化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这一点，在一五期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3～1957年的5年间，出现了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一个平年，结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农业减产，棉花、粮食供应不足，使得纺织等轻工业仅增长1％。而农业和轻工业构成了中国消费产品的几乎全部来源，消费品减少，商业就下滑，国家财政收入也跟着萎缩，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财政收入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重工业。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灾年直接影响到1955年和1957年的经济增长。

只有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大型水利建设，才能对农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之前，农业脆弱的基础，在工业化的重压之下，显得格外需要呵护。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其收入无非是用于消费或储蓄。贫穷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仅有少部分能够进行储蓄，而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积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消费是大众现实生活的开支，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后劲，而缺乏消费则国民无法正常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积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饿着肚子干活，时间一长，身体必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穷国，积累比例如果超过25％，则农业基础肯定吃不消。

强行进行工业的高积累，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减少口粮，这会构成长期的隐患！如果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农民则将消极怠工，减少粮食生产，这将是经济的灾难！如果再赶上连续的大灾年，则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将遭遇灾难的平方！如果工业积累用于严重畸形的工业部门，而产生巨大浪费的话，情况将是灾难的立方！

可惜，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这三个“如果”全占了！

“大跃进”时期的高积累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仅为24.9％，1958年则飙升至33.9％，195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势必严重破坏农业脆弱的平衡，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事实上，农民的人均口粮在1956年达到410斤的高峰之后，直到24年后的1980年，仍未超过当时的水平。农业的长期停滞，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农具、耕牛、鸡、鸭、猪等私有财富强行收归生产队所有，推行大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结果一个季度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农民不可能再有农业生产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与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再加上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衰退，1958年的粮食实际生产了4000亿斤，1959年减少到3400亿斤，1960年更降到2870亿斤，棉花减产的情况更为严重。饥饿在农村与城市大面积蔓延开来。

以农业惨重代价强行积累起来的重工业投资，却出现了惊人的浪费。钢产量被高度图腾化为工业化的标志，提出了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涨到3000万吨。“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景象确实出现了，这就是全国大炼钢铁的狂热之举。工业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就连斯大林大搞工业化时，也只是从农业压榨出更多的原始资本用于发展重工业，但在进行重工业投资时，毕竟是按照相对合理的工业体系布局来进行。“大跃进”则推翻了所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突出钢铁，不顾其余！工业化只有协调与平衡才能带来效益。结果钢铁仓促上马，突然发现电力不足，解决电力短缺时却又面临煤炭制约，想提高煤炭供应却又受制于运输，运输牵扯到铁路公路火车汽车，这些又连带着机械制造等行业。一马当先的“钢元帅”一回头，却突然发现后面大队人马无法跟进。再加上土法炼钢所生产的大量次品，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更是无以复加，重工业的发展彻底畸形，与轻工业的关系完全扭曲。

经济危机从重工业的畸形扩张开始，过度积累造成了农业的破产，从而必然拖垮丧失了原料来源的轻工业，接着商品零售由于缺乏消费品而陷入恶性的萎缩之中，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巨额赤字，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最终导致了重工业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重工业生产1961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6.6％，1962年又同比下降了22.6％。钢铁从1960年的1866万吨跌到了1962年的667万吨，煤产量从3.97亿吨跌到2.2亿吨。这是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直到1965年，中国经济才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为了这一错误，中国浪费了整整8年宝贵的时间！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借鉴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应、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绝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绝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是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应如果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最终货币供应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最终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压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由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流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商业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商业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商业烂账，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工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陷入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应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的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工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应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回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社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应，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应的商品限额标准，许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如果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应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应，但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因为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绝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商业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流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应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工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工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应，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端的工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刻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工业原料供应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商业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工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应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应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过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应逐渐追赶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最终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中国削减流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是中央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应，而“平衡票据”其实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流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借鉴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好像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绝，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飞翔，动物需分类圈养，狼虫虎豹绝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如果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轻工业90％的原料都是源于农业，而重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大部分都服务于轻工业，用以生产最终的消费产品。农业天然的低增长速度，必然限制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潜力，在直接制约轻工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制约了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商业贸易和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被农业牢牢地限制在低增长的轨道之上。

此时，只有轻工业的突破，特别是在原料来源方面的突破，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法搞的“煤钢联盟”，将钢铁作为工业的主要原料，把煤炭当成动力的主要来源，表明了在50年代初，钢铁和煤炭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东地下沉睡的石油之海，彻底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轨道。

从1946到1950的短短五年之间，平均每年在中东发现的石油资源就多达270亿桶，相当于当时世界石油年产量（约30亿桶）的9倍！源源不断的石油从中东涌向全球，西方在石油极大丰富的时代，享受到了空前美好的经济繁荣。超级丰富的供应，带来了超级低廉的价格，60年代西方石油价格仅为每桶1.5美元。

石油的大规模廉价供应，不仅带来了西方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石油的衍生产品，从根本上突破了轻工业原料来源于农业的制约！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化学工业的革命：合成氨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化学农药的使用，对于防治农业的病虫害起到了巨大作用；尼龙、涤纶、腈纶等化学纤维，在纺织业中大量替代了棉花和动物皮毛；塑料的出现，替代了日常生活中，从锅碗瓢盆到桌椅板凳等家庭装备，在工业原料中，从汽车的零部件到集成电路都离不开塑料，在建筑行业，塑料被大量替代钢铁、木材和水泥，在包装行业，塑料薄膜、塑料袋遍布市场；合成橡胶在各种轮胎、传动带、胶管等工业用品中大大超越了天然橡胶，在雨衣、胶鞋等生活用品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在涂料和胶粘剂工业中，新兴材料同样大放异彩。

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出现了汽车、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四大件”的消费品热潮，这些产品都离不开石油化工在轻工业原材料领域的重大突破。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乙烯，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宠儿。美国从1940到1980年的40年间，乙烯产量由40万吨增长到1300万吨，激增了32倍！

在现代生活中，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消费品当中，来源于农业的直接产物，已经倍感稀缺。曾几何时，的确良的衬衫是如此稀罕，腈纶的面料非常抢手，人造皮革的夹克光彩时尚，解放牌胶鞋遍布大街小巷，三合板的大立柜替代了纯木家俱，合成材料的地板大规模进入家庭，超白的涂料使房间更加明亮，硬质塑料的切板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逛菜市场的家庭主妇的手中不是网兜就是塑料袋，这所有的一切，没有石油化工所引发的材料革命，都将不复存在。来自农林作物的消费品原料，被人工合成的数以万计的新材料全面取代了。石油化工对轻工业所造成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消费时代！它使工业化的进程，发生了剧烈的变轨。

当中国仍在强调“钢元帅”在工业中的伟大作用时，世界工业化已经峰回路转，轻工业的原材料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摆脱了国民经济对农业和天然材料的深度依赖，将工业化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到1965年，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之后的大衰退中走出来，紧接着又直接跌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济停滞之中。虽然石油化工的很多技术和理念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工业中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普及，由工业自身积累来代替农业积累的转变远未实现，从而错失了一次根本性的工业化变轨机遇。

如果说石油化工彻底解决了轻工业原材料对农业的依附，带来了工业化的重大变轨，那么电子工业与计算机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工业自动化革命，则将工业化在新的轨道上骤然提高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诞生，以及1958年集成电路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以集成电路为核爆炸中心、以摩尔定律为冲击波速度、横扫工业一切领域的自动化浪潮。

自动化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判断和反馈，并控制机器最终完成了人类所无法企及的超高速度、超高精确度和超高强度的自动连续生产，工业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自动化第一次将信息从工业过程中剥离出来，这次伟大的分工创造出一个单独的工业分支，这一分支以计算机为大脑，以集成电路为脊梁，以网络为四肢，以海量信息为粮食，在重工业领域中，创造出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在轻工业体系中，将生产效率提升到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工业的森林”中，不再是机械和独立的生产孤岛，而是进化成密切联系、高度智能、完全整合的“生态环境”。自动化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更激发了人类大脑的潜力，从控制生产过程向促进科学管理进化，从工业生产向社会生活渗透，自动化所催生出来的信息化，将更为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中国在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中，获得了工业化扩散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经济的差距。但是，从1957年到1970年，在世界工业化开始变轨和加速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与复苏的挣扎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流放”所带来的封闭与隔绝，对中国工业化的后劲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中苏关系的恶化，进一步断绝了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最新技术扩散的渠道。在无法摆脱农业对工业化的先天制约的枷锁中，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政治斗争则加速了前期工业化成果的恶化。50年代尚属先进的工厂，在60年代世界工业的剧烈创新浪潮中，已经陈旧落后。世界范围的重大技术革命，造成了中国工业的加速折旧。企业上缴了主要利润，大大削弱了技术升级所必须的资本积累。当这些宝贵的工业利润被投入到基于旧技术的低效益和高浪费的扩张时，则进一步扭曲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封闭的环境中，投资造成了增长的幻觉，但是一旦参与外部竞争，整个工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中。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好比一个被“孤立的愤怒的巨人”，这也正是美国所期待的“经济流放”的效果。不过，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且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日益面对失败的最终结局，国际声望跌至谷底，国内反战情绪高昂，苏联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势力在全球面临着大幅收缩的窘境。此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利用价值。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深度衰退，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就成了欧美各国最急迫的任务。

中国抓住了这一时机，于1973年提出了“43方案”，准备在3～5年内，大规模引进4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中国终于明白了石油化工对于轻工业摆脱农业制约的重要性，在引进设备中将化纤、化肥、化工设备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

70年代的“43方案”，是继50年代的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后来，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到1982年全部投产。这一计划的实施，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就在中国工业化快速起步与不断挫折之时，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在战争中，日本全国财富的40％，直接或间接地毁于战火，经济已经全面破产。当美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日本时，美国占领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一项明确指示：“你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强化不负任何责任。要向日本国民明确表示，你对日本应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生活水平也不必负责。”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不同于德国，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的是直接军事统治，在日本，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才能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面对天皇存废问题，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确信保留天皇制度将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实行军事统治的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新的战争”，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绎成神的化身，虽然日本战败，但天皇的感召力“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因此，如果废除天皇，那美国将背上充满敌意的沉重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

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早就习惯了受军方的指挥，它不像一个决策机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当美国占领军替代了日本军方，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障碍地与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美国对日本最初的态度与对德国类似，就是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为此，美国对日本同样准备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计划”。美国的目标是，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的水平为限，将日本的工业能力降低到一个初级工业化的水平，仅能满足自身经济的低水平运行，而不至于给美国人增加占领成本。同时，为了迫使日本向亚洲曾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赔偿，大量的工业设施将被拆除，作为向这些受害国提供实物赔偿的手段。美军制定了日本工业拆除的“黑名单”，在名单上出现的企业总数为1100个，少于德国1600家的规模，这既是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更加彻底的体现，也反应了日本工业弱于德国工业的现实。

除了对日本进行工业“阉割”之外，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军阀得以发动战争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来在学校系统中对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随美国占领军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大批美国的教育学家。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教育系统中将“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们立刻清除出去。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制定思想内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确了什么样的观念是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的。

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也准备对日本的财阀体系动刀子。但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蹊跷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显然是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财源基础，所谓“解散财阀”，仅仅将财阀们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财阀体系中最核心的财阀银行，却毫发未伤地保留下来。这些财阀银行家族与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银行家们，有着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与国际银行家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所谓“刑不上大夫”，当刀落到财阀们的头上时，总有意外的无形之手化解了严刑峻法，这种力量不只是来源于日本政府，也出自占领当局背后的势力。如同德国的银行家在支持纳粹的同时，也在巴塞尔与英美银行家们打得火热一样，他们在战后同样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战前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中，贷款仅占12.8％，但战后的1951年，企业发展对贷款的依赖度高达62.8％。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财阀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当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合约》之后，重新获得了国家独立，日本于1953年修改了麦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允许企业竞争对手彼此持股，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财阀被分拆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修改后的法律允许银行可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样一来，一个以财阀银行为中心，原财阀企业们纷纷采取相互持股的战略同盟就形成了，财阀银行不但同样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向财阀同盟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极大地强化了财阀体系这一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财阀银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起到了财阀集团的战略制定、战术协调和利益枢纽的核心作用。

财阀银行不仅从居民的储蓄中筹措资金，同时也逐渐借重中央银行的贷款。如此一来，财阀体系比从前能够动员的经济资源更大，进入的领域更多，面临的竞争更小，组织体系更加灵活。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团。三井银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系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三井石油化学、王子造纸等三井系企业优先给予贷款。从组织上看，虽然没有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集会，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前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最大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5.4％，十大财阀占到35.2％。在原计划分拆的325家企业中，最终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为三家后，又重新合并起来。

正是由于财阀银行的完好无损，在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原财阀旗下的企业们，很快就在财阀银行的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再次从幕后主导着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舞台。

1946年，苏联拒绝加入美元体系，冷战开始升温。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阉割”计划，同时踩了刹车。

从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业被拆除的规模大大缩小，其设备总额不过1.6亿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业实力。这与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实力，日本战后快速复兴谈何容易。由于战争赔偿所涉及的工业设备拆除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亚洲各国没有获得战争巨大损失所必要的补偿，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中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崛起。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45年12月发布的“农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生产力释放，也很难有日本后来的工业崛起。

日本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致相同，日本战前的工业化，也是必须从农业获得资本积累，当本国农业的产出无法满足工业原料供应时，急速发展的帝国工业，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东南亚大举侵略扩张，以获得工业原材料、粮食和石油的供给，同时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大举倾销的市场。在战后，当日本丧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时，不仅断绝了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也丧失了消费品的市场。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积累，在战火中耗损殆尽。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的继续低迷，将迫使占领军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日本，这将成为美国人长期的经济负担。

麦克阿瑟在日本发动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强制性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平价卖给佃农，这也是日本国内早就期盼的改革，不过，在日本财阀、军阀与地主结成同盟的帝国时代，土改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才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一举摧毁了日本千年以来，地主阶层垄断多数土地的制度。佃农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一半或更多的粮食地租，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战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的生产力甚至高于城市。农民在市场中高价出售粮食，从而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减少到人口的1/3，但农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农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随后的年份里，迎来了农业的繁荣，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支持了日本轻工业的十年恢复。

不过，在经济出现真正的复苏之前，日本还必须解决通货膨胀的难题。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1945年战后初期，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处境大体相同。在战争中，日本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仅相当于战前的30％。在战争中，日本的货币流通总量暴涨了24倍以上，黑市物价平均飙升了29倍。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往年的60％。严重的粮食危机、极端的物资短缺、恶性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局持续动荡。

当美国占领军当局宣布停止日本军工生产时，大批军工企业立刻面临断炊的危机，机械、化学、冶金等配套的工业部门也基本停顿下来。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军事及配套工业一旦停摆，大规模失业将如影随形，再加上海外军队和移民纷纷回国，日本的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130万人。物资短缺、粮食匮乏、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严厉实施定量供给，而这一措施几乎毫无疑问地将刺激黑市价格如火箭一般蹿升。

日本银行体系在战争中，向军事工业发放的贷款高达贷款总额的一半，特别是6大银行的军工贷款更占到90％的惊人比例，这些贷款已铁定成为无法回收的烂账，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这些银行破产之时。为挽救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局势，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允许银行客户继续自由取款的同时，也允许金融机构为企业继续提供新的巨额贷款。这种无视坏账的存在，继续发放巨额贷款的行为，无疑又将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与暴动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在如此恶性的通胀下，日本民众急切地希望取出银行存款，迅速购买各类黑市商品来保护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储蓄，银行挤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哪里还经得起民众的挤兑？日本政府在财阀们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国占领当局请求紧急应对通胀危机，麦克阿瑟也担心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引发日本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爆发革命二因此，麦克阿瑟立刻责成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危机的爆发。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日元，回收旧日元，民众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旧日元，存入银行的储蓄账户，在账户中兑换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为日常开销，这一数字几乎只能维持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政府用冻结存款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即将爆发的银行挤兑危机，用以旧换新所形成的货币流通剧减，来压制黑市物价的狂涨。从短期效果看，物价疯涨的局面被短暂遏制，从而渡过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鬼门关；但从长期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与1948年6月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比，德国以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个方向上同时削减10倍，用“平衡票据”（未来的国债）来置换银行资产，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但一步到位地消灭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虽然惨烈，但也不失为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疗法。而日本的“金融紧急措施”，则完全是为了应急，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延迟了问题的爆发。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难得的“延时”来根治通货膨胀呢？如果不愿从收缩货币入手，那么就必须从增加商品供应来突破。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倾斜生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增加煤钢生产。由于煤炭是工业的能源，而钢铁是工业的原料，有了这两种物资，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恢复运转。

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大约为战前的30％，如果生产能恢复到60％，日本政府认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会抵消过剩货币的冲击，如此便可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制止通胀，才能真正开始经济复苏。要达到这一目标，煤炭生产必须由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为此，需要占领军当局为钢铁部门提供重油和铁砂，然后以增产的钢铁来供应煤炭部门，促进煤炭增加生产，再以煤炭进一步推动钢铁。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政府开始集中所有财源，于1947年1月专门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公库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央银行的信贷，最终则体现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库一共放贷1259亿日元，占整个工业信贷的1/3。另外，政府还从预算中拨出85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占预算总额的12％），来向“倾斜生产”的企业进行价差补助。煤炭工业得到了475亿日元的贷款，约占公库全部贷款总额的38％。有钱自然好办事，结果1947年煤炭生产应声增长了近30％，同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49.2％，基本达到了事先设定的目标。

不过，实现这一“倾斜生产”的代价，就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钞票泛滥，钢铁和煤炭是有了，但轻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原料仍然受制于1947年的农业。日本当年的轻工业与中国类似，在石油化工产业尚未启动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来源严重依赖农业。此时，日本的“土改”才刚刚开始，农业增产的效果在1948年之后才会逐渐体现出来，而“倾斜生产”所造成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泛滥，与尚在卡壳状态的轻工业瓶颈之间的脆弱平衡，在1947年和1948年再度被破坏，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又一次失去了控制。日本批发物价的上涨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达到了193％和167％之多。

这一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大财阀体系的企业们，利用国家的资金和人民的储蓄，重新实现了资本积累，恢复了在战争中损失掉的部分实力，他们的贷款负担在恶性通胀中被迅速冲销，最终把通货膨胀的灾难留给人民和储蓄者。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抢劫，而且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公然抢劫！结果，日本爆发了1948年的“三月斗争”，全国罢工人数高达100万人，在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的公务人员也掀起了大规模抗争。

“倾斜生产”非但没有倾倒出大量的消费品，反而倾倒出更为猛烈的通胀，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美国人不干了！日本人这不是胡来吗？玩财政赤字的火，最终必然带来恶性通胀和社会动乱的灾难！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1948年底，美国银行家道奇来到了日本。道奇刚在德国参与了6月的马克改革，此刻风尘仆仆地赶来东京，面对日本的恶性通胀，再看日本的财政政策，不禁心头火起。这与他策划的德国马克改革的思路相距甚远。

当日本政府官员对他大谈特谈工业生产恢复得如何喜人之时，道奇毫不客气地指出：“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援助的资金、（日本大藏省）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日本经济好像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日本内部此时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是稳定是复苏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复兴就没有稳定，必须扩大生产才能重建经济。后者其实是支持通胀的观点。大财阀们显然是希望国家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从而使他们继续获得巨额资金和补贴，实现更大的资本积累，通胀的代价自然由普通日本人来承受。在大财阀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削减财政赤字。

美国人终于急了！

在看出了日本财阀相当顽固的态度后，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采取了强硬措施，公然站到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没有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国民宣布了“稳定经济九项原则”，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奇路线”。日本政界为之哗然。

“道奇路线”的核心就是：平衡预算、限制信贷、改革税制、推出单一汇率。

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辞，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原则，作为向日本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麦克阿瑟认为有权要求日本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绝对不允许出现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

大财阀们群情激奋，日本政局波涛汹涌，吉田内阁完全搞不定日本国会中势力强大的反对派。为此，麦克阿瑟秘授机宜，干脆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吉田的新内阁终于获得了国会众院绝对多数的支持，“道奇路线”开始实施。

由于大财阀们在经济复苏阶段中，实行了铁血式残酷的资本积累，日本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太低，以至于众议院大选时，日本共产党大举获胜，高达35人当选，引发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惊恐。因此，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工人工资，增加货币实质购买力，已经升格为政治问题。道奇在美国众议院作证时指出，“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前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

在这里，道奇强调的粮食和棉织品问题，正是土地改革和轻工业的瓶颈。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所遭遇的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的困难，在此时的日本，也是矛盾的焦点。

根据道奇在德国的货币改革经验，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财政赤字，不消灭赤字，就无法除掉通货膨胀的根源。因此，他首先查看了日本政府赤字的原因，结果发现，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上采取了平衡的形式，但是在特别会计上则是1500亿日元的庞大赤字。在道奇所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中，将税收大幅提高，将政府开支尽可能削减，从而得到一份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2570亿日元巨额盈余的“超平衡预算”，盈余高达财政支出的14％。这笔巨额盈余在偿还债务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既遏制了通胀，又增加了银行的资本金。

由于“道奇路线”反对“复兴金融公库”的变相财政赤字的做法，因此，公库从1949年起完全停止了新贷款，并开始回收过去的放贷。这一招，消除了引发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

正如道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援助和政府补贴，是日本经济“竹马的两条腿”，如何锯短这两条腿呢？道奇首先停止了“复兴金融公库”的贷款，这一项节省了1259亿日元的支出，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大财阀的利益，将财政补贴增加了一倍，抵消了道奇的努力。道奇只能在美国援助上再动脑筋。

1948年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额为4.6亿美元，1949年增加到5.34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美国过剩的粮食和石油、医疗产品和棉花，在日本轻工业消费品和能源严重短缺的市场中，抛售美国援助物资可以获得惊人的暴利。如果以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折算，1949年美援物资相当于1922亿日元的规模，远远超过“复兴金融公库”和财政补贴的金额。

对于这样一笔巨款，美国此前基本上是让日本政府自己做主怎么花，现在道奇却要利用这一杠杆来实现“道奇路线”的意图。

于是，美国设立了“回头资金”制度，要求日本政府将销售美援物资所得来的货款，存入特别会计账户，由占领军当局管理。日本政府只有在获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逐笔使用这笔“回头资金”。道奇设下了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经济建设的直接投资。这样，美国将日本财政收入中的一大笔资金牢牢地控制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迫使日本政府和大财阀们更加俯首帖耳。

从1949年到1951年，“回头资金”总共支出了3165亿日元，其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占35％，企业投资占65％。

其中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的1118亿日元，对回收流动性和控制通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实质，与60年代初陈云和刘少奇提出的“高价商品”、“高对高，低对低”回笼货币的策略大同小异，道奇无非是将美援的粮食、石油、医药、棉花等日本市场的紧俏商品作为“高价商品”，在抛售中回笼超发的日元，然后将这些回笼资金清偿政府债务，从而消灭部分过剩的货币，大大缓解通胀膨胀的压力。1946年9月，日本货币流通总量为644亿日元，1947年底为2191亿元。“回头资金”回笼货币的规模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企业投资中，“回头资金”没有继续大幅投向大财阀们所聚集的“煤钢”产业，而是大力投向电力、海运、电报电话、国营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严厉紧缩的“道奇路线”中，财政投资是企业获得资金的大头，而“回头资金”占财政资金的70％，可以说这笔钱成了美国控制日本财政、金融、工业的强大工具。

美国援助的实质，其实就是将美国过剩的粮食和商品转移给日本，作为一种“恩赐”，美国赚足了日本政府的感激；再用这种“恩赐”的物资来回笼超发货币，又实现了控制恶性通胀的目的，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好感；最后，“恩赐”再转化为“回头资金”的投资，作为政治杠杆来制伏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镇住了大财阀们的过度贪婪。美国人将援助发挥到了“一鱼三吃”的最高境界！

道奇路线的另外一根支柱就是单一汇率。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离，占领军当局控制着一切对外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笔对外贸易都需要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而且每笔交易所涉及的货币汇率各有不同，这样一来就切断了日本商品大量出口的途径。

单一汇率就可统一混乱的货币兑换状况，整合日本的出口经济部门。由于日本国内消费力不足，市场狭小，原料和石油来源又主要依赖海外，不扩大对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将很难真正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元与美元到底定在什么样的比价，才能使日本经济真正受益。

以日本最早实现出口的产品缝纫机为例，由于国内农业萧条，棉花原料短缺，导致轻工业的棉布供应不足，当然这也会制约缝纫机行业的规模，因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1949年缝纫机在日本的制造成本为24000日元，而其离岸价为40美元，这样的价格在国际上才能具备一定竞争力，因此，1美元相当于600日元，才能使得出口成为可能。

但是在道奇计划中，美国人单方面制定的单一汇率为1美元：360日元，这样日本缝纫机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变成了66.67美元，竞争力将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补贴才能抵消汇率过高的不利因素，保证出口贸易的顺利发展。当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两年之内，缝纫机的月产量从3万台迅速增加到13万台，生产成本则不断下降，当政府不再补贴时，日本的企业照样能够实现利润。到1960年，缝纫机的制造成本从26000日元直降到4300日元，在国际市场中卖到十几美元还能赚钱，此时，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得难以抗衡。

单一汇率尽管开始对日本并不十分有利，但一旦靠上了美元帝国所贯通的世界市场，那么日益增长的生产规模和不断下降的成本，将逐渐抵消汇率的不利影响，而后，固定汇率将越来越有利于日本的出口贸易。

道奇路线奠定了平衡的预算，缓解了通胀压力，实现了单一汇率，这一切只是建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跑道，真正起飞所需要的加速度，还是来源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景气”为日本带来了23亿美元的超级战争红利。棉纺业的十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9～19倍，其中90％的利润形成了资本积累，钢铁、化纤和造纸业取得了相似的利润增长。再加上美国给日本提供的18亿美元的援助，日本在归顺美元帝国的选择中，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经济恢复阶段，总共获得了41亿美元的“好处费”。不过，背靠着急速扩大的国际市场，日本工业的规模迅猛扩大，同时，日本从世界所吸纳的海量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日本产业的利润率，对美元帝国的依附所赢来的海外订单“红利”，远远超过了美国真金白银的援助。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日本工业化的底子虽然是明治维新时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被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大大地甩在了后面。8年战争下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机器，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已严重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日本生产重武器系统，以便就近供应朝鲜战场，但美国的工业专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日本的工业技术已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需要。

当1955年来临之时，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虽然从战后的废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复苏，但却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浅工业复苏”，重工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不如中国直接引进的苏联最先进的工厂。如果从硬件条件看，中日双方大体处于同一工业化的水平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日工业化发展战略错位的关键拐点。中国仍把钢铁视为工业化的核心，而日本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并将自动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种战略眼光的差距，在随后的15年中，把中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

日本人对新产业的顿悟，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的战争行为是多么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充分供应，使占领中国东北煤炭能源基地显得毫无必要，石油化工带来的廉价、丰富、优质的合成橡胶，让南下掠夺东南亚天然橡胶的军事行动成了不可理喻的冒险。在石油化工成千上万的衍生品海洋里，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几乎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日本决心放弃军事侵略的立国传统，因为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好处。

石油化工取代了农业，成为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则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有了这两个撒手锏，只要石油来源由美国保证，日本通过工业产品来征服世界，就远比用军刀马靴要简单得多。

中国和法国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战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通产省的经济战略眼光，远高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他们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优先发展的种类。其中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等。然后给这些行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这些日本战略行业的激烈竞争，通产省拿出了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高关税、对国内产品优惠的商业税等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手段。

当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直接的财政补贴过于扎眼，对于战略行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当造船业需要补贴时，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钱，而这时日本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很高，利润丰厚，政府就对造船业提供食糖进口许可证，让他们在国内食糖市场中赚足了差价，作为政府的变相补贴。仅这一招，就让日本造船业的出口价格降低了20％～30％。

为了加快战略行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了疯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在进口最新机械的补助金制度上，实行进口价的一半由政府出，国内同类厂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财政补贴。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日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50％的折旧费，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竟高达23％！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还为战略行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而且贷款的成本在利润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纳税。

通过各种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业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税负最轻，1972年日本企业总税负为21.2％，美国是28.1％，德国则高达36％。

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工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860～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





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莫内圈子”解体，欧洲联盟徘徊不前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欧元帝国创世纪





「本章导读」

目前，欧元正在陷入严重的困境：欧债危机似乎已无法化解，欧盟内部争吵不断，欧元解体论甚嚣尘上。美国人有些幸灾乐祸，中国人显得无所适从，国际金融市场熊气漫天，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

欧元会解体吗？欧洲一体化会中断吗？世界经济会脱轨吗？

为了找到正确答案，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认真审视欧元诞生的历程。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德法争夺欧洲大陆主宰权的历史，也是在美苏霸权的挤压下，欧洲试图重新崛起的历史。伴随着这一进程，欧洲始终存在着两种主要势力之间的博弈，这就是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

国际主义的背后代表了金钱的权力，主权边界阻挡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意志。国家主义则继承了传统的主权思想，力图约束金权的崛起。在超主权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反复博弈中，欧洲货币联盟在曲折中艰难地不断进化。

政治民主与金融独裁这一对新矛盾，与德国重新崛起与法国如何制衡的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错综复杂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从煤钢联盟的诞生，到《维纳计划》的推出，从蛇形汇率机制的运作，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实施，从《德洛尔报告》的发布，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从欧洲货币单位的制定，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欧元在蛇形渐进的道路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

但是，欧元并没有解决欧洲的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就无法克服当前的欧元危机。没有最终的欧洲合众国，欧盟一体化的目标就没有实现。

欧元仍在继续进化着！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1968年3月，在法国人的挑头下，爆发了全世界对美国黄金储备的大挤兑。戴高乐发誓要将美元拉下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推翻布雷顿森林王朝，改革全球货币制度，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必须获得更大的金融权力。

就在美国“黄金互助总库”完全崩溃，戴高乐即将对美国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法国国内突然发生了“5月风暴”，不仅法郎遭到了美元的绝地反击而一溃千里，而且戴高乐上台以来从美国挤兑来的黄金，也被美国重新拿回了相当多的部分。

在危机最严重的5月底，巴黎游行的学生和市民打出了“戴高乐下台”的口号，国家机器几近瘫痪。对政局失去控制的戴高乐，甚至连他的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都没有通知，就于5月29日突然“失踪”，他连夜逃往了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很明显，在戴高乐看来，在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5月风暴”旨在逼迫他下台。美国人对他的痛恨非常自然，但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对他所坚持的“法兰西至上”的政策，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在戴高乐掌权的10年里，欧洲合众国的理想基本在原地踏步。超主权的“煤钢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莫内圈子”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搞出来的，戴高乐不反对欧洲联盟，也支持与德国和好，但前提不是丧失法兰西的主权，而是让法国成为欧洲马车的驾车人，让德国人来拉车。对英国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被戴高乐否决之事，“莫内圈子”的人更是怒不可遏。问题很清楚，戴高乐不除，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根本就没戏。

戴高乐一手栽培起来的总理蓬皮杜，也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

蓬皮杜早年就读于巴黎著名的路易勒格朗中学（Lycee Louis le Grand），与塞内加尔后来的开国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同窗挚友，与大名鼎鼎的盖·罗斯柴尔德也是校友。盖·罗斯柴尔德后来成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掌门人，继承祖业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执掌中央银行的大权，同时拥有法国工业领域众多公司的股权，是法国金融与工业的巨头。

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二战爆发后，蓬皮杜曾一度当兵参战，法国战败后，再度回到学校教书。1944年，当蓬皮杜得知自己的一位同学已经是戴高乐身边的幕僚长时，立刻给他写信，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在同学的引荐下，蓬皮杜最初的工作就是将法国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加以总结，并形成一页纸的情况概述，每天发给戴高乐供其参考。很快，蓬皮杜对复杂事件的深入剖析能力，高度精准的语言风格，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戴高乐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法国人民联盟，而蓬皮杜就成为已经辞职下野的戴高乐与他的政党之间的主要联络官，1948年后蓬皮杜还兼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的主任。

戴高乐1946年下野后，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果他等了整整12年。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一直是戴高乐无话不谈的心腹重臣。尽管不在台上，但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的巨大声望，使他随时有可能再度掌握法国的命运。

从来就笃信“永远与国王散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烧着当权派的热灶，同时也没忘了戴高乐这一潜在“优质股”的冷灶。法国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日渐严重，而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首领们，几乎都是戴高乐当年搞“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时的老班底，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恐怕法国只有戴高乐，才能控制得了法国的政局。

1954年，盖·罗斯柴尔德找到了他从前的私人导师，此人不仅与蓬皮杜是老朋友，而且就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罗斯柴尔德希望将戴高乐的心腹蓬皮杜挖过来。最初，蓬皮杜有些犹豫，毕竟他只教过中学，对银行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到罗家的银行恐怕难以胜任。不过，蓬皮杜转念一想，自己苦等戴高乐上台已经8年了，天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结果，不如到大名鼎鼎的罗家银行开辟一条未来人生的光明大道。

不能不承认，蓬皮杜具有非凡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他本来在银行中只是一个闲职，罗斯柴尔德也并没有希望他在金融业务中能有什么重大成就；但是，蓬皮杜在短短两年内，从一个看不懂资产负债表的门外汉，逐渐介入核心业务。正如戴高乐对蓬皮杜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罗斯柴尔德对这个校友，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蓬皮杜不仅能够迅速抓住生意中的要害，而且往往能迅速找到问题的突破手段。结果，蓬皮杜在罗家银行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深得罗斯柴尔德的信任。从1956年到1962年，蓬皮杜当上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经理，并且受罗斯柴尔德委派，担任了另外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代表罗家银行发号施令。

1958年戴高乐果然东山再起，蓬皮杜奉召参与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起草，并继续为戴高乐出谋划策。此时，他的建议中已经很自然地考虑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1962年，戴高乐总统力排众议，举荐从未有资深政绩的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以往历任法国总理要么是在选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在政府部长的位置上从政多年，而蓬皮杜却是从罗斯柴尔德银行总经理的位置上，一步登上了法国总理的大位。从此，蓬皮杜成为了戴高乐主义的重要执行人，在总理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创下四代法国政坛总理的任期之最。在这六年中，蓬皮杜不动声色地选拔和安插自己的人脉，逐渐控制了法国政府的主要核心部门。

当1968年“5月风暴”来临时，戴高乐突然发现，各部部长对总统居然群起而攻之，他已经无法控制政府，而蓬皮杜则大权在握。惊慌之余，戴高乐只能玩“失踪”，不敢让部长们知道他的行踪。他跑到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想看看法国军队到底支持谁，再定进退。当获得了法国军方的支持后，戴高乐重返巴黎，宣布举行6月议会的重新选举，结果戴高乐主义者大获全胜。在重获支持后，戴高乐立刻罢免了蓬皮杜的总理职务。法国政坛一片惊呼，大家原以为蓬皮杜是戴高乐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关系一向很不错，只有戴高乐心知肚明，究竟是谁搞出“5月风暴”，以及风暴的原因。

对于自己被解职，蓬皮杜“委屈”地声称，这是戴高乐犯下的一个错误。此时，在法国人心目中，和平解决了“5月风暴”的蓬皮杜，忍辱负重，忠诚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在形象上已经超过了老迈固执的戴高乐。

尽管戴高乐主义赢得了议会选举，但胜利者却不是戴高乐。法国人已经开始呼吁进入一个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时代。1969年，戴高乐的改革议会和地方政府的主张被全民投票否决，心灰意冷之下，只有宣布辞职。

蓬皮杜自然成为法国人万众期待的新总统。他的隐忍和策略，赢得了民心，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蓬皮杜所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去了“法兰西至上”精神核心的“修正主义”。他和“莫内圈子”中的同道者们，在摆脱了戴高乐的掣肘之后，开始大踏步地推进欧洲合众国的进程。

对于蓬皮杜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而言，废除主权边界，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不受管制是最大的理想！让资本来控制国家，而非国家控制资本，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超主权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废除主权！欧洲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美国的压迫，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

此时，欧洲政治舞台中心的三个人物，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全部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推动欧洲整合的政治时机，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969年4月，戴高乐刚下台，欢欣鼓舞的英、德、法首脑就在12月齐集海牙，召开欧共体峰会，会议决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英国突然受到欧洲大陆的热烈欢迎。1973年，欧共体一下子吸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从初创时的6个国家，变成了9国联盟。

在海牙会议上，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计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的战略框架，并最终形成了1970年IO月推出了《维纳报告》。皮埃尔·维纳（Pierre Werner）是卢森堡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受欧共体执委会的委托，由他出面组织各国专家成立欧洲货币联盟委员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战略，旨在保护欧洲利益，以对抗美国对欧洲利益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刻意对抗，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实力。

《维纳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一些关键权力（包括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将最终从各国议会、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向欧共体内部成立的新机构进行转移。

报告建议分三个阶段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第一步就是稳定汇率，为各成员国经济确立共同的指导方针，协调各国财政预算政策。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永久固定各国汇率，成员国实现一致的经济政策，建立欧共体统一的中央银行。但是，如何实现中间的过渡阶段，报告中却语焉不详。

英格兰银行在研究了《维纳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都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简单地说，它就是要以单一货币为杠杆，来创建一个欧洲联邦。成员国经济管理的所有基本工具，包括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政策，最终都要移交给欧洲联邦权力机构。”

这就是目前新闻中被大肆炒作的“欧洲经济政府”或“欧洲财政部”的设想源头，其实，这根本不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出现的新想法，而是40年前早已制订好的计划！

正当“莫内圈子”欢欣鼓舞，欧洲整合加速升温的关键时刻，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带来了全面的经济混乱。欧洲整合的进程被迫发生重大调整。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篡金自立”，开启了美债帝国的货币大贬值时代。

随着“美金”变成了“没金”，世界货币市场陷入了空前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美元，资本大规模涌向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寻求避难。为扭转美元信心濒于崩盘的危险局面，尼克松宣布了减税，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美元超发造成的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汇率紊乱，在尼克松的嘴里，却变成了其他国家在刻意操纵汇率，在贸易中试图夺走美国人的饭碗。看来，美国颠倒黑白的汇率操纵指责，并非今日的发明！但是，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连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当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警告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会报复的时候，康纳利轻蔑地回答：“随他们去吧，他们能怎样？”

但是，来自欧洲的愤怒是明确而坚定的，欧洲人毫不含糊地表示，欧洲的中央银行们已经很不情愿持有美元，如果美国不同意重新确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同时取消莫须有的进口附加税，欧美紧张的情绪将演变为对抗。

美元一步到位彻底踢开黄金的意图，遭到了欧洲的激烈反弹。美国不得不采取了缓兵之计。1971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史密森协议”，美元与黄金从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贬值到38美元，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10％。

世界货币市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1972年，美国故态重萌，毫无捍卫“史密森协议”之意的美国，继续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美元再度陷入被大规模抛售的危机。到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10％，美元兑黄金贬到了42.22美元。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混乱。

为了缓解世界对美元的恐慌情绪，美国急于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窘境。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美元大幅贬值了23％，仍然稳不住贸易溃败的阵脚。1972年，苏联农业面临着灾难性的收成，美国暂时顾不得冷战的对立了，慌忙中抓住了向苏联出口农产品这根救命稻草。

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以来，为了保证农场主的利益，政府常年倒贴农业，大量高价收购农产品，用于对海外提供美国援助。苏联的农业歉收，正值美国农产品出现了过剩，结果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7月8日，美苏发布了农业交易声明，苏联将在3年中向美国购买7.5亿美元的农产品。

苏联的农业问题根深蒂固，由来已久，1972年的农业灾难，远比政府的估计更为严重，仅在当年夏天，苏联就向美国大举购买了1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小麦的购买量相当于美国全部产量的1/4！

美国人原来有自己的小算盘，苏联没有多少外汇储备，因此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购买，必然迫使苏联像20世纪60年代中那样大举出售黄金。按照苏联人对粮食的需求来看，起码需要在市场上抛售800吨以上的黄金。如此一来，世界黄金价格必然暴跌，美元地位将大为强化。所以，苏联的农产品购买量是多多益善。

但是，美国人没有料到，苏联人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惊人胃口，对美国国内市场价格造成了远超过预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的粮食价格开始飙升，物价指数节节上扬，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骤然来临。

更让美国人懊恼的是，苏联人没有如美国人期盼的那样大量抛售黄金，而是转而取道向欧洲美元市场借钱。欧洲人此刻正为拿着太多美元这个烫手的山芋而闹心，苏联人来借，真是大喜过望，条件自然是大大的优惠。1972年2月，苏联向意大利大举借贷7年期的6亿美元，利息仅为6％，5月再向欧洲银行借贷10亿美元，利息仅比伦敦市场利息高3/8个百分点。欧洲美元，本来就是美国的通胀输出工具，这一次被苏联人巧为利用，玩了个美元通胀回流，以欧洲美元支付了美国的粮食。结果，美国陷入了粮少钱多、通胀加剧、美元疲软加剧的恶性循环。

美国人向苏联出售粮食，居然变成了以粮食回笼过剩美元的“义举”，这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倒灌效应，美国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可是“负责任的大国”才会采用的利他行为，但这绝不是美国政府的初衷！1973年6月，美国的综合物价指数上扬了15％，食品价格飙升了50％！“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国政府，被迫开始管制农产品出口，农业部下令，所有7月3日以后的出口粮食订单，将无法获得出口许可证，何时恢复出口需等待后续通知。

这一下，世界粮食市场开始沸腾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美元贬值和粮食价格上涨，启动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粮食进口国，也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都被通胀的冲击波震得天旋地转。

1973年美元再度10％的贬值，造成了阿拉伯国家3.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通货膨胀吃掉了他们储蓄中5.25亿美元的购买力，1973年石油输出国遭到了8.75亿美元的财富掠夺。

石油输出国被激怒了，他们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被通货膨胀所生吞活剥。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增加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他们断然对美国、荷兰和丹麦进行石油禁运，直至这些国家不再公然支持以色列，同时宣称，凡是给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支援的欧洲国家，也将被列入石油禁运的黑名单。于是，英国只让美军的飞机从基地起飞，但不能再降落；德国不让运送美国军火的轮船靠岸；意大利要求以色列退还所有占领地区。在欧洲的美军基地遭到了全面冻结。

西欧需要石油，而中东国家需要工业化，两者的经济进行深度整合完全合乎逻辑，这样一来，欧洲就会逐渐脱离美国设定的经济行星的轨道。当欧洲经济逐渐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深度整合，实现自主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英镑当年割据更具危险性的货币势力范围，将出现在美国的面前。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与中东、非洲都直接依赖美国，而他们之间的任何相互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美国对世界的控制。

英帝国当年的阴影对美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当意识到欧洲独立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基辛格于1973年12月匆匆赶往欧洲。基辛格不希望欧洲与中东之间发生超越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因而强烈要求“联合应对能源危机”，而且在欧洲与中东协商任何议题之前，美国都必须拥有“参议”权。

欧洲人并没有买基辛格的账，而是强调“世界发展将越来越集中的权力和责任，交到了少数强权国家手中，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对外发出一种声音，只有如此，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为了将欧洲拉回美国的轨道，美国在石油危机后4个月就启动了国际能源署（IEA），在美国人的设计中，这一机构相当于“石油进口国组织”，以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如果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美国甚至准备动用战争手段来对付中东石油输出国。中东国家则警告欧洲和日本，如果遭到军事打击，它们将破坏油井、输油管道和港口设施，确保西方石油中断至少一年。欧洲国家大惊失色，这对美国影响虽大，但美国自己也有大量油田可以开发，另外可以在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增加石油进口，弥补能源缺口。但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经济就惨了。因此，当美国国防部威胁如果石油禁运持续下去，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中东国家时，欧洲各国立刻跳了出来进行斡旋。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来到科威特，以援建石油化工和炼油项目为交换，确保法国的原油供应。在沙特，法国人与沙特政府签署了未来20年56亿桶原油供应的协议，交换条件仍然是石油化工与炼油厂项目。法国人的石油外交搞得有声有色。

当美国人提出“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试图继续将欧洲限定在美国设计的轨道上时，欧洲再度发出统一的声音，将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美国人气得大骂欧洲人背叛。

石油危机将欧美战后同盟关系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比石油禁运更持久的经济影响是油价。石油输出国将油价从1971年初的1.8～2.48美元一桶，提高到年底的10美元一桶，这并非完全因为制裁西方，同时也包括了对美元贬值，特别是粮食进口价格暴涨，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进行补偿。

石油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能源，更是工业化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石油价格的四倍上涨，将大幅提高石油化工行业的原料价格，同时石油化工的原料产品，又是汽车、电子、电器、纺织等几乎一切最终消费品的原材料来源，石油的突然短缺和价格的大幅暴涨，对已经变轨到石油工业经济的发达国家，顷刻间造成了破坏力极大的经济内伤。就像粮食危机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的冲击一样，石油危机将迫使工业和交通的燃料成本飙升，石油化工产业萧条，轻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最终传导到市场上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展停滞。70年代全球出现的滞涨，正是石油工业经济遭遇瓶颈的后果。

越是重化工产业发达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所承受的打击就越严重。美国是石油化工最早和最大的工业国，在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60年代实行“国民财富倍增计划”的日本，将石油化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中，在国内遭遇了原材料瓶颈，而在国际上则面对消费市场不振的困境，结果，日本工业生产下降多达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进入了衰退或低速增长阶段。战后西方国家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遭遇到工业化变轨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石油危机逼迫各国去寻找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实际上，仅仅是能源突破，并不能化解西方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瓶颈，这就是轻工业对石油化工原料的依赖。原子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或潮汐发电，仅仅从能源入手，企图替代石油，引发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可惜这种尝试不会获得经济增长的重大突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整整20年中，欧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主要原因就是缺少重大和根本性的技术与原材料的突破，缺乏类似四五十年代石油的巨大发现所带来的强烈的经济刺激。

人类的工业革命，其实仅仅是将能源从木材转化为煤炭和石油，将原材料从土地上的农产品和天然材料，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基础的合成材料而已。而新的经济爆发力，正孕育在新的技术革命之中。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频频出现的粮食问题、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经济衰退、美欧裂痕，从本质上看，都是美元贬值惹的祸。

美国人终于明白了，即便废掉了黄金的王位，美元仍然受到黄金潜在的威胁。有黄金作为参照，美元的贬值在世人面前将暴露无疑，一次次对黄金的价格下挫，将美元疲软的窘态反复昭示于天下。稳定的汇率机制，让美元贬值的真相无所遁形，让偷奸耍滑的伎俩难以藏身。因此，美国决心不仅要永远“圈禁”黄金，而且必须彻底废掉固定汇率制度，让世界货币市场彻底混乱起来。浮动汇率所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乱象，将分散大家对美元贬值的聚焦，起到扰乱视听、趁乱突围的作用。

美国此时要的就是一个乱字！以货币的大乱，求美元的突围！

美国求乱，而欧洲求稳。

汇率的自由浮动，使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货币上蹿下跳，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定局势，欧共体依据《维纳报告》的精神，于1972年4月推出了著名的“蛇形汇率机制”，它规定了欧共体内部任意一对货币的汇率所允许的浮动上限。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议”中规定了非国际储备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空间，由布雷顿森林时代的1％扩大到2.25％。如果以图形展现，欧共体内部的汇率波动犹如一条蟒蛇，游移在这条“史密森协议”的隧道中间。但是，当1973年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后，欧共体的“蛇形汇率”不再是游走于隧道之中，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沉浮。

欧洲人希望在“蛇形汇率机制”的阵法面前，美元贬值的冲击力能被大大削弱。但在美元眼中，欧洲货币摆出的“一字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挨打阵”。美元忽高忽低，上下翻飞，何时出拳，何时踢脚，完全掌握在国际投机资本手中；而欧洲货币的长蛇阵就像死板的阵地战，只能被动防守，摆出的正是一副挨打相！

“蛇形汇率机制”最大的毛病在于，它只锁定了欧共体内各国货币的比价关系，但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这就好比用铁索套住9艘在波浪中起伏的大船，但每艘船的发动机动力，甚至船舵的方向都彼此不同，一旦共同航行起来，必然会相互碰撞，难以协调。当美元的投机大浪猛烈袭来之时，铁索将被庞大而剧烈起伏的船体轻易挣断。

1973年，德国马克是“蛇形汇率机制”的旗舰，法国、英国则是主要的护卫舰。1972年夏美国卖给苏联粮食，原本指望苏联抛售黄金来支付，以造成金价下跌、美元信心增强的趋势，结果苏联借欧洲美元的东风，把通胀的大火送回了美国。到了1973年初，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迫使美元难以再固守“史密森协议”的贬值限制。结果在2月中，当德国央行在7.5％的通胀压力之下被迫加息时，美元贬值的潜流，终于演化为汹涌的美元资产抛售巨浪。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当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都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法国本想借英国人重新加入“蛇形机制”的时机，从德国人口袋里掏出那诱人的外汇储备，建立一个类似稳定汇率的基金池，以便在法郎支撑不住时，用德国人的银子来分摊一些压力，但随着英国人的退缩，法国人的梦想也破灭了。美元投机大浪铺天盖地般砸了过来。

1973年3月1日，“史密森大堤”崩溃了，布雷顿森林所残留的固定汇率体系土崩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货币自由浮动的混乱时代。

当美国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固定汇率枷锁之后，开始准备永远“圈禁”黄金这一货币之王，完成以美国国债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储备的核心资产的收官之举。

到1976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高达900亿美元，如何将这笔负债彻底赖掉呢？这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战略难题。美国人的思路是，将这些债务变性为国际货币储备，就像支撑本国货币的国债不必偿还一样。

1974年6月，美国建议在IMF中设立所谓“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这个账户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各国所持有的美债，兑换为特别提款权（SDR），从而完成把美国国债变成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的飞跃。变性后的美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国家债务，而成为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核心资产，它们将被永久嵌入国际货币运作体系之中，永远不必被偿还！

美国将“圈禁”黄金的行为，分成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所有IMF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不允许制定黄金的官方价格；第二，黄金与特别提款权之间的价值联系必须被切断，这样黄金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将失去法定价格依据，成为“价值游荡”的资产；第三，美国财政部将举行黄金拍卖；第四，IMF将配合美国财政部压低世界黄金价格。其核心宗旨就是：让黄金的价格越不稳定越好，不稳定就难以成为财富储藏的工具，并且降低黄金作为货币储备的吸引力。

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IMF成员国同意了将黄金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基础中驱逐出去，特别提款权不再与黄金价值挂钩，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16种国家货币的参照。紧接着，为了与美国的精神保持一致。IMF决定卖掉1/3的黄金储备，其中一半还给各国中央银行，另外一半则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固定汇率废除了，黄金被“圈禁”了，美国人眼中最扎眼的问题，就是石油危机以来，由于油价暴涨而获得巨大石油美元收入的中东国家。

欧洲和日本的国家收支顺差被石油价格上涨所吃掉，1974～1976年，400亿美元的石油红利，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东国家的荷包，中东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如果中东向欧洲靠拢，用石油美元的资本积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那么欧洲将成为工业设备和技术的最佳提供者，而中东则在石油供应和消费市场方面向欧洲敞开大门。这样一来，美国的利益将被边缘化。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将丰沛的石油美元，从中东导流回美国，削弱中东与欧洲接近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打法还是用美国国债，去导流中东的石油美元，让中东接替欧洲和日本从前的角色，为美国的赤字继续提供融资。为此，美国首先警告欧洲的银行，不得接受超过它们目前持有的150亿美元的储蓄规模，从而切断了中东石油美元的去路，再以军事合作、安全保障为诱惑，胁迫沙特将石油美元投向美国国债。

美债帝国在“篡金自立”之后，经历了浮动汇率、石油危机、中东美元回流等剧烈震荡，终于站稳了脚跟。在混乱中，欧洲的货币联盟却受到了严重冲击。





「“莫内圈子”解体，欧洲联盟徘徊不前」

戴高乐下台，对于“莫内圈子”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借着这股东风，莫内的老战友，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一道，一鼓作气地完成了欧共体扩编和《维纳报告》两件大事。

但是，接踵而来的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却打断了欧洲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势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又将欧洲抛入了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旋涡。欧洲的政治家们被国内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搞得疲惫不堪，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意愿和热情，都显著减弱。德国关注通货膨胀，法国担心经济增长，英国对“蛇形机制”热情有余担当不足，意大利等其他欧共体国家看到领头羊们争执不下，群龙无首，只好各扫自己的门前雪，难顾他人瓦上霜了。

面对欧洲整合丧失动力的困局，莫内提出建立“欧洲资源基金”，希望从货币联盟再次突破僵局，但德国财政部长反对这项提议，认为经济整合应该优先于金融整合。石油危机爆发后，莫内又提出欧共体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以便在区内国家中分配石油供应，结果德国同意，而英法反对，只得作罢。

1974年5月，“莫内圈子”的德斯坦，在蓬皮杜去世后，当选为法国总统。已是80岁高龄的莫内，开导着不到50岁的新总统，“欧洲事务最为缺乏的就是权力。讨论有规矩可循，但决策却没有。”这句话对德斯坦的启发很大，他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在莫内的鼓励下，德斯坦在12月的巴黎欧共体峰会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计划，这就是“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制度。

“欧洲理事会”由欧共体的各国首脑组成，相当于欧共体最高的战略决策机构，虽然它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但负有指导欧洲重大政治议题的方向，和制定政策优先顺序的责任。面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和汇率危机，欧洲迫切需要各国首脑定期会晤。“欧洲理事会”的建立，意味着主权国家的首脑，有义务为超主权的欧共体，提供政治服务。

此时，欧共体已经形成了欧洲合众国的原始雏形，原来由莫内担任第一任主席的煤钢联盟“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在《罗马条约》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后来这三大超主权机构合并为“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各自的权力机构整合为单一的“欧共体执委会”（European Executives），这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前身。它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内阁政府，负责欧共体的日常运作。

莫内设计的煤钢联盟“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演变成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相当于国家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

这样一来，“欧洲理事会”、“欧共体执委会”、“欧洲议会”就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而这些机构的原始雏形，几乎全部出自“莫内圈子”，未来莫内等人，必将被誉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人。

1975年，“莫内圈子”组建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已经运行了整整20个年头，莫内本人也已87岁高龄。他没有想到欧洲合众国的道路会如此漫长，在戴高乐当政的10年里，莫内在法国失去了影响力，不过他仍然在欧美各国享有崇高地位。在莫内的心目中，欧洲合众国的基础，是与英美的联合，大西洋两岸的伙伴关系是其核心宗旨，创建欧洲合众国的目的，并非是挑战美国的霸权，而是与美国分享权力，共同主宰世界。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美元贬值、欧洲汇率混乱、工业国家经济衰退，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关系紧张，甚至情绪对立，莫内对此深感失望。欧洲内部整合力量的涣散，更使他忧心忡忡，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莫内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曾一度希望德国总理勃兰特来继承他的衣钵，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跟随莫内多年的职员中，他的秘书林格女士，是完全不拿薪水义务服务。她白天为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工作，下午5点以后，到莫内的办公室继续工作。罗伯特·罗斯柴尔德男爵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之一，他没有选择家族的老本行银行业，而是积极投身于外交家的事业之中。他正是1957年《罗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堪称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莫内与罗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私人秘书的联络，莫内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每一项具体步骤，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罗家的耳朵里，并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建议。

当莫内最终向圈子里的所有同伴宣布，他决定退休并解散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极度震惊。欧洲合众国运动在丧失了精神领袖之后，在失落和迷茫中徘徊了整整10年。直到1985年，莫内的左膀右臂们再度拉起大旗，开始积极活动之后，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才再次骤然加速，并直接导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

在莫内退休的日子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唯一的重大进展，就是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这也是1970年《维纳报告》的具体成果。

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就是欧洲货币单位（ECU），这个货币单位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欧元。德法围绕着货币单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按照法国人的设计，欧洲货币单位由“一篮子货币”根据欧共体各国货币加权平均来构成。

在欧洲货币单位的基础上，任何一国货币相对于欧洲货币单位的浮动，不应超过2.25％，意大利的里拉偏软，被允许浮动的范围扩大到6％。这基本上就是“蛇形汇率机制”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浮动参照的基准变成了ECU。新的欧洲汇率机制被称为ERM（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入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干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莫内圈子”在1975年散伙之后，推动欧洲合众国的精神驱动力处于瘫痪状态，大大延迟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进程。不过，“莫内圈子”中的核心骨干们，并没有意志消沉，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度组建一个新的圈子，继续推进欧洲统一的大业。

20世纪80年代初，莫内原来的副手，荷兰人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逐渐成为新的凝聚核心。他曾长期担任“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的首任主席。科斯泰姆尽管没有莫内那样的号召力，但他长期从事联络与协调的具体工作，与欧洲重要人物的关系熟稔，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新圈子的发起工作。众人本来就迫切需要一个交流与讨论欧洲问题的私密圈子，科斯泰姆登高一呼，老圈子的人立刻就像找到了精神家园一般，纷纷投奔过来。

1982年10月，科尔取代了施密特成为西德新一任总理，科尔也是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一上台就宣称欧洲事务和欧洲政治联盟是新一届政府的优先政策。科斯泰姆觉得重新建立“新圈子”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开始四处联系老战友们，刚从德国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施密特和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作为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在科斯泰姆的影响下，也开始给从前圈子里仍然活跃在政治和贸易领域的老友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圈子，以“确保让·莫内的思想和方法继续作为欧洲联盟的精神指导”。

为了在1984年重新组建新圈子，科斯泰姆开始环游欧洲，逐个拜访准备前来参加会议的新老朋友，并带去会议的主题和未来的纲领。

1984年3月13日，科斯泰姆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了新圈子，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各国金融与贸易领域的权威人士也纷纷赶来。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虽然没有到会，但他表示卸任之后就会参与新圈子的讨论活动。会议达成共识，在新的形势下，恢复莫内精神，重建一个新的委员会。施密特认为，委员会应该“制定总体战略，来唤醒沉沦的欧洲”。会议还建议由施密特对欧洲货币体系（EMS）提出战略报告，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起草欧共体、统一市场、安全与防卫、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等专题报告。施密特最后特别强调：“必须意识到尽管（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欧洲问题置于考虑的中心，但是法国社会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必须找到“一些能给密特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参与进来，以获得密特朗的战术性支持”。

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科斯泰姆与德洛尔第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莫内的思想和势力强大的圈子，对初出茅庐的德洛尔，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洛尔曾是法兰西银行的高官，自信而常常直言不讳，他的能力有目共睹，连密特朗也对德洛尔格外看重。

1984年6月，德洛尔通知科斯泰姆，密特朗已经同意让他参加科斯泰姆发起的新圈子活动，科斯泰姆惊喜之余，建议德洛尔将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后来，德洛尔在密特朗的支持和德国总理科尔的认可下，当选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欧共体的内阁总理。对于密特朗而言，德洛尔是他在新圈子里的代理人，而德国人拉拢德洛尔进入新圈子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影响密特朗全力推动欧洲整合。双方的默契就是将德洛尔放在“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关键位置上，以便共同发力推动欧洲的经济货币联盟。

“新圈子”对德洛尔上任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在关键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欧洲货币联盟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可是，德洛尔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就需要再安排一位法国社会党的人选，来填补德洛尔的空缺。作为临时措施，德洛尔将以“客人”的形式参与“新圈子”的所有活动。当德洛尔来到布鲁塞尔就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立刻积极为他推荐欧洲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1984年9月，“新圈子”被正式命名为“欧洲行动委员会”（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Europe）。80年代中期的欧洲与世界，已经与50年代莫内委员会成立时的国际形势大为不同。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步解除，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内在基础日渐瓦解，西德与东德重新合并的可能性，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将再度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不仅欧洲内部的法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感到心理压力加大，就连英国与美国也都顾虑重重，欧洲货币体系早已成为马克的天下，如果德国统一实现，领土被肢解的德国将重新成为政治巨人。此时此刻，由德国人发力推动的“欧洲合众国”运动，将促使美国产生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出现的猜忌，而且欧洲内部也将被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欧洲合众国”的刺眼字样，被笼统的欧洲所取代。

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心理最为纠结的还是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彪悍，法国人早已深有体会。50年代法国主导的“煤钢联盟”，对于法国人而言是宽容和仁慈的美好感觉，欧洲联合代表着欧洲团结一致，在美苏两霸之间争取独立地位的大义行为。可是，80年代的法国，经济实力已经难与德国抗衡，法郎更成了马克的跟班，当想到一个8000万人口、政治统一、经济强大、货币坚挺的德国再次出现在法国边境时，法国人就会从骨子里透出阵阵寒气。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应对之道，就是将德国的经济与货币实力，与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整合起来，实现一种对法国和欧洲都更为平衡的态势。德国有马克，而法国有核武器，进一步联合，则双方共赢，退一步分裂，则后患无穷。当法国人想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信服这一动机之后，双方强化合作的动力获得了一个新的突破。德洛尔正好扮演了这种突破的关键角色。

就在德洛尔准备代表“欧洲委员会”，第一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前，科斯泰姆给德洛尔写了一封长信，就这次重要演说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德洛尔对此心领神会，在1985年1月的演说中，他正式提出到1992年，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的重大目标。几个月后，“欧洲理事会”的各国首脑们正式批准了德洛尔的目标，并责成他完成实施时间表的细节报告。欧洲一体化立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5年6月6日，在“新圈子”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主持会议，德洛尔提出了未来强化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午餐会上，德国总理科尔对“新圈子”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欧洲行为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欧洲统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人。只有我们不断继承这一精神财富，才能够使欧洲统一的过程不可逆转”。

1986年，德洛尔与“新圈子”的关系更加紧密，他让同是社会党人的好友亨利·拿列特，接替他在“新圈子”中的位置，亨利·拿列特一直是密特朗的农业顾问，后担任农业部长。在“新圈子”的各次会议上，德洛尔将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团队，甚至翻译人员都“借给”了科斯泰姆，以提供欧洲经济货币领域的最新动态。除此之外，德洛尔每年由欧洲委员会给“新圈子”提供22000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活动经费。

到1988年9月，“新圈子”已扩大到92名成员，他们来自各国政府、各国政党、商业协会、银行金融业和欧洲议会。其中13名成员是莫内时代的老人。“新圈子”形成的决议，可直接送达德、法、英、意、荷、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的手中，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变成了政治家们在欧洲舞台上的台词。政治家们在外交场合所难以肩齿的玄机，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反倒能够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新圈子”主要从幕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步伐，而很少在媒体上公开宣扬他们的汁划，这样使得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发挥的余地。这些同道中人，由于精神理念高度认同，很多人又是从50年代就开始共同奋斗的老朋友，相互信任，共同借力，彼此忠诚，绝不泄密，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欧洲合众国的信念圣地。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1988年，欧共体作为一个国家雏形的政治基础架构已经俨然成型，“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缺了中央银行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货币联盟作为撬动欧洲统一的主要杠杆，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稳定欧共体内部的汇率关系，始终是促使欧洲各国合作的持续动力。

1970年的《维纳报告》，确立了货币联盟将从汇率联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动机制”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1979年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建立起欧洲的货币本位。然而，最终建成货币体系的关键部件——中央银行，迟迟未能获得重大突破。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事实上控制着一切！

在这一关键权力的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间国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内部争斗。

如果从德国战后谦恭卑微的外交姿态与和平主义的国际形象，就判断德国人已经永远放弃追求世界霸权理想的话，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强悍意志。德国仅仅是学乖了，而不是变乖了！

德国支持欧洲统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由德国驾驭的欧洲大陆。在军事上跛脚，政治上装孙子的窘境中，德国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货币！德国人对于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异常清晰，始终如一，前后连贯，毫不动摇。欧洲的货币大权，必须也只能由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实质控制。时间的优势在德国一边，欧共体事实上已经是马克货币区，德国经济凌驾于所有欧洲国家，国家统一即将实现，政治侏儒时代已日渐远去，苏联与东欧的衰落，为德国势力向东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大陆，必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吃够了急躁的苦头，这一次，它将以超级的耐心和毅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法国永远是理想远大，计划宏伟，但执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与德国激烈争吵之后，德国人在面子上总能让法国感到些许宽慰，但仔细评估下来，却发现德国人其实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法国人对荣耀和拥有权力象征的快感，远胜于对权力执行中所产生的琐碎烦恼。法国想让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对它惟命是从，但它既缺乏实力，又没有耐心。

英国在心态上始终没有走出“伟大光荣”的过去，在英国人的眼中，20世纪的欧洲大陆，与19世纪没有什么区别。英国幻想着自己仍是当年那个举足轻重的欧洲砝码，偏向德国，则法国的雄心壮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国，日耳曼帝国的梦想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英国的介入，欧洲大陆必然乱成一团。作为两个世纪欧洲的货币权力中心，伦敦岂能容忍由巴黎或法兰克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各怀心腹事的欧洲大国们，参加1988年欧洲货币联盟峰会时，一出精彩纷呈的大戏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国汉诺威欧洲峰会上，德法正式启动了欧洲央行这一货币联盟赛事中的冠军决赛。峰会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提出货币联盟的最终路线，这个小组成员中包括了12个欧共体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谁来领导这一专家小组的工作，成为了峰会瞩目的焦点，这个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冠军杯最终花落谁家。德国科尔总理最后亮出了底牌，他举荐的正是“欧洲委员会”主席，法国超级红人德洛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含笑点头，英国首相撒切尔在茫然中追随。

德国人这一招走得相当高明，科尔深知法国人非常看重声誉，由德国人出面领导专家小组来制定一个对德国中央银行有利的方案，注定会遭到法国人的坚决反对，而由法国人来领导，则可以充分满足法国人的虚荣心。只要实质上对德国有利，科尔会满脸微笑地将桂冠戴在法国人头上。这也正是德国人在“新圈子”里，格外卖力地去笼络德洛尔的根本原因。

对于德洛尔的任命，并非皆大欢喜。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就满腹牢骚。很明显，波尔认为自己才是货币专家小组的天然领袖，在12个央行行长中，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再说，货币问题是央行的拿手好戏，财政部长出身的德洛尔，居然要领导央行行长们搞货币研究，既留下财政部指挥央行的恶劣印象，又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糟糕先例。他还抱怨撒切尔夫人没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欢迎成立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小组。她应该知道这个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别考虑”。波尔一度甚至拒绝参加德洛尔委员会。

在这一问题上，波尔对委员会的强烈反感，与他后来对委员会报告的赞赏之间，多少有些让人生疑。老辣的撒切尔正是看到波尔对德洛尔委员会的坚决抵制，才没有否决对德洛尔的任命。英国不愿意看到欧洲央行的出现，但也不想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欧共体。但后来撒切尔却因为轻信了波尔而后悔不迭。

德洛尔委员会成立后，将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中进行。国际清算银行，设计初衷就是中央银行们的中央银行，它从理念到氛围，从辅助团队到核心专家，当然都是严重倾向中央银行独掌货币大权的方案。谁是欧共体央行中的老大呢？当然还是德国央行。其实，欧洲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就是德国央行独霸货币大权。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尔委员会提交的《德洛尔报告》明显倾向于欧洲未来的中央银行将获得甚至比德国央行还要大的“独立性”。报告指出，欧洲央行“应该采取联邦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这个新的体系，应该被赋予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欧共体的机构，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新的体系由一个中央机构（拥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新的体系的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该体系的理事会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和欧共体的权力部门”。

《德洛尔报告》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市场整合、永久性货币自由兑换、永久性的固定汇率等。但这些内容不过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最具爆炸性的还是“联邦制”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它不仅代表了央行的彻底独立，更意味着各国将放弃“货币主权”。这个报告所产生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1970年的《维纳报告》。

《德洛尔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在各国激起了激烈争议，法国内部更是吵翻了天。法国总统密特朗看到报告后，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他的焦虑和纠结溢于言表：

〖我并不反对中央银行，却反对它的某些运作模式。德意志联邦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我们的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虽然也有独立性，但决定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却是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促使法国人共同推进货币联盟进程呢？我的印象是：如果德国人相信货币联盟不会影响他们良好、健康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会愿意推进货币联盟。然而，我却不是很愿意承诺这一点。没有政治权力的约束，欧洲中央银行将拥有国家主权的权力，那是很危险的事。欧洲货币体系已经是一个马克货币区了。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没有权力管理我们的经济。但是一旦欧洲中央银行建立，它就会获得这个权力。〗

参加德洛尔委员会的法国央行行长德拉罗西埃，在法国政府内部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仅因为法国政府从来就坚决反对法国央行的独立，更是由于他将法国经济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德国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财政部收到德洛尔报告的最终版本之后，我就被召唤到财政部会议室。贝雷戈瓦（财政部长）、特里谢和其他几个官员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我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贝雷戈瓦表情非常冷淡。他说财政部对德洛尔报告的结论非常震惊、非常不满。然后他就让财政部副部长特里谢讲话。

特里谢的讲话要点是：德洛尔报告中所建议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实在太过，比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还要大。他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的讨论里，肯定作了过分的让步。

贝雷戈瓦接着就问我：‘你想要说什么？’我说我听到了‘让步’这个词。这是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达成货币联盟协议的过程里，我屈从了某些观点或者对某些观点作了让步。这不是事实。我是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一种让步或者牺牲法国的利益。只有中央银行及其附属单位拥有独立性，未来的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运行。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不稳定的。没有谁强迫我这么说，也不是因为这是德国人的观点，我就这么说。〗

这无非就是中央银行家们早在20年代就玩熟了的把戏。中央银行家们彼此先达成默契和共识，然后回头去游说各自政府同意他们的政策。在政治权力与金钱权力的游戏中，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自以为玩了银行家，最终却是银行家们玩残了政治家。

当英国看到《德洛尔报告》后，撒切尔夫人气急败环，她开始意识到了让德洛尔领导货币小组是个可怕的政治失策，而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坚决反对德洛尔委员会的态度，让她产生了后果严重的错觉，她承认“最大的损害是，波尔反对货币联盟的立场本来众所周知，却完全没有在德洛尔委员会里表达出来”。不过，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则兴高采烈地表示：

〖我认识到，从现实的角度看，建立和扩展单一货币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我要让人们知道我支持货币联盟计划。它将帮助英格兰银行重新赢得独立性，帮助英国建立更稳定的货币制度。撒切尔给我的简短指示是跟随波尔（德国央行行长）。我给撒切尔写了一封信，说万一波尔同意签字，我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签字了。如果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德洛尔报告上签字的中央银行行长，那我会显得极其荒谬可笑，我看起来就像是撒切尔的一条哈巴狗。〗

德国在大功告成之际，对撒切尔展开了软磨硬泡的游说攻势。但是，撒切尔在吃了波尔的大亏之后，已经不再信任德国人。于是，德国的盟友荷兰出手了。荷兰人在货币问题上，从来就是马克的应声虫。当荷兰人来到英国，撒切尔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这是德国人派来游说英国接受欧洲央行的说客。荷兰人苦口婆心一番开导之后，撒切尔坚持认为，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使英国丧失灵活性。荷兰人巧舌如簧地回应，加入欧洲货币就好像开车带上安全带，并不会影响速度，而且安全更有保障。会后，撒切尔对荷兰人的评价就是，“夸夸其谈什么欧洲汇率机制，简直就是垃圾！”当英国财政大臣建议英国确立一个加入欧洲货币的时间表，铁娘子勃然大怒道：“那是一个特别有害的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必须是我说了算。”

政治家与银行家的斗法，在欧洲起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各国政府像这样彻底地将货币主权这一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部分，拱手让给银行家，在欧洲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金权与政权的较量中，金权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欧洲，已经不是国家在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着国家！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立刻就要投身于西德的怀抱了，巨大而突然的德国统一压力，使科尔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下子变成了刹车。

在战争中，德国人吃够了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苦头，现在，在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这两个战略方向上，科尔宁愿先专注于德国统一。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百年大计的核心问题，更是未来在货币联盟的战场上，赢得更大支配权的关键筹码。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的跟班荷兰，无不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1948年，法国就曾经将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国际共管（实际上则是将其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作为西德联邦政府成立的交换条件。现在，法国人故技重施，密特朗强烈暗示科尔，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是放弃马克，接受欧元，加快货币联盟的步伐。否则，法国人将端出一盘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菜，德国有可能会面临“法、英、俄三国同盟”的包围和孤立，就如同一战和二战前夜那样。面对如此极端的威胁，科尔不得不让步。

德国被迫再度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欧洲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已经被法国人捆绑在一起。统一道路上的每一寸进展，都得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作出分量相当的妥协。德国统一的代价，就是放弃马克。密特朗将这一让步视作法国的巨大胜利，而科尔更是把德国人民被迫割舍马克的悲情，演绎到让所有观众耸然动容的境界。在德国央行主导欧洲央行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真正的损失，并非放弃马克，而是失去了赢得法国更多让步的机会。

还是撒切尔看得更透彻。1990年3月，她在伦敦宴请法国10大产业巨头时说：“德国已经是欧洲经济的支配力量，统一后又将成为欧洲政治的支配力量。”她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制衡德国的办法。法国需要和英国联手来对付德国的威胁。”铁娘子再次重申她的一贯观点，欧洲一体化是“把铁板一块的欧洲，拱手奉送给了德国”，这将增强德国的支配地位。

撒切尔确实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统一未来的趋势，将是德国势力日益壮大，英国对德国的防范远比法国更具有战略远见。在撒切尔看来，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后会落得连人带财宝都送过去的结局。然而，她也是一位超级的现实主义者。她一方面绝不会容忍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来管理英国经济，另一方面却想得到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所带来的好处。用她的话说，就是“英国期望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以便利用德国马克的地位，创造某种类似金本位的机制，来帮助英国控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铁娘子拒绝了欧元的婚约，却渴望得到汇率稳定的聘礼。

1990年10月，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德国人真是双喜临门，统一大业于10月3日正式完成，英国又收下了汇率机制的聘礼。再往前迈一步，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搞定的大英帝国，将会在德国的主宰下被整合进欧洲。德国驻英大使兴冲冲地来找撒切尔，既然英国收下了聘礼，德国自然希望趁热打铁，尽快促成英国嫁给未来欧元的婚期。

〖撒切尔：“现在德国已经统一了。科尔一定非常高兴。他现在可以实施更多的国内政策了。”

德国大使：“科尔总理将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包括创建欧洲货币联盟。”

撒切尔：“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去找女王陛下，向她解释说，再过几年，她的头像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

撒切尔冷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堪比当年的丘吉尔！在捍卫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半点含糊和游移。英国人与德国人确实有一拼，他们都是高度理智，目标清晰，坚忍不拔，绝不动摇。法国在自制力和判断力方面，与英国和德国还是有差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0年中，法国只有在拿破仑时代风光过一阵子，在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英国和德国不停地推来搡去。

无论如何，科尔此时堪称欧洲最得意的政治家，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历史大业，志得意满之际，却大大低估了统一的困难。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科尔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东西德马克之间兑换比例严重失衡，不仅为德国造成了20年的经济后遗症，还差点颠覆了欧洲货币体系。

1990年2月6日，科尔在没有征求德国央行、财政部和国会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西德马克将向东德供应的惊人消息。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马克早已不再是德国人的货币，它更是欧共体货币稳定的基石。这个消息一方面掀起了货币市场的惊涛骇浪，另一方面，却几乎立刻平息了东德混乱的人心。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局面基本失去了控制。人们在欢呼声中，大规模涌入西德“旅游”，不到2000万的东德人，竟有多达1000万人跨过边境来参观心仪已久的资本主义“天堂”，东德人被西德的先进与繁荣所深深震撼。东德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边倒的声音，那就是加速实现与西德的统一。在这样的氛围中，东德政府一切旨在改造现有社会机制的努力和尝试，立刻被淹没在一片否定的浪潮中。人们已经无心工作，各种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政府濒于瘫痪，东德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狂热，他们恨不得立刻过上西德人那样富裕的生活，而似乎只要统一，富裕和繁荣就会马上自动降临。

1951年以来，政府一直坚持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等值，尽管双方的生产力差距日益扩大。到1989年，根据双方贸易指数折算下来，东西德马克比值为4.4：1，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马克直线贬值到20：1。对社会制度信心的崩溃，直接反应在货币的黑市价格中。后来，人们承认，东德的外债规模被夸大了，经济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过，人们信心的崩溃，加速了东德马克的贬值，也破坏了东德经济的基础。

为了稳定东德马克，1989年11月，科尔与东德政府达成协议，西德央行将提供38亿马克，供东德的旅游者们兑换，兑换比价为3：1。由于这一比价远比黑市价更优惠，巨大的套利诱惑促使更多的东德人来到西德，他们以3：1换取西德马克，回去以更高的价格抛出。结果，西德的马克供应，遭遇了东德人疯狂地“需求”，这也许是科尔的“货币计谋”，当西德马克在东德大行其道时，德国将事实上先完成“经济统一”，其他国家再坚持反对德国统一，也不能逆转坚强的货币利益纽带捆绑下的国家统一进程了。

东德人陷入了一种货币误区，他们把西德马克想当然地当成了财富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背后的生产力。放弃努力工作，只想靠拥有货币而致富的思想，弥漫在整个东德社会之中。东德自身的经济，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日益沉沦。同时，对西德的马克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实现货币统一的呼声，在东德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东德人高呼，西德如果不把马克送过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这也正是科尔迫不及待地推出马克兑换的压力所在。

1990年7月1日，科尔宣布的马克兑换比价不是大家猜测的4：1或3：1，而是惊人的1：1！东德人当然喜出望外地实现了“立刻富裕”的梦想，但是，德国的财政和货币，则背负起难以承载的巨大压力。如果东德人能够开始勤奋地工作，那么西德经济的负担就会逐步减轻，但后来的情况远非如此。当“货币富裕”骤然来临时，东德人远不像西德人战后20年那般吃苦耐劳。德国马克的辉煌，在欧元诞生之前，都没有彻底恢复元气。

德国被迫靠印钞票来填补东德的经济窟窿，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到1991年8月，德国的通胀已逼近罕见的5％。央行被迫大举提高利息。仅仅在三年前，德国的利息比美国低3％，德国统一之后的一年多里，利息竟然比美国高出6％！这是二战以来，大西洋两岸最大的货币态势逆转！

德国的利率飙升，造成了欧共体各国货币的一片混乱。各国被迫跟着德国提升利率，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刚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英国，还没来得及摸到汇率稳定的好处，却在德国升息的压力下，让英镑遭到索罗斯等人的饱和攻击，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也接连遭到汇率投机暴徒的血洗。

1991年12月，在衰退和危机中，欧洲的首脑们齐集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变成了欧盟。根据《德洛尔报告》的调门，以德国央行为首的中央银行家们，起草了欧洲中央银行章程。《马约》将货币联盟的最终完成时间定在了1997年或1999年。各国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利率、债务等各项指标，将变成能否迈入欧元帝国的门槛。

欧元的诞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欧元帝国创世纪」

尽管欧洲央行理论上属于超主权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难摆脱主权意识的渗透。1994年，围绕着欧洲央行的筹备机构——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德法之间再度爆发争执。

首先是欧洲货币局的地址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处于谁的势力范围之中。德国当仁不让，提出法兰克福作为最佳选择，这里是德国央行的所在地，欧洲央行设在德国央行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安排，德国总理科尔毫不妥协地拒绝考虑伦敦、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其他城市。法国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

在欧洲货币局的运作方式上，德国人坚持货币局必须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职能，实质上发挥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但法国人却担心大量的外汇交易将使法兰克福取代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中心，因而建议用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联合操作的模式，试图对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分权”。不过，由于德国人提供了货币局的主要货币储备，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戴高乐主义再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希拉克虽不如戴高乐那么具有鲜明的法兰西主义色彩，但对法国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他虽然不是欧元的反对者，但至少称得上是个怀疑者。尤其对欧洲央行的巨大权力，希拉克始终忧心忡忡。欧洲央行一旦开始运作，法国在货币、汇率、利率方面的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法国经济的命运将由法兰克福那帮人来决定，对于笃信国家主义的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法国财政部长卡恩（Dominique Stauss - Kahn）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的“经济政府”，以便在政治上对欧洲央行进行制衡。这个卡恩就是后来担任IMF总裁，因绯闻事件被美国拿下的那位著名人物。

在这一非关键问题上，德国人倒是愿意作出让步。这就是1997年成立的“欧元集团”（Euro Group）。“欧元集团”由欧盟的财政部长们组成，他们定期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法国人希望利用“欧元集团”，将国家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进国际主义控制下的货币权力核心。卡恩表达了法国对于加强政府对欧洲央行进行监管的政治必要性，“如果没有实质且合法、正当的政治机构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很快就会被公众当作是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机构。”

德国人紧紧抓住货币发行实权，“欧元集团”对欧洲央行的所谓制衡，仅仅是没有约束力的“定期交流”。而德国人却实际得多，他们不仅嘴里吃着货币发行权的“肥肉”，还把筷子伸向了锅里的“财政大权”。

1995年，德国人建议搞一个《稳定公约》，对于那些财政赤字超过GDP3％的国家进行罚款。这下可惹恼了法国的希拉克，什么？德国人居然还要觊觎法国人的财政预算大权？罚款制度，不仅会使法国无法再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改善就业，而且会让法国在不得不这样做时，将被欧盟国家和世界舆论贬损地体无完肤，在欧元启动之前，法郎还得承受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血腥屠杀。在希拉克的尖叫声中，德国人降了一些调门，把《稳定公约》改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严厉惩罚的效果被削弱了。

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德国与法国的争执达到高潮。1997年11月，欧盟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们，一致提议欧洲货币局局长杜森贝赫，担任即将诞生的欧洲央行行长。但是，实际上决定行长人选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手中。杜森贝赫是荷兰代表，而荷兰从来就是德国人的小跟班。其实，在欧洲央行的“宪法”中，已经将德国央行的制度全面进行了贯彻和强化，无论是谁来坐这个位置，执行的只能是德国央行的政策。这不仅是德国经济与货币的力量决定的，而且也被法兰克福所提供的一切软性辅助体系所强化。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将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推到这个位置上。

所谓超主权的国际主义，从骨子里就弥漫着国家主义的色彩。权力只有一个，争抢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竞争者都是主权国家所推荐，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陷阱。

1998年5月，欧洲的首脑们为了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几乎不欢而散。德国和法国各不相让，法国人坚持，如果杜森贝赫担任行长，那么他必须在2002年7月离职，也就是启动欧元纸币的半年之后。在12个小时的辩论之中，德、法、英、荷首脑们滑稽可笑地互相吐口水。

〖希拉克：“是谁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讨论他能多工作几个星期上？”

科尔：“你问‘是谁’，他可不是刚从街上随便冒出来的人，你心里清楚。”

希拉克：“他（杜森贝赫）是牛！”

科尔：“我不喜欢大家这么说他。我相信他德才兼备。我们有必要以尊敬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拉克：“是媒体这么叫他，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的。我可不能让媒体这么叫我。我们已经接受了欧洲央行设立在法兰克福的事实。”

布莱尔（英国首相，主持会议）：“我们这次讨论没什么意义。”

希拉克对布莱尔：“也不严肃些。你是个这么明智而严谨的人，但这个程序一点都不明智和严谨。”〗

希拉克以否决杜森贝赫的候选人资格相威胁，科尔则宣布德国已准备好提前离开，结果又是一番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妥协。1998年5月3日，官方正式任命杜森贝赫为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森贝赫则立即发表声明，如果他不能完成8年的行长任期，那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欧洲纸币引进之前，他不会辞职。

1999年1月1日，万众瞩目的欧元，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难产后，终于诞生了。可笑的是，人们仍称欧元为“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欧盟各国货币，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1欧元基准，按照1998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进行货币兑换。此时的欧元，还是一种抽象的无形货币，主要用于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和电子支付领域。直到2002年1月1日，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正式成为了欧元区的法定货币。

欧元源于欧洲货币单位，而欧洲货币单位则是由“一篮子”欧洲国家货币所组成，每种国家货币背后的货币储备，主要仍是外汇和国债，因此，欧元从本质上看，就是以成员国的国债与外汇储备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

这就形成了欧元内在的一个问题，成员国的国债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欧元价值的根源，来自各国经济和财政的健康。无法控制各国的经济与财政，就无法保证欧元的价值。欧元目前的困境，症结正在于此。

欧元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统一的财政部是确保欧元继续发展的前提。目前的欧元危机，提供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的机遇。从欧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早已树大根深，欧洲财政部的建立，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当统一的欧洲财政部最终出现在地平线上，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还会遥远吗？





第七章 债务驱动，美利坚盛世的脆弱



债务货币，经济增长的“癌变基因”



“SDR替代账户”：不流血的金融政变



新自由主义，1%的富人的呐喊



沃尔克的货币“化疗”，美债帝国转危为安



借来的繁荣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本章导读」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以来，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强大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到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全球的过剩美元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异度空间”。这些“无根”的美元，四处游荡，缺乏监管，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世界经济的停滞，会使支持这些债务的现金流逐渐枯竭。当违约风险加剧时，大批资产持有者必然集中抛售以套现，这将导致资产价格跳水，金融体系瘫痪，实体经济随之衰退。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崩溃的必然结果。





「债务货币，经济增长的“癌变基因”」

货币的流动，意味着其背后资产的转移。在1971年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商品的交换，最终将以黄金资产转移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正是美国愈演愈烈的国际收支赤字引发了美国黄金储备枯竭，美元在全世界遭到挤兑的根本原因。

1971年美债帝国建立后，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变成了纯粹的美债，美元流动，仅仅意味着美债资产的转移。美债，事实上变成了国际市场上主要商品与服务交易的最终支付手段！

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而言，这种货币机制的重大变化，必将引起经济增长模式的异化。

在金本位的时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国民储蓄中所积累出来的投资，而在美债本位时代，经济扩张的本能冲动，逐渐由投资向负债过渡。资本和信用的核心理念，已经从储蓄积累，异变为债务创造。

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与债务驱动模式，体现着在经济世界观上的天壤之别。1990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2011年欧洲的债务危机，其根源就是1971年以来，世界走上了一条脆弱的经济增长道路。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次对40年来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总清算！

什么是储蓄？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什么是财富？当今社会已经对这些最基本的概念越来越生疏，这些生活中每天都在频繁使用的词语，人们却往往懒于深究。如果把令人头晕眼花的货币概念放在一边，回归到经济最原始的状态，一切将会一目了然。

在原始社会中，假如一个猎人使用简陋的梭镖来打猎，他每天必须捕获至少3只野兔才能够维持生存，而且他不得不紧追野兔奔跑，体力消耗很大，而收获的猎物却不多。不久，他从同伴那里发现使用弓箭打猎，能够远距离射杀猎物，不仅增加了隐蔽性，提高了捕猎效率，而且不必急速奔跑，节省了大量体力。如果运气不错，还能够射杀到麋鹿，美美地吃上一顿大餐。

这个猎人决定自己也要做弓箭，不过这需要不短的时间。他首先要翻山越岭去寻找坚韧轻便的木材，再将伐来的木材阴干，使木质紧密，然后把木材制成弓。他还必须找来弹性极好的牛筋，反复砸结实，用来做弓弦。最后，他还得花一定的时间制作许多支箭。最后算下来，猎人发现要完成狩猎工具的技术升级，起码需要5天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再去打猎，总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吧，因此，猎人起早贪黑拼命打猎，等终于积累了15只兔子，足够5天的食物，他才能够开始制造弓箭的工作。

保证猎人5天不用打猎还能生存的15只兔子，就是猎人的“储蓄”，而制造弓箭就是猎人的“投资”。“投资”是为了获得效率更高的捕猎成果，前提则是必须有足够的“储蓄”。

果然，猎人的“投资”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使用弓箭使他每天能够打到5只以上的兔子，运气好时，还能打来一只麋鹿。除了吃饱肚子，猎人还能拿多余的猎物去交换急需的衣服，这时，他就开始了“消费”。因此，消费的本质是一种交换！消费的前提是猎人必须有剩余的储蓄。

最终，猎人除了留下足够的食物，必要的弓箭改良“投资”，必须的生活用品“消费”之外，还剩余了更多的猎物，这就是猎人积累出来的“财富”。猎物不能长期存放，因此猎人需要找到一种可以长期储藏财富的手段，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在市场交易中，猎人发现金银备受大家喜爱，所有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商品换成金银，既能够长期储存，又便于切割、携带、计算，大家都追捧的商品就成了“通货”。通货的最大特点就是随时想出手都有人抢着要，所以“流动性”最好。金银于是满足了猎人对储藏财富的一切要求，这就是长期保存、随时兑换、方便易用。

金银从发现、开采、冶炼到制造，同样需要付出劳动，因此，金银这种特殊的通货在市场交易中，与其他的劳动成果一起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是一种诚实劳动的交换。金银在交易中的神奇作用在于，它将不同性质商品的复杂兑换，抽象为纯粹简单的数字比值，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社会分工。金银逐渐成为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诚实货币”，担当起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财富储藏的功能。

如果金银的制造人，在通货中掺假，以次充好，用掺假的金银在市场上交换别人诚实的劳动成果，那么此人就是在欺诈！这种货币，就是欺诈的货币！如果被市场发现，制造假金银的人就将遭人暴打。如果此人是政府，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在市场参与者们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大家不甘心被欺诈，于是以欺诈对欺诈，商品质量会恶化，交易秩序陷于混乱。货币作为财富储藏的功能弱化，长期储蓄的意愿瓦解，短期行为盛行，投机之风乍起，社会浮躁弥漫。货币本是财富的契约，摧毁货币价值，就是摧毁社会财富公平的契约，其最终结果就是市场交易成本上升，阻碍经济发展，窒息财富创造。

美元背后的资产，以债务的白条取代了诚实的黄金，这从根本上扰乱了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公平，加速了贫富分化，腐蚀了道德基础！

当债务变成了货币，这种“画兔充饥”的白条就会充斥银行系统，所谓的“储蓄”，不再是人们诚实劳动的成果积累，而是现在并不存在，将来也未必存在的“兔子”。猎人又怎么可能饿着肚子去进行制作弓箭的“投资”？又哪里会有真正的储蓄来进行诚实交换的“消费”呢？

美债帝国自身的储蓄越来越不足，既要透支消费，还想借钱投资。它所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不过是将别人的储蓄“借来”，一边享受着更高的生活品质，一边对金融资产进行着“钱生钱”的快速投资。美债作为借用别国储蓄的凭证，美国人从未认真打算偿还，当“美债白条”对猎人进行货币贬值时，手持白条的猎人的真实储蓄，将被逐步剥夺。

美债作为核心资产，被植入到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之内。当美债输入德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则流向了美国。当美元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时，这些储蓄遭到了洗劫。德国人和日本人发现后，他们只有哑忍，因为他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法国人发现后，戴高乐暴怒，发誓要挤垮美元体系；最终欧洲人都搞明白后，大发石油横财的中东人顶了上去；当中东人的储蓄被吸得差不多时，美国又将美债这一“储蓄吸血”的针管，插进了乍富还穷的中国人身上。

2008年金融危机后，伯南克狂印钞票，这既不可能增加美国人的“真实储蓄”，也不可能促进市场的“真实消费”，更谈不上进行“真实的投资”。毕竟，印钞票不能凭空创造出“猎人的兔子”。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那些已经把真实储蓄借给了美国的国家，遭到重大的储蓄损失。

1976年全世界持有的美国国债为900亿美元，而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5万亿美元！在短短35年之内就增加了50倍！这样的资产，还会有人相信能够保值吗？那么再过35年，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呢？以这样的货币储备为抵押，各国又将创造多少本国货币呢？社会真实的储蓄，在货币的膨胀中不断被稀释和转移，最终更多的储蓄被积聚到1％的人手中。

当美债帝国“吸血”成瘾之后，自身经济的造血功能却被弱化。借来的外国储蓄的主要部分，并没有被花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中，以强化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改善贸易逆差，而是被用于史无前例的金融财富创造。在华尔街获得惊人暴利的同时，留下的却是竞争力衰落的工业经济，收入萎缩的中产阶级，大幅增加的贫困人口，负债过度的国家与社会。一切靠负债消费所带来的繁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觉，当债务无法持续的时候，繁荣也将成为过眼云烟。

20世纪70年代初，美债帝国圈禁了黄金，废掉了固定汇率，绑定了石油定价，但美元却远未收服人心。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人们争先恐后地拥有黄金、白银、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通货膨胀如燎原的烈火，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债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SDR替代账户”：不流血的金融政变」

当美元背后的抵押资产由沉甸甸的黄金，变成了轻飘飘的美债，所有的美元持有人都产生了一种“财富失重”的本能反应。美债的源头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美国人对赤字问题长期的“善意忽视”，早已伤透了欧洲人的心。

伴随着财政赤字出现的后遗症，就是美元超发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从1958年到1964年，虽然美国财政与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逐渐暴露，但美国人仍然持有巨额的黄金储备，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依旧，因此通胀几乎为零。1964年，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因为此时外国人手中持有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在随后的四年里，美国通胀上升到2％。1968年，当拱卫美国黄金储备的战略防线“黄金互助总库”彻底崩溃后，通胀升至4％。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从1972年到1978年，通胀飙升至10％，到1979年，通胀达到了惊人的14％！

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暴涨了10倍以上，作为欧美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原料，石油的价格飙升，导致了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列车严重脱轨。美元超发是火，石油暴涨是风，浮动汇率是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上浇油，通胀与衰退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

拔掉了黄金这根货币的定海神针，世界经济体系立刻乾坤颠倒，乱成了一锅粥。

难以治愈的长期高通胀，扭曲了人们的经济思维，颠覆了社会的财富观念。负债经营不再是个坏主意，因为通胀在不断稀释偿债的压力；透支消费很快成为风行的潮流，享受现在的货币购买力，因为货币还会烂下去；储蓄者成为了愚蠢的倒霉蛋，勤俭节约的人变成了不识时务的老古董；诚实努力的传统遭到摒弃，投机暴富的行为广为社会传颂；一切长期规划显得不合时宜，所有短期行为渐成主流。高通胀瓦解了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摧毁着美国立国的实业精神。

当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大行其道时，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入了投机领域，以博取快速收益，而远离漫长、艰苦和充满风险的实业投资。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为3％，而从1973年到1979年，却大幅下跌到了0.8％。通货膨胀，永远是生产力的天敌！

在国际上，美元虽然绑定了石油定价，但在美元贬值的高通胀时代，甚至连中东石油输出国，都不愿再持有美元资产。欧洲人早就表现出对美元的不耐烦，日本人暗暗地准备腾挪美元资产。到1979年，全世界已经到了抛弃美元的危险边缘。

1979年8月，石油国家发出严厉警告，它们正在认真考虑放弃石油以美元定价，转而采用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一消息无疑令美国惊恐万分，如果石油定价放弃了美元，那么美债帝国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巨大危险。在全世界早已严重过剩的美元，还会有谁会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信心的崩盘，会造成一切非美元的东西疯涨，恶性通货膨胀将无法收拾。

在德国人主导下刚刚建立起来的欧洲货币体系（EMS）在美元贬值的惊涛骇浪中，成了货币稳定的一个孤岛，随时面临被投机大潮吞没的危险。德国总理施密特已经暴躁到了极点，他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人，美国长期以来对美元宽松政策的“善意忽视”和无所作为，德国人受够了！欧洲也受够了！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惊呼：“目前，美国在国际外汇市场中面临着绝对极端危险的情况……美元饱受巨大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普遍认为，美国与德国在汇率政策上会发生严重冲突，两国的合作已经破裂。美国方面希望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或升值，然而德国却希望或预期美元汇率将贬值……大量雪崩式的私人资金早就异常紧张，随时准备逃离美元。美元面临的压力很可能越过临界点……依照目前的外汇市场局势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美国面对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而是局势有可能迅速恶化，演变为一次全面爆发的毁灭性危机。”

在这次战后美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中，美联储甚至已经预感到大厦将倾的真实恐惧。面对全世界一片抛弃美元的声浪，美国紧急制定出“营救美元”的后备方案，这就是通过IMF搞出的以特别提款权（SDR）置换美元的计划。如果到了全世界共同放弃美元的最后关头，IMF将出面号召所有国家，用手中的美元外汇储备在IMF的“SDR替代账户”（SDR Substitution Account）中兑换为SDR。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用SDR来全面替代美元，再用回笼后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

美国人这一计划相当于美元“通电下野”，放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化解世人对美元的愤怒。然而，美债帝国的实际统治大权仍然牢牢地握在美国人的手中！以前，各国的美元储备，除了购买美债，还有其他的投资选择，SDR改革后，IMF将各国交出的美元储备，可以全部购买美国围债。这样一来，SDR只是一张皮，里子仍然是美债，换汤不换药！美元本位制在名号上变成了“SDR本位制”，货币发行的抵押品却依旧是美国国债。最后，美国国债将成为世界统一货币背后的真正资产，永远不必偿还了！

1979年，世界货币面临一个重大的拐点。如果不紧急遏制通货膨胀，美元就非常可能“通电下野”，而猛然启动世界货币SDR，火候却尚未成熟。1944年美元摄政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值美元如日中天之际，美国黄金储备天下第一，国力军力之盛，古今罕见。在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美国都不敢贸然废掉黄金的帝位，而是采取了徐图缓进，“挟黄金以令诸侯”的策略，终于收服了世界各国货币。如今，美债帝国摇摇欲坠，美元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国内，经济凋敝，失业高企，通胀肆虐。在国际上，欧洲反骨已现，日本跃跃欲试，中东亲欧仇美，俄罗斯虎视眈眈，没有足够的国际支持，美元“通电下野”易，SDR号令群雄难！

此时，美债帝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对通货膨胀痛下杀手，先稳定美元信心，一切再从长计议。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尽管这套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但是作为美元崩溃时的备用方案，却早已在1980年前后预备好了。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SDR替代账户”的概念，再度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世界各国对美元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愤怒，已经不亚于1979年美元所遭遇的窘境。对于美元储备庞大的亚洲国家，如何摆脱美元困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此时再度提出“SDR替代账户”方案，声称是为了提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解决之道，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其实，新瓶里装的不过是旧酒。

到目前为止，IMF仅仅是各国货币储备集中起来的一个资产池，它的规模有限，主要是向受援国提供别国“过剩”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换句话说，IMF只能利用现有的资金，而无法创造信用。因此，IMF还不是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离世界中央银行的定位尚有关键差距。未来不能排除IMF可能将SDR的“一篮子”货币，演变为类似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概念，同时担当起“世界汇率警察”的职能，重新恢复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再赋予IMF创造信用的功能，它就俨然变成了一个放大版的“欧洲中央银行”。再往下走，恐怕就是SDR升格为“世界欧元”了。各国的货币主权将被迫上交给IMF。

这将是一场不流血的国际金融政变！





「新自由主义，1％的富人的呐喊」

石油美元是一把双刃剑，高油价在强化美元的国际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工业经济的停滞。美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地位，在欧洲和日本的激烈竞争之下正在节节败退。公司利润不断萎缩，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滞，高通胀带来资本结构的恶化。美国的工业实力遭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削弱。美元危机进一步导致华尔街主导世界财富分配的机制日渐弱化，到197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份额，已经降到了1922年以来的最低点。

1％的富人决定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美国统治精英们，决定从根本上颠覆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对富人们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中，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其中，洛克菲勒明确提出了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洛克菲勒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现出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则是在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的公司，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80年代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此话正是洛克菲勒该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没有这个思想觉悟，里根恐怕也不会被金权集团所选中。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思想，吹响了美国媒体轮番攻击政府的冲锋号，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政府一下子成了经济衰退的元凶。1％的富人巧借美国百姓对通胀和失业的不满之火，准备烧掉政府对金融业与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1％的富人攫取更多财富的自由，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在这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们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第二次美国革命”进入了实施阶段。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堪称是向美国政府输送高级干部的“中组部”。在“三边委员会”的支持下，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选为总统。没有背景的总统，往往更听话，特别是需要推出重大政策改变时，更需要这样的弱势总统。结果，卡特还没进白宫，大佬们已经将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安插到了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卡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主要的国内政策，基本上全盘来自“三边委员会”。正是在卡特的任内，政府开始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大量金融创新开始涌现。里根当选总统后，更誓言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的重心。金融革命正是爆发在里根时代，结果是金权革了政府的命！

在学术界，“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精神被丰富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主义，不折不扣地体现了1％的富人的主要诉求。

货币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本身就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货币主义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对1％的富人的贡献良多。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开小灶”，1％的富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美英两国的金融巨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他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反通胀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供应。美元是1％的富人统治世界和分配财富的核心工具，必须毫不犹豫地坚决捍卫。为此，美元大幅加息和升值是必要的。因为富人们的主要财富形式都是金融资产，强势美元是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强势美元符合美国1％的富人的核心利益。

与货币主义遥相呼应的就是强烈呼吁减税和削减福利的供应学派。他们声称，只要大幅减税，美国经济就会“神奇”地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削减福利则会迫使工人失去懒惰的依赖，努力工作增加生产。其实，减税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1％的富人，而削减福利的受害者，则显然是99％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整个供应学派鼎盛的80年代，人们最终也没有看到“神奇”的生产力爆发，放眼美国，到处是德国货和日本货，美国的工业经济却再也没有恢复70年代初的国际竞争力。

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都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强烈要求私有化。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准备从几个方向入手，重新夺回财富的分配大权。

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必须强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优先，在公司利润增长停滞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收入要削减，否则富人的收入就上不去；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干预，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削弱，以便腾出巨大的经济资源，供1％的富人重新进行财富分配；政府支持工会联盟的传统必须打破，工会组织保护着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不削弱工会的力量，就难以压低工人的收入，财富再分配就无法进行；金融机构的势力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其投入大量资金重振工业体系，强化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实力，不如用金融繁荣取代工业复兴，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重新梳理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前者获得明显优势；废除法律对公司合并与收购的种种限制，让金融部门从中获得暴利；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确保物价稳定，以便繁荣金融市场；重建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关系，加速经济资源向中心国家的转移。

1％的富人已经打好了算盘：紧缩货币反通胀，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失业人口将大幅增加，这正是迫使工人接受更低收入的良机；紧缩货币还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会加速工业企业向其他低成本州的转移，从而有效地削弱传统工业中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减少工人罢工的损失，降低大公司的经营成本；紧缩货币，还将迫使利率飙升，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紧缩货币的同时，还要大规模减税，经济衰退和税收减少同时并发，政府财政必然出现巨大的赤字，只得依赖发行国债来弥补亏空，于是国债承销将为金融部门带来惊人的超额利润；紧缩货币，将使美元重新稳定，欧洲美元网流，金融市场繁荣，企业并购活跃，金融部门收益暴涨。经过这样一番布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明显有利于1％的富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从紧缩货币，强化美元的地位入手。此时，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保罗·沃尔克正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沃尔克的货币“化疗”，美债帝国转危为安」

1979年10月6日，刚上任两个月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美联储大厦召集了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商议如何对通胀动刀子。沃尔克乃是洛克菲勒帐下的悍将，发迹于洛家旗下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今天JP摩根大通的前身），后被洛家重臣罗伯特·罗萨（Robert Roosa）看中，选拔到财政部进行历练。这个罗萨正是60年代使用美债套牢欧洲美元储备的总设计师，欧洲人被迫接受美国国债而不是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选择，罗萨堪称是美债帝国的奠基功臣之一。在罗萨的调教下，沃尔克曾在尼克松时代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亲手策划并参与了废除黄金的“政变”。大功告成之后，沃尔克被洛家提拔到纽约美联储银行行长的关键位置，掌握着美联储的“兵权”。

为了有效阻击通货膨胀，沃尔克决定从根本上改变美联储控制美元货币供应的方法，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Ml），而不再以利率来间接调控货币。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就是按住Ml的增长，放开利率，无论利率飙升到何种程度，也绝不动摇，这种治疗方法更像直接杀死癌细胞的“化疗”，很酷、很暴力。而控制利率，则是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的调整，用资金成本来影响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意愿，间接调整货币供应的总量，它的思路就是按住利率，放开货币，信用扩张顺其自然。间接控制好比吃中药，重在调养，靠激发经济的内在机能来发挥功效。直接控制货币供应的好处就是见效快，力道猛，不过，由于利率将出现剧烈波动，对经济的副作用很大。

为什么传统的利率控制手段会失效呢？其根源还是美元的过量超发！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和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意味着美国不断地印刷美元输出到海外，套购别国物资，支付成本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运转和越南战争费用，结果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欧洲美元投机势力，其规模从1973年的315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1987年的4万亿美元！这些游荡在海外的“无根”美元，演变为一种超越主权边疆的“金融异度空间”。它们虽然存储于主权国家的金融体系之内，但其内在的扩张驱动力，则脱离了各国经济增长对信用扩张的需求，而主要体现为跨国投机资本对追逐利润的贪婪。它们在国家之间横冲直撞，它们不受任何主权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它们迅速地自我繁衍在一个独立的金融空间之中。

这是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金融格局嬗变！

正是由于欧洲美元的存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在70年代发生了巨变。在正统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将10％左右的存款“冻结”为准备金，这些准备金可以存于中央银行，也可以由银行自己保管，以应付储蓄者提取资金的不时之需。当银行进行放贷时，准备金率对其信用扩张形成了制约。但是，当欧洲美元可以方便和低成本地借到，银行的放贷就不再受制于居民存款和准备金的束缚，它们往往先放贷，再从欧洲美元市场借钱补足准备金的要求或满足储户的提款，这就是所谓“管理负债”（Managed Liabilities）的金融创新。

美联储在欧洲美元的冲击下，突然发现传统的利率政策无法约束货币供应的扩张，源源不断的美元从海外涌入美国的银行体系，银行根本不差钱！

当沃尔克明白了利率政策为什么会失效之后，便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了货币供应，特别是Ml的增长。所谓的Ml，就是居民手中的现金和他们在银行的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中存款的总和。支票账户在美国非常普及，人们一般将很快要花掉的钱存于支票账户中，例如房租、按揭还款、水电气费用和日常生活开支等。所以，Ml代表着人们即将消费的货币总量，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加直接。

沃尔克设计了一个通胀“化疗”方案，他将Ml的增长目标锁定在4％～6.5％之间，以“高能货币”为调控手段，如果投机需求导致的信贷扩张，超过了Ml的控制目标值，美联储将收缩“高能货币”，导致银行拆借资金紧张，联邦基金利率将自动上升，遏制投机信贷扩张。当Ml增长回落到目标区后，利率也将自动滑落。

为了加大力度，沃尔克同时宣布将再贴现率从11％提高到12％，对银行的欧洲美元借款、大额定期储蓄和其他“管理负债”的小把戏，通通要求执行8％的准备金率。

当第一个疗程结束后，沃尔克发现，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从11.5％飙升到14％，投机信贷仍在加速扩张，到1980年1月，通胀已经高达17％！从2月到4月，联邦基金利率继续飙升到18％，银行对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同步上升到20％！

结果，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非但没有杀死通胀，反而把经济搞得奄奄一息了。

1980年第二季度，美国的GNP暴跌了9.4％，失业率从6.1％上升到7.5％。货币供应Ml的增长目标原计划是锁定在4％～6.5％的区间之内，此时却已突破了15％！

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沃尔克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欧洲美元上。飙升的美国利率，对海外的“金融异度空间”产生了强大的套利刺激，海量的欧洲美元涌入，不仅填补了“化疗”造成的货币短缺，突破了Ml的上限，而且加快了货币的流动速度，刺激了通胀的加剧。

通胀不仅取决于货币规模，还受货币流动速度的巨大影响，而货币流动速度的变化，远非教科书中设想的那样简单。这就好比美军的快速投放能力，使100万的军队能在各个战区中快速调动，从而发挥500万军队的战斗力。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将使一美元发挥几美元的作用。对欧洲美元的加速涌入所导致的货币流动速度的突变，沃尔克显然没有预料到。

当联邦基金利率达到18％的惊人水平时，所有负债的人面临着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加快偿债速度，银行的资产在偿债的同时自动缩减，与之相对应的货币供应Ml开始逐步下降。

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只要沃尔克坚持下去，18％的利率好比超大剂量的“化疗”，持续足够的时间后，将对通胀癌细胞产生致命的杀伤力，从而消灭通胀预期，Ml的持续下降最终会导致利率的下降。不过，此时经济体在剧烈的痛苦中扭曲翻转，民众在声嘶力竭地呼救，政治家们开始破口大骂。美国议员发出了严厉警告：“沃尔克，你将是被游街示众、惨遭暴打的首要人物！”

这是一场豪赌！敢不敢继续下注！如果6个月内还不见效，沃尔克就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可悲的主席，颜面丧尽，信用无存，最终必然惨遭社会鞭挞，永世不得超生。

沃尔克的手软了，信用开始放松。

此时，任何畏缩都将被市场超级放大，美联储反通胀的决心被解读为“不过尔尔”，于是整个市场的通胀预期立刻翻转过来，投机心理再度咸鱼翻身！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联邦基金利率大幅下挫了一半，降到了9％，在通胀仍高达11％的情况下，长期和短期利率都跌到了负利率的水平。

市场中的信用扩张再度沸腾了，美联储顿时失去了控制！

到1980年夏，经济在信用扩张中快速复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货币供应Ml的增长居然突破了22.8％，两倍于通货膨胀。沃尔克“化疗”的第一个疗程彻底失败了。

反通胀，亡经济；不反通胀，则亡美元！权衡利弊之后，沃尔克再度立下了反通胀的决心。

从1980年秋开始，直到1982年夏，沃尔克第二次启动了反通胀的“化疗”。1980年9月25日，沃尔克将再贴现率再次提高到11％，联邦利率回升到14％。卡特总统的连任梦想，成了沃尔克斩杀通胀的第一个刀下之鬼。

整整一年的高利率政策，使得美元的汇率开始大幅飙升，特别是沃尔克启动了第二次“化疗”之后，市场开始相信这个拼命三郎是玩真的了。此时，在沃尔克的威逼利诱之下，德国和日本开始降低利率。为了进一步强化美元升值的预期，沃尔克在1981年5月，再度紧缩货币供应，从5月到11月，Ml的增长率第一次降到了零，而联邦利率则攀升到了19％！欧洲美元加速回流，美元升值加速。这一次欧洲美元却没有引发货币供应总量的剧烈膨胀，因为已经没人敢贷款了。

此后一年中，美元汇率飙升了34％！

沃尔克的第二轮“化疗”，不仅继续紧缩货币供应，维持了高利率，更开辟了“升值反通胀”的第二战场。美国的进口占GNP的比例大约为7％，升值所产生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效应，本来不应该影响美国整体物价的水平太多，不过，沃尔克已经搞明白了反通胀的本质，就是打心理战！在超高利率的环境中，人们对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偿债的人越来越多，货币供应开增长几乎为零，此时，进口物价的下跌，会让人们开始相信物价的进一步上涨恐怕有点悬。这时的汇率升值，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力！

美联储对此的综合测算是，当美元升值10％，将导致通胀下跌1.5％，其中一半可能源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下跌，另一半则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而34％的美元升值，将使通胀下跌5.1％。从1980年到1982年，美国通胀从13.5％降到了6.1％，在这7.4％的降幅中，美元升值贡献了大约2/3。

沃尔克第二轮“化疗”的思路是，坚守货币供应的目标，维持高利率，迫使人们偿债，减少Ml；同时，高利率导致欧洲美元回流，强化美元升值预期，迫使德国与日本降息，导致美元剧烈升值；在货币供应减少和高利率的“货币负压”之下，汇率升值产生的物价下跌效应，将被市场心理高倍放大，最终逆转了通胀预期。

不过，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大幅减税、巨额赤字、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都让沃尔克担心，反通胀战争胜利所赢得的宝贵机遇，恐怕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借来的繁荣」

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归根到底是从三个方面进行“透支”所得到的，这就是向未来借，向外国储蓄借，同时“抢”第三世界的低廉原材料。

从1979年秋月到1982年夏，在近3年的时间里，沃尔克以宗教般的狂热，抡起货币大棒砸碎了通胀预期，同时也将实体经济砸成了深度脑震荡。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剧烈升值了50％！这是现代经济史上，主要国家最剧烈的货币地震！结果，美国的工业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失业率飙升至10.8％，重化工业被砸断了脊梁骨，钢铁工业近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裁员，汽车工厂纷纷倒闭，装备制造的生产线被大量闲置，石油化工业大幅压缩规模，矿山遭到废弃，连农业产品也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供应学派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只要政府减税，降低工人福利，工业生产力的奇迹就会自动发生。5年过去了，人们连“奇迹”的影子也没看见，美国满大街跑着更多的日本汽车，工厂里用着更先进的德国设备，商店货架上摆满了便宜的亚洲消费品。最后，工业就业的回升，靠的还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工订单。号称与政府干预经济不共戴天的供应学派，结果居然靠着战后最激烈的政府财政赤字，才踉踉跄跄地爬出深度衰退的泥沼。

从1983年到1988年，是里根时代经济神话的黄金时期。认真审视之后，人们会发现里根的经济繁荣是向未来“借来的”。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财政赤字每年都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占GNP的比重高于5％。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从70年代的6.5％降到2.5％，巨额财政赤字是吞噬国内储蓄的元凶。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就是“猎人的兔子”，它是消费与投资的前提。消费，就是猎人把储蓄的一部分兔子，拿去与别人进行交换；投资，则是猎人为制造弓箭所耗费掉的其他储蓄。美国二战结束以来，净投资一直占GNP的7％，成功的投资将带来更高效率的产出，所以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后劲。但在里根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净投资占GNP的比重下降到仅剩5％。供应学派曾信心满满地保证，他们的政策将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增加净投资，这显然是吹破了牛皮！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全部的私人和公共负债总额为3.87万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变成了10万亿！

由于国内储蓄不足，为了维持美国社会的生活水平，里根政府不仅向未来大举透支，同时也向海外借入巨额的外国储蓄，其规模达到美国总储蓄的14％！美国以开放国内市场为条件，要求日本与德国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把它们创造出来的储蓄借给美国。1984年，外国购买的美国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的金额跳升了3倍，达到374亿美元。日本在一年里流向美国的资本就达到惊人的500亿美元的规模！

美国学者调侃道，美国80年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就是出口美国国债！

外国资本的流入，强化了美元升值，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刺激了美国消费，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结果，美国的经常账户在1980年时尚有盈余，从1984年开始美国每年赤字高达1000亿美元，狂涨到GNP的3％！美国工业被迫大规模向外转移，创造国民财富的核心实业资产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

向未来借钱，向外国人借钱，而借来的钱主要不是用于工业经济的再投资，而是被华尔街拿来制造一个快速膨胀的金融资产大泡沫。美国长期资本的工业投资被大量放弃，1983～1984年的出口增长仅为以前经济复苏时期的一半，而进口则是过去的两倍。难怪美国的媒体评论道：“供应学派的‘奇迹’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外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大部分资金。如果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政策是‘花钱和高税收’，那么80年代就是‘花钱和高负债’。”

在沃尔克控制住了通胀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了5％的强劲复苏，不过，美国工业的就业再也没能恢复到70年代的水平。1985～1986年，美国的工业设备利用率再度出现下滑。

就在美国工业经济一蹶不振的时代，华尔街却喜获丰收。沃尔克从1982年夏到年底的半年里，连续7次降低再贴现率，联邦基准利率也从14％直落到8.8％。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开始进入大牛市。从1982年到1987年，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暴涨了200％！金融创造财富的神话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

1984年是美国金融巨变的转折年，国内资本开始从银行向债券市场大规模转移，国际资本流入则由欧洲转向了亚洲。到1985年，沃尔克发现美国的货币供应再度开始爆炸性膨胀，但是美国的通胀率却从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于大量金融创新的出现，Ml作为通胀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了。银行业在1984年底，开始大规模进入货币市场，支票账户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显著增加，这表明资金倾向于“投资”而非“消费”，Ml的膨胀已经不能说明“消费者立刻准备花钱”的冲动在积聚。因此，美联储从1984年开始，悄悄地废弃了以Ml增长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导向。

1984年以来的货币供应膨胀，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信贷扩张需求的轨道，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为金融创新所刺激出来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股票市值占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间，而到了1986年，这一比重剧烈攀升到了100％！这个现象说明，信用扩张已经摆脱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而成为金融资产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美债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元从此成为“源于金融交易，为了金融交易，服从于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畸形繁荣，其本质就是债务驱动下的金融资产自我膨胀。80年代之前，美国私人、非金融类企业与政府的总债务，占GNP的比重大约为140％，80年代中则一举突破了165％，这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1980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90％，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也大体如此，而国债膨胀则更为惊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却从1979年的2400万，增长到1988年的3200万。

在欧洲美元的互动下，银行体系的表外资产业务空前繁荣，利率掉期、货币互换、信用担保、浮动利率按揭、资产证券化、杠杆收购、金融产品的期货与期权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仅在1982年，银行体系中就有高达2300亿美元的储蓄，流向了繁荣的债券市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中过度借贷的“刹车系统”，却渐渐失灵，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

在沃尔克发动的反通胀战争中，“阵亡”的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刚果、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全都不幸地落入了美元的“债务陷阱”之中。20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从中东再度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异度空间”。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战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国际财富是一个1％的富人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转移原材料，这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有了石油美元这笔横财，国际银行家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放贷，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进口价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银行开出的条件是，贷款利率必须随着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动。

美国和英国联手进行的高利率“化疗”反通胀，获得了一石数鸟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债务国在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伏击”，而它们赖以偿还美元债务的原材料出口，却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面临着价格暴跌的夹击，于是，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破产境地。IMF作为美元的“国际债务警察”被推上了逼债的第一线，当代“夏洛克们”要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割下鲜血淋漓的数倍“鲜肉”。IMF给第三世界美元债务国开的药方，不过是华尔街大夫们早就准备好的“泻药”，越吃身体垮得越快。IMF要求债务国削减进口到极限程度，财政预算缩水到勉强度日的水平，货币贬值到出口原料跳楼甩卖的低廉，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向发达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转移。经过IMF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时的美元债务仅为4300亿美元，到1987年却欠下了当代“夏洛克们”高达1.3万亿美元的新债务，这还不包括已经支付的6580亿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国家遭到了远比两次世界大战损失总和还要高得多的惨重损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价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从80年代初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低迷，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繁荣，才扭转了这一趋势。

近30年来，1％的富豪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获得了现代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鲜肉丰收”，世界财富的分配颠覆了20世纪前70年的规律，加速向极少数人集中。2011年9月开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99％的穷人意识到了“金权天下”对他们切身利益所造成的长期伤害，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重新合理分配。

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惊人战争消耗，将大英帝国从世界债权霸主的王位上给拽了下来，美国正是利用新兴债权国的威力，迫使欧洲债务国接受了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全球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大逆转。当英国变成债务国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而美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之后，反而霸权更加稳固。这表明债务取代了债权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新权杖，也意味着投资已经让位于负债，变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开启了一个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险时代。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1985年，当沃尔克最终将通胀降到了3.5％，美元已经基本摆脱了1979年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高油价与美元绑定的货币战略，支撑住了摇摇欲坠的美债帝国，将美元从失去黄金的信心恐慌中解救出来，美国经济则付出了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沉重代价。更为糟糕的是，苏联这个石油出口大户，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增强了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的军事实力。稳住了美元的霸权基础后，美国就腾出手来准备收拾苏联了。

1981～1984年，苏联政府出口赚取硬通货的唯一手段就是石油出口。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为9310万吨，到1983年增长到1.3亿吨，然而70年代末以来，苏联过度开采石油导致了后续生产能力的匮乏。1985年，苏联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滑，由于开采费用的增加与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石油产量下降了1200万吨，此刻，正好碰上了美国征服通货膨胀的关键时间点。

早在1981年3月26日，里根总统在私人日记中就提到了如何利用苏联的经济状况及其对西方贷款的依赖，对苏联经济进行致命打击的问题。1982年11月，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指示（NSDT-66），明确提出了给苏联经济造成损失的秘密任务。1985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给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发去的秘密电文中提到，“国务卿对国务院正在进行的石油价格暴跌将造成何种影响的研究报告，极端感兴趣”。此前一个月，沙特国王刚到过华盛顿，里根总统与他探讨了“石油与经济的关系”这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9月，美国开始对沙特施加压力，要求沙特大幅增加石油产量，将油价压倒20美元以下。1986年4月，副总统老布什亲自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诫沙特国王“市场力量（而不是欧佩克组织）才是设定石油价格和产量的最好办法”。此话翻译过来就是，强烈暗示沙特全力增加石油供应，压垮世界油价。

当沙特开足马力铆劲儿生产，“市场力量”使石油价格从35美元一桶，直线掉到了1986年春的10美元以下。结果，苏联的出口崩溃了，西方的借贷渠道关闭了，粮食进口没了着落，城市食品供应配额紧张，贪污走后门猖獗，苏联民众反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石油作为绑住东欧各国的援助纽带断裂了，导致东欧各国在巨额西方债务的压力下离心离德，经济崩溃加速，终于诱发了苏东集团的解体。

战后美国和西方的工业经济基础严重依赖石油供应，石油价格低廉，则带来经济增长与市场繁荣，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就会陷入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沃尔克用货币手段达到的反通胀成果，只有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强化之下，才获得了持久的效果。

通胀在1986年降到了2％，利率随之深度回落。华尔街沸腾了。

不过，就在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一片繁荣之时，一股巨大的货币火山岩浆正在金融市场的表象之下，悄悄地聚集起爆炸性的喷发力量。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升值幅度，已经远远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强势美元的冲击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工业经济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美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需要扩大30％才能使经济重新平衡，但强势美元挡住了经济平衡的道路。当大量海外热钱在美元高汇率的吸引下涌进美国之后，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泡沫迅速膨胀。廉价的信用如同便宜的石油，使得美国的消费者尽情享受着负债的快乐。美国的企业在垃圾债券、杠杆收购这类新兴金融工具的刺激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兼并热潮。80年代仅垃圾债的发行就达到了17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企业杠杆收购的致命问题，就在于用债务置换了企业多年辛苦积淀出来的资本金。大萧条以来，美国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从未达到过如此之高的负债水平。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美国政府无法遏制的财政赤字，这既是美元霸权的福音，同时也是它的诅咒。既然美国选择了一条债务货币的道路，既然债务已经成为了美债帝国的权力之根，财政赤字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盈余将赎回债务，从而瓦解这种权力的基础，那么人们怎么可能去指望美国财政会真正走向节俭和负责呢？

1979年英国放开了外汇管制，日本在1980年跟进了这一政策。由于英国是欧洲美元的最大市场，而日本拥有快速增加的美元储备，这两个国家放开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闸门，世界金融市场从此更加风云变幻，暗潮涌动。美国的储蓄不足，而日本的储蓄过剩，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在80年代已经暴露无疑。

沃尔克明白过高的美元估值最终必然以美元暴跌来回到经济的基本面，危险之处在于，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预备好经济的降落伞，他希望看到美元最终能够软着陆。1986年，美国的经济又到了衰退的边缘，可是华盛顿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已经换成了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是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的后起之秀，贝克家族与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有着四代的交情，同时还与布什家族渊源深厚。尽管他以前在竞选中曾反对过里根，却仍被里根委以重任。贝克明白美元必须贬值的道理，但却不愿正视沃尔克最悲观的预言，那就是美元会再现1978年遭到世界疯狂抛售的噩梦。如果出现这种最悲观的形势，沃克尔的降落伞就是被迫加息，阻止美元的自由落体。而加息正是贝克的大忌，他领教过沃尔克反通胀时断然加息的疯狂，那将是又一场经济的浩劫。他的铁杆兄弟副总统老布什，已经决定参加1988年的总统竞选，经济衰退将毁掉老布什的前程，同时他也将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贝克决心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实现美元的有序贬值。

为此，贝克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方案：首先，建立一种类似放大版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让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10％～15％之间浮动，希望用这个法子迫使其他国家拱卫美元汇率，避免可能出现的崩盘局面。然后，建立一套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消除美国经济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贝克异想天开地希望搞出一个比欧元区更大更复杂的货币体系。经历过欧洲货币联盟曲折进程的各国中央银行家们，莫不暗暗摇头，更何况，贝克是想建立一个由5国集团财政部长牵头、中央银行家们打下手的世界货币联盟，这更是天方夜谭，沃尔克等人当然无法认同。因为一旦绑定各国汇率，货币政策就必须围着汇率转，中央银行就必须承诺利率政策需要服务于汇率变化，中央银行家们岂能俯首听命于财政部长的指挥？

1985年9月15日，强势的贝克干脆甩开了央行行长们，召集5国财长进行秘密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方案，这就是一周后达成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这个协议并未明确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要求，贝克要的只是美元贬值的趋势。央行行长们如释重负。结果，贝克的“广场协议”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一周之后，美元就对马克贬值了12％，对日元贬值了8％，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了大约20％。

贝克初战告捷，信心大振。1986年1月，贝克再接再厉，为了保护美元贬值的成果，力劝德国和日本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并和美国同时降息。贝克的如意算盘是，大家共同降息，美元不会反弹，而且经济都能受益。财政刺激则是指望德国和日本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贝克的财政刺激方案被当场拒绝，德国人声称这不是逼迫我们搞通胀吗，德国可以忍受9％的高失业，但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德国绝不会容忍通货膨胀。

碰壁之后，贝克转回来要求沃尔克降息，被沃尔克断然拒绝。结果，贝克利用美联储两位理事换届的机会，为老布什安插进“自己人”，招聘条件就是“敢不敢对沃尔克说不”。经过换届之后，里根－老布什在美联储的人马超过了沃尔克。在1986年2月24日的美联储会议上，沃尔克突然遭到“逼宫”。多数理事建议将再贴现率从7.5％降到7％，沃尔克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异常愤怒，竟然摔门而去，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政变”。眼看要闹到彻底翻脸的程度，贝克也吃了一惊，他可不是想“废掉”沃尔克，只是希望用“兵谏”的方式，迫使沃尔克就范。他知道沃尔克在华尔街的分量，要是公开闹翻，第二天股票和国债市场就会崩盘，而其他中央银行将坐视美元摔下山崖，到那时，贝克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克只得妥协，沃尔克虽然面上没说什么，但对这次“政变”恨到了骨子里。

“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软着陆，美元承受的贬值压力骤然增加，沃尔克担心的美元暴跌已经呈现出明显迹象。1986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外国中央银行已经停止了美债购买，海外私人资本流入也在萎缩。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已经出现红色警报。

贝克开始焦虑起来，德国人远比日本人难搞定，他们坚决不肯搞财政刺激，贝克只得提出以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作为交换条件，顽固的德国人仍然不为所动。美元在市场密布的贬值阴云中大幅下挫，结果击穿了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保护伞，德国企业面对美元的狂贬，惊恐万状，纷纷停止了投资，德国经济增长的势头顷刻间崩溃。

万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得接受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贝克要求各国将利率降到美国的利率水平之下，以形成一个对美元自由落体的防护网。当然，作为对价，贝克承诺将美国财政赤字缩小到GNP的2.3％。对于贝克的承诺，沃尔克相当不以为然，“你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那时就会失信于人。为什么不说一个模棱两可的数字呢？”贝克私下承认这一点，但既然里根总统公开表态要实现2.3％的减赤目标，他不可能公开唱反调。美国自然没能兑现这一承诺，因为在表态的时候，贝克就不打算去认真对待它。对“卢浮宫协议”，英国人的点评最到位，“这就是‘广场协议’的直系后代，那时我们都认为美元应该贬值，现在，我们都同意美元需要稳定”。

“卢浮宫协议”之后，美元继续下挫，各国央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来阻挡劈头盖脸砸来的美元抛单，到1987年9月，各国已经吃进了令人窒息的700亿美元！事实上，它们只得印刷本币来购买美元。央行们号称独立性的核心理由，就是拒绝为政府赤字而印钞票，但它们此刻却正在为美国政府的赤字而狂印钞票。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挡住美元崩溃所引发的1987年全球股灾。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沃尔克走了，因为未来的总统老布什觉得他靠不住。在1987年6月，沃尔克知趣地提出辞职，放弃要求再度连任会带来的尴尬。格林斯潘来了，他的圆滑让人觉得他可能会比沃尔克更听话，华尔街喜欢他，华盛顿也接受他，格林斯潘更像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而不像沃尔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沃尔克上任时正赶上美元崩溃的重大危机，算得上是临危受命，格林斯潘就职时再度碰上了美元失控的危机，8年时间历史正好走完一个轮回，美元当年疯涨上去，如今正在狂跌下来。

贝克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在1987年9月30日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贝克出人意料地提出用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价格来作为通胀指标，以减低汇率动荡之苦，老布什的竞选团队中也有不少人建议重新考虑黄金的货币化问题。很显然，当美元失控时，固定汇率和坚挺货币的好处会让政治家们有所心动。英国财政大臣的发言更令央行行长们大跌眼镜，他竟然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永久而可调整的汇率机制”。以黄金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财政部为权力中枢的机制，央行们只是配角，而欧洲汇率机制（ERM）将汇率大权逐渐移交给了央行，到了欧元时代，欧洲中央银行更是完成了货币集权，英国财政大臣的建议是布雷顿森林的路子，央行们岂能答应？

当美国贸易逆差远超预期的报告出来后，连最配合美债帝国的日本人也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资产，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应声突破10％的心理大关。此时，国债收益已接近股票收益的4倍！

焦头烂额的贝克最大的希望就是其他国家降低利率，并推动经济刺激，给美元留出喘息的空间。而美国的利率最好不变，高度负债的经济和严重泡沫化的股市，经不起加息的刺激。顽固的德国最令贝克头痛，他们非但不愿刺激经济，反而准备加息，甚至给贝克支招，美国“应该来一次衰退”，这样就解决失衡的问题了。贝克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1987年10月18日（星期日），满脑子想着如何迫使德国人就范的贝克，在全国电视节目中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美国不会“坐视那些贸易盈余国家加息，挤压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他们还想期望美国也跟进”。这话被市场解读成“卢浮宫协议”的合作面临破裂，德国和日本加息而美国不跟进，那么美元必然加速暴跌。这样一来，谁还敢持有美债资产？大家狂抛美债，美债收益率将急升，股票回报的吸引力将荡然无存！

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刮起了股票暴跌的风潮，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达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6.5小时之内，纽约股指损失5000亿美元，其价值相当于美国GNP的1/8。这次股市暴跌横扫整个世界，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强烈冲击，股票跌幅多达10％以上。股市暴跌狂潮在西方各国股民中引起巨大恐慌，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称其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格林斯潘刚上任就碰上这等重大危机，他深知所有人都会将他与沃尔克作比较，扬威立万的时机到了！他果断宣布“为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责，美联储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今天重申将保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中央银行准备动用印钞机来挽救股票市场，这一声明意味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而且也成了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者。

股票市场暂时稳住了恐慌情绪，但由于美联储的救市行为导致了美国的长短期利率齐降，这样就加大了与德国利率的差距，美元将面临更大的下跌压力。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德国，德国人会出手拯救美元和世界股票市场吗？

10月22日，德国央行照常开会。行长波尔若无其事地首先发表观点，“贝克闯了祸，我们只是应对而已”，这就为会议定了调。接下去，各位理事们慢条斯理地分析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几乎没有过多关注全球的股市灾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急得两眼直冒火，当他被邀请发言时，他极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股灾前）加息是错误的”，斯托登伯被全球股灾震惊了，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让他对别国的焦虑感同身受。但波尔不为所动，他不相信政府能够决定市场。最终，德国央行宣布不减息，甚至暗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加息。

全球股市大失所望，贝克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终于领教了德国央行坚如磐石的独立性！就算天塌地陷，只要德国央行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没人能撼动他们的决心。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好说话得多了。

同一天，德国央行的声明立刻触发了美元新的暴跌，欧洲汇率机制也陷入了危机。不过情况很快就稳定下来，原来日本人在美国股票暴跌时，以每天20亿美元的惊人胃口狂扫市场，美元暂时获得了支撑。然而，美国长短期债券的利率与国际市场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这就如同一把高悬的利剑始终悬在美元汇率的头上，国际投机者们仍像秃鹫一般盘旋在病弱的美元的上空。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操纵外汇市场的职责，作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格林斯潘应该对市场多空双方的厮杀袖手旁观。美国经常指责别国试图操纵汇率，但当有人敢在美元的头上动土时，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操起屠刀。

1987年底，在美元危机仍在加速恶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决定发动一场“美元空头绞杀战”，总攻时间定在1988年1月4日星期一，趁着各国的外汇交易员们刚回到交易席前，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格林斯潘亲自出马组织，日本和德国央行同意联手行动，纽约美联储银行成为主要操盘手。格林斯潘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扭转市场对美元下跌的预期。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每天有高达6400亿美元的交易量，中央银行如果与市场硬性对抗，那几十或几百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将很快被市场所吞没。格林斯潘知道，在外汇交易的战场上，最重要的制胜之道是心理战。在恰当的时机高调出手，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打垮最主要的美元空头，促使羊群效应逆转，所谓兵败如山倒，剩下的工作将由市场自动解决。

1月4日星期一，亚洲市场即将开盘，刚过完节的外汇交易员们还处在假日的慵懒之中，他们的大脑对市场走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判断，美元似乎仍然会在疲软中下滑。此刻，纽约还是周日的晚上，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们密切关注着海外市场的动向，“就像赛马场的赛门在开启之前，躁动的马匹紧张地感受着周边的任何异动，那将是它们开始飞奔的信号”。

等到市场正式开盘，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交易员立刻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银行打电话询价，亚洲的外汇交易员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接到过纽约美联储银行外汇交易员的直接询价，而且不管美元是什么价，见货通吃！这说明今天行情非同寻常，很可能是各国央行联手的重大行动。格林斯潘要的就是这种高调出击，先声夺人，震慑市场。美联储的埋单涌动而出，势头越来越猛，在外汇期货与现货上同时发力，间歇式地不断推高美元。亚洲市场的美元大空头们很快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们立刻拔腿飞奔，夺路而逃。外汇市场中的中小散户不明就里，只见空头大户正在败退，一时间外汇市场人仰马翻，乱成一片。紧接着，各大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外汇市场中美元的强劲反弹，进一步放大了格林斯潘期待的市场心理震撼力，羊群效应顿时逆转过来。欧洲和美国市场顺势扩大战果，美元空头被杀得血流成河。周一、周二仅仅两个交易日下来，国际外汇市场中的美元空单就近乎绝迹。美元两天之内对日元劲升了8.3％，对马克反弹高达10.4％。纽约股市大幅飙升4％，美国30年国债价格同时大幅上涨。

后来，美联储透露，格林斯潘在外汇期货市场布下的奇兵是一种“创新”。格林斯潘在美元保卫战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加上心理战、舆论战、诱空陷阱、主攻亚洲市场的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各国央行实际投入的干预资金出人意料的微乎其微，总共不到40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可能出了10亿，德国央行大约8亿，美联储仅为6.85亿。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可谓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以来，最为骄人的战绩。

在这次美元保卫战中，格林斯潘比沃尔克高明的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格林斯潘根本不用加息保美元的笨办法，而是动用了外汇期货这一战略空军力量，在美元空头的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并在外汇、股票、债券几大战场协同作战，取得了低成本高收益的奇佳战果。如果说沃尔克打的是耗资靡费、伤亡惨重的越南战争，那么格林斯潘进行的则是精确打击、非接触作战的海湾战争。从此，强化美元地位的战略战术，不再是靠传统的加息，而是在外汇、期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媒体、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高度协同的“超限战”。2011年5月，就在世界普遍看衰美元，看多黄金之时，美国突然发动了新的一场美元保卫战，再度体现了这一战略的精髓。

但是，格林斯潘的美元保卫战也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还算不算是自由市场经济？央行作为外汇市场的裁判员，本该对多空双方的博弈作壁上观，维持市场秩序，现在居然直接下场，而且是抱着足球直接撞进了一方的球门。

所谓操纵汇率，格林斯潘当获头奖！





「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从里根到老布什，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资产膨胀带来了债务膨胀，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最终还是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现金流，而外国储蓄借入也面临干涸之时，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凸显出原先被繁荣所掩盖的丑陋负债。经济衰退就成为难以逃避的宿命。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储蓄来源被切断了。德国正忙着国家统一，国内资金被调入东德地区恢复经济，无力再输出更多的储蓄。这对严重依赖外国储蓄的美债帝国，可谓是祸不单行。

美国公司的负债膨胀速度，大幅超过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的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从1980年占GNP的94.5％，降到了1988年仅占74.3％，有形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巨额债务。当资产泡沫破裂后，公司债务本息偿还的压力翻了一倍。公司倒闭和违约的比例较1953～1980年间增加了2.5倍！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陷入失去流动性的严冬。商业地产惨不忍睹，普通房地产一片哀鸿，1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市场险遭灭顶之灾。过度透支的消费者被迫紧缩开支，加速偿还债务。房地产缩水、消费贷款拖延、公司债务违约，导致银行体系险象环生，近1/4的银行已处在弥留之际，它们控制下的75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令美联储夜夜惊魂。更为致命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令世界瞠目的4000亿美元，占到GNP的6.5％！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在世界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病人”；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了没有外国储蓄输血就难以生活自理的“经济瘫痪”；一个曾经让99％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工作就有富裕生活希望的中产阶级天堂，变成了只有1％靠投机冒险巧取豪夺的金融家才拥有特权的乐园。

这就是美债帝国自80年代转型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全部遗产！

格林斯潘面对的正是战后首次出现的债务内爆型经济衰退，这仅是此类危机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起2008年远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毕竟此时美国的总负债规模只占GDP的180％，远比1929年的300％，和2008年的350％要小得多。

降低负债，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重新轻装上阵，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1990～1991年的衰退，比战后其他衰退来得更复杂，恢复期更漫长。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直到10年后才逐渐恢复。整个经济景气，直到90年代中才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次经济繁荣的动力，就是令人充满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当分散的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逐渐向共同的焦点汇集时，将会突如其来地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爆发。信息技术的爆炸同样如此。二战之后半导体的出现，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帷幕。1958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将计算机推向了信息革命的中心，微处理器、网络、卫星、光纤、激光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通信领域形成了汇聚效应，并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当1995年第一个图形浏览器“网景”出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这一进程非常类似于战后石油化工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重大推动，石油与化学工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当成千上万的技术突破在中东发现廉价石油的汇聚效应之下，立刻引发了石油化工产业的爆发，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能源与原材料的瓶颈，带来了欧美日战后经济20年的持续繁荣。

从美国100多年的生产率数据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对经济产出的巨大影响。1889～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产率增长了为2.4％。三次生产力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信息技术，都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石油化工所创造出的各种新材料，改变了人类所能触摸到的几乎一切物质，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则提供了人脑所能感知到的近乎无限的体验。两者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原有的供应瓶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渗透到传统领域的各个角落，创造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它们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或服务时，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当它们形成新的产业时，又都以超高的速度增长。它们牵动着经济各个层面的神经，它们汇集起众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它们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形成了永久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过，石油化工对世界繁荣的持续推动力延续了整整20年，而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似乎只维持了短短的5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战后经济繁荣的20年中，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着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内在的价值，各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国内储蓄之上，投资和消费相对平衡。无国界的庞大资本所形成的“金融异度空间”规模尚小，投机资本实力未成气候。投资是踏踏实实地促进着发明创造、改进技术、节约原料、降低能耗的努力，经济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之上。这种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创造出巨大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在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下，穷人与富人，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均衡的生产与消费，使得经济繁荣能够长期维持。石油化工业的20年扩张，对工业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持续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此。

198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率先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投资推动的健康发展模式，被债务驱动的脆弱增长模式所替代。美元的长期超发，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生长出一批贪婪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它们具有超级饥饿的逐利胃口，实体经济的正常回报，根本难以满足它们快速自我膨胀的贪欲。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它们打破了产业正常的生长周期，它们用“金融激素”催生尚未成熟的技术果实，它们不顾行业协调增长的经济逻辑，它们赚钱的要诀就是一切都要快、再快、更快。

信息技术的不幸，就是在远不成熟的阶段，遭遇到了资本疯狂的过度投资，在信息技术仍在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尚未形成可观效益的时候，就在自身产业链中形成了无法产生足够回报的严重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储蓄浪费，泡沫破裂的贻害覆盖了信息革命的光辉。拔苗助长的恶果，将信息时代的良好前景推后了不止10年。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后，美债帝国又祭出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远比1990～1991年债务泡沫大得多的金融危机，又将信息革命的复苏推向了更遥远的将来。

经济终究要发展，技术革命还将星火燎原。不过，在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之下，下一个繁荣也将是短命的昙花一现！





第八章 亢龙有悔，中国模式3.0的升级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



中国的两大出口品种：商品和储蓄



中国模式3.0：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



创造就业，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



房地产是财富泡沫，还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摆脱美元，人民币需要“刮骨疗毒”





「本章导读」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工业化走的是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模式1.0”的时代。中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十分认真，但由于底子太差，人的脑子太活，人口素质也达不到严格计划经济的要求，最终没有僵化到无法变通的程度。结果，苏联师傅从僵化变成了僵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西方如同极乐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么新颖，一切产品都是如此先进，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时尚而新潮，他们后悔从前拜错了师傅，所以才落后。现在好了，国门打开了，他们决心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美国模式为最终的“彼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模式2.0”的探索。他们毫不犹豫地扑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着“彼岸”奋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动，仿佛到了那片新大陆，一切困难都将自动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啸将“彼岸”给淹没了，美国师傅也掉进水里艰难挣扎。退潮后，“彼岸”上到处是“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人潮。怎么办？知识精英们犹豫了，一些人坚持继续游向“彼岸”，他们幻想着游到那里时，一切都会恢复从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则开始往回游，他们发现“回头是岸”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在艰险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渐辨清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标，他们决心要开启一种全新的探索历程。

当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师傅都趴下后，中国这个勤奋努力的学生：突然发现失去前进方向的失落和焦虑。在过去的170年里，中国当惯了学生，从来没有当先生的思想准备。不过，现实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经济萧条中的美国，债务危机下的欧洲，以及亚洲的贸易伙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中国的钱袋子，指望着中国再度启动经济刺激政策，拯救世界于水火。

这一次，中国的道路选择，将影响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国的模式，会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历史也许会把中国的选择称为：“中国模式3.0”。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10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1978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开始的“洋跃进”的疯狂势头，在1981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4年又开始猛增到21.8％，198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同比增加了1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1983～1988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面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生命会自寻出路”（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源于两级火箭推动的话，那么农村工业化则承担了一级火箭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资源的倾斜政策中，获得了罕见的资本积累。50年代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靠的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输入，而80年代农村的工业化，则发端于城市工业化的扩散。在农村进行工业化，这是工业革命200年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的农村既是人口众多、广袤贫穷的土地，又是充满巨大生机和爆发潜力的神奇之地。中国革命正是从农村起步，最终形成了燎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战略，居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现实，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命运也就必然与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没有农民参与的武装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就不会是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大多数农民获得实质利益的发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忽视农村，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发展阻力；而重视农村，它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动力源泉。中国发展之根在农村，中国力量之源也在农村。这个简单至极的“大道”，也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

计划经济由于无法深入、透彻和全面地理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其计划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矛盾，又使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这使得国营工业在市场中只能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线”，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场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谓的“短缺经济”现象。

当农村获得了微薄的资本积累后，机制灵活和市场嗅觉灵敏的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些企业大者数百人，小到几个人，固定资产多数不过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在正统的经济统计中，它们不过和个体户的规模相当，堪称市场经济中的“游击队”。它们素质低，装备差，资金弱，人数少，更缺乏银行贷款的“空军支援”，与国营工业的“国军”相比，简直寒酸得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堂堂的“国军”居然打不过“游击队”，数百万乡镇企业以蚂蚁雄兵的态势，在市场的各个领域中逐步蚕食“国军”的销售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板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

“游击队”取胜的主要法宝在于“战略战术灵活”。在战略上，“游击队”进入的领域都是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有一定资源优势、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在战术上，“游击队”的经营管理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实用性和高效率，经营者能够根据市场及时作出各种决策。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人员编制约束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临时工和聘用工，非生产性人员少而精。职工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业可以选择职工，职工也可以选择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工资一般都由企业自己确定，多数与生产和效益挂钩，工资水平按贡献大小并随企业盈利状况而浮动，报酬能高能低，职工收入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游击队”依托着本乡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1980～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入了工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89～1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工业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应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应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了连续27个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人们通常抱怨的通货紧缩，其实质并不是一个货币问题，也无法通过货币扩张加以解决。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在中国，它与农村工业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滞几乎同步。

归根结底，中国工业化的整体生产率，在没有外部再次强大的技术扩散刺激的条件下，将不会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当时，中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有人提出将这些储蓄花出去买房，经济复苏即可出现。这就是用房地产的商品化，来实现以房子换储蓄，从而拉动房地产的庞大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将住房货币化，在鼓励按揭抵押贷款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以货币增量来刺激经济产出，同时抵消通货紧缩的效应。如果分析一下这一政策与80年代初，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来释放货币，以刺激农民消费力的效果，人们会发现当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经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大军，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房地产货币化，虽然能够起到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滑的危险，但还不能突破整个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过于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

直到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说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

加入W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正如战后的日本，狭窄的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一旦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入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

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著名品牌都在中国开工生产，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上万名苏联专家手把手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搞明白现代工业是怎么一回事，工业化社会应该如何运转。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利被近乎无偿地转移给中国，无数技术难题在全套详尽的图纸和苏联专家的经验传递中，被中国技术人员逐一攻克。不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恐怕一百年才能碰上一次。

无论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有着自己怎样的打算，它们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国员工，这相当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投入，为国内的科技人员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术的机会。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哪怕不是最核心的研究，依然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当今的技术前沿，如何进行科学规范的实验，怎样使用先进的仪器和工具，如何书写标准的研究报告，怎样检索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各研究部门应该如何协调等基本功。他们不会永远在跨国公司工作，当他们流出时，这些技术扩散将大面积地渗透到中国的企业中。没有跨国公司送上门来，中国恐怕没有机会让数百万科研人员受到如此系统和先进的培训。仅此一点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效益，就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短期利润。

在此之前，中国技术人员与世界先进工业化水平差距已经拉得太大，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罢，在科技研发上与世界水平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改革怎样彻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术积累的巨大瓶颈。即便是中国最重视技术研发的华为公司，每年坚持将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每年投入七八十亿元经费，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至今没有一项原创性的发明！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500强里全是中国公司，仍然不能摆脱中国受制于美国的基本格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发明家在2008年共提出203481项专利申请，仅次于日本（502054项）和美国（400769项）。看似中国的发明在“大跃进”，不过仔细分析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超过95％的国内专利申请由国内知识产权局受理，其中大多数只是打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对现有设计进行了微小变化。更具说服力的评判方式应当是获得中国以外国家的认可，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结果2008年中国的20万专利中，仅有473项专利申请获得了以上三方专利局的受理或授权，而美国拥有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5446项。2010年，获得外国专利局受理或授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只占总数的1％！

中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培养技术人才，有点像杜鹃鸟借窝下蛋的模式，这如同当年中国大力鼓励出国留学一样，很多人抱怨留学政策导致了人才外流，其实，人才会外流也会回流，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中，很多人都有着留学的背景。而利用跨国公司培养人才，更将这一“留学”模式在规模上放大了一个数量级。无论这些“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创业或进入其他经济部门，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经济领域的一彪生力军。

全球化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扩散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只能逐步地渗透到国内经济体系之内，假以时日才能最终创造出真正的原创性技术突破。

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人们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过去陈旧和低效的生产组织方式，解除了长期制约经济高效运转的另一个重要束缚。当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遍开连锁店时，传统的商人们和普通百姓一起见识了什么是先进的商业模式。过去人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的媒介间接了解高度集成和高度效率的商业流通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当这些连锁店开到了家门口时，人们第一次可以直接体验现代商业的方便和低廉，并逐步了解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

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革命，借了外国投资的东风，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全球化的第二级火箭，将中国经济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外向型出口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持续多年的外商巨额投资与惊人的贸易顺差一起，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00多亿美元，一举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万亿美元！形象地说，中国出口经济好比那个猎人，借助其他猎人的技术，在大量外部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大幅改进了弓箭的精确度和射程，从而取得捕猎的大丰收，尽管他被迫将一半的猎物收获借给了其他人，但仍然剩下了一半的新增“储蓄”。当他拿着这些储蓄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时，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的繁荣。

同样，当中国的出口部门所形成的巨额新增“储蓄”，投入到国内市场进行交换时，刺激着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开始扩大生产供应，从而激发了整个社会消费的链式反应，并加速了所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从日常用品到家用电器，从互联网到电信服务，从汽车消费到高档奢侈品，从房地产到钢铁水泥，从设备制造到石油化工，从能源电力到煤炭冶金，从交通运输到基础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所有产业链条同时开足马力，飞快地生产着各种商品和服务，参与到越来越火暴的市场交易当中。滚滚而来的利润在股票和金融市场里，被高倍放大为更大规模的财富效应，货币供应与汇率升值齐飞，房价飙升共物价上涨一色。中国模式2.0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套马车：出口、政府投资和消费。其实这三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依赖关系，出口是真正的动力，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广阔的市场创造出储蓄增量，同时带动政府税收增长，形成了投资的基础。消费是一种交换，它同样也是源于储蓄的增量。因此，更高生产率的出口才是真正推动经济起飞的火箭。

200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全球化，不同于1980年之后的农村工业化，它在深度、广度、持久度和先进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后者。农村工业化的层次较低，生产率的提升并非依靠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拜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市场空白所赐。

不过，第二级火箭也存在着严重的副作用，这体现在：中国提高了生产率，但只拿到了利润的零头；中国开放很彻底，但进入别国却很难；中国制造名扬天下，但中国品牌却无人知晓；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技术原创很少；中国GDP增长很快，但自己享用的却不多；中国贸易赚回来了巨额储蓄，但大半又被美国借走；中国手上美元一大把，但满世界买不到好东西；中国牺牲了环境压低了生活质量，但西方却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简而言之，中国貌似很富，其实却很穷，貌似很有面子，其实缺乏里子。

在全球化的旋涡中，中国人最困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怎样，别人才满意？而美国人的处事风格是，老子这样做了，你们爱满意不满意。

好强与自强是有差别的。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缺乏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这些人从骨子里就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评判自己。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很好强，非常在意国际的评价，生怕在外国面前丢脸。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内在价值体系尚未成熟，外国的脸色成了中国尊严的裁判！没有个性的人不会有魅力，缺乏个性的国家也不可能具备感召力。





「中国的两大出口品种：商品和储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就说美国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那就是出口美国国债。当时，日本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进口国，支付的则是国内储蓄。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德国人，后是中东石油出口国，然后是日本，现在是中国，陆续承担起向美国出口国内储蓄的包袱。

出口部门就好比猎人，出口创汇就是他的猎物，这些猎物无论以何种货币形式体现，其本质就是中国新增的储蓄。当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时，实际上意味着国内储蓄流向了美国。猎人本可以用这些储蓄去更好地改进弓箭，更多地在市场中交换其他商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同时刺激国内更大的消费，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猎人新增的储蓄被借走了一半，这相当于国内新增的技术进步的能力、消费的规模和就业的机会被同时削弱了一半。

当这些中国人的储蓄流入美国之后，它们并没有进入美国的实业领域，帮助美国猎人去改造它们的弓箭，增加打猎的水平，以更多的猎物来偿还借入的别国储蓄，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些借来的钱实际上流入了美国的金融领域，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却催生出一个美国200年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人的储蓄变成了美国房地产狂欢的泡沫和伊拉克战火的硝烟。

房地产泡沫助长了金融创新的烈火，美国人房产增值部分得以轻松套现。如果一个美国老太太去年买的房子价格是40万美元，今年房价涨到了50万美元，银行将鼓励她把一年中增值的10万美元以“增值抵押贷款”的方式打折贷出7万美元，在没有任何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美国老太太白白多得了7万美元的消费能力，她开始疯狂消费，整修厨房、改造花圃、看电影、下馆子、四处旅游、商场购物，当她把钱花出去的时候，就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带来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结果，更加繁荣的经济指标，带来了更大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上涨，美国老太太第二年有了更多的消费资金。于是，美国老太太不再储蓄，2005～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为什么还要储蓄呢？反正有中国老太太在省吃俭用地打工和储蓄，反正这些储蓄都会流入美国老太太的钱袋里，这样一种模式不是皆大炊喜吗？中国老太太负责储蓄，美国老太太负责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繁荣，这样一种“中美国”的合作，岂不是美国的“天上人间”吗？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与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本质上看，正是美国的资产膨胀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二级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国的资产泡沫。只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资产膨胀能够无限持续下去吗？

别忘了，美国老太太每次用房地产提款机取钱的时候，都增加了她的负债，而她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赶不上她的债务膨胀，资产膨胀背后其实是债务膨胀，越来越大的债务负担使得美国老太太的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她不得不指望着利息永远保持超低的水平，因为她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压力的极限。最后等来的却是美联储2004～2005年的连续7次升息。

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超低利息政策呢？那么房地产泡沫的规模将会更大，泡沫破裂的杀伤力也会更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堰塞湖”在2007年终于开始崩溃了，2008年更多的美国老太太出现了集体债务违约，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终结了！

伯南克试图用印钞票的法子来进行“资产再通胀”，恢复美妙的资产膨胀型繁荣。可是，印钞票能带来真实的储蓄增长吗？能创造真实的投资和消费吗？美国老太太在原有的沉重债务负担之外，又增加了拯救华尔街的巨大社会成本，不断飙升的国债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老虎凳”又加上了一大块砖，美国社会的痛苦指数飙升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堪痛苦折磨的美国人纷纷涌上街头，点燃了“占领华尔街”的世界风暴。高失业伴随着沉重的债务，再加上退休账户上金融资产的萎缩，已压垮了美国老太太的进一步透支消费的任何念头。美联储超低的利率政策，一轮接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打消不了银行贷款经理们如惊弓之鸟般的狐疑，也提振不起美国老太太再去炒房的欲望和能力。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模式的终结！

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带来了资产价值的膨胀，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头7年，为美国赢得了快乐而逍遥的美好时光，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二级助推火箭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如今，这一美妙的经济“永动机”熄火了，“中美国”必将开始分裂。

那中国老太太借给美国老太太的储蓄该怎么办？美联储的法子就是QE1、QE2以及未来的QE3，甚至QE（n+1）。所谓量化宽松货币的本质，就是稀释货币购买力，变相冲销负债压力，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主要目的，正在于侵吞其他国家的储蓄！

除了第二级火箭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储蓄面临着重大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第二级火箭的燃料没有了！中国新增储蓄的能力面临日益枯竭的困境。没有新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就没有新增储蓄的来源，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投资和消费。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投资推动，带来的必然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大的效果仅仅是维持经济运转，而不会带来真正的繁荣！





「中国模式3.0：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必须转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中国模式3.0究竟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路径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新的路径？

中国近170年来，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中国将世界各国学了个遍，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在中国都有问题，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必须首先明确，中国不是德国和日本，更不是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目标的定位上，只有美国是中国的参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学习美国的经验，应该主要借鉴美国1971年以前的实业崛起时代，特别是19世纪美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道。而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十分有害，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崛起的核心之道，就是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立国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一切国内国际政策，皆以实用为原则，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有用就用，无用则弃，绝没有半点含糊。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拎得清”的一个，它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极其清晰，毫不妥协，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却总能相当圆滑地推三阻四，不了了之。

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坚持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体现为美国刻意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理睬英国人拼命“传销”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是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动者和鼓噪者，正是世界霸权国家自己，其目的就是将其已获得的巨大竞争优势，永久性地固化成制度。任何赶超型的国家都不能受这种有害的理论的蛊惑而自断经脉，中国必须确定的全球化的原则就是，于我有利者用之，于我有害者弃之！

当美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后，她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敢颠覆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任由美元贬值摧毁欧洲的货币稳定，就是因为美国出口仅占经济总规模的3％，即便是到了77年后的2010年，也只有8.8％！当英国人在30年代将美国势力逐出欧洲大陆后，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虚名，颠覆英镑帝国，才是他的真正企图。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不理睬欧洲人对货币稳定的渴望，还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而欧洲国家市场空间有限，货币稳定对欧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又不依赖欧洲的市场，美国当然无所顾忌。

当债权是武器时，美国就用债权大棒砸得大英帝国眼冒金星，当美国成为债务国时，美国又将债务变成权力，拎着债务权杖追着债权国暴打。每当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只是买入量不足时，中国的周边总会出现稀奇古怪的事端。比如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军火，或挑唆南海诸国闹事，或鼓动日本在东海强硬。中国一旦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则周边环境就会清静一段时间。这就是美债外交！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国债来向中国收取保护费。不交？就整得你寝食难安！

美国为什么这么横呢？因为它算准了中国依赖美国大于美国依赖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制造就会崩溃，大量失业人员将成为中国政府每晚的噩梦。说到底，债权或债务的大棒对于美国来说，都能挥舞自如，其本质原因在于各国都需要美国的市场，谁被美国市场所拒绝，谁就相当于遭到了“经济流放”。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力量的来源不是货币，而是欧盟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当欧盟国家不一定非要依赖美国市场的时候，欧洲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当年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英镑区非常忌惮的原因。

日本的悲哀就在于虽然它有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却先天不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原来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占领亚洲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市场，在失败后，日本不得不投靠世界市场的主宰者美国，没有世界市场，日本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强者和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性格、脾气、爱好等诸多不同，但是，他们永远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从来没有一个强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主宰，而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操盘者，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

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国家，无非是看谁更廉价。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

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展开，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没有高关税的保护，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没有高工资，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健康、精神状态、工作热情、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形成巨大的储蓄，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将英国取而代之，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在战后建立起“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

除了高关税之外，美国的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

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

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

造成中国经济的瓶颈，往往正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农村繁荣则国家繁荣，农村富裕则工业化顺利。20世纪50年代如此，80年代也是如此。反之，农村凋敝，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增长的瓶颈。

中国人口的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经济增长忽略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而农业经济在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的状态之下。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中逐渐瓦解。

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

不过，农民收入的增长，绝不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的前景下，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将是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只有超过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深度，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

城市现代的工业化，特别是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扩散。如果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

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减少农产品销售流通环节存在的利润损失。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入手，将层层盘剥的低效率高损耗的中间商们挤压出去，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城市居民的直接对接，将本该属于农民的流通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农民，此举将很快增加农民的纯收入，释放出相当的消费能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高效低成本的流通，还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源头。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入，限定此类企业的利润上限，放手让它们在规模上获得增长潜力。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特设农业公司上市的绿色通道，鼓励此类企业优先上市。听到这个“芝麻开门”的资本咒语，众多的资金将挤破脑门儿参与进来，在激烈的竞争后，择优选择即可。

如果阿里巴巴能够向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公司愿意为数亿农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呢？在强大的市场信息的数据挖掘中，公司将能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为农民解决最为困扰的信息不充分的难题。不要忘记，信息激荡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由于这种全国农户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备重大的战略价值，各地政府、研究机构、银行、券商、基金也会成为有兴趣的客户。目前中国有条件上网的农村正在迅速扩大，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启动信息化进程，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引导民间资本逐步解决。政府只需要把“芝麻开门”再念一遍，不愁没有民营资本踊跃介入。

第一次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对农业生产、流通、深加工、集约化进行工业化，而是填补了城市工业化的市场空白，第二次农村工业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

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农业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大幅降低水、化肥、农药的消耗量。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以色列的滴管技术。1962年，一位以色列的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原因是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闻名世界的滴灌技术于1964年应运而生。30年来，以色列的农业用水基本稳定，但农业产出却翻了5翻！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棵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硬韧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在以色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其真谛不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灌溉，高效用水。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的滴灌系统是现代工业化向农业扩散的典型。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将沙漠变成了农业绿洲；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使农村变成了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人间天堂；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拉平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荷兰的“土地高效利用”，在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狭窄土地上，创造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奇迹。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多地少的困境，但是在技术扩散、信息化、现代商业的强大支撑下，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大跃进，使这些国家的农民收入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所谓事在人为，只要政府肯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经济资源，中国农村的生产率提升并非不可想象。

更高的生产率将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农业人口四分天下的局面，农业、农业产业集群、城市打工与农村服务业齐头并进，同时，加快城镇建设，废除户籍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转租和流通，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村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水利、电力、交通都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落后，文化娱乐单调，这些长期欠账恶化了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条件。特别是人口素质的问题，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低素质的人口是负债，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资产，这个道理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搞明白了，日本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全民教育。中国现在也看清了战略上短视的严重后果。如果现在再不痛下决心向农村的人力资本大规模倾斜资源的话，人口素质这笔沉重的负债，将会在未来以利滚利的方式加倍索取赔偿。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所有设想都需要钱，而且是惊人数字的钱，没有资金的投入，一切都是空谈。未来5年，仅水利工程一项的投资规模就达2万亿元！这是对近20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停滞的补偿。因此，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资金的规模将至少数倍于此。

关键是这样大的一笔钱应该如何筹措？目前土地出让金是主流思路，但这并非最佳选择。推高土地价格，就是将土地和房地产货币化的思路，在没有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导致货币更为严重的超发，在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盛行的同时，通货膨胀和房价、原材料的上涨，也必将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压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削弱经济增长之源。那种靠土地升值，幻想着财富从天而降的想法，与美国老太太把房子当提款机的思路如出一辙。美国老太太可以向中国老太太透支储蓄，而中国只能靠印钞票来创造“假储蓄”。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部分资金，可以由资本市场承担，那些投资短，收益高，能上市的商业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只要给足政策诱惑，逐利的资本有的是。而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长线投资，资本市场一般不会介入，短期资本追求的是3年至少10倍以上的回报，那些5～10年才能见效的投资对它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对于农村长线投资，比土地出让金更合理的方式是发行“特种农业公债”或地方农业债。这种农业债与地方融资平台债，有着本质区别。农业债是典型的生产型负债，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许多债务则投向了华而不实的非生产型领域。2010年，中国因水灾、旱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上千亿元，间接的生产停工、商业流通中断等损失就更大。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将减少灾害的损失，这就直接增加了社会利润，提高了生产率，它所创造的现金流虽然不像项目效益那样直观，但总的社会收益是明显而持久的，财政对农业债的利息支出，将从全社会的经济利润增加中得到税收的超额补偿。

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投资，产生回报的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时间。但是，这种投资从长期看，可以将农村人口从负债转化为资本，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类投资，可以考虑发行超长期（20年或更长）特种国债，从投资回报的税收上给予减免，鼓励投资人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而且创造社会效益。

债务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负债，另一种是消费性负债。前者好比是肌肉，而后者则像脂肪。生产性负债，如果投资前景明确，负债比率在安全限度之内，对经济发展将发挥正面作用。

发行农业债券的综合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大规模吸纳十年以来严重超发的货币，减少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二是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使股市与债市更加均衡。在短期内，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大幅上升，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与欧美的透支消费模式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经济的运行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农业储蓄增量，刺激城市经济的产出，逐步消化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增加财政税收。

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实力！





「创造就业，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货币紧缩的政策下，凸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现状。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税收贡献突出、在国民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中小企业，却因为无法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危机频现。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无奈中，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超级高利贷的地下钱庄，来维持流动资金或过桥贷款的需求；而一旦稍有意外，年息高达30％、50％，甚至100％的高利贷陷阱，将轻易摧毁一个多年苦心经营、信誉良好的企业。而地下钱庄肆意蔓延，已逐渐形成中国式“次级贷”链式反应的潜在危机。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早已延续多年，而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天然具有“嫌贫爱富，规避风险”的偏好。这与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惜贷”的心态类似，美国不是没有公司和个人希望得到贷款，而是银行在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对风险产生了偏执性的厌恶，造成了美国消费和按揭贷款的萎缩。

更远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大萧条时期，一边是30％的失业人口，一边是大量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有资金介入将两者进行结合，就将创造出新增的储蓄，从而刺激其他领域扩张生产，发生市场交换，德国经济也将起死回生。但德国的商业银行拒绝提供信贷来启动经济复苏的进程。银行总是在危机时过度谨慎，在泡沫中却滥发信贷。如果指望私营的银行来激活德国经济，看起来基本不靠谱。刚上台的纳粹政府认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少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的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办法就是“投放生产性贷款”。德国政府决定摆脱银行创造信用的传统理论，不受黄金与外汇的制约，由政府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这就是著名的“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德国政府把“创造就业汇票”这种利息为4.5％，期限为3个月的短期汇票直接支付给政府采购商，并规定“创造就业汇票”可在境内所有银行进行“贴现”，银行可以将这些汇票拿到中央银行“再贴现”以获取现金，也可持有汇票到期。这一招相当于政府直接发行以“创造就业汇票”为抵押的帝国马克，完全绕开厌恶风险的银行体系，将政府创造就业的意志通过这些汇票，直接注入德国经济。一旦闲置的劳动力与闲置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德国的经济立刻开始恢复活力，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失业率降到1.3％，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重新成为欧洲强大的工业国。

这个例子说明，当商业银行体系出于各种原因，不愿为创造就业提供信贷时，政府可以绕开银行体系，将国家意志通过金融创新的工具直接注入经济体。

目前中国面临类似的矛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正在由于资金奇缺而陷入破产境地，而商业银行宁愿把资金贷给并不缺钱的大型国企以规避风险。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尊重商业银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就无法直接要求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否则未来银行与政府之间将产生复杂的纠葛。同时，中小企业规模太小，无法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一方面是法律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没有券商愿意为挣个几万元承销费而劳心费力。如果将若干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发行“集合债”，又会出现信用评级的难题，如果其中一家企业违约，其他家企业怎么办等操作困扰。另外，投资者觉得风险大，不愿投也是一个难题。

此时，政府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战略分析，如果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置于最优先的位置，那么创造更多的就业，就将直接增加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如果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这种创新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绕开银行，二是政府支持。目标就是，凡是愿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将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

在这一金融创新领域中，创造就业汇票、短期商业票据、垃圾债券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式。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如果能够增加就业带来税收，扩大技术扩散，自然是应该欢迎，但方法上可以作一些调整。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显然已经明显过剩，这些外汇现在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更多的外汇进入国内反而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负担。外国企业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他们的外汇，而是他们的技术、管理、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

换句话说，在吸引普通外资的时候，政府可以说“欢迎”。但我们不需要你出钱，我们的外汇投资公司愿意投资，你以技术、管理、品牌、渠道入股，我们做大股东，你做小股东。

如果真是赚钱的好项目，外汇投资公司或国内的投资公司会竞相入股，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多了一种在国内使用的办法。外商为什么愿意来？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他也想赚钱。30年前中国外汇奇缺，外商直接投资倒是没错。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中国愁的是外汇太多。外汇储备国内使用的途径，就是以外汇换外资的控股权。既然中国在海外不容易找到好资产，别人送到家门口的好投资还能拒绝吗？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来驾车，而他们当马。

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如果赢利良好，垄断了中国的行业龙头，应该择机进行股权回购。目的是把垄断性的外资降为非垄断地位，把外资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不是愁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吗？在国外买不到优良资产，在国内还不能剪些羊毛吗？他们已经赚了这么多年的钱，本该将部分利润回馈中国社会了。

用外汇储备对跨国公司在华股权进行回购当然要本着“自愿”原则，关键的问题是想办法让外资自愿以合理的价格出让股权。政府其实可以援引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遇到的各种“说辞”，反其道而用之就可以了。比如无所不包的国家安全隐忧，时尚流行的环境保护，百发百中的税务核查等。办法总比困难多！





「房地产是财富泡沫，还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从最简单的猎人的故事来分析，会看的更清楚。

猎人用传统的方式打猎从而形成了猎物的“储蓄”，当他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弓箭制造，他就在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而更高的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猎物，使他能够将这些剩余“储蓄”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如果他需要一件衣服，那么制衣人就会受到生产“刺激”，加快衣服制作，满足猎人需求，从而提高制衣的生产率。当猎人和制衣人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后，他们的增量储蓄在市场交换中，又会刺激更多行业加速生产，结果带来更大范围的生产率提升。

因此，经济增长是从率先提高生产率的部门开始向周边行业“扩散”，从而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升。在这一过程中，高生产率的部门扮演着“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低生产率的部门则是受其需求刺激而产生增长的动力，然后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猎人如果是“经济增长火车头”，那么制衣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就是“被拉动”的部门。整个社会生产率普遍提升后，创造出大量的过剩财富，因而产生了“财富窖藏”的需求。在猎人制造弓箭之前，社会并无剩余财富，整个部落的土地并不值钱，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还会在意土地开发呢？只有当社会出现“财富窖藏”需求后，黄金、财宝、首饰，也包括土地，才起到了盛装财富溢出的容器作用。于是，土地开始升值。越来越富裕的猎人和制衣者们渐渐有了住房需求，房地产开发商被“刺激”起来，他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又“刺激”了砖瓦、木料、家具等行业。

在这个产业链上，猎人是需求的源头，动力是弓箭制造。只有生产率的革命，才是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

靠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链条的整套思路都是值得怀疑的。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是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初始原因。颠倒了这一逻辑，就会产生错乱的经济效果。

如果没有生产率的革命性突破，片面追求土地升值，将会造成实业部门的成本提高。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则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结果就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土地成本、原材料、能源和人工的抬升，伴随着市场价格的激烈竞争，将挤压尚未取得生产率突破的整个实业部门的利润。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缺乏利润的实业部门，由于没有必要的“储蓄”积累而丧失了改进“弓箭制造”的能力，弱化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土地财政刺激着高地价政策，高地价又刺激着房地产暴利，这种畸形发展模式最终将瓦解实业生产率提升的基础，遏制社会财富创造。GDP总量的增长并非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生产率为最终导向。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带来的GDP，本该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压制生产率的原因。上亿吨的钢铁、水泥、原材料被冻结在充满投机而空置率奇高的“鬼楼”中，这与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洋跃进”一样，都是在浪费宝贵的经济资源，这相当于剥夺了猎人用以制造弓箭的积累，而将其置于闲置和浪费的状态之下。

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刺激了信用创造的狂潮，日益贬值的货币购买力扭曲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将储蓄者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少数人的口袋里，它树立了一个“快速致富”恶劣样板。在财富流向的巨变中，土地增值轻易超过了实业生产的微薄利润，迅速瓦解了实业家们艰苦创业的意志，动摇了实业持续改进“弓箭制造”的决心。既然买一块地坐等升值比枯燥、痛苦、绞尽脑汁和充满风险的技术创新，来钱更快、赚钱更多的话，谁还愿意继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实业呢？这种短视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中国制造”的根基越来越浅，抗风浪能力变得脆弱。

土地快速升值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摧残着实业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它们所创造的GDP中，毒素含量高、副作用大、泡沫成分重，属于经济发展中的“高污染”行业。

正常的房地产发展有利于全社会的生活品质改善，带来了经济的健康成长，促进了社会消费，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应该受到鼓励。但是，畸形的房地产繁荣绝非中国之福。

2001年“9.11”以后，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被资本过度投机所断送，生产率爆发的进程戛然终止。在缺乏新技术突破的困境中，美国走上了以刺激房地产繁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资产泡沫型”模式。过度的信用扩张和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经济危机。日本80年代中期之后的房地产畸形繁荣，引发了20年的经济停滞，亚洲四小龙的房地产泡沫受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严厉惩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手不能软下来！

对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将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西方“高论”，其实不必过虑。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债务违约所造成的流动性枯竭，进而摧毁了金融机构的资产所引发的链式反应。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救助金融机构，制止违约蔓延并不难，美国已经做到，欧洲正在准备做。难是难在高负债的长期存在，压制了消费者信用扩张的愿望和能力。没有信用扩张就不会有经济复苏的持久动力，也就难以产生就业与生产的良性循环。而政府无权强行调整社会中的债务债权关系，这是问题的症结！

在美国“金权天下”的制度下，华盛顿执行的是华尔街的政策，而债权对于银行而言就是最核心的资产。所以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美国政府用了最不合理，也是最浪费的方式去拯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的根源是贷款人不堪债务重负而发生违约所造成，本来最简单和效率最高的方式应该是，美国政府用救援资金直接冲销坏账，债务债权关系一笔勾销，这样一来，没有负债压力的消费者将能够轻装上阵，经济复苏很快就能重上轨道。但银行家不同意，减免消费者的负债，银行还怎么赚钱？银行家坚持拿政府的钱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让负债沉重的消费者们继续做债务的奴隶，甚至债务负担更重，还不上就让政府用财政持续贴补，两房就是明显的例子。结果是，政府的钱补了银行的亏损窟窿，负债人继续承受高负债的压力，还不上时政府进行补贴，而政府的钱全部来自于透支未来的国债，国债飙升的压力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受。经济体的总负债与GDP的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消费者在更大的债务负担之下，丧失了扩大消费的能力，经济复苏陷入泥潭，就业复苏则希望渺茫。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债务债权关系可以由政府强制重新调整。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由于农民负债沉重，经济发展凋敝。红军提出的政策是“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当农民债务的沉重枷锁被解除之后，根据地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

废除债务债权关系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西方社会的统治基石就是金融集团的利益，改变债务债权关系，等于“革他们的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由于政府是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危急时刻，一切皆可变！包括债务债权关系，可以随时调整，从而使西方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难以出现。而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却很难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可以直接抄底收购房产，再廉价租给低收入人群，不仅可以为资产价格筑底，而且还省去建设大批廉租房的成本。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价格将健康复苏，银行体系的坏账会大大缓解。





「摆脱美元，人民币需要“刮骨疗毒”」

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发明的“外汇储备”概念，一直是个令人生疑且效果失败的货币制度。英国人在一战后缺乏黄金，因此想出了这个货币“水变油”的伎俩，提出英镑和美元一起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支撑各国货币发行，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实质。各国货币与英镑、美元这两种核心货币挂钩，核心货币再承诺自由兑换黄金。这一货币制度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流动性泛滥，最终以30年代大萧条收场。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这一制度进行了全球版升级，核心货币变成了美元，美元储备成为各国货币的基石，结果导致了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崩溃。

1971年美债帝国诞生后，特别是1979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货币“化疗”巩固了美元霸主地位之后，美元储备再次大行其道，直到欧元诞生。

实际上，以主权国家货币及其背后资产国债作为世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这就是当年著名的“特里芬难题”，这一矛盾如今仍然适用。从逻辑上分析，美元体系迟早会再度崩溃，而以美元和美债作为外汇储备核心资产的国家将无一幸免。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既然明确知道这一点，再将美元储备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就违反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原则。持有美债，无异于将国内储蓄输出，压制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持有美元，也就是间接持有美元背后的美国国债，同样相当于为美国赤字提供融资。

可这些美元到底能买什么东西呢？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突然发现手中拿着大量过剩的美元，其实除了美国国债之外，其他好东西啥都买不到。这时，中国是不是该反问一下，这种出口创汇还有意义吗？美元资产的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贬值，这不相当于把出口商品的一部分直接倒进了太平洋吗？为了就业，中国消耗了资源、能源、人力和物力，难道就是为了把产品一批批地倒进大海吗？能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呢？有人认为中国必须持续购买美国国债，否则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就会缩水。这个逻辑也有问题，如果你持有一只亏损公司的股票，而且你知道它未来还会亏下去，你会选择继续疯狂购买来维持股价吗？除非你准备拉高出货！可最不幸的是，你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就是那个最大、最后和最笨的接棒者了。

人民币基础货币供应在历史上曾有四种渠道：再贷款、再贴现、财政透支和外汇占款。1994年以前，再贷款是人民币的主要投放方式，1983～1993年占基础货币投放的70％～90％。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很高，因为再贷款是国内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拿到的贷款，这些贷款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循环。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发行机制逐渐变异，外汇占款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抵押品日益依赖外汇储备，人民币发行的独立性逐渐遭到削弱。

人民币的发行越来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与外国货币，特别是外国政府的信用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依靠国内市场变成依赖国际市场。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曾是中国金融元老们定下的根本原则，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人民币既不与美元、英镑和黄金挂钩，也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因为老一辈的人曾目睹了蒋介石的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后，货币主权旁落，金融高边疆沦丧，国家经济日益殖民化的严重后果。

纵观货币史，任何大国的货币崛起，都是以本国的财富作为货币储备，为本国的经济或本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循环提供信用的血液。大英帝国主宰世界时，是以黄金为货币储备；美元横行天下时，是以美国国债为货币本位；欧元横空出世后，是以欧洲国债为发行基础；人民币未来纵横江湖时，岂能在美债的卵翼之下搏击长空？

外汇储备，是货币边缘国家被核心货币强权统治的标志，而绝非货币独立自主的象征，它不代表货币的强大，而仅仅体现出货币依附性的深重。

外汇占款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细节，而是中国货币战略方向的抉择。

为使人民币重新取得货币发行的主导权，使国内信用创造服务于本国经济循环，必须切断外汇进入央行的通道。具体做法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阻断外汇流入央行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和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对汇率市场实施干预，实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公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直接进行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公司，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储备，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要筹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可以用国家信用发行超长期的特种“农业债”，以此置换外汇资产，将人民币与国内经济转型紧密联系起来。同理，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为发展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债”，为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难就医难的“医疗保健公债”，为解决住房难的“廉租房公债”，为保证经济增长原材料料来源的“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都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这样，人民币将真正成为“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经济服务。

只有彻底摆脱美元的困境，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才会有扎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九章 战国时代，地平线上的亚元



“中美国”的困境



2012之后的危险10年



谁能拯救欧元？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亚洲经济共同体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美元、欧元、亚元的战国时代





「本章导读」

过去10年，“中美国”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利益捆绑，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这是美国能够容忍中国经济繁荣的前提。未来10年，美国面临着债务解杠杆、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疲软、生产率提升瓶颈这三大周期的高度重叠，必然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美国债务驱动型模式的破产，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不乐观，发达国家的长期不景气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转型。国内储蓄增量的减少和向本国内部的倾斜，会瓦解“中美国”合作的基础。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利用价值正逐渐缩水。

美国的经济不振会使其信心变得脆弱，缺乏自信的霸权往往会变得更加敏感和富于攻击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美国将充分利用东海与南海问题损耗中国的实力，甚至挑动局部战争以削弱中国；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美国将落井下石，趁势收拾这个最大的潜在对手。“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正是其国家战略转变的重大宣诏。

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石油、原材料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基本被美国掌握，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又严重依赖欧美市场，当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时，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中美共同利益基础削弱时，一切都将成为问题。

在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之前，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借鉴欧洲经验，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把亚洲潜在的对手转化为拥有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以亚元的货币战略来整合亚洲的政治经济资源，同时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外向型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世界货币，日元与马克的经历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应当主导亚元的进程，以亚元的货币杠杆来撬动亚洲的全面合作，最终形成与美元、欧元分庭抗礼的鼎足之势。





「“中美国”的困境」

2009年，英国著名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中首创了“中美国”一词，来形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婚姻”。“中美国”东部地区（中国）的人们在储蓄，而西部地区的人们去消费、从中国的进口，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动力遏制了美国的工资成本，结果就是“中美国”的经济一片繁荣。

的确，在这一经济“婚姻”中，中国得以进入广阔的美国市场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热潮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品牌的衍生效应，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生产率，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获得了庞大的经济红利。作为回报，美国要求中国将这一红利中的相当部分“分享”给美国，通过购买美债，中国创造的储蓄回流到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在推高美国资产价值的同时，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在宽松的货币温床之上，金融创新将资产升值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提款机”，刺激着美国的经济繁荣，从而带来了更多的中国产品需求。

不过，“中美国”的繁荣模式既不牢靠，也不可持续。美国以“市场换储蓄”的代价，是其经济整体的负债水平必然不断攀升，以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消费者的收入与负债压力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终将无法维持，导致崩溃。所谓世界经济的失衡，其本质就是发达国家的债务驱动型经济模式，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大面积破产。

在过去10年间，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1％的超级富豪享受了20％的国民收入，比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自由主义”启蒙阶段高出了1倍！同时，1％的富人占有了全社会财富的43％，这是美国立国以来的最严重的财富失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挑战的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在财富效应的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都呈现20％以上的负增长。同时，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长期增速递减的趋势。美国猎人对弓箭制造的兴趣日益萎缩，而对占有其他猎人的储蓄却越来越痴迷，手段和技巧也不断推陈出新，花样繁多。这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国家通过美元手段进行隐性“征税”，美国的麻烦越大，发展中国家的“隐性税负”就会越重。

危机之后，奥巴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经济复兴战略，试图把美国经济大厦的基础，从金融的“流沙”变为实业的“岩石”，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正是该战略的核心。“岩上之屋”理念，出自奥巴马2009年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奥巴马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建在沙子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奥巴马的思路固然不错，可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重建国家财富的分配制度，金融势力集团必须将口中的肥肉吐出一部分，在“金权天下”的美国，在华盛顿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现状下，这有实现的可能吗？

美国调整经济模式，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统治精英的共识，作为制度上的保障，还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和经济资源。而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内，美国将缺乏进行经济转型所必备的条件。这一关键时期，恰逢美国三个主要经济周期最不利的交叉重叠。

首先，经济“解杠杆”的周期至少需要10年，才能有效清除“债务堰塞湖”所带来的巨大资产灾害。从1996年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美国社会生产率的大跃进，形成了惊人的财富溢出效应，进而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复苏与繁荣。直到2001年，美国房地产及其下游产业链条，基本处于合理增长时期。不过，从2002年开始，为了替换已经熄火的信息技术增长引擎，以及应对“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对经济资源的强烈需求，美国启动了刺激房地产泡沫的手段，放松货币供应，强化金融创新，加快吸取别国储蓄，以同时获得大炮和黄油的双重好处，人为制造出了一个炫目的经济繁荣景象。

当2007年资产泡沫最终破裂之后，房价下跌幅度高达33％，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烈度，而且在未来5年中，美国房价仍可能继续下跌10％～25％。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美国金融系统损失惨重，银行的表内表外资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一片哀鸿，养老医疗保险基金、个人投资及退休账户中的价值灰飞烟灭，金融体系总损失规模达到了惊人的9万亿美元！

80年代末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破裂到走出低谷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无论从规模、幅度、烈度，还是危害面、损失量、持久性方面，都远远超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危机。这一次，美国走出资产价格低谷的时间不会少于10年，金融体系彻底清除坏账和问题资产的过程将漫长而痛苦。

美联储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无非是试图进行“资产再通胀”，帮助金融体系冲销资产毒垃圾，这些有害资产的一部分，被美债持有人所吸纳，从而流向了海外，其他部分则被美国经济自身所承受，表现为政府赤字激增、失业痛苦长期化、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复苏脆弱等现象。资产毒垃圾无论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化解和排毒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消除“债务堰塞湖”对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的过程，被称为“解杠杆”。从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来看，1933年总负债与GDP之间高达299.8％的悬殊比值，被证明是一个经济体无法承受的崩溃“水位”，不削减负债水平，经济引擎将难以重新启动。美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二战后才将总负债与GDP的比值降到了120％～150％的安全区域。2008年美国负债再度超过危机警戒线（358.2％），这是近80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负债比例！

美国的救市方法采用的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它不但没有将危险的负债比例降下来，反而使国债的规模飙升到与GDP大致相当的水平，“债务堰塞湖”的水位其实比危机前更高了。如果总负债不大幅降到GDP的150％的安全线之下，美国经济就无法正常和可持续地运转。不经过至少10年的“解杠杆”痛苦，美国的总负债水位将难以退到安全的经济运行区域。

第二，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预示着未来超过10年的消费萎缩周期。以60年代初为中位点的7700万“婴儿潮”人口，已经迈入消费萎缩的年龄阶段（47岁为消费顶点）。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人生的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心态，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当6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世代，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金融海啸的爆发时刻，此时，正值他们开始从消费最旺盛的年龄开始逐步走下坡路的拐点，经济繁荣突然消失，失业狂潮席卷而来。他们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中的退休金出现严重亏损，而由于常年大手大脚地挥霍，银行账户的存款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上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大瀑布”了，然后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漫长的冰河期！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生态环境的灾变。

第三，生产率新的革命同样需要时间和技术积累。在1889～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2000年，生产率增长为2.4％。三次生产率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技术集中突破的周期与人口周期相吻合的规律并非偶然，如果一个人的消费力与年龄相关的话，那么他的创造力同样如此。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口比例里相对固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了创新天才们的起点，而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总人口之中的比例。一个人最具创造力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平均而言应该是在30出头的年纪，此时，他们的经验、智力、精力均达到一生中的顶点。“婴儿潮”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60年代初，而他们之中的创新天才们在90年代初达到了最具爆发力的年龄阶段，到2011年，他们已经接近50岁了，创新能力必然大幅下降。而下一个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1990年前后，他们有可能带来新的生产率革命的时间在2020～2025年之间。

如果把经济解杠杆、人口消费和生产率突破这三大周期加以综合考虑，可以看出美国下一波真正的繁荣周期应当在2020年之后才会发生，2024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过，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将出现“失去的十年”。这十年也将是中国在21世纪前半叶赶超发达国家的最佳时间段。之后，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将迅速恶化。

所谓“中国崛起”，其实是有时间窗口的，就如同发射火箭，错过发射的最佳“时间窗口”，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而中国的下一次“崛起窗口”，恐怕要到21世纪的下半叶了。

历史留给中国崛起的时间相当吝啬，如果不能趁欧美实力下滑的10～15年内迅速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西方引力”，达到“第三宇宙速度”，那么2025年之后，中国将再度落回到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轨道。中国的强国之梦将不得不再等待30～50年！





「2012之后的危险10年」

未来10年，将是大国格局发生深远变化的10年，也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10年。“中美国”在过去30年里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基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的经济在债务解杠杆的痛苦过程中，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而生产率的停滞却难以产生新的财源。因此，美国经济的大趋势将是经济脆弱、债务沉重、就业不振、消费委靡、财政恶化和赤字高企，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形成足够的储蓄增量，也不可能刺激真实和可持续的消费与投资。

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经济转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难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和经济上的乏力，这一战略不仅实施难，而且见效慢；二是重新启动资产膨胀引擎，恢复过去30年债务驱动的繁荣模式。这样不仅政治阻力小，而且经济所承受的痛苦将由其他国家进行分摊。

毫无疑问，第二条道路更符合美国“金权天下”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不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支撑更大的债务压力了。

这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实现“资产再通胀”，就必须以更大的强度来“抽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中国持续出口国内储蓄是美国愿意容忍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中美国”婚姻的基础。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国创造国内储蓄的主要动力源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又依赖中国的储蓄，在美国资产膨胀无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中美国”的利益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要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也必然要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倾斜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品和储蓄出口导向也必将随之而变。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势必伴随着出口依赖的减弱和对美国国债需求的萎缩，这将严重威胁美债帝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刺激美国的出口，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一刺激毕竟太小了。

欧元区的诞生已经将美元流通逐步挤出了欧洲大陆，大大压缩了美元帝国的版图，海外流通的美元面临着日益过剩的趋势，这正是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源。美债在国际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联储逐渐变成了国债的最大买主。如果中国削弱美债的购买，美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

当7700万的“婴儿潮”世代在未来10年中陆续退休时，美国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塌方。仅在这两个领域中，美国政府所承诺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万亿美元的超级“隐性负债”。沉重的医疗社保开支将对美国的财政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1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国债的规模也会轻松突破23万亿，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这个数字只会更加恶化。

未来10年，美国需要惊人的资金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一需求将远超过各国出口储蓄的极限！

美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储蓄匮乏，当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供应，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来制造货币财富的幻觉，其后果就是美元购买力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断瓦解。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恶化过程，美国越是缺乏储蓄就越需要印钞票，而日益泛滥的钞票又会加速资本逃离美元资产，导致美国丧失吸引别国储蓄的能力。

美国还能出现另一个沃尔克，以高利率和高汇率来拯救美元吗？答案是否定的。80年代初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之一，能够承受超高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剧烈震荡。但未来10年的美国，在超级负债的压力之下，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所发射的“经济鱼雷”，会首先击沉美国经济自身，这无异于经济自杀！

一切将重新回到70年代世界货币大混乱的状况，而问题的根源都一样，那就是美国国债本位制所形成的世界货币大厦的根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世界最终会认识到，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其实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的魔咒。

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作为储备和贸易货币，同时供应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资产，这与当年美元与黄金资产不匹配所造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逻辑一样，美元与美债资产同样存在着不匹配的内在问题，这就是美元和美债无限扩张的需求与美国财政税收只能有限增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界经济和贸易要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美国供应更多的美元，而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是美债，因而美债必须不断增加。但是，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美债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美债增长受制于美国政府财政税收的增长，当美债规模达到财政税收所能支撑的极限时，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将面临崩溃。

美债的极限在哪里呢？这就是偿还美债的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临界点！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帝国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国债利息支付时，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无不可避免。当这一比例超过50％后，帝国将陷于崩溃的边缘。

西班牙在1557～1696年之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结果是西班牙帝国走向衰落；法国在1788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国债本息，结果王朝崩溃；奥斯曼帝国在1875年时，50％的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帝国濒临解体；1939年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无法应对纳粹德国的挑战。

美国也将面临国债利息支出不可避免地突破临界值的危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2011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税收的9％，2020年达到20％，2030年突破36％，2040年将直逼58％！

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中，如果仅仅是国债利息的支付就拿走了一大半，那么该国还能存在着主权信用吗？国会的估计只是最乐观的推算，因为美国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由美联储直接出面购买国债，才将10年期国债利率人为压低到2％左右。如果按照过去30年来美国国债5.7％的平均收益率计算，美元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总危机爆发，将可能出现在2020～2030年之间。

可以说，在未来十几年中，中国将面对空前的机遇和危险。一个信心脆弱的人，往往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攻击性；同样，一个实力和信心正在下降的世界霸权国家，也将更加危险。美国重回亚洲的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宣示，更可能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如果中国获得了成功，并继续将国内储蓄“贡献”给美国，美国则可能对中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在纠结的心态中包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中国拒绝大规模购买美债，美国将无法继续“坐视”中国的成功。中国周边的争端会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甚至中国将被迫卷入一场或几场局部战争，从而把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升级为硝烟弥漫的“货币战争”！





「谁能拯救欧元？」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那么欧洲的问题则在于政治。

作为欧盟的势力轴心，德国和法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在政治上，法国始终希望能够当欧盟的“驾车人”，而让德国继续做拉动欧盟经济的“马”。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德国在二战负罪的心理压力之下，勤勤恳恳地表现出“马”一般的低调和任劳任怨，不过，这绝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随着德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牢牢地控制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德国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把“驾车人”的缰绳越来越紧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已日渐受到货币大权旁落的瓦解，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法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发力。为了平衡权力的天平，法国总统萨科齐力促将“欧元集团”升格为“欧洲统一财政部”，试图以此来制约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央行的势力，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卢森堡首相容克对“欧元集团”是这样表态的：“我相信，欧元集团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又不严重制约欧洲央行……为货币政策和欧洲央行争论实在是浪费时间。法国未能成功地推行他们的想法。萨科齐总统建议对欧洲央行实施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可欧洲的财政部长中没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许认同这个观点，也会因为德国人坚决的立场而不了了之。”

在经济上，德国是典型的“弓箭制造”决胜论者，坚信财富的根源在于生产创造，而法国则更注重财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国金融领域幕后大佬让·佩尔利瓦德（Jean Peyrelevade）的话说就是，“德国民众意识到，工业产出有一个健康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在法国，支持提高生产能力的做法并不受欢迎。德国企业的利润率要比法国高20％。萨科齐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贯观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和削减个人税负，来提高人们的购买力。萨科齐笃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将铸成大错”。

萨科齐没有意识到生产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财富创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产力之下才会发挥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优先。法国人享受生活的心态固然让人羡慕，但德国人勤劳工作的选择却更值得敬佩。法国在欧盟与德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注定会失败，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早就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终将一个完整的欧洲交到德国人的手中。对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并不讳言：“如果法国的政治目标是将欧元的创立当作削弱德国实力的计划的一部分，进而降低我们（德国）所谓的经济主导性，那么结果会恰恰相反。德国竞争力的增加意味着德国更强大，而不是实力被削弱。可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欧洲之中实力最强的经济体”。

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只是欧盟和欧元故事中的一条明线，在表面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舞台背后，共同推进“欧洲合众国”进程的导演们却始终在设计着一条剧情的暗线。“欧洲统一财政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制约欧洲央行和德国人的势力，这样会激发更多欧盟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对德国的担心，弱化他们对“欧洲统一财政部”的抗拒心理，进而在一片“忽悠”声中，乖乖地将本国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主权拱手让给超主权的欧盟。政治家们也许是在演戏，而且相当投入，以至于他们常常忘却自己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其实，“欧洲合众国”的策划者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他们推进欧洲货币联盟的过程中，联盟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经济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阶段时期，欧元国家应仅限德、法、荷、卢四国，首先完成内部的经济整合，再推出统一财政部。由于联盟规模小，而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沟通成本相对较低，可实现度较高。如果一切运行良好，规矩已经成熟，再将意大利、比利时纳入，这两国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较大，起码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消化。之后，才能考虑进一步扩张。结果，现在欧元区搞成了大杂烩，良莠不齐，意见不一，德国将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去进行协调，而时间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欧元区做强，该舍则舍，当弃就弃。不懂取舍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乱。

正如“中美国”出现的东部人民（中国）负责生产而西部人民（美国）负责消费的现象一样，欧盟也出现了“南北欧”问题，北部欧盟以德国、荷兰为首的国家进行生产创造，而南部欧盟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家进行消费。南部欧盟所出现的问题与美国一样，都是以资产泡沫来带动经济繁荣，走上了债务驱动经济的不归路。它们利用加入欧元区所获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大力刺激房地产泡沫，以资产升值带动消费繁荣。在欧元区诞生的头一个10年里，西班牙经济平均增长了3.6％，希腊为4％，爱尔兰达到6％，远高于北部欧盟。资产价格的上涨必然伴随着负债的扩张，消费的繁荣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提升，而仅仅是资产膨胀的刺激。它们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德国在2004～2008年之间的经济扩张。结果，在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失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严重恶化，而德国、荷兰等国却积累了巨大的贸易盈余。

当2008年资产泡沫在全世界出现普遍崩溃时，南部欧盟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宣告破产。繁荣大潮消退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无法偿还的债务残骸。在资产泡沫和消费狂潮时代，这些国家纷纷选择了放弃实业，购买优质价廉的北部欧盟国家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削弱甚至永久丧失了相当规模的“弓箭制造”能力。债台高筑、经济萎缩、失业严重、税收枯竭、财政破产，正是对错误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清算。

关键的问题是，谁该出面拯救南部欧盟国家呢？全欧洲都眼巴巴地看着荷包鼓鼓的德国，希望德国将出口创造的国内储蓄“贡献”出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精明的德国人决不会轻易拿出自己的储蓄去拯救别人。

回顾欧盟50多年的发展历史，德国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国家，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严严实实。德国人拯救别国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国家必须首先耗尽它们所有的金融资源，德国从来不会傻救其他国家！英国和法国曾屡次试图从德国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后无功而返。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1978年启动欧洲货币体系（EMS）时，法国建议用“一篮子货币”为核心建立欧洲货币单位（ECU），各国货币以ECU为参照点进行不超过2.25％的浮动。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相对于ECU进行浮动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期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德国的外汇储备就将成为欧洲货币体系共享的资源。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国人的用心，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以ECU为基准，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先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率。这一招将法国算计德国外汇储备的计谋，破解得干干净净。另外，德国坚持在偿还汇率干预形成的借贷时，各国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来支付。同时，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结果，在德国执拗的坚持下，法国只得让步。

建立货币联盟本是德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拉拢英国和法国是构建货币联盟的核心，对英法试图染指德国国内储蓄的企图，德国采用了绝不姑息的态度，如果英法不耗尽自己的全部金融资源，就想从德国获得资金？门儿也没有！

要想拯救南部欧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就是稳定欧洲的金融体系，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经济引擎。

南部欧盟在资产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至少形成了规模高达2万亿欧元的资产损失，这些金融烂账充斥在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之内，而且通过国债和企业债的形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欧元区。尽管欧洲的金融问题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庞大金融衍生市场的放大效应，但是要消化如此规模的烂账也绝非易事。

办法无非两种：一是通过欧洲央行印钞票，用通货膨胀来冲销烂账，不过这样做违反了德国人近乎偏执的反通胀思维方式，而且同样会导致德国储蓄的损失；二是成立欧洲稳定基金（EFSF），用该基金来接手烂账。

在欧洲稳定基金的运行机制方面，德国与法国再次发生争执，焦点只有一个，用谁的储蓄来填窟窿。法国人建议把欧洲稳定基金改制为银行，这让人想起当年凯恩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没钱的国家总想搞信用透支，银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信用。法国人指望由该基金银行出面购入烂账资产，再拿到欧洲央行去抵押获得资金，然后继续买入，逐步将这些烂账从银行系统转移到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去，这实际上等于欧洲央行将这些资产毒垃圾进行货币化，最终埋单者仍然是德国的储蓄人。

德国人当然不干，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杠杆式的担保基金模式，由欧洲稳定基金担保20％的损失，募集资金进行数倍放大，在市场中吸收其他国家的储蓄，这样将保护德国的财富，而将其他国家的储蓄置于危险之中。考虑到希腊债务减计高达50％，欧洲稳定基金只担保20％的损失，显然投资风险巨大。

麻烦还不仅在于金融投资的短期风险，而是南部欧盟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崩溃，长期经济衰退已成必然，偿债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谓“救急不救穷”，稳定金融系统相对容易，但重新启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引擎却绝不简单。在欧元体系之下，这些国家不可能再用贬值本币来刺激出口，它们的本国实业在德国工业的显著竞争优势面前，已逐渐土崩瓦解，国内消费品日益依赖德国工业。没有货币与关税的保护，缺乏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南部欧盟国家要想重新开始“弓箭制造”，与强大的德国工业产品进行竞争，其难度势比登天！它们只有不断削减财政支出，压制消费需求，而经济会在紧缩中恶性循环。南部欧盟国家的烂账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会长出一茬。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个亏损的无底洞。

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妖怪们”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国的储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们”提出了各种诱惑，如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反制美元霸权等等，听起来颇具吸引力，但往往华而不实。

不错，美国在一战后，借美元债权国的霸气开始了美元的第一次远征，但最终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货币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宰制的市场规模，面对英镑区和法郎区的割据，美元的第一次远征无功而返。只有在二战中，欧洲各国相互毁灭才创造了一个美元独霸的历史机遇。现在的情况是，欧元区规模远大于当年的英镑割据，流出海外的人民币难以形成贸易结算的割据势力范围。在中国形成足够的国内市场规模之前，中国的储蓄应该留在国内发挥更大作用。当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濒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将国内储蓄输送到欧洲，必然产生“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根除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贸易冲突不断，日本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发动贸易战的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反制美元霸权的说辞也很可疑，欧美金融体系本来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时间里，经过反复博弈最终实现的利益均势，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有枪口一致对外的基本共识。对于一个外来者而言，恐怕他们共同的利益要大于内部的矛盾。

中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角色，还是应该多向精明的德国人学习。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很快感受到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降温的寒潮，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已经耗尽了燃料。这将是一种失去动力的滑翔状态，它更像1997～1999年农村工业化第一级火箭熄火之后的情形。短期之内，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疲软、内部信用扩张乏力、消费陷入低迷、价格出现下跌、利润开始萎缩、债务问题尖锐、资产状况恶化等现象，2011年备受通胀困扰的中国经济，会突然面对更加难缠的通缩困境。

传统思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投资和消费尚且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种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增长的逻辑是生产率“加速度”最快的行业在向较慢行业的需求扩散的过程中，创造出足够的储蓄增量，从而为消费和投资提供经济基础。在三架马车中，真正带来了生产率快速提升的部门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术装备为基础，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为代价，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为依托，以最优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保障，以产业集群效应为发力点，创造出一个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中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的神话。没有出口部门创造的生产率奇迹，就不会有充足的国内储蓄增量，也无法为政府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繁荣的市场消费提供资金。从这个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火车头，而投资与消费是“被刺激”出来的。

当欧、美、日面对债务驱动型模式的残局时，它们还有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债务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瓶颈等难题，要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没有10年时间，是难以实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对中国的出口部门造成巨大阻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经济雪上加霜。

出口部门当然会向新兴市场全面渗透，也将取得相当的成效。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码的基数保障。因此，中国出口部门能够维持一个依然庞大的规模，不过，增量将逐步递减，经济助推火箭的功能会弱化。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而生产率的“加速度”则意味着重大的技术突破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生产率的“加速度”远比经济规模更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中国的GDP规模高达世界的1/3，却最终仍然落得被动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过程中，国内真实储蓄的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这将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关于消费，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刺激消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这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一个农民拿着100个鸡蛋到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他要求换得一件衣服，这就是他用储蓄在进行消费。消费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交换行为，而消费的前提则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会有消费。要产生更多的消费，必须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农民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了鸡蛋产量，当他拿着200个鸡蛋参加市场交易时，就丰富了市场供应，他除了要求交换衣服之外，还会要求交换更多的东西，这就刺激了经济增长。刺激消费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带来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刺激居民花掉银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吗？存款是储蓄的货币体现形式，农民的鸡蛋才是真实的储蓄。储蓄的本质是当人们不再从事生产后，能够在社会中继续存活多长时间的度量。存款只是一种延迟的消费，它的本质还是产品交换。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花掉银行存款相当于缩短自己的“社会寿命”，这能够维持经济，但不会带来真正的增长。

消费必须源于某个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创造出大量更为低廉的新产品，在市场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换，来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总是由新行业的出现所带动，当50年代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术席卷社会时，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交易中创造了新的消费，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为是从零起步，生产率的提升在新行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中国消费市场开始出现疲软时，不能够盲目产生刺激消费的念头，尽管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但绝不是能够根治问题的良药。

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那么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将会加剧。此时，各方要求财政刺激的呼声将会震耳欲聋。问题在于，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地刺激经济？2009年以来的很多措施，在未来的经济困境中，不会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它们不过是试图延长第二级火箭的寿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产率的领域，或者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效益的经济部门，那么中国的债务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最终，不可持续的债务只能由货币增发来解决，这将会在经济冷却的困境中，增加通货膨胀的麻烦。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并存，但将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消费市场的价格持续低迷和资产领域的价格不断膨胀，会把中国经济置于冰火两重天的艰难境地。

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要点燃第三级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资必须用在正确的领域才能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就是实现生产率加速的潜力巨大；其次，惠及社会中的多数人口，规模效应突出；最后，牵动行业范围广泛，经济各部门全面受到拉动。

符合上述三大条件的经济部门中，农业显然排在首位。第二次农村工业化的核心是信息化、集约化、高技术化和城镇化。农村生产率的低下，正是其“加速度”爆发的潜在优势。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将改善农业经济的基础条件，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济的利润。同时，资本市场的经济资源投入，会在农业的“四化”中产生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加速度”。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他们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将创造出规模巨大的新增储蓄。当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丰富、更营养的农产品涌向市场时，农民将要求交换更优质、更价廉、更节能、更多样、更新颖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刺激轻工业部门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当轻工业对原材料和装备制造日益渴求时，又将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更加富裕的农村会自然产生城镇化的渴望，以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这不仅会改善人口畸形的分布状态，缓解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城市病”，更将对所有工业部门产生更为持久的需求。

第三级火箭将确保中国逐渐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获得大国真正的权力基础，把中国的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亚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而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亚洲的历史并不短于欧洲，亚洲的政治智慧始终是亚洲人自信的源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历久弥新的儒家传统，豁达宽容的佛学精神，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明与信仰的平台。

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如果欧洲的世代冤家德法能够摒弃前嫌，成为推动欧洲共同体的两大推动力量，那么同样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韩，是否能够解开历史的心结，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先驱呢？

德法和解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煤钢联盟”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物资，也是50年代工业最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源，因此，将两国的经济命脉置于“超主权”的“煤钢联盟”管理之下，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舒曼计划的宗旨就是“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可以说，没有双方利益的彻底捆绑，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煤钢联盟”探索出了一套现实可行的“超主权”经济模式，奠定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基础。没有一个规模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市场规模，欧洲就不可能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最终权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从而结束了近500年的自相残杀的历史，今天的欧洲人享受着和平带来的丰厚红利。和平相对于战争而言，永远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60多年前欧洲人创造的“煤钢联盟”，对于今天的亚洲具有更加现实，甚至更加紧迫的重大借鉴意义。亚洲虽然早已远离了战争，但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心态。中、日、韩在近代结下的刻骨仇恨，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反而在各自民间时时碰撞出复仇心态的激烈火花。三国之间彼此防范、相互警惕，耗费了大量外交、军事和政治资源。

历史上，英国制衡欧洲大陆的基本战略就是挑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强，则拉拢俄、德等国建立反法包围圈；德国强，则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围堵德国，在欧洲大陆相互消耗之中，巩固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崛起后，将英国人“离强合弱”的战略发挥到了更高境界，在冷战中，将欧洲置于围堵苏联的第一线，既控制了欧洲，又消耗了苏联；在孤立中国的时期，则拉拢日、韩、澳、菲等国，以台湾为第一岛链的核心，死死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挑动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现在，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幸”成为了世界第二，老二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老大的警惕和老三们的嫉妒使它们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老二。历史上众多强国在老二的位置上都惨遭暗算，最终摔了下去。20世纪初的德国，冷战中的苏联，80年代的日本，无一例外地成了盎克鲁－撒克逊英语民族的手下败将，它们失败的内因就是锋芒太盛，急于挑战老大的地位，而外因则是未能打破老大拉拢老三们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包围圈。

美国已经结束了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加上北非、中东众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使得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力空前强化。对于每年超过一半的石油必须依靠进口的中国而言，美国人已经牢牢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对海外市场，尤其是对欧美市场的极度依赖，使得中国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2011年10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重大政策宣示，声称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

显然，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周边转移，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海诸国在自身利益和美国的怂恿下，逐渐开始形成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统一战线。东亚各国因为东海和南海石油资源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一旦中国被迫卷入局部战争，就毫无疑问地坠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重蹈历史上法德鹬蚌相争，英国渔人得利的覆辙。

要打破这种历史的宿命，东亚国家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大胆借鉴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的成功经验，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亚太地区永久的和平。

中、日、韩这三个主要的东亚国家各有致命之处，中国的脆弱在于经济，日本的脆弱在于政治，韩国的脆弱在于军事，而这些弱点都与美国有关。如果东亚三国团结起来，各自的弱点将被强大的联盟所保护，以三国为核心打造亚洲的共同市场，摆脱欧美对亚洲命运的主宰，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的愿望。

各国争夺的无非是利益，与其进行这种零和博弈，不如共同分享利益。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是符合亚洲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原则。现在，应该对这一理念进行具体化，并勇于进行实践。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韩之间的独岛问题，既涉及敏感的主权争执，又牵扯到巨大的海底石油资源的切身利益，各方相持不下，几近擦枪走火，葬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发展濒临脱轨的险境，同样的问题在南海地区也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战争风险。

如果“煤钢联盟”已经被欧洲人的实践所验证，那么这种“超主权”的模式同样可以在亚洲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复制。如果成立类似欧盟的“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以“石油联盟”作为起步，将有争议的海底石油资源让渡给这一“超主权”的新机构，从根本上化解主权这一敏感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各国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利益共享的机制，将各国利益实现深度捆绑，使战争的爆发“既不可想象，也无法实现”，让亚洲人民得以永享和平红利。

通过“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中国将打破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围堵，日本会获得石油供应的可靠保障，韩国能得到中日联合的安全承诺，东盟和印度可以进入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市场。这将是一个对所有亚洲国家都有重大利益的战略同盟！

亚洲人最难以忘却的就是历史，其实，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亚洲人最敏感的就是主权，其实，主权的背后是国家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亚洲人最关切的就是利益，其实，利益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争夺的利益本身！

如果亚洲曾经是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亚洲人的智慧就不应该输给欧洲人！如果亚洲的历史曾经在列强的宰割下备受苦难，那么今天的亚洲就决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霸权！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独立性将空前提高，并形成与美国与欧洲分庭抗礼的战略格局。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石油联盟”起步，彻底拔掉亚洲地区战争火药桶的引信，用海底石油的巨大利益纽带将亚洲各国的命运紧密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笔庞大而高风险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答案就是亚洲美元市场！

人们熟知的欧洲美元，最早指的就是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主要源于欧洲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在欧洲军事基地的美元军费开支，经过长年积累，欧洲美元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美元的“金融异度空间”，再往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元也纷纷涌入欧洲。后来，凡是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最早开始打欧洲美元的主意，如此庞大而不受监管的美元资金，仅仅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收益实在太不理想。他于60年代初，首创了欧洲美元债券这一新的投资工具，利用闲置或低收益的欧洲美元，为欧洲企业和欧共体的项目进行融资，欧洲美元债券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国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的被动埋单者。

最近10年以来，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区，贸易盈余每年将滚滚的美元持续带回亚洲，这些美元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低收益债券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去处。其实，这一问题早在60年代就已经被欧洲美元债券创新所破解。

亚洲地区的美元储蓄凭什么一定要流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只能投资于低收益的欧美国债呢？如果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欧美，这些资金留在亚洲岂不是更能发现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吗？

高收益、低风险、主权信用级别的项目，“石油联盟”不是完全符合吗？当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初就是想用“煤钢联盟”这一项目来进行欧洲美元债券的首发，“亚洲经济共同体”完全可以直接发行美元债券，将融来的资金用于亚洲地区海底石油的勘探和开发，这就是欧盟至今尚未做到的欧盟债券模式。“亚洲经济共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将由各国的外汇储备担保，具备与亚洲各国主权信用同等的信用评级，未来可以进一步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项目进行融资，将亚洲巨大的美元资产彻底盘活，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并获得更高和更可靠的投资回报。

香港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金融人才，在战后的60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堪称是亚洲地区的伦敦！目前，香港对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尚不明确，未来应该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地产金融、贸易融资，还是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政府显得举棋不定。实际上，亚洲美元汇聚中心和亚洲美元债券发行与交易中心，才是香港的一盘大棋！目前亚洲存在着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未来将很快超过10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将这笔大买卖抓在手中，其他任何生意都只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东京和新加坡，如果中国力推“亚洲经济共同体”，那么显然香港将是首选的金融运作中心，就像德法推动了欧共体的诞生，但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没能成为欧洲美元的集散地一样，金融管制更宽松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伦敦始终是欧洲美元最活跃的核心。东京、北京、首尔、上海、新加坡的条件都不如香港优越，其中，国际化程度和金融市场经验积累是最关键的差别。

以亚洲美元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为核心，辅之以人民币、日元、韩元和其他币种计价的债券品种，香港将在未来成为可与纽约和伦敦一较高下的国际金融重镇！

当年中国为香港设计了独特的“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使得香港在亚洲所有的城市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国际化色彩，它与亚洲各国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恰如其分，超主权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执行机构设在香港，应当是众望所归。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激烈的汇率风暴，对亚洲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不过，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M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M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不过，目前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都已经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但并不包含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长远规划。这是AMF难以获得亚洲各国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它仅仅是个救急的工具，而不是未来货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那么亚洲最终的单一货币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稳定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以构建亚元的思路看，AMF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就是建立类似欧洲“蛇形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清迈倡议》中，就已经提议亚洲由各国外汇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来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稳定汇率。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均占到了储备库总额的32％，韩国占16％，东盟国家占20％。东盟内部各国的出资金额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均为47.7亿美元，菲律宾为26.4亿美元。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五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使用相当于本国出资2.5倍的资金来渡过难关。但在2008的金融海啸中，当该区域的部分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储备基金计划难以实施。

2011年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再度冲击亚洲的金融体系，亚洲汇率机制应该加速筹建。不过，亚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快慢，如果各国能够取得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战略一致，那么在5年之内建成亚洲汇率机制是有可能的。

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稳定亚洲各国的汇率波动，只有区内货币的相对稳定，才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且为最终实现统一的亚洲共同市场奠定基础。它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各国之间货币相对浮动的最大限度，当任何一对货币的汇率浮动超过了这一限度时，跌破下限的国家都有义务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最极端的困境中，AMF的外汇储备基金将启动紧急救援。这种救援相当于一种外汇贷款，当受援国摆脱危机后，它有义务偿还救援贷款。

AMF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建成亚洲货币体系（AMS，Asian Monetary System）。这首先取决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亚洲共同市场的推进情况。当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n Currency Unit）将作为区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ACU也是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这些货币占据与其经济与贸易地位相当的权重，共同形成亚洲货币价值的基准，每5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当ACU诞生后，亚洲汇率机制将由任意一对货币之间最大浮动限度的机制，调整为各国货币相对于ACU的浮动，这样将由外汇储备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ACU将承担起亚洲货币价值之锚的历史重任，更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

AMF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期，当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AMF将脱胎换骨为亚洲中央银行。

AMF从建立之初就应该有推动亚元和建立亚洲中央银行的长远考虑，如果仅仅作为外汇救助基金和IMF的辅助角色，这样的定位显然太低。AMF应该发挥推动亚洲政治联盟和经济整合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被推动”的机构。这要求AMF应该成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媒体和民众之间最活跃、最有效、最积极的沟通者。

另外，亚元的推进应该汲取欧元的教训，宁缓勿急。中、日、韩可率先建立起汇率稳定机制，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旗鼓相当，韩国也不弱，这三家联盟不会产生谁救谁的争执与扯皮，避免德国在推进欧洲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揩油”的顾虑。实际上，欧洲汇率机制的推进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国的这种顾虑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中日韩三国之间一旦达成政治共识，在操作细节上又有欧元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汇率同盟的推进速度应该大大超过欧洲。

当中日韩的汇率同盟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向东盟10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渐次开放。这些国家加入汇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处来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国货币遭遇不测，汇率机制能够帮上大忙；二是向往进入一个更大的亚洲共同市场。此时，需要设置一定的达标门槛。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启动汇率联盟的初期，这种难度并不是操作细节所带来的麻烦，甚至也不是中日韩的政治意愿，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顶住这种压力，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亚洲货币联盟成败的最大疑问，也是亚洲命运的最大疑问！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呢，还是推动亚元会产生最佳的效果？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英镑和美元曾先后成为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而马克和日元即使在其经济全盛时期，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10％，这是德国和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注定的。

由于本国市场容量有限，德国和日本必须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拓展空间，在出口产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货币的回流。反过来说，一国的货币要想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与储备货币，就必须持续输出本国货币，方式只能是贸易逆差和海外投资。德国和日本如果变成贸易逆差国，输出海量的马克和日元，进口的外国产品将很快充斥它们相对狭小的本国市场，而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力将被瓦解，从而葬送其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早在80年代就曾经大力推动日元在海外的投资和日元贷款，近30年的努力并未产生明显的进展，日元很难走出去。人们愿意持有日元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市场中买到商品，如果日本国内市场规模不够，持有日元的动机将被大大削弱。

因此，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如何强大，它的货币都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只有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才能玩得动。

大英帝国当年曾经拥有横跨地球1/5的大陆，占世界1/4人口的庞大的市场规模，输出英镑所带来的逆差绝对数字很大，但在英帝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不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外贸易仅占经济总量的3％～5％，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根本不在乎美元汇率的波动。输出货币是要有本钱的，家大业大的国家，首先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然后才能享受其好处。

中国的现状是国内消费仅占GDP的1/3，海外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和偏小的国内市场容量，注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最好的效果不过是当年马克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不足以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

中国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的石油和原材料供应，以及欧美市场的需求，这种繁荣的基础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如果欧美经济的债务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如果局部战争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供应中断，中国的经济繁荣又如何持续呢？同时，人民币的供应与美元紧紧绑在一起，在人民币完成“刮骨疗毒”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还是披着人民币外衣的美元再输出吗？在比较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依托着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走出去的人民币会是强大而坚挺的货币吗？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多的是货币投机者们的兴奋，而远不是世界各国真诚的信赖。

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越大，美国对中国的警惕与攻击性就会越强烈，欧元区国家会更乐意看到人民币成为美国打击的主要靶子，而亚洲国家则将充满警惕地防范中国试图建立“人民币的新秩序”。

在实力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高调出击，很可能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缺乏盟友的情况下，招致货币霸权国家的围剿。

因此，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的高调国际化，属于激进战略。

相对而言，中国主导推动亚元的努力，貌似激进，实则保守。

如果欧美经济长期不振而中国被迫进行经济转型，那么中国将无法或不愿意继续为美国提供国内储蓄，在实用主义至上的美国眼中，中国将失去利用价值。过去10年，美国对中国经济繁荣的容忍，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利益，“中美国”的婚姻必然走向破裂。

美国宣称的“太平洋世纪”新战略，其实已经不点名地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亚洲近来出现的一系列领海问题的矛盾激化，显现出美国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挑动“亚洲人斗亚洲人”的游戏中，美国是以极低的成本在博取极高的收益。美国一边掐住中国的石油供应、海上通道、市场依赖的经济命脉，一边唆使亚洲各国哄抢中国的利益，置中国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两难境地。未来10年，随着美国经济长期不振导致的自信脆弱，将使美国对中国变得更加敏感和具有攻击性。

在中美尖锐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多的盟友，更少的对手。建立亚洲的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对手转化为利益攸关的朋友，是化解美国高压围堵的“太极推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亚元不仅是货币的战略，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战略。

联合日韩与东盟10国，以“石油联盟”为起点，以货币机制为杠杆，撬动亚洲共同市场的理念，将对抗化为合作，把利益冲突变为利益共享。亚洲共同市场需要共同的货币，而共同的货币将扩大共同的市场。日本的技术、中国的生产、韩国的创新、东盟的资源优势如果整合在一起，依托这样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亚元将成为世界货币的三巨头之一。

美国打击人民币不难，因为只得罪中国一个国家，但要打击亚元，就会得罪所有的亚洲国家，成本与收益将难以同日而语。亚洲共同体和亚元，不仅为亚洲各国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伞。在政治上，中国依托亚洲底气更足；在经济上，共同市场能够提供经济转型的更大空间；在军事上，中国在亚洲没有对手，只有盟友，美国的军事优势将被有效化解。

亚元战略实为中国自保的战略，无论需要耗费多长时间，无论会遭遇何种困难，都值得中国坚持下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短期来看，成效并不乐观，而后遗症却不少。不过，保守与激进这两种战略其实并无根本冲突，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启动亚元进程完全可以同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效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中国在亚元体系中筹码。

德国人舍弃了马克，但是他们如今却驾驭着欧元；德国人舍弃了保护本国市场，最终却支配着整个欧盟的大市场。所谓舍得，就是没有舍去，就不会有得到，不舍去小利，就无法得到大利。在如何追求利益方面，中国人也需要向德国人好好学习。





「美元、欧元、亚元的战国时代」

美元的困境在于主权货币事实上无法永久承担世界货币的重任。以主权债务为核心资产所建立的世界货币大厦，将随着主权国家财政税收不堪重负而最终坍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美元体系最终的土崩瓦解其实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问题在于，当美元体系支撑不住时，谁能替代美元而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呢？欧元、人民币、还是日元，或其他货币？答案是，凡是主权货币都不可能替代美元。美元将是主权货币担当世界货币这一时代的“末代皇帝”。

在美元帝国临朝的最后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将在越来越动荡的货币危机中反复出现剧烈颠簸。以欧元为代表的货币区域化潮流，会在亚洲、中东、非洲和南美陆续出现。这种区域化的货币又将严重挤压美元的流通版图，加速美元的衰落。

美元帝国自然不会坐视美元版图的瓦解，正像所有的末代皇帝一样，它将动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来镇压这些“货币叛乱”。也许这种镇压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世界上的“货币乱党们”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但是，这种短暂平静的背后，却酝酿着更大的叛乱危机。更多的叛乱引发更多的镇压，直到美元帝国筋疲力尽。此时，美元帝国内部一直存在的“主权货币派”和“世界统一货币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政治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

如果美元走到“通电下野”的最后关头，美国早已准备好的世界货币“备胎”将浮出水面，这就是IMF的特别提款权（SDR）。70年代末，当美元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险时刻时，“SDR替代账户”曾即将投入运行，如果不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马快刀急，在危难之中拯救了美元，世界恐怕已经生活在另一种货币空间之中了。

SDR与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思路高度一致，它们都是一篮子货币组成的货币基准单位。只要将各国货币与SDR的汇率固定下来，用SDR替代各国主权货币就像欧元替代欧洲各国货币一样简单而无痛苦。只要美国继续主宰着IMF，那么用美元还是SDR来号令天下并没有本质区别。舍去美元，将会使美国得到权力更大的SDR。当然，美国必须与它的欧洲伙伴们分享这一权力，以换取欧洲放弃欧元，这也正是美国早已习惯独断专行的“主权货币派”们所不能容忍的。

目前，SDR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在SDR的货币篮子里没有人民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潜力，不拉上中国入伙，游戏就玩不下去。没准儿中国自己鼓捣出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问题就麻烦了。要加入SDR，人民币就必须能够自由兑换，这将是欧美未来苦口婆心、威胁利诱，从一切可能的角度阐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种种好处的利益出发点！

问题是，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照欧美的设计，IMF将成为未来的世界中央银行，SDR作为取代各国主权货币的世界统一货币，美国与欧洲自然是有否决权的大股东，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是陪着玩的小股东。中国在失去货币发行权的同时，却得不到更大的权力对价。如此一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将是欧美。

美国放弃美元，欧洲放弃欧元，它们都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它们舍了，但得到更多，中国和其他国家舍了，就啥也没有了。

如果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所谓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那么中国就应该争取主导这一潮流，而不是被潮流所主导。

中国必须认清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势必无法取代美元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现实，面对势单力薄的人民币无力与欧美货币意志相抗衡的局面，中国只有将亚洲的力量整合在亚元的盾牌之下，才能与美元与欧元的利剑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如果没有亚元，亚洲各国的货币将被美国各个击破，最后亚洲各国货币的散兵游勇将被IMF全部收编。有了亚元，再广泛与南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货币联盟建立起互为犄角的态势，就会获得更大的货币筹码。

如果未来真到了世界统一货币来临的时刻，亚洲起码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权力也必然是与欧美旗鼓相当，同股同权，分享天下！

能不能正确认清当今世界的货币大局，不仅事关人民币未来的命运，也将决定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

强者，永远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





感悟与致谢

初冬，当我最终收住了笔，却无法收住奔腾的思绪，香山的夜是这样的漫长和寂静。闭上眼，历史的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沟回中无法清扫，时不时冒出来的灵感就像电流一般刺激着极度需要平静的大脑，激情的词语相互追逐着、碰撞着、挤压着，最终在失去控制的意识里汇聚成一团团黏稠的表达欲望，正反逻辑双方各自手执兵刃仍在激烈地厮杀，直到晨光渗透了厚厚的窗帘，筋疲力尽的脑细胞们才渐渐安静下来。长达半年多的彻夜工作，一旦停止下来，仿佛立刻陷入了精神失重的状态，这种痛苦甚至多于解脱后的喜悦。

记得乔布斯说过一段话：“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每天当你站在镜子面前问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让自己无怨无悔，假如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香山的日子里，我尝试着站到了镜子面前拷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也许我真的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们都说我不好强，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评价。长大后，我意识到好强与自强是两种个性。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罗盘。当社会高估自己的价值时，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当自己的价值被社会低估时，应当从容淡定，笑看云卷云舒。

看准的东西就要坚持。不怕挖苦讽刺，何惧飞短流长；不逞一时之能，不图一时之利；不做墙头草，不当和事佬。这是我一生的信念。这一信念在香山的日子里使我更加坚定。

我的研究和写作，使我确信自己是在为社会创造一种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而不是他拥有了多少。

这本书的问世，离不开很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郑莺燕承担了这本书降生的很多具体而烦琐的准备工作。没有她与出版社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我将陷入大量的事务性细节而无法专注于研究和写作。她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起，在近百种图书封面的设计草案中，筛选出最符合作者个性的颜色与图案。她坚决主张摒弃国内财经图书扎眼和炫目的流行风格，强调经典与大气的质感。她反对在封面上罗列大量的文字，坚持简约和素雅。她在图书设计风格、纸张质感、图书定价、宣传推广、时间进度等细节方面，与出版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厌其烦的交流，为确保图书的品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过这番磨炼，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由衷地赞叹她要是成为专业出版经纪人，将省却出版社很多烦恼。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社长和黎社长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热情和细心使我在艰苦的写作中倍感温暖。出版社的郎世溟先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敬业的编辑，他与郑莺燕的密切合作，几乎将我完全屏蔽在一切琐事之外。出版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他们让我享受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品质服务。

在专业领域，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识渊博的前辈和老师。

在一次金融研讨会上，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关于美元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流出美国银行体系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在后来的交流中，王永利先生给我全面介绍了美国之外的美元虚拟头寸的流动与结算细节，我反复读过他在这一领域的论述文章。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找来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的《西方货币的原罪》一书仔细研读，发现王永利先生的观点正是吕夫当年论述的现代体现方式。这一观点被我融入了第一章关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一节中。

社科院世经所的张宇燕老师一直是我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对于货币流通域、历史上白银流动对欧洲崛起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与政权兴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许多观点，令我备受启发。这些观点对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影响深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夏斌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年除夕之夜，当所有人都在家中过年时，夏斌老师和我在一个空旷的咖啡厅里畅谈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他的全局眼光和深入分析令人折服。他的很多想法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关于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思路。

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在最近余永定老师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亚元的想法，余永定老师曾参与亚洲经济货币合作长达十年之久，他苦笑地感叹亚元的实现绝非易事。尽管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这更激发了我对实现亚元的现实困境作更深入了解的兴趣。

最应该感激也最让我觉得亏欠的是远在海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为了我的理想所作出的牺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够实现的补偿。我的女儿津津以前不会阅读中文，但为了能读懂爸爸写的书，她正在加倍努力学好中文，她现在已经能够每天用中文给我写电子邮件了，我为她的努力而备受感动。父亲是女儿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必须继续努力前行。

作者

2011年11月11日凌晨于北京香山





货币战争5 | 山雨欲来





「自序」

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五花八门的观点，人们的思维能力往往会陷入瘫痪。关键数据被噪音数据所淹没，重要细节被细枝末节所混淆，深层病因被表面病症所迷惑，核心推理被琐碎逻辑所牵绊，分析丧失方位，判断走入迷途。最终，幻觉置换了真相。

经济领域的困境尤其如此。

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五年之后，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观点仍然是众说纷纭。美国的量化宽松究竟有无效果？全球的货币超发到底是福是祸？金融市场是渐趋安全，还是越发危险？经济复苏是稳步向前，还是昙花一现？

简而言之，世界是在逐步远离上一次衰退，还是在加速滑向下一轮危机？

矛盾的市场表现，冲突的经济数据，荒唐的解读方式，纷杂的观点态度，争议的政策措施，欢迎来到当今世界混沌而喧嚣的复苏现场！

人们不能深刻认识经济活动的本质，源于缺乏更深层次的统一的逻辑框架。人类不是在高度理性的状态下参与经济，而是在充满欲望的强烈情绪中追逐财富。人性，尤其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从来就是驱动经济运转的根本性力量。

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永远围绕着两件最基本的工作而展开，一个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是分配财富，其他活动均是其衍生之物。无论是创造财富，还是分配财富，人性的贪婪自始至终都是它们终极能量的来源。

贪婪中的“好逸恶劳”，驱动着节省体力、减少时间、降低强度、增加愉悦的各种技术进步，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使得财富创造更加蓬勃。但是，贪婪中的贪得无厌，则会激发巧取豪夺、投机欺诈、急功近利、奢侈靡费，进而压抑生产率的进步，导致财富分配畸形，降低社会的经济活力。

本书的重点就是以财富分配作为解剖经济活动的手术刀，把当今的“美国梦”与历史上的“罗马梦”和“宋朝梦”，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比，为未来的“中国梦”提供历史的参照系。

本书的前六章内容，是用显微镜来观察美国经济的现状，从黄金市场透视美元，从股票市场分析经济，从债券市场了解资本，从回购市场探索金融，从利率市场窥测危机，从房产市场洞察泡沫，从就业市场甄别复苏，归根到底，是从财富分配来解读贪婪。

2013年4月的黄金价格暴跌，被解释为美国经济复苏良好，因而黄金的避险需求下降；而经济良好的证据就是股市屡创新高，但如果深入分析股市上涨动力的根源，就会发现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其实是推高股价的主导力量；股票回购的资金又是源于债券市场的融资，而债券市场的火爆正是货币量化宽松的结果。因此，金融市场的非正常繁荣，全赖QE政策所形成的超低利率环境。

QE导致的货币泛滥，真的促使实体经济复苏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公司的销售增速在递减，扣除通胀之后，实际上已陷入了负增长；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在萎缩，这解释了就业市场的长期困局，导致实体经济的核心资产显现出严重的“老龄化”症状，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出现快速滑落；房地产的价格复苏，无非是华尔街炒房团的杰作，就业机会的减少，造成年轻一代被大量挤出了潜在的购房队伍，房地产的后继乏力已成定局；美国主流中产阶级的高薪工作岗位复苏之缓慢，在2025年之前都很难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

QE政策没能拯救实体经济，实际上，廉价货币不是在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在摧毁资本的形成。

如果说QE已被5年来的经济实践所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政策，那么退出QE的道路却绝非坦途。退出QE将会触发利率火山，而继续QE将迎头撞上回购冰山，两条道路的终点都是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美联储在QE进退之间的彷徨与犹豫，既陷实体经济于无望之境地，又置金融市场于危险的边缘。

利率能否被无限压制，这是判断下一轮金融危机的风向标！

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仅施惠于极少数人，却殃及绝大多数人的道路，根源就是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导致了财富兼并的恶化趋势难以逆转，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困境的无法自拔。

本书的最后三章，将观察的视野扩大到2000年的尺度，从对美国经济的近距离观察，延伸到把握历史脉络的审视；从罗马盛世和北宋繁荣的兴衰拐点切入，逐步展示出一个高度近似的衰亡过程的慢镜头：贪婪兴，则兼并起；土地聚，则税负畸；国库空，则货币贬；民力竭，则内乱生而外患至！

“美国梦”“罗马梦”“宋朝梦”的破灭，并不能告诉大家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梦”，但却可以提醒人们什么必然不是“中国梦”。

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避免重复这些历史的教训，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实现其强国富民的复兴之梦。





「第一章 黄金斩首，打响美元保卫战」



“四·一二”黄金大屠杀



4月15日，200万年一遇的恐怖



“中国大妈”逆袭华尔街



伦敦金：高贵的出身，私密的做派



瑞士金：小姐的心，丫鬟的命



纽约金：牛仔的乐园，赌徒的天堂



美国QE3：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元信心在摇晃



遥相呼应：发达国家齐上阵，货币贬值战鼓闻



货币起义：贸易结算用本币，美元需求成问题



雪上加霜：德国黄金运回家，美国金库要核查？



连锁反应：女王陛下当道具，英国央行唱大戏



恐惧升级：欧盟大盗打劫忙，塞浦路斯储户慌



COMEX黄金库存拉响了红色警报



库存疑云



黄金ETF，华尔街大佬的“小金库”



内幕披露



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黄金和白银还有未来吗？



申论





「本章导读」

2013年4月，黄金市场风云突变，金价的暴跌震撼了全世界。

“黄金已死”“黄金无用”“牛市终结”“泡沫破裂”“金价将跌到500美元”等论调甚嚣尘上。黄金从万众瞩目的投资明星，一夜之间沦为舆论争相贬损的“弃儿”。

人们开始怀疑“乱世藏金”的信念是否依然有效，对黄金白银的投资价值的信心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悲观情绪弥漫，唱衰之声横行，甚至连超发货币终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一基本逻辑也变得含混不清。市场感受与理性逻辑严重脱节，价格信号和财富直觉相互错乱。可以说，对黄金的看法已陷入了空前的迷茫。

黄金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事实绝非如此！

2013年，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对黄金市场的打压力道之猛烈，为30年来所未见；这反过来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此疯狂和如此激烈的行为，意味着美元对黄金的恐惧也是30年来所未见！

对美元信心的脆弱，恰是打击黄金的原因！

本章将深入分析“四?一二”美国镇压黄金事件的台前幕后，以及美元困境的根源。从历史上看，黄金从来就是财富的“诺亚方舟”；以现实行情分析，黄金的生产成本就是市场的大底；放眼未来的趋势，黄金必是美元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四·一二”黄金大屠杀」

对于美国人而言，一场金融和经济的灾难可能已经近在咫尺。美联储和它所倚重的金融机构联手打击金银价格，以吓阻投资人的行为就是明证。

────保罗·罗伯茨，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助理，2013年4月4日

（美国）政府厌恶黄金价格的暴涨，这的确是事实，特别是在他们推行历史上最大程度的货币贬值政策的时候……（4月12日金价暴跌是否被操纵）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比帕·马格伦，前美国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2013年6月7日

2013年4月12日，这是黄金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自年初以来，金价就从1700美元附近震荡向下，至4月11日已悄悄地滑到一个巨大深渊的边缘。4月12日，美国东部时间8：30，金价定格在1542美元，这是大灾难之前的最后一刻平静。

这一天恰逢周五，纽约黄金期货市场刚开盘就黑云压顶，电闪雷鸣，100吨黄金的卖单从天而降，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抛盘如同巨浪一般砸向毫无准备的市场，多头仓皇应战之下，金价大幅下挫。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中，惊魂未定的市场稍事喘息。交易员们被毫无征兆的空头伏击打得晕头转向，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然而，巨大的抛盘却突然销声匿迹，市场重新恢复了平静。

这是大地震之前特有的寂静，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笼罩着整个市场。

10：30，真正的灾难终于降临了。300吨黄金的抛盘汹涌而出，其规模相当于2012年全球黄金矿产量的11%！目瞪口呆的交易员们看到的不再是10米高的巨浪，而是30米高的海啸！恐惧将每一个人的心冻结到冰点，瞬间过后，疯狂又把所有人的大脑燃烧到爆裂，夺路而逃就像求生的本能，支配着一切行为。市场态势顷刻逆转了，卖空的呼喊震耳欲聋。

1525美元的关键支撑点被瞬间击穿，2000年以来的黄金牛市走向在此决然折转，所有在这一牛熊分界点上设置自动止损的多头买家，就像被魔咒唤醒的木乃伊战士，突然加入了空头大军，转身杀向自家阵营，顷刻间多头人马自相践踏，溃不成军。

此时，正值纽约市场流动性最丰沛的时刻，伦敦和欧洲主要黄金市场均在开盘状态，从而能够充分感受到金价雪崩所带来的极端恐怖，空头打击对时间的掐算精确到了每一分钟！

黄金暴跌的冲击波瞬间传遍全球，伦敦市场也同时被闪击。不过，相对于纽约黄金期货市场而言，伦敦更倾向于实物黄金交易，对于准备提取黄金现货的客户而言，纽约期货暴跌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提供了打折买货的机会。但是，当伦敦市场的买家准备抄底时，却突然发现他们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故障”，此时大家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尽管他们还能通过电话下单，但在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的时刻，伦敦现货黄金可能发生短缺，致使他们的交易很难全部实现。

惊慌失措的伦敦实物黄金的买家们，不知道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纽约市场的金价却仍在雪崩之中。如果金价持续暴跌，那么绝大多数多头将被打爆仓，黄金行情必然加速恶化。伦敦的买家为了对冲持有实物黄金的风险，既然无法在伦敦的现货金市场买入来摊低成本，那就只能在纽约的期货金市场卖空以弥补损失。他们必须当机立断，逃生的本能再度支配了一切。

先卖空，再发问！

伦敦的交易员们也跳上了空头的战车，碾压着多头的尸体，继续狂飙突进。

纽约期货金的暴跌趋势，在本应遭到反击的伦敦实物金市场上，不仅兵不血刃地一路横扫过去，同时还将持有实物黄金的伦敦买家顺利缴械，并迫使他们加入了做空黄金的大军。

空头前所未见的强大攻势，在1525美元止损点被击穿后，触发了大规模多头止损的倒戈，再迫使伦敦市场的实物黄金买家变节加盟，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

卖空！卖空！卖空！

从纽约到伦敦，从新加坡到香港，从上海到东京，惊恐万状的黄金投资者们惨遭屠杀，各国市场血流成河。

华尔街媒体兴奋地评论道：黄金的暴跌之势就像自由落体一般，空头们“锐利的刀锋如同划过柔软的奶油”。

黄金市场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了。场内公开喊价的交易结束后，电子盘交易持续进行。至17：07，金价暴跌至1476.1美元，当日最大跌幅高达88.8美元！

这预示着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在黄金期货市场中，多空双方均采用保证金交易，用小资金以杠杆方式撬动大交易，杠杆比例可高达1：20。当价格下跌时，多头的保证金将承受同等倍数的损失。当天金价的暴跌幅度，必然将大批多头的保证金账户击穿。整个周末，银行和经纪公司并没有休息，而是高速转动起来，加班加点地逐个清点账户。紧接着，海量的追加保证金的“最后通牒”，被迅速送达惊魂未定的多头客户处，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要么缴械投降，被交易所强制平仓；要么在周日之前拿出大笔现金来补足保证金。

2013年4月12日上午8：30和10：30，纽约

黄金期货市场遭到两轮猛烈的“空袭”

此刻，痛苦万状的多头，不仅遭到了惨重的资金损失，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周末所有媒体机器全部开动起来，唱空黄金的新闻和评论铺天盖地，“金价崩溃”“牛市终结”“泡沫破裂”“可笑的黄金哭了”“爆仓”“狂抛”等极具震撼力的标题充斥着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恐怖气氛在媒体的渲染下被高倍放大、快速传播、大面积传染。绝望的情绪经过一个周末的心理发酵，将黄金市场推向了4月15日星期一的“物种灭绝级”大灾难。





「4月15日，200万年一遇的恐怖」

10年一遇的不幸叫灾难，50年一遇的不幸叫重大灾难，100年一遇的不幸叫特大灾难，而200万年一遇的不幸呢？恐怕只能叫“物种灭绝级”灾难了。

2013年4月15日，黄金市场遭遇的就是灭绝级灾难！

在整整一个周末，追加保证金的通知单如雪片一般充斥着全球黄金市场，高倍杠杆下的黄金多头们已面临灭顶之灾。星期一，亚洲市场刚开盘，绝路逃生的人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黄金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溃败由此拉开了序幕。

伦敦市场暴跌，美国市场崩溃，电视新闻的黄金价格显示已跟不上黄金暴跌的速度，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地见证着人们心目中的财富“诺亚方舟”，居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就沉没了。

当天，纽约期货黄金价格从周五收盘的1501美元，以自由落体的状态收盘于1361美元，狂跌了140美元，跌幅达到了9.3%，创下3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纪录！

以市场波动性而论，当日盘中交易更为惊心动魄。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16日惊呼：“以正态分布的理论为计算基础，你会看到周一（黄金市场）的波动性，在5亿个交易日里才会发生一次，即200万年一遇。”［1］

当这种级别的灾难降临时，恐龙也会灭绝。

华尔街的媒体啦啦队们扯开嗓门高呼：黄金完蛋了！





「“中国大妈”逆袭华尔街」

然而，黄金投资者并没有“被灭绝”，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全世界大吃一惊！

4月16日，就在期货黄金价格暴跌的惊涛骇浪中，于无声处炸响了一声惊雷！

全世界的实物黄金抢购者们，就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几乎在同一时刻，从各个角落中突然杀了出来。他们猛烈而毫无征兆地冲进了各大城市的金店和银行，半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黄金抢购狂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在中国大陆，最早闻风而动的就是“中国大妈”了。她们看不懂《华尔街日报》，也不知道纽约黄金期货的技术图形，看到黄金价格下跌，就像听说北京三环的房价从5万元（每平米）跌到了3万元，哪有不抢的道理？她们只在乎值与不值，哪管期货不期货。老百姓的思维很朴实：金比纸贵重，地比钱踏实！

不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黄金抢购风潮，而且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出现了黄金卖断货的报道。

这到底是多大的购买规模呢？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数据说明了一切。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中国所有合法黄金现货交易的总集散地。一切国内的矿产金、回收金，以及进口的海外金，都必须首先进入上海金交所，然后才能合法交易和向全国输送。在零售市场中，所有黄金制品的最终源头都出自上海金交所。上海金交所的会员包括金融机构，黄金、白银、铂等贵金属制品的生产、冶炼、加工、批发和进出口贸易的企业法人。简而言之，上海金交所的出库量，

2013年4月16日，“中国大妈”踊跃购买黄金

就是中国市场中所有合法黄金的总交易量。

2013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出库量同比暴涨182%，达到了惊人的236吨！［2］该所2012年的全年出库量为1138吨，2013年4月的出库量接近2012年第一季度的总和！

到4月底，国内黄金市场已经基本断货，上海金交所的现货黄金的溢价比国际市场每克高出近10元，而正常情况一般不超过1元，这意味着在国内买黄金要比在国外买黄金每盎司贵了50美元！如此之高的溢价，反映出实物黄金在中国市场已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

因为国内金价太贵，大批“中国大妈”纷纷奔赴香港扫货，直接导致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库存被“洗劫一空”，成交总金额高达创纪录的1600亿港币，相当于400吨黄金的交易量！至4月24日，香港实物黄金存货已濒临枯竭，不得不紧急从伦敦和瑞士补货，订购量为平常的4倍！

4月底，随着国内“五一”长假的临近，大批“中国大妈”再度携巨款“轰炸”香港，香港的金店又一次赚得盆满钵满。据香港媒体报道，从4月29日到5月2日，全港1200家珠宝店黄金销售同比暴涨50%，4天卖出黄金40吨！

“中国大妈”一战成名，她们在国际黄金期货价格暴跌，黄金市场人气崩溃的危机中，横扫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黄金实物，震惊了国际金融市场，也震动了华尔街的大佬们。

4月10日，高盛发布报告，强烈看空黄金，并建议客户们大举做空黄金。仅仅13天后，在全世界实物黄金井喷般地抢购风潮面前，高盛不得不改口宣称，虽然继续看空黄金，但不建议客户继续做空黄金了。

其实，抢购黄金的风潮不仅仅在中国爆发，世界各地投资实物金银的热情也如燎原之火，熊熊蔓延。

纽约期货金价暴跌之后，美国的实物金银投资者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抢购。

4月16日，美国最大的贵金属商Amark和CNT，宣布其白银库存已经断货，它们也是美国财政部指定的金银币制造的原材料供应商。受其影响，美国重要的贵金属订货网站SD BULLION，当天在首页上挂出“断货！”（“SOLD OUT！”）的显著提示：“由于今天史无前例的实物销售规模，订单送货将会延期20天”。

有着41年贵金属从业经历的比尔?海恩（Bill Hayne）不禁感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金银短缺，美国众多的贵金属批发商都已断货，订单提货被延期4周～6周处理。实物金银的买家与卖家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50∶1，致使所有贵金属购买的手续费暴涨。”

4月17日，全球最大的金银币提供者——美国财政部铸币局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人当天狂买了创历史纪录的6.35万盎司的金币，即两吨黄金！而“中国大妈”在“五一”节横扫香港市场时，出手规模为每天10吨！

4月24日，就在香港黄金卖断货的同时，美国铸币局宣布1／10盎司的金币也卖断了货，供应中断长达一个多月之久。1／10盎司金币是美国最受普通家庭喜爱的金币投资品种，2013年以来销售同比暴涨了118%。整个4月，美国铸币局黄金销售近21万盎司（6.8吨），销售金额3.11亿美元，创下了铸币局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在4月进口了142.5吨的黄金，比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大幅增长66%；在澳大利亚，帕斯铸币局（Perth Mint）4月黄金销售创历史纪录，达到11.2万盎司（3.6吨），同比暴涨534.4%；在日本东京银座商业区的金店里，日本人大排长龙，需要耐心等待三个小时才能买到黄金。

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布扎比，从孟买到迪拜，从北美到欧洲，从澳大利亚到瑞士，从新加坡到香港，从北京到东京，全世界的实物黄金投资人都在期货黄金信心崩盘的两周里，大举购买实物黄金。

黄金市场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奇观！期货黄金市场冰冷到了“灭绝”的程度，而实物黄金市场却火爆到了“烫手”的行情！

人们不禁狐疑，我们是在谈论同一种东西吗？为什么全世界的实物黄金如此抢手，但期货黄金却“跌跌不休”呢？黄金价格到底哪个市场说了算？

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就需要回顾一下世界黄金市场的发展历史了。





「伦敦金：高贵的出身，私密的做派」

19世纪初，英国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金本位制度，1盎司黄金被法律确定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简单地说，就是英格兰银行承诺在3英镑17先令9便士的价位上随时收购一切黄金，并且以法定价格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向市场无限量出售黄金。英格兰银行就是当时世界黄金市场上的最大做市商，它的主要职责就是捍卫黄金价格，确保金本位制度安全无虞。

当然，英格兰银行并非亲自赤膊上阵，在市场中叫买叫卖，而是依赖伦敦五大金商来做批发业务，金商们再依靠自己强大的渠道进行零售。其实，金融的本质也是渠道为王，只不过渠道中流通的是金融产品。

伦敦的五大金商几乎都是两三百年的老字号，最赫赫有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不仅控制着欧洲各国的公债市场，而且也是世界黄金市场的霸主，在19世纪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除罗家之外，莫卡塔家族（Mocatta）堪称老二，在伦敦经营黄金业务已历经九代，甚至比罗家的资格还要老。其他三家包括早在1750年就开始金银检验的庄信万丰公司（Johnson Matthey）、夏普斯·皮克斯利公司（Sharps Pixley）和塞缪尔·蒙塔古公司（Samuel Montagu）。［3］

19世纪以来，英国挟其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先发优势，以海上霸权为后盾，以金融实力为杠杆，建立起一个横跨欧、美、亚、非和大洋洲的殖民帝国，垄断着全球原材料与能源的供应，控制着世界市场的划分，掌握着远洋贸易的通道，左右着国际资本的流向。全世界的黄金从南非、加拿大、美国、俄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金矿向伦敦汇集，英格兰银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创造出通行世界的英镑，然后英镑资本与工业制品从英国流向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最终，巨额的利润裹挟着更多的黄金回流到伦敦，完成国际资本的大循环。

经典的金本位货币制度为英国的繁荣和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至后起之秀德国开始挑战这一英国统治下的造富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黄金循环体系，参战各国不得不暂时停止纸币与黄金的兑换。在战时状态下，南非等英属殖民地的黄金产出直接被划入了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成为英国的战时黄金储备。

“一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在军事上战胜了德国，但在经济上却遭到了重创。而美国人则坐山观虎斗，由于欧洲的黄金大量流入美国避险，导致美国工业与金融的实力大增。此时，美元的实力已经显著超过了英镑。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在战争中不得不大量印钞的英国，虽然没有出现恶性通胀，但却欠下了巨额的美元债务，从战前美国的债权国沦为战后美国的债务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被纽约抢了过去，英镑世界货币的霸气已被美元压倒。英国金融元气大伤，导致英镑迟迟不能恢复金本位，英国苦心经营上百年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分工的秩序陷入严重混乱。

英镑的弱势被世人看得清清楚楚，美元的强大各国心里更是明明白白。1913年，战前的四大经济强国美、英、德、法，共有黄金储备50亿美元，其中美国最多为20亿，英国8亿，德国10亿，法国12亿。而战后，在四大强国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总额中，美国已坐拥45亿美元，超过英国5倍以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大英帝国显然无法及时调整霸主的心态，英格兰银行坚持只用英镑定价黄金，而英镑对美元却在明显贬值。

这样一来，南非等产金国就不干了。英格兰银行收兑他们的黄金是按照战时状态的固定价格，而金价明明在上涨，如果继续按固定价格显然就亏大了。当然英国是宗主国，南非不愿背主投向纽约，但他们却急需在伦敦找到一个能真正反映黄金市场价格的出路。

很显然，在伦敦无论是金融实力还是黄金地位，谁能比得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呢？于是，罗家在各产金国和黄金经纪商们的共同拥戴之下，召集起伦敦5大金商家族，于1919年9月12日开始了第一次“伦敦黄金定价”。

这一天，黄金首开市场报价的纪录，金价定格为：4.18英镑！

从此以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30，伦敦4大金商的代表准时来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他们在一间密室中分别坐下，加上罗家代表一共5人，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他们每人都有一条专线连通到各自公司的交易室，而这些交易室则连接着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黄金经纪商们。罗斯柴尔德的定价密室，正是全世界黄金交易的神经中枢，这间密室将南非的7大金矿、前苏联的黄金出口商，南美、澳大利亚以及世界主要的黄金供应商，与香港、中东、印度、东京等地的黄金需求商，以及各国投机者们，紧密地整合成一张世界黄金的产销渠道网络。此刻，全世界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当日黄金的定盘价。

在密室中，5人的地位相同，主席自然是罗家的代表。他会首先宣布：“先生们，我们今天从498美元开始。”（1968年后，伦敦金定价使用美元，定价时参考纽约收盘价）紧接着，5人将初始价格用电话通知各自公司的交易室，交易员们立刻开始在电话中向客户询问买卖价格区间，同时更多的客户正在电话线上等待着。很快，各交易室将自己客户买卖的订单整理出来，计算轧差，再迅速反馈回罗家密室。几秒钟之内，5人根据各自交易室的轧差结果，宣布自己是买家还是卖家，或者对这个价格不感兴趣。一般而言，当5人宣布的买卖成交量达到数吨（该数字一直保密），而且买卖双方总量刚好平衡时，则定价生效。如果买卖的数量不匹配，那么主席必须再试一个价，大家又忙碌一番，直到在这个价位上，买卖总量平衡为止。［4］

当5人最终确定了满意的成交价后，伦敦金就算被“敲定”了。这个定盘价立刻通过电话向交易员们宣布，电光石火之间，伦敦金的定价被迅速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巨大的国际黄金市场开始隆隆地转动起来。

当金价比较稳定时，一次试价就够了，但金价波动剧烈时，可能必须试二三十次。1979年10月的一次定价，竟然费时1小时39分钟！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990年3月23日，一家中东银行要求卖出至少14吨黄金，时间延长到2小时26分，价格在定盘过程中跌了20美元。定盘成交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68年3月，当时美军在越战中失利，英镑又大幅贬值，投机者蜂拥买入黄金，西方央行组成的黄金平准总库（Good Pool）被挤兑超过2000吨黄金。为此，伦敦黄金市场关闭了整整两周。金市重开后，黄金不再以英镑定价，而是按美元定价。

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伦敦金定价直到2004年。那一年，罗家宣布主动放弃黄金定价权，理由是不咋赚钱。要知道黄金的日交易量高达数千吨，年交易量近百万吨，交易总金额不下20万亿美元！定价权就是先知权，股票市场的高频交易商们为早知道行情1毫秒，都能付出数亿美元的投资代价，罗家在黄金价格上的“先知”时间又岂止1毫秒？这样巨大的权力，别人争都没戏，罗家却能主动放弃，看来罗家的水深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瑞士金：小姐的心，丫鬟的命」

“二战”的爆发，打断了伦敦垄断世界黄金市场的好日子。从1939年到1954年，伦敦黄金市场在战争的烽火和战后的混乱中被迫关闭。如果“一战”后大英帝国还能勉强维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么英国在“二战”中的空前损失，特别是其殖民帝国被美国强行肢解之后，伦敦永远失去了恢复金融霸主的机会。在黄金市场中，另一个强大的对手已经悄然崛起，这就是瑞士。

瑞士在“二战”中作为纳粹德国与盟国进行秘密商业交易的中枢，被希特勒有意地“保护起来”，成为“中立国”。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账表明，瑞士的黄金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有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

1945年至1954年，趁英国黄金市场仍处于关闭状态的机会，瑞士的银行开始四处活动，整合世界各地的黄金供销渠道，试图建立以瑞士为中心的全球黄金市场。在供货渠道方面，瑞士人没有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们一方面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建立起牢固的商业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甚至跑到南非去挖英国的墙脚。在销售渠道上，瑞士人最成功的扩张就是发现了亚洲市场强烈的黄金需求，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狂赚了一把。

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濒临最终的崩溃，北京、上海的黄金价格飞涨到50美元～55美元，而欧洲市场的黄金价格仅为38美元。民国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富豪们，以远高于欧洲的价格疯狂抢购黄金，最后又将这些黄金存入了瑞士的银行。一进一出间，巨额的利润让瑞士人赚得盆满钵满。同时，瑞士银行的信用在中国深入人心，连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的国际黄金业务都是通过瑞士进行。

瑞士的黄金市场迅猛扩张，很快就将世界各地市场中大大小小的黄金交易商笼络到自己的帐下，再加上瑞士黄金高超的精炼技术，瑞士金条逐渐成为世界最流行的标准产品。到20世纪70年代初，80%的南非黄金流进瑞士而非英国。从1972年到1980年，前苏联出口的2000吨黄金都汇集到了瑞士。70年代中期，美国和IMF为了将黄金彻底“非货币化”，大举在市场中抛售金条，聪明的瑞士人悄悄吃进了其中的1/3。瑞士人还每年向意大利和中东的首饰行业输出500吨黄金，从罗马到德黑兰，从伊斯坦布尔到利雅得，从新加坡到香港，到处都是瑞士精炼的金条。

巨大的黄金市场为瑞士提供了充足的黄金储备，瑞士中央银行为每一个瑞士人存储了13.2盎司（411克）的黄金，比美国这个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的人均持有量高出了整整11倍！［5］每一张流通中的瑞士法郎纸币背后，都有高达1.1倍的金条为支撑，瑞士法郎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中最坚挺的货币。

在瑞士的强大挑战面前，英国终于丧失了300年来世界黄金集散地的宝座，逐步演变成纯粹的交易中心。

不过，伦敦在黄金定价方面的优势并未被弱化。英国人已经看明白了一个大趋势，由于全球美元的长期超发，在黄金市场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投机者，已经在资金实力上大大超越了实物黄金的最终需求者，英国只要牢牢抓住金融资本的投资需求，就远比控制黄金供销渠道更为有利可图。与其做黄金实物的世界搬运工，不如当国际黄金价格的定价者。

一句话：让瑞士人去干体力活，自己来做老板。

如果将伦敦和瑞士的组合看做是“前店后厂”模式的话，伦敦就是做商业，而瑞士就是搞生产。伦敦利用其欧洲金融中心的有利地位，摇身一变成了黄金的定价中心，将运输、仓储、化验、精炼等苦活儿累活儿外包给了瑞士，伦敦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拓展黄金投资商的渠道，以及为他们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将黄金市场清算的账本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将提货交割这等琐事交给瑞士去处理。

瑞士虽有小姐的心，最终却是丫鬟的命。





「纽约金：牛仔的乐园，赌徒的天堂」

1975年1月2日，是黄金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经过40多年的漫长岁月，美国政府终于宣布黄金解禁，从此美国人可以合法地持有黄金了。

世人都知道，美元又被称为“美金”，因为美元的背后是黄金，美国自由到枪支都能随便持有，怎么会禁止美国人持有黄金呢？难道黄金比枪支更危险？

对美国政府而言，枪可以要人命，黄金可以夺人心，人心比人命更难控制。

大英帝国在19世纪初率先开始实行金本位，随后欧洲各国纷纷跟进。当时在欧洲人眼中美国还是金融文明的“化外之地”，美国既无现代化的中央银行，又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各种货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殖民地纸币、金银双轨制、林肯绿币，甚至每家银行都能发行自己的合法钞票，19世纪堪称是美国货币制度大争论、大混乱和大试验的100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货币虽乱，但经济增长却突飞猛进。也正是在这100年里，美国从一个前殖民地弱邦，一举超越了欧洲所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就像乍富的人有钱以后才开始讲究贵族礼仪，美国也是成了经济强国之后才觉得自己杂乱的货币体系有些不雅，虽然财富与权力在不断集中，而货币制度却仍然混乱分散。最终，美国在1900年开始推行金本位，法律规定1盎司黄金=20.67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了暴发户，大量欧洲黄金涌入美国，从而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大泡沫。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1931年美国银行开始大规模破产。惊恐万状的储蓄者涌向银行，用美元钞票挤兑黄金，结果导致数千家银行倒闭。1933年3月3日，就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总统的前一天，国际和国内的挤兑风潮竟然将美联储纽约银行的黄金储备洗劫一空［6］。如果3月4日罗斯福不采取断然行动，那么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就将破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因为美联储纽约银行乃是一家私营公司，并非政府部门。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关闭全国的银行体系，放假10天。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整个经济体在10天之内，完全处于没有银行和货币的状态之下。3月11日，罗斯福下达行政命令，以稳定经济为名，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的价格强制收购。除了稀有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私藏黄金的美国人，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美元大幅贬值到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但美国公民无权兑换黄金。几个月前美国人刚刚上缴了黄金，拿到手上的美元纸币还没捂热就贬值大半。

罗斯福当年救急的黄金禁令，居然维持了40多年！这种情况在战后更显得匪夷所思，美国坐拥全球2/3黄金储备，其GDP一度占全世界的半壁江山，竟然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在显然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禁止公民持有黄金。这充分表明，隔绝黄金与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联系正是这一政策的关键所在。其实，美国早就决心“篡金自立”，以美元来称霸世界了。

长期隔绝政策确实很有成效。在1975年黄金合法化之后，普通的美国人并未去大规模抢购黄金，因为他们确实对黄金“失忆”了。与中国的历史相比，美国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朝代的时间。“乱世藏金”对中国人而言，是在几千年历史惨痛教训之中反复验证的终极经验；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国兴衰，根本就不相信美国会衰落，历史会轮回。盛极而衰与物极必反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是没有经验对应的。既然美国的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结，如果美国的霸权可以永续存在，那么美元自然就是人类货币的终极形式，黄金还能有任何价值吗？

在1975年美国刚刚开放的黄金市场上，人们普遍不理解也不看好黄金投资。在商品交易所里，黄金期货几乎无人问津，黄金交易员是最不入流的边缘者。在黄金交易的时间里，他们常常闲极无聊，甚至靠下国际象棋来打发时间。

当然，美元的暂时稳定只是一种假象。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初，黄金价格逐渐从35美元上涨到42.22美元，美国的通胀开始发作。但普通美国人认为那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结果，物价很快就会恢复正常。毕竟1971年以前的美国物价有长达170年的稳定记录，虽然世界大战会造成物价波动，但金本位下的物价大致保持了长期下降的历史趋势，美国人对通货膨胀的感受非常陌生。不过，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通胀非但没有回落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人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

1977年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开始崩溃。1978年美国的通胀已从1971年前后的4%飙升到了10%，1979年更达到惊人的14%！这时美国人的心态再也无法平和，他们从紧张变成了恐惧，对黄金的热情突然发生了大爆发。报纸、广播、电视迅速反应过来，原本无人关注的金价很快成为头版消息。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在炙热的黄金市场上火上浇油。

原来默默无闻的黄金交易员，顿时成为期货市场中的宠儿，身价倍增。仅仅在1978年12月的一个月内，美国黄金期货市场就突破了100万张合约的惊人交易量，而1975年和1976年全年的交易量平均不过80万张合约。［7］

三年中，黄金期货交易量以10倍的速度爆炸性增长，催生了美国黄金市场的期货革命。瑞士那种沉闷的实物黄金交易，简直令财大气粗的美国投资者窒息；而伦敦保守老旧的商业模式，也不能满足美国投机商的巨大胃口。美国人天生喜欢冒险和创新，具有与生俱来的赌徒性格。

既然要开辟黄金市场，要玩就要玩大的。

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率先推出了革命性的黄金期货产品，每张COMEX合约为100盎司含金量为99.5%的标准金条，这比伦敦400盎司的标准金条更小。由于价格更低廉，所以极大地扩大了基础客户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期货合约采用了保证金模式，购买每份合约仅需5%左右的保证金。如果金价为1000美元，那么每份合约的总价就是10万美元，这个价格显然过高，不利于散户参与。如果只交5%的保证金，也就是5000美元，那么客户就能够用区区5000美元来买卖价值10万美元的黄金。20倍的杠杆，对于赌徒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

COMEX以伦敦金条1/4的规格，再辅之以20倍的杠杆，等于将投资黄金的门槛降低了80倍！当年瑞士人苦口婆心地游说全世界的金矿主和首饰商们，再苦哈哈地建立仓储、精炼、运输等设施，试图将瑞士打造成世界黄金中心，几十年苦干下来，被伦敦金融家们玩了个金蝉脱壳。而美国人则看透了黄金市场的投资主导趋势，大刀阔斧地降低投资黄金的门槛，充分刺激和满足了人性中的贪婪和赌性，轻而易举地抢走了伦敦黄金市场的大量国际客户。

纽约的牛仔精神与伦敦的贵族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伦敦的大佬们认为，黄金投资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生意，客户与交易商在一种相对非正式和缺少监管的气氛中可以讨价还价，而期货市场那种严格监管和剧烈交易的压迫感过强。简单地说，伦敦认为黄金交易是一种讲究身份和隐私的交易，真正的富豪需要伦敦那种更舒适和贴心的服务体验。伦敦市场认为，炒黄金的不过是暴发户，藏黄金的才是世家巨富。

纽约的牛仔们根本不在意大户小户之分，有钱赚才是硬道理。

COMEX公开喊价市场的开盘与伦敦金定价的过程迥然不同，没有伦敦贵族式的讲究与私密，一开盘就处于一种极度紧张和亢奋的气氛之中。来自全球的买卖信息通过美林、高盛等交易商汇集成波涛汹涌的订单洪流，交易指令即刻通过电话下达到交易大厅的电话亭。接线员们每人要应付15条电话专线，他们在接电话的同时就必须将交易指令草写在交易单上并加盖时间戳，以便客户查询。此刻，通讯员（Runner）早已候在旁边，等交易单刚落在桌上，他们立刻一把抓起，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扑大厅中的交易员。交易疯狂时，数百条电话线交织成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从电话亭一直扯到离交易员最近的地方，通讯员们飞奔在层层的“绊马索”之中，竟然从来没人摔过跤，简直是奇迹！

高强度、快节奏、大批量、小成本，纽约黄金期货市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COMEX市场就像磁石一般牢牢地吸住了全世界的黄金投资者，他们的作息时间完全被纽约的交易时间打乱。欧洲人不得不在办公室守到很晚；中东人很难在午夜前吃上晚饭；最惨的还是香港和亚洲的投资者，他们上床的时间基本都在凌晨3点以后。

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的期货黄金市场规模和流动性都日益凌驾于伦敦的实物金市场之上。最近10年以来，纽约定价的力量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在黄金期货市场中，绝大部分投资人其实是投机者，他们在这个紧张、刺激、跌宕起伏的市场中玩的是一种心跳。期货市场的交割量与成交量相比，往往连1%都不到，参与交易的赌徒们如果最后不得不提取现货，这是件相当没面子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种商品而言，交易量越大的市场对价格的影响力就越大，原因在于商品在最大交易量的市场中流动性最好，变现最容易，价格发现最准确。黄金市场也不例外。不过，当期货、期权之类的“纸黄金”的交易量超过实物黄金交易量100倍时，这个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黄金的期货市场，而是一个期货市场名叫黄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以黄金价格为赌注的赌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妈”和世界黄金实物投资人大量购买黄金，却无法撼动黄金价格的原因。

当赌场越开越大，赌注越来越高，可是黄金筹码却日益稀缺，这就出现了一个风险：如果筹码耗尽，赌场就可能被迫关门。

这一潜在的风险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正在逐渐聚集，并最终掀起了一场黄金市场的滔天巨浪。





「美国QE3：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元信心在摇晃」

到2013年底，QE3将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到4万亿美元

2012年9月14日，美国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即将启动，每月继续由美联储印钞购买400亿美元的按揭抵押债券（MBS）和450亿的国债，总规模每月高达850亿美元。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是，美联储宣称QE3将持续到就业市场好转，同时暗示可以容忍通胀底线被突破。这样一来，QE3就变成了无时限、无量限、无底线的“三无政策”！仅在2013年一年里就会净增加1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到2013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达到4万亿美元的规模，这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4倍！

虽然QE1和QE2并没有带来人们最为担心的物价暴涨，但QE3的“三无政策”，最终是否将唤醒沉睡中的通胀恶魔，市场上没有人知道。货币超发之所以没有立刻带来通胀，主要原因是新增货币暂时陷入了金融系统的沼泽地里，进行着无效率的空转。但这种状况并非永久稳定，每月850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将不断增加维持脆弱稳定的困难，无论最终结果是奇迹般的经济复苏，还是悲剧式的崩溃，通货膨胀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如此规模的基础货币泛滥，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堰塞湖，令人望而生畏。

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的CEO彼得?希夫（Peter Schiff），在一次演讲中将QE3对世界的危害表达得形象传神，他模拟未来有一天美国总统发表的电视讲话：“同胞们，我们将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提高税收、取消基础医疗保障、减少养老金发放，这么做的目的是中国人想要我们还钱。你们认为这会发生吗？永远不会！美国人民会说，你们这些可恶的中国人，明知道我们还不起钱，还硬要把钱借给我们，你们是高利贷的吸血鬼！我们永远不会还钱！”

彼得?希夫尖刻地指出：“中国人似乎都是鸵鸟，当有人告诉他，美国人从来就没打算还钱给你们，因为他们几辈子也还不清这些钱。中国人听到这话的反应竟然是将脑袋埋到沙子里去，然后告诉自己说：‘不会的，不会的，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然后一如既往地将中国的资源送往美国，换取绿纸片，接着去买美国国债。而中国还有1亿的贫困人口，这些同胞的生活似乎完全比不上美国国债重要，原来世界上最歧视中国人的竟然是中国人自己！”［8］

其实，世界各国都明白QE3是美国将祸水引向别国和转嫁危机的把戏，只不过每个国家的反应不同罢了。这就如同缺钱的黑社会老大，拎着明晃晃的砍刀，上了长途汽车，挨个向乘客索要保护费，乘客们都敢怒不敢言，老老实实地交出了财宝。等黑老大下了车，乘客们立刻炸了窝，发誓再也不能受这般折辱了。这就是各国纷纷开展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原因，人们已经受够了黑老大的讹诈。

QE3无疑使各国对美元的不满从悄悄地滋生与蔓延，迅速升温成公开的声讨和愤怒。

美联储当然知道宣布QE3的后果，但如果没有QE3，经济复苏的海市蜃楼将被立刻打回原形。

为了控制美元汇率不至于发生重大危机，或者其他国家另起炉灶摆脱美元，美国将打一套货币、经济、市场、媒体和地缘冲突的立体组合拳，既要滥发美元，还要大家都来抢，这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杂技。

既然大家看准了美元会烂下去，那美国就让其他货币更烂；既然新兴国家想另起炉灶摆脱美元，那就让这些地区的经济先乱起来。





「遥相呼应：发达国家齐上阵，货币贬值战鼓闻」

美国以往最烦别国货币贬值，动辄以“操控汇率”来指责和威胁，正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特别是对于中、日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主，美国更是威逼利诱，只恨人民币和日元升值不够。

2013年1月22日，日本政府与日本央行悍然发表《关于摆脱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共同声明，力争实现物价上涨2%的目标。手段就是“50年来最激烈”的日元贬值，每年增加基础货币60万亿～70万亿日元（大约为6000亿～7000亿美元），目标是在两年内使基础货币总量翻倍！

对于日本的超级版QE，德国人怒了，巴西人骂了，IMF嚷了，俄国人恼了，韩国人惧了，中国人蒙了，美国人呢？洗洗睡了！

说到底，没有美国的支持甚至暗中纵容，安倍岂能轻松地使日元贬值，让美国人吃亏？对于美国而言，贸易损失事小，美元地位事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美元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要制造通货膨胀预期，扭转日本绵延20年的通货紧缩局面，迫使日本消费者加速消费，以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种思路完全是逻辑混乱！

日本通缩是经济困境的结果，而非原因。日本物价疲软的根源是消费不振，而消费不振的原因是深度老龄化导致的人口消费欲望萎靡。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极度依赖从前的储蓄，而超发货币只会进一步剥夺老龄人口的购买力，物价即便上涨，也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消费乏力，问题岂能缓解？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搞财富再分配，将老龄人口的财富向年轻人口转移，试图以年轻人口的消费力去刺激经济。但在重度老龄化的日本，年轻人的消费增长能够完全抵消老龄人口消费的萎缩吗？

而日本贬值货币的策略，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甚至围堵，你贬他也贬，效果相互抵消，更可能遭到别国贸易壁垒的反击，好处没占着，恶名满天下。

老年人养生需要的是节制，安倍却硬要服用大剂量的伟哥，虚火耗尽，身体只会更衰。

除了经济的一手，美国还准备了政治的一手。就在美联储2012年9月14日宣布QE3的前夕，日本国会在9月10日决定用20.5亿日元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这直接导致中日钓鱼岛矛盾的升级。

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巧合”！

中日钓鱼岛矛盾的升级，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氛围，中日对抗、朝韩紧张、南海摩擦，美元的避险功能得以强化。更重要的是，在如此尖锐的对抗情绪下，谁还有心思在亚太地区另起货币的炉灶，摆脱美元的控制呢？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货币战略是，对人民币取攻势，对日元用守势，刺激东亚矛盾，强化美元地位，为QE3的推出保驾护航！

除了动员日元贬值，欧元的参与也很重要。

贬值货币对各国政府有着天然的诱惑力，尤其对于高负债的国家更是如此。就短期而言，货币贬值不仅能够缓解危机，变相赖账，还能刺激出口，改善就业，彰显政绩。只不过平常自家单干太过明显，容易招人诟病，甚至遭到贸易报复，但是，如果美国和日本敢于挑头，被欧债危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欧盟，再不借坡下驴，趁机进行货币放水，那也太不合时宜了。

2012年12月6日，欧洲央行放出风来，声称正在讨论削减存款利息至负利率的想法，据说目的是促使银行将资金运用到其他地方。关于负利率的问题，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称：欧洲央行委员会第一次讨论了降低隔夜储蓄利率至负数的可能性，而且在必要时，“操作上已经准备就绪”［9］。

欧元毕竟素以坚挺著称，尤其是主导欧洲央行的德国人对通胀有着病态级别的敏感，这恐怕与德国人在过去的100年里曾遭受了三次货币崩溃的惨痛教训有关。不贬值欧元，日子就不好过，而贬值则信誉扫地。

命重要还是脸重要，德国人还在痛苦地纠结。

对于美国来说，欧元对负利率持开放态度的声明就足以让美元颓势逆转了。

不过，一个对美元更大的危险正在迫近。





「货币起义：贸易结算用本币，美元需求成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中央集权的实力下降，都必然催生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在国际货币争霸的过程中，情况也是一样。当货币霸主实力萎缩，就会出现储备货币供过于求，导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困顿和金融危机，结果就是“货币叛乱”此起彼伏。20世纪50年代卢布与美元对抗，60年代法郎挑战美元，70年代黄金揭竿而起，80年代日元咄咄逼人，90年代相对平静，而后就是欧元的分疆裂土。

受到欧元“货币起义”成功的巨大刺激，一些小国争相废美元而图自立，结果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第一个被美国拿来杀鸡儆猴的就是萨达姆，欧元的出现让备受美国打压的萨达姆看到了一线光明。2000年11月，伊拉克央行放出风来，准备以欧元替代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并把100亿美元外汇储备调整为欧元。欧洲人大喜过望，欧元区开张大吉。美国人则恼怒异常，加强了对伊拉克的制裁。12月，伊拉克副总理兼财长阿扎维宣布，鉴于美国对伊拉克的敌视立场，伊拉克决定自2002年初开始，正式以欧元替代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为确保落实，伊拉克政府还要求国有和私营企业必须遵照规定，使用欧元进行贸易结算。2001年夏，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萨达姆的欧元结算政策让伊拉克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随后，很多欧佩克国家也纷纷响应，准备向欧盟出售石油换取升值的欧元，而对弱势美元敬而远之。

美国此时已经出离愤怒，如果中东石油出口国都学萨达姆，那美元霸业就塌了一半，假如美元买不到石油，那天下人谁还愿意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

萨达姆审时却不度势，他看到了美元霸权的命门，准备搏命一击，但他不懂得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道理。弱小的伊拉克只有借助大国之间的激烈角力，甚至战争冲突，才能坐收渔翁之利。被萨达姆当作保护伞的欧盟和俄罗斯，既没有与美国爆发冲突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在中东非常不得人心的萨达姆，同样不可能得到欧佩克国家的鼎力帮助。如此孤家寡人地挑战美国的命门，必将遭受致命的报复。

2003年3月，伊拉克的欧元生意刚开张一年多，就横遭灭国之祸。

另一个试图挑战美元霸权而命丧黄泉的就是利比亚的卡扎菲。

卡扎菲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梦想，他认为中东和非洲都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这里有丰富的石油，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如果能将中东和非洲从信仰到市场都整合在一起，将欧美势力赶出这片大陆，就能改变这一地区边缘化的地位。后来，由于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中东国家对他的梦想逐渐敬而远之。卡扎菲一气之下退出了阿拉伯联盟。从此，他开始倾力打造非洲联盟。

要实现他的非洲梦想，没有资金是万万不能的。卡扎菲敏锐地将其经略非洲的重点锁定在货币上。他积极筹划一种新的货币体系，试图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其他伊斯兰国家联手推出新的伊斯兰通货——黄金第纳尔。

黄金第纳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32年，直到1922年土耳其帝国灭亡，第纳尔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贸易结算货币。根据伊斯兰法律，1第纳尔相当于4.22克（0.135盎司）的纯金。卡扎菲的黄金第纳尔计划，在伊斯兰世界显然拥有某种历史回归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2003年黄金第纳尔正式面世，它虽然没有引起一场货币变革的风暴，但美国和IMF已经被这一设想所震惊，黄金货币化不仅与IMF的规定激烈冲突，更是为了完全绕开IMF而另起炉灶。特别是黄金第纳尔的概念既有世界性的号召力，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足以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广泛的共鸣。

卡扎菲在推进新货币的同时，还积极筹划建立非洲中央银行、非洲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投资银行这三大金融机构，准备发行以黄金第纳尔为价值基准的非洲统一货币，将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从货币上结为一体。

卡扎菲希望黄金第纳尔能够在中东和非洲出售石油和其他资源时作为标准的结算货币，从而彻底摆脱美元与欧元的控制。可以说，卡扎菲的货币雄心比萨达姆还要高远，他考虑的不仅是打击美元和欧元，更试图建立独立的非洲与阿拉伯世界的货币体系。

不过，卡扎菲的计划同时挑战了美元和欧元，而他的身后也没有大国强有力的保护，面对两大强权的联合绞杀，卡扎菲的雄图大略最终灰飞烟灭。

美元，是美国霸权最重要的基石，无论是谁，想要撼动美元的地位，都必须有强大的国际联盟作为后盾，同时还要有可信的战争威慑力，否则不过是秀才造反，十年难成。

2013年3月27日，号称“金砖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共同需求下走到了一起，决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准备用本币来进行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

金砖五国终于走上了“货币起义”的道路。

除了金砖五国，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对“美元暴政”心怀不满，已于2011年11月25日宣布“货币起义”，成立南方银行，推动地区贸易本币结算体系，逐步将每年1200亿美元的区内贸易进行“非美元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金砖五国，还是南美洲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要想真正实现货币独立，只有团结起来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这些地区最终脱离了美元的版图，这将是美元霸权以及美国霸主地位的终结。

这才是美元的心腹大患。

美元值此危难之时，德国人又开始捣乱。





「雪上加霜：德国黄金运回家，美国金库要核查？」

德国央行黄金储备分布图

德国人在2013年1月16日宣布了一项举世震惊的声明：德国将把存放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300吨黄金和法国央行的374吨黄金运回国内。

美国《福布斯》杂志惊呼：“德国人准备将黄金储备从美国和法国运回家的惊人消息，让贵金属的投机者们担心这是全球央行之间的信任可能恶化的第一个重要信号……纸币价值的信任危机，使拥有实物黄金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10］

德国央行发言人对《福布斯》透露，德国运回黄金并不是准备卖掉，而是对未来的“货币危机”进行预先防范。此前数月，德国央行宣称从美联储运回了一小部分黄金进行熔炼，检验一下纯度和重量，而最终宣布的运回数量却大得多，这不禁引发了市场的强烈疑惑。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15日惊呼：“这一行为意味着西方央行之间的信任已然崩溃。”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债券大王格罗斯(Bill Gross)也在推特上发文感叹：“报道称德国将从纽约、巴黎运黄金回国，难道各国央行不再彼此信任了吗？”

2012年11月，德国《明镜周刊》曾报导，美国方面拒绝了德国要求“看一眼”自己的黄金储备的要求，理由是“可能会对金库造成安全隐患和程序问题”，这使得德国国内要求召回其黄金储备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冷战时期，苏军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离德国央行的金库近在咫尺，德国人一想到自己的黄金就在苏军的眼皮底下，不能不感到如芒在背。于是，德国将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这样也不至于家底儿被一锅端掉。随着冷战结束，德国人不能不惦记起寄存在别人那里的财富，就算不运回来，能看上一眼心里也会觉得踏实些。但这样的合理要求居然被美国反复地拒绝，而理由又明显不能令人信服。

德国人开始疑心，自家的黄金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呢？早在2011年德国人就开始惦记自家的黄金储备，2012年这种情绪已经不可遏制。据德国《明镜周刊》介绍：“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央行）拒绝了（德国审计局核查海外黄金储备的）要求，声称中央银行之间通常不核查彼此的储备资产，审计局的做法不符合央行之间的惯例，海外托管机构的诚实和信誉是毫无疑问的。”［11］

很明显，德国央行不愿意与美联储闹僵，西方央行之间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厚关系。但德国国会不干了，有议员亲自跑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检查德国的黄金储备，接待人员不能或不愿告诉德国议员金条在哪里。不久，欧洲其他央行被迫披露了黄金储备已被大量租借出去的消息，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强烈质疑自家的黄金储备已被美国人“整没了”。

德国央行仍在辩解黄金留在美国的益处，特别是如果德国出现危机，黄金可以立刻用来融资救难。德国议员们反唇相讥，既然两国央行之间的信任度那么高，金子放在德国和放在美国就没有区别，在哪儿都能融资解困。

德国央行在德国议会、广大民众、各界知名人士联手的强大压力之下，最终不得不同意召回黄金储备。

德国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其实，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从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之后，美联储的黄金库存再也没有接受过审计，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以罗恩?保罗（Ron Paul）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一直试图审计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但提案却从未被通过。

2013年1月9日，美国民众在白宫的网站上发出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美国财政部2012年12月31日宣布，持有2.61亿盎司黄金，储藏地点为丹佛、诺克斯堡、西点军校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黄金上一次全面的审计还要追溯到久远的1953年。”美国民众认为，现在需要对这些黄金的情况做一个公开的审计。测评结果出来之后，需以书面形式进行核查，以便确认谁是真正的黄金拥有者。例如，有多少黄金被租借给了金商或者金融机构，有多少黄金被出售或互换给非财政部的实体(包括外国政府)。请愿书还对审计人的身份提出了要求，认为此次的审计人员“必须是美国造币厂、财政部、美国审计总局、检察长和美联储系统以外的专业审计人员”。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不久前，比利时央行曾公开承认其41%的黄金储备，已经以0.3%的超低利息被租赁出去了，消息震惊了朝野。好奇的研究人员发现，西方央行的黄金储备项下列出的不是黄金实物，而是黄金及“应收黄金”（Gold Receivables），却并没有标明“应收黄金”究竟有多少。学过会计学的人都清楚，现金和应收账款的含义是不同的。很明显，黄金与应收黄金也不是一回事。

比利时央行的黄金租赁行为并不是特例，美联储和德国央行早就进行过类似操作，他们将黄金以超低的利息租赁给金商们，金商将这些黄金在市场中卖掉，得来的现金再投资美国国债，既压制了金价，又稳赚国债与黄金租赁之间的利差。借来的央行黄金早就消失在市场中了，金商们可以不断“滚动”借条，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则永远是“应收的黄金”，而真正的黄金却永远也收不回来了。

如果民众坚持审计，麻烦就大了，恐怕西方中央银行的半数黄金储备早已不见了踪影。美国民众闹着要审计黄金储备，德国议会吵着要召回黄金储备，瑞士全民公投要求央行不得抛售黄金储备，荷兰、波兰、瑞典等国也在蠢蠢欲动。美联储和德国央行都惊出一身冷汗，如果当真查账，必然东窗事发，大家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美联储和德国央行之间开始讨价还价，媒体委婉地称之为“央行之间开始不信任”，美联储不能公开拒绝德国央行的要求，但条件还是可以谈的，每年就运40吨，再多要大家一块儿死！

于是，德国央行宣布分7年运回黄金300吨。

7年？！

2011年9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宣布将存放在美国和欧洲的211吨黄金运回国，运输工作在2012年启动，总共不过4个月。

德国运黄金回家的事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另一个央行也吓得不轻，这就是英格兰银行。





「连锁反应：女王陛下当道具，英国央行唱大戏」

就在德国人与美国人密谈召回黄金的条件时，英国人沉不住气了。毕竟德国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里也存了440吨黄金，德国民众不相信美联储了，他们就不会怀疑英格兰银行吗？

英国人越想越心虚：“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2012年12月13日，德国央行还在和美联储的谈判之中，英国BBC突然高调报道了英国女王视察英格兰银行金库的消息。

2012年12月13日，英国女王视察英格兰银行并参观金库

英国女王平常很少问政，更遑论货币政策和黄金储备了。这是15年来女王首次视察英格兰银行，还特意参观了金库。要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世界经济一片狼藉，在那么危急的时刻，这位女王都没到英格兰银行慰问“灾区”。2012年12月并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15年从没来过英格兰银行的女王，怎么会突然兴致盎然地跑来视察金库？蹊跷之事必有蹊跷之因。

英国媒体大篇幅报道了女王的视察，尤其将镜头聚焦在英格兰银行金库里堆放的密密麻麻的金砖上，只见老太太抚摸着成堆的金砖感慨道：“很遗憾，这里的黄金并不都是我们的。”［12］女王这话传递出两层意思：一是黄金是个好东西；二是英国忠实地守护着其他国家寄存在英国的黄金储备。

还是那句老话：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巧合”！

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女王本人根本没想到要来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参观，而是英格兰银行的特意安排，并要求媒体配合大做文章，通过画面和文字高调曝光女王的视察，隐晦地展示金库中巨大的黄金库存，间接消除人们对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的怀疑。这一回，英国女王就是展示英国黄金储备的道具！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实力的人，不会刻意表现实力；刻意表现的人，一定缺乏实力！

看来德国从纽约运回黄金储备的举动，击中了英国人敏感的神经。





「恐惧升级：欧盟大盗打劫忙，塞浦路斯储户慌」

2013年3月16日，塞浦路斯炸了锅！欧元集团向塞浦路斯发出最后通牒，拯救其银行系统的条件就是必须向储户开刀，开征闻所未闻的储蓄税！

英国《每日邮报》惊呼：“这是一场伟大的欧盟银行抢劫案。”

众所周知，银行储蓄不是债券，不是股票，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投资，而是公民私有财产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储蓄的本质是一种财富的寄存，储蓄者并没有授权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动用这笔钱去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必须无条件随时满足储蓄者提取存款的原因。银行投资的失败与储户毫无关系，一切损失没有任何理由让储蓄者分担。尽管在现实社会中，银行风险不可避免，但欧美所实行的存款保险制度正是用于确保储户的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

2013年3月26日塞浦路斯学生在总统府外示威，

抗议欧盟的苛刻援助条件（路透社）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早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未经储蓄者的同意，没有社会的公平讨论，缺少正义的司法程序，欧元集团、欧洲央行和IMF这“三巨头”以威逼利诱的手段，强迫塞浦路斯政府接受完全无视正义底线的“城下之盟”，这比公开的抢劫行为更恶劣，因为它公然颠覆了社会道德的基础。

消息传来，塞浦路斯民众惊恐万状，他们奔向银行提款，却发现账户已被冻结。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有人甚至开着推土机撞向银行的大门。

尽管银行储蓄税最终没有实施，但高额储蓄者的巨大损失仍然变成了一场金融噩梦。欧盟的这一举措被认为是未来其他成员国银行危机拯救方案的样板，欧洲的富人们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之中。

如果财富在银行里都不安全，更何况是动荡的股票市场，高度泡沫的债券市场和变幻莫测的外汇市场。

财富，至少是部分财富，迫切需要一个远离金融体系的避风港。

2012年底和2013年初，美国QE3激起的货币恐慌，经日元超级贬值和欧元负利率的预期，已被高倍放大，金砖五国准备另起炉灶强化了美元动荡的局面，加之德国人运黄金的疑云，英国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演，以及塞浦路斯储蓄危机的升级，终于诱发了市场对全球各国货币的极度不安，富人囤积黄金的暗潮开始涌动。





「COMEX黄金库存拉响了红色警报」

虽然纽约的黄金期货市场能够“凭空创造”任何数量的纸黄金交易量，但是凡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100个瓶子只有1个盖子的杂耍早晚会出问题。

期货合约是允许实物交割的，尽管在正常情况下，99%的合约持有人并不会要求实物交割（他们只在乎价差产生的利润）。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期货合约持有人有可能突然集中要求实物交割，这就产生了实物黄金挤兑的潜在危机。另外，原来仅仅是把黄金寄存在COMEX金库的客户，受到塞浦路斯事件的强烈刺激，如果储户寄存在银行的储蓄都随时可能被剥夺，他们又凭什么相信寄存在期货交易所金库中的黄金不会被没收？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愿意将现金存在银行，但当危机爆发时，人们将冲向银行挤兑存款，期货市场在恐慌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纽约COMEX的黄金库存可分为两大类：“合格金”（Eligible）和“交割金”（Registered）。所谓“合格金”就是指符合COMEX纯度和重量要求的金条，它可以属于任何人，存放和托管于COMEX的金库，合格金不得用于期货交割。“交割金”首先必须是合格金，是经过注册后可用于期货交割的金条。

准确地说，COMEX并没有自己的实际金库，它的金库是由五大金商的金库共同构成的。五大金商包括摩根大通、汇丰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SCOTIA MOCATTA）、布林克斯公司（BRINK’S， INC）和曼弗拉公司（MANFRA）。五大金商每日向COMEX提交库存信息，COMEX据此汇总之后公布每日库存报告。

注意，COMEX仅仅是汇总五大金商提供的库存信息，它并未核查这些信息的内容是否属实。

2013年1—4月，纽约COMEX黄金库存遭到严重的“挤兑”冲击

2010年以来，纽约COMEX的黄金库存基本稳定在1100万盎司（约354吨）的数量，黄金超级赌场的运行貌似一切正常。但是，2012年底情况突然逆转，COMEX的黄金库存开始发生雪崩，局势急转直下。

从2012年12月起，美国黄金期货市场上开始出现剧烈的实物黄金转移风潮。COMEX的黄金库存从1100多万盎司，急剧下降到4月初的800万盎司（257吨），近百吨黄金被客户提走。（注意：4月12日开盘抛出的400吨黄金，明显超过了COMEX的全部库存！）不到4个月里，COMEX的黄金流失就高达27%！照此速度恶化下去，整个COMEX的黄金库存将难以支撑到年底。

如果COMEX的金库里没有黄金又会怎样呢？很简单，期货市场就会发生大规模的交割违约。那违约又能如何？答案是，个别违约叫事故，大面积违约叫危机。金融市场玩的是信心，没有信心就会崩溃。

其实，违约已经发生了。4月初，荷兰最大银行ABN AMRO已无法交割实物黄金。该银行在向客户发出的致歉信中表示，无法向客户提交实物黄金，愿意以现金来进行交割。在正常的市场中，如果金价下跌，意味着黄金供过于求，ABN应该很容易在市场中买到实物黄金并交割给客户。很明显，此时他们已很难找到实物黄金了。

假如COMEX修改期货交割规则，改成现金而非实物交割，问题能解决吗？如果完全取消实物交割，那就成了纯粹的赌场，它不再与黄金有任何关系。那么所有对黄金有需求的客户就会流失，剩下的赌徒可以直接奔向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那里会赌得更爽。

如果COMEX的黄金期货市场没了现货，美国将丧失对黄金价格的定价权，从而威胁到对汇率市场的定价权，最终是美元霸主地位的动摇。

有人认为，黄金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与货币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不错，从法律上看，的确如此，黄金已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IMF强制性地“非货币化”了。但是，法律必须顺应民意，得不到民意支持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谓法不治众，就是这个道理。黄金在法律上不是货币，但在世人心中仍享有货币的地位，这是法律无可奈何的。各国中央银行都有黄金储备，却不可能有钢铁或钻石储备。这不是所谓的“野蛮的遗迹”，而是民心对黄金是财富终极代表的永恒认同。

人们在街头看到一个美女走来，会不由自主地多看几眼。如果医学能够提供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就会发现一个人看见美女时，体内的各种激素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同理，如果将黄金放在人们的手中，那种金黄、灿然、柔和、高贵、滑润和沉甸甸的感觉，同样会刺激人体激素分泌的变化，让人望而难舍。

如果作一个思想实验，把一公斤金灿灿的金条和一公斤黑黢黢的铁块并排放在繁华的大街上，观察行人的反应，情况必然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去抢金条，而铁块不是被一脚踢开就是无人理睬。人们无须任何经济学理论或高深的知识，就可以本能地作出同样的反应。大家都争相拥有的东西，用于交换时，就无人会拒绝，这就是通货。真正的通货无需法律规定，它自然产生，自发进化，自动流通，这就是普天之下人心所向的货币。因此，黄金天然的货币属性无法被任何强权所剥夺，相反，所有强权必然假手黄金才能取信于民心。

黄金在历史上就是所有法定货币的天敌，法币凭借暴力，黄金依靠人心。当法币倒行逆施之时，人心就会自动倒向黄金。世间的公道在人心，货币的公道在黄金。

美国的QE政策实属货币恶政，名为拯救经济，实为掠夺财富，滥发货币必然导致人心背离。虽然美国可以通过黄金期货打压金价，但却挡不住民众浩浩荡荡抢购黄金实物的潮流。

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4月初，COMEX的金库已经频频告急。尤其是摩根大通的库存更是身陷绝境，其库存由280万盎司（90吨）急剧下降到不足100万盎司（约30吨），降幅逼近七成！

这已不是普通的期货交割，这是严重的黄金挤兑！

摩根大通不仅是黄金市场上最大的玩家，也是利率、汇率和其他几乎所有金融市场的最大玩家。2013年一二月份，COMEX黄金实物净交割量中，摩根大通独占了67%和60%，而三四月份更是占到95%和83%！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摩根大通完全主导着COMEX黄金期货市场的命运。

如果摩根大通的金库以这样的速度持续流失黄金的话，那么它连两个月都难以支撑，这意味着COMEX的擎天之柱轰然坍塌，大面积的违约将难以避免。美国定价黄金的局面将会变天，而美元一旦失去了强美元弱黄金的掩饰，就会立刻变成那个“没穿新衣的皇帝”。

2012年12月以来，摩根大通的黄金库存从280万盎司降到4月初不足100万盎司

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一起黄金超级暴跌的“白色恐怖”，以雷霆万钧的期货黄金抛售，摧毁一切抵抗的意志，飞流直下的金价将彻底撼动市场，把黄金实物从投资人颤抖的双手中给震出来，一方面让华尔街大佬们在做空交易中暴赚一笔，另一方面则便于摩根大通们在更低的价位廉价扫货，重建濒临枯竭的黄金存库。同时，在崩溃的金价面前，所有跃跃欲试的黄金购买者，将被吓得魂飞魄散，逃之夭夭，从而阻绝后续的挤兑压力。

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妙计！

这就是美国发动镇压黄金的“四?一二”政变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计划，将迫切需要强化美元地位的白宫，急需化解公众对QE3严重质疑的美联储，刻意回避黄金储备核查的财政部，和心急如焚的华尔街大佬们的多方利益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于是，世人看到了一系列严丝合缝的“巧合”事件：

4月初，华尔街媒体集体转向，黄金泡沫之声不绝于耳，黄金从备受推崇的“宠儿”突然沦落为受诅咒的“灾星”；

4月10日，奥巴马召集14家全球金融巨头密商大计，会议内容秘而不宣；

4月10日，高盛发布了看空黄金的报告（此前一直看多），吹响了做空黄金的“集结号”，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4月11日，市场上谣言四起，声称塞浦路斯计划出售13.9吨的黄金，接着又有传言说葡萄牙（382吨）、意大利（2451吨）可能步其后尘抛售黄金，黄金市场上人心惶惶；

4月11日，美联储会议纪要“意外”地提前泄露，纪要反映了美联储内部有人建议提前结束QE3。消息传出，看空黄金的悲观情绪弥漫市场。

这一切为4月12日的“黄金大屠杀”做好了充分的心理铺垫。





「库存疑云」

华尔街大佬们对期货市场的技术分析相当内行，他们可以精确预估“四?一二”开盘400吨黄金抛单可能产生的震撼性效果，但却无法判断金价暴跌对实物黄金购买者的影响。

就在华尔街大佬在纸黄金市场上把黄金多头杀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之时，“中国大妈”和世界各国的实物黄金抢购者突然蜂拥杀出，打了华尔街大佬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还没来得及收缴实物黄金的战利品，就被“大妈们”扫荡得干干净净。这是华尔街大佬们始料不及的，这种现象完全违反了2000年以来，每次金价暴跌之后实物黄金销量将被有效压制的规律。

不仅全世界的普通投资人纷纷趁低买入黄金，各国央行也在悄悄地逆市增持黄金储备。全球央行2012年第四季度购金量创48年来新高，并在2013年第一季度和“四?一二”暴跌之后继续大幅增持。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更是加快了在低价位吃进长期被忽视的黄金储备的步伐。俄罗斯、土耳其、韩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乌克兰的央行，对黄金储备的兴趣空前高涨。

2013年6月11日，山东济南泉城路上，一家金店

金饰打折，近万人挤爆现场抢购黄金

实物黄金的热销令华尔街大佬大吃一惊，就连黄金期货市场的老板特伦斯?达非（Terrence Duffy，CME的CEO）在2013年4月29日接受采访时，都不得不承认：“关于黄金，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两周前的黄金暴跌导致了黄金各类（纸）产品交易量的大幅下降，但金币和实物黄金却正好相反。这表明人们不想要黄金证书，或其他任何（纸黄金）的东西，他们只想要实物黄金。”［13］

这样一来，虽然在做空黄金期货的战线上，华尔街大佬们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最重要的战略目的是重建COMEX库存，而这一计划却泡汤了。非但如此，COMEX库存比“四?一二”之前流失得更快，仅4月25日一天，COMEX就损失了7%的库存，而摩根大通的“合格金”库存在当天狂降了65%！

至5月7日，摩根大通的“交割金”已经下降到创纪录的新低13.7万盎司（约合4.3吨），仅5月7日当天，就有5.4万盎司被提走，占其总量的28.5%！

到6月10日，摩根大通的黄金库存更加危险。“交割金”继续减少到13.6万盎司，“合格金”下降得更快。其黄金总库存仅剩不到55万盎司（17.7吨）。

2013年6月12日，摩根大通的黄金库存仅剩不到55万盎司（17.7吨）

仅仅4吨多的“交割金”库存，已是危如累卵，即使加上临时可以转化的“合格金”，17吨的库存应对全世界的黄金实物挤兑，不过是杯水车薪。

此时，最怕的就是更大规模的“交割通知书”！

结果，怕什么就来什么！

6月10日，COMEX惊现一张规模巨大的“交割通知书”，客户要求摩根大通6月交出6208份合约的黄金实物，其总量为62万盎司（约20吨），为正常月份（一二月份）交割量的9倍！

这已经超过了摩根大通55万盎司的全部库存！

简单地说，摩根大通必须从其他渠道紧急找到黄金，否则将会违约。如果世界黄金期货市场的老大发生违约，一切都将是浮云。

2013年6月10日，摩根大通面临62万盎司（20吨）黄金的

“挤兑”，超过了其全部COMEX库存

摩根大通的库存不足以应对6月期货交割的要求，这意味着摩根大通等5大金商的库存报告，可能存在着严重夸大的问题。其实，早就有客户怀疑5大金商的库存有猫腻，比如挪用客户黄金，私自进行黄金租赁和掉期（SWAP）。美联储金库被质疑的问题，在5大金商库存中可能更为普遍，更加肆无忌惮。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1月德国宣布运黄金回家的举动，让很多将黄金寄存在COMEX金库的客户们产生了恐慌，他们纷纷将自己的黄金运出COMEX金库，干脆自己储存。不过，当库存中还有现货时，质疑仅仅是质疑。但是，如果摩根大通已经到了无法交割黄金的地步，这就不再是质疑，而是显然存在着欺诈。

于是，非常“巧合”的事又出现了。

6月3日，在COMEX每日黄金库存报告中，突然出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声明：“本报告的信息源于可以信赖的机构，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仅提供参考信息。”

为什么突然发出这样一个声明？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如果金商的库存是否准确都是问题，那还要COMEX的监管干什么？难道金融机构没撒过谎吗？如果他们都诚实本分，哪里会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

摩根大通的库存见底，期货交割濒临违约，这本该是黄金的利好消息。但是，6月的期货黄金却在持续下跌，并有向1000美元价格逼近的趋势。

这说明摩根大通肯定还有其他获得黄金的渠道，黄金ETF就是其中之一。





「黄金ETF，华尔街大佬的“小金库”」

1910年的一天，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在医院养病，闲极无聊，盯着看墙上的世界地图。他突然发现欧洲和非洲大陆的轮廓，与北美和南美洲惊人地相似，如果将地图剪开，再把这两片大陆拼在一起，几乎可以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根据多年的气象和地质学考证的积淀，他大胆地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就这样，一个气象学家无意之中成了现代地质学的板块学说之父。

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黄金ETF（GLD）的黄金流出曲线，与COMEX库存同期流失曲线的形状，人们会发现两者异常相似。

左图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拼图，右图是黄金ETF、COMEX库存拼图

如果说摩根大通的库存不足以进行期货交割，那么它有没有可能从黄金ETF的库存中得到补充呢？

答案是很有可能。

最近12年的黄金大牛市刺激了全球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欲望，投资者的心态与黄金消费者的心态完全不同，他们持有黄金的目的不是因为想拥有黄金，而是渴望通过黄金来赚钱。对他们来说，赚钱是目的，黄金只是手段。但拥有黄金比较麻烦，买货、验货、运输、保管、卖货都需要支出成本。尽管黄金期货也能赚钱同时不需要拥有实物，但是期货市场波动大风险高，心脏不好玩不了。市场需要一种黄金产品，它貌似拥有了实物黄金，但又没有任何麻烦和费用，而且随时可以买卖，这就是黄金ETF基金闪亮登场的原因。

黄金ETF的原理是：黄金生产商向黄金ETF基金寄售黄金实物，ETF基金以这些黄金为抵押在交易所发行“仓单”，最小单位为1/10盎司，以降低投资者的进入门槛，这些“仓单”（基金份额）可以自由交易，管理费用也很低廉。2003年黄金ETF一经问世，很快就火遍世界，目前黄金ETF基金的巨无霸就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GLD。2004年上市后，其规模迅速膨胀，2012年12月曾持有1350吨黄金，堪称各国黄金储备之外最大的黄金持有者。2012年9月，世界上所有的黄金ETF基金总共拥有大约2330吨黄金。不过，有些黄金ETF所持有的黄金，其实是期货合约或以其他纸黄金的形式存在着。

当华尔街媒体唱衰黄金走势时，最常引用的理由就是GLD的黄金持有量在减少，这表明投资者在抛弃黄金，资金流出了黄金市场。

当资金流入时，GLD基金用这些钱买入黄金实物，将“仓单”交给投资人，这个过程很容易理解。那么资金流出时，又将发生什么呢？

猫腻就藏在这里！

按理说，“仓单”持有人随时可以转让仓单，也可以向GLD索要黄金实物。如果是转让，那么GLD的黄金持有量不变，但索要黄金实物就不同了，这叫“赎回”，GLD必须交出黄金，并销毁仓单，两不相欠，账目一笔勾销，此时GLD的黄金持有量将下降。

华尔街大佬在设计GLD时特地留了一手，只有15家主要银行才能够与GLD的受托人（Trustee）纽约梅隆银行和托管人（Custodian）汇丰银行打交道，而这帮人本来就是一伙儿的。大佬们拿着至少10万份“仓单”才可以“赎回”实物黄金。

这样的安排将所有投资GLD的散户完全排除在“赎回”实物黄金的门槛之外，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黄金暴跌的恐怖之中，将“仓单”以跳楼价转让给15个华尔街大佬，大佬们笑逐颜开地舔干“仓单”上散户们的鲜血，然后找到同伙的委托人来消掉GLD的账目，之后拿到提货单，再去敲另一个同伙汇丰银行的金库大门，汇丰验明正身发货起运，大佬们弹冠相庆，彼此恭喜发财。最后，大佬们把原本属于GLD散户们的黄金实物，交割给COMEX的期货客户。既洗劫了GLD的散户，又不会在COMEX期货交割时违约。

GLD的黄金藏在哪里呢？它们在伦敦汇丰银行的托管下，被实际存放在瑞士苏黎世UBS的金库里，在COMEX的库存雷达中，这些黄金是完全隐身的。

什么叫奸商？华尔街大佬就是最鲜活的标本！

什么叫欺诈？GLD的规则就是最形象的案例！

什么叫悲摧？投资GLD的散户就是最现成的倒霉蛋！

德国宣布运黄金回家之后，COMEX和黄金ETF的

库存总量同时下降（Source：Bloomberg）

GLD妙就妙在用散户的钱来坑他们自己。大佬们剪羊毛的技艺真是与时俱进，迭出创新，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散户们直接拥有黄金实物，那么大佬们要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去淘出这些黄金实属不易，但GLD却用刺激人性贪婪的法子将散户们的钱和黄金都集中在大佬们的手中，予取予夺，大快朵颐。

2013年6月，摩根大通实际上是遭遇了黄金的挤兑，在COMEX的系统之内已经无法应对期货交割，GLD就成了摩根大通的一个方便顺手的黄金“取款机”。如果金价上涨或不变，那么GLD的散户们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交出他们的“仓单”，只有金价暴跌才能把吓破胆的散户们的“仓单”给震出来。这就是6月底金价再度暴跌的根源。

如果将黄金ETF和COMEX的黄金库存合并在一张图上看，问题昭然若揭。2013年1月德国宣布运黄金回家，黄金价格开始逆转，而COMEX和黄金ETF的库存量非常“巧合”地同步和同比例地下降。换个角度看，COMEX的黄金库存损失，可能部分由黄金ETF的库存来进行补充。

从长远看，ETF的黄金流出绝非坏事，与华尔街媒体的解释完全相反，黄金ETF的“失血”，说明了COMEX实物黄金短缺严重。ETF的黄金从大佬们的集中控制下重新获得了自由，它们再次散落到世界各地，并最终流入了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大妈们”的口袋里，她们将紧紧地攥住真正有价值的宝贝，华尔街大佬们想忽悠出这些黄金，近乎痴人说梦。





「内幕披露」

有人可能会问，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4月以来对黄金的“斩首行动”，难道完全没有走漏风声？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罗伯茨

（Paul Craig Roberts）

答案是：当然有。

有人在4月4日（黄金斩首行动之前8天）就在网站上发表长文《对黄金的打击》（The Assault On Gold），文中精准“预测”了美国即将对黄金发动的“四月愚人节攻势”。

此人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

罗伯茨曾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主管美国经济政策，被誉为里根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罗伯茨在文章中指出，2011年黄金暴涨500美元，强烈地震撼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为捍卫美元霸权必须镇压黄金，美国政府才是金银暴跌的主导力量。

“对于美国人而言，一场金融和经济的灾难可能已经近在咫尺。美联储和它所倚重的金融机构联手打击金银价格以吓阻投资人的行为就是明证。”

我在2013年4月7日的新浪微博中介绍了罗伯茨的黄金预警

（60万读者阅读），这发生在“四?一二”金价暴跌之前5天

“美联储对黄金发动的‘四月愚人节攻势’是通过向金商们传话开始的，这些金商（指摩根大通等）迅速将（美联储）的意图传递给他们的客户，并告知他们对冲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资机构即将抛售他们的黄金头寸，客户们应该在此之前迅速撤离贵金属市场。因为这些内部信息属于政府本身的策略，投资人将无法起诉这样的行为。

“美联储对贵金属的打击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因为一旦被广为知晓，这一政策将注定失败。如我前面所解释的，对黄金和白银的联合打击行动，正是为了保护美元的汇率。如果金银没有威胁（美元），政府就不会对它们进行打击。

“美联储每年制造出一万亿美元的新货币，但是世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却在远离美元，以及美元储备，结果是（美元）供应的增加和需求的下降。这意味着美元汇率将会下跌，国内通胀将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而恶化，这将导致利率的上涨和债券、股票、房地产的崩溃。

“美联储对金银的联合打击不可能最终成功，它的目的仅仅是为美联储赢得更多的时间，继续用印钞的办法来为联邦财政赤字买单，同时维持低利率，确保债券价格，以支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14］

美国政府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善用市场的手段，充分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借助华尔街的巨大能量，以操纵市场心理来改变对金银的预期，从而不露痕迹地完成政策目标。这远比采用限购、限号等行政手段要有效得多。

美国政府对金价预期的影响力，在历次黄金涨跌中都能发现许多“巧合”：

2008年3月，金价在历史上首破1000美元，达到1011美元。4月，IMF就开始讨论出售黄金融资，据说是为了更好地帮助贫穷国家。这样蹩脚的理由当然是为了影响金价的预期。果然，黄金闻讯下挫到9月的740美元，跌幅高达27%。

2009年2月，金价达到984美元，再次逼近1000美元大关。3月，在G20峰会上就安排讨论IMF的黄金出售计划，规模远超预料，竟然高达403吨。不出所料，4月金价闻声下挫到870美元，跌幅12%。

2009年11月，黄金价格突破1175美元，再次刷新历史新高。同月，IMF出于“燃眉之急”，宣布抛售黄金200吨给印度，结果金价下挫到3个月后的1058美元，跌幅10%。

2010年6月，金价达到126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7月7日《华尔街日报》突然透露出国际清算银行（BIS）与商业银行进行的黄金掉期（SWAP）交易：“如果（商业银行）向BIS抵押黄金而获得的贷款，出于一些原因而不能偿还，那么BIS可能选择在市场中抛售这些黄金，如此规模的黄金抛售将大大增加市场供应”。结果7月底金价下跌到1157美元，跌幅8.2%。

2011年9月5日，黄金创下1920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从当年2月的1328美元，7个月飙升近600美元！紧接着黄金期货市场的砸盘行动就开始上演。9月21日，美国推出4000亿美元的扭曲操作，原本市场以为黄金会大涨，不料类似于“四?一二”的悲剧发生了，疯狂的期货抛售在22日和23日将金价接连砸破1800美元和1700美元的关口。特别是9月23日，在黄金暴跌后，COMEX来了个“釜底抽薪”，突然宣布大幅提高黄金的交易保证金达21%，白银16%。“恰巧”这又是一个星期五，第二天就是周末，黄金多头和“四?一二”时一模一样地崩溃了。结果一周黄金价格下跌9.7%。

如此之多的“巧合”和极小概率的事件频频发生在黄金市场之中，这个市场恐怕真的“闹鬼”了。

除了罗伯茨，另一位发现黄金市场“闹鬼”的就是前美国政府高官比帕·马格伦（Pippa Malmgren）。

美国总统小布什时期的经济政策

特别助理比帕?马格伦

（Pippa Malmgren）

比帕?马格伦，曾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经济政策特别助理，负责向总统汇报金融市场的动向，担任白宫与美联储、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证监会（SEC）等金融监管机构的总协调人。

2013年6月7日，比帕?马格伦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黄金内幕。

记者问：“如何看待4月12日的黄金暴跌？”

比帕?马格伦回答坦承：“（美国）政府厌恶黄金价格的暴涨，这的确是事实，特别是在他们进行历史上最大程度的货币贬值政策的时候……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发达的工业国都同时采用这种（货币贬值的）策略。所以各国政府感到紧张是自然的。某些最大的银行恶意做空（黄金），并向市场宣称：‘它（黄金）肯定会暴跌。’我不能肯定这种行为算不算令人惊讶。接着发生的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抛售黄金）交易量，历史罕见的交易规模在星期五（4月12日）的短短半个小时内发生了。”

记者问：“这是一种明显的操纵行为，不是吗？”

比帕?马格伦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所有的人都在呼吁政府调查这一事件，这很有意思，看起来这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最终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记者问：“如果让CFTC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展开调查，最后向政府报告：‘我们发现了犯罪，但嫌疑人是政府和美联储。’这怎么办？”

比帕?马格伦（笑）：“是的，你必须立即逮捕你自己。”

记者问：“所以，实际上你不可能调查这种类型的事件，是吗？”

比帕?马格伦答：“不，你不能（调查）。我认为这就是我担任顾问的许多机构非常担心黄金投资的问题，因为他们确实感觉到它（黄金市场）被操纵着。这样（金价）的波动太过震撼人心，他们无法承受。”［15］

毫无疑问，无论是保罗?罗伯茨，还是比帕?马格伦，他们都曾经从美国政府的视角观察过黄金市场。特别是比帕?马格伦，监管美国期货市场正是她的分内工作，作为总统特别助理，她必须清楚地了解金融市场的各种异常动态，以备总统垂询。美国政府对黄金市场的高度关注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这自然与美元的地位息息相关。

有趣的是，比帕?马格伦在另一次采访中透露了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他们（中国）希望人民币在世界上能成为一种坚挺的、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而其他国家正在选择通货膨胀和贬值本币。最近（中国）与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新加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双边货币协议，反映出（人民币）一种取代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意愿。”





「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黄金和白银还有未来吗？」

有人将4月12日对黄金的打击称为是“心理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的经典战例，对黄金的“心理战”旨在影响受众群体的价值系统、信仰系统、情绪、动机、逻辑和行为，特别是对行为的影响将直接诱发价格的波动。

黄金价格的剧烈下跌已成功地产生了“心理战”的预期效果，人们开始怀疑“乱世藏金”这一理念是否还有效，对黄金白银的投资价值的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悲观情绪弥漫，唱衰之声大行其道，甚至超发货币终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基本逻辑也变得含混不清。市场的感受与冷静的理性已脱节，价格的信号和财富的直觉相错乱，可以说，对黄金的看法已陷入了空前的混乱。

为此，全面和审慎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需要方面看，人们永远希望拥有黄金，这已经被5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所验证，关键是在什么价位上会将这种冲动转化为行动。从供应角度说，就要看什么样的金价是黄金生产商愿意持续提供的。

这就涉及黄金的生产成本问题。

关于黄金的生产成本，目前有两种统计方法：一种叫“现金成本法”（Cash Costs），另一种就是“全成本法”（Total Costs）。前者仅仅计算了维持一个金矿正常运营的最基本的费用，例如，采矿、加工、精炼等，最后以金矿的总产量除以上述费用而得到每盎司黄金的开采成本。但是，该方法明显低估了黄金的综合成本。任何一个黄金生产企业为了维持公司利润，必须持续钻探新的金矿资源、深度挖掘已有的金矿储备，这些成本金额巨大且必须发生。另外，企业的财务成本（债务利息等）、税务成本等也应该计算在黄金生产成本之中，最后还需要剔除衍生品对冲、资产减记、其他投资盈亏（与黄金生产无关），这样的分析才能真实和全面地反映生产企业的财务状况。尽管这些成本并不与现有金矿的生产直接相关，但却是黄金企业真实发生的费用，没有这些必需的开销，黄金企业就不能持续生存。如果将上述成本综合考虑，就是黄金的“全成本法”。

根据现金成本法计算，有人认为黄金的成本为600美元～800美元/盎司，也有报告指出是1000美元～1100美元，这取决于不同金矿的不同情况。

赫巴投资公司（Hebba Alternative Investments）以“全成本法”对世界所有上市的黄金公司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公司2012年的黄金总产量为800吨，约占2012年全球黄金矿产金总量（2700吨）的1/3，具备足够的代表性。

经过测算，上市黄金企业的平均“全成本”为：

2011年，1168美元/盎司；

2012年，1287美元/盎司；

其中，2012年第四季度的黄金成本已上升到1399美元/盎司！

由于发现新矿与挖掘现有矿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如南非矿井的深度达到了3200米，开采成本直线上升。除了开采成本之外，还有2009年以来货币严重超发导致的人力成本、能源成本、设备成本、运输成本、渠道成本的大幅飙升。常被人们忽略的还包括环保、法律和政策的隐性成本。例如，世界最大的金矿企业巴里克公司（Barrick）在南美帕斯瓜拉玛（Pascua Lama）的金矿项目，由于矿脉横跨了智利和阿根廷，结果在2013年4月被智利政府以环境保护的理由下令停止开发，巴里克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一下子打了水漂。这种黄金企业所遭遇的巨大的隐性成本并未被计入传统的“现金成本法”，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赫巴投资公司对全球黄金上市企业的黄金全成本分析结果

赫巴投资公司对白银的全成本分析结果

另外，赫巴投资公司还对白银做了全成本测算，结果发现2012年第四季度全世界所有上市白银企业（总产量7000万盎司，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0%）的平均全成本为23.04美元，2011年同期为20.80美元，成本同比增长10.8%。

如果说2012年底，黄金的全成本已经高达近1400美元，那么到2013年6月，金价已跌到125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世界黄金生产企业将普遍陷于亏损。

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2013年6月21日，美国黄金上市公司Golden Minerals Company(AUMN)宣布关闭其在墨西哥Velardena矿区的470处生产点。当年5月，该公司预计金价在1500美元和银价25美元的条件下，全年后三季度将出现500万美元的负现金流。而6月的金银价格都已远低于其全成本，公司被迫裁员减产。

6月22日，世界最大的黄金企业巴里克公司，宣布将大规模裁减内华达州和犹他州55个矿区的员工，原因是金价已使巴里克难以维持生产规模。几乎同时，另一家世界著名的黄金企业纽蒙特矿业公司（Newmont Mining Corporation），裁减了科罗拉多州金矿33%的员工后，将对内华达州金矿再次进行裁员。该公司表示成本的飙升和金价的下跌迫使公司减产。

6月24日，排名世界黄金企业前5位的纽克雷斯特矿业有限公(Newcrest Mining Ltd)宣布进行高达55亿美元的资产减记，这是世界黄金史上最大的一次资产减记。

毫无疑问，如果金价长期低于黄金的全成本，那么黄金的产量将下降。

2001—2012年世界黄金生产示意图，由图可见，总量变化不明显

2001年以来，黄金价格已上涨5倍左右，按照供求关系的常识，利润增加产量也应同步增长，但实际情况是，12年以来矿产金的产量几乎没有明显变化。2001年，全球矿产金为2560吨，2012年仅为2700吨。

全球目前正在开采的超大型金矿少得可怜，在所有正在生产的400个金矿中，只有156个金矿年产量超过10万盎司（约3吨多）；其中，只有21个金矿年产量超过50万盎司（约16吨）；年产100万盎司（32吨）的超大型金矿不超过6个。由于金矿开采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地球上容易开采的金矿都已被发掘。近10年来，虽然也有一些大型金矿被发现，但金矿总储量超过2000万盎司（约643吨）的超大型金矿却一个也没有。

有人认为，黄金的生产成本并不重要，因为绝大部分已开采的黄金并不会被消耗掉，存量远大于增量，金价将由存量黄金来决定。其实，这与新房和二手房的道理一样，如果新房短缺，则二手房的房主会惜售，房地产总体价格将会上扬。同样，如果新增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那么这些需求将只能求助于现有黄金的持有者，如果价格太低，就不会有人愿意出售。当然，各国的黄金储备抛售可以明显改变供求关系，但在目前全球央行已成为黄金净买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德国央行运黄金回家对其他央行所产生的影响下，说服各国出售黄金储备并不容易。

2013年4月黄金暴跌之后，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出库量表明，中国已经吃掉了同期世界黄金矿产金的绝大部分，而印度的黄金消费与中国不相伯仲，仅中印两国2013年就可能吃掉2000吨以上的黄金，中东以及全球央行至少将购入1000吨，世界其他地区的实物黄金热也在更低的金价刺激下迅速升温。

必须注意到，金价已在黄金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下，而这一成本正在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快速攀升，越来越多的黄金生产商将被迫减产或关闭金矿，黄金的供应将迅速萎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新增黄金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那么黄金存量就必然出现重新分配的趋势。

实际上，这一趋势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一直存在着，那就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世界黄金存量流动的方向始终是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老牌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这与人类历史上文明兴衰交替时所发生的现象完全一致：黄金的运动方向显示着财富创造力的转移，繁荣与信心的转移，并最终标志着全球权力的转移。

黄金永远流向尊重财富创造的地方！





「申论」

黎明前的黑暗最令人绝望，但黑暗中却孕育着黎明。

2013年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大佬对黄金市场的打压力道之猛烈，为30年来所未见。这反过来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此疯狂和如此激烈的行为，意味着美元对黄金的恐惧也是30年来所未见。

对美元信心的脆弱，恰是打击黄金的原因！

正如罗伯茨所说，美联储对金银的打击不可能最终成功。它的目的仅仅是为美联储赢得更多的时间，继续用印钞的办法来为联邦财政赤字买单，同时维持低利率，确保债券价格，以支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与2008年相比，2013年的美国金融体系不是更稳健，而是更脆弱。人们已经看出，美联储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尽头的前面是另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5年来，美元的超级膨胀带来的不是经济的真实繁荣，而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更大的泡沫。维持资产泡沫必须依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注定使更大的泡沫破裂。

现在还有疑问的不是危机会不会爆发，而是什么时候爆发，从哪里开始爆发。如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金融机构的危机，政府可以用泛滥的钞票将金融系统的烂账通通转移到自己的身上，那么下一次的危机就将是钞票本身的危机。

美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QE政策不可能有“善终”，一场货币危机将无可避免，如果必须保证美元在危机后的一片废墟中屹立不倒，唯一的退出策略就是首先引爆其他国家的危机。

任何有可能替代美元的货币选择，无论它们是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还是比特币，都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美国已经成功地让日元烂掉，让欧元自顾不暇，让黄金灰头土脸，让比特币四处流亡，只有对人民币美国采取了“围三阙一”的策略，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人民币取美元而代之，而是诱使人民币脱离本土的坚固城防，在野战中寻机聚而歼之。

未来将要爆发的全球货币战争的根源就是美元的堕落，而美元的堕落始自1971年与黄金的脱钩。从此，不受任何刚性制约，没有任何制衡机制，美元的霸权变成了美元的独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货币权力同样如此。

所有的果子都往地上落，因为万有引力；所有的货币都会贬值，因为人性贪婪。

最终，在货币欲望的废墟里，黄金仍在熠熠生辉。





「第二章 真相隧道，穿越泡沫的空间」



股市中的黑色秃鹫



伯南克的惊吓



股市繁荣，还是股市浮肿？



股票回购为哪般？



举债买股票，未来天知道



公司资产的“老龄化”



拔掉QE呼吸机，股市还能蹦跶吗？



喧嚣的债券市场



公司债库存萎缩，做市商调节失灵



垃圾债，公司债中的“次级贷”



申论





「本章导读」

在“四?一二”黄金暴跌的理由中，华尔街媒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美国股市的极度繁荣。公司利润大增，股指屡创新高，意味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一片光明，美元走强将势不可当。持有黄金的目的，无非是对冲美国经济衰退和美元贬值的风险，既然股市表现亮丽夺目，黄金的价值必然就会暗淡无光。

其实，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可不算什么新鲜事。华尔街媒体曾预测美国经济将于2009年下半年强劲复苏，结果是后劲不继，第二年改口说2010年经济必定大幅增长，等来的却是增长乏力，然后是2011、2012、2013年，年年的乐观憧憬，岁岁的差强人意。5年下来，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近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美国立国以来，从来没有如此疯狂地印钱和花钱，换来的竟是不死不活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货币手段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之差，堪称史无前例。到2013年，美国经济戴着QE的“呼吸机”已经喘息了5年，居然仍不敢摘下来。

股市屡创新高与经济复苏乏力之间，究竟哪一个是现实，哪一个是幻觉？

本章将引导你通过真相的隧道，穿越泡沫的空间！





「股市中的黑色秃鹫」

2009年12月的一天，哈姆·博德克来到纽约参加一家电子交易商举办的聚会，在这里他发现了困扰自己数月之久的重大秘密。

哈姆曾是高盛和瑞银（UBS）的股票交易员，2007年创建了一家高频交易公司。所谓高频交易，就是以电脑的速度取代人脑的反应，在毫秒间完成仓位转换，并从中赢利。最初，公司利润很不错，可是后来生意越做越艰难，他们的股票订单总是抢不到好价格，利润被交易费蚕食殆尽。

最初，他怀疑公司交易代码有毛病，检查数月之久，仍然找不出问题。这天赶来参加聚会，就是想向这家电子交易平台的销售代表了解情况，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终于，哈姆在酒吧旁边截住了一个销售经理，再三追问之下，销售经理不得不认真起来。他问哈姆的公司使用什么类型的交易订单，哈姆回答：限价订单（Limit Order）。销售经理嘿嘿一笑说：你不能用限价订单。哈姆大惑不解，限价订单不是最普通的订单方式吗？大到基金经理，小到普通散户，几乎人人都用。简单地说，如果你看中了一只股票的价格是10元，那限价订单将帮助你在10元以内完成交易。

但是，问题就出在电子交易平台的撮合系统，这种最普通的交易订单被埋了“木马”。

销售经理的解释让哈姆如梦初醒，原来撮合系统的电脑程序中，将所有买单进行排序，本来价格最高的应该排在订单队列的最前面，价格完全相同的应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列，即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但许多交易平台却在订单排序上留了“后门”，高频交易的特殊订单将被“隐藏”在买单队列的最前面，而普通的限价订单则被向后挤。在交易时，特殊订单总是能够以最优价格最先成交，而且不管价格如何变动，特殊订单的优先级永远高于限价订单。当价格上扬后，高频交易的特殊订单转身又排在卖单队列的最前面，以最优价格首先卖出，从而实现了“每单只赚不赔”的梦想。［1］

如果市场行情突变，原来的订单看错了方向，高频交易的特殊订单会亏损吗？答案是：不会！

高频交易的算法将在几毫秒内判断卖单队列的优势，确认价格趋势即将逆转，在价格还没来得及变化之前，特殊订单就把股票以原价卖给了排在身后的买单，电光石火之间完成了撤单。

哈姆的本行就是做高频交易，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交易系统内部的撮合机制还藏着猫腻。销售经理建议哈姆不要将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在股票交易的食物链上，限价订单就是最底层的猎物，它们专供顶端的高频交易员享用。

尽管并非每个交易所都存在这样的“漏洞”，但是它反映了高频交易的核心理念就是“抢跑”，在发令枪扳机扣动后，子弹尚未出膛，枪响还没听见，所有选手还在等待，抢跑之人就已经冲到了所有人前面。

为了实现“抢跑”，高频交易商可谓不惜代价。

纽约和芝加哥两大金融中心相隔700英里，在光缆中，数据传输速度仅需7毫秒，但对于高频交易员而言，7毫秒太过漫长。一家高频交易公司不惜斥资3亿美元，修建了一条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光缆隧道，这条光缆距离更短，数据传输时间可缩短到6毫秒。在高频交易的世界中，1毫秒的价值超过了3亿美元。

从前，美国的股票交易所都是会员制的非营利机构，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是其主要职责。然而，自从改制成营利组织之后，赚钱成了各个交易所的头号任务，“三公”俨然变成了交易所的寻租手段。哪家公司的服务器离交易所的数据中心距离更近，这家公司就更容易抢跑，交易所居然将自己数据中心的机房位置当成生财之道，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服务器集群安置在旁边。作为回报，高频交易公司将自己海量的订单流导入交易所。

自高频交易诞生以来，它占美国全部股票成交量的比例已高达30%～50%，没有哪家交易所敢怠慢这些手握海量订单的新客户。为了让新客户更加满意，交易所还提供更大的带宽，让他们能以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扩大已有的优势。一些贪婪的交易平台，为了迎合高频交易商的需求，甚至在其撮合系统中植入“木马”，让他们在市场上肆意碾压普通订单的股民。

当高频交易商的服务器占据了交易所机房的最佳位置之后，他们实际上就占据了市场交易数据流的上游。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能够抢跑，而且还可以“抢道”。

20世纪90年代在IT泡沫的顶峰时期，交易所的处理速度是每秒1000个报价，而2013年已达到令人晕眩的每秒200万个报价，高频交易占全部市场报价的90%～95%！制造海量报价“噪音”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成交，而是延缓交易所数据处理的速度，挤占普通股民的信道，推迟市场获得真实交易信息的时间，这相当于互联网的“阻塞攻击”。

无论是哪种“抢跑”的途径，高频交易都制造了严重的不公，它就像一只黑色的秃鹫，盘旋在市场的上空，随时猎杀毫无抵抗能力的猎物。在市场稳定时，它盘剥全体股民，效果相当于变相征税；而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它又迅速消失，导致市场的激烈动荡。

高频交易只是股票市场的一个细节，但窥一斑可知全豹。

贪婪当道，必会扭曲市场，损害公平；而在廉价货币的刺激之下，贪婪的欲望开始恶性膨胀，它不仅扭曲了整个经济，而且制造出更大的财富不公。





「伯南克的惊吓」

2013年6月19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放出话来，如果经济继续好转，“下半年适度缩减购债规模将是合适的”。什么叫经济好转呢？伯南克第一次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失业率降到7%，届时，持续了5年之久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将逐步终止。

或许伯南克的心中充满了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心，也可能是他意识到了QE持续下去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他很想在2014年年初卸任之前，向世界证明他的印钞政策获得了成功，即便没有QE的维持，美国经济也能正常发展。他将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第一个用货币成功拯救世界的英雄。

出乎伯南克的预料，退出QE的表态，吓了市场一大跳，同时，他也被市场吓了一大跳。伯南克话音刚落，全球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一片恐慌，黄金市场下跌了5.4%。这本不足怪，QE缩减意味着伯南克是对的，美国经济已经复苏，黄金避险功能变得多余，为什么还要持有黄金呢？不过，原本对经济复苏信心满满的股票市场也发生了暴跌，美国S&P500股票指数暴跌了2.5%，这是20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欧洲和日本的股市也难逃厄运，连中国股市也未能幸免，其他新兴市场无不摔得满地找牙。

这就奇怪了，QE退出不是说明经济复苏了吗？股票市场信心应该更足啊，怎么会出现暴跌呢？

华尔街媒体啦啦队的解释是：过早退出QE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夭折，进而打击股市信心。可是，QE政策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2013年退出如果还算过早，那猴年马月才算不早呢？

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金融体系就像是一个危重的病人，命垂一线，气若游丝。紧接着就是美联储组织抢救，国会紧急动员，财政部出手治疗，纳税人被迫输血，利率吗啡，赤字起搏，货币电击，各种治疗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吊住了华尔街病人的这口气。戴上QE的“呼吸机”之后，华尔街大佬们逐渐缓过劲来，股市绝地反弹，几年下来，大佬们又赚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

怎奈华尔街老是戴着QE的呼吸机上蹿下跳，看着总是不雅。每当市场风传QE呼吸机要拔管子时，华尔街就满地打滚，寻死觅活，看得全世界都揪着心。如果当真拔掉输气管，华尔街到底是会继续梦游，还是再回重症监护病房？

在华尔街媒体啦啦队所营造的虚拟世界里，人们的生活每天都被好消息所萦绕：失业率越来越低，消费信心越来越高；房产价格反弹强劲，银行利润日进斗金；页岩油气一片光明，制造业回流比肩接踵；廉价货币印到美联储手软，通胀却低得使伯南克发愁；公司盈利前所未有，CEO们回购股票争先恐后；资本市场屡创新高，经济繁荣已经来到。

美国股市屡创新高是经济复苏的“铁证”吗？

既然如此，伯南克退出QE到底怕什么？华尔街撒泼打滚究竟又为何来？

美国股市屡创新高，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铁证”，如果从这个铁证开刀，就可以看清美国经济体的内脏是否健康。





「股市繁荣，还是股市浮肿？」

如果看热闹，道琼斯指数是美国股市的晴雨表；但要看门道，S&P500指数则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S&P500涵盖了美国经济各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500家公司，截至2013年第一季度，它们的总市值为13.8万亿美元，与S&P500指数挂钩的总资产多达5.14万亿美元。

S&P500指数在2013年3月28日创下了1569点的历史新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已成为历史的记忆，至少股票市场已展现出一个新的大牛市的轮廓。2009年3月，S&P500指数最低曾跌到667点，至此已飙升了135%。

股票上涨的理由看起来非常充分，因为S&P500公司的每股收益（EPS，Earning Per Share）从2007年的85美元，急剧攀升到2013年预估的110美元，上涨幅度为29.4%。如果将S&P500的所有公司当作一家，那么该公司每股的赚钱能力正在大幅提升，整个公司的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S&P500的每股收益（EPS）年度变化，虚线部分为预估(FactSet)［2］

每股收益正是决定股票价值的关键因素！

虽然股指的上涨幅度超过了每股收益，但股市的PE值却从2007年10月的15.2倍下降到了13.8倍。换句话说，2013年的股票比2007年的股票更便宜。投资100美元买股票，2013年将获得7%的价值回报，远远超过了银行存款和国债的利息，这样好的市场难道不该大涨特涨吗？

1997—2013年的S&P500指数

所有的奥秘就隐藏在每股收益的提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要经营好一家公司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增加销售收入，节流就是压缩内部开支，双管齐下则效果更佳。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企业销售业绩大幅跳水，到2009年第三季度，S&P500的销售增幅恶化到-15.81%。面对生死存亡的严酷考验，各大公司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大规模裁员，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正是同期美国失业率大幅攀升的原因。

美联储此时推出了6000亿美元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挽救了即将崩溃的银行系统，也为股票市场带来了强烈的信心和资金的双重刺激。美联储将短期利率压低到0～0.25%的超低水平，同时，大规模购买国债和MBS（按揭抵押证券）的操作压低了长期利率，使得公司的财务成本得以大幅下降。

QE政策导致美元汇率大幅贬值，S&P500公司都是美国经济各领域中的领导性企业，它们的业绩中有30%～50%的销售收入直接来自海外市场，美元贬值使得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直接刺激了海外销售增长；另外，当海外收入折算成美元出现在公司的财报上时，还能获得“汇率红利”的财富增加效应。于是，海外销售增长和“汇率红利”同时提升了公司的利润水平。

因此，2009年以来，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大幅提升的原因包括：大幅裁员压缩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财务成本降低、美元贬值刺激海外销售、汇率红利带来账面利润上涨这五大因素。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S&P500的每股收益从2009年到2010年劲升了39.4%。尽管如此，到2010年第一季度，S&P500的总销售仍然处于负增长状态，负增长高达-8.35%。

开源上不去，节流却有极限！

当QE1一旦终止，美国经济数据很快再度恶化，股票市场在大幅反弹之后又出现了暴跌。

这就是2010年11月美联储不得不推出QE2的背景。在新一轮6000亿美元印钞的刺激下，S&P500的销售增幅终于开始由负转正，从3%爬升到QE2结束时的6%，每股收益从2010年到2011年上升了14%。

美国S&P500公司的销售增长率(标准普尔)［3］

2009—2013年，最终销售真实增长之缓慢，仅见于经济衰退时期

2011年9月，希腊违约恐慌加剧，欧债危机再度升级。这一时刻，正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拐点，QE1和QE2所能发挥的“正能量”已经耗尽。

S&P500公司的销售增长已是强弩之末，公司节流的潜力也濒临极限。裁员带来的生产率暴涨在2009年第四季度达到了5.8%的顶峰，然后掉头直下到2013年的0.6%。这与历次经济衰退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没有重大技术革命的情况下，雇员身上的油水已被榨干。同时，货币刺激对开源的影响也到达了顶峰，美元泛滥对美国公司的正面作用，正在被世界各国图谋本币结算的战略性转移所抵消。

2010年之后，美国生产率急速下降，裁员增效潜力耗尽［4］

毫不奇怪，当2011年6月30日QE2结束之后，股市再度出现暴跌。

如果说2011年9月之前，美国股市强劲反弹基本反映了在前两轮QE的刺激之下，五大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触底复苏的真实状态，那么，此后的股票市场就脱离了经济现实，飞向了虚幻的空间。

从2011年第三季度起，每股收益增长的主要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新的因素逐渐成为主导性力量，这就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行为。





「股票回购为哪般？」

在中国股民的心目中，公司上市的主要目的就是圈钱，为此企业可以不择手段地捏造数据、美化报表、虚夸项目、疏通关系、制造舆论，总之，一切为了上市，一切为了圈钱。好不容易上市了，自己再出银子把股票买回来，这不等于把吃到嘴里的肉又吐出来吗？这种傻事谁会干呢？

美国S&P500的CEO们绝对不傻，他们通常并非创业者，而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回购本公司股票的动机，正是为了往自己口袋里装更多的钱！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IT行业率先兴起了一种以股票期权刺激员工的潮流。IT属于新兴的高增长行业，公司的每一块钱如果投在业务上都能在未来赚到更多的回报，因此尽可能减少现金工资成本，而以公司未来预期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就成了行业通行的手段，股票期权就是最有诱惑力的一种办法。股票期权的本质是一种受益权，它承诺员工能够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内，有权选择按照协议价格来获得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如果到时股票价格高于协议价，员工可以直接套现价差收益，也可以按协议价购进股票长期持有。假如股票价格低于协议价，员工可以选择放弃行权。股票期权以公司股票的当前价格作为支点，以未来的价格作为杠杆，来撬动员工努力工作的潜能，将公司发展与个人利益密切挂钩。上至公司CEO，下到核心员工，都可以获得股票期权。

对于S&P500大型公司的CEO而言，工资仅仅是零花钱，股票期权才是收入的重头戏。董事会想得很明白，每年花上亿美元雇CEO是非常不划算的，但可以提供相当价值的股票期权，CEO干得好股票就会上涨，而天价的激励奖金主要源于股市，不需要公司破费现金。于是，股票期权就成为董事会吊在CEO眼前的胡萝卜，要想吃到它，就必须把股价给搞上去。

当每个季度公司申报盈利时，华尔街和上市公司的CEO们就拉开了一场有奖竞猜业绩的大型游戏，每股收益正是其中博大彩的经典项目。

2011年9月以来，CEO们在公司内部挖潜已经很难获得明显突破，而外部销售的扩张又受到全球经济萎靡的刚性制约，也难有大的作为。眼看博彩日期临近，达不到华尔街预期的后果是精神压力乘以经济痛苦，而且在下个季度中还会继续乘上一个时间系数。短期内提高每股收益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反正是公司的钱，也不用自己掏腰包。回购股份将会导致流通股数量的减少，使本公司的股票更加稀缺。巨额现金的回购，加上流通股的减少，结果当然是股价的上涨。这是加速股票上涨的第一个动力。

每当公司宣布回购消息时，媒体啦啦队们往往解释为该公司认为自己的股票太便宜了，愿意自掏腰包回购股票，这说明该公司认为自己的股票未来肯定会上涨，毕竟公司内部更了解企业的运行状况，CEO们如此有信心，那投资人岂有不跟进的道理？这是回购造成股价上涨的第二个动力。

回购股份之后，由于流通股的减少，在公司总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将会提高每股平摊之后的收益水平，换句话说，每股收益是可以做出来的！华尔街一看每股收益大幅提高，预期达标，好评如潮。在股价已经上涨的强烈诱惑之下，更多的投资人接踵而至，形成了推动股价上涨的第三个动力。

在这三大动力的合力之下，股票回购提升股价的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董事会和股东们因公司价值提升而兴高采烈，CEO们巨额奖金到手喜不自胜，华尔街在股市繁荣和资产价值上升的过程中，又平添了融资、回购、兼并、新股发行等许多新业务，因而财源滚滚，喜气洋洋。

如果将回购因素剔除掉，让真相浮出水面，人们看到的是，自2011年9月之后，S&P500的公司收益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股市的上涨并非基于企业真实盈利水平的提高，而是“会计技术革命”的产物！

剔除股票回购之后，S&P500的季度收益

从2011年9月之后基本陷于停滞

从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至2013年第一季度，S&P500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了3.7美元，其中股票回购“贡献”了2.2美元，占比高达近60%；而公司依靠自身努力的“有机增长”部分仅为1.5美元。

S&P每股收益增量中的近60%源于

股票回购（摩根大通）

在做高每股收益的会计革命中，其手法不仅体现在高估收益，还表现为低估费用。

就在S&P500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这些公司的退休金账户短缺也创下了历史纪录。其中，2012年的缺口达到了4517亿美元，比2011年猛增了27%！原因在于QE所制造的超低利率环境，挤压了退休金账户所依赖的债券收益。尽管公司近年来大力推行401K退休方案，即员工从工资中预留未来的养老钱，公司则相应匹配资金，这与传统的退休金计划相比，公司的负担大大减轻。不过，传统的退休金计划所覆盖的就业人口仍高达9100万，远超401K的参与者人数。

补足退休金账户属于公司的正常支出，但为了人为拔高每股收益，这项支出竟被很多公司所刻意忽略。要知道，福特公司2012年退休金支出的费用高达50亿美元，几乎与资本性支出相当。如果戴上退休金支出的“枷锁”之后，每股收益的翩翩起舞将变成步履蹒跚。

应该说，倒霉的退休老人正在为QE刺激下的资本盛宴默默地埋单。

2013年第一季度，500家S&P500公司中有多达328家宣布了股票回购，比例高达66%，计划回购的总金额为2080亿美元，创下了1985年以来第一季度的回购金额纪录。其比例之高，金额之大，范围之广，仅有2007年股市泡沫即将破裂的时刻能与之相比。其中，212家的回购导致流通股的减少，即便这些公司的业绩完全没有增长，其每股收益也将自动上涨。

12个月内回购股票超过5%的公司股价，与S&P500指数

的对比显示，2007年回购拉升股价最明显的时刻，也是

股市泡沫最严重的时刻，2013年，这一现象再度突出。

以2013年宣布回购的速度和规模估算，全年回购计划总金额将达到8330亿美元，远高于2012年的4770亿，仅略低于2007年。难怪华尔街对2013年每股收益达到110美元以上信心满满，如果PE值能接近比较温和的18倍，S&P500指数就将在2000点附近，这意味着全年近18%的上涨空间。

在股票回购的大潮中，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堪称是一朵“奇葩”。巴菲特本人一贯反对股票回购这种人为抬高股价的操纵手法，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除非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价跌到账面价值的110%以内，否则绝不考虑回购自家的股份。可是，2012年12月12日，巴菲特突然宣布用12亿美元以账面价值的120%来回购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吊诡的是，巴菲特的回购行动仅仅针对一位“匿名”投资人，简单地说，巴菲特是将12亿美元的利益，定向输送给某一个股东。谁也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据称是巴菲特的长期投资人。

有意思的是，巴菲特回购股票的时机引人注目，这正是美国为解决“财政悬崖”而打得一塌糊涂的关键时刻，遗产税、资本利得税都是讨价还价的重头戏，2013年税负大幅上涨实属必然。巴菲特此刻从这位“神秘人物”手中高价回购股票，被许多人怀疑为利益输送，为富人朋友避税。可笑的是，仅仅就在前一天，巴菲特刚刚发表公开信，大声疾呼：“富人应该多纳税”，“遗产税应该大幅提高，不仅因为这样合乎道德，也出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公开信墨迹未干，巴菲特言犹在耳，第二天他就帮富人朋友省掉了数亿美元的税款，难怪人们惊呼“伪善”需要新的定义。

2009年以来，S&P500公司投入股票回购和2013年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接近2万亿美元，占股票总市值的14.5%！

很少有人意识到，上市公司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第一大买主，也是股票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它们为股票市场筑起价格铁底，一旦跌破就大举入市，推升股价。正如美联储是美国国债市场的最大买主一样，这种垄断性的力量已经达到能够操纵市场价格的能力。只要资金的供应不成问题，股市上涨就是必然。

可是，上市公司巨额的回购现金如果不是从市场销售中赚来的，那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举债买股票，未来天知道」

2013年4月，坐拥1440亿美元现金的苹果公司，宣布了史上最大的股票回购计划，金额高达600亿美元！同时，苹果公司宣布举债170亿美元来帮助完成股票回购。这就奇怪了，苹果公司的现金多到没处花，何须举债进行回购呢？原来苹果公司70%的现金（1023亿美元）都在海外，在美国国内的现金不过424亿美元，不足以完成回购计划。那为什么苹果不将海外现金调回国内呢？这是因为美国有35%的联邦收入所得税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这些应税收入的回流。让苹果上缴350亿美元的所得税给政府，除非苹果公司的脑子进水了。

有人说，只要美国搞一个“海外收入回流免税假期”，将美国公司在海外滞留的收入吸引回来，美国的经济复苏就指日可待，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了。2004年美国的确搞过这样的“免税假期”，吸引了3120亿美元回流，但研究表明，这些钱没有用来创造就业，而是主要投入了股票回购和分红。

苹果公司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增长迅猛，但在美国国内的销售最近两年都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第一季度甚至开始萎缩。S&P500公司的整体销售从2011年9月起就开始逐季减速，如果扣除通胀，2013年6月已跌至负数。资金永远是逐利的，美国国内的实体经济状况相当不妙，海外资金凭什么回流？即便回流，也是用于炒资产赚快钱，而不会投入前景黯淡的实业。

公司举债的妙处，不仅在于用于回购能够快速推高股票价格，还在于借债分红派息，可以享受股息和债息之间的“套利”好处。中国的上市公司很少现金分红，但80%的美国S&P500公司都会派发现金股息，股息也是投资人热捧某家公司的主要动力之一。

英特公司2011年账面趴着250亿美元的现金，几乎没有债务。在QE带来的超低利率的诱惑下，英特公司在2012年举债60亿进行股票回购和发放股息，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未来回购金额还可能大幅提高。英特的逻辑很简单，发放股息的成本大约为4%，而举债的成本仅1.55%。换句话说，借债发放股息还能“套利”2.45%！在这种情况下，谁不借债，谁就是傻瓜！

于是，股息和回购形成了上市公司向股东输送利益的两大通道；而且，在QE政策所形成的超低利率环境中，借钱分红和举债回购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一股潮流。在股息和回购两种选择中，股息的财务成本更高，回购则明显偏低。

美国的税法具有明显的债务偏好，债务利息可以抵扣应税收入，而对股息则双重征税。如果一家公司的收入是100元，联邦税先拿走35元，企业剩下65元进行分红，这笔钱还要交20%的利得税，股东拿到手中仅剩52元。相比之下，举债就美妙多了。公司负债的利息可以抵扣未来的应税收入，联邦税后的65元则通过债券利息的方式输送给债权人，债权人最后落袋65元。

公司债务融资与股票回购高度相关

在QE人为制造的低利率环境中，上市公司无论是进行回购还是发放股息，都会刺激负债规模的增加。美国公司的举债规模和股票回购的活动高度正相关，简单地说，公司以高度举债的方式来进行回购和股息发放。

从美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中，同样可以看出实体经济近年来的恶化趋势，2012年以来，美国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的速度开始下降，这是经济降温的明确标志。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降温的曲线中，股票回购所刺激的巨额信用创造已经包括在内，如果扣除这些投机性债务膨胀，真正的实体经济信用萎缩的速度将更为糟糕。

美国银行信贷增长从2012年开始萎缩，

实体经济降温信号明确

无论是通过银行贷款，还是借助债券融资，普遍的股票回购行为已经大幅提高了S&P公司整体的负债水平。股票价格是浮动的，而负债则是刚性的。在QE营造的低利率温床上，投机与贪婪的病毒正在快速滋生，股市价格与真实经济已分道扬镳。





「公司资产的“老龄化”」

为什么上市公司坐拥巨额现金，还要大量举债？为什么举债得到的现金不用于增加雇员，扩大资本性支出，强化竞争力？

因为钱永远是逐利的，更准确地说，钱背后的人性是永远逐利的！

S&P500的公司高管们大把大把地借钱，慷慨豪爽地分红，乐此不疲地回购，目的只有一个，让股东们高兴，把董事会伺候满意，最后正大光明地把股票期权套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至于以后公司发展和还债的事，那是下一任高管们去操心的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从公司层面上看，普遍严重缺乏“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s）和生产性投资！公司盈利靠的是其核心资产，能够稳定、不断增长和源源不断地创造现金流的优良资产，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需要悉心照料和百般呵护。即便如此，母鸡也有一定的寿命，尽最大可能地延长它的寿命，保证它的健康，才能让母鸡多下金蛋。与此同理，任何公司的优良资产都有其生命周期，公司必须不断投资维护、改善、优化和延长资产寿命，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资本性支出”的重要作用。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核心资产，资产寿命近乎无限，资本性支出就是扩大耕地、改良土壤、保持肥力、兴修水利、筛选良种、完善农具、深耕细作等，目的就是从土地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农业产出。在工业时代，工厂和生产线是核心资产，新建工厂、运行设备、维护机器、优化流程、改造技术、提升技能等措施，都是为了提高产能、扩大销售，以获得利润的最大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专利、商标权、版权、创意成为核心资产，这种知识产权的寿命一方面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却遭到盗版行为的疯狂侵蚀，因此有效寿命更加短暂，对知识产权的核心资产进行投资，金额更大、风险更高，最终收益也更大。例如，一部电影从拍摄、宣传到放映所消耗的费用巨大，如果成功就会大获其利，一旦失败就将颗粒无收。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中试，从审核和生产，动辄几年甚至十几年，耗资数以亿计，如果成功，就是一只下金蛋的超级母鸡，成为养活一家药业集团几年或十几年的优良资产。

无论什么时代，也不管哪种行业，资本性支出都决定了资产的寿命和效益！

资本遵循逐利的原则，哪里回报高，它就流向哪里。从历史上看，技术的重大革命总是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又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在高利润率的诱惑之下，资本自动流向生产创造的领域，进一步刺激革新与生产，社会财富得以实现更大幅度的增长。此时，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人民就业充分，国家财政盈余，政治稳定清明，货币坚挺而无通胀。但是，在技术创新的“枯水期”，生产率的进步将会停滞，实业的高利润率难觅踪迹，资本性支出的回报必然恶化。此时，资本将转向资产兼并，以重新瓜分社会财富的方式获得更高的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带来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与2009—2011年美国生产率的改善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由技术创新所引发，而后者是裁员增效的结果；前者的资本性支出与生产率提升可以相互激发而持续循环，而后者会在裁员增效的潜能耗尽后导致资本性支出的萎缩。

到2011年9月，美国经济的自发性复苏已到极限，类似IT革命级别的重大生产率进步仍遥遥无期，此时，上市公司的现金再多，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再充足，钱也不会自动流向资本性支出。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永远无法对抗资本的逐利天性。

资产存在着折旧，随着时间推移而效益递减。资本性支出的最佳选择就是不断创造新的优良资产，越是年轻的资产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越强；其次还要投资维护不断老化的资产，使之效益递减的速度放慢。如果停止资本性支出，或者支出严重不足，其结果就是新资产的创造不足，而老旧资产的折旧损失不断逼近甚至超过其带来的效益，那么公司利润最终的衰落就是逻辑上的必然。

美国资本性支出在2011年9月之后逐季下跌（《华尔街日报》）

这正是2011年9月以来S&P500公司出现的状况，无论是从公司资本性支出的总量来观察，还是从设备、软件、建筑施工等细类来分析，2011年9月都是资本性支出大幅萎缩的拐点。2012年的情况更糟，无论是美联储的扭曲操作，还是2012年9月的QE3，都难以扭转各大公司资本性支出的崩溃趋势。

缺乏资本性支出就会导致公司资产“老龄化”的问题，这正是欧美日经济深陷泥潭的重要原因。在资产老龄化的国家之中，日本的问题最为严重，其资产的平均年限已达14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仅为1%～2.5%，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欧洲的资产平均年限略高于10年，美国略高于8年，亚洲国家的资产最年轻，平均为7年。

2001年以来，日本、欧洲、美国与亚洲部分国家都存在着资产老龄化的问题，2010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加速的趋势，亚洲国家的资产年限正在逼近美国。

全球经济复苏不振的原因很多，资产老龄化正是其中之一，越来越高的债务规模，沉重地压在日益衰老的资产收益之上，而股票市场的牛气冲天，全然无视经济的严酷现实。

人们终将为自己的短视而付出代价。

欧美日和亚洲资产年限的对比：日本最长，欧洲其次，

美国第三，亚洲部分国家最短





「拔掉QE呼吸机，股市还能蹦跶吗？」

S&P500指数与美联储持有的5年以上的债券规模同步增长

（美国财政部）

2009年1月—2013年4月美联储每周购债量与S&P500指数变动

（美国财政部）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里，每当美联储停止QE操作，美国股市是如何变化的呢？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QE的购债规模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力。美联储购债行动的后果，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攀升，其中期限在5年以上的债券持有规模，与美国股票市场的走势高度正相关。

尽管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性，但QE的购债行动对股票市场却有强烈的推动作用。S&P500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券，主要是5年以上的中长期债券，而债券融资的主要目的正是用于股票回购，当美联储执行QE政策时，它将大举印钞以在债券市场中集中购买中长期国债和MBS债券，特别是两轮扭曲操作（OT）和QE3更是如此。债券投资人将手中的中长期国债和MBS卖给央行，一方面获得了大笔现金，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将现金进行中长期投资，在国债供应有限的情况下，中长期的公司债券必然成为显而易见的替代品。

正是由于这种以公司债替代国债的资产转化行为，将美联储的印钞机与股票市场的连接管道完全打通，QE所创造的新增货币，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入股票市场，刺激了股市的飙升。

在美国财政部的分析报告中，美联储的购债规模对股市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精确到单周。从2009年1月到2013年4月，在美联储的周购债规模大于50亿美元的159周里，S&P500指数大涨了540点，涨幅高达54%；在小于50亿的62周里，股市只上涨了141点，仅为15%；在美联储停止购债的29周里，股市下跌51点，跌幅为2%。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股市上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2009年初到2011年9月为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货币刺激下的“反射型复苏”。在这一时期内，S&P500公司出于条件反射立刻裁员增效，本能地抓住低利率和低汇率的救生圈，在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中，稳住了阵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充分利用了美元汇率的红利，增强了利润家底，股市出现了强劲反弹。

从2011年9月以后，股市上涨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中，股市出现了“亢奋型上涨”，股价表现与经济现实开始脱节，而且渐行渐远，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公司业绩的实际增长，而是源于股票回购的“会计革命”。

股市繁荣靠的是货币刺激

由于资本逐利的天性，上市公司账面的巨额现金，并未投入巩固公司长远发展潜力的资本性支出，而是虚耗于满足股东短视利益的派息和回购，绝大多数公司为此不惜背负巨额债务。这不仅加剧了资产老龄化的恶化趋势，削弱了未来盈利的能力，而且还将公司暴露在巨大债务和利率突变的双重风险之下。

股票回购的资金很大比例是来自于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在QE政策的操作过程中，债券市场中充斥着极其廉价的资金。在疯狂追逐收益率的基金经理眼中，S&P500公司的高品质债券，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使回购股票的融资成本跌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在一个“亢奋型上涨”的股市中，“亢奋”能否持续下去，不是源于公司自身的业绩增长，而是要看持续进行股票回购的资金链是否会断裂。

资本不仅具有逐利的天性，同时还有厌恶风险的本能。QE的廉价货币政策，已经使股票市场对充裕的资金供应习以为常，超低的利率环境也麻痹了债券市场对风险的定价，债券市场已成为一个远比股票市场更加泡沫化的赌局。

如果美联储真的开始淡出QE，那么首先面临崩盘危险的就是债券市场。对风险的重新审视，将要求更高的利息补偿，如果利率飙升突破了一个心理底线，风险就会超出债券投资人的忍受极限，抛售浪潮将导致债券市场失血过度。如果债券市场无法持续提供廉价的股票回购资金，过高的融资成本会吓退股票回购的CEO们，支撑股市繁荣的资金链将最终断裂。那时，无论每股收益的故事如何动听，也不管PE值是否具有投资潜力，一个断掉主力资金链的股市已注定成为人们争相逃离的屠宰场。





「喧嚣的债券市场」

在中国，当人们说到资本市场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一定是股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放股票市场以来，数以亿计的中国股民在20多年股市的风风雨雨中，演绎出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也遭遇了无数套牢割肉的惨痛教训。股票剧烈的波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调动着股民的激情，输赢虽然重要，但大幅涨跌带来的兴奋、紧张、痛苦和快感才是真正难以抗拒的诱惑。相对而言，债券市场给普通人的印象却相当遥远和陌生，拿着债券能干点啥呢？等着半年或一年才支付一次的利息？如果投资金额太小，散户们根本感觉不到财富的增值。另外，债券价格的波动看起来远不如股票剧烈，早已习惯了刺激的股民很难容忍这种单调和枯燥。

其实，美国的债券市场远比股票市场的规模更大、产品更多、玩法更深，几乎所有主要的金融创新都是发端于债券市场。

2012年，美国债券市场总规模38.14万亿美元，股票市场总市值18.67万亿美元

从规模上看，美国债券市场的容量高达38万亿美元，大约是股票市值的两倍。从种类上看，有国债、机构债、市政债、公司债、按揭抵押证券、资产抵押证券、短期票据等。从产品数量上看，仅仅在9万亿美元的公司债中，就有8万多家公司发行了不同期限和不同利率的债券产品，数量高达37000多种，交易活跃的债券至少也有5000多种。债券市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股票市场。另外，债券交易的资金规模也远大于股票，比较活跃的债券的交易金额一般是股票交易的70倍。

在股市上，投资人要查询数千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不算费劲，每只股票无论流通量有多大，毕竟质量相同，都代表着公司一定比例的所有权，股票价格计算也相对简单，交易集中、信息透明，而且完全电子化，投资股票既快速又便宜。

但是，要交易数万家公司发行的债券就不同了，数万种不同期限和不同利息的债券产品，在信用评级、留存时间、利率波动、汇率升降等因素不断变化之中，价格的计算方法远比股票复杂。最令人头痛的是债券市场没有类似股票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平台，主要交易仍然是靠传统的做市商方式，销售经理和交易员是市场中的灵魂，他们之间的人脉关系才是债券市场的真正渠道。

举例而言，一个退休基金经理准备买进2500万美元的5年期美国国债，他首先打电话给一家做市商的销售经理，虽然他认识不少市场销售人员，但经过多年筛选，最终锁定了少数几个最靠谱的老关系，他们不仅专精于5年期国债的行情，手中更有积累了多年的大客户资源，而且价格也最为优惠。

当做市商的销售经理接到退休基金经理的询价电话后，立刻答应提供最佳价格，他要确保交易成功，因为每笔债券的销售，对于他而言都意味着年底丰厚的奖金。

销售经理让买家在线稍候，然后扯开嗓门向坐在附近的本公司交易员询价：“5年25的价格？”25是2500万美元的简称，交易员是老搭档，更是5年国债交易的熟手，所以连“国债”二字都一并省略，时间就是金钱，每一秒钟都有成本！交易员不假思索地吼道：“10！”这是指101—10，101是最近的市场价格，10是10/32个百分点的简称。

交易员的出发点与销售经理不同，销售考核的是总销售量，而交易员则是根据交易利润考核，他们的本能就是低买高卖赚取价差。尽管交易员与销售经理是搭档，但亏本的买卖是不会干的。对于市场行情和客户心理都了如指掌的销售经理而言，他觉得交易员的报价偏高了一点点，于是反问：“能做9又3/4吗？这是老客户！”销售经理想让交易员再让利1/128个百分点。

犹太金融家族从小对孩子们的一个基本训练就是熟背1/8、1/16、1/32、1/64、1/128……所对应的细微价差。因为在做金融生意时，利差之微小，金额之巨大，要求反应速度之迅速，都远非普通人所能想象。交易只在电光石火之间就必须敲定，根本没时间按计算器。脑子稍微迟钝一丁点儿，不是生意丢了，就是算错了成本和收益，对于2500万美元的交易额而言，1/128个百分点也是1953.125美元！

交易员知道老客户的重要性，也知道搭档的重要性，脑子飞快地算过一遍之后，立刻答道：“9又3/4可以！”销售经理马上告诉一直在线等候的退休基金经理：“尽管市场价是10，但我可以给你9又3/4！”退休基金经理满心欢喜道：“成交！”销售经理一边对着电话说“成交”！一边对交易员喊道：“销售25，价格9又3/4，与××基金成交！”交易员飞快下单，然后大叫：“成交！”销售经理最后与退休金客户确认，然后挂断电话。

整个交易过程不过几十秒！

退休基金经理希望买到最低价，而交易员追求卖出最高价，销售经理则希望交易迅速完成，如果拖过一分钟，那么买家就会挂断电话拨打下一个做市商询价，生意就会流失。销售经理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折中报价，而交易员在同时处理几个销售经理的报价时，大脑必须高速运转，以极其敏锐的判断力，将买家进行重要性排序，然后分别计算价差，评估买入成本与波动风险。他必须在一两秒内作出决定。一个超级交易员的大脑已经不是“软件”处理速度的问题，而是“硬件”天生就长得与众不同。

订单确认之后，债券做市商的“中台”立刻接手，他们的职责是控制信用和风险。由于交易对手的信用不同，合作金额和次数也不等，他们给各个商业伙伴定制了不同的“信用额度”，一旦超过风险临界点，中台人员有权向公司发出警告。同时，他们还必须对全公司的风险进行总量控制，并且实时监测。

当中台过关后，订单转往“后台”。后台负责打理后勤事务，如买卖的数量、金额记账，交割的时间、方式以及支付手段，清查出订单可能存在的差异，统计公司盈亏，并在当天处理完成一切剩余细节。最后，会计部门将交易入账，并整理出债券利息收入的时间表和应收数额。

做市商的作用就是促进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买卖之间的交易成本。它们中最大的21家就是国债市场的一级做市商，可以直接与美联储做交易，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所制定的利率政策，正是靠这21家一级做市商来执行，他们的地位相当于金本位时代英格兰银行所倚重的5大金商。他们在市场中随时准备买进和卖出债券，并在其中获取一定的差价。在正常状态下，5年国债差价仅为1/128个百分点，即100万美元的交易量，做市商理论上能赚取78.125美元。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优秀的交易员在交易中，大约只能以叫买价与叫卖价的中间点成交，从而赚取一半的利润，即39.06美元。

在这微薄的39.06美元差价中，还包括融资成本，前台、中台、后台的分摊成本，以及间接的工资成本、销售奖金、市场宣传、系统支持等等。在扣除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后，纯利润部分还要面临诸多市场风险，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利率波动，国际新闻、经济数据、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利率的大幅震荡。在交易时间内，随时变化的利率经常造成1%的国债价格波动，即100万美元的国债价格，上下可能波动1万美元！交易员稍有迟缓，39美元的利润就会被1万美元的损失吃得尸骨无存，这相当于250次100万美元国债成功交易的全部成果！

做市商是在刀尖上舔血，在微薄的利差中讨生活，就必须依靠巨大的交易规模才能赚钱。2012年，在10万亿美元的流通国债市场中，每天交易总量高达5320亿美元，仅次于每天4万亿美元交易量的外汇市场。除了国债，还有8万亿美元总量的公司债，其每天交易量约1800亿美元。另外，20万亿的其他类型的债券也在市场中频繁交易。

做市商要吞吐如此规模的债券交易量，就必须拥有相当规模的债券库存和巨大的融资能力，以便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对于美国股票市场而言，股市上涨的动力越来越依赖股票回购，而股票回购的资金又依赖于上市公司的债券融资。如果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交易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大幅上涨，削弱其股票回购能力，从而导致股票市场上涨乏力。

做市商的公司债券库存，就成为一个观察股市变化的风向标。





「公司债库存萎缩，做市商调节失灵」

众所周知，湖泊在江河水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当洪水泛滥时，湖泊能够吸纳过剩的水量，避免江河水位暴涨酿成水灾；当江河流量不足时，湖泊又能提供补充的水量，使河道不至于干涸，从而起到调节水系流量的平衡作用。

做市商的债券库存就相当于债券水系中的湖泊，如果债券价格涨得太高，做市商就会抛出大量库存以赚取价差利润，平抑价格猛涨的势头；如果债券价格过于低迷，做市商则会逢低吸纳，扩大库存，等待价格反弹获利，从而拉升债券的市场价格。因此，做市商在债券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价格稳定器的功能。

美国债券市场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严重萎缩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做市商在债券市场中的调节功能严重失灵，致使债券市场“洪水泛滥”，收益率低到荒谬的程度。其中，公司债的问题最为突出。

2007年10月，美国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达到了2350亿美元的历史性峰值，股票市场中的极度乐观情绪也达到了顶峰，做市商大规模囤积债券资产，以为奇货可居。最终，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做市商们损失惨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自金融危机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到2012年2月，公司债库存仅剩424亿美元，比历史顶峰时大幅下跌了82%！到2013年3月，也不过560亿美元左右。

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严重萎缩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公司债券价格上涨失去了刹车装置，升值效应十分明显，从而吸引了各路资金纷纷涌进债券市场淘金，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现象，这种现象类似于湖泊干涸，雨季江河水位暴涨；二是由于做市商提供的流动性不足，结果就是公司债券的购买容易出手难，这就好像旱季出现的江河断流。

做市商们急剧减少了公司债的库存，与此同时却大规模增加了国债库存。从2011年5月到年底，国债库存翻了近一倍达到了747亿美元，而公司债库存则下降了一半到611亿美元，这是做市商的国债库存第一次超过了公司债库存。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持有国债的收益超过了公司债，这自然是美联储量化宽松的功劳，因为QE操作时美联储只购买国债和机构MBS债券，国债价格上涨幅度更明显。从2007年中到2011年底，持有国债的总收益达到了38%，超过了公司债的37%，而且国债更安全，也更符合新的金融监管原则。

做市商在公司债券库存大幅下跌的同时，却大规模增持了国债库存

在这里，需要搞明白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正好相反。以投资房子为例，大家买房时会考虑到房价和租金两个因素。假如房价是100万，而年租金收入是5万，那么投资房子的年回报率就是5%。如果房价涨到110万，而年租金收入不变，投资回报就会降为4.5%；同样，如果房价下跌到90万，租金仍然不变，投资回报将上涨为5.6%。房价与投资回报率成反比。债券的道理与房子类似，债券价格相当于房价，债券的利息收入相当于房租，而债券收益率类似于房子的投资回报率。抢购债券的人越多，债券价格就会被炒得越高，但其收益率越低；当大家都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而收益率则上扬。在此过程中，债券的利息始终不变。

当美联储启动QE后，每月从债券市场上吃进大笔国债和MBS债券，怎么吃呢？就是印钞票来与21家一级做市商进行交换。当然，印钞票是形象的说法，美联储根本不需要印钞机，它只是在计算机屏幕上敲上一系列数字，然后一按“回车”键，钱就变出来了，而且要多少就有多少，既不需要开工厂，也不需要劳心费力搞经营。操作QE的结果是，做市商的债券库存涌进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而它们在美联储的账户中，则被打入了相应的金额。这样一来，做市商手中拿着大把的货币，整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就扩张了，这就是美联储通过QE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的过程。

当做市商有钱后，就到财政部去竞购新的国债，结果政府就有钱花了，这是一级市场。然后做市商再将国债通过自己的渠道，层层分销到世界各地，最终大家都通过做市商来买卖国债，这就是二级市场。前面退休基金经理买国债的例子就发生在二级市场。

做市商们同时也是最大的投资银行，它们帮助企业承销公司债券，往往是自己先垫资全部买下债券，这样公司获得了现金，转手用于股票回购，炒高股价，然后CEO们喜笑颜开地分奖金。做市商可以持有公司债券，也可以转卖给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货币基金、大企业、外国机构等债券投资人。

由于金融市场中的货币太多，基金经理们被存在账上的大笔现金烫得心急火燎，钱不赶紧投资出去，待在手上就是闲置。此时，一旦有公司债券发行，大家往往一拥而上，疯抢一空。债券价格扶摇直上，收益率却每况愈下。随着QE一轮一轮加码，货币过剩变成了货币泛滥，此时的基金经理们就像眼冒绿光的饿狼，只要看见收益率稍有姿色的债券出现，就立刻扑将上去。

美国综合债券收益率5年下跌过半（彭博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

债券总规模持续攀升，2012年

占美国GDP的50%

在QE的刺激下，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每年增长高达10%，债券融资得来的廉价货币，一转眼就变成了股票回购的万丈豪情，在股票升值的强烈预期之下，S&P500的增幅达到了16.7%。

2008年以来，公司债券总共发行了5.7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而收益率却从5.7%一路狂跌到2.0%。

收益率暴跌过半，意味着债券价格飞涨。如果做市商拥有大规模的债券库存，此时正是卖出库存获取暴利的好时机，这种抛售行为将会有效抑制债券价格的涨势，从而实现价格调节作用。可是，由于库存短缺，做市商无法有效发挥湖泊吞吐过剩水量的作用，致使债券市场被货币洪水灌成了一片汪洋。

债券投资机构欢天喜地抢到奇贵无比的公司债券后，他们逐渐发觉持有这些债券的隐忧越来越大，因为当他们想卖出债券套现时，必须找到做市商，而做市商给的报价却很不理想。而当另外一些机构想买入公司债券时，做市商的卖价同样令人失望。做市商报出的买卖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债券投资人的愤怒也日益高涨。这就如同新房市场极其火爆，而二手房交易非常清淡，有房子想出手变现难上加难，而想买房的人却无从下手。债券市场买方与卖方的信息都掌握在做市商的手中，他们不愿扩大债券库存并提供融资。做市商的态度是，你想买债券吗？对不起，我没货；你想卖债券吗？抱歉，我缺钱。

做市商的公司债库存短缺已经形成了债券市场的严重瓶颈。

到2013年，11万亿的流通国债与膨胀到9万亿的公司债券规模相当，但每日交易量公司债却仅为国债的1/3。公司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恶化，终于激怒了债券投资人，他们与做市商反复沟通，但做市商表示爱莫能助。被逼无奈之下，债券市场的投资人们痛下决心，决心绕开已经成为市场交易障碍的做市商，他们纷纷搞起自己的电子化债券交易系统，让买家与卖家在平台上直接交易。UBS、高盛、黑石都是自建平台的先驱。不过，迄今为止效果并不明显。2013年，UBS的债券交易系统每天仅有30单交易，少到令人悲哀。

其实，做市商制度有其合理之处，债券市场不同于股票、外汇或黄金市场，在这些市场中价格大幅波动极为正常，每天上下翻飞10%甚至20%都曾反复出现，对于习惯高风险的投资者而言，搏的就是惊心动魄。但是债券市场的性质完全不同，投资者的心态求的是稳，要的是安全。做市商“湖泊”吞吐水量的作用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债券市场的基本属性。如果债券价格每天暴跌暴涨，世界上哪里还有人敢投资美国国债？退休金、保险公司等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投资机构，又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电子化交易平台将买家与卖家的需求径直对接固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同时也必然造成市场的共振效应。当大家一起看好债券时，就会同时疯抢；当大家的悲观情绪快速传染时，债券价格就会雪崩。这就如同将湖泊全部填掉，水流倒是没有了阻碍，但是雨季江河将肆意泛滥，旱季河床会干涸见底。

公司债库存下降所引发的买易卖难的问题，最终将迫使买家要求发债公司进行补偿，这将反应为债券收益率的上涨。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还是美联储的QE政策，没有美联储这一最大的买家垫底，国债的投资回报就不可能超过公司债，毕竟应该是高风险带来高收益，做市商也不会将公司债的库存降低到如此程度。QE政策执行时间越长，债券市场扭曲的状况就会越严重。

如果说美国的公司债市场严重畸形，那么公司债中的垃圾债则堪称是极端变态。





「垃圾债，公司债中的“次级贷”」

垃圾债券，顾名思义就是债券中的垃圾，它的本质与次级贷并无二致。被2008年金融危机炒热的“次级贷”，特指美国按揭抵押贷款中那些“无工作、无收入、无资产”的“三无人员”所申请的贷款，这些贷款在房价下跌时将注定出现大规模违约。在美国房地产红火的日子里，银行拼命地发放次级贷款，生产制造资产的“病毒猪肉”；投资银行大胆地将其打包成MBS债券和CDO，加工精装成标准的“病毒猪肉罐头”；负责质量检验的评级公司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意贴上优质产品的AAA评级，致使全世界的投资人大面积中毒身亡。

垃圾债的发行者，自然就是垃圾公司，这些公司就是企业中的“三无人员”。它们大多都是“无拳头产品、无固定客户、无稳定现金流”。在经济景气时，消费者花钱大手大脚，不太在意产品的品牌和性价比，垃圾公司的产品也能分得一杯羹；但在经济萧条时，消费者收紧了荷包，对性价比更加敏感，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更加看重品质。垃圾公司普遍缺乏核心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管理水平不足，品质低而价格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会遭到淘汰，现金流高度不稳定，如果过度负债，违约率将大幅上升。

在美联储人造的超低利率环境中，垃圾公司们如沐春风，垃圾债就如同杂草一般茁壮成长起来。2009年，美国垃圾债发行在危机后终于迈过了1000亿美元的门槛；2010年首次突破了2000亿大关；2012年持续演绎“垃圾传奇”，超越了2500亿的巅峰；进入2013年更是喜迎开门红，到5月初就发行了1500亿，全年将轻松超过2012年的纪录，再创“垃圾辉煌”。垃圾债的总规模膨胀到1.1万亿，在9.2万亿的公司债券市场中的占比已高达12%！

历史惊人地相似，市场却总是健忘。

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按揭抵押债券（MBS）市场的总规模约10万亿美元，其中次级MBS债券1.5万亿，占比为15%。2013年的垃圾债与2006年的次级债越来越像。

2009—2013年，垃圾债券的价格年均暴涨21%，收益率则从20%暴跌到了史无前例的5%。2013年5月8日，垃圾债券的收益率自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跌破了5%，创下了4.97%的历史最低纪录！这相当于美国10年国债在2007年7月的水平。

国债是由美国政府出面举债，只要人们不担心美国崩溃，国债永远是债券市场中最安全的品种。在同期限的债券中，国债价格最高而收益率最低。因此，国债收益率成为整个市场中的利率定价基准，任何一种同类债券的收益率都会高于国债。2013年5月，垃圾公司成功“晋级”为2007年的美国国家信用！

如果反着说，就是2007年的美国国家信用到2013年已经沦为“垃圾”。

巴克莱银行的美国垃圾债收益率指数，2013年5月垃圾债券

收益率逼近了2007年10年国债收益率

历史正在重演，当年狂买次级按揭抵押债券的是共同基金、退休金和保险公司，2013年他们又成了垃圾债的购买大户。2013年上半年，仅共同基金就吃进了70%新发行的垃圾债。人人都知道垃圾债券迟早会成为垃圾，但是有美联储QE计划罩着，没有人相信危机会立刻爆发。现在投资人最大的痛苦是买不到，未来则是卖不掉。

如果美国的房价能够无限上涨，那么当年的次级贷款人也不会大规模违约，他们只需将房子每年增值的部分向银行申请“增值抵押贷款”，就可以套取现金用于偿还房贷。但是，一旦房价停止上涨，“三无人员”的资金链将很快断裂，造成大规模违约。

垃圾债券的价格就像房价，只要收益率无限下跌，那么垃圾债券的价格就能无限上涨。如此一来，垃圾公司总能在市场上借新还旧，不断进行债务滚动，违约也不会发生。可是，收益率无限下跌的假设能成立吗？

1987—2013年美国垃圾债收益率走势，1990—1991年、2000—2001年、

2007—2009年三次危机中，垃圾债收益率都大幅跳升

从20世纪80年代垃圾债券开始流行以来，每逢美联储制造低利率温床，垃圾债的收益率都随之降低，但仍比国债和其他正常债券有吸引力。由于机构手中的钱太多，追求高收益的本能促使资金涌向“颇有姿色”的垃圾债，垃圾公司借钱很容易，因此违约率并不算高。可是，每当危机来临，如1991年、2001年、2008年，垃圾债总是首先出现收益率攀升的现象，继而遭到大规模抛售，违约率随之大幅飙升。

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垃圾债券的违约率，那么历史趋势就一目了然了。BB级的垃圾债券是19%的违约率，B级则超过了30%，而CCC/C级则接近60%！很明显，垃圾债券绝不能长久持有。所以，机构投资人的心态只是短期炒作，赚到钱就跑，而且早已形成了共识，一旦利率走势反转，垃圾债的价格暴跌将来得异常猛烈。

CCC/C级垃圾债的10年累计违约率高达60%

当瘟疫和疾病开始流行时，老人和孩子往往最先病倒。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总是从债务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首先断裂，而导致债务崩溃的先兆又总是利率趋势的反转。

2007年初，次贷危机是从“利率重设”开始，引发了次级贷款人的资金链断裂，违约海啸于2008年横扫全球。2013年，垃圾债的收益率已经低到荒谬的程度，整个38万亿的债券市场就像一口即将沸腾的大锅。垃圾债的收益率一旦抬头，猛然意识到利率风险被严重低估的机构投资人就会惊醒过来，垃圾公司们在市场中借钱将突然变得困难，违约风险的风向标CDS（信用违约掉期）将如火箭般迅速蹿升。

尽管垃圾债并不是债券市场的最大泡沫，但它注定是第一个牺牲者。





「申论」

美国流行的电影题材中，有一类叫“僵尸”大片，人被某种病毒感染后就会变成僵尸，正常人被它们咬伤就会感染病毒也变成僵尸，然后更多的僵尸疯狂地见人就咬，直到整个城市甚至国家都充满了僵尸。

这就是债券市场正在出现的情况。

美联储的购债行为，其实是在传播一种名叫疯狂的“病毒”，随着市场中高质量的债券越来越少，基金经理们变成了“僵尸”，他们为争一块有“收益率”的资产而相互撕咬，直到市场中神志清醒的正常人越来越少，债券价格已被炒上了天。

当美国市场中已没有正常的资产，“僵尸们”将冲向亚洲、欧洲和南美，把“病毒”扩散到新兴市场和全世界。

在一个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的环境中，每个经济体都像一块现金流增长缓慢的“老龄化”资产，当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一起大搞货币宽松时，汹涌泛滥的资金疯抢着这些乏善可陈的资产，现金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但资产的价格却出现了严重高估。世人将这种低收益、低风险的状况美其名曰“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只要有中央银行保驾护航，只要有宽松货币源源不断，市场的风险将不复存在。人们似乎发明了“经济永动机”，印刷钞票可以带来永续的资产价格繁荣！

其实，“宽松货币”“资产永续升值”“经济永动机”从逻辑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作一个思想实验，假设美国债券市场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央银行不断地印钞票买债券，强行向市场注入货币，那么它最终的极限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将市场中的38万亿美元的债券逐步买光，债券市场中将充斥着同等数额的现金，央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也膨胀到同等规模，在这种“理想”状态之下，债券基金的经理们会怎样呢？他们会全部饿死，因为市场中已经没有任何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了，债券市场将不复存在。

因此，宽松货币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极限，中央银行不能无限吃进债券，所以资产永续升值只是一种神话，经济永动机更不可能发明。这就是美联储在2013年5月开始放风准备退出QE的根本原因。

当资产价格不再上涨时，收益率也同时到达了最低的极限点。所有人都希望资产价格能够稳定在一个高位而不必下跌，但历史告诉人们，这种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资产价格就像喷气飞机，如果燃油耗尽，它不可能在高空中滑翔，而只会一头栽下来，同时发生的就是收益率飞上了天！

要命的是，当资产价格从高空坠落时，中央银行并没有给投资人准备降落伞。

有人会问，如果经济在货币刺激下真的复苏了呢？不断增长的现金流就能够支撑更高的资产价格了。可惜，货币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把资金比作水，它的运动规律总是沿着“陡度”最大的斜坡流动，这个“陡度”就是利润率。

当货币长时间过度宽松时，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利润率，将高于经营实业的利润率，这种差距越大，资金就越不会流入实业，而只会追逐资产升值。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倒抽实业的资金，去疯狂爆炒资产。如果政府鼓励资金流入实业，或强制资金改变流向呢？这就像筑坝拦水，只要利润率的水位存在巨大落差，资金的水流总是会绕过障碍而继续涌向高利润率行业。

美国的QE政策最终必然失败，而且持续越久，失败越惨。同样，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货币刺激也不可能成功，这不过是在重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灾难而已。

在现实的世界里，在债券价格疯狂上涨的过程中，市场中总是会有少数清醒而大胆的投资者，他们就像极有耐心的猎手，不断积蓄力量，准备弹药，在债券价格上涨到强弩之末时，突然发动做空的攻击。此时，少量而坚决的资金力量就足以唤醒大批的跟随者倒戈，从而形成市场价格的突然反转。债券价格下跌将引发收益率的加速上扬，形成持有债券资产缩水的强烈预期，导致更多人加入抛售大军，恶性循环之下，局面将不堪收拾。这就是资产价格一旦见顶就不可能稳定在高位的原因。

以目前全球实体经济的现状而言，超低利率已经使股票和债券市场都处于严重高估的状态之下，收益率的反转将迫使资产价格发生大规模的修正，如果价格修正演变为价格跳水，就很可能会引发一轮新的金融危机。

在公司债券市场中最先倒下的自然是垃圾债券，然后波及正常公司的债券价格，进而导致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回购资金链断裂，触发股市坍塌。

然而，垃圾债券只是债券市场中最危险的泡沫，但绝不是最严重的泡沫。公司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暴跌，也不是金融市场中最糟糕的状况。它们只是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而引爆的是一个更为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更具爆炸力的主权信用市场。

货币政策解决不了问题，货币政策本身才是问题！





「第三章 钱荒惊魂，梦游的影子狂欢」



叙利亚危机，华尔街的及时雨？



回购，就是债券的典当



回购市场的6月惊魂



传统的货币创造



影子货币：全新的货币创造规律



转抵押，几个瓶子一个盖的杂技



“回购到期”交易：金融魔术师的新玩法



垃圾债的“奇幻漂流”



影子货币与影子银行



回购抵押创造了多少影子货币？



6月为什么闹钱荒？



申论





「本章导读」

不懂部分准备金制度，就谈不上理解20世纪金融的本质；不理解回购抵押创造货币，就不可能看透21世纪的金融市场。

现行的货币金融理论，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时代，而当今世界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已经让过去的知识内容和分析方法基本失效。

如果在一篇分析世界货币金融形势的文章中，你没有发现回购市场、回购利率、抵押折损、资产置换、转抵押、影子银行、影子货币等关键词，你基本可以直接将这篇文章扔进垃圾桶，因为文章根本没有涉及当今世界金融市场的关键部位，也就不可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在美国，影子货币的供应量已是传统M2的三倍以上，不理解影子货币的创造原理，又怎么可能理解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影子银行的重要性不在于缺少监管，而在于它是影子货币的创造中心，这一点，压倒了一切影子银行的其他问题。

只有建立全新的知识体系，人们才能理解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代，何以会出现“钱荒”这样离奇的事件，才能深刻地警觉出，在钱荒的背后，已经隐藏着一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前兆！





「叙利亚危机，华尔街的及时雨？」

2013年8月21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在中东地区掀起轩然大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声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并造成1300多人的死亡。8月23日，美国国防部开始向中东部署军事力量。8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叙利亚内战已经涉及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8月27日，军方表示战争准备一切就绪，只待总统下令开打。从化学武器消息的传出，到美国完成战争部署，只用了7天，而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美国至少准备了一年半。

奇怪的是，就在8月18日，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小组刚刚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他们是应叙利亚政府的要求前来调查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叙利亚政府声称，3月，反对派曾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人员大量伤亡；而反对派则否认这一指控，认为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由于双方纠缠不清，联合国调查小组被叙利亚政府请来查清真相。就在联合国调查小组的眼皮底下，化学武器突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叙利亚的交战双方，无论是谁，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用化学武器，不是胆大包天，就是愚蠢透顶。

然而，不管真相如何，美国已经摆出了大打出手的架势。这场战争危机来得极其突兀，难道奥巴马早就准备对叙利亚动手吗？

大数据时代不妨用大数据说话。如果用谷歌的趋势搜索工具“Google Trend”来查询“奥巴马、叙利亚”（Obama Syria）的全球新闻标题，人们会发现，在过去的5年里，奥巴马极少涉及叙利亚问题。如果谷歌的搜索技术值得信赖的话，那么只要奥巴马在公众场合提到叙利亚，在当今的网络社会，这些言论都将迅速进入谷歌的搜索引擎。

然而，搜索结果显示，直到2013年8月16日之前的5年里，“奥巴马、叙利亚”这组关键字，在全球新闻标题中出现的频率几乎为0！

只是在8月16日之后，奥巴马才开始大量谈及叙利亚问题。

谷歌趋势搜索显示，2013年8月16日是奥巴马开始关注叙利亚问题的时间拐点

显而易见，对于奥巴马而言，叙利亚危机来得非常突兀，他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几天之内就要仓促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呢？战争毕竟不是儿戏！俄罗斯质疑证据，中国呼唤真相，联合国争论不休，欧盟表示反对，北约拒绝参与，英国犹豫退缩，美国人民也不愿打仗，中东人民更不愿战火连天。在伊拉克战争中，全世界都曾被英美情报机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谓证据忽悠过，既然失信在前，再想取信于人谈何容易。

然而，在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中，浓烈的火药味四处弥漫，打与不打，似乎已经不再是化学武器的证据问题，而是奥巴马和美国政府不能“失信于天下”的问题。因为奥巴马说了要打，所以就必须打。这是一种奇怪而荒谬的逻辑。即便是杀人嫌疑犯，法律都必须保证其申辩的权利，叙利亚政府在化武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已经被美国定下死罪，而且7天之后就准备执行！

美国如此急不可耐的焦虑情绪极端反常，这不像是准备一场真正的战争，倒更像是以战争威胁作为烟幕弹。

其实，就在叙利亚局势急速恶化的同时，华尔街也在经历一场惊涛骇浪！

伯南克5月放风退出QE，6月再度明确态度，国际金融市场一片狼藉。更要命的是，利率趋势开始反转，美国国债收益率急速攀升！

5月初，10年国债收益率仅1.66%，到8月16日，竟然飙升至2.83%！3个月就暴涨了70%！这是30年来前所未有的幅度！

美国政府是国债的借款人，也是市场信用最好的借款人，任何人都可能破产，但只要美国还存在，美国政府就永远可以印钞还钱。因此国债收益率是债券市场中的下限，任何其他同类型债券的收益率均高于国债。如果国债收益率暴涨70%，其他债券只会涨得更离谱，而债券中的垃圾债呢？当然是惨不忍睹。

债券收益率的飙升，即债券价格的暴跌，意味着债券市场遭遇了可怕的抛售。有人会问，2.83%的收益率仍然很低，利率飙升有什么可怕？

国债收益率是整个美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定价基准，它的剧烈上涨，将严重冲击38万亿债券市场的定价和19万亿股票市场的估值！华尔街金融资产之所以是现在的价格，那是10年国债收益率仅为1.66%左右的情况，当收益率到了2.83%，那么各种资产的价格都将承受向下修正的沉重压力。8月，美国股市出现了一年半以来的最大跌幅，原因正在于此。

那么美联储能不能继续在市场中购买债券，以缓解利率飙升的压力呢？这正是执行QE政策的目的。但是，现在这招不好使了！

既然美联储已经放话准备退出QE，那么未来国债市场就会缺少一个最大的买主，美联储吃进了新增国债的90%，它要是缺席，市场上谁能接得住巨大的国债供应？中国、日本和外国投资人会这样想，既然你想跑，我就只能比你跑得更快才能避免将来更大的损失。结果大家一齐逃离国债，国债价格自然剧烈下跌，持有国债越多，资产贬值越凶。

2013年6月，外国资本逃离美元资产的规模超过了

2008年金融海啸的峰值

仅仅3个月下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惊现3000亿美元的浮亏！持有巨额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各国央行，无不胆战心惊，争相逃命。中国和日本这两大美国国债持有国，在6月大规模减持了420亿美元的国债，创下减持的单月历史最高纪录！整个6月，外国投资人疯狂抛售美国国债、公司债以及股票和一切美元资产，美国金融市场遭遇了比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金融海啸爆发时更加凶猛的外国资金出逃！

正因如此，10年国债的收益率才会如此猛烈地飙升，美联储通过QE购债的手段来压低利率的办法濒临失控！

由于剧烈的资产价格下跌，追求高风险收益的华尔街基金经理们猛然发现，他们在高度杠杆化之下，已经膨胀过度的资产，顷刻之间就陷入了巨幅贬值和流动性枯竭的风险。为缓解资金压力，他们被迫大规模抛售海外资产回收美元。那些在美元宽松大潮中被热钱所热捧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印度等国，立刻遭遇了美元倒抽的寒流。

8月，全球新兴市场一片哀鸿。美元回流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好转，而是利率反转迫使美国金融市场进行剧烈的资产价格修正，导致美元流动性的严重短缺！

伯南克做梦也没有想到，利率预期的反转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一边是外国投资人疯狂逃离美元资产，另一边是美国投资人大举撤离新兴市场回援华尔街，货币狼奔豕突，资产烽烟四起。

8月16日，就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的前4天，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已飙升至2.83%！多家华尔街机构的报告称，收益率一旦突破3%，利率反转的趋势将被市场确认，突破3.5%，股市和债市都将转为熊市。

一场严峻的利率保卫战一触即发！

8月16日，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冲高至2.83%

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紧急召集华尔街的大佬们以及美国政府所有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密商对策，与会者包括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SEC）、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国家信贷管理局（NCUA）的头头们。虽然会议内容没有外传，但利率飙升的紧急状态将严重冲击上述所有机构。

国债收益率上涨，那么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都会提高。2月，美国30年固定利率的按揭贷款利息仅为3.6%，8月已经暴涨到4.8%！其他行业的融资成本也在大幅上涨。金融市场受不了，实体经济同样受不了。

8月22日，10年国债收益率飙升到2.9%！情况越来越紧急。

对冲基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就像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的持有大户，眼见国债收益率暴涨，同时债券价格跳水，他们账面上的资产同样损失严重。为避免更大损失，他们只有做空国债，对冲风险，而这又加剧了国债的下跌。

从5月到8月，利率市场的大幅飙升，已经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损失了3万亿美元的市值！如果利率急剧上涨的局面不能迅速扭转，势必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金融市场内爆。

对华尔街而言，叙利亚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奥巴马宣布美国准备动武，中东乃至全世界的神经立刻紧绷。全球资金本能地再度流向美国国债以求躲避战争风险，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从2.9%大幅下挫到2.75%。

5月以来，几近失控的利率飙升的趋势被大大缓解了！美联储在4个月里连续3400亿美元的QE购债总量，都没能压制住的利率危机，竟然被美国几艘军舰的武装大游行所轻易化解。

未来，在美联储退出QE的过程中，局部战争、社会动乱、地缘冲突等重大国际危机很可能成为利率飙升最有效的“减震”手段。

不过，无论是哪种危机，都只能暂时缓解利率上涨的速度，但却无法改变其趋势。因为金融体系中更大的内爆压力还在持续升高，回购市场就是其中最关键的受力点。





「回购，就是债券的典当」

如果一个普通人购买国债，那么在持有国债期间，他除了等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资金将被锁定直到国债到期，或是决定卖掉国债为止。但是，如果一家金融机构持有国债，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能将“死国债”变成“活现金”。

这就是回购（Repo，Repurchase Agreement）的魅力。

金融机构可以以国债为抵押向其他有闲钱的人借钱，并承诺一定时间之后，以更高的价格赎回国债，这个差价就是回购利率，投资人赚的就是这个利差，而借钱人签字画押的保证书就是回购协议。由于国债拥有国家信用，所以在市场中很容易变现，有国债抵押，借钱的时间又不长，最短一夜，最长不过几十天，所以很多有闲钱的金融机构和个人，他们既不愿被银行定期存款所套死，也不想被活期利率所盘剥；他们既要资金随时可动的灵活性，也要较高的收益，同时还要投资安全，能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的就是回购市场。

回购就像典当，缺钱的人拿着家里的古董来到当铺借钱，古董就相当于回购的抵押品国债。当铺伙计估值时往往会打折，在回购协议中，这叫打折金额（Haircut）；当铺伙计通常会问几天赎当，这就是回购时间；借钱的利息自然就是回购利率。如果到期欠钱者不来赎当，在回购中就是违约，当铺老板有权自行处置，可以变卖也可以自用。同理，如果回购违约，那么抵押品国债也就属于放贷者了。

回购的原理很简单，操作也不复杂，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意义却被严重忽视。在金融行业之外，几乎很少有人明白，回购已成为现代金融市场中最核心的融资渠道、最关键的流动性提供手段、最重要的货币创造中心，它堪称是驱动整个金融体系运动的发动机！

在美国的债券市场中，21家一级做市商之所以能够保持上千亿美元的债券库存，主要依赖的就是回购市场的融资渠道。

当美国财政部拍卖国债时，21家一级交易商有资格直接竞购国债，这构成了国债的一级市场。他们同时又是二级市场的主要做市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他们密切配合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买进卖出国债和MBS债券，扩大或收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QE以及任何货币政策，都必须由一级交易商来具体落实。

事实上，一级交易商的圈子成员，都是源于18世纪欧洲17大金融家族的血脉分支，继承了祖先300年来创建起来的遍及全球的金融渠道。他们之间代代合作，辈辈勾连，层层盘根，事事通气，后辈在进入金融行业之初，往往相互派驻到彼此的银行实习锻炼，既熟悉行业具体的操作细节，又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友谊。他们之间也时常竞争，甚至激烈冲突，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已有的垄断地位。如果有严重不按规矩办事，威胁整体利益的害群之马，或经营不善后继乏人的腐朽之辈，他们将联手清理门户。由于数百年来的客户资源积累以及长期拼杀于市场第一线，他们的信息往往更准确更及时，实战经验更是远超美联储学术出身的头头们。他们才是美国金融市场真正的大脑、心脏、神经、骨骼、肌肉和手脚，而远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官员们则更像是面向媒体的喉舌。

在财政部拍卖国债的竞购中，每一笔申购的规模动辄数亿美元，也只有一级交易商有实力吃得下来，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渠道卖得出去。他们所持有的资产规模，常常是自有资金的数十倍，可谓艺高人胆大。当拿到国债后，一级交易商立刻在回购市场中将国债进行抵押融资，放贷者们蜂拥而至，争抢回购大饼。这些有闲钱的大户主要包括：货币基金、共同基金、跨国企业、保险公司、州与地方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国央行和其他重量级投资者。有钱的大户们为什么不直接购买国债呢？因为隔夜回购的利息，有时比三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更高，其他尚有数月到期的债券产品的收益率与回购相比，也都黯然失色。同时，回购的时间超短，资金高度灵活，抵押品安全，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级交易商们拿国债做回购融资，资金到手后，又再次杀入回购市场，这回他们做的却是放贷者，又叫逆回购（Reverse Repo），在市场中借回一模一样的国债品种和数量。有人会问，这不是瞎折腾吗？先压券借钱，再压钱借券，完全没有意义嘛。不过，一级交易商们的算盘打得更精，持有上千亿美元的债券库存，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买卖，因为利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变化。利率一变，债券价格就会随之而变，而周转如此规模的债券库存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吞吐，而利率却出现大幅上扬，那么赚来的辛苦费就可能全部泡汤，甚至吐血赔本。先压券借钱，再压钱借券，前者的利息成本与后者的利息收益可以完全对冲。假如此时利率突然飙升，前者抵押出去的国债贬值，回购时承诺赎回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肯定是赔了；而后者持有别人抵押的国债也同等贬值，对方回购时也得出高价赎回，又肯定是赚了，这样输赢相抵，从而完全避免了利率上扬对债券库存的威胁。这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匹配对冲”（Matched Books）。没有了利率风险，一级承销商就可以踏踏实实地挣批发和零售债券之间的价差了。

当然，这样操作保险是保险，但是国债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利润实在有点寒酸，100万美元才赚几十块钱，1亿美元的买卖也就挣几千，连卖白菜的利润率都比其高得多。当然，一级交易商走的是量，美国每年新增上万亿美元的国债，利润还是有一些的。

有没有办法赚得更多呢？当然有。如果一级交易商们“看准”了利率不会大幅飙升，那就可以减少后者压钱借券的量，而把多余的钱用于扩大国债库存，增加生意总量就可以了。2011年之后，一级交易商国债库存大幅超越公司债库存，就是因为他们“赌定”了美联储将继续扩大QE规模，如此一来，国债收益率显然是持续走低的趋势，继续搞“匹配对冲”，就显然没必要了。不过，国债库存不匹配对冲的程度越高，利率飙升的危险就越大。

由于一级交易商对美联储政策有无形而关键的影响力，他们往往都“赌”对了。

利率的大方向不能看错，而小擒拿的法子就更多。为什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频频传出利率被操纵的丑闻？因为操纵利率市场能够扩大一级交易商们的利润空间！这些人不仅在美国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很多也是欧洲市场的巨无霸。回购市场仅仅是利率操纵获益的一个小案例，更大的利润则在利率掉期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

一级交易商将竞购得来的数亿美元国债的大单，拆分成数百万美元的小单子，于是市场中较小的交易商们趋之若鹜。他们的做法与大交易商们如出一辙，融资用回购，对冲用逆回购，胆子大的根本不用风险对冲，直接“裸”持国债，然后给债券市场上的新朋故旧狂打电话，很快将国债分销至更细的市场，最终趴在了千家万户的资产负债表上。





「回购市场的6月惊魂」

5月，伯南克声言退出QE的一声炮响，惊醒了债券市场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裸”持国债的人赶紧四下找“内裤”，债券库存太大而缺乏匹配对冲的交易商急得想跳墙。

6月，中国、日本等美国国债大国开始“胜利大逃亡”，国债收益率陡然变脸，这又惊着了回购市场上众多“压券借钱”的对冲基金，国债价格下跌，抵押品高台跳水。放贷人立马不干了，纷纷向借款人发出最后通牒，限时追加保证金，而高倍杠杆的对冲基金根本没有现金储备！

对冲基金只能卖资产套现金，几家这样干还可以，但所有人同时卖，市场就会出现流动性枯竭，资产价格暴跌！

5月底至7月初，3年和10年国债的回购利率居然变为负值！而6月当中国、日本狂抛美国国债之时，10年期国债的回购利率竟然达到-3%，堪称是极端罕见的奇观！

本来有闲钱想投资的放贷人，居然因为对方的抵押品是10年期国债，而导致放贷人倒贴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013年5月开始，美国3年和10年国债回购利率逆转为负值

还是用当铺的例子来解释，你拿着家传的古董来当铺抵押借钱，当铺伙计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说只能打5折放贷，你立刻火冒三丈声称低于9折就不当了，最后就看谁耗得过谁，结果双方妥协在7折，这是正常的情况。

现在行情突然变了，市场传言这种古董正在被几个大收藏家狂抛，越来越不值钱了，这可吓坏了手中有存货的其他收藏家，他们也纷纷向市场抛售。除了收藏家，市场上更多的是投机商，专干买空卖空的生意，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宣称自己有货，跳楼甩卖，吐血清仓。其实，投机商手中并没有货。市场上总是有卖就有买，于是买家们涌向卖空的投机商，付了现金等待提货。投机商知道当铺老板手中有货，于是跑来借，数量多多益善，他们愿意出溢价。

为什么投机商愿意冒险出溢价借古董呢？原来投机商认为古董的价格还会下跌，先借当铺的古董来交货，等过几天价格更低时，再买回来归还当铺老板，吃中间的差价就赚翻了。

本来古董暴跌，市场卖多买少，古董应该供过于求，但投机商参与进来，大肆卖空，却导致交割困难，他们不得不出溢价向当铺借货以满足交割，结果当铺的古董反而金贵起来。这时，手中持有古董的人，可以向当铺抵押而赚取部分投机商的溢价。

回购利率变为负值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债被抛售导致收益率急升，吓坏了手持巨额国债资产的银行、货币基金、保险公司、跨国公司以及外国投资机构，为了减少国债贬值的重大损失，他们不得不加入抛售国债的行列，这又加剧了国债下跌的恐怖。作为卖空的专业大户，某些对冲基金更是看准了机会痛下杀手。国债市场的抛售数量虽然庞大，但卖空国债的规模更是惊人。

手中持有国债的人只是抛售存货，不存在借券的问题，但纯粹卖空的人，就必须借到国债才能完成交割。如果同时卖空的规模达到临界点，那么借券交割时就必然会遭遇瓶颈，导致很多人因借不到国债而无法完成交割。这时，交割违约率就会大幅上升。

2013年6月5日，美国国债交割违约率达到1300亿美元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6月5日，国债交割违约率达到了1300亿美元的惊人规模！

卖空美国国债的风潮之烈，足以让伯南克目瞪口呆。

回购利率逆转为负数，与国债交割违约的持续攀升，说明回购市场已处于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状态，而这将严重影响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供应与货币创造的功能，进而诱发数百万亿的衍生品市场发生更猛烈的内爆。





「传统的货币创造」

究其本质而言，银行体系就是一个服务提供商，其主要功能就是向经济活动提供货币服务。这与电信部门提供通信服务，交通部门提供运输服务并无本质区别，银行系统的收益源于社会为其货币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

银行系统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银行货币源于银行系统的自我创造。

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使用货币，但却并不了解货币的产生机制，他们误以为政府造币厂印刷的钞票就是社会的全部货币。其实，在现代国家，钞票只占货币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的货币是由银行创造出来的银行货币。

银行究竟是如何创造货币的呢？

先看一张最简单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假如在初始状态，一家银行既无资产也无负债，也没有所有者权益，它的状态可以简化为：

资产负债&权益

现金：0

储蓄：0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是该银行在某一时刻的经营状态，这就如同一张快照，如果将银行经营的每一个瞬间都拍成快照，连续看下来，就能知道银行业务的发展状态。其中，左边的总资产永远等于右边的负债加权益，这是一个恒等式。

现金是银行的一种资产，而储蓄则是一种负债，这是因为当人们将现金存入银行后，可能随时来取钱，银行必须无条件满足储户的取款要求，这是银行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此时，一名客户A来到银行，存入了100元钱的现金，如果再拍一张快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变成：

资产负债&权益

现金：100客户A的储蓄：100

很简单，左边的资产与右边的负债+权益仍然相等。银行给客户A提供一个纸质的储蓄本，一张塑料的银行卡，或者一个网上交易的U盾，无论哪种形式，客户A都获得了随时到银行提取现金的权力，银行储蓄的本质就是储户索取现金的权力。

这时又来了一名客户B，他不是来存钱的，而是来贷款的，银行对客户B进行了认真调查，对贷款需求也反复审核，决定可以贷款。但是受中央银行的规定制约，比如100元存款中，最多只能拿出90元来贷款，剩下的10元必须留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

一般人觉得银行肯定是将资产中的现金90元贷给客户B，所以现金资产应该只剩下10元，银行的作用不就是将储户的钱借给需要资金的人吗？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持这种看法，那就说明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搞懂现代银行的赚钱奥秘。其实，银行并没有动用100元的现金，而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新的储蓄，如果再拍一张快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变成：

资产负债&权益

现金：100客户A的储蓄：100

客户B的贷款：90客户B的储蓄：90

没看明白？那就对了。

银行确实好比魔术师，居然真的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新的储蓄！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这样记账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但不管怎样，自从19世纪欧洲的金融家族们定下了这样的记账规矩，并且获得了英美法系的承认，现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世界通行的标准，无论它是否合理，是否公平，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普通人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注意，除了银行享有这样“无中生有”的记账特权，其他任何公司如果敢照此办理，必然被视作欺诈罪，法人会被关进大牢。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银行系统自19世纪以来，获得了经济活动中的某种特权。

为什么客户B的贷款会被银行视作资产呢？客户B的欠条是能够产生利息收益的。对于银行而言，凡是能够带来现金流的东西都是资产。因此，银行的资产，就是社会其他部门欠银行的债务。现在银行的总资产是190元，而总负债也是190元，两者依然相等。右边负债增加了90元，这是银行为客户B开设的新的储蓄账户，客户B可以通过支票转账，或提取现金来花掉这笔钱。

注意，当客户B的储蓄账户被激活的同时，整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就新增加了90元。

无论客户B怎样花钱，这90元迟早会流入银行体系中另一家银行的账户上。于是，这家银行将新增90元储蓄，同时增加了90元的现金资产，而它同样可以放贷其中的81元，并创造新的81元储蓄。这一循环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直到整个银行体系的总货币量增加10倍为止，100元的新增储蓄，最终将创造出1000元的货币供应。

这就是银行进行的货币创造。在正常情况下，新增货币并不是以钞票的方式流通于市面，而是以账本上的数字形式存在于银行系统，这些数字在各个银行的账本上加加减减，此消彼长，货币就在银行账本数字的变化之中悄然无息地流动着。

当客户B向银行贷款时，这种需求相当于实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货币需求，银行系统创造货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利息收入就是银行向社会收取的服务费。当实体经济对货币创造没有新增需求，但银行体系能够自我创造出新的货币需求，此时，社会向银行支付的服务费，就变成了银行向社会强行摊派的“管理费”。

既然实体经济不景气，那么银行也就难以发放贷款，这个“管理费”怎么收呢？

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创造传统储蓄货币的能力已经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影子银行创造影子货币的新机制。贷款创造储蓄负债，已让位于抵押创造回购负债。回购市场，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创造中心。

货币在进化，而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却没有跟上。当今的货币金融学理论，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种陈旧落伍的知识，已经完全无法理解新的货币创造现象，致使目前许多对于货币、物价、汇率、利率和金融市场的解读出现了重大误差。

不懂部分准备金制度，就不能理解20世纪的金融本质；不懂回购抵押创造货币，就无法看清21世纪的金融核心。





「影子货币：全新的货币创造规律」

要理解当今金融市场的货币创造的精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家对冲基金如何创造类似银行储蓄的负债。

如果从最初的状态看，一家基金募集了100元的资金，然后敲锣打鼓地开张了，资金不能闲置，因此资金经理首先买入了100元的国债，这时资产负债表很简单：

资产负债&权益

现金：0

国债：100

负债：0

权益：100

但基金经理买国债的目的并非是被动持有吃利息，那是大妈大婶干的事，他买国债是为了进一步融资扩大资产规模来赚钱。于是，他将100元国债在回购市场中进行抵押融资，结果拿回了90元现金（仅为简单的概念说明），增加了回购交易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

资产负债&权益

现金：90

国债：100

回购负债：90

权益：100

在进行了回购融资后，基金的总资产增加到了190元，增加的90元现金可以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冒险，套取回购利息成本与高收益回报之间的利差。

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虽然回购操作是“先卖出，再买回”，它貌似“真实出售”，实则是“真实借钱”，由于借钱方在回购协议中承诺一天或几天之内买回资产，其实一切利率或违约等风险仍然属于抵押借款方，因此，会计规则要求回购资产必须继续保留在借钱方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转移到放贷人那里。

雷曼兄弟公司就曾在此偷换了概念，导致著名的“回购105”（Repo 105）案例。

在金融危机前夕，次贷问题的暴露，使得深度介入该市场的雷曼兄弟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贬值，而在极度糟糕的金融市场中，雷曼很难及时卖掉这些资产毒垃圾而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财务损失。为了掩盖真实的财务困境，雷曼每逢财务报表公布之前，都会大量进行回购操作，它把价值105美元的债券资产，以100美元的价格“出售”出去，将“销售收入”所获得的现金用于清偿负债，结果导致财务报告上的资产和负债同时大幅降低，粉饰其财务状况。等十几天后，财务报表发布完毕，雷曼再进行融资，把这些资产“回购”回来，资产负债恢复原状。雷曼兄弟曾以这种手段将高达500亿美元的资产毒垃圾，“临时”转移出资产负债表，从而严重误导了投资人对雷曼的风险评估，构成了财务欺诈。

在回购市场正常的状态下，抵押102美元的债券资产，大约可以获得100美元的贷款，但雷曼为获得100美元的贷款，却抵押了价值105美元的债券，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雷曼想让“回购借钱”看起来更像“真实销售”！回购市场超额抵押的公允价是2%，一旦超过这个值，借钱方就会被认为对抵押资产的实际控制力基本丧失，从而更接近资产“出售”，而不再属于回购质押，会计准则允许雷曼将这些“被真实出售”的债券移出资产负债表。雷曼正是抓住了这个漏洞，宁愿承受更高的打折率，也要从法律字眼上规避欺诈的风险。

105%的超额回购抵押从此名扬天下，“回购105”也将被载入世界金融史。

在上述例子中，为了简单起见，选用了10%的打折率。假如放贷人不愿承担风险，对国债抵押品打9折放贷就非常安全了，即便对冲基金倒闭，放贷人也可以在市场中卖掉这100元国债，可以轻松拿回至少90元的贷款，甚至还要多一些。

对冲基金通过回购融来的90元，就相当于传统银行中客户A的现金存款，回购负债相当于储蓄负债，它同样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对冲基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略高的价格赎回抵押资产。换个角度看，就是持有回购协议的放贷人拥有一种索取权，在规定时间到来时，有权拿回自己的本金加利息。

如果仔细观察对冲基金的资产负债表，有一个问题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由于回购市场的存在，国债几乎可以当现金用！

在传统银行业务中，货币创造就是通过发放贷款来进行储蓄负债的创造，其基础是准备金，即国家法定货币，从整个银行系统来看，货币创造就是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进行放大。

在回购市场中，国债起到了基础货币的作用，它从本质上看，正是金融体系创造“影子货币”的“准备金”！

银行的储蓄负债就是银行货币，它具有支付一切市场交易的功能。无论是人们从储蓄账户中提取现金，或者是支付银行支票，其实质都是在调动和转移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准备金。当储户开出一张银行支票时，这就是发出一项指令，将开户银行的准备金转移到另一家银行。

如果回购负债相当于银行的储蓄负债，它是否具有支付功能，是否能够调动和转移资产负债表上的国债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回购市场中的“转抵押”（Rehypothecation）！

从下面的图中，可以看到对冲基金原来所持有的国债资产，即影子货币的“准备金”，能够在回购市场中反复作为抵押品，被一个“抵押链条”上的所有回购负债重复使用。

国债从对冲基金的资产上被转移到抵押链条上重复使用［1］

100元的国债本来是对冲基金所持有的资产，当它被抵押给回购市场中的一级交易商高盛时，高盛可能提出一个“转抵押”的要求，即对冲基金的国债在抵押期间，高盛有权将其再次抵押给别人。对冲基金当然有权说不，那么高盛将收取更高的“回购利率”，从而增加对冲基金的融资成本。对冲基金的经理转念一想，高盛是谁啊？那是金融市场的老大级人物，国债压在高盛那里肯定是绝对安全，只要高盛不倒，“转抵押”对自己也就没有太大风险，而且回购利息更低一些，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答应了高盛的要求。

高盛转手将国债又“支付”给了瑞信，用来清偿与瑞信的衍生品的交易仓位。注意，原来对冲基金资产负债表上的“回购负债”，此时已成为高盛的资产，这实质上相当于在传统银行业务中，对冲基金给高盛开设了一个“储蓄账户”，任由高盛出具银行支票。高盛“支付”给瑞信的“支票”，就相当于一个指令，将对冲基金的国债资产转移给瑞信，这与传统银行的支票转移了银行准备金是同样的道理。最后，瑞信又将同一笔国债再次“支付”给了一家货币基金，获得了现金，而货币基金决定暂时持有国债，以后再说。

在每一次转抵押的过程中，由于不断打折的损耗，货币创造的能量逐步递减。在这样一个回购抵押创造货币的链条上，国债相当于高能货币，转抵押的次数即抵押链条的长度，相当于货币乘数，抵押资产的打折率（Haircut）就是准备金率。传统银行依靠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来创造货币，而影子银行用的则是“部分抵押资产”来创造影子货币。

回购负债到底是不是钱？这要看你问谁，如果是大妈和大婶，她们肯定不能用回购负债去街上买菜；但如果是金融市场中的机构投资，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它们可以使用回购负债购买任何金融资产。回购负债的抵押资产是国债，而国债几乎就是现金，或者叫“类现金”，回购负债就是这种“类现金”的收据。

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有一种动物，它看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也像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回购负债具有类似于银行储蓄负债的所有功能，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银行储蓄负债，即银行货币，可以用于经济的一切领域，支付商品和服务；而回购负债，即影子货币，则专用于金融市场，买卖金融资产。





「转抵押，几个瓶子一个盖的杂技」

仍以当铺为例，如果你为了借钱而把传家宝抵押给当铺，同时约定赎当期限为三天。而当铺老板要求在此期间，他有权把你的传家宝再去抵押给别人，你多半会心生疑虑，担心三天后当你想赎回传家宝时，东西可能并不在当铺手中。事实上，当铺老板的确将你的宝贝转抵押给了城里的张家大户，而张家大户又再次转抵押给了李家钱庄。在正常的情况下，当铺、张家大户和李家钱庄都是有信誉和有家底的豪强大户，站着房子躺着地，一般不会违约。但如果经济大势不妙，他们的生意也将陷入连环债务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只要其中任何一家出了问题，你都可能拿不回传家宝了。

随着转抵押链条的延长，违约风险将呈几何级数膨胀，金融系统将脆弱得如同一层蝉翼，甚至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就能折断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从而引发大规模的违约和金融体系发生内爆。

无论是传统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还是当今影子银行的回购抵押链条，其本质都是在玩几个瓶子一个盖的游戏，金融杂技师们越玩胆子越大，旁边看热闹的人们下的赌注也越来越高，直到瓶子实在太多，瓶盖一不留神落了地，大家一起作鸟兽散。

2008年发生的正是这样一幕。

美国的金融监管者们当然明白金融杂技的实质，因此将一级交易商的转抵押规模做了限制，规定转抵押的上限不能超过其客户负债总额的140%，也就是将影子货币的放大乘数限定为1.4倍。

不过，英国人却不这么保守。为了赢得更多的金融市场份额，英国和欧盟对回购的转抵押的次数均没有法律上的限制。

华尔街的赌徒们既然在美国难以施展手脚，英国自然成为超级赌徒进行回购转抵押的天堂。

基金经理们大批涌向华尔街的一级做市商，要求进行回购融资，一级交易商中玩得最野蛮的就是雷曼。雷曼向赌徒们提供的回购融资成本最低，来的都是客，玩的就是High。雷曼向赌徒们事先交代，你们押在我这里的债券，我要转抵押到伦敦去，根据英国法律，你们债券的所有权需要暂时委托给我。伦敦鼓励大家赌，这样你们的借钱成本最低，玩得最开心，只要大家信得过我雷曼兄弟，我保证大家的债券到时物归原主，绝对安全！

雷曼是谁啊？那是华尔街最大的“当铺”之一，百年老店，信誉昭昭，是一位能玩三十个瓶子一个盖的超高难度杂技，而且从未失手的金融魔术高手，赌徒们怀疑谁也不会怀疑雷曼会倒闭。于是，赌徒们纷纷押上自己的债券资产，而雷曼则将这些债券库存封装好，大批运往雷曼在伦敦的分号。

2008年，雷曼居然破产了！

这是谁都不可能事先想到的。赌徒们急了，他们抵押给雷曼的债券资产一下子没了着落。在破产清偿过程中，大家首先必须搞明白自己的资产究竟在谁手上，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资产托管在美国，问题要简单很多，美国的法律对托管资产的保护更明确，拿回资产不是问题。但是，雷曼已经将客户们的资产转移到伦敦的“雷曼兄弟国际（欧洲）”（LBIE）分号去了，而英国的资产托管保护法律与美国非常不同。

赌徒们悔得肠子都青了，当初为了回购利息能便宜一点点，轻信了雷曼兄弟，自愿放弃了资产转移海外后的所有权，结果丧失了美国法律的保护。伦敦那边则认为这些赌徒已经与他们的资产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破产清偿后的资产分配是按照有资产抵押和无资产抵押来排债主的优先顺序，他们现在只能算是普通的无资产抵押债主，雷曼伦敦分号砸锅卖铁之后，首先偿还有资产抵押的人，最后剩下的破烂才由普通债主去捡，如果还剩下些桌椅板凳的话，那已经算是万幸了。赌徒们立刻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抓狂境地。

经过这场浩劫，赌徒们痛定思痛，他们再也不敢相信一级交易商的信誉了。雷曼都能趴下，谁又敢说自己绝对安全？他们以前从不在意与一级交易商的回购协议细节，只关心回购利息是否足够优惠，而华尔街和欧洲的回购协议并没有一个行业统一的模板，各大交易商都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对转抵押的约定更无一定之规，雷曼破产使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赌徒们开始逐字逐句地与交易商们掰扯条件，例如对转抵押加以限制，要求交易商开设专门的托管账户等。

专设账户能保证客户的资产安全吗？金融魔术师们不禁莞尔，客户们忘了魔术师的专业就是把别人的钱“变”到自己口袋里。





「“回购到期”交易：金融魔术师的新玩法」

2011年11月，继雷曼倒掉之后，另外一家一级交易商MF Global破产了，客户们的专设账户上神秘地失踪了12亿美元。

MF Global是一级交易商中个头最小的一个，自有资金规模仅为其他大佬们的1/30。别看它体量不大，胆量却不小，它立志成为迷你版的高盛，结果最后竟成了迷你版的雷曼。

MF Global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赌，而且敢孤注一掷地豪赌，它失败的主因就是投入了高达62亿美元的资金，豪赌欧洲主权债务，特别是“欧猪五国”的国债。

MF Global所持有的“欧猪债券”自然也被拿到回购市场中进行抵押融资，得来的现金被用来加大赌注，然后这些赌注还可以再去抵押拿到现金，如此反复直到把黑手伸进客户的账户。

MF Global所持有的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爱尔兰、葡萄牙的债券资产，虽然不被市场看好，但还本付息仍属正常，特别是利息回报颇为诱人，除了抵偿回购融资的利息成本之外，还能获得可观的利差收益。MF Global感觉自己像是发现了一个大金矿。不过，随着持有的欧债资产规模越来越大，自有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欧债资产比例已高达公司净资产的5倍！

为了满足金融监管和美化财务报表的需要，MF Global也需要对资产负债表进行“瘦身”，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它的资产价格每况愈下，“瘦身”已不仅限于“美容”，更重要的是掩盖资产恶化的情况暴露，最方便的工具自然还是回购交易。不过，在雷曼“回购105”全球“走光”之后，MF Global不敢再玩资产“真实出售”的把戏了，苦思冥想之下，竟然创造出“回购到期”（Repo-To-Maturity）的新魔术！

MF Global将持有的“欧猪债券”库存清点一番，将同时到期的债券打成资产包，然后拿到回购市场找买家做抵押贷款，特别之处在于在交易中，它明确要求回购的时间必须与债券到期的时间完全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回购到期”交易。放贷人觉得古怪，但也没琢磨透背后的道道，只要有抵押品，放贷收益不错，时间长短不是问题。于是，MF Global将一笔笔“欧猪债券”逐步做成了“回购到期”型融资交易。

在美国回购交易适用的会计准则叫FASB 140，该准则规定所谓的“真实销售”，必须是金融资产的转移，这意味着原持有人放弃对该资产的控制权。其中的关键字是“控制权”，雷曼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定价102%算是有控制权，而定价105%就算失去了控制权。而MF Global也是试图钻同一个空子，当它抵押“欧猪债券”时，这些资产还“健在”，而当回购期限到了，被抵押的“欧猪债券”却“自然死亡”了，MF Global当然无法完成回购。

从会计规则字面上看，债券在回购期间“自然死亡”的现象显然属于持有人失去了“控制权”。因此，对“回购到期”的交易，会计准则允许其移出资产负债表，它们被记录在财务报表底下密密麻麻必须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注释里，而且全然没有细节。一般的投资人根本不会注意它们的存在，即便是谨慎的专业玩家，由于看不到细节，也无法质疑其中的猫腻。MF Global用这一巧妙的魔术手法，将高达165亿美元的资产进行了“回购到期”处理，从资产负债表上给变没了。

魔术是怎样被拆穿的呢？

原来，欧洲负责回购交易清算的公司LCH.Clearnet，无法处理当天到期的债券回购交易，结果MF Global的回购时间不得不提前两天。这就麻烦大了，人还没断气，讣告就提前两天出了，结果就是全乱套了！

回购时间早于债券到期日两天发生，这就意味着MF Global还没有丧失对资产的“控制权”，这些资产按照规定就必须重新回到资产负债表上来，巨额“欧猪债券”资产在2011年7月31日的财务报表修正中被曝光。突然增加的50亿资产负债，立刻导致MF Global的资本金严重低于要求，对“欧猪资产”避之如瘟神的投资人马上嗅出了大麻烦，顷刻之间撤资的撤资，抛售的抛售，贷款的追债，MF Global的资金链危机四伏。

屋漏偏逢连夜雨，MF Global的资金短缺正好又赶上了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重要时刻，欧猪债券的价格一落千丈，公司在回购市场中的抵押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放贷人开始频频催促MF Global追加保证金，以保障放贷人的资金安全。可是，MF Global已经将杠杆放大到极限，自有资金已无力应对放贷人的逼迫。

欧猪债券并未违约，但过高的杠杆成本压得MF Global喘不上气来，此时，公司的杠杆比例已高达40∶1的惊人数字！

与雷曼兄弟一样，MF Global也有大量的基金客户，雷曼倒掉之后，基金已成惊弓之鸟，纷纷要求开设独立的专有账户，以保护资产安全。事实上，当MF Global被回购放贷人追得走投无路时，竟然将客户们专有账户中的资金抵押给了放贷人。

最终，当破产来临之时，基金客户们的资金被回购放贷人一并冻结。

还是那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垃圾债的“奇幻漂流”」

在回购抵押创造货币的机制中，国债担当了基础货币的功能，它相当于传统银行中的准备金，由于回购市场的存在，国债几乎就是现金，或者叫“类现金”。除了国债之外，美国政府间接担保的两房MBS债券，也同样可以作为回购抵押品进行融资。

假如持有的不是国债和两房的MBS，而是垃圾债呢？垃圾债能充当“类现金”吗？当然可以，在华尔街的金融魔术世界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抵押资产转换”（Collateral Transformation）的戏法。

如果一家对冲基金持有垃圾债，但是想做回购融资，这时它有两个选择，首先是自己满世界去找一个交易对手，愿意接受它的垃圾债抵押品，当然打折率会高很多，利息自然不会便宜。最大的困扰还是对冲基金的客户资源量有限，而且还要自己处理资产交割、库存管理、资金划转、违约防范、风险控制等一系列后台工作，对冲基金既缺乏人脉丰沛的回购市场的销售经理，又没有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后台处理能力更是乏善可陈，自己直接找回购交易对手的性价比实在不高，这就是双边回购（Bilateral Repo）的弊端。

另一种选择就是三边回购（Tri-party Repo），任何自发形成的市场都会有老大，回购市场也不例外。在华尔街的回购市场中，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就是最重要的两位大佬，他们承担了回购交易清算行的角色。买卖双方都在清算行开户，资金和债券通过清算行进行划转，两家大佬制定回购市场的游戏规则。回购参与者将买卖本身之外的所有后勤事务全部“外包”给清算行，这样大家就只需要专注于买卖业务本身了。

对冲基金觉得还是找清算行来进行垃圾债的回购融资比较靠谱，于是找到摩根大通说明来意，摩根大通的人一看抵押品是垃圾债，立刻就打发对冲基金的经理走人。原来大佬们也有自己的严格标准，三方回购市场只接受国债或政府担保的机构债作为抵押品，别说是垃圾债，就是品质优良的公司债也不受欢迎。

对冲基金经理愁眉苦脸地出来，正好碰上一个回购市场上的普通交易商，得知情况后，交易商笑了，这算啥事，摆平这点困难易如反掌。交易商提出了一个安排，对冲基金先与交易商做一个双边回购，将垃圾债抵押给交易商，交易商负责提供国债，对冲基金承诺一定时间后归还国债，并拿回自己的垃圾债，这叫“抵押置换”（Collateral Swap）。当然，对冲基金自然要支付相当的费用，垃圾债的抵押数量必须要超额更多。对冲基金经理算了一番，费用虽然不菲，但仍比自己去找双边回购更合算，最后爽快地答应下来。

不过，交易商自己并不一定有多余的国债，但知道一家退休基金经理的手中有货，于是交易商找到退休基金经理，提出与这家退休基金做了一个“镜像置换”，即以对冲基金的垃圾债与退休基金的国债进行完全一样的抵押置换，并承诺到时归还国债拿回垃圾债，作为回报，退休基金将获得可观的费用。当然，这仅是对冲基金支付给交易商的费用的一部分，剩余部分自然落入交易商的腰包。最后，退休基金经理欣然同意。

难道退休基金经理不知道垃圾债的风险远比国债高吗？难道他不怕资产负债表上堆满了垃圾很难交代吗？他有什么必要去做这样高风险的操作呢？退休基金经理当然知道有风险，但他并不担心。

原来退休基金经理的日子也很难过，QE带来的货币泛滥搞得市场中可以投资的安全债券的价格高得离谱，而收益率却低得令人心碎。退休基金必须承担支付退休人员养命钱的重大职责，投资风险绝不能高，而收益又不能太低，否则收益赶不上通胀，退休人员拿不到足够的养命钱，一番投诉下来，投资人一撤资，基金也就关门大吉了。投资收益的压力使得基金经理深感苦恼。

交易商送来的是一个高收益的好机会，退休基金经理不能直接去买垃圾债，政策和规定都不允许，但“抵押置换”就不同了。对于基金经理而言，他仅仅需要签下一纸合同，就能获得一份超额收益。因为“资产置换”模式类似回购，因此国债仍然留在退休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上。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发生，而且时间短、风险小、收益高。对外说得过去，对内风险可控，对自己利益就大了，基金收益达标，奖金分红落袋。这一切好处仅仅是由于持有垃圾债短短几天的时间，天还能塌下来？

一番“抵押置换”下来，对冲基金兴高采烈地找摩根大通去做回购融资，退休基金经理舒舒服服地坐享超额收益，交易商笑眯眯地回家数钱去了。

垃圾债到底是在谁手上？这可真不太容易说清楚。对冲基金手中拿的是国债，而且已经从摩根大通拿到了实实在在的现金，垃圾债肯定不在它手上；交易商倒买倒卖，实际上他的库存里也没有垃圾债；而从法律上说，国债仍在退休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上没动。

可是，垃圾债却不见了踪影！

金融魔术=法律漏洞+会计革命，欢迎来到华尔街的金融魔幻空间！

高风险的垃圾债正是当前金融市场中的资产毒垃圾，经过一番“奇幻漂流”，它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从对冲基金的账本上，漂流到了养老基金的仓库里，无论法律如何解释，实实在在的风险已经转移到了养老基金的手中。

如果垃圾债的价格不出问题，游戏就可以无休止地玩下去。但是，突然有一天利率开始飙升，麻烦就来了。如果垃圾债的价格大幅跳水30%，退休基金经理会跳起来狂打交易商的电话，要么立刻归还我的国债，要么追加至少50%的抵押品，否则我将抛售你的垃圾！

天啊，真的是垃圾！看着电脑屏幕，退休基金经理满头冷汗，已经说不出话来，因为垃圾债正在市场中被所有人一起抛售。

快被退休基金经理逼疯的交易商，此时也是焦头烂额，他如果不想宣布倒闭，就有法律义务收回垃圾债，并归还国债，只有拼命催对冲基金经理，赶紧把国债还回来，把他的垃圾捡回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刻追加保证金。此时，对冲基金经理也是如坐针毡，垃圾债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价格暴跌将直接影响基金业绩。国债？哪还有国债，早就抵押给了摩根大通，这老小子又不知转抵押了多少次，在谁手上只有天知道。追加保证金？回购融来的钱早就买了更多的垃圾债，还有印度股票和债券，哪里还有闲钱？纯正的印度货，要不要？交易商鼻子已经气歪了，市场上垃圾债是垃圾，印度资产比垃圾还垃圾。对冲基金经理摆出了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架势。尽管如此，对冲基金也开始大规模处理垃圾债变现以图自保。

2013年5月出现的利率飙升趋势，仅仅是未来更大规模利率火山爆发的前奏，5月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已经损失了3万亿美元，以印度、巴西、南非、印尼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这轮利率飙升的直接受害者。

印度的外来投资与中国不同，中国是直接投资（FDI）占绝对优势，投资者中虽不乏奔着人民币升值而来的热钱赌徒，但多数还是想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实业公司，这些人都是着眼于长远，他们受利率飙升的冲击不大。但流入印度的外资就完全不同了，近年来被西方媒体捧上天的印度模式成了国际上的大明星，印度头脑一热，大开资本进出的大门，特别是允许外国资金直接进入印度的资本市场。于是，外国投资印度的资金大部分属于资产配置型（Portfolio Management）的金融热钱，对冲基金正是其中的主力，它们赌的是印度资本市场的升值，而对印度的实业投资兴趣不大。一旦华尔街出现风吹草动，它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那帮顾头不顾尾、顾上不顾下的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们，连内裤都没穿，就敢大举投入印度。幸亏中国没有开放股票与债券市场，如果中国与印度一样，那么6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阵亡名单”上，中国恐怕也会榜上有名。

美国回购市场示意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利率火山突然爆发，首先烧焦的就是1.1万亿的垃圾债，被严重烧伤的不仅是搏出位的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交易商们也在劫难逃，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将因交易商和做市商的瘫痪而濒临枯竭，结果优质债券买卖阻塞，回购成本剧增，引发更大范围的收益率飙升，卖空自保和卖空投机之风潮弥漫整个市场，债券市场开始发生剧烈的内爆。死难者名单中当然还有养老基金，作为垃圾债最终的持有者，国债没了，垃圾债巨亏，审计查账曝光了“抵押置换”的丑闻，投资机构痛骂上当受骗而纷纷撤资。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冲基金的垃圾债经过现代金融炼丹术，摇身一变成了国债，然后通过回购抵押链条，向整个金融体系深度扩散，将有毒资产沿途播种，它们将继续生根发芽，野蛮生长。这一抵押链条越长，未来的清算就越猛烈。

人们只能祈祷万能的利率了，攀升已经吃不消，飙升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影子货币与影子银行」

影子货币就是影子银行体系所创造出的货币供应，它流通于资本市场，买卖着金融资产，虚构出财富效应，制造了资产通胀，改变着财富分配，影响了实业的资金流向，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什么又是影子银行系统呢？

简单地说，就是不受传统银行的监管制约，又具备创造影子货币的能力，而且彼此接受影子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体系。传统银行必须接受中央银行的管理，法律允许吸纳储户存款，享有创造银行货币的特权，存款保险有政府担保等特点。而影子银行系统没有全球统一的管理机制，不能直接吸纳储户存款，主要依赖回购抵押融资，影子货币创造全看市场接受程度，缺乏法律上的规范，经营失败没有任何政府担保。

为什么影子银行会大行其道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1971年美国废除金本位之后，货币创造失去有效制衡，美元超发愈演愈烈，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远超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增长。企业家的生态环境丕变，为了生存和发展，美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公司迁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以更低的生产成本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在美国的货币政策影响之下，欧洲与日本也陆续掀起了海外投资风潮，这就是廉价货币驱逐实业的产业空心化。

在过去的40多年里，美国的实业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转移，随之而去的还有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优质资产，而留在美国的资产，只能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贷款和消费信贷，传统银行的盈利模式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当银行贷款给企业，特别是高利润的优质制造业，银行并不担心贷款的安全，因为它知道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现金流来偿还贷款。但是，当银行给消费者放贷买房买车时，它就不得不仔细评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还贷能力，因为贷款不是用于人们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仅仅是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罢了。此时，资金是被消耗，而不是用于创造。对于银行而言，生产型资产和消费型资产有着本质区别，虽然两者都能为银行带来收入，但前者为经济体创造了现金流，而后者则是消耗现金流。当消耗大于创造，该国将越来越依赖海外资金的供应，来补贴经济体的“内出血”，即美元回流补贴型经济模式。

传统银行的资产质量总体下降，收益大不如前，而美元超发带来的通胀威胁却在蚕食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银行体系被迫产生一种应激反应，即缩减资产负债的规模，进行大幅度“瘦身”。因此，银行系统产生了强烈地“倾倒”资产负债的巨大冲动。这一趋势与美元回流的大潮一拍即合，形成了银行系统新的盈利模式，即创造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金融市场，以爆炒金融资产来获取高于贷款利润的新玩法。正因如此，资产证券化、回购融资和其他金融创新才会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

“倾倒”资产与负债的巨大需求，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市场和新的服务。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规定银行的支票账户（储户随时可以进行支票转账或现金提取）不得支付利息。而废除金本位之后，美元大量超发使银行能够创造出巨额的新储蓄，在严重的通胀威胁之下，这些储蓄急需寻找能够生息的避难所，货币市场基金就应运而生了。因为货币基金投资回购市场，因而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息，而且不受类似银行的利息管制，它“拐跑”了本该存在银行中的储蓄，逐渐成为回购融资和商业票据市场的主要放贷者，目前坐拥2.6万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货币基金貌似安全，因为它只投资像回购抵押这样的超短期产品，但在极端情况下，它反而会成为最危险的市场。

2008年9月18日，雷曼宣布破产之后，一些货币基金由于投资雷曼而出现严重亏损，出现了跌破1美元净值的罕见状况。美国人通常将货币基金账户视作银行储蓄，根本没想到货币基金竟然会亏损，全社会强烈的恐慌引发了大规模资金抽逃。当天上午11点，美联储发现高达5500亿美元的货币基金，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遭到了投资人的疯狂“挤兑”，财政部紧急注入1050亿美元，但无力阻止夺命而逃的投资者。美国政府立即冻结所有账户，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到下午两点，货币基金的3.5万亿美元就将濒临枯竭。

由于货币基金是回购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的主力放贷者，而这两个市场又是美国各大公司短期融资链条上的最关键的环节，一旦资金枯竭，美国就将爆发大规模企业债务违约，甚至直接导致公司破产，1933年数千家银行倒闭和数万家公司破产的崩溃景象将会再现。

商业票据市场经2008年9月的“惊吓”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目前，回购市场已成为美国金融机构和各大公司短期资金补给的“生命线”。

坐拥13万亿美元的共同基金，也是影子银行市场中活跃的玩家，它为回购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债券和股票资产作为质押品，同时也提供回购融资所需的部分资金。

影子银行更少不了对冲基金的身影，它们控制着约2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回购市场中反复“压券借钱”，再“以钱买券”，扩大资产规模，在全世界对各类市场进行套利、对赌、买空卖空，在市场波动和关键事件中捕捉战机，以高倍杠杆博取巨大收益。

貌似保守的退休基金也并不安分，在他们手中的6万亿美元资金，并不是老老实实地趴在债券和其他低风险资产上不动，而是暗地摆弄着“资产置换”等新玩意儿，间接参与了回购交易和其他影子银行的业务。

另外，拥有数万亿美元的保险公司、ETF基金、外国主权财富基金也都是影子银行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些“非银行”但“类银行”的机构，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大致沿着两个链条依次展开。第一个链条就是帮助银行“真实销售”其资产，这就是资产证券化的产业链；另一个链条，则是帮助银行将其资产进行大规模的抵押，这就是回购产业链。最终，两个链条又连接到一起，资产证券化的终端产品就是MBS（按揭抵押证券）、ABS（资产抵押证券）、CDO（债务抵押凭证）等，它们又能在回购市场中作为融资抵押品，即成为影子银行的基础货币，与国债、公司债甚至垃圾债，共同参与进行更大规模的影子货币创造。

在美元回流、传统货币与影子货币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金融资产的价格节节攀升，银行的盈利滚滚而来，而“类银行”们也赚得盆满钵满。

“真实销售”与“回购抵押”这两条产业链的根本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将银行的资产尽快变现，缩短资产持有的周期，加速资金周转的速度，规避资产质量恶化和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将盈利的重心移向金融资产的交易，走上了一条轻资产、重交易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华尔街在20世纪90年代急于打破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界限的原动力。

1934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是在反思20世纪30年代导致金融大崩溃的极度贪婪之后，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了彻底隔离，保障了金融系统60多年的平稳运转。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尔街强大的游说之下，签署了废除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三者之间界限的所谓《金融现代化法案》（Gramm Leach bliley Act），仅仅不过10年的时间，全世界就迎来了“金融现代化”时代第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其规模和杀伤力直追30年代的大崩溃。

金融危机之后，资产证券化与回购市场一度冷清了不少，但美联储为创造“资产再通胀”的奇迹，同时动用了压制短期基准利率到接近于零、压制中期利率靠强烈的政策预期、压制长期利率靠QE的三种超常规手段，结果金融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不过，影子货币创造的主角已由次级债、公司债，变成了国债和两房的MBS，金融风险正向主权信用快速集中。





「回购抵押创造了多少影子货币？」

2012年12月，三方回购的抵押资产总额为1.96万亿美元

在美国的回购市场中，三方回购（Tri-party Repo）最常见，其抵押资产最容易被“转抵押”。到2012年底，三方回购市场中被抵押的总资产为1.96万亿美元，这些资产就是影子货币创造的基础货币，也可以被称作SM0（以对应传统银行的M0）。在1.96万亿的基础上，影子货币被放大一个货币乘数，目前影子乘数大约为2.5倍［2］，即三方回购市场中的抵押资产，平均被转抵押了2.5次。这样粗估下来，三方回购市场创造了接近5万亿美元的影子货币供应。

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无数条巨大而无形的抵押链条，将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以及亿万民众的资产负债表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欧猪债券”可能最初被德国银行持有，然后被转抵押给英国的交易商，再经过伦敦市场无数次的转抵押之后，落到了美国MF Global或雷曼伦敦分号的手中，又经过“资产置换”转手到了对冲基金，最后“漂流”到美国养老金的账户上，当危机来临时，受到损失的竟然是美国的退休老人。同样，“美国制造”的垃圾债，也可以通过对冲基金、一级交易商的国际分号流入伦敦，再被转抵押给香港的金融机构，然后被中国的QDII基金所持有，从而潜伏在中国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上。

当欧债危机爆发后，美国号称自身的银行系统持有的欧洲债券规模极小，但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则是至少存在着1810亿美元的风险敞口。尽管德国自信拥有欧洲大陆最强健的银行系统，但《格兰特利率观察》（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透露，德意志银行的杠杆比例高达43∶1，德意志银行正是欧洲金融魔术界的顶尖高手。

回购抵押链条就像一根橡皮筋，拉得越长，反弹力越大，断裂的风险也越大。这条橡皮筋的终端连着亿万家庭的财富，起点则捏在中央银行的手中。金融市场高比例杠杆紧绷的张力，也会传到中央银行，德国央行的杠杆率从2007年以来翻了一倍，高达75∶1，而全世界中央银行平均杠杆率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153∶1！

橡皮筋如果崩断，金融机构将倒闭，拯救者是中央银行，但如果中央银行也资不抵债呢？拯救它的最终是全体国民的财富。





「6月为什么闹钱荒？」

如果从狭义的货币理论分析，以2013年9月的数据对比，中国的M2为106万亿人民币，而美国的M2为10.8万亿美元（1美元=6.2人民币），美国M2约合人民币67万亿，于是很多人惊呼“中国的M2远高于美国”！

不过，如果搞明白美国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况之后，恐怕这种看法就需要做一下修正了。

影子货币的存在，已经使传统货币银行学对货币创造的基本观念完全过时。2013年，美国财政部的债务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Debt Management）对美国影子货币的总量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影子货币总量约33万亿美元（其中回购转抵押贡献了5万亿），是M2的3倍多，有效货币总供应量约45万亿美元［3］，约合人民币279万亿！

如果将影子货币定义为SM2（Shadow M2），它将包括所有可以被用来在回购市场进行抵押融资的债券资产。简单地说，债券就是货币！如果没有转抵押现象，影子货币的乘数为1，转抵押的次数就是影子货币的乘数。

因此，一国货币总有效供应的定义，需要进行修正，即：

有效货币供应 = M2 + SM2

美国有效货币供应 = 影子货币 + M2

当然，中国也存在着影子银行和影子货币的问题，其规模有各种估算，大致在20万亿～36万亿元之间，加上影子货币，中国的有效货币供应量估计在126万亿～142万亿元之间，大约是美国的一半，2012年中国的GDP大约也是美国的一半。因此，中国的货币供应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与美国大致相当。

中美之间的差别在于，美国的影子货币创造规模是中国的5.7倍～10.2倍，而中国传统货币创造规模是美国的1.6倍。在财富表现形式上，中国财富含金量最高的是房地产，而美国财富则集中体现在金融资产。

既然中国的货币总量如此之大，怎么会在2013年6月突然闹起钱荒呢？

实际上，中国银行系统从5月底就已经出现了资金紧张的局面，6月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从时间上看，这与美联储5月宣布准备退出QE大致吻合。6月，美国10年期国债回购利率出现了极为罕见的-3%，而中国的回购利率则一度飙升至30%！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冰火两重天，主要因为美国国债允许投机商大规模卖空！如果没有卖空行为的干扰，美国的回购利率也会与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

其实，不仅中国闹钱荒，美国闹的也是钱荒！

美国金融市场五、六月爆发的是利率飙升的恐慌性危机，进而导致货币创造的关键部位回购市场近乎瘫痪，收益率飙升意味着回购抵押品的价值跳水，迫使高度杠杆化的金融机构抛售资产，造成了美元流动性的严重不足，华尔街出现“美元真空效应”，形成了美元回流的全球寒流，致使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股票市场暴跌、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一系列危机。中国也不例外，5月外汇占款大幅萎缩就是一个信号。

再次注意，美元回流并不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而是因为美国回购市场内爆的压力急剧升高！

影子银行的真正风险是其货币创造功能，它的核心在于回购市场！由于回购市场的存在，使1块钱的债券直接变成了1块钱的类现金，这使有效货币供应量立刻扩大了1倍！如果允许“转抵押”，货币供应量还将进一步扩大。这一点，使回购市场的重要性压倒了影子银行的一切其他问题。

正是回购的货币创造这一特性，使得众多的金融机构能够利用库存的债券资产，立刻获得新的现金，进一步扩大债券库存，然后再反复进行回购以扩大资产规模，从而轻松套取回购利息成本与债券利息收益之间的利差。在回购利率偏低的正常情况下，滚动资金不是问题，这一盈利模式要远比投资房地产、股市和实业更安全、更灵活、更有吸引力。

中国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养券”问题，与华尔街对冲基金高倍杠杆的操作原理完全一样，只不过中国金融机构几乎完全没有做任何风险对冲，更不必说“匹配对冲”，回购市场的融资成本一旦持续上扬，则后果不堪设想。正因如此，6月钱荒期间，所有金融机构都眼巴巴地指望“央妈”赶紧“喂奶”。毫无疑问，央行如果拒绝提供流动性，那么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危机必然爆发。

有意思的是，6月钱荒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债券市场。以城投债为代表的高收益债券遭到了猛烈抛售，债券市场交易一片萧条。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1.2万亿元，同比暴跌了81.1%，环比陡降49.0%。同月，债券累计发行5342亿元，同比减少34.6%，环比下降43.3%。股票市场显然也受到了波及，不排除影子货币中的一部分资金已经流入了股市。

如果金融机构主要投资的是长线项目，如房地产，那么在流动性紧张时被抛售的应该是信托、集合理财或其他类似的房地产融资产品，房地产也将承受巨大的资金压力。但6月全国各省的地王轮番上涨，就在钱荒肆虐的6月下旬，上海、重庆、南京、武汉等城市的地价频频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中国的回购市场正在迅猛扩张，在回购交易中，存在着企业债与标准券的折算问题，该转换类似于美国垃圾债的“奇幻漂流”，只不过连“漂流”都省略了。如果企业债从质量上有足够的保证，打折率又足够高，那么这个问题并不算严重，但这种折算制度留下了未来的隐患，值得金融监管部门保持警觉。

另外，中国的回购市场中还没有“转抵押”的规定，但不排除未来也将被“创新”出来。在全球尚未出现统一的“转抵押”的法律框架之前，转抵押将是回购市场危机的最大温床。

应该当心的是，6月钱荒，仅仅是未来利率火山爆发的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演而已。





「申论」

银行向社会提供的是货币服务，它的收益就是社会为该服务所支付的服务费。社会向银行托管各类资产，然后获得托管资产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流通货币。货币收据对应着托管资产的索取权，人们以货币收据在市场中进行支付，当货币收据换手之时，意味着其对应的银行托管资产的所有权也同时易主。

在银行的托管资产中，最广为社会接受的资产就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当你拿这种资产在市场中和任何人交易时，所有人都会欣然接受，这种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就是财富的代表，即真正的钱。因此，货币不是钱，而是钱的收据；货币也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索取权。

在金本位时代，黄金是真正的钱，银行是存钱的地方，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就是黄金的收据，任何手持银行券的人都可以随时向银行索要托管的黄金。在1971年金本位被美国废掉之后，国家法定货币取代了黄金，货币收据对应的是国家法定货币。货币收据存在着不同的形式，无论是纸质的储蓄本，还是塑料的银行卡，或者是网上银行账户中的数字，它们的本质都一样，就是向银行索要国家法定货币的凭证。

如果以黄金作为钱的基准，银行自我创造货币的能力将不得不与黄金增量匹配，而黄金增长与实业增长基本同步。那么如果实业中的某些领域的增长远高于黄金，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数量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撑交易将会怎样？很显然，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这会产生价格通缩吗？有可能，但这不构成对经济的危害。说到底，黄金只是帮助商品交换时进行比价兑换的“计算器”，计算器的大小不会影响计算结果，因此，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与黄金数量无关。当货币供应稳定时，货币对经济最终的影响力是“中性”的。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英国于1664年建立物价统计体系，如果把当时的物价基准设定成100，那么250年后的1914年，英国的物价指数仅为91。在金本位之下，物价长期通缩，但这并没有影响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生产率提升与农业时代相比，堪称是成千上万倍的提高，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与农业时代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事实上，经济繁荣的本质就是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与之相对应，各种商品的价格本应不断下跌才能反映生产力的增长。

这一现象在当今的互联网与电子时代更加明显，电脑和手机的价格总是不断下跌，但这并没有造成大家持币等待，而是更频繁地更新和更大量地购买，这不正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吗？这些行业非但没有因为“价格通缩”就陷入停滞，而是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

美国是另外一个实例。1800年美国物价指数为100，到1939年物价指数降为81，在这139年的“通货紧缩”期间，美国从一个边缘的殖民地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同样是在金本位制度之下完成的经济飞跃。难怪西方有思想家认为，金本位时代才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货币制度其实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契约，货币稳则天下公，货币乱则天下患。

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后，将劳动成果托管于银行，拿到的是一纸收据，大家原指望在自己退休或无法工作时，能够用收据取回与当初向社会贡献相当的劳动成果，以保证生活质量与从前接近。但如果收据大幅贬值，这不就等于是掠夺和欺诈吗？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因为有货币契约存在，因此大家能够彼此信任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假如货币贬值，这就践踏了财富分配的公平原则，制造出全社会深层次的不信任，进而破换社会分工，打击劳动热情，鼓励投机取巧，破坏诚信的基础，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货币不诚信，她怎么可能期待民众对国家有诚信？又怎么可能期待民众之间会存在着诚信？货币贬值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的伤害是深远、持久和难以逆转的。

当1914年英国脱离金本位之时，大英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走向衰落；当1971年美国废除金本位后，她抛弃的是诚信、创造、勤劳、节俭的立国之本，纵容的是贪婪、投机、享乐、奢侈的堕落之风。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一系列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序幕。可悲的是，以美元为代表的货币贬值之风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正是货币贬值催生出了影子银行和影子货币，而在1971年之前的300年工业化时代，银行盈利并不需要“银行的影子”，社会也不需要“货币的影子”。

影子货币的抵押链条越来越长，其内在的张力正在趋于断裂的极限。2013年6月的世界性钱荒，仅仅是一场更大的金融地震的前兆。

金融全球化已经通过资产的抵押链条将各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未来的危机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危机。





「第四章 利率火山，最后的审判日」



美联储突然“阳痿”，伯南克意外变卦/129



QE的泰坦尼克号，迎头撞向回购冰山/130



监管寒流袭来，抵押品短缺恶化



影子银行如何杀出重围



扭曲利率，美联储既当裁判员又当守门员



利率火山，资产泡沫的终极杀手



利率掉期，纽约人伤不起



底特律破产案背后的利率掉期黑手



从利率掉期到利率“掉阱”



Libor的由来



谁在操纵利率



超低利率吹起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



退出QE是找死，继续QE是等死



申论





「本章导读」

在一切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数据中，恐怕没有一个比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更为重要的了。它是利率火山爆发前最后一个逃生的信号灯，当它开始剧烈闪烁之时，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利率掉期，最好赶紧在谷歌上搜索一下，利率掉期在不久以后，将会像2008年的信用违约掉期一样，名震天下。当年搞垮美国金融体系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不过是波及近60万亿的衍生品市场，而利率掉期（IRS）将是其7倍以上的规模，如果说CDS是原子弹的威力，那么IRS就是氢弹的当量。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各国将利率压制在如此之低的水平上，而且维持了如此之长的时间。罕见的超低利率温床，滋生出一个罕见的资产泡沫的怪兽，它在扭曲中畸形壮大，不断掠夺着实业的营养，挤压着财富的均衡，破坏着社会的健康。

量化宽松与资产泡沫正在走向时间的终点，各国央行压制利率的努力终将失败。

当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新掌门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谈论“负利率”时，你需要立刻警觉起来，这说明即便是零利率，都已经不足以支撑资产价格的继续上涨了。负利率绝对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这将让全世界看清疯狂究竟能走多远。

最终，利率火山的爆发就是这轮泡沫的审判日！





「美联储突然“阳痿”，伯南克意外变卦」

2013年9月18日，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QE3每月购债850亿的规模不变。消息传出，华尔街再度沸腾了，S&P500与道琼斯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当天从2.9%大幅下跌到2.7%，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债市、外汇闻讯大涨，黄金、白银、石油强劲反弹。

美联储的决定太出乎市场预料了。

自5月以来，伯南克反复念叨“淡出”（Tapering）QE的紧箍咒，全球金融市场一夜数惊，国债收益率血雨腥风，叙利亚战争箭在弦上，股票债券闻风丧胆，金融体系钱荒肆虐，美元回流风急浪高，新兴市场满地鸡毛。

伯南克也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淡出”并不意味着货币收紧，而仅仅是印钞减速，总体来说仍然是货币宽松，市场不应该过度“解读”啊，何况他还附加了一系列“如果”“假设”之类的前提条件。他这些年来玩得屡试不爽的“预期管理”此次突然失效，特别是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几乎失去了控制，这让伯南克和美联储都暗暗心惊。

在QE政策的有效性上，美联储内部，甚至包括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号称“中央银行的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IS），都存在着日趋尖锐的分歧。货币鸽派们，自然是以伯南克和各国央行的当权派为代表，他们认为货币宽松拯救了金融系统，也能拯救各国经济，只要假以时日，经济复苏的奇迹就会发生；但货币鹰派们则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里，中央银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各国滋生了麻痹和怠惰，经济失衡依旧，财政赤字恶化，就业复苏疲软，资产泡沫泛滥，一切与2007年类似，而金融风险甚至更加严重。

BIS对QE的态度就相当负面，它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在9月美联储会议之前发出了刺耳的警告：“在我看来，这是2007年的翻版。所有那时存在的经济失衡问题仍未解决，发达国家的公共与私人的总负债与GDP的比例，却比那时高出了30%，而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新兴市场泡沫的全新难题，这个泡沫正在走向破裂的周期……美国的（超低）利率水平是全世界（资产泡沫）的终极推动力，当利率开始上涨，每一个人都将受到冲击。”BIS甚至含沙射影地指责欧美央行试图仅用言辞的“预期管理”，来压制长期利率的做法已经“基本失败”，“（央行政策的）良好沟通手段，对市场的控制力也有极限，现在这些极限已经变得非常明显”。［1］

美国的超低利率是全球资产泡沫的终极动力，这一观点可谓一语中的！

眼看泡沫越吹越大，魔术越演越邪，杂技越玩越险，BIS和IMF这些观众们看得心惊肉跳，冷汗淋漓，他们盼望着强悍的货币鹰派上台，来制止这场疯狂的游戏，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曾是他们的希望。

伯南克去日无多，在美联储主席的竞争者中，呼声最高的本是萨默斯，他突然宣布退出，使得局势一下明朗起来，货币鸽派的新领袖耶伦已是呼之欲出。耶伦对宽松货币的极端信仰，甚至让伯南克看起来更像是鹰派。她在美联储所有的货币政策投票中，无一例外地支持宽松、宽松、再宽松，2010年她甚至要求将基准利率干脆整到“负数”！这是连鸽派大佬伯南克和鸽派前辈日本央行都甘拜下风的“熊心豹子胆”，谁说女子不如男？！

伯南克走了，耶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美联储憋了3个月的“淡出”激情，终于以“阳痿”而告终。





「QE的泰坦尼克号，迎头撞向回购冰山」

2013年5月，美联储开始强烈暗示即将退出QE，全球市场不禁愕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剧烈飙升说明了市场震惊的程度。QE3推进了才半年多，美国的股市、债市、房地产就出现了一片兴旺的景象，资产再通胀的成果刚刚崭露头角，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伯南克如此心急火燎地准备退出QE呢？

看出门道的人的确很少，主要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BIS、IMF的研究人员和少数学者在一些研究报告中和网络上小规模地讨论这些话题，几乎没有引起主流媒体的任何关注。直到2013年5月，才有少数媒体如梦初醒，开始谈论普通美国公众闻所未闻的回购市场困境。

5月23日的《华尔街日报》大声惊呼：“美联储挤压了影子银行，央行对国债的购买行为，正在导致关键的回购市场出现抵押品短缺。”文章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货币和信用的创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扔掉你的教科书吧。”尽管文章错误地理解了“转抵押”的概念，但却正确地抓住了QE政策自相矛盾的要害：“闲置在美联储账户上的1.8万亿国债，正在使回购市场的安全抵押品处于饥荒状态，考虑到‘转抵押’的（货币）乘数效应，这意味着经济体少创造了约5万亿美元的信用。这是经典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伯南克的美联储（通过印钞）使美国政府能够进行巨额赤字透支就已经深受诟病，而胡搞美国经济的血液就更糟。”［2］

道理很简单，回购市场需要抵押品，而国债是最重要的抵押品，QE的购债行为造成了美联储与回购市场争夺抵押品的矛盾，美联储执行QE的时间越长，回购抵押创造影子货币的能力越弱。

其实，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还“闲置”着1.1万亿美元的两房MBS债券，它们被认为拥有政府级别的信用，同样属于“安全”的回购抵押资产。如果将国债和两房MBS债券都作为影子货币的基础货币，那么影子银行体系因为QE政策可能导致了7万亿～9万亿美元的影子货币扩张不足。

回购抵押品被QE挤压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刻不容缓！

在QE操作中，当美联储在市场中购买国债时，从短债到长债通通吃进，不过主要还是集中于中长期债券。如此一来，美联储的“国债库存”就显得十分复杂，各种期限的国债都有，而且数量多少差异很大。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就是要找到复杂系统的简单替代变量（Proxy），通过研究替代变量，来了解整个系统的状况。“类10年期国债”（10-Year Equivalents）就是美联储“国债库存”的有效替代变量，它将各种期限和不同数量的国债所产生的利率风险，用一定数量的10年期国债来替代。简而言之，美联储的所有国债持有量，可以用“类10年期国债”来代表。

以“类10年期国债”的方法计算，到2013年8月，美联储已经持有了全部流通国债的30%，如果继续按照QE3的购债速度推进，2014年将达到45%，2015年为60%，2016年为75%，2017年为90%，到2018年底之前，所有市场中的国债都将被美联储通通吃光。当然，早在这之前，回购市场就已经崩溃了。

恐怕伯南克的确是没有事先料到QE会造成回购市场的严重困境，7万亿～9万亿影子货币的扩张不足，足以抵消美联储QE印钞机的效果。如果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的速度吃进国债和两房MBS债券，那么回购市场所面临的内爆压力将与日俱增。

这就是伯南克心急如焚地想在2014年结束QE的真正原因！

在回购市场上，本来玩的就是10个瓶子3个盖的高难度杂技，如果美联储以每月850亿的速度从市场上不断回收“瓶盖”，那1年就会使市场减少1万亿美元的抵押品，考虑到美国三方回购市场的全部抵押资产规模不过2万亿，这样的瓶盖流失速度不可谓不惊人。由于瓶盖的减少，杂技会逐渐变成10个瓶子1个盖，甚至20个瓶子1个盖，杂技的技术难度越来越高，而失手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不要小看回购市场的几万亿抵押品，它们的作用类似于传统银行体系的基础货币，为美国几十万亿的影子银行体系提供着关键的流动性。尽管影子银行体系极其庞大，但却高度依赖市场信心，处于严重拉伸状态下的抵押链条，对交易对手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度敏感。另外，影子银行无法吸纳传统的储蓄，只能依赖金融机构的超短期融资，期限甚至短到隔夜。储蓄汇集了成千上万小储户们的分散资金，而回购融资却是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巨额资金，当市场动荡时，机构的消息更灵通，作出撤资决定的时间更短，资金逃跑的速度更快。

在风平浪静的回购市场中，隔夜回购融资并无大碍，为节省交易成本，借贷双方总是会在第二天继续滚动合约。不过，这是建立在彼此继续信任的基础上，如果融资方突然听到市场上对借钱方的流言四起，第二天就可能会拒绝继续滚动回购合约，借钱的人将立刻陷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当然借钱方可以马上去找新的融资方，但华尔街的坏消息永远比好消息传播得更快，一家机构拒绝回购融资，往往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像躲避瘟神一样关闭融资的大门。1980年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出事的金融机构莫不是始于回购融资的资金链突然断裂。虽然贝尔斯登、雷曼兄弟、MF Global的问题根源在于持有着大量的资产毒垃圾，但危机爆发时最致命的一击都是源于回购市场。

2007年、2008年、2013年回购抵押品打折率的比较图

在2007年正常的回购市场状态下，资产抵押债券（ABS）和优质公司债券的打折率仅为３%～５%，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ABS和垃圾债券的打折率曾高达40%，优质的公司债券的打折率为30%，如此猛烈的打折率跳升，将迫使回购融资方不得不追加巨额的资产，而此时它们的扩张已达极限，要么被迫跳楼甩卖资产，要么资金链断裂导致违约，回购市场的流动性将在顷刻之间完全冻结。

QE持续下去的最终后果，将是回购市场逐步萎缩直至突然冻结，接着发生的就是数十万亿的影子银行体系轰然倒塌！

那股票市场呢？股票繁荣依赖股票回购，股票回购的资金源于债券市场的低利率，债券的低利率靠的是做市商的流动性支持，做市商的运营资金仰仗回购市场，回购市场撞上冰山，股市的资金链也将断裂。

如果说2012年9月伯南克和美联储兴致勃勃地搞QE3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最迟到2013年5月，所有行家都已经看到了在QE这艘“泰坦尼克号”的正前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回购冰山！

5月，伯南克船长准备紧急减速，无奈乘客们玩得正High，丝毫没有觉察到风险，愤怒的玩家们摔锅砸碗，大吵大闹，长期利率突然飙升，回购市场危机骤起，伯南克吓得赶紧改了口。9月，QE号保持原速，方向不变，继续撞向冰山。

伯南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继续QE，前面会撞上回购冰山；退出QE，又会引发利率飙升。就在犹疑不定之间，时间在悄悄地流逝，距离冰山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回购市场是几乎所有欧美金融机构短期资金的命脉，而该市场却完全没有国际统一的法律规范和会计准则，由于回购抵押链条横跨大西洋两岸，远达亚太和世界各地，因此，回购市场的健康问题不仅令美联储寝食难安，就连英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都对此忧心忡忡。





「监管寒流袭来，抵押品短缺恶化」

就在《华尔街日报》开始报道回购市场抵押品不足的同时，早就对此展开调查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也于5月发表了高度关注“优质抵押品”（HQA，High-Quality Collateral）短缺的报告［3］。

BIS一直对欧美日的货币宽松政策表示出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并早已着手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巴塞尔协议Ⅲ》。

这个BIS是什么来头？凭什么它制定的协议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必须遵守？这种世界“银监会”的地位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BIS的来历可不简单，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恩师、乔治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对BIS曾有这样的评价：

金融资本势力有一个极为长远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世界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体制的机制。

这个系统是以封建专制的模式被中央银行家们所控制，他们通过频繁的会议所达成的秘密协议来进行协调。

这个系统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是一家私有的银行，而控制它的中央银行也同样是私有公司。

每个中央银行都致力于通过控制财政贷款、操纵外汇交易、影响国家经济活动水平、在商界领域对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报等方式来控制各自的政府。［4］

BIS的最终目标当然是为了保护国际银行家的整体利益，并跨越主权国家将全世界的银行体系直接纳入自己的管理轨道，以金融力量钳制政府，以货币手段管理世界。为实现这一“立志高远”的目标，就必须坚决杜绝那些短视、贪婪、欺诈和不负责任的金融冒险，严格自律是国际银行家成就其“伟大功业”的前提条件，《巴塞尔协议Ⅲ》正是实现严格自律的具体要求。

一个协议如果没有强制执行力，那就是废纸一张。假如某银行拒绝接受BIS的领导，不执行《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那将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全世界的其他银行将拒绝和“捣蛋鬼”进行金融业务往来。想汇款到其他银行？没有银行敢接收；想在金融市场上回购融资？没有交易对手敢放贷；想给客户发放贷款？你的支票没人要！谁还敢把钱存在这样的银行？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的“捣蛋鬼”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一个国家拒绝执行《巴塞尔协议Ⅲ》呢？那后果就是该国所有的银行都将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这相当于金融制裁，该国的进出口贸易将被迫中断，因为无法进行资金的国际支付和接受；该国的海外投资也将中断，因为海外资金无法进入。没有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一个现代国家能支撑几天？对于小国而言，这如同蹲监狱；对于大国来说，这好比是金融流放。

这就是《巴塞尔协议Ⅲ》真正厉害的地方！一个国家的主权政府必须臣服于它。奎格雷教授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洞察到这一切，控制BIS的极少数人就是全世界真正的主人，他们未经民主选举，也不接受任何监督；既不对选民负责，也不对各国政府负责，这是一种国际社会极为罕见的特殊而绝对的权力！在可预料的将来，这一趋势还会不断增强，这也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终极目标。

绝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不负责任，而是它只对自己负责。如果掌握这一权力的少数人拥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管理甚至会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结果，至少BIS的主人们自认为如此。

在流动性方面，《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银行必须保持足够的优质抵押品，如美国国债，以确保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能够靠变卖资产来维持30天的现金流不致枯竭。仅此一项，就将造成2.3万亿美元的优质抵押品短缺。同时，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又将造成1.6万亿～3.2万亿美元的优质抵押品短缺。另外，由于各国外汇管理和货币政策所掌握的外汇，已从2007年底的6.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0.5万亿美元，官方对优质抵押品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长。这样算下来，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那么优质抵押品的短缺规模将扩大到5.7万亿美元。

这是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那么如果市场面临压力呢？美国财政部估计：优质抵押品的短缺上限将激增到11.2万亿美元！［5］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QE就已经导致优质抵押品面临短缺，高杠杆化的影子银行系统的压力越来越大，《巴塞尔协议Ⅲ》和《多德—法兰克法案》又跳出来争抢优质资产，这将导致回购市场承受更大的压力。

冰山没有消融，反而越来越大！





「影子银行如何杀出重围」

BIS、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都已经看清了影子银行体系中日益尖锐的优质抵押品短缺的困境，但他们的结论又相对乐观，因为他们相信短缺可以靠增加供应来缓解。

所谓优质抵押品，就是在久期、流动性和信用的三维风险中，最靠近核心的那些资产。久期风险（Duration Risk）很容易理解，某人给你打白条借钱，如果他明天就还，风险就较小，而他说要等30年之后才还，你晚上就会失眠；流动性风险是指如果你不想继续持有这张借条，你在市场中是否能够非常容易地转手，而且打折率越小越好；信用风险当然是看借钱的人未来出现资金麻烦的可能性有多高。

优质抵押品就是在久期、流动性和信用三维风险中最靠近核心的资产

在三维风险中，最靠近核心的部分就是现金本身，只要国家还存在，政府没垮台，现金持有多久都不怕，拿出来谁都抢，也没有违约的问题；10年期国债在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上仅比现金稍差一点，但持有时间太长的风险要比现金高；优质公司债券（IG，Investment Grade Bond）又比国债风险高，ABS（资产抵押债券）比公司债券更差一些。

在美国财政部的定义中，优质抵押品包括：现金、国债、政府机构债、两房MBS债券。有人会问，现金也算抵押品吗？当然算，现金买东西可以理解为“以现金为抵押，借回某件物品，回购期限是无限长，回购利率为零，打折率也为零”的回购协议。从这个意义上看，QE不过是将现金这种优质抵押品与另一种优质抵押品国债进行了互换。现金可以在传统银行中创造货币，而国债能够在影子银行中创造货币。因此，QE的本质是用传统货币创造“置换”了影子货币创造，但效果并不理想。

从理论上说，优质抵押品能够大量增加，不过就是大搞财政赤字增发更多国债而已，还可以推高房地产价格增加MBS供应，只要主权信用可以无限透支，优质抵押品就能无限增长。因此，BIS认为优质抵押品不存在绝对短缺，只有区域或局部紧张的问题。

问题在于，金融上的优质资产，并不等于经济真实上的优质资产。国债之所以是优质资产，那是因为它是以全民税收的现金流做抵押，而税收现金流的来源，只能是由实体经济活动自身所产生，归根结底是公司运营和私人消费共同创造了优良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因此，一个国家优质抵押品的真正创造者不是政府，而是私人经济部门所形成的优质资产。

但是，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公司并不会将廉价获得的资金投入创造优良资产的活动中，而是转而投向赚快钱的金融活动，这体现为公司资本性支出的萎缩和整个经济体的“资产老龄化”。如果将国家看作一家公司，现在的情况是这家公司的现金流增速正在萎缩，而公司的CEO却大举负债投资没有现金流的资产，如毕加索或凡?高的油画，然后在会计做账时不断调高油画的估值，从100万调高到1000万，再估价到1个亿。虽然从账面上看，总资产在快速增值，并始终超过总负债，但日益萎缩的现金流，却被越来越沉重的负债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公司必须不断调高油画估值并将其打包成债券，向其他公司抵押融资来维持正常的运营资金。这样的公司资产总值再高，能说明它的信用越来越好吗？

主权信用就像一张信用卡，它自有其内在的信用额度，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信用卡总有刷爆的那一天，“欧猪债券”就是最新的例证。

美国财政部和BIS的优质抵押品无限供应论，其实是假设美国国债拥有无限的透支额度，这个前提本身就是市场逻辑的断裂点。

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国政府必须赤字，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赤字，因为没有赤字哪来的国债？没有国债，哪来的优质抵押品？没有优质抵押品，如何承受得起影子银行体系数十万亿的沉重身躯？

影子银行在QE和监管高压的两面夹击之下，如何突出重围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循环使用”优质抵押品，但“环保绿色”的转抵押却被《巴塞尔协议Ⅲ》卡得很死，美国的法律框架也不容易突破，这条路荆棘丛生。

还有一条路就是美联储退出QE，缓解优质抵押品的供应压力，但伯南克还在犹豫这样干的后果，抵押品是多了，但长期债券却没人要了，美联储必须慎之又慎，虽然最终必须放弃QE，但这并不是由于经济或就业的原因，而且时机选择至关重要，最好能够实现既退出了QE，而长期利率却没有失控。市场“预期管理”、经济数据、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军事危机等手段必须综合使用，这样的机会需要耐心等待。

关键是别人能等，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影子银行等不起。

《巴塞尔协议Ⅲ》要是把影子银行给逼急了，它们就只有冒更大的风险，大规模进行“垃圾债的奇幻漂流”，将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主权基金账上“闲置”的美国国债给“置换”出来，再把垃圾债券和其他资产毒垃圾“填充”回去，既满足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又获得了优质抵押品，关键是从账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妥的变化。与市场上金融玩家强烈的创新欲望相比，监管永远都会反应迟钝。

在市场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之下，影子银行将会发生裂变！

更加冒险同时又更加隐蔽的“资产置换”，很可能会大行其道，迅猛扩张。这是影子银行的一条生路，却是世界金融稳定的一条绝路！





「扭曲利率，美联储既当裁判员又当守门员」

2013年5月突然发作的利率飙升，让美联储心惊肉跳，一向牢牢在握的利率市场怎么会濒临失控呢？

美联储对短期利率具有直接的控制力，如通过联邦基金（Fed Fund）的利率设定和公开市场操作，就能将短期利率“固定”在政策目标附近。什么是联邦基金呢？其实就是传统银行创造货币的准备金，它们或者放在自家的金库里，或者存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许多地区性银行吸纳了储户的存款后，却找不到足够多和足够靠谱的贷款人，因而货币创造的潜力没有完全释放，而多余的准备金只能闲置在账户上。但是，另外一些大银行的渠道多，放贷的机会更多，然而准备金不足却制约了他们创造货币的能力。以有余补不足，在美联储的协调下，各个银行可以在货币市场中“买卖”多余的准备金，当钱多时，利息就低；钱少时，利息就高。美联储设定了短期利率目标之后，就通过在货币市场中不断吞吐国债来释放或回收货币，影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直到利率接近设定目标为止，这就是“公开市场”操作。

近年来，美联储越来越强烈地爱上了回购工具。如果市场资金紧张，美联储就与一级交易商们做交易，美联储让交易商以债券为抵押借钱，即“压券放贷”来释放货币，缓解市场资金短缺的压力；当资金过剩时，美联储就反过来“出券收钱”，将自己的债券抵押出去，把交易商手中的货币“借回来”，从而实现收缩市场资金的目的。

回购最大的优点是超灵活和超短期，钱券互换可以短到只有隔夜，一天之后，钱券各归原主，一切恢复原状。如果预期效果不理想，第二天可以逐渐加码，直到满意为止。回购操作为美联储提供了强大、精准、高效、副作用少的新式武器，对货币市场的管理更加灵活。

短期利率好办，控制长期利率就麻烦多了。在回购市场中，最长的回购也不会超过一年，现在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谁会将债券抵押30年来融资呢？况且大多数债券的寿命也不可能有这么长。

那么美联储能不能直接买进长期债券呢？这就是QE的操作了，属于典型的价格控制，明显违反了利率市场化的基本精神，既然资金的长期供求应由市场决定，中央银行怎能强行介入？更何况强行介入长期利率市场，等于把央行置于风险承担者的地位，而不再是风险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更明确地说，QE和“扭曲操作”更本质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印钞，而是直接控制长期利率的趋势。

什么又是“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呢？当然是为了“扭曲”利率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就是收益率曲线。

在债券市场交易中，每时每刻都在形成债券价格，同时也在形成对应的收益率。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拿着照相机在某一特定时刻，将各种期限的国债品种的收益率拍一张快照，得到的就是该时点国债从1个月到30年的所有品种的收益率曲线。

在美国进行QE和“扭曲操作”的过程中，重点是购买中长期债券，其主要目的在于压低长期利率的趋势。所谓的“扭曲操作”，就是美联储将持有的短期国债抛出，再换回长期国债的操作，体现在收益率曲线上就是长期利率被向下“扭曲”了。

2013年9月与2007年1月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比较

2007年1月，金融市场对即将来到的危机仍然毫无察觉，1个月的超短期国债的收益率竟然与30年国债相近，人们似乎并不担心通胀；从6个月到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路缓步下滑，好像大家对未来流动性即将出现枯竭的危险毫无防范。

2013年9月的收益率曲线与2007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短期收益率从半空被直接按在了地面，这说明了美联储对短期利率强大而直接的控制力，而期限越长的收益率控制起来越费劲。10年期国债被压低了2个百分点，而30年期收益率则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QE与扭曲操作对长期利率的压制还是明显的，但这是以央行3万亿资产负债的膨胀为代价换来的，副作用还包括资产价格再度泡沫化，负债规模持续攀升，赤字问题难以缓解，全球经济资源错配，金融市场严重失衡，实体经济复苏疲软，就业市场萎靡不振。

美联储挽起袖子亲自上阵，不管不顾地一头扎进了长期风险之中，凡是不容易买卖的长期债券一概通吃，只要将长期利率控制在超低的水平，按揭抵押贷款就会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房地产就能起死回生，资产再通胀的美梦就能实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正常的30年按揭贷款利率为8%～9%，而2013年竟然是3%～4%！

美联储现在既当裁判员，又当守门员，只要球跑到后半场，它就挺身而出，手脚并用，连抓带踢地将球弄回前半场。这样一来，“大而不倒”的球员们来了精神，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风险不冒白不冒，快钱不捞白不捞。犯规动作已成常规惯例，欺诈行为更是家常便饭，无非是罚点钱了事。

于是，Libor丑闻、回购欺诈、欧债作假、石油舞弊、金银操纵、外汇捣鬼、“伦敦鲸”违规、利率掉期坑人，在所有能够被称之为市场的领域，莫不见操纵的黑手，在所有黑手后面，莫不是“大而不倒”的身影。





「利率火山，资产泡沫的终极杀手」

如果说QE继续向前将撞上回购冰山的话，那么QE向后退就会触发利率火山！

回购市场正在面临着QE的致命挤压，如果2014年QE再不退出的话，市场上的国债将被美联储收走45%，MBS被挤压的状况更甚于国债，回购市场的抵押品将面临枯竭，因此美联储不得不在短期内终止QE。

如果在2014年完全退出QE，伯南克声称基准利率暂时不动，2015年可能才开始加息，2016年年底预期的基准利率仅为温和的2%～2.5%。这样低的基准利率似乎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负面作用。

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

从量化宽松到正常状态，利率将出现600个

基点（6个百分点）的大幅飙升

美联储的购债行动虽然主要目标是压制长期利率，但对短期利率的影响力也不容低估。尽管市场的计算方法不同，但普遍接受的看法是，美联储每年80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对GDP的影响力，相当于基准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量化宽松至2013年的总购债规模，相当于基准利率降低了3.7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尽管短期利率为0～0.25%，而实际的经济效果却相当于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了-3.7%！

设想一下，当美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在未来几年中，面临从-3.7%到2%～2.5%的短期利率“重设”过程，这将是高达600个基点（100个基点=1个百分点）的飙升！

关于购债对利率的影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美联储宣布购债规模时，利率就已经相应完成了变化，未来减少购债规模并不会影响利率，美联储持有的“静态资产规模”决定了利率水平，即“存量”决定利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每月购债的“流量”对利率的影响更重要，即“流量”决定利率。其实，如果观察5月以来利率剧烈的变化情况就会发现，美联储的“存量”和“流量”都没变，变的是人心！更准确地说，“流量预期”发生变化同样可以严重影响利率水平！

在中长期利率趋势上，美联储的退出将造成每月850亿美元的中长期债券购买资金的短缺，美联储本来就是国债和两房MBS债券的最大买家，它要是撤了，市场中的其他买家又怎会继续“抬轿子”？美联储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力本来就较弱，市场对美联储退出后的“预期”会更加惊恐，长期利率的飙升幅度很可能会远超过短期利率。

国会每年一度的债务上限争吵就像是马戏团表演一样滑稽而有趣，债务上限敢不提高吗？预算能不赤字吗？美国的债务规模已远非20世纪90年代所能比，60万亿美元的传统负债+影子负债，已经高达GDP的370%，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经济体的现金流压力就会增加至少6000亿美元，如果遭遇的是600个基点的利率“重设”，现金流将承受至少3万亿～4万亿美元的压力，接近GDP的20%，远超财政收入！经济复苏的事就不要想了，还是准备拯救另一场金融危机吧。

超低利率的政策，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是致命的核心利益！

为什么美国痛恨黄金价格上涨？因为金价代表着全世界对未来通胀的预期，金价飙升将改变市场对资金成本的评估，放贷人会要求更高的利息来弥补通胀的损失，因此金价直接影响了对利率趋势的预期。反过来也一样，利率飙升也会改变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从而改变对金价的估值。

美国当然希望一个永远超低利率的环境，这样资产泡沫就可以无限膨胀下去，正如2008年人们渴望房价永远上涨一样，心情可以理解，但最终总得面对现实。无论如何，美联储必须尽快退出QE，代价将是利率飙升。

如果控制不好，利率飙升将变成利率火山，这又将引爆一个更大的危机。





「利率掉期，纽约人伤不起」

当你开车从新泽西州来到曼哈顿的入口时，前面就是长达1.5英里的林肯隧道了，在交费时你会被吓一跳：2012年底，过路费突然涨到了$13，比过去增加了50%；当你来到曼哈顿，满腹抱怨地跳上地铁，你发现单程票价变成了$2.5，比金融危机前涨了60%；当你终于住进了宾馆，拧开水龙头想洗把脸，却发现上午居然停水，打电话到前台询问，得到的回复是供水管道在检修，而他们人手不够。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

纽约的市政服务出现的资金困窘，并不是由于大规模新建基础设施或大范围提高工资待遇所造成的，而是纽约市政当局掉进了鲜为人知的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的陷阱。

在正常情况下，州和地方政府借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道路、桥梁、隧道、学校、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然后通过地方税收来还本付息。由于这些项目时间跨度长、费用高，地方政府在发行债券时往往选择20年～30年的期限。在发行长期债券时，政府可以选择固定利息，也可以选择浮动利息。固定利息债券的好处是利率波动的风险可控，费用的预算可知；缺点是发行的利率比市场利率略高，因此总成本较大。而浮动利息债券发行时的成本较低，但利率市场的波动可能造成政府未来利息支付意外地猛涨。

这时，银行敏感地发现了客户的需求，它向政府兜售一种“两全其美”的选择，既让政府在发行长期债券时享受较低的浮动利率，又能保证未来的利率波动被“锁定”。银行推销的选择听起来就像是免费的午餐，当然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政府却信以为真。

地方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的利率仍然是浮动的，但银行愿意与政府另签一个协议，政府承诺向银行支付债券融资总额的一个固定利息，而银行承诺向政府支付浮动的利息。用行话说，就是政府以固定的现金流，交换银行的浮动现金流，这就是所谓的利率掉期。

政府与银行间的利率掉期

利率掉期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利率保险，政府的市政债券期限长达20年～30年，而利率每天都在波动，有时甚至是剧烈波动，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将给市政债的利息支付造成很大的困扰和风险，为了避免这一风险，银行向政府推销一种利率保险，如果利率在某个水平之内，例如6.07%，这是政府愿意承受的利息风险；低于这个值，政府向银行支付6.07%市场利率的差额，作为利率的保险费；而超出6.07%以上的部分，则收取银行的赔偿金。于是，2007年12月，纽约市交通局（MTA）买下了6.07%的利率保险。

政府觉得可以从此睡上安稳觉，在正常情况下，市政债的市场利率应当浮动在5%上下，政府大约每年支付1%左右的保险费，换来的却是20年的踏实，如果利率涨到了8%，那还可以每年净赚近2%的银行赔偿金。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赌利率会上涨，而银行赌利率会下跌。

如果纽约市政府真正了解美联储的思路，就绝不应该赌利率上涨，因为利率是美国金融资产最重要的定价基础，如果大幅上涨，就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大熊市，这绝非美联储想看到的。长期的利率飙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那就是美联储失去了控制利率的能力。大银行们对此早已心知肚明，过去的30年里，在美联储的纵容之下，利率水平不断走低，资产泡沫越来越大。

银行不仅首先赚了一大笔债券承销费，而且很快就天天吃上了免费的午餐，而纽约市政府的噩梦却夜夜不断。

2008年，华尔街的大银行们制造了金融危机，联邦政府为拯救它们将利率降到了接近于零，结果纽约市政府被迫持续向银行支付固定的6.07%，而银行向政府支付的却越来越少。2007年银行支付3.36%，2008年降到了0.7%，2009年更减少到0.09%，结果银行净赚了6.06%。这仅仅是MTA数十个利率掉期合约中的一个。自2000—2011年，纽约交通局已经累计向银行支付了6.58亿美元，损失还在继续。

Table 5Interest Rates & Net Monthly Costs on MTA’s 2000CD Swap Deal

DateMTA’s FixedRateBank’sVariable RateMTAPayments toBankBank Paymentsto MTANet MonthlyCost to MTA

Dec.20076.070%3.36%$1，017.130$563.024$454.106

Dec.20086.070%0.70%$954.002$110.017$843.985

Dec.20096.070%0.09%$633.809$9.398$624.411

对于所有希望锁定利率成本的债券发行人而言，利率保险不仅导致了巨额亏损，而且浮动的债券利息还得照常支付。发债人希望与银行一起获得双赢，结果却是自己遭到了“双输”。

不要忘记，利率掉期只是债券发行之外的另一份协议，原来正常的债券浮动利息的支付条款仍然有效。非常不幸，当发债方看错利率趋势时，发债方必须支付两项利息，一项是正常的债券浮动利息，这是付给债权人的；另一项才是付给银行昂贵的利率保险费用。

利率掉期的浮动利率标准，依据的是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利率，而长期债券的浮动利率可能与其他利率挂钩，如3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当LIBOR利率掉到0.1%时，长期债券的浮动利率虽然也下滑了，但仍然远比LIBOR高，如3.5%。如果发债方与银行的利率掉期当初锁定在6.07%，那么现在发债方必须要支付两笔费用：首先是付给银行的利率保险费5.97%（6.07%-0.1%），然后再向债券投资人支付利息3.5%，发债方的融资成本变成了9.4%！在一个长期债券利息仅为3.5%的环境中，却不得不承受9.4%的巨额融资成本，想起来就让人吐血。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不仅获得了联邦政府上万亿美元的救助，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获得纽约市每年2.36亿美元的利息补贴，而纽约市要想摆脱利率掉期的“金手铐”，赎身价竟然高达14亿美元！纽约市想还价，银行回答，没办法，合约中未来若干年的现金流就值这么多。

注意，纽约市不仅为承销债券已经向银行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费用，现在每年还要被迫倒贴给银行巨额“赔款”，这些钱都是纽约市居民的税收，他们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时已经被剪过一次羊毛了，而现在居然又被剪第二次羊毛，而且还要持续被剪很多年。现在理解为什么纽约人要占领华尔街了吧！

更气人的是，如果华尔街的银行倒闭了，纽约市政府居然还要为终止利率掉期合约出“殡葬费”。因为利率掉期需要第三方担保，即便纽约市没有违约，但假如第三方出事，导致合约终止，纽约市仍欠银行的钱。例如，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时，纽约市交通局被迫缴纳940万美元以结束两个利率掉期合约。

纽约州和纽约市与华尔街签订了86个利率掉期合约，涉及金额高达106亿美元，除了交通部门，还有公共图书馆、水务管理局、工业发展局等机构，合约有效期平均长达17年，有的甚至到2036年。

纽约市政府本该花在基础设施维护上的资金，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华尔街的口袋，羊毛最终还是要出在羊身上。于是，1800多人被解雇，林肯隧道涨价了，地铁涨价了，公共汽车减少了，市政预算缩水了，宾馆停水了，整个纽约市的服务质量恶化了。

如果说利率掉期给纽约造成的财政困难已属十分不幸，那底特律的命运简直就是糟透了。





「底特律破产案背后的利率掉期黑手」

2013年7月18日，素有“汽车之城”美誉的底特律市负债超过180亿美元，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的最大城市。

2013年7月18日，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宣布破产

城市也能破产？是的，当城市财政恶化而无力回天时，破产也是一种选择。

底特律并非毫无财政收入，或现金流完全中断，而是无法按时支付所欠债务的本息，同时在可预见的将来，丧失了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城市仍然能够准时支付它的账单，那么破产法院的法官将会根据该城市当前财务状况的可持续性，来判断是否同意破产申请。

底特律要是破产了，那180亿美元的债务谁来还呢？答案很简单：没人还。债权人将变卖市政资产，瓜分所剩余的价值。谁又是债权人呢？凡是底特律市政府曾答应付钱而没给的人都算，其总数多达10万人，其中包括2万名退休人员，他们的退休金被严重削减。另外，银行、债券持有者、债券担保人等也是债权人。

虽然人生而平等，但债权人却不然。凡是有资产抵押（如建筑、收入担保）的债权人，不仅可以继续享受底特律的债务支付，而且还能直接拥有或变卖被抵押的资产。其他债权人，除非特殊情况，大家只能捺着性子等待破产法院的决定，在此期间，一分钱也拿不到。虽然底特律的市政设施未必值钱，但艺术博物馆里却藏有价值30亿美元的油画、艺术品和各类奇珍异宝，要是把债权人逼急了，这些恐怕都要拍卖。

一个曾经傲视全球的汽车之都，一个曾是美国工业象征的伟大城市，如何破落到今天这样的惨状呢？

其根源还是美国1971年废除金本位以来，劣币驱逐实业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空心化的潮流横扫美国东西海岸，优质的、能够创造稳定现金流的实业资产不断向海外转移，而新增的优良资产无法补偿流失所造成的经济伤害，结果就是负债的不断累积和恶化。底特律正是美国铁锈经济衰落带的突出代表。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负债，就是2005年底特律借的14亿美元新债，政府试图用这笔钱拯救两个严重缩水的退休金账户，市政退休人员的工资已被严重削减，再不解决将引发严重后果。

借新债还旧债本是一条错误之路，结果错上加错的是这14亿美元居然也与银行签下了一系列致命的利率掉期合约，这些银行包括美林和UBS。金融危机后，这些合约不仅造成底特律每年惊人的负现金流，而且变成了巨额的负资产！2009年，底特律的信用被降级，自动触发了利率掉期的合约终止，底特律将被迫向银行缴纳数亿美元的强制性“赎身费”。

早已山穷水尽的底特律，根本拿不出这笔巨额资金，它只能向美林和UBS苦苦哀求。此时，银行赚钱都赚红了眼，如此一条大鱼岂能让它轻易脱钩，于是提出它们可以借钱给底特律“赎身”，但条件是底特律必须抵押财政税收。走投无路的底特律只能乖乖地答应下来，这下就更惨了，底特律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一个更大的火坑。经过这一交易，美林和UBS从本来无抵押的普通债主，一跃升级为有财政收入抵押的高级债主，不仅享有破产期间持续的债务支付，而且还可以优先瓜分优良资产。

美林和UBS这一手玩得太狠了，底特律原先的债务一分钱没减少，反而丢了财政税收的抵押权。

到2013年6月一算账，吓了所有人一大跳，原先的14亿美元债务，居然剧烈膨胀到27亿美元，几乎翻了一倍！其中，7.7亿美元直接源于终止利率掉期合约的“赎身费”，远超过5亿美元的利息总支出！而要偿还这笔新债，加上退休金等必要支出，这些开支已吃掉了底特律直到2017年收入的65%！

底特律终于被逼上了绝路。

美林和UBS恐怕也觉得自己干得不太地道，参与破产谈判的银行代表承认：“不错，这是我们的钱，但没有人想当那家银行，因为是它逼迫一个美国的伟大城市陷入了破产。”［6］





「从利率掉期到利率“掉阱”」

利率掉期的受害者除了地方政府，还有学校和医院。

马里兰大学医疗系统（UMMS）的运营资金中有58%源于当地居民的税收，但却欠下了1.8亿美元的债务，而且不幸的是，这些债务同样与银行签下了利率掉期合约。与纽约市政府一样，马里兰大学赌错了利率变化的方向，陷入了利率掉期的陷阱。

由于对赌利率错得太离谱，利率掉期合约成了马大医疗系统的一项巨大的负债，这就暴露出另一个大问题，利率掉期的对赌合约需要抵押资产，当利率持续下跌时，马大医疗系统的对赌合约的价值迅速缩水，抵押资产不够了。作为对赌方的银行要求立刻追加抵押资产，结果马大医疗系统被迫冻结了9300万美元的资产，这对于年收入仅7000万美元的机构而言，可谓是致命的打击。每年倒赔几百万的利息已是倒霉透顶，再冻结9300万的资产就更是雪上加霜，马大医疗系统的现金流面临灭顶之灾。此时，评级机构开始严重关注马大医疗系统的资产负债表，一旦信用被降级，马大医疗系统的融资成本将更高，资产被冻结得会更多，而这又将造成更严重的现金流恶化。

马大医疗系统在马里兰州运营着11家医院，雇员5000多人，在资产冻结和现金流短缺的压力之下，被迫大量裁减医护人员，削减正常的医疗费用支出。在一个大部分资金依靠居民税收的医疗系统中，当病人需要医生、护士、药品和医疗器械时，这些救命的资金却流进了银行的腰包。马大医疗系统想终止利率掉期也可以，只要赔偿银行1.83亿美元的现金就行，这几乎相当于该系统的全部负债，医疗系统除了宣布破产之外，别想逃出利率掉期的魔掌。

不仅马里兰大学的医疗系统中了招，掉进陷阱的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疗系统，以及500多家各类型的医院。

马里兰大学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利率掉期的坑里，霍普金斯大学财大气粗，虽然损失比马大更严重，但还能挺过去。最令人吃惊的是哈佛大学，2009年差点被利率掉期对赌的巨亏整得资金链断裂。

坐拥30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堪称是全世界最富的大学之一，2009年却突然发现对赌的利率掉期合约输得一塌糊涂，如果不是壮士断腕，以认赔5亿美元果断地结束利率掉期，后果将更加严重。其实，在特定的情况下，总资产的规模并不重要，关键是现金流，一旦现金流断裂，债权人可以立刻把你送到破产法庭上。当时哈佛大学的CFO想起利率掉期就后怕：“当进入秋季，我们面临一些严峻的流动性管理问题，掉期交易对抵押资产的冻结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2005年哈佛大学雄心勃勃地准备扩建校园，为此发行了数十亿美元的浮动利息债券，为了锁定利率风险，在2005年6月30日与银行签订了高达37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合约。而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正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继任者中，一度呼声最高的萨默斯。更有意思的是，萨默斯在20世纪90年代执掌美国财政部时，正是极力主张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主力干将，他认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早已过时，金融衍生品也用不着政府监管，相信市场自律就万事大吉了。

就在萨默斯眼皮底下签署的利率掉期合约，也正是差点导致哈佛大学资金链断裂的元凶。如果萨默斯在其离任的2006年年底终止这项利率掉期合约，也就不会有2009年5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巨亏。

萨默斯对金融市场的判断力由此可见一斑。





「Libor的由来」

由于利率掉期合约中的浮动利率通常与Libor挂钩，而银行获得的净利润，是它所获得固定利息与它支付的浮动利息之差，因此对于银行而言，Libor利率越低，它们净赚得越多，这就是大银行联手操纵Libor的利益动机。

这个Libor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要参照它的利率来做生意？Libor利率难道比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的影响力还要大？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探究明白Libor的来历。

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就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它最早的起源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正是风起云涌的欧洲美元崛起的时代。“二战”以后，欧洲逐步从一片废墟上重新崛起，在对美贸易中顺差越来越大，而美国却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美军备与航天竞赛、维护全球军事霸权，以及国内的大社会计划等原因，导致了财政开支过大，最后只有靠印钞机来解决问题。

到60年代，欧洲各国的美元巨额顺差、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美元投资、苏联、东欧和中东石油出口国的美元储蓄、美军在海外基地的美元军费支出，都汇集在欧洲的金融市场。海外美元的总规模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元已从稀缺到过剩，这些“闲置”的所谓欧洲美元，亟待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60年代的欧洲，处于一种尖锐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是过剩的美元，另一方面却是割裂的金融市场。跨国贷款和投资相当稀有，外汇和资金流动阻碍重重，公司的一切金融业务通常都由本国的银行一手打理。为什么欧洲美元不回流美国呢？因为美国的金融管制更严格，而伦敦正在致力于重新成为金融中心，对欧洲美元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当西格蒙德?沃伯格在伦敦首创了欧洲美元债券的概念后，大量的欧洲美元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向金融高度自由的伦敦城，各种美元计价的债券如雨后春笋般地“野蛮生长”起来。

不过，这些美元计价的债券有个缺点，就是融资规模不大，通常不过2000万美元，而投资银行收取的承销费却往往高达2.5%，原因就是欧洲大陆的美元要翻山跨海来到伦敦并不容易，标准化的债券需要非常低廉的资金调动成本才能将规模做大，显然割裂的金融市场和外汇管制限制了大规模的美元跨境。

这一困境引发了另一个金融高手的关注，他就是号称“Libor之父”的米诺斯?隆班纳科斯（Minos Zombanakis）。

20世纪60年代米诺斯在汉诺威制造（Manufacturers Hanover）的罗马分号工作，汉诺威制造可不是一家工厂，而是纽约银行业的一家百年老店，1913年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创始股东之一，曾持有高达7%的股份。在70年代美国最主要的130家公司的董事席位中，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后来，汉诺威制造并入了摩根大通。米诺斯对欧洲美元债券的巨大成功印象深刻，但也发现了其中的要害，如何才能突破债券融资规模偏小的制约呢？

米诺斯的计划是通过建立大型银团，来创造一个类似“欧洲美元债券”的“欧洲美元贷款”的全新概念！他坚信，大规模的美元贷款，可以更好地满足大公司和主权政府的融资需求。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大胆创新的投资银行，米诺斯说服了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其中包括罗斯柴尔德银行，并获得了英格兰银行的首肯，在1969年开始了划时代的探索。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贷款期限问题，大额资金需求者更偏向5年或更长时间的贷款，而当时的商业银行既没有如此长期的储蓄者，更没有意愿考虑这样长期的贷款。

第二个困难就是贷款规模，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单独承受大额贷款的风险。因此，米诺斯的计划是成立银团，由一家银行领头负责管理，另一家银行负责执行，对内统一贷款条件，对外统一宣传推广。

为了解决贷款期限过长的难题，米诺斯创造性地让银团成员承诺一种连续滚动的短期贷款，如3个月或6个月，这些短期贷款可以由同期限的短期储蓄来匹配，每到期末进行利率调整。于是，米诺斯制定了一个操作流程，他让银团的成员银行在短期贷款到期之前的两天，向执行银行报告它当前的融资成本，然后加权平均精确到1/8个百分点，这个利率再加上银行的利润点数，就形成了下一个短期贷款的利率。

这就是Libor利率的由来。

米诺斯的创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个月之内就推出了数亿美元的“欧洲美元贷款”，其他银行纷纷效仿，到70年代初，“欧洲美元贷款”的市场规模已高达每年数十亿美元，数百家银行成为这个新市场的积极参与者。

米诺斯的短期利率定价理念被广为传播，在东京变成了Tibor，在欧洲演化为Euribor，在新加坡是Sibor，到上海叫Shibor。伦敦的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Association）在80年代将其定名为Libor，从此成为全世界海外美元的利率定价标准。

由于美元发行量中2/3都流向了海外，因此，Libor对美元利率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联储，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美元的供求关系。Libor的利率水平一般要略高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成为观察全球美元动向的关键窗口。当Libor严重高于美国基准利率时，说明银行之间的不信任程度正变得越来越大，这往往就是危机的先兆。

Libor有10种主要货币的15种期限的利率报价，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月期限的美元Libor报价。18家银行每天上午11点公布它们愿意进行拆借的利率，除掉最高和最低的4个报价，剩余的10家报价的平均值就是当天的Libor定价。

米诺斯做梦也想不到，他为解决银团内部管理问题所提出的利率标准，现在早已超出了银行之间的拆借范畴，全球数十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贷款、各类债券、商业票据、信用卡，甚至石油、黄金、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都与Libor挂钩，而数百万亿的利率掉期市场更与Libor息息相关。

在米诺斯的时代，并不存在操纵Libor利率的事情，不是当年的诚信比现代更靠谱，而是缺少操纵的动机。那时的Libor仅仅用来估算提供“欧洲美元贷款”的银团内部的利率成本，并不涉及其他金融领域参照其指标的问题。而现在的Libor利率，据英国《经济学家》估算，关系到总价值高达80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资产定价。

谁要在这个市场做手脚，0.1个基点的波动都会制造出数百万美元的可观盈利！

Libor本身就天然存在着明显的漏洞。首先，18家银行的报价是基于自身的“估算”，而非彼此之间的真实交易，这就失去了任何可以追究的“凭据”。就连伦敦的黄金定价体系也比Libor要靠谱，金价毕竟是5大金商的客户彼此交易出来的。准确地说，Libor不是一个真实的市场价格，而是18个银行坐在一起“想象”出来的价格。既然是比赛想象力，每一家参与银行都有说谎的强烈动机，因为当天的利率计算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自己的盈亏，甚至是引发对他们相当致命的信用猜疑。Libor机制给予参与银行作假的动机，也创造了它们作假的条件。

剩下的问题只是它们将疯狂到什么程度。





「谁在操纵利率？」

有关Libor被操纵的流言在金融圈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操纵者居然被抓住了无法抵赖的证据。

最早披露Libor操纵问题的是《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4月和5月的几篇报道里，作者质疑了某些银行故意低估它们的借款成本，结果引发了一场壁垒分明的舆论战。英国银行家协会坚信Libor是可信赖的市场指标，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中也是如此；国际清算银行（BIS）声称，“现有数据并不支持那种银行操纵利率并从中获利的假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现，“尽管有些市场参与者和金融媒体怀疑美元Libor定价过程的诚信，但事实表明美元的Libor定价，仍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银行拆借无抵押资金的准确尺度”。

一场官方对官方、媒体对媒体、学术界对学术界的利率操纵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学术界的参战，让利率操纵问题被置于更为严谨，也更为强烈的聚光灯下灼烤。研究表明，银行拥有庞大的与Libor挂钩的资产组合，操纵利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巨额利润。例如，2009年花旗的利率掉期合约的名义价值高达14.2万亿美元，美国银行49.7万亿美元，摩根大通49.3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利率掉期合约，只要风险敞口稍微放大一点，就能在Libor操纵中获得巨额利润。花旗银行在200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承认，如果利率水平每季度下滑0.25个百分点，净利息收入将创造9.36亿美元的惊人利润；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利润将高达19亿美元。

降息怎么会让银行创造如此惊人的收益呢？不要忘记美国成千上万的州、郡县、城市的地方政府、学校、医院、图书馆、自来水公司、交通管理局与银行签订的利率掉期合约，利息下降将迫使他们向银行支付巨额的利率保险金。

其实，官方对Libor被操纵也是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什么秘密。2008年年底，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马文?金（Mervyn King）在向英国国会描述Libor时曾明言：“它（Libor）在许多方面是银行拒绝彼此拆借的利率，而不是任何人愿意实际借贷的利率。”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Libor操纵的问题也是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2008年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文件中提到，“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提供诚实的Libor报价，但是我们却正在做，因为如果我们不干，我们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关注。”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在2008年曾给英格兰银行写过一个备忘录，提醒马文?金关注Libor操纵的问题，但盖特纳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迫使英格兰银行进行实质性调查。在盖特纳发出备忘录几个月之后，一名巴克莱银行的雇员告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Libor仍然是“绝对的垃圾”。

《华尔街日报》对Libor操纵案穷追不舍，2011年3月和2012年2月又放出风来说，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和美国司法部开始进行Libor操纵的刑事犯罪调查。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Libor操纵是发生在伦敦，美国的司法管辖权仅限于美国国内，那美国司法部凭什么能够调查和起诉英国的涉案人员呢？因为Libor利率也是美国的按揭抵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操纵Libor利率违反了美国的国内法律，因此美国司法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和取证。

同样的道理对其他国家也适用，例如国内媒体曾报道，云南昆明市曾有人状告美国的QE政策使美元贬值，损害了他的美元存款的价值，因此将美联储告上了中国的法庭。这项指控显然超出了中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如果原告律师能够找到美元贬值的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而且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的证据，那么这样的指控也能使中国的司法部门有权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显然缺乏国际经验，而中国的经济早已与世界紧密相连，当国外的行为侵害中国国内利益的时候，中国也应该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至少应该从美国对Libor的国际调查中激发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开放，但不少国内的投资人已经通过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基金走向了世界，无论这些基金的资产配置如何，但几乎必然会涉及Libor利率，这些投资人实际上有权向进行Libor操纵的银行进行索赔。

随着Libor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直接证据被发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名交易员承认，他们银行的高级职员经常要求本银行的Libor利率报价人员，提交对本银行有利的利率报价，而且也时常满足一些老关系户所提出的Libor利率的要求，这一切在内部早已司空见惯。更有爆炸力的证据是交易员之间的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其他通信方式所提供的对话内容，操纵利率的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

全世界已有至少10个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开始调查Libor利率操纵的问题，20家全球主要的大银行被点名调查。

Libor操纵案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少数交易员受到刑事诉讼，而大银行不过罚钱了事。难道大银行的高管们不知道交易员在玩弄利率吗？难道他们没有参与其中吗？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却很难抓到这些人的证据。他们可不像那些愚蠢和鲁莽的交易员，会把操纵的字眼露骨地写在短信里，或记录在自己的日历上，他们更有法律意识，更懂得保护自己，也更不容易暴露。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交易员敢肆意操纵Libor，表明银行高层的默许态度；大银行敢为所欲为，因为美联储等央行每天都在公开地操纵利率。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为压制利率，既然当家的老大们都这么干，它们怎么好意思去约束手下的小弟呢？整个事件的败露，都不是由各国央行自行清理门户所引发，而是政府的其他部门介入才获得了突破。

如果说谁是最大的利率操纵者，答案显然不是交易员，他们不过是替罪羊；也不是各大银行，它们最多算是同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率操纵的主谋，正是各国央行，而最大的同谋则是各国政府。

美国政府就是超低利率政策的一个重要获益者，巨额赤字迫切需要降低国债的融资成本。2008年，美国国债不过10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为这些国债支付的平均成本为4.5%，每年的国债利息费用为4510亿美元。2012年，美国国债总额已高达16万亿，联邦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却降为3600亿美元，国债的平均利率降到了2.3%，而标志性的10年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仅为1.75%，甚至比通胀还低。这就要感谢美联储的利率操纵了。

假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2013年9月的2.75%的水平，国债的平均利息将会达到3.6%，总利息支出将超过60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国防与军事的总预算。如果国债的平均利息成本回归2008年4.5%的正常水平，国债利息支出将飞涨到7650亿美元，要知道2012年美国的总税收才2.45万亿，如果仅国债利息支出就占到税收总额的近1/3，那美国的债权人会怎么想？这样的债务还有希望偿还吗？即便美国可以印钞还债，人们对美元的“含金量”，还会剩下多少信心？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是超低利率的坚定支持者。

当然，积极拥护超低利率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还有所有被高负债压得气喘吁吁的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各国政府最初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但随后执行的巨额赤字国策仅仅便宜了银行体系，而无功于实体经济的复苏，最后政府终于沦为银行体系的“人质”，深陷债务陷阱而无法自拔。

美国政府对降低赤字成本的迫切需求，美联储对资产再通胀的迷信，银行体系对巨额利润的强烈欲望，完美地形成了超低利率牢不可破的利益死锁。他们相互利用，联手行动，彼此照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利率操纵已上升为共同纲领，央行负责对利率走势进行“预期干预”和“政策压制”，银行负责“市场干预”和“交易压制”，美国政府则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的紧张、战争危机的烘托和恐怖袭击的渲染，目的只有一个：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世界里，美国国债是唯一的避风港。

Libor操纵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插曲，更低的Libor有利于降低国债融资成本，推高国债价格，也有利于资产再通胀的大局。只是玩得太露骨，到了“不查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超低利率吹起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

人们普遍认为，银行本能地憎恶通货膨胀，偏好较高的利率水平，因为银行是贷款人，它们的根本利益在于保护利息收入。其实，结论正相反，低利率、超级低利率、永久性的超级低利率是银行体系最大的福音。

因为低利率推升了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而银行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货币宽松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资产再通胀，逐步回升的资产价格就像海水涨潮一样，将银行表内和表外所隐藏的烂账暗礁一举淹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平静和碧蓝的海水。普通游人既看不见海面之下嶙峋陡峭的怪石，也感觉不到激烈涌动的暗潮，更发现不了凶猛嗜血的食人鲨。这样的生态环境最适合掠食动物的繁衍。

在低利率的环境里，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比如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低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一个头脑正常的投资人，如果投资10年期国债，他的本钱会被通货膨胀慢慢吃光。同时，国债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这意味着偿还债务的风险正在变大。但是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投资美国国债，因为他知道美联储在不断地收购国债，尽管收益率越来越低，但国债的价格却越来越高，他此时追求的已不再是利息收益，而是价格收益。

投资人不是追求现金流，而是企盼价格不断上涨？这听起来有点像房地产泡沫的感觉。那时候，租金收入可以忽略不计，但房价是永远上涨的，总会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抢走房子。股票泡沫也非常类似，投资人对分红毫无感觉，但绝对相信股价会不断上涨，另一群傻子会争着出高价买走他手中的股票，直到他发现自己才是最后的那个傻子。

增量，而不是存量，决定着价格走势。

利率必须不断地震荡下行，才能既创造波动的行情，又保持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动力。美联储不断地放风喊话制造了起伏的市场，而利率掉期合约则完美地确保了利率下行的趋势。

银行对赌利率走低所签订的利率掉期合约，相当于在市场上做空利率，这与在黄金市场上卖空纸黄金的原理完全一致，卖空黄金的规模越大，金价下行的压力也就越大。

从2007—2012年，利率掉期的名义总值从200万亿美元，翻了一倍达到了近40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这相当于在美联储压制利率的QE杠杆上，又增加了一块沉重的砝码。不仅美国在进行QE，而且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执行类似QE的政策，危机之后的5年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中国央行总共购买了10万亿美元的国债资产。10万亿美元的央行购债与400万亿的利率衍生品的效果相叠加，营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生态，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资产泡沫。

从2007年到2013年年底，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

中国央行的购债总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

在央行购债和利率掉期两种压制利率的方式中，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央行搭台，掉期唱戏。

2013年利率掉期占银行衍生品名义

价值总额的80.5%

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2013年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在极少数大银行手中，4家最大的银行垄断了93%的金融衍生品的名义总价值，它们是：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高盛。利率掉期又在金融衍生品中占据绝对比重，名义价值高达188万亿，占全部衍生品的81%。［7］

可以说，极少数大银行在与全世界对赌利率走势，它们以自己上百万亿美元的风险敞口，押注利率不会上涨，这是何等的自信！仔细想一想，他们的自信也在情理之中。这些大银行对美联储的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正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美联储内部的政策讨论他们有权参与，执行计划的实施更少不了他们的落实，他们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市场先知权，甚至是决策权。所以他们敢于下注豪赌，因为他们就是赌场的老板，他们有权修改赌场的规则。

除了绝对的市场先知权，大银行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大而不倒”的绝对保险系数。它们无论怎样冒险，最终美联储都会兜底，因为它们的生死将关系到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存亡，直接影响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安全。无论是谁在执掌白宫和美联储，都不得不拯救，也不敢不拯救“大而不倒”们。

绝对的市场先知权+绝对的保险系数=绝对的贪婪

这些银行还有什么不敢放胆豪赌的理由呢？

但是，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赌局也有结束的时刻。在一个超低利率所吹起的全球金融巨型泡沫破裂时，灾难的降临将剧烈而残酷。

当人们听到国债收益率的导火索开始咝咝地燃烧时，利率，这座沉睡的火山即将喷发了！





「退出QE是找死，继续QE是等死」

2013年5月，伯南克作了一次危险的实验，他试图通过喊话来测试和评估全球市场对美联储退出QE的反应，结果是灾难性的利率飙升！国债收益率几近失控，债券价值急剧缩水，股票指数大幅下挫，回购市场压力陡增，影子货币极度短缺，新兴市场血流成河。

伯南克终于明白，QE要想全身而退，远比他之前想象的要危险得多，而美联储还远未做好准备以应对利率飙升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不得不在9月的美联储会议上收回成命，硬着头皮继续QE。

QE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制造出超低利率的金融环境，长达5年的资产再通胀使银行体系获利丰厚。然而，凡事有一利则必有一弊，人为压制利率的后果，就是必须面对放开压制之后利率的报复性反弹，压制的力道越大，反弹的破坏力就越强。

从经济效果来看，利率的总体水平比正常状态扭曲了至少800个基点，其中包括零基准利率政策扭曲了至少400个基点，而3万亿的购债规模“贡献”了另外400个基点。5月到9月之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反弹了100个基点，全球金融市场就已经风声鹤唳，8倍于此的利率飙升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伯南克知道，继续推进QE的后果是最终撞上回购冰山，所以他别无选择，迟早必须退出QE，而且宜早不宜迟。

如果作一个模拟退出QE的沙盘演习，那么美联储将不得不经受住三轮利率爆炸的冲击波。

第一轮冲击波，将始自美联储减少长期国债和MBS的购买量，所引发的长期利率的率先飙升。

在国债实质收益率为负或微不足道的情况下，国债之所以被认为是安全的避风港，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人赌的是国债价格将无限上涨，而美联储作为市场中的最大买家，实际上为国债价格铸造了一个“钻石底”。美联储减少购债规模，将意味着“钻石底”的保证没有了，那么投资人将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来弥补其所承受的风险，长期利率水平会出现明显上扬。

这种市场反应，又将被更多的投资者解读为利率上涨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更多的投资人不得不提前应对未来的变局，他们要么开始抛售债券资产，要么动手卖空债券来投机获利。此时，即便美联储仍保持基准利率为零不变，但长债收益率的上涨也会逐步失去控制，进而刺激更多投资者加入抛售和卖空的大军。

长债利率失控，中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也会受到市场心理的传染，尽管程度较轻，但债券市场无法避免整体的利率恐慌。这样一来，持有债券资产的对冲基金、货币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将面临债券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资产损失的沉重压力。在高倍杠杆运作状态之下的对冲基金将陷入极度焦虑的状态，因为它们的资金几乎全部仰仗回购抵押融资，然而突然之间，这些抵押品的价值大幅缩水，做市商或交易商们开始给对冲基金的经理暴打电话，催促追加保证金或更多的抵押资产，走投无路的对冲基金被迫出售所持有的高风险资产以套现减压。当市场上普遍出现这类情况时，金融市场就闹起了“钱荒”。

当若干家杠杆玩得最狠的对冲基金宣布资金链断裂时，市场将爆发风险对家恐惧症，已经被拉伸得过长的回购抵押链条上，处处都是陷阱，环环可能断裂，伦敦成为风声鹤唳的中心，德国、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南美，凡是被回购抵押链条串在一起的地方都会变得人心惶惶。

这不过是第一轮冲击波，肇始于长期利率的失控。

第二轮冲击波将从短期利率飙升引爆。

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并没有也不敢很快提高短期利率，但Libor利率将不受央行控制地发生“膝跳反应”。2008年危机后，英美央行的基准利率很快降到了零，但Libor却一度高达4%以上，与央行基准利率分道扬镳。Libor毕竟是纯市场利率，参与报价的大银行本身也惨遭资产缩水和资金不足的困扰，金融市场的钱荒自然会影响Libor的报价。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严打”的Libor市场，银行再度“顶风作案”的可能性大减，Libor利率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扬。

这下麻烦就升级了！

在高达400万亿的利率掉期合约中，浮动利率基本锁定的都是Libor利率，风险高度集中于几家最大的银行，前些年赚得盆满钵满的大银行现在傻了眼。金融危机之后，利率掉期合约翻了一倍，200万亿新合约自然是以超低利率状态与银行对赌，银行一查账，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老合约的固定现金流正在急剧萎缩，而新合约干脆赔得肝儿疼。风水轮流转，倒霉到自家，更糟糕的是，合约价值变成了“负数”，这将迫使银行“冻结”更多的资产，也就“冻结”了本已短缺的现金流。从前银行欺压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学校、医院的条款，现在反过来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当然，大银行如果足够“狡诈”的话，这样的条件可能是“不平等条约”，仅针对别人，不限制自己，即条款不对等。

如果利率继续飙升，银行脖子上的绞索将越勒越紧。

且慢，不是说银行在美联储超额准备金账户上还有2万亿美元的现金吗？这些闲钱一直趴在那里默默地吃着美联储供应的0.25%的利息。不错，2万亿美元的确“存在”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如果人们认为银行会闲置这样一笔巨款，仅仅为了吃那点类似于施舍的利息的话，那就错得没谱了。这些钱的“身体”还在，但“魂儿”早就飞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这还要感谢回购的会计记账准则，现金与债券同属优质抵押资产，既然债券存在着转抵押链条，现金同样可以。摩根大通在2012年的“伦敦鲸”事件中惨败的60多亿美元，其实就是将“过剩储蓄”转移到伦敦进行赌博的最佳例证，储蓄还在账上，但实际上却输光了。

利率掉期市场出现的崩溃状态，将产生另外一个可怕的效果。利率掉期合约的本质相当于大银行在卖空利率，这一市场如果瓦解，那么压在利率之上的最大的冰川将迅速消融，利率将出现报复性飞涨，从而演变成利率火山的爆发！

不要再看债券的价格了，它们只会让债券投资人脑溢血突发。

第二轮冲击波将引爆利率掉期这颗“氢弹”！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中是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那不过是颗60万亿美元的“原子弹”，而利率掉期的规模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的近7倍，如果利率掉期崩盘，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如同正餐之前的一道凉菜，还不够塞牙缝的。

央行们想再次出手拯救“大而不倒”们时却发现，它们既没有武器，又没有弹药了。央行再印钞票不行吗？不要忘记，正是印钞票导致的这次“氢弹”爆炸，还会有人相信再印能够拯救危机吗？

央行最重要的武器并不是印钞票的权力，而是人们对钞票还有信心。丧失了这一信心，也就失去了权力的意义。1923年德国央行和1949年的中华民国央行，都曾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失去货币信心的后果。

第三轮冲击波恐怕也将从岌岌可危的货币信心上拉开序幕。

既然退出QE存在着如此恐怖的风险，那么继续QE的后果呢？

那就是回购市场中的优质抵押品，被央行一步步地吸干。回购抵押链条上，将出现越来越惊险的“杂技表演”，1个盖子需要盖住5个、10个或20个瓶子。过度拉伸的回购橡皮筋，将蓄积起更加强烈的回缩张力，如果不是突然断裂，就是反弹伤人。当风险对家的恐慌导致回购市场的突然冻结，流动性也将快速干涸。

投资人大量购买国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回购融资，以扩大资产规模，博取更高收益。如果回购市场风险太高，那么国债的需求量也会快速下降，这相当于美联储退出QE所产生的效果，即国债的供过于求，结果同样是利率上扬。同时，做市商无法借助回购融资来保持巨大的债券库存，这将导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下降，正如公司债券市场已经出现的日益恶化的现象。债券好买不好卖，沮丧的投资人必然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来补偿损失，如果翻译过来，依然是利率上扬。

接下去呢？

请跳转回到第一轮冲击波。

货币量化宽松即将走到历史的尽头，而QE却不存在任何安全退出的可能性！

世界面临的要么是另一轮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要么是局部战争和社会动荡，更糟的可能是两者皆有。

叙利亚战争的阴云，不过是一场全球危机的序幕而已，未来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都将是地缘冲突的高危地带。从历史上看，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到了无法缓解之时，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申论」

在一个治安良好的城市，家家户户根本没有必要去安装厚重的防盗门窗。城市的管理者如果将重点放在防盗，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铲除犯罪的温床，那么再昂贵的防盗系统也对付不了偷盗的猖狂。

市场的利率波动，至少存在了五千年，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利率风险始终伴随着文明的进化。对冲利率风险并非是当代特有的问题，工业革命时代、电汽革命时代、宇航革命时代都有利率风险，但直到“欧洲美元”出现之前，人们无须过度担心利率波动。当货币的价值之锚高度稳定，利率波动就掀不起大浪。

当美国废除金本位之后，货币之锚荡然无存，过度的美元超发严重干扰了全世界的货币稳定。利率剧烈波动，汇率大起大伏，金融世界突然失去了良好的治安，结果闹得人人自危，家家户户都搞起了风险对冲，这正是利率掉期、货币互换、信用违约掉期、资产证券化等衍生产品得以生存和扩张的根本原因。金融衍生市场的畸形膨胀，并非经济繁荣的原因，而是货币混乱的结果！

所谓风险对冲，无非就是买保险，世界越是危险，才越需要保险。这哪里是太平盛世的景象，倒像是末日将临的征兆。

风险对冲是需要成本的，如果社会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对冲，这意味整个社会的成本将呈几何级数提高。家家户户都安防盗门，不会增加社会繁荣，只会让防盗门商人乐得合不拢嘴。防盗门商人巴不得社会越乱越好，而城市居民当然渴望安居乐业。

对于一个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大国，金融衍生品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实业支出的保险成本越高，这不是在帮助实业经济，而是在剥削安分守己的人。在这样凶险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良民也会变成刁民，勤劳也将异化为奸诈。

讽刺的是，风险对冲非但没有减少金融风险，反而制造出更具破坏力的金融灾难。





「第五章 风云再起，华尔街炒房团在行动」



房价失血的伤口：止赎房



止赎阻塞，房价企稳



华尔街炒房团，房价逆转的节奏



凤凰城，炒房团牛刀初试



赌城的豪赌



转战南加州



黑石，美国最大的地主



谁是华尔街炒房团的牺牲品？



房地产究竟是苏醒了，还是在梦游？



年轻人的新潮流：搬回家“啃老”去



利率火山将烧着房地产



“租客帝国”的致命陷阱



胜利大逃亡的路线图



逃亡的第二战场：租金抵押证券



申论





「本章导读」

房价反弹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又一“铁证”，真相再次被幻觉和狂热所掩盖。价格之所以能够迷惑绝大多数人，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价格本身，而不去分析形成价格的深层原因。

2012年3月是美国房地产价格反转的拐点，长达6年的房地产熊市终于出现了转机。实现房价逆转的关键因素，就是改变了银行止赎房的供求关系。一方面银行积压了大量止赎案件，减缓了止赎房拍卖对房价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华尔街炒房团开始大举入市，横扫了美国东西海岸五大房地产重灾区的止赎房库存，在数月之内一举扭转了房地产的颓势。

华尔街炒房团以区区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调动了数千亿投机大军，撬动了数十万亿的房地产市场，其动用资金之少，时间之短，成效之大，堪称是以金融手段改变房地产走势的经典战例。

问题在于，金融操纵可以短期改变市场价格，却无力维持长期趋势。决定房地产未来的是年轻一代的潜在购房者，而他们却正在失去梦想的边缘苦苦挣扎。

在利率火山的威胁之下，华尔街炒房团已经开始准备“胜利大逃亡”，在他们的两条撤退路线中，一条已经失败，另一条则刚刚开始尝试。

记住，“租金抵押证券”的概念是否成功，决定了华尔街炒房团能否成功突围！





「房价失血的伤口：止赎房」

2012年1月，正当中国为压不住房价的上涨而一筹莫展之时，美国却在为挡不住房价的下跌而焦虑万分。中国人根本不相信房价可能会下跌，正如2006年的美国人和1989年的日本人一样。

其实，房价下跌的关键是按揭贷款的崩溃，大面积的严重违约迫使银行收回房产进行拍卖，低廉的拍卖价砸垮了房产价格。到目前为止，中国极少发生房产被银行没收拍卖的情况，所以对银行止赎的概念比较淡漠。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当人们通过银行按揭贷款买房时，由于购房者没有其他资产可供抵押，所购买的房产便作为银行的抵押品，直到房贷全部还清，银行才将房产所有权归还给房主。对购房者来说，每月按时偿还房贷，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赎回”自己房产所有权的过程。如果不能及时还款，那么银行就有权中止房主“赎回”产权，并将抵押品进行拍卖，这就是“止赎房”的由来。

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并不愿意持有大量的止赎房产，这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效益上得不偿失，最佳选择是尽快拍卖这些房产，迅速收回资金。止赎房的拍卖价格往往非常低廉，它们大量而集中地涌现在市场中，相当于“四?一二”黄金市场上出现的大规模的猛烈抛售，流量最终决定存量价格。止赎房的砸盘恶化了房产价格的预期，而房价的下跌又加剧了止赎房的涌现，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房价的恶性循环已持续了5年之久。

2012年1月6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兼CEO威廉?杜德利（William C. Dudley），在新泽西银行家协会的经济论坛上忧心忡忡地指出：自2006年房价见顶之后，美国房地产遭受了34%的空前惨跌，房产所有人损失了7.3万亿美元，超过了他们房产净值的一半。新房开工数量从高峰期的每年175万幢，剧减为2009年年初的36万幢，到2012年也仅仅停留在42万幢的水平上。［1］

到2012年初，尽管按揭贷款违约的洪峰期已过，但仍有150万个家庭的房贷出现了90天以上的严重违约，200万个家庭已经处于银行止赎的状态之中。当银行没收房产之后，这些止赎房产被称为REO（Real Estate Owned）。如果情况没有根本改善，那么在2012年和2013年还将有360万幢住宅变成止赎房。

更糟糕的是，美国共有1100万个家庭的房贷总额超过了他们房产的价值，这些“溺水房产”的负债人有强烈的动机“抛弃”他们的房产，随时加入违约大军，这就使银行潜在的止赎房的总量达到了上千万套的规模！

设想一下，银行持有的上千万套的止赎房产，成批量地不断砸向脆弱的房地产市场，美国的房价将难逃再次出现大崩溃的局面，10年之内难以复原。

在经济繁荣时，美国的家庭基本不储蓄，需要消费时，不断升值的房子就是取款机。当经济萧条时，人们连工作都难以保住，实际收入负增长，想放开手脚消费就更难。房子是美国人最主要的家庭财富，如果房价不断下跌，财富效应萎缩，消费拉动经济就是空谈。消费不振则经济萎靡，缺乏经济活动，哪里会有现金流和税收？又如何支撑得住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泡沫？

房价持续下跌正是美国最致命也是最头疼的经济难题，美联储的QE政策实施了两轮，而房价却迟迟不见好转。

压制利率可以轻易带来债券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但多数美国人并不直接拥有股票和债券。金融泡沫对于大量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要远大于正在拼命保住饭碗、奋力维持收支平衡的普通中产阶级，因此股市创新高并不足以刺激持续的消费增长，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又主要流进了金融系统，刺激出更大的影子泡沫，普通的美国人沾不上QE的好处。如此一来，房地产的价格复苏根本指不上早已负债累累、“压力山大”的中产阶级。

到2012年年初，美联储已经清楚地看到，单纯依靠QE印钞和超低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房价下跌的趋势，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用在金融市场上屡试不爽的价格操纵手段。

需要再次强调，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流量价格决定存量价格，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流量价格的预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总存量为1.33亿套，总价值约23万亿美元，每年新房和现房的销售规模为800万套，即流量仅占存量的6%。

在一个房价下滑的市场中，准备开工新建住房的开发商，首先关注的是现房的成交价格，并以此来评判新房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利润率，新房定价其实是被现房交易所左右。而在现房市场中，每年近百万套的止赎房抛售，严重压制了700多万套现房交易的成交价。

如果一个社区的房产均价为25万美元，只要挂出几个拍卖价仅12万美元的银行止赎房，所有的卖房人都会处于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关键是这种价格落差会左右市场预期，导致买家更有耐心，而卖家更迫不及待。

如果说流量决定存量，那止赎房就是流量中的增量，是决定整个房价最关键的“穴位”。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中，到处都是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行家，他们对于市场的各种玩法了然于胸，既然股票、债券、利率、贵金属市场可以人为控制，房地产市场当然也可以从中借鉴。所谓“人为控制”，往好里说叫“管理预期”，往坏里讲就是“操纵预期”。不管是“管理”，还是“操纵”，其基本共同点就是“人为”二字。

想扭转房价预期，关键就在控制止赎房的供需关系，迫使止赎房的价格上涨！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减少止赎房的供应量。





「止赎阻塞，房价企稳」

保住房主不被银行扫地出门，这是减少止赎房供应的第一招。

2009年，美国启动了HAMP（Home Affordable Modification Program）计划，其目的就是让纳税人出钱，让银行得利，让房主继续“套牢”在已成为“溺水资产”的房子里，以延缓房产止赎的发生。HAMP计划完全由银行主导，如果银行评估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好处更多，它就会通知房主重新修改房贷条款，例如以提高贷款总额为代价，略减月供的金额。如果银行觉得政府贴补得不够，它就会决定直接进行止赎和拍卖。

HAMP计划原指望“拯救”400万户深陷“溺水房”沼泽，而已经发生房贷违约的家庭，由于工作效率和标准设定问题，仅处理了120万个家庭重新修改贷款的申请。可悲的是，30.6万个家庭再次陷入违约，还有8.8万个家庭即将违约，总数高达全部参与家庭的33%！而且加入该计划时间越长的家庭越容易违约。从2009年该计划开始执行时就参加的家庭，其违约率高达46%！当这些家庭再度违约时，他们不仅面对更高的负债总额，而且遭到更严重的信用伤害。

到2013年4月底，HAMP计划得到了191亿美元的额度，却仅仅使用了44亿，由于再度违约造成了8.15亿的损失，该计划将延长到2015年。

从效果上看，HAMP计划不像是拯救行动，而更像是一个陷阱。陷入止赎困境的家庭，基本都是由于失去工作而丧失了还款能力，就业市场的极度萎靡导致这些家庭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源，而房贷的总额却大幅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违约率大幅上升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无论HAMP或其他“拯救”行动的最终效果如何，这些政策的执行还是有效地缓解了止赎房迫在眉睫的供应压力，上百万套止赎房的定时炸弹被延迟了爆炸时间。

除了政府干预，银行也延迟了止赎房的进程。

2010年11月，骤然曝光的“机器人代签”事件，使时运多舛的银行丑闻再度升级。银行虽然发放按揭抵押贷款，但却没有人力物力去处理成千上万的收款、催款或向违约人发出止赎通知之类的“杂事”，这些业务通常外包给“服务商”。当欠款人发生违约后，“服务商”的工作量骤然增加，他们仅有的微薄利润很快就被后续止赎流程的巨大工作量所吞噬。服务商的工作人员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法律文件，包括签字和公证等手续。为图方便和节约成本，他们几乎没有看过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仅仅像“机器人”一样地签字，有时甚至在没有证人和公证员的情况下草率完成公证手续，有些文件出现了大量错误。

“机器人代签”事件，掀起了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毕竟房产是“美国梦”的重要基础，当一个家庭即将失去这个梦想的心碎时刻，如此草率的处理方式，让公众对银行的反感情绪更加强烈。银行引发危机在前，“草菅人命”在后，止赎程序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质疑。

要进行止赎，就必须首先确认止赎权，而银行通常是在并未完成止赎权确认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发出了止赎通知，着手驱赶房主，并完成拍卖。律师联合受害人集体控告银行的“程序不合法”，导致了席卷整个美国的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

这场巨大的混乱，使银行的止赎工作陷入了瘫痪，要从上百万个止赎案件中，清理出哪些是手续完备的申请，绝非易事。银行在无法弄清现状的情况下，只得大面积暂停了止赎进程，结果导致了高达250万个止赎案件的积压。

此时，美联储和大银行们都还没有想出扭转房价的妙计，所以他们的心态当然是止赎过程越快越好，以减少银行的损失。

到2012年年初，美国政府和银行达成“机器人代签”案件的妥协后，银行突然发现止赎案件大规模积压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房价下滑趋缓了。

银行终于意识到，止赎就是逆转房价的关键！

美国止赎房供应在2010年11月大幅下降，到2012年持续

萎缩，这是银行刻意积压止赎申请的结果

因此，即便是法律诉讼已经解决，止赎积压的因素都被消除，银行反而对止赎房继续积压着不办，致使止赎拍卖在2012年屡创危机之后的新低。在纽约，止赎过程竟然被拉长到1072天，时间长达3年，是2007年的4.3倍；佛罗里达是858天；加州为接近一年的时间；其他各州情况也大致类似。银行刻意减少止赎房拍卖，导致了房地产投资人只能在更少的供应中去拼抢，从而大幅减轻了止赎房拍卖对房价的剧烈冲击。

当然，银行刻意拉长止赎时间，也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当严重违约后，原房主知道自己将被扫地出门，索性不再向银行继续还贷，而在止赎完成之前，银行也无权驱赶房主。在双方僵持的过程中，银行相当于免费向房主提供住房。

不过，减少止赎房的供应，仅仅能起到减缓房价下跌的作用，还不足以产生房价上涨的动力。要完成房价的逆转，需要强大买盘的介入。

这就是美国房地产最新崛起的买家主力——华尔街炒房团！





「华尔街炒房团，房价逆转的节奏」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在金融市场中同样是真理。金融市场多空双方的博弈与战场上敌我之间的厮杀，都是为了夺取主动权，即改变对战争结局的预期，胜利者摧枯拉朽的气势和失败者兵败如山倒的绝望，都是预期形成了一边倒的后果。

2013年4月12日，华尔街以雷霆万钧之势的抛盘，彻底摧毁了黄金市场多头的抵抗意志就是鲜活的战例。2012年年初，华尔街准备在房地产市场上展开凌厉的大反攻，以图一举改变市场对房价走势的预期，主攻方向就是止赎房这一战略突破口，而主要突击力量正是华尔街战力彪悍的PE、REITs和对冲基金，其中，黑石集团堪称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里的王牌。

房地产大反攻的战略布局早在2011年8月就开始筹划，止赎房审理的积压造成了房价下滑减缓的有利局面。从市场心理的角度看，看空房地产的预期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如果不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反攻，那么将来止赎房的供应还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市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空头力量将不断加强。只有集中力量突然反击，而且强度必须大到足以震撼市场的效果，才有可能摧毁空头的意志，使房价大举反弹。房价走高又会削弱止赎房的供应源头，从根本上逆转房地产的趋势。

2012年2月1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在与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房利美、房地美等机构密切协调之后，向4000多个投资机构发布了房地产大反攻的“总动员令”。

自2011年8月以来，FHFA就一直在筹划吸引私人投资者帮助解决银行止赎房库存的行动计划，2012年2月1日公布了实施细节，总体方针就是：1）消化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的止赎房库存；2）突破口是房地产重灾区；3）欢迎投资机构大批量购买，价格可以极度优惠；4）条件是低价买进后必须持有并出租一定时间。

凡是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基金、公司、投资信托、银行、个人都可以参与这场房地产的“世纪盛宴”，投资者甚至有可能获得两房的贷款来扩大持有规模。资产包的规模大致在500幢～1000幢独立房，两房和FHA的止赎房总规模大约为21万幢，如果每个资产包为1000幢住房，大约需要200个超级投资人认购。

美国房地产Case-Shiller指数，2012年3月房价出现拐点

价格优惠到什么程度呢？1美元的资产，资产包的优惠价格不超过30美分～40美分。也就是一幢20万美元的独立别墅，优惠价不过6万～8万美元。如果每幢房子平均投入1万～2万美元进行整修翻新，转手就可以投入1000美元～1500美元的租房市场，即便是考虑到租房的空置期等因素，投资回报率至少也可以达到14%～20%。在收益率大饥荒的华尔街，这样的好事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在超高收益的刺激之下，以黑石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资机构开始大举杀入止赎房市场。

2月1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发布的房地产大反攻的“总动员令”，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3月，熊气弥漫长达5年之久的美国房地产行业，迎来了奇迹般的大转折。以金融手法操作房地产市场，其效果之显著、反弹之剧烈，远远超出了政策设计者事先的预期。

华尔街究竟是如何逆转乾坤的呢？





「凤凰城，炒房团牛刀初试」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的夏天开始爆裂，房价起先是高空俯冲，继而是震荡下挫，直至2012年年初，房地产都是一个令所有人沮丧的领域。它就像一个缺乏主力大户的股市，在人心涣散、悲观弥漫的恍惚之中蹉跎了近6年之久。

当华尔街雄厚的资金突然而猛烈地杀进房地产市场时，激发出了神奇的“鳗鱼效应”，悲观、疲惫、灰心、慵懒的气氛顿时消失，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投机者们像触电一般活跃起来。华尔街的“鳗鱼”游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开始沸腾。

在美国房地产受伤最重的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南加州、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和亚特兰大（佐治亚州）这五大地区中，华尔街资金首先选择了凤凰城。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2013年租金$1067，房价$12.8万，

止赎房$11.1万，房价最高跌幅57%

凤凰城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大城区的人口430万，甚至超过了首都华盛顿地区。凤凰城还是州政府所在地，另外英特尔的研发中心和芯片生产基地、众多的高新技术和通信公司、阿波罗集团总部、霍尼韦尔的军工引擎生产厂、Luke空军基地，都雇用了大量高薪收入的人群，凤凰城还有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吸引了众多的人才居住。由于冬季的气候温暖，旅游观光和高尔夫产业十分发达。只要有高收入人群，就不愁稳定的租金市场。

凤凰城在金融危机中伤得不轻，银行止赎房的拍卖价比房地产高峰期的价格跌了57%。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一片哀鸿，惨不忍睹。

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有一句名言：当大街上血流成河时，一定要去买资产！

危机，就是危险之中的机会。

在凤凰城最早发现机会的人就是史蒂夫?斯密兹（Steve Schmitz）和他的合伙人。他们在2008年就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美国住宅地产公司”（American Residential Properties），开始用自有资金在凤凰城买进了十几幢银行的止赎房。由于这些房子大都是几年前房地产泡沫时代的产物，房子很新，基本不用维修，并且很快就能租出去。史蒂夫初次得手之后，对“止赎—出租”的商业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搞清楚租户的情况，他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发现这些租户都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夫妻二人加上两个孩子和一条狗，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住房，但对房子的热爱和尽心与其他房主并没有区别。

2010年史蒂夫决定成立REIT（房地产信托）基金，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将“止赎—出租”的商业模式进行大规模复制。所谓的REIT基金，主要是为了规避公司和个人需要双重征税的问题而设立的信托机构，它的利润几乎全部分给投资人，即利润仅仅是“借道”（Pass-through）公司，而直接流入投资人的账户，这样投资人只需交纳个人税，而公司则无须纳税。REIT基金发行的是类似股票的股份，投资人可以方便地进行投资和转让，如果是公开上市的REIT基金，交易就更简单。

传统的房地产市场中，“止赎—出租”模式主要是散户行为，而REIT基金将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资金导入了这一市场，游击队遭遇了正规军，散户很难对抗机构的资金实力，市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

史蒂夫和他的“美国住宅地产公司”被业内公认是“止赎—出租”模式的先驱。从2010年到2012年夏，凤凰城的机构资金占房产销售的比例从15%扩大到26%。［2］

由于凤凰城的经济复苏缓慢，失去房屋的家庭越来越多，导致独栋房市场中用于出租的比例大幅上升，从危机前的8%猛涨到2013年的22%。可供出租的房源大幅增加了，但是竞争却变得更加激烈。

从2012年夏天开始，凤凰城本地的机构投资者，开始面对黑石这样的PE巨无霸，以及华尔街更凶猛的对冲基金的严峻挑战，强龙与地头蛇在凤凰城展开了对抗。到2013年夏，在凤凰城23万幢出租的独栋房中，华尔街资金抢下了11440幢，虽然数量上并不算大，但华尔街带来的“鳗鱼效应”却激活了整个凤凰城的房产市场。

资金的大规模涌入，导致了激烈的抢房大战，房价随之暴涨，投资回报率迅速下滑，到2013年，凤凰城房产投资的出租回报率降到了仅剩5%～6%。止赎房库存已经枯竭，超低价格的房屋不见了踪影。

华尔街炒房团不再留恋凤凰城，他们就像蝗虫一般扑向了西北方向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和南北加州，然后掉头直扑东南沿海的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南北卡罗莱纳，再转进芝加哥、底特律、丹佛、俄亥俄等中西部房地产的重灾区。

赌城拉斯维加斯，租金$1117，房价$10.9万，

止赎房$10.3万，最高跌幅67%





「赌城的豪赌」

2012年年初，华尔街炒房团越过了赌城拉斯维加斯，直接扑向了凤凰城。这是因为尽管赌城的房价跌幅更深，房价也更便宜，但赌城的经济模式过于单一，失业率高达10%。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赌城消费的人数远不如从前，其租金的可持续性比凤凰城更差。

当凤凰城的止赎房供应枯竭，而房价大幅上涨之后，赌城的房价很快就显得低廉得多了。华尔街炒房团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大举进入赌城，到11月黑石也加入了赌城的炒房大军，华尔街在赌城的房地产市场中砸入了80亿美元进行豪赌。

在赌城的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内华达州的立法（Assembly Bill 284）过度保护房主的利益，导致了房屋止赎几乎成为不可能，再严重违约的房屋也很难出现在市场上，人为制造了市场供应短缺的假象。当地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至少有6.4万幢住宅处于空置状态，另外，高达4.5万个家庭的按揭贷款已陷入90天以上的严重违约状态，但在整个赌城房产市场中，仅有8000幢住房挂牌销售。

拉斯维加斯出现了大量房屋空置而无法出售，而现有房产库存却在经历机构投资者疯狂的抢房大战。一位赌城的房产经纪人准备以8.6万美元出售一幢止赎房产，他维修翻新大约用了2万美元，结果广告刚一挂出，就立刻引来了41个竞价者，其中39个是全现金付款。这位经纪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疯狂的抢房阵仗，即便是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也不曾出现过如此之高的现金竞价比例，最终他的房子以13.5万美元成交，比他的预期价格高出一半多。

一边是数万幢空置的止赎房被憋住不让进入市场，另一边是数十亿美元抢夺8000幢稀缺的现房库存，其结果自然是不仅推高了现房价格，而且将购买力导向了新房市场。2013年，拉斯维加斯的新房销售飙升了87%，开工许可数量暴涨了52%。

在华尔街炒房团开始进入赌城市场的2012年下半年里，总共吃进了拉斯维加斯全年房产销售的19%，如果换算下来，在最后几个月里，接近一半的房产被华尔街炒房团一扫而光。在赌城的房产销售总额中，现金支付比例高达60%，在海量资金和集中火力的双重作用之下，2012年赌城的房价同比暴涨了30%。

不过，即便是涨价之后，赌城的房价比危机之前的高峰期仍然低了56%。





「转战南加州」

南加州内陆帝国滨河县，房价$17.2万，止赎房$15.6万，最高跌幅60%

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大都会区的内陆帝国（Inland Empire），人口430万，是南加州第二大的都会区。南加州的气候舒适，四季阳光明媚，冬季气温宜人，并且有独特丰富的自然景色。在这里，人们可以早上到海滩冲浪，然后到迪斯尼乐园游玩，最后到圣贝纳迪诺市雪山滑雪享受宁静。与洛杉矶、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毗邻，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棕榈泉、海滩、沙漠、雪山等各种休闲活动，样样齐全。如此诱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自然吸引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移民者。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内陆帝国不幸成为南加州地区房地产崩盘的中心。

2012年4月，当华尔街炒房团开进南加州时，他们的操作已经逐渐形成了流水线作业。他们组织起模块化的处理方式，每天早上6：30就开始准备当天止赎房拍卖的抢房行动计划，他们拿出华尔街分析股票的干劲，平均每周分析1000幢止赎房的各项条件，几十个液晶显示屏依次排开，浩浩荡荡地展示出华尔街交易室的气派。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选房的标准，既然是投资，就不是追求住房的舒适，而是控制成本，确保租金的稳定。如果房屋带游泳池，这本是正常房子的优势，在炒房团看来却是致命的缺点，因为游泳池需要更高的维护成本，而提高房租却不能覆盖相应的开支，更容易导致难以出租。治安好、学区好、交通便利、靠近商场，这四大标准是招徕租户的不二法门。

根据这些标准，炒房团迅速从拍卖房中筛选出抢购清单，接着流水线就开始隆隆转动起来。实地考察团队立刻动身奔赴房屋现场，面试房主，评估维修翻新的成本；房屋评估团队开始计算各种税费，查询房屋所有权是否干净，例如房主是否还有其他债主有权要求该房屋作为抵押，如果房屋所有权存在其他债主染指的可能，那买房之后还必须偿还其他债主的相关费用；房屋过户后，维修团队立刻跟进，他们需要联系当地的承包商，以最短的时间完成重新粉刷墙壁、更换窗帘、清洗地毯、修剪草坪、厨房翻新等具体事宜；最后，营销团队启动，利用各种渠道发布租房信息，接待租户看房，调查租户背景，并签署合同。

在内陆帝国地区，从2012年年中到2013年年初，52%的止赎房产被华尔街炒房团所席卷，这些房产甚至都没有在市场上公开打广告。华尔街狂抢止赎房的消息不胫而走，造成了当地投资人的恐慌心理，他们原先担心出手买房后，房价会继续下跌，现在则害怕出手晚了就抢不到房子。更恐怖的是当地报纸报道买房者连续递交了200次购房竞价，结果无一成功的故事，这造成了更多贷款买房者的惊恐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到处看房，见房就递竞价书。铺天盖地地抢房风潮将内陆帝国的房价推高了18%～25%。

2012年第3季度，投资者占橙县

房屋总销售的21.7%

在南加州的橙县（Orange County），华尔街炒房团在2012年占据了房屋销售总量的22%，2011年挂牌流通的房子总数为10600幢，而2013年初只剩下3300幢，激烈的抢房心态将房价推高了10%。在橙县的止赎房拍卖市场上，2008年机构投资人占有的比例不超过10%，而2012年华尔街炒房团竟占到了近半壁江山。

以内陆帝国为代表的南加州房价的飙升，并非是因为经济的大幅好转，而是华尔街炒房团营造出的市场“鳗鱼效应”，南加州的实际经济状况却远非乐观。

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对6.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调查数据中，加州多个城市的失业率在2011年之后虽有所降低，但仍在15%左右徘徊，几乎是2008年之前失业率的2倍。虽然2011年和2012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一些工作仅仅是低工资或兼职岗位。虽然经济衰退在2009年就已结束，但南加州很多城市在2012年却变得更穷。加州的贫困比率自2008年至2012年，上升了3.6个百分点。洛杉矶县的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5.5%增加到19.1%，而家庭平均年收入从2008年的$59196降为$53001。

美国西南部的凤凰城、拉斯维加斯和南加州地区，曾是次贷危机的发源地，2012年3月以来，却成为华尔街炒房团最青睐的“投资圣地”，他们席卷了上述三地分别38.6%、48.5%和27.3%的住房销售总量。其中，拉斯维加斯一度最受追捧，在2012年10月的房产销售中，50.2%的买主根本没露面，他们对购买的房子连看都懒得看，直接付钱了事。在全部成交中，高达52.5%是全现金一次性支付。

正如同温州炒房团在中国各省掀起的房价狂涨浪潮一样，华尔街炒房团从2012年年初开始横扫了美国东西海岸和中部地区，所过之处，止赎房库存大幅减少，各地游资闻风而动，抢房大战愈演愈烈，当地房价应声暴涨。

美国以金融市场的手段来操纵房地产市场，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黑石，美国最大的地主」

在华尔街炒房团的阵营之中，黑石集团当仁不让地坐在了头把交椅上。

对于很多PE基金、对冲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而言，炒房就是买进并持有大量便宜的房屋，先持有并出租一段时间，等房价上涨到合适的价位就卖出套现走人。但黑石集团的雄心显然要大得多，它抄底房地产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租客帝国”，将分散在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租房市场整合起来，以工业化的思路批量供应租房的标准化产品。黑石并不打算在房价高涨时卖掉单个的房产，而是试图最终从资本市场上全身而退。

2012年2月，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发布了房价反攻的总动员令，黑石集团在4月成立了自己的“租客帝国”（Invitation Homes），并开始了房地产业史无前例的房屋兼并行动。

黑石原先也曾涉及房地产行业，但却没有直接管理大规模和分散的出租房产的经验，为了获得第一手的信息，黑石一开始就准备由公司内部来打理一切事务。“租客帝国”雇用了上千名全职员工，这对于一家基金而言简直就是庞然大物，除此之外，还锁定了5000多个外包服务商。在进入一个市场时，“帝国”都雇用当地的市场分析人员，组建并购团队负责购买房产的行动，另外还有专门监督当地施工队的维修翻新团队，物业管理团队负责日常运营，租房团队与当地经纪人密切合作负责招揽租户。

“帝国”主要购买银行的止赎房，或小投资人的套现房，个别情况下也从其他公司手中批量买入转手房。拿到房子后，维修翻新工作大约需要2～3个星期，费用约占购房价的10%。最符合标准的模板就是三卧两浴双车库带草坪的房子，这种房型通常会吸引那些最具租房“黏性”的家庭，一般公寓楼的租户平均居住时间仅有一年半，而这种独栋房的租户平均居住时间却长达四年半，“黏性”租户不仅工作稳定，而且对房屋有责任心，他们还对邻居和社区的看法更为关注。

在一个社区里，“帝国”管理的房产往往非常扎眼，房屋外表通常经过重新粉刷而焕然一新，绿油油的草坪被修剪得十分平整。在房屋内部，主卧室的浴缸比正常尺寸大出一号，厨房的台面全是崭新的大理石，全新的地毯和墙壁都是浅褐色，这是黑石的定制标准。这样的房屋租金大约是每月1750美元，在“帝国”持有的全部独栋房中，出租率超过80%，净收益率平均约6%。

“帝国”以这样的高标准，掀起了席卷全美的抢房风暴。

2012年7月，“帝国”宣布已经斥资3亿美元收购了2000幢独栋房，主要集中于美国房地产受到重创的5大地区。

9月，“帝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湾（Tampa Bay）登陆，并投下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雇用了大批当地房地产经纪人，目标锁定在10万～17.5万美元之间的住宅。“帝国”的“雇用军”成群结队地对整个湾区进行逐区“扫荡”，他们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全现金”“无须评估”“立刻付款”“快速成交”等震撼性字眼摄人心魄，市区沿街随处可见这些“小广告”。“帝国”以每月数百幢房屋的速度疯狂吃进止赎房，它在坦帕湾的目标是3年之内拿下15000幢独栋房！

佛罗里达坦帕湾地区，租金$1210，房价$9.3万，止赎房$8.9万，最高跌幅53%

佛罗里达的房价自2006的高峰跌落了45%，大批房主被扫地出门后被迫开始租房，全州的租房市场已迅速膨胀到1000亿美元，由于房价低而租金高，佛罗里达成为租房市场的一片待开发的沃土。由于租户原来大部分都是房主，他们懂得打理房屋的一切事宜，并且社区意识强烈，是投资人非常喜爱的标准租户，“帝国”在佛罗里达进行重点扫荡堪称是颇具眼光的战略布局。

10月，黑石宣称，他们正在以每周斥资1亿美元的速度横扫美国的止赎房市场。

11月，黑石转战赌城拉斯维加斯，与更早抵达的华尔街炒房团一起以80亿美元的巨资拼抢止赎房。

2013年4月，黑石斥巨资从另一家机构手中一次性收购了亚特兰大的1400幢住宅，创下了“止赎—出租”模式中单笔成交规模的最高纪录。

至2013年9月，黑石已大手笔投入了55亿美元的重金，在美国12个主要房地产市场上斩将夺旗，囊括了3.2万幢独栋房。

除了购进用于出租的独栋房，黑石也希望将“租客帝国”的产品链做得更完备，其中出租公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华尔街日报》8月13日宣称：“黑石接手GE的公寓资产。”报道说，“PE公司黑石集团，正在豪赌金融危机后的公寓出租市场。”黑石集团看中了GE金融公司手中的80个公寓资产包，准备投入27亿美元重金收购其主要股权。GE旗下的公寓资产横跨了亚特兰大、得克萨斯和东南各州，总量高达3万个住宅单位。在27亿收购资金中，黑石准备自掏腰包10亿美元，其余靠资本市场融资。这项颇具争议的交易在房地产行业堪称最大手笔，黑石看中的是危机后无力和无意愿买房的人数创下新高，而他们又必须有地方居住，公寓显然是满足无力买房的年轻人的最佳选择。公寓房租的上涨和空置率的下降，都表明公寓租房市场正成为美国房地产行业中最火爆的领域。［3］

穆迪追踪全美出租公寓的指数显示，出租公寓从2009年的最低点已经上涨了59%，而整体房地产上涨幅度是35%。公寓租金上涨幅度在2010年是2.3%，2011年是2.4%，2012年达到了3.8%。同时，公寓空置率则由2009年的8%下降到2013年的4.3%，达到了12年来的新低。

黑石的“租客帝国”不仅持有高达3.2万幢独立房，如果再加上3万个公寓单元，已堪称是美国最大的地主！

除了黑石之外，华尔街炒房团的成员也颇有斩获，到2013年9月：

“America Home 4 Rent”：拿下了1.9万栋独立房；

“Colony American Homes”：1.4万栋；

“Silver Bay Realty Trust”：5370栋；

“Waypoint Homes”：4620栋；

……

除了这些炒房团的主力大户，还有无数中小金融公司、海外热钱、个体投机者，甚至主权财富基金也纷纷跳上了华尔街炒房团的战车，他们试图在房地产泡沫2.0的狂潮中狠捞一笔。

柱状图显示的是现金购房的百分比（右坐标竖轴）

来源：Realty，Freddie Mac

2013年8月，美国房地产销售量约560万幢，其中，全现金购房的比例高达45%，远高于2012年8月的30%，而在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中，全现金购房的比例则为10%～20%。在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地区，全现金购房的比例最高的有：迈阿密69%，底特律68%，拉斯维加斯66%，佛罗里达的杰克森威尔65%，坦帕64%。

毫无疑问，炒房团已成为美国房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力量。





「谁是华尔街炒房团的牺牲品？」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股票市场所发生的情况，价格的反弹不是由于基本面的改善，而是直接源于资金的推动。在股票市场上，大公司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股票回购，吹起了新一轮的股市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上，华尔街炒房团扮演着泡沫2.0的始作俑者。

让人吃惊的是，区区数百亿美元的华尔街资金，竟然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撬动起2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市场，而且幅度如此之大，这在美国房地产历史上堪称空前。

高盛认为现金买房占到了近60%的比例，

是金融危机前的3倍

仅仅是在2012年年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CEO还在对房地产市场忧心忡忡，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房地产会像1989年开始的上轮萧条一样，经历8年～9年的衰退期，考虑到2008年的危机程度远比1990年的经济衰退要严重得多，房地产的不景气甚至会持续10年以上。如果在正常的经济周期里，情况的确如此，但这一次不正常的情况太多，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不正常更是史无前例，泛滥的货币究竟会缓解危机的程度，还是将缩短危机爆发的周期，人们正拭目以待。

很明显，全现金购房的畸高比例，说明了房地产市场的极度不正常，按照高盛的估计，现金购房的比例已经高达近60%，是金融危机之前的3倍！如果这一数据靠谱，这表明房地产市场中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炒房团，因为美国普通中产阶级能够全现金购房的情况极端罕见。如果房地产市场以投资为驱动力，以倒卖获利为特点，那么这就是房产泡沫的典型案例。

这是一个严重缺乏自住房主参与的市场，不是他们不想参与，而是华尔街炒房团剥夺了他们参与的机会。

2013年2月16日，《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一位典型的普通购房者如何被挤出房地产市场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28岁的购房者，有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完全满足贷款条件，而且已经从银行拿到了预先批准的购房贷款。他从2012年8月开始在南加州的内陆帝国地区看房，先后递交了200次竞价，最终无一成功［4］。内陆帝国的房价大跌之后，原本昂贵的住房变得相对便宜起来，许多潜在的购房人现在成为了合格的买家，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准备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房子便宜了，但却不属于他们。

在止赎房拍卖市场上，华尔街炒房团从后门直接拿走了一大半的房源。在普通市场上，全现金购买者不仅出价高，而且一次性支付，对于卖房者来说，当然愿意选择现金买家，避免了等待银行审批贷款的时间和风险。这等于将真正的房主挡在购房的门槛之外，而投机者却拥有了短期套利的筹码。加州责任贷款中心的主任保罗?列奥纳多无奈地表示：“对于那些遵守规则，安分守己的人来说，他们确实是丢掉了一次努力获得自有住房的机会。”［5］

新“美国梦”的定义：从父母家的地下室

搬出来，然后住进黑石的“租客帝国”

在内陆帝国，普通购房人至少需要20次～30次激烈的竞价才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往往会高出预算一大截，导致很多人被迫削减其他消费开支，而幸运者却总是少数。多数人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房价涨到他们无法承受的高度，然后被迫放弃拥有自有房产的梦想，回到租房的现实，等待他们的正是华尔街炒房团的租房广告。

这并非是南加州一地的现象，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美国的各个角落。

难怪有人戏称，年轻一代人的“美国梦”是：从父母家的地下室搬出来，然后住进黑石的“租客帝国”。





「房地产究竟是苏醒了，还是在梦游？」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看清楚美国房地产的全貌。

美国房地产的总存量为1.33亿个住宅单元，里面居住着3.1亿人口，到2013年，美国房地产的总价值为23.7万亿美元。房主自有房屋的总量为7890万个住宅单位，其中有4840万个住宅单位仍有房贷没有还清。

在这些按揭贷款中，共有330万个贷款处于90天以上的严重拖欠状态，它们本该被银行拍卖，但却被缓慢的止赎过程所积压着，直接导致了2012年全美房产市场供应严重短缺。另外，还有200万个贷款发生了30天～90天之间的违约，它们是止赎房的后备大军。很明显，在4840万个按揭贷款中，已经发生违约的贷款为550万个，违约率高达11.4%！这已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

2012年美国发生违约和“负资产”的房屋总量高达1110万幢

除此之外，还有580万“溺水房”，即按揭贷款的总额超过了房价，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房主一走了之的可能性极高，它们是止赎房的潜在来源。如果将违约房和溺水房加在一起，止赎房的“影子库存”高达1110万幢！

华尔街炒房团在2012—2013年之间，穿梭于美国12个主要房地产市场，忙活了一年半，总共拿下的房产不过10万幢，而“影子库存”比华尔街吃进的总量高出111倍！

只有让房价进一步大幅上涨，才能减弱“影子库存”那令人绝望的压力！

虽然2012年之后出现的房价反弹，有助于削弱“溺水房”转化为止赎房的规模，尽管银行刻意拖延止赎房上市的速度，能够制造供应短缺和房屋竞价，但问题只是被延迟暴露却无法被彻底消除。

止赎房本来就是资产毒垃圾，而影子库存更是定时炸弹，银行将其暂时掩盖在资产负债表上，但内心的惶恐和焦虑不言而喻。《巴塞尔协议Ⅲ》即将推行，利率上涨势不可当，回购市场外松内紧，流动性短缺的危险如影随形，止赎房一天不处理掉，银行的日子就始终处于倒悬的煎熬之中。

美国银行（BOA）承认，必须在未来几年里解决的止赎房库存的规模大得惊人，据按揭贷款策略师预测，未来5年里必须处理掉660万幢止赎房。到2016年以后，止赎房规模才会逐渐回到正常状态。如前所述，550万违约房已基本注定将被止赎，另外580万“溺水房”要获得拯救，房价至少还需要上涨30%，即便如此，仍有约60万“溺水房”将被止赎。如果2013年的房价已经将大部分真实的购房者赶出了市场，继续上涨30%意味着房产交易中恐怕80%以上的人都是投机者了。

到2016年之前，银行必须处理掉660万幢

止赎房的资产毒垃圾

在房地产正常状态之下，平均每月被银行止赎的房屋是2.1万幢，一年总量约25万幢。即便按照美国银行最乐观的估计，到2016年之前，银行每年必须处理掉132万幢止赎房，是正常状态的5倍以上！

难怪美联储在2016年之前都不会动基准利率，因为利率一涨，资产价格就会下跌，流动性也会减少，不仅会推高买房的成本，削弱房产的购买力，也会同时使银行尚未处理掉的毒资产的价格降低，导致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这不过是美联储和银行的美好愿望，利率火山的爆发不一定会按他们的时间表。

房地产梦游的脚步借助着炒房团的拐棍，还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但炒房终究不是办法，必须有新增的购买力来支撑房地产价格，否则炒房团也会被高空套牢。

后续新增的买房者在哪里呢？当然要靠年轻的一代人。

但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处境却相当不妙。





「年轻人的新潮流：搬回家“啃老”去」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首次购房者的中位年龄段在30岁～32岁，而决定未来5年～10年房价的基本趋势的则是20岁～30岁年轻一代的经济承受力。

而目前这一代人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搬回家去“啃老”！

美国年轻一代搬回家“啃老”的比例正在大幅上升

传统的“美国梦”就是在30岁左右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屋，但是这个梦已被金融危机摧毁了。更现实的梦想就是搬进黑石的“租客帝国”，不过看起来要实现这个梦想也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现实是，自经济衰退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搬回父母家“啃老”去了。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里，在25岁～34岁的“大龄青年”中，有14.2%的人回到了父母家，而危机之前，这一比例是10.5%；而在18岁～24岁的“小青年”中，回家住的比例高达54.6%。

对年轻一代而言，新增的工作机会大多是商场收银员、麦当劳、酒吧招待、宾馆服务员之类的岗位，这些大小青年们的年薪不过2.5万美元，税后月工资不过1700美元左右，还没有医保社保福利，黑石的“租客帝国”动辄开价每月1750美元～2000美元，年轻一代恐怕只有继续在家“啃老”了。

美国人从小强调生活独立，而且从前年轻人的确很少依赖父母，大学毕业还要和父母住在一起，这在同龄人中是一件相当没有面子的事。可是，不住在家里，就得支付高昂的房租，金融危机5年过去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仅找工作相当困难，而且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同时还要偿还高额的学生贷款。

还学生贷款的压力，可是中国同龄的年轻人很少体验过的。

由于学费的持续快速上涨，学生毕业时的还贷压力不断升高

金融闹危机，经济不景气，但美国大学的学费却没有放慢涨价的速度。大学本科毕业生一出校门的平均负债就高达4万美元（包括父母背负的学生贷款），研究生则为5.5万美元。

还想大学毕业就去创业？对不起，现在已经不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个时代了，那时公立大学的学费超级低廉，私立大学的学费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学生们还有联邦和各州提供的种类繁多的奖学金，学生贷款构不成太大的压力。21世纪美国年轻一代的创业动力，已被沉重的负债压得奄奄一息。《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13日曾经搞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学生贷款的压力是压抑企业家精神的唯一和最大的因素”［6］。

学生贷款的总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的大关，超过了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总和，借贷的总人数接近4000万人，近半的学生负债都集中在25岁左右的年龄段上，也就是最主要的潜在买房群体。

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按时偿还学生贷款吗？很不幸，学生贷款的违约率已经处于30年以来前所未有过的糟糕境地。

在4000万欠下学生贷款的年轻人中，有一部分学生是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大部分人则是通过联邦政府直接获得的贷款，接受政府贷款的总人数为2780万。其中，790万人还在学校读书，他们暂时不需要偿还贷款。能够准时还贷的只有1080万人，剩下的900万人不是已经违约（拖欠超过1年），就是处于延迟和宽限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准时还债的人与准时还债的人数几乎同样多！而790万在校生一出校门就会像学长们一样，半数难以还债。

2780万学生（政府）贷款人中，只有1080万人在准时还贷，

790万人在校，另外900万人没有准时还贷

如果加上商业银行贷款的拖欠情况，学生贷款的整体违约率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在30岁以下有学生贷款的人口中，90天以上的严重拖欠比例高达35%。在4000万未来的购房主力军之中，1400万人的信用可能崩溃，他们将被淘汰出局，因为银行在审批按揭抵押贷款时，这一严重违约的信用记录必然导致贷款申请遭到拒绝。

新房销售的数量远低于正常的市场水平

（来源：Case-Shiller指数）

在美国，不仅买房申请按揭贷款时要查信用记录，就是租房一般也要查信用情况，1400万30岁以下的潜在购房人，不仅很难得到贷款买房，而且也不容易找到租房公寓，要想搬进黑石的“租客帝国”，还真是一场新的“美国梦”。

这就难怪美国的年轻人只有回家继续“啃老”了。

2012年，在25岁～30岁年龄段的人口中，如果有学生贷款在身，银行愿意给按揭贷款的比例仅为4%。

年轻一代的购房能力受到重创，这是导致新房销售持续不振的根本原因。2013年，美国新房销售仅40万套上下，不仅远低于泡沫时代的130万套，也大大低于2000年前后的90万套，十几年来，美国人口增长了不下4000万人，而新房销售竟不及2000年的一半。

展望美国房地产的未来，一方面止赎房的供应在2016年之前会持续猛增660万幢，由于房屋空置却无法拍卖所导致的供应短缺，又刺激了更多的新房开工，总的房产供应量将大幅增长；而需求呢？在真实的购房者中，有条件能贷款的人，大部分被华尔街炒房团挤出了市场，而在潜在的4000万年轻购房者中，1/3已被淘汰出局，最终被房地产抛弃的人只会更多。

这就是房地产真实供求关系的未来趋势，缺乏真实需求，炒房团又能支撑房价多久？





「利率火山将烧着房地产」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按揭贷款利率出现了房地产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飙升！如果一个贷款人在星期四看到的银行30年固定房贷利率是4.2%，那么星期五这一利率就涨到了4.575%。

仅仅在5月份，30年固定房贷利率才3.25%，7月却一路冲向5%！

30年按揭贷款利率出现飙升.

（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

这当然都是伯南克惹的祸，他5月放风退出QE，6月再次强调决心，结果就是6月全球金融市场爆发了激烈动荡。新兴市场几乎崩盘，华尔街惊魂未定，中国大闹“钱荒”，体现在房地产贷款上，就是史上最剧烈的按揭利率飙升。

这仅仅是一场口头演习，美联储的购债行动并没有丝毫放慢脚步，市场心理的突变对金融市场的灾难性影响可见一斑。

房贷利率上涨，自然意味着每月还款数额的上涨，如果出现持续剧烈的利率飙升，就必然会导致让房主们猝不及防的“月供惊魂”，不仅违约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而且房价也会超出人们的负担能力。按照房地产业的经验评估，房贷利率每上涨1个百分点，意味着房价的承受力（Affordability）下降10%，5—7月之间的利率飙升，导致了房价承受力出现了17%的陡降。

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每月用于房贷的支出固定为2000美元，那么这个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房价将随着利率上升而下降。假如30年固定利息房贷的利率是2.5%，这家人能够负担50万美元的房子，而当利率升到6.5%时，就只能负担30万美元。

当30年房贷利率从5月的3.25%，暴涨到7月的4.75%，两者之间的利率之差折算成房价就是5万美元左右的落差。

随着利率的上涨，固定月支出所能够负担的房价将下降

利率飙升不仅对房价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影响到再贷款的生意。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把房子当提款机，就是每当利率下降时，锁定利率的贷款人可以向银行申请重新调整贷款条件，一方面降低利息水平，另一方面可以用提高贷款余额的方式取出现金来消费，这也是美联储不遗余力地推高房价刺激经济的动机之一。如果利率上扬，那么再贷款就无法套出现金，在储蓄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减少消费。

利率上扬已是难以避免的趋势，201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各大银行纷纷开始大幅裁减按揭抵押贷款的人员。7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完成裁员2万人，这些人员负责处理遗留的按揭贷款坏账；8月，美国最大的按揭贷款银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宣布裁员2300人；摩根大通计划裁员15000人，其中3000人属于按揭贷款人员；9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按揭贷款部门再裁员2100人；同时，花旗银行宣布裁员2200人。

因为新房销售跟不上，首次购房人的按揭贷款能力受到很大压制，而旧房交易中多数人属于炒房团，他们是全现金支付，并不需要申请房贷，前两年银行房贷部门之所以生意红火，利润滚滚，靠的是美联储的超低利率政策刺激出来的大规模再贷款风潮。2012年，美国再贷款的规模高达1.25万亿美元，而2014年预估仅剩3880亿的生意。

利率潮流悄然转向，新房现房的贷款仍未见起色，而再贷款也已成明日黄花，银行留着这么多按揭贷款的人还有什么用？

银行已经看到利率上扬的趋势，大裁员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

利率火山如果真的喷发，房地产的前景将非常暗淡。

随着房价上涨和利率飙升，美国家庭

的按揭月供也在飙升

直接受到强烈冲击的当然是按揭抵押贷款。2007年危机前的30年固定按揭利率是7%，而20世纪90年代末是9%。从2013年5月的3.25%，到回归正常状态的7%～9%，利率变化岂止是翻天覆地！

美国家庭中位收入水平是5万美元，除掉纳税、保险等强制性费用，可支配收入也就是3.5万左右，平均每月为2900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衣食住行水电气油网络电话等开支，一大半的收入就没了，能够用于房贷的固定支出也就在1200美元上下。在7%～9%的房贷利率水平上，只能负担16万～17万的房贷，他们能承受的房价大致在20万左右。而2013年8月，美国新房的中位价是25.7万，现房是23.7万，房价明显已被高估，高出约3万～5万，这高出的部分就是QE的结果，如果QE退出，这部分上涨的房价将被迫回吐。

利率火山将严重压制房价上涨的真实需求。

如果房地产市场上60%的购买者都是现金支付，特别是财大气粗的华尔街炒房团，是不是利率火山爆发对他们就没有影响呢？

答案是否定的。

以黑石为代表的“租客帝国”，存在着危险的模式缺陷。





「“租客帝国”的致命陷阱」

从表面上看，美国住房自有率的下降，意味着更多的人必须租房居住。2013年美国住房自有率已经跌到了1980年的水平，对于“租客帝国”的模式而言，应该是天大的喜讯，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租客帝国”的模式貌似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美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降到1980年的水平

美国家庭扣除通胀之后的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2013年出现负增长

被迫租房的家庭，主要都是经济条件一般或者较差的家庭，他们要么是从前的房主，被银行扫地出门；要么是刚组建的新家庭，正被学生贷款和其他负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租户以美国的中位家庭为代表，假如他们承受不起按揭月供，那么他们能够承受的房租同样是有限的，而且增长空间不大。

由于华尔街炒房团的带动，超级廉价的出租房资源已被迅速瓜分完毕，而房价的快速攀升，使炒房团的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2012年年初，炒房团投资的租金回报率高达14%～27%，而到2013年下半年，租房的收益率迅速降至3%～4%。与此同时，华尔街炒房团的平均出租率仅50%，远不如当初预计得那样高。黑石算是表现比较好的，出手早，买价低，资金大，形成了规模效应，出租率超过了80%，但整体独栋房出租的收益率也只有6%，其他炒房团很难超过黑石。

管理数万幢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房产，是一件砸石头的苦力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与管理住客高度集中的连锁酒店完全不同。“租客帝国”的每一幢房子都相当于一个迷你酒店，日常维护和经营管理的成本很难大幅降低。

“租客帝国”试图以工业化的大规模定制产品，来满足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族群风俗的客户需求，特别是千差万别的个性化偏好，更是难以面面俱到。住家不同于吃麦当劳和住酒店，一顿或一夜就解决问题，居住是长期的、个性化的过程，它与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息息相关。

美国20世纪90年代曾兴起过一阵以互联网替代房地产中介的风潮，理论上非常合理，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人们必须走进那幢房子，触摸厨房的台面，拧开浴室的水龙头，踏上柔软的地毯，走上阳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才能确定是不是会发生名叫喜爱的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所有大批量生产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人们对该产品没有、也不需要发生任何特殊的感情联系，住房显然不属于此类。

这些只是经营模式的缺陷，而更致命的是融资模式的潜在危险。

的确，利率飙升对黑石和其他的华尔街炒房团已经拿下的房产并不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它们基本采用的是全现金购买。但是，6%这样的收益率是不足以支撑起一个有潜力的商业模式的，特别是在模式形成的初期。要想成功实现“租客帝国”的理想，华尔街炒房团必须不断扩大规模，以规模效应降低的成本，来抵偿人员不断膨胀的支出，它不仅要面对购房成本的不断上升和租户支付能力增长有限所造成的瓶颈，而且还要遭受融资成本飙升的严峻考验。

华尔街炒房团的资金源于资本市场和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就是“租客帝国”模式最大的资金供应者。当利率火山爆发时，回购市场、利率掉期、债券股票都会遭受灭顶之灾，资本市场流动性陷入枯竭。各大银行自身难保，对冲基金哭天喊地，哪里还有资金去扩大“租客帝国”的疆域？

更可能发生的是，炒房团内部的众多机构爆发资金链断裂，被迫大规模抛售房产套现，此时，房主们被“月供惊魂”逼得大规模违约，炒房的散户们吓得四散奔逃，谁有能力接住动辄成千上万幢房屋的抛盘？

“租客帝国”恐怕在下一轮利率危机到来之前还没来得及达到规模效应，就已经命丧黄泉了。





「胜利大逃亡的路线图」

当初，炒房团为了抢占止赎房市场的有利位置，出手大气，胃口生猛，不惜重金整修。随着房价的快速攀升，炒房团的初期投入大幅增加，而出租率却差强人意，风险的阴云开始聚集。2013年5月以来的利率飙升，把炒房团的大佬们吓得不轻，融资成本大幅上涨，抢房竞争日趋激烈，而空置率却居高不下，租金收入潜力有限，“租客帝国”的理想越来越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华尔街炒房团的大佬们不得不开始考虑退路了。

最早尝试“止赎—出租”模式的对冲基金Carrington Holdings，一看风向不对，于2013年5月底开始撤退，基金的CEO坦率地承认：“我们看不到足够的回报来刺激进一步的投资。”那些仍在扑进该市场的炒房团，被他称为是“傻钱”。

但是，炒房团要想全身而退却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最笨的办法就是直接卖房。

对冲基金和PE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长期成为房产管理者，既没这样的理想，更无这样的兴趣，他们的思路就是低买高卖，从中赚取价差，而且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直接抛售数万幢房屋，几乎完全不现实，房产市场上没有人能够接得住这种规模的卖盘。

另外，直接卖房的交易成本将高得惊人，设想一下卖房之前要再次翻新数万幢住房，要在全国媒体和网络上发布卖房广告，还要雇无数人接待无数拨的看房者，才能找到潜在的合格买主；然后审查每个家庭的信用记录、工作情况、犯罪案底、银行流水，才能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得到贷款以及贷款利率，这需要协调大量银行的工作；接着就是签订数万份购房协议，最后还要到地方政府登记、过户、交税，这中间涉及的人力和工作量将会非常惊人。从全身而退的路径考虑，只有金融市场才能吞吐炒房团的抛售规模。

对于炒房团而言，最理想的撤退路线就是将房地产信托（REITs）基金搞上市，既能套现规避自己的风险，还能在“租客帝国”的游戏中继续玩下去，以股民的钱来冒险赌一把，赢了好处是自己的，输了自有一大帮替死鬼扛着。大佬们进退有据，坐看云卷云舒。

第一个吃螃蟹的炒房团玩家就是“银湾”（Silver Bay）地产信托，它于2012年12月挂牌上市，公开募集资金。旗下有出租房产2548幢，共投入资本3亿美元，购房均价约12万美元，每幢平均租金为1126美元，出租率为46%。其中，有900幢购入的时间在2012年6月之前，出租率达到了91%。2012年第四季度收入400万美元，全年运营成本2460万美元，2012年处于净亏损状态。在出租率饱和的情况下，年收入可达4200万美元，预计2013年实现盈利。

银湾公司计划上市融资2.45亿美元，用35%的股权收回了3亿美元的购房成本的82%。发行价18.5美元，炒房团的身价立刻涨到4.55亿美元。此时，82%的原始投资的风险其实已经转嫁给了投资人，自己仍然是大股东。如果搞得好，股票升值，炒房团是大赢家；要是商业模式行不通，炒房团从股市上抽身走人，远比在房地产市场上挨家挨户地推销房子要容易得多，那些卖不掉的房子就留给股民做纪念好了。

上市真是一步妙棋，炒房团处于可战、可守、可走的有利位置。

然而，投资人和股民的警惕性比危机前提高了不少，“银湾”的首次亮相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追捧，上市半年就跌破了发行价，此后竟一直没有缓过劲来。

银湾公司2012年12月上市以来，表现很不理想

眼看着银湾上市，其他炒房团也急不可耐起来。

美国殖民房产（Colony American Homes）紧锣密鼓地准备在2013年5月上市，它的资产规模远比银湾更大，到4月底持有9931幢止赎房产，主要集中在凤凰城、加州、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它计划融资2.45亿美元。正当美国殖民房产兴奋地期待上市钟声敲响之际，伯南克出来放话准备退出QE，噩耗传来华尔街一片狼藉，利率上涨的预期使投资人对房地产项目立刻失去了胃口，银湾和其他房地产类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眼看大势已去，美国殖民房产不得不宣布推迟上市的计划。

炒房团中也有不信邪的，美国出租房产（American Homes 4 Rent）就是其中之一，它坚持要在6月上市。美国出租房产公司的规模比美国殖民房产更大，它已经投入了2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持有14210幢房产，购房均价为17.6万美元，比银湾的买入成本高出了5.6万。为什么非要赶在6月上市呢？因为它在2012年11月曾大手笔砸进了7亿美元抢房子，那时的买入价格已经不低，根据业内的经验，从大批量买入、翻修到出租的最佳时点是6个月，因为租户已经大量签约入住，还没有出现租户搬家或退租的现象，此时的租户最稳定，租房率也最高，现金流最好看。要是错过这一时点，财务报表就很难说了。

顶风作案是要付出代价的，在6月钱荒的时刻上市，注定会以悲剧收场。美国出租房产原计划募集12.5亿美元，结果只搞到了7亿，相当于股票价格打了44%的折扣。

本来上市是炒房团最理想的退路，而且也是他们在2012年年初就考虑好的方案，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利率飙升来得太突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眼看上市的路走不通，炒房团的老大黑石有点沉不住气了，它进入止赎房市场就是抄底之后快速退出的思路，搞PE的超级大佬要是长期陷入婆婆妈妈的租房事务，成何体统？

上市应该说也是黑石的最佳选择，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利率飙升大势所趋，如果这条路暂时走不通，那就需要立刻开始寻找其他的退出线路。





「逃亡的第二战场：租金抵押证券」

就在“美国出租房产”的IPO亮相跌得鼻青脸肿之时，黑石已经着手开辟逃亡的第二战场了，这就是租金抵押证券。

2013年7月3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黑石、德意志银行共商发行租金抵押债券”，即RBS（Rental Backed Securities）债券，消息传出立刻引发了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热烈讨论。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种以房屋租金为抵押的债券，堪称华尔街资产证券化的最新玩法。华尔街信奉的理念是，只要有未来的现金流，现在就做成证券，明天就把它卖掉。

理论上说，房屋租金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现金流，而成千上万的房屋租金，可以汇集成一个资产池，经过复杂的分离技术处理，将大小不一、信用不齐、时限不等、风险不同的租金收入，提炼成标准化的债券产品，这与MBS（按揭抵押证券）性质上类似，来源上有所不同。MBS靠的是每月还贷的现金流，而RBS则是租金的现金流。

金融危机之后，MBS的名声已经臭大街，华尔街除了有政府间接担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还能发行MBS之外，其他投资银行制造的MBS产品基本上断了销路。美国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是别人的错，第二次被骗是自己的错。无论MBS的发行商如何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十年之内很难有太大的起色了，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有这一代惨遭伤害的投资者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一代完全没有切肤之痛的投资人进入市场，MBS所带来的心理创伤才能真正愈合。

在目前的市场状态之下，RBS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迷你版的MBS，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方面都与2007年之前的MBS无法相提并论。

MBS以房屋为抵押，RBS也是如此。黑石第一次RBS债券发行的规模不大，大约2.4亿～2.75亿美元，抵押的房屋资产总值约3亿～3.5亿美元，所对应的出租房为1500幢～1700幢，平均每幢出租房需要产生17.2万美元的现金流，如果每幢房屋的平均月租金为1500美元，大约为10年的租金总收入。这意味着债券一旦销售成功，黑石就相当于变相卖掉了这些房子，其余风险全部转移给了投资债券的买家。如果债券违约，那被抵押的房子就是黑石留给投资人的纪念品，反正钱已经装进黑石的口袋了。

黑石发行RBS债券的承销商就是欧洲大陆最像华尔街打法的德意志银行，仅仅在2013年上半年，德意志银行就为黑石组织了36亿美元的融资，成为大银行中首屈一指的止赎房收购的融资提供者。

为了确保RBS的首发成功，黑石和德意志银行必然会搞“开业大酬宾”，不仅债券发行的规模小，而且抵押资产的质量与数量也会颇为优良和充裕，同时，在价格上也会有较大让利，10年的租金现金流，如果卖成7年，投资人还不抢疯了。

RBS债券靠谱吗？

至少这次评级机构吸取了从前的教训，穆迪们非常小心谨慎。黑石倒认为评不评级对第一单生意并不重要，这次的RBS即便是没有评级，也不会影响销售，只要给的回报有足够的吸引力。毕竟市场中对收益率饥不择食的基金们，正捏着鼻子在资产的“垃圾堆”里四下翻捡，寻找着可以聊以充饥的残渣剩饭。它们的心态普遍是：宁可以后毒发身亡，也比现在活活饿死强些。黑石的首单RBS肯定会让它们的眼中冒出绿光来。

从表面上看，RBS的风险在于它缺乏历史数据，很难给违约风险定价。但从逻辑上分析，RBS甚至不如次贷生成的MBS的质量。租户和房主的心理是有本质差别的，就算是危机前的次级贷款人买房，他们缺少的是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并不缺少房主对自己财产的热爱和尽心。租户就不一样了，房子并不属于他们，精心护理房屋绝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因此房屋维护成本会更高。PE和对冲基金的经理们搞投资是内行，做Excel表格计算容易，但管理数万幢止赎房产就复杂多了。

基金经理们当然不会自己管理如此规模的物业，具体事务必须外包给当地的管理公司。不过，许多问题是外包公司难以解决的。租户的信用参差不齐，经济能力各不相同，在收入增长受到严重挤压的“新常态”时代，找到并留住合格的租户是一项复杂和细致的工程，基金经理鞭长莫及，外包公司事不关己。

止赎房产密集的地方，通常都是贫困人口集中的社区，普遍存在着经济能力薄弱的问题。租金与月供的金额差距并不大，甚至月供的压力要小于租金，如果租户是还不上月供被银行踢出来的家庭，他们准时支付租金的能力又会强多少？

租户可以签一年的租房协议，也可能宁愿损失一些定金而提前搬家，由于涉及金额和责任远比买房少得多，租房的违约率必然远大于按揭贷款的违约率，结果房屋将被空置，直到找到下一个租户为止，这中间的间隔期有多长，租金损失有多大，同样缺乏数据统计。

由于租户并不像房主那样精心维护房屋，如果由于下水道堵塞、房顶漏雨、空调不冷、暖气不热、蟑螂肆虐、地下室进水等等常见问题，租户要求的维修工作没有立刻到位，他们有可能愤怒地停止支付租金。如果租户遭遇裁员、重病或任何意外而导致丧失工作能力，没有人能立刻将他们赶出房子。各州法律都保护租户的权益，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以上，这些意外的损失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

黑石的第一单RBS债券生意，将拉开新一轮房地产冒险的竞赛。租房市场的总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一旦RBS成功，大量新的RBS将会批量上市，在收回本钱之后，继续滚动下去就是无风险的净赚了。RBS发得越多，房地产价格涨得越快。不过，房价迅速上涨也将导致租金收益率的快速下降，为了维持足够的收益率，炒房团有可能开始联手推高租金水平，毕竟更高的房价、更高的利率和更严的按揭贷款，将迫使更多的人进入租房市场，而在这里，炒房团已经为他们准备下高租金的盛宴。不断加大的压榨力度，最终将导致租户的大面积流失和RBS债券的崩溃。

在“胜利大逃亡”的心态之下，RBS债券最终必然高估其价值，而低估其风险，再次蒙骗世界各国的投资者，这才是华尔街的看家本领！





「申论」

始于2012年3月的美国房价大反弹，并不能说明房地产行业出现了真正的复苏，这个市场主要是炒家的市场，而不是买家的市场。普通人在价格反弹中难受其益而易遭其害。

在房价上涨中，最大的获利者还是华尔街。

2008年危机中，中产阶级用自己的血汗钱拯救了华尔街，而华尔街转头就用他们的钱来夺走本属于他们的房产，进而迫使他们成为“租客帝国”的租户，继续用血汗钱来供养华尔街，这无异于将中产阶级抢劫了三次！

美国政府号称是民选的政府，它本该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在处理房地产的政策上，却明显偏向华尔街，任由选民的财富遭受华尔街的反复洗劫。

难道除了纵容华尔街炒房团四处打劫，就没有其他办法解决房地产的止赎危机吗？

当然不是！

合乎逻辑也合乎正义的救助方法其实很简单，既然华尔街接受了政府和纳税人的拯救，它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放弃止赎房产的所有权，因为这些房产已经被纳税人出资赎回了，它们不再属于华尔街，而应该属于纳税人，纳税人可以委托政府代管止赎房资产。

拖欠就是拖欠，违约还是违约，止赎房主必须受到惩罚，他们的代价就是丧失房产所有权，地方政府只需在房产登记中标注这些房产属于代管资产即可。

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和止赎房主们制定出一份重新赎回房产所有权的租金协议，将房产重新租给原房主，价格可以非常低廉，只要这些房主连续若干时间不出现租金违约，就可以重新赎回产权。这时候，租金将替代原来的房产税，继续为地方政府提供收入，改善学校、治安、医院等公共服务的水准。

这样一来，止赎房主不必被扫地出门，市场上也不会有大量止赎房抛售，房价暴跌的一大根源就被消除了。止赎房主仍然在照料自己的房子，社区中也不会出现杂草丛生、盗贼肆虐的安全隐患，社区整体房产价值自然得以稳定。

在大幅降低租金的情况下，止赎房主们的经济压力大为减轻，他们将努力工作，重新恢复元气，争取早日赎回自己的房产，这将大幅减少众多的家庭悲剧，降低社会的综合成本。

随着经济的逐步好转，真正的购房者将获得参与房地产复苏的机会，只有他们的广泛参与，才能将房地产逐步拉出衰退的泥沼。

在合理的政策之下，根本不需要华尔街炒房团来人为推高房价。现在的麻烦是，房地产再度出现了大规模的投机现象，与上一次广泛的散户炒房不同，这一次机构成了主力玩家，他们入市快，一旦风向不对，跑得会更快。房价不是更趋平稳，而是潜伏着更剧烈的震荡，房地产不是在走向复苏，而是加速奔向下一次的崩溃。





「第六章 财富分裂，折断了梦想的翅膀」



在华尔街，总统吃了闭门羹



“沃克尔规则”



“伦敦鲸”的覆灭



无法无天与有法无天



沉沦的中下阶级



就业市场的真相



岩上之屋，还是沙上之梦？



财富分裂折断了美国梦的翅膀



贪婪与盗梦



资产分化远比收入分化更严重



申论





「本章导读」

所谓的“美国梦”，就是一种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和不懈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它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社会阶级出身，也不凭借父母、亲友或其他社会关系的非正常援助，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的梦想。

形象地说，“美国梦”就像一个停车场，只有1000个车位，却有2000辆车，只有勤快早起的人才能抢到车位，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懒惰的人就只能停在很远的路边，他们没有梦想或只有噩梦。

在2007年的美国就业市场上，高薪岗位7180万个，而全部工作岗位1.38亿，两者比例大约也是1∶2。到2013年，高薪岗位下降到6760万，全部就业机会净减少250万，而人口净增加了1500万。就业之难，难于上青天。

从收入上看，占就业人口90%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他们的实际收入比1970年还少1%，真实消费能力倒退了40多年，而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50%，比1970年高出17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人而言，等待停车的人更多了，但停车场的车位却更少了，而且10%的极少数人的车子占了一半的车位。从统计上看，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更多的人已经注定将被排除在停车场之外，这就是“美国梦”幻灭的必然。

一个生机勃勃和充满梦想的社会，其就业的“停车场”应该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将有更大的机会成功“泊车”，这是人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更好生活的前提。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梦”的幻灭？今天的中国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将是本章探讨的主题。





「在华尔街，总统吃了闭门羹」

2009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信心满满地来到了华尔街，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敲打华尔街的大佬们，二是敦促他们支持金融改革。

此时，总统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的竞选口号“我们必须改变”早已家喻户晓，深得人心。美国人正在金融危机中挣扎，失业的打击，负债的煎熬，都赶不上失去家园的痛苦，而危机的元凶祸首华尔街，居然拿着纳税人的救助，领到了比危机前还要夸张的巨额奖金，这怎么能让普通的美国人心平气和？美国社会对华尔街的情绪已经从不满升级到愤怒，甚至是仇恨。美国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英雄总统，而奥巴马自以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英雄。

奥巴马还有一个更自信的理由，因为他是华尔街的大救星。在拯救华尔街的行动中，以他为首的美国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银行的措施一项接着一项，国库中纳税人的银子，源源不断地填进华尔街那巨大无比的资产黑洞。有形的救助规模已然前所未有，无形的输血就更为惊人，在华尔街危在旦夕的时刻，仅美联储的临时流动性救援就高达16万亿美元，远远高出财政救助的数量级。还有大规模的QE政策，以贬值货币和巨额赤字为代价，无异于向纳税人强行抽血，以补贴华尔街的贪婪。在奥巴马看来，华尔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产一周年的“祭日”，也是总统向华尔街推销金融改革的黄道吉日，他可以尽情地忆往思今，痛陈时弊，凝聚共识，共创改革大业，而华尔街的大佬们定然是羞愧交加，谦卑恭谨，洗心革面，准备重新做人。携强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态，奥巴马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华尔街的演讲台，他的中心话题就是要让华尔街的贪婪“付出代价”。

结果却让奥巴马大吃一惊，华尔街的大佬们居然一个都没来！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就是：“没有一个美国大银行的CEO出席（总统的演讲）。”［1］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大佬们不知道总统要来华尔街？当然不是，总统演讲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们的手中，新闻报道满天飞，纽约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们不来，却派了一群小喽啰来充场面，微笑、鼓掌、闪光灯一样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听众，金融改革的大计大佬们不来捧场，和小喽啰们说了也白说。

奥巴马的脸面有点挂不住了，这时他才明白，什么民意，什么总统，什么监管，什么改革，在华尔街大佬们看来，这些算个鸟！总统大老远跑来华尔街想教训大佬们很“贪婪”？那就别怪大佬们不给总统面子！

既然来了，奥巴马只有硬着头皮开讲，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们，结果却反被大佬们敲打：

“听清楚我的话：我们将不会回到那个鲁莽和没有节制的时代，它们正是造成危机的核心，太多的人仅仅被挣快钱和高额奖金的欲望所驱使。”

奥巴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话在华尔街听起来相当刺耳，大佬们正是讨厌这些说法才缺席。但是，华尔街的贪婪几乎葬送了美国经济，要不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华尔街，哪里会有金融市场的反弹？知恩不图报也就算了，就连出席总统演讲这点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华尔街的傲慢让奥巴马一肚子火。

“（金融市场）回归正常，不能让人产生自满……不幸的是，金融行业中的某些人误读了现状。雷曼兄弟的破产和我们仍在其中挣扎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让他们获得应有的教训，他们选择忽视这些教训。”

大佬们对总统的救星心态非常反感，没有华尔街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议员而已，是大佬们把奥巴马送进了白宫，现在居然还端起救星的架子！谁是谁的救星都搞不清，还想来教训大佬们，真是岂有此理！

“总而言之，我们将提出大萧条时代以来最具雄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强调，这些改革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应该制定透明和问责的明确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市场将鼓励负责任，而不是鲁莽的行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奖励完全诚实和严格守法的人们，而不是那些试图钻监管漏洞的家伙。”［2］

奥巴马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他的金融改革，这是他准备留在青史上的两大政绩之一。无奈，华尔街对他的金融改革显然没有兴趣，对限制大佬们贪婪的监管就更加反感。

奥巴马在华尔街没见上大佬们，改革大计毕竟需要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于是，2009年12月14日，总统再度邀请大佬们到白宫面议。结果，几个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借口是华盛顿当天大雾，他们的飞机从纽约过来有问题。其实，他们也可以坐90分钟的火车赶到华盛顿，只比飞机多30分钟而已。

或者是大佬们的时间真的很宝贵，也许是他们压根儿就懒得听总统絮叨，反正该来的还是没来，总统继续演着独角戏。

总统奈何不了华尔街，那国会能够通过立法来遏制华尔街的贪婪吗？

立法倒是搞出了一个，这就是总统和国会一直忙活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号称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必将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齐名的金融监管的里程碑。





「“沃克尔规则”」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诸多条款里面，最接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精神实质的就是所谓的“沃克尔规则”了。它们都坚持一个极简单的原则：银行不能只顾冒险赚钱，而将储户的存款置于风险之下！

银行的本质就是为社会托管资产，并提供货币服务，它的正当利润应该源于这种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如贷款利息就是借款人向银行支付的货币服务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银行逐渐借助货币服务的垄断地位，谋取了在其他领域中越来越大的利益，并最终使之合法化。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银行可以参与股票市场的投机，而将储户的存款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下，如果投机赚钱，都是银行的利润；如果赔钱倒闭，储户的存款也将化为乌有，银行的冒险行为实际上违背了储户的意志，强行绑架了他们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进行彻底分离，就是为了杜绝储户存款不应该遭受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促使由纳税人担保的商业银行，必须放弃高风险投机的诱惑。投资银行可以继续冒风险，但别指望纳税人来拯救。

在大英帝国时代，银行冒险的代价极高，银行如果破产，银行家的私人财产将被储户无限索赔，直到19世纪中后期，有限责任的银行才开始流行。但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银行一般都不敢过度冒险。相对于从前英国银行的保守传统，美国银行的做法更像西部牛仔。

20世纪60年代美元开始大规模超发以来，钱越来越多，钱生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贪婪开始毫无顾忌地冲撞一切阻碍。20世纪70年代废除金本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终于导致了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终结。

21世纪更是一个金钱突破各种监管，冲击所有国界，追逐一切利润的疯狂时代，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不曾见识过金钱拥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能量。

肆无忌惮的贪婪，不仅导致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而且也是下一场更大危机的策源地。如何将疯狂的金钱魔兽关进笼子里，这绝对是一项世界级的难题。

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原本没有驯服金钱魔兽的条款，所谓保护消费者、系统风险监测、破产有序清偿、衍生品清算和交易等内容，都是在控制金钱魔兽最终所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在遏制疯狂贪婪的源头。真正有可能对金钱魔兽产生约束力的就是“沃克尔规则”。

沃克尔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叱咤风云的铁腕主席，对付高通胀敢用高利率的杀手锏，宁可承受经济衰退，也要捍卫美元地位，算是相当有胆色的一个人物。他的主张是，银行必须切断自己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的直接联系，并且他们自营交易的规模也必须受到限制。

作为奥巴马的金融高参，沃克尔在其他问题上不得不迁就萨默斯或盖特纳，他毕竟是早已被边缘化的人物，但在涉及金融改革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沃克尔却是惊人的“难缠”，奥巴马最终同意将“沃克尔规则”增补进金融改革法案。

银行参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这当然就像20世纪30年代银行参与股票市场投机一样，赚了归自己，而现在即便赔了也有纳税人当冤大头，风险不冒白不冒，好处不占白不占。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也是华尔街与新法反复拉锯的最主要的条款。自营交易是否合乎“沃克尔规则”的关键在于，交易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对冲风险。如果自营交易的目的是追求盈利，那同样是将储户的存款置于了风险之下，有赚就有赔，赚了是银行的，赔不起又怎么办？储户损失，纳税人买单，政府收拾烂摊子？

华尔街申辩说，如果我的自营交易就是为了对冲所持有资产的风险，那只能算是买保险，而不是为了赚钱，难道我连规避风险的权力都没有吗？那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

如何区分自营交易的目的，确实很难梳理出泾渭分明的规则。

国会和监管部门对这一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在实际中应用，搞出来的方案复杂到令人头痛的地步。事实上，“沃克尔规则”的贯彻，已经变成了和全球变暖、减少贫困、治疗癌症或解决中东问题同样复杂的问题。

其实，复杂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当沃克尔被一位议员问起如何界定什么是自营交易时，他借用了已故大法官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的名言：这就像是“色情文学”，“我看到它就能够辨认出来”。

话糙理不糙，原则很简单，常识即可！

就拿2012年震惊金融市场的“伦敦鲸”事件来说，常识就足以判断它是否违反了“沃克尔规则”。





「“伦敦鲸”的覆灭」

“伦敦鲸”是摩根大通的交易员布鲁诺?伊科希尔（Bruno Iksil）的绰号，此人在摩根大通的伦敦首席投资办公室(CIO，Chief Investment Office)负责债券衍生品的交易，这位神秘的交易员近年来每年都为摩根大通创造上亿美元的惊人利润。

摩根大通的CIO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它位于当今世界金融最自由、玩法最疯狂的伦敦城。摩根大通号称是银行中的“资产负债表的堡垒”，在华尔街的金融丛林里堪称是“狮子王”。它吸纳了1.1万亿美元的储蓄存款，贷款规模约7000亿美元，存款远高于贷款，它本可以继续贷款给美国的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复苏，但是摩根大通却不愿这样做，因为合格的贷款人实在不多，而且贷款这种老旧业务利润不高，风险却不小。于是，摩根大通在存贷款之差中，拿出了3000多亿美元，交给了位于伦敦的CIO办公室进行投资。这个CIO就相当于摩根大通内部的一个超级对冲基金，管理着323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

摩根大通吸纳了1.1万亿美元的储户存款，贷款规模近7000亿美元，在4230亿

美元的存贷差中，有3000多亿美元转到伦敦的CIO进行高风险投资

注意，这3230亿的投资基金来自储户存款，如果用于贷款就可以创造就业，如果投资国债和优质债券，也算是安全靠谱，这都算符合“沃克尔规则”。

但是，CIO的“伦敦鲸”们却在摩根大通高风险、高回报、高奖金的文化之中，变成了嗜血的鲨鱼。

“伦敦鲸”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投资安全稳定的债券，而是大举投入了债券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市场。CDS的名头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红极一时，AIG、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的破产都与之关系密切。所谓信用违约掉期，就是一种信用违约的保险，其本质就是双方对赌某家公司的债券是否会违约，卖保险的一方承诺如果某公司债券违约，它愿意赔偿损失；而买保险的一方则需要定期向卖保险的一方支付保险金。由于AIG在市场中卖的保险太多，而危机导致债券违约大增，AIG赔得吐血，同时合约价值暴跌，导致AIG巨亏2000多亿美元，除了美国政府，没人能挽救AIG的破产。

好日子没过几年，CDS又卷土重来。贪婪不是病，贪婪是人性，无药可治！

当然，“伦敦鲸”没有傻到再去犯AIG同样的错误，他没有单独去买卖某一家公司的债券违约保险，而是找到了一个更廉价也更可靠的途径，这就是投资CDS的指数，只要趋势对了，不必担心某一家公司出问题。

“伦敦鲸”杀入的就是市场中最火爆的一种CDS指数：CDX.NA.IG.9!

这个看起来更像车牌数字的CDS指数究竟是啥意思呢？IG9就是金融数据服务商Markit集团提供的CDS指数CDX系列9的报价，它追踪121家北美投资级（IG，Investment Grade）公司的CDS价格，并形成指数CDX系列9。这121家公司包括麦当劳、美国运通、HP、迪斯尼等大品牌。以前这个系列共有125家公司，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堕落天使”，金融危机之后，4家公司从系列中被除名。

CDS已经是债券的衍生品了，而IG9又是CDS的衍生品，“伦敦鲸”玩的是衍生品的平方！

为什么要投资IG9而不是其他的CDS指数系列呢？因为这一系列交易最活跃，资金进出量大，市场流动性好，合约的名义总值高达8860亿美元，实际净值1480亿，即全部合约如果真的执行所涉及的资金总量。

摩根大通是CDX.NA.IG.9市场中的

超级鲸鱼（华尔街日报）

“伦敦鲸”大量买入10年期的IG9指数，同时放空短期指数，但多仓远高于空仓，空仓只是为了对冲风险。总的说来，“伦敦鲸”相当于卖保险的一方，担保这121家公司的债券不会违约，可以说“伦敦鲸”对美国经济向好是充满信心的。他的交易对手，即买保险的一方需要定期向“伦敦鲸”支付保险金。如果IG9的指数越来越低，说明违约概率减少，“伦敦鲸”的保险合约就更值钱，因为交易对手支付的保险金高于市场水平，如果此时卖掉合约，“伦敦鲸”就实现了盈利；要是不出手，就是账面盈利。风险在于，如果IG9指数开始走高，那“伦敦鲸”就会盈利减少；要是大幅攀升，“伦敦鲸”就会亏损惨重。

至少在2012年3月底之前，“伦敦鲸”是幸运的，美国经济似乎的确在好转，公司违约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IG9指数的趋势向下，“伦敦鲸”账面盈利可观。

人的本性都是贪婪的，而在摩根大通超级贪婪的文化之中，只会刺激贪婪变成极度贪婪！盈利与巨额奖金挂钩，谁能抗拒这种诱惑？

“伦敦鲸”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不断加仓，再加仓，就像当年的AIG，在市场中狂卖保险。他代表的是摩根大通，背后是3000多亿美元的超级对冲基金CIO，随着投入资金的不断放大，他在市场中的价格影响力也随之放大，他卖的保险越多，对IG9指数所形成的压力越大，这就如同大银行卖利率掉期保险可以压制利率水平一样。

最后，“伦敦鲸”终于成为整个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超级玩家，他一动，价格随之而动，所有市场中的对冲基金都看着他的动作来判断市场走向。他已演变成一条小河中的大鲸鱼，扑腾一下就能掀起层层波澜，“伦敦鲸”的绰号由此在CDS市场中声名远扬。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伦敦鲸”的行为扭曲了市场价格。在正常的CDS市场中，买入IG9指数的价格，应该与单独买入121家公司债券的CDS的综合价格相当，否则将会出现套利的机会。2011年8月之前，两者的价格曲线几乎完全重合，这表明市场行为基本正常。但2011年底却出现了IG9的价格与单独购买CDS价格的日益明显的偏差，买IG9指数更便宜！

到2012年1月初，如果买IG9指数来为10年期1000万美元的债券进行违约保险的话，成本为每年11万美元左右，而单独买IG9的121家公司的CDS保险则需要支付近13.9万美元，IG9指数竟然便宜了2.9万美元！［3］

这一发现，导致大量的对冲基金蜂拥入市，无论是为了降低对冲其他资产风险的成本，还是大胆和“伦敦鲸”进行对赌，大家都纷纷抢购“伦敦鲸”卖出的便宜保险。结果，“伦敦鲸”突然发现，他竟成了市场中的“孤家寡人”，几乎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对手。虽然在2012年的头3个月中，他还有账面盈利，但形势越来越不妙，由于自己在市场中已是一家独大，导致了他难以转换仓位的窘境。他如果逃跑，就必然导致手中的合约价格暴跌。

如果市场一旦反转，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将被市场中其他对冲基金生吞活剥掉，虽然他是大鲸鱼，但也架不住成千上万小鲨鱼的疯狂撕咬。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欧债危机突然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趋势，而美国经济的数据也远非理想，不利消息迅速转化为CDS市场的剧烈震荡。对于持有巨大仓位的CIO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噩耗。摩根大通的风险控制部门立刻绷紧了神经，CIO的凶险处境开始震惊摩根大通的高层。4月10日，“伦敦鲸”从市场上消失了，庄家的撤退引发了自身的灾难，当天，CIO内部报告承认损失达到了每天600万美元的程度，随着合约价格的暴跌，90分钟之后，损失变成了4亿！

2012年，摩根大通的CIO部门以巨亏62亿美元惨淡收场。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IG9指数开始剧烈震荡，“伦敦鲸”的覆灭已无可避免

在IG9接近1500亿美元的总违约风险敞口中，摩根大通一家就独占了上千亿，完全具有操纵市场价格的能力。只是豪赌的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高，除非摩根大通将所有CDS的指数系列，以及每一家公司债券的CDS价格全部控制住，否则操纵必难以持久。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摩根大通以如此之高的风险敞口比例介入IG9市场，已经完全不是在对冲所谓的风险，而是目标明确地追逐利润！摩根大通上千亿美元的风险，既是它自己的风险，也是储户存款的风险。在摩根大通的过剩储蓄中，高达3000多亿美元已经悄然转移到了伦敦的CIO部门。

摩根大通的储户存款不是在美国吗？这些钱如何能够“飞到”伦敦呢？

一条可能的道路就是通过回购转抵押来“搬运”资金。

摩根大通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趴着数千亿超额准备金，这些资金并没有被放贷出去，它们吃着美联储微薄的0.25%的利息被“闲置”在那里，这当然不符合银行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通过回购市场进行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摩根大通可以在回购市场中借出超额准备金账户上的“闲置资金”，收取国债作为抵押品，即所谓的“逆回购操作”。根据会计准则，“闲置资金”仍然停留在摩根大通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摩根大通是三方回购市场上的两大清算行之一，它可以将回购抵押品进行“转抵押”，比如将国债转抵押到伦敦的CIO部门，而伦敦市场对转抵押的次数并没有上限，CIO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国债，在伦敦的回购市场中再次抵押以获得现金，然后投资到CDS的IG9市场中以博取高风险收益，这正是CIO为什么要设在伦敦的原因。

如此一来，摩根大通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的“闲置资金”并没有减少，从法律的角度看，它们依然趴在那里吃着政府补贴的0.25%。但是，那仅仅是货币的“躯壳”，而其“灵魂”却早已通过回购抵押链条，飞到伦敦赚大钱去了。

摩根大通不过是大银行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华尔街大佬们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来转移它们的超额准备金。

由于不理解回购市场的精髓，很多学者误以为美国的银行系统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还拥有2万亿美元的“闲置”储蓄，财务状况应该相当充裕，殊不知这些钱不知有多少早已漂洋过海参与高风险的赌博去了。

用这些资金进行冒险，当然就是拿储户的存款冒险，赚了属于摩根大通们，赔到破产就活该纳税人倒霉。

摩根大通在“伦敦鲸”事发之后，仍然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不算自营交易，而是风险管理，CIO在IG9上的投资，完全是为了对冲摩根大通的其他风险，绝不是为了赚取利润。

有一种谎言叫瞪着眼说瞎话！

还是大法官斯图尔特说得透彻：这就像是色情文学，我看到它就能够辨认出来。





「无法无天与有法无天」

世界上有两种腐败：一种是无法无天，违法侵吞他人资产；另一种是有法无天，合法掠夺公共财富。天，就是天理、良心和正义！

法律本身并不必然保护正义，关键是谁在制定和执行法律。还记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吗？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旨在遏制华尔街贪婪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为这一论断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当初奥巴马签署的法案版本，已经由多德议员提议之初的56页，和弗兰克议员提议的77页，扩容至848页，涵盖了近400项条款，这项法案被称为美国金融史上最冗长的法案。

在此之前，美国金融法案基本没有超过50页的。1864年颁布的建立美国银行体系的法案只有29页，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也只有32页，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精神楷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不过37页，难怪美国的法学界将《多德—弗兰克法案》称为“一个九头鸟的怪物”。

在奥巴马2010年7月21日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的两年里，法案并没有随着争论而简化，却因为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搅局变得更为复杂。2010年7月848页的法案，到2012年7月已经膨胀了令人窒息的8843页！

而法案的执行细节才仅仅完成了1/3！

人们最终将会看到一个上万页，甚至几万页的庞然大物。

难怪耶鲁法学院教授乔纳森?梅西（Jonathan Macey）尖刻地讽刺道：“法律本该是为普通人提供的行为规则，很显然，《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不是提供给普通人看的，它是一部针对官僚主义者的纲领，用来指导这些人如何制造更多的法规，从而产生更多的官僚主义。”［4］

这就是华尔街麾下律师们惯用的“文山会海”的战术伎俩，利用无限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干扰核心问题，制造铺天盖地的文件大海来淹没相关人员，掀起层出不穷的争议浪潮来左右立法初衷。

法律界戏称，当全部法案细则出齐之后，全美国恐怕只有两三个最牛的律师事务所能真正搞明白这个法案究竟说的是什么。金融监管部门、各级政府执法单位、金融机构的合规人员，以及金融从业者，要想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需要极其漫长的学习和培训，没有个十年八年，法案根本无法执行。

“沃克尔规则”更是如此。

沃克尔单独提交议案时，规则只有区区4页纸。沃克尔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阻止大型金融机构在自营交易中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在沃克尔的定义中，自营交易十分容易界定：“自营交易是你为自己挣钱，不是为客户来服务。”沃克尔认为：“这通过跟踪和计算银行的交易头寸就可以看出来。”

沃克尔认为很简单的办法，却遭到了华尔街的强烈抵制。利益攸关，华尔街寸步不让。如果严格按照“沃尔克规则”执行，仅限制自营交易一项，就将使高盛的年收入减少逾37亿美元。而且，如果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细则格外严厉，高盛还可能面临额外的数十亿美元损失。除了高盛，“沃克尔规则”也对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大佬造成严重冲击，如果2010年7月新法中的“沃克尔规则”很快到位，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话，将对华尔街大佬们2011年的总收入造成高达50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正因如此，反对、阻碍、拖延“沃克尔规则”的实施，就成了华尔街的当务之急。

为此，高盛组织了美国政坛的“全明星”游说大军，与政府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交涉，其中不乏重量级前政府要员。高盛希望可以说服这些机构修改“沃尔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放松规则的严厉程度。

高盛的“游说军团”，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前副主席迈克尔?皮斯挂帅，成员包括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白宫以及各主要监管机构前要员。这些要人通过政府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摇身一变都成了在高盛领高薪的“食客”，他们拼命活动以证明他们在高盛享用的“丰盛饭菜”不是白吃的。此外，高盛还额外聘请数位颇具影响力的国会退休议员常驻在华盛顿，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其中，包括参议院共和党前领袖洛特、共和党前参议员约翰?布鲁，以及众议院民主党前领导人盖帕特等重量级人物。

华尔街和华盛顿早已是荣辱与共，不分彼此了。在他们的密切合作之下，法律最终巩固的是“华尔街—华盛顿轴心”的金权天下！

面对华尔街的巨大压力，奥巴马不得不妥协，结果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在“沃克尔规则”中插进了五花八门的“例外”和“细则”。当加入了“代客交易”“对冲交易”“止损交易”等赦免范围之后，规则已变得极其复杂。原本只有4页纸的“沃克尔法则”快速膨胀到298页，就连沃克尔本人都看得直叹气。

100个豁免，乘以1000个例外，等于10万个不明白！

在诸多的“例外”和“豁免”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沃克尔规则”对美国国债和两房MBS债券的自营交易网开一面。原因很简单，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回购市场中，美国国债和两房MBS乃是最重要的回购抵押品。如果取缔了围绕着它们进行的回购融资，整个影子银行系统就会塌方，金融危机将立刻爆发。

回购交易属于银行的“自营交易”吗？当然毫无疑问。银行在这个市场的许多交易显然是以营利为目的，但这种交易却不可能禁止。由此还会衍生出更广泛的困境，“沃克尔规则”不禁止美国国债，却严禁银行交易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券来牟利，这将造成其他国家国债发行和交易上的难度、成本和风险，减少它们的市场流动性。英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沃克尔规则”的偏袒不可能心平气和，这就必然影响世界金融市场规则的协调性。

内有抗拒，外有猜疑，“沃克尔规则”已是举步维艰。

不仅华尔街捣乱，美联储对大银行更是“偏心”。就在围绕“沃克尔规则”的细则争论愈演愈烈之时，一位美联储官员放出风来，“沃克尔规则”的自营交易定义或许还将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一消息让已经面目全非的“沃克尔规则”变得更加不知所云。

不仅如此，原本规定2012年7月21日是“沃克尔法则”生效的日子，但是美联储却突然跳出来通知各大银行，不必立即停止自营交易，并给出两年时间进行“相关业务的合规审核”。按照最乐观的预测，“沃克尔规则”也要到2014年7月才能出细则，真正产生约束力就更晚，而且美联储还拥有继续推迟生效时间的权力。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沃克尔规则”中还是会包含许多对银行的豁免或延期规则，允许银行继续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拥有现在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投资业务，而自营交易规定只能是一大串的例外、豁免的灰色地带。

沃克尔的“色情书”理论，大概只能由他自己慢慢享用了。

其实，沃克尔知道华尔街的巨大能量，他在规则中提到，要防止2024年及以后的时间中发生金融危机，言下之意就是此前犯规将从轻发落，这一竿子就将落实的问题支到了10年以后。

奥巴马在竞选时声言要让华尔街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这一承诺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成了一句空话，从最终结果看，奥巴马无非也是在“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罢了。

如果说华尔街的大银行是“大而不能倒”，那么《多德—弗兰克法案》则是“复杂到无法执行”，而严厉的“沃克尔规则”看起来更像是滑稽的“沃克尔游戏”！

也正因如此，华尔街根本没有把法案和规则放在眼里，摩根大通照样进行着“伦敦鲸”式的大冒险，而高盛对新法也是视若无睹。自《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以来，高盛募集了多个新基金，包括一个能源基金、一个人民币基金和一个房地产夹层基金。高盛相信这些新的基金能够符合沃克尔规则的要求，就算不行，高盛也可以申请延期或者用其他手段让这些基金继续存在。

围绕着《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沃克尔规则”所爆发的一系列尖锐矛盾，以及最终的结果，揭示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人民痛恨华尔街的贪婪，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也厌恶华尔街的贪婪，为什么选民、总统和国会一起联手都制定不出一部真正能够保护公众财富的法案？

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的祸首元凶造成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上千万人失业，数百万家庭房产被剥夺，却没有一个华尔街大佬因此被定罪坐牢？为什么他们不仅拿着更高的奖金，而且更加贪婪？

最可怕的腐败，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有法无天！最可恶的贪婪，不是某个人的贪婪，而是利益集团整体的贪婪，是在法律保护之下的贪婪，是制度性的贪婪！

在法律保护之下的压迫，导致财富公平分配的原则遭到了根本性的瓦解，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





「沉沦的中下阶级」

2013年8月29日，美国60多个城市爆发了快餐业和零售业雇员的大罢工，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连锁餐馆和商场的雇员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水平太低，强烈要求提高快餐业的工资待遇。他们大声疾呼：“七块二毛五，我们无法生存！”他们抗议联邦政府的7.25美元的最低工资，使他们陷入了永久性贫困的恶性循环，罢工的目标是：每小时15美元是最起码的“生活工资”。

从传统上看，快餐、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基本没有工会组织，要组织全国性的罢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行业流动性太大，临时性太强，8月底席卷全国的大罢工着实令人震惊。特别是美国的南部，从来就不是罢工的活跃地区，而这次南方诸州的快餐、零售业也积极参与了全国罢工，这就反映出整个中下阶层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决心。

与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雇员工资相比，动辄数百上千万美元奖金的快餐业高管的收入就显得格外扎眼，当集体性的极端不满转化为强烈愤怒的时候，就连松散和毫无组织性的快餐业也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人们普遍感觉到快餐业的工资水平不高，但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看起来还是令人非常吃惊。2013年7月，美国最低的小时工资是7.25美元，非农就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3.98美元，制造业工人是20.14美元，而快餐业仅为9美元。

2009年以来，美国餐饮娱乐服务业的小时工资不断下降（美国劳工部）

更糟糕的是，危机结束以来，他们真实的平均小时工资下跌了6%。就是如此微薄的收入，还不能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长。非农工作岗位的平均周工作时长为34.4小时，而美联储圣路易银行的数据显示，餐饮娱乐服务业（包括快餐业）的周工作时长不超过26.4小时，快餐业人员的税前年收入仅有12355美元，美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11490美元，这意味着快餐业的350万就业人口，仅仅略高于贫困线。

快餐业显然不是什么诱人的工作，但其就业岗位的竞争居然已接近白热化。危机之后，麦当劳的工作已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2011年麦当劳在美国的连锁店雇用了6.2万人，而收到的工作申请竟然超过了100万份，录取率仅为6.2%！［5］与同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相当，而比所有其他的美国常青藤名校的录取率都要低！100万人争抢的麦当劳的6.2万个工作机会，而其平均工资仅为每小时9美元。

快餐业已经不是从前学生打工挣点零花钱的时代了，2013年快餐业雇员的平均年龄是28岁，其中，30%的人拥有大学学历，25%的雇员至少有一个孩子，他们是在养家糊口！

12355美元的年薪，即便夫妻双方都工作，一家四口的总收入不过2.47万美元，月收入才2000美元出头，这还是税前。想想黑石“租客帝国”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吧，即便再便宜的租金也需要1000美元，上下班的交通费至少也要200美元～300美元，开车就更贵，如果全家四口人每天吃快餐，那日子就别过了，在快餐店工作的人连快餐都吃不起。无论怎么省，四口之家每月吃饭就得500美元以上，水电气电话等基本开销至少300美元，工资就已经透支了。孩子上学公费也会有开销，不能买衣服、不能上网、不能用手机、不能看电影、不能去旅游、不能下馆子……这是“美国梦”吗？

快餐业的工资绝对不是“生活工资”，连“生存工资”都够不上，在北京做保姆的日子恐怕都要好过些。在美国，就连这样的工作还只有6.2%的竞争者才能有幸得到。

快餐业所代表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状况，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的境遇不是在逐步好转，反而更趋恶化。

美国CBS新闻在2013年7月28日，打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大标题：“调查显示：80%的美国成年人口面临接近贫困、失业的状态。”文章指出，美国经济的加速全球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高薪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导致了当今美国社会五个成年人中就有四个挣扎在失业、接近贫困，或至少部分依赖政府福利的状态。462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达到美国总人口的15%［6］，贫困人口数量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

到2012年底，在美国领取政府食品券救济的人数已达4780万人，超过了西班牙的全国人口，比2008年暴涨了70%，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政府给每人每月的食品券救济金额约133美元，食品券可以在商场中购买粮食、肉类、水果和牛奶等。1975年，美国人申请食品券救济的比例仅为8%，37年之后，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一倍。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大幅增加，与美国GDP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房价大幅上扬、股票屡创新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济好转和贫困大增同时存在，到底哪一个才是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陷入贫困和领取食品救济人口的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都是就业状况极为糟糕，使他们无法找到超过贫困线水平的工作机会。

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曾高达10%，2013年8月失业率已经降至7.3%，如果失业率在不断下降，就业市场自然就该逐步好转，贫困人口怎么可能大幅上升呢？

失业率从2009年的10%降至2013年8月的7.3%





「就业市场的真相」

2007年12月，当美国经济达到了危机前顶峰的时刻，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上，总共有1.38亿个工作岗位，按照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高薪工作、中薪工作和低薪工作。

高薪工作是美国经济的主干部分，构成了美国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岗位，也是美国消费能力的基础，其就业岗位总量为7180万，占全部就业岗位的52%，全部收入的65%，平均年薪为5万美元，恰好是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水平，能够负担四口之家的生活开销，尽管经济压力不小。高薪工作一般为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均有良好的医疗保险、退休金或401K计划。这种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包括金融业、白领专业人士、信息技术、商业管理、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房地产、政府雇员、交通仓存等领域。

中薪工作包括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行业，平均年薪3.5万美元，就业岗位总数为2890万，不到高薪岗位的一半，占总就业岗位的21%。中薪工作的就业机会一直在不断增长，不过，此类工作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支出和税收补贴。

低薪工作的平均年薪仅为1.9万美元，包括餐饮娱乐、酒吧招待、汽车旅馆、瑜伽教练、花园园丁、零售业、临时工等低收入岗位。低薪岗位的总量为3720万，占就业岗位总数的27%。这些工作一般不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如果还拖着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就基本属于贫困人口。

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业市场的大体轮廓。

2009年之后，美国失业率下降的奥秘就隐藏在低薪岗位的增长之中。被华尔街媒体啦啦队所大肆吹嘘的580万个就业机会的复苏，60%都属于这一类别。

2013年7月，这些低薪工作的总规模达到了3750万，比经济衰退结束时的3470万“新增”了280万个就业机会。其实，这一规模与2007年的3720万的数字几乎相当。换句话说，280万个低薪工作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再生”出来的。

2009年之后，低薪工作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80万新增就业岗位其实是“再生”出来的年薪1.9万美元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快餐行业就属于低薪工作，这些就业岗位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而已，4年以来280万低薪岗位的总量增长，几乎不能产生有意义的消费能力增长。如果扣除通货膨胀，低薪岗位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6%，指望他们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是非常不靠谱的想法。

高薪工作是中产阶级的核心，也是市场消费的主力军，该领域的就业状况要严峻得多。

金融危机导致了580万高薪岗位的损失，随后的4年多，仅仅恢复了140万。平均每年增长仅31万多，就连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规模都是其10倍以上！

2013年，高薪岗位的总数为6760万，竟然比2000年的7190万还差出一大截！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复苏”，美国的高薪工作到2025年才能恢复至2000年的水平，这是1/4个世纪！

而每年区区30多万的高薪就业增长的背后，却是高达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政府消费），和每年8000亿的美联储印钞在共同推动。如果将8000亿印钞规模平摊到每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美联储花掉了250万美元，才创造出一个年薪5万的就业机会！其效果之差，简直是空前绝后！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美联储的印钞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就业！每年8000亿的QE规模，如果直接发到个人手中，相当于每年创造了1600万个5万美元的高薪工作！无论是伯南克开着直升机撒钱，还是分钱到户，或者直接还掉止赎房的欠债，其经济效果都远比把钱给银行要好得多！从行为的结果看，美联储的性质昭然若揭，它不是服务于政府，更不是服务于人民，而是服务于华尔街！

如果从2000年年初算起，美国高薪岗位负增长了430万，而养家糊口的综合成本却在大幅增加，汽油价格3倍于从前，大学学费也普遍高出不止一倍，衣食住行无不大幅上涨，医疗保险和看病的费用更是远远高于2000年。当时的全职工作提供了极为便宜的医疗保险，员工每月仅仅支付几十美元就可以为一家老小上保险，看病吃药员工自掏腰包一般也就一二十美元。2013年的医疗保险如果覆盖全家，动辄高达数百美元，看病吃药的成本也大幅飙升。

2000年高薪岗位的数量与2007年危机前都是7190万，这表明在整个“格林斯潘泡沫”期间，高薪工作实际上是零增长！以房地产泡沫为标志的所谓“财富效应”，完全没有创造出任何真实的经济增长，反而制造了一个80年未有的金融灾难。而之后的“伯南克泡沫”，试图再次用房地产泡沫带来经济繁荣，其结果只会比“格林斯潘泡沫”更糟。

美国高薪工作复苏极为缓慢，远低于2000年和2007年的高点

最后来看中薪工作的增长情况。在危机后的4年多里，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就业机会共增加了110万，每年平均约25万。如果从2000年算起，美国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就业一直保持着增长状态，即便是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这一领域就业机会的增加。“教科文卫”被奥巴马看作是保卫美国就业增长的“堡垒地带”。

从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中薪岗位增加了660万个工作机会，到2013年总量达到3080万。其中，仅流动医疗健康服务（Ambulatory Health Care）部分就占了640万，所谓流动医疗健康服务，就是在医院之外的医疗健康体系，例如医生的诊所、病人的院外护理、家庭健康机构等。流动医疗健康的就业岗位竟然超过了美国建筑业的550万岗位，更远超消费品工业的450万。医院系统雇用了800万护士、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总体来看，美国的医疗健康系统的总就业岗位高达1460万；在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大学，总共雇用了1400万人；社会服务领域雇用了220万人。

为什么医疗健康系统的就业会持续增加呢？因为政府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开支暴涨！2000年，美国政府在老年医保（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的开支总额为3000亿美元，而到2012年，开支膨胀到8000亿美元，几乎是GDP增速的两倍。

2000年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政府的财政处于盈余状态，而2009年奥巴马执政以来，财政赤字连续4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等于是政府对医疗健康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医疗开支远高于GDP增速，意味着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被医疗制药等行业大举侵蚀，制造业的基础不断遭到削弱，美国制造业不愿回流本土是有原因的。

医疗健康领域就业的异常增加，必然导致经济资源被更多挤占，从而压制高薪就业机会的增长。社会服务领域的情况与医疗健康类似，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实体经济的就业机会转移给了社会服务。

教育领域的就业增长主要来自私立学校系统的快速膨胀。2000年以来，美国非公立学校的就业增长了45%，而学生贷款的余额从1500亿美元暴涨到1万亿美元，并正在出现大面积违约。教育本该强化国家的未来，但高昂的学费，巨额的债务，正在透支学生的未来，摧毁国家的希望。

中薪岗位在一直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其主因

中薪岗位的增加，特别是医疗健康和社会服务，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赤字，在未来利率火山开始活跃之后，国债融资的成本将会显著上升，政府偿债的能力将面临严峻挑战，医疗健康的就业增长也会遭遇瓶颈。教育的就业增长，特别是私立学校系统，主要依赖学生贷款来支付高昂的学费以维持扩张，而学生贷款已高达1万亿美元的规模，超过了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的总和。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下，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拖欠危机，如果利率再出现大幅上扬的情况，学生贷款发生内爆将指日可待，教育就业的增长已面临逆转。

低薪工作的增加，无法带来消费的增长，他们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中薪岗位不仅未来增长将面临瓶颈，而且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占就业半壁江山的消费主力军高薪岗位则深受重创，远远没有恢复元气。

与2007年的零售总额相比，经济复苏了5年之后，如果扣除通货膨胀，2013年仍比2007年低了2%，而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三次危机之后的5年，零售总额分别比危机前高出20%、17%、13%。如果再仔细看零售业中的家用日常品和食物类别，真实消费水平竟然比2007年下降了6%，这是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之后，在复苏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7］。就业市场所受的内伤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消费不振的根源在于就业市场的萎靡，这正是美国经济难以复苏的关键原因。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造成的低薪工作损失已经基本恢复，高薪岗位损失的580万，仅仅恢复了140万，即便加上中薪工作新增的190万，仍比危机前净损失了250万个就业。同期，美国人口增加了1500万以上，而工作机会反而减少了250万，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以就业参与率来看，美国的就业市场可谓惨不忍睹。2013年8月，美国16岁以上的人口中，就业比例仅为63.2%，大幅倒退了35年，仅相当于1978年8月的水平。美国中位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比2000年还低7%！

2013年8月，美国就业参与率倒退了35年，回到了1978年8月的水平2013年的美国中位家庭真实收入（扣除通胀）比2000年还低7%！

华尔街媒体啦啦队吹嘘的失业率正在不断下降，消费者信心已经恢复，经济基本面一片大好，完全扭曲了就业市场的惨淡景象，虚构出一个经济复苏的海市蜃楼。在如此糟糕的就业和收入条件下，股票市场的暴涨，房地产的虚火，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测，最终都会撞上就业这堵冰冷的石墙！

岩上之屋，还是沙上之梦？

美国制造业回流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2009年4月，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意气风发地准备“改变”美国社会了，他在乔治城大学发表了长篇大论，足足讲了45分钟。在演讲中，奥巴马将美国经济描述为一座危房，他引述《圣经》里的比喻说，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容易倒塌，建立在岩石上的房子则屹立不倒，“因此我们不能在沙子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

奥巴马心中的岩石，是坚如磐石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回流和新能源振兴的前景，最让奥巴马心潮澎湃。

奥巴马呼吁美国海外制造业应该回国发展，从他刚上任一直喊话到2013年，四年多过去了，制造业却成了奥巴马心中的难言隐痛。

2011年2月份，在与已故苹果公司的CEO乔布斯共进晚餐时，奥巴马就曾劝说，让苹果集团将iPhone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乔布斯当时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工作不会回来。”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连留在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在QE泛滥的货币大潮中，都不愿意花钱进行资本性支出，CEO们在忙着发债融资，然后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大捞快钱去了，即便海外的制造业回流美国，他们就能免俗吗？

廉价货币的政策，不是在鼓励实业资本的形成，恰恰相反，它是在摧毁真正的资本！

2013年2月13日，奥巴马对制造业回流泡汤的事情耿耿于怀，他在国会进行连任之后的首个国情咨文演讲时，将制造业放在核心地位，指出首要任务是使美国成为新就业和制造业的中心。在促进制造业回流趋势方面，奥巴马以扬斯敦设立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3D打印业务为例，并宣布要成立3个类似的制造业集群，其商业合作对象是美国国防部和能源局，并要求国会帮助成立15个制造业中心，以保障美国制造业的新一代革命。

规划不可谓不宏大，志向不可谓不高远，其成效却让人感觉到总统有点“志大才疏”的毛病。在2013年就业增长的成绩单上，奥巴马怕是鼻子都会气歪。大半年下来，酒吧招待们倒是比较争气，增长了24.7万，而属于高薪工作的制造业呢？回流也好，集群也罢，总共才增加了2.4万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几乎是毫无执行力，在长期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熏陶之下，奥巴马想逆货币逐利的本性而动，既没有政策方针的大脑，也缺乏执行政策的手脚。

总统也就这么一说，大家也就这么一听。

高薪制造业的外流，不是以国家政策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资本逐利的本能为驱动，奥巴马影响不了货币政策，也就左右不了资金流动的方向，更谈不上什么产业集群的宏伟蓝图了。

美国总统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领袖，同时又是实权最小的国家元首之一，它仅仅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权力本身。

2013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仅2.4万人，不及酒吧招待的1/10

奥巴马“岩上之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就是新能源，其中特别火爆的就是“页岩革命”。

据国际能源机构(lEA)2012年的《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在页岩革命的影响下，到2017年，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就能源产量的“净值”而言，几乎将实现“自给自足”。埃克森美孚公司的《2013年能源展望》指出，到2040年，天然气的需求将增长65%，全球产量的20%将来自北美，大部分来自非传统能源，特别是页岩气。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到2025年，页岩革命将使美国成为能源的净出口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

对于页岩革命，奥巴马显然深信不疑。2012年他声称，由于页岩革命，“我们的天然气供应将能保证美国100年的需求”。能源专家们预测，页岩革命将至少创造170万个就业岗位，毫无疑问，这些岗位显然属于高薪工作，到2020年，乐观地估计将创造300万个就业。

美国天然气价格近年来的暴跌，似乎也在证实页岩革命正在发生。华尔街媒体啦啦队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它们声称，美国正在变成一个“新沙特”。不仅如此，如果页岩气和页岩油能够最终取代石油的地位，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将直接推动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的高薪工作，带来更多的消费增长，经济繁荣已经指日可待了。

谷歌趋势分析显示，页岩气在2005年开始被媒体关注，

2011年报道越来越频繁，“页岩革命”一词同时出现

“页岩革命”一词突然出现在2011年

页岩革命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然火起来的？大数据时代，还是用大数据说话。

如果用Google的趋势工具来分析，关于页岩气的报道是在2005年开始升温，2011年之后出现了媒体“沸腾”的局面，同时，“页岩革命”这一爆炸性词汇开始大量涌现。

200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页岩技术的重大突破，还是另有原因？

页岩技术的核心就是将水平钻井法和水力压裂相结合，将“压裂液体”，即化学物质夹杂着大量水、泥沙，用高压注入地下井，压裂邻近的岩石构造，扩张裂口，使游离或吸附在页岩中的天然气能流入井中得以收集。压裂液体中的化学成分往往有毒，如果渗透到地下水，将严重危害饮用水的安全。

页岩技术其实早已存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进行过尝试，到2005年之前仅仅占美国天然气产量的3%，可谓微不足道，主要问题就是开采成本过高。这种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环境成本和法律成本。

2005年，页岩技术的鼻祖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前总裁，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切尼，以及他在政界和石油圈子里的盟友联手运作，将水力压裂法从美国环保局的监管之下“解放”了出来。过去，环保局依据美国《饮用水安全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对水力压裂法的污染和危害进行严格监管，这是页岩气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石油利益集团的强力游说之下，页岩生产打破了美国环保局严禁将有毒化学物质直接注入地下的规定，成为高度重视地下水环保的美国法律的“唯一例外”［8］。

2005年，美国《饮用水安全法》对水力压裂网开一面，成为法律界著名的“哈里伯顿漏洞”。可以说，没有“哈里伯顿漏洞”，就没有所谓的页岩革命。

页岩气水力压裂法的化学有毒物质

可能污染地下水资源

看来，只要将人命进行贬值，资产升值并不困难！

法网洞开，贪婪涌入，短短6年间，页岩气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比例从3%暴涨到40%，2005年堪称是页岩革命的“元年”。

不过，页岩技术除了毒害水资源的副作用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页岩井的衰竭周期太快，往往第二年产量就锐减75%～80%，5年后就基本报废。生产商为了维持产量增长，保住股票价格，就必须持续投入重金去开采新的页岩气井，再加上大量热钱闻风跟进，市场上出现了供应量急剧增加，而价格暴跌的景象。

页岩气井的衰竭速度快得惊人，第二年产量就下跌了75%～80%

当2005年切尼搞到环保局通行证时，天然气价格为每千立方英尺14美元；到2011年2月，价格已暴跌至3.88美元；2013年年初，天然气进一步跌到3.5美元。而页岩气的平均成本约8美元～9美元，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页岩气井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页岩气行业财务上的负循环，导致了资金的困境。到2013年，页岩气生产商为了维持现有产量，每年不得不继续开采7000口新井，耗资420亿美元，而2012年页岩气的产出价值仅为325亿美元。如果价格不涨，全行业每年亏损近100亿美元［9］。

赔本赚吆喝谁都吃不消，为什么页岩气生产商不减产抬价呢？

这与页岩气的产权有关。美国的页岩气井大都是在私有土地上开采，土地所有人与页岩商的合同期为3年～5年，如果这段时间内不开工，那开采权将被收回，定金和其他投入就全打了水漂。而生产商们也是从华尔街借的钱，早一天开采就早一天见到现金流，只有这样才能缓解还债的压力，同时还能提升股价。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页岩气产量越大，价格跌得越凶，企业赔得越惨。

众多公司已经很难支撑现金流的压力了，它们只能靠变卖含页岩气的土地来弥补现金流的不足，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被迫大规模减记资产，以反映实际的财务状况。在这场豪赌中，资本欠佳的公司将是率先被淘汰出局的殉葬品，即便是资本雄厚的大玩家，也感到力不从心了。

2013年10月6日，世界重量级的石油大佬壳牌公司，不得不宣布在页岩革命的豪赌中认赌服输。壳牌CEO在下台前的感言中，痛悔看错了美国的“页岩革命”，在北美投入了高达240亿美元用于页岩资源收购和开采，8月被迫进行了21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减记。壳牌在北美的页岩大冒险中扭亏无望，CEO坦言“所以你得承认高达30亿美元的资产贬值，而这些资产却没有收入”。［10］

如果以壳牌在世界石油行业的地位和资本，尚且不能在页岩革命中盈利，奥巴马所指望的170万～300万个页岩行业的高薪就业机会，恐怕又是一场春梦。

其实，所有的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在发生初期，没有人意识到它们是革命，而一开始就号称是革命的事情，最后往往是泡沫。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一词早已被华尔街用滥了，什么“电动汽车革命”“风能革命”“太阳能—光伏革命”“乙醇燃料革命”，到今天的“页岩革命”，无非是金融市场圈钱的题材，这并不是说这些技术方向是错误的，而是被资本市场的极度贪婪所严重夸大了。

夸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少数人偷走多数人的财富。华尔街主要图财，而石油和军工复合体，不仅图财还要害命。当利益集团肆意绑架政策和法律，集团贪婪就异化成了制度性贪婪。





「财富分裂折断了美国梦的翅膀」

最能说明制度性贪婪的指标莫过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即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分别占有一国收入的比例。

如果把美国1%最高收入的人群称为超级富人的话，那么也只有他们才能算是美国真正的统治集团。在他们之中，年收入（包括资本收益）最少也要在44.3万美元以上，而0.1%的顶级富豪的年收入至少为560万美元。超级富人集团的总人数约152万人，如果以一家4口计算，那么超级富人的总人口约610万人，在美国3.1亿人口中仅占2%。

美国的统治集团不仅占据着社会各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且享有巨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国家的财富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一集团手中。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后，谁是美国社会中最大的获益者，那么正是他们分享了货币宽松、资产升值、财政刺激、转移支付、美元铸币税等红利的绝大部分，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值中，他们独占了高达95%的份额！

注意，1%的统治集团席卷了全社会收入增量的95%，如果不是政策和法律的刻意设计，那就只能是上帝特殊眷顾这批人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合理的经济逻辑能解释这种极端的不平等现象。

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人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除了吃肉的，还有喝汤的。

在1%以下和10%以上，就是美国的高收入阶层了，他们算是富人或精英集团，但并不属于统治集团，他们对社会的财富分配，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并没有决策权。虽然以金钱作为划分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依据稍显武断，但些许误差并不影响结论。跟着统治集团喝汤的富人集团的年收入大致在12.7万～44.3万美元之间，他们有1360万之众，准确地说，富人集团的生活品质才算得上是人们向往的“美国梦”。

除了1%的统治集团和9%的富人阶层，剩下的90%都算美国的中下阶级。他们的人数高达1.37亿，他们之中很多都是双职工，算上家庭成员，总人口至少2.5亿。中下阶级的平均年收入仅3.1万美元，双职工的家庭总收入约6.2万美元，中位家庭收入约5万美元。中位收入是中下阶级家庭收入的中间值，而非平均值，因而更具代表性。

一个4口之家收入为5万美元的典型中下阶级家庭，在缴税和扣除社保、医保等强制性费用后，每月实际收入不到3000美元，房贷或租金去掉1200美元，两部汽车油费加保养至少500美元，4口之家的吃喝再去掉1000美元，上网、手机、有线电视、水电气、房屋维护等生活必须开支至少也要300美元，这些都属于强制性生活成本，基本没有节省的空间。5万美元的收入，仅仅能够保证4口之家最基本的生活开支，而几乎没有任何剩余。

1970年以来的40多年里，中下阶级的实际收入

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

很多家庭还有车贷、学生贷款、信用卡的还债压力，看电影、下馆子、买衣服、添置电器、旅游度假、过年过节的开销要是算上的话，家庭非但不可能有储蓄，而且很大可能是需要负债。这就是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银行储蓄很少，极度依赖工资支票的原因。

占总人口90%的美国中下阶级的实际收入，在1970年之后的40多年里，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1%的人吃肉，9%的人喝汤，90%的人被吃，这就是金融危机以来，甚至是1971年美国废除金本位之后的长期趋势。2013年，美国400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5亿中下阶级的财富总和，后者是美国人口的一半！

什么叫“美国梦”？就业机会是梦的基础，收入增加是梦的翅膀，而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美国梦”的基础严重动摇，翅膀早已折断，财富分裂使“美国梦”在过去的40年中逐步演变成一场噩梦。

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半个世纪里最严重的阶级对立冲突，这就是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城市之多，参与人数之众都令人震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民众明确提出了99%的穷人要挑战1%富人的政治口号，这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人的抗议行动，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从伦敦到巴黎，从法兰克福到罗马，从中国香港到悉尼，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城市没有被波及。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情绪之强烈，在冷战之后的世界里堪称是绝无仅有，这已经不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遍及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





「贪婪与盗梦」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财富分裂曾在1927年达到了第一个顶峰，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50%，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危机爆发的原理与2008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货币的过度宽松，刺激了资产价格猛涨，社会财富随之出现了大洗牌，富人们获益最大，穷人们则被缘边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长达4年的战火硝烟之中，而美国则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军火供应商。战争的残酷与激烈远超欧洲人的预想，金钱的消耗达到了令各国财政破产的程度。英、法、俄等16个协约国被迫向美国大举负债以维持战争，结果，美国赊账搞生产，工业产能一飞冲天。战后，德国的天价赔款压垮了经济，俄国革命赖掉了欠债，法国拿不到德国赔款就拒绝偿还美国和英国，而英国收不回法、俄的欠款就还不了美国。1918年，军事上胜利的协约国，却变成了财政上失败的“次级贷款人”。

放贷的欠钱的纠缠不清，债务困境、赔款争议久拖不决，欧洲经济难以复苏，美国出口无法扩大，局面僵持到1922年，英国人想出了一个“货币宽松”的法子来，以英镑和美元的纸币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以外汇替代黄金进行货币创造，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由来。美元、英镑与黄金等同，信用创造的基础大为扩张，货币泛滥，特别是美元泛滥，催生出一个“喧嚣的20年代”。

占总人口90%的美国中下阶级，在资产膨胀的20世纪20年代却没有分享到繁荣的红利，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1917年的60%，下降到1927年的50%，而10%的富人占有了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17年的40%，上升到1927年的50%［11］。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遭遇到“内需不振”的严重困扰，而不得不依赖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导向”。

美国不仅向欧洲推销过剩的工业品，而且大量提供廉价的美元信贷，鼓励欧洲人购买美国货，以便继续扩张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却用高关税保护国内工业资本家的利益，阻挡欧洲产品的竞争，结果导致欧洲的美元负债越来越高，而却无法获得足够的美元来偿还债务的本息。同时，廉价美元在欧洲不是促进了经济复兴，而是压制了工业生产，刺激了资产泡沫。20世纪20年代德国获得的美元贷款，被大量用于地产项目，如到处兴建游泳池、电影院、体育馆，甚至是歌剧院，原因很简单，资产升值更快，赚钱更容易。

最终，廉价美元四处泛滥，美国与欧洲的资产泡沫齐飞，美元负债已高到无法偿还。1928年美联储大幅加息1.5个百分点，利率剧烈反转，债务违约一触即发，股市繁荣苟延残喘，192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绝非偶然。

20世纪30年代初，美元债务违约了，英国的金本位崩溃了，欧洲市场塌方了。美国严重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既没有外需拉动，又缺乏内需支撑，只能发生大规模的内爆。成千上万的资本家破产了，数千家银行倒闭了，1300万人失业了。

一个让90%的人口丧失消费力的经济体，最终也将自我崩溃。贪婪导致财富分裂，财富分裂最终也将葬送贪婪！

美国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也是从货币宽松入手。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进行了第一轮QE，将利率从6%陡降到2.5%，向银行体系注入了5亿美元来挽救倒闭风潮，股票市场在1930年上半年强劲反弹了50%。

1932年2月，美联储游说国会，允许美国国债作为货币储备，第一次将国债与美元进行了彻底捆绑。在历史上，美国国会对美联储的货币大权深怀戒惧，担心有朝一日美联储可能将国债货币化，对财政赤字提供融资，用货币权力进行寻租，腐蚀和绑架政府，颠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法律对美元发行有严格的规定，100美元纸币背后，必须有40美元的黄金抵押，剩下的60美元的抵押资产主要是短期商业票据。在法律上，国债被禁止作为美元的抵押资产，因此在1932年之前，国债在美元发行中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商业票据。

美联储利用危机倒逼国会放权，国债货币化的大门洞开，美联储终于能够合法地进行大规模吃进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将美元与国债进行死锁。从此，美联储以及它代表的金融资本势力，利用货币权力进行政治权力的寻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1932年，美联储启动了QE2，狂买10亿美元的国债，向银行体系大举注入流动性，相对于1932年587亿美元的GDP总量而言，规模相当于当今2700亿美元的QE规模，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美国股市应声暴涨了101%。

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台，随即开始了QE3，将美元的法定黄金含量，从20.67美元对应1盎司黄金，大幅贬值到35美元，相当于一夜之间将基础货币扩大了近70%，与伯南克的QE3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实现“倍增”的规模相近。

货币宽松没能挽救美国经济，凯恩斯的赤字政策同样不能挽救经济。1937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衰退。1933年罗斯福上台时，美国失业人口1300万，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时，失业人口仍高达1000万。30年代历经8年而无法解决就业的困境，与当今危机后5年就业难以复苏何其相似。

真正使美国经济彻底摆脱困境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战争的力量，使上千万美国劳动力转向战争机器，从根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

战争永远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机制，它迫使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将富人集团的收入向参加战争的穷人子弟进行平移。无论是战时军人的工资，还是战后复员军人上大学的学费和军人医疗福利，都为90%的穷人子弟提供了财富补贴，以及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

1917年，10%的富人集团占有国民收入的40%，1927年50%，

2012年超过50%（来源：Piketty and Saez）

从40年代初开始，10%的富人集团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从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国90%的中下阶级分享到了大约67%的国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压制在33%左右。这正是美国战后经济繁荣和稳定的40年黄金岁月！

不过，富人集团并不满意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特别是0.1%的超级富豪们的怨气越来越大，1975年他们只拿到了2.6%的国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们曾独享10%的惊人份额。富人们怨声载道，而超级富豪们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纪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决定彻底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规则，准备从根本上颠覆大萧条以来逐步建立的福利国家制度，废除国家对富人财富扩张的种种限制，让财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们倾斜。

1973年，约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一书，吹响了财富分配大革命的进军号角。洛克菲勒明确指出，必须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改革，削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尽最大可能地转到私人部门手中”。在书中，他刻意选择了一些经济案例，凸显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理毫无必要，对社会福利的支持是浪费钱财，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才是美国发展的动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声炮响，点燃了富人们压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会财富的欲望烈焰，在美国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狂澜。富人们指引方向，文人们猛烈炮轰，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政府运动，低效、无能、浪费、赤字、通胀的帽子铺天盖地，10%的富人集团巧借90%的穷人阶级对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的不满，借力打力，准备砸碎政府对金融和跨国公司的监管枷锁。

说白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碍了富人自由攫取财富的权力，他们要的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在这样的世界里，政府不能约束富人对穷人的财富压榨，但有义务防止穷人们起来反抗。

1976年，富人集团的“第二次革命”开始实施，在洛克菲勒资助下的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选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亚州州长卡特作为总统的候选人，26名“三边委员会”的骨干被安插在卡特身边，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连面都没见过。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内开始放松，后来的里根总统更是将去管制和私有化作为执政重心，老布什继承里根的衣钵再接再厉，克林顿的《金融现代化法案》一脚定乾坤，彻底将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业的核心地带。后来的小布什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放言要把政府关进笼子，而奥巴马同样没有辜负富人集团的厚望，贫富分化创下美国立国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制度性贪婪开始突破一切限制，他们将政府从经济各个领域中全面击退了，公营部门私有化，金融监管自由化，跨国公司垄断化，银行规模巨型化，各行各业“去管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富人革了谁的命呢？显然是政府和穷人的命。从1978年开始到2008年的40年间，富人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逐步攀升，并再度达到1927年的水平，10%的富人席卷了国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级富豪又一次独享了10.4%的惊人份额！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债规模直线飙升，地方政府濒临破产，而90%的穷人实际收入却倒退到1970年。

2008年，0.1%的超级富人再度独占了10.4%的

国民收入，与1927年相当

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当1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50%之时，财富分裂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一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同等规模的经济危机再次降临！就业复苏同样举步维艰，货币宽松同样效果极差，而2013年的贫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们拿走的国民收入份额不减反增！

奥巴马竞选时对贫富不公的猛烈抨击，曾经打动了无数美国选民之心，他反击贫富分化的决心是如此坚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贫富分化同样扭曲了我们的民主，它给极少数富人通过代价高昂的游说和无限制的政治献金，提供了超乎寻常的话语权，它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竞价者，它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怀疑华盛顿的政治机器被（富人）操纵来对付穷人，我们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并没有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12］

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台上说的都是真话，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实话，干出来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驰！所谓口惠而实不至，奥巴马真是树立了鲜活的榜样。

古人说，听其言，观其行。善哉斯言！

一个政府，无论它贴上什么样的制度标签，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最终，贫富分化是逐渐好转，还是日益恶化，这是判断其性质的终极标准！





「资产分化远比收入分化更严重」

贫富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更体现在资产拥有的巨大鸿沟。

一个年收入10万的80后中产阶级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买房，他就能晋身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还没有买房，尽管他的收入在不断提高，他也将丧失负担房产的能力。房产就像一道财富的阶级门槛，迈过去你会看到另一片世界，迈不过去你将永远纠结。

在中国，房产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美国，金融资产则是财富阶层的等级壁垒。

当富人们在1976年发动财富分配革命时，首要突击方向就是货币政策。货币主义的发祥地芝加哥大学，本来就是洛克菲勒财团用货币武装起来的思想大本营，货币主义的兴起对富人攫取社会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被统治集团派去亲自调教里根总统，同时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小灶”，货币魔法被神化为包治经济百病的万灵药。

超级富人们非常欣赏格林斯潘在1987年应付股灾所采取的货币铁腕，只要华尔街出现灾难，美联储总是最先扑上去用印钞票摆平一切麻烦。流动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戏，1987年股灾只是牛刀小试。20世纪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时，美联储开始大规模救助银行系统；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危机中，中央银行甚至出手拯救对冲基金，次贷危机之后就更是包揽了金融系统的所有风险。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远，在印钱救银行的规模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萧条起家，最令他扼腕长叹的就是美联储在1929年到1933年没有印出足够的钞票去挽救银行，如此贴心的思路怎不让超级富人们颔首赞许。

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30多年的长期走低

在美联储的精心呵护之下，华尔街大佬们全然没了风险，赚了归自己，赔了算国家。同时，通货膨胀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压制了30年，长期利率走低成为世界共识，而资产价格暴涨则是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开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购和商业票据融资，然后反复扩大长期资产规模的“养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投行们竟坐拥上万亿美元的庞大资产，规模膨胀了上百倍。对冲基金、货币基金、保险公司也纷纷参与30年来最丰盛的资产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这就是美国如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的债务规模。别人的债务就是金融体系的资产，国家债务、地方债务、公司债务、消费债务、按揭债务、学生债务、汽车债务、信用卡债务，都成了富人们的美味佳肴，利率不断降低，债券就不断升值，大菜变得更加开胃。有美联储守护着零利率，外加QE购债效果等同于负利率，资产升值更是令富人们眉开眼笑。

在1976年财富分配的转折点上，美国所有负债不过5万亿美元，这是自17世纪殖民地时期开始，直到1976年为止的350年间积累起来的总债务。而1976年之后不过35年，美国的总负债就膨胀了10倍以上！以1/10的时间，欠下10倍的负债，这真是百倍的速度！

在1976年之前的350年中，美国总共积累了

5万亿美元的债务，而2008—2009年

仅两年内债务就增长了5万亿

金融危机之后，负债不是爬升，而是在飞涨！在2008年到2009年区区两年间，美国新增的债务总额就达到了5万亿，赶上了350年所积累的全部负债！

负债是对现金流的压迫，而国家和民众的超高负债，是对国民收入的巨大压迫，它改变了社会财富的流向。在美联储的强力保护之下，富人们肆无忌惮地掠夺了穷人的财富。

在债务迅猛膨胀的一片繁荣之下，股票市场的资金高度充裕，公司摆脱了政府和工会的掣肘，大力削减了员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进一步压缩了人力成本，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税差红利，公司利润获得了惊人增长，30年股市的暴涨和源源不断的股息分红，使富人们的荷包更加膨胀。

在历史上有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豪强大户很少纳税，当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们不仅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资产与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些资产与收入只承担很低的税负，这使得富人们的财富膨胀得更快，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更具支配性。

征税权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也是一个社会进行自我平衡的关键手段。税负不公平，财富分配就会失衡，贫富分化就是必然结果。一个社会出现制度性贪婪的重要标志，就是税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两极分化，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帝国与王朝盛衰兴亡的转折点。

统治集团的贪婪堕落，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而是快与慢的问题。社会制度如同一座建筑，历经风吹日晒，雨雪冰霜，它将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稳固并不断维护的建筑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墙脚的建筑则会加速坍塌。

当统治集团和富人们放纵自己的贪婪欲望，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肆意践踏之时，国家税收制度必然首先遭到破坏。在当今世界，富人们掌握着税收制度的制定权和避税奥秘。例如，资本利得税明显偏低，1978年，在超级富人发动“第二次革命”之前，资本利得税为35%，1981年里根时代降到了20%［13］，到2012年仅为15%。另外，遗产税对超级富人形同虚设，房地产有各种税收优惠，连按揭利息也在抵税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避税天堂，当然只有富人才有资格进入“天堂”。

在五花八门的避税手段中，超级富人们广泛采用的就是基金会的“天堂”模式，他们频频“裸捐”全部身家或大部分资产，降低应税收入。在基金会的章程里，只需把家族后代列为具有一票否决的关键投票权，就可以高枕无忧地规避几乎全部税负，如遗产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当然，基金会每年要拿出一部分钱资助科研、医疗、扶贫等慈善事业，但这些捐助比起累进收入所得税简直不值一提，而且这些资助，还能有效地替超级富人增加话语权。难怪美国人常说所谓的“非营利”（Non-Profit）的本质，就是“非纳税”（Non-Taxation）。

在基金会的玩法中，最早的拓荒者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华盛顿邮报》曾披露洛家经过两代人经营，绝大部分家族资产已经转入了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基金会，以及由此衍生出了下属、分支、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基金会网络体系。每个基金会的财务报告既无须审计，更不用公告，在社会舆论和政府监管的雷达中完全失去了踪迹。

当尼尔森?洛克菲勒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总统竞选时，不得不披露财务状况，他个人申报了3300万美元，众人当然不信，后来他承认身家2.18亿美元，比原先高出6倍。这是金本位时代的2.18亿美元，远比21世纪的美元值钱太多倍。这一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但不过是洛家“裸捐”了绝大部分资产之后的“零花钱”。拥有如此惊人的财富，但参议院却发现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尼尔森竟然没有缴纳过一分钱的个人收入所得税。

在世界的富豪榜上，人们肯定看不到洛克菲勒这样扎眼的大家族。但在1975年洛家发动财富革命时，洛家财团打理自家基金会财富的专业团队就有全职人员154人，顶级财务专家15名，管理着700亿美元的资产，注意，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700亿！《洛克菲勒报告》一书披露：20世纪70年代时，洛家名下的基金会多达200多个，间接或衍生出来的不下千家，洛家实际控制着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大通）、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花旗银行）和汉华银行，老本行标准系的石油公司更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控制着美国10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的37家，20家最大交通公司中的9家，最大供水、电力、燃气公司的全部，4家最大保险公司中的3家，美国50家最大商业银行之中25%的资产和最大50家保险公司中30%的资产［14］。

这一切还是在超级富人们发动财富革命之前！

如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攫取的份额是当年的5倍，而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差距就更为悬殊，债券市场膨胀了10倍，股票资产膨胀了20倍，而当年完全不存在的金融衍生市场，现在已是数百万亿的庞然大物。超级富人们的特权更是达到玩弄法律、政要于股掌之间的程度。

豪强大户富可敌国，但却很少纳税，而美利坚帝国又必须维持庞大的开支，惊人的赤字、如山的国债、萎缩的福利、难以为继的社保医保，透支了90%的中下阶级未来几代的财富，他们承受着极度不合理的税负压力，而遭遇的却是日渐减少的发展机会。在“美国梦”淡去的同时，失掉的是希望，滋生的是不满，经济痛苦正在向社会危机悄悄蔓延。

美国出现的财富分化的问题，也是世界主要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既是上一次金融海啸的根源，也是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导火索，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正在加剧恶化。人们不知道下一轮危机何时爆发，但可以肯定它将不仅是一场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而且还将是一场货币危机和社会危机。

以史为镜，可知现在的畸形。

世界经济是在复苏吗？眼睛看见的只是海市蜃楼；金融市场更安全了吗？内心感受到的却是大断裂之前的寂静。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申论」

关于权力，小布什总统曾有一段精彩的演讲，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小布什总统说得没错，美国的确将权力关进了笼子，但那不是代表选民利益的笼子，而是金钱和资本的笼子！

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到底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

民主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民主的实质更重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获得合理的财富分配！失去了最终的结果，一切过程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

克林顿和奥巴马都算得上是平民子弟，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最后实现了总统的梦想，这被许多人看成是“美国梦”的象征。他们的故事的确很励志，但是出身于平民的总统，能够改变90%平民的命运吗？克林顿废除了保持60年金融稳定的《格拉斯—斯蒂尔法案》，结果酿成巨大的金融灾难，他所出身的阶层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奥巴马誓言要遏制华尔街的贪婪，但他提议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却被华尔街篡改得面目全非，他决心与财富不公的现象斗争到底，结果在他的两届任内，贫富差距却空前恶化。

平民总统必须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与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理想相矛盾，而他们最终只能服从超级富人们的意志。克林顿伤害了平民阶层的利益，奥巴马也没有改变黑人的处境，假如未来美国选出了一位华裔总统，他对中国会更友好吗？恐怕只会更糟，因为他要保持政治正确，而超级富人定义着什么叫政治正确。将政府关进金钱与资本的笼子，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也是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政治正确，谁支持这一理念，谁就能在国际上赢得喝彩。

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主义之争，而是财富分配制度之争，全世界的超级富人们正在联合起来，决心共同主宰99%的人类的命运。1%的贪婪欲望日益膨胀，99%的反抗也必然升级，2011年波及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开的仅仅是一个序幕。

从历史上看，制度性贪婪一旦固化，将自发形成不可逆的财富兼并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税负不均的日益恶化，进而导致财政税收出现结构性的赤字，政府被迫大幅增税，这将刺激民众不满情绪的爆发。如果增税已达社会稳定的极限，而仍然不能满足财政开支的需求，这时超发货币将不可避免。货币贬值点燃的通货膨胀之火，又反过来加剧富人进行财富兼并的冲动，致使税负不合理和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诱发新一轮的货币贬值，直到民众无法忍受恶性通胀和严酷税收的压榨，起而反抗至改朝换代为止。

形象地说，制度性贪婪就像癌细胞，当扩张到临界点，它将突破一切束缚和制约，无限地自我膨胀，疯狂掠夺其他细胞的资源，直至重要器官衰竭和生命停止。

有人认为，货币贬值是财政赤字的结果，其实，财政赤字的根本诱因是富人占有财富的半壁江山而鲜有纳税。因此，货币贬值的根源在于富人贪婪的制度化和财富兼并趋势的不可逆。

美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在历史上早已反复出现，阳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帝国盛衰，王朝沉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未来，其实就在历史之中！





「第七章 罗马盛衰，浴血的贪婪之路」



护民官格拉古之死



格拉古的成长经历



格拉古兄弟的土地变法



勤劳缔造罗马，贪婪摧毁共和



大转折：内向盘剥到外向扩张



货币经济的帝国时代



脆弱的货币循环



蛰伏中的经济危机



军事独裁的经济本质



货币贬值与超级通胀



货币崩溃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申论





「本章导读」

前六章的内容是用显微镜来观察美国的现状，从黄金市场透视货币，从股票市场分析经济，从债券市场了解资本，从回购市场探索金融，从利率市场窥测危机，从房产市场洞察泡沫，从就业市场甄别复苏，归根到底，是从财富分配来解读贪婪。

为什么要深入解剖美国？因为它是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是帝国盛衰的活化石。如果说18世纪的美国是少年，19世纪的美国是青年，20世纪的美国是壮年，那么21世纪的美国就是老年。

人体的老化始自新陈代谢减慢，帝国的衰落在于阶层流动固化。机会，就是未来的财富，就是晋升社会等级的梦想；机会枯竭，说明财富不再向中下阶层扩散，意味着帝国已达到盛衰的拐点。越过这一拐点之后，机会将变成负数，也就是所谓的厄运，财富创造在减少，而瓜分财富在强化，少数人的贪婪将践踏多数人的福祉，进而加剧多数人的反抗、暴力、流血和战争，直到帝国崩溃。

美国正处在帝国盛衰的拐点附近，它未来的命运，可以从过去类似的案例中看到清晰的脉络，也将为当今的“中国梦”提供历史的参照系。

本章将选择人类第一次货币经济大爆发时期的古罗马作为对照样本，以财富分配的主线为手术刀，把罗马统治集团的极度贪婪作为解剖对象，将其所导致的土地兼并、税负失衡、财政枯竭、货币贬值、经济凋敝、资产通胀、阶级冲突、军队变质、内乱外患、帝国灭亡的历史事件一片一片切开、曝光、通风、散味，然后做成文明的标本，时刻提醒今天的人们，我们将准备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护民官格拉古之死」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当选罗马护民官的一年中，他与元老院之间的激烈对抗在罗马早已尽人皆知，他的主张受到罗马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元老院的贵族们对格拉古的仇恨则是有增无减，针对他的攻击，甚至人身威胁正在逐步升级。

罗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格拉古已经不止一次受到恐吓，他的一位好友刚被谋杀，下一个会不会就是自己呢？

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笼罩在格拉古的心头。

提比略·格拉古

（公元前163—公元前133年在位）

为了保护格拉古的安全，罗马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在他家附近昼夜守护。这一天，元老院召集会议，再度讨论格拉古的改革法案，数百名支持者护送着格拉古来到会场。

元老院的贵族们也召集了大批奴隶，他们手持棍棒吵吵嚷嚷，堵住了格拉古进入会场的通道。现场越来越混乱，格拉古高声呼救，但愤怒的咒骂和激烈的争吵淹没了他的声音。他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立刻用手指着自己的头，发出了求救信号。

现场立刻有人恶毒地叫喊：“格拉古要戴王冠，他是独裁者！”

有人立刻冲进会场向元老院报告：“格拉古要求给自己戴王冠，他是独裁者！”元老们立刻炸了窝，愤怒的咒骂声响彻会场。大批元老带着早已枕戈待旦的家奴们，抄起棍棒冲出会场，向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们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在会场之外，元老们的奴隶们见势立刻从四面合围，抡起棍棒痛下杀手，现场立刻鲜血四溅，惨叫呼救之声撕心裂肺。

格拉古当场死于非命！

最后，暴徒们拖着格拉古的尸体游街示众，这位罗马著名政治家的尸体在没有举行葬礼的情况下，被直接丢进了台伯河。［1］

这一天，格拉古和300多名支持者被乱棍活活打死，这是罗马放弃君主政体400年来，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流血暴乱，其恐怖和惨烈震惊了整个罗马。

格拉古并不是普通的罗马平民，他与元老院谋杀他的人一样，是罗马显赫的贵族。他的祖父乃是罗马名将大西庇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被罗马人称为“非洲的征服者”；祖母家则出了另一位罗马的著名将领保卢斯，这位伊利里亚战争的英雄，正是罗马人崇拜的“马其顿的征服者”；他的父亲曾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相当于今天的总统。在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甚至拒绝了埃及国王托勒密的求婚，抚养他们兄妹三人长大成人，格拉古父母的这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在罗马历史上广为流传。他的弟弟后来也是著名的罗马政治家，姐姐则嫁给了最终征服迦太基的小西庇阿。

如此一位出身名门、家世显赫、深受人民爱戴，自己又身居罗马共和国要职的重量级贵族，怎么会落得被同属一个阵营的罗马贵族集团公开屠杀，而且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呢？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领头屠杀格拉古的元老竟然是他的表兄弟——前罗马执政官、现任大祭司纳西卡（Scipio Nasica）。

格拉古的下场很像美国总统肯尼迪，他们同属统治精英阶级，出身名门望族，立志为人民做实事，最终却都不得善终，原因就是他们挑战了权贵阶层的底线！





「格拉古的成长经历」

在家族传统的熏陶下，格拉古自幼就胸怀大志，立志要像祖先和前辈一样，凭着自己的军功和政绩，一步一步登上罗马的政治舞台。罗马的传统崇尚武功，格拉古的从政之路也是从军事生涯开始的。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他跟随姐夫小西庇阿出征非洲，与罗马的百年劲敌迦太基人做最后的决战。

迦太基（统治疆域在今突尼斯境内）曾是希腊在地中海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以其强大的海军闻名天下，称霸西地中海。迦太基的农业发达，航海技术精湛，贸易高度繁荣，迦太基货币曾是地中海地区的强势货币。

随着罗马势力的崛起，双方在地中海地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打了23年，罗马终于夺得了西西里岛，但双方损失空前惨重，战争伤亡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欧亚大陆的全部损失。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公元前201年）持续了17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大军横扫意大利半岛，连续重创罗马军队，甚至直接威胁到罗马城的安全。在著名的坎尼战役中，汉尼拔歼灭罗马军团7万多人，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单日伤亡最大的战役之一。整个战争使罗马伤亡了成年男性公民的1/5，罗马虽然最终取胜，但损失极其惨重。

迦太基势力范围示意图

迦太基的威胁让罗马人寝食不安，趁着迦太基国力虚弱，罗马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公元前146年），以图最终消灭迦太基。罗马大军将迦太基城围困了3年而未攻破，格拉古跟随小西庇阿统帅的罗马大军参加了最后的攻城决战。在战斗中，他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第一个登上了迦太基的城墙，赢得了罗马军队的高度爱戴。

为永绝后患，小西庇阿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20万迦太基人遭到杀害，仅存的5万人沦为奴隶，迦太基最终亡国灭种。目睹战争的惨烈结局，小西庇阿不禁落泪，他担心罗马城有朝一日也会遭到如此的下场。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455年，在迦太基立国的汪达尔人，正是从这片废墟上出发，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

正是在攻打迦太基的战役中，格拉古声名鹊起，后来被破格任命为祭司团的占卜官。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荣誉，后来的恺撒和屋大维年轻时也是从这个职位起步，最终成为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前执政官和监察官，罗马元老院的首席元老阿庇斯?克劳狄乌斯参加了格拉古的就职庆典，一眼就相中了年轻有为的格拉古。首席元老激动之下当场表示愿将女儿许配给他，格拉古愉快地接受下来，并当场敲定了婚约。

名门之后，赫赫军功，再加上岳丈大人的鼎力相助，格拉古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财务官，跟随罗马执政官远征西班牙。正是这次长途跋涉，让格拉古看到了罗马共和国潜藏的重大危机。

在经过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伊特鲁里亚时，格拉古看到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和凋敝破败的农庄，在沉重债务和奇低粮价的双重打击之下，农民们纷纷破产。来自罗马的贵族和豪商则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无依无靠，四处流浪。

格拉古对农村的衰败感到震惊。他知道，罗马军队的士兵必须是家有财产的罗马公民，主要来自有地产的农民。他们平常打理自家土地，国家有难时自备武器参加战斗。他们有国家去热爱，有财产要保护，分享着法律赋予的权利，保卫自身利益和崇尚荣誉的传统，共同激发出罗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这是罗马能够屡克强敌的制胜法宝。商人立国的迦太基，之所以最终败给了以农民为主的罗马共和国，军队的精神力量是关键因素，在军事技术相当的情况下，商人对损失的承受力远远不如农民。

对罗马农民而言，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作为自由罗马公民的尊严；对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合格兵源的减少，战斗力的减弱。摧毁迦太基之后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竟然在西班牙屡遭惨败。

军事的失利直接源于士气的低落。当士兵们听到家乡妻儿负债累累被迫变卖土地的消息，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罗马的富人们乘人之危夺走自己的家园，当想到自己九死一生从战场归来却无家可归时，哪个士兵还会有拼死战斗的意志？

罗马共和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恶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不满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随着罗马海外征服战争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战俘和掠夺来的人口被贩卖为奴隶，他们充斥在罗马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酷的压榨和惩罚在奴隶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从军队退伍的老兵们，由于丧失了土地而无家可归，不得不流落在罗马城的大街小巷。不满、愤懑、仇恨的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严重的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格拉古回到罗马后，目睹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决心竞选护民官，进行土地变法，遏制兼并，振兴农业，巩固国本。





「格拉古兄弟的土地变法」

格拉古具有演说家的天赋。他温和宁静的外表，展示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他的演说内容，更是直击国政时弊的要害，强烈地触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在竞选护民官时，格拉古壮怀激烈的演说，让民众心潮澎湃；成功当选后，他的变法演讲，更让人激动不已：“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栖身的巢穴，可是为国征战和阵亡的罗马公民，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带着妻儿四处流浪。当统帅们在战场上号召士兵们保卫神殿和祖先的坟墓不受敌人侵犯时，他们是在欺骗士兵。要知道许多罗马人并没有祭父的祭台，没有祖先的坟墓，而他们是为了使别人过上奢华的生活，为了别人发财致富而战斗到死。人们称他们为世界的统治者，但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2］

在公众热情的欢呼声中，他提出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罗马公民个人占有的公有土地上限为500罗马亩（约1890亩），家庭土地以两子为限，上限不得超过1000罗马亩（约3780亩）；凡超此限的土地，国家一律收回，重新划分为每块30罗马亩（约113亩）的份地，分给无地农民；份地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但可以继承；建立三人委员会制定法律，同时赋予其权力来恢复农民的土地。

消息传出，罗马元老院立刻炸了窝，上层社会的贵族和豪商们更是暴跳如雷，按照新法，他们的大量田产将被没收，身家财富更会严重缩水。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掠夺的土地就高达400万罗马亩（约1512万亩），加上历次扩张所充公的土地就更为惊人。这些土地产权属于“国有土地”，但早已被贵族和豪商们所圈占。

罗马历史上曾有土地法案限制个人占有的公有土地不得超过500罗马亩，而格拉古的新法不过是旧法重申罢了。但是，贵族和豪商们从前根本不理睬土地限制法案。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曾记载：“豪强大户占据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一长，他们的胆子更大了，认定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他们吞并临近的地段和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则是以暴力霸占的。因此，他们开始耕种广大的土地，而不是单一的田产，主要使用奴隶从事农业与放牧。”［3］

在格拉古的时代，贵族占有土地的规模已经非常惊人，如莫西阿努斯（Crassus Mucianus）就拥有10万罗马亩（约37.8万亩）土地，庞贝的盟友多米契乌斯至少拥有6万罗马亩（约22.7万亩），恺撒、克拉苏、西塞罗等贵族们，无一不是超级大地主，他们的田产很多都是从圈占公有土地而来。

格拉古的新法竟然敢到太岁头上动土，直接挑战贵族和豪商利益集团最敏感的神经，难怪贵族们必杀之而后快。格拉古身为贵族却背叛了贵族阶级的集体利益，因此元老院采取了暴力的极端手段，清除阶级异己分子。

小格拉古继续推动土地变法

但是，这种手段激怒了罗马公众，也激怒了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极度的悲愤和强烈的正义感，使他继承了哥哥的变法大志。在罗马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小格拉古在公元前122年当选为护民官，并在前121年连任成功，他继续推动土地变法，而且比哥哥变法的范围更大。

结果，小格拉古和大批支持者被元老院的贵族们派兵血腥镇压，小格拉古被砍头，3000多名支持土地变法的罗马公民被屠杀，鲜血染红了整个台伯河。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罗马共和国的制度性贪婪更加猖獗，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进程明显加速。“富有者又开始兼并穷者的份地，或寻找借口无理夺取，因此农户的情况变得比以前更为恶劣。”当人性中的贪婪汇聚为利益集团的群体性贪婪时，绝不是少数几个改革者和组织松散的民众所能对付的。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此感慨道：“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获得的护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格拉古兄弟的命运表明，温和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4］罗马共和国错过了最后维护民主政治的机会。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敲响了罗马共和国的丧钟，拉开了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残酷革命和大规模内战的序幕，并导致罗马共和国最终走向了帝制。

罗马共和国之所以瓦解，统治集团的贪婪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勤劳缔造罗马，贪婪摧毁共和」

罗马立国以来，以氏族为基础，以氏族联盟为民社，以民社成员为公民，以各民社土地为领土，罗马主权天然属于罗马民社和罗马公民。国家体制事无巨细无不模仿氏族，国王就是罗马民社的大家长，元老院源自氏族长老，王位空缺即由元老院摄政，公民可以竞选国王，公民大会的权利自古以来就在国王之上。公民的主要义务就是服兵役，因为参军的权利只属于公民。

早期罗马实行共耕制，耕地公有，私人财产仅限于“奴隶和牲畜”。罗马法不承认土地的私有财产权，这样罗马就形成了一个以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坚强核心。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之所以强悍，就是因为每个士兵都知道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曾担任罗马执政官的加图，在其传世名著《农业志》中这样论述罗马军队的本质：“最骁勇的人和最强健的士兵均系农民出身，他们追求诚实不欺、稳定的收入，并很少招致嫉妒，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极少有坏主意。”

说早期的罗马是一个农民国家，此话毫不夸张。罗马人将土地视作生命，那时罗马的奴隶很少，地主们对土地悉心照料，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以至被其他民族戏称为“好庄稼汉”。他们每日勤勉劳作之后，带来的是喜悦而充实的休息。农夫们每月进城四次，从事买卖和其他事务。真正的休息仅限于节庆之日，此时依照神命锄犁停止，不但农夫歇下来，而且连奴隶和耕牛也同享闲暇乐趣。罗马的社会围绕农地而运转，甚至连罗马的文学也发端于论述农耕的理论。

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战胜过敌人，掠夺了大片土地，但没有一个民族像罗马人那样，以锄犁和血汗保全了干戈所赢得的土地。罗马人打过许多败仗，但他们却从来不割让土地以求和。罗马人的坚韧不拔源于对土地的挚爱，这是罗马能够最终战胜商人立国的迦太基的精神根源。

随着四处征战，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大，但公民数量却在战争中不断减少，而非公民的平民越来越多，他们既不受罗马法的限制可以自由分享公有土地，还不用服兵役，这导致了公民希望服兵役的义务能够由全体有土地的居民共同分摊。随着这一改革，罗马重新清查土地，地籍册即为征兵册，不同田产数量的农民，携带不同装备参加征作战。公民对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公民之间的权利却完全平等，这两项基本原则罗马人严格执行，自己人与外人分得极为清楚。

经济稳步发展，罗马财富日增，人性的贪婪开始萌生。首先开始破坏规矩的就是已经成为终身制的国王和世袭的贵族，他们不仅公田私用，还迫使公民无偿劳动以获取更多收益，社会财富分配开始出现不公。公田扩大赶不上人口增长，可分之地出现短缺，罗马开始将公田分给私人，而贵族们获益甚丰。贵族集团羽翼丰满之后，利用公民对土地分配不公的愤怒情绪，于公元前509年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

共和体制最大的亮点，就是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同时，元老院能够扩招平民，其他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动不大。在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时，不是看它贴着怎样的标签，而是看它如何运转，以及这种运转的最终结果对谁更有利。政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证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废除王权的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如果从这一标准看，共和制并没有丝毫改变社会现状。

执政官代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共和制确立的是一个典型的贵族政治，国家权力不再寄托于国王个人，而是由整个贵族集团负责管理。这比王权更加稳固，但是，如果贵族集团整体的贪婪程度甚至超过了王权，那么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了罗马财政和经济的巨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凌驾于国家之上。过去，罗马的国王并不愿意资本势力过于膨胀，甚至尽量增加农庄的数量以平衡资本利益集团的实力，但共和制的新贵族们却更加贪婪，其政策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破坏农民中产阶级的目的，以大地主和豪商集团为核心的贵族统治，极力压榨濒临破产的农民阶层。

政府开始买卖谷物，食盐进行专营，国家将一切间接税的收付款以及交易活动，全部转让给了“承包商”，同时要求承包商必须具有实物担保的财力，这无疑有利于豪商贵族。于是，一大批包税商和承办人阶层迅速崛起。

包税法，即国家将财政税收以某一指定数额承包给豪商，在豪商缴纳此数之后，剩余税收全归豪商所有。至于这个指定数额则是豪商与贵族自家“勾兑”的事情，这里面的水可就深了。包税商阶层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为罗马的巨富，包税业务利润之丰厚，以至于“罗马的富人无一不以署名或匿名的股东资格，参与承租国税的事”。［5］很显然，他们的巨额利润正是源于盘剥全民税收，包税制对国家财政的破坏极为深远，为害极烈。

罗马的包税商阶层，堪称是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代金融大鳄，在大肆侵蚀国家税收的过程中，他们与贵族集团实现了利益捆绑，政治影响急剧膨胀，迅速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政策的势力集团。他们在巧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准备豪夺公有土地了。

在王政时代，公有土地开始实行有害的“占田制”，即将土地让给最先占田的豪强大户，并可世代继承，虽无正式产权，却享有特种使用权，占田者需交谷物收成的10%，或橄榄油、葡萄酒产出的5%，但实际上税收根本无法征集，等于豪强大户白占公有土地。

自共和以来，土地私有化政策将这些田地的“占田权”变成了“永久产权”，除了贵族和豪强大户，普通罗马公民根本无法分享这一巨大的利益，而这些永久“田赋”同样征收不到。由于公有土地大量减少，税收来源严重不足，而豪强大户霸占的公有田产却征不到税，那么国家税负就只能压在小农户的身上。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堪税赋压力而被迫负债，而放高利贷的人，正是从小农户身上盘剥税金的包税商阶层。

罗马法素以冷酷无情的执行力著称，尽管法律禁止土地抵押贷款，但却允许私人借债。私人借债实际上是以人身为抵押，一旦无法偿还，债权人甚至有权将债务人处死分尸，或将债务人及其子女一起卖到国外做奴隶，政府概不过问［6］。后来，由包税商演变出来的高利贷阶层，干脆动用军队，直接抓捕违约的债务人。

高利贷阶层作为债权人，对欠债农户拥有着巨大的威慑力，迫于绝望和恐惧，小农户们只有将土地转让给债主，忧愁和绝望蔓延在整个罗马农民阶层之中。中国有句古话，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还债的重要性，竟然和偿命相当。

共和制推行仅十余年，罗马社会的财富分裂就已经严重到激起民变的程度。公元前495年，战争逼近罗马，政府却严厉执行债务法，激起广大农民的公愤，罗马公民们拒绝应征打仗，这是罗马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公民公然拒绝履行义务的情况。

执政官被逼无奈，暂停债务法的实行，释放因债务入狱的农民，并禁止再度逮捕。罗马公民这才参加战斗，打败了强敌。可等战争结束，债务法又开始严厉执行，大批农民再次陷入牢狱之灾。政府失信于民，罗马农民愤怒到了极点。次年，战争再度爆发，执政官的谎言已经被揭穿，没有人愿意再为这样的政府卖命。

最后是民众信赖的老氏族领袖担任了独裁官，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改革债务法，罗马公民才重上战场并再度获胜。结果，变法议案被元老院否决，怒不可遏的罗马公民在护民官的带领下，开进罗马并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内战一触即发。

元老院的贵族们被逼到了战争的墙角，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作任何妥协，仅是内战的巨大消耗就将导致财政破产。再加上公民出现分裂，军队可能倒戈的严重局面，那么共和体制开张才十几年就会宣告破产，一切既得利益全部面临被清算的重大风险，元老院终于妥协了。

这一重大胜利振奋了罗马公民长达百年，平民护民官就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成果。

废除残酷的债务法只是缓解了农民最恐惧的结局，但并没有消除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土地兼并和税负不公才是农民一切困境的根源。围绕财富分配的斗争仍在激烈地较量着。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SpuriusVecellinus）是一位曾三度担任执政官、两次获得凯旋仪式的超重量级贵族，当朝的元老贵族中没有人比他资历更老，他还是罗马第一部《农业法》的起草者，对罗马共和国的贡献极为深远。他对财富分裂的根源洞若观火，包税商们对财政税收的垄断，才是国家困境的核心。

包税制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同时又将不公平的税负压给了农民，农民因此才会负债累累，丧失土地，而包税商阶层则既侵吞了税收，又兼并了土地，两头暴赚，岂能不富？！

斯普里乌斯?维希里纳斯被斩首

于是，他直击财政垄断的弊病根源，在公元前486年提出改革法案，清查全国公有土地，把一部分公有土地出租给农民，租金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另一部分公有土地则直接分给无地农民。这一改革的要害是，国家增收，百姓减税，从两头挤压包税商的利润。利国利民的好法，必然不利于祸国殃民的利益集团。结果，国家元勋级别的维希里纳斯，竟被罗织了觊觎王权和叛国罪罪名，公开斩首示众，府邸被夷为平地。

即便是国家的元勋显贵，只要触犯了利益集团的贪婪，同样死无葬身之地！罗马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财富让人疯狂，贪婪使人残暴！

共和制度推行了50余年，财富分裂已激化到了濒临内战的边缘，终于在公元前451年，达成了《十二铜表法》的妥协。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根治，算是平民妥协；严酷的债务法变得缓和了一些，算是豪强让步。

在新法之下，在判定负债或承认负债之后，允许有30天的时间来偿还；如逾期未还债，债务人将被送交地方执政官。除非债务得以豁免，否则债权人可以拘押、囚禁债务人，但必须提供吃喝；几个债权人可以共同占有、瓜分一个债务人的财产。如果债权人索取的贷款利息超过了法律上限8.333%，将被处以4倍的罚金，对高利贷盘剥的惩罚重于盗窃罪［7］。

从《十二铜表法》实现的豪强大户与罗马公民的财富分配妥协，到布匿战争爆发，由贫富分化导致的土地兼并和债务沉重这两大痼疾，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使罗马共和制逐步稳定下来。罗马开始腾出手来巩固国本，并逐步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罗马的稳定持续了近200年之久。

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再次打破了罗马财富分配的平衡，战争持续时间长达23年，随后的战争也同样旷日持久，罗马农民不得不长期在外作战，而无法照料家中的农田，只有依靠妇女和老人打理耕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高达1/5的男性公民伤亡，农业凋敝已成无法逆转的必然。到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的农业已经濒临破产。

罗马农村的大规模破产和掠夺土地的激增，极大地刺激了罗马豪强大户压抑已久的贪婪欲望，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税负不公愈演愈烈，债务负担与日俱增。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财富大分裂，远比第一次更为猛烈。

从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到格拉格兄弟开始改革（公元前133年），不过短短的13年的时间，罗马共和国陷入了极度恶性的财富瓜分狂潮，豪强大户的贪婪已彻底放纵，农民的愤怒和仇恨已无法遏制，共和制正在加速滑向深渊。

到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罗马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起义、暴乱、流血、混乱与内战。前三巨头争权夺势，攻伐连年；后三巨头角逐霸业，血流漂杵。

罗马共和国在刀光剑影之中，于公元前27年寿终正寝了。





「大转折：内向盘剥到外向扩张」

罗马最终走出困境，不是源于内部实现了财富分配的均衡，而是来自于制度性贪婪转变了方向，由内向型盘剥演变为外向型扩张。

罗马在统一了意大利之后，历经百年的三场恶斗终于打败了劲敌迦太基，占领了阿非利加；兵锋东向，击灭马其顿，横扫希腊城邦诸国；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并吞叙利亚；最后剿灭了高卢，攻入了英国，征服了西班牙，夺取了埃及，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超级帝国。

在罗马大扩张的时代（公元前150—公元前50年），首先受益的就是罗马的贵族阶级，大量的战利品、钱币、朝贡、奴隶、牲畜、粮食、金银珠宝，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大部分装进了贵族们的荷包里。征服还使罗马贵族阶级变成了国际大地主，大片被征服的土地并入了罗马的版图，数不尽的谷田、牧场、森林、湖泊、渔场、矿山和采石场任由他们主宰。

另一个获得巨大利益的就是豪商阶级，他们从经营、占用和侵吞罗马的国有资产中获取了巨额暴利。在战争中，他们以粮食、衣物、武器高价供应军队，再从政府、将军和士兵的手中廉价收购战利品，大发战争横财。扩张与征服，使罗马的豪商们第一次放眼世界，他们发现了新设行省这块超级肥美的大饼。元老院指派的行省总督们原本就是豪商们的老关系，而总督对行省的统治权力几乎毫无限制。

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对罗马的西西里总督进行控告：“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的死敌一样……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品，全遭这位总督的劫掠。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绝不会留给西西里的人民。”［8］

总督们的无法无天与豪商们的恶性贪婪交织在一起，就如干柴遇上烈火，一发不可收拾。豪商与总督们共享着利润超级丰厚的行省包税业务，为经营田地的农户提供土地抵押贷款，向滞纳税款的城邦和个人提供高息放贷。例如，布鲁特斯（Marcus Junius Brutus）给城邦的贷款利率高达48%，西塞罗闻讯惊愕不已。

豪商们还垄断了政府的一切外包业务，罗马和各行省的公共建筑、道路桥梁、下水管道、驿站驿道、花园苗圃、大型广场等巨型建设工程一律外包给豪商们。同包税制一样，只要关系到位，金额就好说，罗马政府不差钱。巨额的利润滚滚而来，让豪商们做梦都能笑醒过来。豪商们最终形成了罗马帝国的骑士阶级。

贵族和骑士阶级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之后，他们骨子里认定最安全的资产就是土地田产，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随着公有土地的私有化，要求保护私有土地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塞罗就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主要代表，他指出：“行政官员必须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所有人应是其财产的主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致由于国家的行动而遭到侵犯。”“要知道，建立宪政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使财产私有权获得保障。”“那些负责照顾国家利益的官员，应当制止掠夺一个人而使另一人致富的形式……他们应尽其所能使嫉妒不能阻挡富人的道路。”

与早期共和时代不同，现在罗马拥有着数量巨大的各国奴隶，他们成为罗马帝国土地上的主要劳动力。伴随着帝国扩张的步伐，国内数十万土地无产者被安置到罗马新征服的亚洲和非洲行省进行殖民，剩下的农户也纷纷沦为佃农。仅仅在公元前的最后30年中，罗马在海外的殖民地就高达100个，集体移民了25万成年男性，几乎占罗马成年男性的1/5。帝国时代的诗歌与文学中常有对罗马农民阶级绝迹的感慨，罗马共和的基础已经消亡了。

环顾整个意大利，城市里住着一些相当富有的豪强大户，他们很多是大地主，在意大利和罗马的行省中拥有良田千顷，牧场无边无际，成千上万的奴隶们为他们辛劳工作，奴隶出身而富有专业知识的管家们为他们监管着庞大的产业。另一些豪强大户则是城市的大地产主，他们靠出租房屋、店铺、仓库等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包税阶层和承包商们已经发展成罗马的金融家，他们穿梭于罗马和帝国的各个行省之间，建立起一张从皇帝、元老院到行省总督们的庞大人脉网，经营着包税、高利贷、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帝国巨大的资金流在他们的金融网络中日夜不息，川流不止，即便是在睡梦中金钱也在为他们不停地工作。

在罗马城卡斯托尔神庙附近的公共广场中，每天都挤满了各色投机者，他们在这里买进和卖出包税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交易各种现金与信用的货物，竞购帝国的农庄、地产、店铺、船只和货栈，以及来自各国被拍卖的奴隶和牲畜。

在广场附近的街道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拥挤着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店铺伙计、有钱人的奴隶、来自各地的代理商，他们竞相向客户们推销着各种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

就在繁荣背后，也有阴暗的角落，罗马出现了少数超级富人构成的骑士阶层，也诞生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流民集团。

在罗马偏僻街道的大杂院里，住着大批失去地产的农民、失业的无产者、退伍没有着落的士兵，他们生活在不满、沮丧和怨恨之中，只要有人愿意出钱，他们随时愿意出卖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用西塞罗的话说，他们“是可怜的，饥饿难耐的乌合之众，是国库的剥削者”。

正是这些乌合之众，后来大量参加了罗马军团并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从流民集团演变为暴民集团，成为罗马帝国最危险的颠覆性力量。





「货币经济的帝国时代」

罗马军事上的大扩张，同时也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大爆发。

公元前5世纪罗马官方发行的青铜货币阿斯锭，重达5阿斯（约1.6千克）

罗马共和时代以农业立国，传统上具有重农轻商的明显倾向，货币经济并不发达，罗马的货币演化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罗马最早的300年中，除了希腊在意大利的殖民城市之外，罗马没有造币之事，商品交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只羊的价值等于1头牛。随着金属的开采，铜取代了牛羊，成为罗马一切价值的基准，铜以罗马磅为计量单位，又叫阿斯（AS），1磅重约328.9克。比起高度重视商业文明的希腊，罗马早期货币显得十分粗糙，由各个地区自行铸造。既然贸易规模和市场交易远不如希腊，那么社会对货币的精确度和成色的要求就没有希腊那般迫切。

早期罗马最通行的货币是青铜铸造的阿斯锭，它们常常重达5阿斯（约1.6千克），货币的不便反映出罗马商业的繁荣程度远不及希腊时代。随着商业的逐渐发展，货币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沉重的货币开始变得更小更轻更精确，以适应日常生活的小额交易，青铜的重阿斯币成为主流通货，每枚重约272克～341克之间。直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重阿斯币都是罗马共和国最流行的货币。

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青铜铸造的重阿斯币，每枚重约1阿斯

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146年）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面貌，长期和大规模的战争，迫使罗马农民必须长时间地脱离土地生产，这就迫使正式而开支浩大的军饷制度必须建立起来。军饷发放一方面加速了货币铸造，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国内货币的统一。实际上，战争对货币经济的推动作用甚至超过了商业，战争同时还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国内统一市场，统一的货币流通于统一的市场，罗马开始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嬗变。

在货币制度上，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银本位取代了铜本位，白银第纳尔（Denarius）渐渐淘汰了笨重的铜阿斯币。罗马从前也有银币，但主要是由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殖民地铸造和流通的，这些地区虽然在地理上靠近罗马，但在心理上却更倾向于希腊，包括他们的铸币也是沿袭希腊精巧的银币德拉克马（Drachma），而完全不像罗马笨重的铜阿斯。

早期的罗马人不搞银币而铸铜阿斯，并非是他们不喜欢白银，而是由于意大利中北部缺乏银矿。但是，当罗马军团击败了迦太基，逐步控制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之后，西班牙的大银矿让罗马人发了横财。

由于发放军饷的迫切需求，罗马人于公元前211年整顿货币，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白银第纳尔。第纳尔含银4.5克（相当于1/72罗马磅），其价值被规定为1白银第纳尔相当于10罗马磅的青铜货币，从此第纳尔成为罗马最主要的流通货币。［9］

到了恺撒时代（公元前49—公元前44年），罗马开始发行金币奥里斯（Aureus），含金量为8克左右，其价值相当于25个银第纳尔，但黄金奥里斯的价值太大，较少作为流通货币，而更多地用于大额贸易和赏赐。

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白银第纳尔

恺撒时代的金币奥里斯

罗马的军团与罗马的白银第纳尔齐头并进，横扫地中海两岸。罗马军队每占领一个地区，第一件事就是关闭当地的造币厂，或仅仅允许铸造小额的辅币。罗马造币厂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的造币厂，其他造币厂由罗马授权才能生产银币，而且必须按照罗马的币制进行铸造。［10］

从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在罗马大扩张的100年中，罗马的货币流通量猛增了10倍，其中大部分是银币第纳尔。在滚滚的货币洪流推动之下，罗马的商品流动和经济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来自埃及的小麦、亚麻、苇纸，迦太基和西西里的粮食，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地毯，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亚洲的香料、宝石、调味品和中国的丝绸，从四面八方涌向罗马。在巨大的商品交换刺激下，罗马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它不再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生产型社会，而是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工商业为主的消费型经济模式。

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海外粮食供应，使罗马的物价低得惊人，罗马城市人口曾高达100万，另外还要供养几十万的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刻意压低粮价成了罗马帝国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对于意大利的农业生产而言，这种极低的粮价无异于从根本上摧毁了本国的粮食生产。小土地农户已经全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而谷田价格也空前低迷，农民的大规模破产为豪商们的土地兼并提供了天赐良机。大地主们采取了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和耕种技术改良，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同海外低价粮食进行竞争。

于是，在罗马的很多地方，种植谷物仅仅为了满足大庄园劳工所需的粮食，大地主们忽略了不赚钱的谷物，而转向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羊毛生产，成了罗马帝国的畸形价格体系中最具竞争力的产品。普遍而言，罗马的农业经济中，畜牧业的利润高于种植业，而种植业中，葡萄园的利润高于菜园和橄榄园，谷田的收益最差。据估算，较大田庄每罗马亩的小麦产量价值仅为38个第纳尔［11］（亩产值约10个第纳尔）。

如果以银价每克4元人民币计算，帝国初期的1个第纳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元人民币，粮食亩产价值仅为150元。

农业既然被海外粮食的竞争挤垮，罗马用来平衡贸易的只能是葡萄酒、橄榄油和颇具竞争力的羊毛制品，以及逐步占据优势的手工业制品。

意大利的红釉陶器垄断了所有的市场；新兴的玻璃器皿制造，特别是上色和雕花的漂亮制品，几乎打垮了玻璃的原产地叙利亚；意大利的西北地区成为了冶金业的中心，青铜和银制品的竞争力卓尔不凡，农具生产和铁质兵器行销整个帝国。另外，意大利制造的五金用具、油灯、珠宝、香膏等也是市场的热门货。

尽管意大利的工业品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仍远不足以抵偿行省和海外的商品流入。罗马越来越像一个超大型的消费都市，而意大利就是它的郊区。罗马的畸形消费不是源于自身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合理的市场交易，而更多的是依赖对行省的压榨和盘剥。

罗马的消费繁荣还刺激出很多高利润的新兴行业。罗马的富人们对奇珍异兽的需求量颇大。据记载，一位庄园主饲养了一大群鸡、鸭、鹅、孔雀、野猪等，每年的盈利高达1250第纳尔，远超经营农庄的收入。瓦罗在《论农业》中提到，一个养鸟专业户饲养了5000只鸟，每只售价3第纳尔，仅养鸟年盈利就高达1500第纳尔，其利润相当于经营200罗马亩(约756亩)的较大农庄的两倍。饲养珍禽获利更厚，一只孔雀售价50第纳尔，用于孵化的孔雀蛋一颗售价高达5第纳尔，在100只孔雀中，仅小孔雀繁殖年进项就高达15000第纳尔。

通过包税、贡赋、高利贷、承建、贸易垄断所获取的巨额利润，从行省向罗马集中，再向土地进行转移，造就了罗马一大批超级富豪。如前三巨头的克拉苏，他所拥有的地产价值高达4亿第纳尔，堪称罗马的首富。他常说，一个无力用自己的财产维持一个军团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而维持一个罗马军团一年的费用高达150万第纳尔。恺撒也是一位大地主，在出征阿非利加之前，他向士兵们许诺：“当所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分配土地给全体士兵们，不是和苏拉一样，从现有土地占有者手中夺来土地分配给士兵们……而是把公有土地和我自己的土地分给士兵们，同时，我也一定给他们购买必需的工具。”

4亿第纳尔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400万～500万吨小麦！英国17世纪的首富的身家大约为2.1万～4.2万吨小麦，罗马的首富是1000多年后英国首富的上百倍！

罗马的财富分裂之严重，已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农业时代，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地位相当，农业萎缩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基础被瓦解。要维持帝国的生存，罗马就必须更加依赖亚洲和非洲的行省来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同时又无法提供等价的商品进行补偿，这只能造成行省的人民心怀不满。暴力和野蛮的征服，加剧了边境蛮族的激烈反抗，大规模军事冲突如家常便饭。极端的土地兼并，使大城市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怒的流民。残酷的奴隶制度，让整个帝国都充斥着压抑之中的暴动暗流。

畸形的经济和不稳定的政治，使表面繁荣的罗马就像坐在一个火山口上，不得不依靠一支超大规模的常备军才能带来些许安全感。但是，过分依赖军队势必导致财政的瘫痪和政权的危机。





「脆弱的货币循环」

罗马帝国初期，罗马普通士兵的军饷大约为每年225第纳尔，一个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为6800多人，养活一个军团一年就需要150万第纳尔，帝国初期的常备军总规模大约20多万人。要养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政府每年的军费开支至少高达5亿第纳尔。安置退伍军人的费用同样惊人，后三巨头为了安置老兵，不得不对原来的土地拥有者推行剥夺政策，结果使整个意大利政局动荡，怨声载道。为避免重蹈覆辙，公元前30年，屋大维采用了国家出钱给老兵买地的办法，仅仅两年国库就花掉了1.5亿第纳尔，费用高得令人咋舌。

养活帝国的政府官僚体系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罗马城的皇帝有一整套政府班子，几十个行省的总督就需要几十套行省级官吏相配套，而帝国数千个城市同样需要官吏治理。

养军队和政府官僚的财政压力就已经巨大无比，为了维持罗马城的稳定，政府还要向20万罗马公民提供免费的粮食，每年必须从埃及输入15万吨谷物来满足这一需求。逢年过节还要请这些闲人看大戏，仅此一项“娱乐费”就需耗费数千万第纳尔，“维稳费用”为政府的另外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假如停止供应免费粮食呢？那么罗马城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几十万无产无业的流民起来暴动。没有一个皇帝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免费粮食制度一直持续到帝国灭亡。

形象地说，罗马帝国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通过军事扩张从地中海沿岸地区攫取黄金和白银，然后将它们铸造为货币，喂养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臃肿的罗马。货币集中于首都和军队驻防的边境地区，政府支出和军饷消费将货币注入帝国的经济循环。帝国法律则鼓励甚至强迫被统治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货币，然后通过税收使货币从帝国行省回流首都和军队，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滚滚的财富。

这一货币循环体系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不能自然地无限循环。由于帝国内生性经济不平衡，其消耗大于产出，压榨大于创造，货币聚集于罗马而行省不堪其日甚一日的财富抽血，从而导致生产力的日趋困顿。在军事扩张的年代，货币可掠夺于外而补充于内，帝国的经济机能尚能大体维持平衡。但随着边境越来越深入到蛮荒之地，蛮族反抗的烈度大幅增加，导致了帝国的扩张成本急剧升高而掠夺的收益却日渐下降。最终，帝国的边境终于稳定下来，这就是罗马帝国财政所能够支撑的盈亏平衡点。

但是，扩张一旦停止，货币的循环就必然会出现问题。

罗马对外的主要扩张战争在共和时代已经基本完成，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27—公元14年）就已经放弃了统治世界的雄心。久经战阵的奥古斯都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对于无法征服的蛮族只要稍作让步，仍能保持罗马的尊严和安全。

当时帝国的将军们仍热血沸腾地准备与帕提亚人争霸亚洲，打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南下吞并埃塞俄比亚。他们千里行军远征沙漠地区，结果炎热和酷暑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在欧洲北部茂密的森林里，居住着尚武善战的日耳曼蛮族，他们虽然难以对付罗马军队的正面打击，但其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拖得罗马军团筋疲力尽。在大不列颠的“安东尼边墙”以北的极寒地区，是狂野无羁的土著人的天下，他们拖不垮打不烂，严寒和暴风雪是他们的盟友，险峻的崇山和原始的密林是他们的屏障，罗马军团师老兵疲，难竟寸功。

罗马帝国已经扩张到了国力的极限。最终，奥古斯都留下遗言：罗马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多瑙河与莱茵河，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到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以大自然的地理限制作为帝国永久的疆界。［12］

罗马帝国全图

在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中，列有详细的国家税收与支付的数据，可惜已经失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每年经常性收入不少于1500万～2000万英镑（金本位的英镑），约合3.43亿～4.58亿第纳尔，这些收入包括1%的财产税、人丁税以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征用。以行省的收入单独支撑整个罗马帝国的军事开支尚感不足，更何况还有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城市的基础建设和日常开支。［13］

自奥古斯都称帝以来，他就深感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他不断暗示朝臣贡金不够，有必要对罗马和意大利人增加税负。面对罗马公民的不满，皇帝审慎地选择从开征关税入手，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然后清查罗马公民的私人财产，完成财产征税的准备。此时，罗马的权贵与富人集团已经有150多年未缴纳各种税金。

奥古斯都不顾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进税法改革。商品输入税大约为2.5%~12.5%，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最后买单者从来就不是豪商们，而是最终的消费者。

另一项重大税收项目就是消费税，虽然全面征收，但还是比较节制，很少超过1%。征税的范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产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需纳税。消费税分摊了军事开支的大部分。

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发现财政依然是入不敷出，为弥补赤字，他决定最后从罗马的富人集团开刀，征收5%的遗产税。

罗马的富人集团对金钱看得比自由还要重要，听到遗产税的消息立刻就炸了窝，朝野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街谈巷议骂声一片。尽管奥古斯都皇帝手握兵权，身经百战，同时集帝国的各种大权于一身，实力远不是护民官格拉古兄弟所能比，但对富人集团动刀子，挑战制度性贪婪也需万分小心，稍不留神，刺杀、篡位，甚至流血、内战都有可能发生。

奥古斯都非常策略性地将遗产税方案提交元老院集体讨论，显而易见，元老院的贵族们绝不买账。奥古斯都只有强烈暗示元老们，如果再冥顽不化，他只好被迫提出土地税和人丁税，这对拥有巨大土地资产和众多奴隶仆人的贵族豪商而言，显然是致命的威胁。

元老院的贵族们作为富人集团的代表，虽然痛恨遗产税，但此时对深受军队爱戴、大权独掌的奥古斯都皇帝也无可奈何，毕竟遗产税并不算高，总比要命的土地税和人丁税温和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贵族们只有默认了新税法。

除了进行税法改革，奥古斯都也从贬值货币入手，他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共和时代的4.5克降到了3.9克。

通过增税和货币贬值，帝国初期的收支方能大致持平。





「蛰伏中的经济危机」

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8—117年），含银量降到了85%；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在共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到帝国时期，却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现。原来盛产谷物的高卢（法国）在都市化运动中，开始转向大面积种植葡萄。现代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西班牙则盛行种植橄榄树，随后阿非利加也成为橄榄王国，传统的谷物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在这些地区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到尼禄时期（54—68年），6个大地主就占有了阿非利加领土的一半！［15］在帝国全境，随着都市化运动的推进，土地快速地集中于权贵集团之手。

这些超大型地产主的经营思路完全不同于中小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来到自己的土地查看农业生产，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土地的产出，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帝国停止扩张以来，从外国掠夺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奴隶价格水涨船高，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对于大地产主而言，最省心的赚钱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修建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于土地就像投资于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帝国农业产出的下降已成为必然。

粮食供应逐渐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粮食由南俄罗斯供应，而那里的产量日见低落；意大利的谷物原本依赖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结果葡萄园和橄榄园占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产率和产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尽管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都面临缺粮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区的城市也不例外。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骚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于是，“筹粮官”成了罗马帝国官场道路上最为凶险的职位，他们不仅要保证搞到粮食，而且还必须负责粮价低廉。

当西班牙开始大规模种植橄榄树之后，很快就成为质量最好的橄榄油输出地，畅销高卢、不列颠和其他地区，意大利的橄榄油被抢去了高端市场，甚至连本地市场也被蚕食。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不如西班牙产品，但在价格上却很有优势，因而被广泛地用于灯油和化妆品，行销整个帝国，意大利的橄榄油因此又丧失了低端市场，就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橄榄油也来瓜分意大利的市场。

高卢、希腊、小亚细亚都在大力种植葡萄，葡萄酒市场的竞争空前惨烈，供应出现严重过剩，以至于皇帝图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无论意大利还是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的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必须摧毁。

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错配，农业危机体现在土地兼并导致的谷物生产萎缩，经济作物严重过剩，基于农业的手工业消费品滞销，商业活力下降，国家税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时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头产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许多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高卢（法国）的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已经凌驾于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临海均有良港，内陆河道纵横八达，交通极为便利。高卢的天然资源也异常丰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业技术扩散之后，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和商业中心，其产品覆盖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的广阔市场，意大利的工业品被挤出了西欧市场。

与此同时，帝国的东方也同样摆脱罗马的产品和商人。在高端产品中，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行省的染色亚麻布、高级羊毛织物、上等皮革制品、精致餐具、高档化妆品、香水、调味品和颜料打遍帝国无敌手，而意大利的产品则很难打入东方的市场。意大利的商人们不仅不再出现于东方，同时也消失于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农业、制造业、商业领域的优势业已丧失殆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丧失土地之后，失业农民大举进城。帝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失去产业的流民，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他们对生活不满，对未来绝望，只有凶狠的报复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在共和时代，参加罗马军队的都是纯良有产的庄稼汉；在帝国时期，入伍的尽是仇恨权贵的无产流民。

军队的变质，引发了更为凶险的政权危机。





「军事独裁的经济本质」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曾精辟地概括了罗马军队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在他看来，100名武装人员可能无法对付1万个暴乱的农夫，但1万人组成的训练精良的罗马军团，却能够使首都的百万人口闻风丧胆，而45万帝国的常备军可以牢牢地统治5000万以上的帝国人口。

罗马的皇帝们被军队所废立的人数之多，发生之频繁，恐怕在世界史上都罕有其匹。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皇帝在领导军队，而是军队在控制皇帝，帝国中后期的情况尤其如此。

中国有句俗话叫“官逼民反”，当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之时，往往是农民起义推翻整个统治集团，然后改朝换代。罗马帝国的“农民起义”却发生在体制之内，军队频繁更替皇帝和爆发内战是其主要特色。

共和时代的军队是以有地公民为基础，他们奋勇作战保护的是自身的利益，但帝国时代的军队主要来源于意大利城市的无产流民，他们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民集团，他们所代表的是绝大多数帝国的底层民众。在帝国的经济繁荣时期，他们并未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反而被权贵和富人集团剥夺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作为整体阶级，他们是臣服的寒门阶层，而权贵与富人集团是统治者，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用劳役赋税来支撑城市高级和复杂的文明生活。他们不论如何勤劳和努力，最终仍难逃土地被兼并和流离失所的下场，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在帝国的军队中不断地滋生和蔓延。

当罗马的皇帝们与元老院所代表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产生权力之争时，军队就成为皇帝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69—70年的内战，使军队突然意识到自身是改变罗马的强大力量，他们对权贵和富人集团的长期不满和愤怒，在内战中以极其残暴和凶狠的方式发泄了出来。内战双方的军队，无论谁胜谁负，全部都在意大利和罗马城大肆屠杀权贵和富人，许多共和时代的元勋贵戚家族被疯狂的士兵们杀光灭绝，整个帝国为之战栗！

这仅仅是军队向权贵和富人宣战的序幕。

苇斯巴芗皇帝（69—79年在位）从军队起家，更加了解罗马军队的状况，他对军队的政治倾向和野心深感忧虑。在结束内战之后，他开始清洗军队，不再从意大利本土的无产流民中招募士兵，而希望建立一支以行省有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新的罗马军队。这一策略曾维持了罗马帝国近百年的内部稳定。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曾经发生在意大利的土地兼并狂潮，开始在所有行省蔓延，而且程度更为严重，从前充斥意大利的无产流民现象，现在则遍布于整个帝国。罗马军队再次沦落为一个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

罗马皇帝的统治权力来自于两个基础，权贵和富人集团的经济力量和军队的武装力量。但是，当这两种力量陷入无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时，皇帝只能倾向于依赖后者。

另一个军人出身的皇帝塞维鲁（193—211年在位）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他以武力平定内乱夺取帝位之后，他已经看到第二次内战远比尼禄死后的内战更为血腥和持久，而内战的本质乃是权贵和富人集团与军队所代表的底层民众，为争夺社会财富分配权而进行的激烈较量。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依靠的不是元老院，他的权力基础是士兵的支持，元老院是在军队的压力之下，才被迫承认了他登上皇位的既成事实。

他留给儿子们的遗嘱说得明白：“你们要保持团结，只要让军队满意，其他的人不用放在眼里。”他大幅增加了军队的军饷，赐给退役士兵各种特权，用勒索富人集团的财富来收买军心。这当然激起了元老院和富人们的激烈对抗，而塞维鲁则以更残酷的军事镇压来对付权贵集团。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即位后，走得比他父亲更远，他甚至公开宣布，他的皇权基础不在帝国的上层阶级，而是建立在下层阶级及其代表——军队之上。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贵族阶级的蔑视和敌意，对富人集团的财富采取了系统性地榨取，而对下层阶级的赋税则保持不变。

为了从精神上打击贵族阶级，卡拉卡拉皇帝在212年，宣布了一项著名的敕令，将罗马公民的资格赐予所有帝国居民，这不仅从事实上剥夺了权贵阶层的政治特权，而且受到了军队和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所谓阶级矛盾，其本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矛盾。卡拉卡拉利用甚至挑动这种矛盾来巩固皇权，说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进行有价值的财富创造，而陷入了有害无益的阶级对抗的内耗之中。

在贵族书写的罗马历史上，卡拉卡拉比杀人如麻的暴君更可恨，堪称是罗马史上最坏的皇帝。

自卡拉卡拉被谋害之后，军队更加放荡不羁。随后短短40年的时间里，居然走马灯般换了至少57个皇帝，除了极个别的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皇帝一律死于非命。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耐性，他们对贵族统治秩序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战兢兢的皇帝们稍有招致军队不满的政策，立即就有杀身之祸。

靠土地兼并发家致富的富人集团，终于引火烧身，遭到了残酷的清洗。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企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引发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军事独裁体制的罗马，不仅使皇权严重依赖军队，而且使整个帝国的生存也必须依赖军队。

内乱不止，则外患必至。帝国周围的蛮族，原先被罗马的强大所震慑，有近百年不敢轻举妄动。但眼看罗马经济凋敝，内战不断，民心瓦解，于是从四面八方开始不断骚扰帝国边陲，进而发展到大举入侵。

皇帝为巩固皇权必须强化军队，帝国为击退入侵也同样需要增加军费。奥古斯都的帝国初期，罗马常备军不过20多万，军饷每人每年225第纳尔，这就已经吃掉了大半的财政收入；一百多年后的卡拉卡拉时期，帝国不得不维持45万的常备军，军饷则飙升到每人750第纳尔，财政负担高出6倍有余，而经济却在严重萎缩。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执政时期，经过近50年内乱，帝国经济几近崩溃，而军队却扩张到60多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货币贬值已是家常便饭，恶性通胀正在蓄势待发。





「货币贬值与超级通胀」

历史学家都说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五贤帝”政治清明，物价高度稳定，军队服从国家，蛮族不敢挑衅。其实，帝国3世纪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全部源于这一所谓的“盛世”时期。

帝国的军事扩张停止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本不足以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文明，帝国强行推进的都市化运动，不得不依靠对农业的过度压榨。“谷贱伤农”的结果，势必导致帝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破产；“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纵容了富人集团对农民的掠夺，迫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增加了政府“维稳”的成本，进一步压低了粮价，并加剧了土地兼并；遍及整个帝国的无产流民应征入伍，改变了罗马军队的成分，怨恨和不满的武装暴民集团，最终必然危及政权的稳定。

“五贤帝”所戮力推行的行省都市化运动，并非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着眼于帝国统治的政治需求，并为富人集团所乐见，庞大的帝国公路网的建设，非但没有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其建设和维护的巨大成本，反而成为拖累行省经济的沉重负担。当这种负现金流的货币循环难以维持之时，苛捐杂税与日俱增，经济活力逐步萎缩。

“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98—117年），成功地吞并了多瑙河流域的缓冲之国色雷斯，却陷入了北方日耳曼人和东方伊朗人两面夹击的战略困境，北部边境的形势骤然复杂起来。他在东方兼并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冒险，并未带来和平的红利，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敌对。虽然图拉真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遭遇了财政上的惨败，罗马帝国几乎倾家荡产。

农业凋敝，商业萧条，贫富分化，税源枯竭，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

117年，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95%，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10.5%，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10.5%的隐性货币税，以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

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是另一位举世公认的“五贤帝”，他不得不收拾图拉真留下的烂摊子。北部边境的蛮族再次大举犯境，不列颠爆发了新的战争，毛里塔尼亚战火不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了流血暴乱，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最终，哈德良被迫放弃了美索不达米亚，不是他的勇气和胆略不够，而是帝国的财力已不足以支撑征服战争。

到了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即位时，帝国的情况继续恶化。他是罗马史上最受尊敬的“五贤帝”之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写下的名著《沉思录》，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东征安息人的战争规模不亚于图拉真，在罗马精锐部队尽数东调之时，多瑙河流域的蛮族再次犯境，迫使皇帝回头西征。几场大战下来，罗马帝国的财政再度濒临破产。

皇帝曾立誓不再新增税种，他声称宁愿变卖自己的财产来维持帝国运转。财政危机将皇帝逼得走投无路，他还真的开始拍卖家产，而且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帝国当然不可能靠皇帝卖家当来维持。最后，皇帝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增税加赋。

当士兵们战胜了蛮族要求增加军饷时，马可?奥勒留心酸地回答：“除了你们的正规报酬以外，如果再想得到任何更多的东西，那就只有去榨取你们父母和亲属的血汗。至于皇位，只有上天才能做主。”很明显，皇帝深刻理解帝国财政的危机程度，宁愿面对士兵的恼怒，以及潜在兵变的凶险。

即便皇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行省已经达到财力的极限，西班牙几次拒绝输送兵员，而高卢和其他西部行省则充斥着逃兵役的亡命之徒，他们打家劫舍，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公然与罗马军队爆发了正规战争。在埃及，大批民众为躲避兵役、徭役和赋税从村庄中逃亡，他们躲进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后来竟组成军队发动了叛乱。

马可?奥勒留统治的罗马帝国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到180年，皇帝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贬值到75%，比图拉真的第纳尔贬值了11.8%。

马可?奥勒留之后不过35年，帝国的财政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军事独裁的皇帝塞维鲁依靠抄家、充公、强制捐献等手段，从贵族身上弄来的财富，已被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折腾得所剩无几。卡拉卡拉深得乃父真传，将皇权的基础牢牢地根植于军队之上，军费开支终于耗尽了财政税收。

为解决迫切的财政危机，只有进一步贬值货币，但卡拉卡拉不想像马克?奥勒留那样做得太明显，而是搞出了一个重大的“创新”，于215年开始发行新银币“安东尼币”。

215年，卡拉卡拉发行了

“安东尼币”，罗马版的“折二钱”

安东尼银币的尺寸比第纳尔略大一些，含银量是第纳尔的1.5倍，但面值却相当于两个第纳尔，相当于变相一次性贬值了25%，比马可?奥勒留的贬值幅度高出一倍多！

这是罗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主权信用货币”！安东尼币的本质是以25%的国家信用，来补偿新币中所缺失的含银量。这种以法律规定货币价值的办法，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含银量贬值的传统方式，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从猿进化到人”的“飞跃”。

“安东尼币”的出现，意味着帝国财政的恶性已到了质变的程度。

罗马的老百姓并不傻，大家纷纷开始囤积老的第纳尔银币和银锭，而商家们则根据新币的含银量来重新上调商品的价格，物价上涨开始加速。

更糟糕的是，罗马人对政府的信任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人都在抱怨新币，处处弥漫着对政府的怨恨。

罗马无力向外掠夺金银，原有的西班牙银矿已经枯竭，而白银和黄金却从市场中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市场出现的恐慌情绪如同痉挛一般，刺激着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市场对价格的预期发生了突变。

“安东尼币”的含银量从240年的40%，快速贬值到270年的4%

到了加里恩努斯时期（253—268年），帝国的财政不是濒临破产，而是已经破产了。在他的治下，罗马遭受到立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数十万日耳曼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这是6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时，高卢分裂、东方独立、埃及脱离、阿非利加叛乱，罗马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重大危机。

加里恩努斯（253—268年）的

超薄铜币，仅重2.48克

出兵平叛，国库没钱，皇帝此时只剩下超发货币这一条路了。罗马银币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贬值，安东尼币的含银量，从240年的40%，急速下跌至270年仅剩4%！［16］

除此之外，皇帝还海量发行粗制滥造的铜币，这些所谓的铜币其实只是薄薄的铜片，重量仅2.48克，连银行都拒绝接受这样的劣币。

加里恩努斯使货币贬值达到了物理上的极限！

最后，加里恩努斯死于众叛亲离的乱军之手。

在加里恩努斯之后，真正引爆罗马帝国超级通胀的，非奥勒良皇帝（270—275年在位）莫属。奥勒良堪称是军事天才，在短短的5年统治期间，收复了罗马2/3的领土，荡平了欧、亚、非三大洲的蛮族入侵和内部分裂，被称为“世界的光复者”。然而，就货币贬值而论，他却是罗马帝国超级通货膨胀的“点炮者”，对最终罗马帝国的货币大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74年，奥勒良新币背后刻有

罗马字母“XXI”或希腊字母

“KA”，代表“20：1”

274年，被四面征战的巨额军费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奥勒良，拉开了罗马史上著名的货币改革大幕，皇帝隆重推出了“奥勒良币”，将新币的含银量确定在5%，重量为4.04克。

为了取信于民，新币的背后铸有罗马数字“XXI”，这代表着“20：1”，即20个含银为5%的奥勒良新币，相当于1个奥古斯都时代的第纳尔。新币的含银量貌似有国家信用的承诺，未来还要恢复到奥古斯都时代的银币纯度。不过，这一切不过是忽悠罢了。

罗马帝国货币含银量的曲线变化，也是衡量帝国

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状况的“温度计”

其实，新币与市场中大量泛滥的4%含银量的“安东尼币”价值近似，但皇帝却以法律规定，1个奥勒良新币=2个安东尼旧币，这比卡拉卡拉玩得更狠，政府等于在已经贬得一塌糊涂的安东尼币的基础之上，将新币再度一次性贬值100%！

这下罗马的老百姓真急了，这样的货币谁还敢要？！

人们冲上大街小巷，开始疯狂抢购。准确地说，不是疯狂地购物，而是疯狂地扔掉货币！250年来温和上涨的物价，立刻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绝尘而去。粮食短缺、商业瘫痪、盗匪横行、人口锐减，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进入高潮！

埃及的小麦从1世纪到3世纪中，价格上涨了2倍~3倍，基本反映了货币贬值的幅度。然而，从250年以后，小麦价格开始加速上涨，到280年前后，小麦价格已是30年前的10万倍！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见识到超级通货膨胀！





「货币崩溃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皇帝，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崩溃的货币体系和即将崩溃的帝国。

为了挽救已经彻底失去人民信任的货币体系，戴克里先首先着手发行了新的高纯度的金币、银币和其他辅币。他满心希望新的货币能够根治超级通胀，至少也要缓解物价飞涨的压力。

没有货币就没有经济，最终也就没有帝国。

让他极度痛苦的是，他的新币的成色与尼禄时代相当，但物价却是从前的数百倍。原因其实很简单，新币在整个帝国的货币流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而且每当好坏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良币总是被收藏，只有绝对必要时才会拿出来用于支付，如国家税收必须缴纳良币；而劣币则像烫手的山芋，人人拿到后都恨不得立刻用掉，这样劣币的流动速度将会更快，从而加剧物价上涨。

戴克里先的新币投放市场就如泥牛入海，在无声无息中被劣币瞬间吞没。

物价持续飙升的根本原因是罗马帝国的生产、运输、商业体系已经陷于瘫痪，纯粹的货币政策已经无力挽回经济的败局。

拯救货币的努力终告失败，通货膨胀仍在继续恶化。

戴克里先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物价，这就是著名的《301年物价敕令》。在敕令中，戴克里先将通货膨胀的根源归罪于商人的投机和囤积居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货币贬值。敕令中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违反者死罪。但是，官方所规定的价格，远远低于生产者的成本，如果强制执行，市场上将不再有商品存在。

这就注定了物价控制必然失败。

价格控制失败后，戴克里先只有依靠配给制，将军队和政府的供应与市场彻底隔绝，税赋征收实物，以确保军队和政府的供应，而任由普通百姓在超级通胀中自生自灭。

帝国的生产力已经崩溃，越来越多的土地荒废了，灌溉排水工程被遗弃，农业经济陷入破产，饥荒瘟疫开始蔓延，人口规模大幅减少，海上商路盗匪横行，国际贸易几乎断绝，城市商业坠入深渊，昔日的繁荣已荡然无存，雄伟的公共建筑无力维修，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杂草丛生。

帝国残存的富人集团开始从城市中大举外迁，搬到了乡村的巨大庄园，同时还带走了大批手工业者，工业活动的中心已不在城市，产品需求仅限庄园或本地。帝国星罗棋布的城市集群，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经济废墟。

超级通货膨胀导致了帝国货币经济的死亡，留下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割据经济的断裂带。

292年，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由四位皇帝分治。

在苟延残喘100余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申论」

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罗马也不是一天崩溃的。476年罗马帝国寿终正寝，这不过是长达两个世纪的分崩离析的最终结果罢了。

关于罗马为什么会衰亡的问题，千百年来曾吸引了无数学者皓首穷经，苦苦思索，至今仍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断定“丧失自由”是导致了罗马灭亡的关键；《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认为，皇帝集权的政治体制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主因，即“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队”；《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帝国经济上的“器质性”疾病是其衰落的根源，而奴隶制就是病根。除了归因于政治体制、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宗教论、蛮族论、奴隶论、气候论、地理论、军事论等等观点。

本章的目的，并非是得出罗马帝国如何衰落的结论，而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帝国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大分裂，是否也是罗马兴衰的原因之一。

古往今来的人类活动，归根结底无非在做两件事——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其他的一切均衍生于这两种基本活动。财富创造的前提是提高生产率，而财富分配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经济学往往研究前者，而政治学常常关注后者，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兼顾两个方向。

只要涉及财富，就不可能绕开贪婪。对富人而言，贪婪是巧取豪夺；对穷人来说，贪婪是好逸恶劳。从根本上说，贪婪是不劳而获，是通过一切手段来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的一种欲望。

贪婪不是病，贪婪是人性！

佛家将人性中的贪、嗔、痴定义为三毒，是人间一切痛苦的根源。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贪婪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无法根治。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上所有帝国之所以会衰亡的终极原因，罗马帝国的衰落无非是在重复人性而已。

良好的制度，绝非能够避免贪婪，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贪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必然存在着少数富人统治多数穷人的情况，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还找不到相反的情况。克制贪婪的核心，就是约束富人集团巧取豪夺的强烈冲动，因为他们拥有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能力、实力、动机和决心。这种克制最好是由富人集团自我约束，当然历史上极少出现这种反常的状态，最差也要让穷人反抗的力量能够强制富人集团被迫约束。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够控制双方冲突的社会震荡，不至于突破流血和革命的下限。

罗马共和时代的《十二铜表法》，就是穷人大众与富人集团激烈冲突的妥协，它没有突破底线，内战得以避免，保证了罗马共和制度后来200年的稳定。这时的罗马共和，存在着制度上的自我纠错能力，归根结底，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体制符合当时罗马的根本利益，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公民纷纷走上了战场，最终伤亡惨重，财富破产，在政治的力量天平上，丧失了对抗富人集团贪婪欲望的有效筹码，导致了富人集团进行疯狂的财富兼并而无须承担严重后果的局面。财富分裂由此骤然加速，富人集团的实力暴增，社会平衡被彻底颠覆。在这种状态之下，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年的流血和内战，罗马共和已无力回天。

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罗马军事大扩张带来的巨大红利所催生出来的畸形儿，尽管它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地中海沿岸国家，但其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因此，罗马帝国不得不大力推进都市化运动，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帝国的都市化运动，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而做出的无奈的政治选择。

高度畸形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粮食价格受到刻意压制，谷田作物无利可图，经济作物畸形发展，农业资源配置错乱，工业制品虚火旺盛，商业贸易虚假繁荣，资产泡沫无处不在。更糟糕的后果就是，富人集团在既定的都市化国策之下，贪婪的欲望再度失控，土地兼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空前尖锐。

最终，财富分裂导致了流民四起，军队变质，富人集团与暴民集团兵戎相见，内战不断，血流不止，帝国衰亡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导致帝国崩溃的现象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倾覆，同样可以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





「第八章 北宋兴亡，铅华洗尽的沧桑」



北宋，人类第二次货币文明的巅峰



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银行家的崛起



金权与政权的斗法



6%～7%的富人兼并了60%～70%的土地



“宋朝梦”的破灭



雪上加霜的“钱荒”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贪婪的最后疯狂



交子——全球第一种纸币



主权信用，贪婪依旧



申论





「本章导读」

从军事角度讲，北宋是一个软弱和窝囊的朝代；但从经济上看，北宋却是高度富裕和极其繁荣的时期。北宋不仅是中国封建史上货币经济发展的顶峰，而且也是中世纪全球城市文明的灯塔。

北宋的经济规模4倍于盛唐，城市数量多达1800多个，城市化率接近12%，货币化程度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更为重要的是，北宋高度的城市化和货币化，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基于政治统治和军事戍边的需求，而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扩张的自然结果。

城市文明的兴起，带来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勃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唐宋八大家”里的六位，都是诞生在这一伟大的时代。北宋的货币文明还创造出世界上第一种主权信用纸币，第一个金融票据交易市场，一千年前开封金融街的霸气，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差异显著，历史、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这就是人性。

罗马的鼎盛与北宋的巅峰相差近千年，但摧毁了罗马帝国的贫富悬殊，同样也是瓦解北宋王朝的致命根源。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与王安石变法的夭折，都说明了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已经失效。

结果，罗马与北宋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土地兼并、税负不公、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内乱外患，甚至连危机爆发的顺序都一模一样。

历史惊人地相似，源于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地相似！





「北宋，人类第二次货币文明的巅峰」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文明沉寂了千年之久，就在西方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在亚洲的地平线上，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经济的浪潮。

960年，北宋立国，一个伟大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建立在铁血与征服的武力之上，那么北宋王朝的繁荣则是依靠生产率的进步与和平发展的结果。

北宋时期，最令人炫目的生产率革命，首先爆发于能源与冶铁工业。

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能够炼铁，但直到北宋之前，冶铁的成本高，产量低，质量差，铁的价格贵到中国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其大规模的普及，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源瓶颈，冶铁需要使用木炭，而且消耗极大，热量却有限。到了北宋时期，煤炭发展到了规模化开采的阶段，并且开始大量用于工业能源，煤替代了木炭，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铁工业的爆炸性增长。

到1078年宋神宗年间，北宋的铁产量已高达7.5万～15万吨，大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全部铁产量［1］！如果与中国历史上以富强著称的盛唐相比，北宋的铁产量是唐朝的3倍～4倍。

北宋冶铁工业的高度发达不仅是总量惊人，而且分工也日益精细化。如信州的钢刀、兖州的农具、原州的衔凳、雷州的餐具、太原的剪刀、河间的蓖刀、耒阳的针、杭州的钉等。在各地的“拳头产品”中，更细密的分工催生了铁产品的种类繁多，产量巨大。如杭州就有专门卖铁针的品牌店，专业经营铁钉的“钉铰作”，仅每年向漕船制造业供应的铁钉就达60万斤。

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也带动了炼钢业的空前发展，灌钢、百炼钢、淋铜钢等冶钢法获得了广泛应用。钢铁冶金业的生产技术革命，又导致了农业工具的巨大进步，广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北宋农具开始大规模普及钢刃农具，如钢制的銐刀、侧刀促进了荒地垦殖，直辕犁变成了曲辕犁方便了深耕细作。以粮食的亩产量计算，宋朝达到了460斤，是盛唐时期的2倍有余，超过战国时期4倍还多。

曲辕犁的发明方便了深耕细作

农业亩产量的增加和耕地总规模的扩大，直接反映在北宋人口的大幅增长之上。与前代相比，两汉人口最高时为5000万人，唐代开元盛世时约6000万，这些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汉唐盛世。北宋自宋仁宗起，人口即超过了两汉，与盛唐相当，最高峰时人口超过了1亿，几乎是汉唐的两倍。北宋“生齿之繁”堪称前所未有。

巨大的粮食产量，不仅导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还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大潮。

北宋全国人口中，城镇居民的比例达到了12%，总人数达到1200多万人，远超历代前朝。宋朝镇市总数高达1800多个，与当时的世界各国相比，南京、扬州、成都、武昌、长沙、福州、广州等城市，均是几十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更是百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城市人口的激增，必须仰赖大规模的商品粮供应，这就导致了北宋货币经济的迅猛崛起。中世纪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垫定了北宋经济称雄全球的基础。

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与农村人口迥然不同，在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之后，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专业化是他们在城镇生存的前提，市场交易是他们每日必须的工作。社会分工使得宋朝的城里人知识掌握得更深入，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

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堪称是中世纪的“信息革命”，极大降低了信息的成本，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生产率。

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更多可被交换的商品，刺激了更广范围的消费需求。

城镇人口对农产品已经不再满足吃饱，更重要的是吃好。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下，北宋农业的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如柑橘、荔枝率先脱离了传统农业，成为经济作物的独立分支，“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荔枝种类多达32种，仅福州一地就有25种，“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2］

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而菜园的经济效益比农田高得多，号称“一亩园，十亩田”。宋代诗人杨万里曾路过安徽铜陵的江心岛丁家洲，发现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于是写下：“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宋朝的蔬菜种植已经高度集约化，而且往往是远程供应。

《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

除了吃好，城里人还重视穿衣。棉花从宋朝开始逐渐普及，棉制品成为城里人的热门货；麻布继续在中低收入的人群中扩大市场；而丝绸则是高富帅的必备。从官府的角度看，丝绸是财政收入的重头戏，在政府征收赋税的10种布帛中，丝制品占8种。

1086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中，丝织品收入高达2445万匹，为盛唐时期的3倍有余。生产如此规模的丝绸棉麻制品，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北宋出现了专门以纺织为主业的“机户”，在专业分工前，一名织工既要纺线，又要织布，每年的产量约为20匹。机户出现后，开始雇工来进行纺线与织布的分工，织布产量可达40匹，生产率实现了倍增。每家机户少的有三五张织机，多的高达六七百，全国机户总户数达到了10万户的规模，北宋全国人口每200人中就有1个纺织工。

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反映在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更体现在质量上的改善。后人曾比较了唐、宋、元三代丝织品的质量，结论是“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北宋的城里人穿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布料。

宋代《耕织图》中的花楼机

吃饱穿暖后，北宋的城里人更讲究生活品位。

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餐饮厨房用具，还是家居陈设的装饰鉴赏物品。宋瓷的实用与美观同时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就生产率而言，北宋更是突飞猛进，不仅改进了瓷器的生产流程，而且进行了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土工、坯工、釉工、匣工、烧窑工成为独立工种，制瓷工艺不断优化。过去烧瓷采用“匣钵法”，将一件瓷器放在一个匣钵内烧做，而北宋人发明了“覆烧法”，将大小不一、花样不同的碗盘组件，反置于由垫圈组合而成的匣钵内一次烧成，瓷器生产量呈爆炸性增长。

除了瓷器这种兼顾大众与富人集团的消费品之外，诸如雕漆、根雕、玉石牙骨、枪金枪银、螺钿等特种手工艺产品，则是专门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求。

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的生产突破，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与之相对应，社会分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在隋唐时期，社会大致分为112行，到了宋朝达到了414行，增长了近3倍！中国有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很可能就出自宋代。

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全国四大区域市场的形成，即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涵盖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以陕西为中心的关陇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又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成了一张交叉重叠、上下贯穿、左右逢源的蛛网式商品和货币的流动体系。

从全国商品流动的方向看，农副产品呈“向心”运动，从墟市、镇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消费品则呈“辐射”运动，从城市向农村扩散。全国的税收和商品从南向北、由西向东汇集于汴京，货币则从首都向其他市场反向回流。［3］

以汴京市场为中心的全国商品的大规模流动，主要依赖内河航运系统，因此，漕船制造的需求量极大。北宋初年，漕船总规模即达3337艘之巨，由于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也快速发展。远洋海运的海船吨位可达500吨以上，载人五六百。同时，北宋造船业的生产率非常惊人，仅温州一个官办造船厂，定员不过252人，年产量居然高达340艘，几乎每天1艘！

宋代的车船战舰

造船业的繁荣催生出很多世代造船的豪商巨富，北宋官府在造船业放开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民间远洋巨船的生产规模远超官府的造船厂。

柴米油盐酱醋茶，绫罗绸缎丝帛纱，金银珠玉瓷漆宝，亭台楼阁诗酒画。

北宋的城市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供应极大丰富，精神追求空前高涨。北宋经济在冶铁工业生产率暴涨的火车头的带动下，农业工具领域也获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生产率倍增，从而引发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化、商品化、货币化三大潮流的交汇过程中，激发出更细密的社会分工、更广泛的生产率提高和更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拉动了经济作物、纺织印染、食品加工、建筑造船、采矿冶炼、瓷器漆器、造纸印刷，以及盐、茶、酒等各种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

货币经济不仅使宋朝人更加富裕，更使他们的思想更加独立。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都出现在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货币经济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在古希腊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也正是吕底亚的货币文明在爱琴海大爆发的时代。

货币经济离不开货币，推动着北宋巨大的经济机器不断运转的动力，就是川流不息的铜钱流通。





「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尽管北宋并没有GDP的统计体系，但如果对比北宋与盛唐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两倍于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产率，其经济总规模大致是盛唐时期的4倍。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不少于唐代的4倍。

然而事实更为惊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从995年的每年铸铜钱80万贯，逐步增加到1000年前后的125万贯，1007年的183万贯，1045年的300万贯，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达到了506万贯的顶峰！［4］

这仅仅是铜钱，北宋当时每年还有100多万贯的铁钱铸币量［5］，以及四川地区的纸币（初期总流通量为125万贯）。

而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大约为32万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为13.5万贯。如果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拐点，那么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也处于唐朝的同等位置，这意味着北宋极盛时期的新增货币量，是唐朝同一时期的至少19倍。

到1085年，北宋百余年来的累计铸币量，大约在1.4亿～1.5亿贯，加上私人盗铸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铜钱，其货币总存量大约在2.5亿～2.6亿贯。如果以铜钱枚数计算（宋代1贯铜钱为770枚），大致在2000亿枚左右。

在西汉时期，家产上千万铜钱的巨富屈指可数，而北宋首都的“千万富豪”则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北宋铜钱的购买力与汉唐相比，出现了大幅贬值。

在鼎盛时期，北宋有4倍于唐朝的经济规模，却超发了19倍的货币，很明显，北宋的货币问题相当严重。

货币超发的第一个效果自然是通货膨胀。“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物价是从低向高发展的，物价指数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11.5倍。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叶适在比较两宋物价变动，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物价飞涨时感慨道：“吴越之地，人口为天下的一半，土地却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价格已是从前（北宋末）的3倍，鸡肉、猪肉、蔬菜、木材、焦炭涨了5倍，田宅土地暴涨了10倍，而黄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众人争抢而极难获得，它们的价格则是过去的几十上百倍了。”

叶适对北宋末和南宋初江南物价的描述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得最快，黄金地段的房宅价格竟然飙升了几十上百倍！这说明了货币超发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资产通胀远比CPI上涨更为猛烈！

北宋的货币超发并非均匀地分摊给每一个人，而是通过资产膨胀向少数人快速集中，除了田土、房产，金融资产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梁著名的“金融街”——南通街的豪华与壮观。在“金融街”上，各大金融机构比肩林立，当时的时髦名称叫“交引铺”，各种有价证券，如各种货币、“盐引”、“盐钞”、“茶引”在其中交易，盛况空前。“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如果每笔交易是千万枚铜钱，即万贯级别的交易，这相当于北宋货币供应量（2000亿枚铜钱）的5，如果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是106万亿，5即是530亿，这意味着北宋银行家的单笔交易规模达到了530亿元，确实是相当骇人听闻！以如此级别的资金交易规模估算，汴京“金融街”的房价恐怕只能是天价了。

当年汴京的金融街，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显然，北宋的银行家们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北宋的银行业务如何能有如此惊人的利润呢？其实，他们赚钱的思路与今天华尔街的银行家非常类似，最赚钱的盈利模式是金融交易，传统的贷款业务（高利贷）还在其次。

北宋银行家们交易的并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典型的金融票据，即官府垄断专营的盐和茶的金融衍生产品——交引（盐引、茶引）和盐钞。





「银行家的崛起」

北宋银行家们的业务是从钱币兑换逐步扩展开来的，早期又叫“兑换铺”。北宋既是中国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又是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全国的货币流通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

在主要货币中，首先有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差别，金属货币又有铜钱、铁钱之分，而铜钱和铁钱本身又有大钱小钱之别，加之金银在流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白银的重要性在北宋已经远胜于唐代。当全国商品在四大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跨区流动时，区域货币需要折算，金、银、铜、铁、纸等通货形态需要兑换，这就构成了兑换铺最基本的银行业务。

兑换铺的老板们每天从事的就是通货之间的低买高卖，赚取利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短期套利交易。随着北宋货币流通量的暴增，很快他们就演变为北宋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做市商，为通货兑换提供流动性。他们对市场波动超级敏感，甚至每个时辰的差价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赚的就是微薄的价差。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做市商们一样，他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通货买卖的利润就源于批发与零售的价差。兑换铺的老板们已成为北宋时期对市场交易最为敏锐的群体，逐步演变为第一代银行家。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的银行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套利交易机会，而且远比通货兑换的利润高得多，这就是“交引”套利。

宋太宗赵匡义从985年开始秘密筹划三路大军北伐辽国，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于次年发动了崎沟关战役，最后以惨败告终。名垂青史的杨家将杨业即在此战失败后，为掩护民众南迁在陈家谷力战而死。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向北方调运粮草，官府发动商人参与军事后勤工作，这是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业务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才有实现的可能。政府职能的商业化与私有化，完全符合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更准确地说，北宋才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

商人们需要自己购买大批粮草，还要负责雇人将粮草千里转运到边防各地，官府当然是省心了，但商人们无利不起早，没有厚利诱惑，谁会为官府卖命。当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市价及商人运输路途的远近进行估价，在此基础上另有一定的优惠，即商人的利润。边地的官府在估价后，发给商人一种领款凭证，名为“交引”，然后商人们拿着交引回到京城找官府领钱。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以盐茶票据来替代部分现金支付，而商人们正是冲着盐茶票据来的。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于唐而兴于宋，宋朝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官府于是垄断了盐茶供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和茶都属于超级暴利的官府专营商品，每斤盐价官府收购时不过2.5文钱，即两个半铜钱，转手在市场中就以26文的高价卖出，“官有9倍净利”！而茶的销售也有高达100%～300%的超级利润率。商人们只要拿到官府的盐茶票据，即“盐引”和“茶引”，就能合法买卖专营商品，这意味着巨额利润唾手可得。

茶文化始于唐而兴于宋

京城的官府并没有盐茶现货，商人们需要拿着盐茶票据找到主管部门进行“批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公章。主管部门在交引上批示领盐或茶的地点，以及指定销售的地区，盐一般是到山西解池去领取解盐，茶则在江南居多。商人们领到盐茶之后，必须运往官府指定的地区进行销售，而绝不能跨境贩卖，否则严惩不贷。官府的限地销售政策，当然是为了确保对盐茶高额利润的垄断。

对于聪明的商人来说，运输粮草的政府外包业务，存在着更大的油水。他们只要“搞定”边地的地方官员，就能够高估运送粮草的费用。高估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斗大麦在内地不过30文钱，边地官员将本价、运费、优惠加在一起，竟然可以估值到了1贯254文，这是高达30倍的价差！边地官员对此可以有很多种“合理”解释，如距离太远、路况很糟、盗匪横行、洪水爆发、桥梁坍塌、泥石流、地震、火灾，只要说得通都行。朝廷也没法较真，毕竟边地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再不给些油水，谁愿意为朝廷卖命？

如此一来，盐茶票据的价值就大得惊人了。

于是，各路商人闻风而动，成群结队地奔赴边地运送粮草，响应官府号召，为朝廷出力，为自己赚钱。

当京城的银行家们看清盐茶票据的巨大价值后，他们开始游说朝廷的有关部门，说这些外地商人来路不明，信用很成问题，万一拿着盐茶票据倒买倒卖，或违法跨界销售，岂不是搞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吗？

商人，必须在京城有银行家的担保，否则有关部门拒绝“批引”。

运送粮草的各地商人们，不得不跑到京城来与银行家们疏通关系。

银行家借此机会苦口婆心地开导商人：你们挣钱太辛苦了，拿着盐茶票据翻山越岭跑到山西去领盐，或远涉千山万水去江南取茶，再费时费劲地运送盐茶到更远的地区去贩卖，路上遇到土匪怎么办？盐茶质量不好怎么办？暴雨淋湿了盐茶又怎么办？跑了大半年，绕了大半个中国，才挣个辛苦钱，还要担惊受怕，太不值了。与其这样辛苦挣钱，不如将盐茶票据打折卖给我们银行家，你们挣快钱，既轻松又省事，利润也不错，然后你们可以再去运粮草，再卖给我们票据，加快赚钱的速度，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北宋解州盐池的开采情形

商人们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很痛快地将手中的盐茶票据打折卖给了银行家们。于是，京城里的银行家开始做起了票据买卖，兑换铺也改为“金银交引兑换铺”，兑换银行家演变为“交引银行家”，成为北宋第二代银行家。

如果有的商人就是死心眼儿，或觉得太吃亏，偏不想把盐茶票据打折变现又怎么办呢？那京城的银行家们就联手拒绝给这样的商人担保。如此一来，他们就拿不到官府的“批引”，盐茶票据只能烂在他自己手上。万般无奈之下，再厉害的商人在京城银行家的门前也得低头。至于打几折，那就是银行大佬们内部协商了，二折也好，三折也罢，要看大佬们贪婪的程度了。

当然，也会有不服的商人向官府投诉，大佬们与官府的关系深了去了，而且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名正言顺，这样的官司根本打不赢。从此以后，银行大佬们联合封杀这样的刺头儿，这个商人再也别想做盐茶的买卖了。

银行家们手中的票据“筹码”越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他们一般还兼做着高利贷、典当行之类的融资业务，对京城的资金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当他们准备买进票据时，可以通过抬高京城的融资成本来紧缩银根，然后在场内大量抛售票据引发价格雪崩，一方面威慑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纳。如果他们需要高价抛出，就会拉升票据价格，引诱逐利的投机商进场吃货。这与现代摩根大通、高盛的手法并无二致。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为边地运粮草，以便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诱之以盐茶的厚利，不想商人们诡计多端，搞定了边地官员，以平均6倍于市场的价格，高价向边地出售粮草，席卷了朝廷东南360万贯的茶利税收。

但聪明的商人却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银行家，银行大佬们半路杀出，又将商人们的暴利打劫殆尽。

在货币经济时代，只有玩转货币的人才能玩转市场。北宋的文人们官员们，在货币的猛烈冲击下不禁哀叹，“边籴（买粮）才50万，而东南360万茶利尽归商贾”。换句话说，商人和银行家以50万贯的成本，劫掠了国家360万贯的税收！其实，这与罗马共和时代的包税商阶层，通过政府财政业务外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盘剥罗马公民，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北宋王朝的文人政府与罗马共和的贵族政权，在“财商”方面根本不是商人和银行家阶层的对手，他们甚至与之联手，共同瓜分公共财富。





「金权与政权的斗法」

由于银行家控制着巨大的盐茶票据存量，他们可以同时成为大盐商和大茶商，从而在盐茶的商业流通环节再度暴赚一笔。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金融大佬们的势力更为强大。他们能够花费巨资来搞定更多的官员，进而左右朝廷的政策。很多人甚至攀龙附凤，晋升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

北宋就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宋仁宗废掉郭皇后之后，京城的一个大茶商花重金买通了后宫权势人物，把女儿送入宫中，欲立为宋仁宗的皇后，并取得了太后的大力支持，宋仁宗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后来一个老太监提醒皇帝，这个商人不过是一位大臣的家奴罢了，皇帝如果立大臣的家奴之女为皇后，以后有何面目去面对满朝的公卿呢？宋仁宗这才醒悟过来，赶紧把该女送出宫。一个茶商竟然有能量买通久居深宫的太后撑腰，可见钱在北宋的影响力是何等惊人。

1023年，朝廷终于下决心整顿茶务，接受了大臣李谘的建议，遏制茶利的虚耗，废除了盐茶票据的“交引”制度，推行“见钱法”。

“见钱法”的核心就是以中央财政补贴的形式，取代了边地对运输费用的自行估值。新法实施的第一年，国家财政的增收减支总计高达650万贯！废除盐茶票据所节省的财政税收，超过了宋朝一年货币发行总量的最高峰（506万贯）。如果以2013年中国的货币增量来对比，相当于财政增收了13万亿元以上！

盐茶票据的超级暴利震惊了朝廷。

新法显然严重打击了商人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以致“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利国利民的新法仅仅实行了三年，就遭到朝野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攻击。改革大臣李谘被贬官降级，手下干将甚至被刺配流放，交引制度再度复辟。

很显然，北宋超级富人集团的势力已经可以左右朝政。

1036年，宋仁宗再次痛下决心改革茶法，重新启用李谘。自从上次被贬官之后，李谘心有余悸，这回先把丑话说在了前面。他对皇帝陈述，如果再次废除交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李谘要求皇帝必须有个坚决支持的态度。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李谘再度废除了旧的茶法。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豪商巨贾掀起了更猛烈的攻讦，新法还是没能坚持下来。

北宋的茶法反复变动直至宋王朝末年，其争执的焦点就是金权与政权争夺巨额茶利的归属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金融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政权争夺国家税收，这在宋代之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不仅茶法变动遭遇了金融大佬们的阻击，盐法改革也不例外。

盐法改革的大臣范祥，建议以“盐钞”法代替“盐引”法，商人们以现金缴纳获得“盐钞”，免除了运送粮草到边地存在的高估费用的积弊。另外在京城特设平准盐价的“督盐院”，专门针对金融大佬们操纵盐价的行为，将盐价波动控制在每斤35文～40文之间。

盐价稳定，盐钞就不得不跟着稳定，没有了“盐引”的高估厚利，再限制“盐钞”的价格震荡，那让金融大佬们还怎么赚钱？大佬们当然要反击。结果就是范祥被贬官。复出后，范祥再度恢复盐钞法。后来，盐钞在北宋后期的财政危机之时，不得不进行严重超发，导致了盐钞的大幅贬值。

金融大佬们与朝廷的盐茶之争，一直斗到蔡京上台。金融大佬们纷纷投靠蔡京集团，蔡京再度大改盐茶之法，金融大佬们则跟着大发横财。蔡京所倚重的魏伯刍之流，都是与京城金融大佬们沆瀣一气之辈。在魏伯刍主持下，商人们必须与银行家打交道，并缴纳40%的“手续费”，才能以旧钞换新钞。而新旧交换时，还得“夹新带旧”，否则就拿不到盐茶。蔡京频繁地推行新旧钞更替，商人们就不得不向银行家反复缴纳惊人的“手续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们的“手续费”，自然要转嫁给盐农和茶农，还有市场中的消费者，最终体现为国家税收的损失。

经过反复较量，金权与政权逐渐结为利益共同体，金融大佬们与官僚阶层打成一片，与大茶商、大盐商们浑然一体。在货币经济的大潮中，金融资本将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整合为一体，逐渐固化为财雄势大的豪强大户阶层，演变成一种鲸吞社会财富的制度性贪婪。

在席卷了国家税利之后，他们开始将巨额的财富向土地进行转移，成为大规模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当上了北宋王朝的大地主。





「6%～7%的富人兼并了60%～70%的土地」

北宋的土地兼并与罗马时期惊人地相似，两大帝国都经历了两次兼并高潮，而且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第一次土地兼并将重创国家的财政税收，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税负不公，如果不改革，政权将逐渐陷入危机。第二次土地兼并将比第一次更疯狂，极端的财富分裂将摧毁穷人对政府的一切希望，导致恶性的仇富和仇贵心态。如果改革的最后努力陷于失败，将很快导致流血暴力、持续内战，或外敌入侵，最终是帝国崩溃和王朝倾覆。

罗马的土地兼并始于包税商阶层的崛起，他们豪夺了全民税收，这是罗马土地兼并的“第一桶金”；北宋则是银行家们通过盐茶票据交易，巧取了政府的盐茶厚利，这同样是全民税收，也是他们进行土地兼并的启动资金。

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大潮，就发生在宋真宗与宋仁宗的统治期间。

宋真宗于997年即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南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最终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事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之财。

盐茶票据从985年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的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香利难以计数，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

“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朝廷对土地兼并却完全放任自流，即所谓“不抑兼并”的国家政策。或者说，北宋从来就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从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上看，北宋堪称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先驱。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垦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信（所谓“红契”），并缴纳田契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缴。

如果田地过户不经过官府，田契上没盖官府的印信，这就是所谓的“白契”，官府不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白契，官府只是坚持交易必须报备，而非干预交易本身。如果是国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有“田面权”，就是北宋版的“小产权”，土地也能够买卖流通。

在视土地为生命的历代封建王朝，北宋对土地买卖完全放任的政策，堪称是封建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盛唐，买卖一亩“口分田”是要挨20鞭子的，世业祖产田买卖也会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

966年，宋太祖刚得天下，就登高一呼：“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税，永不通检。”大乱之后，人口稀少，百废待兴，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自由的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当荒地开垦逐渐完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势所难免，贫富矛盾必然激化。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有力占田”一族，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择肥而噬”，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图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所未见。

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之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肯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潮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占有的千顷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兼并之徒”，到了北宋却成为世人艳羡的“大田主”。

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7%，却囊括了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7］

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运转，财政消耗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盘剥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宋朝梦”的破灭」

1067年，当宋神宗登上金銮宝殿之时，他发觉自己坐的不像是龙椅，而更像是一堆一颗火星就能引燃的干柴。他知道，再不改革，宋朝的基业就会大厦将倾。他看好了一位胆识过人的大臣来推行新政，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早已看到了国家经济存在的严重困境，这就是积贫积弱，财政枯竭，经济萎靡，税负不均。那么，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首先，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大不如前。一个五口之家的典型的有地农户，有两个劳动力和三个孩子，家有耕牛而生产工具齐全，一年全家的口粮需要28.8石粮食，食盐折合1.2石，衣服折合3石～4石，饲料折合3石～4石。另外，农具修理、肥料也时有需求。算下来，一户农家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再生产，一年至少需要36石～38石粮食。

由于人口的增加，一家典型农户的土地已经从北宋初年的平均95亩，下降到宋神宗时代的50亩。北宋北方农田每亩产量约2石，考虑到平、丰、欠年各占1/3，则平均粮食收成约为1石。这样算下来，这家农户一年收成大约50石粮食，除去种子预留5石之外，所剩约45石粮食（每石约92斤）。一家吃饭消耗之后，尚存7石～9石（644斤～828斤），货币价值约2100文～2700文。

这是1000枚铜钱，当时大约可以买到:

276斤粮食或33斤食盐。

这户农家必须向官府缴纳的田赋两税（夏税和秋税）约为500文，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朝廷税赋不重时，还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但是，到宋神宗时期，土地兼并使得民众分摊的税负剧增。

官府在征收田赋正税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变相手段暗地增税。比如所谓的“折变法”，就是任意以这种实物折换成那种实物，或以极不合理的价格将实物折成现金。在陈州，当地官府规定夏税只收钱不要粮，大小麦折钱100文，加上各种费用，官价定为每斗140文，而市场价仅为50文，逼得农户在市场上要卖近3斗的麦子才能上缴1斗的税；同时，官府为了确保食盐专营利润，强行向百姓摊派买盐，市价每斤30文的盐，官府硬卖100文，变相勒索3.3倍；然后官府再把盐折算成小麦，农户再遭一次盘剥；事情还不算完，官府再将小麦折算为现金，最终1斤盐卖到了350文，而市价不过30文。经过反复“折变”，农户的税赋暴涨了十几倍！其他各州虽然没有陈州这样贪婪，但“折变法”确实使农户的税赋压力大幅增加，农户的田赋支出不是国家规定的500文，而是数倍于此。

除了田赋这一国家正税，变相税种也层出不穷。北宋朝廷为了在北方储备军粮，在各地强制摊派购粮，每石官府收购价仅300文，农户已经吃亏不小。不仅如此，官府一石粮食仅付1/4的现金，即75文，剩余3/4以茶折算，而配给茶的市价仅值37文，一石粮食被折成了112文。更可笑的是，连37文的茶也不是现茶，而是农户必须到遥远的产茶区去领取的“茶引”。无奈之下，农户不得不把“茶引”贱卖给商人。最终，农户一石粮食只卖了100文。如果摊派个两三石，农户就得损失收入400文～600文。

在这些隐性税收之外，其他历代的苛捐杂税地方官府也兼收并蓄。在原南唐统治的江南地区，税种多达17项，买卖牛羊、粮食、田宅有税，自家盖房要交“木税钱”，牛活着有税，死了也要交税（“牛皮钱”），人口多了要承担各种差役，分家过日子则要交“罚钱”；至于蒿钱、鞋钱、脚钱之类更是花样百出。正如朱熹所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的根源，正是土地兼并！

豪强大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对普通农户极其不利，豪强大户们占有的土地很少纳税。《治平会计录》曾计算：“计其租赋以知顷亩之数，而税赋不加者十居其七。”也就是说，高达70%的土地根本不纳税！其中的绝大部分自然是豪强大户们所占有。宋仁宗初期，土地兼并开始升温，豪强们大量买地却极力隐瞒，往往15亩～20亩地仅缴纳1亩的税金。到宋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为常，重典莫能禁止焉”。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登记在官府的田地从宋真宗时的524万顷，锐减到宋仁宗时的228万顷，宋朝的土地竟然“消失”近半！［8］

田赋锐减迫使官府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本该由豪强大户们承担的田赋，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到了普通农户身上。

老百姓过日子本来就是算计茶米油盐这些家用，算来算去，种地的日子哪里还过得下去。在好年景时，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遇到天灾就只能抵押土地，被迫去借高利贷，利息高达100%～300%，一旦欠了高利贷，农户就铁定会失去土地。

人均50亩地的农户，怎么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产阶级了，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卖掉土地，充当豪强们的佃农。而豪强大户所缴纳的田赋正是源于佃农的田租，佃农们本以为卖田投靠豪强大户是一条出路，最终发现这是一条更悲惨的绝路。

对于农户来说，拥有土地是一生最大的梦想，如今，“宋朝梦”已经彻底破碎了。

北宋经济的繁荣，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劳动创造，他们原本热情高涨，发明创造不断，消费与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当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后，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辛苦，生活却越来越艰辛。他们消沉了，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人民梦想破碎之日，也就是国家走向衰败之时！

在土地兼并、赋税不公、货币贬值的三座大山之下，北宋的经济开始丧失活力，由盛转衰。民力濒临衰竭，而官府开支却直线上升。

朝廷的官员人数从宋太祖时代的三五千人，激增到宋仁宗年间的两万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冗员”问题。宋初朝廷养兵不过2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时已高达125万！仅军费开支就达到惊人的4800万贯，占了朝廷70%～80%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巨大的“冗兵”和“冗费”困境。而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却创下了对外战争无一战胜的“神话”。

自宋仁宗庆历以后，国家财政赤字每年高达300万贯。到皇祐年间（1049—1054年），历代王朝的主要税收——田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开支，田赋的货币收入仅500万贯，缺口竟达2200万贯；绢帛收入380万匹，不足额为500万匹；粮食收入1800万石，还差了887万石。

朝廷催税像催命，地方官吏被逼急了，才变着花样玩“折变”，将田赋悄悄地翻了好几倍，各种苛捐杂税、劳役重负严重挫伤了宋朝百姓的劳动热情，动摇了国本财源。同时，朝廷还极力扩大商税征收，宋朝商业的确比汉唐发达，经济规模达到盛唐的4倍，但商业税却比唐代高出了10倍以上。宋仁宗皇祐年间，北宋的财政总收入达到了1亿贯，商税就占到了56%，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田赋税收。

土地兼并致使农民负担过重，从而丧失了劳动热情，财富创造的“心脏”濒临衰竭；商业税负畸高，抑制了商品流通，经济血脉难以畅通，王朝的体质日渐虚弱；货币贬值，资产通胀，形成了经济体的“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三高”加重了北宋的经济病情。





「雪上加霜的“钱荒”」

北宋的货币贬值日益严重，豪强大户们的资产更需要保值增值，将流通的货币转化为实物资产，就成为豪强们的必然选择，这就产生了对普通农户杀伤力更强的“钱荒”问题。

北宋“钱荒”一词首次出现并引发朝野关注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根源还是出在与西夏的战争上。1040—1042年的宋夏三场大战均以北宋惨败而告终，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朝廷开始贬值货币，不仅四川交子纸币出现了60万贯的增发，而且铜铁钱也开始贬值，这就是庆历年间连续8年只发行“以一当十”的铜铁大钱。

宋仁宗的小平钱

宋仁宗的当十钱

北宋的标准铜钱叫“小平钱”，“当十钱”比“小平钱”大一号，但远不是小平钱含铜量的10倍，却被朝廷以法律规定与10枚小平钱等值，这种行为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币”“奥勒良币”简直就是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说白了，当十钱就是明目张胆的货币贬值，这当然会引起市场恐慌。聪明的商人们开始囤积含铜更多的小平钱，贪婪的商人则大量盗铸当十钱谋取暴利，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自动发生，流通中的小平钱日益短缺。

朝廷大惊，好处没捞到多少，弊病却一大堆，杀头流放的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人性的贪婪。为了遏制盗铸，朝廷只得宣布“当十钱”改为“当五”钱。疯狂的投机仍无法平息，后来改为“当三”，还是难以奏效，盗铸仍有巨利。最终朝廷不得不“折二”，也就是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用，这才刹住了投机冲动。和人性的贪婪斗，严刑峻法也不好使。所幸的是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种“当十”钱没有继续滥发，小平钱重新回到货币流通中，钱荒问题有所缓解。

后来，随着财政的不断恶化，朝廷再度发行“当十”钱，由于市场反应激烈，盗铸严重，通胀恶化，后来再度“当三”，最后“折二”。不过，“折二”铜钱逐渐成为货币铸造的惯例，大规模的铜钱减重和严重超发的恶果成了北宋长期的货币噩梦，钱荒问题开始不断恶化。

在当十、当五、当三、折二钱泛滥成灾时，小平钱成了抢手货。商人们大量囤积小平钱，然后重新熔化铸造铜器，转手就是5倍的暴利。在严重的货币贬值过程中，北宋的铜器就像今天的和田玉和翡翠，成了资本炒作的一种热门货。面对熔钱铸器的丰厚暴利，就连官员们也纷纷染指其间，加入了“奸民”的行列，朝廷不禁惊呼“居官者不得铸铜器”。

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有一个隐含条件，那就是法律规定劣币与良币币值相等，否则自由市场中谁会愿意接受劣币？劣币正是借助国家权力才能驱逐良币。良币从流通领域退出后，总是向重视它们的地方聚集。铜器使良币中的铜，获得了应有的市场价值承认，有时在资产膨胀的心理预期之下，炒作之风更加助长了铜器的价格，这就是熔钱铸器的本质。

良币的另一个出口就是境外。

西夏、辽国和海外诸国都更加尊重铜的真实价值，于是北宋的小平钱如滔滔江水决堤而去。北宋采用了所谓的“钱禁”来对付钱荒，严禁私人铸钱、严禁销毁铜钱、严禁铜钱外流、严禁过量储藏铜钱，其重点是防止铜钱的外流和销毁。就连一向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对钱禁问题都异常严酷，“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9］，而宋仁宗之前的死刑标准是携带铜钱5贯出境。最终的效果是，辽和西夏都不用自己铸币，北宋的铜钱在那里大量自由流通，就连日本和越南都极度渴望得到北宋的铜钱。“番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番者，非铜钱不往，而番货亦非铜钱不售。”

面对人性的贪婪，连死亡的威胁都显得苍白。

难怪大文豪苏辙对铜钱外流慨叹道：“利之所在，势无由止。”

含铜量严重不足的各种大钱当道，小平钱却日益短缺，大钱发行量越大，小钱消失得就越快，严重的通胀最终造成小平钱的生产变成了亏本的买卖，北宋的铜钱供应开始快速下降。因为朝廷缺钱，所以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导致小钱消失；大钱多了，东西贵了，小钱的生产亏本了；更少的小钱供应，加剧了更多大钱的发行，如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宋徽宗的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

宋徽宗的夹锡当二钱

宋徽宗的折五钱

宋徽宗的当十钱

钱荒，准确地说是在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的相互作用下，小平钱快速退出流通的现象。越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钱荒闹得越厉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钱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流通量更大，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豪强大户们有更强的动力进行熔钱铸器。

江浙地区的农户远比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更加依赖货币经济，官府的苛捐杂税和五花八门的田赋“折变”，都要依靠他们变卖农副产品来获得现金缴纳。小平钱闹钱荒，导致市场流动性奇缺，农户被迫降价甩卖农产品，对于早已深陷困境的普通农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土地兼并导致普通农户的税负加重，田赋的跑冒滴漏以及官府的开支膨胀，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严重赤字迫使政府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刺激资产通胀，资产通胀加速土地兼并，同时诱发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剧了农户的困境，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危机。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1021—1086年）与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

王安石对经济弊端的根源洞若观火，他的思路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

开源即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王安石曾在向宋仁宗的建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故臣以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更是一语中的：“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抑兼并”是其最为闪光之处，农户的疾苦、劳动热情的低落、生产条件的不便，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抑兼并”在先，而后才能实现“去疾苦”和“便趋农”。

从变法的关键措施看，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抑兼并”的烫手山芋。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借款利息为20%～30%。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户的疾苦，如果没有官府的“低息”贷款，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官府30%的利息听起来很高，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300%。借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被大佬们顺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户在“凶年”能够“常保其田土，不为大姓兼并”。

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丁壮多少来确定应出劳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民众可以选择支付“免役钱”来代替服徭役。自古以来，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戍边、修宫殿、建皇陵、挖水渠、为官府当差，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力供应，更不公平的是官绅豪强不纳粮、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

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役分配机制，豪强大户们必须承担劳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免役钱”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房叔”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役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六百贯或非情愿，然所以摧兼并，当如此！”

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5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

均输法、市易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节流。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厢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冗员”，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共裁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赋压力得以缓解。

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树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痛在身上。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地“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

而王安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意志不坚的宋神宗。从五路攻夏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缺乏杀伐决断的手段。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甚至包括太皇太后、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了退堂鼓。

变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势，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王安石下台后，变法已经名存实亡。

北宋最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终于失败。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晨星，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望。如果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钢铁意志，则变法难竟全功。

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





「贪婪的最后疯狂」

后人称蔡京是“北宋六贼”之首，这个评语恰如其分。蔡京以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起家，办事雷厉风行，善于见风使舵，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小人样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非常深刻地定义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德大于才的是君子，而才大于德的为小人。然而，就连司马光这样看透历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办事。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复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干将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首先开刀的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非常不爽的“免役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国5天之内恢复以前的“差役法”，这意味着所有执行细则必须全面更改，牵扯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广，说服甚至弹压民众的工作量之大，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各级官员纷纷表示难以按时完成。但是，这个从前变法派的干将蔡京，居然在限期内完成了所有“差役法”的恢复工作。顷刻之间，蔡京从新党的干将变成了旧党的能臣，司马光对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赞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

司马光点评历史时眼光老辣，但真要办起事来手下离不开蔡京这样的能人。不过，朝廷的清流们最痛恨首鼠两端的小人，司马光虽然对蔡京印象深刻，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用。

王安石与蔡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做事本身，而在于做事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要经世济民，报效国家；而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甚至用着变法的手段，谋求的却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小人而言，无所谓对与错，也不存在正义或非正义，只要对自己有利，错的就是对的，非正义的也是正义的。历史上的小人，无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终他们的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蔡京（1047—1126年）与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

小人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机会的超级敏感，而且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改变命运。蔡京的艺术修养极高，当他得知新皇帝宋徽宗的艺术修养精湛，堪称书画大家之后，就在杭州收集珍画名帖、奇石异宝，趁着宋徽宗的近臣童贯南下为皇帝寻宝的机会，搭上了童贯这条关系。蔡京不辞劳苦，昼夜陪同，珠玉财宝，倾囊结交，终于让童贯把蔡京进献的书画带到了京城。宋徽宗一见大喜，在童贯的美言之下，皇帝对蔡京的印象大为好转。后来，宋徽宗将蔡京召到京城任职，更成了品评书画的知音。

皇帝的赏识加上自身的能干，蔡京很快权倾朝野。官僚士绅、金融大佬、豪强大户们纷纷前来投靠，朝中形成了以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为代表的“蔡京集团”，宋徽宗就是他们的总后台。

为了把宋徽宗伺候好，以稳固皇帝的宠信，蔡京集团不惜竭全国之财来满足宋徽宗的喜好。他大造宫殿、园林，到处兴建道观，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为增加自己的政绩，在西北轻启战端，大举用兵；在北方与金国联手共同攻辽，终致引狼入室。蔡京考虑的根本不是国家的方略，而是不惜倾城危国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切，蔡京集团就需要大举敛财。他以王安石继承者的姿态，将变法推向了极端。他大改盐茶之法，将地方盐茶之利尽数归入中央，财穷力尽的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蔡京严苛的“理财”考核指标，只有残酷压榨普通百姓，终于逼得方腊造反，方腊军中的主力就是破产无靠的茶农。

与此同时，蔡京集团以“西城所”为核心，掀起了北宋第二次，也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疯狂的土地兼并狂潮。

西城所原是官府掌握国有土地的机构，在蔡京指派亲信李彦执掌西城所之后，官田扩大却成为蔡京集团“官财私敛”的利器。他们准备将南到襄城、西至渑池、北达黄河的广阔民田尽数兼并为“公田”，其胃口之大，兼并土地之广，堪称历史之最，令豪强大户们大开眼界。

他们通过立法，强令民田主人拿出田契，并层层追索，直至百年之前，只要追不出几代人之前的最原始田契，田亩一律充公，并重新丈量，强迫原田主与西城所签订租佃合约，从此缴纳田租。

在兼并过程中，凡是蔡京集团看中的良田，就暗中指使人向官府告发，谎称该田原本是荒地，所有田契都是伪造，于是整县整县的土地被“充公”，激起民怨沸腾。地方官府奉命抓捕闹事的民众，单在河南确山一地就以杖刑打死良民上千人，兼并土地3.4万顷。

在蔡京集团疯狂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梁山泊也在被圈占的土地之内，这才逼反了宋江领导的108位梁山好汉。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西北征夏，北面伐辽，南有方腊起事，东有宋江造反，朝廷焦头烂额，国库亏空殆尽。蔡京集团于是开始疯狂贬值货币，狂敛天下之财。结果，茶引泛滥，盐钞大跌。同时，蔡京集团对铜铁币也进行大规模贬值，小平钱、折二、当三、当五齐上阵，钱还是远远不够花，于是，当十钱再度出马，市场惊恐，商家闭户。当十钱破产后，蔡京集团再推超级劣币夹锡钱，结果，民怨沸腾，朝廷震惊。最后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

货币的命运，最终也是国家的命运。在帝国盛衰与王朝兴亡的关键拐点上，货币贬值正是最灵敏的观测指标，它直接反映了财政恶化的状态，间接显示出贫富分化、财富兼并、税负不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铜钱与铁钱的剧烈贬值，导致北宋的货币体系面临着总崩盘的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纸币制度的国家，北宋能否用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从而改变货币的命运呢？

这就要从北宋纸币的起源说起。





「交子——全球第一种纸币」

965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地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之乱后，归于北宋的版图。经过30多年的和平与稳定，原本物产丰富的成都地区重新成为中国西部的商业中心，其繁荣程度仅次于富甲天下的两浙。

四川1贯铁钱（1000枚）重达65斤，市场交易极端不便。

不过，当时四川经济的快速发展，却面临着日益窘迫的贸易瓶颈，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四川地区严重缺乏铜钱，市场交易主要依靠极为不便的铁钱。一匹绸缎市价卖到了2000个铁钱，重达130斤，买几匹丝绸就得拉着马车运钱。当时官府规定，1枚铜钱兑换10枚铁钱，1贯铜钱大约5斤重，其购买力相当于65斤重的铁钱。江浙人随身带5斤的铜钱可以在街上随便溜达，而成都人却得背负65斤的铁钱“负重行军”。

成都人被逼得没办法，结果搞出个世界级别的金融创新，这就是1000年前后出现的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

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改为官办，北宋末改名为钱引）

当时成都地区的16家富商聚在一起商量：咱们为什么这么笨，要背着沉重的铁钱跑来跑去做买卖，大家不如把铁钱放在仓库里，用“收据”进行交易不就简单了吗？大家一齐叫好。于是，16家富商约定印制同等规格和材质的纸质收据，正反面都有印记，图案为房屋树木人物，每家都盖上印章。为了防伪，又增加了只有彼此才能识别的“密码”，即“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印制出来的交子就像一张收据，上面的数额空缺，临时再填。

这16家富商被称作“交子户”，成为四川地区的“交子银行家”。

这样一来，16家富商的大小客户们，只需在交子户的各地分店存放沉重的铁钱，店伙计验明数量之后，在交子上填写铁钱的数额，然后商人们就可以拿到一张轻飘飘的铁钱收据，四处逛街采购了。只要在16大交子户分店覆盖的地区，无论路途多远，百万贯级别的交子都能畅行无阻。持有交子的人随时可到交子户要求兑换成实物铁钱，交子户连眉头都不皱地立刻兑现，只不过每贯收取30文的“印刷费”，即大致3%的手续费。

此时，成都地区的贸易已经高度发达，商业信用普遍存在，16家交子户彼此都有商业往来，赊账买卖也是常事，他们的客户们进行大宗交易时，常常经由资金转账来完成，最后由交子户每日轧差进行清算，只有结余部分的铁钱需要在交子户之间进行运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16大交子户自家的铁钱仓库，构成了成都地区的铁钱准备金仓库，而且是一张交子对应一份铁钱的100%的准备金仓库。交子户们正如今天的摩根大通、汇丰银行一样，牛气十足，他们的铁钱仓库也像今天美国COMEX的金库一样，由各家仓库共同组成。每天各家都要向交子户的老大报告各自的铁钱库存量和交子发行量，老大甚至还要向官府报备。

如此一套完备的货币发行制度，堪称世界金融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诞生了，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六七百年！

交子的出现，将市场交易中的铁钱运输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信誉卓著的16大富商联保机制，又使交子的信用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带来了四川地区经济贸易的空前繁荣。每年四川的丝茶米麦将熟之际，商人们怀揣轻便的交子上山下乡，走得更偏远，行得更轻便，贸易网络铺得更开阔，物资流通量更大，物价更低廉。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仅仅过了20多年，交子就开始变了味道。人性的贪婪，特别是交子银行家们作为群体的贪婪，开始悄悄地蚕食交子的信用。

如果做一个换位思考，假如你手中掌握了交子发行权，而且没有外部的监管，你悄悄地多印一些交子，或多填几贯数字，外人谁能知道？毕竟，持有交子的人，大约只有1/3的人会来兑换铁钱，人们一是怕麻烦，二是相信交子户的信用，三是用久了纸币早已习惯了这种方便。

交子户们每天晚上看着闲置在仓库里的成堆铁钱，就像猫抓一般痒得难受，只要动动笔，明天就能把邻居家的豪宅买到自己名下，后天还能在老家添置几百亩良田，还有金银珠宝、翡翠玛瑙，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自家来。也许交子户今天晚上斗争了半天，还是算了，信誉更重要。可是如果每晚都思来想去折腾半宿，而且要折腾20多年，这简直就是精神折磨的无期徒刑。

贪婪最终战胜了一切。

当一家交子户开始通过悄悄增发交子的办法来捞到巨大的好处，那么其他交子户岂有不学之理？他们也被同样的诱惑折磨了20多年。当交子户群体形成了利益集团时，他们可以相互掩护，同时结交官员，让政府不要干预交子发行。只要不闹出乱子，政府乐得清闲自在。

终于，交子银行家们发现，印钞票远比他们起早贪黑冒风险地做生意更加有利可图，这种无本万利的巨大诱惑就算是杀头坐牢的危险也抵挡不住。

1000年前北宋的交子银行家如此，300年前西方的金匠银行家也是如此，现在华尔街的银行家同样如此。

在四川地区成功运行了20多年之后，交子泛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持有交子的人们并不傻，他们只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反应慢了半拍。当怀疑和恐惧开始弥漫市场时，交易的信用成本直线上升。结果事情终于闹大了，大量的客户拿着交子来挤兑交子户，银行家们闭门不出，有的甚至携带金银细软远走他乡。“或人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虽经官府调停，交子户们“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最后，成都的官府担心金融秩序崩溃，要求交子户们关门歇业，变卖资产抵债还钱。

经过20多年的冷眼旁观，官府终于看明白了纸币的“金融创新”原来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于是，成都官府上表朝廷，交子是个好东西，“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但由刁民们搞纸币当然会出问题，如果官府发行纸币，那是以朝廷的信用为担保，搞的是主权信用货币，老百姓肯定踊跃支持，因此提出：“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

1023年11月，北宋建朝正好64周年，宋仁宗刚登基就批准成立了“益州交子务”，正式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





「主权信用，贪婪依旧」

严格说起来，北宋的官办交子还不算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因为官办交子能够随时兑换铁钱，可以说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早期版，不过不是金本位，而是“铁本位”。

官办交子一出手就摆出了主权货币的王者之势，首先就是官府与四川人民约法五章：

1. 官办交子的印钞母版必须严格管理，“益州交子务”负责印钞，益州观察使负责监督，相互制衡，确保公正、公平和公开；

2. 交子发行必须严格记账，每一笔交子发行，从1贯到10贯，都要完整登记，监查官核对后封档备查；

3. 交子持有人如需兑换现金，不论多少，见票即付铁钱，每贯收手续费30文。回收的交子在发行账本上购销清账，然后立即销毁；

4. 交子发行必须有准备金，以备兑换；

5. 每两年发行一届交子，以新换旧。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

官办交子正式启动

第一届官办交子于1023年11月隆重推出，共发行了1256340贯纸币［10］，准备金为铁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28.7%。主要流通区域被限定在四川地区，其他全国各地，仍然主要以铜钱流通为主。

很明显，官办交子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公信力都远超私人交子。官府为了进一步提高交子的方便性，于1069年将交子由5贯和10贯为主的币值，降低为500文和1贯的小面额钞票，比例分别为40%和60%，这对于市井百姓的日常交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到了老百姓的热忱欢迎。不仅如此，官府还允许百姓以交子来缴纳各种税负，如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青苗钱、免役钱均可使用交子。同时，交子还可用来向官府支付盐茶酒的专营费用，商人们的出关费、过桥费、商业税等流通环节的税费，官府也都接受交子缴纳。结果，四川各阶层莫不乐用交子。

当然，交子广受欢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维持了充足的准备金。交子一旦下跌，官府就以铁钱回收；如果交子升值过高，官府立刻增发交子平抑价格。这与金本位时代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控制英镑价值的原理完全一样。实际上，“益州交子务”相当于北宋铁钱流通区的中央银行。

从1023年到1077年的54年中，官办交子的价值都高度稳定，有时甚至会出现社会各界争相持有纸币而不愿携带铁钱的情况。为了拿到1贯纸币，成都人甚至愿出1贯零100个铁钱，纸币居然出现了溢价。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英镑与美利坚帝国二战后的美元，也曾出现英镑与美元纸币比黄金更抢手的现象。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维持纸币的信心，关键在于纸币的发行人必须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可惜，私人做不到，官府同样做不到。

官办交子第一次悄悄地违约发生在1044年，紧接着在1047年和1051年再度违约，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

1040—1042年，西夏皇帝元昊亲率大军对北宋连续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三大战役，共围歼宋军主力4万余人，朝野震惊，内外胆寒。为加强西北方面军的力量，北宋朝廷紧急进行军事动员，在西北战线上部署了20多万大军，大批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向西北汇集。

对西夏战争中的粮草征集和运输与对辽战争一样，都是外包给了商人们，商人们将粮草运到西北后，当地官府却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或盐钞来支付，于是，朝廷让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加印了60万贯纸币，紧急调运到陕西来支付给商人们。然而，这批交子在换届发行时并未被收回。

这是第一次交子的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都超过了法定界限！

从1023年到1044年，不过20多年的时间，官办交子和私人交子一样，都开始出现了悄悄的违约。不过，在违约初期，增发交子的规模不算明显，市场并没有察觉，所以物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违约一旦发生，发行者的道德底线就已经瓦解，剩下的只有与日俱增的贪婪欲望。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为增加财政收入，在纸币制度上，采取了“两届并行”的办法，本该两年退出流通的交子和新增交子并行于市场，这相当于纸币流通量超发了1倍。

从1077年开始，交子出现了明显的贬值。1贯交子在市场上只能换到940文到960文铁钱，贬值幅度为4%～6%。虽然交子仅在四川流通，但交子的贬值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普遍的货币贬值趋势。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宋神宗错误地估计了本朝内外形势，举倾国之力，于1081—1082年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五路进攻，结果遭到了灵州、永乐两次空前惨败，人员折损高达60余万，军费耗损不计其数。宋神宗闻讯当朝痛哭失声，众臣“莫敢仰视”。三年后，心力交瘁的宋神宗撒手人寰。

战争失败，国力残破，财政维艰，经济凋敝，贫富悬殊。到1086年，交子贬值已超过10%。此时，官府对维持交子的币值稳定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心，到处都缺钱，只有印钱来得最快。官府的贪婪已经跨越了临界点，交子开始进入货币贬值的快车道。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蔡京掌权。骄奢淫逸的皇帝与奸邪贪婪的权臣，实现了“完美组合”。1105年，蔡京力主西北战争升级以彰显其政绩，此时北宋的财政已近崩溃。

战争扩大就需要巨额军费支出，蔡京势力集团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开始动超发纸币的脑筋。但因交子仅限于四川地区流通，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敛财的效果。于是，蔡京集团力主将交子向全国推广，“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此后，交子被改名为“钱引”，西北用兵的开销全靠印票子解决，纸币发行量开始直线上升。蔡京集团虽然用尽一切办法，“钱引”也只能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全国其他地区坚决拒绝。

1105年，钱引的发行量高达2656万贯，当年又追加了540万贯，到1107年，再度增加554万贯，并且“两届并行”一起流通，纸币的流通总量比1023年官办交子正式开始时高出了40倍！当钱引换届时，新钱引竟然以1：4收兑旧钱引，即一次性贬值75%！同时，官府还取消了纸币发行准备金。

民众对纸币的信心开始崩溃，随之烟消云散的还有官府的“主权信用”。

1110年以后，1贯纸币在成都人眼里连100个铁钱都不值，纸币制度已经濒于破产。

1127年，北宋灭亡。





「申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性也是如此。

适度的贪婪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度的贪婪却会摧毁经济。

一个健康人的身体内也可能会出现癌细胞，但却不会发展成癌症，其原因在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一旦癌细胞突破免疫系统的防线，开始大量分裂繁殖后，就将疯狂地掠夺其他正常细胞的营养，导致人体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危及生命。

当社会中的少数人不断扩张其财富版图，进而达到左右政策和改变法律的程度时，这将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异常，必然会削弱社会多数人获得经济资源以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打击社会的财富创造力。当少数人的财富占有达到极高的比例时，多数人就将丧失财富创造的基础，经济会逐渐丧失活力，政治开始变得黑暗，而人民将会失去梦想。最终，当少数人凭借法律与国家机器的保护，而肆意践踏多数人的利益，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之时，革命和暴动就会很快到来。

贪婪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人类的知识可以积累，生产可以进步，科技可以发明，物质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提高，但人性的贪婪却永远不会进化。

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北宋王朝的倾覆与罗马帝国的崩溃，路径、过程、结果是何其相似！

历史惊人地相似，源于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地相似！

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

贪婪兴，则兼并起；土地聚，则税负畸；国库空，则货币贬；民力竭，则内乱生而外患至！

察货币可知贪婪，看兼并而知忧患。

为政者，不可不慎思之。





「第九章 什么不是“中国梦”」



“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的破灭



美国的第二次财富兼并



什么不是“中国梦”



房地产与财富分配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



定力无限，才能放飞梦想





「本章导读」

本书的前八章，重点分析了三个历史时期中典型的文明样本，“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都曾经绚丽夺目令人憧憬，它们彼此间隔大约1000年，它们在地理上跨越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它们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三次货币经济高潮。

“罗马梦”“宋朝梦”早已灰飞烟灭，如今，“美国梦”已折断了翅膀。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也没有万世永续的王朝，文明的新陈代谢总是交替更迭，从不止歇。

新的文明必然唤醒新的梦想，新的梦想注定要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梦”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人们已从各种角度进行了阐述、解读、憧憬，未来还将用实践为这一梦想增加更多更丰富的内涵。

不过，从美好的梦想到最终成功实现的道路上，绝非一路鲜花盛开，莺歌燕舞，而是激流密布，险滩横亘。如何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或身陷险境，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

本章将从“罗马梦”“宋朝梦”和“美国梦”破碎的教训中，来尝试界定“中国梦”应该避免的选择。

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规避历史的教训，那么“中国梦”就不再只是梦想。





「“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的破灭」

毫无疑问，罗马、北宋、美国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50年罗马文明处于巅峰，1050年北宋繁荣进入盛世，1950年美国国力如日中天，在各自的时代，它们的人民都曾拥有美好的梦想。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最辉煌的时刻往往也孕育着衰落的阴影。无节制的贪婪所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财富分裂，永远是导致国家破败的主要因素。

在罗马、北宋和美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两次严重的土地兼并或财富兼并。

罗马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土地兼并，始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公元前264年），到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后达到高潮。罗马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长期征战，他们伤亡惨重经济破产，权贵与富人集团趁势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使罗马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罗马军团之所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掠地千里，灭国无数，其强悍战力的根源在于意大利农民是罗马军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家的财产，分享法律的权利，热爱国家和荣誉，他们与罗马国家是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摧毁了罗马共和的根基。格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33—公元前121年）的失败，意味着罗马共和制度的“免疫系统”已经瘫痪，权贵与富人集团贪婪的“癌细胞”正在全面扩散。最终，罗马迎来的是百年血腥的内战，以及共和制度的彻底崩溃。

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始于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后期，到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晚年达到高潮，国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刺激权贵和富人集团纷纷开始“以力占田”或“有资买田”，最终导致北宋6%的豪强大户独霸了全国60%～70%的土地。

北宋的经济繁荣源于生产率的极大进步，冶铁产量剧增，农具质量飞跃，农业效率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由此引发了城市化、商品化和货币化三大潮流的汇聚，创造出一个空前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充满选择的自由，他们进行更专业的分工，他们拥有强大的创新动力，他们接受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他们享有更独立的思想和文化，他们充满了更美好的梦想。

但是，无节制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税负的严重不公，国家庞大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普通民众的头上。财政亏空诱发了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加剧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更大的财政亏空。经济活力被窒息，民众梦想已破灭，王安石变法（1069—1076年）的失败，意味着北宋国势的衰颓已无法挽回。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兼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开始，到1927年达到顶峰。战争红利和美元红利使美国10%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急速扩张，并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而欧洲各国则普遍依赖美元信贷才能偿还美国的战争贷款，维持各国经济恢复。但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为获得高额利润，通过高关税阻止欧洲商品向美国市场出口，导致欧洲的美元负债国债务膨胀过度，而必然陷入违约。

美国对财富分配同样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致使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半壁江山，90%的普通民众则丧失了持续扩大消费的能力，国内市场萎靡不振。当欧洲陷入美元债务违约，美国的外部市场发生崩溃，而国内市场却无法消化巨大的过剩生产力，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工业的投资回报恶化，银行贷款违约，金融市场崩溃，工厂关门，银行倒闭，工人失业。最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罗马、北宋和美国的权贵与富人集团的第一次大规模兼并，总是以流血、战争或经济大衰退为代价。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往往也是帝国的最后一次疯狂，它不仅将摧毁经济，还将摧毁社会和民心，并导致帝国崩溃、王朝倾覆、文明衰落的严重后果。

罗马帝国时代开始推行的都市化政策，不是源于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统治需要。极度扭曲的超低粮食价格，不仅残酷掠夺了埃及、阿非利加、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农业成果，也同时摧毁了意大利的谷物经济，并掀起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狂潮。

在这次兼并中，帝国的贵族和富人集团不仅在意大利狂敛土地，而且以更肆无忌惮的手法在帝国行省鲸吞大片土地，如阿非利加的6个超大型地主并吞了50%的领土，其土地集中度远超共和时代。

帝国境内的大批破产农民被驱赶到城市，他们成了危险的无业流民，与更多心怀怨恨的奴隶们混杂在一起，罗马帝国的城市里到处是报复的干柴和愤恨的烈火。为了稳定城市流民，帝国不得不免费向他们供应粮食，致使谷物价格更加低廉，农业经济陷于破产，行省人民苦不堪言。帝国全境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边境蛮族竞相造反，内部流民揭竿而起，帝国不得不维持着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随时准备征服和镇压。战争不仅拖垮了财政，而且极度缺乏兵源，而此时帝国已无自由的农民阶级，罗马军团不得不大量招收城市流民，他们充满了对富人集团的仇视，罗马军团的性质逐渐演变成暴民集团。

在皇帝与元老院所代表的富人集团的反复争斗之中，皇帝越来越依仗军队的支持，而暴民集团则出现了权力意识的觉醒。当皇帝与元老院不得不诉诸武力解决争端之时，军队的野性勃然发作。无论内战双方谁胜谁负，两边的军队都开始对城市的富人集团进行疯狂屠杀，帝国的元勋贵戚、显赫士族、豪商巨富几乎被杀戮殆尽。富人集团为自己的极度贪婪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帝国的精英阶层也从此元气大伤，再难振作。

罗马皇帝已不是军队的统帅，而成为暴民集团的人质。此后的罗马历史，就是弑君篡位、外患内战、经济凋敝、财穷币贬的不断反复，直至帝国最终崩溃。

北宋的第二次土地兼并同样是王朝毁灭的前奏。1100年宋徽宗上台后，重用蔡京集团，土地兼并进入疯狂的阶段。第二次超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随着北宋财政的枯竭，蔡京集团更祭出货币严重贬值的法器，结果在土地兼并、税赋沉重、货币贬值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激起了方腊起义、梁山泊造反的内乱，引来了西夏、辽、金的外患，北宋终被金人所灭。

第二次土地兼并不过20余年，就葬送了150年繁华与富裕的“宋朝梦”。





「美国的第二次财富兼并」

美国第一次财富兼并的后果，就是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美国一千多万劳动力转入了战争系统，不仅解决了长达十年的失业困局，而且迫使政府财政向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倾斜。数百万穷家子弟奔赴欧亚战场，战后他们获得了大学学费、职业培训、就业优先、退伍军人医疗等巨大的福利补助，并且还获得了更公平的竞争机会。一句话，“二战”缓解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美国的财富分配基本合理，10%的富人拿走了33%左右的国民收入，90%的中产阶级分享了其余的67%。国家税负也大致平衡，财政状况尚属健康，金本位之下的美元仍然抢手，资产泡沫几乎绝迹，社会阶层普遍和谐，美国经历了40年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岁月。

然而，美国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并不满意这样的财富分配比例，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更多的财富份额，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富人集团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他们强烈要求发动“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仅仅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的恶化程度，已再度达到1927年的水平。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了10%的富人集团席卷50%的国民收入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与1927年的情况完全一样。美国民间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显示出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情绪。

美国政府也努力试图进行制度纠错，奥巴马总统不止一次表示要向贫富分化“宣战”，国会立法紧锣密鼓搞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目的在于抑制华尔街豪强大户财富兼并的步伐。但结果却是法案被豪强大户篡改得面目全非，涵盖内容庞大繁杂，核心条款层层设障，关键细则处处“例外”，执行时间遥遥无期，而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恶化。

奥巴马的金融改革已经基本失败，另一项重大举措医疗改革也是避重就轻。

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疗法案，无非是强制5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向保险公司纳贡，而根本没有触动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这一根源。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疗体系三位一体的超级贪婪，不亚于华尔街的大佬们，在他们眼中，人体就是资产，是一部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超级提款机。

制药公司与食品工业联起手来共同发财，食品工业源源不断地供应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高热能、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导致了公众健康恶化；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种既伤胃又毁牙的碳酸饮料大行其道，而铺天盖地的转基因食品也是隐患重重。身体病了，制药公司的生意就来了，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样的慢性病最好，生命不息，吃药不止，现金流不断，每一个病人都成为制药公司的长期“优良资产”。

美国处方药的整体价格高出欧洲和日本同类药品的50%以上，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药价采取了放任政策，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制药公司的定价进行监管，将它们的利润率限制在一定水平上。

美国不仅药贵，看病更贵。

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贵到离谱，但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2月的文章《苦涩的药片：为什么医疗账单害惨了我们》，读后还是让人大开眼界：摔一跤，医生看了15分钟，最后收费9400美元；背痛上医院看门诊，却收到了8.7万美元的账单；要是癌症这样的重症，账单将是90万美元！

美国医院的定价体系几乎完全是黑箱操作，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发现的失灵现象。医生虽不参与定价，但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却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而这些公司给医生们的回扣同样令人咂舌。《时代周刊》披露：“我们发现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控制了75%的人造臀部和膝盖市场的4家制药公司，在大约6500份咨询协议下，支付给了内科医生咨询员们超过8亿美元”。医院收取病人的各种药品、医疗器具、血检、CT、手术服等各种费用，基本都是市场透明价格的10倍以上。美国所谓的非营利医院，已经成为最大的营利机构，医院高管的年薪动辄数百万美元，直追华尔街，远超CEO阶层。

虽然医生的收入可能高达20万美元以上，但却是在为保险公司打工，因为他们不得不购买医疗事故保险，费用高达每年8万到14万美元，占医生年薪的40%～70%。美国的医生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治好病人，而是要防止被病人起诉，一场官司下来，医生也会破产。在医院里常常能看到四处转悠的律师，他们在到处寻找打医疗事故官司发大财的机会。结果，医生明知病人的病因，但为了杜绝后患，仍然要求病人去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吃最贵的药，按照无效却没错的方案治疗。如果医生不按保险公司的标准流程、标准处方和标准药量治疗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在整个医疗产业链中，制药、器械等公司，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抬高医疗的基础成本，医院系统浑水摸鱼趁机哄抬看病费用，保险公司坐地起价狂涨保险收费。如此恶性循环之下，美国的医疗产业竟然耗费了联邦财政收入的60%，远高于军费的25%，环境、农业、能源、教育、交通、住房等方面总共才不到12%，医疗费用已成为美国巨额赤字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

美国的医疗系统消耗了GDP的18%，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而最终效果以预期寿命而论，却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敬陪末座。

令人绝望的是，40年来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下降，而是不断地攀高再攀高。在美国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中，医疗开支的“贡献”最为突出，而且还将继续突出下去。

美国的医疗系统，越来越像罗马时代的包税商和承包商制度，成了侵吞全民税收的第一大窟窿。医疗不改革，美国财政必将被拖垮。

奥巴马看到了医疗费用膨胀下去的危险，就如同他看到了华尔街的贪婪一样。他动不了华尔街，同样也动不了医疗体系。

美国政府对医疗系统“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是美国医疗费用持续恶性膨胀的根源。《时代周刊》评论道：“美国的法律不仅阻挠政府限制药物价格，还规定最大的买家（即联邦医保）不能议价，这是国会送给制药公司的永久大礼（国会还接受了他们的理由，即不受限制的药价和利润是研发风险的必要保障）。国会曾多次禁止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心，与制药商协商药品价格。联邦医保只要确定平均售价，再加6%的补贴。”这简直就是北宋商人运送粮草到边地，边地官员高估费用，再加上商人利润的做法的美国现代版。

如此荒诞的政策，只能说明法律制度在贪婪面前已经失效，全民税收被少数豪强大户所劫持。

奥巴马不敢动制药公司的利益，更不敢动保险公司的蛋糕。他曾经试探着宣布成立一个国有保险公司来与私人保险公司进行竞争，不料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反对，媒体更是一片哗然，指责奥巴马是在搞社会主义，甚至冠以纳粹的帽子。一些人公开宣布要刺杀奥巴马，甚至带枪去闯奥巴马的竞选集会，吓得奥巴马赶紧收回提议，回避了最重要的降低医疗成本的关键措施，使医疗改革名存实亡。

简单地说，没有医疗保险，在美国生活不亚于超级冒险，不是因病返贫，而是一病破产。正是因为保险费用昂贵无比，导致了美国5000万人无力承受，奥巴马的医改降低不了医疗成本，只能以全民税收来继续补贴豪强大户。

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强制这5000万人买保险，无异于再次向豪强大户进贡，保险公司做梦都能笑醒过来。

对于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而没有医疗保险的自由职业者而言，如果购买“奥巴马保险”，每年的保险费用将高达7200美元，4倍于正常保险的价格，而且真看病还要先自付14000美元，保险加看病的费用高达两万美元以上，占税后收入的60%！

这是保险吗？这是打劫！它不是服务于民众，而是造福于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大医院。

你如果嫌太贵，不想参加行不行？不行。“奥巴马保险”属于强制保险，拒绝参加将被罚款，你将收到每年高达4000美元的罚款单！你要是不交，先是驾照被吊销，对于“轮子”上的美国人而言，这等于砍掉你的双腿；如果连续24个月拒绝交罚款，而你恰好拥有房产，那你的房产将被加上政府的索取权，这意味着你将有可能丧失房产。你一怒之下准备卖房，对不起，这笔累计的罚款及利息将首先被政府扣除。

有限看病，无限责任。这就是“奥巴马医保”的真谛。

民众抗议“奥巴马保险”

金融改革只及皮毛，医疗改革更是舍本逐末，政府已经无力扭转财富分配的格局，美国制度性纠错的神话可以休矣！

奥巴马任内的两项重大改革，并不是在抑制财富兼并，而是在助长豪强大户瓜分社会财富的贪婪之心。平民出身的总统，却没有救助平民，他既没有格拉古兄弟的勇气，也没有王安石的品德。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大潮，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势头还在继续强化，正常状态之下的一切改革，都已不能阻挡财富兼并的步伐，贫富分化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烈度将进一步升级。

如果历史可供借鉴，那么美国正在步入财富兼并、税负不公、财政亏空、货币贬值、阶级对立的恶性循环。





「什么不是“中国梦”」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罗马、北宋、美国分别代表了货币经济大爆发的三次浪潮，尽管它们相隔千年，跨度万里，但却呈现出相当类似的逻辑线索。沿着这一线索，人们不仅能够审视过去，分析现在，还能远眺未来。

当今的“中国梦”理论，应该放在历史的参照系下，才能呈现出更加完整的轮廓。

知道“中国梦”是什么的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豪强当道、精英贪婪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财富兼并、贫富分化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税负不公、财政亏空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货币贬值、资产通胀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民力枯竭、内忧外患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中国有豪强大户吗？目前没有，但未来可能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消除了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均贫富实践，相当于全中国进行了财富分配的“清零”。

均贫富就一定是繁荣富强的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之下，社会都是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居于社会顶端的10%的精英，与位于底部的90%各阶层普通民众，只有这一结构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人试图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短暂地出现，也不可能稳定地持续下去。

由于每个人的勤奋不同、性格不同、资质不同、环境不同、机遇不同，最终的差距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10%左右的勤奋和聪明的人，只要政策不压抑他们的工作热情，他们总是能在社会中很快地出人头地。他们中也许有人借助了父母、家庭、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但更多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好学，从而获得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了大笔财富。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压制这批社会精英的热情，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活力、动力、机会和梦想。

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他们中大多数人敢为天下之先，敢冒令常人却步的风险，开动脑筋，打破惯例，勇于创新，获得了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沉闷已久的社会中，发生了明显的“鳗鱼效应”，刺激了更多的人萌生出创造财富的雄心壮志，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大跃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的面貌。

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既然10%的社会精英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社会的鼓励和保护，在财富分配的蛋糕中享有较大的份额，这既是奖勤罚懒的宗旨，也是激励财富创造的手段。

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重新向历史的常态进行回归。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社会阶层正在重新出现，豪强大户开始生根，利益集团势力渐现，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这是一个社会关键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财富兼并也开始出现了苗头。

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普遍繁荣时期，富人快富，普通人慢富，社会对富人的态度主要是羡慕；在生产率增速显著放慢，繁荣仅限于部分区域或行业时，富人财富增长往往更快，而普通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则出现了停滞，这时社会情绪是对富人的嫉妒；如果生产率增速停滞，富人开始通过财富兼并，而不是财富创造来获得更为惊人的利益时，进取精神将异化为贪婪过度，普通人的收入出现下降，社会对富人将普遍仇恨。

所谓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其实并不是同时发生，而是逐步展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社会对富人的主流态度是羡慕；从2000年到金融危机之前，则逐渐增加了嫉妒的成分；2009年以来，“仇富”这一字眼出现的频率开始明显升高，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惠及的范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般而言，在普遍繁荣时期，富人获得财富的比例可以更高些，这时社会的容忍度更大；而局部繁荣时期，富人需要克制贪婪欲望的无限膨胀，忍受正常的财富分配比例；在经济停滞或衰退时期，富人则必须作出妥协，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情绪的稳定，缓解仇富心态的加剧，同时，普通人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将给富人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问题是，10%的富人究竟应该占有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才恰到好处？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抱怨中国社会的数字管理的精细度严重落后于西方。他的观点没有错，不仅历史上如此，现代中国仍然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统计部门没有精确的社会财富分配数字，人们不知道目前中国最富有的0.1%、1%、10%的阶层，分别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也就无法清晰地了解贫富分化的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更不用说过去60年、100年的历史数据。学者们只能凭感觉说话，政府的精准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借鉴北宋的历史经验，财富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到宋仁宗晚年，北宋6%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占有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收入的一半。北宋也正是在宋仁宗的盛世之后，开始纠正尾大不掉的财富分裂的危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美国的经验表明，10%的富人集团如果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50%，经济必将崩溃，社会也会陷入危机。

事实证明，如果10%的富人阶层席卷国民收入超过50%的临界点，他们的势力将强大到足以阻挠任何改革的程度，制度性纠错机制将会失灵，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兴盛和衰亡的拐点附近。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北宋仅仅维持了30年的停滞局面，随着富人集团更剧烈的财富兼并，在最后的20多年中，北宋的社会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美国是另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案例，2008年之后，10%的富人集团已突破了50%的国民收入临界点。如果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剧烈的社会冲突，那么制度纠错已然无力回天。奥巴马金融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正是这一论点的明证。在如此悬殊的贫富分化之下，任何经济复苏的期望都只能是海市蜃楼的虚幻。也许美国还能维持20年～30年大致稳定的局面，而财富分裂仍将不可救药地继续加剧，直到最后阶段的剧烈恶化。

可以说，10%的富人占有50%的国民收入，乃是一个国家命运盛衰的临界点，它的重大意义不亚于“18亿亩耕地”的农业红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这一临界点都必须严防死守。突破这一底线，贪婪将异化为社会的癌细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疯狂掠夺其他细胞的资源，直至器官衰竭，生命停止。

中国应该将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和比例，明确写入宪法。不如此，则不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地产与财富分配」

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完全退出市场，否则将会扭曲市场经济。很多人误以为市场是平的，而实际上，市场永远是弯曲的。

历史证明，政府如果对经济采取完全的放任政策，无论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无经济政策，还是北宋的“不抑兼并”方针，或是现在美国的“去管制”潮流，结果都是财富分配的极度失衡。越自由的社会，财富分裂就越严重，其结果不仅将摧毁经济繁荣，也将导致国运逆转。

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无非就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大部分，其他行为均是其衍生之物。研究如何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理论属于经济学，而讨论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理论属于政治学，只有结合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才能透视国家命运的全貌。

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必须强有力地保护财富分配的原则。

最鲜活的例子就是政府到底该不该管房价，又该如何管理房地产市场。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房价应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无论高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它就是绝对合理的，政府的任何干预完全没有道理。

但如果从财富分配的原则看，上述论断就必须面对历史证据的挑战。北宋6%的豪强大户占有了60%～70%的土地，罗马帝国6个超大型地主拥有阿非利加一半的领土，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北宋王朝的灭亡，已经有力地回击了市场决定一切的观点。

畸形的房价，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普遍不公，越是大型城市，扭曲的程度越严重。“房姐”“房叔”们占有了几十上百套住房，而他们仅仅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房产普遍存在的高房价和高租金现象的根源是流通量不足，而不是绝对存量不够。

没有房产税，等于北宋豪强圈占大半土地而不纳税，富人只需持有房产坐等升值即可，他们并没有出租房产的动力，因为租金收益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也没有卖房的意图，因为货币贬值而房价必涨，晚卖比早卖更合算。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大量空置房，就是这一现象的明证。在空置率的问题上，再次凸显了黄仁宇的观点，统计部门竟然说不清楚空置率到底有多高！15%？20%？30%？只有天知道！

由于全国房产不联网，没有人知道房产拥有的集中度究竟是什么情况。这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集团刻意阻扰的结果，人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机制纠错在房地产领域中频频失灵。

未来，全国不动产联网将是一个重大举措，这将是检验现行制度究竟能不能克制贪婪的试金石。

房价决定于流量而非存量。在一个100户的社区里，只要有1户卖房，它的成交价就决定了整个社区的房价。以美国为例，每年新建和现房的交易量仅为全部存量房产的3%～4%，即流量是存量的3%～4%。如果有50万幢房屋的新增量突然涌进市场，将明显影响1.3亿幢存量房产的价格。要是突然冒出500万幢新增量，美国的房价将顷刻崩盘。同理，2013年4月12日，华尔街仅以400吨黄金的集中抛售，就扭转了全世界17万吨黄金存量的价格预期。事实上，华尔街媒体对市场心理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已经严重动摇了黄金市场的信心，0.3%的黄金存量以爆炸性的方式砸向市场，就足以导致价格崩溃。简单地说，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心理，媒体是影响心理的重要工具，突然而剧烈的集中抛售，可以形成排山倒海的价格压力，最终用极少的交易量获得极大的价格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在上海正是使用了这一策略，以纯市场的方式一举击败了盘踞上海数十年的投机势力。近年来，政府调控房价效果不佳的根源，就在于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市场预期完全倒向了另一边，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则加剧了房价看涨的预期。

房产税不仅是纠正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利器，也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房产税对家庭第一套住房可以完全免征；第二套房可以象征性征收，如0.1%，这样就将90%以上的城市居民纳入了保护范围；第三套住房将按市场化的一般标准征收，如1%；而对于三套以上的纯投机住房则以倍增的税率惩罚性征收。

仅仅是宣称房产税推出，都将对房价造成震撼性效果，就像美联储玩弄QE退出的心理游戏一样。大多数购房人买的是预期，如果价格预期逆转，大量购买力将立刻消失，转为持币观望。更重要的是，拥有3套以上的“房姐”和“房叔”们面临灾难性的税率将会立刻将空置房产投入市场，这相当于“四?一二”黄金市场的再现，心理震撼与增量房产的压力同时迸发，房产供求矛盾将发生巨变。

如果房产税的推行迫使5%的空置房集中涌入市场，其价格摧毁力将不亚于一场8级地震；如果10%的空置房产海量入市，除了少数刚需人群敢于逆市而动之外，将吓退其余所有的潜在购买力；如果房产税最终逼出了20%以上的空置房产，5年以后的城市居民将感叹：“谁说房地产稳赚不赔？”其实，中国不存在房产绝对存量的严重不足，而是房产占有的严重不公，扭曲了供求关系。如果所有城市中的空置房全部住满居民，将为中国减少多少耕地占用、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资源浪费？

只有当房地产行业吐出被无效占有的巨大经济资源，其他行业才能重新获得这些资源，才能发展和壮大，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

房产税是挤出房产空置存量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办法，持有成本的大幅提高，将立竿见影地改善住房供求矛盾和租房紧张的现象。它不需要大规模拆迁的巨额成本支出，也不需要占用一分一毫的耕地资源，其目的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财富分配的流向，重新平衡经济资源的配置。

很明显，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是平的，而是严重地扭曲着。正如同奥巴马不敢真正挑战美国医疗成本高昂的根源一样，房产税难产，或者调控力度不够，同样说明了制度纠错的失灵。

推行房产税的重大阻力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刺激高地价，地方政府显然在土地收益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房价下跌，地价上不去，地方财政就会出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大手笔投资的诸多基础建设和城区改造，多是仰仗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卖地收入是支持地方负债的重要来源。

金融系统同样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担心资产的土地抵押物出现贬值，建设贷款和按揭贷款的违约率上升，从而威胁资本金充足，影响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同时，房地产产业链的上下游还连接着数十个产业，金融系统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大量利益，房地产不景气，金融系统在其他行业的资产质量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房地产商们赚钱在明处，又比较高调，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焦点，而隐藏在后面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统则闷声发大财，它们所形成的利益铁三角几乎坚不可摧。房价调控政策在铁三角面前屡屡师老兵疲、钝兵坚城，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贪婪乃是人之天性，可疏而不可堵。房产税的有效推动需要瓦解利益铁三角，金融创新或可提供一些思路。

黑石集团搞的“房租抵押证券”，是以房租现金流为抵押所创造的债券化产品，性质类似以按揭贷款的现金流所支持的MBS债券，或以应收账款现金流为抵押的ABS债券。既然所有的现金流都可以证券化，那么房产税所产生的固定现金流同样可以证券化，这就是“房产税抵押证券”。

的确，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房产税证券化的方法，但尝试就是创新，特别是这种创新将有效地刺激地方政府推进房产税的积极性，对金融系统也是一个潜在的巨额收益来源。

如果6.5亿城市居民以四口之家平均下来，大致拥有1.6亿套住房，假如以每套房产价值100万元计算，则中国房产总价值将为160万亿元之巨（美国的房地产总价值约23万亿美元）。如果房产税平均税率0.5%，则房产税总收入将为每年8000亿，假如金融机构将未来10年的房产税打包成债券，那就是价值高达8万亿的金融资产，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饼，银行、券商和其他金融机构岂有不踊跃支持房产税的道理？

有时，以毒攻毒，以贪婪对冲贪婪，将比单纯遏制贪婪更为有效。

对于某些地方政府而言，卖地收入好比基本工资，而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收入将更像是奖金。当然，既然发奖金，基本工资就要下调，但总收入将有所增长。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拍卖地块时，将产生两项收入：一项是卖地收入。另一项则是未来土地上的商品房、商业地产等物业的房产税。金融体系的创新团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将该地块或其他地块上的房产税的未来现金流，进行预估、混合、分层、提炼，完成标准化债券产品的生产，然后找来评级公司进行评级，最后在金融市场中销售，所获融资列入地方政府预算，可以用于政府认为必要的一切开支。这将是一项以前不存在的额外收入，地方政府推动房产税的动力将会大增。目前，地方政府无权发行信用债，新债券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有抵押融资。

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本质是将地方政府未来5年、10年、15年或20年的房产税收入一次性打折变现，将未来打折收益转让给金融市场的投资人。当然，要获得这笔额外的奖金，地方政府需要在卖地收入上做出让步，比如地方以新债券融资2元，在卖地收入中就得吐出1元，这笔钱应该作为转移支付的专项基金，补贴失地农民或用于农业基础投资，可以由地方政府掌握，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调配。

从资金流向上看，转移支付基金相当于金融市场上的有钱人和大量占有房产的业主，对三农事业进行补偿，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平衡城乡的财富分配不均。

房产税不同于房租，租房可能空置而没有现金流，而房产永远有业主，谁持有谁纳税，现金流不会中断。因此，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质量天然优于黑石们的租金抵押债券。同时，房产税抵押债券还可以为金融市场中极度渴望安全和高收益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机构提供优质产品，使金融系统获得可观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土地收入是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使用时缺乏透明度，监管也难以到位，投资效率必然有问题。而以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融资来部分置换土地收入，将扩大预算内收入的比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房产税抵押债券将提供一个监管地方政府的有效机制，债券在金融市场中交易，它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在反映市场对地方政府项目的判断，金融分析师们恨不得跑到地产项目上，挨家挨户地调查销售比率、纳税情况、实际业主等信息，以评判债券价格的高低。地方政府在一个开发项目上的成功，将降低其他项目的融资成本，这将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对开发项目的审慎态度，因为金融市场将时时刻刻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评分。一个在市场上被狂抛、价格暴跌的房产税债券，将充分曝光该项目失败的程度，官员们的压力非同小可。

让金融市场来监督地方政府，用债券价格来评估项目成败，这远比上级领导的管理要有效得多。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中科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50%的大关，达到51.3%，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这里，城镇常住人口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人口也统计在内。如果扣除了农业户籍的1.8亿农民工，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约35%。

很多人乐观地估计，中国每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启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启动50万亿内需，这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规模的GDP。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只需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然后把农民迁到城里去住，GDP增长就有了，城市化率也高了，经济繁荣就自动实现了。这种思路与罗马帝国的都市化运动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人造的城市化是人们居住在城里，很多人将会变成城市的负担；而经济繁荣的城市化是大家都有工作，人人都是城市的贡献者。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而且应该是带有社保和医保的全职就业岗位。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也就不存在内需扩大的可能。现在已经生活在城市的1.8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短期和临时性就业，如果折算成全职工作岗位，而且要带福利，有医保和社保，与城市居民保障大致相当，恐怕工作岗位的数量只能打对折，即城市在过去的30多年里总共为农民创造了9000万个城镇全职就业机会，平均每年约300万，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对农业人口进行城镇化的大致规模。

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的目标是55%，那么在2020年之前的6年中，城市经济必须创造出1.5亿个全职岗位，才能将过去和未来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就业人口，平均下来每年需新增260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而2012年城镇人口中有多达25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就占了一半，这意味着城市化率的目标将导致5个城市和农村的年青人去拼抢1个就业机会！

在中国就业的版图上，1100万个中小企业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它们平均雇佣人数才13人，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性企业也活不过7年～8年。2013年以来，破产、停业的中小企业的比例逐月上升，已逼近15%。中小企业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金融、税收和政策扶持，反而不断沦为大型企业转嫁风险的垃圾桶。大企业支付的账期越拖越长，承兑汇票比重越来越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了企业资产的一半以上，远高于国际上20%的平均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中小企业的创业成功率降到了1/40，远低于美国的1/7。

2020年城市化率能否达到55%，这并非是由政府所决定，也不该由政府来决定，而是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1100万个中小企业所决定。制约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不是城镇的办公楼和商品房不够多，而是能够负担房租和经营成本的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化，无异于城市的贫民化和流民化。

城镇化的进度应以创造就业为前提，以稳定的工作机会逐步吸纳农业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持续30年甚至更长，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化率真正达到50%的水平。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绝不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恐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上，还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突变。在城市经济面向国际市场的领域，也许会遭遇到严重的逆流，城市就业机会甚至将大幅萎缩，1.8亿农民工有可能面临回流农村的局面。

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60年缺少金融危机的体验，让所有人都以为经济增长只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只是7%和10%之间的差别，因此完全没有对冲风险的意识。在政策上，没有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应对乐观判断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如果将来有一天，1.8亿农民工之中有8000万被迫返乡，农村怎样适应，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如果春节期间北京空旷的道路、稀少的行人、冷清的商业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经济萧条的景象也正是如此。人们没有经历过萧条，也不相信会有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萧条不存在，或者不会突然降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留下的智慧，却被今人漠视。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

目前，美国以巨额财政补贴制造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低廉的粮食价格，这好像是罗马时代的再次轮回。

在美国粮价的压迫之下，中国农民的处境类似当年的意大利农民。农业连续10年的粮食大丰收，农民却普遍存在着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增产部分被成本上涨吃掉，而价格却被国际粮价死死压住。

在粮食的国际贸易中，其实也是小流量决定大存量的价格。美国出口的玉米、大豆、小麦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58%、43%和22%，完全具备控制世界粮价的能力。扭曲的国际粮食价格，导致了类似当年罗马帝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基础被低粮价所瓦解，农业经济已濒临破产，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了遍及发展中国家各大城市的贫民窟现象。穷困潦倒的农民为出口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确保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供应。

中国历史上对粮食重要性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国没有步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破产的后尘，而是通过取消农业税、加强农业补贴等多种手段，勉力维持着农业经济。但种粮不挣钱已成为一种共识，土地流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罗马贵族们大量兼并土地后，对提高粮食产量没有丝毫兴趣，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罗马刻意压低了粮食价格，农民种地不挣钱，兼并土地后同样很难盈利。贵族们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其他城市，甚至很少光顾自己的农庄。对他们而言，最省心的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兴修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土地就像投资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他们从前为自己种地，现在却为别人种地，责任心和劳动热情也大不如前。罗马帝国在土地大规模兼并后，粮食产出的下降实属必然。

中国的土地流转，其自然结果必然是土地的集中，而且最终是向资本密集的方向集中。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资本会追逐粮食的利润吗？或者说，将土地投入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利润，足以超过其他用途吗？

在粮价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只有傻子才会继续生产粮食。中国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极有可能像当年的罗马贵族一样，人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土地田产遍及全国。他们即使是继续从事粮食生产，也会把土地租给种田能手们去打理，而种田能手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土地转让给他们而甘当佃户，还是因为资本的诱惑无人能够抗拒。种田能手们以前为自己种地，现在为别人生产，同时还要上缴田租，他们的劳动热情是会提高呢，还是会降低？

美国农民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

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

资本型的豪强大户投资土地更主要的目的是追逐地产升值，而非看中了粮食生产的利润，他们既不关心土壤改良，也不在意精耕细作，兴建水利改善灌溉之类的支出则是越少越好。种田大户们当然更不愿拿自己的钱去贴补别人的土地，一切都用已有的基础设施，他们或许能够大幅提高人均收益，却会牺牲单位土地的产出量，正如美国农民收入更高而单产较低一样。结果很明显，土地流转所形成的土地集中，并不一定能带来粮食总产出的增加，效果可能正相反，土地越集中，粮食总产出就越没有保证。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效率的目标与美国迥然不同，中国农业所追求的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即土地生产率；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即劳动生产率，这是由中国耕地仅占世界的7%，但却必须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残酷现实所决定。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而在中国人均土地少得可怜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问题是，中国是否准备改变农业效率的目标？如果追求人均最大产出，那么中国就必须准备接受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后果，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很可能就会成为现实。国际粮食市场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云诡波谲，假如有一天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不必派一兵一卒，只须宣布停止对中国出口粮食即可，而中国所面临的潜在地缘冲突远不止钓鱼岛问题。

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更是国运兴亡的问题！

罗杰斯在长期看好农业的理由中，有一点说到了农业的要害，那就是全世界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更为严重。

美国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58岁，欧洲60岁，日本62岁，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同样喜欢城市生活，而讨厌农场的枯燥乏味。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低粮价的压迫之下，早已是农业经济破败，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末代农民”绝非中国的特有现象。设想10年之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已是70岁高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早就人去地荒，而那时的世界人口将高达80亿，净增加整整10亿！严重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将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率的下降，而人口却在持续大幅增加，粮食总产出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会日益激化，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不应妄想未来10年后，14亿中国人能靠进口粮食过日子！

正因如此，中国农业单位土地产出量的重要性，仍然要远超单位人均产出量，中国农业效率的目标不能改变。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土地流转政策必须规划出未来10年的明确范围，不能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农业和土地上的高集中。资本性的豪强大户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投资农业，但必须控制直接占有土地的规模，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只能死守。

这意味着农民将为粮食安全作出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必须得到超额奖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更大力度的补偿。其实，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经济转型的实现，缓解财富分裂的程度。8亿农民每人增加1000元的收入，意味着8亿件衬衫、8亿双鞋或8亿部手机的新增商品购买力，他们的总消费规模将远远超过8000个亿万富豪对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在8亿农民加大消费的同时，还将引发规模效应，刺激出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就业机会。

“生产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假命题，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财富过剩的问题，只有贫富分化造成的绝大部分人口无力消费的现象。如果8亿农民获得了超额奖励，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出口导向的财富外流。

1940年前后，美国基于“二战”的爆发，强行性地通过战争机器来补贴上千万失业的劳动力和数百万上战场的穷人子弟，从而扭转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结果带来了40年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中国能不能在和平年代逆转城乡差距的扩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关键。

对农民收入的补偿，仅仅是对严重扭曲的国际粮价一定程度的矫正。农民消费能力的扩大，将刺激城市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增加，带来稳定的就业增长，这又反过来吸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城镇化，走上稳健和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当国际粮价最终出现报复性上涨时，对农民的补偿可以逐步减少，他们将从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盈利。

农民补偿不应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充分调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将贪婪的资金导向最需要的地方，这也是金融创新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中国的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了农业保险领域，包括农民的收入保险。收入保险是将传统农业保险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和市场价格保险因价格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联系在一起。当农业生产遭受损失时，以当年实际收获产量与市场平均批发单价相乘计算出农民毛收入，再与正常年景下的收入对比，产生的差额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经济补偿和理赔。

收入保险的思路不错，就是成本偏高。如上海松江地区的某个收入保险的保费为35万元，保障金额260余万元。政府必须提供很大比例的补贴，否则保险成本过高，农民难以承受。

如果保险费用太低，保险公司就很难盈利，因为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市场变化也难以预测。有没有大幅降低保险成本，刺激保险公司在全国农村提供大规模收入保险的办法呢？金融创新同样可以提供思路。

天灾与市场波动，不可能同时发生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农产品之上，跨地区和跨农业作物的风险均摊方式，将大幅降低收入保险的平均价格。保险公司可以把不同地区的收入保险单汇集到一个资产池，与信托公司或投行合作，将其风险与收益进行合理切割，形成标准化的证券产品，在金融市场进行销售。

保险公司只赚取一定的费用，将全部风险与收益分散给投资人，回笼资金后继续滚动，不断扩大业务规模。金融市场存在着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种对赌企业违约的衍生品，农民收入保险证券则是对赌天灾和市场变化的衍生品。投资人通过购买这种证券，实际上等于参与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单笔保险有亏有赚，但包括不同地区、不同险种的综合证券则肯定赚钱。认购的投资者越多，保险公司就越有能力降低保费成本，惠及的农民也就越多。实际上，保险公司赚取的是业务开拓费，补偿和理赔的资金是由金融市场提供的，而投资人获得的是粮食普遍丰收的大概率收益。

“农业收入保险证券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但是如果能够实现，将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财政负担，效果等同于富人对农民进行直接的转移支付，利己利人利国，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让农民富裕起来，才能扩大内需，完成经济转型，促进城镇化的进程。





「定力无限，才能放飞梦想」

风靡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

20世纪80年代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曾风靡大江南北，剧中有一个情节令观众印象深刻。有一次，霍元甲坐船过江，船到江中突然触礁，他不幸落入水中。糟糕的是，霍元甲并不会水，如果拼命挣扎随波逐流，那最后只会落得筋疲力尽溺水而亡的下场。霍元甲沉着冷静，屏住呼吸，沉入江底，抱住一块大石头，竟然一步一步走上岸边，终于化险为夷。这一情节深深地印在了千千万万观众的脑海里，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有人用同样的办法成功自救。

霍元甲之所以能生存下来，秘诀就在于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困境，这需要极大的定力。

古人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

这就是定力和专注的力量！

不仅大将如此，杰出的企业家同样如此。

在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中，华为就是这样一家有定力的企业。

杰出的企业家绝不是天生就有定力，每一个人都会存在动摇和犹豫，在高利润面前，没有企业家能够免疫。华为也曾被房地产的厚利所诱惑，贪婪的本能也会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企业家的神经。当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之时，企业家最容易自我膨胀，也最容易自我迷失，走向歧途的风险，远远高于创业时杀出一条生路的别无选择和公司规模大到难以调整后的利弊权衡。

电信业的残酷竞争，国际巨头的强大实力，既逼迫华为保持着近乎偏执的忧患意识，也激发出他进军高利润低竞争行业的强烈冲动。压力和诱惑正是定力的磨刀石，一旦悟出大道，就不会再有任何意志和精神的游移。最终，华为的当家人经受住了各种“麋鹿”左蹦右跳的干扰，沉下心来，抱住梦想的石头，带领着华为一步一步走向了辉煌。

中国能赚钱的公司很多，凡是把赚钱放在首位的企业主们，通通只能算是老板，而不能被称为企业家；有企业家梦想，白手打造一个商业帝国的，可算是优秀企业家；而定力深厚，目标专注，立志一生只做好一件事业的，才堪称是杰出企业家，这种境界的企业家，在中国实属凤毛麟角。

杰出的公司并不等于伟大的公司，只有传承百年，基业长青的杰出公司，才能配得上伟大一词。

在中国杰出的民营企业中，联想、新希望、福耀、万达、汇源等都是突出的代表，它们在几十年艰难创业的历程中，始终坚守主业，从不随波逐流，它们都有成为伟大公司的潜质。

中国至少需要10家以上伟大的公司，它们不是靠政府，更不是靠垄断，而是靠着自己的定力和专注，在国际市场上开疆辟土，所向披靡。没有这样一批伟大的公司，中国就难以成为伟大的国家。

这才是“中国梦”真正的挑战！

德国百年制造业的公司超过万家，三代人，甚至五代人，专注在一个领域精益求精。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厌其烦地琢磨细节改进，推敲流程优化，研究技术升级，对精确无止境的追求，对细致无条件地遵守。正是这种在制造业中无与伦比的强悍定力，最终打造出德国制造傲视天下的竞争力。

日本的百年老店同样多达万家，它们围绕在超级财团的大企业周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耕耘，绝无抱怨，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逝去，一批接一批的新人继续努力。无可挑剔的服务，精致完美的零配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日本的旗舰企业在全世界征服顾客。

现在的美国，从前的英国，在崛起时代无不是以定力和专注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命，开拓出一块又一块的新市场。

英国的衰落首先源于制造业定力的瓦解和专注的分散，工业革命带来的巨额利润让英国迷失了方向，在金钱的大潮中，实业溺水，金融腾达，食利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投资获利轻松，财富增值快速，砸石头的苦活儿让美国人去干。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就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打回了原形。

今天的美国正在重走英国19世纪末的老路，华尔街的利润越高，经济的损耗越大，资产泡沫越多，实业流失得越快。今天的美国公司，正沉浸在资产升值巨大的欢欣快感之中，实业的定力与7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与20世纪初更是大相径庭。最优秀的人才早已远离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最受羡慕的职业非银行家与律师莫属。

人心追求安逸和舒适，而财富流向勤奋和执着。

在全世界货币泛滥，资产泡沫膨胀的时代，实业的根基已经松动，勤劳被讥笑，节俭遭蔑视，投机成为时尚，暴富变成理想，贪婪吞噬了公德，巧取豪夺受人敬仰，企业家缺乏定力，个人无法专注，整个社会都在货币的洪水中随波逐流。

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靠的不是对财富的渴望，而是坚韧的定力和超凡的专注，是代代相传的勤奋与执着，是落进江底也要抱定石头走向岸边的决心！

中国能够放飞强国富民的梦想吗？

定力有多深，梦就能飞多高！





「后记」

这是一本耗尽心力的书，也是一本自我重新发现的书。

很多事情你以为想清楚了，结果一说才发现有问题；当你说明白了，一写才知道有漏洞。想是跳跃的思维火花，说是即兴的逻辑片段，写才是沉淀的思想体系。

当我满怀激情开始创作时，绝没有想到后面的工作是如此的艰难。在每一章的开始，我都自信满满地认为有充足的数据、信息与知识的积累，结果一上手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它们就像有旺盛生命力的蚂蚁一样四处乱爬，将自己精心设计的思路，践踏得面目全非。越丰富的知识积累，总是导致越严重的思维瘫痪，在一团乱麻之中，我拼命地挣扎，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抓不住主次线索，找不到逻辑源头，分不清推理方向，只有一浪高过一浪的信息量将我打得晕头转向，精力不断耗损，信心反复崩溃，焦虑、沮丧和绝望吞噬着残存的意志。

就在我即将放弃努力准备随波逐流的关键时刻，脑海里总是突然冒出霍元甲落入水中，沉入江底，抱着石头一步一步走向岸边的清晰影像。这时，周围的一切纷乱都慢慢地沉寂下来，湍急的思路变得静如止水，我仿佛沉到了水底，没有信心，没有意志，没有挣扎，只是定住了意念，内敛了心神。逐渐地，关键的数据开始闪烁微光，重要的细节显现出清晰的轮廓，亮点与亮点可以连接，线索与线索出现因果，逻辑的源头慢慢浮现，终于看到了黑暗隧道尽头的光亮。走出去，那边就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新天地。

当我最终把各个章节的逻辑严丝合缝地对接完毕，我突然意识到人生也该如此。只有定力深厚的人，才能趟过重重险滩，体会别人无法体会的愉悦。

治心方能制利害。所谓“治心”，就是放弃一切杂念，摒除所有妄想，将人生全部的能量高倍聚焦于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虽万难而不怯，九死而无悔。治心到何种境界，定力就到什么样的深度。一个有定力的人，才能权衡出真正的利与害，才会敏锐地趋利避害。

古今中外，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治心和定力的高手。在现实中，许多人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只是无法有效地治心，因此不能有效地抗拒诱惑，致使利常常损于害，人生的潜力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的确，抗拒诱惑并非易事，排除干扰也常常力不从心，归根到底，还是心中的杂念太多，妄想过剩，难以做到心智的高度聚焦。在这种情形下，良师益友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货币战争》丛书的写作过程中，出品人郑莺燕堪称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她不仅策划图书，而且能让梦想照进现实。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坚持高品质的内容与思想必须贯彻始终，而不允许存在任何“折损”。当我出现游移分神之时，她总是强调“一个人一辈子只需做成一件事，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句话我听了不下百遍，想到不止千回，但也未必总能做到，她的鼓励和督促使我受益匪浅，许许多多的杂念与妄想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经历过的诸多挫折，浪费过的大量时间，也反复印证了她的先见之明。

什么是人生的捷径？那就是必须少走弯路。良师益友好比苦药，话虽难听，理却管用。一辈子如果没有碰到这样的诤友，那将是一种最大的遗憾。

良师益友不仅能够帮助屏蔽杂念，抑制妄想，而且时常使人更清醒地了解自己，“如今‘货币战争’系列的畅销，并不代表一切，二三十年之后，如果你的书还有年轻人在阅读，那才是这些书的意义”。良师益友的警钟，震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今年在北京香山的闭关写作期间，太太和女儿暑假过来看我，那一个月是我最感温馨的日子。我们天天挤在一间小屋里，一起聊天，一起笑得前仰后合，我突然觉得生活在物质上可以极其简单，却能同时拥有世间最大的快乐。我们每天带着女儿到香山脚下的地摊上转悠，几块钱的小东西竟能让我们高兴半天。当剥掉所有物质的表皮后，亲情反而更加香醇浓厚。

从暮春到寒冬，每日通宵达旦的研究与梳理，使我逐步形成了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当我走出香山，阳光依然灿烂，遥望远方的地平线，乌云正在慢慢积聚，山风已经阵阵袭来。

宋鸿兵

2013年11月22日凌晨于北京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