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序言 
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 村上春树 最早翻译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要从一九八三年说起了。那是篇题为《脚下流淌的深河（水泊离家那么近）》（SoMuchWatersoClosetoHome）的短篇小说。我是偶然从一本选集里读到，便认定为杰作，深受感动，不能自已，一口气将它译了出来。 第二年我去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登门拜访卡佛，和他面对面地交流。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亲手把他的作品无一遗漏地全都翻译出来。 美国文学的新经典 说起来，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雷蒙德·卡佛的形象发生过彻底的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的美国人几乎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随着他晚年文学声名渐高，且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这个名字竟有了些许神话般的色彩。 不过数年之后在一些人当中（也是大致能预料到的），对于卡佛的评价出现过反复。但平心而论，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史中，雷蒙德·卡佛乃是能够牢固占有一席之地的优秀作家，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他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中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之中，最少也会有六篇被当作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我内心认为，卡佛的文学地位大概是介于考德威尔和斯坦贝克之间的吧。 幽默感与驱动力 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他身上丝毫没有天才的做派。他没有只为知音者率性而作的那种居高俯视的姿态。卡佛只用浅显简洁的日常语言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说给尽可能多的人听，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做更深层次的述说。这是他作为作家一以贯之的态度。 当然并不止于此。他的作品之中，处处隐藏着超越日常生活的奇妙意外，有着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痛快幽默和刺痛人心的现实感。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这就是卡佛作品的独特魅力，大概也只能用与生俱来的“才能”来形容了。 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 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乡间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成长环境根本无缘文化的熏陶。他不到二十岁就和高中的恋人结婚，要负担幼小的孩子，为日常生活所累，对人生略感幻灭的同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觉悟。 他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即便如此，他也未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这样的自豪感充溢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在美国文学的发展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所以卡佛的作品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作品推敲细密 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以“故事”的形式，坦诚而温和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是卡佛追求的文学境界。为此他不知多少次反复推敲改写自己的作品，让人不禁要感叹“是否凡事都需要这样较真到底呢”。 就算是已经出版了的作品，一旦有不满意，他还会修订再版。作为译者，数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当然会让我挠头，但每当见证这些他一路走来的足迹时，都为他写小说时这种实实在在的认真而深深打动，重又端正了态度。 就像见过卡佛的人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他晚年邂逅诗人苔丝·加拉赫，共同生活在一起。戒除酒瘾，重塑生活，这种被他自己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孕育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苔丝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他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页。仿佛一直在等待谁来敲打出那最初的一行。

直面蓝领：卡佛与极简主义小说 
1983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Minimalism）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DirtRealism）”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1983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出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Clatskanie，Oregon）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年底十二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十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办公室的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的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作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就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三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获得了“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UniversityofSyracuse）的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那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为普利策奖。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七十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八十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1984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房东拿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陆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Hopeless-ville）。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就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触手可及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份子。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卡佛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一种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一种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节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了“减法者”（taker-outer）。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为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1901-1966，雕塑家)。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JohnCage，1912-1992，简约派音乐家）。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地沉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putter-inner）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事实上，卡佛本人一直是很反感“极简主义”这个标签的，而且，他公认的成熟之作《大教堂》，也与他的早期作品有一定的区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字变得更“慷慨”了。这本至今已经被翻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的小说集中，收录了卡佛大部分的名篇。《大教堂》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好事一小件》获1983年“欧?亨利小说奖”第一名，并被收入《普施卡特获奖小说集，Ⅶ》。《电话打自何方》选入《1983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高烧》选入《美国短篇小说杰作选》。《好事一小件》和《维他命》一起被改编进了奥特曼的电影《人生交叉点》。《羽毛》也被改编为了电影。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50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1989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同志们给我这次翻译卡佛的机会，我相信中文的卡佛会有读者的。最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只有在和她这几年来间间断断的相聚时，我们才会有一点点的安稳和家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自己还不是卡佛笔下的人物。 为了便于了解卡佛自身的经历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我从他的两篇随笔《论写作》及《火》和后人编选的访谈录《与雷蒙德·卡佛对话》一书中挑选了一些卡佛的自白，附在这本小说集的后面。相信读者会发现，卡佛的谈话像他的小说一样朴实而富有叙事性，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是我们今天文学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冷静而富于棱角的参照物。 2006年8月3日于美国芝加哥

我父亲的一生 
译：丁丽英 文：[美]雷蒙德·卡弗(RaymondCarver) 我爹名叫克利夫·雷蒙德·卡弗。家里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则叫他克利夫·雷蒙德。而我的名字却是小雷蒙德·克利夫·卡弗。我讨厌那个“小”字。在我小时候，爹总是管我叫弗罗格，那倒不错。可后来，他也开始像家里人那样，叫我小雷蒙德了。这样叫，一直叫到我十三四岁，那时我就扬言说了，谁要再这么叫我，就不睬他，爹只好改叫我道克。从此，直到他1967年6月17日去世，他都叫我道克，要么管我叫儿子。 爹死了，母亲打电话来报丧，是我妻子接的电话，当时我不在家，正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到尹阿华大学的图书馆管理系就读。妻子一拿起电话，母亲就脱口而出：“雷蒙德死了！”一瞬间，妻子以为是我死了，后来母亲才讲清楚自己指的是谁，妻子便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是我的雷蒙德呐！” 1934年他离开阿肯色去华盛顿州找工作，一路步行，搭便车，还要乘坐载货列车的空车厢，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梦想在推动他。我很怀疑。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梦想，他上华盛顿州，只不过为了找一份待遇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他摘了一段时间苹果后，才在大峡谷水坝找到一份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安顿下来。然后，存了一小笔钱买了一辆车，开回阿肯色去帮他的家人，我的祖父祖母搬家，举家迁往西部。他后来说，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差不多要饿死了，这可不是瞎说的。也就在他回到阿肯色，那个镇叫利昂纳，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遇到了我母亲。他们是在人行道旁遇见的，那时他刚从一家小酒店出来。 “他是个酒鬼，”母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说话。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如果当时我有一颗水晶球就好了。”他们曾在一年前或别的时候的一次舞会上见过。母亲告诉我，他在她之前有过女朋友。“你父亲总是有女朋友的，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也有。而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其他男人。我也没有失去过什么。” 就在他们去华盛顿州的当天，一个治安法官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于是，这个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和原来的农场工人，现在的建筑工人结了婚。新婚之夜，我母亲是在阿肯色公路旁的帐篷里，和我父亲家的人一起度过的。 在华盛顿州的奥马克，我父母住的地方比窝棚大不了多少。祖父母住在隔壁。爹仍然在水坝工作，后来，巨大的涡轮机发出了电，并途经几百英里，把水倒灌进加拿大，弗兰克林·罗斯福来建筑工地演讲，当时爹就站在人群中听。我爹说：“他一句也没提为了造水坝而死去的人。”他有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他们有的来自阿肯色，有的来自俄克拉荷马，有的来自密苏里。 然后，他在克拉斯卡宁的锯木厂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小镇在俄勒冈州，紧靠着哥伦比亚河。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照片，上面，我爹自豪地抱着我，站在那家工厂的门前，脸冲着镜头。我的帽子歪斜着，差不多快要掉下来了，而我爹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正咧开嘴大笑。他是去上班，还是已经下了班？看来都不重要了，反正他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家庭，这就是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41年，我们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爹找到的活儿是当锯木工，锯木工的技术还是在克拉斯卡宁时学会的。战争爆发后，并没有叫他去服役，因为他的工作对战争来说十分重要。军队需要加工好的木材，他就把自己的锯条弄得非常锋利，甚至能锯掉你手臂上的汗毛。 自从我们搬到雅基马后，爹把他的亲戚也安置到了那里。到四十年代中期，我爹家族的其他成员：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还有她们的丈夫，直至叔舅、表堂兄妹、侄甥辈，以及他们的整个家庭和朋友，都从阿肯色搬来了。一切都是因为我爹带了个头。男人都到喀斯卡特山的博伊西，我爹干活的地方去干活，女人都到罐头厂去包装苹果。照我母亲的说法，很快，每个人都比我爹过得好了。我的母亲说：“你爹存不住钱，钱把他的口袋烧了个洞。他总是在为别人忙活。”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进的第一所房子，是在雅基马的第十五南大街1515号，厕所是安在门外的。每到万圣节夜晚，或者随便哪一个该死的夜晚，邻家十几岁的孩子都会把厕所挪到别处，挪到隔壁马路上去。我爹就不得不找人来帮忙，把厕所重新搬回家。那些孩子还会把厕所移到别人家去，栽在院子中央，有一次，他们竟把它点上了火。但是，并非我家的房子厕所是在屋外的，等我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气时，一看见别人家的厕所有人进去，就朝那里扔石头。这叫做轰炸厕所。可是这样没多久，渐渐每户人家的厕所都移进了屋，还装了管道，但我家的厕所仍在外面，是这一带惟一的一个了。我很害羞，记得三年级时，有一天学校老师怀斯先生开车送我回家，开到我家前面的地方，我就要他把我放下来了，我对他谎称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却将他关在门外。他喝醉了，当他撞门时，我能感觉到房子在震颤。等他强行打开窗想要爬进来时，我母亲就用一只淘箩砸他，正好砸在他的眼睛中间，将他打了出去。我看见他倒在草地上。多年后，我曾经掂量过这只淘箩，重得像一根擀面杖，一边想象着，有人要是被这类玩艺儿砸中头，感觉会怎样。 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日子，爹曾经把我带到卧室，让我坐在床上，对我说我可能要去拉沃姑姑那儿住上一阵。我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不得不住到外面去。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后来好歹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仍然和家里人在一起，没有住到别处去。 我记得母亲总是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槽。有时全部倒掉，有时怕他发现，只倒掉一半，另外再加满水。有一次我尝了尝他的威士忌，那东西味道实在可怕，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会去喝它。 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汽车，大约在1949年，要么就是在1950年，我们终于搞到了一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吃尽它的苦头，我爹不得不将一只马达重修了一下。 “我们在镇上开的是最旧的汽车，”我母亲说，“我们用来修车的钱都可以买一辆凯迪拉克了。”有时她在驾驶室的车底板下发现谁落下的口红，还有带花边的手帕，就对我说：“看见没有？一定是哪个**留在车里的。” 一次我看见母亲端了一锅热水跑进我爹睡觉的房间。她把爹的手从被窝里拉出来，浸到水里。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我想知道有什么结果。她告诉我，这样能使爹在睡梦中开口说话。她肯定爹有些事瞒着她，而她有必要知道。 我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搭乘北岸公司的车，穿过雅基马的喀斯喀特山脉到西雅图去，住在万斯旅馆，到一家名叫“就餐铃声”的咖啡店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还到伊瓦尔的蛤蜊养殖场，去喝了好多杯热的蛤蜊汤。 1956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爹把在雅基马的工厂里的活儿辞了，又在切斯特找了一份工。切斯特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小镇，那儿有家小锯木厂。当时换工作的理由是，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还含糊不清地向他保证，几年之内可以让他当锯木工的头儿，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爹习惯于奔波，仅仅是想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罢了。雅基马的生活对他来说太刻板，没有起色，而且一年前，他奔了两次丧，他的父母在六个月内相继谢世。 我毕业没几天，正准备和母亲收拾行李搬到切斯特去，我爹的信到了。信是用铅笔写的，信上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要我们用不着担心，他被锯子割伤了，可能有一些碎钢屑弄进了伤口。不管怎样，他说他出了事，像煞要失去工作。这封信里，还附着一张别人的明信片，没有签过名，那人告诉我母亲，爹差不多要死了，他一直在喝“纯威士忌”。 当我们赶到切斯特时，爹正住在属于公司的活动房里，一时间，我竟认不出他来了。有一阵子，我很不愿意去认他。他瘦极了，皮包骨头，又苍白，又困惑，看上去不知所措的样子。 他的裤子没有系好。他好像不是我爹。母亲开始哭起来。我爹用胳膊勾住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却好像什么事也不明白的样子。我们三个就在活动房里住下了，我们尽量照顾好他，但我爹的病仍然不见好转。那个夏天，还有秋天的一些时候，我和他一起到锯木厂上班。我们早上起床，一边吃鸡蛋和烤面包，一边听收音机，出门时带着盛午饭的饭桶。早晨八点钟，我们一起走进工厂的大门，要到下班的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十一月份，我回到雅基马，好和女朋友离得近一点，那女孩，我是准备和她结婚的。 他继续在切斯特的工厂干活，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摔倒在岗位上，被送进了医院。我母亲问我能不能回去帮忙，我就赶上从雅基马到切斯特的巴士，并指望这趟车能把他们送回雅基马。 我爹得的病，除了身体上的，还伴有一次精神崩溃，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病症的名称。在回雅基马的途中，他什么话也不说，甚至问他最直接的问题，“雷蒙德，你感觉怎么样？” “你行吗，爹？”都不回答。如果他要交流，完全是可以交流的，只要动动头，或把手掌往上抬起，都可以表示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或者我不在乎。在路上他惟一说话的那次，是在一个月以后，那时我在俄勒冈的一条碎石路上开快车，快得连汽车的消音器都松掉了，只听他对我说：“你开得太快了。” 回到雅基马看了一个医生，这医生一定要让我爹去看精神科。我母亲和我爹不得不领了所谓的救济，由国家来向精神科医生付费。那个精神病医生问我爹：“总统是谁？”这个问题我爹能够回答。我爹说：“艾克。”不过，他们仍然把他送进了山谷纪念医院的十五楼，给他做电休克疗法。后来我结了婚，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那时我爹仍被关在那里，我妻子就在他下面的一层楼生孩子。 孩子一生出来，我就上楼向我爹通报。他们让我穿过一扇钢门，指给我看我爹在哪里。他坐在一张躺椅上，毯子盖过了膝盖。嘿，我想，我爹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对他说，他现在当祖父了。他等了一分钟，然后说：“我确实感觉像个祖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笑，也没有动。那个房间有很多病人。我抱住他，他开始哭起来。 不管怎样，后来他出了院。现在算来也是好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没法工作，只好坐在房子附近，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这辈子作了什么孽，让他落到这地步。而我母亲辞了工作去打零工。多年后，她总是提到所谓的“雷蒙德生病”的那段住院以及出院后的日子。而生病一词，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 1964年，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爹很幸运地被一家木材厂雇用，那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克拉马斯。他一个人先搬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应付。他住在离厂不远的木屋里，木屋只有一个房间，与他刚到西部时和母亲住的地方差不多。他给母亲写潦草的信，还要她在电话中把信念给我听。他在信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近况，去上班的每一天，都把它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还告诉她，这样第二天就容易过了，接下去也是如此。他要她代他向我问好。他说，如果他在夜里睡不着觉，就想我，还想我们在一起的好时光。终于，两个月过后，他恢复了一些自信。 他可以胜任工作了，并且不再担心会让其他人感到难过。当他蛮有把握时，就让我母亲搬去他那里。 他曾经有六年没有工作，那段时间不能享受任何东西：房子、汽车、家具，还有电器，包括我母亲最喜欢、并引以为豪的大冰箱。他还丢了自己好听的名字，雷蒙德·卡弗，成了某个付不起钱的男人，他的自尊心也丢了。他甚至失去了性功能。我母亲告诉我妻子：“雷蒙德生病的日子，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们却什么也干不成。我倒无所谓，不过我想他是要的。” 那些年，我努力挣钱养家糊口，但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我们发现经常得搬家。我不能像我爹那样生活。一个圣诞节，我终于逮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当作家。也许，过去我告诉过他我要当整形外科医生来着。“你会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他像是要帮我回答似地说：“写你熟悉的事。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事。”我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不会写。他说，“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我说好的，却没有做到。我没有写什么钓鱼的事，我想他不会特别在意这一点的，他也没必要知道我那些日子在写什么，况且，他从来不读书。然而我还是想象自己在为他写。 后来他死了。那时我远在尹阿华城，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他说。我来不及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也没有对他说，他干新的工作真了不起，我很骄傲他能恢复过来。 母亲说，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晚饭吃了很多，然后坐在桌旁，喝净了剩下的威士忌，酒瓶是第二天发现的，藏在垃圾箱底的咖啡渣下面。他喝完酒，就站起来睡到床上，过一会儿，母亲也上了床。但夜里母亲又不得不爬起来，移到躺椅上去。 她说：“他呼噜打得很响，吵得我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再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张开，脸颊凹陷下去。她说，已经发灰僵硬了。她知道他已死，不需要医生来告诉她，但还是叫来一个医生，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电话是我妻子接的。 母亲保存的过去那些在华盛顿州时拍的照片里，有一张是我爹站在汽车前，一手握着啤酒瓶，一手提着一串鱼。当时他反戴着帽子，帽檐向后，脸上的表情很局促。我向母亲讨来这张照片，她给了我，还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我把照片贴在我家墙上，每次搬家，照片总跟着一起搬。我不断仔细地端详这张照片，想要弄明白发生在我爹身上的事，也好为自己理清头绪。 但是我弄不明白。渐渐地，我爹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到时间中去。终于在一次搬家时，照片被我弄丢了。于是，我试着去回忆，同时想法讲一讲我爹的事情，我想，我们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很相像。当我住在旧金山南部郊区的一座公寓里时，写了一首诗，当时我发现我像爹一样有了酗酒的麻烦。诗能够把我和他联系起来。 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潮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研究着父亲羞怯的年轻人的脸。 绵羊般的笑靥，一手提着一串 尖细的黄鲈鱼，另一只手里 是一瓶加斯伯牌啤酒。 他穿着绒布衬衫和牛仔裤，靠在 1934年产的福特汽车的挡泥板前。 戴着旧帽子，翘起的帽檐遮住了双耳， 他要为子孙后代摆出勇敢而健壮的姿态。 我父亲一辈子都想变得勇敢。 但他的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疲软的手，提着一串死鲈鱼 以及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怎么能从我这个同样控制不了酒精， 甚至找不到鱼的人嘴里，说出谢谢你。 那首诗倒是真实的，只有我爹的死期不真实，应该是在六月，而不是像第一行诗中写的那样在，光着上身直十，光着上身直月。我想多一个音节，好使单词拖长一点（注：六月：June，2个单节；十月：October，4个音节。暗指作者想推迟父亲的死期。）。再说，我想留住一个月正好容我写一首诗——那个月的日子，微弱的灯光，空气中飘着烟雾，事物正在死亡，正在腐烂。六月是夏天的夜晚和白天，是毕业典礼，是结婚周年，是我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是我父亲死去的月份。 举行完葬礼回家后，大家全挪到院子里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想必他会比在这里的时候快活。”我一直注视着她离开。我还记得她的帽子上有一只小圆球。然后，我父亲的某个表兄，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们都会想念他的。”我知道他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出于礼貌。 我哭起来，这是得到噩耗后的第一次，以前也没有时间这样痛哭过。现在，突然间，我却大哭不止。那个夏天的中午，我抱住我的妻子哭泣，当她对我说话，安慰我的时候，仍然在哭。 我听见大家在对我母亲说些安慰的吊唁之辞，令人高兴的是，我爹方面的亲戚都来了，我想我记住了那天人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能什么时候好把它讲述出来。但我做不到了，因为我几乎都忘光了。惟一记住的就是，那个中午我爹和我的名字被反复提起，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爹。雷蒙德，这些人不停地说着，用我童年时就熟悉的甜美的声音说着。雷蒙德。 (原载《译文》2004年第2期，谢谢JADE提供）

维他命 
高脚灯译 我有个工作而帕蒂没有。我晚上在医院工作几小时。这是个无聊的工作，干点活，打八个小时的卡，然后跟护，现在应该把士们喝几杯。后来，帕蒂想找工作了。她说为了自尊她得找个工作。于是开始挨家挨户兜售综合维他命。 刚开始，她不过是一个在陌生的临近街区跑上跑下敲门兜售的女孩。不过后来她找到了窍门。她办事儿麻利而且对学校里的东西很在行。她蛮有个性。没多久公司就提拔了她。一些干的不太好的女孩被放到她手下。不久她有了自己的一班人，在外面的商业街有了个小门市。但她手下的女孩一直在变动。有的没干几天就走了——有时甚至是几个小时。但有时候也有几个女孩干得不错。她们能卖出去维他命。这些女孩很支持帕蒂。她们成了这一班人的核心。不过还是有一些卖不掉维他命的女孩。 干不好的女孩只能退出。不再出来工作。如果她们有电话，就会挂起来以脱身。她们不会应门。帕蒂把这些都放在心上，就像这些女孩是曾经迷失的新的改宗者。她责备自己。但她还是挺了过来。这种事太多了，她不得不克服过来。 有时候一个女孩给冻僵了没法按门铃。或者她能敲门而她的嗓子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她混淆了问候和应该进了屋再说的事。这种女孩，一般来说，就决定不干了，开车走人，闲逛，直到帕蒂和其他人做完。然后要开个例会。她们都得开车回门市，说点什么给自己打气。“艰难出好汉，时势造英雄。”还有，“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如此等等。 有时候一个女孩没了影儿，这种事常有发生。搭个车回城里，然后一走了之。但总会有新的女孩顶上去。那些日子女孩们来来走走。帕蒂列了单子。每隔几个星期她都会在《节俭者》上登一个小广告。会有更多的女孩，更多的培训。没完没了。 核心由帕蒂，唐娜和希拉三人组成。帕蒂是个美女。唐娜和希拉姿色一般。一天晚上希拉对帕蒂说她爱她胜于世上的一切。帕蒂告诉我她就是这么说的。帕蒂开车把希拉送回家，她们坐在希拉家前面。帕蒂对希拉说她也爱她。帕蒂对希拉说她爱所有这些女孩。但不是希拉所想的那种。接着希拉摸帕蒂的胸部。帕蒂说她拿开了希拉的手并握住。她说她告诉她她不想那样乱来。她说希拉眼睛一眨不眨，只是点头，拉起帕蒂的手，亲了亲，然后就下了车。 那是圣诞节期间。维他命生意在难熬的淡季，所以我们想应该开个聚会给大家股股劲儿。在这种时期这象是个好主意。希拉第一个喝醉不省人事。她晕倒在地，趴在那，好几个小时起不来。那会儿她站到客厅中间，接着闭上眼，两腿一弯，手里拿着酒杯竟倒下了。她倒下的时候拿酒的手撞到了咖啡桌。没弄出别的响动。酒洒到了地毯上。帕蒂和我还有其他几个人把她拉到后沿，弄到小床上，尽可能把她忘了。 所有人都喝醉回家了。帕蒂上了床。我还想继续，于是我坐到桌子上一直喝到天色渐暗。希拉从后沿突然冒出来。她说她头痛得厉害，就像有人用铁丝扎她的脑袋。她说这头痛厉害得让她害怕会留下病根。她还肯定她的小指破了。她给我看了看。发紫了。她埋怨我们让她戴着隐形眼镜睡了整夜，想知道为啥没人放个屁。她把那根指头抬到眼前看着，摇脑袋，使尽力气握紧那根指头，又看了看。仿佛她不能相信这天晚上确确实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脸发胀，头发蓬乱。她用冷水冲手指。“上帝。哦，上帝，”她叫道，几滴泪落到水槽。但她一个劲儿要跟帕蒂亲热，我很不乐意。 我正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加冰牛奶。希拉靠在滴水板上。她眯缝着眼看我。我喝了点酒。我什么也没说。她走过来告诉我她感觉多糟。她说她需要看医生。她说她要叫醒帕蒂。她说正要辞职，离开这个州，到波特兰去。她得先跟帕蒂道个别。她接着说。她想要帕蒂开车送她到医院看手指和眼睛。 “我可以开车送你，”我说。我不想做，但宁愿如此。 “我要帕蒂送我，”希拉说。 她用好的手握着受伤的手的腕部，那小指肿得象便携电筒。“另外，我们得谈谈。我得告诉她我要去波特兰。我得道个别。” 我说，“我想我会帮你告诉她的。她睡了。” 希拉恼了。“我们是朋友，”她说。“我必须跟她谈谈。我必须亲自跟她谈。” 我摇摇头。“她睡了。我跟你说了。” “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喜欢，”希拉说。“我必须亲自跟她道别。” 希拉要离开厨房。 我站起来。我说，“我说了我来送你。” “你喝多了！你一会儿都没睡呢。”她又看了看她的指头说道，“该死，为什么会这样？” “还没醉到不能开车送你去医院，”我说。 “我不会坐你的车走的！”希拉叫道。 “随你的便。但你不能叫醒帕蒂。同性恋婊子，”我说。 “杂种，”她说。 她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她就走出厨房，从前门离开，卫生间都没去，甚至脸都没洗。 我起来从窗户向外看。她沿公路向欧基里德大道走去。还没人起床。太早了。 我喝完了酒，想再来一瓶。 我又喝了一瓶。 此后再没人见过希拉。至少我们这些和维他命有关的人都没见过。她走向欧基里德大道，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帕蒂说，“希拉怎么了？”我说，“她去波特兰了。” 我对核心里的另一个成员唐娜有好感。我们在那次聚会上跟着埃林顿公爵的唱片跳过舞。我把她搂得很紧，闻她得头发，带她在地毯上跳舞的时候我一只手一直贴在她的背部下面。跟她跳舞好极了。我是聚会里唯一的男人，一共七个女孩，六个搭伴跳。在客厅里看着感觉很棒。 唐娜拿着她的空杯子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我们单独待了会。我抱了抱她。她抱了我的背。我们站在那抱在一起。 接着她说，“别。这会儿不行。” 听到“这会儿不行”的时候，我放了手。我想这是没跑的事儿了。 希拉过来说她的手指的时候，我正坐在桌子上想着那个拥抱。 我想着唐娜。喝完酒，我把电话听筒拔下回卧室。我脱了衣服进被窝躺到帕蒂旁边。躺了会儿，我放松了下来，然后开始动手。但她没醒过来。过了会儿，我闭上了眼。 再睁开眼已经是下午了。我一个人在床上。雨点敲打着窗户。帕蒂的枕头上放着个炸面圈，还有一杯水放在床头几上。我仍醉着，迷迷糊糊的。我知道这是周日，快过圣诞节了。吃了炸面圈喝了水，我又钻回被窝睡，知道听见帕蒂用吸尘器的声音。她进卧室问希拉的事。就是这个时候我告诉她希拉去波特兰了。 年后大约一周，帕蒂和我喝酒。她刚下班回家。不算太晚，但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我正准备去工作俩小时。不过我们先喝了点威士忌说了会话。帕蒂累了。她闷闷不乐，已三杯下肚。没人买维他命。她只有唐娜和帕姆了，帕姆是新来的女孩，有偷盗癖。我们聊着生意淡季，能逃过的违章停车罚单数目之类的话题。然后又聊聊如果我们搬到亚利桑那等地会好多少。 我又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我看着窗外。去亚利桑那不是个赖主意。 帕蒂说，“维他命。”她拿起杯子，摇摇冰块。“什么狗屁玩意！”她说。“我想，当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这是我见到自己最后做的事。老天哪，我从没想过长大了会卖维他命。挨家挨户卖维他命。真没想到。脑袋都给弄炸了。” “我也没想到过，亲爱的，”我说。 “是啊，”她说。“你说得倒轻巧。” “亲爱的。” “别跟我亲爱的，”她说。“这难着呢，老大。生活就是这么不易，不管你怎么过。” 她似乎想得有点太多了。她摇摇头。一饮而尽，说，“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梦到维他命。我得不到一点慰籍。没一点慰籍！至少你能丢下工作把它扔一边。我敢打赌你从没在这上面有过什么梦想。我敢打赌你从没想过打蜡地板或者别的什么。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之后，你不回家也不对它抱幻想，不是么？”她吼道。 我说，“我记不得做过什么梦。也许我没有做梦。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耸耸肩。我不清楚脑袋里有过什么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在意。 “你做过梦！”帕蒂说。“尽管你记不得。每个人都会做梦。如果你不做梦，你会疯掉的。我读来的。这是一个出口。人睡着了就会做梦。不然他们会疯掉。但我做梦的时候，我梦到维他命。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直直的看着我。 “懂了也没懂，”我说。 这没那么简单。 “我梦见自己在大声叫卖维他命，”她说。“我一天到晚卖维他命。上帝，这是什么生活啊，”她说。 她喝完了酒。 “帕姆怎么样？”我问。“她还做小偷么？”我想换个话题。但我想不到别的什么。 帕蒂说，“妈的，”摇摇头，仿佛我啥都不懂。我们听着雨声。 “没人卖维他命了，”帕蒂说。她拿起酒杯。但里面已经空了。“没人买维他命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没听到么？” 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唐娜在做什么？”我说。我读着酒瓶上的商标等着。 帕蒂说，“两天前她卖了点。就这样。这就是这星期我们干的。要是她退出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不会怪她，”帕蒂说。“如果我是她，我就会退出。但如果她退出，会怎样？会让我从头做起，就这样。从零开始。寒冬腊月，全国到处有人生病，有人行将入土，但没人认为他们需要维他命。我他妈难受极了。” “怎么了，亲爱的？”我把酒放到桌上坐下。她继续说就像我什么也没说。也许没说。 “我是自己唯一的客户，”她说。“我想吃所有这些维他命是为了我的皮肤。你看我的皮肤怎么样？一个人吃维他命能过量么？我简直不能象常人一样得到点休息了。” “亲爱的，”我说。 帕蒂说，“你不在乎我吃不吃维他命。这就是关键。你什么也不在乎。今天下午下雨挡风玻璃雨刷掉了。我差点出车祸。就差一点我就完了。“ 我们继续喝酒说话一直到我该上班的时间。帕蒂说要是睡不着就在浴缸里泡会儿。“我站着打瞌睡，“她说。她又说，”维他命，这就是一切。她环视一下厨房。看看自己的空杯子。她喝多了。不过她让我亲了亲她。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有个地方我常在下班后去。一开始我去那听音乐，还可以下班后喝一杯。这地方名叫“外百老汇”。是一个临近黑人区的黑人场所，由一个叫卡基的黑人经营。其他地方关门后人们可以来这儿。他们可以要店内特制饮料－RC可乐加威士忌－或者他们可以在衣服下面带自己的东西，要杯RC，自己调制。乐手们给拥挤的人群和过来继续喝酒听音乐的酒鬼们演奏。有时候会有人跳跳舞。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坐着喝酒听音乐。 偶尔发生一个黑人用酒瓶砸另一个黑人脑袋的事情。有个故事传的很广：有个家伙跟着另一个家伙进了厕所然后在他正用手把着尿喜欢。之前两尿的时候割断了他的喉咙。但我从没见这儿出过什么事。没什么卡基处理不了的。卡基是个大块头黑人，他的秃头在荧光灯下会闪闪发亮。他在裤子上系一件夏威夷汗衫。我猜他的腰上别着什么东西。也许至少有个短棒。如果有人闹件掺着洗衣粉事，卡基就会去闹件掺着洗衣粉事的地方。他会把他的大手放到闹件掺着洗衣粉事人的肩膀上，说几句。有时候会有人跳跳舞。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坐着喝酒听音乐。 偶尔发生一个黑人用酒瓶砸另一个黑人脑袋的事情。有个故事传的很广：有个家伙跟着另一个家伙进了厕所然后在他正用手把着尿喜欢。之前两尿的时候割断了他，就这样摆平了。几个月里我断断续续的来这里。他跟我说点什么的时候我很高兴，比如，“今晚玩的怎么样，伙计？”或者，“伙计，我可有段时间没见着你了。” 外百老汇是我带唐娜约会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约会。 午夜后我离开医院。夜空清朗，星星都出来了。我仍旧为和帕蒂发生的不快而头疼。但我正想在回家路上去比尔尼酒吧喝上一杯。唐娜的车停在我的车旁边的车位，她正在车里。我想起我们曾经在厨房的那个拥抱。“这会儿不行，”她说。 她摇下车窗，弹弹烟灰。 “我睡不着，”她说。“心里放着事儿，睡不着。” 我说，“唐娜。嘿，很高兴见到你，唐娜。” “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啦，”她说。 “想不想去哪喝一杯？”我说。 “帕蒂可是我的朋友，”她说。 “她也是我的朋友，”我说。接着又说，“走吧。” “那好吧，”她说。 “就这地儿。一个黑人的地方，”我说。“他们有音乐。我们可以喝喝酒听听音乐。” “你要载我么？”唐娜说。 我说，“车往旁边让让。” 她从维他命聊了起来。维他命快完了，维他命已经走到尽头了。下边的人都放弃了维他命市场。 唐娜说，“我不想对帕蒂这么干。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一直试图让大家好起来。但我也许不得不退出。这事你知我知。别说出去！但我总得吃饭，总得付房租。我需要新鞋新衣服。而做维他命办不到，”唐娜说。“我想维他命已经风光不再了。我跟帕蒂什么也没说。就像我说的，我一直惦记着这事。” 唐娜把手放到我的腿旁边。我放下手捏她的手指，她也捏我的。接着她抽开了手拿打火机。点着烟后她把手放了回来。“再糟糕不过了，我不想伤帕蒂的心。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么？我们是一个团队。”她把她的烟递给我。“我知道这是个少见的牌子，”她说，“不过抽抽看，来吧。” 我加入了去外百老汇的人群。三个黑人站在一辆挡风玻璃破裂的克莱斯勒边。他们在那闲荡，经过一麻带麦杆。他们瞅瞅我俩。我下车绕过去给唐娜打开车门，检查了车门，拉起她的手臂，走上了大街。几个黑人一直看着我们。 我说，“你没想去波特兰，是不是？” 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我搂着她的腰。 “我不知道什么波特兰。我从没想过波特兰。” 外百老汇靠外的一半像个平常的咖啡馆或酒吧。几个黑人坐在柜台里，更多的系着红油布端盘子穿梭于餐桌之间。我们穿过咖啡馆进入后面的大厅。有一个长柜台和几个挨着墙的隔间，紧后边是为音乐家设的平台。平台前面可以跳舞。酒吧和夜场仍在营业，还没到真正上客的时候。我帮唐娜脱下外套。我们找了个隔间，把烟放到桌子上。一个叫汉娜的黑女侍者过来。汉娜和我点头问好。她看看唐娜。我给我们要了两杯RC，决定享受一番。 酒来了后我付了钱，我们各自呷了一口，开始拥抱。我们继续这么着过了会，牵手，抚摸，亲对方的脸。每回唐娜都要停下来往后退，把我推开一点，然后抓住我的手腕。她盯视我的双眼。然后她慢慢闭上眼睛我们又亲吻一番。很快这里开始人头攒动。我们结束亲吻。但我仍搂着她。她把手放到我腿上。两个黑人号手和一个白人鼓手开始演奏。我想唐娜和我会再来一杯，听听乐队演奏。然后就离开去她那把事儿办完。 当这个叫本尼的黑人和这另一个黑人－这个大块头穿戴板正的黑人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又从汉娜那里要了两杯了。这个大块头黑人有双红红的小眼睛，穿条纹三件套，玫瑰色衬衣，领带，轻便大衣，费多拉帽－就这样的打扮。 “哥儿们，过得怎么样？”本尼说。 本尼伸出手来了个兄弟式的握手。本尼跟我聊过。他知道我喜欢音乐，只要我俩都在这他就会过来找我聊天。他喜欢聊强尼•霍奇，说他以前怎么用萨克斯给强尼伴奏的。他会这么说，“那时候强尼和我在梅森城表演。” “嘿，本尼，”我说。 “我想让你见见尼尔森，”本尼说。“他今天刚从越南回来。今儿早上。他来听这些好音乐。还特意穿了跳舞的鞋子。” 本尼看着尼尔森点点头。“这就是尼尔森。” 我正看着尼尔森蹭亮的皮鞋，然后看看尼尔森。他仿佛要从哪里认出我来。他打量着我。然后露齿一笑。 “这是唐娜，”我说。“唐娜，这是本尼，这是尼尔森。尼尔森，这是唐娜。” “你好，姑娘，”尼尔森说，唐娜随即回道“好啊，尼尔森。你好，本尼。” “我们能加进来么？”本尼说。“怎么样？” 我说，“当然。” 但他们没找到别的地方却让我不爽。 “我们不准备在这多待，”我说。“喝完这杯就走。” “知道，伙计，知道了，”本尼说。尼尔森做到隔间后他就坐到了我对面。“事要做，路要跑。是的，本尼知道的，”本尼说，挤挤眼。 尼尔森从隔间一角看着唐娜，摘下帽子，他把帽子在他那双大手上转来转去，仿佛在帽檐上找什么。他在桌子上给帽子腾出地方。他注视着唐娜，露齿一笑，摆放一下胳膊。他每个几分钟就得摆一下胳膊。仿佛挂着它们很累。 “你和他是真正的好朋友，我打赌，”尼尔森对唐娜说。 “我们是好朋友。”唐娜说。 汉娜来了。本尼要了RC。汉娜走后，尼尔森从他大衣里弄出一品脱威士忌。 “好朋友，”尼尔森说。“真正的好朋友。”他拧开威士忌瓶盖。 “小心点，尼尔森，”本尼说。“别让人看见。尼尔森刚下从越南来的飞机，”本尼说。 尼尔森拿起酒瓶喝了点他的威士忌。他把瓶盖拧上，把瓶子放到桌上，帽子挂在瓶嘴儿上。“真正的好朋友，”他说。 本尼看看我，转转眼珠。不过他也喝醉了。“我得准备准备，”他对我说，从两个杯子里喝了RC，然后拿起桌下的杯子倒威士忌，瓶子放回口袋。“伙计，我的嘴现在有一个月没沾簧片了。我得玩玩。”我们被隔间，眼前的酒杯和桌上尼尔森的帽子困住。“你，”尼尔森对着我说。“你还有别人，是不是？这个漂亮的女人，她不是你老婆。我知道。但你和她是真正的好朋友。对不对？” 我喝了点酒。我尝不出威士忌。我什么都尝不出来。我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所有那些关于越南的狗屎是真的么？” 尼尔森用他的红眼睛盯着我，说，“我想说的是，你知道你老婆在哪么？我打赌她在跟哪个家伙一起她正抓那家伙的xx头拉着他的爪子当你正和你的好朋友呆在这的时候。我打赌她自己也有个好朋友。” “尼尔森，”本尼说。 “尼尔森个屁，”尼尔森说。 本尼说，“尼尔森，别打打扰他们。别的隔间里还有些人。一些我跟你说过的家伙。尼尔森今儿早上刚下飞机，”本尼说。 “我打赌我知道你在想啥，”尼尔森说。“我打赌你在想，‘现在碰到个喝醉的大块头黑鬼，我该怎么对付他？也许我该抽他屁股！’这就是你想的？” 我环视屋内，看见卡基站在平台边，乐手们在他后面演奏着。舞池里有几个跳舞的。我想卡基在看我－但如果是，他又看别的地方了。 “是不是轮到你说点什么了？”尼尔森说。“我耍弄你。我离开越南后没耍过人。我耍弄过越南人。”他又笑笑，厚嘴唇卷了回去。然后停住笑，只是盯着看。 “让他们看看那只耳朵，”本尼说。他把被子放到桌上。“尼尔森割了哪些小人儿中的一个的耳朵，”本尼说。“他带着它。给他们看看，尼尔森。” 尼尔森坐下来，然后开始在大衣口袋里摸索。他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些东西，几把钥匙和一盒咳嗽药。 唐娜说，“我不想看到什么耳朵。呸，呸呸。天哪。”她看着我。 “我们得走了，”我说。 尼尔森还在他口袋里摸索。他从套装上衣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放到桌上。他拍拍皮夹。“这里有五大张。听着，”他对唐娜说。“我给你两张，你跟我吧？我给你两大张，你给我**。就像他老婆跟别的大家伙干得那样。你听见没？你知道这会儿他在这掀你的裙子的时候他老婆的嘴正在舔哪个家伙的老二。公平交易，呵。”他从皮夹里抽出钞票的角。“见鬼，还有一百块给你的朋友，不让他觉得被忽视了。他啥也不用干。你啥也不用干，”尼尔森对我说。“你就坐这喝你的酒听音乐。好音乐。我和这个娘们象好朋友一样一起出去。她自己再走回来。不会太久，她就会回来。” “尼尔森，”本尼说，“哪有这么说话的，尼尔森。” 尼尔森笑笑。“我说完了，”他说。 他找着了要找的东西。是一个银烟盒，打开。我看着里面的耳朵，放在一团棉花上，象块干蘑菇。但确实是只耳朵，钩在一个钥匙链上。 “老天哪，”唐娜说。“操。” “这不是么？”尼尔森说。他盯着唐娜。 “不。滚开，”唐娜说。 “姑娘，”尼尔森说。 “尼尔森，”我说。尼尔森用他那双红眼睛盯着我。他把帽子钱包烟盒拨倒一边。 “你想怎么样？”尼尔森说。“我奉陪。” 卡基把手放到我肩上，另一只手放倒本尼肩上。身子弯到桌子上，他的头在灯下发亮。“怎么样，哥儿们，你们都玩的好么？” “一切都好，卡基，”本尼说。“一切没问题。他们正准备走呢。我和尼尔森要坐一会听听音乐。“ “好啊，”卡基说。“朋友尽兴是我的宗旨。” 他看看隔间。看看尼尔森桌上的皮夹和皮夹旁边打开的烟盒。他看见了那个耳朵。 “真耳朵？”卡基说。 本尼说，“是啊。让他看看这耳朵，尼尔森。尼尔森带着这个耳朵刚下越南来的飞机。这只耳朵走了半个地球到这桌子上。尼尔森，给他看看，”本尼说。 尼尔森拿起盒子递给卡基。 卡基仔细看了那耳朵，拿起链子在眼前晃晃，看着它，让它在链子上来回摆。“我听说过这种干缩耳朵**什么的。” “我从越南人身上割下的，”尼尔森说。“他再也不能用耳朵听什么了。我当了纪念品。” 卡基把耳朵弄到链子上。 唐娜和我准备离开隔间。 “姑娘，别走啊，”尼尔森说。 “尼尔森，”本尼说。 这时候卡基注视着尼尔森。我拿着唐娜的外套站在隔间边上，两腿发软。 尼尔森提高嗓门，说，“你这就跟这个娘娘腔走么，让他甜蜜一把，你们得过了我这一关。” 我们走出隔间。大家都在看热闹。 “尼尔森今儿早上刚下越南来的飞机，”我听到本尼说。“我们喝了一整天。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天。我和他，我们会玩的开心的，卡基。” 尼尔森对音乐嚷嚷了几句。他嚷嚷道，“一点都不好！你怎么弄都不起作用！”我听到他这么说，然后就听不到了。音乐停下来，接着有开始了。我们没回头看，一直走着，朝人行道走去。 我给她开了车门。开车回到医院。唐娜坐在她那边，点了支烟，但什么也不说。 我想说点什么。我说，“看，唐娜，别为这事儿扫兴。抱歉出了这档子事，”我说。 “我可以收下那笔钱来用，”唐娜说。“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开着车不看她。 “真的，”她说。“我可以收下那笔钱来用。”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她说，低下头哭了起来。 “别哭，”我说。 “我不干了，明天，今天，不管什么时候，”她说。“我不干了。我要离开城里。刚才的事对我是一个信号。”她打开打火机，等它熄灭。 我把车听到我的车旁边，关了引擎。我一边看着后视镜，一边想我好像看见那辆在我后面开进人群的老克莱斯勒里坐着尼尔森。我的手放在方向盘上一会，然后放到腿上。我不想碰唐娜。我们那晚在厨房的拥抱和在外百老汇的亲吻，都结束了。 我说，“你有什么打算？”但我不在意她怎么样。她可以马上犯心脏病死掉，这没什么。 “也许我可以去波特兰，”她说。“波特兰一定有事可做。现在每个人都会想到波特兰。 波特兰火得很。波特兰这，波特兰那。波特兰和任何地方一样棒。都一样。” “唐娜，”我说，“我还是走吧。” 我开始起身。碰上门，顶灯突然开了。 “上帝保佑。关了那灯！” 我快步离开。“晚安，唐娜，”我说。 我留下她看着仪表盘。我开了车，打开车灯，换档，加油。 我倒了苏格兰威士忌，喝了点，拿着杯子到浴室，刷了牙。然后我打开一个抽屉。帕蒂在卧室嚷嚷。她打开浴室门。她还穿着衣服。她穿着衣服睡了，我猜。 “几点了？”她叫道。“我睡过头了！老天，哦，上帝！你让我睡过了，你这个该死的！” 她疯了，穿着衣服站在门口，她应该上班去了。不过没什么，没什么维他命了。她只不过做了个恶梦。她开始把头摇来摇去。 今晚不能再喝了。“回去睡吧，亲爱的。我在找东西，”我说，在药箱里翻腾。东西都掉到了水槽里。“阿司匹林在哪？”我说。我又弄掉一些东西。我不在乎。东西不停往下掉。

好事一小件 
周六下午，她开车去了购物中心里的那家面包房。浏览了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纸夹后，她预定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洒着白色的星星，蛋糕的另一头是一个用红色糖衣做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的字母写在星球的下面。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俩人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须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台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儿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个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要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没注意看路，这个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了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着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档，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受了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吸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终于舒服地休息了。觉得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霍华德从医院开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发觉过来，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那些潜在的莫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 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过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上了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拿起话筒，说道：“我才刚进家门！” “这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是都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逼。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儿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巡视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俩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和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了，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案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遭受了休克，对于休克，这类的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不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了，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了，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了。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照片，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一会儿都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一起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的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了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和他们一起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感到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 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了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和他们一起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呐！”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出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那没跑儿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指标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要跟他们说，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他的脸，又把手伸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享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都说了什么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想要回想起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着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一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眼睛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样，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那个女人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她有一种冲动想要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再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就好了。她希望自己能多聊几句。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斜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叫。她走到门前，门没锁。她进屋开开灯，坐上一壶水等着沏茶，又打开一些狗粮，在后面的走廊里喂给“懒虫”吃。狗饥饿地小口紧吃，并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拿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刚早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说吧。”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说，“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儿？”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都给忘了？”那个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了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一个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她儿子的消息。她要求和她丈夫说话。她说，这是个紧急情况。 她等着，指间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觉得肚子不舒服。她给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后面的走廊里走过来，躺在她的脚边上，摇着尾巴。安拽它的耳朵时，它趁机舔了她的手指。霍华德出现在电话那边。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扭电话线，“他说，斯科蒂出事了。”她哭了。 “斯科蒂挺好啊，”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睡着呢。没有任何变化。你走以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大夫。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的电话，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儿。”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就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了，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点儿果汁，或吃点儿什么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天早晨八点，弗兰西斯医生还会再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跟咱们说。一个护士这么跟我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的。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了一句。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儿。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个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开救护车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神经病，不知怎么的发现了斯科蒂的事儿。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本来想好的那样，洗个澡，七点来钟的时候回来，医生来的时候，咱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现在的状况很稳定。” “我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了衣服，钻进浴缸，没花时间洗头发，就匆匆忙忙出来擦干了身子。换上干净的内衣，毛料休闲裤，和一件毛衣外套，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来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她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路游移到那个黑人家庭上，她还记得他们姓弗兰克林，还记得那张被汉堡包包装纸覆盖的桌子，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一直抽着烟，盯着她看。 别要孩子。”安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自己脑子里回想起的那个女孩说，“为了上帝，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上岗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这已经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播叫麦迪逊医生。护士走在安前面下来，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起被安上电梯时打断了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个黑人家庭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椅子凌乱得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下来一样。仍旧是同样的那些杯子和废纸乱七八糟地盖住桌面，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屁股。 她停在护士站边上。一个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叫弗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那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旁边，读一个表格。她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护士一边拿着梳子，一边盯着她说，“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的，”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里。我猜他是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不过是好奇弗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 她走过走廊。昨晚，安没有注意电梯的门。现在，她发现电梯门和墙壁是同一个颜色。门滑动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来一台沉重的手推车。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一个笔记板。然后弯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了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吞吞的食物散发出讨厌的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了自己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旁。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着，走到床边上，钱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稍稍地向里收拢起来。 “我以为他得到今儿早晨八点才来呢。”她立刻说。 “还有一个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个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正在抽缩着。“他们说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是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啊，什么，霍华德，什么！”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叫，“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刚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又接着移动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嗨，斯科蒂！”他爸爸说，“嗨，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着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叫着，“斯科蒂，亲爱的，是妈妈爸爸啊。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表示。他张开嘴，眼睛蜷缩地合上，嚎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他的脸看起来放松下来，也柔软起来。他的嘴唇分开，最后的呼吸从喉咙里喘出来，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能挽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机率也是几近于无。再说，他们能怎么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呀。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个医生正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看着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医疗器械传送室的绿色制服，松垮跨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绿帽子盖住他的头发。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了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低沉又安慰的语调说起来。有一次，他还倾斜着身体，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脯均匀地顶着她的肩膀，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她。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在痉挛般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他走出来坐下，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话。他看着电话，好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现在我还能再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别的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人们正出出进进。安能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勉强，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应该留下来的，留下来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向外看着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就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只是些电视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突然的死亡时，吃惊地说出的话。她想用她自己的语言。 “不行。”她说，不知怎么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女人懒洋洋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行。”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过一会儿，我还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些事情要整理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问题还需要澄清。”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噢，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了手。霍华德看看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抱了安一次。他似乎洋溢着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倚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一直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过头看着医院。 在家里，安手插在大衣兜里，坐在沙发上。霍华德关上了孩子屋的门。他打开咖啡壶，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来是想把散落在客厅里的那些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上，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拿着盒子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圈子。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稍后，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应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有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靠在自行车旁边，坐在甬道上。他很蹩脚地拿着自行车，整个车身都斜压在他身上。他拿着车，橡胶踏板扎出来顶在他的胸上。他转动起车轮子。 给她妹妹打完电话后，安挂上电话了。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起来。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接起了话筒。 “喂。”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又问了一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是谁呀？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这个邪恶的混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混蛋狗娘养的！”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都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头依偎在胳膊上，趴在桌子上抽泣。他拿起听筒，只能听见断线后的忙音。 之后很久，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甭管他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噪音，什么机器的轰鸣声？” “没有啊，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就能听出那个来。到底在广播什么，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她摇着头说，“要是我能，要是我能抓住他就好了！”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她知道他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子边上一把推开，站起身，说，“开车带我去那个购物中心，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定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身，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殊预定”。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 “这儿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将将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的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把打牌用的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还有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在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是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的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羽毛 
巴德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他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爱人，他也不认识弗兰，两下就算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小孩，小孩应该有8个月大了。这8个月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他妈的去哪里了呢？ 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一盒雪茄到班上，吃午饭的时候，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牌的。每一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几个字，挺显眼的。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我知道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爱人，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是个周六下午，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了个电话，看他有什么玩的计划。是她接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喂——”我一下子有些发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巴德倒是跟我提起过几回，但我总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正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小孩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在班上见到巴德，我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不过，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的时候，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媳妇儿，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之后弄孩子睡觉，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的，还有箭头表示着东西南北的方向。一个大“X”子就是他家了。我说：“太好了，很期待的聚会啊。”不过，我发现巴德好像并不太兴奋。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去巴德那儿要不要带点东西。 弗兰反问我：“比如说带什么？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带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她耸着肩，瞥了我一眼。 我跟她谈过巴德的事，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去。”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摇摆在她肩头。她似乎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咱操什么心呀？你惦记点儿我、我想着点儿你就行啦。 “过来，”我向她摆摆手。她朝我这边靠了一点儿，让我一把能够抱住她。弗兰的金发散在背后，清新得像夏季里的一杯饮料。我捻起她的头发，用力地闻，手缠绕在发丝里面。她让我抱她，我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双手抱着她。 头发会挡住她的眼睛时，她会很生气，一边把头发拨到肩后一边抱怨：“这头发真是一堆麻烦。”弗兰在一家奶品厂工作，上班时要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回家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不停地梳理。偶尔她也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她知道我对她的头发喜欢得都有点儿疯狂了。我对她说过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才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了头，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因为瑞典人都有一头金发。“瑞典人”这个外号，她还能凑活地接受。在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晚上，她会一边梳着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比如一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曾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从来没有盼过的一个愿望，就是孩子。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孩子。可能以后会想要吧，我们互相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等以后再说吧，以后什么时候呢？我们想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等下去了，一直等到以后。 有时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吃的东西，不管烤什么，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品。”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巴德是你的朋友，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作的，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吧，或者什么别的点心。” “他们会准备点心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而不做个饭后甜点的。” “他们可能做个大米布丁，哦，甚至果子冻之类的我们不爱吃的东西。”她说，“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 弗兰摇着她的头。我耸了耸肩。不过她说得有道理。 “那些巴德给你的老雪茄——”她接着说，“带上点儿。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点雪茄喝点葡萄酒，就像电影里那些人那样。” 我说：“行，那就带上咱们自己的点心。” 弗兰说：“咱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 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我和弗兰在这儿已经住了三年了，唉，却还没怎么在这边的乡间兜过风。车子开在这些蜿蜒小路上的感觉真好。刚刚傍晚，天气又好又暖和，我们看见了牧场，栅栏，还有正向着老畜棚踱步的奶牛。我们看见了栅栏上黑色的山鸟长着红色的翅膀，鸽子绕着干草棚兜圈子。还有花园之类的，野花盛开，一幢幢小房子躲开大路远远的待着。 我对弗兰说：“咱们要是能在这儿有个房子就好了。”只不过是随便想想，只不过是又一个不会实现的愿望吧。弗兰没有答话，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示该出去的路口，然后按照地图说得那样右拐，又开了整好英里。路左边，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一个邮箱，还有一条长长的砂石铺的车道。车道的那一头，几棵树后面是个带门廊的房子，房顶上有根烟囱，因为是夏天，当然没有烟袅袅升起。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景象，对弗兰说了我的感觉。 她却对我说：“那只不过是些树杈子。” 我把车拐了进来，车道两旁都是玉米，长得比车还高。我能听见下面砂石嘎扎嘎扎地咬嚼轮胎的声响。把车开到房子跟前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个花园，里面的藤蔓上挂着些绿色的东西，篮球般大小。 “那是什么玩意？”我问。 “我怎么知道？”弗兰说，“可能是南瓜。不知道！” “哎，弗兰，”我说，“放松点儿。” 她什么话都没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松开了。车开到房子跟前时，她关上了车上的收音机。 前院里立着一个婴儿摇篮，几件玩具散放在门廊下。停车的时候，我们忽然听到了可怕的嚎叫声。对，没错，屋子里面有个会啼哭的婴儿，不过那声响可真够冲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音量未免是过于高了。 “什么声音？”弗兰问。 谁想这时一只像秃鹰一样大小的东西从树上重重地拍打着翅膀飞下来，直冲冲地落在车前面。它浑身颤抖，伸着长长的脖颈扭向车这边，抬起头，打量着我们。 “该死的！”我说着，呆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凝视着那个家伙。 “你能相信吗？”弗兰对我说，“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一个真的呢”。 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我们谁都没说出声。我们只是看着它，看着它昂头伸向空中，又粗糙地大叫了一声。它的羽毛乍楞起来，弄得它整个身子比刚才落下的时候大了一倍。 “该死的！”我又说了一次。我们坐在车的前座上一动没动。 孔雀又向前移动了一点，头侧向旁边，绷着劲儿，明亮而充满野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尾巴翘起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伸展开，闪烁着彩虹上有的每一种颜色。 “天哪！”弗兰小声地说，手放到我的膝头。 “该死的！”真没什么别的可说的了，我只能又骂了句。 孔雀又发出了那哀号的声音：“喵嗷，喵嗷！”要是在深夜里、又是第一次听见这动静，我真会以为是什么人要死了，或是什么疯狂而危险的东西走过来。 前门开了，巴德一边系着衬衣扣子，一边走到门廊上。他头发湿着，像是刚冲完淋浴。 “闭嘴，乔伊！”他对那只孔雀说，又冲着它拍了拍手。那家伙向后蹭了蹭。“够了。这样就对了，闭上嘴。你这个老坏蛋，闭嘴！”巴德走下楼梯，边朝车这边走过来，边把衬衣塞到裤子里面。他穿着他上班总穿的衣服──蓝牛仔裤和粗斜纹的棉布衬衣。我穿着便裤和短袖运动衫，还有一双不错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着，我有些不高兴，自己出门前过于当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很高兴你们能来，”巴德走到车旁说，“来，进来吧”。 “哎，巴德。”我冲他打着招呼。 弗兰和我下了车。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点，犹豫不决地摇闪着它的脑袋，一副坏相。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着距离。 “还好找吗？”巴德问我。他没有看弗兰，等着我来介绍。 “你给的方向很好找。”我说，“哎，巴德，这是弗兰。弗兰，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笑了，和弗兰握了手。弗兰比巴德高，巴德看她需要向上抬点儿头。 “他经常提起你。”弗兰边说边把手撤了回来，“巴德这个，巴德那个的。在这里，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似的，成天价说，说得我感觉像早就认识你一样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留神看着那只孔雀。孔雀正向着门廊这边靠近。 “这就是咱哥们儿!他就应该念叨我!”巴德说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轻轻打了我胳膊一拳。 弗兰一直拿着她的那条面包，局促得有些手足无措。她把面包递给巴德说：“我们给你们带了点儿东西来。” 巴德接过面包，翻过来看了看，就像那是他见过的第一条面包似的。“你们太客气了。”巴德把面包举到脸旁，使劲地闻。 我告诉巴德：“是弗兰烤的面包”。 巴德点了点头，说：“走，我们进去吧，见见我老婆，孩子他妈”。 他当然是在说奥拉。这儿只有奥拉是个母亲。巴德告诉过我他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爸爸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也离开了他。 巴德开门的时候，孔雀噌的一下蹿到我们的前面，跳上门廊，它也想进屋里去。 “啊！”孔雀挤到弗兰腿上时，弗兰叫了一声。 “乔伊，该死的！”巴德说着，重重地打了孔雀的前额一下。孔雀在门廊里后退了几步，摇摆着身躯，尾部的翎毛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巴德装出要踢它的样子，孔雀又向后退了退。巴德帮我们开门时说：“奥拉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放进屋。过不了过久，它就要到他妈的桌子上吃饭，到他妈的床上睡觉了。” 一进屋，弗兰就站住了，回过身看着门外的玉米地。“你这地方真好！”她说。巴德还扶着门，说道：“是啊，是挺好的，你觉得呢，杰克？” “当然啦。”我没想到弗兰会突然这样说 “这种地方也不都像你们夸的那样好。”巴德说着，仍旧扶着门，向孔雀做出一个威胁性的动作，招呼我们说：“快走快走，慢一下都不行。快请进，伙计们”。 我指着窗外问：“哎，巴德，那里种得是什么呀？” “西红柿。”巴德回答。 “咱们的农民很有一套啊！”弗兰摇晃着脑袋说。 巴德笑了。我们进了屋，客厅里一个小个子的丰满女人正等着我们，头发盘成了一个圆髻，手揣在围裙兜里。她满脸通红，让我以为她可能是喘不过气，或是在生谁的气什么的。她扫了我一眼，目光就移到弗兰身上。不是那种冷淡的眼神，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弗兰看，脸继续泛着红。 “奥拉，这是弗兰。这是我朋友杰克，我总和你说起的那个家伙。伙计们，这是奥拉。”巴德边说边把面包递给了奥拉。 “这是什么？”她说，“啊，自家做的面包，太好了，谢谢。随便坐吧。别客气。巴德，你还不问问人家想喝点儿什么。我炉子上正做着东西呢。”奥拉说着，拿着面包走回了厨房。 “请坐。”巴德说。弗兰和我扑扑通通地坐在沙发上。我找着我的香烟。“这有烟灰缸，”巴德说着从电视机的顶上拿下了个很沉的东西。“用这个。”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是那种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到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 彩色电视正开着，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屏幕上，几辆赛车撕裂在赛道周围，播音员的语调既沉重，又像正隐瞒着什么令人兴奋刺激的消息。“我们还要等正式的官方确认……”播音员说。 “你们想看这个嘛？”巴德问。他还站在那儿。 我说我无所谓。我是真的无所谓。弗兰耸了耸肩，像在说，看这个还是别的，顶上拿下对于她都没区别。反正今天就这样交待了。 “就差最后的20多圈了。”巴德说。“现在赛道已经封了。刚才的撞车事故可真严重，半打车撞到了一起。几个司机受了伤，还没说伤得有多重。” “别换了，”我说，“咱们就看这个吧”。 “说不定真有辆车会他妈的在我们眼前爆炸呢。”弗兰说，“要是冲到看台上才来劲呢，撞翻那个卖油晃晃的热狗的家伙！”她的手指间夹着一缕头发，眼睛盯在电视上。 巴德看了看弗兰，看她是否在开玩笑。“那个撞车可真是够厉害的。一个接一个的。车，车的零件，还有人，飞得到处都是。好啦，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有麦芽酒，还有瓶‘老乌鸦’。” “你喝什么？”我问巴德。 “麦芽酒。又凉又好喝。” “那我也喝麦芽酒。” “我来点儿‘老乌鸦’，再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放在一个高玻璃杯里，行吗？来点冰。谢谢啊，巴德”。 “行。”巴德说。他又瞥了眼电视，就进厨房了。 弗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冲着电视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她低声说，“看见了吗？”我看了过去，电视机上边，放着一个细长的红色花瓶，瓶子里插着几枝雏菊。花瓶旁边的桌布上，坐着一个熟石膏塑的牙齿模型，那该是世界上最参差不齐的牙齿模型了。这个恶心的家伙上面，既没有嘴唇，也没有下巴，就那几颗老石膏牙，塞在一块厚厚的像黄色口香糖的东西上。 就在这时，奥拉拿着一罐果仁和一瓶啤露走出来，围裙已经脱掉了。她把那罐果仁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鹅旁边，冲我们说：“自己拿啊。巴德正给你们拿饮料呢。”说这话时，奥拉的脸又红了起来。然后，她坐到一个老藤条摇椅上，晃悠了起来。她边喝着啤露，边看电视。巴德拿着个小木质托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弗兰要的威士忌和水，还有我和他的两瓶麦芽酒。 “要玻璃杯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轻拍一下我的膝头，转向了弗兰。 弗兰接过玻璃杯，说了声：“多谢。”又开始盯着那些牙齿看。巴德也顺着她看的方向看过去。电视里，赛道四周，车在嚎叫。我拿起麦芽酒，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牙齿可不关我的事。 “那是奥拉整牙前牙齿的模样。”巴德对弗兰说，“我已经习惯它们了，不过我猜，它们摆在那上面，看起来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玩意儿！”他看了看奥拉，又看着我，冲我眨了眨眼。他坐在“懒虫”躺椅上，翘起二郎腿，边喝着麦芽酒，边盯着奥拉。 奥拉的脸又红了。她握着酒瓶，喝了一口，然后说：“留着它们，是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么”。 “什么？”弗兰问。她本来正翻弄着那罐果仁，想找点儿腰果吃。弗兰停了下来，看着奥拉。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弗兰看着那个女人，等着她说话。 奥拉的脸又一次红起来。“我有很多事都该感谢他。”她说，“这牙齿就是我要感谢的事情之一。留着它们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 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对弗兰说：“你的牙很漂亮，弗兰。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时候，它们全是坏的，咯咯棱棱的。”她用指甲敲了敲前面的两颗门牙，接着说，“那时我爸我妈没钱给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的前夫也不关心我的样子。对，他不管。他唯一关心只是他的下一瓶酒从哪里来。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她摇着头，“后来巴德出现了，把我从那堆乱摊子里救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后，巴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把这些牙修理修理。’那个铸型就是在碰到巴德后不久，在我第二次去见整牙医生时做的，就在装上整牙支架之前。” 奥拉的脸一直红着。她看着电视，喝着啤露，似乎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个整牙医生肯定是个天才！”弗兰边说，边看着电视机上面那排像是恐怖表演一样的牙齿。 “那医生确实好极了！”奥拉说着转过身来，“看见了吗？”她张开嘴，又给我们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齿，这次她一点儿也不害羞了。 巴德早已经走在电视机的前面，拿下了牙齿，走到奥拉身边，把它们放到奥拉的脸颊旁。“看，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后。”巴德说。 奥拉起身从巴德手里拿下那排牙齿。“你知道吗？那个整牙医生本来想要自己留下这个的。”她说话时，把那排牙齿放在了腿上，“我说不行，我提醒他，它们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能给这个铸型照了张照片。他告诉我他要把照片发在杂志上。” 巴德说：“想想那会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吧。我琢磨着没什么人要看那种东西吧。” 我们都笑了。 “等摘下了整牙支架，我笑的时候总还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这样——”奥拉说，“现在我有时还这样做。习惯嘛。有一天，巴德说，‘你不用那样捂嘴了，奥拉。像这样漂亮的牙齿，你可不用把它们藏起来。你现在的牙齿很好了。’”奥拉看着巴德时，巴德冲她挤了挤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头。 弗兰喝着她的饮料，我也喝了点儿麦芽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弗兰也一样。但我知道过一会儿弗兰可会有很多要说的了。 我说：“奥拉，我有次打电话过来，你接的电话，但我给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就给挂了。”我说完，吸了口麦芽酒。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来。 “我不记得了。”奥拉说，“那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她摇着头说，用手指摆弄着腿上的牙齿模型，看着赛车比赛，又把椅子摇动起来。 弗兰看着我，咬了咬下嘴唇，但没有说话。 巴德说：“怎么样，还有什么别的新鲜事说说？” “再吃点儿果仁呀，”奥拉说，“晚饭马上就好了。” 里屋传来了哭声。 “可别是他！”奥拉对巴德说，做了个鬼脸。 “那个小家伙……”巴德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看完了剩下的比赛，又跑了三四圈的样子，没有声音。 我们又听见一两次婴儿的哭声，令人焦躁地从屋子里面传出来。 “怎么搞的？”奥拉说着站了起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调好就行了。这家伙又闹起来了，我还是先进去看看孩子吧。你们大家干嘛不过去入席呢？我马上就来。” “我想看看孩子。”弗兰说。 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们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然后说：“这小家伙刚才可能是着急了，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等等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去看了。”说完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餐厅，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婴儿，生了气。她随便浏览着奥拉的厨房，翻翻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梢。 奥拉回到厨房里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他可能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拿出个平底锅，然后往碗里倒了一些红色的肉汁，把碗放在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个盆盆碗碗的盖子，看起来是一切就绪了。桌子上有烤火腿，甜土豆，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子，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吧。”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着这话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等着。我的脑子里想着那些石膏铸的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的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苍赐给我们正要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地吃起来，除了偶尔我或是巴德会说句“这火腿真不错”、“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以外，大家几乎没说话。 “面包做的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更柔和了一点。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不时，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小孩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又提出来，“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离着太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一直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起来。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对弗兰说：“等会儿吧，等他赶快睡着了吧。” 巴德说：“这菜还都剩着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甜土豆。”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是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作了大黄派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说：“我也吃一小块。”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客气。13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吃得生了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了。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上的东西后，又听见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个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巴德摇着头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去睡觉了，就睡在那些树上”。 孔雀又发出了那种嚎叫：“喵奥——”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奥拉冲着巴德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哼，它不能进来！”巴德说，“如果你没注意到的话，我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脑袋，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咱们的毯子上拉屎开始，请原谅我这不雅的语言。”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提搂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奥拉对巴德的废话摇摇头，又盛了点儿青豆放到自己的盘子上。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有机会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不过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村里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他边说边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好的看门的。”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能听得见”。 “要是等我们过不下去了，很这可说不准啊，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不是好开玩笑的，”奥拉说，但她自己裂开嘴也笑了，让我们又一次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小孩又开始折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他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正想这么着儿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悲叹了一次，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朝厨房窗户那边看了看，外面已经黑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还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扭过头看着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出来。我看了一眼，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自己的腿上，面冲着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叫出了声。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算了，不说那个了。嗯，这小孩儿多好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有运气，说不定他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能自己站着，肉乎乎的腿前后颤悠。毫无疑问，这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他长得是那样的丑陋，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有外貌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大贲儿头，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长了三四个肥下巴，从耳朵下面就开始滚下来，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龇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当啷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奇怪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斜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桌子上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我长大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加一块儿有6个小孩，所以我小的时候老有婴儿在我的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不过我以前见过的所有的小孩里面，还都没有能赶得上这孩子的，实在是太丑了。弗兰也凝视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踢橄榄球了。在这个房子里，可绝少不了他吃的。”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说的话，奥拉用叉子插了些甜土豆，递到婴儿的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肥肥胖胖的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甜土豆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进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了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的凸起，像插头一样塞在什么东西里。 弗兰对奥拉说：“这孩子真不错。”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开始折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又重新着了地，说道：“我想咱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了看弗兰，又看着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使着劲想要下来。 “我们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巴德对奥拉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老鸟，这点你想到过吗？” “你们介意吗？”奥拉问我们，“如果让乔伊进来？那只鸟今天晚上真是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一样。不过这孩子可能是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今晚他们两个看来都不会消停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还从没和孔雀离得那么近过呢。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没事！”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牛奶。 巴德站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想知道。 “海拉德。”奥拉回答。她又从自己盘子里拿了些甜土豆给海拉德吃。“他很聪明，小猴子似的那样机敏。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海拉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没说话。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了。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又回到厨房说，“随奥拉她爸。” 在巴德的身后，我能够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转悠，左右来回扭着头，就像你转动手里的镜子，它要左右摇头才能看清楚自己。它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羽毛，声音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别的屋里有人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奥拉说，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如果奥拉允许她抱的话，就是帮了她一个忙似的。 奥拉把小孩递给弗兰。 弗兰试着让小孩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孩子老是扭动着身子，发出各种声音。 “海拉德！”弗兰叫着。 奥拉看着弗兰和小孩，说道：“海拉德的爷爷16岁的时候，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到Z，他还真读完了，就在他20岁的时候，他碰上我妈妈前不久。” “老爷子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回答我说，但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小孩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逗弄着小孩的下巴，并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的，”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是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谁让她是奥拉她妈呢？” 到这个时候，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在一种摇摆颠簸的运动中，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靠过来。它头挺到一定的角度，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头顶上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叶伸展开了。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看，她全部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她开始和小孩玩拍手游戏，婴儿好像挺喜欢。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轻轻地和他耳语。 “好，”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小孩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手抓住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着桌子靠近了一点。大家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平静地坐着。婴儿海拉德看见鸟，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跳上跳下，用自己的胖手指指着鸟，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孔雀快速地绕着桌子跑向小孩，它的长脖子伸到小孩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小孩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颤动。小孩笑着小脚乱踹，靠背部的移动，费力但迅速地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孩子，好像在和孩子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小孩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孩子却使劲地挣脱，还想向孔雀爬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边拉开。 这真的是个难看的小孩。但，就我所知，这对巴德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和他们有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孩子是难看点儿，怎么了？他还是我们的宝贝。当然，现在孩子还小，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过后，最后就会没问题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接过孩子，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小孩尖叫起来。孔雀竖起羽毛，注视着一切。 弗兰又摇了摇头，衣服上有婴儿刚才弄皱的地方，她把它重新展平。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小孩转移到自己的胯部，冲我们说：“还有馅饼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殊的一晚。那天晚上，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真的等不及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早告诉她我的感受。那晚，我又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我能永远不忘了那个晚上。在我的愿望里，这一点是实现了的。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到这点。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是在那之后来的──而当改变真正出现的时候，那改变却好像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似的。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小孩！”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突然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基督耶稣啊，要它做什么啊？”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长胖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倒是还会在单位里看见巴德。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午饭的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海拉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进了巴德院里的那些树里，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些树被猫头鹰接管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海拉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应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希望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希望不是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 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喜欢拐弯抹角欺骗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孩子他妈我都不谈论这些，连提都不能提。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了。谈的话也几乎都是关于电视。但我还记得那晚。我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的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都握着手，拥抱着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巴德那儿开回了家。

大教堂 
这个正赶过来到我家过夜的盲人，是我妻子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次来康涅狄格州，是看他死去妻子的亲戚。在亲戚的家里，他给我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商量好了这次来访。他坐火车来，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爱人会去车站接他。十年前，她曾经在西雅图为这个盲人工作过一个夏天，打那以后，她再没见过他。不过，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录录音带，来回寄来寄去。对于他的来访，我没什么热情，我又不认识他。而且他是盲人这点，也挺招我烦的。我对失明的印象都来自于电影。在那些影片里，瞎子们行动缓慢，永远板着脸。有时还得靠导盲犬引路。我可不想让家里来个什么盲人。 在西雅图的那个夏天，她身无分文，急于找个工作。夏末她要嫁给的那个男人，正在军官培训学校里上学，也是一分钱都没有。不过，那时她爱他，他也爱她，如此等等。她在报纸看到了这条广告：招工──给盲人读材料，后面有个电话号码。她打了电话，过去了一趟，当场就被录用了。整个夏天，她都为这个盲人干活儿，给他读案例研究、报告之类的东西。盲人在县社会公益服务部里有个小办公室，她也帮着收拾整理。渐渐的，他们成了好朋友。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了一些别的事情。 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她告诉我，他的手指触摸到了她脸颊上的每一个角落，她的鼻子，甚至她的脖子！她永远也忘不了。她甚至曾经为他的指触写过一首诗呢。她总是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曾给我看过那首诗。在诗里，她回味他的手指是怎样滑过她的脸颊。在诗里，她讲了她当时的感触，讲了一个盲人触摸她的鼻子和嘴唇时，她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还记得，那时我觉得诗写得不怎么样。我当然没跟她说了。也可能是我不懂诗。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 不管怎么样吧，当初她最先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未来的军官，是她小时候青梅竹马的恋人。所以，好了，我是在讲，那个夏末，她让一只盲人的手摸了自己的脸，然后说了声再见，就嫁给她的青梅竹马了，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个二等中尉了。 那之后，她离开了西雅图，但她和那个盲人一直保持着联系。过了差不多一年，她主动联系了那个盲人。是一天的晚上，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她打通了盲人的电话。她想聊聊。他们就聊了。他请她给他寄一盒磁带，告诉他她日子过得怎么样。她照着做了，把自己的话录进磁带里，寄给了他。在磁带里，她跟那个盲人讲了自己的丈夫，还有他们一起在军营里的生活。她告诉盲人，她爱她的丈夫，但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喜欢他丈夫成了整个军工业的一部分。她告诉那个盲人，她正在写一首诗，他丈夫也在其中，是一首关于作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样的诗。诗还没写完，她正在写。那个盲人也录了一盒磁带，寄给了她。她再录一盒。就这样坚持了好多年。 我老婆的军官先生去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她从穆迪空军基地寄过磁带，也从麦克吉尔基地和麦克康奈尔基地寄过。最后是在特拉维斯，萨克拉门托附近，那晚她开始感到了孤独，她感到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她被隔离开，与人失去了联系。她开始感到，这样的日子她一步也走不下去了。她进屋，把药箱里的所有药片胶囊都吞进嘴里，就着一个瓶杜松子酒把它们都冲进肚子里。她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就不省人事了。 但她没死，她只是恶心得吐了一地。她的军官──他为什么要有名字呢？他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还想要什么？──从外面回到家，发现了她，叫来救护车。后来，她把这一切都录在磁带里，寄给了那个盲人。这些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磁带里，然后马不停蹄地寄出去。除了每年写一首诗，我想这项活动就是她主要的消遣娱乐了。在一盘磁带里，她告诉盲人说，她决定离开军官，自己生活一段日子。在另一盘里，她告诉他，她离婚了。当然，关于我和她开始一起双宿双飞，她也告诉了那个盲人。反正在我看来，她没有什么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那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儿。她说，他提到了我。我说好吧，我听听。我给我们两个倒了酒，在客厅里坐下来。她把磁带插进录音机，调了两个转钮，然后按下一个按键。磁带先是吱吱地叫，接着一个人声音很响地说起话来。她调低了音量。几分钟无伤大雅的客套之后，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这个陌生人嘴里蹦出来，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盲人！然后是这句话：“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这时，有人敲门，有什么事，反正听磁带这事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 现在，就是这个盲人要来我家，还要睡在我的房子里。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打打保龄球。”我成心这样对我妻子说。她正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切土豆，土豆片飞出一片一片的扇面。她放下手里的刀，转过身。 “要是你爱我，”她说，“你就会为我做这件事。要是你不爱我，好，那你就甭废话了。但要是你有朋友，任何朋友，来咱家做客的话，我都会让他感到很舒适的。”她用擦碗布擦了擦手。 “我可没什么盲人朋友。”我说。 “你根本就什么朋友都没有。”她说，“就是这么回事。再说，该死的，他的妻子刚死了！你就不明白吗？那个人刚刚失去了他的爱人！” 我没回话。她跟我讲过一点儿那个盲人老婆的事儿。她名叫比尤拉。比尤拉！那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名字。 “他老婆是个黑人？”我问。 “你抽什么疯呀？”我妻子说，“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她拿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它砸在地上，滚到炉灶底下。“你犯什么病呢？”她说，“你喝醉了吗？”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就在这之后，我妻子给我补充了更多的细节，远远超过了我所关心的范围。我倒上酒，坐在餐桌旁听着。故事的碎片一点点地落位就座。 那年夏天，我妻子离开西雅图以后，比尤拉开始为那个盲人工作。没过多久，比尤拉和盲人就在教堂举办了婚礼。是一个小型的婚礼──谁会想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牧师和牧师的妻子。但那是个正经八百的教堂婚礼，他说过，那正是比尤拉想要的。那时，比尤拉肯定已经得了乳腺癌。他们两个难分难舍地生活了八年以后──我妻子用的词：“难分难舍”──比尤拉的健康状况急速下滑。她死在了西雅图的一间病房里，盲人坐在病床边，一直拉着她的手。他们结了婚，一起生活过工作过，一起睡觉，当然肯定也性交过，然后这个盲人不得不自己把她下葬。而经历过这一切以后，他都还没有看过这他妈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是理解不了。听了这些，我先是有点替那个盲人感到难过，但又发现自己琢磨起这个女人的一辈子是多么可怜来。想想吧，一个女人永远无法让自己出现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女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生活，却从没得到过爱人对自己面容的哪怕最轻描淡写的恭维；一个女人，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自己的丈夫都永远无法读出自己脸上的表情。可以化妆，也可以素面朝天──他能看出区别吗？要是她想，她可以一只眼涂上绿色的眼圈，鼻孔里钉根向外龇出来的大头针，穿黄色的休闲裤配紫色的鞋，无所谓。我想象着：就在她滑向死亡，那个盲人手拉着她的手，失明的眼睛里淌着泪的时候，她最后可能会想：她坐在通向死亡的快车上，而盲人连她自己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微不足道的保险赔偿和半块二十比索的墨西哥硬币。硬币的另一半跟着比尤拉进了棺材。可怜哪！ 时间流逝，妻子已经去火车站接他去了。都是这个瞎子闹的，除了干等着，我无事可做。听见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正喝着酒看电视。我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跑到窗边，向外看。 我看见妻子笑着停下车。我看见她下了车，关上门，嘴上仍挂着一丝微笑。真是好极了！她走到车的另一边，那个盲人正准备下车。设想一下：这个盲人竟然长着络腮胡子。盲人加胡子！有点儿过了，我对自己说。盲人摸到后座上，拉出一个手提箱。我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关了车门，一路聊天，带他走下车道，又走上前面门廊的楼梯。我把电视关上，喝光了酒，涮了涮杯子，擦干手，走到门口。 妻子说，“来，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丈夫。我跟你聊过好多他的事儿。”她笑容满面，拉着盲人的大衣袖子。 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 “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 “我也是。”我回答。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我说，“欢迎啊，总听她提起你。”我们移动起来，凑在一起像个小组一样，从门廊走进客厅，我老婆一直拉着他的胳膊引导着他。盲人用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我老婆不时提醒他，“左转，罗伯特。对了。现在，小心，这有把椅子。好了，就坐这儿吧。这是沙发，我们两周前刚买的。” 我谈起以前那个旧沙发，我喜欢那个沙发，但我没提这一点。我想说点别的，闲聊嘛，比如沿着哈得逊河坐火车过来，两旁的风景如何。要是从这去纽约，你应该坐在车厢里的右手边，要是从纽约来这儿，要坐左手边，这类的话。 “这趟火车坐过来，感觉还好吗？”我说，“顺便问一句，你坐的是哪一边呢？” “哪边？这叫什么问题？”我妻子说，“坐哪边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右边，”那个盲人回答，“我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没坐过火车了。上次坐，我还是个小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很久以前了。我都快忘了那是什么感觉了。现在，我的胡子密得都能放得下一整个冬天了，”他说，“反正别人这么跟我说的。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神气，亲爱的？”盲人对我妻子说。 “你看起来是卓尔不群，罗伯特。”她说，“罗伯特，罗伯特，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眼睛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来，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有四十多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他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带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肯定都带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是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看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再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点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的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儿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再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的时候，就好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下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头也不回地径直地走进客厅，重新陷进我们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我妻子以为我自己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地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他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了的时候，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个电视。一个彩色的，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有的说。我没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升的级。”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了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过去，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以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摘要。妻子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长得我都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了。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这个盲人待在楼下。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我打算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试几根。”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个粗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抽这玩意，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个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会怎么样？”她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看眼了。晚饭吃得我都困了。刚才，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了笑，摇着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你还想要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真享受啊。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又来了啊。”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了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憋半天才呼出来，熟练的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了。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俩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着事了，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得。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要睡了，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就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的头躺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来，盖住她，就在那时，我看了那个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睡袍给掀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啊。”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上床歇着吗？”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作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妻子和我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什么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什么好节目都没有。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了原先的那台。 “没事，老弟，”那个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上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让人很不舒服。偶尔，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偶尔，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就像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戴带头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骨架，化妆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那一队被架起来的人。装扮成恶魔的那些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只是整个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英国的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这一切。 “骷髅骨架，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著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尖顶直抵云端。摄像机拉回来，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衬着背后的天空，升起在地平线上。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也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的人和牛并排行进。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我必须说点什么的时候，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怪兽状的喷水嘴。雕成妖怪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个教堂的墙上有画。”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摄像机转到了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国，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区别，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东西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说，和一个浸礼教礼拜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渗出来，说，“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会有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他笑起来。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点着头，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想入非非，自己身处葡萄牙呢。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个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喋喋不休。 “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头来回地转，“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刚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你也许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想你给我讲讲。我真的希望。说真的，我真是不大清楚大教堂是什么样子。” 我狠狠地盯着电视上大教堂的镜头。我从哪儿开始描绘呢？但假如我的命都要赌在这上面，假如一个疯子非逼我描绘一个大教堂不可，否则就要了我的命的话，我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盯着屏幕上的大教堂又看了一会儿，直到图像切换到了乡下。没辙了，我只得转过身，对盲人说，“首先，他们很高……”我环顾着房间，想找点儿线索。“它们一直向上伸，向上，向上，一直伸进天里。有个特别大，非要有支撑柱才行，也就是说，有东西扶着它们向上升。这种支撑物叫扶壁。不知为什么，扶壁的样子让我想起来高架桥。不过，可能你也不知道高架桥是什么样子，是吧？有时，会有恶魔雕刻在大教堂的正面，有时雕刻的是上帝和贵妇人。不过，别问我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住地点头，整个上半身似乎都在前后晃动。 “我讲的不太好，是不是？”我说。 他停止了点头，身子向前斜着，坐在沙发边上。他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手指挠着胡子。我能看出来，他没太听懂。但他又点点头，像在鼓励我。他等着我就这么接着讲下去。我努力想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非常大，”我说，“很庞大。石头做的，有时也用大理石。过去，人们修大教堂，是为了想接近上帝。那时候，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你从他们修大教堂就能看出来这点。不好意思，但好像我的水平就到这儿了，我只能讲成这样了。我本来就不擅长这种事儿。” “没事儿，老弟。”盲人说，“哎，听我说，你希望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能问你点儿事儿吗？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就是很好奇，没什么别的意思啊。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但让我问问你，你信不信宗教，任何宗教？你不介意我问你这样瞎问吧？” 我摇了摇头，不过他看不见。对于一个盲人来说，眨眼和点头都是一个样。“我想我不信吧。什么都不信。其实，有的时候，这样也挺痛苦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当然。我懂。”他说。 “好。”我说。 那个英国人还在滔滔不绝……我妻子在睡梦中叹了口气，又深吸一口气，继续睡。 “你得原谅我，”我说，“但我没法告诉你大教堂长什么样子。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只能讲成这样了，讲不好了。” 盲人听我说着，很平静地坐着，低着头。 我说，“其实，说实话，大教堂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一点都没有。大教堂嘛，就是些在夜间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不过如此罢了。” 这时，盲人清了清嗓子，从背后的兜儿里拿出了什么东西。是一块手帕。他说，“我明白，老弟。没事儿。别担心。哎，听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有个主意。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家庭。找杆笔还有厚纸，去呀，老弟，去把这些东西找来。” 我就上了楼。我的腿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我刚刚跑了很远的路似的。我在我妻子的房间到处找，在她桌子上一个小篮子里找到了几支圆珠笔。然后我想了想该到哪儿去找他说的那种纸呢。 我下了楼，在厨房里，找到一个底上还挂着些洋葱皮的购物纸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干净，又抖了抖，拿着它走进客厅，坐在盲人腿边上。我清开一些东西，把纸袋铺在咖啡桌上，展平了上面的褶皱。 盲人从沙发上下来，挨着我坐在地毯上。 他的手指抚过纸袋，上上下下地摸着纸的两面，还有纸的边缘，对，甚至包括纸的边缘。他也用手指拨弄了纸袋的四角。 “好了，”他说，“好了，咱们画吧。” 他摸到我的手，我拿着笔的手。他把自己的手紧贴着放在我的手上。“开始吧，老弟，画，”盲人说，“画吧。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会跟着你。没问题的。就像我跟你说的，开始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画吧。” 我就开始画了。我先画了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盒子，大概就像我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吧。然后我在上面加了一个房顶。又在屋顶的两端画了尖顶。疯了。 “好极了，”他说，“太好了。你画得不错。从没想过你这辈子还会做这样的事儿吧，老弟？啊，人生嘛，谁都猜不准，这个我们都知道。继续画吧。别松劲儿。” 我装上了拱形的窗户。我画上了飞扬的扶壁。我挂上了巨大的门洞。我停不下来了。电视台已经停止播放了。我放下笔，攥住手，又伸展开。盲人摸着纸面，感觉着。他的指尖滑过纸面，滑过我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他点了点头。 “画得不错。”盲人说。 我又拿起笔，他又找到我的手。我接着画下去。我不是什么艺术家，但我照画不误。 我妻子睁开眼，凝视着我们。她在沙发上坐起来，睡袍还是张开着。她说，“你们干什么呢？告诉我，我想知道。” 我没回答她。 盲人说，“我们在画一个大教堂。我和他正画着呢。加把劲儿呀！”他对我说，“对，就这样，很好。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胳膊画得累不累？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我妻子又问，“怎么回事？罗伯特，你们在干什么？怎么回事？” 他对她说，“没事儿。” 这个盲人又对我说，“现在闭上你的眼吧。 我照着做了。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我闭上了眼。 “闭上了吗？”他问我，“别蒙我呀。” “闭上了。”我说。 “就这么闭着吧。”他说，“现在别停下。画！” 所以，我们继续。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到现在为止，我这辈子还从没这样干过。 然后他说，“我觉得差不多行了。我觉得你画好了。”他说，“看看吧，看你觉得怎么样？” 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我就这样再多闭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怎么样？”他说，“你在看画呢吗？” 我的眼睛还闭着。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 我说，“真是不错。”

发烧 
卡莱尔有麻烦了。其实，自打六月初妻子离他而去后，整个夏天他都很不好过。不过，至少不久以前，也就是他要到那所高中去上课的前几天，他还不需要找保姆看小孩。那之前，他自己就是看孩子的，从早到晚地照顾自己的那两个孩子。卡莱尔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现在正在长途旅行。 黛比，他联系的第一个看孩子的，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十九岁。黛比告诉卡莱尔说，她来自一个大家庭，孩子都喜欢她。她给卡莱尔提供了两个介绍人的名字，写在了一张便签纸上。卡莱尔接过来，把纸折上放进衬衣口袋里。他告诉她，转天他得开会，所以第二天早晨她就可以来上班。她说，行。 他明白自己的生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艾琳是在卡拉尔还在填写学生成绩报告时，离开他的。她说，她要去南加州，自己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她是和理查德?胡布斯一起走的。胡布斯是卡莱尔高中里的一个同事，教戏剧和玻璃吹制术，显然他准时地交上了学生的成绩单，带上自己的东西，和艾琳匆匆忙忙地走了。现在，整个漫长而痛苦的暑假已经快过完了，新学期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卡莱尔终于考虑起找保姆这件事来。刚开始的努力并不成功。在找到一个看孩子的人──找谁他都无所谓──变得越发迫在眉睫后，他雇了黛比。 刚开始，卡莱尔还是很感激这个女孩的出现，他把整个房子和小孩们都交给了她，好像她是自己的亲戚。第一周的一天，他从学校早早地回到家，发现自家车道上停着的一辆车里，后视镜上挂着一对很大的法兰绒骰子，他知道，他只能怪他自己，怪自己不小心。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穿着脏衣服，在前院里和一只大狗玩闹，而那只狗大得足以能把他们的手咬下来。他儿子，基思，一边打嗝一边哭。莎拉，他女儿，一看见他下车就也哭起来。他们俩都坐在草地上，狗正在舔他们的手和脸。那只狗冲他吼了两声，看他向孩子这边靠近时，后退了一点儿。他抓起基希和莎拉，一胳膊夹一个地往前门走。屋里，电唱机的声音大极了，震得前窗玻璃瑟瑟发抖。 客厅里，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从咖啡桌边，跳着站起来。啤酒瓶子立在桌子上，烟灰缸里烟头还燃烧着。罗德?斯图尔特在电唱机里嘶鸣。黛比，那个胖女孩，和另一个十来岁男孩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盯着卡莱尔看，像是不能相信卡莱尔正走进屋里。这个胖女孩盘腿坐着抽烟，上衣扣子解开了。客厅弥漫着烟雾和音乐。胖女孩和她朋友们慌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莱尔先生，等一下，”黛比说，“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卡莱尔说，“都给我出去，所有人。别等我把你们扔出去！”他使劲地抱紧了孩子。 “你还欠我四天的钱呢。”胖女孩一边系上上衣扣子，一边对他说。她手指上还夹着香烟，系扣子时，烟灰掉了一地。“不说今天了。今天你不用付我钱。卡莱尔先生，其实不是像看起来的那样坏。他们只是顺便过来听唱片的。” “我明白，黛比。”他说着把孩子们放到地毯上。他们紧贴着他的腿，看着客厅里的人。黛比看着他们，慢慢地摇摇头，陌生得就像以前从没看过他们一眼似的。“该死！都出去！”卡莱尔说，“就现在，出去，你们所有人！” “听懂没有？”卡莱尔说着向那个男孩迈了一步，然后停下来。 “别碰我，OK？千万别碰我。”男孩一边说，一边走到电唱机旁，提起里面的触手，摇回来，没管转盘还在转着，就取出了唱片。 卡莱尔的手一直抖着。 “要是一分钟之内，一分钟，那辆车还不给我从车道上开走，我就叫警察。”他愤怒得头晕又恶心。他看见，他真的看见，眼前跳动起火花。 “嗨，听着，我们这就走，行了吧？我们走了。”那个男孩说。 他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在外面，胖女孩蹒跚了几步，摇摇晃晃地走到车旁。卡莱尔看见她停下来，手举起来遮住了脸。她就这样在车道上站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男孩从后面推了她一把，喊她的名字。她把手放下来，钻进车，坐在了后座上。 “爸爸给你们换上干净衣服。”卡莱尔对孩子们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稳定下来。“我要给你们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我们出去吃比萨饼。比萨饼听起来好不好？” “黛比哪儿去了？”莎拉问他。 “她走了。”卡莱尔回答。 那天晚上，把孩子送上床后，他给卡罗尔打了电话。卡罗尔也在学校里工作，上个月来卡莱尔一直在和她交往。他告诉了她自己孩子保姆的事。 “我孩子和这只大狗待在外面院子里，”他说，“那只狗大得跟狼那么大。而那个看小孩的则跟她的一帮流氓男朋友坐在屋里，罗德?斯图尔特开到了最大音量。他们在屋里鬼混，却把我的孩子关在外面，和这只野狗玩。”他说的时候，手指一直揉着太阳穴。 “天呐，”卡罗尔说，“我的可怜虫，真替你难过。”她声音模模糊糊的，让他想象出她是把话筒挂在腮帮子上说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有这个习惯。他看见她以前这么做过。她这个习惯，让他隐隐约约有点儿烦。他想叫她来他这边吗？她问。她可以来。她觉得她可能最好应该来他家看看。她可以把自己的保姆再叫回来，帮她照看孩子，然后自己开车过来。她愿意那样做。她说，要是他需要别人的疼爱的话，千万别怕和她说。卡罗尔是校长办公室里的一个秘书，卡莱尔在同一所学校里教艺术。她离婚了，带着孩子，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十岁男孩，名字是孩子的爸爸用自己的汽车牌子给起的：道奇。 “不用了，没事。”卡莱尔说，“不过，多谢了。卡罗尔，多谢了。孩子倒是已经上床了，不过，你知道，今晚叫你来陪我，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 她没再提自己可以来看他的事：“亲爱的，我很难过都发生了这些。但我能理解你今晚想一个人待着。我尊重你这样做。明天学校里见吧。” 他能听出来她正等着他说点儿别的。 “一周里找了两个看孩子的了，”他说，“我真是快给逼疯了。” “亲爱的，别为这个沮丧了，”她说，“会有办法的。这周末，我帮你找人。都会好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谢你能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在我身边。”他说，“你真难得，你知道，真难得。” “晚安，卡莱尔。”她说。 挂上了电话，他后悔自己刚说的那些话，他希望自己能想出点儿别的什么来对她讲。这辈子，他还从没那样说过话。他们还没到恋情的地步，他不那样想，但他喜欢她。她知道现在的情况对他来说很难熬，所以她并不要求什么。 艾琳去加州以后的第一个月里，卡莱尔睁开眼以后的每一分钟，都和孩子在一起。他想是她的离开带给他的震惊让他这样做的，他就是不想让孩子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那时，见别的女人，他根本不感兴趣，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自己以后都再也不会找女人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服丧般一样悲恸。他的日日夜夜都是陪着孩子过的。他给他们做饭──自己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洗衣服熨衣服，开车带他们去乡下，采野花，吃用锡纸包好的三明治。他带他们去超市，让他们捡自己喜欢的买。没隔几天，他就带他们去公园，或是图书馆，动物园。他们带着陈面包去动物园喂鸭子。晚上，给他们掖紧被子之前，他给他们读故事：伊索的，安徒生的，还有格林兄弟的。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他正讲着一个童话的当间儿，两个小孩的一个会问他。 “快了。”他会说，“就这几天了。现在听这个。”他会把故事一直讲完，吻他们，然后关上灯。 他们睡着了，他就拿着酒杯在他屋子里转悠，告诉自己，没错，早晚艾琳会回来的。但吐出下一口气后，他会说：“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你这个疯婊子。”可是，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回来吧，甜心，求你了。我爱你，需要你。孩子们也需要你。” 那个夏天的有些晚上，他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睡着，醒过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屏幕上全是雪花。那段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去见别的女人了，至少很长时间之内不会。夜晚，坐在电视前面的沙发上，身边放着没打开的书或杂志，他常常会想起艾琳，想起她甜美的笑，或是当他抱怨脖子酸痛时，艾琳手指在他脖颈上的揉捏。就在这些时候，他觉得自己能哭出声来。他想，你还以为这样的事只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就在黛比来他家前不久，艾琳离家之后的那些慌恐和悲伤渐渐消退后，他给一个雇用服务公司打过电话，告诉他们他的一些难处和他的要求。有人把信息记下来，说他们会再和他联系。他们说，大部分人不原意又做家务又看孩子，不过他们会找到人的。离他要去学校开学注册就剩下没几天的时候，他又打了电话，他们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人到他家去。 来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长着多毛的手臂，穿着吐了舌头的烂鞋。她和他握过手后，安静地听着他说，关于孩子却一个问题都没问，甚至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没有问。他带她走到屋子后面，小孩们正在那儿玩耍，她只是随随便便地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当她终于笑了一下的时候，卡莱尔才注意到她缺了一颗牙齿。莎拉扔下蜡笔，站起来，跑过来站在他身边，拉起卡莱尔的手，看着这个女人。基思也盯着她看了看，又继续画画涂颜色了。卡莱尔感谢那个女人能抽空来一趟，告诉她说自己会再跟她联系。 那天下午，在超市里，卡莱尔从一个用大头针钉在公告板上的索引卡片上，抄下来一个电话号码。有人愿意给别人看小孩，要是需要，那个人还能提供出介绍人来。卡莱尔拨通了那个电话，找到了这个人就是那个胖女孩：黛比。 这个夏天，艾琳给孩子们寄过一些卡片、信、自己的照片，还有一些钢笔画，都是她自己离家以后画的。她也给卡莱尔发过絮絮叨叨的长信，请求他在这件事上面对她的理解──这件事！──并告诉他说，自己很快乐。快乐！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快乐一样，卡莱尔想。她告诉他，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像他自己以前说过的那样爱她，她也真的相信他是那样地爱着她──也别忘了，她也爱他──那么他就会理解并接受发生的一切。她写道：“那些真正联合在一起的，永远也不会分开。”卡莱尔不知道她是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在指她在加州的生活。他恨“联合”这个词。这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她以为他们是个联合公司吗？他觉得艾琳肯定是疯了才会说这些。他又读了一遍这句话，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不过，几个小时过后，他就从垃圾桶里找回了那封信，把它和她寄过来的其他卡片信件一起装进盒子里，放到了自己壁橱的架子上。在一封信里夹着的一张照片上，她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大帽子，穿着一身泳装。还有一张画在厚纸片上铅笔画里，河岸上一个塌肩膀的女人穿着轻薄的睡袍，手遮住眼睛。卡莱尔猜想，这是艾琳在表现她为这件事的心碎和难过吧。大学里，她的专业是艺术，就算是答应嫁给他后，她还是说想做些和自己天赋相关的事。卡莱尔说他自己也不会容忍她把自己的才能荒废掉。他说，她得对得起她自己。她得对得起他们两个人。那些日子里，他们爱着对方。他知道他们爱过。他无法想象自己还会以爱她的方式再去爱别人了。那时，他自己也体味到了被爱的感觉。然后，结婚八年以后，艾琳退出了。就像她在信里面说的，她要去“搏一把”。 和卡罗尔谈完以后，卡莱尔又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都睡着了。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考虑要不要给艾琳打个电话，告诉她找孩子保姆的危机，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有她的电话和在那边的地址，但他只打过一次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没写过信，部分是因为对整个情况的迷惑，部分是因为愤怒和羞耻。夏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冒着被羞辱的危险，打了一个电话。理查德?胡布斯接起话筒说：“嗨，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吧？” 艾琳出现在电话线那边，说：“卡莱尔，你还好吗？孩子们怎么样？跟我讲讲你自己。”他告诉她，孩子们都很好。没等他说别的，艾琳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你自己怎么样呢？”她接着对他说，很久以来，她的脑子第一次“落了位”。下面她想谈的是卡莱尔的脑袋和他的因果机缘。她说，她已经调查了他的因果机缘，从现在开始那玩意随时都会好转过来。卡莱尔只是听着，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电话。理查德?胡布斯接起话筒说：“嗨，卡莱尔！”就好像他们还是朋友。然后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对卡莱尔说，“等一下，好吧？” 艾琳出现。他说了句：“我现在得走了，艾琳。”就挂了电话。一分钟左右以后，电话响了，但他只是由它叫着。铃声停下来后，他摘下话筒放在一边，直到他要上床睡觉为止。 现在，他想给她打电话，又怕给她打。他还想她，想跟她倾诉。他想念她以前的声音──甜美、坚定，而不是像这几个月来的那样疯狂──但要是他打通了，可能会是理查德?胡布斯接起电话。卡莱尔知道自己可不想再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理查德和他已经同事三年了，也算是朋友吧，卡莱尔想。至少在教师餐厅里，他还还算是和卡莱尔坐在一起吃过午饭的人，至少，卡莱尔还和他聊过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戏或是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不过，就算是艾琳接的电话，她也有可能又会钻到他的因果机缘里叨唠个没完没了。 就在他手里拿着酒杯坐着，努力回想结婚以及和别人一起亲密的感觉时，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听见一缕静电噪音，没等她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是艾琳的电话。 “我刚才正想你呢。”卡莱尔说完就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看！我就知道你想着我呢，卡莱尔。好了，我也正想你呢？所以我才打了电话。”他深吸了口气。她是有点儿控制不了自己了。这对他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她接着说，“现在听着，我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你现在那边的情况一团糟。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很抱歉，卡莱尔。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还要找一个又能做家务，又能看孩子的好手，对不对？好，这样的人其实在你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噢，你可能已经找好人了，要是那样的话，也很好。要是那样的话，也是机缘巧合决定好了的。但，假如你遇到了麻烦，这有一个女人，以前给理查德的妈妈工作过。我跟理查德讲了，你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他就去想办法了。你想知道他都干了什么吗？你在听我说吗？他给他妈妈打了电话，他妈妈以前请过这个女人给她做过家务。她叫韦伯斯特夫人。理查德的姑妈和他姑妈的女儿搬进去以前，就是这个韦伯斯特夫人照顾理查德的妈妈。理查德从他妈那儿搞到了电话号码。他今天给韦伯斯特夫人打了电话。对，他这样做了。今晚，这个韦伯斯特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要不然就明天早晨给你打。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早晨。反正，要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即使你现在的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迟早，你可能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要是不是现在立刻，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干什么呢？” “孩子们都很好，艾琳。他们现在已经睡下了。”他说。可能他应该告诉她说，他们每晚都是哭着睡着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她实情──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们根本连一次，他这样做了。今晚，这个韦伯斯特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要不然就明天早晨给你打。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早晨。反正，要是你需要她的话，她自愿提供服务。你可能会需要的，谁都说不准会遇到什么麻烦，即使你现在的情况很好，我当然希望是那样。但迟早，你可能会用得着她。你明白我的话吗？要是不是现在立刻，就可能是别的时候。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他们干什都没有问起过她。他决定还是什么都不说了。 “我早些时候打过的话，但是占线。我跟理查德说，你可能正跟你的女友聊天呢。”艾琳说着笑起来，“想点儿积极的。你听起来太消沉了。” “我得挂了，艾琳。”卡莱尔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准备挂上电话，但她还在说话。 “告诉基思和莎拉，我爱他们。告诉他们，我会再给他们寄画的。告诉他们这个。我不想让他们忘了他们的妈妈是个艺术家。可能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那并不重要。但，你知道，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忘了这点。” 卡莱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 “理查德说，哈罗。” 卡莱尔什么话都没说，他对自己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哈罗。这的男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多谢打电话过来。谢谢你们联系了那个女的。” “韦伯斯特夫人！” “对。我现在最好挂电话了。我可不想把你们的钢蹦都给花光了。” 艾琳笑起来：“不就是钱吗！钱最不重要了，只不过是交换的一种必需媒介罢了。有比钱更重要的事儿。不过，这你早知道了。” 卡莱尔把话筒远远地举在面前。他盯着这个小玩意儿，艾琳的声音正从里面源源不绝地传出来。 “卡莱尔，你的情况就要变得越来越好了。我就是这么知道。你可能觉得我是疯了或是什么的，”她说，“但就记住吧。” 记住什么？卡莱尔警觉地问自己，觉得一定是错过了什么她说的话。他把话筒拿近了一些，说：“艾琳，多谢打电话过来。” “我们得保持联系。”艾琳接着说，“我们得保持所有的交流线路畅通无阻。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对来我们两个来说都一样。我也很难熬。我们就要得到我们应该从生命里得到的东西了，我们两个都是的。而且最终我们都将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变得更坚强。” “晚安。”他说了一句，挂上了听筒。他看着电话，等着。它没再响。不过，一个小时以后，电话还是响了。他接起来。 “卡莱尔先生？”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我叫吉姆?韦伯斯特夫人。我答应了别人会与你联系。” “韦伯斯特夫人，你好。”他说。他想起来艾琳刚刚提到过她。“韦伯斯特夫人，您能早晨到我家来一趟吗？早一点儿，比如说，七点？” “我可以，那很方便。”老女人说，“七点。给我你的地址吧。” “我可就指望您了。”卡莱尔说。 “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她说。 “我真是没法告诉您，这对我有多重要。”卡莱尔说。 “不用担心了。”老女人说。 第二天早晨，闹铃响过以后，他还想再闭会儿眼，好把正做着的梦接着做完。是有关一个农舍的梦，里面还有一个瀑布。什么人，他不知道是谁，背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装野餐的篮子，正沿着公路走。这个梦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其实在梦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安宁的感觉。 最后，他还是滚过来，按下什么按钮，铃声停止了。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穿上拖鞋，走到厨房，煮上了咖啡。 他刮了胡子，换了衣服，拿着咖啡和香烟，坐在厨桌旁。孩子们还在睡着。不过，再过五分钟左右，他就打算把装麦片的盒子放到桌子上，摆上碗和勺，进屋叫他们起床吃早点。他真的不信，那个昨晚打电话过来的老女人，今天早晨真会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出现。他决定等到七点过五分，要是还没来，他就给学校打电话，请一天假，想尽办法也要找到个信得过的人出来。他把咖啡杯拿到了嘴边。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外面街上传来的隆隆声。他放下杯子，从桌子旁站起来，向窗外看。一辆小卡车在他家门前的路边停下来，发动机怠速空转着，整个车都摇摇晃晃。卡莱尔走到前门，开开门，挥了挥手。一个老女人也冲他挥挥手，下了车。卡莱尔看见开车的司机斜过身，消失在仪表盘下面。小卡车大喘了一口气，颤抖了一下，终于平静下来。 “卡莱尔先生？”老女人一边问，一边拿着一个大钱包缓慢地走过来。 “韦伯斯特夫人，”他说，“请进屋。那是您先生吧？叫他进来呀。我刚煮了咖啡。” “没事。”她说，“他带着他的保温瓶呢。” 卡莱尔耸耸肩，为她拉着门。她迈进屋，和他握了手。韦伯斯特夫人微笑了一下。卡莱尔点点头。他们走到厨房里。 “是你想让我今天来的，对吧？那么……”她问。 “让我把孩子们叫起来。”他说，“我想叫他们先见见您，然后我再去学校。” “好啊。”她说着观察了他的厨房，把钱包放在水池旁边的台子上。 “那我就去把孩子们带过来吧。”他说，“等我一两分钟。” 一会儿，他把孩子们带了出来，向她介绍了他们。他们还都穿着睡衣。莎拉揉着眼，基思倒是全醒了。“这是基思，”卡莱尔说，“这边这个是我的莎拉。”他拉着莎拉的手，扭向韦伯斯特夫人这边。“你看见了，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我们需要个人，有什么事情的话，能指望得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吧。” 韦伯斯特夫人走到孩子们身边，系紧了基思睡衣的领子扣，又把莎拉的头发从脸前拨开来。他们没有阻止。“现在，孩子们，你们不用担心了。”她对他们说，“卡莱尔先生，没问题了。我们会好的。给我们一两天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了解，就行了。既然我要留下来，你能给韦伯斯特先生一个手势，告诉他没事了好吗？就从窗户那儿向他挥挥手就行。”她说完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孩子们身上去了。 卡莱尔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个老人正从小卡车的驾驶室里向外看着他的房子。卡莱尔冲他挥手的时候，他正好把保温瓶拿到嘴边，用闲着的另一只手冲他回了礼。卡莱尔看见他拉下车窗，把杯子里剩下的东西倒了出来，便又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去了──卡莱尔想象着他把一些电线接在一起──小卡车马上启动了，又摇晃起来。老人挂上档，从路边开走了。 卡莱尔从窗前转回头，说：“韦伯斯特夫人，我真高兴您能来这儿。” “我也一样，卡莱尔先生。”她说，“现在你去上班吧，别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孩子们？” 孩子们点点头。基思一只手拉着老太太的裙子，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塞进了嘴里。 “谢谢您，”卡莱尔说，“我觉得，我真的感觉好多了。”他摇摇头，咧来，便又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去了──卡莱尔想象着他把一些电线接在一起──小卡车马上启动了，又摇晃起来。老人挂上档，从路边开走了。 卡莱尔从窗前转回头，说：“韦伯斯特夫人，我真高开嘴笑了。他吻了两个小孩，说了再见，胸口觉得暖洋洋的。他告诉韦伯斯特夫人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回家，穿上大衣，又说了一遍再见，出了门。几个月来，这是头一次，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一些。开车到学校的途中，他听起了收音机里的音乐。 艺术史课的第一段，他在一些拜占庭美术的幻灯片旁踱步，耐心地讲解着局部的细枝末节以及主题的细微差别。他既指出作品的情感力量，也没有忽视作品的节制和恰当。他把过多时间消耗在了匿名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上，以至于几个学生开始在用鞋摩擦起地板，或是清起喉咙来。那天，他们只讲完了课程计划的三分之一，铃响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接下来的一堂课讲水彩画，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富有洞见。“像这样，像这样，”他一边说，一边引导着学生们的手画。“轻柔的，就像在纸面的一缕微风。就点一下，像这样，明白了？”他觉得自己几乎站在了重现自己的边缘。“暗示，关键就是要暗示。”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捏着苏?科尔文的手指，引导着她的画刷。“你得和你犯的错误合作，直到那些错误看起来像是有意为之的才行。懂了吗？” 中午，教师食堂里，他排着打午饭的队向前走，看见了卡罗尔就隔着几个人排在他前面，已经付了钱。卡莱尔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的钱也付清，但还是走过了半间屋子才赶上她。他的手滑进了卡罗尔的臂弯，把她拽到了一张靠窗的空桌子旁。 “天哪，卡莱尔，”他们坐下来后，卡洛尔对他说。她拿起她的冰茶，脸红红的，“你看见斯托夫人刚才看咱们的眼神了吗？你这是怎么了？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了。”她吸了一口冰茶，放下了杯子。 “去他妈的斯托夫人，”卡莱尔说，“咳，跟你说点事儿。亲爱的，我现在感觉比昨天好了千万倍。天哪！” “出什么事了？”卡罗尔问，“卡莱尔，告诉我啊。”她把水果杯移到托盘的一边，往自己的意大利细面条上撒了吉士粉。但她没有吃，她还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儿呀。” 他给她讲了韦伯斯特夫人。他甚至提到了韦伯斯特先生，告诉了她那个人得现对火才能把小卡车启动起来。卡莱尔一边说，一边吃木薯粉。接着又吃了蒜味面包。他把卡洛尔的冰茶喝光了，才明白过来。 “你有点儿抽疯了，卡莱尔，”她说着，冲他盘子里的意大利面条点了点头，示意他还没吃一口呢。 卡莱尔摇摇头。“我的上帝啊，卡罗尔。上帝啊，我真的感觉好极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感觉比整个夏天中任何一天都好。”他放低了声音说，“今晚过来吧，好吗？” 他的手从桌子底下伸过去，放在了她的膝头。她的脸又红了，抬起眼，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注意他们。她迅速地点点头，也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拉住了他的手。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又干净又整洁，孩子们也都穿着干净衣服。厨房里，基思和莎拉站在椅子上，正帮韦伯斯特夫人做小姜饼呢。莎拉的头发终于不在脸前晃悠了，而是用一个条形发夹别在了头后。 “爸爸！”孩子们看见他时，高兴地叫。 “基思，莎拉，”他说，“韦伯斯特夫人，我……”但她没让他把话说完。 “我们今天过得很好，卡莱尔先生。”韦伯斯特夫人语速很快地说。她用身上的围墙擦干净了手指。那是艾琳的一条旧围裙，上面绣着蓝色的风车。“真是漂亮的小孩。他们可真是宝贝，真是宝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卡莱尔站在水池边的台子旁，看着莎拉正挤出一些生面团，能闻见香料的味道。他脱下外衣，坐在厨桌旁，解开了领带。 “今天是‘互相熟悉日’。”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还有别的计划。我想我们走到公园去。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现在的好天气。” “好主意！”卡莱尔说，“太好了。真好，韦伯斯特夫人。” “我把这些小甜饼都放进烤炉里，放完了，韦伯斯特先生也就该来了。你说的是四点回家吧？我让他四点钟过来。” 卡莱尔点点头，满心欢喜。 “今天你有一个电话，”她说着，把搅拌用的碗放进水池里，“是卡莱尔夫人打的。” “卡莱尔夫人。”他说，等着韦伯斯特夫人接下来要说的话。 “对。我告诉了她我是谁，她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会在这儿。她和两个孩子说了几句话。” 卡莱尔看了基思和莎拉一眼，他们根本没注意他。他们正把小甜饼码成一排，摆在烤盘上。 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她留了话。让我想想，我用笔记下来了，但我觉得我还能想起来。她说，‘告诉他’──也就是告诉你──‘那些失去的，还都会回来的。’我想我没记错。她说你会明白的。” 卡莱尔盯着她，他听见韦伯斯特先生的车已经在外面了。 “那是韦伯斯特先生。”她说完，脱下了围裙。 卡莱尔点点头。 “明天早晨七点？”她问。 “好，”他说，“再次感谢您。” 那天晚上，他给两个小孩都洗了澡，给他们穿上了睡衣，念故事给他们听。他听他们做完了祈祷，帮他们掖好了被子，关上了灯。马上到九点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随便看着电视，直到听见卡罗尔的车开上了车道。 十点左右，他们一起在床上的时候，电话响了。他骂了一句，没有起来接，就让它响着。 “说不定是重要的事呢。”卡罗尔说着坐起来，“可能是我请的那个保姆，她有这个电话号码。” “是我老婆，”卡莱尔说，“我知道准是她。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她快疯了。我可不接。” “反正我马上就得走了，”卡罗尔说，“今晚过得真美，亲爱的。”她摸着他的脸。 秋季学期过了一半，韦伯斯特夫人已经帮他工作有快六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卡莱尔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是，面对艾琳离开的这个事实，他变得更平静了。就他理解，艾琳是不打算再回来了。他已经不再想象这个事实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只有在深夜里，在那些他没有和卡罗尔在一起的夜晚里，他才会感到自己还爱着艾琳，但他希望自己对她的爱能够停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他只知道这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孩子们过得很开心。他们在韦伯斯特夫人的关心下茁壮成长。最近，她的日常工作里又加了一条：她会帮他们把晚饭做好，放在烤炉里，暖着，直到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门，他就能闻见好闻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一进门他就能看见基思和莎拉正在帮着把餐桌摆好。偶尔，他问韦伯斯特夫人愿不愿意在周六加班。她同意了，只要不用中午以前来就行。她说，周六早晨，她自己和韦伯斯特先生还有些事要她做。在那些日子里，卡罗尔带道奇留在卡莱尔家，所有的小孩都由韦伯斯特夫人照管。卡罗尔和卡莱尔会开车到乡间的餐厅吃晚饭。他相信自己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始。这六周里，卡莱尔再没有接到艾琳的电话，他发现自己现在想起她的时候，已经能够不再愤怒，或是难过得流泪了。 在学校里，他们刚刚离开了中世纪，正要进入哥特时期。文艺复兴还要等上一段时间，至少也要等到圣诞假期过后。就在这时候，卡莱尔病了。好像是一夜之间，他的胸就变得发紧了起来，头也开始疼起来，身体的各个关节都僵硬了，一走动就觉得晕眩。头疼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周日里，头疼得折磨他醒了过来，他想给韦伯斯特夫人打电话，叫她来，好带孩子到别的地方去。孩子们一直对他很好，用玻璃杯给他端来果汁和汽水。但他照顾不了他们了。他病了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打电话到学校请假。他跟接电话的那个人说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所在的学院和系，自己的病情。然后他推荐梅尔?费希尔代课。费希尔画抽象油画，每周画三四天，每天画十六个小时，却既不卖画，也不让别人看他的画。他是卡莱尔的朋友。“找梅尔?费希尔。”卡莱尔告诉电话那边的女人，“费希尔。”他耳语般无力地说。 他爬回床上，钻到被子里面，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听见外面小卡车发动机的声音，接着是发动机熄火时发出的回火声。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的声音从卧室门外传来。 “卡莱尔先生？” “哎，韦伯斯特夫人。”他闭着眼，觉得自己的声音很怪，“我今天病了，我已经给学校打电话了。我今天就在床上歇着了。” “我明白。别担心了，”她说，“这边的事有我照顾。” 他闭着眼，还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他觉得自己听见前门开了又关上。他听着。他听见厨房里一个男人低声地说了什么，一把椅子从桌旁拉开。不一会儿，他听见孩子们的说话声。又过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过了多长时间──他听见韦伯斯特夫人站在他的门外。 “卡莱尔先生，要不要我叫医生？” “不用了，没事，”他说，“我想就是重感冒吧。不过我觉得浑身烧得慌。我想可能是我盖的被子太多了吧。房子里也太热了。您能把暖气炉调低点儿吗？”说完，他觉得自己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听见孩子们在客厅里和韦伯斯特夫人说话。他们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卡莱尔好奇。会不会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呢？ 他又接着睡着了，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房门开了，韦伯斯特夫人出现在自己的床边，正把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 “你脑袋热得都快着了。”她说，“你发烧了。” “我会没事的。”卡莱尔说，“我就是需要再多睡一会儿。您能把暖气关小吗？请您帮我拿些阿斯匹林，我会很感激的。我现在头疼得厉害。” 韦伯斯特夫人离开了房间。他的房门开着，他能听见外面电视开着，他听见她说：“小点儿声，吉姆。”音量立即变小了。卡莱尔又睡着了。 睡了还没一分钟，韦伯斯特夫人突然拿着一个托盘回来，坐在了他的床边。他抬起身，想坐起来。她在他身后垫上了一个枕头。 “把这些吃了。”她说着，递给他一些药片，“喝这个。”她递给他一杯果汁。“我还给你拿了点儿麦片粥。吃点儿，对你有好处。” 他就着果汁吃了阿斯匹林，点点头，又合上了眼，打算接着睡。 “卡莱尔先生。”她说。 他睁开眼，“我没睡着，对不起。”他说着坐起来一点儿，“我就是太热了，没别的。现在几点了？有八点半了吗？” “九点半过一点儿。”她回答。 “九点半。”他念叨。 “现在我要喂你麦片吃。你要张开嘴，把它吃下去。就吃六口，就完了。这儿，这儿是第一口。张开嘴。”韦伯斯特夫人说，“吃完了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吃完了，我就让你接着睡。你把这个吃了，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她用勺喂他。他吃了，又要了些果汁。他喝了果汁，躺了下来。就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韦伯斯特夫人又给他加盖了一层毯子。 再次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他知道是下午了，因为正有苍白的光从窗户透进来。他起来，把窗帘拉下来。他能看见外面阴云密布，冬季的太阳被挡在云后面。他慢慢地下了床，找到拖鞋，穿上了睡袍。他走进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洗了脸，又吃了些阿斯匹林，用毛巾擦了擦后，走到客厅来。 餐桌上，韦伯斯特夫人铺了几张报纸，正和孩子们一起捏泥人呢。他们已经捏出了几个长着长脖子、凸眼睛的家伙，既像长颈鹿，也像恐龙。卡莱尔从桌边走过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抬头看了看。 “你感觉怎么样了？”他坐到沙发上的时候，韦伯斯特夫人问他。从沙发上，他能看到餐厅，能看见韦伯斯特夫人和孩子们坐在餐桌旁。 “好点儿了，谢谢。好了一点儿。”他说，“我还是头疼，觉得身上还有点儿热。”他用手背贴着前额。“但我好点儿了。对，比刚才好了。谢谢您今天早晨的帮忙。” “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喝吗？”韦伯斯特夫人说，“再来点儿果汁，还是茶？我想喝咖啡可能也没关系，但还是茶更好一些。当然，果汁是最好的。” “不用了，谢谢，”他说，“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从床上下来感觉真好。就是身子有点儿虚。韦伯斯特夫人……” 她看着他，等着他接着说。 “我今天早晨听见韦伯斯特先生在屋里，是吧？那当然很好，没关系。我只是很遗憾没有机会见见他，问声好。” “是他，”她说，“他也想见见你。我叫他进来的。只是他选的日子不对，你正好病了。我本来是想跟你说说我们的计划的，韦伯斯特先生和我的计划，但今天早晨时机不对。” “告诉我什么？”他警觉地问，恐惧在心头猛扯了一把。 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的，可以等以后再说。” “告诉他什么？”莎拉问，“告诉他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基思也凑热闹。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等一会儿，你们两个。”韦伯斯特夫人说着站起来。 “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基思喊起来。 “现在，小家伙，”韦伯斯特夫人说，“我需要和你爸爸聊聊。你爸爸今天病了。你不要闹。继续玩你的泥人吧。小心点儿，否则你姐姐就要超过你了。” 就在她往客厅走过来的时候，电话响了。卡莱尔够到茶几那儿，拿起了话筒。 就像以前一样，他听见电话里传出来软弱无力的哼鸣，他知道那是艾琳。“是我，”他说，“什么事？” “卡莱尔，”他老婆说，“我知道，别问我为什么，但我知道现在情况不妙。你病了，是不是？理查德也病了。传染病。他肚子里存不下东西，吃什么拉什么。他现在正在搞一个话剧，已经错过一个星期的排练了。我得自己跑过去，和他的助理一起设计几幕的彩排。不过我打电话不是来告诉你这些。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可说的，”卡莱尔说，“我病了，就这些。有点儿感冒。但我现在好多了。” “你还写笔记吗？”她问他，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几年前，他告诉过她自己记笔记。不是日记，他说过，而是笔记──好像这样说一下就解释清楚了。但他从没给她看过。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记了。他根本把这事给忘了。 “因为——”她说，“这个时期，你应该记点儿笔记。你有什么感觉，你在想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就是生病期间，你的脑子都在哪儿。记住，病变是有关你健康程度的信息，它正告诉你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等你病好了，你可以回过头再看看，看看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事后再读读看。科莱特有一次发烧的时候，”艾琳说，“她就这样做过。” “谁？”卡莱尔问，“你说什么？” “科莱特，”艾琳说，“那个法国作家。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还有一本她写的书呢，就在屋里。叫《吉吉》，还是什么别的名字。我没读那本书，但我到这边来以后，一直读她的东西。是理查德介绍给我的。她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她发烧的整段时间里，她什么感觉，都在想什么。有时，她体温有一百零二度。有时会低一点。有可能体温会高过一百零二度，但一百零二度是她发烧时量过的最高温度，也是她记下来的最高温度。反正，她就写了这些。我就是说这个。试试记下来什么感觉。可能会有什么收获。”艾琳说着，令人费解地笑了起来，反正卡莱尔是不能理解，“最少你以后能有个你病情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记录。你能回过头看看。最少你能有个东西展示出来。现在你只是不舒服，你要把这种不舒服转化成有用的东西。” 他用指尖按着太阳穴，闭上了眼。但她还在线上，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他能说什么呢？对他来说，这很明显：她疯了。 “天呐！”他说，“天呐，艾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得走了。谢谢你打电话过来。” “没关系。”她说，“我们必须得能够交流。替我吻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理查德也问你好，虽然他现在是在床上躺着难受呢。” “再见！”卡莱尔说完，挂上了电话，用手捂住了脸。不知怎么的，他想起来自己看见过那个胖女孩走向汽车时，做过同样的动作。他放下手，看着韦伯斯特夫人。韦伯斯特夫人也在观察着他。 “我希望不是什么坏消息吧？”她说着，把一把椅子拉到沙发边上，他坐着的旁边。 卡莱尔摇摇头。 “好。”韦伯斯特夫人说，“那就好。现在，卡莱尔先生，这可能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最好时间。”她向餐厅那边瞥了一眼。餐桌那儿，孩子们弓着身子，头拢在粘土上。“但既然这事反正要尽快说出来，既然这关系到你和你的孩子，而且你现在也起来了，我就跟你说说吧。吉姆和我，我们现在过得很融洽。但问题是，我们需要得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要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对我也很难。”她说着摇了摇头。 卡莱尔慢慢地点点头。他知道她要告诉他，她得走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吉姆前妻给他生的儿子，鲍勃──也得有四十多了──昨天打电话过来，邀请我们去俄勒冈，帮他照管他的水貂饲养场。吉姆就管弄水貂，我管做饭，采购东西，清扫房子，还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吧。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个机会。那儿管饭，提供住宿，还能挣点儿钱。吉姆和我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现在，吉姆什么都没有。”她说，“他上周六十二岁了，他已经有一阵子没工作了。他本来今儿早晨是来亲自跟你说这个的，因为我打算跟你提出来不干了，你明白吗？我们想──是我想──我跟你说的时候，要是吉姆也能在场，会更容易一些。” 她等着卡莱尔说点儿什么。不过他没说话，韦伯斯特夫人继续说：“我会把这周做完，如果需要，下周我还能再待两天。但那之后，你知道，我们肯定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得祝我们好运。我是说，你能想象吗？我们就要开这我们那辆破车一路开到俄勒冈去。我会想这两个小家伙的。他们真是太宝贝了。” 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靠垫上。她碰了碰他睡袍的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你，你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要眯起眼睛来。“这个头疼，”他说，“这个头疼要疼死我了。” 韦伯斯特夫人把手伸过来，手背贴在他的前额上。“你还有点儿烧，”她告诉他，“我再去拿点儿阿司匹林。那会帮你把烧退下来。我还是这儿的医生，”她说，“这个病还归我管。” “我老婆觉得，我应该记下来这是什么感觉。”卡莱尔说，“她觉得写写发烧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个好主意。那样，我以后就能回过头来看看，搞清楚里面的含义。”他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他用手腕抹掉了眼泪。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粘土失去兴趣了。” 卡莱尔害怕她要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自己留在这儿。他想和她说话，清了清嗓子：“韦伯斯特夫人，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很长时间里，我爱人和我相互爱着对方，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或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一起变老，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做这世界上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所有的事我们都将一起做。”他摇晃着脑袋，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才似乎是最最悲伤的事情：从今以后，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将是各干各的了。 “咳，没事的。”韦伯斯特夫人说着轻拍他的头。他向前靠了靠，又继续说起来。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走到客厅来。韦伯斯特夫人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让他们不要乱动，注意听。卡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就让他们听吧，他说。这和他们也有关系。孩子们似乎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甚至还要假装感兴趣，他们坐在了韦伯斯特夫人的腿边上。然后他们肚皮贴着地毯趴下来，呵呵的笑。韦伯斯特夫人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不笑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疼，自己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还是挨着一个老太太坐着，这个老太太正耐心地等着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不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了。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向前回溯了一点，重新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男孩女孩，爱情如火。 他停下来，擦着前额，润滑着双唇。 “继续讲吧！”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再说，我爱听。讲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过，就是像那个你正形容的事，爱情，就是它。”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韦伯斯特先生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坐下，吉姆，”韦伯斯特夫人说，“不着急。继续说你的，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冲老头点点头。老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在餐厅里给自己找了一把椅子，搬进客厅。他把椅子放在沙发边上，轻叹了口气地坐下来。他摘下帽子，疲惫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当卡莱尔继续说起来的时候，老人把双脚都放在了地上。孩子们醒过来，坐在地毯上，来回摇着头。不过，那时卡莱尔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完了，他停了下来。 “很好，这样对你很好。”韦伯斯特夫人看见他讲完了后，这样说，“你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没事的。”她站起来，解下了身上的围裙。韦伯斯特先生也站起来，戴上了帽子。 在门口，卡莱尔和两个韦伯斯特都握了手。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沿。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早晨再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对！”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那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他曾冲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现在，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过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竭力反抗过──也将会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任何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一样，成为现在的他的一部分。虽然，他曾不敢相信也曾竭力反抗过那段生活的离去，它们还是离去了。那段生活的失去，就和任何他抛在身后的东西一样，都将成为了他现在的一部分。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向前，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开走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冲着他匆匆侧了侧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严肃的谈话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来自薇拉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劵。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来自女儿。一支圆珠笔来自儿子。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他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呆着的地方。他喜欢呆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一小块带着锯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 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①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领口的浴袍，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开吵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了。”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到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这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这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了。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她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呆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②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叮”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他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档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①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 ②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

学生的妻子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他在给她念里尔克①，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他接着大声往下念。孩子们已经睡着很久了，外面，不时有辆车在潮湿的路上擦出些声音。过了一会他放下书，转身伸手去关灯。突然，她像被吓着似的睁开了眼睛，眨了两三下。她发愣的的明亮眼珠上眨动着的眼睑，看上去出奇的黯淡和厚实。他注视着她。 “在做梦？”他问道。 她点点头，抬手指摸了摸两鬓的塑料发卷。明天是星期五。伍德隆公寓所有四到七岁的孩子一整天都归她管。他用手臂支撑着身体看着她，同时用闲着的那只手把床单拉拉直。她脸上皮肤光滑，颧骨突出；这颧骨，她有时会对她的朋友说，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有四分之一的内兹佩尔塞人②血统。 接着她说：“给我随便弄点儿三明治，迈克。在面包上放点黄油、生菜和盐。” 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想睡了。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她还醒着，正注视着他。 “南，你睡不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很晚了。” “我想先吃点东西，”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腿和胳膊都疼，还饿。”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翻身下了床。 他给她做了三明治，用托盘端过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笑了笑，接过托盘时往背后塞了个枕头。他觉得她穿着这身白色的睡衣，看上去像是医院里的病人。 “真是个有趣的梦。” “梦见什么了？”他说，上床朝他那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他瞪着床头柜，等了一会。然后慢慢闭上眼。 “真想听吗？”她说。 “当然，”他说。 她舒服地靠在枕头上，抹掉嘴唇上沾着的一个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个冗长的梦，你知道的，那种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的梦，但我现在记不全了。刚醒来时还清楚，现在有点模糊了。迈克，我睡了有多久？其实，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好像是我们在某个地方过夜。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但只有我们俩呆在某个类似小旅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湖边。那儿还有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他们提议用摩托艇带我们出去兜一圈。”她笑了起来，回忆着，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在上船的地方。结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点像张条凳，只够坐三个人。你和我就谁该牺牲自己挤在船的后面争了起来。你说该你，我说该我。但最终还是我挤进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挤疼了，我还担心水会从船边上漫进来。后来我就醒了。” “真是个不一般的梦，”他应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你还记得邦妮•特拉维斯吗？佛瑞德•特拉维斯的老婆？她说她常做彩色的梦。” 她看了眼手中的三明治并咬了一口。她咽下去，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里面，伸手拍打身后的枕头时，用腿平衡着托盘。她舒心地向后靠在枕头上。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提尔顿河过夜吗，迈克？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钓到条大鱼的那一次？”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还记得吗？”她说。 她记得。过去几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却常想起它来。那是婚后的一两个月，他们出去度周末。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冰凉彻骨的河水里泡着一个西瓜，晚饭她做了炸午餐肉、鸡蛋和罐装豆子，第二天早晨，还是用那只烧黑了的平底锅做了烤薄饼、午餐肉和鸡蛋。两次做饭她都把锅给烧糊了，咖啡怎么也煮不开，但这是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记得那晚他也给她朗诵了伊丽莎白•勃朗宁③和《鲁拜集》④里的几首诗。他们盖了那么多的被子，她的脚在下面动都动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河对面路上的人停下车来，看他怎样把鱼弄上岸。 “哎？你到底记不记得了？”她说，拍着他的肩膀。“迈克？” “记得，”他说。他往他那边稍微移了移。他觉得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住的只是仔细梳理过的头发以及那些对人生和艺术半生不熟的见解，他其实很想忘掉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南，”他说。 “我们刚上完高中，你还没去上大学，”她说。 他等着，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看着她。“三明治快吃完了吗，南？”她仍然在床上坐着。 她点点头，把托盘递给他。 “我把灯关了，”他说。 “要是你想的话，”她说。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双脚向两边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脚。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图放松自己。 “迈克，你还没睡着，是吧？” “没有，”他说。“没睡着。” “那好，别在我前面睡着，”她说。“我不想一个人醒着。”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儿稍稍靠近了一点。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他抓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捏了捏。只一会儿的功夫他的手就落到了床上，他叹了口气。 “迈克？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她说。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刚才都睡着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说会儿话，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别疼。” 他转过身来，开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着了，手还放在她的臀部。 “迈克？” “怎么了？南，告诉我怎么了。” “我想要你帮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她说，转身面朝上。“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她屈起膝盖，把被子拱起一个包。 黑暗中他快速地睁开眼，又闭上。“哈，成长的疼痛？” “哦，天哪，正是这样，”她说，扭动着她的脚趾头，高兴自己终于把他从睡眠中拉了回来。“我十岁、十一岁时就长到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我！那时我长得那么快，腿和胳膊一天到晚都在疼。你没这样过？ “没什么样过？”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在长？” “不记得了，”他说。 他最终用胳膊支撑起自己，划了根火柴，看了看钟。他把枕头凉的那一面翻上来，又躺了下来。 她说，“你困了，迈克。我希望你愿意聊一会儿 “好吧，”他说，没有动。 “你只要抱着我，让我睡着了。我睡不着，”她说。 她转向她那一侧，面对着墙，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迈克？” 他用脚趾头碰了碰她的脚。 “跟我讲讲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他说。“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他说。 “如果你保证告诉我的话。愿意保证吗？” 他又碰了碰她的脚。 “好吧……”她说，仰面舒服地躺着。“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在夜里乘火车和坐在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的顺序排。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的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新的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够大的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隔一年就得搬次家。这是最大的希望了，”她说，“我希望我俩能过一个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她说。 “没有。”他说。 “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你了。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好多东西。”他咕哝了一声。 “嗯，告诉我嘛。我们不就是说说而已吗，是吧？” “我希望你别烦我了，南。”他又转到他那一侧，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转过身来，紧贴着他。 “迈克？” “天哪，”他说。接着又说：“好吧。先让我伸伸腿，我好醒过来。” 过了一会她说，“迈克？你睡着了？”她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但没有回应。她靠着他的身体躺了好一会儿，试图入眠。起先她很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靠着他，均匀地小口呼吸。但她睡不着。 她努力不去听他的呼吸声，那让她觉得不舒服。呼吸时他鼻子里发出一种声音。她试图调节自己的呼吸，让呼气和吸气合上他呼吸的节奏。但没用。他鼻子发出的这种细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胸膛也发出一种吱吱声。她又翻了个身，用屁股抵着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墙。床脚处的被子被拉起来了，腿在移动时能感觉到一股气流。她听见两个人走来，在上隔壁公寓的楼梯。有人在开门前发出一个嘶哑的笑声。然后，她听见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她又翻了个身。隔壁有人冲抽水马桶，稍后，又冲了一次。她又翻了个身，这次面朝上，尝试放松自己。她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文章：如果身体所有的骨头、肌肉和关节都能完全放松的话，睡眠一定会降临的。她长长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臂伸直放在身体的两侧。她尽量放松自己，试图想像自己的腿悬在空中，沐浴在某种薄雾般的东西里面。她翻身面朝下躺着。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来。她想着嘴唇前面的床单上卷放着的手指。她伸出一根手指来放在床单上。她用拇指摸了摸食指上的结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侧面，又翻到正面。她开始感到恐惧，在一种莫名的焦虑中，她祈祷能够入眠。 求你了，老天，让我睡吧。 她努力要睡着。 “迈克，”她小声说道。 没有回应。 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翻身时碰到了墙。她听了又听，但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传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头离开枕头，嘴贴在床单上，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然后爬到床脚处，从那儿下了床。 她在卫生间洗了脸和手。她刷牙，一边刷一边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脸。她把客厅的暖气调高了点。然后，她在厨房的桌旁坐了下来，把脚收进睡衣里面。她又哭了。她从桌子上放着的一盒烟里拿了一根点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去拿她的浴袍。 她去查看孩子们。把儿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厅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她随手翻开一本杂志试着往下读。她盯视着上面的照片，又试着往下读。不时有辆车从外面的街上开过，她会抬起头。每当车子开过时，她都要听着，等着，然后再低头读杂志。椅子边的架子上有一沓杂志，她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曙光初现时她站了起来。她来到窗前。小山冈上无云的天空开始变白。树木和街对面那排两层高的公寓楼在她的注视下显露出它们的形状。天空变得更白了，山冈后面的光线在急剧增多。除了因为孩子中的这个或那个而早起外（她不把这些算上，因为她从来没往外看，只是匆忙地回到床上或去厨房），她一生中没见过几次日出，而那几次还是在她小时候。她确信没有一次像这样。她从未在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画里了解到日出会是这么的可怕。 她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打开门锁来到阳台上。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空气又湿又冷。周围的景像渐渐显露出来。她一点点地看过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山顶电台发射塔尖上闪烁的红灯。 她通过幽暗的寓所回到卧室。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沉睡中的他显得绝望，紧咬牙关，胳膊直挺挺地伸过她这边的床。在她的注视下，房间变得非常明亮，床单在她眼前越来越白。 她湿了湿嘴唇，发出了一点粘滞的声音，跪了下来。她伸出手摊在床上。 “上帝啊，”她说。“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吗，上帝啊？”她说。 ①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②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③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1861)，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 ④《鲁拜集》，著名的古波斯四行抒情诗集，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马英 录入：mujintree 我见过一些事。有一次我到母亲家住几晚，当我踏上门梯的最上层时，我看到她在沙发上吻一个男人。那是夏天，大门敞开，电视正播放着节目。那是其中一件事。 我母亲六十五岁，参加了一家单身俱乐部。即使如此，单身的生活还是很苦。我站在门口，手扶在栏杆上，看着那男人吻她。她又吻了他，电视正播放着节目。 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但是以前那段日子，我母亲和别人乱搞时，我正在失业。我的孩子们疯了，我老婆疯了，她也正在和别人乱搞。那家伙是她在戒酒协会认识的，一个失业的航太工程师。他也疯了。 他的名字是罗斯，有六个孩子。因为他第一任老婆给了他一枪，他有一只脚瘸了。 我不知道那时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这家伙的第二任老婆出现又离开了。但是他的第一任老婆因为他没有按时付钱而开枪打他。我希望他现在很平安。罗斯，这什么名字！但以前的情况可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还说要买枪呢。我告诉我老婆：“我想我要买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但我从来没买过。 罗斯是个小个子，但也不算太小。他留了一撮胡子，永远都穿一件扣纽扣的毛衣。 他的一个老婆曾让他坐牢，第二任。我从我女儿那里知道我老婆去保他出狱。我女儿梅乐蒂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件事，保释这件事。梅乐蒂并不是护着我，她不护着我们任何人，不论是她母亲或我。只不过这是钱的问题，如果罗斯拿到一些钱，梅乐蒂的钱就会少很多，所以罗斯上了梅乐蒂的黑名单。而且，她也不喜欢他的孩子，那么多孩子。但大体来说梅乐蒂说罗斯这个人还不错。 他甚至有一次还帮她算命。 这个叫罗斯的家伙靠修理东西维生，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但是我曾经从外面看过他的房子，一团糟，到处都是垃圾。院子里还摆着两辆破旧变形的普利茅斯。 他们起初开始交往时，我老婆说这家伙是修古董车的。她是用这些字眼的：“收古董车的，”但那些只是破铜烂铁而已。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修理先生。 可是罗斯和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不只是我们都有同一个女人。比方说，电视机秀逗没有画面时，他根本不会修。我也不会。电视有声音，但是没画面。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新闻，就必须坐在荧幕旁边用耳朵听。 罗斯和玛琳娜认识是在玛琳娜想保持清醒的时候。她那时去参加戒酒聚会，一星期大约三、四次，我自己也断断续续去参加了几次。但是玛琳娜认识罗斯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去戒酒聚会，而且一天灌五次酒。玛琳娜去参加那些聚会，然后她到修理先生家帮他洗衣烧饭。他的孩子在这方面完全派不上用场，没有人帮忙修理先生处理家务，除了我老婆在他家的时候。 这些事都发生在不久之前，大约三年。那段时间真是要命。 我让母亲去陪她沙发上的男人，然后自个儿开车绕了一会儿。当我回家时，玛琳娜帮我煮咖啡。 她走进厨房煮咖啡，我听见她烧开水的声音。然后我把手伸到沙发底下拿出酒瓶。 我想也许玛琳娜很爱那个人，但是他背地里还有别的女人——一个叫做贝芙莉的二十二岁妞儿。对一个穿纽扣毛衣的小个子来说，修理先生算是混得不错。 他在三十多岁时开始走下坡，丢了工作，开始酗酒。我以前只要有机会就取笑他，但现在我不再取笑他了。 愿上帝祝福你，修理先生。 他告诉梅乐蒂他是发射火箭的。他告诉我女儿他和太空人很熟，他告诉她，等太空人一到这城市，他就要介绍她给他们认识。 修理先生以前工作的太空中心是个很现代化的地方，我看过。排队的自助餐、主管餐厅之类的设备。每间办公室都有咖啡先生。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玛琳娜说他研究占星学、灵气、易经——就是那些玩意儿。我不怀疑这个罗斯够聪明而且有趣，就像我们以前大多数的朋友一样。我告诉玛琳娜，我相信如果他不聪明有趣，她就不会喜欢他。 我老爸在睡梦中醉着去世，八年前。那是某个星期五中午，他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工厂下班回家，从冰箱拿了些香肠当早餐，然后灌下一夸脱的波本酒（FourRoses）。 母亲那时也在同一张餐桌上。她正写信给她在小岩城的妹妹。我老爸好不容易终于站起来上了床。母亲说他从来不说晚安的。但那天是早上，当然了。 “亲爱的，”那晚玛琳娜回家，我对她说：“让我们抱一下，然后你帮我们做一道丰盛的晚餐。” 玛琳娜说：“去洗手。”

取景窗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马英 录入：陈雷 一个没有双手的人来敲我的门，要卖我家的照片给我。除了那双钢勾以外，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普通人。 “你的手是怎么断的？”在他说明来意后，我问他。 “那是另一段故事，”他说：“你到底买不买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才煮了咖啡。” 刚才我还做了一些果冻，但没有告诉他。 “我可能要借用你的厕所，”没有双手的男人说。 我想看他怎么拿杯子。 我知道他怎么拿相机。那是一台老式的“拍立得”，又大又黑，他把相机绑在一条皮带上。那条皮带缠在他的肩膀，然后绕过他的背。就是这条皮带把相机固定在他胸前。他会站在你家门前的人行道上，在取景窗里固定好你家的位置，用他的钢勾按下快门，然后你家的相片就会弹出来。 我一直盯着窗外看，你懂吧。 “你刚才说厕所在哪里？” “一直走，右转。” 他弯下身，弓着腰，把自己脱开那条皮带。他把相机放在沙发上，然后整理一下他的外套。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我接下他那张照片。 照片里有一小块草坪、车道、车棚、门廊、观景凸窗，还有我每次从厨房往外看的窗户。 为什么我会想要一张这场悲剧的照片？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看到我的头，我的头，就在厨房窗户的里面。 用这种方式看到自己，让我开始思考。告诉你，这会让一个人思考很多事。 我听到厕所的冲水声。他从玄关走过来，微笑着，拉起拉链，一支钢勾拉住皮带，另一支在塞他的衬衫。 “你觉得如何？”他说：“还不错吗？我个人认为，这张照得不错。我很有一套吧？坦白说吧，这真是专业才照得出来。” 他拉了拉裤子。 “你的咖啡，”我说。 他说，“你一个人，对吧？” 他看着客厅，摇了摇头。 “辛苦，辛苦。”他说。 他坐在相机旁，叹口气往后靠，然后微笑着好像他知道什么事却不打算告诉我。 “喝你的咖啡。”我说。 我思索着该说些什么。 “有三个孩子昨天来我这里，他们想把我的地址漆在人行道的路缘石上。他们要求一块钱工资。你不会刚好晓得这件事吧？” 机会渺茫，但我还是盯着他。 他慎重地把身体往前倾，咖啡杯在他的两支钢勾之间平衡着。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 “我一个人工作，”他说。“一向都是，以后也是。你想说什么？”他说。 “我想问问看两件事又没有关系，”我说。 我头痛。我知道咖啡不能减轻头痛，但有时候果冻可以。我拿起那张照片。 “我那时在厨房，”我说：“通常我都在屋子后面。” “这是常有的事，”他说：“他们出现了然后又走了，对吧？你听我说，我是一个人工作。怎么样？你买不买这张相片？” “我买，”我说。 我站起来，拿起两个咖啡杯。 “你当然要买啰。”他说：“我呢，我在市中心租一间房。其实还不错，我坐巴士出城，等我在郊区拍完后，就去下一个城市。你懂我的意思吧？嘿，我以前也有孩子，就像你一样。”他说。 我拿着杯子等着，看着他努力从沙发上站起来。 他说：“就是他们害我这个样子的。” 我仔细看了那两支钢勾。 “谢谢你的咖啡和洗手间。我很同情你。” “告诉我，”我说：“你愿意出多少钱，替我和我的房子再拍一些照片。” “没用的，”那个人说：“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我帮他把身体套进那条皮带。 “我可以给你一个价钱，”他说。“三张一块钱。”他说：“如果低于这个价钱，我就不做了。” 我们走到屋外。他调整快门，告诉我站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开始拍。 我们绕着房子走，很有条理。有时我看着人行道，有时看着前方。 “很好，”他说。“这样很好，”他说着，直到我们绕完房子，又回到房子前。“廿元，这样够了。” “不行，”我说：“屋顶上。” “老天，”他前后看了一下整条街。“好吧，”他说：“这样说才像样。” 我说：“全部的家当，他们全带走了。” “真要命！”他说，然后又举起他的钢勾。 我走进屋内，找了一张椅子，架在车棚下，但还是不够高。于是我拿了一个木箱，把木箱放在椅子上。 站在屋顶上没问题。 我站起来向四周瞧了瞧。我挥了挥手，那个没有双手的人也挥了挥他的钢勾。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它们，那些石头，像是一个小石堆堆在烟囱孔的遮网上。小孩子就是这样，他们把石头丢到屋顶上，想把石头丢进你的烟囱里。 “准备好了吗？”我叫道，然后拿起一颗石头，等他把我放入他的取景窗。 “好了！”他叫道。 我把手臂往后，然后大喊，“现在！”我用力把那王八蛋丢到老远。 “我不能确定，”我听到他喊：“我不拍快动作的。” “再拍一张！”我大叫，然后拿起另一颗石头。

差事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1897年3月22号晚上，莫斯科，契诃夫和他的挚交阿拉克斯?苏沃林外出吃饭。苏沃林是个有钱的报纸书籍出版商，保守派，一个全靠自己拼打出来的人。他的父亲当过兵，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和契诃夫一样，他也是农奴的子孙，他们的血管里都流着农民的血液。除此之外，他俩在政治观点和个人气质上，却相差甚远。尽管这样，苏沃林一直是契诃夫仅有的几个挚友之一，契诃夫很喜欢他的陪伴。 自然，他们去了城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它的前身是座被称为隐居寺院的住宅。在这里，你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半个晚上来享受十道菜的大餐。当然，各种红酒，烈酒以及咖啡是少不了的。像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穿着无可挑剔，深色的马甲和外套，夹鼻眼镜。他看上去就像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上的他那样。他显得轻松、愉快，一面与领班握手，一面巡视宽敞的餐厅。餐厅被华丽的吊灯照亮，餐桌旁坐着衣着高雅的男男女女，侍者来回穿梭。当他被领到苏沃林就坐的餐桌边时，血突然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苏沃林和两个侍者急忙把他扶到洗手间，用冰袋帮他止血。后来，苏沃林把他送回旅馆，并为他在套房里备了张床。在经历了又一次吐血后，契诃夫同意住进一家专治肺炎和结核病的医院。当苏沃林前来看望他时，契诃夫就三天前在饭店里发生的‘尴尬事件’向他道歉，他坚持自己没什么大事。“他一面像往常一样地开着玩笑，”苏沃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面把血吐进一个大痰盂。”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夫在三月末来医院看望他。那天天气很糟糕，天上下着冰雨，地上到处是冻成冰的雪。她好不容易才拦下一辆马车。当她赶到医院时，心里早已经是忧虑万分了。 “安东?巴甫洛维齐面朝天地躺着，”玛丽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医生不让他说话。怕他察觉我的担忧，问候完他，我就绕到桌子的一边。”在堆满香槟酒，鱼子酱罐头和探视者送来的鲜花的桌子上，她看见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一张专家手画的契诃夫肺部的草图，医生通常用它来向病人解释病情。在用蓝色线条画出的肺的上部，涂满了红色，“我知道那代表着有病的部分。”玛丽亚写道。 列夫?托尔斯泰是另外一个拜访者。这位俄国最伟大的作家的造访使医院的员工又惊又喜，最著名的俄国人要来？尽管医院谢绝‘不重要的’探访者，他们当然会让他去看望契诃夫。在一群阿谀奉承的护士和住院医师的陪同下，这位有着一副热忱面孔的大胡子老人走进了契诃夫的病房。尽管他对契诃夫的话剧评价不高（托尔斯泰觉得这些话剧太呆滞，并缺乏思想高度。“你的角色会把你引向何处？”他有一次质问契诃夫，“从沙发到垃圾间，再走回来。”），但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本人，他曾对高尔基说：“他是多么的大度，谦虚又安静，像女孩一样，连走路都像女孩子，他真是无可挑剔。”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头，所有的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为我喜欢……契诃夫而感到高兴。” 托尔斯泰脱掉羊毛围巾和熊皮大衣，在契诃夫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尽管契诃夫正在服药，而且医生不允许他与人交谈，契诃夫不得不困惑地听着伯爵阐述他有关灵魂不朽的理论。对那次拜访，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托尔斯泰假设我们大家（人类和动物）都在为某种原则而活（比如动机或爱），尽管无人知晓这个原则的本因和目的……这种永恒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理解它。对此，列夫.尼可莱耶维奇感到非常的诧异。” 尽管这样，契诃夫仍由衷地感激托尔斯泰的来访。与托尔斯泰不同，契诃夫不相信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他从来就没信过，他不相信不能被他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就他的人生观和作品，他曾对人说过，他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念，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改变它，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接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 早年，在他的肺结核还没有被诊断出来前，契诃夫曾说过：“当一个农民发现自己得了肺病，他会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会在春天和融化了的雪一起离开。’”（契诃夫本人死于一个夏季热流的袭击）。但当他被确诊患上了肺炎后，他却尽量不往坏处想。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得了个慢性粘膜炎，很快就会好起来。直到最后，他都很自信地说着好转的可能性。在他临死前的一封信里，他甚至告诉他妹妹他“正在发胖”和由于住在巴登威勒，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多了。 巴登威勒是个温泉度假城市，在黑森林的西边，离巴塞尔不远，几乎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见浮士日山脉。那时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对健康有好处。多年来，俄国人常来这里度假，他们不是在林荫大道上散步，就是把自己泡在热矿泉浴里。1904年6月，契诃夫却来此结束他的生命。 月初，契诃夫很艰难地乘火车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做演员的妻子奥尔加与他同行。1898年，他与奥尔加在排练话剧《海鸥》时相识。与她同时代的人称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有才华，长得也漂亮，她比剧作家几乎小了十岁。契诃夫立刻被她吸引了，但在情感表露上却是不慌不忙的。与往常一样，他对调情比对婚姻更感兴趣。最终，经过三年的恋爱，包括多次的分手、情书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解，他们终于结了婚，并于1901年5月25号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私人性质的结婚仪式。婚后，契诃夫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他把奥尔加叫做“小马”，有时又叫她“狗儿”或“小巴儿狗”，他喜欢称她为“小乌龟”，有时干脆就叫她“我的开心果”。 契诃夫在柏林咨询过肺病专家卡尔?爱华德医生。据一位目击者说，医生替契诃夫检查完后，摊了摊双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对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医生为契诃夫不早点就医和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恼火。 一位正好在旅馆采访契诃夫的俄国记者，给他的编辑发回以下的急件：“契诃夫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他看上去得了致命的疾病，瘦得可怕，不停地咳嗽，稍微动一下就气喘不止，还发着高烧。”当契诃夫乘火车前来巴登威勒时，这位记者曾到波茨坦车站为他送行，根据他的记载，“契诃夫连上个小楼梯都很困难，他不得不坐下来喘气。”事实上，任何走动对契诃夫来说都是件痛苦的事，疾病已侵袭了他的内脏和脊椎，从这时候算起，契诃夫只活了不到一个月。据奥尔加讲，此时的契诃夫在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是“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在巴登威勒，有很多医生专门给来温泉疗养的富人治病，这些医生靠此过得很好。席威尔医生是其中一员。在他的病人中，有些人身体虚弱，或有点小病，有些只是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老人。但契诃夫的情况不同，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契诃夫的名气如此之大，连席威尔医生都知道他，还在德国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当他在六月初给契诃夫检查时，席威尔医生告诉契诃夫他很欣赏他的艺术才华，但没有就契诃夫的身体状况发表意见。他建议契诃夫食用浸泡在黄油里的可可粉和燕麦片，并喝点草莓茶以助睡眠。 6月13号，离他去世不到三周，契诃夫给他母亲写了封信，说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在信中说，“看样子一个礼拜后我就会痊愈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成了自己的医生，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他正在死去。这是个简单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旅馆的阳台上，研究火车时刻表。他还打听从马赛到敖德萨的航班的情况。他其实是知道的，到了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在他最后一批信件中的一封里，他告诉他妹妹他的身体日益健壮。 很久以来，他就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差一点就没能完成《樱桃园》。写这部话剧是他一生里最艰难的一件事。写到后来，他每天仅能写六，七行。“我失去了热情，”他写信告诉奥尔加，“我觉得我作为作家已经完蛋了，写的东西一钱不值，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他并没有停止，于1903年10月写完了该剧本。这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部作品，除了一些信件和几折日记外，他再也没写过任何东西。 1904年7月2号，刚过午夜，奥尔加找人去请席威尔医生。情况很紧急，契诃夫昏迷不醒。两个度假的年轻俄国人正好住在隔壁的房间，奥尔加敲开他们的房门求援。两人中的一个已经睡下，另一个还在抽烟看书。他忙跑着去找席威尔医生。“在那个七月闷热的夜晚，他脚下砂砾发出的沙沙声。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奥尔加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契诃夫开始出现幻觉，谈论海员，还夹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东西。“你不该把冰放进空空的胃里。”当奥尔加把冰块放在他的胸口上时，他说道。 席威尔医生赶了过来，他在打开医疗包时，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躺在床上喘息的契诃夫。病人的瞳孔已经放大，太阳穴上全是汗。尽管席威尔医生知道契诃夫大限将至，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不是个情绪化的人。他是个医生，曾宣誓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作家的脸颊深陷，脸上蜡黄蜡黄的，喘气声刺耳。他知道这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了。他突然起身，一声不吭地走到墙上装着部电话的侧间里，看了看电话的使用说明。如果他按大努力来拯救病人。而且，契诃夫还在死亡线上微弱地挣扎着呢。席威尔医生准备好针管并给契诃夫注射了一针茨酮。这本来是为了加快他的心跳，但没有用――当然，这时候，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尽管这样，当医生示意奥尔加他需要氧气时，契诃夫突然清醒过来，他轻声说道：“有什么用？不等氧气运到，我已经是具尸体了。” 席威尔医生一边揪着自己的大胡子，一边看着契诃夫。住一个按钮并摇一下边上的把手，他就能接通旅馆底层的厨房。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并按照说明书所说的那样操作。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席威尔医生要了瓶旅馆里最昂贵的香槟酒。“几只酒杯？”楼下的人问到。“三只！”医生对着话筒大声吼道，“快点，听见没有？”这是个灵光一现的决定，这个举动在这样的时刻是如此的恰如其分，简直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似的。 香槟被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的年轻人送了上来，他金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立在头上，制服裤皱皱巴巴的，裤缝早没了，由于匆忙，上装的一个扣子都还没扣上。他看上去就象个在凌晨偷空休息（比如，正歪在把椅子上打盹）的伙计，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电话玲声――老天爷！――不等他明白过来，就被一个领班的摇醒，让他给211房间送一瓶酩悦香槟（Mo?t）,“快点儿，听见没有？” 年轻人一手拿着个冰着香槟的银质冰筒，一手托着放着三个精致水晶酒杯的托盘的，走进了房间。他把冰筒和杯子放在桌子上时，伸着脖子朝另一个房间看了看，那里传出一个人的急促的喘息声，这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年轻人把下巴埋进衣领里，不想去听那越来越刺耳的呼吸声。他正对着着窗外漆黑的城市发愣時，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留着大胡子的人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硬币――捏在手上就知道，这是笔很丰厚的小费。突然，房间的门打开了，没走几步，年轻人已站在房间的外面，他张开手，吃惊地看着手上的硬币。 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席威尔医生有条有理地开着香槟酒的软木塞，他尽量减小瓶塞发出的带欢庆色彩的爆破声。倒了三杯香槟酒后，出于习惯，他顺手用木塞把酒瓶塞上。他端着杯子来到床前，奥尔加松开了她一直握着的契诃夫的手――这只手烧得她手指发烫，她后来说道。她在他头的后面垫了个枕头，然后把冰凉的盛着香槟的酒杯放在他的手里，并合拢他的手指。契诃夫，奥尔加，还有席威尔医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没有碰杯，没有什么可以干杯的，在这个时候能为什么干杯？为死亡？契诃夫调集了他剩下的全部精力，说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他把酒杯靠着嘴唇，喝干了杯中的香槟。过了一两分钟，奥尔加把空杯子从他手上拿了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契诃夫侧了一下身，他合上了眼睛并叹了口气。一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席威尔医生从床单上拿起契诃夫的手，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上，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他打开表盖，看着秒针慢慢地走着，非常缓慢地走着。他在检测契诃夫的脉搏时，让秒针在表面上走了整整三圈。这时是凌晨三点，房间里还是很闷热，巴登威勒正遭受着多年来最恶劣的热流的袭击。两个房间的所有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都没有。一只硕大的长着黑翅膀的飞蛾从窗口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罩上。席威尔医生松开契诃夫的手腕，说道：“结束了。”他合上表盖，把表放回背心的口袋里。 奥尔加很快地擦干眼泪，并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感谢医生的服务。他问她是否需要点镇静药――鸦片酊，或者几滴缬草油。她摇了摇头，但她确实有个请求，在通知官方和让报界知道之前，也就是在契诃夫不再属于她之前，她想和他再单独呆一会儿。医生您能帮这个忙吗？能否晚一点把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 席威尔医生用手背捋了捋自己的大胡子，为什么不呢？现在就让人知道和再等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差别？剩下的事也就是填张死亡证明书，这可以在早上去他的诊所去办理，他还可以先睡上几个小时。席威尔医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在他准备离开时，他咕噜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奥尔加低着头。“很荣幸。”席威尔医生说道。他提上他的包，离开了房间。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历史。 就在这时候，香槟酒的软木塞从酒瓶里蹦了出来，泡沫沿着酒瓶流到了桌子上。奥尔加回到契诃夫的床前，她坐在一个脚凳上，握着契诃夫的手，不时抚摸一下他的脸。“没有人的声音，没有日常的吵杂，”她写道，“只有美，宁静，和死之庄严。” 她和契诃夫一直呆到天亮。花园里的画眉鸟开始啼鸣，接着从楼下传来了桌椅搬动的声音。没多久，说话的声音也传了上来。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当然，她想，肯定是某个政府的办事员，或者是警察局的，来找她问些问题和填表格。也许，仅仅是也许，是席威尔医生带着个殡仪馆的人回来了，来帮着处理契诃夫的遗体，好把它运回俄罗斯。 但是，进来的却还是那个几小时前送香槟酒来的金发年轻人。然而现在的他，裤子烫得平平整整，两条裤缝笔直，制服上的每颗扣子都扣得好好的，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他一点睡意也没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胖乎乎的脸也刮得干干净净，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个插了三支长茎黄玫瑰的瓷花瓶，在把花献给奥尔加时，敏捷地并了并自己的脚后跟。她向后退了一步，把他让进房间。他说，他来是为了取回酒杯，冰筒和托盘。他还想告诉他们，由于天气太炎热，今天将改在花园里用早餐。他希望这个天气没给大家带来太多的不便，他就这个糟糕的天气向她道歉。 女人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在他说话的时候，她低着头，目光游移不定，像在地毯上找什么东西。她抱着自己的双臂。在等待客人指示的当口，手里还拿着花瓶的年轻人，趁机观察了一下房间。明亮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房间很整洁，东西几乎没被人动过。椅子上没有扔着的衣服，看不见鞋子，袜子和腰带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打开着的箱子，总之，一切都有条不紊。除了旅馆的家具外，看不见其他的东西。女人还在低头看着什么，他也低下头来看了看，就发现了躺在他脚边的软木塞。女人并没有看这个木塞――她在看着其它的地方。年轻人极想弯腰捡起地上的木塞，可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花瓶，而且，他害怕这样做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显得很鲁莽。他有点不情愿地抬起目光，不再去想那个木塞。除了小桌子上那瓶没塞塞子，只剩下了半瓶的香槟和两只水晶酒杯外，其它的一切都显得很有条理。他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通过开着的一扇门，他看见了卧室床头柜上放着的第三只酒杯。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但他无法看见那人的脸。他的目光在那个一动不动地躺着的人的身上稍稍停留了一下，又转到了别处。突然，他感到一种无来由的紧张，他清了清嗓子，把重心移到另一条腿上。女人仍然低着头，不说话。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脸庞开始发热，他有点心血来潮地想到，也许应该建议另一个进早餐的地点。他咳了声，希望能引起女人的注意，但她并不抬起头来看他。尊敬的外国客人如果愿意的话，他说，可以在房间里用早餐。年轻人（他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他极有可能丧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他很乐意送一盘早餐上来。两盘，他向卧室瞟了一眼后，加了一句。 面对难以忍受的寂静，他用手指划着他衣领的内侧。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在听。他不知道他还该干什么；他还捧着这个花瓶。在他等候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丢了魂一样。当他在那儿站着、说话、倒脚和捧着个花瓶时，她就像在另一个地方，一个远离巴登威勒的地方。现在，她总算回过神来了，脸上的表情有了些变化。她抬起头来，看看他，又摇了摇头。好像是在想弄明白，这个年轻人，这个捧着插了三支黄玫瑰的花瓶的年轻人，到她房间里来干什么。花？她可没有说要花。 终于,她打开手提包，掏出些硬币，又抽出几张纸币。年轻人用舌尖舔了舔嘴唇，眼看着又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这是为什么？她想让他干什么？他从来没有服务过这样的客人。他又一次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不需要早饭，这个女人说，至少现在不要，早饭在今天早上不是件要紧的事。她需要其它的东西，她要他去找一个殡仪师。他能听懂她的话吗？她的契诃夫死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一】?年轻人？安东?契诃夫已经死了。 你给我认真听着，她说。她让他下楼，去前台打听一下，哪儿可以找到本城最受尊重的殡仪师。他必须可靠，举止得体和有敬业精神。这么说吧，一个配得上伟大艺术家的殡仪师。这儿，她一边说，一边把钱塞给他。告诉楼下的，是我特意让你来做这件事的。你在听吗？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年轻人努力地想弄明白她在说什么，他让自己不朝卧室那个方向看。他觉出了那儿有点不对劲。他感到他的心在他的制服下面狂跳不止，额头也在冒汗，他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他想把手上的花瓶放下来。 请帮我做件事，女人说，我会记住你的。告诉楼下的人是我要这样的,就这样说。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件事的注意。就说这是必须的，是我要求的，就这些！你在听我说吗？听懂了的话就点点头。最重要的是，不要引起惊慌，其它的事，其它所有的事，包括混乱，很快都会来临。最困难的已经过去了，我俩彼此都清楚了吗？ 年轻人的脸色苍白。他僵硬地站在那儿，紧握着手中的花瓶，他机械地点着头。 在得到旅馆的允许后，他要从容不迫地踏上寻找殡仪师的征途，切忌任何匆忙。他应该像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样去做，这就够了。他是去完成一项重要的差事，她说过。他可以想象自己走在繁华的街道上，手里捧着插着玫瑰的瓷花瓶，去送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么想会使他觉得不虚此行（她安静地说着，口气很知心，像是说给一个亲戚或朋友听）。他甚至可以告诉自己，他要去见的这个人正等着他呢，等着他送来的花，或许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这样，年轻人不要因此而急躁，不能因此而乱了自己的步伐，记住你手上还捧着花瓶呢！他可以走得轻快点，但尽可能保持一种庄严的步伐。他将一步不停地走到殡仪师家门口，然后提起门上黄铜的门环，再把它放下来。一下，两下，三下，要不了多久，殡仪师本人就会出来。 殡仪师将会是四十多岁，没错，也许五十多一点――秃头，很壮实，鼻子上架着个金丝眼镜。他会是个温和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一个只关心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围裙，对，他可能围着条围裙。他会一边听年轻人说话，一边用一条深色的毛巾擦手。他的衣服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味，但这没什么，年轻人不该为此而担心，他已几乎是个成人了，不应该再厌恶或担心这些了。殡仪师会听他把话说完，他是个自制力和忍受力都很强的人。这个殡仪师是个能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人恐惧的人。他早已习惯了死亡的各种面貌，死亡于他已不是个秘密，没什么好惊奇的。他的服务，才是我们今天上午所需要的。 殡仪师接过花瓶，在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仅有一次，他背叛了他那漠不关心的表情，也可以说他对年轻人的话流露出了点兴趣。当年轻人提到死者的姓名时，殡仪师微微抬了抬他的眉毛，你是说契诃夫？等一下，我马上就和你走。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奥尔加问年轻人。杯子放在那儿好了，别管它，别再想这些水晶酒杯了，让它们在那儿呆着。一切都就绪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可以走了吗？ 但是这时候的年轻人，脑子里只有那个躺在他脚拇趾旁的软木塞，他必须弯下腰才能把它捡起来。花瓶还在手里拿着，他决定这样去做，侧身屈膝，眼睛不往下看，伸手去够那个木塞，并最终把它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一】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差事》最初发表在1987年6月的《纽约人》上，这是雷蒙德?卡佛平生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它被收录在卡佛的短篇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几个月，卡佛就去世了。《差事》还被选入《198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并获得1988年短篇小说第一名的欧?亨利奖。在《差事》这部小说里，卡佛一改自己的写作方法，他采用虚构的手法讲述了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Chekhov）的死亡经过。契诃夫是卡佛文学上的偶像之一，卡佛自称写这篇小说的灵感，是在读特罗亚（HenriTroyat）写的契诃夫传记时产生的。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一位历史学家，这对一部历史小说来说是很恰当的。但这种写作手法对卡佛来说却是不太寻常的，卡佛几乎不写名人的事。并且，他很少会这么明显地把事实和虚构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卡佛详细地描述了契诃夫病情怎样加重，并最终于1904年死于德国黑森林边一个叫做巴登威勒的的小镇上。契诃夫临死前，他的妻子奥尔加给旅馆的一个侍者派了件差事，让他去联络一个殡仪馆的人。这篇小说由此而得名。 卡佛在小说里引用了许多历史素材，包括契诃夫本人的作品，契诃夫妹妹写的回忆录，托尔斯泰的日记，以及特罗亚写的传记。通过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的死亡过程的虚构，卡佛促使读者去思考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去想象自己怎样面对他人的死亡。文学评论家认为，《差事》是卡佛一生所写的最好的小说之一，它一定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阿拉斯加有什么？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杰克三点下班，他离开修车站，开车去了家离他公寓不远的鞋店。他把脚放在一个小凳子上，让店员把工作靴的鞋带松开。 “来双舒服点的，”杰克说，“平时穿的。” “我有一些，”店员说。 店员拿来了三双鞋，杰克选了那双柔软的米色鞋。鞋不挤脚，他感到脚下很轻快。付完钱，他夹着那个装着旧靴子的鞋盒，边走边看着脚上的新鞋。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觉着脚可以在踏板间很随意地移来移去。 “买了双新鞋子，”玛丽说，“让我瞧瞧。” “喜欢吗？”杰克问道。 “我不喜欢这种颜色，但我敢打赌穿着肯定很舒服。你是需要双新鞋了。” 他又看了一眼鞋子。“我得洗个澡，”他说。 “今天我们早点吃晚饭，”她说，“海伦和卡尔叫我们晚上过去。海伦买了个水管子（译注：水管子和后面提到的管子，是一种吸大麻的工具，很像中国的水烟枪），是给卡尔的生日礼物，他们急着想试试。”玛丽看了他一眼，“你没别的事吧？” “几点？” “七点左右。” “可以。” 她又看了一眼他的鞋子，吸了下腮帮子。“你洗澡去吧，”她说。 杰克打开水龙头，把衣服和鞋都脱了，他在澡盆里躺了会儿，就开始用刷子来清指甲盖下面的机油油垢。他把手在澡盆里泡了泡，再举到眼前看了看。 她打开浴室的门，“我给你拿了瓶啤酒。”蒸汽立刻笼罩了她，并向客厅漫过去。 “我一会儿就好。”他喝了口啤酒，说。 她坐在浴盆边上，把手放在他大腿内侧，“从战场上回来了，”她说。 “从战场上回来了，”他说。 她的手在他湿漉漉的腿毛上慢慢滑动。突然，她拍了拍手，“嗨，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今天有个面试，我想他们会给我个工作――在费尔班克斯。 “阿拉斯加？”他问道。 她点了点头，“你觉得怎样？” “我一直想去阿拉斯加，把握大吗？” 她点了点头，“他们喜欢我，说下周就有消息。” “太好了，把毛巾递给我，可以吗？我起来了。” “我去把饭桌摆好。”她说。 他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泡得有点发白和发皱了。他慢慢地把自己擦干，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那双新鞋，梳了梳头，然后进了厨房。她把饭菜端上桌时，他又喝了瓶啤酒。 “我们该带些零食和香草汽水去，”她说，“我们得去趟商店。” “汽水和零食，不错。” 吃完饭，他帮着她收拾桌子。他们然后去了超市，买了香草汽水，薯片，玉米片和带洋葱味的脆饼干。在收银台前，他又往零食里扔了几块‘U-NO’牌的巧克力棒。 “哎，太好啦。”她看见后说。 他们开车回家，停了车，走路去了海伦和卡尔家。 海伦开了门，杰克把袋子放在餐厅的桌子上，玛丽往摇椅上一坐，嗅了嗅鼻子。 “我们迟到了，”她说，“杰克，他们没等我们来就开始了。” 海伦笑了，“卡尔回来后我们抽了一根，我们在等你们，还没有点那水管子。”她站在屋子中间，看着他们，咧着嘴笑。“让我瞧瞧袋子里面都有什么，”她说，“哦，哇！我现在就想来片玉米片，你们也来点？” “我们刚吃了晚饭，”杰克说，“待会儿再说。”水声停了下来，杰克听见卡尔在浴室里吹口哨。 “我们有一些冰棍和M&M（译注：一种各种颜色的巧克力糖豆），”海伦说。她站在桌边，手伸进装薯片的袋子里。“如果卡尔能把澡洗完的话，他会去准备那个水管子的。”她打开装饼干的盒子，往嘴里放了片。“嗯，好吃。” “我不知道艾米丽·波斯特会怎么说你”玛丽说。 海伦摇了摇头，只管笑。 卡尔从浴室里出来。“你们好。嗨，杰克，有什么好笑的？”他笑着说，“我刚才听见你在笑。” “我们在笑海伦，”玛丽说。 “海伦一直笑个不停，”杰克说。 “她是很好笑。”卡尔说，“这么多好吃的！嗨，你们想来杯汽水吗？我去把管子准备好。” “我来一杯，”玛丽说，“你怎么样，杰克？” “我也来点。”杰克说。 “杰克今晚不太痛快。” “你为什么这么说？”杰克问道。他看着她说，“这倒是个让我不痛快的好办法。” “我逗你玩呢，”玛丽说。她走过来，坐到他身边。“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宝贝。” “嗨，杰克，别不开心，”卡尔说，“给你看看我的生日礼物。海伦，你去开瓶汽水，我得去准备那个管子了，我口渴的要命。” 海伦把薯片和汽水放在茶几上，她开了瓶汽水，拿出四个杯子。 “看来我们今天可以狂欢一番了，”玛丽说。 “我今天已经饿了自己一天了，不然的话，我一周下来非长个十磅不可，”海伦说。 “这我太知道啦，”玛丽说。 卡尔拿着水管子，从卧室里出来。 “怎么样？”他一边问杰克，一边把管子放在茶几上。 “像这么回事，”杰克说。他把它拿了起来，看了看。 “这玩意叫水烟枪，”海伦说，“卖这个的人是这么说的。这是个小的，但很管用。”她笑了笑说。 “哪儿买的？”玛丽问道。 “什么？第四街上的那个小店，你知道的那个，”海伦说。 “知道了，”玛丽说，“改天我得去一趟，”玛丽说。她抱着胳膊，看着卡尔。 “这玩意怎么个用法？”杰克问道。 “你把烟放在这里，”卡尔说，“把它点着，再从这头吸，烟从水里滤过。这样一来，味道好，有劲。” “我也想给杰克买一个，作圣诞礼物，”玛丽说。她笑着看了眼杰克，并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我想要一个，”杰克说。他伸直了腿，在灯光下看着自己的鞋子。 “来，试一下。”卡尔细细地吐了口烟，把烟枪递给杰克。“看看怎么样。” 杰克就着管子吸了一口，屏住烟，把烟枪传给海伦。 “玛丽你先来，”海伦说。“我排玛丽后面，你们得快点赶上了。” “这我同意，”玛丽说。她把管子塞到嘴里，快速地狠吸了两口。杰克看着她弄出来的水泡。 “真不错，”玛丽说，她把烟枪传给了海伦。 “我们昨晚刚开始用它，”海伦一边说，一边大声地笑着。 “她早上和孩子起来时还在那儿飘飘欲仙呢，”卡尔说，他大笑不止地看着海伦抽烟。 “孩子们怎样？”玛丽问道。 “他们很好，”卡尔把烟枪塞进嘴里说。杰克一边呷着汽水，一边看着管子里面的水泡。这让他想起了潜水员头盔冒出来的水泡，他还想起了珊瑚礁和一些奇型怪状的鱼。 卡尔把烟枪传了过去。 杰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你要去哪儿，宝贝？”玛丽问道。 “哪儿也不去，”杰克说。他坐了下来，摇了摇头，笑着说，“天哪。” 海伦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等了好一会后，杰克问道。 “天知道，”海伦说。她一边笑一边用手擦眼睛，玛丽和卡尔也开始大笑。 过了一会儿，卡尔拧开烟枪上部的盖子，对着一个管子使劲吹气。“有时它会堵住。” “你说我不痛快是什么意思？”杰克问玛丽道。 “什么？”玛丽说。 杰克看着她，眨了眨眼，“你刚才说我不太痛快，为什么那么说？” “我不记得了，不过你要是一不高兴，我马上就会知道，”她说，“请别说让人不高兴的事了，可以吗？” “可以，”杰克说，“我只是想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如果在你说之前我好好的，你这么一说，倒正好让我不高兴了。” “如果你觉得鞋子合脚的话，”玛丽说。她靠着沙发的扶手狂笑，把眼泪水都笑了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卡尔问道。他看了眼杰克，又看了眼玛丽。“我刚才没听见,”卡尔说。 “我忘了做一点蘸玉米片的沙司了，”海伦说。 “不是还有一瓶香草汽水吗？”卡尔说。 “我们带了两瓶来，”杰克说。 “两瓶都给喝完了？”卡尔说。 “我们喝了吗？”海伦大笑着说。“没喝完，我只开了一瓶，我想我只开了一瓶，我不记得我开过一瓶以上，”海伦说，还在不停地大笑。 杰克把烟枪递给玛丽，她抓住他拿烟枪的手，把烟枪塞进嘴里。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看见烟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 “来点汽水怎么样？”卡尔说。 玛丽和海伦在笑。 “为什么？”玛丽问。 “这个么，我以为我们要喝一杯，”卡尔说。他看着玛丽，咧嘴笑了笑。 玛丽和海伦还在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卡尔说，他看了眼海伦，又看了眼玛丽。他摇了摇头，“我真闹不懂你们，”他说。 “我们有可能会去阿拉斯加，”杰克说。 “阿拉斯加？”卡尔说，“阿拉斯加有什么？你们去那儿干什么？” “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去什么地方，”海伦说。 “这儿有什么不好？”卡尔说。“你们去阿拉斯加做什么？我很认真，我想知道。” 杰克放了片薯片在嘴里，啜着汽水。“我不知道，你说呢？” 过了一会儿，卡尔说，“阿拉斯加有什么？” “我不知道，”杰克说，“问玛丽，玛丽知道。玛丽，我去了那儿干点什么？也许，我可以去种你读到过的那种巨大的卷心菜。” “或者南瓜，”海伦说，“种南瓜。” “你会赚大钱的，”卡尔说，“过鬼节时把南瓜运这儿来，我来做你们的批发商。” “卡尔将是你们的批发商，”海伦说。 “就是，”卡尔说，“我们都大赚一笔。” “发大财，”玛丽说。 过了会，卡尔站了起来，“我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香草汽水。”卡尔说。 玛丽和海伦大笑。 “你们笑个够吧，”卡尔说，自己也笑了一下。“谁要来一点？” “来点什么？”玛丽问。 “来点汽水，”卡尔说。 “你站起来的样子就像是要发表演讲一样，”玛丽说。 “我倒是没往那儿想，”卡尔说，摇了摇头，也开始大笑。他坐了下来，“这玩意不错，”他说。 “我们应该多弄点儿，”海伦说。 “多弄点什么？”玛丽问。 “多弄点钱，”卡尔说。 “没钱，”杰克说。 “袋子里面的是‘U-NO’棒吗？”海伦说。 “我买了些，”杰克说，“我要出超市时才看见它们。” “巧克力棒好呀，”卡尔说。 “它们又香又酥，”玛丽说，“入口即化。” “如果有人想吃的话，我们有一些M&M和冰棍，”卡尔说。 玛丽说，“我来根冰棍，你去厨房吗？” “是的，我还要去拿汽水，”卡尔说，“刚刚想起来，你们要来一杯？” “都拿来，我们再做决定，”海伦说，“还有M&M。” “看来把厨房搬过来要容易些，”卡尔说。 “我们住在城里的时候，”玛丽说，“人家说，你只要在早上看看厨房，就知道谁家前一天晚上疯狂过。我们住在城里时，只有个很小的厨房，”她说。 “我们现在的厨房也不大，“杰克说。 “我去看看能翻出些什么，”卡尔说。 “我和你一起去，”玛丽说。 杰克看着他们向厨房走去。他把背靠在沙发的垫子上，看着他们。他然后慢慢地向前倾了倾身子，眯着眼看。他看见卡尔伸手去够碗柜架子上的东西，玛丽的身子贴在卡尔的后面，用手臂搂住了他的腰。 “你们俩是认真的吧？”海伦说。 “非常认真，”杰克说。“去阿拉斯加，”海伦说。 杰克望着她。 “我记得你说过，”海伦说。 卡尔和玛丽回到客厅。卡尔拿了一大袋M&M和一瓶汽水，玛丽在吮一根桔子味的冰棍。 “谁想吃三明治？”海伦说，“我们有做三明治的东西。” “真有意思，”玛丽说，“先吃甜食，再吃正餐。” “是有意思，”杰克说。 “你是在挖苦人吧，宝贝？”玛丽说。 “谁想要汽水？”卡尔说，“汽水马上就到。” 杰克把杯子递了过去，卡尔把杯子倒满。杰克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但在他伸手去够的时候，碰翻了它，汽水倒在了他的一只鞋子上。 “真该死，”杰克说，“你们看见了吧?我把自己的鞋给浇湿了。” “海伦，我们有纸巾吗？给杰克拿点来，”卡尔说。 “这是双新鞋，”玛丽说，“他刚买的。” “看上去很舒服，”海伦说，等了好一会儿，才递了一卷纸巾给杰克。 “我正是这么跟他说的，”玛丽说。 杰克脱下那只鞋，用纸巾擦着皮子。 “完了，”杰克说，“汽水肯定擦不掉了。” 玛丽、卡尔和海伦哈哈大笑。 “这倒是让我想起报上看到的一件事，”海伦说，她眯着眼，用手指压着自己的鼻尖。“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她说。 杰克把那只鞋穿上，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台灯下面，看看两只鞋有什么不同。 “你看到过什么？”卡尔说。 “什么？”海伦说。 “你说你在报上看到过什么，”卡尔说。 海伦笑了一会儿，“我刚才在想阿拉斯加，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我记得他们发现了一个包在冰块里的史前人。” “那不在阿拉斯加，”卡尔说。 “也许吧，但它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海伦说。 “你们俩，阿拉斯加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尔说。 “阿拉斯加什么都没有，”杰克说。 “他情绪不高，”玛丽说。 “你们在阿拉斯加能干些什么呢？”卡尔说。 “在阿拉斯加什么都干不了，”杰克说。他把脚放到茶几下面，又把它们再次移到灯光下面。“谁想要一双新鞋子？”杰克说。 “什么声音？”海伦说。 他们听见有个东西在抓门。 “听上去像是辛蒂，”卡尔说，“我最好是让她进来。” “你起身时，顺便给我拿根冰棍，”海伦说，她把头向后仰着，大笑。 “我也来一根，宝贝，”玛丽说。“我在说什么？我是想说卡尔，”玛丽说，“对不起，我以为我是在和杰克说话呢。” “每人都来根冰棍，”卡尔说。“你要根冰棍吗，杰克？” “什么？” “你要一根桔子冰棍吗？” “来根桔子的，”杰克说。 “四根冰棍马上就到，”卡尔说。 过了一会儿，卡尔拿来四根冰棍，分给了大家。他坐下后，他们又听见了抓门声。 “我就知道我忘记了什么，”卡尔说，他站起身，把门打开。 “老天爷，”他说，“如果这也不算什么的话。我猜辛蒂今晚出去吃正餐去了。嗨，你们大家，快来看这个。” 猫叼着一只老鼠进了客厅，它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然后叼着老鼠沿着走廊跑去。 “你们都看见我刚看见的了吗？”玛丽说，“说到让人不愉快的东西。” 卡尔打开走廊里的灯，猫叼着那只老鼠，从走廊跑出来，一头钻进了卫生间。 “她在吃老鼠，”卡尔说。 “我不想让它在卫生间吃老鼠，”海伦说，“把她弄出去，里面有孩子们的东西。” “她不会出来的，”卡尔说。 “那老鼠呢？”玛丽说。 “管它呢，”卡尔说，“如果我们要去阿拉斯加的话，辛蒂必须学会狩猎。” “阿拉斯加？”海伦说，“这和阿拉斯加有什么关系？” “别问我，”卡尔说，他靠着卫生间的门，看着猫。“玛丽和杰克说他们要去阿拉斯加，辛蒂应该学会狩猎。” 玛丽用手托住下巴，看着走廊。 “她在吃老鼠，”卡尔说。 海伦吃掉了最后一片玉米片。“我告诉他说我不要辛蒂在卫生间里吃老鼠，卡尔？”海伦说。 “什么？” “我说了，把她从卫生间弄出去，”海伦说。 “看在老天的份上，”卡尔说。 “看，”玛丽说，“呃，这该死的猫过来了。” “她要干什么？”杰克说。 猫把老鼠拖到茶几的下面，她趴在茶几下，舔着老鼠。她用爪子摁住老鼠，从头到尾，慢慢地舔着它。 “这猫很兴奋，”卡尔说。 “她让你直打哆嗦，”玛丽说。 “这是天性，”卡尔说。 “看她的眼睛，”玛丽说，“看她看我们的眼神，她确实很兴奋。” 卡尔来到沙发这边，在玛丽身旁坐了下来。玛丽往杰克那边挪了挪，给卡尔腾了点地方。她把手放在杰克的膝盖上。 他们看猫吃着老鼠。 “你们从来不喂这只猫？”玛丽对海伦说。 海伦只管笑。 “再抽一根怎么样？”卡尔说。 “我们得走了，”杰克说。 “你们着什么急？”卡尔说。 “再呆会儿，”海伦说，“你们不用着急走的。” 杰克盯着玛丽，玛丽凝视着卡尔，卡尔却盯着脚边的地毯看。 海伦挑着手上的M&M。 “我最喜欢绿色的，”海伦说。 “我得早起上班，”杰克说。 “瞧他不开心的样子，”玛丽说，“你们想见识一个不痛快的，伙计们，这儿就有一个。” “你走不走？”杰克说。 “谁想来杯牛奶？”卡尔说，“我们还有点牛奶。” “我汽水喝得太饱了，”玛丽说。 “汽水一点都没剩，”卡尔说。 海伦在笑，她合上眼睛，再睁开来，又开始大笑。 “我们该回家了，”杰克说。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我们穿外套来了吗？我不觉得我们穿了。” “什么？我不觉得我们穿了，”玛丽说。她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最好是走了吧，”杰克说。 “他们不得不走了，”海伦说。 杰克把手伸到玛丽的腋窝下面，把她拉了起来。 “再见了，伙计们，”玛丽说。她拥着杰克，“我太饱了，动都动不了，”玛丽说。 海伦只是笑。 “海伦总能找到好笑的东西，”卡尔说。他咧嘴一笑，“你在笑什么，海伦？” “我不知道，玛丽说过的什么，”海伦说。 “我说什么啦？”玛丽说。 “我不记得了，”海伦说。 “我们该走了，”杰克说。 “再见，”卡尔说，“回头见。” 玛丽想挤出点笑容。 “走吧，”杰克说。 “晚安，各位”卡尔说，“晚安，杰克。”杰克听见卡尔的声音非常非常缓慢地传过来。 到了外面，玛丽低着头，拖着杰克的胳膊往前走。他们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他听着她的鞋子在地上蹭出的声音，还听见些断续刺耳的狗叫声，以及飘在这些声音上面的，远处车辆发出的微弱的呼啸声。 玛丽抬起头来，“到家后，杰克，我要你干我，跟我说话，让我高兴。我要换换脑子，杰克，今晚我不想想别的。”她抱紧了他的胳膊。 他能感觉到那只鞋子上的潮湿。他打开门，拨了下灯的开关。 “上床来，”玛丽说。 “就来，”他说。 他进了厨房，一口气喝了两杯水。关了客厅的灯，他摸黑走进了卧室。 “杰克！”她大叫，“杰克！” “老天爷，是我！”他说，“我在把灯打开。” 他找到了台灯。她坐在床上，眼睛发亮。他上上闹钟，开始脱衣服。他的膝盖有点发抖。 “还有可以抽的东西吗？”她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 “那就给我弄杯喝的来，我们有喝的东西，别跟我说我们什么喝的都没有，”她说。 “只有些啤酒。” 他们瞪着眼，互相看着。 “我要杯啤酒，”她说。 “你真的要喝？”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拿着啤酒回来，她坐在床上，大腿上放着他的枕头。他把啤酒递给她，自己爬到床上，把被子拉了上来。 “我忘了吃避孕药了，”她说。 “什么？” “我忘了我的避孕药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拿来了她的药。她睁开眼，他把药丢在她伸出来的舌头上。她就着啤酒把药咽了下去，他回到了床上。 “把这个拿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说。 他把啤酒听放在地上，躺在他那一边的床上，瞪着漆黑的走廊。她把手放在他的肋骨上，用手指在他的胸口缓慢地划着。 “阿拉斯加有什么？”她说。 他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小心地把自己挪到床的他那一边。不一会儿，她就打起了呼噜。 他正准备把台灯关掉，就觉得在走廊里看见了什么。他紧盯着那儿看了会儿，好像又看见了，是一双小眼睛。他的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他眨了眨眼，仍然盯着那儿看。他弯下身来找个可以扔的东西，捡起了他的一只鞋子。他坐直了身子，双手举着鞋。他咬着牙，听着她的呼噜声。他在等着，等着它再动一下，等着它发出最细微的响动。 译后记 这也是卡佛的早期作品，最先收录在他的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可以吗？》里，后又被收录到他的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卡佛以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出名，同一小说在不同的集子里常常是面目全非，有时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会改掉。有趣的是，在这两个版本里，除一，两处极小的改动外，卡佛仅仅对调了男主角的名字。 卡佛的这篇小说几乎全由短促的对话构成，对话的‘现场感’非常强。在通常的小说里，人物说起话来往往都是口吐珠玑，逻辑性非常强，没一句废话，还时不时地冒出点带‘哲理’的东西。对话都是收敛的，即所谓的‘有始有终’。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话往往是短促的、发散的，断断续续、答所非问，前言不答后语。聊天时，经常是听不清别人的问话就答话，和这个人说一半，又接着和另一个人说。有时，话说到一半，被别人打了个岔，就说上别的了。有时多个主题在一段对话中或交叉，或平行进行。朱文在他的《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里，用过类似的方法。在这篇小说里，四个对话者都在吸大麻，都很‘high’，玛丽还说漏了嘴，她和卡尔之间还常来点‘调情’的双关语，使得整个对话非常的‘无头绪’，但这种‘无头绪’其实是乱中有序，合情合理，整个故事就在这种‘无头绪’中向前走。只有卡佛这样的高手，才能把这种无头绪的对话运用得如此自如。 卡佛用字非常俭省，在这篇小说里，一个‘laugh’就用了不下二十遍，且不加任何修饰，这给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卡佛用得最多的词是‘said’，也就是中文的‘说’。很多情况下，明明是问句，也用‘说’。这也让我犯难，是忠实原作，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把‘said’译成‘问’。因为卡佛有时也用‘ask’这个词来表示‘问’，所以我决定还是译成‘说’。卡佛几乎从不修饰‘说’这个动作，他通过对话的内容和一些细节来反映说话者当时的口气和心情。我觉得动不动就‘激动地说’或‘痛苦地说’是一种比较懒的写作方法。 最后想说一点，卡佛在这篇小说里用了两个隐喻——‘鞋子’和‘去阿拉斯加’，分别表示婚姻和对改变现状的一种愿望。玛丽临睡前充满困惑的一句话是点题的，“阿拉斯加有什么？”如果让卡佛来回答，他会说：阿拉斯加什么也没有。

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马英 录入：陈雷 我父亲这辈子有三件事让他很受打击。第三件事是傻蛋，傻蛋死了这件事。第一件事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事是搬到温纳奇附近我祖父的农场，我父亲在那里结束余生，虽然他的余生或许在这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傻蛋的死这件事怪罪到傻蛋的老婆身上，然后他怪罪鲈鱼，最后他怪罪到自己身上，因为是他把《田野与溪流》杂志①后面的那张广告拿给傻蛋看，上面写着他们可以运送活鲈鱼到美国各地。 傻蛋拿到鱼以后，他开始变得怪里怪气。那些鱼改变了傻蛋整个人，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傻蛋的真名，如果有人知道，我也没听说过。他以前就叫傻蛋，现在我只记得他叫做傻蛋。他像个小老头，秃头，个子很矮，但手脚却很有力。如果他露齿而笑，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嘴唇会往后卷，露出黄褐、残缺的牙齿：那让他有一种狡猾的表情。当他听你说话时，那一双水溜溜的眼睛牢牢盯住你的嘴巴——如果你不是在说话，那双眼睛就会游移到别处，在你身体上打转。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聋了，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的确不会说话，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不管他是不是聋子，傻蛋打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工人。这里是属于华盛顿州亚基马市的“卡萨卡木材公司”。我认识傻蛋的那些年，他是个清洁工，那些年来我从没看过他有不同的打扮。一顶毛帽、一件卡其工作衫、一件丁尼夹克、一条吊带裤。在衣服上面的口袋，他每次都放几卷卫生纸，因为他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打扫厕所并且补充厕所里的用品。这工作让他很忙，因为夜巡的工人在绕过工厂一圈后，离开时总是会在午餐盒放一、两卷卫生纸夹带离开。 傻蛋带着一只手电筒，即是他上得是白天班。他也带了螺旋扳手、钳子、螺丝起子、绝缘胶带……所有技工会带的工具。就这样，他们为此取笑傻蛋，因为他总是带了那么多工具在身上。卡尔、泰德、强尼，他们是取笑傻蛋的人里最恶劣的。但傻蛋毫不介意，我想他已经习惯了。 我父亲从不取笑傻蛋，至少据我所知是如此。爸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留着小平头，双下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肚子。傻蛋总是盯着那肚子瞧。傻蛋会到父亲工作的磨光室，当他用磨石轮打磨木材时，傻蛋会坐在一张板凳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傻蛋的房子和别人的差不多。 那是一间贴满焦油纸的房子，在河流附近，距离镇上约五、六英里。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坪的尽头有一个大石坑，那是州政府为了铺设道附近路挖出来的坑。原本是三个大洞，过了许多年，三个大洞都积满了水。然后慢慢地，这三个池塘就变成一个池塘。 那池塘很深，看起来很阴森 傻蛋有房子，也有老婆，年纪比傻蛋小很多，据说曾经和墨西哥人鬼混。父亲说讲这种话的人真是爱管闲事，像卡尔、泰德、强尼那些人。 她是个矮小的胖女人，一双骨碌碌的眼睛。我第一看到她，就看到那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在一起骑着脚踏车，在傻蛋家门前停下要一杯水喝。 当她开门时。我说我是戴尔的儿子。我说：“他和傻——”然后我马上改口。“噢，他和你先生一起工作。我们骑脚踏车，想来这里要杯水喝。” “在这里等，”她说。 她两手各拿了一只小锡杯回来。我一口就喝光了。 但她没有帮我们多倒一杯水。她看着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当我们开始骑上脚踏车时，她走到门旁边。 “哪天你们两个小家伙有一辆车，说不定我可以一起兜兜风。” 她笑了。她的牙齿和嘴巴相比，看起来太大了。 “我们走吧，”彼得说，然后我们就走了。 在我们这一州，不是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鲈鱼。在一些高山溪流中大多数是彩虹鳟，一些河鳟和红点鲑②，在蔚蓝湖和环石湖里还有银鱼。大概就是这些鱼，除了在秋末，有些河里会有海洋鲑鱼回游。但是如果你以钓鱼为生，这里的鱼足够让你忙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很多人从来没看过鲈鱼，除了在照片上。但是我父亲在阿肯色州和乔治亚州长大，他以前看过很多鲈鱼，傻蛋的鲈鱼和他有很大关系，因为傻蛋是他的朋友。 鲈鱼送来的那天，我跑去市立游泳池游泳。我记得我回家后又出门去拿鲈鱼，因为老爸要去帮傻蛋的忙——从路易西安纳州巴顿洛吉寄来的三大箱包裹。 我们坐上傻蛋的小卡车，老爸、傻蛋和我。 那三大箱包裹原来是三个大桶子，放在木条箱里。它们放在车站库房后面的角落，要我爸和傻蛋两个大男人才搬得动一只木箱到小卡车上。 傻蛋很小心地开车穿越镇上，也很小心地一路开回家。他没有停下来就直接开过他的院子，一直开到距离水塘一呎才停下。那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所以他戴上了头灯，从座椅下拿出铁锤和工具，然后他们两个人把木箱拖到水塘边，把第一个木箱拆开。 里面的桶子用粗麻绳包捆着，桶盖上有一个铜板大小的洞。他们把桶子打开，傻蛋拿起手电筒往里面照。 那看起来像是一百万条小鲈鱼在里面游动。那真是非常怪异的景象，那么多活生生东西在里面瞎忙着，像是从火车运来的一座小海洋。 傻蛋在桶子边舀了一勺水，然后倒出来。他拿起他的手电筒，往池塘里面照，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可以听到青蛙的声音，但只要天色一变黑，随时都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 “我去拿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然后他伸手要拿傻蛋外套上的铁锤。但傻蛋往后退，摇了摇头。 他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木箱打开。他拆木箱时割伤了手，在木条上留下几滴褐色的血迹。 从那天晚上开始，傻蛋就不一样了。 傻蛋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他家。他在草坪四周搭起了围篱，然后用通电的铁丝网把水塘围起来。人家说他为了那些铁丝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当然，在那件事之后我父亲就再也不理傻蛋了。傻蛋把他从水塘边赶走，并不是因为禁止他钓鱼：别忘了，那些鲈鱼还只是鱼苗而已。傻蛋把他赶走是因为不准他看鱼。 两年后有一个晚上，老爸上晚班，我帮他送饭和冰茶罐，我看到他站着和技工席德在聊天。就在我走进去时，我听到老爸说：“照他那种方式，你会以为那个笨蛋娶了那些鱼。” “从我听到的谣言，”席德说：“他最好在他的房子周围也搭起铁丝网。” 此时我父亲看到了我，然后我看到他用眼神向席德示意。 但一个月后我老爸终于让傻蛋让步了。他的方法就是，他告诉傻蛋为了大多数的鱼着想，他必须除去一些瘦弱的鱼。傻蛋站在那里拉着他的耳朵，看着地板。老爸说，没错，他明天会去做，因为这件事应该马上办。傻蛋没有说“好”，事实上他只是从来不会说“不好”而已。他又拉了拉耳朵。 当老爸那天下午下班回家，我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我把他那老旧的假饵钩拿出来，用手指试试看锚钩坏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吗？”他从车子跳出来，对我说：“我去上个洗手间，你把东西放到车上。如果你想开车的话，可以让你开。” 我把所有的东西丢到后座，然后试了试方向盘，这时老爸戴了他的钓鱼帽出来，用两只手拿着一块蛋糕吃着。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很瘦，金发盘绕在脑袋后面，用假钻发夹固定。我在想从前那些快乐的日子，她到底有没有离开家到处走走，或者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我把手刹车放下。母亲看着我推动排挡，然后还是没有任何笑容地走进屋内。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我们把窗户摇下来吹风，我们驶过莫克西桥，往西转到石板路。路的两旁是一片紫花苜蓿田，更远的尽头是玉米田。 老爸把手伸出窗外，让风吹着。他很兴奋，我可以看得出来。 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傻蛋家。他戴着帽子走出屋子，他老婆从窗户往外看。 “你准备好煎锅了吗？”老爸对傻蛋叫着，但傻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车子。“喂，傻蛋！”老爸喊着。“喂，傻蛋，你的钓竿呢？” 傻蛋前后晃了晃头，把身体重量从一只脚放到另一脚上，看着地面，然后看着我们。他的舌头放在下唇然后他把脚踏入泥土。 我用肩膀背着鱼篮，把老爸的钓竿递给他，然后拿了我自己的钓竿。 “我们可以走了吗？”老爸说：“喂，傻蛋，准备好了吗？” 傻蛋拿下帽子，然后用同一只手，在头上抹了抹他的手腕。他很快转身，我们跟着他走过松软的草坪。每走大约廿呎，旧田沟的草堆中就冒出一只鹬鸟。 到了草坪的尽头，地面渐渐开始下坡，变得很干而且很多石头，到处都是荨麻灌木和矮树丛。我们切到右边，跟着一条旧的轮胎痕迹，穿越一片到腰部高的草丛；当我们穿越草丛时，干的蝗虫壳在草茎上嘎嘎作响。这时候，我只能从傻蛋的肩头看到湖水的反光，而且听到老爸喊，“老天，真棒！” 但傻蛋的速度慢了下来，不停地用手前后移动头顶上的帽子，然后他就停下来不动了。老爸说：“怎么样，傻蛋？还有更好的地方？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里钓？” 傻蛋抿了抿下唇。 “你怎么回事啊，傻蛋？”老爸说：“这是你的水塘，不是吗？” 傻蛋往下看，从他的吊带裤上挑走一只蚂蚁。 “管他的，”老爸吐着气。他拿出手表，“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应该在天黑之前到。” 傻蛋把手插在口袋里，然后转身回到水塘。他又开始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片水塘了，不断窜起的鱼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不时会有一只鲈鱼从水面跳起，溅起水花再落下。 “老天！”我听带我父亲说。 我们走到水塘边一处开阔的地方，一片碎石滩。 老爸要我往前，然后蹲了下来，我也蹲了下来。他在我们面前，眼睛盯着池水里瞧，当我看着水面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做。 “老天，”他轻声地说。 一群鲈鱼在游着，二十、三十只，没有一只小于两磅。它们转了一圈，然后改变方向又游回来。池里面挤得不得了，它们像是彼此在互相推挤似的。我可以看到它们游过时，厚厚眼皮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它们一下游开，然后又游回来。 那是它们自找的，不管我们蹲下来或站起来都没有差别，那群鱼根本不在乎我们。说真的，那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我们在那里坐了一阵子，看着那群鲈鱼天真地游来游去，从头到尾傻蛋都在拉他的手指头，四周张望好像在等某人出现。在水塘里到处可以看到鲈鱼游到水面上吸气，或跳出湖面再落下，或露出背鳍靠近湖面游来游去。 老爸用手势比了一下，我们站起来准备钓鱼。老实说，我了，它们像是彼此在互相推挤似的。我可以看到它们游过时，厚厚眼因为兴奋都发抖了起来，几乎没办法把鱼饵从钓竿的鱼漂儿上拿下来。当我准备拿出鱼钩时，我感觉到傻蛋的大手抓住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傻蛋用他的下巴朝老爸的方向比了一下。他想表达得很清楚了，只准用一根钓竿。 老爸把帽子拿下来又戴上，然后走到我站的位置。 “你继续，杰克，”他说：“没关系，儿子——动手吧。” 我拿出钓竿之前看了傻蛋一眼。他的脸变得很僵硬，下巴上有一条细细的口水痕。 “如果它想挣脱，收线时要用力。”老爸说：“这些龟孙子的嘴巴很硬。” 我把线轴转松，然后手臂往后挥，我挥了整整四十呎远。在我还没来得及收线之前，水面就开始动了。 “用力！”老爸叫着：“用力！逮住它！” 我用力往后拉，拉了两次。我钩住它了。钓竿向下弯，来回不断震动。老爸一直叫喊着。 “放松！放松！让它游一下！放多一点线！现在收线！收线！不好，放松！太棒了！你看看！” 那条鲈鱼绕着水塘舞动。每次她跳出水面，就使劲地甩着头，我甚至都可以听到鱼饵震动的声音，然后它又继续游。我一次又一次地让它筋疲力尽，让它越游越靠近。它看起来很大，大约六磅或七磅。它侧躺着挥动着尾巴，张大着嘴，鱼鳃一张一合。我觉得膝盖发软，几乎都站不稳了。但是我把钓竿拉了起来，收紧钓线。 老爸走下水塘，水面超过他的鞋。但是当他捉住那条鱼时，傻蛋开始咕咕哝哝，摇着头，挥着手臂。 “你到底怎么回事，傻蛋？这小子钓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大的鲈鱼，他才不会把它放回去，想都别想！” 傻蛋仍然继续朝着水塘比手划脚。 “我不会把这孩子的鲈鱼放回去！你听到了吗，傻蛋？如果你以为我会那么做，那你就错了。” 傻蛋伸手要拉我的钓线。此时，那条鲈鱼又恢复了一些力气。它翻了身又继续游。我大叫一声慌了手脚，开始卷线。那条鲈鱼最后一次奋力想游走。 就是这样，钓线断了。我几乎摔个四脚朝天。 “拜托，杰克，”老爸说，然后我看到他拿起他的钓竿。“拜托，该死的笨蛋，看我怎么逮住它！” 那年二月河水涨洪。 十二月的前两个礼拜降雪很大，到了圣诞节变得非常冷，地面都结冰了，积雪还在。但到了一月底，西南风开始吹起。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强风猛吹着房子，潺潺的水声从屋顶流下。 强风吹了连续五天，到了第三天，河水上涨了。 “已经涨到十五呎了，”有一天晚上我父亲看着报纸说。“还差三呎就要淹水了，老傻蛋的宝贝要泡汤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看看河水到底涨得多高，但我老爸不准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后河水溃堤，然后开始消退。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上，欧林、丹尼和我骑脚踏车到傻蛋家。我们把脚踏车停下，徒步穿越傻蛋家旁边的草坪。 那天的天气阴湿，风很大，被吹散的乌云在天边快速移动。地面还有点湿湿软软的，我们在草堆里一直踩到小水洼。丹尼才刚开始学会骂脏话，每次一踩到水洼，他就把刚学会的所有脏话都骂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草坪尽头的高涨河水，水位依然很高，而且河道也改变了，河水绕过树干，吞没了河边的土地。在河的中央，水势又大又急，有时候还看见一团树叶或一株树从河面上漂过。 我们走到傻蛋的铁丝网旁，发现一头母牛被缠在铁丝网上。她的身体肿胀，皮肤看起来又亮又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死尸。我记得欧林拿了一个树枝，戳了戳她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走到河边，我们很怕靠近铁丝网，因为担心它可能通电。但是当我们走到一条看来似乎很深的河道旁时，就没有铁丝网了。路到这里变成了河水，铁丝网也没入水中。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这条新河道走。这条新河道直接穿入傻蛋的土地，直通到他的水塘，流入水塘，又从另一头钻出一个出口，然后蜿蜒前进与更远的那条河汇合。 不难想象傻蛋的鱼多半都被河水带走了，就算没有被带走的，现在也可以自由进出。 然后我看到了傻蛋，看到他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告诉另外两个家伙，我们全部趴下来。 傻蛋在水塘的另一头，靠近水道的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我从没看过这么哀伤的人。 “我真替老傻蛋难过，”几个星期后，老爸吃晚餐时这么说。“虽然那家伙是自找的，但还是没办法不担心他。” 然后老爸开始说，乔治看到傻蛋的老婆和一个墨西哥大个子坐在酒吧里。 “还不止这样呢——” 母亲用锐利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然后看着我。但我只是继续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老爸说：“该死，碧雅！儿子已经够大了！” 傻蛋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了很多。他再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没有人想开他的玩笑；自从上次因为卡尔把他帽子弄掉，他拿着木棍追赶着卡尔之后，就没人想开他的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傻蛋现在每个星期总有一、两天没来上班，工厂有谣言说他被资遣了。 “那家伙快要完蛋了，”老爸说：“如果他再不小心点就会疯了。” 然后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老爸和我在打扫车库。那天的天气很暖，飘着风，空气中可以看得到灰尘悬浮着。母亲走到后门说：“戴尔，你的电话，好像是维恩。” 我跟着老爸进房里洗手。当他讲完电话后，把话筒放下，转过身面对我们。 “傻蛋他，”老爸说：“他用铁锤杀了他老婆，然后自己淹死了。维恩刚从镇里听到的消息。” 当我们抵达时，到处都停满了车。通往草坪的大门敞开着，我看到轮胎痕直直通往水塘的方向。 纱门被一只箱子顶着半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干瘦、扑克脸的男人，他穿着松垮长裤、运动衫、戴了一支手枪皮套在肩膀上。他看着老爸和我走下车。 “我是他的朋友，”老爸对那个人说。 他摇了摇头。“我不管你是谁，除非你是警察，否则全都得离开。” “找到他了？”老爸问道。 “他们正在拖出来，”那个人调整了一下他的枪。 “我们过去看看可以吗？我和他很熟。” 那人说：“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他们会赶你走，别管我没警告你。” 我们穿过草坪，走的路线和那天来钓鱼时差不多。水塘上有一些汽艇，一些废弃物漂浮着。先前涨起来的湖水已经吞没了地面，冲走了树木和岩石。两艘船上都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来回划动着，一个人驾驶船，另一个人拿着绳索和钩子。 救护车就在我们钓鲈鱼的碎石滩上等待着。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背靠着车，抽着烟。 有一艘船熄火了，我们都抬起头。船后面的那个人站了起来，开始拉他的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浮出水面，看起来钩子已经钩住傻蛋的侧面。那只手臂沉下去，然后又浮起来，跟着浮起来的还有一大堆东西。 那不是他，我在想。那是别的东西，已经在里面好几年了。 船前的那个人走到后面，两个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拖到船边。 我看着老爸，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好笑。 “女人，”他说：“杰克，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 但我觉得老爸并不是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或该说些什么。 就我看来，在那件事之后，父亲的日子便越来越差了。就像傻蛋一样，他也变了一个人。那只在水塘上上下下的手臂，就像和好事说再见，向坏事招手。因为自从傻蛋在那座黑水塘自杀以后，日子就千篇一律了。 朋友死了以后，就是这样？他把厄运都留给朋友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珍珠港和回到祖父家这两件事，对我老爸一点好处也没有。 ①FieldandStream《田野与溪流》，美国知名的运动休闲杂志。 ②DollyVarden，学名为Salvelinusmalma一种红点鲑。

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整所公寓都已经吸得差不多了，他正在客厅里忙着，用吸管清理沙发座垫间的猫毛。他停了下来，听了听，然后关掉吸尘器，过去接电话。 “喂，”他说，“这是马尔斯。” “马尔斯，”她说。“你怎么样？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他说，“嗨，保拉。” “今天下午办公室里有个聚会，”她说，“你被邀请了，迪克邀请了你。” “我来不了，”马尔斯说。 “迪克刚对我说了，给你家老头子打电话，叫他过来喝一杯，把他从他的象牙塔里拖出来，拖到现实世界里来呆一会儿。迪克喝了酒后很搞笑，马尔斯？” “我在听，”马尔斯说。 马尔斯原来是迪克的下属。迪克总说他要去巴黎写一部小说，当马尔斯辞职去写小说时，迪克说他会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找马尔斯的名字。 “我现在来不了，”马尔斯说。 “今天早上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保拉接着说道，就像是没听见他说的。“你记得拉里?古汀纳斯？你来工作时他还在。他在科学书籍处帮了会儿忙，后来被派出去工作，再后来就被解雇了。今天早上听说他自杀了，他冲自己嘴里开了一枪，你想像得出来吗？马尔斯？” “听见了，”马尔斯说。他试图回想古汀纳斯的样子，想起一个高个儿、有点驼背的男人，他戴一副金丝眼镜，有着鲜艳的领带和后退的发线。他能想像得出那一震，头猛的向后一甩。“天哪，”马尔斯说道，“咳，听了真让人难过。” “宝贝，来办公室坐坐吧，可以吗？”保拉说。“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喝点酒，听听圣诞音乐。过来吧。”她说。 马尔斯能在电话里听见那些嘈杂声。“我不想过来，”他说。“保拉？”窗外的几片雪花从他眼前飘过。在等待回答时，他用手指刮了刮玻璃，并开始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 “什么？知道啦，”她说。“好吧，”保拉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在奥也莱斯碰个面，一起喝一杯？马尔斯？” “好吧，”他说，“奥也莱斯，就这样。” “你不来大家都会失望的，”她说。“特别是迪克，迪克对你很钦佩，你是知道的，他真的是这样，他对我说过。他很佩服你的魄力，他说他要是有你这样的魄力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迪克说像你这样做，没有勇气肯定是不行的，马尔斯？” “我在这儿，”马尔斯说。“我觉得我可以把车子发动起来。不行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 “就这样，”她说。“奥也莱斯见。如果五分钟里你不来电话，我就从这儿出发。” “替我问迪克好，”马尔斯说。 “我会的，”保拉说，“他正说着你呢。” 马尔斯把吸尘器放到一边。他下了两层楼梯，走到停在最末一个车位被雪覆盖着的车旁。他钻进车子里，踩了好几脚油门，试着发动。车发动起来了。他踩住油门。 开车途中，他看着人行道上提着购物袋匆匆来去的行人。他扫了一眼飘着雪花的灰色天空，和墙缝与窗台上都积着雪的高楼。他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尽收眼底，以备后用。他目前写不出故事来，有点鄙视自己。他找到奥也莱斯，一个在街角、紧靠一家男装店的小酒吧。他在后面停了车，走了进去。他在吧台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端着杯酒，来到靠门的一张小桌子旁。 保拉进来时，说了声，“圣诞快乐，”他站起来，上吻了她一下。他帮她把椅子拉开。 他说，“威士忌？” “威士忌，”她说。“威士忌加冰,”她对过来开单子的女孩说。 保拉端起他的酒杯，一口把酒干了。 “我也再来一杯，”马尔斯对女孩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女孩离开后他说。 “这地方哪儿不好？”保拉说，“我们总来这儿的呀。” “我就是不太喜欢，”他说，“我们喝完这杯就去别的地方。” “随你的便，”她说。 女招待端来了酒，马尔斯付了账，他和保拉碰了一下杯。 马尔斯看着她。 “迪克向你问好，”她说。 马尔斯点点头。 保拉呷着她的酒。“今天过得怎样？” 马尔斯耸了耸肩。 “都干了些什么？”她说。 “没干什么，”他说，“我吸尘了。” 她碰了一下他的手，“所有人都让我代问你好。” 他们把酒喝完。 “我有个主意，”她说。“干嘛我们不去摩根家拜访一下。我们还从来没见过他们，看在老天的份上，他们已经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们可以路过一下，说我们是马尔斯夫妇，向他们问个好。而且，他们给我们寄了张卡，让我们在节日期间过去坐坐。他们邀请了我们。我不想回家，”她终于把话说完，伸手去包里找烟。 马尔斯回想起他出门前封了炉子，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而后，他想起了窗前飘过的雪花。 “他们上次寄来的那封说他们听说我们在房里养猫的侮辱信，这事怎么讲？”他说。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忘掉了，”她说。“也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我们去吧，马尔斯，我们路过一下嘛。”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应该先去个电话，”他说。 “别打，”她说。“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打电话，直接去敲门问好，我们曾在那儿住过嘛。好不好？马尔斯？”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去个电话，”他说。 “正过节呢，”她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吧，宝贝。” 她拉住他的胳膊，他们出门走进雪里。她建议开她的车，过后再来取他的车。他为她打开车门，再绕到乘客那一边。 当看到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屋顶上的积雪和车道上停着的旅行轿车时，他愣住了。窗帘开着，圣诞树上的小灯泡透过窗户冲着他们眨眼。 他们从车里钻出来。他们跨过一堆积雪，向屋前走去时，他扶着她的肘。刚走了几步，就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从车库的拐角处冲出，径直朝他们奔来。 “哦，天哪，”他说道，弯着腰往后退，双手不由得举了起来。他在走道上滑了一下，外套掀了起来，他摔倒在冰冻的草地上，心想这狗肯定会上来咬断他的咽喉。狗咆哮了一阵后，开始嗅马尔斯的外套。 保拉抓起一大把雪，向狗扔去。门廊的灯亮了，门打开了，一个男人喊道，“巴滋！”马尔斯爬起来，掸了掸身上。 “怎么回事？”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是谁呀？巴滋，过来，伙计，这儿来！” “我们是马尔斯夫妇，”保拉说。“我们是来祝你们圣诞快乐的。” “马尔斯？”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滚出去！滚到车库去，巴滋。滚，滚！是马尔斯他们，”男人对站在他身后、正探头往外看的女人说道。 “是马尔斯两口子，”她说。“哦，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看在老天的份上。”她走到门廊前，说,“请进，真冷。我是希尔达?摩根，这是埃德加。很高兴见到你们。请进来吧。” 他们在门廊处很快地握了握手。马尔斯和保拉进了屋子，埃德加?摩根关上了门。 “把你们的外套给我，把外套脱了吧，”埃德加?摩根说。“你没事吧？”他对马尔斯说，仔细地看了看他，马尔斯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条狗有点疯狂，但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我看见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好看着窗外。” 这段表白让马尔斯觉得很奇怪，他看了看这个男人。埃德加?摩根四十来岁，头几乎全秃了，穿着休闲裤和毛衣，脚上穿着双皮拖鞋。 “它叫巴滋，”希尔达?摩根宣布道，并做了个鬼脸。“是埃德加的狗。我不能在家里养宠物，但埃德家买了这条狗，他保证不让它进家。” “他睡在车库里，”埃德加?摩根说。“它乞求进屋来，但是，要知道，我们是不能答应的。”摩根吃吃地笑了起来。“坐下，坐下，如果你们能在这堆得乱七八糟的地方找到个座位的话。希尔达，亲爱的，把沙发上的东西挪开，好让马尔斯他们坐下来。” 希尔达清了清沙发上的盒子、包装纸、剪刀、一盒缎带和纸花，她把这些都放到了地上。 马尔斯注意到埃德加在盯着他看，脸上没了笑容。 保拉说，“马尔斯，最亲爱的，你头发上粘了个什么。” 马尔斯用手在头后面摸了一下，发现一根细树枝，就把它放进了口袋。 “那条狗，”摩根说着，又吃吃地笑了起来。“我们正在喝热饮和包装那些拖到最后一刻的礼物。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节日喝一杯吗？你们想来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保拉说。 “随便什么，”马尔斯说。“但愿我们没有打扰你们。” “别胡说，”摩根说。“我们一直……一直都对马尔斯家好奇。阁下，你来杯热的？” “好的，”马尔斯说。 “马尔斯太太？”埃德加说。 保拉点了点头。 “两杯热饮马上就到，”摩根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了，是不是？”他对他的妻子说。“这的确是个机会。” 他拿过她的杯子，去了厨房。马尔斯听见碗碟橱的门“嘣”的一声响，还听见一句像是诅咒的低声嘀咕。马尔斯眨了眨眼。他看了眼希尔达?摩根，她正在沙发一端的一张椅子上稳稳地坐着。 “往这边坐，你们俩，”希尔达?摩根说。她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往这边一点，靠着壁炉。等摩根先生回来后，让他把柴火重新架一下。”他们坐了下来。希尔达?摩根把手放在大腿间，身体略向前倾，端详着马尔斯的脸。 除了希尔达?摩根椅子背后墙上的三张带镜框的小照片外，客厅和他记亿中的一模一样。其中的一张照片里，一个穿着马甲和双排扣礼服的男子正在向两个打着阳伞的妇人脱帽致敬。背景是跑着马车的中央广场。 “德国呆得怎样？”保拉说。她坐在座垫的边上，抓着膝盖上的包。 “我们很喜欢德国，”埃德加?摩根说，他端着个放着四个大杯子的托盘从厨房出来。马尔斯认出了这些杯子。 “马尔斯太太，你去过德国吗？”摩根问道。 “我们很想去，”保拉说。“是不是啊，马尔斯？也许明年吧，明年夏天。要不就是后年。一旦我们有了钱。也许等马尔斯卖掉点什么以后。马尔斯在写作。” “我觉得一趟欧洲之行对一个作家来说将会是十分有益的，”埃德加?摩根说。他把杯子放在垫子上。“请自己动手。”他在他妻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注视着马尔斯。“你在信中说你辞了职专事写作。” “是这样的，”马尔斯呷着他的饮料说。 “他几乎每天都要写点什么，”保拉说。 “是这样吗？”摩根说。“那真了不起。我可以问一问，你今天都写了点什么吗？” “什么都没写,”马尔斯说。 “现在是节日期间，”保拉说。 “你一定为他感到骄傲，马尔斯太太，”希尔达?摩根说。 “是的，”保拉说。 “我为你高兴，”希尔达?摩根说。 “你们或许会对我那天听说的事情感兴趣，”埃德加?摩根说。他取出些烟丝，往烟斗里塞。马尔斯点着了根烟，四下找着烟缸，最后把火柴丢到了沙发背后。 “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你也许可以用它做素材，马尔斯先生。”摩根划着火柴，吸着烟斗。“这对你有益，是不是，这类的事情，”摩根一边说，一边笑，一边把火柴晃灭。“这老兄和我差不多大，和我同过几年事，我们有一点熟，有些共同的朋友。后来他搬走了，在一所大学接受了一份职务。唉，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模式――这老兄和他的一个学生搞上了。” 摩根太太的舌头示意了一声不满。她弯腰捡起一个包着绿纸的小盒子，往上面粘一个红色的纸花。 “根据各方面所说，这是一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风流韵事，”摩根继续说道。“直到不久前，事实上，准确地说，是一周前。那天――是在晚上――他向他的妻子宣布――他们已结婚二十年了，他向他的妻子宣布他要离婚。你不难想像那个傻女人会怎么反应。可以说是突然的就来了这么一下子。这一通好闹，全家都给卷进来了。她命令他立刻就从家里出去。但就在这老兄往外走的当口，他儿子朝他扔了一个西红柿汤罐头，正好砸在他的前额上。把他砸成了脑震荡，住进了医院。他的情况很严重。” 摩根吸着烟斗，盯着马尔斯。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摩根太太说。“埃德加，真让人恶心。” “太恐怖了，”保拉说。 马尔斯咧嘴一笑。 “现在，有个为你而准备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迎着那一笑眯起眼睛。“想想如果你能钻进那个男人的脑袋瓜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她的脑袋瓜里，”摩根太太说。“妻子的。想想她的故事。二十年后就这样地被别人背叛了。想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想像一下那可怜的男孩所承受的，”保拉说。“想想看吧，他几乎把他爸爸给杀死了。” “是的，说得都对，”摩根说。“但我觉得你们都没往这儿想。想一想这个，马尔斯先生，你在听吗？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脚放在那个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的十八岁女学生的鞋里，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你故事可能的写法了。” 摩根点了下头，带着得意的神情往后靠在椅背上。 “恐怕我对她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摩根太太说。“我能想像她是哪一种人。我们都知道她是什么样的，那种专门勾引老男人的。我对他也没有一点同情――这个男人，这个追逐者，没有，我没有。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我的同情心全在妻子和儿子身上。” “这得靠一个托尔斯泰来写和写好这个故事，”摩根说。“比托尔斯泰差半点都不行。马尔斯先生，水还热着呢。” “该走了，”马尔斯说。 他站起来，把烟扔进炉火里。 “呆一会，”摩根太太说。“我们还没有彼此熟悉呢。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猜测你们来着的呢。我们现在总算见面了，再呆一会吧。这真是个惊喜。” “谢谢你们的卡片和短信，”保拉说。 “卡片？”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坐了下来。 “我们决定今年一张卡片都不寄，”保拉说。“我忙不过来，似乎在最后一刻再来做这个也没什么用了。” “你再来一杯吗，马尔斯太太？”摩根站在她前面，手放在她的杯子上，说。“给你丈夫做个榜样。” “很好喝，”保拉说。“喝了暖和。” “对，”摩根说。“喝了暖和。就是。亲爱的，你听见马尔斯太太说的了吗？喝了暖和。这非常好。马尔斯先生？”摩根说完等着。“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吗？” “好吧，”马尔斯说，让摩根拿走了杯子。 狗发出呜呜的叫声并开始用爪子抓门 “那条狗，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摩根说。他进了厨房，这一次，马尔斯清楚地听见他在把水壶摔到炉子上时诅咒了一声。 摩根太太哼起了小调。她拿起一个包了一半的礼品盒，剪了一条胶带，开始封贴包装纸。 马尔斯点了根烟。他把火柴撂在杯垫上。他看了看表。 摩根太太抬起头来。“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歌，”她说。她听了听。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的窗子跟前。“有人在唱歌。埃德加！”她喊道。 马尔斯和保拉走到窗前。 “我好多年没见过沿街唱圣诞颂歌的人了，”摩根太太说。 “怎么了？”摩根说。他端着托盘和杯子出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亲爱的。是唱圣诞歌的人。他们在那边，街对面，”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太太，”摩根递过托盘，说。“马尔斯先生。亲爱的。” “谢谢你，”保拉说。 “非常感谢①,”马尔斯说。 摩根放下托盘，端着杯子回到窗前。年轻人聚集在对面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和女孩和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的年龄稍大个头稍高的男孩。马尔斯能看见对面窗户里面人的面孔――阿特里夫妇。圣歌唱完后，杰克?阿特里来到门口，给了那个大男孩些什么。这群人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手电筒的灯光晃来晃去的，他们在另一个房子前停了下来。 “他们不会来这儿了，”摩根太太等了一会儿后说。 “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摩根说，朝他妻子转过身去。“说的是什么蠢话！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 “我就是知道他们不会，”摩根太太说。 “我说他们会，”摩根说。“马尔斯太太，这些唱圣诞颂歌的人会不会来这儿？你怎么认为？他们会回来祝福这个家吗？我们让你来下结论。” 保拉贴近窗户，但唱圣诞颂歌的人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她没有回答。 “好啦，大家的兴奋劲都过去了，”摩根说，他回到他的椅子旁。他坐下，皱了皱眉头，开始往烟斗里面填烟丝。 马尔斯和保拉回到沙发上。摩根太太终于离开了窗户。她坐下来。她一边微笑一边盯着自己的杯子。然后，她放下杯子哭了起来。 摩根把手帕递给他的妻子。他看着马尔斯。不久，摩根开始用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马尔斯动了动他的脚。保拉在钱包里找香烟。“你看你搞的？”摩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离马尔斯脚不远的地毯上的什么。 马尔斯准备站起来。 “埃德加，给他们再来杯饮料，”摩根太太边说边擦眼睛。她用手帕擦了擦鼻子。“我想让他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马尔斯先生写东西。我想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用。我们等你回来后才来讲这个故事。” 摩根收起杯子，把它们端到厨房里。马尔斯听见盘子的哗啦声和碗柜门的乒乒乓乓声。摩根太太看着马尔斯，无力地微笑着。 “我们得走了，”马尔斯说。“我们得走了。保拉，拿上你的外套。” “别，别走，请留下，马尔斯先生，”摩根太太说。“我们想让你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可怜的阿滕伯勒太太。马尔斯太太，你也会感谢这个故事的。那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丈夫的大脑是怎样来处理素材的。” 摩根回到客厅并把热饮递给大家。他飞快地坐了下来。 “告诉他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亲爱的，”摩根太太说。 “那条狗差点没把我的腿给扯下来，”马尔斯说完后，马上对自己的话感到吃惊。他放下杯子。 “哎，我说，没那么严重吧，”摩根说。“我看见的。” “你知道作家们，”摩根太太对保拉说。“他们总喜欢夸张。” “所谓笔的威力，”摩根说。 “就这样，”摩根太太说。“把你的笔弯成犁头②,马尔斯先生。” “让摩根太太来讲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摩根说，不理睬正起身站立的马尔斯。“摩根太太和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已经给你们讲了那个被汤罐头砸昏了的老兄。”摩根吃吃地笑了起来。“让摩根太太来讲这一个。” “你来讲，亲爱的。马尔斯先生，你注意听着，”摩根太太说。 “我们得走了，”马尔斯说。“保拉，我们走吧。” “说到诚实，”摩根太太说。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马尔斯说。他然后说，“保拉，你走不走？” “我要求你们听这个故事，”摩根提高了嗓音说。“你们如果不听这个故事的话，那就是在侮辱摩根太太，侮辱我们俩。”摩根握紧了他的烟斗。 “马尔斯，别这样，”保拉不安地说。“我想听这个，听完我们就走。马尔斯？求你了，亲爱的，再坐一分钟。”马尔斯看着她。她动了下手指头，像是对他做了个暗号。他犹豫了一下，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摩根太太开始了。“在慕尼黑的一个下午，埃德加和我去了多特蒙德博物馆。秋天那里有个包豪斯③展，埃德加说管它呢，歇上一天――要知道，他正在做研究――管它呢，歇上一天。我们坐上有轨电车，穿过慕尼黑来到博物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看展览，为了向我们喜欢的几位过去的大师表示敬意，还重访了几个画廊。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去了趟厕所。我把钱包丢在那儿了。钱包里有埃德加的月工资支票，那是昨天刚从国内寄来的，还有一百二十元的现金，我准备把它和支票一起存进银行。钱包里还有我的身份证。我到家后才发现钱包丢了。埃德加立刻给博物馆负责人打电话。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看见门前停下一辆出租车。一位穿着讲究的白发妇人从车里出来。她是个结实的妇人，挎着两个钱包。我招呼了声埃德加，就去开门。妇人自我介绍她叫阿滕伯勒太太，她递给我我的钱包，解释说她也在下午参观了博物馆，在厕所发现垃圾箱里有个钱包。为了找到失主，她当然得打开钱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从而知道了我们的地址。为了亲自把钱包送来，她立刻离开了博物馆，乘了辆出租车过来。埃德加的支票还在里面，但是现金，那一百二十块钱不见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激，其他东西都还在。快四点了，我们挽留那个妇人和我们一起用茶。她坐了下来，没过一会儿就给我们说起她的经历来了。她出生在澳大利亚，并在那儿长大，婚结得早，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现在守了寡，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澳大利亚。他们牧羊为生，有两万多英亩的地让羊儿走动，而且，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里，会有很多的牧羊人和剪羊毛工人来给他们打工。来我们慕尼黑家的时候，她正在从英国去澳大利亚的途中。她在英国看完她做律师的小儿子后，在回澳大利亚时遇见了我们。”摩根太太说。“她一路上玩了不少地方。她的行程上还有好几个要看的地方。” “说到点子上，亲爱的，”摩根说。 “好的。这是事情的经过，下面，马尔斯先生，我就直奔故事的高xdx潮，就像你们作家说的那样。突然，在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个女人讲完她的经历和她在澳洲的历险后，她起身准备离开。她在把杯子递给我时，张开了嘴，杯子掉到了地上，她一头倒在我们的沙发上死了。死了。就在我们的客厅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震惊的一刻。” 摩根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天哪，”保拉说。 “命运让她死在我们在德国的客厅里的沙发上，”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开始大笑。“命运…让…她…死…在…你的…客…厅?”他边喘气边说。 “这好笑吗？阁下，”摩根说。“你觉得这很好笑？” 马尔斯点点头，他笑个不停。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实在对不起，”他说。“我控制不住。那句‘命运让她死在我们在德国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对不起。后来怎样了？”他好不容易把话说完。“我想知道后来怎样了。” “马尔斯先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摩根太太说。“太震惊了。埃德加试了试她的脉搏，但她一点活着的迹象都没有。她已经开始变色了。她的脸和手都在变灰。埃德加走到电话旁想打个电话。他说，‘打开她的包，看看能不能查到她在哪儿住。’我把目光从沙发上躺着的那个可怜的人身上移开，拿起她的钱包。当我在钱包里看见的第一样东西竟是我的一百二十块钱，上面还夹着回形针呢，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惊奇和困惑吧。一种彻底的困惑。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 “还有失望，”摩根说。“别忘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失望。” 马尔斯咯咯地笑着。 “如果你真的是个作家，像你自己说的那样，马尔斯先生，你不会笑的，”摩根站起身来说。“你根本不敢这么笑！你会努力去理解它。你会扎到那个可怜的人的灵魂里去设法理解她。但你根本不是个作家，阁下！” 马尔斯咯咯地笑个不停。 摩根把他的拳头砸在茶几上，杯子在桌垫上叮当作响。“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在这间客厅里，现在是说出它来的时候了！真实的故事在这儿，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在摊在地毯上的鲜亮的包装纸上走来走去。他停下来盯着马尔斯看，后者正用手托着前额，笑得前俯后仰。 “设想一下这种可能性，马尔斯先生！”摩根尖叫道。“设想一下！一个朋友――让我们称他为X先生――是Y先生和Y太太的……的朋友，也是Z先生和Z太太的朋友。不幸的是，Y先生Y太太和Z先生Z太太并不互相认识。我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假如他们互相认识，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现在，X听说Y先生和Y太太要去德国一年，需要有人在他们不在时住那栋房子。Z先生Z太太正在找合适的住处，X先生告诉他们他知道个好住处。但没等X先生把Z先生Z太太介绍给Y先生Y太太，Y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开。作为朋友的X先生，被委托根据自己的判断把房子租给他人，这包括Y先生和Y太太――我是想说Z。这样，那位……那位Z先生和Z太太就搬了进来，并带来一只猫，Y先生和Y太太后来是在X先生给他们的一封信里得知这件事的。尽管租约里明确说明不能养猫和其他动物，因为Y太太有哮喘病，Z先生和Z太太还是带了只猫进来。真实的故事，马尔斯先生，就在我刚才描述的情况里面。如果要说出事实来的话，Z先生和Z太太――我是说Y先生和Y太太搬到Z家后，侵犯了Z的家。在Z的床上睡觉是一回事，但打开Z的私用壁橱，使用他们的床单被套，故意损坏里面的东西，这是不道德和违背租约的。上述的这对夫妻，Z他们，打开上面标着‘请勿打开’的装厨房用具的箱子。打碎盘子，虽然明文规定，在上述的租约里明文规定他们不得使用房主的，也就是Z的私人物件。我强调是私人的，财产。”④ 摩根的嘴唇发白，他继续在纸上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来看马尔斯一眼，嘴巴里喷着呼呼的细喘。 “还有卫生间的东西，亲爱的，别忘了卫生间的东西，”摩根太太说。“用Z的毯子和床单已经是很不对的了，但他们还用了卫生间的东西，翻动储存在阁楼里的私人物件，这就太过分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试图填他的烟斗。但他的手在发抖，烟丝散落到地毯上面。“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正等着有人来写呢。” “而且这并不需要个托尔斯泰来写它，”摩根太太说。 “根本就不需要个托尔斯泰，”摩根说。 马尔斯大笑。他和保拉同时从沙发上站起身，向大门走去。“晚安，”马尔斯开心地说。 摩根跟在他的身后。“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先生，你会把那个故事变成文字，而不是垫着脚尖绕着它走。” 马尔斯只是在笑。他触到了门把手。 “还有件事，”摩根说。“我本来不想提的，但鉴于你今晚的所作所为，我想告诉你我的两张一套的‘爵士音乐会’不见了。这些唱片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1955年买的它们。现在，我强烈要求你告诉我它们去了哪里！” “凭良心说，埃德加，”摩根太太在帮保拉穿外套时说，“清点完唱片后，你承认你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这些唱片的了。” “但我现在很确定，”摩根说。“我肯定我们离开前见过这些唱片，现在，我现在想让这位作家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些唱片的去处。马尔斯先生？” 但马尔斯已到了门外，拉着他太太的手，他急匆匆地沿过道向车走去。巴滋被他们吓住了。狗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跳到了一旁。 “我要求知道！”摩根叫道。“我等着呢，阁下！” 马尔斯和保拉钻进车里，发动了引擎。他又看了一眼站在门廊里的那对夫妻。摩根太太挥了挥手，而后，她和埃德加?摩根进到屋面，关上了门。马尔斯把车开上了路。 “这些人都疯了，”保拉说。 马尔斯拍了拍她的手。 “他们真恐怖，”她说。 他没有回答。她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他继续往前开着。雪花扑打在挡风玻璃上。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前方的路。他正处在一个故事的结尾处。 ①原文为西班牙文。 ②这里摩根太太是想说句俏皮话，让马尔斯做好写小说的准备。 ③包豪斯（Bauhaus），建筑学的一个流派，始于德国。 ④这段独白里，摩根先生好几次把“Y先生Y太太”与“Z先生Z太太”搞混。卡佛借此来表现摩根语无伦次的愤怒心情。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实际的情况是那辆车必须尽快脱手，利奥让托妮去办这件事。托妮精明而且有个性。她过去曾挨家挨户推销儿童百科全书。尽管他那时没孩子，她还是让他签了订单。后来，利奥和她约会，约会的结果导致了目前的状况。这必须是一笔现金交易，而且，今晚就得成交。明天，他们的一个债主就可能把这辆车拿去作抵押。下周一，他们就得上法庭，并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昨天，当他们的律师寄来几封说明意图的信后，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就传开了。律师说，星期一的听证会没什么可顾忌的，是会问他们些问题，再让他们签几份文件，仅此而已。但是，卖了那辆敞篷车，他说，就今天，今天晚上。他们可以留下利奥的那辆小车，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开着那辆大敞篷车去法庭的话，法庭一定会把它给没收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托妮在穿着打扮。已经下午四点了，利奥担心卖车的地方会关门，可托妮还是不慌不忙地打扮着。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新衬衣，宽花边袖口，新西服套装，新高跟鞋。她把草编钱包中的东西放进新黑漆皮手提包里。她检查了一下那只蜥蜴皮的化妆袋，把它也装了进去。托妮在头发和脸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利奥站在卧室的走道里，用指关节敲着嘴唇，看着她。 “你弄得我很紧张，”她说，“别老那么站着，”她说，“告诉我我看上去怎么样。” “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你看上去非常棒。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从你那儿买辆车。” “但你没钱，”她边说边瞟了眼镜子，压压头发，皱了一下眉头。“你的信用极差，你一无所有，”她说。“逗你玩呢，”她从镜子里看着他，“别当真，”她说，“这事得办，我会去办的。如果让你去，能弄个三、四百块就算你走运了，我俩都知道这个。宝贝，其实只要你不倒找钱给他们，就算是走了大运了。”她最后一次拍了拍头发，抿了下嘴唇，再用一张薄棉纸把多余的唇膏擦掉。她从镜子前转过身来，拿起她的包。“我得和他们吃顿饭什么的，我告诉过你，这是他们的规矩，我了解他们。不过别担心，我会脱身的，”她说，“我能应付这些。” “天哪，”利奥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祝我好运气，”她说。 “好运气，”他说。“带上那张粉色单子了吗？”他说。 她点点头。他跟着她穿过房子。她是个高个子女人，小而挺立的Rx房，宽厚的臀部和大腿。他挠了一下脖子上的疙瘩，“你肯定吗？”他说，“再看一下，没那张粉色单子不行。” “带上了，”她说。 “再看看。” 她张嘴想说点什么，结果只是在面前那扇窗子上看了眼自己，然后摇了摇头。 “至少打个电话回来，”他说，“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 “我会打的，”她说，“亲亲我，亲亲。这儿，”她说，指着嘴角。“小心点，”她说。 他为她打开门。“你先从哪儿开始？”他说。她从他身边走过，来到了前廊。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在马路对面向这边张望。穿着百慕大短裤，肚皮耷拉着，他一边给秋海棠浇水，一边看着利奥和托妮。有一次，在去年冬天的假日里，托妮带孩子去了她母亲家，利奥带了一个女人回家。第二天，一个寒冷、雾很大的星期六，利奥早晨九点送那个女人上车，让手里拿着份报纸站在路边的威廉姆斯吃了一惊。雾散开了，厄内斯特?威廉姆斯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随后用报纸在自己的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利奥想起了那一拍，耸起肩，说道，“你想好先去哪家了吗?” “我就顺着往前走，”她说，“先去第一家，然后接着一路往下走。” “从九百块开始要价，”他说，“然后往下降。即使是现金交易，九百已经是蓝皮书①的低价了。” “我知道该怎么开价，”她说。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把水管转向他们这边。他在水雾后面瞧着他们。利奥有了股忏悔的冲动。 “一定要敲定，”他说。 “好的，知道了，”她说，“我走了。” 这是她的车，他们都称它为她的车子，这让一切更加糟糕。三年前的夏天，他们买了这辆全新的车。孩子们上学以后，她想做点事，就又回去跑销售。他在纤维玻璃工厂上班，一周干六天。有一段时间，他们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后来，他们就在这轿车上先付了一千元，然后每月都以分期付款数目的两到三倍来付款②，一年内，他们就把贷款全付清了。刚才，在她穿着打扮时，他把备用胎和千斤顶从车的后行李箱里取出来，又把乘客座前放铅笔、火柴和邮票的箱子腾空，先把车的外面洗了一遍，再用洗尘器把里面吸干净。汽车的红色前盖和挡泥板闪闪发亮。 “祝你好运，”他说，碰碰她的胳膊肘。 她点点头。看得出来她的脑子已经不在这儿了，已经在讨价还价了。 “一切都将会不同！”她走上自家车道时，他朝她喊道。“下星期一起，我们从头来。我说话算话。”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望着他们，转过头，吐了一口吐沫。她坐进汽车，点燃一支烟。 “下星期的这时候！”利奥又叫喊道，“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她把车倒上马路，他挥了挥手。她换了挡，向前开去。加速时，轮胎发出一声低低的尖叫。 利奥在厨房倒了些司考奇③，然后端着酒杯来到后院。孩子们都在他母亲家。三天前来过一封信，他的名字被铅笔写在脏兮兮的信封上。那是整个夏天唯一一封不是催债的信。信上说，我们很快乐。我们喜欢奶奶。我们有了一条新狗，它叫六先生。它很可爱。我们爱它。再见。 他又去倒了一杯酒。加了些冰，看见自己的一只手在颤抖。他把那只手放在水池上。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放下酒杯，又伸出另一只手。然后他抓起酒杯，回到屋外，坐在台阶上。他想起小的时候，他父亲指着一栋漂亮房子，一栋很高的白房子，四周种满了苹果树，还围着白栅栏。“那是芬奇家，”他父亲羡慕地说，“他少说也破过两次产。瞧那房子。”但破产应该是一家企业彻底垮台，高层主管割腕、跳楼，成百上千的人无家可归才对呀。 利奥和托妮还有家具。他们的家具还在，托妮和孩子们的衣服还在。这些东西不会被没收掉。除此以外，还剩下什么？孩子们的自行车，但为保险起见，他已把它们送到他母亲家了。几星期前来了辆卡车，把便携式空调、电器用具、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拉走了。他们还剩下什么呢?零零散散，没什么值钱的了，剩下的只是些早已破烂不堪的东西。但过去有过大型的聚会，美妙的旅游。去里诺和塔荷④，八十迈的速度，车篷敞着，收音机开着。食物是一项很大的开支。他们吃起来简直就是狼吞虎咽。他算了一下，光是为了那些奢侈品就花了好几千块。托妮进了商店，见到什么拿什么。“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没有的东西，”她说，“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也没有这些，”就像是他一直都不让他们有这些东西似的。她还参加了各种读书俱乐部。“小时候，我们家里根本就读有书，”她边说，边撕开厚厚的包装纸。他们为了能在新音响上放音乐，又参加了唱片俱乐部。他们什么都参加，甚至还买了一条名叫金泽尔的纯种小猎狗。为买这条狗，他花了两百块，但一星期后就发现它被撞死在街上。他们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如果付不起，就用信用卡，就签字记账。 他的衬衣湿了，他能感觉到汗从腋下流出来。他手持空杯坐在楼梯上，看着阴影盖满整个院子。他伸伸腰，抹了把脸。他听着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声。想着他是否应该走到地下室，站在水池上，用根皮带把自已吊死。他知道自己真的很愿意去死。 回到屋里.他又调了一大杯酒。打开电视，给自己做了点吃的。他拿着伽里⑤和脆饼干，坐在桌前，看着电视里一个盲人侦探的故事。他收拾好桌子，洗了锅和碗，并把它们擦干、收好，然后才让自己朝钟看了一眼。 九点多了。她已走了快五个小时了。 他倒上司考奇，加了点水。端着杯子进到客厅。他坐在长沙发里，发现自己肩膀太僵硬，不能往后靠。他盯着屏幕，呷着酒，很快就又去倒了一杯。他重新坐下来。一个新节目开始了一一十点整——他说，“天啦，天晓得到底哪儿出了差错？”而后，他走进厨房，回来时，杯子里又倒上了司考奇。他坐下，闭上眼睛，听到电话铃响，他立即睁开眼睛。 “我想打电话来着的，”她说。 “你在哪儿？”他说，听见钢琴的声音，他的心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说，“某个地方。我们正在喝酒，然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我和销售经理在一块儿，他很粗鲁。不过还行，他已把车买下了。我得走了。我在去厕所途中看见这个电话的。” “车卖掉了吗？”利奥问。他透过厨房的窗户望着自家的车道，她过去总是把车停在那儿。 “我告诉你了，”她说，“现在我得走了。” “等等，等一会儿，看在老天的份上，”他说，“车到底卖出去了没有?” “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把支票本拿出来了，”她说，“我现在必须走了。我得去洗手间。” “等等！”他喊道。那头的电话已经挂掉了，他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老天爷，”他手里拿着听筒站在那儿，说道。 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又走回客厅。他坐下，又站起来。他在浴室里非常仔细地刷了牙，又用了牙线⑥。他洗了脸，又回到厨房。他看了看钟，从每只都画着一副扑克牌的套杯中取出一只干净的。他在杯子里装满冰，然后盯着丢在水池中的那只杯子看了一会儿。 他靠着长沙发的一头坐下，把腿跷在沙发的另一头。他看着屏幕，发现自己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什么。他转着手上的空杯子，想把杯子的边咬下来。他打了一阵寒颤，想上床去，可是他知道，他会梦见一个一头灰发的壮女人。他总在梦里弯腰系鞋带，当他直起身子时，她正看着他，他弯下身来再系一次。他看着自己的手，在他的注视下它握成了拳头。电话铃响了。 “你在哪儿，亲爱的？”他和蔼地慢慢说道。 “我们在这家饭馆，”她说，她的嗓门又响又亮。 “亲爱的，哪家饭馆？”他问道。用手掌抵住眼睛，揉了揉。 “市区的一家，”她说，“我想是‘新吉米’。对不起，”她在电话那端对什么人说道，“这是‘新吉米’吗？这里是‘新吉米’，利奥，”她对他说。“都妥了，我们就快完事了，然后他会把我送回家的。” “亲爱的？”他说。他把听筒靠在耳朵上，闭着眼，前后摇晃着。“亲爱的？” “我得走了，”她说，“我一直想打电话给你。好啦，猜猜多少钱？” “亲爱的，”他说。 “六百二十> “亲爱的，哪家饭馆？”他问道。用手掌抵住眼睛，揉了揉。 “市区的一家，”她说，“我想是‘新吉米’。对不起，”她在电话那端对什么人说道，“这是‘新吉米’吗？这里是‘新吉米’，利奥，”她对五”她说。“已经在我的包里了。他说敞蓬车不太好卖。我想我们生来就走运。”她说着笑了起来。“我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我想我只能这样。” “亲爱的。”利奥说。 “什么?”她说。 “求你了，亲爱的，”利奥说。 “他说他很同情，”她说，“不过他说什么都有可能，”她又笑起来，“他说，如果是他，他宁愿自己是个强盗或强xx犯，也不愿意是个破了产的。不过他还算客气，”她说。 “回家吧，”利奥说，“叫辆车回家来吧。” “不行。”她说，“我告诉你了，我们正吃着饭呢。” “我去接你，”他说。 “不行，”她说，“我说了，我们马上就结束了。我告诉过你，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总想多得到点什么。不过别担心，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一会儿我就到家了。”她挂上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打电话到‘新吉米’。一个男人的声音。“‘新吉米’已经打烊了。”那个男人说。 “我想跟我妻子说话。”利奥说。 “她在这儿上班吗？”那人问。“她是谁？” “她是个顾客，”利奥说，“她和一个人在一起。一个生意人。” “我认识她吗？”那男的说，“她叫什么？” “我想你不认识她，”利奥说。 “没事了，”利奥说，“没事了，我看见她了。” “谢谢你打电话到‘新吉米’来，”那人说。 利奥快速跑到窗前。一辆他没见过的车在房前减了速，然后又突然加快了速度。他等着。两、三个小时后，电话又响起来。等他拿起听筒，那边已经没人了，只剩下忙音。 “我就在这里！”利奥冲着听筒大叫。 天快亮时，他听见前廊上的脚步声。他从沙发上爬起来。电视还在嗡嗡叫，屏幕闪着白光。他打开门，她磕磕碰碰地走了进来。她咧嘴笑着。她的脸有点浮肿，好像是在镇静剂的作用下一直睡觉来着。她动了动嘴唇。当他举起拳头时，她费力地闪开身体，躲到一边。 “来啊，”她口齿不清地说。她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突然，她发了一声喊，向前一跃，抓住他的衬衣，把前襟一把扯开。“破产!”她尖叫道。她挣脱身子，抓住他汗衫领口，使劲扯。“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用手挠他。 他捏紧她的手腕，然后放开它，后退了一步，想找个重家伙。她跌跌撞撞地朝卧室走去。“破产了，”她嘟嚷着。他听见她呻吟着，摔倒在床上。 他等了一会儿，朝自己脸上撩了些水，才走进卧室。打开灯，看看她，动手把她的衣服脱了下来。脱她衣服时他把她翻过来倒过去。她在睡梦中嘀咕了些什么，晃了晃手。他脱下她的内裤，凑到灯下仔细查看。然后把它扔到角落里。他掀起床单，把她赤裸的身体裹起来，然后打开她的包。他正看着那张支票，就听见一辆车开上了车道。 他透过前门的窗帘望出去，看见了车道上的敞蓬车，马达平稳地运转着，车前的大灯亮着。他眨了眨眼，看见一个高个子男子从车前绕过来，来到前廊。他在那儿放了点什么后，又朝车子走回去。他穿了一身白色亚麻布西装。 利奥打开前廊上的灯，小心地打开门。最上面那级台阶上放着她的化妆包。那男子隔着车头看着利奥，然后坐进车里，松开手刹。 “慢着！”利奥喊着走下台阶。当他走进车灯的光线里时，那人刹住了车。车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嘎吱声。利奥想把他衬衣的两片前襟拢在一起，塞进裤子里。 “你想干什么？”那人说。“你看，”那人说，“我得走了。不是想冒犯你，我是个卖车的，是不是？那女士拉下了她的化妆盒。她是个好女人，非常文雅。怎么回事？” 利奥靠在车门上看着那人。那人的手从方向盘上挪开，又放了回去。他挂上倒档，汽车朝后倒了一点。 “我想告诉你，”利奥说，润了润嘴唇。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卧室的灯亮了，窗帘卷了起来。 利奥摇摇头，又塞了塞他的衬衣。他往后退了退。“星期一，”他说。 “星期一，”那人说着，防范着突然的举动。 利奥慢慢点点头。 “那好，晚安，”那人边咳边说。“别往心里去，听见没有？星期一，很好。那好，就这样吧。”他的脚从刹车上挪开，车往后倒了两三英尺后，他又踩住刹车。“嗨，有个问题。朋友间的，它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那人等着，而后清了清喉咙，“好吧，算了吧，是不是都没关系，”他说，“我得走了，别往心里去。”他倒上公路，迅速地开走了。转弯时都没停一下。 利奥一边往里塞着衬衣，一边往回走。他锁上了前门，又检查了一下。然后他走进卧室，锁上门，掀开床单。关灯前，他又看了看她。他脱了衣服，在地上仔细地把它们叠好，钻进去躺在了她身边。他背朝下躺了一会儿，用手揪着肚皮上的毛，想着什么。他看看卧室的门，在外面黯淡的光线下，只能看见轮廓。隔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屁股。她没动。他侧过身，把手放在她屁股上。他的手指在她的屁股上滑动，感觉着上面的褶痕。它们像是道路。他追踪着她肉体上的这些道路，手指在上面划过来划过去，一条，又一条。路在她的身体上纵横交错着，一打，也许有上百条。他记起他们刚买下车的那天早晨醒来，看见了它，就在车道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①蓝皮书是指美国二手车参考价格的小册子。每年出一本，列出各种型号和年代的旧车应售价。 ②归还贷款时，多出应付款的钱会算成本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短还款时间和少付利息。 ③一种威示忌酒。 ④里诺是美国在内华达州西部的一个城市，靠近加州。它是美国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塔荷这里是指靠近里诺的塔荷湖。它是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州交接处的一个高山湖。 ⑤一种墨西哥食品，用一种大个的红豆、牛肉沫、辣椒等原料炖制而成。 ⑥牙线（dentalfloss）是用来清除牙缝之间的脏物的。 译后记 卡佛的这部小说最初发表在七二年五月号的《绅士》杂志上，并被收录到七三年的《欧?亨利获奖小说集》。当时小说的名字叫《怎么回事？》（《WhatIsIt?》）。卡佛一生共有六部作品入选《欧?亨利获奖小说集》，其中两次因名列第一而获‘欧?亨利奖’。该小说是卡佛的第一部入选作品。卡佛也将其收录到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可以吗？》。后来，卡佛在出版他最后一部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时，再次将其收入。他除将小说名改成《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外，内容一字未改。这对卡佛来说是很不寻常的，显示了他对这部小说的偏爱和信心。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卡佛小说，包括了他喜欢的几个主题――夫妻间的不忠、破产、酗酒和角色之间的缺乏沟通。另外，写作风格也很突出。一种有控制的描述，注意细节，精彩的对话和独白。对重要情节的省略（他妻子那晚到底和卖车的干了什么，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卡佛提供的线索，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使小说产生一种张力。 最后，与他的其他小说一样，卡佛这篇小说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一生曾两次破产，酗酒、与前妻互有不忠。而且，他前妻就曾拥有过一辆红色的敞蓬车。

信号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作为那晚计划好的奢侈活动的首个项目，韦恩和卡罗琳去了阿尔多，北面较远的一个高级饭店。他们穿过一个放着小型雕塑，围着围墙的小花园，一名身着深色西服，头发灰白的高个子男子对他们说，“晚上好，先生，女士，”并为他们打开厚重的大门。 进去后，阿尔多领着他们参观了鸟笼——里面有一只孔雀、一对金色的雉鸟和一些正在飞行或栖息着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阿尔多亲自把他们领到餐桌旁，先给卡罗琳安排好座位，然后转身面向韦恩，离开前说了句，“真是位可爱的太太。”这是位个头不高、深肤色、带着点软软的口音的无可挑剔的男人。 他们对他的殷勤甚为满意。 “我在报上读到过，”韦恩说，“他的一个叔叔在梵蒂冈任着个要职。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油画的复制件的原因。”韦恩冲靠近他那面墙上的一幅委拉斯贵兹复制品点了点头。“他叔叔在梵蒂冈，”韦恩说。 “他原来是里约库帕卡巴那的侍者总管，”卡罗琳说。“他认识弗兰克?辛纳屈【1】，拉娜?透纳【2】是他的好朋友。” “是吗？”韦恩说。“我不知道这些。我读到他在瑞士的维多利亚旅馆和巴黎的一些大旅馆里做过。不知道他也在里约库帕卡巴那做过。” 侍者往桌子上摆放厚重的高脚玻璃杯时，卡罗琳把包往一边挪了挪。他倒完水后，在韦恩一侧站定。 “你看见他穿的那套西服了吗？”韦恩说。“现在很难见着这种西服了，那是套三百块的西服。”他拿起菜单。过了一会，他说，“嗯，你来点什么？” “不知道，”她说。“我还没想好呢。你来点什么？” “不知道，”他说。“我也没想好。” “这种法国菜怎么样？韦恩？要不这种？在这一面。”她把手指放在说明上，眯着眼看着他，他正忙着确定那是哪一种语言，噘着嘴，皱着眉，摇着头。 “我不知道，”他说。“我想知道自己要吃的东西是什么。我实在是看不懂。” 侍者拿着卡片和铅笔回来，说了几句韦恩没听明白的话。 “我们还没想好，”韦恩说。见侍者还在桌边站着，他摇了摇头。“等我们决定了就给你发信号。” “我想我就来块西冷牛排吧。你点你想要的，”侍者离开后他对卡罗琳说道。他合上菜单，拿起高脚水杯。透过邻桌底低的交谈声，韦恩能听见从鸟笼那儿传来的鸟鸣声。他看见阿尔多正在招呼一组四人的客人。一边和他们交谈，一边点头微笑，并把他们带到一张桌子跟前。 “我们完全可以有张好一点的桌子，”韦恩说。“而不是在正中央，大家都从你旁边经过，看着你吃饭。我们本可以有张靠墙的桌子，或者靠近水池那边。” “我就来腓里牛排，”卡罗琳说。 她还在看菜单。他弹出一根烟，点燃它，然后环顾周围其他用餐的人。卡罗琳还在盯着菜单看。 “好啦，看在老天的分上，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把菜单合上，他就会过来开单子了。”韦恩抬起胳膊招呼那个侍者，而他正站在后面和其他侍者闲聊。 “除了和别的男招待吹牛就没事可干了，”韦恩说。 “他过来了，”卡罗琳说。 “先生？”侍者是个瘦瘦的、面无表情的男子，穿着件松松垮垮的黑西服，打着黑色的领结。 “……我们来瓶香槟，我想就小瓶的吧。那个，就要国产的，”韦恩说。 “好的，先生，”侍者说。 “现在就给我们上，然后再上沙拉和开胃碟，”韦恩说。 “嗯，开胃碟一起上吧，就这样，”卡罗琳说。“谢谢。” “好的，太太，”侍者说。 “这帮人狡猾得很，”韦恩说。“你还记得那个叫布鲁诺的家伙吗？他曾经周日到办公室上班，周末去餐馆做男招待。他从装零用金的盒子里偷钱时让佛瑞德给逮着了。我们把他解雇了。” “我们谈点高兴的事情吧，”卡罗琳说。 “好的，那当然，”韦恩说。 侍者往韦恩的杯子里倒了一点香槟，韦恩端起杯子，尝了尝，说道，“很好，这个很不错。”他稍后说道，“为你，宝贝，”高举起酒杯。“生日快乐。” 他们碰了碰杯。 “我喜欢香槟，”卡罗琳说。 “我喜欢香槟，”韦恩说。 “我们本可以来瓶枪骑兵的，”卡罗琳说。 “哦，如果你想要的话，刚才为什么不说？”韦恩说。 “我不知道，”卡罗琳说。“刚才没想到这个。其实这个也不错。” “我对香槟不太在行。我不在乎承认自己不是个……鉴赏家。也不在乎承认自己其实就是个乡巴佬。”他大声笑着，想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正忙着从盘子里挑选一颗橄榄。“不像你最近常来往的那伙人。但如果你想要枪骑兵的话，”他接着说道，“你该点枪骑兵。” “噢，快闭嘴！”她说。“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她抬头看着他，他不得不避开她的眼光。他在桌子下面动了动脚。 他说，“来点香槟吧，亲爱的？” “好的，谢谢。”她很从容地说道。 “为我们，”他说。 “为我们，亲爱的，”她说。 喝的时候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 “我们应该经常这样，”他说 她点了一下头。 “时不时地出来走走有好处。如果你想要我这样做的话，我会去努力的。” 她伸手去拿芹菜。“这取决于你。” “不是这回事！又不是我要去….要去…” “要去干嘛？”她说。 “我根本不在乎你去干什么，”他垂下眼睛说。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提那个，”他说。 男侍者端来了汤，拿走了酒瓶酒杯，又给他们的水杯加满水。 “能给我拿一把调羹吗？”韦恩问道。 “先生？” “一把调羹，”韦恩重复道。 男招待看上去很吃惊，然后又露出困惑的样子。他朝其它桌子扫了一眼。韦恩对着汤碗做了个舀汤的动作。阿尔多出现在桌旁。 “一切都好吗？有什么问题吗？” “我丈夫好像缺一把调羹，”卡罗琳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 “应该的。请你拿一把调羹来【3】，”阿尔多用平静的声音对男侍者说道。他看了眼韦恩，然后对卡罗琳解释道。“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晚上。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我相信你会同意他是个优秀的侍者。布置桌子的小伙计忘记放调羹了。”阿尔多微笑着。“难怪保罗有点儿手足无措。” “这个地方真漂亮，“卡罗琳说。 “谢谢，”阿尔多说。“您今晚能光临我不胜荣幸。您愿意参观一下酒窖和包房吗？” “非常愿意，”卡罗琳说。 “你们用完餐后，我会让人领着你们参观一下，”阿尔多说。 “那真是太好了,"卡罗琳说。 阿尔多微微鞠了个躬并再次看着韦恩。“祝你们用餐愉快,”他对他们说。 “那个混蛋，”韦恩说 “谁？”她说。“你在说谁？”她放下她的调羹，问道。 “那个男招待，”韦恩说。“那个男招待。这里最新最愚蠢的男招待，偏偏是他在为我们服务。” “喝你的汤，”她说。“别把肺给气炸了。” 韦恩点着一根烟。男侍者送来了色拉，并拿走了盛汤的碗。 开始吃主餐时，韦恩说，“那个，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也许吧，”她说。“可能总是有的。” “别跟我来这一套，”他说。“直接回答我。” “别冲我叫，”她说。 “我在问你”他说。“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他说。 她说，“你想要我用血来保证？” 他说，“这倒是个不坏的主意。” 她说，“你给我听好了！我把这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给了你。一生最好的时光！” “一生最好的时光？”他说。 “我今年三十六岁，”她说。“今晚就三十七了。今晚，现在，就在此刻，我无法告诉你我将要干什么。我只能走着瞧，”她说。 “我才不在乎你去干什么呢，”他说。 “是这样吗？”她说。 他丢下他的叉子，又把餐巾扔在了桌上。 “你吃完啦？”她愉快地问道。“我们来点咖啡和甜食。我们来个好点的甜食，高级一点的东西。” 她吃光了她盘子里所有的食物。 “两杯咖啡，”韦恩对男侍者说。他看了看她，又回过头来看着男侍者。“你们有什么甜食？”他说。 “先生？”男侍者说。 “甜食！”韦恩说。 男侍者先盯着卡罗琳，然后又盯着韦恩看。 “不要甜食了，”她说。“什么甜食都别吃了。” “巧克力慕斯，”男侍者说。“橙雪芭，”男侍者说道。他微笑着，露出一嘴烂牙。“先生？” “我根本就不想参观这个地方，”男侍者离开后韦恩说道。 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韦恩在他的咖啡杯旁丢了张一块的纸币。卡罗琳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两块钱，把纸币抹抹平，并把它们放在那张一块的旁边，三张纸币排成了一排。 韦恩付帐时她在一旁等着。从眼角处，韦恩能看见阿尔多站在近门处，正往鸟笼里面丢谷粒。阿尔多向他们这边看了一眼。微笑着，继续用手指捻着谷粒，鸟儿在他跟前拣食。稍后，他快速地掸了掸双手，向韦恩这边走来，韦恩侧过脸，当阿尔多走近时，他故意微微地转过身去。当韦恩回过头来时，他看见阿尔多拿起卡罗琳的手，看见阿尔多很潇洒地并了一下脚后跟，看见阿尔多在吻她的手腕。 “太太满意您的晚餐吗?”阿尔多说。 “非常好，”卡罗琳说。 “您会常来光顾吗？”阿尔多说。 “会的，”卡罗琳说。“有机会我就会来的。下次，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允许到处瞧一瞧，但这次我们不得不先走了。” “尊敬的女士，”阿尔多说。“我有样东西给您，请稍等片刻。”他向靠门的一张桌子上的花瓶伸过手去，优雅地转过身来，手里多了枝长茎的玫瑰。 “给您的，尊敬的女士，”阿尔多说。“但请小心。有刺。一位可爱的女士，”他对韦恩微笑并说道，然后转身去迎接另一对客人。 卡罗琳站在那里。 “快走吧，”韦恩说。 “这就是他能成为拉娜?透纳朋友的原因，”卡罗琳说。她拿着那枝玫瑰并用手指捻着它。 “晚安！”她冲着阿尔多的背后喊道。 但阿尔多正忙着挑选另一枝玫瑰。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认识她，”韦恩说。 【1】弗兰克?辛纳屈（FrankSinatra，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和电影演员。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助角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十一次获格莱美奖，并获得由里根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 【2】拉娜?透纳（LanaTurner,1921—1995），美国电影演员。以结过八次婚和有很多情人而著名。 【3】此句原文是法文。 译后记 《信号》这部小说被收录在卡佛的第一部重要小说集，《请你别说了，可以吗？》里。它虽然不是卡佛的名篇，却是一部充分显示其短篇技巧的小说。 故事开头很平淡。一对夫妇去一家高级饭店吃晚饭。男主角心情似乎不错，对服务也很满意。但在点酒点菜和用餐过程中，夫妻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一个个细微的信号慢慢显露出来。与卡佛的其他夫妇一样，两人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使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尽管韦恩在作修复的努力，但看得出来，他已没有能力达到他的目的，只能在那里指东说西和迁怒他人。 卡佛在刻画人物时，不是靠作者对人物的主观描述，而是通过场景和对话，来使人物鲜活起来。他只用了几段日常对话和对用餐过程中的几个细节的描述，就把韦恩的缺乏自信、爱抱怨、卡罗琳的爱面子和对奢侈生活的向往、阿尔多的殷勤周到、男侍者的手足无措等，表现得活灵活现。在只有三千多字的小说里，尽管没有提及造成这对夫妻隔阂的具体原因，但读者完全感受到了这对夫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故事进程自然流畅，充分体现了简约小说的魅力。 如果要找出什么不足的话，我觉得这篇小说的结尾偏弱。卡佛非常注重小说的结尾，他很多小说都是通过不同寻常的结尾，来暗示人物表面上不确定，但其实早已注定的命运。但这篇小说到了结尾处已尘埃落定，可能是因为故事的高xdx潮发生的较早的原因。

软座包厢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肖铁 迈尔斯坐在头等火车车厢里，横穿法国，去斯特拉斯堡看望正在那里上大学的儿子，那个自己已经有八年没见过面的儿子。八年了，自从迈尔斯和孩子的妈妈分道扬镳以后，他和男孩之间没通过一次电话，甚至连张明信片都没有寄过。迈尔斯一直相信，是儿子不怀好意的干涉才使他们夫妻的关系一步步恶化，直至最后的分手。 迈尔斯最后那次见到儿子，是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当中，男孩猛地向他扑过来。他老婆一直站在餐具柜的旁边，把瓷碟子一张接一张地摔在餐厅地板上，当她把手伸向杯子的时候，迈尔斯说，“够了！”就在那时，男孩向他冲了过来。迈尔斯横着错过一步躲开了他，把他的头夹在了胳膊底下。男孩边哭，边用拳头不停地打在迈尔斯的后背和后腰上。迈尔斯制服了他，制服了他以后，迈尔斯仍不依不饶。他把他推到墙上，威胁要杀了他。当时他迈尔斯是说真格的。他还记得自己的喊叫，“我给了你这条命，我也能再把它给收回来！” 现在想起那可怕的一幕，迈尔斯摇摇头，好像一切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一样。不过，说实在的，他的确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现在他自己一个人过，除了工作上的同事，他几乎谁都不接触。晚上，他听古典音乐，读关于怎样诱擒水鸟的书。 他点上香烟，继续盯着车窗外面，没注意坐在门边上的男人还在睡着，帽子拉下来盖住了眼睛。清晨，车窗掠过的绿色田野上飘着晨雾。迈尔斯不时会看见农舍和谷仓，所有的东西都被墙围起来。他突然想，就这样生活在一所老房子里，被围墙包裹起来，也许是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刚过六点。自从昨晚七点在米兰上车以后，他一直没有睡着。火车离开米兰的时候，他因包厢里就他一个人而感到很幸运。他一直开着灯，看旅游指南之类的书，他希望自己是在去这个地方之前，而不是在去了之后，看到这些介绍。他发现了许多他本来应该去看去体验的东西。这是他第一次，而且肯定也是最后一次来意大利观光了。坐在离开意大利的火车上，才不断发现有关这个国家星星点点的信息，他不能不觉得稍稍有些遗憾。 他把旅游指南放进手提箱，又把手提箱放到头上的行李架上，脱了大衣，像毯子一样盖在身上。他关了灯，坐在昏暗的包厢里，闭上眼，盼望着睡意的降临。 好像过了很久，就在他觉得自己就要睡着的时候，火车减速驶进了巴塞尔郊外的一个小站。就在这儿，一个穿黑色西装戴帽子的中年男人走进了包厢，用一种迈尔斯不懂的语言和他说了点什么，把自己的皮包放到了行李架上。他在迈尔斯的对面坐下，舒展自己的肩膀，然后把帽子向下拉，盖住了眼睛。火车重新移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睡着了，平和的鼾声让迈尔斯羡慕。几分钟后，一位瑞士乘务员推开包厢门，开了灯，用英语和什么别的语言──迈尔斯猜是德语──向他们要护照看。那个和迈尔斯分享包厢的人把帽子推上头顶，眨着眼掏自己的外衣口袋。乘务员研究了他的护照，仔细端详他，然后把文件还给了他。迈尔斯也把自己的护照交了上去。乘务员读了上面的信息，边检查照片边看迈尔斯，然后点点头，还给他，并在出门时关上了包厢的灯。坐在迈尔斯对面的男人重新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腿向外伸出来。迈尔斯估计这个男人马上就会回到睡眠当中，而这又一次让他很是欣羡。 那之后，他怎么也睡不着了，开始琢磨几个小时之后和儿子的会面。在车站上见到儿子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该不该拥抱一下？不过，这样想想都让他有些不舒服。或许他该只是轻描淡写地伸出手，拍拍孩子的肩膀，笑一笑，就好像这八年根本不存在一样？可能男孩会说几句话──很高兴看见您，旅程还好吗？──然后迈尔斯会说……他真不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 一个法国乘务员从包厢旁边经过，瞅了一眼迈尔斯和睡在他对面的男人。迈尔斯知道这个法国人已经给他们的车票打过孔了，便没理他，扭过头，重新望着窗外。住宅多起来，但围墙消失了。房子都很小，挤在一起。迈尔斯马上明白过来，那肯定是一个法国的村庄。薄雾正在消散。火车鸣着汽笛飞驰过一个路口。路障已经放了下来，他看见一个穿着毛衣的年轻的女人，绾着头发，推着自行车，看着火车一闪而过。 你妈妈还好吗？他们从车站走出一段后，他可能会这样问男孩。有什么你妈妈的消息吗？某一个瞬间，他甚至想到，她可能已经死了。不过他马上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他会听到些什么──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知道的。迈尔斯知道，如果自己继续想这些事情的话，他的心就会碎了。他系上衬衣领口的扣子，整理好领带，把外衣搁在旁边的座位上。他系好鞋带，站起来，迈过那个还在睡着的男人的腿，走出了包厢。 在走向车尾的过程中，迈尔斯不得不扶着走廊两旁的窗户，好让自己站稳。他关上狭窄的厕所门，上了锁，然后打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火车忽然拐了一个弯，抛出一条弧线，车速却还是那么高，迈尔斯得拽住水池才能保持平衡。 几个月前，他收到了男孩的信。信写得很简短，只是说他去年一直住在法国，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所大学上学。他为什么去了法国，以及去法国之前的那几年他都在做些什么，信上一点都没写。信上没提到男孩的妈妈，迈尔斯想这也很正常，只是她现在的状况和行踪便也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令他费解的是，孩子是用“爱”这个词结束了那封信。这让迈尔斯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还是回了信。深思熟虑以后，迈尔斯在信里谈到自己一直想去欧洲作一次小小的旅行。男孩想不想在斯特拉斯堡的车站见他一面呢？他在信的结尾写上了，“爱你的爸爸”。他收到了孩子的回信，便开始了准备和安排。他很吃惊地发现，除了自己的秘书和几个商业伙伴以外，他真的再不需要通知任何人自己即将离开的事了。在那家他工作的工程公司里，他已经攒有六个星期的假期，他决定乘这次旅行把所有假期都用了。虽然现在他不打算把这些时间都在欧洲花光，他还是很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先去了罗马。几个小时独自一人的走街串巷以后，他后悔自己没有参加旅游团。他感到了孤独。他也去了威尼斯，一个他和他妻子曾经无休止地谈论过想去参观的城市。但威尼斯令他失望。他看到一个独臂的男人吃炸鱿鱼，污秽的沾满水渍的建筑，触目可及。他坐火车去了米兰，住在一家四星级旅店，整晚都在一个索尼彩色电视上看足球比赛，直到节目停播为止。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就在城市里闲逛，一直逛到又要去火车站为止。他计划，在斯特拉斯堡的短暂停留将是这次旅行的高xdx潮，待上一两天，甚至三天──就看到那里的情况来定了。然后，去巴黎，然后，坐飞机回家，满心欢喜地回国。他已经厌烦了在旅途中想方设法让陌生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了。 有人敲厕所门。迈尔斯把衬衣塞进裤里，系好皮带，打开门，伴随着车厢的颠簸，摇摇晃晃着走回了他的包厢。开门的时候，他立刻注意到他的大衣被人动过了，不在他离开时放的椅子上。他感到像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比他想像的要严重。他赶紧拿起大衣，心跳明显加快。他把手伸进里面的内兜，护照还在。钱包是放在裤子的屁股兜里的。也就是说，他还有他的护照和钱包。丢了的是他给男孩买的礼物——在罗马一家商店买的一块昂贵的日本手表。为了保险，他一直把手表放在大衣的内兜里。现在表没了。 “对不起，”他对那个身子陷在座位里，腿伸出来，帽子盖住眼睛的男人说，“对不起，打扰一下。”那个人把帽子向后推了推，睁开眼，自己把自己从座位上拽了起来，看着迈尔斯。他的眼睛很大。他可能一直在做着梦，但也可能根本没有睡着。 迈尔斯说，“您看见有什么人进来过吗？” 但很明显，那个男人听不懂迈尔斯的话。他继续盯着迈尔斯看，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迈尔斯认为是莫名其妙的表情。不过迈尔斯想，那也可能有别的暗示。说不定那目光后掩藏着某种狡黠和欺骗。迈尔斯摇晃自己的大衣，把手伸进口袋翻腾起来，好引起男人的注意。他又把自己的袖子向上撸了撸，把自己的手表露出来给对方看。那个人看看迈尔斯，又看看迈尔斯的手表，脸上浮现出一种迷惑的神情。迈尔斯敲了敲自己手表的表盘，另一只手又伸进大衣兜里，做出一种摸鱼般找寻什么东西的样子。然后又指了指手表，手指摇摆着，希望能表示出那块腕表从门口飞了出去。 男人耸耸肩，摇了摇头。 “妈的。”迈尔斯沮丧地骂了声。他披上大衣，走到走廊里。在包厢里，他已经一分钟也不能待下去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打那个男人。他在走廊里到处打量着，好像希望自己能碰到那个小偷，并能一眼认出来。但周围空无一人。可能那个和他分享包厢的人并没有拿他的手表。也许是别人，也许就是那个敲厕所门的人，经过这个包厢的时候，看见了大衣和熟睡中的人，就开了门，翻了一遍口袋，顺手牵羊之后带上门，溜之大吉。 迈尔斯缓慢地走向车厢尾部，看了看其他的包厢。这节头等车厢虽然不挤，但每个包厢都有一两个人，大多在睡觉，或至少是看起来像在睡觉。他们眼睛闭着，头向后靠在椅背上。有个包厢里，一个和迈尔斯年岁差不多大的男人也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田野。迈尔斯停下来，向里面看他的时候，那个人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迈尔斯走进二等车厢，这节的包厢拥挤得多了──有时一个里面要有五六个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来，这里的人都更加的绝望。很多人都醒着——睡也睡不舒服吧——他经过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转过来，看着他。外国人，迈尔斯想。显然，如果他包厢里的那人没有偷手表，那么小偷只能是来自这些包厢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没希望了。表已经丢了，现在正待在别人的口袋里。他也不指望能让那个法国乘务员明白都发生了什么。即使他能，又能怎么样呢？他回到自己的包厢，看见那个人又舒展了双腿，帽子盖住了眼睛。 他从男人腿上迈过来，坐在自己靠窗的位子上，愤怒得晕眩。已经到了城市的郊区，农场和牧场让位给了工业车间，建筑物的正面写着他无法发音的名字。火车减速了。迈尔斯能看见城市街道上跑着汽车，还有一些车辆在路口排成长队，等着火车经过。他站起来，拿下手提箱，放在大腿上，透过车窗，看着外面这个可恶的地方。 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想见那个男孩。这个发现让他吃了一惊，冒出这种想法真有些低劣，让他觉得很是羞么。即使他能，又能怎么样呢？他回到自己的包厢，看见那个人又舒展了双腿，帽子盖住了眼睛。 他从男人腿上迈过来，坐在自己靠窗的位子上，愤怒得晕眩。已经到了城市的郊区，农场和牧场让位给了工业车间，建筑物的正面写着他无法发耻了一阵子。他摇了摇头。在这一生可笑愚蠢的行为里，这次旅行说不定就是他干过的最愚蠢的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点想见这个男孩的渴望，很久以前，男孩的行为就已经把自己从迈尔斯的情感中疏离了出去。他突然十分清晰地回想起了那次男孩扑向自己时的表情，一波苦楚向迈尔斯袭来。就是这个男孩，吞噬了迈尔斯的青春，把那个他追求过并娶过来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酗酒狂，变成了一个男孩既可怜但又不断威胁恐吓的女人。到底为了什么，迈尔斯问自己，他要大老远地一路跑来看望这个自己讨厌的人？他不愿去握男孩的手，他敌人的手，也不想去拍他的肩膀，或是闲聊。他不想自己还要向他询问他妈妈的情况。 火车进站的时候，他身子向前坐了坐。法语报站的通知从火车内部的喇叭里传出来。迈尔斯对面的男人开始蠕动起来，又有别的法语通知从扬声器中传出的时候，他整了整帽子，坐了起来。那些通知，迈尔斯一句也听不懂，随着火车的减速一直到最终停下，他变得越发的焦躁。他决定不离开这个包厢，他打算就这么坐着不动，直到火车的再次启动。那么当火车再次开起来的时候，他就在去巴黎的路上了，一切就这么着儿算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窗外，害怕会看见男孩的脸出现在窗口前。如果真的那样，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他害怕自己会晃动起拳头。他看见站台上几个人，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站在行李箱旁等着上车。也有几个人，没有行李，手插在兜里，显然是在等着接人。他儿子并不在其中，当然，这不表示他的儿子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等着他。迈尔斯把手提箱从腿上拿下来，放在地板上，一点点地推到了座位底下。 对面的男人，打着哈欠，看着窗外。现在他扭过头，盯着迈尔斯。他摘下帽子，手挠着头发，然后又戴上帽子，站起身，从架子上拉下自己的包裹。他打开包厢的门，在走出去之前，回过身，指了指车站。 “斯特拉斯堡。”那个男人说。 迈尔斯转过脸，没去理他。 男人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了走廊，拿着包裹，肯定也拿着那个手表，迈尔斯想。不过，那块表是他现在最不关心的东西了。他又看了看窗外。他看见一个戴着围裙的男人站在车站门口，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两个列车员正向一个女人解释着什么。那个女人穿长裙，手里抱着小孩。他们一直在说，她就听着。一个人还轻轻逗弄着小孩的脸蛋。女人低头看着，笑着，挪动了一下小孩，继续听着。 在离自己车厢很近的站台上，迈尔斯看见一对年轻人拥抱着。然后，年轻的男子松开了女孩，说了些什么，提起小提箱，上了车。女孩看着他离开，手捂住了脸，不住揉着眼睛。一会儿，迈尔斯看见她走下了站台，眼睛仍一直盯着他的车厢，就像在紧紧地跟踪着什么人。他匆匆扫了一眼那个女孩，看了看车站候车室上面挂着的大钟。他打量着站台，男孩没有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可能他是睡过了头，或者，也可能像自己一样改变了主意。不管是怎样，迈尔斯感到了解脱。他又看了看那个大钟，然后看见那个女孩快步跑向他面前的窗口。他身子向后倾斜，好像是女孩要敲破他的玻璃一样。 包厢的门开了，那个他刚刚在外面看见过的青年男子走进来，带上门说，“您好。”（原文法文）没等迈尔斯答话，他就把小提箱扔上了头顶的架子，一步跨到窗前，边说着“打扰了”，边拉下了窗玻璃。“玛丽。”他喊着。那个年轻女孩边哭边笑起来。男子向上拉住了女孩的手，开始亲吻她的手指。 迈尔斯扭过头，紧紧咬住自己的牙齿。他听见列车员最后的呼喊，汽笛响了。火车立刻行驶起来，开离了站台。青年男子已经松开了女孩的手，但仍在火车摇摆向前的颠簸中，不停向她挥着手。 没过一会儿，火车刚刚开到了站台外面的露天空地上，迈尔斯发觉它猛地一下停了下来。年轻男子关上窗户，坐到靠门的位子上。他从大衣里拿出报纸，读了起来。迈尔斯站起身，打开门，走过走廊，一直走到车厢连接处。他不知道火车为什么停下来，可能是什么故障吧。他走到窗边，看见的只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轨道，轨道上面，有火车的车厢正被重新装配，从一列火车上拆卸下来，再挂钩到另一列火车上。 他向后退一步，离开了窗口。下一节车厢门上的牌子写着“推”（原文法文），他就用拳头打了一下，门滑动地开了。他又一次来到了二等车厢。他走过一排塞满了人的包厢，人们都忙着赶紧安顿下来，像是在为各自的长途跋涉做好准备。迈尔斯想找个人问问现在这辆火车正要开向哪里。买票的时候，是说先去斯特拉斯堡，然后再到巴黎的呀。不过，假如就这样把头探进人家的包厢，用法语说句“对不起，打扰一下”，或是模仿什么别的本地人说话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他是要问是不是到站了似的，这会让他觉得很丢人。这时，他听见很大一声哐当声，火车向后倒了一点。他又能看见站台了，也便又想起了他的儿子。可能他现在正站在那里，正因为刚才冲向站台的一路奔跑而气喘吁吁呢，说不定他正想着他爸爸哪儿去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迈尔斯晃了晃头。 车厢在他脚下吱扭地呻吟，有什么东西叼住了什么别的东西，重重地咬噬在了一起。迈尔斯向外看了看，轨道交错的曲径迷宫中，火车已经再次驶动起来。他扭转过身，疾步穿过这节车厢，回到他自己的那节车厢，沿着走廊，走回了自己的包厢。但那个拿着报纸的年轻男子已经不见了，而且迈尔斯的行李箱也没了。这根本就不是他原来的那间包厢了。他大吃一惊地明白过来，就在刚才，他那节车厢肯定已经从火车上卸了下去，然后又接上了眼前这一节二等车厢。他面前的包厢几乎塞满了矮小的深色皮肤的人，快速地说着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其中一个人向他招手，示意他进来。迈尔斯走进了包厢，人们为他腾出了一点地方。包厢里似乎充斥了一种欢愉的气氛。刚才那个向他示意的男人笑着，轻拍着他旁边的空位。迈尔斯坐了下来。车头在他的背后，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快地从眼前闪过，远远地甩去。一瞬间，迈尔斯觉得那些风景好像正飞逝着远离自己。他知道，自己正赶向什么地方，但至于方向是否正确，那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他向后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人们还在说着笑着，声音像从远方传过来。很快，他们的声音和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奏融合在一起。渐渐地，迈尔斯感到自己被声音裹携着，跌进梦乡。

主意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晚饭后，我已在厨房桌旁黑着灯坐了一个小时，监视着外面。今晚他要干这件事的话，现在是时候了，甚至都晚了点。我已有三天没见着他了。但今晚卧室的窗帘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直觉告诉我今晚有戏。 然后我就看见了他。他打开纱门，从房子后面的平台上走了出来，穿着体恤衫和既像百慕大短裤又有点像游泳裤的东西。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就从平台上跳进了阴影，并沿着房子的一侧往前走。他走得很快。如果不是一直盯着的话，我根本就发现不了他。他在亮着灯的窗前停下来，向里张望。 “弗恩，”我喊道。“弗恩，快一点！他出来了。你最好快点！” 弗恩在客厅里读报纸，电视开着。我听见他扔下了报纸。 “别让他看见你！”弗恩说。“别在离窗子太近的地方站起来！” 弗恩总是这么说：别在太近的地方站起来。我觉得，弗恩对偷看这件事有点难为情。但我知道他乐于此事。他自己也承认。 “灯关着他看不见我们。”我总是这样回答。这件事已经持续了有三个月。准确点说，是从九月三号开始的。起码，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那儿。我不知道在此之前已进行了多久。 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给警察打电话，直到认出了是谁在那里。幸亏弗恩对我作了解释。尽管那样，我还是花了点时间来弄懂这件事。但从那晚起我就开始监视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平均每两到三晚就出来一次，有时更频繁。我见过他下雨天也待在那儿。实际上，如果下雨的话，我打赌你肯定能见到他。但今晚天晴有风，还有月亮。 我们跪在窗子后面，弗恩清了清嗓子。 “你看他，”弗恩说。弗恩在吸烟，需要时他就把烟灰弹在手掌里。他吸的时候把烟从窗户前移开。弗恩总是在吸烟，没有一样东西能阻止他。他睡觉时烟灰缸就放在离头不到三寸的地方。我半夜醒来，他跟着醒过来，吸烟。 “天晓得，”弗恩说。 “她有什么其他女人没有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对弗恩说道。我们盘腿坐在地上，只把头露出窗台，看着这个站在自己卧室窗外向里张望的男人 “就那么回事”弗恩说。他在我耳朵跟前清了清嗓子。 我们不停地注视着。 我现在能隐约地看出来窗帘后面有个人。肯定是她在脱衣服。但我看不清细节。我睁大眼睛。弗恩戴着他的老花镜，所以他看得比我清楚。突然，窗帘被拉开了，那个女人把后背转向窗户。 “她现在想干嘛？”我说，心里其实很清楚。 “天晓得，”弗恩说。 “她在干嘛，弗恩？”我说 “她在脱自己的衣服，”弗恩说。“你以为她在干什么？” 稍后，卧室的灯关掉了，那个男人开始沿着墙往回走。他打开沙门，闪了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其它的灯也熄灭了。 弗恩咳个不停，并在摇晃着自己的头。我打开灯。弗恩就这么跪坐在那里。稍后他站起身来，点着根烟。 “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那个垃圾货我对她的看法，”我看着弗恩说。 弗恩似乎笑了一下。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哪天我在市场上碰到她，我会当面对她讲。” “我才不会做那样的事。你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弗恩说。 但我看得出来他不认为我是当真的。他皱着眉头，看着自己的指甲。他眯起眼睛，舌头在嘴里转了转，就像他平时想问题时那样。稍后，他的面部表情起了变化，他搔了搔下巴。“你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他说。 “等着瞧吧，”我说。 “妈的，”弗恩说。 我跟着他进了客厅。过后我们总是这样，都有点神经兮兮的。 “你等着，”我说。 弗恩在一个大烟灰缸里把烟按灭。他站在他的皮椅子旁，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 “从来就没什么好看的，”他说。然后他又说了些其它什么。他说，“也许他那样做是有点道理的。”弗恩又点着一枝烟。“你不懂。” “谁要是向我的窗户里看，”我说，“警察会找到他们头上。除非他是加里?格兰特【注一】，”我说。 弗恩耸耸肩。“你根本就不懂，”他说。 我肚子有点饿。我去厨房的食柜里看了看，又打开了冰箱。 “弗恩，你要吃点什么？”我喊道。 他没有回答。我能听见卫生间的水声。我觉得他可能要吃点什么。晚上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饿的。我把面包和午餐肉放到桌子上，又打开一个汤罐头。我取出些饼干和花生酱、冷肉馍、酸黄瓜、腌橄榄和土豆片。我把东西都放在桌子上。我又想起了苹果派。 弗恩穿着浴衣和法兰绒睡裤走出来。他的头发是湿的，耷在后脑勺上，身上一股厕所里的味道。他看着桌上放着的东西。他说，“来碗加红糖的玉米片怎么样？”他坐了下来，在他的盘子边上把报纸摊开。 我们吃着点心。烟灰缸里堆满了橄榄核和他的烟蒂。 吃完后，弗恩咧嘴一笑，说，“什么东西那么好闻？” 我走到烤箱前，取出两片苹果派，上面盖着融化了的奶酪。 “看上去真不错，”弗恩说。 过了一小会儿，他说，“一点都吃不下了。我要去睡了。” “我就来，”我说。“我把桌子清理一下。” 我是在把盘子里的东西刮到垃圾桶里时看见这些蚂蚁的。我凑近看了看。它们是从水池底部管道的下面爬出来的——源源不断地——从桶的一侧爬上来，再从另一侧爬下去。上来下去。我从一个抽屉里找出一罐喷杀剂，把垃圾桶里里外外喷了一遍，我把水池下方够得到的地方都喷到了。然后，我洗洗手，最后巡视了一遍厨房。 弗恩睡着了。他在打呼噜。过上几个小时他就会醒过来，去上厕所，吸烟。床脚的一台小电视还开着，但画面在滚动。 我想告诉弗恩蚂蚁的事。 我慢慢地做着上床前的准备，调好电视画面，钻进被子。弗恩发出他睡觉时常发出的声音。 我看了会儿电视，是场脱口秀，我不喜欢脱口秀。我又开始想那些蚂蚁。 没多久我就在想象它们充斥了整个屋子。我琢磨着要不要把弗恩叫醒，告诉他我在做着个恶梦。但我没这样，我从床上爬起来，拿上那罐喷杀剂。我看了看水池下方，蚂蚁都不在了。我打开所有的灯，直到整座屋子都被照得亮晃晃的。 我不停地喷洒着。 最终我拉起厨房的窗帘，向外看了看。已经很晚了。刮着风，我听见树枝发出的劈啪声。 “这个垃圾货，”我说。“那么个鬼主意！” 我甚至用了些更难听的语言，那些我不能在这里复述的东西。 【注一】加里?格兰特（GaryGrant），1904－1986。美国著名男演员。

哈里之死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马萨特兰，墨西哥——三个月后。 哈里死后，一切都和从前不同了。比如——来这里。短短三个月前，谁曾想到过，我会来墨西哥的这么个地方，而可怜的哈里却死了？埋掉了？哈里！死了，埋掉了——但没有被忘掉。 得到消息的那天，我没能去上班。我实在是受了太大的刺激。扳金工杰克?伯杰——我们在弗兰克汽车专修店的同事——早晨六点半给我来的电话，当时我正享用着早餐前的一根烟和一杯咖啡。 “哈里死了，”他上来就这么一句，就像丢了颗炸弹。“打开你的收音机，”他说。“打开你的电视。” 警察问了杰克一堆有关哈里的问题后，刚离开他家。他们让他立刻去辨认尸体。杰克说他们可能接下来会来我这儿。他们为什么先去杰克那儿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和哈里之间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近乎，起码不像我和哈里这么哥们。 我无法确信这个消息，但既然杰克来了电话，那肯定是真的了。我感到自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把早餐忘得一干二净。我从一个台换到另一个台，直到把报导的事情都弄清楚了。我肯定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来听收音机，想着哈里和收音机里说的东西，我变得愈加烦躁。会有很多的糟人不会因哈里死了而难过的，实际上，反而会因此而高兴。他老婆就是其中一个，尽管她住在圣地亚哥，已有两、三年没和哈里见面了。她会高兴的。根据哈里说的那些事，她是这样的人。她拒绝了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提出的离婚要求。没门，不离婚。她现在不用再为此担心了。不，她不会为哈里的死难过的。但小朱迪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打电话请完假后离开了家。弗兰克没说什么，他说他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也一样，他说，但店门还得开着。哈里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做的，他说。弗兰克?克罗威，他是个集雇主和工头于一身的人，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板。 我上了车，朝“红狐”那个方向开去，那里是哈里和我，还有吉恩?史密斯、洛德?威廉姆斯、奈德?克拉克，以及我们这伙里的其他几个家伙晚上下班后常去的地方。那会儿是早上八点半，交通很拥挤，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开车。但我还是情不自禁，不时地想到可怜的哈里。 哈里是个聪明圆滑的家伙。也就是说他总能弄出点花样来。和哈里待在一起从不会感到乏味。他对女人有一套，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生活奢侈，从来不缺钱花。他也很精明，不管什么样的事情，他最终都能处理得漂漂亮亮。就拿他开的那辆“美洲虎”来说吧，几乎是全新的，两万块的车，曾在101号公路的一次大撞车中给撞坏了。哈里没花几个钱就把它从保险公司买了下来，自己动手把它修得跟新的一样。哈里就是个这样的家伙。再有就是这条三十二英尺长、克里斯船舶厂造的游艇，那是哈里在洛杉矶的叔叔遗留给他的。哈里一个月前才得到这条船。他几周前去那儿看了看，开着它出去兜了一小圈。但有个问题，从法律上讲这条船哈里老婆也有份。为防止她听到风声后染指。实际上，他根本还没见着这条船呢，哈里已经找好律师，作了安排，把船和船上的大小一切都过到了小朱迪思的名下。他俩一直计划着在哈里八月休假时开着它出去转一圈。哈里哪儿都去过，我也许该补充一句。他当兵时在欧洲呆过，去过那里所有的首都和大的旅游城市。有人向戴高乐将军开枪时，他就正在人群中站着呢。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哈里什么都见过。现在他死了。 “红狐”开业早，里面只有一个顾客。他坐在吧台的另一端，是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吉米，这儿的酒保，让电视开着，在我进来时冲我点了点头。他的眼睛红红的，看见吉米这个样子，我彻底相信哈里真的是死了。露西尔?鲍尔和戴西?阿纳兹演的电视剧【注一】刚开始，吉米拿了根长棍子捅了下电视的旋钮，换了一个台，但现在电视里没有和哈里有关的东西。 “真不敢相信，”吉米说，摇着他的头，“怎么会是哈里。” “我也这么想，吉米，”我说，“怎么会是哈里。” 吉米给我和他倒了两杯纯的，眼都不眨就把他那杯一口干了。“我心里难受的，就像哈里是我的亲兄弟一样。没比这更让我难受的了。”他又摇了摇头，盯着他的杯子看了好一会。他已经喝得快不行了。 “我们最好再来一杯，”他说。 “这次给我的加点水，”我说。 那天早上，不时的有几个家伙――哈里的朋友――晃进来。有一次我看见吉米拿出条手帕来擤鼻涕。坐在吧台另一端的那个家伙――那个陌生人，去了自动投币点唱机跟前，像是要放点什么歌。但吉米走过去，一把就把电插头给拔了下来，并恶狠狠地看着他，直到他走开。我们谁都没话说。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都还麻木着呢。最终，吉米拿出个装雪茄的空盒子，放在吧台上。他说我们最好筹点花圈钱。我们都往里面放了一、两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吉米拿了支油彩笔，在盒子上写上“哈里基金”. 迈克?德马雷斯特进来后，在我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他是T-N-T俱乐部的酒保。“天哪！”他说。“我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老婆正在穿着打扮，准备去上班呢。她叫醒我说，‘是你认识的那个哈里吗？’当然他妈的是了。吉米，给我来杯双份的，再来杯啤酒漱漱口。”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小朱迪思怎么能承受这个！有谁见到过小朱迪思？”我看出来他在用眼角瞄我。我没什么好跟他说的。吉米说，“她早上往这打过电话，听上去非常的歇斯底里，可怜的孩子。” 又喝了一、两杯后，迈克冲我转过身来，说，“你会去向遗体告别吗？” 回答前我停顿了片刻。“没这个心情，我怀疑我会去。” 迈克点点头，似乎能够理解。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正透过吧台后面的镜子在观察我。如果你还没猜出来的话，我不妨在这把话说白了——我不喜欢迈克?德马雷斯特。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哈里也讨厌他。我们说过这回事。但事情总是这样——好人反遭报应，而其他人却什么事都没有。 这时候我注意到我的掌心变得湿冷湿冷的，心里也像揣了块铅似的。同时还感到太阳穴那儿的血管突突地跳着。有一阵我觉得自己眼看着就要昏过去了。我从凳子上哧溜到地下，冲迈克点了点头，说了声，“看开点吧，吉米。” “嗯，你也一样，”他说。 到了外面，我靠着墙呆了片刻，定了定神。我想起来我连一点早饭都没吃。焦虑和沮丧，加上刚才喝的那些酒，难怪我的头直打转呢。但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连一口都吃不下。街对面珠宝店橱窗里的钟指着十一点差十分。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让人觉得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 就在那时我见到了小朱迪思。她从拐角处慢慢走来，肩膀耷拉着，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真是个让人伤心的场面。她手里拿着一大卷手纸巾。她停顿了一下，擤了下鼻子。 “朱迪思，”我说。 她叫了一声，声音像颗子弹一样穿过我的心房。我们就在人行道上抱成了一团。 我说，“朱迪思，我真的很难过。我能做点什么？我情愿给出我的右胳膊，你知道的。” 她点点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们就站在那儿，搓揉和拍打着对方。我试图安慰她，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俩都在吸鼻子。她松开我，用茫然的目光看了我一下，又伸开胳膊抱住了我。 “我无法，我无法相信，没别的，”她说。“我就是不能。”她用一只手不停地捏我，另一只手拍着我的后背。 “这是真的，朱迪思，”我说。“已经上了广播和电视了，今晚就会上所有的报纸。” “不可能，不可能，”她说，使劲地捏我。 我又开始觉得头昏脑胀。我能感到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她还抱着我。我往外移了移，正好让我俩不得不分开来。但我的手臂还搂着她的腰，好给她点支撑。 “我们下个月就要出门，”她说。“昨晚我们坐在红狐做计划，花了三、四个小时。” “朱迪思，”我说，“我们找个地方喝杯酒或咖啡吧。” “我们进去吧，”她说。 “不，换个地方吧，”我说。“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回来。” “我觉得我吃点东西可能会好点，”她说。 “这个主意不错，”我说，“我可以吃一点。” 接下来的三天过得是晕晕乎乎的，我每天照常上班，但少了哈里，这里成了个令人沮丧的地方。下班后我常去找小朱迪思。晚上我陪她坐着，努力不让她在此事造成的过多不愉快上滞留。我还带着她四处跑，去做一些她不得不做的事情。陪她去了两次殡仪馆。她第一次去时昏倒了。我自己不想进去。我想记住可怜的哈里过去的样子。 葬礼前一天，店里所有的人凑了三十八块钱来买葬礼用的花篮。因为我和哈里关系一直很近，大家派我去挑选花篮。我记得离我住处不远就有个花店。我开车回家，弄了点中饭，就开车去了霍华德花店。它在这个购物中心，和药店、剃头店、银行和一个旅行社在一边。我停了车，还没走两步，就被旅行社橱窗里这幅巨大的海报吸引住了。我走到橱窗跟前并在那儿站了一会。墨西哥。一面巨大的石壁像太阳一样，咧开嘴笑着，俯视着漂满看上去像白色餐巾纸的帆船的蓝色大海。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要么戴着墨镜躺着晒太阳，要么在打羽毛球。我把橱窗里所有的海报都看了一遍，包括德国和快乐的英格兰田园生活，但我总是回到那张有咧嘴笑着的太阳、沙滩、女人和小船的海报。最后，我对着窗户上的映像梳了梳头，挺直肩膀，走进了花店。 第二天早上，弗兰克?克罗威打着领带，穿着休闲裤和白衬衫来上班。他说谁要是想去和哈里的遗体告别，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多数的人都回家换衣服，去参加葬礼，然后把下午剩下的时间归了自己。吉米在“红狐”设了个小小的自助餐来纪念哈里。有各种蘸酱，土豆片和三明治。我没去参加葬礼，但傍晚时顺道在“红狐”停留了一下。小朱迪思在那里，那当然。她穿戴得很正式，像是得了弹震症似的在那儿走来走去。迈克?德马雷斯特也在那里，我看见他不时地瞟她一眼。她嘴里说着哈里，从一个人的身边走到另一个人的身边，说些这样的话，“哈里一直很器重你的，葛斯。”或者是“哈里也会希望如此的。”或者是“哈里肯定最喜欢那个，哈里就是这样的人。”有两、三个家伙拥抱着她，用手轻轻拍着她的屁股，还没完没了，弄得我差点让他们滚蛋。几个老酒鬼晃进来。这些哈里从来没拿正眼瞧过，一辈子也没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的家伙，一边说着我没去参加葬礼，但傍晚时顺这真是个悲剧呀，一边往肚子里灌着啤酒塞着三明治。小朱迪思和我一直呆到七点左右，人都走空了。然后我把她带回了家。 现在你们也许已把剩下的故事猜得差不多了。哈里死后，我和小朱迪思开始做上了伴。我们几乎每晚都去看电影，完了就去酒吧或她住的地方。我们只去过红狐一次，然后就决定不再去那儿，而去一些新的地方——那些哈里和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葬礼后不久的一个周六，我俩去金门墓地，想给哈里的坟墓放盆花。但他的墓碑还没立好，我们四处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这该死的坟墓。小朱迪思从一个坟墓跑到另一个坟墓，嘴里喊着“在这！在这！”但找到的总是别人的坟墓。我们终于离开那里，俩人都觉得很沮丧。 八月我们开车去洛杉矶看那条游船。它简直就是件工艺品。哈里的叔叔生前把它保养得非常好，照看船的墨西哥男孩托马斯说，乘着它走遍世界你都不用担心。我和小朱迪斯看着它，又互相看了一眼。一般来说，事情的结果比你预料的还要好是极少的。往往是和你料想的相反。但在这条船上——它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梦想。在回圣?弗朗西斯科的路上，我们决定下个月开着它出去转一小圈。我们把旅行时间定在九月，就在劳动节那个周末之前。 我说了，自从哈里死后，很多事情都变了。现在就连小朱迪思也没了，她离开的方式很惨，我至今还在为此疑惑。那件事发生在巴佳海岸附近。小朱迪思，她一点泳都不会游，失踪了。我们估计她是在夜里从船上掉下去的。那么晚了她在甲板上干什么，或什么使得她掉下船的，我和托马斯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没听见她的叫喊声。她就这么消失了。这都是实话，帮帮我吧，这是几天后我们在瓜伊马斯进港后对警察说的话。我妻子，我对他们说——因为很侥幸，我们在离开圣?弗朗西斯科时刚结了婚。那本该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呵。 我说过哈里死后事情有了变化。此时此刻我人在马萨特兰，托马斯正带我观赏一些当地风景。在美国时你从未觉得这些东西会存在。我们的下一站是曼萨尼约，托马斯的家乡。然后是阿卡普尔科【注二】。我们打算不停地走下去，直到把钱花光了，然后停下来，工作一小会儿，再出发。这让我想到我现在做的正是哈里一直想做的事。但现在有谁能来讲述这个呢？ 有时候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做个漂泊者。 【注一】这里说的是美国著名的喜剧连续剧《我爱露西》（《ILoveLucy》）。 【注二】这里提到的几个地名都是墨西哥著名的海边旅游胜地。 《哈里之死》是一部卡佛精心制作的小说，除了卡佛特有的那种看似平淡，藏而不露的叙述外，卡佛在这部小说里用了许多技巧，这与他在《论写作》中所强调的“别耍花招”有违。这大概是它最终没能入选他自选集的原因之一吧。从分类上说，它有点像凶杀悬念小说。但与通常的悬念小说不同，卡佛只在小说里突出了谋杀的动机，而对杀人过程只字未提。在这部小说中，卡佛把“空缺”和“省略”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使得小说有了两种完全不相关的解读。除了把它看成一部凶杀悬念小说，也可以看成是“我”因好朋友突然去世而引发的伤感。这让我想到中国作家格非的小说《青黄》，人们对一件事情的所谓了解，有时是和事情的真实情况无关，甚至相反。这也许是卡佛写这部小说的用意之一。 小说的叙事者在对事件的描述过程中——他开始时的焦躁不安，急于证实哈里确实是死了，别人对他的怀疑，和小朱迪思的关系，对墨西哥海边的向往等等——逐步把读者引向凶手，也就是叙事者本人。这是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向违背的。这种叙事者与故事中的“我”的相异，使小说具有了现代性。 另外，由于小说中最主要的线索和情节被省略了，使小说产生了“多意性”（这个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我只是个业余的评论家：）），不同的读者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谁是小朱迪思？她和哈里是什么关系？一方面，她像是哈里的女儿，因为她继承了哈里叔叔的游艇。另一方面，她和哈里常去酒吧，以及哈里死后她在酒吧说的话，又有点像是哈里的情人。她是不是“我”的同谋？先被“我”利用再抛弃？托马斯是不是“我”的同谋？等等。 叙事者在小说前半部分反复强调哈里的精明，是为了在后面凸显自己的“道高一丈”。直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我”才露出一丝得意。“这让我想到我现在做的正是哈里一直想做的事。但现在有谁能来讲述这个呢？”小说最后一段“有时候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做个漂泊者。”的英文原文是“SometimesIthinkIwasborntobearover.”。其中的“rover”在英文里是个多意词，有“漂泊者”和“海盗”两个意思。卡佛这个词在这里用得非常巧妙，可惜我找不到个对应的中文来表达。如用“海盗”就太明显了，一下就把意思固定住了，与该文隐晦的文风相异。译成“漂泊者”至少给读者留了一点想象空间。

鸭子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那天下午刮起了风，吹来一阵雨点，湖里的鸭子像团黑烟一样扑腾上岸，去树林里寻找僻静的泥潭。他在屋后劈柴，瞧见鸭子穿过公路，栽进树林后面的沼泽地里。他注意到，除了几组半打左右的，鸭子大多结双成对，一拨儿跟着一拨儿。湖面上起了薄雾，天色也暗了下来，他已看不见工厂所在的对岸了。他加快了动作，用力把斧头劈进大块的干木头，一下就把木块劈开，朽木四处飞溅。妻子拴在两棵兰柏松间的晾衣绳上晾着的床单和毯子，在风中啪啪作响。雨下下来之前，他来回跑了两趟，把木材运到屋子的前廊那儿。 “晚饭好了！”她在厨房里喊道。 他进到屋里，洗了把脸。吃饭时他们稍稍聊了一会，大多与即将到来的里诺【注一】之行有关。再工作三天，就可以领工资、去里诺度周末了。晚饭后，他走出门，到前廊收拾打猎用的假鸟。她出来时他停了下来，她站在门口看着他。 “早上还要去打猎？” 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看着湖那边。“看这天气，明早肯定是个好天。”她晾着的床单在风中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一条毯子落在了地上。他冲那边点了下头。“你的东西要湿掉了。” “它们本来就没干。已经在那儿晾了两天了，还是湿的。” “怎么了？你不舒服吗？”他说。 “没什么，”她回到厨房，关上门，隔着窗子看着他。“我只是不喜欢你总是出门，好像从来就没在家里待过，”她冲着窗户说道。呼出来的气凝结在玻璃上，又消失了。他进门后，把假鸟放在墙角，去取他的饭盒。她背靠着碗碟橱，手放在沥水板的沿上。他碰了碰她的臀部，又拉了一下她的衣服。 “就等着去里诺吧，我们会玩个痛快的，”他说。 她点点头，厨房里很热，她眼皮上有些细小的汗珠。“你一回来我就起来给你做早饭。” “睡你的，我情愿你睡你的觉。”他伸手绕到她身后去拿饭盒。 “亲我一下再走，”她说。 他抱了抱她。她用双臂搂紧他的脖子，抱住他。“我爱你。小心开车。” 她走到厨房窗户跟前，看着他跳过一个个水坑，一路小跑到他的小卡车跟前。他从驾驶室里回头时，她挥了挥手。天几乎全黑了，雨下得很大。 她坐在客厅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听着收音机和外面的雨声，看到卡车的车灯转进了车道。她连忙站起身，匆匆来到后门。他在门口那儿站着，她用手指摸了摸他湿了的橡胶外套。 “他们让大家都回家。厂里的头儿心脏病发作。一头栽倒在地上，死了。” “吓死我了。”她接过他的饭盒并关上门。“是谁？是那个叫梅尔的领班吗？” “不是，他叫杰克?格兰吉，我猜他五十岁左右。”他走到烧油的炉子旁边，站在那儿烘手。“天哪，真怪！他从我干活的地方经过时，还跟我打了个招呼，可能过了还不到五分钟，比尔?贝西过来告诉我说杰克?格兰吉刚刚死在厂里了。”他摇摇头。“就这样。” “别想这件事了，”她说，用两手握住他的手，搓着他的手指头。 “没在想。这只不过是件怪事罢了，我想的话。有些事你无法预知。 雨重重地落在屋子上，抽打着窗户。 “天哪，这儿真热！有啤酒吗？”他说。 “我想还剩了些，”她说，跟着他去了厨房。他的头发还是湿的，他坐下时她用手指梳了它一下。她替他打开一瓶啤酒，并给自己往一个杯子里倒了点。他坐在那儿看着窗外漆黑的树林，小口小口地喝着啤酒。 他说，“听说他有妻子和两个已成人的孩子。” 她说，“那个格兰吉，真是太遗憾了。你不用上班了当然好，但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 “这正是我告诉那帮小伙子的。我说能回家当然好，但老天爷，我不希望是因为这个。”他在椅子上移了移。“要知道，我觉得大多数人会接着上班的，但厂里的几个年轻人说他那样躺在那儿没法干活。”他喝完啤酒站起身来。“我跟你讲――我很高兴他们不干了，”他说。 她说，“我很高兴你也不用干了。你晚上离开时我就有个很奇怪的感觉。我正在琢磨那个呢，就看见车灯了。” “他昨晚还在休息室讲笑话呢。格兰吉是个大好人，总是乐呵呵的。” 她点点头。“你想吃什么的话我去做点。” “我不饿，但我要吃一点，”他说。 他们拉着手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这些节目我从来没看过，”他说。 她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实在没什么值得看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还凑合。但平时晚上什么也没有。” 他伸直腿，往后靠了靠。他说。“我有点累，想去睡了。” 她说，“我去洗个澡也来睡觉。”她的手指在他的头发里游动，又顺着他头顶滑下来，抚摩着他的脖子。“也许今晚我们可以‘来一点’。我们几乎都没有机会‘来一点’了。”她用另一只手触摸他的大腿，身子靠过去吻他。“你觉得怎样？” “不错，”他说。他起身走到窗前。他能看见她被窗外树木衬托出的映像，就站在他的侧后方。“宝贝，你先去洗澡，完了我们就上床睡觉，”他说。他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看着雨水敲打着窗户。他看了眼表。如果上班的话，现在该是吃中饭的时间。他进到卧室里，开始脱衣服。 穿着短裤，他回到客厅，从地上捡起一本书——美国人最喜爱的诗歌。他估计是她参加的那个俱乐部寄来的。他在房子里转了一圈，把灯都关了，回到了卧室。他钻到被单下面，把她的枕头放在他的上面，转了一下台灯的软管脖子，好让光线落在书页上。他翻到书的中间，读起诗来。稍后，他把书放到床头柜上，又把台灯扭转开，让它对着墙。他点了支烟，脑袋枕在手臂上，躺在那儿抽烟。他直直地看着墙壁。灯光照出石灰墙上的小裂缝和鼓包。在靠近天花板的一个墙角里，有一个蜘蛛网。他能听见雨落在屋顶上的声音。 她站在澡盆里擦身子。注意到他在看她，她笑了，把浴巾撘在肩上，在浴盆里迈了一小步，做了个造型。 “看上去怎样？” “不错，”他说。 “那就好，”她说。 “我觉得你还是那么……我是说，”他说。 “当然。”她擦完身子，把浴巾丢在澡盆边上的地上，优雅地迈步踩在上面。她身旁的镜子上面都是蒸汽，她的体味一直传到了他那儿。她转过身，抬起手去够架子上的盒子。然后把手伸进内裤，并理了下白色的垫片。她试图看着他，试图微笑一下。他把烟按灭，又捧起了书本。 “你在读什么？”她大声地问道。 “不知道。乱七八糟的，”他说。他翻到书的背面，开始浏览作者简介。 她关了灯，边用手蓬松着头发边从浴室里往外走。“你明早还去吗？”她说。 “算了吧，”他说。 她说，“太好了。我们多睡一会儿，起来后吃顿丰盛的早餐。” 他又伸手拿了支烟。 她把梳子放进一个抽屉，打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一件睡衣。 “还记得你什么时候买给我的吗？“她说。 他看了看她，作为回答。 她转到床的他那一边。他们不作声地躺了一会，烟快吸完时他点了下头，她帮他把烟灭掉。他起身越过她去关灯时，吻了下她的肩膀。“我说，”他重新躺下时说，“我想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她贴紧他，把一条腿放在他的两腿之间。他们面对面地侧身躺着，嘴唇几乎碰在了一起。他怀疑他呼出的气是否像她的那样洁净。他说，“我就是想离开这里。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了。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或者去俄勒冈，那是个好地方。” “如果你想这样的话，”她说。 “我想是的，”他说。“有好多可以去的地方。” 她动了动，拿过他的手放在她的Rx房上。她张开嘴亲吻他，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头往下按。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上移，轻轻地把他的头移到她的Rx房处。他含住她的乳头，用嘴摆弄着它。他试着去想他是多么地爱他，或他是否爱她。他能听见她的呼吸声，但同时也能听见雨声。他们就这样躺着。 她说，“如果你不想的话，没关系。” “不是那样，”他说，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他察觉到她已经睡着了，就松开了她，朝自己那一侧转过身去。他试着去想里诺。试着去想角子机和骰子发出的滴答声，想着它们怎样在灯光下滚动。他试图听到轮盘赌的小球滑过光亮的轮盘发出的声音。他想把注意力集中到转盘上。他看了又看、听了又听，听到锯子和机器慢下来，直到完全停了下来。 他下了床来到窗前。外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连雨也看不见。但他能听见它，从屋顶上淌下来，落在窗前的一个水坑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都能听见。他用手指划过玻璃上雨水流出的痕迹。 回到床上后，他往她那儿靠了靠，把手放在她的臀部。“醒醒，小宝贝，”他低声说道。她只是抖动了一下，反而往她那边挪了挪。她继续睡着。“醒醒，”他轻声说道。“我听见外面有动静。” 【注一】里诺（Reno）是美国著名的赌城之一。在内华达州。 译后记 这篇三千字的短篇包括了两个卡佛经常表现的主题：夫妻之间的沟通障碍；主人公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但又无力改变。 小说开头是一派田园风光。但夫妻间的问题立刻就显露出来。妻子不满意丈夫醉心于打猎。但她不是直接表达她的不满，而是通过说话的语调和回到厨房，隔着玻璃窗发泄自己的不满。当她问他明早是不是还要去打猎，他回答说天气不错。当他感觉到她的不满后，只是用一个将来的事（去里诺度周末）来搪塞。夫妻之间的亲密交流也存在着隔阂。可以看得出来，妻子采取的方式比较主动（主动要求他的爱，主动地去迎接他、爱抚他等），而他却难以集中精力。直到他内心的恐惧完全抓住了他，才发出求救信号。 在两人最亲密的时候，他却突然说出，“我就是想离开这里。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了。我想回老家看看父母。或者去俄勒冈，那是个好地方。”这说明作为丈夫的他有改变现状的愿望，但却没有具体明确的方案。 另外，小说中穿插了个突发事件，这对两人都有影响。至于丈夫为什么没有了“性趣”，有几个可能的因素：同事突然死亡产生的阴影；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意；他妻子有例假。 这篇小说运用大量的肢体动作来表现夫妻间的亲密交流。这在卡佛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距离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她来米兰过圣诞，想知道她孩提时的事情。在他难得见到她的几次里，她总这么要求。 告诉我，她说。告诉我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呷着利口酒，专注地看着他，等着。 她是个时髦、苗条，很有吸引力的姑娘，从头到脚无可挑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说。他们在他靠近卡谢拉花园的法布罗尼路上的公寓里。 你想得起来，她说。接着讲，告诉我。 你想听什么？他问道。我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还是个婴孩时的事。它与你有关，他说。但关系不大。 告诉我，她说。但先再给我俩倒杯酒，待会就不会在半截上停下来了。 他端着酒从厨房回来，在椅子上坐好，开讲了。 这个十八岁的男孩，在和他十七岁的女朋友结婚时，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呢，但他们爱得死去活来。没隔多久他们就添了个女儿。 这个孩子在十一月末的一个寒流里降生，正赶上这一地区水鸟的高峰期。男孩喜欢打猎，明白吗，这是故事的一部分。 男孩和女孩,现在是丈夫和妻子,是父亲和母亲了，他们住在一个牙医诊所下面的一个三居室的公寓里。他们每晚打扫楼上的诊所，用此来交换房租和水电费。夏天他们还得维护草地和花木，男孩在冬季要把过道的雪铲掉并在路面上洒上粗盐。这两个孩子，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相爱。最要紧的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疯狂的幻想家。他们总在谈论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向窗外看了片刻，目光越过石板屋顶，看着雪花在黄昏的光线下缓缓飘落。 就讲这个嘛，她说。 男孩和女孩睡在卧室里，婴儿睡在客厅里的婴儿床上。要知道，婴儿那时大约只有三周大，刚刚开始睡过夜。 一个周六的晚上，男孩干完楼上的活后，走进牙医的私人办公室，脚往办公桌上一翘，给他爸爸钓鱼打猎的老朋友卡尔?萨瑟兰打了个电话。 卡尔，那人拿起话筒时他说。我做父亲了。我们生了个女儿。 祝贺你，小伙子，卡尔说。妻子怎样？ 她没事，卡尔。婴孩也没事，男孩说。大家都好。 那就好，卡尔说。真替你们高兴。好吧，向你妻子转达我的问候。如果你来电话是为了打猎的事，你听我跟你讲。成群成群的大雁都飞来这儿了。打了这么多年的猎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多。我今天打了五只，早上两只，下午三只。明天一早我还去那里，你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一起走。 我要去，男孩说。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你明天五点半准时到这，然后我们就出发，卡尔说。多带些子弹。我们好打个痛快。明儿早上见。 男孩喜欢卡尔?萨瑟兰。他是他死去的父亲的朋友。父亲去世后，或许是为了弥补他俩都感受到的失落，男孩和萨瑟兰开始一同打猎。萨瑟兰是个瘦削的、已开始谢顶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生活，平时不苟言笑。他们在一起时，男孩偶尔会感到局促不安，纳闷他是不是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什么事，他还不习惯与长时间保持沉默的人待在一起。但这老头一旦说起话来却常固执得要命，男孩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这样，男孩喜欢和钦佩他坚韧的个性和丛林经验。 男孩挂了电话，下楼对女孩说了。她在一旁看着他整理东西。猎装、子弹袋、靴子、袜子、打猎帽、羊毛内衣和猎枪。 你什么时候回来？女孩问。 大概中午吧，他说。但有可能要到五、六点以后。那样会太晚吗？ 没事，她说。我们没问题。你尽管去，玩开心了。这是你应得的。也许明晚我们把凯瑟琳打扮打扮，去萨利那儿看看。 好，好主意，他说。就这么办。 萨利是女孩的姐姐。比她大十岁。男孩有点爱她，就像他有点爱女孩的另一个姐姐贝西一样。他曾对女孩说过，如果我俩没结婚的话，我会去追萨利。 那贝西呢？女孩曾问过。我虽不想承认，但我真的觉得她比萨利和我都好看。她怎么样？ 贝西也行，男孩边说边笑。但和追萨利的感觉不一样。萨利有种让你无法抗拒的东西。不，我相信我宁可去追萨利，如果非要做个选择的话。 但你真正爱的是谁？女孩问道。世界上你最爱的是谁？谁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男孩说。我们会永远相爱吗？女孩问，他看得出来她非常享受这样的对话。 永远，男孩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像加拿大雁一样，他说，用了这个最先进入他脑子的比喻，因为这些天来他老是想着它们。它们一生只配一次对。它们很早就选择好一个配偶，然后永远待在一起。如果其中的一个死了或怎样了，另一个会单独生活下去，或尽管生活在雁群中，但会保持独身，独自待在雁群里。 那太惨了，女孩说。这样活着更惨，我觉得，和别的待在一起却独自生活，这比自己单独待在一个地方还要惨。 是很惨，男孩说。但这是天性。 你有没有杀死过其中的一只呢？她问道，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点点头，他说，有那么两、三次，我打死一只雁，一、两分钟后，就会看到另一只离开雁群飞回来，开始围着躺在地上的雁打转和呼唤。 你也向它开枪吗？她担心地问。 如果可能的话，他回答。有时会打偏。这不会让你感到不安？她说。从来没有。干这件事时你不能这样想。要知道，我喜欢大雁，不打猎时看着它们我都会很高兴。但生活中充满矛盾。你不能老是想着这些矛盾。 晚饭后，他把炉火调大，帮着她给婴孩洗澡。他再次为婴孩的长相感到惊讶，婴孩一半的特征（眼睛和嘴）像他，一半（下巴和鼻子）像女孩。他给这个小小的身体擦上粉，又往手指和脚趾间洒了点粉。他看着女孩将婴孩裹进尿片和睡衣里。 他把洗澡水倒进淋浴池里后上了楼。外面的天气阴冷。他呼出来的气一条一条的。曾经是草坪的地方看上去像块帆布，在街灯下面显得僵硬灰白。雪堆积在过道的两侧。一辆车开过，他听见轮胎压过沙子发出的声音。他想象着明天的情形，雁群在他头顶打转，枪托撞击着他的肩膀。 然后他锁上门下了楼。 上床后他们想看点什么，但两人都睡着了，先是她，手里的杂志陷进了被窝。他的眼皮合上了，但他强迫自己醒来，检查了一下闹钟，关了台灯。 他被孩子的哭声弄醒。客厅的灯亮着。他能看见女孩在小床边上站着，摇晃着手臂里的小宝宝。过了一会她放下婴孩，关了灯，回到床上。 时间是凌晨两点，宝宝又睡着了。 婴儿的哭声再次把他吵醒。这次女孩没动窝。婴儿断断续续地哭了一阵，停了下来。男孩听了会儿，又打起盹来。 他睁开眼。客厅里灯火通明。他坐起来并打开台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说，抱着孩子来回走动。我已给她换了尿片，又喂过她了。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她不停地哭。我好累，真担心她从我手上掉下来。 你上床来，男孩说。我抱她一会。 他爬起来接过孩子，女孩回到床上躺下。 再摇她一小会儿，女孩在卧室里说。说不定她就睡着了。 男孩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他用膝盖轻轻颠着她，直到她闭上了眼睛。他自己的眼睛也差不多快合上了。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把婴孩放进婴孩床。 现在是四点差一刻，他还可以睡上四十五分钟。他爬上床。 但几分钟后，婴孩再次哭了起来。这次俩人都爬了起来，男孩诅咒了一声。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这是怎么了？女孩对他说。也许她生病了。也许我们不该给她洗澡。 男孩抱起婴孩。婴孩蹬了蹬脚，不哭了。你看，男孩说，我真的不觉得她有什么病。 你怎么知道的？女孩说。过来，把她给我。我知道我该给她吃点药，但我不知道该吃点什么。 又过了几分钟，孩子没再哭泣，女孩再次把她放下来。当孩子睁开眼开始哭泣时，男孩和女孩看了看孩子，又看了对方一眼。 女孩抱着孩子，宝贝，宝贝，她说话时眼里含着眼泪。 有可能她的肚子不舒服，男孩说。 女孩没理他。她不停地摇晃着手臂里的婴孩，一点不在意男孩的存在。 男孩又等了一会，就去厨房烧上水，准备咖啡。他穿上他的羊毛内衣，扣上扣子。然后开始穿衣服。 你干嘛？女孩对他说。 去打猎，他说。 我觉得你不该去，她说。如果孩子好了的话，你可能可以晚点去。但我觉得你今天早上不该去。孩子哭成这样，我不想一人待着 卡尔计划我和他一起去的，男孩说，我们计划好了。 我才不管你和卡尔计划好什么，她说。我也一点都不在乎卡尔。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个人。关键是我不想让你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不该有走的想法。 你过去见过卡尔，你认识他，男孩说。你说你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这个，女孩说。关键是孩子病了，我不想一人和她待着 等一下，男孩说。你不明白。 不是，是你不明白，女孩说。我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孩子。她病了还是怎么了。你看看她。她为什么在哭？你不可以丢下我们去打猎。 别弄得歇斯底里的，男孩说 我想说的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打猎，她说。现在孩子不对劲你却要扔下我们去打猎。 她哭了起来。她把宝宝放回小床，但她又哭上了。女孩忙用她的睡衣袖子擦了下眼睛，又把她抱了起来。 男孩慢慢地系着鞋带，穿上衬衫、毛线衫和外套。厨房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尖叫声。 你必须做个选择，女孩说。卡尔还是我们。我是认真的，你得选一个。 你这是什么意思？男孩说。 你听见我说的了，女孩回答道。如果你想要个家的话，你必须做个选择。 他们对视了一会。男孩拿上他的打猎用具上了楼。他把车发动起来，绕到车窗前，像做件很难做的事似的，刮着上面的冰。 气温在夜里降了下来，天却晴了，星星都出来了。它们在他头顶上的天空闪烁着。开着车，男孩看着外面的星星，想到它们遥远的距离，他感动了。 卡尔门廊的灯亮着，他停在车道上的旅行车的马达在空转着。男孩开到路边时卡尔正往外走。男孩已作了决定。 你可能要把车停得离路远点，男孩走上过道时卡尔说。我准备好了，等我把灯都关了。我觉得真够呛，真的，他继续往下说道。我以为你睡过了，刚往你那儿打了个电话。你妻子说你已经出来了。我觉得糟糕透了。 没什么，男孩说，掂量着要说的话。他把重量放在一条腿上，竖起领子。他把手插进外套口袋里。她已经起来了，卡尔。我们俩都起来有一会了。我估计婴孩有点问题，我不知道，婴孩不停地哭，我是想说，是这样，我想我这次去不了了，卡尔。 你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孩子，卡尔说。这没什么。你不需要专门过来告诉我这件事。见他的鬼，打猎可去可不去。这不是件要紧的事。你来杯咖啡？ 我最好还是回去了，男孩说。 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了，卡尔说。他看着男孩。 男孩仍站在门廊那儿，一句话不说。 天晴了，卡尔说。今天早上我不指望有太多的猎好打。看来你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男孩点点头。那就再见，卡尔，他说。 回见，卡尔说。嗨，别管别人怎么说，卡尔说。你是p> 你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孩子，卡尔说。这没什么。你不需要专门过来告诉我这件事。见他的鬼，打猎可去可不去。这不是件要紧的事。你来杯咖啡？ 我最好还是回去了，男孩说。 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了，卡尔说。他看着男孩。 男孩仍站在门廊那儿，一句话不说。 天晴了，卡尔说。今天早上我不指望有太多的猎好打。看来你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个走运的孩子，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男孩把车发动起来等着。他看着卡尔在房子里走动着，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然后，男孩挂上档，开走了。 客厅的灯亮着，但女孩已在床上睡着了，孩子睡在她身旁。 男孩脱掉他的靴子、裤子和衬衫。他轻手轻脚地做着这些。他只穿着袜子和羊毛内衣，坐在沙发上看晨报。 外面很快就泛白了。女孩和孩子继续睡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去了厨房，开始煎咸肉。 几分钟后，女孩穿着睡袍走出来，用手臂搂着他，一句话不说。 嗨，别把睡袍点着了，男孩说。她依在他身上，但也挨着了炉子。 我很抱歉之前的事，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说话。 没什么，他说。来，让我把这条咸肉夹起来。 我不想那么凶来着的，她说。真是糟透了。 是我不对，他说。凯瑟琳怎样了？ 她现在好了。我不知道她早先怎么了。你走后我又给她换了尿片，她就没事了。她什么事都没有，一下子就睡着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生我们的气。 男孩笑了。没生你们的气。别犯傻了，他说。听我说,让我用这个煎锅再做点什么。 你坐着，女孩说。我来做早饭。华夫饼配煎咸肉如何？ 听上去很棒，他说。我饿坏了。 她把咸肉从煎锅里取出来，和好做烘饼的面。他坐在桌旁，轻松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 她离开厨房去把卧室的门关上。在客厅里她放了一张他俩都喜欢的唱片。 我们可不想再把那一位给弄醒了，女孩说。 那还用说，男孩边说边笑了起来。 她在他面前放了个盘子，里面有咸肉、一个煎鸡蛋和一张华夫饼。她又为自己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盘子。准备好了，她说。 饼看上去很暄，他说。他把黄油和糖浆涂在饼上。但当他把饼切开时，把盘子打翻到他的腿上。 怎么搞的，他说，从桌旁跳了起来 女孩看看他，又看了看他脸上的表情。她大笑起来。 如果你去照照镜子的话，她说，还在不停地大笑。 他低头看着粘在他内衣前襟的糖浆、和粘附在糖浆上的饼块、咸肉和鸡蛋。他大笑起来。 我饿坏了，他说，摇摇头。 你是饿坏了，她笑着说。 他扒下羊毛内衣，把它往浴室门那儿一扔。然后他张开两臂，她钻了进来。 我们不再吵架了，她说。一点都不值得，是不是？ 太对了，他说。 我们不会再吵架了，她说. 男孩说，不会。他亲吻了她。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把他们的酒杯倒满。 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个什么故事。 很有趣，她说。我对你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后来呢？她说。我是说后来怎样了。 他耸耸肩，端着他的酒来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但雪还在下。 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照着你的愿望来变。 对，真的是这样，可是――但她只开了个头，没再说下去。 她搁下了这个话题。从窗子的反光里他看见她正在琢磨她的指甲。稍后她抬起头，欢快地问他究竟打不打算带她参观一下这座城市。 他说，穿上你的靴子，咱们走。 但他仍然待在窗前，回忆着那段生活。他们曾经笑过。他们曾经相互依偎，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而其他的一切――寒冷的天气以及他将要去的地方――都不在他的思绪里，起码暂时是这样的。

邻居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比尔和阿琳?米勒是对快乐的夫妻，但有时会觉得就他们被所属圈子里的人超了过去，留下比尔做他的薄记员，阿琳忙她例行的秘书事务。他们有时谈起这个，主要是和他们的邻居哈里特和吉姆?斯通的生活作比较。在米勒俩口子看来，斯通家的日子更充实，更有希望。斯通家总是外出吃晚饭，要不在家里招待客人，要不借着吉姆工作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旅行。 斯通家就住在米勒家的对门。吉姆是个机器配件公司的销售，他常把公差和私人度假结合起来。这次，他们要外出十天，先去切叶尼，再去圣路易斯去访问亲友。他们不在时，米勒夫妇会帮他们照看公寓、喂猫和给花草浇水。 比尔和吉姆在车旁握手。哈里特和阿琳托着对方的手臂，在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好好玩，”比尔对哈里特说。 “我们会的，”哈里特说。“你们也过得愉快。” 阿琳点点头。 吉姆冲她眨了下眼。“再见，阿琳。照顾好老头子。” “我会，”阿琳说。 “玩好，”比尔说。 “那还用说，”吉姆说，轻轻捶了一下比尔的胳膊。“再谢一次，你们俩。” 斯通俩口子开走时挥了挥手，米勒夫妇也挥了挥手。 “嗯，真希望是我们，”比尔说。 “天晓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度个假了，”阿琳说。她拉过他的手臂，放在她的腰上，一起上楼回他们的公寓。 晚饭后阿琳说，“别忘了。猫咪今晚吃肝味食物。”她站在门口，叠着哈里特去年从圣达菲带给她的手工桌布。 进入斯通的公寓时，比尔深吸了口气。空气已经有点滞浊，似乎带着点甜味。电视上方日出形的座钟指向八点半。他记得哈里特带着这台钟回家时，是怎样走过来给阿琳看，她搂着黄铜的底座，隔着包装纸和它说话，好像这个钟是个婴孩似的。 猫咪在他的拖鞋上蹭着她的脸，然后侧身趟下。当比尔走进厨房，从闪亮的滴水板上堆着的罐头里选出一听时，她“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猫咪在那儿挑吃食物的当口，他去了卫生间。在镜子里看了眼自己，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打开药柜子，发现一瓶药，看了看标签――哈里特?斯通，每天一片，遵医嘱――顺手塞进了口袋里。他回到厨房，提了一大壶水去了客厅。浇完植物后，他把水壶放在垫子上，打开了酒柜。他从后面拿出瓶芝华士威士忌，就着瓶子喝了两口，用袖子擦了擦嘴，把酒瓶放回了原处。 猫咪在沙发上睡觉。他关了灯，慢慢地关上门，确认是关好了。他觉得自己落下了什么。 “怎么这么长时间？”阿琳说。她正跪坐在那儿看电视。 “没事。逗了一会儿猫咪。”他说，蹭到她身边，摸着她的胸脯。 “我们上床吧，宝贝，”他说。 第二天，比尔只用了下午二十分钟休息时间里的十分钟，五点差一刻就离开了。阿琳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正在停车。他等她进楼后才冲上楼梯，好在她从电梯里出来时和她碰个正着。 “比尔！老天，你吓我一跳。你回来早了，“她说。他耸耸肩。“工作那边没什么事做，”他说。 她让他用她的钥匙开了门，他瞟了眼对面的门，跟着她进到里面。 “我们上床吧，”他说。 “现在？”她笑了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把衣服脱了。”他笨拙地去搂她，她说，“我的天哪，比尔。” 他解掉他的皮带。 后来他们叫了中国餐外卖，饭送来后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听着唱片，一句话不说。 “别忘了喂猫咪，”她说。 “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他说。“我马上过去。” 他为猫选了听鱼味的食物，然后给水壶加满水去浇花。他回到厨房时，猫在她的沙盒子【注一】里扒着。她盯着他看了会，又回到沙盒子里。他打开所有的碗柜，查看罐头食品、麦片、包装好的食品、各种酒杯、盘子、罐子和锅。他打开冰箱，闻了闻芹菜，咬了两口奶酪，啃着一个苹果走进卧室。床显得巨大无比，盖着蓬松的白色床罩，一直拖到地板上。他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看见半包香烟，把它塞进了口袋，他向壁橱走去，正要打开它时，听见了敲门声。 他去开门时路过卫生间，冲了一下抽水马桶。 “怎么这么长时间？”阿琳说。“你在这儿都一个多钟头了。” “真的吗？”他说。 “当然是了，”她说。 “我急着上厕所，”他说。 “你自己家里有厕所，”她说。 “等不及了，”他说。 那晚他们又做了爱。 早晨他让阿琳打电话替他请假。他冲完澡，穿上衣服，做了点清淡的早餐。他想看书。他出去走了一圈，感觉好了不少。过了一会他就回到公寓，双手还在裤兜里插着。他在斯通家门口停了停，期望能听见猫的走动声。然后他走进自己家门，去厨房取钥匙。 屋里似乎比他的公寓要凉快些，也暗一点。他怀疑植物是否对温度有影响。他向窗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穿过每个房间，琢磨着见到的每样东西，非常仔细地，一件一件地看过来。烟灰缸、各式的家具、厨房用具和灯等，什么都看了一遍。最后他走进卧室，猫出现在他脚下。他摸了她一下，把她抱进卫生间，关上了门。 他在床上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闭着眼躺了会儿，然后动起了伸进裤带下面的手。他试图回想今天是几月几号，回想斯通两口子回来的日子，然后他琢磨起他们是否还回来。他已想不起他们的长相、穿着和说话的样子了。他叹了口气，艰难地翻身下床，趴在穿衣柜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打开壁橱，选了件夏威夷衬衫。他又翻了半天，找到一条烫得平平的，挂在一条棕色斜纹布裤子外面百慕大短裤。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穿上短裤和衬衫，又照了照镜子。他去客厅倒了杯酒，呷着酒往回走。他穿上蓝衬衫，深色西装，戴上条蓝白相间的领带，黑色的尖皮鞋。酒杯空了，他又去倒了一杯。 再次回到卧室，他在把椅子上坐下来，翘着腿，微笑着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电话响了两下，没再响下去。他喝完酒，脱掉西装外套。在上面的抽屉里乱翻了一通，找到一条女内裤和一付胸罩。他穿上那条内裤，系紧胸罩，又在壁橱里找外面穿的。他穿上一条有黑白格子的裙子，想把拉链给拉上。他套上那件前面扣着扣子的紫红色上衣。琢磨了好一会她的鞋，但断定它们实在是不合脚。他站在客厅的窗前，隔着窗帘向外看了很久。然后回到卧室，把衣服都脱了。 他一点都不饿。她吃得也不多。他们有点尴尬地看着对方，微笑着。她从桌旁站起身来，看了眼架子上的钥匙，然后很快地把碗洗了。 他站在厨房门口，吸着烟，看着她拿起钥匙。 “我去对门时你好好歇着，“她说。”看看报什么的。”她攥紧钥匙。他看上去，据她说，有点疲劳。 他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上面，看了一会报纸，又打开电视。最后，他去了对门。门是锁着的。 “是我，你还在里面吗？宝贝。”他叫道。 过了一会锁才打开，阿琳走出来，顺手带上门。“我走了很久了吗？”她说。 “嗯，是的，”他说。 “是吗？”她说。“我猜我肯定是逗猫咪玩来着。” 他琢磨着她，她把头转向一侧，她的手还握着门把手。 “真奇怪，”她说。“我是说――像这样进到别人家里。” 他点点头，把她的手从把手上拿开，拉着她往自己家走。他打开公寓的门。 “是很奇怪，”他说。 他注意到她的毛衣背上粘着的白色线头，她的脸通红。他开始吻她的脖子和头发，她也回身吻他。 “哦，该死，”她说。“该死，该死，”她像小女孩一样拍着手唱道。“我刚想起来。我彻底忘掉了我要去做的事情。我没喂猫咪，也没给植物浇水。”她看着他。“是不是很蠢？”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等会。我拿上烟，和你一起过去。” 她等着他锁上门，然后拉着他满是肌肉的胳膊，说，“我想我该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些照片。” 他在走廊中间停了下来。“什么样的照片？” “你自己看吧，”她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真的，”他咧嘴一笑。“在哪？” “在一个抽屉里，”她说。 “还真是的，”他说。 稍后她说，“也许他们不会回来了，”说完就对自己的话感到很吃惊。 “有可能，”他说。“什么都可能发生。” “或者也许他们会回来，并……”但她没把话说完。 他们拉着手走过不长的过道。他说话时她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 “钥匙，”他说。“把它给我。” “什么？”她说，瞪着那扇门。 “钥匙，”他说。“钥匙在你那儿。” “我的天哪，”她说，“我把它忘在里面了。” 他试了试门把手。锁着的。她跟着试了试，转都转不动。她张着嘴，呼吸加重，期待着。他张开手臂，她扑了进去。 “没关系的，”他对着她的耳朵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放松点。” 他们站在那儿。他们抱着对方。他们靠着大门，像是在抵挡一阵大风，极力保持着平衡。 【注一】这里的沙盒子（littlebox）是给猫大便用的。

需要我时你给我电话 
文RaymondCaver 译Eva 那个春天，我们俩都有外遇，但当六月来时，学校放假了，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房子租出去，然后一起到加里福尼亚北岸的帕罗阿尔多去度夏。我们的儿子，瑞察德，去了南希母亲位于华盛顿州帕斯可的家，他要在那儿过夏天，并且为秋季开学的大学打工存钱。他的外祖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很早就开始为他的到来做准备，还为他寻了份工作。她同她的一个农场主朋友说好了，让他保证给瑞察德一个垛干草和修围墙的活。这是个艰巨的活，但瑞察德很期待。参加完高中毕业典礼后的那个上午，他就乘大巴走了。我送他去的车站，停好车，就进去跟他一起坐着等大巴。他妈妈已经跟他告别过了，搂着他又哭又吻的，还给了他一封长信，让他一到就交给他的外祖母。她现在正在家里，一边为我们的离开做最后的收拾，一边等那对租我们房子的夫妇。我给瑞察德买了车票，交给他收好，然后一起坐在车站里的长椅上等车。在来车站的路上，我们已经谈了一点。 “你和妈妈要离婚吗？”他这么问道。这是个星期六的上午，车站里没有太多车次。 “如果有办法挽救，我们不会的，”我说。“我们不想离婚。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过夏天。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再在阿卡他另租一套。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你要离开吧。至少是一个原因。不用说，你回家的时候，口袋里一定塞满了钱。我们不想离婚。我们想单独过一个夏天，试着把我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 “你还爱妈妈么？”他说，“她告诉过我她爱你。” “我当然爱你妈妈，”我说。“事到如今，你也该知道了。我们曾经一起经历挫折，负担生活的重担，就像其他夫妻一样。而现在，我们需要单独相处的时间，来把事情解决好。别为我们担心。你尽管去你外祖母那儿，好好过一个夏天，努力工作，多存点钱。就当是次度假。你还可以起劲地去钓鱼，那一带可是钓鱼的好地方。” “还有滑水，”他说。“我想要学滑水。” “我还从来没有滑过水，”我说。“把我那份一起学上，好吗？” 我们坐在车站里。他在翻他的学年纪念册，我把报纸搁在腿上看着。然后他的大巴通知上车了，我们站起来。我抱了抱他，又说，“别担心，别担心。你的票呢？” 他拍拍他的上衣口袋，接着提起了他的行李。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送客止步的标志线前，然后我再一次拥抱他，吻了他的脸颊，跟他说再见。 “再见，爸爸，”他一边说，一边转过身去，好让我别看见他的眼泪。 我开车回到家，那些盒子和行李箱都已经收拾好了，放在起居室里。南希在厨房，和她找来租我们房子过夏天的那对年轻夫妇喝咖啡。我前几天已经见过他们了，杰瑞和丽姿——学数学的研究生，但我们还是互相握了手，我又喝了杯南希倒的咖啡。我们围坐在桌边喝咖啡，等着南希写完她的注意事项清单，还有那些需要在固定时间做的事情，比如每个月初和月末，他们应该去哪儿邮寄账单之类的。南希的脸绷得紧紧的。落日的余辉透过窗帘印在桌上，就像它在清晨升起的时候一样。 终于，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他们在厨房里坐着，自己先去把行李装上车。我们要去是一所设施齐全的房子，齐全到餐具和炊具都是备好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从自己家里带很多东西，一点必需品就足够了。 三个星期前，我去了尤热卡镇，它在加利福尼亚北岸，帕罗阿尔多以北350英里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为我们租下了那套设施齐全的房子。我是和苏珊一起去的，她是我正在约会的女人。我们在镇边上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呆了三个晚上，当时我在报纸上找房子，见房地产经纪人。她看着我写下了一张预交三个月房租的支票。随后，我们回到汽车旅馆里，她躺在床上，手盖着额头，说，“我嫉妒你老婆。我嫉妒南希。你总会听见人们谈到‘那个女人’，说老婆才真正是当家作主，手把特权的，其实我以前并不真的明白，我也不在乎那些事情。可现在我知道了。我嫉妒她。她就要在那所房子里和你一起过夏天了，我嫉妒她。我希望去那里的是我。我希望是我们。噢，我多希望是我们啊。我的感觉太糟了，”她说。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南希是一个高个子的长腿女人，棕色的头发眼睛，性子豁达而热情。可不久前，我们就是在豁达和热情上出了问题。她和我的一个同事约会过，那是个离过婚，头发灰白，总是穿着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的风度翩翩的家伙，他酗酒，一些学生告诉过我，有时在课堂上，他的手都止不住发抖。他和南希是在假期里的一个舞会勾搭上的，那时南希刚发现我的婚外情不久。现在这一切听起来又无聊又低俗——这本来就是又无聊又低俗——可那个春天它就是这样，它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使我们根本无暇顾及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到四月底的时候，我们开始着手打算出租房子，外出度夏，就我们两个人，想办法破镜重圆，如果破镜能够重圆。我们彼此达成了协议，那期间不打电话，不写信，不用其它任何方式和外界联系。所以我们替瑞察德做了安排，又找了一对夫妇照管我们的房子，然后我照着地图，驾车从旧金山出发，一路往北，找到了尤热卡，那有个房地产经济人手里有一套设施很齐全的房子，想租给一对体面的中年夫妻消暑。我想我甚至对这个经纪人用了“第二次蜜月”这样的措辞，上帝原谅我吧，当时苏珊就在外面的车里，一边看导游手册，一边抽烟。 我把那些手提箱、行李袋和纸皮箱都装在了后备箱和后座上，等着南希在门口做最后的道别。她和那对夫妇分别握了手，转身朝车子走来。我向那对夫妇挥了挥手，他们也向我挥手告别。南希上了车，关上门。“我们走吧，”她说。我发动了车朝高速公路开去，到进高速公路前的红绿灯时，我们看见前方有辆车正从高速公路上冲下去，尾气消音管坏了，擦在地上火花飞溅。“看那车，”南希说。“可能会起火。”我们停下来，看着那车离开高速，停到了路边上，才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塞巴斯托波尔附近一个公路边的小咖啡馆停下来。“吃饭和加油”，路标上这么写着。我们都被这标志逗笑了。我在咖啡馆前停下车，我们走进去，在屋子后面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们要了咖啡和三明治，南希的食指沿着桌面上的木纹划来划去。我点了一支烟，望着窗外。我看见了什么东西在飞快的运动，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正看着窗边灌木丛里的一只蜂鸟。它把翅膀扇动成模糊的一片，并不断地把鸟喙探入灌木丛中的一朵花里。 “南希，看，”我说。“这有一只蜂鸟。” 这时候蜂鸟却飞走了，南希边看边说，“哪儿？我没看见。” “刚才还在这儿，”我说。“看，在那。我想是另一只，这是另外一只蜂鸟。” 我们看着蜂鸟，直到女招待把我们点的食物送过来，那鸟儿带着韵律飞舞着，消失在建筑物之间。 “我想这是一个好预兆，”我说。“蜂鸟。蜂鸟应该是带来好运的。” “我在哪儿听过那个说法，”她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听见的，但我听见过。是啊，”她说。“我们会有好运的。你说呢？” “它们就是好运的象征，”我说。“我真高兴我们在这里停下来。” 她点头。她发了会呆，接着咬了一口她的三明治。 我们在天黑前到了尤热卡。我们经过了两星期前我和苏珊共度了三夜的汽车旅馆，然后开出高速公路，顺着一条马路开上了一座能俯瞰整座镇的小山。我的口袋里装着房子的钥匙。我们翻过小山，又开了一英里左右，来到一个有一座加油站和一间杂货铺的交叉口。我们前方的山谷里是葱葱郁郁的山林，周围全是牧场。有些牛在加油站后面的田地里吃草。“真是漂亮的村子，”南希说。“我等不及想看那房子。” “马上就到了，”我说。“就在这条路上，”我说，“翻过那个坡。”“就这儿，”我很快又说，拐进了一条很长的一边种着树篱笆的行车道。“就是这里了。你觉得怎么样？”我问过苏珊同样的问题，当时我和她就停在这行车道上。 “很好，”南希说。“看上去很不错，确实是。我们下车吧。” 我们在院子里停留了一会，四处看了看。然后我们走上门廊的台阶，我打开门，开灯。我们在房子里巡视了一圈。里面有两间小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带着老家具和壁炉的起居室，还有一间能看见山谷景色的大厨房。 “你喜欢这房子么？”我说。 “我觉得它简直太好了，”南希说。她咧嘴笑着。“我真高兴你能找到这里。我真高兴我们在这儿。”她打开冰箱，伸出一只手指擦了擦台面。“谢天谢地，这看起来真是够干净的。我不用做任何清洁工作。” “连床上的被单都够干净的，”我说。“我检查过了。我保证。那就是他们把房子租出去的办法。甚至枕头，还有枕头套。” “我们得去买些柴火，”她说。我们站在起居室里。“以后的夜晚，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生一堆火。” “我明天会去找柴火，”我说。“我们还可以去逛逛街，看看这个镇子。” 她看着我说，“我真高兴我们在这儿。” “我也是，”我说。我张开手臂，她朝我走来。我抱住了她。我能够感觉到她的颤抖。我捧起她的脸，吻了她的双颊。“南希，”我说。 “我真高兴我们在这儿。”她说。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在为迁居的生活做准备，去尤热卡逛街买东西，还走遍了从屋后牧场通往树林的每一条路。我们买了食物，我在报纸上找到一条卖柴火的广告，打了电话过去。大概过了一天，有两个长头发的年轻人送来了满满一货车的榄木柴，把它们都堆在车库里。那一夜，吃过晚饭，我们坐在火炉前，喝着咖啡，商量要养一条狗。 “我不想养小狗，”南希说。“不然光收拾就够我们受的，它还会乱咬东西。那可不是我们要的。但我是想养条狗，是啊。我们很久没养过狗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买一条狗来养，”她说。 “那我们回去以后呢，过完夏天怎么办？”我说。我又换了个问法。“在城里养条狗怎么样？” “看看吧。还得先找条狗。品种适合的狗。我得看到它，才知道是不是我要的。我们可以看看广告，也可以去流浪狗收容所，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我们一直在讨论养狗的事，开车经过那些养着狗的院子时，我们还互相指给对方看，说我们想要的狗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没有养狗。 南希给她妈妈打了电话，留了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她妈妈说，瑞察德正在工作，看起来很快活。她自己也好得很。我听见南希说，“我们很好，这办法很有效。” 七月中的一天，我们沿着海边的高速公路，驾车翻过一座小山，去看一些被砂洲锁住而与大海隔开了的礁湖。那儿有些人在岸边钓鱼，两条船飘在不远处的水面上。 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一起去看看他们在钓些什么，”我说。“也许我们可以去搞些钓具，自己来钓鱼。” “我们好些年没钓过鱼了，”南希说。“从那次我们在沙斯塔山附近露营后就没有过，那时瑞察德还那么小，你记得么？” “记得，”我说。“我还记得我没钓成鱼呢。走，下去看看他们在钓些什么。” “鳟鱼，”我询问的那个男人如此说道。“山鳟鱼和虹鳟鱼，还会有些硬头鳟和一点儿三文鱼。冬天的时候它们游到这儿来，那时砂洲的嘴是开着的，然后到春天时合上，它们就被困住了。这可是钓它们的好时节。我今天一条鱼都还没钓着，上星期天我可钓了四条，都有十五英寸长。世界上最好吃的鱼啊，它们还狠狠打了一架。船上那些家伙今天已经钓到一些了，可我到现在为止还一点收获都没有。” “你拿什么做饵？”南希问。 “什么东西都行，”那人说。“蠕虫，三文鱼的卵，囫囵个的稻谷粒。就把它放出去，让它停在水底。离远点等着，盯住你的鱼线。” 我们在那附近逗留了一阵，看那人钓鱼，看着小船嘎嘎地在湖面上来回游弋。 “谢谢，”我对那人说。“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他说。“祝你们俩都好运。” 回镇的路上，我们在一家体育用品店停下来，买了执照，便宜的钓竿和卷轴，尼龙绳，钓钩，接钩绳，钓坠和鱼篓。我们计划明天早晨就去钓鱼。 可就在那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洗了餐具，我在火炉边正准备生火，南希摇着她的头，说这没有用。 “你为什么那么说？”我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不会有用的。面对它吧。”她又摇了摇头。“我不觉得我想一早去钓鱼，我也不想养狗。不，我不要狗。我想回城里去，看我妈妈和瑞察德。就我自己。我想自己一个人呆着。我想瑞察德。”她说着，开始哭。“瑞察德是我的儿子，我的宝贝，”她说，“而他马上就要长大了，要离开了。我想他啊。” “还有德尔，你也想德尔什拉德吧？”我说。“你男朋友。你想他么？” “今天晚上我想念所有人，”她说，“我也想你。我已经想你好长时间了。我太想你了，可你不知怎么的就丢了，我解释不出来。我已经失去你了。你再也不是我的了。” “南希，”我说。 “不，不，”她说。她摇着头。她在沙发上坐下，面对着炉火，不停地摇头。“我想明天飞去看我妈妈和瑞察德。我走了以后，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女朋友。” “我不会那么做的，”我说。“我没有那么做的打算。” “你会找她的，”她说。 “你会去找德尔，”我说。我觉得自己简直满口喷粪。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她说着，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是说，我不想把自己搞得这么歇斯底里的。但我准备明天去华盛顿。现在我要去睡了。我太累了。对不起，我为我们感到遗憾，丹。我们失败了。今天那个钓鱼的，他祝我们俩好运。”她摇着她的头。“我也希望我们好运，我们是真需要它。” 她进浴室去了，我听见水流进浴缸的声音。我走出去，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抽了只烟。外面漆黑幽静。我望着小镇的方向，可以看见灯火模糊的光映在天空中，片片海雾漂荡在山谷里。我开始想苏珊。过了一会，南希从浴室里出来，我听见卧室门关上的声音。我进了屋子，往壁炉里放了一块木头，等着火焰渐渐升起，发出哔剥的声响。然后我进了另一间卧室，掀开铺盖，盯着床单上的印花图案发了会呆。我洗了澡，穿上我的睡衣，又到火炉边坐下。现在雾已弥漫到了窗外。我坐在火前，抽着烟。当我再次看向窗外时，有些东西在雾中移动，我看见了一匹马正在院子里吃草。 我走到窗前，马抬头看了我一会，低下脑袋继续吃草了。又一匹马越过车子踏进院里，开始吃草。我打开门廊的灯，站在窗前，看着它们。那是些生着长鬃毛的大白马。它们一定是穿过了附近一个牧场的围栏或者没有锁好的大门。不知怎么就跑到了我们的院子里。它们嬉戏着，尽情地享受着逃脱的自由。可它们仍是紧张的；我站在窗后，位置离它们很近。当它们撕咬着草丛时，耳朵不停地掀掀落落。第三匹马踱进了院子，接着是第四只。这是一群白马啊，它们就在我们的院子里吃草。 我走进卧室，叫醒南希。她的眼睛红红的，眼皮肿胀。她的头发上了发卷，一只手提箱在床脚边的地上张开着。 “南希，”我说，“宝贝，来看前院里有什么。来看看。你一定要看看这个。你不会相信的。快来。” “是什么？”她说。“别伤害我。是什么？” “宝贝，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很抱歉，如果我吓到了你。但是你一定要出来，看些东西。” 我回到另一间卧室里，站在窗前，过了一会儿，南希一边系着她的睡袍，一边走进来。她看着窗外说，“我的天，它们真漂亮。它们从哪儿来的，丹？它们真的太漂亮了。” “它们一定是从附近什么地方跑出来的，”我说。“那些牧场中的一个。我马上要给镇治安部门打电话，让他们查找失主。但我想让你先看看。” “它们咬人么？”她说。“我想去拍拍那边那匹，就是那匹正看着我们的。我想去拍拍它的肩。但我不想被咬了。我要出去了。” “我想它们不咬人，”我说。“它们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咬人的马。可你得穿件外衣，如果你要到外面去，很冷。” 我在我的睡袍外加了件外衣，等着南希穿好衣服。接着我打开前门，我们走出去，走到院子里的马群中。它们都抬起头看着我们，其中两匹低头接着吃草去了。另两匹中的一匹喷着鼻息，后退了几步，然后也继续吃草了，低着脑袋边撕边嚼的。我摩挲着一匹马的前额，又拍拍它的肩。它只顾不停地嚼着草。南希伸出她的手，开始梳理另一匹马的鬃毛。“马儿，你们从哪儿来？”她说。“你们住在哪儿，为什么今晚跑出来了，马儿？”她说着，不停地梳理着那匹马的鬃毛。那马看着她，嘴唇一掀一掀地吸着气，又低下头去。她拍了拍它的肩。 “我想我最好还是给治安官打电话，”我说。 “先别，”她说。“还没多长时间呢。我们不会再遇见这样的事情了。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在我们的院子里看见马群。就等一会，丹。” 过了一会，南希仍在那些马中间走来走去，拍着它们的肩膀，用手指梳理它们的鬃毛。有一匹马从院子里转到了行车道上，在车子周围走动，又沿着行车道走向马路，我知道自己必须打电话了。 没过一会，两辆治安警车就出现了，车上的红灯在雾中闪动着，几分钟后，一个穿着羊皮大衣的家伙开着一辆小卡车来了，车后拖着马笼子。现在，马儿们受惊了，试着要逃跑，那个带马笼子来的人嘴里咒骂着，使劲想把绳索套到一匹马的脖子上。 “别伤着它！”南希说。 我们回到房子里，站在窗后面，看着那些治安协理和牧场工人把马匹赶拢到一起。 “我打算去煮些咖啡，”我说。“你要来点么，南希？” “我要告诉你我的感觉，”她说。“我很亢奋，丹。我觉得我好像满的快溢出来了。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但我喜欢这种感觉。你去倒咖啡，我来开收音机，我们找点音乐听听，然后你可以再把火生起来。我太兴奋了，睡不着。 就这样，我们坐在火堆前，喝着咖啡，听着尤热卡一个通宵的广播电台，谈论着那些马，接着又谈到了瑞察德，还有南希的妈妈。我们跳了舞。我们完全没有谈及现状。雾气在窗外飘荡着，我们聊着天，彼此温情友善。天快亮时，我关掉收音机，我们上了床，做爱。 第二天下午，她做好安排，收拾完行李，我开车送她去了小飞机场，她将在那搭飞机去波特兰，然后在晚上的晚些时候，转乘另一航班去帕斯可。 “告诉你妈妈我向她问好。替我拥抱一下瑞察德，说我很想他，”我说。“告诉他我爱他。” “他也爱你，”她说。“你知道的。无论如何，秋天你就可以看见他，我肯定。” 我点头。 “再见，”她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我们拥抱了彼此。“昨晚我很高兴，”她说。“那些马。我们的谈话。一切。它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会忘记它的，”她说。她哭了。 “给我写信，你会么？”我说。“我不觉得这会在我们俩之间发生，”我说。“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一刻这么想过。那不是我们会做的事。” “我会写的，”她说。“一些长信。那会是你见过的最长的信，从我以前在高中给你寄信时算起。” “我会等着它们的，”我说。 然后她又看着我，摸了摸我的脸。她转过身，穿过停机坪，朝飞机走去。 走吧，最亲爱的人，上帝与你同在。 她登上了飞机，我站在那儿，直到喷气机的引擎发动，紧接着，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它飞越洪保德湾，很快就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 我开车回到那所房子，停在行车道上，看着昨晚那些马留下的蹄印。草地上有很深的痕印，又长又大的裂缝，还有大堆的马粪。然后我进了屋子，连外套都没脱，走向电话，拨了苏珊的号码。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尊敬的先生： 我非常吃惊地收到您询问我儿子的来信，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多年前，当事情刚露出点征兆后我就搬过来了。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但我担心其实都一样。我害怕的正是他。看报纸时我一边摇头一边纳闷。我读着有关他的报道扪心自问，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的儿子？他真的在做这些事情吗？ 除了爱发火和不说真话外，他是个好孩子。我找不出任何原因来。那始于某个夏天的国庆节期间，他差不多有十五了吧。我们的叫特鲁迪的猫不见了，整整一晚和第二天都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住在我们后面的库珀太太来告诉我，说特鲁迪那个下午爬到她家后院死了。特鲁迪被弄得遍体鳞伤，但她还是认出她来了。库珀先生把尸体给埋了。 遍体鳞伤？我说。你说的遍体鳞伤是什么意思？ 库珀先生在地里看见两个男孩把炮仗塞进特鲁迪的耳朵和她那个你知道的地方。他想制止他们，但他们跑了。 谁，谁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看清是谁了？ 他不认识另一个男孩，但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跑。库珀先生觉得他是你儿子。 我摇头。不，这绝对不可能，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喜欢特鲁迪，特鲁迪在我家好多年了，不会，不会是我的儿子。 那天晚上，我告诉了他特鲁迪的遭遇，他作出非常震惊的样子，说我们应该悬个赏。他写了个东西并答应把它贴在学校里。但当晚就在他回他的房间之前，他说别太难过了，妈，她老了，按猫年算的话她已经65或70岁了，她活得够长的了。 他每天下午和周六在哈特利做搬货工。我的一个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贝蒂·威尔克斯，告诉我这个工作，并说会帮他说话。那天晚上我向他提了一下，他说好呀，年轻人的工作不好找。 他第一次拿薪水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吃的晚餐，他进门时所有的东西都上了桌。当家的回来啦，我说，抱了抱他。我太为他骄傲了，你挣了多少，宝贝？八十块，他说。我大吃一惊。太棒了，宝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饿死了，他说，吃饭吧。 我很高兴，但我弄不懂，这比我挣得还多。 洗衣服时，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了哈特利的工资单，二十八块，他说的是八十。他为什么不说真话？我弄不明白。 我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亲爱的？他会回答看戏去了。过后我会发现他去了学校的舞会，或者和什么人开车兜风去了。我就在想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不诚实点，没有理由对他妈说谎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应该去郊游，我就问他你郊游时都见到了什么，亲爱的？他耸耸肩，说陆地的形成、火山岩、灰层，我们参观了一个一百万年前曾是个大湖的地方，现在那里是一片沙漠。他看着我的眼睛接着往下讲。第二天我收到学校的条子，说他们需要得到郊游的许可，问是否允许他去。 高中最后一年快结束时，他买了辆车，总不归家。我很担心他的成绩，但他只是笑笑。要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您对他有点了解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个。后来，他买了杆猎枪和一把猎刀。 我很不愿意家里见到这些东西，就对他说了。他笑笑。他总是用笑来应付你。他说他会把它们放在他车子的行李箱里，他说那样的话拿起来反而更方便些。 周六的一个晚上他没回家。我急得要死。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他回来，让我给他做早饭，他说外出打猎把他的胃口给弄大了，他说他抱歉昨晚没回家，他说他们开了很远才赶到那里。他说的听上去很奇怪。他神色慌张。 你们去哪儿了？ 去了威纳斯，我们在那儿打了一会儿。 你和谁去的，宝贝？ 佛瑞德。 佛瑞德？ 他瞪着眼，我没再说什么。 就在那个礼拜天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房间去取他的车钥匙。他昨天曾答应晚上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买点做早饭的东西，我以为他可能把它们留在车里了。我看见他从床下露出半截的新鞋子上沾满了泥沙。他睁开眼睛。 亲爱的，你的鞋子是怎么了？看看你的鞋子。 汽油用完了，我只好走着去找油。他坐起来。你管这干吗？ 我是你母亲。 他洗澡时，我拿了钥匙到外面他停车的地方。我打开行李箱，没找到食品。我看见猎枪在一床棉被上放着，刀也在那里，我看见他的一件被卷成一团的衬衫，我抖开它来，上面全是血。衬衫是湿的。我丢下了它。我关上行李箱往回走，见他正在窗前注视着这边，他打开门。 我忘了对你说了，他说，我鼻子流了很多血，我不知道那件衬衫能否洗得出来，还是扔掉算了。他微微一笑。 过了几天我问他工作怎样。很好，他说，他的工资涨了。但我在街上碰到贝蒂·威尔克斯，她说他们都为他不在哈特莱干了感到可惜，大家都那么喜欢他，贝蒂·威尔克斯她说。 两天后的晚上我在床上躺着，但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看。我听见他的车在房前停了下来，我听着他把钥匙插进锁里，听着他穿过厨房，沿着过道进了他的房间并随即关上了门。我爬起来。我可以看见他门缝底下漏出的光，我敲了敲又推了下门，说想喝杯热茶吗，宝贝，我睡不着。他正在衣柜那儿弯腰站着，砰地关上抽屉并冲我发火，出去，他尖叫道，滚出去，我讨厌你监视我，他尖叫道。我回到我的房间一直哭到睡着。他那天晚上伤透了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见着他他就起身出门了，但我无所谓。从现在起我就只把他当成个房客，除非他改改自己的作为，我已经忍到我的极限了。如果他不想我们成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的话，他得道歉。 那天晚上我回来时，他已把晚饭做好了。你怎么样？他说，接过我的外套。今天过得如何？ 我说我昨晚没睡，亲爱的。我答应自己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是想让你觉得内疚，但我不习惯自己的儿子这样和我说话。 我想给你看个东西，他说，给我看了他正在为他的公民学课程撰写的文章。我确信那是关于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的。（这就是那篇为他在毕业典礼上赢得奖状的论文！）我试图读它，稍后决定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亲爱的，我想和你谈一谈，这年头把孩子带大不容易，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父亲的就更难了，需要男人帮助时我们找不到人。你几乎长成大人了但我对你还是有责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一些尊重和体谅，对你我尽量做到平等和公正。我要听实话，亲爱的，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说实话。亲爱的。我喘了口气，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孩子，当你问他一件事时，任何一件事，他去了哪儿或者他要去哪儿，他自己一人时都做了些什么，任何事情，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你说真话？你若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回答会是没有，天很好阳光明媚，我猜他肯定暗自发笑，觉得你已经老到或者糊涂到看不见他的衣服是湿的。他为什么要说谎，你问你自己，我不明白这样他能得到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答案。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一直瞪着个眼，他走到我身旁说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跪下，跪下祈祷是我要说的，他说，这是为什么的第一个理由。 我跑进我的房间，锁上门。他当晚就走了，带上他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走了。信不信由你，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见过他，但那是和很多人一起。我在观众席上坐着，看他领他的毕业证书和他文章所得的奖状。我听他发言并和大家一起鼓掌。 后来我就回家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哦当然罗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知道了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又听说他退出了，回东部上大学，然后和那个女孩结了婚并且从政了。我开始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去了信，我每隔几个月就给他去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竞选州长，给选上了，现在很有名了。这时我开始担心了。 我的恐惧在增加，我开始担惊受怕，我当然停止给他写信，希望他会认为我死了。我搬到这里来，要了个不公开的电话号码。后来我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并想找到某个人，你能找到他们，这不会太难的。 我应该骄傲才对，但我反而害怕。上周我看见街上有辆车，里面坐着个我知道是在监视我的人，我径直走回家，锁上门。几天前我正躺着呢，电话铃响了又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老了。我是他的母亲。按说我应该是天底下最骄傲的母亲，但我反而只是害怕。 谢谢您的来信。我想让人知道。我非常的羞愧。 我还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我一直在祈祷没人会知道。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 你真诚的，

没人说一句话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我能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话。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他们在吵。过了会儿，争吵声没有了，她哭了起来。我用胳膊捅了捅乔治。我以为他会醒来，对他们说点什么，好让他们觉得内疚而停下来。但乔治就是这么一个浑球，他开始又踢又叫。 “别捅我，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说。“我告你的状去！” “你这个笨狗屎，”我说。“就不能聪明一回？他们在吵架，妈在哭。你听听。” 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听了一会儿。“我才不管呢，”他说完转过身去，面朝墙接着睡他的觉。乔治是天底下最大的浑球。 后来，我听见爸爸离开家去赶公车，出门时使劲摔了一下前门。她曾告诉我说他想把这个家给拆了。我不想听这个。 过了一会儿，她进来叫我们去上学。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古怪，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我肚子不舒服。已经是十月的第一周了，我连一次课还没旷过呢，她能说什么？她看着我，但似乎在想别的东西。乔治醒了，在听。我从他在床上的动作就知道他醒着。他在等着事态的发展，好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 “好吧。”她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呆在家里吧。但不许看电视，记住了。” 乔治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病了，”他对她说。“我头疼。他整夜都在捅我踢我，我一夜都没睡。” “够了！”她说。“乔治，你得上学去！不许你呆在这儿，整天和你哥打架。现在就起床穿衣服。我说话是算数的。今天早上我不想再干一仗了。” 乔治等她离开房间后，才从床脚处爬出来。“狗娘养的，”他说，一下子把我盖的都掀开了。他躲进了卫生间。 “我会宰了你，”为了不让她听见，我压低声音说。 我在床上一直呆到乔治上了学。当她准备去上班时，我说我想学习，让她为我在沙发上铺个床。茶几上放着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注一】的书，是我的生日礼物，还有我的社会学课本。我不想看书，希望她快点离开，我好看电视。 她在冲抽水马桶。 我等不急了。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我去厨房她放大麻烟盒的地方，从烟盒里抖出三根来，把它们放在碗碟柜里，然后回到沙发上，开始读《火星公主》。她从房间里出来，瞟了一眼电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书是打开着的。她在镜子前拢了拢头发，进了厨房。她出来时，我忙低下头看书。 “我要迟到了。再见，甜心。”她没提看电视这件事。昨晚她曾说过，要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她真是一点上班的心情也没有。 “什么都别烧，你没必要开炉子煮东西。饿了的话，冰箱里有金枪鱼。”她看着我。“但你要是肚子不舒服的话，最好什么都别往里放。不管怎么说，你都不需要点炉子。听见没有？吃点药，甜心，希望你的肚子到了晚上就好了。也许今晚我们都会觉得好些了。” 她站在门廊那儿，转着门把手。她看上去像是要说点其它的什么。她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宽腰带和黑色的裙子。有时她称这为她的套装，有时又说是她的工作服。打我记事起，这套衣服不是挂在壁橱里，就是挂在晾衣绳上，要不就是在晚上被手洗，或在厨房里被烫平。 她从星期三工作到星期天。 “再见，妈。” 我等着她发动车子，让车子预热。听见她开走后，我爬了起来，把电视声音开大，就去取大麻。我抽了一根，一边看一个与医生护士有关的电视剧，一边手淫。稍后，我换了一通频道，就把电视关了。我没了看下去的心情。 我读完塔斯?塔卡斯【注二】爱上一个绿色的女人、结果亲眼看到她第二天被那个嫉妒的姐夫砍掉脑袋这一章。这大概是我第五次读这一章了。而后，我进了他们的卧室查看。除了避孕套，我并没想着要专门去找什么，我曾经到处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过一个。有一次，我在一个抽屉靠里面的地方发现一罐凡士林。我知道它肯定和那件事有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研究了一番标签，希望从中看出点什么，比如是干什么用的，或怎样使用这一类的描述。但是没有。前面标签上仅有这几个字――纯凡士林。但看了这几个字已足以让你硬了起来。极好的幼儿园救助用品，背面的标签是这样说的。我试图找出幼儿园（秋千、滑梯、沙箱、悬空梯）和他们在床上做的事之间的联系。我曾多次打开这个罐子，闻闻里面的味道，看被用掉了多少。这次，我没有碰它。我是说我只是看了看它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翻了几个抽屉，也没指望找到什么。看了看床底下，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眼壁橱里面放零用钱的罐子。里面只有张五块的和一张一块的，没有零头。拿了的话，他们肯定会发现。过后，我觉得我该穿上衣服，走着去桦树溪。鳟鱼季节还剩下一周多，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去钓鱼了。大家都在等着猎鹿和打野鸡季节的到来。 我找出我的旧衣服，把羊毛袜子套在我平时穿的袜子的外面，仔细地给靴子穿上鞋带。我做了几个金枪鱼三明治和双层的、夹了花生酱的饼干。我给军用水壶灌满水，把它和猎刀一起挂在腰带上。出门时，我决定留张纸条。我写道：“好多了，去桦树溪。很快回来。雷。3：15。”那是四个小时以后的时间、离乔治从学校回来的时间大约有十五分钟。离家前，我吃了一个三明治，又喝了一杯牛奶。 外面天气很好。虽然是秋天，但除了夜里，并不冷。夜里，人们会在果园里点上熏烟罐，早晨起来，你的鼻子上会有一圈黑色。但没人说什么。熏烟是为了防止没长大的梨子给冻坏了，这样就没事了。 去桦树溪，你得走到我家门前这条路的尽头。在它和十六街相交的地方，左拐上十六街，爬到坡顶，过了那片墓地后，下坡到雷尼克斯，那儿有家中国餐馆。从那个十字路口，你可以看到机场，桦树溪就在机场下面。十六街在十字路口变成景观路。你沿着景观路走一会儿，就会遇见一座桥。路的两旁都是果园。路过果园时，有时你能看见野鸡沿着田垄奔跑，但你不能在那儿打猎，因为一个叫马苏斯的希腊人可能会给你一枪。我估计走路的话，整个路程大约要花四十来分钟。 我在十六街上刚走到一半，一个开着红色汽车的女人在我前方的路边停了下来。她摇下乘客那边的窗子，问我是否要搭车。她瘦瘦的，嘴边长着些小个的青春痘，头发被发卷卷了上去。但她的穿着还是够时髦的。她穿着件棕色的毛衣，里面的xx子看上去很不错。 “逃学呢？” “我猜是。” “要搭车吗？” 我点点头。 “快进来。我还有急事。” 我把飞蝇竿【注三】和柳条鱼篓放到后座上。后座和地板上放了很多梅尔店的购物袋。我想找点话说说。 “我去钓鱼，”我说。我脱掉帽子，把水壶转到身前，靠着窗口坐了下来。 “哇，你不说我肯定猜不出来。”她笑着说。她把车开上路。“去哪儿？桦树溪？” 我又点了下头。我看着我的帽子。这是我叔叔上次去西雅图看冰球赛时给我买的。我实在想不出能再说点什么。我吸着腮帮子看着窗外。你总在设想被这么个女人选中。你肯定你俩会为对方发狂，她会把你带回家，让你和她疯狂地做爱。想到这我不由地硬了起来。我把帽子移到我的膝盖处，闭上眼，努力去想棒球的事。 “我总说有一天我会去钓鱼的，”她说。“都说它能让人放松。我是个紧张西西的人。” 我睁开眼。我们停在了十字路口。我想说，你真的很忙吗？你想从今天早上开始吗？但我不敢看她。 “这儿行吗？我得转弯了。对不起，我今天早上有点急事。” “没事，这就可以了。”我把我的东西拿了出来。我戴上帽子，说话时，又把它脱了下来。 “谢谢。再见了。也许明年夏天，”但我没能把话说完。 “你是说钓鱼？没问题。”她像其他女人那样，冲我晃了晃几根手指头， 我开始往前走，想着刚才该说而没说的话。我现在能想出许多来了。我当时是怎么了？我用飞蝇杆抽打着空气，又使劲吼了两、三声。其实我该这样开头，先邀请她一起吃午饭。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下子，我们就在我房间的被单下躺着了。她问我是否可以不脱毛衣，我说我不介意。她也不想脱裤子。那也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 一架正在降落的私人小飞机低飞过我的头顶。离桥只有几步远了，我能听见流水的声音。我飞快地冲下堤坝，拉开裤子拉链，冲着溪水尿出五尺多远。这肯定创了个记录。我慢慢地吃着三明治和夹了花生酱的饼干，把水壶里的水喝掉了一半。我准备就绪了。 我琢磨着该从哪儿开始。自从我们搬来后，我已在这儿钓了三年鱼了。爸爸过去常开车带我和乔治来。他在一旁抽着烟等我们，给钩子穿上鱼饵，接上被我们弄断的鱼线。我们总是从桥那边开始，然后往下游走，每次我们都能钓到几条。鱼季刚开始时，会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能钓到允许的上限【注四】。我理好线，先在桥下甩了几杆。 我有时在岸边，要不就在一个大石头的后面甩杆。但什么都没钓到。有一个地方的水纹丝不动，水底铺满黄色的叶子。我从上面看下去，见几只小龙虾举着它们难看的大钳子，在那儿爬来爬去。鹌鹑从灌木丛里飞出来。我扔了根树棍子，一只公野鸡从十尺远的地方咯咯的叫着跳了出来，吓得我差点把鱼竿给丢了。 小溪的水流不急，也不太宽，几乎走到哪儿溪水都不会漫进我的靴子。我穿过一个到处都是牛粪的草地，来到一个出水的大管子跟前。我知道管子下方有个小坑，所以很小心。到了可以垂勾的地方后，我跪了下来。鱼钩刚碰到水面就被咬了，但我还是让它给跑了。我感到它带着钩子打了几个滚，然后就挣脱了，鱼线反弹了回来。我重新装了一个三纹鱼蛋，又试着甩了几杆。但我知道我已经触了霉头了。 我登上堤坝，从一个柱子上钉着“禁止入内”牌子的栅栏下面爬了进去。机场的一条跑道从这里开始。我停下来查看一些从路面裂缝里长出来的野花。你可以看到轮胎接触跑道的地方，以及留在花上面的油腻的滑痕。我从另一侧下到小溪，一边钓一边往前走，直到来到水潭跟前。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三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儿钓鱼时，溪水就在堤坝顶端下方一点的地方翻腾，水流急得根本没法钓鱼。现在的水面比堤坝低了六尺。溪水翻着浪花，沿着深不见底的水潭顶部的一条细小的溪流往前流去。再过去一点，小溪的底部开始往上升，水又变浅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钓到两条大约十寸长的鱼，一条看上去两倍那么大的鱼却给溜了（那是条硬头鳟，我爸在听了我的描述后告诉我说）。他说它们在早春涨水的时候来这，但多数不等水位降下来就又游回河里了。 我往鱼线上加了两个坠子，用牙齿把它们咬合。然后，我装了个新鲜的三纹鱼蛋，把它抛向浅滩，水流经过那里流向水潭。我让水流把它带下去。我能感到坠子在岩石上面轻轻叩碰，这和鱼上勾时的抖动不一样。鱼线绷紧了，水流在水塘的尽头把鱼蛋带出水面。 走了这么远却什么也没钓到，让我觉得窝火。我把鱼线都扯了出来，又甩了一杆。我把杆子靠在一根树杈上，点着了倒数第二根大麻。我抬头看着峡谷，开始想那个女人。因为她要我帮她搬食品和杂货，我们去了她家。她丈夫在国外。我摸着她，她颤抖起来。我们在沙发上法式接吻时，她说她要去卫生间。我跟在她后面，看她褪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我已经硬得不行了，她招手让我过去。正当我要拉开裤拉链时，听见小溪里传来“噗咚”一声。我抬头一看，就见我鱼竿的尾部在那儿晃个不停。 它不是特别的大，也不怎么挣扎。但我还是遛了它好一会儿。它侧着身，在下方的溪水里躺着。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它看上去很奇特。我收紧线，把它拎到岸边的草地上，它在那儿扭动起来。它是条鳟鱼。但它是绿色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它的两侧是绿色的，夹着黑色的鳟鱼斑点，稍带绿色的头，和像是绿色的肚子。它的绿是种苔藓的绿。就好像它被苔藓裹了很久，苔藓的颜色都掉在它的身上了。它很肥，我奇怪刚才它为什么不使劲挣扎。我怀疑它是不是有病。我又研究了它一会，就结束了它的痛苦。 我拔了几把草放在鱼篓里，把它放在草上面。 我又甩了好几次杆，估计肯定有两、三点了。我觉得我该往桥那边走了。我想回家前在桥下再钓一会儿。我决定等到夜里再去想那个女人。但想着夜里将会来临的“硬”，让我现在就硬了起来。而后，我觉得我不应该老这么做。大约一个月前，一个没人的周六，我手淫后马上抓起本圣经，对着它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做这件事了。但我把精液粘在圣经上了，我的赌咒发誓只持续了一、两天，就又一切如故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没有钓鱼。我走到桥下时，看见草地里有辆自行车。我四下看了看，见一个和乔治差不多大的小孩正沿河岸往下跑。我向他走去。他转了个弯，向我走过来，眼睛却盯着河水看。 “嗨，干吗呢？”我喊道。“出什么事了？”我猜他没听见我。我看见他的鱼竿和钓鱼袋都在岸上放着，我丢下我的东西，向他跑过去。他看上去像只耗子，我的意思是他长着龅牙，胳膊细细的，那件破旧的长袖衫对他来说，实在是小了点。 “天哪，我发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条鱼！”他大喊大叫道。“快点！看！看这！它在这！” 我向他指的地方看去，心跳噌的一下子就上去了。 它有我的胳膊那么长。 “天哪，哦，天哪，你看啊！”男孩说。 我盯着它看，它在一个伸到水面的树枝的阴影下面歇着。“全能的上帝啊，”我对着鱼说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们该怎么办？”男孩说。“我真该带着我的枪。” “我们去捉住它，”我说。“天哪，你看！我们把它弄到浅滩上去。” “那你愿意帮我？我们一起干！”小孩说。 大鱼已顺着水流往下漂流了一点，它在清澈的溪水里不慌不忙地摆着尾巴。 “OK，我们怎么弄？”男孩说。 “我可以到上游去，沿着小溪往下走，把它往下赶，”我说。“你在浅滩那儿等着，它想从那儿通过时，你把它的屎给我踢出来。我不管你怎么弄，你给我把它弄到岸上来。然后，抓牢它，别撒手。” “OK，我操，你看它！看，它动起来了！它想往哪儿游？”男孩尖叫道。 我注意到鱼又开始往上游游，并在靠岸的地方停了下来。“它哪儿也去不了了，他已无处可逃了。看见没有？它吓得屎都拉不出来啦。它知道我们在这儿。它在转悠，想找个出口。看，它又停下来了。它哪儿都去不了。它自己知道。它知道我们会逮着它。它知道快完蛋了。我上去把它往下赶。它过来时你抓住它。“ “我真希望我带着我的枪，”男孩说。“对付它肯定绰绰有余，”男孩说。 我往上游走了点，然后趟着溪水往下走。我一边走一边注视着前方。突然，鱼一下子从岸边窜开，在我面前转了个身，激起一片水花，飞快地向下游冲去。 “它过来了！”我喊道。“嗨，嗨，它过来了！”但鱼在到达浅滩前，转了个身往回游。我一边拍打水一面大声叫喊，它又转了回去。“它过来了！抓住它，抓住它！它过来了！” 但那个蠢货找了根树棍子，这狗日的，鱼游上浅滩后，男孩用根棍子来驱赶它，而不是像他该做的那样，把这个婊子养的踢死。鱼变得疯狂起来，它转了个向，侧着身子，一下子就窜过浅水滩。它逃掉了。这傻X朝它扑过去，摔了个正着。 他浑身透湿地爬上岸。“我打着它了！”男孩大声喊道。“它肯定受伤了。我已经抓住它了，但没抓牢。” “你什么也没抓住！”我喘不过气来。我很开心他摔到溪里。“还差老大一截子呢，狗日的。你拿着那根棍子干吗？你应该踢它。它现在早跑出十万八千里了。”我想吐口水。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们还没逮到它。我们很可能逮不到它了，”我说。 “该死的，我打着它了！”男孩尖叫道。“你没看见？我打着它了，我的手已经碰着它了。你离它有多远？另外，到底是谁的鱼？”他看着我。水顺着他的裤子流到他的鞋子上。 我没再说什么，但还是想了想那个问题。我耸耸肩。“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俩的鱼。这次要抓住它。谁都别犯臭，”我说。 我们向下游涉去。我的靴子里进了水，但这孩子从头湿到了脚。他用他的龅牙咬住嘴唇，不让牙齿打战。 鱼不在浅滩下面的水流里，在我们能看得见的地方也见不着它。我们互相看了看，担心鱼往下游游了足够远，已游进某一个深潭里了。但就在这时，这该死的家伙在靠岸的地方上下翻腾起来，它的尾巴甚至把泥土都带到水里，并又游走了。它游过另一个浅滩，大尾巴露在水的外面。我见它在靠岸的地方慢慢地游着并停了下来，尾巴有一半露出水面，轻微地摆动着用以抵挡逆流。 “你看见它没有？”我说。男孩四下张望。我抓住他的胳膊，用他的手指指着。“就在那儿。好，现在听好了。我会去河岸中间的那条小溪。知道我说的地方吗？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发信号。然后你往下游走。好不好？这次，如果它掉头的话，你千万不能让它从你身边溜掉。” “好，”男孩说，用龅牙啃着他的嘴唇。“这次一定抓住它，”男孩说，一脸被冻坏的样子。 我上了岸，放轻脚步，向下游走去。我再从岸上滑到水里，涉着溪水往前走。但我不见着这个庞大的婊子养的，我有点紧张。我觉得它很可能已经跑掉了。再往下游去一点，它就会游进其中的一个水潭。那我们就再也逮不着它了。 “它还在那儿？”我喊道。我屏住气。 小孩挥了挥手。 “预备！”我又喊道。 “开始！”小孩叫喊着回应。 我的双手抖个不停。溪水大概有三尺宽，两旁是土岸。溪水虽浅，但水流很急。小孩向下游走来，水漫到他的膝盖处，他向前扔着石块，一边拍打溪水一边叫喊。 “它过来了！”小孩摆动他的胳膊。我看见这条鱼了；它径直冲我游来。看见我后它想掉头，但来不及了。我跪下来，在冷水里摆好姿势。我用胳膊和手把它一下子舀了起来，抱着它站起身来，把它从水里扔了出去，我和它一起摔倒在岸上。我抱着它紧贴我的衬衫，它在那儿乱扭乱跳，直到我的手沿着它滑溜的身体移到它的两鳃。我把一只手从鱼鳃捅进去，一直捅它的嘴里，从下巴那儿把它给卡住。我知道我终于制服它了。它还在不停地扑腾，非常的不好抓。但我抓牢了它，我不会让它逃脱的。 “我们逮着它了！”男孩一边泼着溪水一边叫喊。“天助我们,我们逮着它了!它可真不一般!你看它！哦，天哪，让我拿着它，”男孩大声喊道。 “我们得先把它杀死，”我说。我用另一只手卡住它的脖子。我用尽全力把它的头往后扳，小心提防着被牙齿划着，感到了鱼身发出的嘎吱声。它慢慢地抖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就不动了。我把它放在地上，我们研究起它来。它至少有两尺长，出奇的瘦，但比我钓到过的任何鱼都要大。我又抓住它的颚。 “嗨，”小孩说，但他弄明白我的意图后，就没再说什么。我把血洗掉后，把鱼放回了原处。 “我太想拿给我爸看了，”小孩说。 我们浑身湿透，打着抖。我们看着鱼，不时地碰它一下。我们撬开它的大嘴，触摸它的牙齿。它的两侧都有伤疤，发白的伤口有二十五美分硬币那么大，泡泡的。头上靠嘴和眼睛的地方有刻划的痕迹，我猜这是跟石头碰撞和打架造成的。但它真是瘦，瘦得和它的长度太不相称了，你几乎看不出它侧面的粉色条纹，它的肚子灰白松弛，而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又白又鼓。但我觉得它还是很可以。 “我想我该走了，”我说。我看了眼远处山头的云彩，太阳正从那儿往下落。“我得回家了。” “我想也是。我也一样。我冻死了，”小孩说。“嗨，我要拿着它，”小孩说。 “我们去找根棍子，从鱼嘴那里穿过去，我俩抬着它，”我说。 男孩找来一根树棍。我们把它从鱼腮那里往里穿，一直穿到鱼在棍子的正中间。而后，我们一人拿住一端往回走，看着鱼在棍子上来回晃动。 “我们拿它怎么办？”小孩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是我逮住的，”我说。 “是我们俩。另外，是我先看见它的。” “那倒是，”我说。“好吧，你想扔硬币来决定还是怎么着？”我用空着的手摸了摸，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而且，如果我输了的话怎么办？ 不过小孩说，“不，不扔。” 我说，“好吧，我无所谓。”我看了看男孩，他的头发立着，嘴唇发紫。必要的话我制服他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不想打架。 我们来到我们放东西的地方，用一只手把那些东西捡起来，谁都不松开拿棍子的手。我们走到他放自行车的地方。我抓牢棍子，防止他玩什么花样。 就在这是，我想起了个办法。“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两半，”我说。 “你什么意思？”男孩说，他的牙齿又打起战来。我能感到他抓紧了树干。 “切开它。我有把刀。我们把它切开，一人拿一半。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 他揪着他的一缕头发，看着鱼。“就用那把刀？” “你有刀吗？”我说。男孩摇了摇头。 “就是，”我说。 我抽出树干，把鱼放在男孩自行车旁边的草地上。我拔出刀来。在我比划着该从哪儿切时，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过。“这儿？”我说。男孩点了点头。飞机在跑道上轰鸣，从我们的头顶上腾空而起。我开始切鱼，见到内脏后，我把它翻了个个，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扒了出来。我不停地切着，直到还剩下肚子上的一块皮连着它。我用手抓住两边，把它撕成了两半。 我递给小孩尾巴那部分。 “不干，”他说，摇着他的头。“我要那一半。” 我说，“这两个一模一样！该死的，你看着，我马上就要发火了。” “我不管，”男孩说。“既然它们都一样，我就要那个。反正它们都一样，是不是？” “它们是一样的，”我说。“但我要这半个，鱼是我切的。” “我要这个，”小孩说。“我先看见它的。” “用的是谁的刀？”我说。 “我不要尾巴，”小孩说。 我四处看了看。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在钓鱼。有架飞机在嗡嗡作声，太阳正在落山。我全身发冷。小孩抖的很厉害，他在等着。 “我有个主意，”我说。我打开鱼篓，给他看那条鳟鱼。“看见没有？是条绿色的。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条绿色的鱼。不管谁拿头那一半，另一个就拿尾巴和绿色的鳟鱼。这公平吗？” 小孩看了看绿色的鳟鱼，把它从鱼篓里取出来，抓在手里。他研究着那两个半条的鱼。 “只好这样了，”他说。“OK，那就这样吧。你拿那一半，我的肉比你的多。” “我才不管呢，”我说。“我去把它洗干净。你住在哪儿？”我说。 “亚瑟路那边”他把绿色的鳟鱼和他的那一半鱼放进了一个脏乎乎的帆布包里。 “问这干吗？” “那在哪儿？是靠近球场那儿吗？”我说。 “是的，问这干什么，我说。”那小孩看上去很害怕。 “我住的离那儿不远，”我说。“我想我可以坐在车把上。我们俩可以轮流踏车。我有根大麻烟，如果还没被弄湿的话，我们可以抽。” 但这个小孩只在那儿说，“我冻死了。” 我去小溪里洗我那半条鱼。我把它巨大的头按在水里，扒开它的嘴。水流流进它的嘴里，从它身子剩下的部分流了出来。 “我快冻死了，”小孩说。 我看到乔治在街道另一端骑着车。他没看见我。我绕到房子的后面去脱掉我的靴子。我解开鱼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打开鱼篓的盖子，面带笑容地正步走进家。 我听见他们的声音，透过窗户往里看了看。他们坐在桌旁，厨房里到处是烟。我看见烟是从炉子上的一口平锅里冒出来的。但他们谁都没注意到。 “我对你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孩子们知道什么？你等着瞧吧。” 她说，“我什么都不用瞧，如果我那么想的话，我情愿等他们先死了。” 他说，“你怎么了？你最好小心点你说的话！” 她开始哭泣。他把烟在烟缸里使劲按灭，站了起来。 “埃德娜，你知道这口锅烧起来了吗？”他说。 她看了眼锅，把椅子往后一推，一把抓住锅的把手，一下子就把锅给摔到水池上方的墙上。 他说，“你昏了头了吗？看看你都干了些啥！”他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把锅上的东西往下擦。 我打开后门。我开始裂开嘴笑。我说，“你们肯定不信我在桦树溪钓到了什么。看吧。看这里。看这个。看我钓到什么了。” 我的腿在打抖，几乎都站不稳了。我把鱼篓送到她面前，她终于往里看了看。“噢，噢，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一条蛇！这是什么？快，快拿出去，别等我吐出来。” “拿出去！”他尖声叫道。“没听见她说的？把它从这里拿出去！”他叫喊着。 我说，“但是，爸，你看看这是什么。” 他说，“我不想看。” 我说，“这是一条桦树溪里的超巨大的硬头鳟。看呀！它可以吧？它是个庞然大物！我像个疯子一样在溪里上窜下跳地追赶它！”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癫狂，但我停不下来。“还有另外一条，”我急急忙忙地说着。“一条绿色的。我发誓！是条绿的！你有没有见过绿色的鱼？” 他往鱼篓里看了一眼，嘴张了开来。 他叫喊着，“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扔出去！你究竟是怎么了？赶快把它从厨房拿出去，扔到该死的垃圾箱里去！” 我走到外面，往鱼篓里看了看。里面的东西在门灯下发着银色的光。里面的东西把鱼篓塞得满满的。 我把它取出来。我拿着它。我拿着它的那一半。 【注一】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EdgarRiceBurroughs）：美国小说家。擅长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是人猿泰山（Tarzan）这个角色的创造者。 【注二】塔斯?塔卡斯（TarsTarkas）：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的幻想小说《火星公主》（《APrincessofMars》）里的一个角色。 【注三】飞蝇杆（FlyRod）是用于飞蝇钓鱼（FlyFishing）的鱼杆。于通常的钓鱼方法不同，飞蝇钓鱼者站在不同深度的浅水里，或者坐在船上，在头顶不停摇动鱼竿，带动鱼线作圆周旋转。鱼线末端是诱饵（鱼钩隐蔽在其中），诱饵是不同大小的假飞虫比如蜻蜓，用来钓不同尺寸的鱼。摇动鱼线时，河里的鱼以为是昆虫在水面上空飞翔，所以会跳出水面去吃。 【注四】在美国的许多州，有法律规定每次钓鱼最多只能钓几条。这里说的钓到了上限是指钓到了允许的条数，有钓了不少的意思。

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水泊 
雷蒙德·卡佛著 于晓丹译 我丈夫吃起来胃口不错，神态却显得疲惫而且不安。他嚼得很慢，两只胳膊都架在桌上，两眼愣愣地盯着屋那边的什么东西。他看看我，目光又游移开。他用餐巾抹了抹嘴，耸耸肩。又继续吃起来。尽管他不希望我这么想，但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什么事。 “你老这么盯着我干吗?”他间道。“怎么啦？”他说着放下了餐叉。 “我盯着你了么?”我说，还很愚蠢地，很愚蠢地摇了摇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别管它，”他说。 “没准是你母亲，”我说。“迪安——也许跟迪安有关系呢。” “那就瞧瞧看，”他说。 我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他也停下不吃了。我咬了咬嘴唇，把电话挂了。 “我说什么来着？”他说，又继续吃起来，然后把餐巾往他盘里一扔。“妈的，这帮人干嘛不能少管闲事？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洗耳恭听！这不公平。她已经死了，不是吗?除了我，当时还有其他人啊。我们商量了半天，都同意的啊。我们也是刚到那儿。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不能再往回走了，离车站就有五英里远啊。何况又是第一天。见鬼，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没有，我没觉得！听见没有，别拿那副眼光看我？我不需要你来对我下结论。用不着你。” “你知道，”我说，摇了摇头。 “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告诉我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点：你最好别卷进这件事。”他给了我一个他自以为是有意味的眼神。“她死了，死了，死了，听见了吗？”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道。“这是他妈的不光彩，我同意。她是个年轻姑娘，这不光彩；我也很遗憾，就像其他人一样。但她已经死了，克莱尔，死了呀。咱们别再提这件事了。求求你，克莱尔，别提这事儿了。”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她是死了。但你没看见吗？她需要帮助。”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了双手。他把椅子从桌边推开，拿起烟，带上一听啤酒走到庭院里。他来回踱着，过了一会儿，坐在了草坪的椅子上，重又捡起那份报纸。他的名字就在头版上，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就是做出了这次“可怕的发现”的那几个人。 我闭了会儿眼睛，抓着滴水板。我不能再深想这件事了。我必须忘掉它，眼不见，心不烦，等等，然后“继续下去”。我睁开眼。尽管我这么想了，但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没准也是迟早要发生的，我的手臂禁不住扫过滴水板，碗碟和酒杯立时在地板上粉碎飞溅。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了抬头似乎在听，但他还是没动，甚至没转过头来看看。为这我恨他，恨他不动。他等了片刻，吸了口烟，朝后靠在椅背上。我可怜他故作超然地听着动静，朝后靠着，吸着烟。风把他嘴里冒出的烟吹成窄窄的一缕。为什么我要注意这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可怜他，可怜他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让那缕轻烟从他嘴里流出…… 上星期天，也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他计划进山钓鱼旅行。他，还有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维恩?威廉姆斯。他们一块儿打扑克，一块儿玩滚木球，也一块儿钓鱼。每年春季和初夏，雨季的前两三个月，家庭假日、小型棒球赛和亲戚来造访之前，他们都一块儿去钓鱼。他们都是稳重的人，顾家的人，对工作也都认真负责。那几位也都有儿女，和我们的.儿子迪安一块儿上学。星期五下午，这四个男人就去了纳彻斯河作为期三天的钓鱼旅行。他们带着铺盖、食物和炊具、扑克和威士忌。到河边的第一天，帐篷还没搭起来，梅尔?多恩就发现了那个姑娘，脸朝下浮在.河面上。她赤身裸体，缠绕在靠近岸边的一堆树枝里。他喊了其他人，他们都过来看她，商量着怎么办。其中一位——斯图亚特没说是谁——可能是维恩?威廉姆斯，他这人又矮又结实，很随和，一天到晚总爱笑一一总之，他们中间有一人认为他们应该立刻回到汽车那儿去。其他人则用鞋子搅弄着沙子，说他们倾向于住下。他们讲他们很累了，天又晚，那姑娘“也不会跑哪儿去”。最后，他们就都决定住下了。他们立刻动手支起了帐篷，生上了火，就喝起威士忌。他们喝了不少酒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他们谈起了那位姑娘。有人说，他们最好采取点儿什么措施，以防尸体漂走。他们想到，如果尸体夜里真漂走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他们拿上手.电，趔趔趄趄走到河边。起风了，很冷，河里的波浪拍打着沙岸。其中一人，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斯图亚特，这种事他能做出来的，涉入水中，抓住那姑娘的手，把她那么脸朝下地拖到岸边，拖到浅水处，拿一条尼龙绳系在她腕上，另一端在树根处拴牢。这期间，其他人的手电就一直在姑娘身上照来照去。后来，他们回到帐篷里，又喝了些威士忌，随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是星期六，他们做了早餐，喝了不少咖啡，又喝了一通威士忌，然后分散去钓鱼，两人在上游，两人在下游。 那天晚上，他们煮好鱼和土豆，喝完了咖啡和威士忌之后，拿着碟子到河边，在离尸体只几码远的地方冲刷。他们又喝了一通酒，然后就拿出扑克边喝边玩，直玩到天暗下来，看不清牌为止。维恩?威廉姆斯去睡觉了，其他人则讲起下流故事，讲他们过去那些放荡、不检点的经历。要不是戈登?约翰逊一时忘形。说起他们钓到的鲑鱼肉太硬，河水又太冷，谁也不会提到那姑娘的。他们都不说话了，只埋头喝酒，后来有个人绊倒了提灯，骂起来，大家便都爬进了各自的睡袋。 第二天早晨，他们起得很晚，又喝上了威士忌，一边喝，一边钓了一会鱼。到了星期天下午一点钟。他们决定比计划的日程提前一天离开那儿。他们拆下帐篷，卷好睡袋，收拾好锅、壶、鱼和渔具就出发了。走之前，他们再没看看那姑娘。上了车，在高速公路上默默地驶着，后来停在一个电话亭旁。斯图亚特给警察局办公室挂了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围在一边听着。他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报给了电话那头的人一一他们没什么可隐瞒的，也没什么可惭愧的—而且，他们答应在加油站那儿等对方来人询问详情，并单独做陈述。 他回家来是当晚十一点。我已经睡了，但他一进厨房我就醒了。我看见他靠在冰箱旁喝着听啤酒。他用粗壮的手臂抱住我，一双手在我后背上下抚摩，我那时还想那是和他两天前出门时完全一样的手。 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然后等着，好像在想什么事。我轻轻转过身，动动腿；后来我知道，他醒着呆了好半天了，我睡着以后他还醒着。我翻了会儿身，听到些小动静，是床单的沙沙声，就睁开眼。天都快亮了，鸟儿在叫，他躺着抽着烟，望着挂窗帘的窗户。我半睡半醒地叫了他的名字，但他没应声。我便又睡着了。 今天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想，他是要看报上有没有什么消息。八点以后，电话就急促地响起来。 “见鬼去，”我.听见他对着话筒喊。片刻之后，电话又响起来，我匆匆跑进厨房。“我已经统统对局长说过了，没什么好补充的。正是！”他摔下听简。 “出了什么事?”我问，甚为惊慌。 “坐下，”他慢慢地说。他的手在胡茬上抓来抓去。“我得告诉你件事。我们钓鱼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面对面在桌边坐下，他给我讲了起来。 我喝着咖啡，一边听他说，一边盯着他。后来他把报纸从桌那边推过来，我读了上面的那条消息：“……身份不明的女子，18岁至24岁……尸体在水中浸泡了三至五天……强xx是可能的动机……初步判断是.勒杀致死……Rx房和骨盆部位有刀口和伤痕……尸体解剖……强xx，尚在调查中。” “你得理解，”他说，“别那么看我。冷静点儿，真地。放宽心，克莱尔。” 昨晚上你怎么不告诉我?”我问。 “我是……没说。你什么意思？”他说。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说，我看着他的手，粗壮的手指，关节处布满汗毛，现在正在挪动，点燃一支烟，这昨夜曾摸过我、摸进我身体的手。 他耸耸肩。“昨天夜里，今天早上，.又有什么不同？天太晚了。你那么困，我想还是等早晨再告诉你。”他向外看看庭院：一只知更鸟从草坪飞到野餐桌上，用嘴巴梳理着羽毛。 “这不是真的，”我说。“你没就那样把她扔在那儿?” 他迅速转过身来，.说道，“我做了什么？我再说最后一遍，你仔细听着。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什么可惭愧或负疚的，你听见了？” 我从桌边站起身，走进迪安的房间。他醒了，正穿着睡衣在玩拼字。我帮他找来衣服，.然后走回厨房，把他的早餐摆到桌.上。电话又响了两三次。斯图亚特每次讲话都很急促，每次挂机时都很愤怒。他给梅尔?多恩和戈登?约翰逊打了电话，缓慢又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谈。迪安吃饭时，他又开了听啤酒，点上烟，问了问迪安学校和朋友的事，就真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迪安想知道他外出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斯图亚特就从冰柜里拿出几条鱼给他看。 “我带他到你母亲家呆一天，”我说。 “当然可以，”斯图亚特说着看了看迪安，迪安拿了一条冻僵了的鱿鱼。“如果你愿意，他也愿意，那就去吧。你知道，你不是非得这么做。什么事也没出。” “反正我想这样做，”我说。 “我到那儿能游泳吗？”迪安问，他在裤权上抹了抹手。 “我想可以，”我说，“天很暖和，那就带上游泳裤吧，我想你奶奶会同意的。” 斯图亚特点上一支烟，看着我们。 我和迪安开车穿过市区，来到斯图亚特的母亲家。她住在一套带游泳池和蒸汽浴室的公寓里。她名叫凯瑟琳?凯恩。她的姓，凯恩，和我的姓一样，这简直不可思议。几年前，斯图亚特告诉我，过去她朋友都叫她凯蒂。她是个高个头、冷峻的女人，头发金银混杂。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总是在做着判断，判断。我低声解释了几句发生的事情（她还没看过报），并且说好晚上来接迪安。“他带了游泳裤来，”我说。“斯图亚特有些事要和我谈谈。”我含混地补充道。她从眼镜上边直直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转向迪安说，“你好吗，我的小伙子？”她弯下身用手臂楼住他。我打开门准备离去时，她又看了看我。她总是这么看我。一言不发。 我回到家，斯图亚特正坐在桌边吃着什么，还喝着啤酒…… 过了一会儿，我扫起打碎的碟子和酒杯，走到屋外。斯图亚特躺在草坪.上，报纸和那听酒放在手边，眼睛凝望着天空。微风阵阵，但温暖怡人，鸟在啼鸣。 “斯图亚特，我们坐车.出去兜风好不好？”我说。“到哪儿都行。” 他翻过身来看看我，点了点头。“我们带上点儿啤酒，”他说。“我希望你现在对这事儿觉着好点儿了。尽量体谅，我就这么个要求。”他站起身，从我身边走过时还摸了摸我的屁股。“给我一分钟，就好。” 我们驶过市区，谁也没说话。快到郊区时，他停在一家商店旁买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堆报纸。台阶上面，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胖女人正递给一个小女孩一支甘草棍糖，几分钟以后，我们驶过了埃弗森河，驶入一片离河水几尺远的郊游区。河水从桥下流过，流进几百码外的一个大水塘。十几个男人和孩子散布在水塘的岸边，坐在柳下垂钓。 离家这么近就有这么一片大水塘，他为什么一定要跑几英里地之外去钓鱼呢？ “这么多地方，你干吗非要去那儿呢？”我说。 “纳彻斯河？我们总去那儿。每年至少去一次。”我们坐在太阳下的一条长凳上，他打开两听啤酒，递给我一听。“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摇摇头，又耸了耸肩，就好像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是别人的事。“好好享受这个下午吧，克莱尔。瞧这天气。” “他们说他们是无辜的。”’ “谁?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在我长大的那个城市附近杀害了一个名叫阿尔琳?赫布莉的姑娘，后来还割了她的头，把她扔进克勒?埃卢姆河。我和她在同一所中学上学。这事儿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儿。” “想这事真是见鬼，”他说。“好啦，忘了吧。你一会儿要把我惹急了。现在就忘掉，.怎么样？克莱尔？” 我看着河水。我睁着眼，脸朝下，一直瞪着河底的岩石和青苔，向水塘漂去，微风推着我，把我漂到了湖里，一切都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还会这么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会一切照旧，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隔着桌子死命地盯着他，直盯得他脸都变了色。 “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啦？”他说，“我不……” 我还没明白过来，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举起手，停了半刻，然后就狠狠地抽了他的嘴巴。抽他时，我想，这是疯了。我们需要把手紧紧拉在一起，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才是。这是疯了！ 在我要打第二下之前，他抓住了我的手腕，并抬起了他的手。我俯下身子等着，而后看见他眼中浮出某种东西，随即.又消失了。他放下手。我更加急速地在水塘中游来游去。 “走吧，上车吧，”他说，“我带你回家去。” “不，不，”我说，用力挣脱他. “好啦，”他说，“真见鬼。” “你对我不公平，”上车后他说。田野、树林和农舍在车窗外闪过。“你不公平，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甚至还可以加上迪安。想想迪安。想想我。除了该死的你自己，换个其他人想想。” 现在我对他什么也说不出。他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但仍不断看着后视镜，并用余光越过座位着着我双膝抵住下巴坐在那儿。太阳照在我的手臂和半边脸上，他开着车，又打开一听啤酒喝起来，然后把啤酒听夹在双腿间，叹了口气。他心中明白。我能当他的面笑。我也能哭。 今天早晨，斯图亚特以为他把我哄着了。其实我早在闹钟叫之前就醒了，远远地躺在床边，离开他的毛腿和他那粗壮、僵硬的手，想着心事。他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了胡子，穿好衣眼就去上班了。他两次跑到卧室探看，还清清嗓子，但我始终闭着眼睛。 我在厨房里看见他留的一张纸条，签着“爱”字。我坐在太阳下吃早餐，喝了咖啡，还在纸条上用咖啡画了个圆圈。电话不再响了，这很说明问题.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再响。我看了看报纸，把它在桌子上翻过来掉过去。然后我拿它到眼前，读读上面说些什么。尸体仍然身份不明，无人认领，好像无人惦记。但在最近的24小时.里，有人一直在检验它，往里面填东西，拉开又称又量，然后把东西又取出来、再将尸体缝上，以便找出确切的死亡原因和时间。寻找强xx的证据。我敢肯定他们希望是强xx。强xx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报上说，尸体将被运到“基斯一基斯殡仪馆”，有待安置。希望人们前来提供情况等等。 有两点是肯定的：1）人们己经不再关心其他人出了什么事；2）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能引起真止的变化。看看发生的一切。但对我和斯图亚特来说，什么也不会变。我是指真止的变化。我们两人都会变老，你已经能从我们脸上看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盥洗时，就可以从梳妆镜里看到。我们周围的某些事物会有所改变，变得更容易了，或变得更难了，非此即彼。但没有什么会从此真变得迥然不同的。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启动，它们就会不停地转啊转，直到转不动为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么样呢？我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却又老是掩饰它，直到有一天发生了某件事，注定要改变点什么的事，但你最后还是发现什么也不会改变，这又怎么样呢？同时，你周围的人还是照常说话做事，就好像你还是昨天的你，要么还是昨夜的你，或者是五分钟以前的你，可你确实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你的心都觉得碎了…… 往事已模糊了。早年的事真好像演过的一场电影。我甚至不敢肯定我记得发生过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有一个女孩儿，她有母亲也有父亲——父亲开一家小咖啡店，母亲在店里当女招待兼出纳——这女孩儿像做梦似地上完了小学、中学，而后，一两年后，进了秘书学校。后来，过了好久——中间的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呢？——她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电子零件公司当了接待员，认识了一位技师，他邀她约会。最后，她明知道这就是他的目的，她还是让他诱骗了自己。她当时对这诱骗就有一种直觉，一种先知，但后来，无论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了。过了不久，他们决定结婚，但过去，她的过去已经消逝了。未来怎么样，她不能设想。每当她想到未来，她就微微一笑，好像有个秘密。有一次，他们结婚大约五年后，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吵她现在记不得了。他对她说，总有一天这种事情（他的用语：“这种事情”）会以暴力解决的。她记住了这句话。她把这句话藏在了什么地方，后来就开始一遍一遍大声重复。有时，她整个上午都跪在车库后面的沙箱里，和迪安以及他的一两位朋友一起玩儿。但每到下午四点，她的头就开始疼。她抱着额头，疼得昏头涨脑。斯图亚特叫她去看病，她去了，大夫对她的热切关注让她心满意足。大夫给她推荐了一个地方，她就到那儿呆了一段时间。斯图亚特的母亲连忙从俄亥俄州赶来照看孩子。但她，克莱尔，却破坏了一切，几个星期以后，她又回来了。他母亲搬出了他们家，在城市的另一头租了套公寓房，在那儿住下等着。有天夜里在床上，他俩都快睡着了，克莱尔告诉他，她在门诊部听到一些女病人谈论口淫的事。她想这种事他没准爱听。斯图亚特听她这么说很高兴。他摩挲着她的手臂。他说，会好起来的。从现在起，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将不同，都将更好。他已经得到了提级和相当不错的提薪。他们甚至又买.了一辆新车，旅行轿车，她的。他们要在此时此地好好享受一下。他说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在黑暗中，他继续摩挲着她的手臂……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玩滚木球和打牌。他仍旧和他的三个朋友出去钓鱼。 那天晚上发生了三件事：迪安说他学校里的孩子们告诉他，他父亲在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尸体？”迪安问。“是个女孩儿吗？” “是的，是个女孩，是个姑娘。后来我们就给警察打了电话。”斯图亚特看看我。“警察说什么？”迪安问。 “他说由他处理。” “那尸体什么样？可怕吗？”. “话够多的了，”我说。“洗你的盘子去，.迪安，没你的事儿了。” “它什么样嘛？”他坚持要问。“我想知道。” “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你听见了吗，迪安？迪安！”我想摇他，我要把他摇哭为止。 “听你母亲的话，”斯图亚特轻声对他说。“就是具尸体，没别的。” 我正在收拾桌子，斯图亚特从背后走过来，碰了碰我的胳膊。他的手灼热无比。我吃了一惊，差点摔掉一个盘子。 “你怎么了？”他说，放下手。“克莱尔，怎么回事？” “你吓了我一跳，”我说。 “我就是想吓你一跳。我是可以碰你，又不让你吃惊的。”他微笑着站在我面前，想捉住我的目光，然后他用一只胳膊楼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抓住我空着的手，把它放在他内裤的前面。 “别这样，斯图亚特，”我挣脱开。他退后一步，打了个榧子。 “见鬼去吧，”他说，“你要这样就这样好了。不过记住。” “记住什么？”我急促地问。我看着他，屏住呼吸。 他耸耸肩。“没什么，没什么，”他说。 发生的第二件事是，那天晚上，我们正看电视，他坐在皮制活动躺椅上，我坐在沙发里，围着毯子，拿本杂志。房间里只听得见电视声，节目当中，有个声音插进来说，那受害的姑娘身份清楚了。详情将在十一点新闻节目里播出。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说他去拿睡前酒。我要不要？ “不要。”我说。 “我自己喝没什么，”他说，“但我想还是问你一句。” 我看出来，他隐隐觉得受了伤害，便把目光避开，同时既觉得羞惭又觉得很生气。 他在厨房里呆了好一会儿，但新闻开始时，就端着酒回来了。 播音员先重复了一遍四个本地人发现尸体的故事。接着，电视台播放了那故娘的中学毕业照，那受害的姑娘身份清楚了。详情将在十一点新闻节目里播出。 我们互相，她是个黑头发、圆脸、嘴唇丰满圆润的姑娘。随即放了姑娘的父母进殡仪馆辨认尸体的录像。他们神情呆滞、悲伤，从人行道缓缓走上台阶，有个穿黑礼服的人正站在那儿等着为他们开门。接着，似乎只过了几秒钟，就好像他们刚走进门，就转身又出来了似地，电视接着就演这一对夫妇离开了大楼，女的哭着，用手帕捂着脸，男的停了好久才对记者说，“是她，是苏珊.我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人或这些人再干这种事之前抓住他。这样的暴行……”他在摄影机前无力地比划着。然后这对夫妇走进一辆旧车，加入了午后的车流。 播音员接着说道，这位姑娘，苏珊?米勒，在我们城市北面120英里远的萨米特市电影院作出纳。那天下班后，一辆新型的绿色轿车停在电影院前。据目击者说，那姑娘似乎在等什么人，车来了，她就走了过去，并钻了进去。这使警方怀疑开车人是一个朋友或至少是熟人。警方想找这辆绿色小轿车的司机谈谈。 斯图亚特清了清喉咙，往椅子后面靠了靠，喝了一口啤酒。 发生的第三件事是，新闻一完，斯图亚特就伸懒腰，打哈欠，然后看看我。我站起身，在沙发上为自己铺了个床。 “你在干嘛？”他问，大惑不解。 “我不困，”我说，避开他的目光。“我想我还得再呆会儿，读点什么才能睡。” 我在沙发上铺了一条床单，.他盯着我看。:我要去取枕头，他站在卧室门口，挡住了路。 “我再问你一次，”他说，“你这么做到底是要干什么？” “今晚我需要一个人呆呆，”我说，“我需要时间想想。” 他呼出一口气。“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在犯一个大错误。我觉得你最好再想想你是在做什么。克莱尔？” 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我转回身，开始卷毯子边。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我看见他抬了抬肩膀。“随你便吧。你他妈还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说，随后掉头走过客厅，手还挠着脖子。 今天早展，我从报上看到，苏珊?米勒的葬礼将于明天下午两点在萨米特市松树教堂举行。另外，警方又从另外三位目睹她上了那辆绿色雪弗莱轿车的人口中得了些情况。但车牌号码还没查出来。不过，他们追得越发紧了，调查仍在进行中。我拿着报纸坐了好久，想着什么，然后给美容师打了电话预约了时间。 我膝上摊本杂志坐在烘干机下，米莉给我修着指甲。 我们谈了一会儿己不在那儿工作的一位姑娘，然后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米莉抬眼看看我，又回到我的手指上。“凯恩太太，听到这消息我真难过。我真的很难过。” “是个年轻姑娘的葬礼，”我说。 “这是最糟的。我还是小孩时，我姐姐就死了，到今天，我还想不开呢。准死了？”她过了片刻说道。 “一个姑娘。我们不是很亲近，但也一样。” “太糟了。我真的粮难过。不过别担心，我们会给你装扮得体的。这样行嘛？” “这样……好极了。米莉，你有没有希望过白己是另外一个人，或者什么人都不是，什么、什么都不是？” 她看看我。“我还不能说我这么想过，没想过。不，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恐怕不会喜欢过去的我的。”她拿着我的手，好一会儿像在想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请把那只手给我，凯恩太太。”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又在沙发上铺了个。这次斯图亚特只看了看我，闭口不言，而后走出客厅回了卧室。夜里我醒了，听见风吹开了门，直撞着栅栏。我不想醒，便闭着眼睛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下了地，抱着枕头走出大厅。我们卧室里的灯还亮着，斯图亚特张着嘴巴躺在床上，呼吸沉重。我走进迪安的房间，挤到他床上。他在睡梦中挪了挪身子给我腾出个地方。我躺了一会儿，然后抱住他，脸贴着他的头发。 “怎么啦，妈妈？”他说。 “没什么，宝贝儿。睡吧。没什么，这样行了。” 我听见斯图亚特的闹钟就起了床，他洗漱时，我端上了咖啡，又去准备早餐。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毛巾搭在他的光膀子上，估量着什么。 “咖啡在这儿，”我说，“鸡蛋这就好。” 他点点头。 我叫醒迪安，我们三人一块儿吃早餐。斯图亚特看了我一两次，像是要说什么，但每次我都赶紧问迪安还要不要牛奶，还要不要烤面包等等。 “我今天要给你打个电话，”斯图亚特开门时说。 “我想今天我不在家，”我急忙说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做。真的，我可能都赶不上晚饭了。” “好吧。那好吧。”他把手提箱从这只手移到那只手上。“要不今晚我们一块儿出去吃怎么样？你觉得好吗？”他一直盯着我。他已经完全忘了那姑娘。“你没事儿吧？” 我走过去抻直了他的领带，然后放下手。他想吻我说再见。我后退了一步。“那么祝你今天愉快，”他最后说。他转身走到过道走向他的汽车。 我悉心打扮了一番。试着戴了戴几年没戴的一顶草帽，然后对着镜子看了看。随后又摘掉帽子，淡淡地化化妆，给迪安留了一个字条： 宝贝儿，妈妈今天下午有事，晚一点回家。你就呆在家里， 要么就在后／院等我们谁回来。 爱 我看了看“爱”这个字，然后在下面划了一道线。写字条时，我发现我不知道“后院”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我从没考虑过。我想了想，就划了一道“／”，把它一分为二。 我停下车加油时，问了去萨米特的路。一个40岁、胡子拉茬的机工，巴利，从休息室走出来，靠在车的前挡泥板上，另一个叫刘易斯的，则把油管塞到油箱里，然后慢慢擦起了挡风玻璃。 “萨米特，”巴利说，他看着我，一个手指来回摩挲着一边的胡子。“到萨米特可没有最佳路线，凯恩太太。哪条路都得开两个半小时。得过了山。叫个女的走这段路可够受的。萨米特？萨米特有事儿吗，凯恩太太？” “我有公务，”我说，隐约觉着不那么自在。刘易斯已经去照顾另一位顾客了。 “哦。我要不是被这儿拴住了。”——他用拇指指指车房——“我就会主动帮你把车开到萨米特再开回来。路可不那么好走。我是说，好还是挺好，就是拐弯什么的太多。” “我能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他靠在前挡泥板上。我开钱包时，能感到他的目光。 巴利接过记帐卡。“别在晚上开车，”他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路可不那么好走。虽然我情愿打赌你这车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了解你这种车，你也不能保证不出爆胎或诸如此类的事。为保险起见，我最好检查一下这些车胎。”他用脚踢踢前面的车胎。“我们把它弄到起重器上去，不会太久。” “不，不，这样行。真的，我没时间了。我觉得轮胎挺好。” “就一会儿，”他说，“为安全起见嘛。” “我说了不用。不用！我觉得它们都很好。我得走了。巴利……” “凯恩太太？” “我必须走了。” 我签了份什么东西。他给我收据，记帐卡，和一些戳章。我把这些统统装进手袋里。“你放松着点儿，”他说，“再见。” 我等着把车开进车流时，回头看了看，他还在看我。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在招手。 灯一变我就拐了弯，接着又拐，一直开上高速公路，看见路标上写着：萨米特，１１７英里。１０点３０，天气晴暖。 高速公路围绕在城市的边缘上，随后穿过农场，穿过橡树圃、.甜菜地和苹果园，到处都是一小群牛在宽阔的牧场上吃草。不久，一切又变了，农场越来越少，住房越来越多的是木屋，林立的大树代替了果园。眨眼工夫，.我就进了山，在右边非常低的地方，我瞥见了纳彻斯河。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辆绿色运货卡车在我后面，它跟在我后面走了几英里路。我总是在不该减速的时候慢下来，希望它能超过去，然后又在不该加速的时候加速。我紧紧抓着方向盘，抓得手都疼了。后来在一段明显平直的路上，他终于超了过去，不过还是和我并排开了一阵，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穿绿工作服、剃平头的男人。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他挥挥手，摁了两下喇叭，就开到前面去了。 我慢下来，在旁边土路上找了个地方，我停下车，并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面河水的响声。面前的土路消失在林中。这时我听见那辆卡车又开了回来。 我刚把车发动起来，卡车就在我后面停下了。我锁好门，摇上了窗户，我要开动车子时，满脸满手都是汗，但是，我无路可走了。 “你没事吧，”那人走到车旁问。“喂，喂，里边的。”他敲着玻璃。“你没事儿吧？”他的胳膊靠在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不知说什么。 “我一开过去，就减了点儿车速，”他说.p> 我慢下来，在旁边土路上找了个地方，我停下车，并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面河水的响声。面前的土路消失在林中。这时我听见那辆卡车又开了回来。 我刚把车发动起来，卡车就，“我在镜子里没看见你，就停在路边等了两分钟。你还没露面，我就想还是回来看看。没什么事吧？你怎么给锁在里面了？” 我摇摇头。 “好啦，把窗子摇下来吧。嗨，你是不是真觉着没事？”你知道，一个女人单独在荒野里闲逛可不太好。”他摇摇头，看了看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着我。“好啦，把窗子摇下来吧，怎么样？我们不能这样讲话呀。 “对不起，我得走了。” “开开门，好吗？”他说，好像没听见。“至少把窗子摇下来。你在里面会闷死的。”他看着我的胸和腿。裙子已经卷到膝盖以上了。他的目光在我腿上移动。但我坐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我愿意被闷死，”我说，“你没看见吗，我就快闷死了？” “真见鬼，”他说着就离开了车门，转身走向卡车。随即，我从侧镜里看见他又走了回来，我闭上了眼睛。 “要不要我跟你去萨米特或什么地方？我没事儿。今儿早上正有点空，”他说。 我摇摇头。 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好吧，女士，那就随你便吧，”他说。“再见吧。 我等他开上了高速公路，才把车倒出来。他换了档，开得很慢，不住从后视镜里看我。我将车停在侧道上，把头趴在方向盘上。 灵枢关着，上面撒满花末纸屑。我刚在教堂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风琴就奏了起来。人们按顺序走进来各就各位，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但大多数都二十出头或更小。这些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穿着运动衣、宽松裤，黑礼服和皮手套，看着好像很不舒服。一个穿肥短裤，黄色短袖衬衫的男孩在我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接着就开始咬嘴唇。教堂一侧的门开着，我抬头望去，一瞬间，门外的停车场让我想起了牧场。但跟着，太阳光就在车窗上闪烁起来。死者家属排成队走了进来，走到旁边被帏布隔开的地方。他们坐下时，椅子吱吱响了一阵。几分钟后，一个穿黑礼服、瘦长、灰发的男人站起来，叫大家低头致哀。他为我们，为活着的人念了一段简短的祷词，念完就让我们为死去的苏珊?米勒的灵魂默默祈祷。我闭上眼睛，想起她在报上和电视上的照片。我看见她离开了电影院，坐进那辆绿雪弗莱。然后我想象她在沿河而下的行程，赤裸的身体碰撞着顽石，被枝蔓纠缠，随水漂流翻转，头发在水中飘曳。最后，手和头被弯垂下来的树枝钩扯住，直到四个男人走过来，盯着她看。我能看见一个人醉了（是斯图亚特吗？），抓住她的手腕。这儿有人知道这事吗？如果人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我四顾周围的面孔。这些东西，这些事情，这些面孔之间有某种联系，要是我能找出来就好了。我极力想找出这联系，头都疼了起来。 他诉说着苏珊?米勒的天资：活泼美丽，大方热情。帏布后面，有人咳嗽，有人抽泣。风琴奏起来。葬礼结束了。 我跟着其他人按顺序慢慢走过灵枢。随后来到前门台阶，走入下午明朗、炎热的阳光。在我前面走下台阶的一位跋脚的中年女人走到人行道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她看见了我。“唉，他们抓住他了，”她说，“这也算是个安慰吧。今儿早上他们抓住他的。我来之前听广播里说的。就这市里的一个家伙。一个长头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在热烘烘的人行道上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汽车。我伸出手，抓住一个停车路标。阳光晃在汽车挡板和引擎盖上。我的头晕了。“他承认那天晚上和她发生了关系，但他说他没杀她。”她擤擤鼻子。“他们把他拘留了，过后就会放了他。” “也许他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说，“他们一定得查清楚。他没准在为什么人打掩护，为兄弟或朋友。” “那孩子还是小丫头那会儿，我就认识她，”女人嘴唇发抖，接着说道。“她常上我家来，我给她烤甜面包，让她坐在电视前面吃。”她摇摇头，目光移向别处，眼泪从她颊上流下来。 斯图亚特面前放杯酒坐在桌边。他的眼睛红红的，我忽然想到他刚哭过。他看看我，一言未发。我一刹那觉得是迪安出了什么事，心呼地悬起来。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呢？” “在外头，”他说。 “斯图亚特，我真害怕，真害怕，”我说，靠在门上。 “怕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宝贝儿，我也许能帮帮你。我想帮你，告诉我吧。这就是丈夫们的用处。” “我说不清，”我说，“我就是害怕。我觉得像，我觉得像，我觉得像……” 他喝干了酒站起身，眼不离我。“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宝贝儿。让我当大夫，好吗？现在，你只需放松。”他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外衣的扣子，然后又解我的内衣。“首先的首先，”他说，想开句玩笑。 “现在别，求求你，”我说。 “现在别，求求你，”他奚落道。“什么也别求。” 他随即走到我的身后，一只手臂钳住我的腰。一只手滑进了我的乳罩。 “住手，住手，住手，”我说，用脚跺他的脚趾。 接着我被举起来，又被扔下。我坐在地板上看着他，我的脖子很疼，裙子也跑到膝盖上了。他俯下身来说，“你见鬼去吧，听见了吗，臭裱子？我希望你的下身烂掉，我再碰它之前就烂掉。”他又抽泣了，我发现他情不自禁，他也是情不自禁。他朝起居室走去时，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对他的同情。 昨天夜里他没在家睡。 今天早上，来了鲜花，红的和黄的菊花。门铃响时，我正在喝咖啡。 “凯恩太太吗？”一个小伙子捧着一盒花说道。 我点点头，把晨衣的领口拉紧。 “打电话那人，他说您明白。”男孩用手触了一下帽子，看了看我的晨衣，晨衣脖口敞开了。他两腿叉着站着，脚牢牢地踏在台阶的最高一层上。“祝您一天愉快，”他说。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斯图亚特说，“你好，宝贝儿。我今天会早点儿回来，我爱你。你听见了吗？我爱你，我很抱歉，我会补偿的。再.见，我得走了。” 我把花放进一个瓶子里，摆在餐桌的中央，然后我把我的东西搬进那间空闲的卧室里。 昨天夜里，子夜时分，斯图亚特砸开了我门上的锁。我想，他这么做就是想告诉我他能这么做，因为门开开以后，他什么也没做，只穿着内裤站在那儿，怒气从他脸上消失以后，他看上去又惊又傻。他慢慢关上了门，几分钟后，我听见他在厨房里撬开了一盒冰块。 今天他打电话来时我还没起床，他对我说他已经叫他母亲过来和我们住几天。我想了想，等了一会儿，他还讲着话，我就把电话挂上了。不过过了不久，我就往他单位拨了电话。等他终于来听电话时我说，“斯图亚特，没关系。真的，我对你说，随便怎样都没关系的。” “我爱你，”他说。 他还说了些别的事儿，我听着，慢慢点着头。我觉得困了，后来我醒了，我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斯图亚特，她还只是个孩子。”

露台 
雷蒙德·卡佛著 马英译 那天早上她在我肚子上倒了Teacher's，然后舔掉。那天下午她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说：「荷莉，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这种情况一定要结束。」 我们坐在楼上一间套房的沙发上。旅馆里有很多空房间，但是我们需要一间套房，可以走动和说话的地方。于是那天早上我们把汽车旅馆的办公室关了，到楼上的一间套房。 她说：「杜恩，我很痛苦。」 我们喝着掺了冰块和水的Teacher's。我们在中午之前睡了一会儿。然后她下床，威胁说要穿着内衣跳出窗外，我得把她抱住。虽然这里只有两层楼高，但就算是这样也够瞧了。 「我受够了，」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把手放在脸颊上，闭上双眼。她的头来回摇动，发出这种喃喃的声音。 看着她这样子我很痛。 「受不了什么？」我说，但是我当然知道。 「我不必再对你说一遍，」她说：「我疯了，我没有自信了。我以前那么有自信。」 她是个刚过卅岁的美丽女子。身材高挑、一头黑色长发、碧绿眼珠，是我认识唯一有绿眼珠的女人。我以前常赞美她的绿眼珠，她告诉我就是因为那双眼珠，她知道她自己将来一定很不凡。 难道我不知道！ 每一件事都让我很难过。 我可以听到楼下的电话声。它已经响了一整天了，就连我在昏睡的时候都听得到。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电话声，想着我们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也许我应该看着地板。 「我的心碎了，」她说：「它变成一块石头。我没用了，反正已经没救了，我一点用也没有了。」 「荷莉，」我说。 当我和荷莉刚搬到这里，接下旅馆经理的工作时，我们以为我们终于时来运转了。房租免费、水电免费，外加一个月三百元的薪水。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差事了。 荷莉负责会计，她对数字很在行，房间出租大多都是她在负责。她喜欢和人接触，人们也喜欢她。我则负责庭园、除草、修树、保持游泳池的清洁、修理一些小东西。 第一年一切都很顺利，我晚上还兼另一份差，我们开始往前进。我们有计划。然后某一天早上，我也不知道，我在一间房间内铺浴室地砖，这个墨西哥清洁女工刚好进来打扫。雇用她的是荷莉。我以前真的没怎么注意到这小女工，虽然我们碰面时会讲讲话。她叫了我一声，先生，我记得。 总之，一件事跟着一件事来了。 那天早上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她了。她是个端正的小女工，有一口美丽的白牙，我常看着她的嘴。 她开始叫我的名字。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修理一间浴室水龙头的皮圈，然后她进房间打开电视，就像女清洁工常做的动作。我是说，她们打扫时都会这样。我停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走出浴室。她看到我很意外，然后微笑着叫我的名字。 就是在她说完后，我们就躺在床上了。 「荷莉，你还是个很有自信的女人，」我说道：「还是没人比得上你，别这样，荷莉。」 她摇头。 「我心里有个东西已经死了，」她说。「虽然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它死了。你杀死它了，你把它活生生杀死它。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她把杯里的酒喝完，然后开始哭。我过去抱着她，但是没有用。 我帮我们又倒了酒，然后看着窗外。 两辆挂着别州车牌的汽车停在办公室前面，两个驾驶正站在门口讲话。其中一个说完话，张望了一下旅社，手托着下巴。还有一个女人，她把脸贴近玻璃窗，用手遮挡着眼睛，往里面窥视。她拉了拉门，看是否锁着。 楼下的电话铃开始响了。 「就连没多久前我们做那件事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她，」荷莉说。「杜恩，这很伤人。」 她接下我递给她的酒。 「荷莉，」我说。 「这是真的，杜恩」她说：「不要和我辩。」 她穿着内衣和胸罩，手上拿着酒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荷莉说道：「你已经超出婚姻的限度了，你杀死了信任。」 我跪了下来开始求她，但是我脑袋里正在想花妮塔。真可怕，我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 我说，「荷莉，亲爱的，我爱你。」 停车场有人按了一长声喇叭，停下来，又开始按。 荷莉擦拭她的眼睛。她说：「给我倒杯酒，这掺太多水了。让他们尽量按好了，我管它的。我要搬去内华达。」 「不要去内华达，」我说。「你不要说气话，」我说。 「我才没说气话，」她说：「内华达没什么不好。你可以和你的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去内华达，不去那里就死了算了。」 「荷莉！」我说。 「荷莉个屁！」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把膝盖收到下巴底下。「再给我一杯酒，你这王八蛋，」她说。她又说：「按喇叭按死好了。叫他们去『旅人客栈』大便撒尿，那不是你那个清洁女工现在待的地方吗？倒一杯酒给我，你这王八蛋！」 她抿了抿嘴唇，用她特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喝酒这回事很滑稽。每当我回想以前，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的时候出现的，甚至在讨论要不要戒酒时，我们还是拿着半打啤酒或威士忌，坐在厨房或外面的野餐桌。当我们下定决心搬到这里，接下旅馆经理的工作，我们已经好几个晚上喝着酒，评估着这件事的优点和缺点。 我把最后一点Teacher's倒入我们的杯子里，加了冰块和水。 荷莉离开沙发，横躺在床上。 她说：「你和她在这张床上过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脑袋里想不出一句话。我把杯子给她，坐在椅子上。我喝着我的酒，想着一切将永远不一样了。 「杜恩？」她说。 「荷莉？」 我的心跳变慢了，我等待着。 荷莉曾是我唯一的爱。 和花妮塔这件事是一个星期五次，早上10点和11点之间。没有固定的房间，依她当时在哪里里打扫而定。我就直接走进她正在打扫的房间，关起身后的房门。 但多半我们都是在11号房。11号是我们的幸运房间。 我们对彼此都很温柔，但迅速。感觉还好。 我想荷莉说不定可以熬过去，我想她要做的就是放手一试。 我呢，我还是继续兼夜差，连猴子都会做那份工作。但是这里的事情很快就一蹶不振，我们已经没有心思去管它了。 我不再清理游泳池，它开始布满绿色的东西，最后房客也不游泳了。我也不再修理水龙头、铺地砖、补漆剥落的墙壁。嗯，事实是我们俩都喝得很凶。如果真的想喝醉，那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荷莉登记房客的工作也没做好。她要不是房租多算了，就是没收到该收的钱。有时候她把3个人安排在只有一张床的房间里，要不然就是她把一个人安排在有一张特大床的房间里。房客有好多抱怨，有时候还有闲言闲语。人们开始打包，搬到别的地方。 接下来，管理阶层来了一封信。然后又来了一封，经过认可的。 然后是电话，城里有人要过来。 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已经搞坏了我们的生活，正准备接受一场骚动。 荷莉是个聪明女人，她最先知道。 然后那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在一整晚的旧事重演之后醒来。我们睁开双眼，在床上转了身好好地看了彼此。那时我们俩都知道了。我们已经到了尽头，必须找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起床，穿了衣服，喝了咖啡，然后决定这次的谈话。什么东西都不要去管，不管电话，不管客人。 就是那时我拿出Teacher's。我们把大门锁上，带着冰块、杯子、酒瓶上楼到这里。一开始，我们看着彩色电视，嬉闹了一下，让楼下的电话铃一直响着。如果要吃东西，我们就出去拿贩卖机里的起司洋芋片。 空气中好像有一种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的感觉，反正我们知道什么事都早就发生了。 「你记得吗，我们结婚前还只是小孩子。」荷莉说。「那时我们有远大的计划和梦想，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她的膝盖和酒。 「我记得，荷莉。」 「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你知道吧。我的第一个是瓦特，真没想到，瓦特。你的名字是杜恩，瓦特和杜恩。谁知道我那些年错过了什么？你曾经是我的全部，就像那首歌一样。」 我说：「你是个很棒的女人，荷莉。我知道你有过很多机会。」 「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她说：「我没办法超越我们的婚姻。」 「荷莉，求求你，」我说。「不要再说了，亲爱的。我们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听我说，」她说：「你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到亚基马市郊外的老农场，穿过特瑞斯高地？我们那时一直开着车，记得吗？我们开在一条泥土路上，天气很热，满天都是沙？我们一直开着车，然后到了那间旧房子，你去向人家要杯水喝？你能想象我们现在做那种事吗？去一间房子敲门要水喝？」 「那对老夫妇现在八成死了，」她说：「两个人并排躺在某个墓园。你记得他们请我们进屋内吃蛋糕吗？后来他们带我们参观房子？屋子后面有一个露台，就在屋后面的树下？它有一个尖尖的屋顶，油漆已经剥落了，阶梯上还长出杂草。那个女人说很多年前，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星期天人们会聚在这里弹弹琴，大家会坐在这里听。我那时在想我们很老的时候也会那样，很有尊严，而且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别人会到我们家门前敲门。」 我还不能立刻就说出什么。然后我说：「荷莉，这些事情，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回忆的。我们会说：『还记得那个游泳池满是残渣的汽车旅馆吗？』」我说：「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荷莉？」 但荷莉只是拿着她的杯子坐在床上。 我可以看得出来她不知道。 我走到窗户旁边，站在窗帘后面往外看。有个人在下面说了一些话，然后用力摇了摇办公室的门。我动也不动。我祈求荷莉给我什么暗示，我祈求荷莉让我知道。 我听到车子发动的声音，然后另一辆。他们打开头灯照着旅馆，然后一辆跟着一辆离开驶入公路。 「杜恩，」荷莉说。 这件事，她也是对的。

不管谁睡了这张床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凌晨三点，吓我们个半死。 “快接，快点接！”我太太尖叫道。“老天爷，会是谁呀？快接电话！” 我找不到灯开关，但还是冲到放电话的房间，在第四声铃声后拿起了话筒。 “巴德吗？”一个女人说，听上去像是喝多了。 “天哪，你拨错号了，”我说，把电话挂了。 我打开灯，进了洗手间，就在这时，铃声又响了起来。 “接电话！”我太太的尖叫声从卧室里传了出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杰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冲出洗手间，一把拿起话筒。 “巴德？”这个女人说，“你在干吗呢，巴德？” 我说，“听着，你拨错号了，别再往这儿打了。” “我得跟巴德说话，”她说。 我挂上电话，等到铃声再次响起，拿起话筒，把它放在座机的旁边。我能听见那个女人的声音，“巴德，请跟我说话。”我让话筒在桌子的一侧吊着，关了灯，随手把房门关上。 回到卧室,发现台灯已经打开，太太艾里丝在被单下面屈着膝，靠着床头板坐着。她背后垫着个枕头，几乎把我这边的床全占了。被单一直拉到她的肩膀处。床脚处的床单和毯子也被拉了出来。如果还想接着睡的话（我是这么想来着的），得把床重铺一遍。 “出什么鬼了？”艾里丝说。“电话线应该是拔掉的呀。我想是忘了。一个晚上没拔，就这样。真不敢相信。” 艾里丝和我住到一起后，我的前妻，或孩子中的一个，为了骚扰我们，常在我们睡觉后打电话来。甚至在我和艾里丝结婚后，他们还这样做。所以我们总在上床前把电话线拔掉。这已成了个习惯。这次大意了，就这样了。 “有个女的在找巴德，”我说。我穿着睡衣站在那儿，想上床，但没法上。“她喝醉了。往边上挪一点，亲爱的。我把话筒从座机上拿开了。” “她打不进来了吗？” “对，”我说。“你能否往那边移一点，再给我点盖的？” 她拿起身后的枕头，把它放在床的一边。背靠床头板，挪了挪身子，又往后躺了躺。她看上去一点都不困，可以说是瞌睡全无。我上了床，拉过点被子。但床上铺的盖的全乱套了。我只有毯子，一点被单都没有，脚也从毯子下面露了出来。我侧过身来，面对着她，把腿曲起来，总算把脚给盖住了。我们应该把床重新铺一下，我该建议一下。但我又想，如果现在就把灯关了，我们还有可能接着睡一会。 “亲爱的，可以把你那边的灯关了吗？”我尽量好声好气地说。 “先抽根烟，”她说。“然后接着睡。把烟和烟灰缸拿过来。你怎么动都不动？我们抽根烟。” “还是睡吧，”我说。“看看都几点了。”钟就在床边上放着，谁都看得见它在说：三点半啦。 “别这样，”艾里丝说。“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得抽根烟才行。” 我下床去拿烟和烟灰缸。我不得不走进放电话的房间，但没碰电话，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它一眼。自然，我还是看了，话筒还在桌子边上挂着呢。 我爬上床，把烟缸放在我俩中间的被子上。点了根烟，递给她，又给自己点了一根。 她在回忆电话响起时正在做的梦。“快想起来了，但记得不是很清楚。是和那个，那个，噢，想不起来和什么有关了，不确定，想不起来了。”她终于说道。“那该死的女人和她的电话。哼，‘巴德’，”她说，“真想给她一拳。”她把烟灭了，立刻又点着一根，喷着烟，冲着衣柜的抽屉和窗帘发楞。她的头发散着，披在肩上。她弹了下烟灰，把目光转向床脚，还在想刚才的梦。 实际上，对她梦见了什么，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想快点睡觉。我抽完烟，把它灭了，等着她抽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句话不说。 艾里丝睡觉时常做些很激烈的梦，这很像我的前妻。她夜里在床上乱折腾，早上醒来浑身是汗，睡衣全粘在身子上。而且，和我前妻一样，她喜欢跟我讲梦的细节和它可能预示的东西。我前妻常在睡梦里一面大哭，一面把被子蹬掉，就像有人在对她动手动脚一样。有一次，在一个异常激烈的梦里，她一拳打在我的耳朵上。尽管我睡得很死，还是一巴掌打了过去，正打在她的额头上。而后，我俩就大叫起来，不停地大喊大叫了好一会儿。并不是因为我们弄疼了对方，而是俩人都给吓着了，直到我打开灯，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后，我们常拿这件事说笑――在梦里大打出手。后来的生活里，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往往想不起那个晚上了。甚至在嘲笑对方时，也没再提起过它。 一次半夜醒来，我听见艾里丝在梦里磨牙。这件怪事就发生在我耳边，一下子把我给弄醒了。我轻轻摇了摇她，她停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她昨晚做了个恶梦，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没追问她到底梦见了什么。其实我不是很想知道，梦里的事情有那么糟糕？连再提一下都不愿意？当我告诉她她睡觉磨牙时，她皱了皱眉头，说得想点办法。第二天晚上，她带回家一个叫做‘夜间防护’的玩意儿（睡觉时，她得把它安在嘴里）。她不得不采取点措施，她说。不能老这么磨下去，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牙就磨没了。她坚持戴了一个礼拜左右，就不再戴了。说戴着不舒服，而且，很不美观。谁会去吻一个嘴里安着那玩意的女人，她说。显然，她有她的道理。 还有一次，她一边打我的脸，一边叫我卡尔，把我给弄醒了。我捏住她的手指头。“怎么啦？”我说，“亲爱的，你怎么啦？”她不说话，只是捏住我的手，叹了口气，又躺着不动了。第二天早上，当我问到她昨晚梦见什么了，她声称什么梦都没做。 “那么谁是卡尔呢？”我说。“你在梦中提到的卡尔到底是谁？”她的脸红了，说她从来就不认识一个叫卡尔的。 台灯还亮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了。想到话筒还在座机边上放着，得去把它挂上，再把电线拔了。然后，我们就该考虑睡觉这件事了。 “我去把电话弄一下，”我说。“然后就睡觉。” 艾里丝弹了下烟灰，说，“这次一定把线给拔掉。” 我再次爬起来，去那个房间，开门，再开灯。话筒还在桌子边上挂着。我拿起来，放在耳朵上，觉得应该听见忙音，但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我心血来潮地说了声，“喂。” “哦，巴德，真的是你，”那个女人说。 我挂了电话，不等铃声再响，弯腰把电话线从墙上拔了出来。这可是个新鲜事，这个女人和她的巴德，简直太神秘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对艾里丝汇报这个新的进展，但这肯定会导致更多的话题和进一步的揣测。我决定现在什么都不讲，等到吃早饭时再说。 回到卧室，看见她又点了枝烟。我还注意到，已经是早上四点了。我开始着急了。现在是四点钟，马上就会是五点，然后是六点，然后是六点半，那就该起床去上班了。我躺了下来，闭上眼，决定先慢慢地数到六十，再提关灯的事。 “想起来了，”艾里丝说。“我全想起来了。杰克，想不想听？” 我停止数数，睁开眼，坐了起来。卧室里到处是烟，我也点了一根。不听又能干吗？让睡觉见鬼去吧。 她说，“我梦见有人在开派对。” “那时候我在哪儿？”通常，不知为什么，我从不在她的梦中出现。这让我很不愉快，但我不想表现出来。我的脚又从被子下面露了出来。我把它们缩了回去，用手臂支撑起身子，对着烟灰缸弹了弹烟灰。“又是一个不包括我的梦？要是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我深吸了口烟，屏了一会儿，吐了出去。 “亲爱的，梦里没有你，”艾里丝说。“真对不起，你不在这个梦里，哪儿也见不着你。我当时很想你，真的很想你，这点我很确定。这就像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但却不在我需要你的地方。你知道我有时一下就变得焦躁起来？就像我俩去了个人多的地方，被冲散了，找不到你了那样？有点像这样，你是在那个地方，我想，但我找不到你。” “接着讲你的梦，”我说。 她理了理盖在腰间和腿上的被子，又取了根烟。我为她点着火。然后，她开始描述这个只提供啤酒的派对。“我根本不喜欢啤酒，”她说。但她还是喝了不少。正当她要离开时（准备回家，据她说），一只小狗咬住她的衣角，让她留下来。 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尽管我看见，钟的指针已快指向四点半了。 在她的梦里，有人在演奏音乐――可能是钢琴，也可能是手风琴，天晓得？做梦有时就像那样，她说。不管是什么吧。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她的前夫在梦里露了个面。他可能就是那个管酒的招待。人们都从一个桶里往外倒啤酒喝，用的是塑料杯子。她觉得她可能还和她的前夫跳了个舞。 “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她说，“宝贝，这只是个梦而已。” “你这样子我很不高兴。你本该在我身边躺着，却在那儿做与奇怪的狗、派对和前夫有关的梦。我很反感你和他跳舞这件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我告诉你我和卡罗尔跳了一夜的舞，你怎么想？会高兴吗？” “这不过是个梦而已，是不是？”她说。“别和我过不去。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知道不该说，这本来就不是个什么好主意。”她缓缓地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这是她在想问题时的习惯动作。额头上出现了细小的皱纹，脸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很抱歉你不在梦里。但假如我不如实地告诉你，不是在对你扯谎吗？” 我点了点头，又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表示没什么。我并不是真的很在意。我想我不会那样的。“宝贝，后来呢？把它讲完，”我说，“完了我们也许还能睡上一会儿。”我猜我是想知道后来怎样了。我只听到她和杰瑞跳舞，如果还有其他什么，我需要知道。 她拍了拍身后的枕头，说，“记得的就这些了，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死的电话就是那个时候响起来的。” “巴德，”我说。我看见灯光下面飘着的烟，空气里到处是烟味。“也许，我们应该打开一扇窗子，”我说。 “这主意不错，”她说。“把烟放出去，它对身体不好。” “那还用说，肯定不好，”我说。 我再次爬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子往上提了几寸。我能感觉到流进来的冷空气，听见远处正在爬坡的卡车的换档声，它正行驶在一条通向外州的路上。 “我想要不了多久，我们就是美国仅有的烟鬼了，”她说。“说正经的，我们该考虑考虑戒烟了。”她说这句话的同时，把手上的烟弄灭了，伸手去拿烟灰缸边上的烟盒。 “现在正是吸烟的大好季节，”我说。 我回到床上。床单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而且，已经是早上五点了。我知道今天是无法再睡了。但是，不睡又怎么样？难道书上有这么一条规定？难道不睡就一定会倒霉？ 她捻着一撮头发，把它捋到耳朵后面，看着我，说，“最近，我额头上的这根血管不大对劲，跳得时快时慢。你知道我说什么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不想去想它，说不定哪天我就得脑溢血了。不都是那样的吗？头上的一根血管一下子就爆开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妈，我外婆，还有我的一个姨妈，都是脑溢血死的，我家有中风史。就像心脏病，或是肥胖症什么的，脑溢血是遗传的。”她说，“反正迟早是要死的，对不对？所以完全可能是脑溢血，这也许就是我的死法。现在感觉到的很像是早期症状。每次开始跳得都很轻，像是在提醒我，而后，它就开始砰砰地跳，砰、砰、砰。每次都吓我个半死。”她说，“趁着还不晚，我们得把这该死的烟给戒了。”她看着手上剩下的半截烟，狠狠地捺灭它，并用手把烟扇开。 我仰面躺着，冲着天花板发愣，觉得只有在凌晨五点，才会冒出这样的话题来，又觉得我也得说上几句。“我很容易就气喘吁吁的，”我说。“刚才跑去接电话，气都快接不上来了。” “那有可能是吓的，”艾里丝说，“谁受得了这个，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我真想把那个女人扯个稀烂。” 我从床上坐起来，背靠着床头挡板，把枕头垫在背后，像艾里丝那样，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告诉你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我说。“我的心脏偶尔会悸动，就像发疯一样。”她专注地看着我，等着我的下文。“有时，我觉得它就要从我的胸膛里跳出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她握住我的手，捏了捏。“你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听着，亲爱的，如果你有什么不幸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垮掉的。经常发生吗？太吓人了。”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手指已移到我的手腕上，来搭我的脉。 “不告诉你是不想吓着你，”我说。“这时有发生，上周就有一次。而且，不做什么特别的就能引发它，我可能正坐在椅子上看报，或在开车，或正推着个车在超市购物，和我当时用不用力气没关。它说来就来――嘣，嘣，嘣。就这样。我很奇怪，声音那么响，别人怎么听不见，我自己听得很清楚。实话对你说，我真有点害怕了。”我说。“所以说，我如果不死于肺气肿和肺癌，或你说的脑溢血的话，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 我伸手去拿烟，给了她一根。今晚的觉是别想再睡了。今晚我们到底睡觉了没有？有段时间里，我都有点不确定了。 “谁能知道自己会怎么死？”艾里丝说，“如果活得足够长的话，怎么死都可能。可能会是肾衰竭，或类似的疾病。我的一个同事，她爸刚死于肾衰竭。如果你有幸活得足够老的话，就可能得这种病。肾脏坏掉后，身体里全是尿酸，死前，身体的颜色整个都会变掉。“ “太好了，听上去太美妙了，”我说，“我想我们该换个话题了，怎么会弄出这么个话题来的？” 她没回答，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着，抱着腿。她闭上眼，把头靠在膝盖上，开始慢慢的前后摇晃，好像在欣赏音乐。但这里根本没有音乐，起码我是没听见。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吗？”她说。她停止了摇晃，睁开眼，侧过脸来朝着我。她笑了一下，让我知道她没事了。 “亲爱的，你想干什么？”我的腿勾着她的脚腕。 她说，“我想来点咖啡，就是它。来杯浓浓的黑咖啡。我们醒都醒了，不是吗？谁还会再回去睡觉？我们喝点咖啡吧。” “我们咖啡喝得太多了，”我说。“咖啡对身体也不好。我不是说一点咖啡都不喝，只是说我们喝得太多了，这只是我的观测，”我加了一句。“其实，我现在就想来点。” “太好啦，“她说。 但我俩谁都没动窝。她甩了甩头发，又点了枝烟。烟雾在房间里缓缓地飘着，其中的一部分飘向开着的窗子。小雨落在窗外院子里。报警器响了起来，我伸手把它关掉。而后，我将枕头放回头下，躺了下来，冲着天花板发了会呆。“每天早晨有个女孩把咖啡端到我们床前，那么绝妙的主意哪儿去了？”我说。 “真希望有人给我们端杯咖啡来，”她说。“不管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我现在真的是想喝得不行。” 她把烟灰缸放到床头柜上，我以为她要起床了。总得有人起来把咖啡烧上，再把冻果汁放进搅拌器里，不是我，就得是她。但她非但没起来，反而往床中间挪了挪。床单早就是乱七八糟的了。她从被子上拣起个什么，又随便在那儿擦了擦手，然后抬起头。“你在报上看到那则新闻了吗？一个家伙端着把枪，闯进特护室，让护士们把他父亲的呼吸机给拔掉。你读了没有？”艾里丝说。 “在报上读到过，”我说。“但主要是在谈论一个护士，她把六个还是八个人接在呼吸机上的管子给拔了。到目前为止，没人知道她究竟拔了多少根。她从拔她妈的开始，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我猜就像发了疯一样。她说她以为是在帮助别人。她说她希望别人也这么对她，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她的话。” 艾里丝转移到了床脚那边。她面对我坐着，腿还放在被子里面。她把腿插在我的两腿中间，说，“新闻里说的那个四肢瘫痪的女人，她不想活了，想把自己饿死，还记得吗？她在告她的医生和医院，因为他们用强迫进食的方法来维持她的生命。你信吗？简直是疯了。他们一天里把她捆起来三次，拿一根管子捅到她的嗓子里，用这种方法来喂她早饭、中饭和晚饭。他们还把她接到机器上，因为她的肺已不能自己工作了。报纸上说，她请求他们把管子给拔了，或者让她把自己饿死。她恳求他们让她去死，但他们不理睬。她说她开始只是想要死得有点尊严。现在，她给气疯了，要去告所有的人。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是不是写小说的好素材？”她说。“我有时头疼，”她说。“也许和这根血管有关，也许没关。我不想让你担心，所以头疼时没告诉你。” “你胡说些什么？”我说。“看着我，艾里丝？我是你丈夫，如果你还没忘记得话，我有权利知道。如果你哪儿不舒服，我应该知道。” “但你又能做什么！只会干着急。”她用腿碰了下我的腿，然后又碰了一下。“对不对？你会让我吃点阿斯匹林。我太了解你了。” 我看了眼窗户，天已经透亮。我能觉察从窗子吹进来的略带潮湿的风。雨已经停了，但看上去大雨随时会下。我又看着她。“实话对你说，艾里丝，我的侧面经常常会有剧痛。”刚说完，我就后悔了。她肯定会担心，要和我谈这件事。我们现在该考虑的是冲澡，是吃早饭。 “哪一边？”她说。 “右边。” “那有可能是你的阑尾，”她说。“那问题就不大。” 我耸了耸肩。“天晓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时不时就来一下，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感到这下面一阵剧痛，非常疼。开始，我还以为是肌肉给拉伤了呢。顺便问一下，胆囊在哪一边？左边还是右边？有可能是我的胆囊，也许是胆结石，天晓得。” “那其实不是块石头，”她说。“胆结石其实是些小碎末，和铅笔尖差不多大小。不对，等一下，我可能把它和肾结石搞混了，我其实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她摇了摇头。 “胆结石和肾结石又有什么差别？”我说。“天啦，我们连它们在身体的哪一边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俩加起来，还是个不知道。但我在哪儿读到过，肾结石问题不大，如果是肾结石，一般情况下是死不了的。疼是肯定的。不知道胆结石是什么回事。“ “我喜欢你那句‘一般情况下，’”她说。 “知道，”我说。“听着，我们得起来了，已经不早了，都七点了。” “知道了”她说。“好吧。”但她还坐在那儿。她接着说，“我外婆有关节炎，后来严重到她无法自己走动，甚至连手指都弯不了。她不得不整天戴着手套，坐在椅子上。最后，她甚至连一杯可可都端不住。她的关节炎就这么严重。后来，她又得了中风。我外公，”她说。“在我外婆去世后不久，就住进了养老院。不这样的话，就得有人整天陪着他，没人有这个时间，也没有钱去请全天看护。所以，他只好去了养老院。在那儿，他身体坏得很快。有一次，我妈去那儿看他，回来后对我们说了那里的情况。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说的。”她看着我，好像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似的。我确实不会。“她说，‘我爸都认不出我来了，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爸已成了个植物人了。’说这话的是我妈。” 她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哭了起来。我挪到床脚，和她并排坐着，拿起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再用手臂搂着她。我俩呆坐着，看着床头挡板和床头柜，还有那座钟以及它边上放着的几本杂志和小说。我们坐的床的这一端，是我们平时睡觉时放脚的地方。看起来像是不管谁睡了这张床，离开时一定很匆忙。我知道将来只要看见这张床，就会想起它现在的样子。我们在思考一些东西,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来它们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她说.“或发生在你身上。”她用毯子的一角擦了擦脸，深呼吸了口气，听上去像哭一样。“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她说。 “不会的，不会发生的，”我说。“别为这个操心，好不好？我们身体好好的，会一直好下去的。不管怎么说，离那个时候还早得很。嗨，我爱你，我们彼此相爱，然道不是这样？这才是最重要和最要紧的。别担心，宝贝。” “我要你向我保证，”她说，把手抽了回去，又把我的手从她的肩头拿开。“我要你答应在必要时，把我的管子拔了。我是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的话。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杰克。我要你来拔。你能答应我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该说些什么呢？又没有书上写好的现成答案可用。我需要想一下。我知道如果告诉她我会按她说的去做，也没什么，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是吧？说说是很容易的。但其实不止这些，她需要的是一个诚实的答复。对此，我还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不应该仓促行事。不管说什么，都不能不考虑后果和她的感受。 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她又说，“你怎么样呢？” “什么我怎么样？” “到了那一刻，你想让人把你的管子拔掉吗？当然，但愿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她说。“我得知道你的想法，要你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生了不测事件，你要我做什么。”她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她需要把这个答案存档，以备后用。当然，我可以对她说，宝贝，如果你觉得这是为我好的话，就拔吧。这么说说是很容易的，但我得再想想。我还没来得及表态是否要为她做那件事呢，现在又得考虑我自己的情况。我不想草率处理。这简直是胡搞，我俩都疯了。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说的，将来是有可能兑现的。我们现在谈的东西很重要，这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她一动不动地等着我的回答。看得出来，不给她个答案，今天我们什么也别想干了。我又想了会儿，说出了我想说的。“别拔我的。我不想让别人拔我的管子。只要可能的话，就让我和机器连着。有谁会不同意？你会反对吗？我这么做触犯谁？只要大家看着我不恶心，不冲着我哀嚎，就别拔。让我就这么拖下去，好不好？拖到最后一秒钟。请我的朋友来和我道别。不要草率行事。” “认真点，”她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没在开玩笑，别拔我的管子。就这么简单。” 她点了点头，“那好，我答应你不拔。”她抱着我，紧紧的，足有一分多钟。而后，她松开我，看了眼钟，说，“老天爷，我们得快点动起来了。” 我们起床，穿衣服。和平时相比，也没什么不同，只是节奏快了点。我们喝咖啡和果汁，吃英式小松糕，谈论天气。是个阴天，风很大。我们不再说拔管子的事，也不提疾病、医院和与此有关的东西。我吻了吻她，让她在前院打着伞，等接她上班的车。我钻进我的车，很快地发动，向她挥了挥手，开走了。 白天上班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总在想今天早晨谈话的内容。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睡眠而导致的疲劳。我觉得自己很虚弱，脑子里全是些胡乱可怕的念头。有一次，大家都不在，我趴在办公桌上，想睡上个两分钟。但刚一合上眼，又开始想那些问题。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张医院的病床。没别的，就一张病床。我想病床是放在一个房间里。而后，我看见床被一个氧气棚罩着，床边有一些屏幕和巨大的监控器，就像电影里的那种。我睁开眼，在椅子上坐直，点了根烟。一边抽烟，一边喝了点咖啡。看了眼时间后，接着工作。 五点钟的时候，我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只好开车回家。天在下雨，我不得不很小心地开车。非常地小心。路上还有个交通事故，有人在交通灯处把前面的车给撞了，但我不觉得有人受伤。车还在路中间停着，雨中，人们围成一团，交谈着。尽管这样，路还没有被彻底堵上，警察已放好了提示闪光灯【注一】。 见到太太后，我说，“上帝，这一天下来我是累垮了。你怎么样？”我们吻了对方。我脱下外套，挂起来，接过艾里丝递过来的饮料。也许是因为这事一直困惑着我，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个新的开始，我说，“好吧，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我会帮你把管子拔掉的。你若想让我这么做，我会去做的。你如果觉得我现在就答应你，会使你高兴点，我这就对你说。我会为你做这件事，在我认为有必要时，我会亲自，或让别人把你的管子给拔了。但我说过的有关拔我的管子的话，仍然有效。现在，我再也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了，提都不想再提它了。就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谈的都已经谈过了，能考虑到的都已经考虑到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艾里丝笑了。“很好，”她说。“至少过去不清楚的，现在清楚了。也许我神经不太正常，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反而觉得好受点了。我也不会再去想这件事了。但我很高兴我们谈了。我不会再提它了。” 她拿开我的饮料，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旁边；用手臂搂着我，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是这样，我刚对她讲的那些话，和这一天来我想到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像是跨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到达了一个从未想到要去的地方。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的。在这里，一个无辜的梦和一些清晨半醒半睡的谈话，竟让我考虑起死亡和毁灭来了。 电话响起。我们松开对方，我拿起话筒。“喂，”我说。 “喂，”一个女人回答道。 就是早上打电话的那个女人，但现在她的酒已经醒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她听上去不再是醉醺醺的了。她声音不高，很理智，请我帮她和巴德?罗伯特取得联系。她向我道歉，不想给我添麻烦，她说，但这件事很紧急。她就有可能给我造成的麻烦向我道歉。 在她说话时，我哆嗦着去摸烟。取了一根，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然后，该我说话了。这是我对她说的话：“巴德?罗伯特不住这里。这不是他的号码，永远不会是他的号码，我决不会认识你说的这么个人。请别往这打电话。别打了，好不好？听见我说的了吗？你如再这样，小心我扭断你的脖子。” “这个可恶的女人，”艾里丝说。 我的手抖个不停，我想我的声音也乱了套了。正当我想告诉这个女人，让她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我太太迅速地跑了过来，她弯下腰，就这么一下，电话就断了，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注一】这是一种像蜡烛一样的闪光信号灯。夜晚车子出事后，在停着的车子四周放几个，提醒其他车辆绕道而行。 译后记 卡佛这部小说是他的晚期作品之一，完成于小说集《大教堂》之后。小说的名字（《不管谁睡了这张床》，英文为《WhoeverWasUsingThisBed》）看似有点奇怪。其实是该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不管谁睡了这张床，离开时一定很匆忙。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让我想到多年前写下的一首小诗（后附），想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这是卡佛不多的几篇与‘白领’生活有关的小说。这是卡佛自己在一篇采访录中提到的。小说里面拔电话线和拔管子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杰克不想被别人拔掉管子。他可曾想到，那根电话线，也许是那位女子赖以生存的管子？ 和卡佛的其他小说一样，人物间的对话都那么自然。另外，卡佛对细节的强调，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果用这部小说来拍电影，都不需要写分镜头。

你是医生吗？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听到电话铃声，他穿着睡衣拖鞋从书房里跑了出来。十点多了，肯定是妻子打来的。她外出时每晚都打电话回来（总是这么晚，在喝过几杯以后）。她是做采购的。 “喂，亲爱的，”他说，“喂。”他又说了一遍。 “你是谁？”一个女人问道。 “哎，你是谁？”他说，“你打的是哪个号码？” “等一下，”女人说，“273－8063。” “这是我的号码，”他说，“你怎么弄到的？” “我不知道。我下班回来后看见的，写在一张纸条上。”这个女人说。 “谁写的？” “不知道，”女人说，“我猜是那个看孩子的写下来的，肯定是她。” “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的，”他说，“这是我的号码，它是不公开的。你要是把它给扔了，我会很感谢你的。喂？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女人说。 “还有别的事吗？”他说，“不早了，我还有事。”他并不想显得唐突，只是有点害怕去冒这个险。他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说，“我不是故意失礼，只是想说太晚了。我有点担心，你怎么碰巧就有了我的号码。”他脱了拖鞋，开始按摩自己的脚，等着。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告诉过你，我在一张纸条上发现它的，纸条上其它什么都没有。明天见到安妮塔，就是那个临时看孩子的，我会问她的。我不是想来打扰你，我刚刚才看见这张便条。下班后我一直呆在厨房里来着的。” “没什么，”他说，“忘了这件事吧，把它扔了就行了。没事，不用担心。”他把话筒从一个耳朵移到另一个耳朵。 “你听上去像是个好人。”这个女人说。 “像吗？嗯，你真客气。”他心里知道该把电话挂了，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包括自己的声音，都让人有种愉快的感觉。 “哦，像，”她说，“我听得出来。” 他把脚放了下来。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叫什么？”她问道。 “我叫阿诺德。”他说。 “大名呢？”她说。 “阿诺德是我的名字。”他说。 “哦，原谅我，”她说，“阿诺德是你的大名，那么尊姓呢？阿诺德？你姓什么？” “我真的该挂了。”他说。 “阿诺德，看在老天爷份上，我叫克莱拉?霍尔特，该称呼你阿诺德什么先生？” “阿诺德?布赖特，”他说，很快又补充了句，“克莱拉?霍尔特，很好。但我真的该挂了，霍尔特小姐，我在等一个电话。” “对不起，阿诺德，我不想占用你的时间。” “没关系，”他说，“和你交谈得很愉快。” “谢谢你这么说，阿诺德。” “你可以等一会儿吗？”他说，“我得去找个东西。”他去书房拿了根雪茄，用书桌上的打火机慢慢点着，再摘下眼镜，对着壁炉上方的镜子照了照。当他拿起话筒时，他担心她已经把电话挂了。 “喂？” “喂，阿诺德。”她说。 “我想你大概已把电话挂了。” “哦，怎么会。”她说。 “说到你有我的号码这件事，”他说，“我觉得没什么，把它扔了就行了。” “我会的，阿诺德。”她说。 “好吧，那我该说再见了。” “当然，”她说，“现在就和你说再见。” 他听见她吸了口气。 “我知道我在强人所难，阿诺德，你觉得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见面谈谈？就几分钟？” “恐怕不行。”他说。 “就一分钟，阿诺德。我对找到你的电话号码以及随后的一些事情，有种很强的预感，阿诺德。” “我是个老年人。”他说。 “哦，你不是。”她说。 “真的，我老了。” “阿诺德，我们能找个地方见见吗？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告诉你所有的事情，还有些事没对你讲。”这个女人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喂？” 她已经把电话挂了。 准备上床时，他妻子来了个电话，听得出来她有点喝多了。他们聊了一会儿，但他没有提刚才的那个电话。后来，在他铺床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他拿起话筒。“喂，这是阿诺德?布赖特。” “对不起，阿诺德，电话给挂断了。我刚才说了，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见一面。” 第二天下午，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就听见一阵电话铃声。他丢下公文包，没顾上脱下外套、帽子和手套，一步跨到桌前，拿起了话筒。 “阿诺德，很抱歉再次打扰你，”这个女人说道，“但你今晚九点到九点半之间务必来我家一趟。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阿诺德？” 听见她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心动了一下。“不行。”他说。 “求你了，阿诺德，”她说，“很重要的事，不然我不会求你的。谢丽尔得了感冒，我现在担心她会传给男孩，我今晚离不开家。” “你丈夫呢？”他等着。 “我没有结婚，”她说，“你会来的，是吧？” “我没法保证。”他说。 “我乞求你来一趟。”说完后，她很快地给出她的地址并把电话挂了。 “我乞求你来一趟,”他重复了一遍，手里还拿着话筒。他慢慢脱掉外衣和手套，他觉得他应该小心点。去盥洗室洗脸时，他抬头看了一眼镜子，发现自己还戴着帽子。就在这一刻他作出了去见她的决定。他脱了帽子，摘下眼镜，用肥皂洗了洗脸，又检查了一遍手指甲。 “肯定是这条街？”他问司机道。 “是的，那栋房子就是，”司机说。 “往前开，”他说，“在这条街的头上让我下来。” 他付了车费。那栋房子的阳台被高层窗户里漏出来的光照亮。可以看见阳台上的花盆，和零零散散放置着的一些室外家具。当他向大门走去时，一个穿着汗衫的大汉站在其中的一个阳台上，身子靠着栏杆上，在盯着他看。 他按了一下写着‘克?霍尔特’牌子下方的按钮，蜂鸣器响了一下，他退回到门口，走了进去。他慢慢地爬着楼梯，每上一级都要停一下。他想起了卢森堡的一个旅馆，多年前他和妻子在那儿爬过的五截楼梯。他感到他的侧面一阵突然的剧痛，他在想象他的心脏，想象他的腿被折断了，想象他被重重地摔到楼梯的底层。他掏出手拍，擦了擦额头，又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等着心跳慢下来。 他往过道尽头看了看，公寓里很安静。来到她的门前后，他脱了帽子，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一条缝，门口出现了一个胖胖的穿着睡衣的小女孩。 “你是阿诺德?布赖特？” “是，我是，”他说，“你妈妈在家吗？” “她说让你进来，她说告诉你她去药店买咳嗽糖浆和阿斯匹林了。” 他关上身后的门。“你叫什么？你妈妈告诉过我，我忘记了。” 见小女孩不说话，他又试了试。 “你叫什么来着的？是叫雪莉吧？” “谢丽尔，”她说，“谢－丽－尔。” “是是，我想起来了。不过，你得承认，我说的很接近。” 她坐在房间一头的一个垫子上，看着他。 “你生病了，是吗？”他问道。 她摇了摇头。 “没生病？” “没有。”她说。 他四下看了看。房间被一盏金色的落地台灯照亮，灯杆上面固定着一个大的烟灰盘和一个放杂志的架子。靠远处墙的一台电视开着，声音很小。一条窄的过道通向后面的房间。火炉烧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味。茶几上放着发卡和发卷，沙发上扔着件粉红色的浴袍。 他又看了孩子一眼，然后抬头看了看厨房和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道玻璃门。门没有关严，他想起了那个穿汗衫的大汉，不由打了个冷战。 “妈妈走了有一会儿了，”孩子说，她像是突然醒了过来。 他手里拿着帽子，身体往前倾了倾，看着她说，“我想我还是回去了吧。”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门打开了。一个瘦小苍白，脸上有雀斑的女子走了进来，手里抱着个纸袋子。 “阿诺德，见到你真高兴！”她飞快地看了他一眼，显得有点拘束。抱着纸袋子，她一边奇怪地摇着头，一边向厨房走去。孩子坐在垫子上看着他，他听见橱柜的门响了一下。他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上，再换回来。在他把帽子戴上又脱下的当口，她又出现了。 “你是医生吗？”她问道。 “不是，”他吃了一惊，说，“我不是。” “谢丽尔病了，你瞧，我一直在外面买东西。你为什么不让这位先生把外套脱了？”她转过身来问孩子。“请你原谅她，我们不常有客人来。” “我不能呆在这儿，”他说，“我真的不该来的。” “请坐，”她说，“我们不能这样说话。让我先给她吃点药，然后我们再聊。” “我真的该走了，”他说，“从你那天说话的口气，我以为有什么很要紧的事，我真的应该走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发现自己一直在打着微弱的手势。 “我先把茶水烧上，”他听见她在说，就像她根本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给谢丽尔吃完药，我们就可以聊聊了。” 她搂着孩子的肩膀，把她领进厨房。他看见她拿起一把调羹，又拿起个药瓶。看了眼说明后，打开盖子倒出两格药。 “好宝贝，向布赖特先生道个晚安，然后回你的房间。” 他冲孩子点了点头，跟着她进了厨房。他没有坐她示意的那把椅子，而是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这样他就可以面对阳台、过道和小客厅。“你介意我抽根雪茄吗？”他问道。 “没关系，”她说，“我并不介意雪茄的味道，你抽吧。” 他决定还是不抽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摆出一付很严肃的表情。 “这件事非常神秘，”他说。“我向你保证，对我来说它太不寻常了。” “我能理解，阿诺德，”她说，“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得到你的号码的。” “确实很想知道。”他说。 他们面对面地坐着，等着水烧开。他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四下看了看厨房，又看了眼阳台。水开了。 “你该告诉我号码的事了，”他说。 “对不起，阿诺德，你说什么？”她说。 他干咳了几声，“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 “我问了安妮塔，那个照看孩子的（对，我告诉过你这个）。反正她告诉我说，她在这上班时来了个电话，是找我的，留了个回电号码，她写了下来，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就这些。”她用纸杯子在桌子上画着圈子，“对不起，我无法告诉你更多的东西。” “你的水开了，”他说。 她拿出调羹，牛奶和糖，把开水浇到茶袋上。 他往茶里加了点糖，搅了搅。“你说有件要紧的事我才来的。” “哦，那个，阿诺德，”她说，转过脸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说，不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 “那么，没什么事？”他说。 “没有，我是想说是的，”她摇了摇头，“正如你所说，没什么事。” “知道了，”他不停地搅着他的茶，“这太意外了。”过了一会儿，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太不寻常了。”他无力地笑了笑，把茶杯放在一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唇。 “你不是要走吧？”她问道。 “我必须走了，”他说，“我得回家等一个电话。” “等会儿，阿诺德。” 她把椅子向后一滑，站了起来。她的眼珠是淡绿色的，深陷在苍白的脸上，四周是些深黑色。起先，他还以为那是她化的妆。知道会责怪和看不起自己，他还是站了起来，笨拙地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接受了他的吻，并飞快地闭了一下眼睛，显得有点忐忑不安。 “太晚了，”他说。他松开了她，有点站立不稳地转过身来，“和你待在一起非常愉快，但我不得不走了，霍尔特太太，谢谢你的招待。” “你会再来的，阿诺德，是吧？”她说。 他摇了摇头。 她跟着他走到门前，他伸出手来。他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很确定音量被调大了。他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个男孩。他在哪儿？ 她拉过他的手，快速地把它放到自己的嘴唇上。 “你不可以忘记我，阿诺德。” “我不会的，”他说，“克莱拉，克莱拉?霍尔特。” “我们聊得很好，”她说，用手掸掉他外套衣领上的什么东西（一根头发，或是一根线头）。“我很高兴你能来，我确信你还会再来。”他仔细地看着她，她却在看着他身后的某个地方，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晚安，阿诺德。”她说完就关上了门，门差点把他的外套夹住。 “真奇怪，”他一边下搂一边说。走出楼房后，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停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他无法确定哪个阳台是她家的。穿着汗衫的大汉一直看着他，靠着栏杆的身子略微动了一下。 他把手放在外套的口袋里，开始往回走。刚进家门就听见电话铃声。他手里捏着钥匙，静静地站在屋子的中间，直到铃声停了下来。他缓缓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前，隔着衣服感觉我确信你还会再来。”他仔细地看着她，她却在看着他身后的某个地方，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晚安，阿诺德。”她说完就关上了门，门差点把他的外套夹住。 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次他拿起了话筒。“阿诺德，这是阿诺德?布赖特。”他说。 “阿诺德？天哪，今晚我们也太正式了！”他妻子说道，口气里满是调侃的味道。“我从九点起就不停地给你打电话。出去快活了，阿诺德？” 他捉摸着她的声调，没有吭声。 “你还在吗，阿诺德？”她说，“你怎么听上去不太像你自己了？” 译后记 这是卡佛早期的作品之一，收录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可以吗？》里。我觉得这是卡佛很有特点的作品之一。除了他擅长的对细节的精准描述和对话的现场感外，还用了一些‘省略’或‘空缺’的手法。与传统的写作方法不同，故事的一些‘重要情节’给故意省略掉了。比如，那个女子到底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让他去一趟的目的是什么，客厅里电视的音量怎么被调大的（他一直在注意客厅，当时里面并没人），那个男孩在哪里等，都没有交待。看上去故事不太完整，但正是这种不完整，产生一种不稳定，一种张力，一种危险氛围。卡佛强调短篇小说要有一种紧张的氛围（见他的《论写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国内，格非很喜欢这种手法，比如他的《褐色鸟群》和《敌人》等。 细节是小说的血和肉。卡佛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里，对细节处理的非常精致。‘他’在脱帽子，摘眼睛，抽雪茄，照镜子，把电话从一个耳朵换到另一个耳朵，把脚放下来，以及他在上搂梯和和她在厨房喝茶时的一些细微动作，都对刻画人物当时的心理和大脑状态十分有用。 尽管这部小说读起来似乎有点没头绪。其实，它刻画了一个有点失意的男子（妻子混的比他好）,生活有点空虚（妻子常出差，以至于‘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包括自己的声音，都让人有种愉快的感觉’），又有点谨小慎微的男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还可以（她出门每晚都给他打电话，而他也把等她的电话当成一件大事）。一个奇怪的电话，让他觉得有了个‘偷嘴’的机会。但他胆小，怕粘上腥味，犹犹豫豫，还耍点‘欲擒故纵’的花招。但他的这次‘外遇’什么结果也没有，他还是回到了他过去的生活。可以想象，他对生活的不满只会因这个‘奇怪的外遇’而增加。从小说的结尾处看出，夫妻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过去更糟。这也是卡佛的惯用手法，在结尾处暗示将出现的更大的危机。

我打电话的地方 
雷蒙德·卡佛 于晓丹译 J．P．和我呆在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的前廊上。就像上这儿来的其他人一样，J．P．也首先是个酒鬼。不过，他还是个烟囱清扫工。这是他第一次到这儿来，他很害怕。我过去曾进来过一次。能说什么呢？我又回来了。J．P．本名叫乔·彭尼，不过他让我叫他J．P．。他三十来岁，比我年轻。也年轻不了多少，只一点点。他正给我讲他怎么就决定干了他这行，一边说，一边还做手势。但他的手老是抖。我的意思是，它们无法保持镇定。“我从没有过这种情况，”他说。他是指手发抖。我告诉他我很同情。我告诉他手抖这种情况会慢慢好起来。肯定会的。不过需要时间。 我们到这儿来才几天。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J．P．还患有这种颤抖症，我偶尔肩膀里也会有一根神经——没准不是神经，但肯定有什么东西——突然痉挛起来。有时是在我的脖侧。每次发生这事，我都嘴巴发干，只能使劲咽吐沫。我知道不久就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想阻止它。我要躲开它，这就是我要做的。只管闭上眼睛让它过去，让它去找下一个人吧。J．P．可以等一下。 昨天早晨我目睹了一场心脏病发作。有一个家伙，他们叫他蒂尼。这家伙又肥又壮，是圣罗莎的一名电工。他们说他在这儿呆了快两个星期了，已经过了危险期。一两天内他就可以回家，除夕之夜可以和妻子守在电视机前共度了。蒂尼打算在除夕之夜喝些热巧克力饮料，吃些饼干。昨天早晨，他出来吃早饭时精神蛮好。他学鸭子叫，表演给其他人看他怎么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鸭子招呼过来。“叭啦。叭啦。”蒂尼学了几声。他的头发湿乎乎的，沿着发迹光滑地梳向脑后。他一定是刚洗完澡。下巴也刚被剃须刀刮破了。但这又有什么?几乎所有在弗兰克·马丁中心的人脸上都有疤痕。这是常有的事。蒂尼挤进来，坐在长桌头上，开始讲他某一次酒瘾发作的事。桌边的人都笑起来，一边大口吞着鸡蛋，一边摇着头。蒂尼还想说什么，咧嘴笑了笑，又朝桌四周扫视一眼看是否引起了共鸣。当然了，我们都曾做过这么可恶、这么疯癫的事，所以我们就都大笑起来。蒂尼的盘子里是炒鸡蛋，还有些饼干和蜂蜜。我也坐在桌边，不过并不饿。我眼前放着杯咖啡。突然，蒂尼不见了。他刚还坐在椅子里，哗啦一声就摔了下去。他躺在地上，双眼紧闭，双脚嗵嗵地磕打着地板。人们惊呼弗兰克·马丁。他恰好就在那儿。几个小伙子俯身到蒂尼的身边。有一个人将手指塞进蒂尼的嘴巴，想抓住他的舌头。弗兰克·马丁大叫：“所有人都靠后站!”我发现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全都朝蒂尼探着身子，都那么看着他，无法把视线移开。“让他透透气!”弗兰克·马丁说。接着，他跑进办公室，叫了救护车。 今天蒂尼又在这儿了。我是说他又活过来了。今天早晨，弗兰克·马丁开旅行车去医院接的他。蒂尼回来得晚了，没能吃上鸡蛋，但他还是端了杯咖啡走进餐室，仍旧坐在桌边。厨房里有人给他烤了面包片，但蒂尼没吃。他只是捧着咖啡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杯里面。隔一会儿，他就将杯子在眼前挪一挪。 我很想问问他，那事发生之前，他有没有感到什么征兆。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心跳间歇，或者心跳过速。他的眼皮痉挛了吗？但我不会问什么的。况且他似乎也根本不想谈这件事。但发生在蒂尼身上的事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老蒂尼平躺在地上，踢腾着他的脚后跟。因此，每次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我都倒吸口气，等着看我自己躺在地上，向上翻眼皮，任某个人的手指塞进我的嘴巴。 J．P．坐在前廊他的椅子里，两只手一直放在膝上。我抽着烟，用一只旧煤桶当烟灰缸。我听着J。P．随意地聊着。那会儿是上午十一点——离午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俩都不饿。但我们还是盼着能进屋，坐到餐桌旁。没准儿我们一会儿会饿的。 J．P．到底在讲什么？他讲他十二岁时，在他生长的那个农庄附近，他曾掉进过一口井里。幸运的是，那是口枯井。“没准倒是不幸呢，”他说，环顾一下四周，摇了摇头。他讲到那天他在井里呆到傍晚，他爸爸才用绳子把他拽上去。J．P．在井下尿了裤子。他在井里还受了各种各样的惊吓，大叫救命，然后就是等待，然后又大叫一通。还没喊完，他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他告诉我，井底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曾坐在那儿，抬头观望井口。一直往上看，他能看见井口处的一圈蓝天。隔一会儿，会有一片白云飘过去。又有一群鸟飞了过去，J.P.觉得，它们翅膀的振动引发了一阵奇异的骚乱。他还听见了其它的声音。他在井里听见他头上有细微的瑟瑟声，他担心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落到他的头发里。他想到了虫子。他听见大风从井口刮过，这声音也让他印象深刻。总之，在那口井底下，他生活的一切对他而言都迥然不同了。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掉下来，那一圈蓝天也没被什么东西关上。后来他爸爸就带着绳子来了，没过多久，J．P．又回到了他一直居住的那个世界。 “说下去，J．P。后来呢?”我问。 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中学毕了业，但没什么他愿意干一辈子的事情。有一天下午，他穿过城去会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住的房子带个壁炉。J．P．和他的朋友坐着喝啤酒聊天。他们听了几张唱片。这时门铃响了。朋友去开门。一位年轻的烟囱清扫女工提着工具站在门口。她戴了一顶高顶丝质礼帽，那样子让J．P．惊奇不已。她对J．P.的朋友说，她约好了到这儿来清扫壁炉的。那位朋友躬躬身请她进来。年轻女人并不理会他。她在炉床上铺了一块毯子，摆放上她的工具。她穿着黑裤子、黑衬衣、黑鞋、黑袜子。当然，这时候，她已经把帽子摘了。J.P．说他盯着她看都快看傻了。她干着活儿，打扫烟囱，J．P．和他朋友听着唱片，喝着啤酒。但他们都看着她，看她干的活儿。J．P．和朋友还不时互相看看，咧嘴笑笑，要不就眨眨眼睛。当年轻女人的上半身埋进烟囱里的时候，他们的眉毛都挑了起来。她长得也还不错，J．P．说。 她干完活儿，把工具又包进那块毯子。她从J．P．朋友的手里接过一张支票，那是他父母预先写好准备付给她的。然后她问那位朋友想不想吻吻她。“据说这能带来好运气，”她说。这句话一下子把J．P．给打动了。那位朋友转转眼珠。又做了些怪模样。而后，他吻了她的脸颊，脸可能都红了。就在这时，J．P．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放下啤酒，从沙发上站起身。那年轻女人正要出门，他朝她走了过去。 “我也可以吗?”J．P．对她说。 她打量着他。J．P．说，他都能感觉到心在咚咚地跳。后来他知道，这位年轻女人名叫罗克茜。 “当然，”罗克茜说，“怎么不可以？我得过一些额外的吻。”她在他的唇上好好吻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 也就在一眨眼的工夫里，J．P．跟着她来到了前廊上。他为她打开纱门，随她走下楼梯，走到车道上，她的密封式小卡车就停在那儿。这事儿他控制不了。世上任何其它事都无足轻重。他知道他碰上了一个能让他双腿发抖的人了。他能感觉到她的吻还在他唇上灼烧，等等。J．P．还不能理出头绪，他的心乱了，思绪万千。 他为她打开密封小卡车的后门，帮她把东西放了进去。“谢谢，”她对他说。这时他终于开了口——他希望能再见到她。她愿意什么时候和他去看场电影吗？他还发现了他愿意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他想干她这一行。他要当一名烟囱清扫工。但那时他没对她说。 J．P．说，她把两只手搭在屁股上上下打量他。然后她从卡车前座上找出了一张名片。她交给了他。她说，“今晚十点以后拨这个号码。我们可以聊聊。现在我得走了。”她戴上了高顶帽，又摘了下来。她又看了看J.P．。她一定很喜欢她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她笑了。他告诉她，她嘴角有一小块黑。她随后坐进卡车，嘟嘟嘟摁了摁喇叭，开走了。 “后来呢?”我说，“别停在这儿啊，J．P．。” 我很感兴趣。不过，即使他接下去是讲他怎么会有一天决定去玩扔马蹄铁的游戏，我也会听下去的。 昨天晚上下了雨。这会儿云在山谷中堆起来，衬着背后的山势。J．P．清了清嗓子，凝望着山坡和云。他揪揪下巴，然后接着刚才的话头讲了下去。 罗克茜开始与他外出约会。他逐渐说服了她，让他跟着她一起干活儿。但罗克茜正与她父亲和哥哥搭伙干呢，他们的工作量也很合适。他们不需要人手了。况且，这个名叫J．P．的小伙子是谁？J.P.什么?留神，他们提醒她。 因此，J．P．就和她一块儿看了几部电影。跳了几场舞。但他们的求爱期主要还是在他们一起打扫烟囱中度过的。J．P．说，不知不觉地，他们就在谈婚论嫁了。不久，他们就办了，他们结了婚。J．P．的新岳丈把他当成纯粹的合伙人接纳了他。罗克茜有了孩子。她不再当烟囱清扫工了。无论如何，她不再干那活儿了。不久，她又生了个孩子。J.P.那时二十五六岁。他买了房子。他说他生活得很幸福。“我那时对一切都十分满意，”他说，“我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有了我爱的老婆、孩子，我做着我愿意一辈子都做的事。”但不知怎么搞的——谁知道我们怎么就做了这事？——他开始酗酒了。他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啤酒，而且只喝啤酒。无论什么样的啤酒——这无关紧要。他说他能一天喝二十四小时的啤酒。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也喝。当然，他偶尔也沾点儿烈性的。但只是在他们进城的时候——这不是常事——要不就是家里来了客人。后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把啤酒换成了杜松子酒。吃完晚饭，坐到电视机前，他喝的杜松子酒越来越多。他手中总端着杯杜松子酒。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味道。下班以后，他开始在途中逗留，喝些酒，回家以后还接着喝。后来，他开始不吃晚饭了。晚饭时，他根本不露面，要不就露一下面，却什么都不想吃。他已经在酒馆里吃了一肚子点心。有时，他进了门，毫无缘由地把午饭桶从起居室这头扔到那头。罗克茜一冲他喊，他就转身又出了门。他把他的饮酒时间提前到了午后，这个时候他本应该还在上班。他告诉我，他后来上午也要喝几杯了。刷牙前也得喝上一口。然后再喝咖啡。他上班时，午饭桶里总要带一暖瓶伏特加。 J．P．不说话了，他沉默着。后来怎么了？我还听着呢。听他讲讲起码能让我放松。让我从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过了片刻，我说，“怎么啦？接着说啊，J．P．。”他揪着下巴。但很快，他就又开始讲起来。 J．P．和罗克茜开始真发生争斗了。我是说真的动手。J．P．说，有一次，她一拳打到他脸上，打断了他的鼻骨。“看这儿，”他说，“就这儿。”他让我看他鼻梁上的一道印。“鼻骨断了。”他随后也回敬了她，把她的肩膀扭脱了臼。还有一次，他打豁了她的嘴唇。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大打出手。情况越来越糟。但他还照旧酗酒。他戒不了。没什么能让他断了这毛病，即使罗克茜的父亲和哥哥吓唬他要把他揍扁。他们对罗克茜说，她应该带着孩子走。但罗克茜说这是她的事儿。是她把自己卷进去的，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此刻，J．P．又真的沉默了。他躬着肩缩在椅子里。他望着一辆车从我们眼前朝山那边开去。 我说，“我想听下面的事，J．P．。你最好接着讲讲吧。” “我也不清楚了，”他说，耸耸肩。 “没关系的，”我说。我的意思是他讲讲没什么关系。“讲吧，J．P．。” J．P．说，她想出的一个试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找了个男朋友。J．P.不知道她怎么还会有时间照管家和孩子。 我望着他，有些吃惊。他是个成人了。“如果你想那么做，”我说，“你就会有时间的。你总能挤出时间的。” J．P．摇摇头。“也许是这样的吧，”他说。 总之，他发现了这件事——发现了罗克茜的男朋友——他发了疯。他把罗克茜的结婚戒指从她手上掳下来，又用金属刀把戒指一割几段。好，真了不起。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几个回合。第二天早晨，他在上班的路上，因为酒后开车被拘留了。他的汽车驾驶证被没收了。他再也不能开着卡车外出干活儿了。他说，另外，一星期以前，他还从房顶上摔下来过，摔断了大拇指。他说，什么时候摔断脖子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现在进了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要戒酒，还要考虑如何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上去。他到这儿来不是被迫的，和我一样。我们没被锁起来。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他们建议我们最少呆上一星期，两星期或一个月，用他们的话说是他们的“强烈建议”。 我刚才说过，这是我第二次进弗兰克·马丁中心了。我正要填一张预付一周疗程的支票时，弗兰克·马丁说：“节假日总是很糟。这次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多住些日子。考虑住几个星期。你能住几个星期吗？总之，想想看。你不必马上就做决定，”他说。他在支票上摁了手印，我签了我的名字。然后我送我的女朋友到前门，说了再见。“再见，”她说，趔趔趄趄走出门楣，走到走廊上。那时已是大下午了。天正下着雨。我离开门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目送她驾车离去。她开的是我的车。她醉了。但我也醉了，我无能为力。我找到一张靠近暖气炉的大椅子坐下。看电视的几个小伙子抬眼望了望，随即就又转过头去专注于他们正看的节目。我坐在那儿，偶尔抬起头看看屏幕上发生的事情。 傍晚的时候，前门砰地开了，J．P．被两名大汉架了进来一一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岳丈和内兄。他们拖着J．P．穿过房间。那位老点的给他登了记，然后递给弗兰克·马丁一张支票。这两位伙计又帮着J·P．上了楼。我猜他们是把他弄上了床。过了不久，老头和小伙子就走下楼，朝前门走去。他们好像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连做做样子也不肯，就像是急不可待地要摆脱这一切。我不是指责他们。见鬼，不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 过了一天半，J．P．和我在前廊上遇见。我们握了握手，谈论了一会儿天气。J．P．有了抖的毛病。我们坐下，把双脚架放到栏杆上。我们朝后靠在椅子里，就好像我们只是出来放松放松，就好像我们准备聊聊我们的捕鸟猎犬。就是在这个时候，J．P．讲起了他的故事。 外面很冷，但还不至于冷得不行。天有些阴。弗兰克·马丁走出来抽完他的雪茄。他穿了件毛衣，扣子全系着。弗兰克·马丁又矮又结实。他有一头灰色鬈发，脑袋很小。他的脑袋简直太小了，几乎撑不住整个身体。弗兰克·马丁把雪茄放进嘴里，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那儿。他用嘴巴转着雪茄，望着远处的山谷。他站在那儿像名职业拳手，似乎成竹在胸。 J．P．又沉寂下来。我是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止了。我把烟扔进煤桶，仔细瞧了瞧J．P．，他又往椅子里面陷了陷。还竖起了衣领。见鬼，这是怎么了？我大惑不解。弗兰克·马丁放下胳膊，吸了一口烟。他让烟雾从嘴里喷出来。然后他对着山峦翘了翘下巴，说道：“杰克·伦敦曾在山谷的那一面有一大块地。就是你们正望着的那座青山的后面。但是酒精要了他的命。把这当成你们的教训吧。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出色。但他也没能对付得了酒这东西。”弗兰克·马丁看了看他那段抽剩的雪茄。烟已经熄灭了。他把它扔进了煤桶。“你们如果想在这儿读点儿什么，就读他那本《荒野的呼唤》。我说的这本书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想读，屋里就有。讲的是这么一种动物，一半是狗，一半是狼。这本书是最好的训诫，”他说，然后猛地把裤子往上提了提，把毛衣往下掖了掖。“我进去了，”他说，“午饭见。” “他一在边儿上，我就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说，“他让我觉着自己像个害虫。”J．P．摇摇头。然后他说，“杰克·伦敦。多棒的名字！我希望我也能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字，换掉别人给我的这个。”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我妻子把我带来的。那会儿我们还在一起，还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她把我带到这儿，呆了一两个小时，私下里和弗兰克·马丁谈了话。然后她走了。第二天上午，弗兰克·马丁把我叫到一边儿说，“我们可以帮助你，如果你想要别人帮助，也想听我们的话。”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帮助我。有一半的我需要帮助。但还有另一半。 这次呢，是我的女友开车送我来的。她开的是我的车。她冒着暴雨把我们开到这儿。一路上我们喝着香槟。她把车停在车道上时，我们两人都醉了。她想把我搁下，掉转头，再开回家。她还有事情要做。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第二天上班。她是个秘书。她在一家电子器件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差事。她还有那么个青春期的多嘴儿子。我让她在城里先找个住处过夜，然后再开车回家。我不知道她是否找到了住处。自打那天她把我领上前门的台阶，领我走进弗兰克·马丁的办公室，说了声“猜猜是谁来了”之后，我就再没见到她。 但我并不生她的气。首先，我老婆叫我走之后，她说我可以和她一起住时，她并不知道她让自己卷进的这件事是什么。我觉得对不起她。我觉得对不起她的原因是，圣诞前一天，她的巴氏试验[①]结果出来了，消息不令人愉快。她还得再去看医生，而且必须尽快。这种消息足以成为我们俩开始酗酒的原因。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自己一醉方休。圣诞那天，我们还醉醺醺的。她不想做饭，我们只好到外面饭馆去吃。我们俩和她那个多嘴的毛头儿子都打开了一些礼物，然后就去了她公寓附近的那个牛排馆。我不饿，要了份汤和一个热面包。我就着汤喝了一瓶葡萄酒。她也喝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喝上了“红玛丽混合酒”[②]。后来几天我也什么都没吃，只吃了些咸豆。但我喝了好多波旁威士忌。而后我对她说，“心肝儿，我想我最好收拾行李吧。我最好还是回弗兰克·马丁那儿去。” 她试图对她儿子解释，说她要离开一阵，他只能自己弄饭吃了。但我们刚要出门，那个多嘴的孩子就冲我们尖叫起来。他大叫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永远别回来。我希望你们把自己弄死算啦!”能想象这么个孩子吗！ 我们出城之前，我让她在外卖酒店前停了停，我买了瓶香槟。我们又在另一个地方站了一下，买了塑料酒杯。然后又买了一桶炸鸡。我们冒着滂沱暴雨，一边喝着酒，一边听音乐，朝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驶去。她开着车。我负责收音机和斟酒。我们想弄成个小宴会。但我们也很伤心。虽然买了这些炸鸡，却一块也没吃。 我想她一定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家。如果她没有，我想我会听到点儿什么的。但她还没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给她打。没准这会儿她自己也有了什么消息。也许，她也还什么都没听说。没准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没准是别的什么人的试验结果。但她拿着我的车，她房里还有我的东西。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在这儿，他们叮叮当当摇那种老式的农场铁铃叫人去吃饭。J．P．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屋。反正走廊上也已经太冷，呆不住了。我们说话时都能看见嘴里呼出来的气。 除夕的早上，我试着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没人接。算了吧。但就说不算了，我又能怎么样呢？几星期前，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我们都冲着对方大喊大叫。我给她起了几个绰号。“脑子有病！”她说，把电话扣回了原处。 但我现在想和她谈谈。我的那些东西，总得做个处理吧。我还有东西在她那里。 这儿有个小伙子经常旅行。他去欧洲和其它地方。他反正是这么说的。有业务，他说。他还说他已经控制了酗酒，他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呆在弗兰克·马丁这里。但他不记得是怎么进来的了。他觉得这很可笑，他笑他的记性。“谁都可能有记忆中断的时候，”他说。“这证明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个酒鬼——他这么对我们说，我们都听着。“这可是个严重的指控，”他说，“那么说能毁了一个好人的前程。”他说，如果他坚持只喝威士忌加水，没加冰块，他就决不会出现记忆中断的。都是他们放在你杯里的冰造成的。“你在埃及认识谁？”他问我。“我在那儿可有几个人物能用用。” 除夕的晚饭，弗兰克·马丁准备了牛排和烤土豆。我的胃口又恢复了，吃光了盘子里的东西，还能再吃一点儿。我瞧瞧蒂尼的盘子。见鬼，他几乎什么也没碰。他的牛排还端坐在那儿。蒂尼已不再是那个老蒂尼了。这可怜的家伙原来还打算今晚在家过呢。他原来打算穿上睡衣和拖鞋，握着老婆的手坐在电视机前。现在他害怕离开这儿。我能理解。一次心脏病发作就意味着你得准备有第二次。他一直静静地呆着，不跟人交谈。我问他我能不能吃他那块牛排，他就把盘子推给了我。 有些人还没睡，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时代广场[③]，这时弗兰克·马丁走了进来，给我们看他的蛋糕。他端着它绕了一圈，拿给每个人过一眼。我知道那不是他做的。那不过是面包房的蛋糕。但它总还是蛋糕啊。是个白白的大蛋糕。上面还写着一行粉字。它说：新年快乐——一年一度。 “我根本不要他妈的什么蛋糕，”那位常去欧洲和其它地方的小伙子说道。“香槟在哪儿?”他说完又笑起来。 我们都走进餐室。弗兰克·马丁切着蛋糕。我坐在J．P．的旁边。他吃了两块，喝了一听司乐。我只吃了一块，另一块用餐巾纸包了起来，留着过会儿再吃。 J．P．点上一支烟——他的手现在不抖了——他告诉我他妻子早上会来，新年的头一天。 “这太棒了，”我说。我点点头。我舔去手指上的糖霜。“这是好消息，J.P。” “我到时给你介绍，”他说。 “我等着，”我说。 我们道了晚安。我们互祝了新年快乐。我用餐巾纸擦了擦手指。我们握了握手。 我走到电话旁，投进一毛钱硬币，给我妻子挂了个由她付费的电话。但这次还是没人接。我想给我的女朋友打，正拨着号码时，又发现我其实并不想同她说什么。她可能正在家里看着我正看的电视节日。总之，我不想同她说什么。我希望她没事。但如果她真有什么事，我也不想知道。 早饭过后，我和J．P.端着咖啡来到走廊上。天空清澄，但很冷，得穿毛衣和夹克。 “她问我该不该带孩子来，”J．P．说，“我让她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吧。你能想象吗？我的天，我不想让孩子们到这儿来。” 我们还拿那只煤桶当烟灰缸。我们眺望着山谷那边杰克·伦敦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们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一辆小车驶下了公路，朝这边驶来。 “是她！”J.P.说。他把杯子放到椅子旁边，站起身走下阶梯。 我瞧见那女人停了车，将车刹住。我瞧见J．P．打开了车门。我看见她走了出来，我看见他们拥抱在一起。我将目光移开，而后又移回去。J．P．拉着她的胳膊，走上了阶梯。这个女人曾经打断过一个男人的鼻骨。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有不少烦恼，但她爱这个拉着她胳膊的男人。我从椅子上站起身。 “这是我的朋友，”J．P．对他妻子说。“嘿，这是罗克茜。” 罗克茜握住我的手。她是个高个子漂亮女人，戴了顶编织帽。她穿着外套，厚毛衣，宽松裤。我想起J．P．对我说过的那个男朋友，那把金属刀。我没见到什么婚戒。我想，它已经碎成几段，沦落何处了。她的手很宽大，手指关节突出。这是个在必要时刻可以攥拳头的女人。 “我听说过你，”我说，“J．P．给我讲了你们是怎么碰上的。J．P．说，和烟囱有关。” “是的，烟囱，”她说，“可能还有好多事他没告诉你，”她说，“我敢打赌他没把一切都告诉你，”她说着就笑了。然后——她再也不能多等了——把胳膊滑向J．P．，搂住他，在他的颊上吻起来。他们开始朝门走去。“见到你很高兴，”她说，“嘿，他跟你说过吗，他是这行里最棒的清扫工？” “行啦，罗克茜，”J．P．说。他的手已放在门把上了。 “他跟我说，他一切都是从你那儿学来的，”我说。 “嗯，这差不多也是真的，”她说，又笑起来。但她似乎在想什么别的事。J．P．转动了门把。罗克茜把手放在他手上。“乔，我们进城吃午饭去吧？我能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吗？” J.P.清了清嗓子。他说；“还没到一星期呢。”他将手从门把上抽出来，托住下巴。“我想他们是希望我一刻也不离开这儿。我们可以在这儿喝点儿咖啡，”他说。 “好吧，”她说。她的目光又投向我。“我很高兴乔交了个朋友。见到你很高兴，”她说。 他们就要进屋。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傻，但我还是做了。“罗克茜，”我说。他们在门道那儿站住，看着我。“我需要点儿运气，”我说，“不开玩笑。吻一下我就行。” J.P.低下了头。门已经开了，可他的手仍握着门把，还把门把儿转来转去。但我一直看着她。罗克茜笑了。“我已经不再是清扫工了，”她说，“好多年了。乔没告诉你吗？不过，当然，我会吻你的，没问题。” 她走了过来。她抓着我的肩膀——我是个大块头——把她的吻种在了我的唇上。“怎么样？”她说。 “很好，”我说。 “没什么，”她说。她仍然抓着我的肩膀。她凝视着我的眼睛。“祝你好运，”她说，然后松开了我。 “呆会儿见，伙计，”J．P．说。他将门大开，他们走了进去。 我坐在前门的阶梯上，点着了一支烟。我观察着我的手，随即吹灭了火柴。我的手有些抖。今天早晨就开始了。早晨我又想喝酒了。这叫人沮丧，但我没对J．P．讲。我尽量想些旁的事情，不去想它。 我现在就在想扫烟囱的事儿——我从J．P．那儿听来的一切——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和妻子曾住过的一套房子。那房子没有烟囱，因此，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现在想起了它。但我记起了那房子，记起我们刚在那儿住了几星期，有天早晨听见外面有响声。那是星期天早晨，卧室里仍然很暗。但从卧室窗户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我凝神静听。我能听见什么东西正刮着房子侧墙。我跳下床去查看。 “我的天！”我妻子叫道，从床上坐起来，将脸上的头发甩开。接着她笑起来。“是文图里尼先生，”她说，“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说他今天要来刷房子。要早点儿。赶天热之前。我把这事儿全忘了，”她说，还笑着。“亲爱的，回床上来吧。就是他。” “等等，”我说。我将窗帘推开。屋外，那老头穿着白色连裤工作服正站在他的梯子旁边。我和老头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他是房主，好吧——这个穿连裤工作服的老头儿。但他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太大了。他也需要刮刮胡子了。他还戴了顶棒球帽以掩饰他的秃顶。真他妈该死，我想，如果他不是这么个怪老头儿。一股幸福的热浪涌过我的周身，我庆幸自己不是他——我是我，我和老婆在卧室里。 他突然用大拇指指了指太阳，又假装抹了抹前额。他想让我知道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突然又咧嘴笑起来。那时我才发现我还光着身子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看他，耸耸肩。他指望我什么样？ 我妻子笑了。“好啦，”她说，“快进被窝里来吧。马上。立刻。快回床上来。” 我将窗帘放下来，却仍在窗边站着。我能看见那老伙计对自己点点头，似乎在说，“去吧，小伙子，上床去吧。我理解。”他用力拉了拉帽檐，准备开始他的工作。他提起桶，往梯子上爬去。 我靠坐在身后的阶梯上，将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没准今天下午，我会再给妻子打个电话的。然后再打电话看看我的女友怎么样了。但我不想让她那个多嘴儿子听电话。如果我打了，我希望他正好出去了，随便做什么他在家不做的事。我试图回忆我是否看过杰克·伦敦的什么书。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上中学时，曾读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生火》。那里面的小伙子在育空[④]冻僵了。想想看——如果他不能生起火来，他真就可能冻死。有了火，他就可以烤干袜子，烤干其它东西，还能暖和他自己。 他生着了火，但又出了意外。一团雪块正好掉在火上。火灭了。那时，天越来越冷。夜色降临了。 我从口袋里拿了些零钱出来。我要先给妻子打。如果她在，我就祝她新年快乐。但也仅此而已。我不会生出什么事端。我不会抬高嗓门。即使她挑起什么事，我也不会。她会问我从哪儿打的电话，我也只能告诉她。我不会表什么新年决心。这没什么玩笑好开。我跟她通完话，就给我的女友挂电话。也没准我会先给她打。我只是希望我别在电话上碰到她那个孩子。“你好，心肝儿，”她一来接我就这么说。“是我。” （2007.6.25.修译）

箱子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我母亲早已收拾停当，马上就要搬走了。星期天下午，就在最后一刻，她来了个电话，让我们过去吃饭。“我的冷冻箱在化冻，”她告诉我说，“我必须把这只鸡炸了，不然就坏了。”她说我们最好带上自己的盘子和刀叉，她的厨房用具大多已装了箱。“过来和我吃最后一次饭，”她说，“你和吉尔一起来。”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希望能想出个办法，但是没有。我只好对吉尔说，“我们去妈那边吃个告别餐吧。” 吉尔坐在桌边，面前是一本打开的希尔斯商品目录，她一边从里面挑选窗帘，一边听我打电话。她做了个鬼脸，“我们非得去？”她把那一页摺了个角，合上目录，叹了口气，说，“老天爷，就这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过去吃了两、三次了，她真的要走吗？” 吉尔从来都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今年三十五岁，短头发，替狗做美容为生。做这项她喜欢的工作之前，是个家庭主妇。后来，厄运降临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绑架了她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带到澳大利亚去住。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次喝醉酒后，打破了她的耳膜，然后开着他们的车，穿过桥栏杆，翻到艾尔瓦河里。他没买人寿险，更别说财产险了，吉尔不得不借钱来安葬他。而且，有比这更绝的吗？她收到了张帐单，让她付修桥的费用。别忘了，她还得付自己的医药费。现在，她已从这些事里恢复过来了，并可以把它们当作故事来说了。但她对我母亲失去了耐心，我也早没了耐心，但我能有什么选择。 “她后天就走了，”我说，“哎，吉尔，别勉强自己，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我跟她说她去不去都不要紧，我可以说她的偏头疼发作了，反正我又不是从来没说过假话。 “我去，”她说。说完，她站起身，进了洗手间，那是她不高兴时爱去的地方。 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待在一起，和我母亲决定从加州搬过来的时间差不多。吉尔本想把这变成件好事，但我母亲来的实在不是时候，那时我俩正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吉尔说这让她想起了她第一任丈夫的母亲，“她粘住你不放，”吉尔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眼看着就要被闷死了。” 凭良心说，我妈把吉尔看成了个闯入者。就算退一步说，也不过是我老婆离开后、进入到我生活中的众多女孩里的一个。是一个（对她而言）会分去一部分感情、关心和一些有可能属于她的钱的人。是不是个值得尊重的人呢？绝对不是。我记得，我怎么会忘记，当年我们还没结婚呢，她就叫我老婆婊子。十五年后，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她还是叫她婊子。 吉尔和我妈在一起时，双方表面上还过得去。她们见面和告别时都要拥抱一番，谈论去哪儿买便宜货。但吉尔很害怕和我妈待在一起，她声称我妈把她的怜悯心都耗尽了，说我妈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有敌意，应该去找个发泄渠道。像她年龄段的人那样，做做编织，去老人中心玩玩纸牌，或者去教堂。总之，做点什么，这样的话，也让我俩过几天清净的日子。但我妈有她自己的解决方法，她宣布她要搬回加州去。让这个镇上的一切都见鬼去吧，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就是别人白送给她几个房子，她也决不会在这儿住下去。 做出搬家的决定后没两天，她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箱。这是去年一月或二月的事，反正是去年冬天。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这些箱子已在她的房子里放了好几个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你不得不绕着它们走，或从它们上面跨过去。谁的母亲也不能这么住着。 过了大约十分钟，吉尔从洗手间出来。我在看邻居给车换机油的当口，喝了瓶姜味汽水，又找到一截大麻烟屁股，正准备把它给抽了。吉尔不朝我看，径直走到厨房，把一些盘子和餐具放进一个纸袋里。当她经过起居室往回走时，我站了起来。我俩拥抱在一起。吉尔说，“没关系。”什么没关系，我有点诧异，就我而言，没有一件事是没关系的。但她抱着我，在我肩上轻轻地拍着。我能闻到她身上清洁剂的味道，她下班回来身上总带着这股味道，到处都是，连我们躺床上时也闻得到。她最后又拍了我一下，我们就出门了，开上车去镇子另一边我母亲那儿。 我喜欢我住的地方。刚搬来时并不是这样，晚上什么都没得干，很孤单。后来遇到了吉尔，没几个星期，她就把她的东西搬我这儿，和我住一起了。我们并没有个长远的目标，只是觉得生活在一起很愉快。我们都对对方说这次自己总算是走运了。但我母亲过的不太顺心，她写信告诉我她要搬我这儿来。我回信说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冬天的气候很糟糕，离镇子仅几哩的地方正在修监狱。我还告诉她说，夏天里，游人把这儿挤得水泄不通。但她就像根本没收到我的信一样，说搬就搬过来了。然而，在镇子上住了还没到一个月，就告诉我她恨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她搬过来和不喜欢这个地方，都是我的错。她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地方如何糟糕，吉尔称这为‘增加负罪感’。她告诉我公交车服务很差，驾驶员一点也不友好。至于老人活动中心的那些人――她不想和他们一起玩纸牌。“他们可以去下地狱了，”她说，“带上他们的纸牌游戏。”超市里的工作人员粗暴无理，修车站的人对她和她的车都不在乎。对租房子给她的那个人，拉里?海德洛克，她早有了自己的成见。她称他为拉里国王，“就因为有几间破房子，几个臭钱，他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我真希望我从来就没见到过他。” 她搬来时正值八月，热的要命。一到九月，就开始下雨，连着几周，几乎天天都在下。十月份，天气转冷，十一月和十二月又下上了雪。但早在这之前，她就开始抱怨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以至于我不想再多听一句，我最终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哭了，我抱了抱她，觉得事情过去了。但没过几天，她又老调重谈。圣诞节前，她打电话过来，看我什么时候把给她的礼物送过去。她没有摆圣诞树，根本就没打算摆，她说。而后，她又说了些其它的事，说如果天气再不好转的话，她就去死。 “别说疯话，”我说。 “我说的是真的，宝贝。除非是从我的棺材里，我不想再多看这儿一眼。我恨这该死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搬这儿来，我真希望我能一死了之。”她说。 我记得我握着话筒，看着外面一个高高挂在电线杆上的人。他正在修理电线，雪花在他的头上打转。在我看他的当口，他的身体正向外倾斜着，全靠一根安全带拉着他。如果他掉下来会怎样，我在想。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我必须说点什么，但我脑子尽是些不值钱的感情，和一些任何做儿子的都不该承认的想法。“你是我母亲，”我最后说，“我怎样才能帮你？” “宝贝，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了，”她说。“能帮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我想喜欢这个地方来着，我想着我们一起去野餐，开车兜风。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总是那么忙，不上班的时候总和吉尔待着。从来不在家，即使在的话，也不接电话。这么说吧，我根本见不着你。”她说。 “这不是实话，”我说。她说的确实不是事实，但她就像没听见我说的一样，不停地往下说。也许她真的没听见。 “还有，”她说，“这天气也要我的命，见了鬼的冷。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里是北极？如果你说了的话，我决不会来的。我想搬回加州去，宝贝。在那儿我可以出门走走，这儿我哪也去不了。加州那边有人，有关心我的朋友，这儿谁都不管别人的死活。唉，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坚持到六月，如果我能活到六月的话，我就永远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住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聊聊天气都不行，天气是她的心病。我们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别人在夏天里度假，我妈却在那时搬家。这是从多年前，我爸丢了工作后开始的。我爸被解雇后，他们把房子卖了（好像这是件应该做的事情），去了个他们觉得有点希望的地方。当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时，他们就搬走了。他们不停地搬东搬西，住在租来的房子、公寓、汽车房子里，甚至还住过汽车旅馆。他们不停地搬，每搬一次，东西就少一点。有两次他们正好经过我居住的小镇，就搬来和我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像是迁徙的动物，只是他们的走动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搬来搬去。有时，为了那片‘更绿的草地’，他们甚至搬到外州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北加州转悠。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想我母亲会在一个地方多待一会儿了。但她没有，仍在搬个不停。我有次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我甚至说我可以帮她付钱。但她根本不理我，打点好她的东西，就搬走了。我这是孤注一掷，不然也不会去提心理医生。 她总在不停地打包和拆包。有时，一年里要搬两、三次。她总在说就要离开的地方的坏话，对将去的地方充满希望。她的邮件被搞的一团糟，救济金支票寄丢了，她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写信，来纠正这些错误。有时，她搬出一幢公寓，住进仅几步远的另一幢公寓，一个月后，又搬回原来那幢公寓，只是换了个楼层或朝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搬过来时，我特意帮她租了套房子，并确认她会喜欢屋里的家具和布置。“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活力，”吉尔说。这给她点事情做做，我猜她肯定从中得到点常人不可思议的满足。但不管是哪种满足，吉尔觉得我妈肯定是神经不正常。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怎样告诉你自己的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又怎么办？精神失常并不能阻止她计划和执行她的下一个搬家计划。 我们到来时，她正在屋子的后面等着我们。她今年七十岁，头发已经灰白，戴着付莱茵石框架的眼镜。她这一生里，没生过一天病。她先拥抱了吉尔，再拥抱我。她眼睛发亮，像喝了酒一样，但她并没有喝酒。好几年前，在我爸戒了酒后，她就跟着把酒给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好，”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子捅了下鸡胸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忍受的话，那就是半生不熟的鸡，我想是熟了。你们为什么不坐下？随便坐。我到现在还闹不清这个炉子，烤箱热起来太快。我不喜欢电炉子，从来就没喜欢过。把这些废物从椅子上拿开，吉尔，我住在这儿戒了。我们结束了拥抱，进了屋。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我闻到她厨房飘出来的味道，才想起来我早饭后什么都没吃，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我饿的不行了，”我说。 “味道真好，”吉尔说。 “希望它好吃，”我母亲说。“但愿这鸡已经熟了。”她打开锅盖，用叉就像个被诅咒的吉普赛人，希望不会太久了。”她见我在到处找烟灰缸，“在你身后，”她说。“在窗台上面，宝贝。你坐下前，能不能给我们倒点百事可乐？只好用这些纸杯子了，我应该让你们带些杯子过来。可乐冰吗？我没有冰了，这个冷冻箱一点都不保温，一钱不值，我的冰淇淋都成汤了，这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冷冻箱。” 她把鸡叉到一个盘子里，把盛了鸡的盘子和豆子、凉拌卷心菜和白面包等，一起放在桌子上，又检查了一下是否忘记了什么，盐和胡椒。“坐吧，”她说。 我们把椅子拉近桌子，吉尔把盘子从纸袋里拿出来，分给大家。“搬回去后你住哪儿？”她说，“有地方了吗？” 我母亲把鸡递给吉尔，说，“我给原来的房东写了封信，她回信说有个一层的单元，非常好。离公交车站近，附近有很多商店，还有个银行和超市，是个最理想的地方。我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那儿。”说完后，她给自己加了点凉拌卷心菜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吉尔说。“如果那地方那么好。”她拿起鸡腿，看了看，咬了一口。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隔壁住着个酒鬼，是个老女人。她从早喝到晚，墙壁太薄了，连她嚼冰块的声音我都听得见。她必须借助助步器才能走动，但这并没让她停下来。从早到晚都能听见那个助步器在地板上刮出的声音，还有她关冷冻箱门发出的声音。”想起她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她摇了摇头。“我不得不搬走，一天到晚都是这喀嚓喀嚓的声音，真受不了，实在不能那样住着。这次我和经理说了，我不想和酒鬼做邻居，不想要第二层的。第二层看出去是停车场，其它什么也没有。”她等着吉尔再说些什么，吉尔没有再说。我妈转过头来看我。 我像只饿狼一样，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不停地嚼着，看着靠冰箱堆起的箱子，给自己添了点凉拌卷心菜。 没一会儿，我就吃完了，我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拉里?海德洛克开车来到屋子的后面，把车停在了我车的旁边。他从小卡车上搬下来个割草机。我通过桌子前方的窗户看着他，他没朝这边看。 “他想干什么？”我妈停了下来，说。 “看上去好像是来帮你割草，”我说。 “根本就不需要割，”她说，“他上周刚割过，有什么好割的？” “是为了新房客，”吉尔说，“不管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没再说什么，接着吃她的饭。 拉里?海德洛克发动了他的割草机，开始割草。我和他有点熟，当初我告诉他我母亲要租房时，他把租金减了二十五块。他是个鳏夫，大块头，六十来岁，是个有点幽默感，但却不太开朗的人。他胳膊上布满了白毛，白头发也从他的帽子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样子就像杂志插图上的农夫，但他不是。他是个退了休的建筑工人，有点儿存款。开始那段时间里，我还幻想着他和我妈在一起吃吃饭，成为朋友。 “这就是国王，”我母亲说，“拉里国王。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有钱，可以住在大房子里，多收别人的租金。好吧，我希望离开后，再也不用见到他那张吝啬的老脸。把鸡都吃掉。”她对我说。我摇了摇头，点了根烟。拉里推着割草机从窗前经过。 “过不了多久，你就再也不用见到他了，”吉尔说。 “我很高兴，吉尔。但我知道他不会把押金退给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我就是知道，”她说，“我和这类人打过交道，他们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 吉尔说，“不会太久了，你再也不需要和他打任何交道了。” “我太高兴了。” “但其他人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吉尔说。 “我现在不想去想那个，吉尔。”我母亲说。 吉尔清理桌子时，她去煮咖啡，我把杯子冲干净。倒上咖啡后，我们端着杯子，绕过贴着‘小摆饰’标签的箱子，进了起居室。 拉里?海德洛克在房子的一侧割草，前面街道上往来的车辆开的都很慢，太阳已落到树梢下面。我能听见割草机发出的震动声，几只黑色的鸟飞离电线，落在前院刚割过的草坪上。 “我会想你的，宝贝，”我母亲说，她接着又说，“我也会想你，吉尔。我会想你们俩。” 吉尔点了点头，呷了口咖啡，说，“祝你一路顺风，找到你满意的住处。” “等我收拾停当后，这是我最后一次搬家了，老天保佑，希望你们过来看我。”我母亲说。她看着我，希望得到点肯定的答复。 “我们会的，”我说。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在那儿生活的一塌糊涂，我不会回去的。 “你要是能够在这儿待得愉快就好了，”吉尔说，“要是能再多待一会儿就好了，你知道吗？你儿子为你都操心死了。” “吉尔，”我说。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停下来。“他为此常睡不着觉，有时半夜里醒过来，会说‘我替我妈担心，睡不着。’你看，”她边说边看我。“这一直憋在我心里，现在总算说出来了。” “这会让我怎么想？”我母亲说。她接着说道，“其他和我一样年龄的女人可以活的很愉快，我为什么不能像她们那样？我只想有间房子，住在一个能让自己高兴的镇子里，难道这有罪？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我没向生活要太多的东西。”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等着吉尔告诉她她没有要的太多，但吉尔什么都没说。没一会儿，我妈就开始想那些会让她愉快的方案。 过了一会儿，吉尔开始低头看自己的杯子，又加了点咖啡。我看得出来她已不在听了，但我妈仍在说个不停。黑色的鸟在前院的草地上走动。我听见割草机的声音突然加大，‘轰’的一声就停了下来，显然是叶片被一大块草卡住了。拉里试了好几次，才把割草机重新发动起来，鸟们纷纷飞回到电线上，吉尔在剔她的一个指甲盖。我母亲说旧家具收购商明早会来，收购那些她不准备托运和随身带走的东西：桌椅、电视机、沙发和床。但他告诉她说不想要那张牌桌，我妈准备把它扔了，除非我们想要。 “我们要，”我说。吉尔看了我们一眼，想说些什么，又改了主意。 我明天下午将把这些箱子运到长途汽车站，再把它们托运到加州。我妈最后一晚将会住在我们那儿，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从现在算起的两天后，她就上路了。 她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一遍遍地唠叨着将要开始的旅程。她准备一直开到下午四点，然后找个汽车旅馆过夜，她估计天黑前能赶到尤金。尤金是个很不错的小镇，她来我这儿时曾在那儿住过一夜。第二天一早离开旅馆，如果上帝关照她的话，下午就能到加州。上帝会关照她的，她知道。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她到现在还活在世上？他早为她规划好了。她近来总在祷告，也在为我祷告。 “为什么你要替他祷告？”吉尔想知道。 “因为我想这么做，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祷告了？也许有人不需要，我不知道，我还能知道什么？”她用手把额前的乱发理了理。 割草机劈啪了几声就停了下来，没多久，就见拉里绕到屋子的后面，把水管子拖出来。他把水管子接好，又回到屋后去开水，洒水器就转了起来。 我母亲开始罗列自她搬来后，拉里所做的对不起她的事情，当然，这都是她的主观想象。我也不在听了，开始想她就要上路的事。没人能够说得动她，阻止她做任何事情。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她捆起来，或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也许我最后不得不这么做。我真替她着急，她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知道，她是我仅有的亲属。她不喜欢这里，想离开，这让我很难过。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回加州去。想到这，我突然领悟过来，她走了以后，我可能真的再也见不着她了。 我看着我妈，她停了下来。吉尔抬起头，她们都看着我。 “怎么了,宝贝？”我妈说。 “哪儿不舒服？”吉尔说。 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捂住脸，身体向前倾着。我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并为自己这么做感到难堪，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个给我生命的女人和那个我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同时惊呼并向我围拢来，我的头埋在手里，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我闭着眼，听着洒水器喷出的水柱抽打青草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哪儿不舒服？”她们问道。 “没什么，”我说。过了一会，真的好多了。我抬起头来，睁开眼，取了根烟。 “明白我说的了吧？”吉尔说。“你把他给逼疯了，他因为替你担心，自己都不正常了。”她在我椅子的一边，我妈在另一边，她们随时可以把我一撕两半。 “我巴不得马上就去死，省得碍别人的事，”我母亲平静地说道。“汉纳【译注】，请你帮助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再来点咖啡，怎样？”我说。“也许看上会儿新闻，”我说，“我和吉尔也就该回家了。”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去给我妈送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送行了。我没叫醒吉尔，就算她上班迟到点也没什么了不起，给狗洗澡和剪毛不是件要紧的事。我妈挽着我的手臂，我陪她走到车前，为她打开车门。她穿着白色的休闲裤，宽松的白衬衫和一双白拖鞋。头发向后挽着，扎着条头巾，也是白色的。将会是个好天气，天空已透亮和泛出蓝色。 车的前排座位上放着地图和盛着咖啡的保温杯。我妈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已忘记了她刚把它们拿出来。她转过身，朝着我说，“让我再抱你一次，让我搂搂你的脖子。我知道，我会很久都见不着你的。”她用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往身边拉了拉，就哭开了。但她几乎马上就停了下来，后退了一步，用手掌压住眼睛。“我说了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我会想你的，宝贝，”她说，“我只能咬牙挺过这一段，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无法经历的事，我想我会度过这个难关的。”她上了车，把车发动了，让引擎空转着，她把车窗摇了下来。 “我会想你的，”我说。我确实会。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妈，我怎会不想她呢？但是，老天原谅我，我同时有点高兴，她终于要走了。 “再见了，”她说。“告诉吉尔，谢谢昨天的晚饭，告诉她我说了再见。” “我会的，”我说。我站在那儿，想再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这么互相看着，都想笑一笑，好让对方放心。突然，她眼睛闪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想到了她的旅程和今天得开多远。她把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看看前方的路。然后把车窗摇起来，挂上档，就开走了。在十字路口，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红灯。当我见她过了红绿灯、向高速公路的方向开去后，就回到屋里，接着喝咖啡。刚开始，心里觉得有点难受。过了一会，这股难受劲就过去了，我开始想些其它的事情。 几天后，母亲从她的新住处打来电话，她正忙着整理，到了个新地方后，她总是这样。她告诉我说，回到阳光充沛的加州后，感觉很好，我定会为此而高兴的。但她又说她住的地方空气里有点怪东西，可能是花粉，让她老是打喷嚏。交通和过去比也挤多了，她不记得她住的地方有这么多车辆往来。自然，那里的人开车还是那么疯狂。“加州司机，”她说，“你还能期望什么？”气候异常地炎热，她觉得她公寓的空调工作不正常。我让她去找公寓的经理，“你需要她的时候从来见不着她，”我母亲说。她希望她搬回加州不是个错误的举动。她停顿了一下，等着我的回应。 我靠窗站着，话筒压在耳朵上，看着远处镇上的灯光和近处亮着灯的房子。吉尔在桌旁坐着，随手翻着那本目录，竖着耳朵在听。 “你没挂吧？”我母亲问道。“我希望你说点什么。” 不知道怎么搞得，我突然想起了我爸用过的爱称。这往往是在他没喝醉、想对我妈说两句好听的时候。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每次听到这个，我就有股温暖感，不再那么害怕，对将来也更有信心。“亲爱的，”他会说，有时，为显示亲密，他也叫她‘心爱的’。“亲爱的，”他会说，“如果你去商店的话，能帮我带盒烟回来吗？”或“心爱的，你感冒好点了吗？”“亲爱的，见到我的咖啡杯了吗？” 我还没想好接下来怎么说，这个词就从我嘴里滑了出来。“亲爱的。”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叫她‘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怕，”我说。我告诉我母亲我爱她，我会给她写信。而后，我道了再见，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窗前，半天都没动，看着邻居家亮着灯的房子。一辆车从路上拐了下来，开上了车道。门廊的灯亮了，房子的门也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站在门廊前等着。 吉尔翻着她的商品目录，她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她说。“这和我想象的更接近，你来看看，可以吗？”但我没去看，我对窗帘一点兴趣也没有。“外面有什么，宝贝？”她说，“说给我听听。” 有什么好说的？对面的人拥抱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一起进屋了。他们忘记了关灯，后来想起来了，就把灯关掉了。 【译注】汉纳（Hannah）是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可参见《撒母耳记》。人们常用‘汉纳的祷告’来表示虔诚的祷告。

洗澡 
（美）雷蒙德?卡佛 孔亚雷译 礼拜六下午，她开车来到市中心的一家面包房。浏览完一本页码松散，里面贴有各种蛋糕样品照片的册子之后，她订了一只巧克力蛋糕，她儿子的最爱。她挑的这只蛋糕表面装饰着一艘太空飞船和发射台，上面还有几点白色的星星。她儿子的名字斯科特会用绿色的糖霜写在蛋糕上，就好像那是太空飞船的名字。 当她告诉他斯科特就要八岁了时，那个面包师若有所思地听着。他是个老男人，穿着件式样古怪的围裙，一根用吊环系住的宽带子穿过腋下，在背后绕一圈，再在前边交叉，打成一个很粗的结。听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他双手不停地在围裙前面擦来擦去。当她在一边研究样品照片一边说话时，他湿漉漉的眼睛盯着她的嘴唇。 他随她慢慢看。他有的是时间。 她决定了要那只太空飞船蛋糕，然后她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面包师。蛋糕将在礼拜一上午做好，在礼拜一下午的生日派对之前。这就是那个面包师所有要说的话。没有玩笑，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废话，只有这小小的，最简洁的信息交流。 礼拜一早上，男孩正走在上学的路上。他和另一个男孩一起，两个人边走边把一袋薯条前后传来传去。过生日的男孩正在试着从另一个男孩嘴里兜出他会送给自己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不留神，过生日的男孩偏离了人行道，被一辆汽车飞快地撞倒在地。他趴在地上，头伸进阴沟，两条腿在马路上蹬着，仿佛他正在爬过一堵墙。 另一个男孩手里拿着薯条呆在那儿。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留下还是该继续去上学。 过生日的男孩没有哭。他也不说话。当另一个男孩问他被车撞到是什么感觉时，他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转身回家，另一个男孩朝他挥挥手告别，然后一个人继续走向学校。 过生日的男孩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妈妈。他们一块儿坐在沙发上。她握住他的手放在她的两腿之间。就是在这时候，男孩突然抽出手，往后倒了下去。 当然，生日派对再也没有举行。男孩住进了医院。他妈妈守在床边。她在等待他醒来。男孩父亲从办公室赶来。他坐在她的旁边。于是现在是他们俩一起等待男孩醒来。他们等了好几个钟头，然后男孩父亲决定回家洗个澡。 他从医院开车回家。他开得比平常要快。迄今为止，他的人生一直都很美满。工作，孩子，家庭。他一直很幸运，很幸福。但现在恐惧使他想洗个澡。 他把车开进车道。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想让脚动起来。他的孩子被车撞了，正躺在医院里，但他会没事的。他下车走向门口。狗在叫，电话在响。电话铃响个不停，他打开门，手在墙上摸索着找电灯开关。 他拿起话筒。“我刚进门！”他说。 “有只蛋糕没拿。” 话筒另一头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 “蛋糕，”那个声音说。“十六美元。” 男孩父亲握着话筒贴在耳朵上，想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男孩父亲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倒了点威士忌。他给医院打电话。 男孩仍在昏睡。 趁给浴缸放水的时间，他在脸上涂满泡沫刮了胡子。电话又响起来时，他正躺在浴缸里。他从水里站起来，急匆匆地穿过房间，嘴里说着“蠢，真蠢”，因为如果他好好呆在医院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狼狈了。他抓起话筒吼了一声，“喂！” 那个声音说，“已经做好了。” 午夜过后，男孩父亲回到医院。他妻子还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抬头看看丈夫，然后又转过去看着孩子。床上方的一个装置上挂着一瓶液体，液体通过一条软管输到男孩体内。 “这是什么？”男人问。 “葡萄糖。” 他把手放到妻子的脑后。 “他会醒过来的，”男人说。 “我知道，” 过了一小会儿男人又说，“回家让我来替你。” 她摇摇头。“不要，”她说。 “真的，”他说，“回家休息一会儿。不用担心。他在睡觉，仅此而已。” 一名护士推开门。她对他们点点头，朝床走过去。她从被单下拿出男孩的左胳膊，把手指头放到男孩的手腕上。然后她把男孩的胳膊又放回被单里，在系在床尾的笔记板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么样？”女人问。 “情况稳定，”护士说。她接着又说，“医生马上就来。” “我正在说她应该回家稍微休息一会儿，”男人说，“等医生来了以后。” “她是可以去休息一下，”护士说。 “我们要听听医生怎么说。”女人说。她抬起手捂住眼睛，头倾向前面。 那个护士说，“当然。” 他凝视着自己的儿子，被单下他小小的胸部一起一伏。他感到更加害怕了。他开始摇头。他在嘴里像这样自言自语：儿子会好起来的。他只不过不是在家里睡觉，而是换成在这里睡觉。而睡觉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医生进来了。他和男人握握手。女人从椅子上站起来。 “安，”医生对她点点头。“我们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他走到床边，给男孩搭了搭脉。他翻开男孩的一只眼皮看了看，然后是另一只。他揭起被单听了听心音。他用手指在男孩身体各处按按。他走到床尾查看了记录表。他在记录表上标明时间，又潦草地写了点什么。然后他转过来对着男孩父母。 这医生是个英俊的男人。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显得很滋润。他身穿三件套的套装，色彩鲜艳的领带，衬衫袖口上用的是链扣。 男孩母亲在嘴里像这样自言自语：他刚从哪个地方发言回来。他们给他颁了枚特别奖章。 医生开口了，“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也没什么好担心。他很快就会醒的。”医生又看了男孩一眼。“等检查后我们会知道更多。” “哦，不。”男孩母亲说。 医生说，“有时候是会有这样情况。” “那么，你们不把这个叫昏迷，是吗？”男孩父亲问。 男孩父亲盯着医生，等待着。 “不，我不想称之为昏迷，”医生说，“他在睡觉。这是一种自我修复。身体在做它必须做的事。” “这就是昏迷，”男孩母亲说，“昏迷的一种。” 医生说，“不，我不会称这为昏迷。” 他拿起女人的双手拍了拍。他和男人握握手。 女人把手掌放到男孩的额头上放了一会儿。“至少他没有发烧，”她说。接着她又说，“我不知道。你来摸摸。” 男人把手掌放到男孩额头上。“我想这温度是正常的。”男人说。 女人在那儿又站了一会儿，牙齿咬住嘴唇。她走回椅子坐下。 男人在她旁边的椅子坐下。他想说点其它什么。但没什么要说的。他拿起她的手放到自己腿上。这让他感觉好一点。这让他感觉仿佛正在说着什么。他们就那样坐了一会儿，望着男孩，沉默不语。他时不时地捏捏她的手，直到她把手拿开。 “我祈祷了，”她说。 “我也是，”男人说，“我也祈祷了。” 一名护士进来检查了吊瓶的输液。 一名医生走进来，他自报姓名。这医生穿着双皮便鞋。 “我们要把他带下楼再拍几张片子，”他说，“我们还想做个扫描。” “扫描？”女人反问。她站在这位新医生跟床之间。 “没什么的。”他说。 “天哪。” 两个值班工人走进来。他们推着一辆像床似的东西。他们拔掉男孩的输液管，把他轻快地移到那个带轮子的东西上。 过生日的男孩被推回来时，已经是日出之后了。男孩父母跟着值班工人进电梯上到病房。他们又一次在床边的老位置坐下。 他们等了一整天。男孩还是没醒。医生进来，检查，又离开——在说了同样的话之后。不同的护士。不同的医生。一名护士进来给男孩抽血。 “我不懂干嘛要抽血，”男孩母亲对护士说。 “医生说的，”护士答道。 男孩母亲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停车场。开着大灯的汽车进进出出。她站在窗边，两手放在窗台上。她在嘴里像这样自言自语：我们现在陷进去了，陷进大麻烦了。 她很害怕。 她看到一辆车停下来，一个穿长风衣的女人坐进去。她想像自己就是那个女人。她想像自己正坐车离开这里，去到什么别的地方。 那个医生来了。他看起来气色很好，显得比以前更健康。他走到床边查看了一番孩子。“他的状况挺好。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 “但他还在睡。”男孩母亲说。 “是的，”医生道。 丈夫说，“她累了。她也饿了。” “她应该休息。应该吃点东西。安，”医生说。 “谢谢。”丈夫说。 他和医生握握手，医生拍拍他们的肩膀，走了。 “我想我们有个人应该回家看看，”男人说。“狗要喂了。” “打电话给邻居，”妻子说，“有人会喂的，如果你叫他们喂的话。” 她试着去想谁是合适人选。她闭上眼睛，试着想点什么，随便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也许我该回去一下。也许如果我不在这儿守着，他就会醒过来。也许是因为我守在这儿他才不醒。” “有可能，”丈夫说。 “我要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女人说。 “这才对，”男人说。 她拿起包。他帮她套上外衣。她走到门口，回头看看。她看看孩子，然后又看看孩子父亲。他朝她点头微笑。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尽头拐弯，看到一间小小的等候室。里面有一家人，都坐在柳条椅上，一个穿卡其布衬衫的男人，棒球帽朝后戴在头上，一个大块头的女人穿着家居服和拖鞋，还有个穿牛仔裤，头发编成许多古怪小辫的女孩，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轻薄的包装纸，泡沫塑料，咖啡棒，和几小包盐跟胡椒粉。 “尼尔森，”那个女人说。“是不是有尼尔森的消息？” 那个女人的眼睛瞪大了。 “现在就告诉我，夫人，”那个女人说。“是不是有尼尔森的消息？” 那个女人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那个男人用手抱住她的胳膊。 “别这样，别这样，”那个男人说。 “对不起，”男孩母亲说。“我在找电梯。我儿子在住院。我找不到电梯。” “电梯从那边往下走，”那个男人说，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右边。 “我儿子被车撞了，”男孩母亲说。“但他会好的。他休克了，但也有可能是某种昏迷。那正是我们所担心的，某种昏迷。我要走开一会儿。也许我会去洗个澡。我丈夫在陪他。他在守着。我不在时事情也许会有转机。我叫安?薇丝。” 那个男人在椅子里动了动身体。他摇摇头。 他说，“我们的尼尔森。” 她把车开进车道。狗从房子后面奔出来。它在草坪上绕着圈子跑。她闭上眼睛，把头抵在方向盘上。她听着发动机的声音。 她下车走到门口。她开灯烧水泡茶。她打开一罐狗粮喂了狗。她端着茶坐到沙发上。 电话响了。 “喂！”她说。“喂喂！” “薇丝太太，”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她说。“我是薇丝太太。是不是有斯科特的消息？” “斯科特，”那个声音说。“是有关于斯科特的消息，”那个声音接着说，“是的，当然有斯科特的消息。”

胖子 
作者：雷蒙德·卡佛 译者：星期三 我在我女朋友莉妲家。我们喝咖啡，抽烟，我就跟她说了这事。 下面就是我跟她讲的。 那是个礼拜三，一个还算清闲的夜晚临近打烊时分，艾尔伯把这个胖子领到我管区里坐下。 我从未见过像他这么胖的家伙，尽管除此以外他看上去挺干净，穿得也还不错。在他身上什么都是巨大的，不过最叫我惊讶的还是他的手指。当我停下来，给他旁边的一桌老夫妇点单的时候，我立刻就注意到了。比正常人的手指大三倍。那手指又长，又粗，全是肉。 我照管着我另外的桌子。一桌四个做生意的男人，很难伺候，另一桌四个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那对老夫妇。兰特给胖子杯子里倒上了水，我在过去之前给他留了充足的时间来决定点什么。 晚上好，先生，我对他说，您选好了吗？我问。 他那叫一个胖啊，莉妲！ 晚上好，他对我说。是的，老天，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在准备好可以点菜了，他说。 他就是这么说话的，你知道。有点古怪。而且时不时的，他会小口喘气。 我想我们先来个恺撒沙拉，他对我说。接着来个汤，请加上面包和黄油。然后，羊排，我想该不错。和一份烤土豆加酸奶油。至于甜点，我们待会儿再说。非常感谢，他说着把菜单递给我。 他的那些手指呦，莉妲！ 我冲进厨房把点单交给卢迪，他做个鬼脸接过去。你知道他，卢迪。他干活时总这样。 我从厨房出来的时候，玛戈——我跟你说过玛戈？就是那个老和卢迪挤眉弄眼的姑娘？玛戈对我说，那是谁啊，你那胖哥们？简直就是个不倒翁！ 好吧，他们都闹开了，当然的。是啊，他们都在闹，我可以肯定。 我把恺撒沙拉送到他桌上，他一边留神着我的每个动作，一边给他的面包片涂黄油，他不停喘着气，把面包片搁在碟子边。至于我，我脑子里乱哄哄，把他的水杯也碰翻了。 啊，对不起！我对他说。都是太心急了的缘故，我很抱歉，我跟他说，您没事吧，我去叫个服务生来给您弄干净，我跟他说。 一点也没关系，他对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对我说，而且他喘气。别为这个在意，这事常有，他跟我说。我走开去找兰特时他冲我笑了笑还做了个手势，等我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黄油面包都吞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给他添上面包的时候，他已经吃完了他的沙拉。你知道那有多大份量，一个恺撒沙拉？ 太谢谢了，他跟我说。这面包非常可口。他对我说。 谢谢，我说。 真的，味道太好了，他对我说。老实讲，我们很少吃到这样的好面包，他对我说。 您从哪儿来？我问他。我想以前没见过您，我跟他说。 这不是那种能叫人忘得了的人，莉妲轻笑着来了一句。 丹佛，他回答说。 我没继续问下去，然而他的回答叫我觉得有些诧异。 您的汤马上就来，先生，我对他说，然后我去给那四个难伺候的生意人结帐。 等我给他送上汤，我看见他的面包已经再次全部消失了，他正把最后一小块往嘴里塞呐。 请相信我，他对我说，不是每天我们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美味，他对我说，您别见怪，他对我说。 啊，您别这么说，真的，我跟他说，看到有人出于好意的吃也是件叫人高兴的事，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对我说，您说得大概没错，他说。他放好餐巾，拿起了他的汤匙。 老天，这家伙真肥！兰特说。 他也没办法，你就少说两句吧，我跟他说。 我把另一篮面包和附加的黄油搁到他面前。汤您喜欢吗？我问他。 非常好，谢谢，他对我说。味道好极了，他加上一句。他擦擦嘴，又仔细的抹了抹下巴。是这儿太热还是就我这么觉得？他跟我说。 不，这儿的确是热，真的，我对他说。 也许咱们最好把外套脱了，他对我说。 没错，我跟他说，咱们怎么舒服怎么来，我跟他说。 可是过了一会儿我见他始终穿着他的外套。 我照管的另两张桌上的四个客人现在都走了。那对老夫妇也走了。大堂里慢慢的空下来。当我给他送羊排，烤土豆，和附加的面包黄油的时候，他是剩下唯一的客人了。 我在他的烤土豆上浇了很多酸奶油。我把培根丁和葱丝撒在酸奶油上。我给他端上面包和黄油。 您要的都齐了吧？我问他。 太好了，他对我说，喘着气。太棒了，谢谢，他说，然后他又喘气。 祝您胃口好，我对他说。我揭开糖罐的盖子往里看，他晃着脑袋，眼睛盯着我直到我决定走开。 我是在找什么东西，现在我明白了。但是找什么呢？这个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怎么样了？那个大肚皮？他会叫你跑断腿的，哈瑞特跟我说，你知道哈瑞特。 甜点，我对胖子说，有厨师蛋糕，是一种加英国沙士的布丁，或者芝士蛋糕，配香草冰激凌或者菠萝果汁。 我们不会耽搁您吧，至少？他一边说一边喘气，神色忧虑。 一点儿也不，我跟他说。当然不会，我说。您慢慢选，我跟他说，趁您考虑的工夫我去给您拿咖啡来。 咱们还是直接跟您说了吧，他在座位上扭动着对我说。咱们想要个厨师蛋糕，不过咱们也挺想一块来个香草冰激凌。请加上一点点巧克力酱。咱们已经跟您说过了咱们肚子饿，他对我说。 我到厨房亲自给他准备他的甜点，卢迪问我，哈瑞特说你桌上来了一个马戏团的大人物，世界上最胖的家伙，是真的么？ 卢迪这会儿已经把他的围裙和厨师帽都脱了，所以你明白的。 他很胖，卢迪，我说，但除了胖还有别的。 他听了这话乐得不行，卢迪。 他们都说，她对那大个儿有种偏爱，他说。 你得好好看着她，卢迪，这会儿正好走进厨房的乔安娜来了一句。 我觉得我要开始吃醋啦，卢迪对她说。我把一块厨师蛋糕，一大杯香草冰激凌和一小罐巧克力酱放到胖子面前。 太谢谢了，他对我说。 不客气，我跟他说——就在那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着有点感动。 不管您信不信，咱们不是每天都能这样吃的，他跟我说。 我，我吃，我吃但是不管用，我跟他说，我挺想长胖点，我说。 不，他对我说，如果咱们可以选择的话，那一定是不要。但是咱们没的选择。 说完了，他拿起小勺，开始吃。 然后呢？莉妲追问，她拿起我的一根烟点着了，把她的椅子拉近桌子。你的故事开始变得有趣了，她说。 没有了，就在那儿结束了。他吃完了他的甜点，然后他走了。我们回家，卢迪和我。 真是个不倒翁！卢迪一边说一边伸懒腰就像他累了的时候常做的那样。然后他笑了，他开始看电视。 我烧水准备泡茶，我要去睡了。我把一只手搁到我肚子上，我思量着如果我有了孩子，而且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也变得那么胖会怎么样。 我把水倒进茶壶，在托盘里摆上杯子，糖罐和一盒淡奶，端给卢迪。他似乎一直在想这事，跟我说：我从前也认识一个胖子，甚至两个，两个真的很胖的家伙，那会我还小。他们的那肚腩啊，老天！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有一个，他们除了“胖墩”不叫他别的。胖墩，这是他们给这住在我家隔壁的小孩起的名字。没错，他是我邻居。另外一个是后来才来的。他的名字，是嘟嘟。所有的人都这么叫他，除了那些老师。嘟嘟和胖墩。真可惜我没有他们的照片，卢迪说。 我找不出什么跟他说的，我们喝了茶，我很快就起身准备上床了。卢迪也站起来，关了电视，把门上两道锁都锁上了后，他开始脱衣服。 我上了床，紧贴着床边，我俯身躺着。可是熄了灯，钻到被单下的卢迪立刻抱住了我。我翻过身仰面躺着让他去弄，可我心里并不乐意。就是在那会儿，当他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突然有种变得非常非常胖的感觉。胖得无与伦比。那么胖以至于卢迪变成了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东西。 挺有趣，你的故事，莉妲说，不过我看得出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觉得有点沮丧，不过我没告诉她。我已经跟她说得太多了。 她坐在那儿等着，用手指尖摸着她的头发。 她在等什么啊？这个，我倒挺想知道。 我们是在八月里。 我感觉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作者：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厄尔·奥伯是个失了业的推销员，他妻子多琳晚上在镇边上的一家通宵咖啡屋当女招待。一天晚上，厄尔正喝着酒，突然就冒出了去那家咖啡屋转一圈、吃点东西的念头。他想看看多琳工作的地方，还想看看能不能从那儿蹭点儿白食。 他坐在柜台前，看着菜单。 “你来这儿干什么？”多琳看见他坐那儿，问道。 她把一份菜单递给厨子。“厄尔，你想来点儿什么？”她说，“孩子们都好?” “他们很好，”厄尔说，“我要杯咖啡，再来一个二号的三明治。” 多琳写了下来。 "有机会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对她说，眨了眨眼。 "没有。"她说，"这会儿别跟我说话。我忙着呢。" 厄尔喝着咖啡，等着三明治。两个身穿西装的男人，领带松着，领口敞着，坐到了他的身边，要了咖啡。多琳提着咖啡壶走开后，其中的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屁股，我简直无法相信。” 另一个笑了。"我见过更棒的，"他说。 "我正是这个意思，"第一个说，"不过有些蠢货就喜欢她们的那玩意儿肥。" "我可不是，"另一个说。 "我也不喜欢，"第一个说，"我刚才就是这意思。" 多琳把三明治放在厄尔的面前。三明治边上有炸薯条、凉拌卷心菜和酸黄瓜。 "还要什么？"她说。"来杯牛奶？" 他没说什么。见她还在那儿站着，他摇了摇头。 "再给你来点咖啡。"她说。 她提着壶回来，为他和另外那两位加了咖啡。而后，她拿起一个盘子，去盛冰淇淋。她拿着把勺子，弯下腰去舀桶里的冰淇淋。白色的裙子一下子贴住了她的臀部，并沿着她的大腿慢慢往上滑，露出了粉色的裤带，和结实、灰白的大腿，上面有些茸茸的细毛，血管毕露。 那两个坐在厄尔身边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抬了抬眉毛。另一个咧嘴一笑，眼睛从杯子上方直勾勾地盯着多琳看，她正用调羹往冰淇淋上浇巧克力糖汁。当她开始摇起沫奶油罐子时，厄尔站了起来，他丢下饭菜，朝门口走去。听见她在喊他，他没有回头。 他去孩子们那儿看了看，然后进了另一间卧室，脱了衣服。他盖上床单，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一种无名的烦躁涌到了他的脸上，并蔓延到他的肚子和腿上。他睁开眼睛，脑袋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后来，他侧过身子，睡了过去。 早晨，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多琳走进卧室，拉起百叶窗。厄尔已经醒了。 "你自个儿照照镜子吧，"他说。 "什么？"她说，"你在说什么？" "照照镜子瞧瞧你自己。"他说。 "让我瞧什么？"她问。不过她已经朝梳妆台上的镜子望过去，把头发从肩头拨开。 "怎样？"他说。 "什么怎样？"她问。 "我不想多说，"他说，"不过我想你最好考虑一下节食。我说的是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你可以减掉几磅。别发火。"他说。 "你说什么呀？"她说。 "我刚说了，我觉得你应该减掉几磅。就几磅"他说。 "你过去从来没说过，"她说。她把睡袍撩到屁股上，转身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肚子。 "过去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斟酌着字句。 睡袍仍然堆在的腰上，多琳背对着镜子，转过头来看自己。她用一只手托起半边屁股，又把它放下来。 厄尔合上了眼睛。"也许是我想错了，"他说。 "我想我可以减一点。不过很难。"她说。 "你说得对，是不容易。"他说，"不过我会帮助你。" "可能你是对的，"她说。她松手放下睡衣，望着他，而后，她把睡衣脱了。 他们讨论了节食的方法，讨论了蛋白质节食法、蔬菜节食法、柚子汁节食法。不过发现他们没钱买蛋白质节食法所需要的牛排。多琳说她不喜欢吃太多的蔬菜。而且，由于她并不怎么喜欢柚子汁，她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种节食法。 "好了，算了吧，"他说。 "不，你是对的，"她说，"我要想点办法。" "运动怎么样？"他说。 "我在那儿运动的够多的了。"她说。 "那就别吃东西了，"厄尔说，"好在就几天。" "好吧，"她说，"我试试吧。我试几天。你说服了我。" "我是个成事者，"厄尔说。 他算了算他们活期帐户上的余额，然后开车去了减价商店，买了一台在浴室里用的秤。女店员算帐时，他看了她一眼。 回家后，他让多琳脱光衣服站到秤上。看见那些血管时，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头划过她露在大腿上的一根血管。 "你在干什么？"她问。 "没干什么。"他说。 他看看秤，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个数字。 "可以了，"厄尔说，"好了。" 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面试。雇主是个大块头，他一瘸一拐地领着厄尔，到库房去看那些卫生间的设备。他问厄尔能不能经常出差。 "当然能，"厄尔说。 那人点点头。 厄尔笑了。 开门之前他就听见了电视的声音，当他穿过起居室时，孩子们连头都没抬。多琳在厨房里，穿着工作服，正在吃炒鸡蛋和咸肉。 "你干什么呢？"厄尔说。 她鼓着两腮，继续嚼着食物。不过，她马上又把所有东西都吐到餐巾纸里。 "我忍不住了，"她说。 "蠢货，"厄尔说，"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啊！"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在被子上。他还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把手垫在头下，看着天花板。 她打开门。 "我再试一次吧，"多琳说。 "好吧，"他说。 第三天早晨，她把他叫进浴室。“看，”她说。 他看了看秤上的数字。然后拉开抽屉，拿出那张纸，在她的笑声里他又看了一遍秤。 "减了四分之三磅，"她说。 "有进步，"他说，拍了拍她的屁股。 读完分类广告，他就去了州职业介绍所。每隔三、四天，他就得开车去什么地方面试，晚上回来后，他数着她的小费。把一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抹抹平，然后把五分，一角和两角五分硬币一元一元地码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她过过秤。 两周内，她的体重就少了三磅半。 "我吃的很少，"她说，"我一整天都饿着自己，上班时也一样，集少成多。" 但一周以后，她竟一下子掉了五磅。再一周后，九磅半。她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宽松了。她只好动用了用作租房的钱，买了一套新制服。 "上班时，大家都在议论，"她说。 "都说什么？"厄尔说。 "说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她说，"说我都不像我了。他们担心我体重掉得太多了。" "减重又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必理睬他们。让他们别管别人的事。他们又不是你丈夫。你不是非和他们生活不可。" "可我得和他们在一块儿工作，"多琳说。 "这没错，"厄尔说，"但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每天早晨，他都跟着她进浴室，等她站到秤上去。他跪着，手里拿着铅笔和纸。纸上写满了日期、星期几、数字。他读完秤，就对照纸片看看，既不点头也不噘嘴。 多琳现在呆在床上的时间多了。孩子们去上学以后，她又回床上睡觉。下午上班之前还要先睡一会儿。厄尔帮着做家务，自己看电视，好让她睡觉。所有采购的事他都包了，还得不时地出去面试工作。 一天晚上，把孩子们弄上床后，他关了电视，决定出去喝几杯。酒吧打烊后，他开车去了咖啡店。 他坐在柜台前，等人来服务。她看见了他，说："孩子都没事？" 厄尔点点头。 他不慌不忙地点着菜。看着她在柜台后面转来转去。最后，他要了份乳酪汉堡包。她把单子递给厨子，又去招呼别的顾客。 另一名女招待提着咖啡壶过来，给厄尔的杯子倒满。 "你的朋友叫什么?"他说，并朝自己的老婆点了下头。 "她叫多琳，"女招待说。 "她看上去跟我上次来这儿时大不一样了，"他说。 "我不知道，"女招待说。 他吃着汉堡包，喝着咖啡。不时地有人在柜台前坐下，又有人离去。大部分柜前的客人都是多琳招呼的，其他女招待偶尔也过来开单子。厄尔看着他老婆，非常留心地听着。有两次，他因为要去洗手间，不得已离开了座位。每次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第二次回来，他发现他的杯子被收走了，位子也被另一个人占了。他端了张凳子，坐在了柜台的一端，靠着一位穿条纹衬衣、年龄稍长的人。 "你要什么？"多琳又见到厄尔时说。"还不回家？" "给我来些咖啡，"他说。 厄尔身旁的人正在看报纸。他抬了抬头，看多琳给厄尔倒了杯咖啡。多琳走开时，他瞥了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厄尔咂着咖啡，等那男人开口。他用眼角瞟着他。那人吃完以后，把盘子推到一边，点上一支烟，把报纸对折起来，继续看。 多琳走过来，撤走了脏盘子，给那人添了些咖啡。 "你觉得那东西怎么样？"多琳走到柜台那边时，厄尔用下巴点着她问那男人。"你不觉得她有点儿特殊吗？" 那人抬起头。他先看多琳，又看厄尔，然后低头看他的报纸。 "嘿，你觉得怎么样？"厄尔说，"我问你呢。看着好还是不好？告诉我。" 那人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当多琳又朝柜台走过来时，厄尔拍拍那人的肩说道，"让我告诉你，听着。看着她的屁股，瞧我的。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圣代吗？"厄尔朝多琳叫道。 她在他面前站定，呼出一口气。而后她转过身，拿了个盘子和冰淇淋勺。她靠着冰柜的边，弯身下去，用勺子去挖冰淇淋。厄尔看了看那男人，多琳的裙子爬上她的大腿时，他朝他眨眨眼，不过那人正看着另一位女招待。他然后把报纸夹在胳膊下，伸手去掏口袋。 另一位女招待径直朝多琳走过来。"这家伙是谁？" "哪个？"多琳四处张望着问，手里还端着盛着冰淇淋的盘子。 "他呀，"那女招待说，并冲厄尔点了下头，"这蠢货究竟是谁？" 厄尔脸上堆上他最绝妙的微笑。并把这个笑容保持着，直到他觉得自己的脸都变了形。 那位女招待盯着他看，多琳开始慢慢地摇头。那男人在他杯子边放了些零钱，站起身来，不过他也在等着答案。他们都盯着厄尔。 "他是个推销员。他是我丈夫。"多琳终于耸耸肩，说道。她随后把没盛完的巧克力圣代推到他面前，转身给他结帐去了。

亲热 
雷蒙德·卡佛著 高脚灯译 我有些必须去西部办的事儿，所以中途在我前妻住的小镇停了一下。我们四年没见了。但每回我发表了什么，或者报刊上写到我——一个简介或访谈——我就把这些寄给她。除了觉得她可能会感兴趣之外，我弄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不管怎样，她从没回应过。 早上九点，我没事先电话联系，而且我真的不知道我将会看到什么。 但她还是让我进来了。她看起来不怎么惊奇。我们没握手，更别说吻对方了。她把我带到客厅。我坐下来，她给我拿了杯咖啡。接着她把心里的话倒了出来。她说我伤她很深，使她感到暴露和羞耻。 一点儿没错，我到家了。 她说，不过你早就做了负心事。你总是毫无羞耻的做负心事。不，她说，不是这样的。一开始不是，至少。后来你变了。不过我想我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她说。不，那是在你三十五之后，要么就是三十六，不管什么时候，就是那时候左右，你三十五六的时候，就从那时开始的。你就那么开始了。你让我激动。你掩饰的真好。你真该为自己骄傲。 她说，有时候我会尖叫起来。 她说她希望我忘掉那难熬的日子，那糟糕的日子，当我谈起过去的时候。说说幸福的时候吧，她说。难道没有幸福的时候么？她想让我说点别的。这已让她厌倦了。她不想听这个了。你老讲的事儿，她说。一个悲剧，是的。过去的就过去了，覆水难收，她说。至少上帝知道这是个悲剧。但为什么要让它继续下去？难道你挖这些陈年旧事就不累么？ 她说，过去的就过去吧，看在基督的分儿上。那些老伤疤。你总该有点别的可说的吧，她说。 她说，你知道么？我想你病了。我想你疯狂的像只臭虫。嘿，你不相信他们关于你说的那些，不是么？哪怕一分钟也别信他们，她说。听着，我可以给他们说一两件事儿。让他们找我谈吧，如果他们想听故事。 她说，你在听我说话么？ 我在听，我说。我竖着耳朵听呢，我说。 她说，我真的受够了，王八蛋！谁叫你今天来的？我决没有。你就那么出现了，进来了。你究竟要我怎样？血？你要更多的血么？我还以为你已经喝够了。 她说，就当我死了吧。现在我想一个人静静的过。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人静静的过和被人忘掉。嘿，我都四十五了，她说。四十五马上就五十五，六十五了。别再烦我了，好不好。 她说，你为什么不把黑板擦净，看看你都留下点什么？你为什么不从头来过？看看那对你合适不，她说。 她忍不住笑了。我也笑了，但这不过是神经紧张。 她说，你知道么？我曾有个机会，但我放弃了。我就那么放弃了。我想我没跟你说过。不过现在看看我。看！趁你在这好好看看。你抛弃了我，你这婊子养的。 她说，那时候我还年轻还是个好人儿。也许你也是，她说。一个好人儿，我是说。你以前是。你以前是个好人儿，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有什么。 她说，我曾那么爱你。我爱你爱疯了。真的。超过这世上的一切。想想看。现在这多可笑。你能想象得到么？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我们曾那般亲热。现在我想这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事了。和某人那般亲热的记忆。我们以前亲热的让我觉得肉麻。我再不能想象和别人那般亲热。从没有过。 她说，弗兰克里，我说了，从现在起我要置身其外。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还是别的谁？就这事来说，你连上帝的鞋都不配舔，或者别的谁的。先生，你找错人了。但我又知道什么呢？我甚至不知道我还知道什么。我知道我不喜欢你放过的屁。我太知道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不是？我说的不错吧？ 对，我说。太对了。 她说，你什么都同意，是不？你会很轻易让步。你总是那样。你没一点原则，一点没有。只要别找麻烦就好，但这也没什么。 她说，你记得我拿刀刺你那回吧？ 她像不经意提起一样的说，仿佛这不怎么重要。 记不清了，我说。我罪有应得，但我不大想的起了。说吧，为什么不呢，给我说说那事。 她说，现在我开始明白了。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对。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即使你自己不知道。但你是个老狐狸。你知道你为什么来。你正参加一个捕捞队。你在找材料。我说对了吧？对不？ 给我说说刀的事，我说。 她说，如果你想知道，很抱歉我没用那把刀。是的。确实是那样。我把它想来想去，悔不该没用它。我曾有机会。但我犹豫了。我犹豫了迷失了，就像谁说的那样。但我应该动手，该死的一切。我至少该照你胳膊上来几刀。至少。 唔，你没有，我说。我想你正要砍我，但你没有。我把它从你手里夺走了。 她说，你总是走狗屎运。你夺走了然后你扇我。我现在还后悔没动刀子砍你。哪怕砍到你一点点也会让我记忆犹新。 我想起来了，我说。我这么说了，又后悔不该说。 她说，阿门，兄弟。这就是争论的中心，如果你没注意到。这就是问题所在。但就像我所说的，我认为你想错了。你想到了法律，丢人的事。所以我一提刀子的事你就起兴了。 她说，我怀疑你有没有后悔过。不管怎样现在这个有点市场。也不多，我猜。但如今你该是个专家了。 抱歉，我说。我并不对那事实感兴趣。我不常说抱歉。我想我很少用这个词。我承认我对什么都比较消极。至少有时是。但抱歉？我不这么想。 她说，你是个大混蛋，你知道么？一个冷血无情的混蛋。就没人跟你说过么？ 你说过，我说。经常。 她说，我总是说实话。即使当说到痛处的时候。你从没见我说过谎。 她说，我早就心明眼亮了，但那时已经晚了。我有过机会，但我让它从指间滑过了。我甚至有段时间想过你会回来。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肯定疯了。现在我该大哭一场，但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她说，你知道么？我以为如果你立刻激动起来，如果你突然在这一刻激情爆发，我不会给你泼冷水。 她笑笑，接着脸又沉了下来。 她说，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还想听么？我可以讲上好几天。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出现，但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我没回答，我仍旧坐着，她继续说起来。 她说，后来，你走了后，什么都无所谓了。孩子，上帝，一切。就像我不知道什么伤害了我。就像我已停止了生活。我的生活走着，走着，然后嘎然而止。不是慢慢停止的，而是猛地刹了车。我想，如果我对他不算什么，那么，我对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也不算什么。这就是我最糟糕的感觉。我想我会心碎的。我在说什么呀？它已经碎了。它当然碎了。它碎了，就是这样。它仍是碎的，如果你想知道。一句话，你就是那样。我一篮子的鸡蛋，她说。篮子，篮子。我一篮子的臭鸡蛋。 她说，你有了别的人，是不是？这不花多长时间。你现在幸福了。他们就是这么说你的：“他现在幸福了。”嘿，你寄给我的我都读了！你认为我没有？听着，我懂你的心，先生。我一直都懂。我过去懂，现在也懂。我从里到外懂你的心，你可别忘了。你的心是片丛林，是片黑森林，它是个垃圾桶，如果你想知道。要是他们想问谁什么就让他们跟我说吧。我知道你怎么回事。让他们来吧，我会给他们大说一通的。我会在那儿。我会帮你，伙计。然后在你所谓的工作里阻止我来炫耀和讽刺。让什么张三李四去同情或判断。问我吧，就算我在乎。问我吧，就算是难为了我。来吧，问吧。 不，我说，我不会去问。我不想卷进去，我说。 你他妈当然不会！她说。你也知道为什么。 她说，亲爱的，不怕惹你，有时候我想我会开枪打你，看着你死。 她说了，她真的那么说了，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看着我的眼睛。 那么，好吧，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说，好。好吧，她说。咱们的谈话也许渐渐上道了。这很好。你可以从和你说话的人的眼睛里发现很多东西。谁都知道。但你还知道什么？世上没有谁能告诉你，但我可以。我有这权利。我挣来的权利，宝贝儿。你把自己错当别人。这就是全部的真相。不过我又知道什么呢？他们将在一百年后议论。他们会说，她到底是谁？ 她说，不管怎样，你确实把我错当了别人。嘿，我甚至名字都变了！不是我出生时的名字，不是我和你一起生活时的名字，甚至不是我两年前的名字。这算什么事？这到底算什么事？我告诉你。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对不起。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她说，你还要去哪么？不赶飞机？这会儿你还不该去一个离的远远的地方么？ 不，我说。我再次说：不。不去哪，我说。我没什么地方要去。 于是我做了这些。我走过去用拇指和食指拈起她的上衣袖子。仅此而已。我就这样触摸它，然后我抽回了手。她没有退缩。她没有动。 接着我又做了这些。我跪下来，我这样一个七尺男儿，我拉住她的裙角。我这是在地板上做什么啊？我希望自己可以说出来。但我知道这就是我该在的地方，而我就在跪在那拉着她的裙角。 她一分钟一动不动。但她立即说，嘿，没事儿，傻瓜。有时候你真像个哑巴。起来吧。我叫你起来啊。听着，好了。已经过去了。我用了点时间熬过去了。你怎么想？你是不是认为不会？你来了，于是所有恶心的东西回来了。我想摆出来谈谈。但你知道，我也知道，它结束了，完片儿了。 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亲爱的，我伤心欲绝。伤心欲绝啊，她说。把这个词儿记到你的小本本里吧。我以亲身经历告诉你这是英语里最悲伤的词。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把它了结了。时间是一个绅士，一个智者说过。要么也许是个老太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她说，我有了新的生活。这是不同于你的另一种生活，但我想我们没必要去比较。这是我的生活，而这才是重点。我渐渐老了不得不去理解它。反正感觉也不太坏，她说。我是说，也许感觉有点不好也没关系。这伤不了你，它毕竟要来的。即使你不能让自己惋惜。 她说，你该起来走人了。我老公马上就要回来吃饭午饭了。我不好解释这些。 这很蠢，但我仍跪在地上拉着她的裙角。我不会放开。我就像条小猎狗，仿佛粘在了地板上。就像我动弹不得。 她说，快起来。这算什么？你还想从我这要点什么。你要什么？要我原谅你？这就是你做这些的原因么？是这样，是不？你就是为这个来的。提到动刀子那事也让你起了兴。我以为你已经忘了。你却要我帮你回忆。好吧，要是你马上走我就说点。 她说，我原谅你。 她说，现在你满意了吧？这下好了吧？你高兴了吧？他现在可高兴了，她说。 但我仍在那，跪在地板上。 她说，你听见没有？你得走了。嘿，蠢货。亲爱的，我说了我原谅你了。我甚至给你说了动刀子的事。我想不出现在还要做什么。你该知趣了，宝贝。快点吧，你必须走了。起来。够了。你还是个大男子汉吧，不是么。给你的帽子，别忘了你的帽子。你以前从没戴过帽子。我这辈子都还没见过你戴过帽子呢。 她说，听我说。看着我。好好听我说。 她挪近了些。她离我的脸大约三英尺远。我们好久没这么靠近过了。我呼吸的很轻她听不见，我等着。我想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我想。 她说，必须说的你才说，我猜，剩下的都忘了。你总这样。长时间以来你都这样，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 她说，好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由了，是不？不管怎样至少你认为你自由了。至少自由了。这是个笑话，但不好笑。不管怎样，你感觉好点了，是不？ 她和我一起走下大厅。 她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老公这会儿走进来我该怎么解释。但谁真的在乎呢，是吧？想到头儿，没有谁会再说三道四。还有，我想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过了。对了，他叫弗雷德。他是个好男人，工作努力。他挺在乎我的。 她把我带到一直开着的前门。这门带来了早晨的阳光和新鲜空气，还有远离街市的声响，这些都被我们忽视了。我朝外面看看，主啊，竟有一轮白色的月亮挂在早晨的天空。每当我看到不寻常的东西，我就无法思考。我甚至不敢对评论它。是的。我不知道会怎样。我甚至可能哭出来。也许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她说，也许你会再回来，也许不会。会过去的，你知道。马上你又会难受了。也许这会被写成一个好故事，她说。但如果写成了，我不想知道它。 我道了再见。她没再说什么。她看着她的手，然后把手插到衣服口袋里。她摇摇头。她回了屋，这回她关上了门。 我走向人行道。街头有群孩子在投橄榄球玩。然而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她的孩子。哪里都有这些落叶，就是贫民窟也有。目力所及处落叶成堆。我走过时树叶坠落枝头。我每走一步鞋子都会踩入一片落叶中。有些人应该在这里付出努力。有些人应该去寻觅去珍惜。 2006-7-11～13

小心 
雷蒙德·卡佛著 高脚灯译 几番谈话（他老婆伊奈茨管这叫“评估”）之后，罗伊从家里搬了出去。他找了个三层小楼的顶层，两个房间一个浴室。房间里，屋顶斜下来。他要是来回走动就得低着头，看窗外得弯着腰，上床也要小心。有两把钥匙，用其中一把进小楼，接着爬楼梯到一个平台，再爬一层到他房门口用另一把开门。 一天下午，他正回住处，拎着装有三瓶安德烈香槟和一些午餐肉的带子，停在平台往女房东的卧室看看。只见那老女人躺在地毯上，像是睡着了。接着他突然意识到她可能死了。但电视还开着，所以他倾向认为她是睡着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带子换了换手。这时女人轻咳一下，手挪到侧身，接着又没动静了。罗伊接着爬楼，开门。这天晚些时候，接近傍晚，他正从厨房窗户往外看时，看到老女人在下面的院子里，戴顶草帽，一手叉腰，正用小喷壶给三色堇浇水。 他厨房有套冰箱电灶组合，很小，堆挤在斜顶和墙之间。他得弯起身子，几乎双膝着地才能从冰箱里取东西。不过这也没啥关系，因为本来就没存啥东西，除了果汁，午餐肉和香槟。电灶有两个灶头。他总是用平底锅烧水冲速溶咖啡。不过有时候他几天不喝咖啡，忘了，或者不想喝。一天早上他起床就吃炸面圈喝香槟。放在几年前他回嘲笑这种早餐。现在就没啥奇怪的了。实际上他没想过这个，直到上了床试着回忆这一天从早上起床都干了点什么。刚开始，他想不出什么。然后想起来吃炸面圈喝香槟，就在他觉得这有点疯狂，可以跟别人说说的时候。然后，他越想越觉得这没啥大不了。早餐吃炸面圈喝香槟，这有什么呀？ 客厅有张餐桌，一个小沙发，一个老式安乐椅和一台放在咖啡桌上的电视机。不用交电费，电视也不是他的，所以他有时会整天整夜的开着。不过他把声音开得很低除非有什么节目要看。他没装电话，这对他很合适，他不需要电话。卧室有张双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柜子和一个浴室。 有一回伊奈茨上午11点来看他。他来这个新住处已经两周了，也想过她会不会来看看。但他也正想法子戒酒，所以想一个人待着。他很清楚――他需要的就是一个人待着。她来那天，他坐沙发上，穿睡衣，用拳头敲脑袋右边，就在他要的时候，听见下面平台有声音。他能分辨出那是他老婆的声音。那声响就像远处人群的声音传过来的杂音。但他知道是伊奈茨，也知道这次来访很重要。他又给脑袋上来了一下，然后抬脚起来。 他早上自己醒来，发现耳孔被耳垢塞的不管用了。他听不清，而且好像失去了平衡感平衡力。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待在沙发上，徒劳地摆弄着耳朵，不时用拳头敲脑袋。偶尔按摩一下耳朵下部，或者拽拽耳垂。然后用小指猛挖耳孔，打哈欠似的张开嘴。他使尽了能像到的所有办法，近于技穷。他能听到下面的声音中断了。他猛敲了脑袋一下，喝完了杯子里的香槟。关了电视，把杯子放到水槽里。他从滴水板上抓起开了瓶的香槟放到洗手间里，搁在马桶后面。接着便去应门。 “嗨，罗伊，”伊奈茨说。她没有微笑，穿一身明艳春装站在门口。他以前没见过这些衣服。她拿着一个绣有太阳花的帆布手提袋。这手提袋他以前也没见过。 “还以为你没听见我呢，”她说。“我想你可能出去了。不过楼下的女人――叫什么来着？马太夫人――她觉得你在上面。 “我听见你了，”罗伊说。“不过只听到一点。”他把睡衣拉拉整齐，用手弄弄头发。“我这打扮太不像样子。进来吧。” “十一点了，”她说，进来关了门，仿佛没听见他的话，也许真没听见。 “我知道几点了，”他说。“我起来好长时间了。八点起来的，看了点‘今日’。不过刚刚我要发疯了。我的耳朵塞住了。你记不记得以前也有过？我们住在那家中国外买店旁边。孩子们发现那条拖着链子的狗的地方？然后我不得不去看大夫把耳朵清理干净。我知道你记得。你开车送我，等了好久。哦，就像现在。我是说很严重。但我今早不能去看大夫。首先我也没有医生。我要疯了，伊奈茨。我觉得想把脑袋割下来。” 他坐到沙发一头，她坐到另一头。沙发很小，他们还是坐得很近，近的可以让他一伸手就会碰到她膝头。不过他没这么做。她环视屋子一圈目光又回到他身上。他知道自己没刮脸，头发也竖着。不过她是他老婆，她知道他所有这些事。 “你试过什么没？”她说道，翻开钱包拿出一支烟。“我是说，你刚才用了什么法子？” “你说啥？”他脑袋左半边朝向她。“伊奈茨，我发誓，我没有夸张。它让我发疯。我一说话就觉得自己在桶里说一样。脑袋嗡嗡响，而且也听不清。你说话听起来象通过一个导管一样。” “你有Q字药水或者威升油么？”伊奈茨说。 “亲爱的，不是闹着玩的，”他说。“我没有Q字药水或者威升油。你不是说笑吧？” “如果有威升油，我可以加热一下放你耳朵里。我妈这么做过，”她说。“能让里面的东西变软。” 他摇摇脑袋。他脑袋感觉满满的象充满了液体。就像他曾在公共池塘差不多游到池底耳朵进了水的感觉。但那样很容易把水弄出来。他要做的只是让肺充满空气，闭上嘴，捏住鼻子，然后鼓起腮帮把空气憋到脑袋上。耳朵会打开，几秒钟后就会有水从脑袋里流出滴到肩膀上的美妙感觉了。然后离开池塘。 伊奈茨吸完了烟，掐灭了。“罗伊，我们有事要说。不过我觉得我们得一件一件来。坐椅子上吧，不是这个椅子，厨房的椅子！把情况弄弄清楚。“ 他又敲了脑袋一下，然后转过去坐到餐椅上。她挪开，站到他身后，手指触摸他的头发，把头发从耳朵旁弄开。他伸手摸她的手，但被她拿开了。 “你说的是哪只耳朵”她说。 “右耳朵，”他说。“右边那只。” “第一，”她说，“你得坐着不动。我得找个发夹和几张棉纸。我试试能不能用这进去。没准儿能行。” 他对她用发夹捅他的耳朵很害怕，说这么干会怎样怎样。 “什么？”她说。“天哪，我也听不到了。会不会传染啊。” “我小时候上学，”罗伊说，“我们有个健康老师。她也象个护士。她说千万不要把比肘更小的东西弄到耳朵里。”他模糊的记起一张耳朵的大挂图，画有导管，管道，内壁的复杂系统。 “好，但你的护士从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伊奈茨说。“不管怎样，我们得试试。我们先这样试一下。要是不管用再试别的法子。这就是生活，不是么？” “这还有什么隐含的意思？”罗伊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不过你怎么想随你的便。我想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她说。“现在，让我准备好东西。你就坐着吧。” 她翻翻钱包，没找到要找的东西。最后把钱包里的东西全弄到沙发上了。“没有发夹，”她说。“该死。”她说的这些仿佛是从另一个房间传过来的。多少有点象是他想象她这么说的。以前有一回，很久了，当一个人知道另一个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心灵感应。他们能把对方开了头说的话接下来。 她拿指甲刀摆弄了会，他看到这物件在她手中拆散了，身首异处。指甲锉从指甲刀上突出来，看起来她像是拿了把小刀。 “你要把这玩意捅到我耳朵里？”他说。 “也许你有更好的主意，”她说。“就这样，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着。你有支铅笔么？要我用铅笔？或者有把改锥，”她边说边笑。“别担心。听着，罗伊，我不会伤害你。我说了我会小心的。我会在尖上包层棉纸。没事。我会小心的，说到做到。你坐着别动，我去拿棉纸。我要弄个棉签。” 她进了洗手间，离开了一会。他坐在餐椅上，开始想该对她说点什么。他想告诉她现在他限制自己只喝香槟，只有香槟。他想告诉她香槟也喝的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她一回来他有说不出口了。他不知道从哪说起。但反正她没有看他。她从沙发垫上那堆东西里摸索出一支烟，用火机点着，走过去站到临街窗户旁。她说了点什么，但他听不清。她停下来时他也没问她说了些什么。不管是啥，他知道他不需要她再重复一遍。她掐灭了烟，但继续站在窗户边，探着身子，斜顶离她的头只有几英尺。 “伊奈茨，”他说。 她转过身来面对他。他看见了指甲锉尖上的绵纸。 “把你的脑袋转到一边别动，”她说。“就着样。现在坐好别动。别动，”她又说一遍。 “小心点，”他说。“看在老天的份上。” 她没应他。 “求你了，求你了，”他说。然后就闭嘴了。他很害怕，感觉到指甲锉捅进耳朵里开始探挖就闭上眼屏住呼吸。他确信他的心脏会停止跳动。接着她又往里一点，开始来回抽拉，在什么地方摆弄。在他耳朵里，他听到尖利的声响。 “哎哟！”他说。 “弄疼你了？”她把指甲锉拿出来往后退了一步。“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罗伊？” 他把手抬到耳朵处，放低脑袋。 “还是那样，”他说。 她看着他，咬咬嘴唇。 “我去下洗手间，”他说。“在我们走得更远之前，我得去下洗手间。” “去吧，”伊奈茨说。“我下楼看看你的女房东有没有威升油什么的。也许她会有Q字药水。刚才我怎么没想到呢。去问问她。” “好主意，”他说。“我去卫生间。” 她在门口停住看着他，然后开门出去。他穿过起居室走进卧室开开卫生间的门。他把手伸到马桶后面拿起那瓶香槟，大喝一口，温温的，马上咽了下去。他又喝了点。一开始他真的以为他可以继续喝酒，如果限制自己只喝香槟。但马上就发现他一天要喝三到四瓶。他知道得赶快解决。但首先他得让自己恢复听觉。一件一件来，正如她所说的。他喝完了剩下的香槟把空瓶子放回马桶后面。然后洗了洗刷刷牙，擦了脸返回另一个房间。 伊奈茨已经回来，正用电灶在一个小平锅烧什么东西。她朝他看了一眼，起初没说什么。他跳过她的肩膀往窗外看。一只小鸟从一颗树飞到另一棵树，用喙整理羽毛。即使有鸟叫，他也听不到。 她说了什么，他没听清。 “再说一遍，”他说。 她摇摇头，回到电灶旁。不过接下来她又转身说话，声音又高又慢，他听见了：“我找到你在洗手间藏的东西了。” “我正在试着减量，”他说。 她又说了点什么。“啥呀？”他说。“你说啥？”他真没听见。 “一会再说，”他说。“我们得商量点事，罗伊。一个事是钱。还有别的事。首先得去检查耳朵。”她用手指试试锅，端起来。“凉一分钟，”她说。“现在太烫了。坐下。把这毛巾围到肩膀上。” 他照做了，坐到椅子上把毛巾围到脖子和肩膀上。然后用拳头敲脑袋的一侧。 “该死，”他说。 她没在意，又用手指试试锅，然后把锅里的液体倒入他的塑料杯，拿杯子走向他。 “别怕，”她说。“就是你女房东的婴儿油，没啥。我跟她说出了什么事，她觉得这可能有用。不能保证管用，”伊奈茨说。“但会让耳朵里的东西松软些。她说她老公也犯过这毛病。说有一回看见他老公耳朵里出来一块耳屎，像个大塞子。一块耳屎啊。她建议试试这个。她没有Q字药水。搞不懂她怎么会没有Q字药水。真让我奇怪。” “好吧，”他说。“好。试试就试试吧。伊奈茨，我要是一直这样，还不如死了。晓得？我说真的，伊奈茨。” “把头斜到那边别动，”她说。“不要动。把这个灌满耳朵，用布塞住。坐十分钟，说会话，就知道行不行了。要是不行，我就没法子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能行，”他说。“要是不行，我就找把枪自杀。我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把头斜到一侧垂着，从这个新视角看屋里的东西，不过也没啥区别，只是所有的东西都斜着。 “再低点，”她说。他扶住椅子保持平衡，让脑袋更低些。他想象中所有的东西，他生活中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这屋子的尽头。他能感觉到温温的液体流入耳朵，接着她拿起布放到那，然后给他耳朵周围擦擦，按着脑壳和下颌之间柔软的部分，给他耳朵周围揉，然后开始用指尖来回按摩。过了会，他不知道坐那多久了。应该够十分钟了，也许更长些，他仍旧扶着椅子。她一直给他按着脑袋那边。他能感觉到温温的油在耳管中来回流。她这么按摩的时候，他想象自己能听到脑袋里温软的瑟瑟声。 “坐直吧，”伊奈茨说。他坐直了用手接耳朵里流出的液体。她用毛巾堵着，然后给他擦擦耳朵。 伊奈茨鼻子发出呼吸声。罗伊听到了她呼气吸气的声音，听到屋外街道上汽车开过，房子后面，厨房窗户下修整枝叶的大剪刀的咔嚓咔嚓声也清脆可闻。 “恩？”伊奈茨说。她手放在嘴旁皱着眉头等待着。 “我能听到了，”他说。“我好了！我是说我能听见了。你说话听起来不再象在水里一样了。现在好了。好啦。上帝，我刚才还想我要疯了呢。现在我好了。什么都能听见了。听着，亲爱的，我去弄咖啡，这还有果汁。” “我得走了，”她说。“我有事要迟到了。不过好会回来。有空一起迟午饭。我们要谈谈。” “我没法这边侧着睡觉，就这，”他继续道。他跟着她进了起居室。她点了支烟。“这就是所发生的。我整晚这边侧着睡，然后耳朵就塞着了。我想只要我不忘，睡觉的时候靠这边我就会好了。只要我小心。你懂我意思么？要是我平躺着睡或者靠左边睡。” 她不看他。 “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当然不会，我晓得。我不会的。我不会这辈子都这样下去。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管怎样。靠左边睡或者平躺着睡。” 但尽管这样说，他还是开始害怕即将到来的夜晚，开始害怕准备上床的时刻和此后可能发生的事。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可他已经开始害怕了。要是半夜他无意中翻身到右边，枕头上脑袋的重压又开始往他耳管里积聚耳屎，会怎样？要是他一觉醒来，啥也听不见，脑袋离天花板只有几英寸，会怎样？ “老天爷，”他说。“天哪，太糟了。伊奈茨，我像是在做噩梦。伊奈茨，你要去哪？” “跟你说了，”说着她把东西放回钱包准备离开，看看表说“我要迟到了。”走到门口。但到门口她转身又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没听，也不想听。他看着她嘴唇的变化直到她把话说完。完了她说，“再见。”开门，关门。 他回卧室穿了衣服。匆匆忙忙只穿了裤子，走到房门，打开，站在那听着。在平台下面，他听见伊奈茨谢了马太夫人，那老女人说，“不客气。”然后听到她说她最后一个丈夫和他的共同点。她说“把你的号码给我。有啥事我打给你。说不定就用上了。” “希望不必，”伊奈茨说。“不过还是给你吧。有笔和纸么？” 罗伊听见马太夫人打开一个抽屉翻找。然后是老女人的声音，“找到了。” 伊奈茨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了她。“谢谢，”她说。 “见到你和高兴，”马太夫人说。 他听见伊奈茨走下楼梯开开前门。然后听见关门声。他一直等到听见她开车走了。关门回到卧室穿好衣服。 穿了鞋系了鞋带，他躺到床上把铺盖拉到下巴。胳膊放在身体两侧的铺盖下面。闭上眼就当是晚上准备入睡，然后双臂抱在胸前看看这个姿势合不合适，试着保持眼睛闭着。不错，他想。很好。要是他不想让耳朵再塞上，他就必须平躺着睡。他知道自己能做到。他不能忘了，即使睡着了，不能躺错了姿势。反正他需要的就是一晚上睡四五个小时。他能办到。一个汉子更糟的事也会碰到。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挑战。但他能行。他知道自己行。过了会他掀开铺盖起来了。 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好点的。他进厨房弯下身子从冰箱里取出一新瓶香槟。小心把塑料塞拔下来，但打开的香槟还是发出了喜庆的砰的响声。 他把杯子里的婴儿油洗净，倒满香槟。拿着杯子绕到沙发前坐下，放到咖啡碟上。双脚翘到咖啡桌上，挨着香槟，向后靠在沙发上。但过了会他又开始更加担心即将到来的夜晚。要是尽管他尽了力，耳屎塞住另一只耳朵怎么办？他闭上眼摇头。很快他起身走回卧室，脱了衣服换上睡衣，然后回到起居室，又坐到沙发上翘起腿，伸手打开电视，调了音量。他知道自己没法阻止上床后会发生什么。他要学着适应。另一方面，整件事让他回想起炸面圈和香槟的事。要是你想一下，这没啥奇怪的。他喝了点香槟，但喝起来不对劲。他舔舔嘴唇，用袖子擦擦嘴，看到香槟上有一层油。 他起来倒掉香槟把杯子放到水槽里。拿起那瓶香槟倒起居室舒舒服服坐到沙发上。他握住瓶颈喝了起来。他不习惯就着瓶子喝，但这看起来也没啥不一样。他想，即使他在下午这么在沙发上睡着，也不会比让自己仰面躺好几个小时奇怪。他低头凝视窗户，根据阳光射进的角度和屋里的阴影，猜想现在大概是三点钟了。 2007.3.14～2007.3.19

杂烩 
于晓丹译 我无法入睡，不过当我确信我妻子维基已经睡熟时，我起身下地，透过我们卧室的窗户，望到街对面奥利弗和阿曼达的住室，奥利弗已经走了三天了，他妻子阿曼达还醒着，她也睡不着。凌晨四点钟，外面悄无声息——没风，没车，甚至没有月亮——只有奥利弗和阿曼达的住处灯还亮着，树叶堆积在房正面的窗下。 几天前，我坐不住，就去耙院子里的草——维基和我的院子。我把树叶都装进口袋，扎好后靠在马路边上。我那时有种冲动，想到路对面去耙那边的草，但这想法没有贯彻到底。这是我的错，马路对面一切如旧。 奥利弗走后，我只睡了几小时，维基见我拿拖把在房间里擦来擦去，她显得很不安，就决定根据事实作一显而易见的推断，现在她坐在她那边床上，嘎吱吱地躺到床垫那边大约十英寸的地力。她钻进被子，固定好自己的位置，这样就不至于睡着以后意外地滚到我这边来。她躺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啜泣了一会儿，不久就睡着了。她累了。我也累了。 我几乎吃了维基的所有药片，却依然无法入睡。我很激动。不过如果我继续看下去，没准能瞥见阿曼达在她自己的房里走动，或许还会发现她正在窗帘后面窥视，努力看清她在那儿所能看见的一切。 如果我真看见了她怎么办?那将怎么办？维基说我疯了。昨晚她还说了些更恶毒的话。但谁能指责她呢?我告诉了她——我必须这样——但我没对她说是阿曼达。当阿曼达的名字被提出来时，我肯定地说不是她。维基很怀疑，但我不会讲出姓甚名谁的。我不会说出她是谁，尽管维基不断地逼我，后来甚至还几次打过我的头。 “是谁又怎么样呢?”我说，“你从没见过那女的，”我撒谎道。“你不认识她。”她就是从那儿开始打我的。 我感到被缠住了。我的画家朋友艾尔弗雷多讲起她的朋友遇到挫折总爱这么说。被缠住，我被缠住了。 这件事真是胡闹。我知道，但我还是不能不想阿曼达。现在更糟。我发现自己开始想我的第一个妻子，莫莉。我过去想，我爱莫莉，甚于爱我现在的妻子。 我不住地描绘阿曼达穿着的粉色睡衣，就是我非常喜欢她穿的那件，还穿着粉色拖鞋。我还确信她此时就坐在那张大皮椅里，坐在那盏读书用的黄铜灯下。她在抽烟，一根接一根。手边有两只烟灰缸，都满了。在她座椅的左边，挨着灯，有一张绝妙的桌子，上面堆满杂志一一通常是那些文雅的人读的杂志。就某一点来说我们是文雅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是。此刻，我想象，阿曼达正在翻看一本杂志，还不时停下来看一眼插图或漫画。 两天前的下午，阿曼达对我说:“我再也不能读书了。谁有时间呢?”那天奥利弗已经走了，我们坐在城里工业区的一间小咖啡店里。“谁还能专心致志地看书呢?’’她搅着咖啡说，“谁还看书?你看吗?”(我摇摇头。)我想，会有人看的。你没见书店橱窗里摆着那么多书吗，还有那么多的俱乐部。“有人在看书，”她说，“谁?我不认识什么看书的人。” 说了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就是说，我们没谈书，我们谈了我们的生活。书和它没什么关系。 “你对奥利弗说了以后他说什么?” 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一一我们带着一种紧张、警醒的表情一一是属于那些看下午电视节目的人的，而我从来不过就是把电视打开又关上。 阿曼达垂下眼睑，摇了摇头，好像她不堪同忆。 “你没承认你是和谁吧?” 她又摇摇头。 “你肯定吗?”我等着，直到她的目光离开咖啡，抬起头。 “我没提任何人的名字，你是这意见吧。”. “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或他要去多久?’’我问，真希望自己没听见自己的话。我正在谈论的是我的邻居。奥利弗·波特。是我开车带他离开家的。 “他没说去哪儿。一家旅馆吧。他说我得自己安排一下然后离开——离开，他这么说的。他说那话的口气像圣经一一离开他的房子，离开他的生活，在一周之内。我想他到时就会回来的。亲爱的，所以我们真得尽快做出某种真正重大的决定了。你和我必须立刻下决心。” 现在轮到她看我了，我知道她是寻找一种终身承诺的表示。“一星期，”我说。我看着自己的咖啡，咖啡已经凉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正在努力把一切都承受下来。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过什么长远打算——即使有的话——，也不过就是几个月来，从调情到恋爱，然后就是下午的幽会，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在严峻的困境中。非常严峻。我们从没想过——一百年之内不会想——这个下午，我们会躺到这么个咖啡店里，努力对这件事做出个决定。 我抬起眼睛。阿曼达又开始搅动她的咖啡。她不断地搅着。我碰了碰她的手，勺子从她的手指间滑落。她把它捡起来，又开始搅。在这间破烂的咖啡店里、荧光灯下，我们可以是坐在桌前喝咖啡的任何人。任何人，差不多。我拿起阿曼达的手，握住它，这似乎显得很不一样。 我下楼时，维基还躺在她那半边。我想热些牛奶喝，以前我睡不着，想喝威士忌，但我放弃了这习惯。现在我严格限制我喝热牛奶。喝威士忌那会儿，我常在深夜时，因为口渴得厉害而醒来。但是，那时候，我总是提前作些准备：比如，我在冰箱里先存一瓶水。我醒以后，总爱脱水，从头到脚流汗，不过我一跑进厨房，就一定能在冰箱里找到那瓶凉水。我就把它喝下去，一点儿不剩，喝到喉咙处，整整一夸脱水。有时，我也用水杯，但不经常。有时我会突然酩配大醉，只好趔趄钻进厨房。我开始不能解释这种行为了一一刚才还清醒，转眼又醉。 喝酒是我命运的一部分——至少在莫莉看来。她把命运看得非常重要。 由于缺少睡眠，我感到暴躁。要是能睡着，能睡一次一个诚实的男人的觉，我几乎可以奉献一切。 可是我们为什么必须睡觉呢?为什么我们在危机中就会睡得少而在别的时候却睡得多呢?比如，我父亲中风那次。他昏迷之后醒来一一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了七天七夜——平静地对他房中所有人说了声“你们好”。然后他认出了我，“你好，儿子，”他说。五分钟后，他死了。就这祥——他死了。但是，在整个那场危机巾，我从没脱过衣服、上过床。我时不时在等候厅的椅子上打个盹儿，但我从没到床上去睡过觉。 大约一年以前，我发现维基在和别人约会，听说那件事之后我没去面对她，而是上了床，就呆在床上。好几天我都没起床，大约有一个星期——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起来上厕所，或到厨房做三明治。我甚至在下午穿着睡衣就跑到起居室里，想看看报纸，但坐着坐着我就又困了。我动了动，睁开眼睛，又回到床上继续沉睡。我总也睡不够。 那件事过去了。我们平安度过了。维基断掉了她的男朋友，或者是他断掉了她，我从没弄清楚。我知道她离开了我一阵子，然后又回来了。但我有种感觉我们不会平安度过这次这件事的。这一次不同。奥利弗给阿曼达下了那道最后通碟。 可是，奥利弗自己在这个时刻是不是也醒着，正给阿曼达写信，急切盼望着重归于好呢?即使是现在，他也可能潦草地涂写着，努力劝说她，她现在对他和他们的女儿贝思所做的一切是愚蠢的，会带来灾难的，最终对他们三人都是悲剧。 不，这是不正常的。我了解奥利弗——他很残酷，从不原谅人。他很可能会狠命打入下一垒——而且已经这么做了。他不会写这种信的。他不是给了她最后通蝶了吗?——不必再说了，一星期。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或者是三天？奥利弗可能醒着，但假如他醒着，他也会坐在旅馆的椅子里，手里端着杯冰镇伏特加，两脚架在床上，电视小声地开着。他穿戴整齐，只脱了鞋子。他没穿鞋子—那是他做的唯一的让步。另外，他还松开了领带。 奥利弗是残酷的。 我热好牛奶，用勺把奶皮挑掉，把牛奶倒出来，然后我关上厨房灯，端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坐在沙发上，从那儿可以望见街对面那儿扇亮着灯的窗户。但是我坐不安稳，不住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把这条腿搭上来，一会儿又换那条腿。我觉得好像我可以爆出一些火花，或打碎一扇窗户——或者重新安排一下家具。 你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都会闪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开始时是想莫莉，有一阵子我几乎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上帝，可我们从孩提时，就差不多没间断地一起呆了多年。莫莉，她说她会永远爱我的。现在却只剩下对她坐在桌前哭泣的记忆，她的肩膀向前倾着，两只手遮在脸上。永远，她说。但结局却不是如此。最后，她说，这没什么，无论她和我在余下的岁月里是否住在一起，对她来说真的没什么关系，我们的爱情存在于一架“高等飞机”上。她有一次在电话里就是这么对维基说的，那时，我和维基已经一起建立了家庭经济。莫莉打电话找到维基对她说：“你可以和他有关系，不过我也可以经常有我的。他的命运和我的连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妻子——莫莉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开始时她可没这么说。只是后来，许多事情发生之后，她才开始使用诸如“宇宙的”、“授权”等这类词。但我们的命运没有连在一起——如果过去曾经连在一起，至少现在没有。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不能肯定。 我想我可以指出和莫莉散伙的确切时间，那个真正的转折点。那是在我开始和维基约会之后，莫莉发现了。他们有一天从莫莉教书的那所高中打电话给我，说，“快。你妻子正在学校前面翻跟头。你最好马上就来。”我把她带回家后，开始听到了什么“高能量”和“随波而下”——诸如此类的话。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假如说我以前还有所犹豫的话，我那时可是当机立断地离开了她——这个我一直最了解的女人，多年以来，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心腹。我放弃了她。只为一点，我害怕了。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姑娘，这个可爱的人，这个仁慈的人，最后竟去找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水晶球占卜者，以寻求答案，试图算出她该怎样生活。她辞了工作，取出教师退休金，然后没有请教《易经》就再也没做什么决定。她开始穿奇装异服——老是皱皱巴巴的衣服，上面还滴着许多葡萄酒和桔汁。 她甚至参加了一个什么小组，我不是开玩笑，他们总是坐在一起，试图浮在空中。 莫莉和我一块儿七长大的时候，她是我的一部分，当然。:我也是她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爱。那是我们的命，那会儿我自己/p> 这个和我一起开始生活的姑娘，这个可爱的人，这个仁慈的人，最后竟去找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水晶球占卜者，以寻求答案，试图算也信这。但现在，我不知道该信什么。我不是在抱怨，只不过在陈述一种事实。没什么能让我消沉的。我还得继续这样做。不是命运。以后的事，你认为它该怎样它就怎样，。冲动和错误，就像其他人一样。 阿曼达呢?我喜欢相信她，赞美她的心灵。不过她遇见我的时候，正在寻找什么人。当人们不想休息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他们开始做什么事的时侯，就知道会出现好的变化。 我希望我能到前院去大喊几声。“所有这些都不值得这样!”这就是我希望人们听见的 “命，”莫莉过去说。我知道她现在还在这么说。 这会儿，那边的灯全灭了，只剩下厨房的那盏还亮着。我可以试着打电话给阿曼达。我可以这么做，然后看看这会让我走到何种地步！如果维基听见我拨电话或听见我打电话，走下楼来怎么办？如果她在楼上拿起听筒监听怎么办？此外，贝思也经常抓起电话。这个早晨我不想和任何孩子讲话。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实际上，如果可以，我想和莫莉谈谈，但是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一一她现在已变成另一个人了。她不再是莫莉了。但是——我该怎么说？——我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希望我自已可以像这附近住着的任何一个人——个普通的、正常的、没有成就的人一一能上床、躺下，睡觉。今天将是个重要的日子，我希望自己能准备就绪。我希望我能睡一觉。醒来时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不仅仅是大事情，像和阿曼达的这件事或过去和莫莉的事。除了那我显然能对付的事。 比如说和我母亲的事吧:过去我每月都寄钱去，后来，我仍给她相同的数目，只是简化成每年两次。我在她生日时给她钱，在圣诞节时给她钱。我不必担心会忘了她的生日，也不必再为送她圣诞礼物而烦恼。我不必再担心，这成了周期性的行为。它就像钟表一样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年她向我要——在两次付钱的中间，三月或四月—一台收音机。有一台收音机她说，对她来说大不一样。 她要的是一种带钟表的小收音机。她可以把它放在厨房里，晚上做什么东西吃时，可以拿到那儿去听。她也需要有个表看看，这徉她就可以知道什么东西该从炉子里拿出来了，或离她要看的节目开始还有多长时间。 一台带钟表的小收音机。 开始她还兜圈子。她说：“我当然很想要台收音机。不过我买不起。我想我只能等到我生日了。我过去那台小收音机，掉地上摔坏了。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很想要台收音机。我们通电话时她就是这么说的，要不然她写信的时候会提出来的。 最后——我能说什么?我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我在信里也这么说了，这样她就会相信和理解。我没钱买什么收音机，正是我在信里写的。我说，我不能比我现在所做的再多做什么了。这些都是我的原话。 但这不那么真实！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却说我不能。我可以给她买的台收音机，它能花我多少钱呢？35元?40或40元左右，包括上税。我可以给她寄一台收音机去。如果我不想太麻烦，也可以让商店的人寄去。要不然，我还可以给她一张40元的支票，顺便附一纸说明：妈妈，这是给你买收音机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可以做到的。40元——你是在开玩笑吗？但我没有。我舍不得。这似乎牵涉到一个原则。至少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这里有个原则。 哈。 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死了。她从食品店出来往家走，提着买回来的食物回她的住处，她掉进什么人的灌木丛里就死了。 我乘飞机去那边安排后事。她还在验尸所，她们把她的钱包和她买的食物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她们递给我钱包时，我没好打开看。她从食品店里买的东西是一大瓶梅特穆西尔酒，两只袖子，一桶松软的乳酪，一盒脱酸乳，一些土豆和洋葱，还有一包已经变色的肉。 孩子！我看见这些东西就哭了。我没法不哭。我就没想止住眼泪。在桌边工作的那位妇人很是困窘，她给我端来一杯水。他们给我一只袋子装我母亲买的食品，另给我一只袋子装她私人的遗物——她的钱包和一副假牙。后来，我把那副假牙放在我的大衣兜里，开着一辆租来的车，把它送给了殡仪馆的某个人。 阿曼达厨房里的灯正亮着。那盏灯非常明亮，倾泻到外面那些树叶上。没准她和我一样，也感到害怕了。没准把那盏灯当长明灯留着。要不，她没准也醒着，坐在厨房的桌前，在灯下给我写信。阿曼达正在给我写信，无论如何，当这一天真正开始的时候，她就会把它放在我的手里。 想想看，自我们认识以来，我从没得过她一封信。自我们陷入情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六个月，八个月——我还没见过一小张她的笔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能读书写字。 我想她会的。当然，她会。她谈论书对不对?这当然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想，也有一点关系。无论如何我还是爱她，对不对？ 不过，我也从没给她写过什么。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交谈，要不就面对面谈话。 莫莉可是个写信老手。我们不住一起以后，她还给我写信呢。维基从信箱里把她的信取回来，一言不发地放在餐桌上。最后信减少了，越来越少，也越发奇异。她一写信，就让我不寒而栗。满纸谈的都是“先兆”和“征兆”之类。有时她还报告说，有一个声音告诉她她该做什么事或该去什么地方。有一次她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来往频仍”。她说，她总能确切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她永远会“对我面露喜色”。读着她的信，我后颈上的头发都会热辣辣的。她还有个新词以代替命运：羯磨。“我正在贯彻我的羯磨，”她写道。“你的羯磨轮到恶运了。” 我想去睡觉，不过.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久就需起床了。再过一会儿维基的闹钟就要响了。我希望我能上楼去，回到床上和我妻子躺在一起，告诉她我很抱歉，这是个错误，让我们忘掉这一切——然后睡，醒来时怀里揽着她。但我已丧失了这个权利。我现在完全出来了，我不能再进去！但假如我这么做了，假如我上了楼，像平时那样，溜到维基的床上，会怎么样。她可能会醒来，叫道，你这杂种，看你敢碰我，婊子养的。 算是这样，她会说什么？我不会碰她。我不会那样的，不会。 我离开莫莉，抛弃她大约两个月以后，莫莉就那么骂过我。她那时真的病倒了，那场病一直在恶化。她姐姐要求她得到她所需要的照顾。我能说什么呢？他们把她带走了。他们说，他们只能这样。他们把我妻子带走了。我那时和维基住在一起，正试图戒掉威士忌。我不能为莫莉做什么。我的意见是，她在那儿，我在这儿，如果我想把她从那地方带来也做不到。但，事实上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们说，她就呆在那儿，因为她需要呆在那儿。没人说什么命运的事。事情已超出了命的范畴。 而我甚至没去看望她—一一次也没有！那时，我想我无法忍受在那个地方面对她。但是，上帝啊，我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只可同甘不可共苦的朋友?我们经历了很多事。但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亲爱的，对这一切我很抱歉。我想我可以这么说。我想过写信，但我没写。一个字也没写。当你对一件事完全静下心来的时候，又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宝贝，他们待你怎么样?我很抱歉让你呆在你现在呆的地方，但别灰心。记得那些好时光吗？记得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吗？嗯，我真抱撇他们这样对你。结果竟是这样，真对不起。我真抱歉，现在一切都成了垃圾。我对不起你，莫莉。 我没写信。我想我当时正设法忘掉她，假装她根本不存在。莫莉是谁?我离开了自己的老婆，得到了别人的:维基。现在我想没准我也已经失去了维基。但是维基不会为治疗精神残疾而去什么夏令营。她是个难题。她离开了她的前夫乔克拉福特，而且不动声色，我想她从来没为那事失眠过。 维基。克拉福特·休斯。阿曼达·波持。我的命运就把我带到这儿吗？到了这条街，有了这些邻居，把这几个女人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 我没注意的时候，阿曼达厨房的灯灭了。原先在那儿的那所房子像其它房子一样也消失了。只有前廊上的灯还亮着。我想阿曼达一定是把它忘了。晦，阿曼达。 有一次，莫莉在那个地方，我的情绪不太正常——我们还是面对它吧，我也疯了一一有一天晚上，我在我的朋友阿尔弗莱多家，我们一群人喝着酒，听着音乐。我不再在意我所遇到的事。我想，所有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我感到不平衡。我感到失落。不管怎么样，我是在阿尔弗莱多家。他画的热带鸟和动物挂在他房内的每一面墙上，还有好多画摆在屋子的四周，比如说，靠在其它家具上——桌子腿，或他的砖木制书箱，另外还堆在他的后廊上。厨房兼作他的画室，我坐在餐桌边，眼前放着一瓶酒。正对着小径的那扇窗户前，有一只画架闪避地靠在一边，桌子的一头放着几管压皱的油彩，一只调色板和几把画笔、阿尔弗莱多正在几英尺以外的一张柜台前为自己斟酒。我喜欢那间小屋的简陋和实用。从起居室传来的立体声音乐音量开得更大了，充满了整个房间，连厨房的窗玻璃都在窗框里嘎嘎作响，我突然开始抖动、起先是我的手开始颇抖，而后我的胳膊、肩膀都抖起来，我的牙齿开始打颤。我抓不住杯子。 “怎么了，伙计？”阿尔弗莱多说，他转过身时看见我的神态，“晦，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不能告诉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认为我是受了某种打击、我努力把肩膀抬起来，又落下。 阿尔弗莱多跑过来，拿了把椅子，坐到餐桌旁我的身边。他把他那双画家的大手放在我肩上。我仍在抖。他能感觉到我在抖。 “你怎么了，伙计？我对这一切感到很遗憾。我知道现在确实很难。”然后他说，他去为我配些“杂烩”。他说这对解除我的烦恼有好处。“有助于你的神经，伙计，”他说“能马上让你镇静卞来。”他说，他有做“杂烩”的全部原料，他也一直想配制一些呢。 “你听我说。听我怎么说，伙计。我现在就是你的家人。”阿尔弗莱多说。 那时是凌晨两点，我们都醉了，房子里有其他一些喝醉的人，立体声音乐震耳欲聋，但阿尔弗莱多走到冰箱那儿，打开冰箱门，又取出一些东西，他关上冰箱门，朝冷冻室里看了看。他看见了一包东西。然后他到碗柜里巡视一番。他从水池下的碗橱里拿出一只大锅，他做好了准备。 牛肚，他开始做牛肚，放入了一加仑水。然后他切了些洋葱，放人水中，水已开始沸腾。他往锅中放了些西班牙香肠。这之后，他又往沸水里扔进些千胡椒，撒上些红番椒粉。然后是橄榄油。他打开一筒西红柿酱倒进锅里。他又加了几瓣蒜头，几片白面包，盐和柠檬酱。他又打开一筒——是玉米糁——也把它倒入锅中。他把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然后关小火，盖上锅盖。 我看着他。我坐在那儿发抖，阿尔弗莱多在炉子上一边做着“杂烩”，一边说着话一一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不时晃晃脑袋，要不就吹口哨给自己听。人们不时进屋来取啤酒。但阿尔弗莱多始终严肃专注于他的“杂烩”。元旦那天。他可以回到莫雷利亚的家，给家人做杂烩。 有一阵人们围在厨房里开玩笑，他们笑话他深更半夜做什么和杂烩”，不过阿尔弗莱多没反击。不久，他们就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俩。后来，阿尔弗莱多手里拿把勺站在炉边望我，.我就从桌边缓缓站起身。我走出厨房，进了浴室，然后打开浴室通向一间空房的门—一我躺到那房里的一张床上睡着了。我醒来时已是下午。“杂烩”没影了。锅泡在水池里。那些人一定把它吃光了!他们一定是吃了它，变得平静了。所有人都走了，房子很安静。 后来我最多见过阿尔弗莱多一两次。那晚过后，我们的生活就使我们分道扬镳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谁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呢？我可能到死也尝不到杂烩了。不过谁能说呢? 这就是延续到那时的一切吗?一个中年男人陷入了他邻居的妻子的情网，和一份愤怒的最后通碟连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啊？一星期，奥利弗说。现在只剩下三四天了。 一辆开着灯的轿车从外面驶过。天色透青了，我听见鸟叫。我决定自己不能等了。我不能就这么坐着，无所事事-一一就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总是等待。我已经等了又等，又怎么样了呢？维基的闹钟马上就会响，贝思就要起来穿好衣服去上学。阿曼达也会醒来。所有邻居都将醒来。 后廊上，我找到几条旧粗布裤和一件长袖棉线衫，我换下睡衣。然后我穿上帆布鞋——“酒鬼”鞋，阿尔弗莱多这么叫它。阿尔弗莱多，你在哪儿呢？ 我走出屋，朝汽车间走去，发现了那把耙子和几条薄麻布口袋。拿着耙子绕到房前，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已别无选择了。天色大亮——亮得足够让我做我必须做的事。那时我什么也没多想，就开始耙草。我耙了我们的院子，一丝不苟。要做得正确无误也是很重要的。我把耙子直插入草泥里，然后使劲往外拽。草的感觉一定像是某个人狠命拽了你的头发一下。不时有汽车打路上驶过而且放慢了速度，但我没抬头，只专心于我的工作。我知道车里的人会怎么想，不过他们完全错了——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又怎么能知道呢？我耙着草，很高兴。 我耙完了我们的院子，把口袋放到马路边石旁边。然后我开始到邻屋巴克斯特家的院子去干。几分钟后，巴克斯特太太就出来了，穿着浴衣.站在前廊上。我没和她招呼。我不是窘困，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我只是想继续干我的活儿。 她有一阵也什么都没说，后来她开门道：“休斯先生，早晨好啊。你今早好吗？”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用胳膊抹了一下前额，“我一会儿就干完了，”我说，“我希望你们不介意。” “我们不介意，”巴克斯特太太说，“接着干吧。”我看见巴克斯特先生站在她身后的门道里。他已经穿好了他上班穿的宽松裤，运动衣，系好了领带。但他没敢到门廊上来。后来巴克斯特太太转过头去看巴克斯特先生，后者耸了耸肩。 好了，我总算把这弄完了。还有其它院子，最重要的院子。我跪下身，紧紧抓住耙柄的下端，拨下最后的一些树叶，装进口袋，系紧袋口，我提不动它，就只好呆在那儿，手里攥着耙子跪在草地上。我抬起头时，看见巴克斯特夫妇一起从门廊台阶走下来，踏着潮湿、清爽的草地慢慢朝我走来。他们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仔细地端详着我。 “就是的，”我听见巴克斯特太太说。她仍然穿着睡衣和拖鞋。屋外寒冷刺骨，她扯起睡衣挡住喉咙。“你真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真的，你做了件好事。” 我什么也没说。我甚至没说：“别客气。” 他们在我面前又站了一会儿，我们都没再说什么。好像我们要达成某种协议。不一会儿，他们转身走进他们的房子。在我头顶，在古老的松树枝条上一一那树枝就是从这棵树上落下来的一一鸟儿们开始彼此问候。至少我觉得它们是在互相招呼。 突然一扇汽车门砰地响了一声。巴克斯特先生的车已在车道上，他坐在车里把车窗摇了下来。巴克斯特太太在门廊上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使巴克斯特先生慢慢点点头，睑转向我这边。他皱了皱眉。在她好的时候，巴克斯特先生是一位挺不错的普通小伙子——一个你.不会错把他当成什么特殊大人物的小伙子。但他是特殊的。就我个人看来。他是特殊的。首先，他刚刚有了整整一夜的睡眠，上班之前，他也拥抱厂了他的太太。但是他还没走，就已经在期待几个小时之后的归家了。诚然，在事情更高级的计划中，他的返家将是不重要的时刻里的一个事件——但即使这样它也还是个事件。 巴克斯特启动了车子，又加速。而后他又不费力地将车子退出车道，刹住车，换了档。开上公路的时候，他减缓了速度，迅速地朝我这边望了望。他把手抬离方向盘。这可以算是一次致意，一个告退的手势。不管怎么说吧，那是个手势。而后他就朝城那边望去。我站起身，他抬起了手——确切地说，下是挥动，不过跟这差不多。其它一些车也开了过去。其中有一位司机一定以为他认识我，因为他友好地在喇叭上轻轻摁了一下，我两边望望，走过了公路。 本篇选自《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４月第一版

柴火 
译者：汤秋妍 八月中旬，梅耶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转折。和其他几次的唯一不同是，这回他是清醒的。他刚刚在戒酒所里呆了二十八天。然而在这期间，他妻子突然头脑发热，跟他们的一个朋友——另一个酒鬼跑了。这人最近赚了笔钱，一直嚷嚷着要买本州东部某家饭店的股份。 梅耶给他妻子打电话，但她接着就挂了。她连话都不愿跟他讲，更不用说让他接近她住的地方了。于是他拿了一点东西，登上一辆巴士，跟着报上的广告，住进了靠近海边的一个人家，出租房间的人名叫索尔。 索尔开门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红T恤。当时大约是晚上十点，梅耶刚从出租车上下来。就着走廊上的灯光，梅耶看见索尔的右胳膊比左胳膊短了一截，右胳膊的手和手指也萎缩了。索尔没跟梅耶握手，既没伸出左边的好手，也没伸出萎缩了的右手。梅耶觉得这样很好。梅耶已经感到够慌乱的了。 是你刚刚打电话来的吗？索尔说。你要来这儿看房间。那就请进吧。 梅耶拎起他的手提箱走了进去。 这是我太太邦妮，索尔说。 邦妮正在看电视，看见有人进来了，她抬眼看是谁。她先用手中的遥控器把电视机的声音灭了，后来干脆关了电视。她从沙发上起身，站了起来。这可真是个胖姑娘。浑身都胖，胖得每喘一口气都得呼哧呼哧的。 真抱歉，这么晚了，梅耶说，很高兴见到你。 没关系，邦妮说，我丈夫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们的要求了吗？ 梅耶点点头，手上还拎着箱子。 好，这就是客厅，索尔说，你已经看到了。他一边摇头一边用他那好胳膊上的手指摸自己的下巴。我得说我们这也是头一回，我们以前从未出租过房间。房间就在后头，从来没人住过，我们就想，管他呢。一个人总可以给自己弄点儿外快吧。 这没什么可说的，梅耶说。 你从哪儿来？邦妮说，你不是我们这个镇子附近的人。 我老婆想当作家，索尔说，谁？什么？哪儿？为什么？多少？ 我刚到这儿，梅耶说，他把箱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一小时前我刚下汽车，看到了你们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就打电话来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邦妮问。 什么都做，梅耶说。他放下箱子，活动了活动手指，接着又把它拎了起来。 邦妮没再接着问，索尔也就没再问，但梅耶看得出他还是很好奇。 梅耶注意到电视机顶上放着一张歌星爱尔维斯•普莱斯利的照片，他的签名划过他的胸前，一件装饰着很多金属亮片的白色夹克。他走近了一步。 猫王，邦妮说。 梅耶点点头，没说什么。就在爱尔维斯的照片旁边，就是索尔跟邦妮的结婚照。照片上索尔西服领带、衣冠楚楚。他左边的强壮的好胳膊尽可能揽着邦妮的腰，右手和邦妮的右手一起握在他裤腰上的皮带扣前。要是索尔想就这张照片说些什么的话，邦妮也不打算走开。邦妮不介意。照片中邦妮戴了一顶帽子，满面笑容。 我爱她，索尔说，就好象梅耶说了什么相反的话似的。 你们要租给我的房间呢？梅耶说。 我就知道我们忘了一件要紧事儿，索尔说。 索尔在前，邦妮在后，梅耶手提行李箱走在中间，他们一起离开客厅走进了厨房。穿过厨房，就在将近后门的地方，他们向左拐。沿墙有一溜碗柜、一个洗衣机和一个烘干机。索尔打开小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面是一间浴室，然后索尔打开浴室的灯。 邦妮气喘吁吁地跟上来说，这是你自己的浴室。厨房里的那扇门也只由你一个人进出。 索尔打开浴室另一边的一个门，拧开另一盏灯。就是这个房间，索尔说。 我换了干净床单，邦妮说。不过如果你租这个房间的话，以后这些事你得自己负责。 就像我老婆说的那样，这里不是个旅馆，索尔说。不过你要是想住下的话，我们欢迎你。 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一个五斗橱，一张牌桌和一把金属椅子。一扇巨大的窗子朝向后院。梅耶把箱子放在床上，走到窗子跟前。他卷起窗帘往外看。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中。向远方望去，他还可以看见林木茂密的峡谷和山峰。是他的想像，还是他真的听到了一股小溪或是一条河流的声音？ 我听到了水声，梅耶说。 你听到的那条河，是小清河，索尔说，它是全国流速最快的一条河。 好吧，你觉得怎么样？邦妮说。她走过去把床罩揭开来。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梅耶差点流下眼泪。 我租下了，梅耶说。 我真高兴，索尔说，我敢说我老婆也很高兴。我明天就让他们把报上的广告撤下来。你现在就想住进来，是吗？ 我希望现在就能住进来，梅耶说。 那就住下来吧，邦妮说，我给了你两个枕头，那边的厨子里还有一床被子。 梅耶除了点头，说不出话来。 好吧，晚安，索尔说。 晚安，邦妮也说。 晚安，梅耶说，谢谢你们。 索尔和邦妮穿过他的浴室走进厨房。在他们带上门之前，梅耶听到邦妮说，他看上去还行。 他话不多，索尔说。 我想做点爆米花。 我跟你一起吃点，索尔说。 不一会儿，梅耶听见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过音量开得非常小，梅耶不觉得它打扰了自己。他把窗子全部推上去，聆听着远处河水冲出山谷流进大海的声音。 他把手提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在抽屉里放好。接着他上卫生间、刷牙。他把桌子移动了一下，使它正对着窗户。然后他看了一会邦妮掀开床罩的地方。他拉出那把金属椅子，坐在桌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枝圆珠笔。想了一会儿，然后他打开笔记本，在一页白纸的最上端写下这样几个字：万物从无有开始。他盯着这句话，接着又笑了起来。天哪，真是废话！他摇摇头。他合上笔记本，脱了外衣，关上灯。他站着看了一会儿窗外，听着河水的声音，然后上床睡了。 邦妮做好爆米花，在上面撒了盐，浇上黄油，盛到一个大碗里，拿到索尔看电视的地方。她让他先吃。他用左手抓着吃，伸出他残废的右手接过她递过来的纸巾。她自己也抓了一小把爆米花。 你觉得他怎么样？她问。我们的新房客。 索尔摇头，只管看电视，吃爆米花。然后，就好像他一直在思考她这个问题似的，他回答说，我挺喜欢他，他挺不错。不过我觉得他好像是在逃避什么。 什么？ 我说不出来，我只是瞎猜。他不是那种危险的人，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他的眼睛，邦妮说。 他眼睛怎么了？ 那是双忧伤的眼睛，我见过的最忧伤的男人的眼睛。 索尔有一会儿没说话。吃完了玉米花，他用纸巾擦了擦手，抹着下巴说，他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只不过在路上碰到了一些小麻烦，绝对不会做什么可耻的事情。给我喝一口，好吗？他伸手拿过她手中的一杯澄汁，喝了一口。你知道，我今晚忘记跟他要房租了。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他起床后再找他要了。我刚才也应该问他打算在这里住多久的。真见鬼，我这是怎么了？我可不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馆。 谁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想到，何况，我们以前从来没往外租过房间，我们这是头一次。 邦妮打算在她已经快要写满的笔记本上记下这个男人给她的印象。她闭上眼睛，琢磨着她要写的句子：这个高高的、有些驼背的——不过很英俊！——一卷头发的陌生人，在八月的一个命中注定的晚上，带着一双悲哀的眼睛，来到了我们的家。她倚在索尔的左臂上，想要再多写几句。索尔拧了她的肩膀一下，这使她又回到现在。她睁开眼睛，又闭上了，但此刻她再也想不出关于这个男人她该再写些什么。时间会说明一切，她想。她为这个人来到这儿感到高兴。 这个节目是给鸟看的，索尔说，我们睡觉吧，我们明天还得早起呢！ 在床上，索尔跟她温存，她把他搂在怀里，也对他很温柔。但整个过程中，她都在想着那个住在后屋里的高大、有着一头卷发的男人。要是他突然打开他们的房门，偷看他们，那会发生什么呢？ 索尔，卧室的门锁好了吗？ 什么？嘘，小声点。索尔说。然后他完了事，滚到一旁，但他的废手搁在她的Rx房上。她仰面躺着，想了一会儿，然后她拍拍他的手指，叹了一口气。她翻身睡觉，一边想着在索尔手上爆炸的雷管，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那爆炸弄断了神经，后来他的胳膊和手指就萎缩了。 邦妮打起呼噜来。索尔抓住她的胳膊，摇着，直到她翻了个身，到床的另一边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下床，穿上内裤，走进客厅。他没开灯，他不需要灯。月亮出来了，他不想开灯。他从客厅走到厨房里，检查后门锁好了，然后在浴室门外站着听了一会儿，但他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水龙头在滴水——因为需要一个洗衣机，但有了洗衣机，水龙头就总滴水。他走回去，穿过房子，锁上他们卧室的门。他检查闹钟，确定闹钟上好了。他爬上床，抵着邦妮的身子躺好。他的腿压在她的腿上，就这样，他终于睡着了。 三个人睡着了，做着梦。房子外面，月亮变得很大，穿过天空，直到它到了海面上，又变小、变得苍白了。在梦里，有人递给索尔一杯威士忌，但正当他有些勉强地要接过来时，他醒了，满身大汗，心狂跳着。 索尔梦到他在换卡车轮胎，他的两个臂膀都能用得上。 邦妮梦见她带着两个——不，三个——孩子去公园。她甚至为孩子们取了名字。就在去公园以前，她给他们取了名字。米里森、狄俄妮和兰第。兰第总是想要甩开她的手，自己一个人走。 不久，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鸟儿们互相鸣唤。小清河冲出山谷，在高速公路的桥梁下奔腾，又冲出一百多码，流过黄沙和岩石，注入大海。一只鹰从峡谷中飞出来，飞过桥梁，在海滩上来来回回地滑翔。一只狗叫着。 就在这时，索尔的闹钟响了。 那天早上，梅耶呆在他的房间里，直到他听见他们离开。然后他走出去，冲了杯速溶咖啡。他打开冰箱，看到有一层格子为他空了出来。有一个纸条贴在上面：梅耶先生的格子。 然后他步行一英里，走到他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家卖杂货的小服务站。他买了牛奶、奶酪、面包和番茄。那天下午，在他们回家之前，他把付房租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那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他打开笔记本，在一页白纸上写下：无事。 他根据他们的作息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起居。早晨，他呆在房间里，直到他听见索尔在厨房里煮咖啡，准备早餐。接着，他听到索尔叫邦妮起床，他们吃早餐，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然后索尔走到车库里，启动卡车，把车倒到路上，开走了。过一会儿，邦妮的班车在门口停住，司机按响喇叭，邦妮每次都喊一声，我就来。 直到那时，梅耶才会走到厨房里，接水煮咖啡，吃一碗麦片粥。但他没什么胃口。麦片和咖啡就够他撑大半天了，到了下午，在他们回家之前，他再吃点别的什么，比如三明治。然后在整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当他们在厨房活动、或在客厅里看电视时，他就不再去厨房了。他不想和任何人交谈。 她下班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总是先到厨房里找点心吃。然后她就打开电视，等着索尔回家，然后她起身给他们两人弄吃的。他们有时在电话上跟朋友聊天，有时坐在外面院子里车库和梅耶的卧室窗户之间，一边聊白天的经历，一边喝冰茶，直到该进屋看电视的时候。有一次他听到邦妮在电话上跟一个人说，她怎么能指望我在自己已经胖得不成样子的时候还能去关心爱尔维斯•普莱斯利的体重？ 他们说，他们随时都欢迎他到客厅里来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他向他们道谢，然后说，不，看电视对他的眼睛不好。 他们对他很好奇。特别是邦妮，有一天她回来早了，在厨房里撞见他，她问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梅耶点点头。邦妮看着他，等着他继续，但他不再开口。 索尔也很好奇。你是做什么的？他想要知道。我就是好奇。这是个小地方，我有很多熟人。我自己在厂子里给木头贴标签，一只手就能干的活。但有时候会有空缺的职位。我或许能说得上话。你平常做的都是什么工作？ 你弹什么乐器吗？邦妮问。索尔有一把吉他，她说。 我不会弹吉他，索尔说，我希望我会。 梅耶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他的妻子写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他觉得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没准是他这辈子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在信里，他试图告诉他的妻子，他为发生的一切事情感到抱歉，他希望有一天她会原谅他。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跪倒在地，祈求你的原谅。 索尔和邦妮离开家以后，他坐在客厅里，把脚翘在茶几上，一边看头天晚上的报纸，一边喝速溶咖啡。他的手时不时会发抖，在空房间里听得到报纸沙沙作响。电话铃经常响起，但他从来不去接。不会是找他的，因为没人知道他在这里。 透过屋后他房间里的窗子，他的目光沿着山谷一直看上去，能望见层层叠叠的山峰。虽然现在是八月，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山底下，密林覆盖着山坡和两侧的山谷。河水沿峡谷奔腾，浪花飞溅，流过岩石和花岗岩的堤坝，直到山谷口突然挣脱了河岸的束缚，又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似的，流速缓了下来，然后又再次聚起力气，冲向大海。当索尔和邦妮不在的时候，梅耶经常坐在屋后草地上晒太阳，他顺着山谷一直看到山巅。有一次，他看到一只鹰俯冲下山谷，还有一次，他看到一只鹿沿河岸走着。 一天下午，当他就像这样坐在外面时，一辆装着满满一车木头的平板大卡车停到房子前的路上。 你就是索尔的房客吧。司机从卡车窗户里探出头来对他说。 梅耶点点头。 索尔让我把这些木头卸在后院里，然后他自己会处理。 我走到边上去，别碍你的路。梅耶说。他提起椅子，走到房后的台阶上，他从那里看着司机把车倒进草地上，然后在驾驶室里按了一个什么键钮，车的后板开始抬高。很快，一堆六英尺长的木头开始从车后板上滚下来，在地上堆积起来。后板升得更高了，所有的木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滚落到草地上。 司机又按了一下操作杆，卡车后板落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他发动引擎，按了声喇叭，开走了。 那天晚上，梅耶问索尔，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木头？索尔正在炉子前煎胡瓜鱼，梅耶突然走进厨房，把他吓了一跳。邦妮正在洗澡。梅耶听见水的声音。 喔，要是我在九月份以前有时间的话，我打算把它锯开，整整齐齐地码好。我希望在雨季开始之前把活干完。 没准我能帮你把这活干了，梅耶说。 你以前锯过木头吗？索尔说。他已经把煎锅从炉子上拿开，用一张纸毛巾擦左手的手指。我不能付给你钱。这是我自己本来要干的活。只要我有一个空闲的周末就能干好了。 我来干，梅耶说。我正好锻炼锻炼。 你知道怎么用电锯吗？会用斧头和锤子吗？ 你可以教我，梅耶说。我学得很快。 索尔把那锅鱼放回到炉子上。他说，好，晚饭后我教你，你吃饭了吗？跟我们一起吃吧。 我已经吃过了，梅耶说。 索尔点点头。让我把这些东西端上桌，等我们吃过晚饭，我就来教你。 我到后院去，梅耶说。 索尔没再说什么。他自顾自地点着头，好像正在琢磨什么别的事儿。 梅耶拿了一把折叠椅，坐下来，看着那堆木头。然后他抬起头，顺着山谷看到峰顶。照在白雪上的阳光暗下去。差不多是晚上了。山峰耸入云霄，雾气似乎从山顶落下来。他能听见河水冲刷过灌木，从峡谷中流下来。 我听见你在说话，梅耶听到邦妮在厨房里对索尔说。 是房客，索尔说。他问我他能不能把后面那堆木头锯了。 他想要多少钱？邦妮问。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可付不起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们没钱付给他。他想白干。反正他是这样说的。 白干？她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梅耶听到她说，我猜他也没别的事可干。 后来，索尔走出来，说，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如果你还想干的话。 梅耶从椅子上起身，跟着索尔走到车库里。索尔拿出两个锯木架，把它们在草地上支好。然后他拿来一把电锯。太阳已经落到镇子的高度。还有半小时天就要黑了。梅耶放下衬衫袖子，把袖口的纽扣扣好。索尔干活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当他把一根六英尺长的木头扛起来放到锯木架上时，他嗨呦了一声。然后他开始用电锯，沉稳地工作。锯末四处飞扬。最后他停下来，后退一步。 就这样干，他说。 梅耶拿起锯，把刀锋对准索尔锯开的口子，开始锯起来。他感到了一种节奏，他就跟着节奏锯。他不断用力，身子压到锯上。过了一会儿，他把木头锯开了，木头裂成两半，掉到地上。 就这么干，索尔说。你能干得了，他说。他拣起这两块木头，把它们搬走，放在车库边上。 时不时的——不是每锯完一根木头，也许锯到第五或第六根木头的时候——你就用斧头把它们从中间再一劈两半。你不用把它们劈成细柴，以后我会自己干。就是每当锯到第五或第六根木头时，把它们一劈两半。我来做给你看。他把木头立起来，斧头一挥，把木头劈成了两半。现在你来做一次，他说。 梅耶把木头立在地上，就像索尔做的那样，用力把斧头一抡，劈开了木头。 很好，索尔说。他把木头放到车库边上。把它们码到这样高，以后你自己就这样码。等活全干完以后，我会铺上一张塑料布。不过你知道，你用不着干这个。 我可以干，梅耶说。我想干，不然我就不会要求做这事了。 索尔耸了耸肩膀。他转身回到屋子里去。邦妮站在门廊里，看着他们，索尔站到她身边，用胳膊搂着邦妮。他们两个人一起看着梅耶。 梅耶拾起锯，看着他们。他突然感到高兴，笑起来。索尔和邦妮起初有些吃惊。索尔也对他笑笑，然后邦妮也笑。然后他们回到屋子里去了。 梅耶把另一根木头放到锯木架上，干起活来，直到满头大汗。他感到凉飕飕的，太阳完全落山了。门廊上的灯亮起来。梅耶继续工作，直到锯完手头的这根木头。他把两块木头搬到车库那儿，然后进了屋，在他的浴室里洗澡。然后他在自己房间的桌子前坐下来，在笔记本里写道：今天晚上我的衬衫袖子里有锯末。是一种香甜的气味。 那天晚上，梅耶很久都没睡着。有一会儿，他从床上爬起来，透过窗子望着后院里的那堆木头，接着，他顺着峡谷一直望到群山。月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但他能看到峰顶和白雪。当他把窗子推上去时，香甜、凉爽的夜风扑面而来。在远处，他听到河水沿着山谷奔流下来。 第二天早晨，他差点等不及他们离开房子。然后他走出去开始工作。在后门的台阶上，他看到一付手套，他想一定是索尔留给他的。他锯木头，劈柴火，直到太阳正晒到头顶。于是他走进屋子去，吃三明治，喝牛奶。然后他又走出来，继续工作。他的肩膀疼痛，手指也有些发酸，虽然戴着手套，还是有些木屑扎进肉里，水泡也磨出来了。但他继续干着。他决心在日落以前把木头锯完、劈开、码好，这样做对于他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我必须干完这件事，他想着，要不然……他停下来，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第二天早晨，他差点等不及他们离开房子。然后他走出去开始工作。在后门的台阶上，他看到一付手套，他想一定是索尔留给他的。他锯木头，劈柴火，直到太阳正晒到头顶。于是他走进屋子去，吃三明治，喝牛奶。然后他又走出来，继续工作。他的肩膀疼痛，手指也有些发酸，虽然戴着手套，还是有些木屑扎进肉里，水泡也磨出来了。但他继续干着。他决心在日落以前把木头锯完、劈开、码好，这样做对于他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我必须干完这件事，他想着，要不然……他停下来，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那天晚上，到索尔和邦妮下班回家的时候——像往常一样，邦妮先回来，然后是索尔——梅耶已经基本干完活了。在两个锯木架之间聚起了厚厚的一堆锯末，除了两三根木头之外，所有的木头都已经码好堆在车库旁边。索尔和邦妮不吭声地站在走廊里。梅耶抬起头，看了他们一会儿。他点了点头。索尔也向他点点头。邦妮就那么站着，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梅耶继续干活。 索尔和邦妮回到屋里去准备晚饭。后来，像前一天晚上那样，索尔打开门廊上的灯。就在太阳落山、月亮爬上山巅的时候，梅耶劈完了最后一块木头，把它们聚在一起，搬到车库那边。他把锯木架、锯、斧头、楔子、锤子一一放回去。然后他走进屋子。 索尔和邦妮坐在桌子前，但他们还没有开始吃饭。 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吧，索尔说。 坐吧，邦妮说。 我还不饿，梅耶说。 索尔不再说什么。他点点头。邦妮等了一下，伸手去取盘子。 我敢说你全干完了，索尔说。 梅耶说，我明天把锯末打扫干净。 索尔把叉子在盘子上来回划着，好像是在说，不必了。 我过一两天就走，梅耶说。 我想到你会这样，索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当你搬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不会在这儿一直住下去。 房租不能退还的，邦妮说。 嗨，邦妮，索尔说。 没问题，梅耶说。 不行，这不行，索尔说。 这样挺好，梅耶说。他打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关上房门。当他往水池里放水的时候，听到他们在外面说话，但他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他洗了澡，洗了头，穿上干净衣服。他看着房间里自己的东西，一周前他刚把这些东西从手提箱里拿出来，他估摸到走的时候要不了十分钟就能收拾好。他听见在屋子另一头有人打开了电视机。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推上去，又一次看着洒满月光的群山。现在没有云，只有月亮，还有白雪覆盖的山巅。他看着黑暗中那堆锯末，车库门洞里那些码好的木头。他听了一会儿河水的声音。然后他走到桌前，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开始写。 我在的这个地方宛若异国他乡。让我想到以前读到过、但从没去过的地方。在我的窗外，我能听到河水的声音，在屋子后面的山谷里有一片森林，有悬崖，和覆盖着白雪的山峰。今天我看到一只野鹰，一只鹿，我劈了一大堆木头。 然后他放下笔，两手支着脑袋。他迅速地站起来，脱了衣服，关灯。他上床的时候，就让窗户敞开着。像这样挺好。

告诉女人我们要出门 
比尔一直是杰瑞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从小在南区一起长大，住在旧运动场附近，一起读完小学和中学，然后上艾森豪高中，在高中尽可能选修相同的老师，哥俩儿交换穿衬衫、毛衣、喇叭裤，与相同的女孩约会上床——只要有女孩可以约会上床。 夏天时他们一起打工——洗桃子、采樱桃、卷烟草——任何能赚点小钱又没有老板管东管西的零工，然后两人一起买了一辆车。在升上三年级前的夏天，他们把钱凑在一起，用三百二十五元美金买了一辆54年的红色普利茅斯。 他们轮流开，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杰瑞在上学期结束前结了婚，于是休学到罗伯斯超市找了一份正职。 至于比尔，他也和这个女孩约会过，她叫做卡萝，和杰瑞相处愉快。比尔只要有机会就去他们家，有了结婚的朋友让他觉得自己老了一点。他到他们家吃午餐和晚餐，一起听猫王、比尔海利和彗星合唱团（BillHaleyandtheComets）的唱片。 但有时候比尔还没离开，卡萝和杰瑞就开始要好起来，使得他必须起身离开，借口说要到加油站买个可乐，因为公寓里面只有一张床。有时候杰瑞和卡萝会直接到卧室，然后比尔必须到厨房，假装对橱柜或冰箱很感兴趣，而且没有竖起耳朵听。 所以他不再那么常去他们家；到了6月他毕业了，在铁工厂找了差事，然后加入民兵。一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地方，也有了固定的女朋友琳达。于是比尔和琳达会到杰瑞和卡萝家，喝点啤酒，听听唱片。 卡萝和琳达相处得很好。卡萝很有把握地说，琳达是个「诚实可靠」的人，比尔听了这句话很高兴。 杰瑞也喜欢琳达。「她很棒，」杰瑞说。 比尔和琳达结婚时，杰瑞是他们的男傧相。结婚喜宴是在唐纳利旅馆举行，杰瑞和比尔这对哥俩儿一起胡闹，搭着肩膀，乾掉一杯杯鸡尾酒。但在欢闹嘻笑中，比尔看着杰瑞，心想着杰瑞看起来好老，比22岁还老好多。杰瑞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升到了超市副理，而且卡萝又怀了第3胎。 他们每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见面，如果放假还更常见面。如果天气好，他们就会到杰瑞家烤热狗，让小孩在塑料浅水池里玩水，那是杰瑞仅有的几样东西，就像许多他从超市拿回来的许多东西一样。 杰瑞的房子还不错。它在一座山坡上俯瞰纳奇斯市，附近也有一些房子，但不算太贴近。杰瑞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每次比尔、琳达、杰瑞、卡萝相聚时，一定是到杰瑞家里，因为杰瑞有烤肉架、唱片、还有太多的孩子得照顾。 事情发生那天是一个星期天在杰瑞家。 女人在厨房收拾东西。杰瑞的两个女儿正在前院把塑料球丢到浅水池，尖叫着泼水玩耍。 杰瑞和比尔坐在庭院里的躺椅上，喝着啤酒，无所事事。 大部份都是比尔在讲话——他们认识的人啊、铁工厂啊、他打算买的四门庞迪雅克。 杰瑞盯着晒衣绳，有时候盯着车库里的那辆68年的雪佛兰。比尔在想杰瑞怎么变得这么深沈，他总是凝望着什么东西，几乎不太说话。 比尔在椅子移动了一下，点了一根烟。 他说：「你怎么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杰瑞把啤酒喝完，然后把啤酒罐压扁。他耸了耸肩。 「你知道嘛，」他说。 比尔点点头。 然后杰瑞说：「我们去兜个风吧。」 「听起来不错，」比尔说。「我去告诉女人我们要出门。」 他们走纳奇斯河公路到格利市，杰瑞开车。那天的天气晴朗暖和，凉风吹进车内。 「我们要去哪里里？」比尔说。 「去打几球。」 「好啊，」比尔看到杰瑞高兴起来，就觉得放心很多。 「男人应该出门透透气，」杰瑞看着比尔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比尔知道。他喜欢和铁工厂的朋友每星期五晚上打保龄球，喜欢下班后和工厂的小杰一起喝几杯啤酒。他知道男人得要出门透透气。 「店还在，」杰瑞说，他们把车开到「瑞克酒吧」前面的石子路上。 他们走进屋内，比尔帮杰瑞挡着门。杰瑞走入屋内时作势轻轻揍了一下比尔的肚子。 「稀客呀！」 说话的是瑞利。 「你们俩怎么那么久没来？」 瑞利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咧嘴笑着。他很壮，穿着一件短袖夏威夷衫，衣摆放在牛仔裤外面。瑞利说：「你们俩个过得怎么样啊？」 「哎呀，快渴死了，给我们两杯Olys，」杰瑞说着，对比尔眨了眨眼。「你还好吗，瑞利？」杰瑞说。 瑞利说：「怎么样，你们过得如何？在哪里里工作？有没有兼什么差？杰瑞，上次我看见你的时候，是你老母亲去世6个月前。」 杰瑞站着一会儿，眨了眨眼睛。 「来点Olys吧？」比尔说。 他们选了窗边的高脚凳坐下。杰瑞说：「这是什么鬼地方，瑞利？星期天下午连个妞儿都没有？」 瑞利笑了：「我猜她们都去教堂祷告了吧。」 他们各自喝了五罐啤酒，花了两小时打几盘撞球。瑞利坐在高脚凳上一边说话，一边看他们打球。比尔一直在看表，然后看着杰瑞。 比尔说：「你在想什么，杰瑞？你想做什么？」 杰瑞喝完啤酒，把啤酒罐压扁，然后他站在那里一会儿，把啤酒罐拿在手里打转。 回到公路上，杰瑞猛踩油门——时速表在85哩和90哩之间跳来跳去。他们才刚超过一辆载满家具的老货车，就看见那两个女孩。 「你看！」杰瑞说着，车速慢了下来。「我可以把把看。」 杰瑞又开了约莫一哩，然后把车停到路边。杰瑞说：「我们试试看吧。」 「老天，」比尔说，「不好吧。」 「我可以试试看。」杰瑞说。 比尔说：「不好吧。」 「真受不了你！」 比尔瞄了手表一眼，然后四周看一看。他说：「你负责讲话，我不太行了。」 杰瑞把车掉头，按了按喇叭。 当他几乎快要驶到女孩附近时，他把车速减慢，把雪佛兰开到她们对面的路肩停下。两个女孩继续踩着脚踏车，但她们彼此对望笑了。靠里面的那个女孩深色头发，身材高挑瘦长。另一个淡色头发，身材较小。她们都穿着短裤和背心。 「贱人，」杰瑞说。他等其它的车子驶过，打算回转。 「我对付那个褐头发的，」他说：「小的那个给你。」 比尔把背往后靠，碰了一下他的太阳眼镜边。「她们不会理我们的。」比尔说。 「待会儿她们会在你的车窗那边，」杰瑞说。 他把车回转，往回头开。「准备好了，」杰瑞说。 「嗨！」比尔对骑着脚踏车的女孩说：「我叫比尔，」比尔说。 「很好，」褐头发的说。 「你们要去哪里里？」比尔问道。 女孩们没有回答，小个子的笑了。她们继续骑着车，杰瑞继续开着车。 「别这样嘛，你们要去哪里里？」比尔说。 「没去哪里里，」小个子的说。 「没去哪里里是哪里里啊？」比尔说。 「干嘛告诉你们？」小个子的说。 「我已经说我的名字了啊，」比尔说。「你们呢？我的朋友叫杰瑞，」比尔说女孩彼此对望了一眼，笑了。 一辆车从后面驶近，按了喇叭。 「闭嘴！」杰瑞说。 他把车往旁边开，让后面的车超前，然后他开上前和女孩们并行。 比尔说：「我们可以载你们一程，载你们去想去的地方，绝对没问题。你们踩脚踏车一定很累了，你们看起来很累喔。太多运动对身体不好喔，特别是女生。」 两个女孩笑了。 「看吧？」比尔说，「告诉我们名字吧？」 「我是芭芭拉，她是夏侬，」小个子的说。 「太好了！」杰瑞说：「问她们要去哪里里？」 「你们两位小姐要去哪里里啊？」比尔说：「芭比？」 她笑了。「没去哪里里，」她说：「只是沿着路走而已。」 「沿着路走去哪里里？」 「你要我告诉他们吗？」她对另一个女孩说。 「我不在乎，」另一个女孩说：「没差别，」她说：「反正我不会随便和什么人去哪里里的，」名叫夏侬的女孩这么说。 「你们要去哪里里？」比尔说：「你们要去彼丘罗克？」 两个女孩笑了。 「她们就是要去那里。」杰瑞说。 他踩了油门，把车开到路肩停下，这样一来两个女孩必须从他旁边经过。 「别这样，」杰瑞说：「别这样嘛，我们都彼此介绍过了。」 两个女孩踩着踏板继续前进。 「我又不会咬你们！」杰瑞叫道。 褐头发的女孩回头看。杰瑞觉得她用善意的眼神在看他；但是永远没有人能确定女生的意思。 杰瑞把车驶回路上，轮胎下方飞起灰尘和碎石。 「待会见啦！」当他们加速驶过时，比尔这样喊着。 「搞定了，」杰瑞说：「你看到那个妞儿看我的眼神？」 「我不确定，」比尔说道：「也许我们该回家了。」 「我们搞定了！」杰瑞说。 他把车停到树下。公路在彼丘罗克分叉，一条通往亚基马市，另一条通往纳奇斯市、因纽克劳、奇弩克隘口、西雅图。 在公路的一百码外有一座很陡峭的黑岩丘，连着一排低矮的山丘，岩丘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路和小洞穴，洞穴的墙壁上到处是印地安式的符号画。这块大岩丘的峭壁面对着公路，上面写满了：纳奇斯67——格利的野猫——耶稣救我们——打败亚基马——立刻忏悔。 他们坐在车上，抽烟。蚊子飞进来想叮他们的手。 「现在有啤酒就好了，」杰瑞说：「我真想喝杯啤酒。」 比尔说：「我也是，」然后他看了看表。 当他们看到两个女孩出现，两个人下了车。他们把身子靠在车前面的挡泥板上。 「别忘了，」杰瑞开始往前走，「深色头发是我的，另一个给你。」 女孩们停下脚踏车，开始往一条小路上走。她们绕了一个弯消失了，然后在高一点的地方又出现。她们站在那里向下望。 「你们两个跟着我们干嘛？」褐头发的喊着。 杰瑞开始往上走。 女孩们转身，然后快步离开。 杰瑞和比尔以步行的速度继续爬。比尔抽着烟，走几步就停下来深呼吸。当小路转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车子。 「快点！」杰瑞说。 「我在爬啊，」比尔说。 他们继续爬，但比尔得停下来喘气。他现在看不到车子了，也看不到公路了。从他的左边往下望，他看到一大片纳奇斯市的景色，就像一大片的锡箔纸一样。 杰瑞说：「你走右边，我直走，我们会堵住那两个贱人。」 比尔点了点头，他已经喘得说不出话。 他继续往上爬，然后小路开始下坡，通往山谷下。他往前望了一望，看到两个女孩，他看到她们蹲在一处岩石下，好像在微笑。 比尔拿出香菸，但火没办法点着。然后杰瑞出现了，在这之后一切都不重要了。 比尔只想做那档子事，甚至只是看她们脱光光也好。另一方面，如果没成功，他也觉得没关系。 他从来不知道杰瑞想要什么。但一块石头带来疑问，也带来解答。杰瑞对两个女孩用同一块石头，先是那个叫做夏侬的女孩，然后是另一个原本应该留给比尔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