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拥挤的餐馆内，一名上了年纪的中国男子站起来，哼唱他儿时学过的歌曲，在场的人静静地聆听着。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看看它们怎么跑，看看它们怎么跑，它们跟着农妇跑，农妇就用刀砍断它们的尾巴，三只瞎老鼠，三只瞎老鼠，聂广涵今年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歌喉仍然像男高音一样洪亮，这让在场的人大为惊讶。一连几首英文儿歌后，他在一首斗志昂扬的歌曲中结束了表演：伦敦的战火，伦敦的战火，开火！开火！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从儿时起，就将这些歌曲深深地记在心中。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追忆那些教会他们唱这些英文儿歌的人。那是一名英国人，在抗日战争持续的20世纪40年代，那个人曾经既是学校的校长，又是他们的继父，他给予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不仅仅是生命。这名英国男子名叫霍格乔治·艾尔文·霍格，在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中，他是中国大西北的传奇人物。在霍格的祖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然而，在1945年7月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些认识并接受过他帮助的中国百姓心中，他是永远被铭记和敬爱的人。1984年，我第一次知道了霍格的故事。我当时是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的记者。在经过几天没有头绪的搜集稿件线索后，我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俱乐部喝点酒。在那里，我从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抱怨中得知他将飞往中国西北部偏远的山丹镇参加一座雕像的落成仪式，而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名英国人而建立。那个时候的北京，可谓经历了太多。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征程。北京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了。马路上涌现的小轿车也开始和自行车争抢道路。北京国际机场迎来一批批外国商人。然而，中国人为一位不知名的英国人立像的事情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真的。那年的8月，一些80多岁高龄的老人齐聚山丹，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贵宾也参加了当地一所学校及图书馆的翻修落成仪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破坏的坟墓前，摆满了鲜花和花圈，到场的来宾也做了精彩的发言。老人们潸然泪下。从人们认识这名英国男子到他在1945年离开人世，那个偏远村镇的人民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霍格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工作的，随后成为了当地战争孤儿学校的校长，进而在中国成为了英雄。出席雕像落成仪式的那些高龄老人们就是霍格当年的”孩子”。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航班，没来得及到墓地参加落成仪式。由于工作，我不得不赶往香港。在去机场前，我只是就雕像落成仪式写了个简短的新闻，表达了人们对这位不知名英国男子的尊敬。回到伦敦后，我仔细查阅了霍格的事迹，发现他不仅仅是中国战争年代的一位校长、英雄。他撰写的书籍和报道的新闻都是中国1938年到1945年战争岁月的完全记录，他通过百姓——农民、教师、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村里的妇女和儿童——的眼睛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没有人逼迫霍格来到中国，一次巧合让他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来到了上海。随后的整整八年里，他战胜疾病、穿过枪林弹雨，转战于中国西部的平山大川。凭借着年轻、自信和勇气，除了乘坐破旧的卡车在冰天雪地的山间穿行和夜晚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外，他藐视所有的危险。亨利五世他定期发回的新闻报道和寄回家的书信记载了一名年轻人勇闯这个充满战争的国度的故事，从1937年到1945年的那段日子，一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丢掉了性命。他目睹了一次次的战争是如何蹂躏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在1937-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人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手中，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敌人极端残暴的行径下，半壁江山沦陷。霍格偶尔也会渴望回到牛津享受英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但他从来没有丧失在中国工作的热情。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到祖国。在为一家通讯社工作的时候，他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一本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的书。这本书于1944年由纽约的小布朗出版社发行，第二年又被伦敦的戈兰茨出版社出版。虽然有些读者批评他在描写抗日战争的曲折时有些”稚嫩的笔触”，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畅销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国家。这其实正是乔治·霍格的特征所在。他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在结束了牛津大学三年的学习后，已经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22岁男子。他从小接受教育就是要以积极的角度看待每个人，并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生活的整整八年，他所有的书信都充满积极乐观的色彩，相信人性的善良，并用种种事例证明他的观点。他从来都是轻装上阵，穿梭在中国西北部，从一个战区到另外一个战区；但是无论是徒步、骑马还是搭乘破旧的卡车，他都带着他心爱的打字机。霍格从未停止过写作：书信、短文、新闻和特写。1941年，他参与了报道当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工作，这改变了他的命运。随后，他以”洋秘书”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运动。”洋”这个词在普通话中有独特的含意，即任何外国的物品或者外国人都有”洋味儿”。这项工作还使得他在1942年成为了陕西省中北部一个名为双石铺镇的一所工业合作学校的校长。也正是在那里，霍格找到了他的真正使命。当我在2007年来到中国，和霍格曾经的孩子以及他曾经深爱的女人聊天的时候，我才体会到在他担任校长的那段日子里曾经承受的一切。在北京和西安，有四名曾经接受过霍格父亲般慈爱的孩子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继父”和校长。当他们回首过去，就会发现曾经是多么的机缘巧合让这位英国男子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因为霍格在普通话中不太好发音，当年的孩子们都习惯称呼他为”何克”。聂广淳是霍格所有孩子里年龄最大的，我和他认识时，他已经79岁了。他这样对我说：”何克人很好。我们的学校历届校长都是中国人，他们会惩罚我们，可是何克从来不会。他对我们很严格但是却和我们成为了朋友，每件事他都和我们一起做。他喜欢唱歌，闲时他也会教我们唱英文歌、中国的解放歌曲，甚至传统歌曲。当我们一起翻山越岭的时候，由于那时太小，我们通常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但却一定会跟着他。我们从未碰上过像他一样的人，也许今后也不会了。”亨利八世霍格的工作和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被诋毁。红卫兵破坏了他的坟墓，他曾经的学生也被迫辱骂这位他们曾经的校长。幸运的是，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为霍格恢复了名誉，并赞扬他是一位”永垂不朽的伟大的国际战士”。《人民日报》随即报道了这个消息，听到这个喜讯，在他被埋葬的山丹地区，人们满心欢喜，开始大力赞扬他的光辉事迹。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霍格的生命并不在他安葬的偏远山村停止，而是永远延续在他拯救和保护过的孩子的心里。聂广涵，我们团聚会上最棒的男高音说：”霍格救了我们的命，我想如果当年没有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以及未来的几代人都会记住他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就不会团聚在这里。”这名赢得如此多热爱和尊敬的、在40年代留在中国偏远的山村教书的英国男子到底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在毛泽东时代的起起伏伏中念念不忘？

1、通往中国之路 
1915年2月26日，乔治·霍格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罗伯特经营着一家名为"霍格和他的孩子们"的裁缝店，坐落在伦敦西端中心地带的汉诺威广场，这家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乔治的中间名为艾尔文，家里的人有时候会这么叫他。 乔治的家中共有6个孩子，由大到小分别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尔，这3个孩子年龄相仿。接下来是斯蒂芬、罗斯玛丽和乔治，家里人经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树桩、树皮和鳕鱼"，他们3个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几岁。无论怎么样，这6个孩子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家里，他们有保姆；几个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然后男孩儿们去了牛津的瓦德汉学院。全家人会在德文郡的萨尔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则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过着爱德华七世晚期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同当时的大多数家庭又有些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有三个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国国教1和帝国。可是霍格一家并不是忠实的国教教徒，整个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亲凯瑟琳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尔·莱斯特的影响，穆里尔从小就信奉"和平主义哲学"，且一生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的帝国形式。她还因此在伦敦的霍洛维监狱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也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关押在特立尼达岛的监狱里。她是甘地的朋友，并组建了金斯利·霍尔传教团，这个组织现在作为一个社区中心仍存在于英国东部的中心地区。 穆里尔·莱斯特和她姐姐凯瑟琳的关系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小外甥。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平主义是左派的主要口号，而这一思想也在乔治的家里被宣扬和灌输。在乔治家里，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都会开心地说笑，但是母亲凯瑟琳也不会忘了引导全家人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每当穆里尔阿姨来访，就更是全家人讨论严肃问题的大好时机。 对于穆里尔和凯瑟琳来说，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末期看到的伦敦东部一些百姓的贫苦生活影响了她们的政治态度。这对姐妹，和另外一个姐姐多丽丝生于19世纪80年代英格兰东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顿。她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造船业，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会的教徒。举家迁往洛夫顿是因为当地浓郁的新教氛围，还有一座建于1813年的浸信会教堂。在这样的氛围下，3个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礼。 铁路的建成通车为洛夫顿地区带来了大批的移民，这里很快就因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称作"长虱子的洛夫顿"，当地居民认为这 都是那些穷移民蜂拥而至的后果。 穆里尔年少时，偶尔会在乘火车从伦敦回家的路上穿过贫民窟。从她乘坐的头等舱的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孩子，在只能被称作是家畜住着的小屋前玩耍（车里的其他乘客则对此毫无同情之心）。这个场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并由此决定投身于英国东部的社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这本书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而言，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文献。穆里尔后来回忆道："这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触和平主义，就无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联谊会（TheFellowshipofReconciliation）成立了，这为穆里尔的和平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谓机缘巧合。那年7月份，英国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国路德教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尔茨在德国科隆的火车站等候晚点的火车时相遇，二人一段谈话过后，发现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有着共同的反感。他们临别时许下"基督教徒永远不要战争"的诺言。等到战争结束时，调解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莱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支持者。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组织宣扬的团体精神和和平主义道义就深深植根于幼小的乔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红色尖顶屋-，乔治就出生在那里。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纪20年代的战争岁月，随着乔治一天天地长大，哈彭登的变化却不大，仍然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从伦敦乘火车只需要35分钟就可以到达。乔治的父亲，和当时的很多商人一样，每天乘坐头班火车去伦敦工作，母亲凯瑟琳则在家照看孩子们。哈彭登作为一个只有上万人口的小镇，在乔治小时候还只被看作一个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绿地所替代。如果不是当地一所名为"圣乔治"的学校，哈彭登几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拥有同样基督教信仰的邻居组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朋友圈。亨特、纳尔逊和普鲁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邻，这三个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乔治小时候的伙伴。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大卫·普鲁克特、罗伯特·纳尔逊和罗杰·亨特都是这个年纪里面十分淘气的孩子。整个孩子团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罗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玛芙"的威妮弗蕾德，则成为乔治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 小乔治有时候会因为其父母的政治观点而被某些同伴所耻笑，这对他造成了一些影响，经常让他很尴尬。据他回忆，当同伴找他玩耍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家里订的报纸，当时被认为是左翼的《先驱导报》藏起来。 凯瑟琳·霍格对待家庭可谓一丝不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严格的有点儿过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经回忆说，凯瑟琳是个有点难相处、行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贯坚持严肃的行为准则，特别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镇上的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而一周其余的日子里，他们还必须阅读《圣经》，或者其他著名传教士的书籍。除此之外的所有书籍都要用棕色的纸包好，并妥善保管。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星期天还意味着做家务和练习弹奏钢琴。凯瑟琳的孩子以及孙子孙女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凯瑟琳坐在台阶上，一边梳着头，一边听孩子们练琴，并不时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凯瑟琳却并没有过多地显露她的母爱。在家里，她很少亲吻孩子，也不经常拥抱他们。乔治的侄孙女希拉里·贾维斯曾说："当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有人过多地表露他们对家人的感情。礼节更重要，因此从表面上看的确有些冷酷。"乔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亲的，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宠爱。这点从家庭相册中就能看出来。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鹅绒小西服，戴着一顶镶有金边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间。乔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对付母亲那些严格的规定。乔治似乎天生就带有几分幽默，在别人看来的黑色星期天，他却总能蒙混过关。所有的兄妹中，乔治和比他大三岁的姐姐罗斯玛丽最要好，他们两个经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时，一起溜到邻居家玩儿。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母亲发现了这个恶作剧后，就会对他们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因为在母亲看来，说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乔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去教堂做礼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乔治和罗斯玛丽就经常说服他帮助两个人说谎话，老实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这样做的。 虽然霍格家教很严，但乔治还是有个非常开心快乐的童年。他曾对姐姐罗斯玛丽说："如果天堂没有人间好，我就希望上帝还同意我回来。"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忆道，乔治是家里的"金童"，父母从小就认为他会有所成就。当然，这可能只是事后得出的结论，但是据他中学的老师和大学瓦德汉学院的院长莫里斯·博瓦拉观察，年轻的霍格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乔治从6岁起就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到10岁那年被送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河岸的格兰德中学学习，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正式接触和平主义教育。罗斯玛丽上学的第二年回到家时，要求带她的弟弟乔治一起上学。那所学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龄、性别、阶层和国籍的障碍，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和学生一起劳动。 瑞士的教育带给乔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让他从严格的家庭礼节中解放出来。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徒步旅行、骑车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罗斯玛丽却只能在家洗涤和修补衣服。曾经有一个周末，学校召开会议准许学生公开批评教工，甚至是校长，来表达他们心中藏有的不满。对乔治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当日后乔治自己担任校长职务时，也经常召开类似的大会。 这段惬意的日子随着乔治结束学习回到伦敦而告终，随后，他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圣乔治学校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赛西尔·格兰特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学校里实行想象力教育，力求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乔治在为校刊投稿时逐渐显露出其写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认为他具有驾驭语言的天赋。当乔治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朗读了坦尼森的《鹰》一书，并让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下老鹰。乔治思考片刻后马上回答道："一个发出呼呼叫声的凶猛的战士。" 乔治在圣乔治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别看他年纪小，却很有能力。在学校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猪"——并不是因为他的姓2，而是因为他患有鼻窦炎。和他一起打橄榄球的队友则称他为"头牌"，含义不言自明：不论场上场下乔治都证明了自己是个天生的领袖。乔治六年级的班主任曾经在多年后这样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体内的巨大能量和坚定的意志。他很谦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谦卑。他还是个安静、不装腔作势的人，在人群中并不是主导者。看到他离开后的几年间，同伴都成长为各领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为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乔治的一些特质，所以 说，他的影响一直存在着。这点在他作为一名橄榄球队长时也深有体现，当比赛呈现白热化时，他总能爆发出一股潜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险为夷。 好学生也有淘气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罗杰·亨特还有大卫·普鲁克特大卫·普鲁克特偷了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小轿车。从16岁起就学会驾驶父亲小轿车的乔治将偷来的车开到一处侦查队的露天营地，将那里的帐篷拆毁，然后逃跑。这件事情暴露后，乔治的班长职务被撤销了两星期，还被校长用藤条教训了一番。 在圣乔治学校，霍格从一名大男孩儿，成长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欢唱歌，也喜欢在每月举办一次的周六舞会上大秀自己的舞技。乔治17岁时，就是学校里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与当时的"校花玛芙"，威妮弗蕾德·纳尔逊成为了一对儿。 纳尔逊一家在哈彭登为霍格家的孩子们提供了第二个家。尽管他们也履行基督教教义，但对于信仰规定的遵守却没那么严格。他们充满温情和欢乐的家庭生活——与霍格家里各种严格的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给乔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为乔治和他的哥哥姐姐们提供了能体会到家庭温暖的经历。 玛芙纳尔逊因为从小很喜欢一首名为"小小玛芙小姐"的儿歌而得名。她是个拥有一头红发的漂亮女孩儿，而且很幽默。玛芙比乔治大一岁，从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玩耍起，她就喜欢上了乔治。她喜欢和他一起运动，也喜欢看他跳舞，听他唱歌。当玛芙步入老年，回忆儿时的点滴时，她这样写道："我喜欢这个男孩儿（乔治），那时候就总希望我们能一起长大，然后嫁给他。"在乔治去世后，她还在学校出版的杂志里更加认真地描述朋友，亨特一家也为乔治和他的哥哥姐姐们提供了能体会到家庭温暖的经历。 玛芙纳尔逊因为从小很喜欢一首名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只能用赞美和充满爱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乔治的感情，无论在他是一名学生，还是毕业后。我们总是记得校长在他标志性的咳嗽声之后，用平静的语气夸奖乔治-干得好，孩子-" 虽然他和玛芙在学校里是公认的一对儿，但这并没有妨碍乔治对于自己一些朋友的女友的兴趣。作为圣乔治学校的好学生、大家心目中的"头牌"、橄榄球队的队长、舞场上众人瞩目的焦点，还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乔治非常自信他很招女生喜欢。 在他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之前，乔治，玛芙和他的其他朋友为他在当地一家"银杯"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那时候，他承诺会在一年之内回国。一年后，乔治没有回来且玛芙得知他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精彩生活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从此打消了和他继续保持关系的念头。在乔治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联系几乎中断了，但是从乔治写给家里的信上看，他对两年之后玛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为恋人一事还是非常关注。 玛芙不仅承受着和乔治分离的痛苦，那段时间刚好她的哥哥罗伯特，一名海军突击队队员，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袭中丧生。那年夏天，战争急剧升级，大不列颠的战争还未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玛芙会渴望婚姻而带来的安全感，尽管那只是她深爱的那个人的最好的朋友。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不久玛芙就从二人婚后居住的海岸指挥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乔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给当时认识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后，认识他的人纷纷在学校出版的纪念杂志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卫·普鲁克特说："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个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谈，但是他的话经常很有道理。"教过乔治的老师，莫里斯·博拉在给乔治母亲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是个拥有无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内心总有某种信念在指引着他前进。"考虑到博拉要给他在战争中丧生的学生的父母写很多悼念信，这句话可以说是很高的赞美了。 1934年夏天，19岁的乔治来到瓦德汉学院修读"当代的伟大课程"，当时的人们都这样称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那时候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了，6英尺高。长有一头充满孩子气惹人喜爱的金黄卷发。他不出意料地进入了学院橄榄球队的先发阵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又成为了队长。如果乔治长得更壮一点，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队参赛。他经常代表牛津二队——"灰狗"队去打比赛。 作为牛津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瓦德汉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这里录取，要看考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通过成绩。迈克尔·曼恩，乔治当时的同学，说他能够到瓦德汉上学完全是出于一家名为"国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应生推荐。因为那时候，瓦德汉学院里的人经常会去那里喝酒，当时曼恩正在申请各个学院的西班牙语奖学金。那位侍应生告诉曼恩，瓦德汉学院的课程是最棒的。于是曼恩就和另外两个人一同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在没有任何监考官的监督下进行，其中一名学生霸占了所有用来答题的纸张，曼恩就找到学校相关负责人告状，然后他就被带到市区的文具店，买了纸，又获得了额外的15分钟回答问题，完成了考试。就这样，曼恩得到了奖学金，毫不奇怪，因为另外两名候选人，一名是糊涂地认为他申请的是希伯来奖学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试开始后很快就放弃了。 霍格在瓦德汉的学习生活受到20世纪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响——莫里斯·博拉。虽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学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从牛津毕业一年后，才正式成为该学院的院长。即使在博拉成为院长之前，他的很多决定也影响着学院工作的开展，在很多方面改变着学生的生活。他为学生和各方贵宾举办各种社交聚会，在轻松地玩笑中让大家结识。博拉还经常为客人们杜撰各自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再向大家互相介绍，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来到场客人间的混乱场面。 20世纪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汉成为个性化十足的学院。他个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名人。宴会桌上大家的开心果——博拉用不正经、非精英、反严肃、反贝列尔学院等标签标榜自己。因为他相信，创办一所大学的目的就是破除阶级、惯例以及民族情感，从而达到"个体心灵放纵的狂欢"。他的这种观点吸引了很多学生，乔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当博拉将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波西"，比乔治大三岁，而在所有家庭成员中，他们两人最要好。他们相互喜欢，在乔治在牛津读大学的日子里，乔治每每想到写信回家都是因为惦记这个姐姐。罗斯玛丽记得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讲述大学生活的目的描述为"将来到牛津的压抑的、不能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塑造成有自己见解的独立个体"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在海关工作，这让他对霍格此后的工作和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乔治的姐姐罗斯玛丽，家里人都叫她"罗克"或者是&，讲述博拉作为老师和聚会举办者的故事。她说："不能说牛津造就了乔治，因为从小他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他很热爱在牛津的生活，爱那里的一切，特别是爱学校给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学使他逃离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闭生活。他从未对威弗林的压抑生活进行过公开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处于18岁年龄段的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亲逼着去阅读那些无聊的书籍，再也不会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虽然乔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他的同学们都是政治的狂热分子，每每对时事热点大加评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关于"永远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声名狼藉的讨论发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学的前一年。结果有275人赞同，153人反对，这马上成为了伦敦新闻界的热点，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和政界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当时的一名普通议员，指责这是"卑鄙、肮脏和无耻的"。 时事热点问题主导了学生会的讨论，并引发了校报一系列利己主义的长篇社论的发表：国际联盟在面对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践踏一战后签订的国际条约时的软弱无力，西班牙内战，以及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是否要重整军备问题。 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观点是可预见到的。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共和党这边，而高声指责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国际联盟被骂得一无是处。一些支持"国王与国家"决议的人后来在《时代》杂志上声称他们其实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个更强硬的国际联盟。这件事虽然引起了争论，却没有人相信了。牛津的两本杂志，《伊西斯》和《切威尔》都发表长篇社论，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是严肃地对待问题，还是仅仅摆出某种姿态而已。 在瓦德汉，大部分学生辩论都在酒吧或者是学院的大厅展开，既没有伦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馆外示威游行的喧闹，也没有寄给各大报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辞。人们也许会认为乔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学会是个斗争激烈的政治场所，但是据乔治自己回忆，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烧毁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的恶作剧，篝火前烤松饼的乐趣，还有就是争当橄榄球队勋章选手的艰苦训练。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学校的公报上，偶尔也会出现在学生编辑的报刊上，而报道的都是他在橄榄球队的战绩和威信。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乔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时光，而不是每天为阿比西尼亚的百姓担心，也不是为西班牙百姓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忧虑。 在莫里斯·博拉的帮助下，霍格学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这的确是个神奇的、令人为之着迷的世界，并给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满感情的回忆。但他在牛津的经历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他或者其他的毕业生面对世界各地的残酷现实做好准备。在那个年代，法西斯主义正在萧条的欧洲横行，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计划入侵中国，整个太平洋地区正饱受战争的不断蹂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几个世纪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所代替，而这一过程则充满了鲜血。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霍格内心深藏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思想处于休眠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于他的心中。作为老师，莫里斯·博拉鼓励乔治挑战母亲给他灌输的思想。牛津大学赐给霍格最大的礼物莫过于将他从压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享受生活。 对乔治来说，参加橄榄球队的活动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动一样占有重要位置。杰拉德·帕克是乔治在橄榄球队的队友，2007年，在帕克90岁高龄回忆起当时的队长乔治时，他说："我在这个球队中待了两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和其他学院的比赛中，每次都发挥得很好。霍格是个了不起的队长，在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出色。每次比赛前，霍格不会给我们讲很多，他就说：-来吧，跟着我打。比赛结束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谈论政治，橄榄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霍格将他的漫长假期用来旅行。1936年，他带着口袋里的4英磅和一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结伴踏上了去往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旅程。那时，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处在宗派主义的政治纷争中，东欧也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再加上当时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让乔治目睹了牛津这座象牙塔外的真实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学二等文凭（他的两个哥哥斯蒂芬和丹尼尔获得是三等文凭，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凭）后回到家乡规划未来。那时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他的朋友在计划成为政府人员或者从事城市中的其他事业时，周围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任何灵感。5月份，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加冕仪式。一个月后，爱德华八世，也就是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深爱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弃了王位。皇室的这些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然而在霍格的家里，由于受到穆里尔阿姨对大英帝国观点的影响，这些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致。 霍格家订阅的报纸《先驱导报》，在那个夏天对于世界的形势发表了悲观的论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讲话，声称在弗朗哥遭受瓜达拉哈拉的挫败后，他们会介入西班牙的事务。在俄罗斯斯大林肃清军队的举动导致了一大批高级军官被执行死刑。柏林的一条简短新闻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的警察部门首脑，已经宣布在布痕瓦尔德新建一个集中营，关押国家的敌人；而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两座集中营已经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许多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被炸伤的中国儿童在遭轰炸的上海南部铁路站台的残骸边哭泣。战争开始了，日本计划以此为其后续大举进军中国开道。两千名英国妇女儿童被迫撤离，一只英国军队也抵达中国，确保剩下的英国人的安全。 穆里尔阿姨在那年的8月来到威弗林居住。那时候，她经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台上，新闻媒体都称她为"世界和平之母"。没有受到远东发生的骚乱的困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那里的骚乱，她决定要穿过美国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来宣扬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抬头，穆里尔希望可以联系那里的基督徒，联合搞些反战活动。她相信虽然日本政府寻求帝国扩张，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凯瑟琳对园艺充满热情，就把她的姐姐带到花园来讨论如何处置一些顽固的杂草。此前穆里尔曾带着乔治的哥哥丹尼尔来到印度，并和甘地见了面。为什么这次不带上乔治呢？ 乔治为这个想法雀跃不已，只要想办法解决了钱的问题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于要供养6个孩子，还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贵费用，并没有存下什么积蓄。况且这还牵扯到乔治今后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大学毕业后就要出去旅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和乔治一起毕业的很多人都直接参加了工作。经济虽然正在从萧条中慢慢好转，但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国际形势也很严峻，实在不是一个环游世界，找寻冒险的时机。 乔治变卖了家里的一件古董，换了些钱。这些钱足够支付包括一张价值18.10英镑的到纽约的三等舱单程船票，以及从旧金山前往日本的路费。剩下的钱可以用作他在美国搭便车，直到和穆里尔阿姨团聚前的一些杂费。至于回来的旅费，乔治认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办法去挣。 1937年夏天，穆里尔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远赴纽约。在临行前一晚，乔治和玛芙纳尔逊和其他朋友在"银杯"酒吧（到现在也是哈彭登比较不错的酒吧之一）举行了告别酒会。第二天，乔治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车上就开始全神灌注地阅读当时美国的一本畅销书，由玛格丽特·米切尔完成的《飘》。 在霍格家的相册里曾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码头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玛丽女王号，在夕阳下，乔治站在照片中央，头戴一顶呢帽，身着套装，他的父母和姐姐罗斯玛丽，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围。 玛丽女王号的三等舱位于船的前端，因此由于恶劣天气带来的颠簸就格外明显。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气都不怎么样。580名三等舱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国北部的欧洲移民，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厅的菜单都是用英语和法语共同标注的。然而，没有人去看它，因为整个餐厅都没有什么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舱内不出来。唯一供给三等舱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闭了。穆里尔阿姨选择就在舱内休息，乔治则去二等舱找人聊天，顺便呼吸下新鲜空气。 在继续赶路前，乔治到纽约的和平联谊会去参加一个会议，却恰逢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正在那里指责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还牙地保护祖国。乔治发现整个会议都被民族主义而不是和平主义占据，因而选择了离开。 乔治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您听到中国在战争中获得了一些好处的论调您高兴吗？"我们都不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到达哈彭登的，也不知道乔治是否告诉穆里尔阿姨，那时的他已经开始质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义政治。然而，在乔治居住在中国的日子里，他已经不再相信整个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义信仰，尽管在母亲的回信中对于他的这种"背叛"并没有多说什么。 1936年秋天，霍格几个月的时间都穿梭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据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车和货车上走过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车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时候，他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当地警察收留在监狱里度过一夜。这是段艰苦的经历，他描述碰到过的一位狱卒，一位警官是"最险恶的人"。他断了的右手被一根钢管代替，将钉子钉到墙上，根本不用锤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里，有一些人围站在炉子旁，时而发生口角。"如果你比我还着急"，这名警官说，"外面有人行道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许乔治退却，这名警官的脸和他的钢管一样冷酷，却有一双忧郁的双眼，塌陷的颧骨和典型的爱尔兰下巴。在肮脏的牢房里，警官给了乔治几块发霉的毯子，然后说："明天早上4点起床，我们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后把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国的最南部，穆里尔阿姨的介绍信让乔治来到位于密西西比州罗奇代尔的Delta合作农社。在那里，黑人和白人佃农一起工作，一起偿还债务，并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这种合作形式从几年前就出现了，它把以前种植棉花的农民团结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我们的英国访客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仍旧沉浸在《飘》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中的路线在美国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来到了里奇蒙德，查尔斯顿和大草原。当时美国颁布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试图逃避这一规定的做法，让霍格嘲笑他们："田纳西州没有酒。"他这样写道："他们选择同意禁酒令，因为人们从非法饮酒中得到了好处。州警官从中捞到不少小费，人们购买低价酒，而那些酿私酒的则发了大财。酒还是很便宜，因为各州无法对它征税！" 乔治在美国的最后一段旅程给他带来了一次特别的幸运，这个幸运之神一直跟随他来到中国。在他按照约定时间要和穆里尔阿姨在旧金山见面的几天前，霍格发现自己身处德克萨斯州的平原，距离美国东部1000多英里，这强迫他触犯城市里不许搭乘的法规。他每天看着来往的汽车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来。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朝西开，开了一个半小时后，才问乔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国。"乔治如实回答了他。司机想了一下，说："我也正要去中国，我和一位名叫穆里尔·莱斯特的英国女士一起。"这时，乔治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名司机就是美国圣经协会的莱西博士，他要将圣经装船运往日本。于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乔治都和他一路同行，并终于在码头和他的阿姨团聚。 两星期后，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尔阿姨和他的侄子乔治到达了日本横滨，接着来到港口城市神户，和他们在日本的朋友贺川丰彦住在一起。这个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领袖，而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圣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则是国教。在军国主义植根于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却在宣扬和平主义社会，并两次由于激进活动被判入狱。贺川丰彦出生于1888年，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名孤儿，后来被一位美国传教士抚养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来到美国和日本的神学院求学，却对永无止境的教条争论不感兴趣，而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大众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国后出面道歉。这些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牢狱之灾。 在贺川丰彦从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用于神户地区的农民和小商业者的合作系统。在穆里尔阿姨积极地和政府官员谈判，希望他们可以接受她对军事扩张看法的时候，乔治被带去参观合作银行、合作农场、合作餐馆以及商业花园。他还从贺川丰彦博士那里明白了军队主导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优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圣化，从而将日本入侵中国的恶劣行径合法化。日本将其入侵中国的行为说成是帮助其进行文明开化使命，是要给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们传递的这种信息，在日本民众心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霍格发现他身处的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盲目爱国主义、歇斯底里的国家。自1890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地区满洲里开始，其入侵中国的脚步一步步缓缓进行。而从1931年起，这种侵略速度加快了。乔治和穆里尔阿姨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在东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满洲国；日本还控制了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都是严厉禁止的。谁敢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雇，甚至还有遭遇暗杀的危险。日本的报刊、广播等媒体也在严格的审查制度监控下。外国人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小事情而被当成间谍；中学和大学里所用的教科书也都带有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很多国外的学科也被禁止；连广播台里播放给孩子的节目都总是包括他们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战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客居日本的人很难不被这个国家的政治孤立主义和民族妄想症所触动。霍格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语，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经常翻译媒体对此的报道给他听。这时，他才开始逐渐意识广播和报纸上对中国的描述，这是一个被内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撕碎的国家。这些宣传因为其部分真实性而给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这也传递了日本的在中国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目的是阻止其残酷的内战，阻止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日本当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这种宣传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的地区霸权。 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就处在狂热的军队控制下，热衷于帝国扩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激发了这个国家古老的民族光环梦。战争大臣南次郎将军和他的高级军官为了创造并利用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做了很多准备。20世纪20年代向着议会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缓和发展被最近十年中爆发的民族主义热潮所淹没。 帝国主义的传道者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来证明他们追求领土扩张是正确的。学校历史课上，老师一遍遍地告诉学生日本在19世纪的帝国野心被贪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所阻拦。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数量。这为他们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于欧洲人在经济贸易上享有的优越性，是日本曾经所寻求的。20世纪为了保护美国经济而设立的新贸易关税，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对西方人怨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很快就沦为日本信仰军国主义阶层和那些每天只想打仗的军官的牺牲品。对于日本进军满洲，并继续计划下一步入侵计划的举动，中国的反抗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抵制日货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游行的作用似乎也没有那么明显，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混乱的局面，蒋介石民族主义政权急于一统地方军阀，消灭当时快速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队伍，都只能加速日本进军中国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国政府挑衅"满洲里附近的奉天镇为由，日军发动了进攻彻底攻占了整个满洲地区。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当时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议增兵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降，军方一直都在实际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联合运动是少有的反对政府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听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宣布为合法。此前，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个帝国民众心中的精神崇拜，没有人质疑它的神圣地位。几个世纪以来，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从19世纪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众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它关注于崇拜，这样它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灵的孩子，这个国家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岛国和生活在岛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优秀的民族。 由于乔治·霍格从小在信奉浸信会的家庭中长大，他对于在被带有侵略性的异教主导国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0万人信奉基督教。17世纪对宗教的迫害已经使得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岁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团体零落地分布在国家的土地上，而且时而遭受恐吓和摧毁。 由于担心历史会再度上演，贺川丰彦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拼命寻找一切方法让这个野心十足的国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他们小心翼翼地发表言论，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责；对于此，霍格冷漠地写道：至少这些基督教堂还没有沦为为日本胜利而祈祷的场所。

2、上海 
乔治·霍格乘坐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启程，并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来只想在上海待两个星期，然后就回到日本与穆里尔阿姨两个人一起去印度，再从印度返回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就以"东方巴黎"或是"东方之珠"的称号成为有钱人旅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居住着300万中国人和7万外国人。沿着长江支流的黄浦江北岸看去，那些奢华体面的高楼后面，却是延绵数里的贫民窟。现在，那些游客，以及曾在码头流连的游船都离开了，但是上海仍然保留着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残骸。 上海在被日军占领前，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三块：由英国和美国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总面积占黄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业、商业和船务服务都集中在这里。居住在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周围的中国百姓格格不入。外国势力还控制着这里的警察局和税务局，中国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外国佬的廉价劳动力和仆人。其次，则是法租界，与前者相比，法国管辖的区域不大，却拥有与前者类似的机构设置。除了以上两块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国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乔治·霍格与穆里尔阿姨的教友们待在一起。弗兰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国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从1907年就来到了中国，米利肯牧师负责组织当地教堂活动以及在市里散发基督教宣传教义，而他的妻子则管理着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 在上海，霍格初步了解了日本所谓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断的战争中，日本军队霸占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盘。这段时间里，霍格还仍在英国赫特福德郡考虑他的未来。当日军的铁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进中国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时，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东讨论合作化运动。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径持续了7个星期后，霍格才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难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一片片被毁的村庄在城市边缘孤独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筑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设置了碉堡，岗哨内也到处摆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见到外国人就蜂拥而至的孩子，他们哭喊着，"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威士忌苏打。" 霍格喜欢上海，因为他发现这个城市让人异常兴奋。虽然在这儿无法像美国那样可以随意搭便车穿行在广袤的土地上，也没有导游带领参观各种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样；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地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这些难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死去。旧报纸都被住在街上的人搜集光了，因为报纸可以在寒冷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温暖，它们决定着生命是继续还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来变卖，霍格将街边的小贩描写成一边吹嘘着自己的炸鳗鱼，一边叫卖着自来水笔。总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卖，只要能想到的。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样一位天真、年轻的英国青年全部看在眼里，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却只字未提。 在霍格到达上海的几个星期后，以撰写一本中国游记为目的的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来到了这里。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地行》。为了找到相关写作素材，这两人加入了外国媒体圈。乔治·霍格也在这个圈子中，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很有分量的团员。 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人早在萨里郡辛德海德的圣爱德蒙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在他们三十岁左右——奥登在一年后将其称为"低调的，不诚实的十年"——的时候成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经出版了著名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萨利·鲍尔斯》（后被收录在《再见！柏林》一书中）这两个男人曾合作撰写过三部作品，在他们长久的友谊中也偶尔享受下性的乐趣。 伊舍伍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伟大城市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上海不过是一座座准摩天大楼堆积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储地"。在这个城市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肮脏、破旧、矮小的房屋："到处都是林荫大道、宽敞的公园、壮丽的中央广场，却没有一丝城市味道。" 虽然上海有很多他们厌恶的地方，但这对文学伙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这里，疲惫或贪婪的商人能找到满足他们欲望的一切，"伊舍伍德写道，"人们可以观看赛马、棒球和足球比赛；可以欣赏到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找女孩儿或男孩儿，只要出价钱，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拥有他们。如果想吸毒，也会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样，服务生会端着盘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较难找，但是这儿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后，如果你做了坏事后悔了，这儿还有很多教堂和礼拜堂供你忏悔。" 与整座城市的颓废相比，霍格更关心百姓的绝望心态。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这份报纸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报道了莱斯特参与的和平联谊会的活动及她与甘地的友谊。恰巧那时这家报纸在中国没有固定的通讯员。当时的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早在史考特编辑时期，《曼彻斯特卫报》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享有好评。史考特从1872年开始担任主编，其在位的57年时间里，报社的每一位通讯记者，不论是新员工，还是远在偏僻通讯站工作的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报社百年社庆的时候写下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对手的声音和朋友的声音一样，公众都有权知道。" 霍格很快就发现，那时的编辑要求的确很严格。《曼彻斯特卫报》是一个高尚的报纸，主编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报纸很少报道赛马，因为这意味着鼓励赌博。坚持公证地报道一切，也包括政敌的观点，是其一贯作风。克洛吉在写给新员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报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后，报社并没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当时的上海除了挤满难民，还有很多传教士，霍格观察到，他们"只愿意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国地界，百姓饥肠辘辘；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总有人被饿死；可饭馆和酒店仍然在营业。对有钱人来说，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美食和娱乐消遣。霍格也刚刚收到从家里寄来的10英镑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顿。"中国菜真是极其丰盛。"他写信回家，不自觉地嘲讽起来，"菜一盘盘的端上来，而规矩是每盘菜只吃一点。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让人难以尽兴——我更愿意他们只给几个菜，却让你吃个够。" 多亏了米利肯夫妇，霍格参观了华丽的英国大使馆，受到了三等秘书的接待，并逐渐了解了上海衰落的复杂原因。和其他传教士及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霍格还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消息。这些驻扎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刚开始都不相信这条消息是真实的。 1937年7月，一场持续了8年之久，夺去了1500万中国百姓生命的战争开始了。1901年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日军就开始在天津和北京之间驻扎军队，并以搜索失踪士兵为由，向驻地官兵开火。日军在中国步步侵略的过程让人们断定这根本就是故意挑衅。日军在1931年占领满洲不久，随着中日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战争全面爆发。 8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宣布抗日战争开始。随后，蒋介石开始了一场充满争议的军事赌博，他决定将战争主要战场从中国北方转移到上海。 他们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日军有机械化的装备及强大空军势力支持，如果在北方平原地区开战，一定很难将其击败；而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将限制敌军以上两点优势的施展。中国猜想如果攻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外国列强在中国不同的自治地区之一——将迫使日军从北部撤出兵力，进而达到缓解当地中国军队压力的目的。 对于正卷入与共产党游击队内战的国民政府来说，在上海落脚也会为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蒋介石认为在外国地界的眼皮下发生的任何争端，都会引起西方势力的关注、同情，进而希冀他们会从中干涉、调解。然而，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小看了日军彻头彻尾的凶残。将战场转移到上海不仅导致了当地大批百姓和士兵的伤亡，也使得自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以来，战争导致的伤亡人数升至新高。 8月11日，蒋介石将其接受过德国训练、装备精良的3个师调进上海，驻扎在外国租界外围。日军发现后大吃一惊，并马上增强了对相应区域的部署。双方于8月13日开战。 地面火力和空袭攻势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手无寸铁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续3个月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现代化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日军伤亡人数也高达4万人，更有数千百姓死于无辜，外国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毁。伤亡惨重以及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被迫退回国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时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了一系列要求，无非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蒋介石对此没有立即回应，日军又以"歼灭中国政府"相威胁。这个威胁宣布不久，发生在南京的一切就向世人解释了它的含义。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发生的就是20世纪战争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阴影。即使迫于外交礼仪和两国间经济的战略需求，中国人民对于日军拒绝对南京凶残行径道歉一事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了一系列要求，无非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始终心存恼怒。在日军野性狂发的七个星期内，他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放纵地强xx妇女、杀戮百姓，凶残程度难以想象。数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烧死。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杀害英国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曾亲眼目睹这凶残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特·斯蒂尔。从军事原因上分析，日军没有理由对南京的百姓采取报复。因为那些普通的百姓是无辜的。胡乱屠杀百姓进而引发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来解释。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士兵大范围强xx妇女、杀害百姓，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可以解释他们的残暴行径。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反抗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国民军队的军官首先点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周围郊区，然后又下令军队不许补给，不许逃跑，只能沿城墙列队站好。五万中国士兵被敌军包围，遭到来自空中的恣意轰炸、来自河面的袭击以及地面攻势。据蒂尔曼·德丁说，南京沦陷后，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军杀害。他们搜寻年轻男子，扒掉他们的衣服，发现有军用皮带留下的痕迹就马上杀掉。 德丁于1937年12月22日从南京搭乘美国的轮船来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并加以报道。作为他一路的所见所闻，他为国际社会对日本行径的谴责奠定了基调："日军攻占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包括绞死战俘、屠杀百姓，强xx妇女和掠夺财物，都是已经消失的、野蛮社会的行为。"抗日战争以残暴的行径开始，并随着冲突的升级一再重复上演，即使有时候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 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他们才开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旧上海已经没有了，但是直到东京和同盟国间互生敌意后，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才开始受到影响。位于上海华懋饭店的酒吧是闲话和诡计的滋生地，间谍、色鬼、骗子在这里出没，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身兼多职。比如理查德·佐尔格，斯大林时代的双料间谍，就是这个酒吧的常客。从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这四年间，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日本和德国在远东的活动。被捕后，他于1944年在东京获绞刑而亡。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乔治·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准备好抵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这个新的首府就是当年每一位新闻记者都向往的地方：汉口。

3、汉口 
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服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神似乎还在眷顾着乔治，在这样一个宾馆全部客满的城市，他的穆里尔阿姨很快就利用关系为乔治找到了一处住所。这个房屋是中华圣公会的地产，由一名美国主教，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掌管。霍格用“一个可爱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来形容这位名为吴德施的人。这里并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样，提倡节俭的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美国募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修缮建筑。整幢建筑被一条类似护城河般的小河环绕着，外围则是高高的红色砖墙。从围栏望进去，可见遍地盛开的鲜花，一片菜园子，一条植满树木的小路，还有一个网球场。由于这个教会兴办了一所英文授课小学和接纳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神学院，所以一些建筑内部还包括了教室和学生宿舍楼。这位还有几周就要退休的主教与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政治机会主义精神的倡导下，这位主教会接待一些共产党员，并为一些知名的亲共人士提供住所。时任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常去那里喝茶，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会来拜访。周恩来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每次来访，他都要找住在这里的新闻记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来描述这座城市。他是正确的，汉口作为革命的重要据点，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 汉口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扬子江上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当年，英国找借口挑起事端，与中国进行外交对质，并强迫清王朝在北京签订了这一协议。随后，法国也以在中国未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杀害法籍传教士凶手为由加入了这个条约；德国和美国也不甘落后。这样，中国长江沿岸的10个港口先后对外国势力开放。随着一系列让步性条款的签订，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具有设立独立警察局和税务部门的权力。这些额外的让步性条款的强制签订，已经让中国的帝王受尽了屈辱；而条约中允许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任意活动的条目，更是让昔日的帝国颜面尽扫。 汉口的江堤就是欧洲列强强加在中国的绝对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筑不仅仅折射出西方人对于建筑的品味，更多的则代表着这些地方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银行、写字楼、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华住所，全部彰显出具有个性的品味。整个城市，虽然也可以看见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剧院、电影院、咖啡馆、宽阔的林荫路以及繁华的河两岸，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规划风格。郊区的赛马场则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会景象，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看台、露天广场都会让在场的观赏者感受如同身处萨里郡中心。 乔治·霍格在中华圣公会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舒适，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这里丰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务也不赖。在他从这里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内，还谈到了同在这里享受主教热情接待的其他外国人。其中他提到由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信中他还特别提到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军骑着马一口气走完全程的美国女作家”*来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未来几个月中出现在 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产党的支持者自称，也是自 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当时的她已经是迅速壮大的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门客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对于那些年轻的记者来说，来到这里写写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赚点钱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场胜仗后，使得一批名记者，小报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期盼着下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口似乎就成为了另一个马德里，在重重包围下等待着最后战役的到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里注定将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驻扎在汉口的很多记者都是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历经磨练的老手，他们需要另一场战争，以便他们为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 当乔治·霍格来到远在几百英里外的一线战场时，并没有发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久前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一战刚刚胜利告捷，使得汉口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又试图控制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车站，以便掌控贯通南北，穿越中国心脏的铁路要塞；大运河岸边的台儿庄镇就是这个要塞之所在。经过两周的奋战，整个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军队似乎准备撤退了。然而，两天后，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军团率领的中国军队对日军驻地发动突袭。彻夜激战后，日军3万人部队中的一万人死伤或被俘。 时年24岁的罗伯特·卡帕是一名摄影师，在西班牙内战时已经小有名气，后来成为中国战争爆发后的一名随军摄影师，带着相机走南闯北。《生活》杂志的老板兼编辑的亨利·卢斯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曾经将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为一个长达两页多的专题。专题的开篇是一段战争序语，这样写道：“在那些成为历史转折点的著名村镇——滑铁卢、盖茨堡、凡尔登——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台儿庄。”历史对于中国军队可不像对早期战役的那些胜利者那么仁慈。 前线和战争或许离汉口还有些距离，但这里仍为那些渴望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机会。这里驻扎着大量优秀的外国记者，为他们观察记录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在1938到1945年间，当时国共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真诚的。周恩来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已经转战汉口，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此外，由一战英雄和前纳粹柏林冲锋队指挥官斯坦恩斯领导的德国代表团也活跃在这里，他们是蒋介石的军师。 无论如何，汉口的确汇集了大量外国优秀记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且结成不同的派别，美联社记者汉森，《星期六晚邮报》和伦敦《先驱报》的埃德加·斯诺，还有他的太太海伦，先后在合众国际社及《时代》杂志做记者的杰克·贝尔登，《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日报》的阿特·斯蒂尔，还有就是为美国一些激进派杂志写稿子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伦敦《新纪事报》的弗雷特·阿特丽。 《时代》杂志社记者彼特·弗莱明和他的妻子，演员西莉亚·约翰逊的到来似乎成了汉口的一大新闻。弗莱明是英国文学界和交际圈的有名人物，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鞑靼的新闻》就获得广泛认可。这是一本描写从中国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程的书，于1936年出版。虽然后来他的弟弟伊恩由于创作了007詹姆斯·邦德这一人物，赢得的名声一度有赶超哥哥之势，但毕竟是弗莱明更早被世人认知。他和妻子西莉亚·约翰逊于1935年结婚，西莉亚后来因和特雷弗·霍华德主演了电影《相见恨晚》而在1945年一举成名。这两个人的结合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一桩美好姻缘，也引发一时的话题。西莉亚·约翰逊主演了一系列伦敦西区的热门戏剧而活跃在舞台上，并从1941年开始涉足电影业。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奥登来到汉口，并很快与弗莱明夫妇见面。这位《时代》杂志的记者显然为这次会面穿得过分讲究了“弗莱明身着卡基色衬衫和短裤，脚穿一双高尔夫长袜，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表，身背莱卡相机，看上去就像刚从伦敦的裁缝店里出来，正极力为典型的绅士装备做广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些日记都是他今后完成《战争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认为即使现在待在中国有些危险，但“和奥登讨论过后，我还是觉得此刻我们留在汉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义”。 如同其它刚刚抵达汉口的记者一样，奥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顿下不久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在艾格尼丝位于中华圣公会的住所，双方一见面，她就考察起这两位记者的政治观点。因为对于那些不认同她观点的人，史沫特莱可没有多大耐心应付。之前她和乔治·霍格见面时，就是因为发现乔治不仅是个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国男孩，还具备纯真、青涩、天真的特性，并准备迎接中国战争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和同事，虽然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超越朋友的层面。 霍格说史沫特莱是个“身材高挑、有些严酷，留有伊顿发型的人；40岁左右，热心于中国共产党事业，而对俄国的事却没什么兴趣。”乔治完全被史沫特莱的强硬观点和她同美国媒体遇到分歧时争吵的狂暴吓住了。史沫特莱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而相信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个观点在当时很不被认可，但是史沫特莱用她毕生的生命捍卫着这一观点，不惜冒犯权贵，与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数朋友。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支持者，一名激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者，史沫特莱和一位天真的牛津毕业生成为朋友有些不同寻常；但史沫特莱本就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经历。 1892年，艾格尼丝出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地区。在她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她的父亲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岁时，母亲死于营养不良。父亲偷走了艾格尼丝积攒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无可忍，艾格尼丝带着妹妹和两个弟弟，以及死于难产的姐姐的孩子，离开了家。那时，她就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会低头，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样生活，更不能成为四个孩子和一位嗜酒父亲的苦力。 在将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顿好后，艾格尼丝离开了家，开始了持续两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刚刚20岁出头的她只身来到纽约，白天在一家餐馆做服务生，晚上到纽约大学读书。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成为了印度流亡爱国者力求推翻英国统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显然，史沫特莱并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某种政治姿态。1918年，她因走私军火和违反美国“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狱。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激进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离开人世。在她去世前，还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而被调查。 在她的传记作者鲁思·普赖斯笔下，史沫特莱“……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政治保守派将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她的记者同行们常会无视她言辞激烈的报道。那些真正认识她的人则认为她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物，而且是个内心坚定的梦想家：“我可能并不单纯，但我是正义的。”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有时候她也这样说，“我走的太远了，但我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时，她已经被保守派定性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法兰克福日报》甚至拒绝刊登她写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入侵满洲的罪恶行径的新闻，直到后来证实她所写的都是正确的，才成为该报的首席记者，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一位伦敦的出版商，维克多·戈伦茨将她介绍给《曼彻斯特卫报》，于是她也被任命为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 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贡、索尔兹伯里、罗得西亚，还有80年代的贝鲁特和耶路撒冷——总会因为战地记者的驻扎而涌现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记者们在一起交流、喝酒、相爱或者背叛对方的场所。在西贡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饭店。汉口的近代史与长江上的巡逻队有密切联系，美国海军特遣部队长期驻扎在那里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以及周边的炮艇舰队。然而在媒体看来，这个巡逻队的真正贡献就是这个俱乐部。根据美国海军的规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汉口的媒体团如此频繁地在那里出没，因此有人怀疑他们想办法打破了这一规定。 史沫特莱就是海军俱乐部和德明饭店媒体喝酒、聚会的核心人物，于是，她将乔治·霍格介绍给各路媒体认识有著名的洲际酒店的酒吧，在索尔兹伯里有奎尔俱乐部，在贝鲁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国的汉口则有美国海军的俱乐部和其附近的，乔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几年后，当年也活跃在汉口的新西兰记者路易·艾黎，一名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朋友，这样评价霍格和史沫特莱的关系： 乔治为史沫特莱的自由天性、她的社会生活以及她的共产主义观点着迷。史沫特莱也很喜欢他，因为乔治与媒体队伍里的其他人不同，除了来自家庭的和平主义理想，他并没有带任何成见来到中国。当然，史沫特莱觉得那种和平主义理想有些荒谬，因为中国人的确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她相信人类必须为生命赋予的一切而战。乔治赞同她的观点。他们是朋友，但我相信仅此而已。 史沫特莱喜欢霍格，希望能让他认同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她还同意乔治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兑换现金或支票，也经常告诉乔治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采访到好新闻。乔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说他很喜爱那些坚强、不循规蹈矩、有点“难相处”的女人。他的母亲和穆里尔阿姨就是有主见的女人，而史沫特莱则是穆里尔阿姨的更加危险的版本，只不过没有穆里尔中产阶级式的严格礼数和道德要求。 在汉口，还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赋予汉口勃勃生机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1938英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到汉口不久，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就被派来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是一位开明、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丽的智利妻子琪达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之后的重庆，都热衷于举办由国民党、共产党、记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参加的聚会。他的妻子拥有一头金黄的卷发、漂亮的五官，娇小可人，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她的西班牙口音，活像一个洋娃娃。然而，孩子气外表掩饰不了她是个充满智慧、见闻广博的女人。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夫人是汉口社交圈里的风云人物，乐于和各路媒体搞好关系。 和其他客人一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接到英国大使的宴会邀请后有些惊讶。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身穿一件借来的礼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苏格兰人，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驻华大使。”对乔治·霍格来说，当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尔透露服，做好了因为自己对于大英帝国的观点而受责难的准备，因为她毕竟曾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走私军火而在纽约坐过牢。然而，阿基鲍尔德先生当晚的表现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大为惊讶。因为她发现这位英国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肤呈褐色的苏格兰人，拥有坚韧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还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看法，实在让人难以将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观点和他的英国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莱得出结论：他是位“不错的，而后由史沫特莱告诉他的两个重要信息。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这位大使将他的计划告诉当晚的客人，即在中国农村组织一个工业合作联合会，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简陋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为抗战提供武器和装备。他随后又解释说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正在劝说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对此印象深刻。此话一出，全场突然鸦雀无声。据史沫特莱说，有人认为艾黎是位喜欢追逐奇迹的“魔术师”，而大使认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来，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克拉克·科尔明确表示他要帮助艾黎，并会将这个主意告诉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他信守了诺言，而宋美龄也成为了在乡村成立小规模工厂的热情支持者和组织者，她也是这个运动早期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 那时，艾黎是一名政府职员，负责检查上海的大小工厂。1938年，他花了几个星期来到汉口为工业合作运动奔忙，并结识了乔治·霍格。牵线人也是工业合作运动的热心者，史沫特莱。她介绍两人认识，并希望霍格能就此写篇关于这个项目的文章。艾黎调查了计划将要复兴中国工业的乡村，随后就离开了。 在圣公会住下来后，霍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缴纳房租。吴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还不会好心到为来来往往的记者提供免费住所。对乔治来说，钱也的确是个问题。 霍格在范·里库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在汉口一家高档酒店和中国的商人和客户会面。他的工资刚好够缴纳房租，没有多余的钱购买一辆自行车。而自行车对于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记者来说，可是必要的装备。那时的他太缺钱了，甚至连往日两星期给家里写封信的习惯都要改成一个月写一次，为的就是节省邮费。他还要求家里用很轻的信纸和信封给他回信，因为他发现如果信件过重会加收额外的费用。在中国的战争年代，邮政服务费用计算的非常精细，为的就是能够维持正常运作。霍格父母寄来的信有些确实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还是到了乔治的手中。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信件要经过海运到香港，再陆运到中国内地。然而，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从英国到中国的邮件甚至要经过俄国这样漫长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达中国。 霍格尝试过教授俄国外交团英语，然后又到汉口大学教书来赚更多钱。他签订了从新学期开始教授英语和经济学的合约——可9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学校被迫关闭。 后来，乔治得到了合众国际社兼职记者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经济问题，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80美元，在面临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当地来说，已经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弃了和中国商人在一起的工作，还买了一辆自行车。 合众国际社的口号是“报道发生在每时每刻，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新闻”，他们已经在汉口派驻了一名优秀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新的明星记者出现，例如报道战争冲突的贝蒂·格拉汉姆。贝尔登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汉口帮”的其中一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乔治介绍给他，而他也很高兴身边能有一位新手帮助他做些跑腿儿的工作。 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是幸运之神对乔治的最大垂青，因为这使得乔治拥有了媒体资格，给了他结识更多改变战争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机会，还包括给了他在各路媒体中的地位。总之，这份工作为乔治打下了坚实的新闻报导工作的根基。建立于1907年的合众国际社和当时的路透社、美联社之间是竞争对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丰富多彩的报道笔触挑战新闻界的霸权地位。在合众国际社的总编罗伊·霍华德看来，其他的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太过沉闷与无味，因此非常鼓励他的员工在稿件中注入更人性化、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读不到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工作时的报道了，但是从日后他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新闻稿件以及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很好地研习了在合众国际社时习得的要点。这份新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他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国记者。那时的工作很艰苦，且乔治很少得到总编的表扬。然而，他学会了如何编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新闻，还练就了妙笔生花的本领。 霍格是幸运的，作为记者，他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从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不断暴露的日军残暴行径都是新闻记者不得不报道的残酷题材。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国军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部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口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日军则是乘胜追击，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行为并没有让这个民族感到一丝羞愧；而国际社会的沉默也助长了其嚣张的气焰，日军继续在中国内陆地区实行烧杀抢掠奸的行为，所到之处的很多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为了阻挡日军的南进，中国军队在1938年6月初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坝，凶猛的河水冲出河床，堵住了日军南下的去路，淹死上千日军士兵，装甲车也深陷泥沼，动弹不得；铁路等地面交通也被迫中断。当然，由此导致的民生损失也是惨重的，洪水冲毁了11个村镇，4000个小村庄，200万百姓无家可归，生活陷入贫困。那次洪水究竟使多少人丧命还处于争议中，到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2万5000人。从军事策略上看，中国军队那次的策略是成功的，使得日军进军汉口的日期推迟了3个月。然而，对于这个导致重大平民伤亡的战略，国民政府则矢口否认黄河堤坝被炸毁是故意所为。 面对日军的不断进攻，总司令蒋介石命令汉口的所有机械制造业停止工作，转迁中国内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将大陆沿海城市的大量人口、政府、学校和工厂转移内陆，免受战争伤害的一个方式。这次的大迁移使得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沿海开放的大城市，转移到中南部的山谷中。四川、云南、广西、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广大省份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根据地。面对日军精良的战斗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利用中国广袤的土地及庞大的人口来抵抗侵略。 1938年春，蒋介石已经50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获得了一些认可。然而，他领导的国民党和国家政权一直没有稳固。从19岁参军，随着满清王朝*1911年的衰亡而走向成熟；他也被认定是当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的继承人。孙中山是一名卫理公会派基督徒，且主要都是在国外的夏威夷接受的教育。1911年，为了推翻守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共和国，他将部份“新军”编进同盟会的队伍。第二年，他就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在他当权的几个月后，因为地方军阀的强大势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 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历史上蒙羞的十年。任何中央政府仅只是在形式上领导着这个国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和外国铁蹄践踏的两难境地。有两个人从黑暗的岁月中浮现出来，走上了领导之路，他们注定将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1921年，一名曾经当过老师、图书管理员、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叫毛泽东。27岁的他从那时起就放弃了之前的职业规划，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蒋介石从莫斯科为国民党寻找资金援助回国后，报告说俄国只是在由另外一个沙皇统治。他称俄国在中国的真正用意是将中国“苏维埃化”。1924年，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为国民党军队培养、输送高级军官。不出所料，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掌控了国民党 的蒋介石通过与共产党的决裂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分裂的党中的权力。为了捍卫他的权位，他在同年迎娶了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龄。宋家都是基督教徒，1929年蒋介石也皈依了基督教。但是直到1938年，随着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大会，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他才取得了了对国民党内——而并不是全中国的，——完全领导地位。 然而，中国政府的政治变更并没有引起乔治·霍格多大的兴趣。他和所有驻扎在汉口的媒体们只对一个话题强烈关注：那就是战争。1938年初夏，这场战争步步逼近汉口，但是记者却仍然无法准确预计战争的进程及发展。在日军展开空中攻势的策略下，任何地方都成为了战争的前线。虽然汉口挡住了日军继续南下的路，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肆意轰炸。霍格曾经在上海目睹了大炮和各种迫击炮轰炸后的可怕场景，在汉口，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线上。 1938年5月到7月，整整三个月，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轰炸机编队在汉口地区的三个城市上空飞过，他们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米的高空飞行，避开了中国军队的防空火力。日军战机的轰炸十分精准，首先对准汉口的机场，随后便在周边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 在上海的时候，霍格还小心翼翼地给家里写信，没有告诉父母他在战争中的危险处境。然而在汉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真实地向家里描述发生在他周围的战争。在每天遭受轰炸的惊吓下，乔治那曾经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气的笔触已经不见了；曾经的牛津大学的乖孩子，毕业后曾周游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经历练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闻记者。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及时真实地报道日军空袭后的新闻。有一次，他跟踪一则报道日军飞机没有造成伤亡的新闻简报，发现实际上在这次的空袭中一个小村庄被毁。他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以“没有伤亡”为题，做出了如下的报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干燥的乡间小路旁，周围被稻谷环绕。年复一年，他们就在家里干农活来获得一点收入。住在这里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与几个孩子，几头猪、鸭子和水牛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从年迈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垃圾和小牛犊都在一起。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运改变了。 锯齿状的裂缝在墙壁上蔓延，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顶残破的帽子。很显然，它突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群兴奋的人们正围在它四周，更多的人则从田间小路上聚拢过来。 在突出的房檐遮盖下的院子里躺着一头水牛的尸体，这似乎是人们兴趣的焦点，而在不远处人们在一团血肉模糊中找到了两条多毛的后腿。然而，当一个妇女抬起一辆翻倒的手推车，露出下面的一具人的尸体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便转移了。她一手抬着手推车向人们展示，另外一只手挥舞着配合着嘴里的念念有词。人们好奇地看着尸体，接着又三三两两地散开并议论纷纷。一些人离开的时候丢给那个妇女几枚钱币。与此同时，哀悼者的挽歌和烧纸钱的烟从一扇半开的门中飘进了屋里，那里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浑身完好，可是头部被炸掉了。她无头的躯体引发了一些人的怜悯的叹息。离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这给人们带来了恐惧。 那时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赢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岁的他在这个媒体圈中还是个经验不足的孩子。和处于他的地位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运之神对他的垂青。 汉口的媒体团中很多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战事报道高手，这些人意识到日军所谓的“全面战争”的战术不过是基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一个概念。日军的空袭战术是受到德国军事专家建议的、曾经在西班牙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即空袭的目标总是首先锁定在储藏军需品的仓库和工厂，然后才是军事驻扎点和百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袭后的重建进程。 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媒体记者都不太愿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在汉口的媒体圈中引发了一阵狂喜。那天的汉口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混战洗礼，由俄国驾驶员带领的80架中国空军战机反击50架日军轰炸机。据中国官方数字称，在30分钟的战斗内，中国空军以7架战机的伤亡歼灭了日军21架飞机。那时候，媒体将中国的空军称为“会飞的外国军团”。因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国、美国的战机驾驶员的加入，来自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空袭的战斗中来。然而，这些人由于不遵守中国军队的纪律而相继被开除。 曾经有段时间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媒体大力宣传所取得的战争胜利，以便稳定民心、巩固政权。1938年，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本岛，可是霍格和驻扎在汉口的所有媒体记者都错过了这一事件。 被错过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装备了两架美国制造的马丁轰炸机后，中国空军从重庆基地起飞，飞越了日本本岛的九州、长崎和福冈等几大城市，总飞行里程达4000英里。轰炸机向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写有描述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的宣传册，然而，由于轰炸机油箱存储的燃油无法满足长途飞行的任务，中国军队放弃了此前轰炸日军基地的计划。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日军在徐州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才公开了这一消息。 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爱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进入合众国际社工作。 和驻扎在汉口的媒体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管史提威提出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色。这位23岁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子，现在却每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具有诗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汉口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道战争引发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花的花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水平，天气也变得潮湿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从春天到初夏，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头也设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进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周围。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戏，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后，当地所有的媒体充分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在这个已经膨胀地收留了75万人口的汉口，一旦被日军占领，他们将再次做出何种恐怖行为的猜测日益让大家人心惶惶。 在这种氛围中，霍格和其他记者组织了一个“最后的挖掘者人俱乐部”，并定期在罗西旅馆碰面。在任何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城市，媒体总会找到或者成立像这样的“罗西旅馆”。为那些即将离开战争城市、不再继续战事报道的记者准备送别晚餐；此外，还会相互打赌，看谁会留到最后。正如随后被证实的，这名合众国际社的年轻记者成为了留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在汉口，共产党的高级代表周恩来，对西方媒体非常照顾。他定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务和这些记者会面，并表示会尽其所能将最新消息告诉大家。周恩来总是很小心地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着统一战线思想。终其一生，他对于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这也是毛泽东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体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极善言辞的人，对于毛泽东，他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与此相反，蒋介石则把大部分西方媒体看成是危险分子。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错。当这场战争开始时，西方媒体所表现出的就是敏感的集体反日情绪；随着战争冲突升级，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外国媒体更加公开其对于国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绪，也对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来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国通讯员，特别是美国记者时，蒋介石则只接待如《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这样的富人。在媒体眼中，国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因为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都能熟练地应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个媒体满怀着敬意采访的对象。 那年6月份，在日军封锁汉口前，霍格准备搭乘火车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车到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看看，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领导机关驻在那里。本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为乔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却由于霍格在参观共产党根据地的欲望和与汉口同事离别的不舍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得不推迟了几天。 乔治在6月3日写回家的信中谈了自己的顾虑，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莱。他以孩子般的热情写道： 史沫特莱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经和你们提过一些难民组织，史沫特莱倾其所有帮助他们，将其募捐的数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给了他们。在外国人眼中，她是一名共产党，所以和她并不多来往。然而，她却不能成为中国红军的一员，因为在那个组织中，除了医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国人的。她也没有从俄国大使馆获得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担心会陷入其他大使馆的流言当中。她那本千辛万苦得到的美国护照，还没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国的法西斯侦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日本人的确来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庞大的日本媒体团，摄影师和广播员都来了，他们严阵以待，准备报道日军即将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等待，因为气势恢宏的长江及其北部的黄河，还有中国军队，减缓了他们的侵略步伐。

4、汉口的陷落 
1938年6月，霍格离开汉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国民政府早前下达了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禁令，对违反此规定的记者将撤回委任书。为美国几家大报社工作的记者可以无所顾忌，但大多数记者还是遵守了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约记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两天以后，火车把他带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墙见证了这座古代都城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动荡与兴衰。西安的城墙据说修建时宽可容纳三辆牛车，高可达十人的高度。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些堡垒下面，阴暗、潮湿、老鼠乱蹿的地窖成为了人们躲避日军疯狂轰炸的唯一避难所。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些地下防空洞避难，听着炸弹爆炸声，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两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个曾经有城墙的古老城市的人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寻求避难。 从西安出发北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霍格驶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货物和行李中间的乘客包括一对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两个年轻女难民和一队红十字会护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巨大的号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信念的光辉，散发着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霍格那时候汉语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够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奔赴延安，为的是拯救国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 这次旅途为霍格在《曼彻斯特卫报》那个月月末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观察背景所应具有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他下面这段对乡村的描述中： 我们走过了一个满是坟包的旷野。后来我们的卡车到达了山区，每爬一个山坡都是一次冒险，卡车缓慢地前进着，后轮胎的轴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轮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绝大多数的权力之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敌对，而是打政治太极拳。然而事实是中央集权的最后一点余迹随着满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了。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实现它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和日本紧紧抓住他们在中国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国的广大农民依旧生活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来的许多思潮和观念的鼓舞启发下，就中国的出路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孙甲山领导的国民党最终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渐进的模式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陈独秀领导的八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到中国，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许多年间也一直是它的影响力量和资金来源。1921年13名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坚持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发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没能完成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大业。他的遗志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蒋介石，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闪电袭击，当他夺取了中国南部省市的控制权后，国共决裂了。随后北阀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为北平。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他开始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1930年发起猛烈攻击，四年内将共产党围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根据地。瑞金是共产党“红色政权”所在地。从这里党控制着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三万平方英里的范围。1933-1934年国民党的最后一击使“红色政权”和共产党处于溃败的边缘。1934年10月8万名红军战士开始了万里长征。最初的目标是在中俄边界寻求安全之地。 在长征的开始阶段，毛遭到了排挤。他曾被党内亲苏派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在长征的过程中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了。在长征中，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神话，日后他成为了驾驭中国政治航船的伟大掌舵者。 疾病、饥饿、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的围追堵截使得共产党红军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当他们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时，仅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成为了日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重建共产党的核心队伍。共产党执政后，长征中的很多老战士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力量。 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 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斯诺都一一答应了。共产党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动乱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允许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 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里。还有两个前电影女明星！这些学生中只有大约10%是党员。吸引他们来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西安事变前，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获得的巨大声威。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发明的游击战术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战术。 如果你们不是反战分子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们是，那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你们以前那些辩论，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关于战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场战争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打的话，将会把他们带入民主。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他们由分散的小集体组成，他们既是士兵，也是农民…他们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觉悟，也想通过游击战突破日本人的防线。我觉得你们不会对任何战争感兴趣的，不是吗？ 当时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学日语。学日语的专门学校修建起来了，从政府官员到小学生，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当时日本侵略者散播谣言说中国士兵都是野兽，抓到俘虏会先把他们虐待折磨一番再残忍地杀死。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学日语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这种歪曲事实的谣言。 为了对外宣传，也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这次战争是针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不是日本人民，党内下了命令，游击队要尽量带着俘虏上路。在逼近日军的时候，他们会用扩音器或是扯着嗓门喊，劝日本兵投降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受虐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报道里，霍格说毛泽东曾向他解释过对待战俘的政策，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他未提及在别处会见过毛泽东，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参加了这位党领导作的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 霍格一共采访过六位日本战俘，并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篇短故事。这6个战俘在一次延安文艺演出的晚上为党领导表演了一出话剧。观众席上有毛主席（当时他被这样称呼），他和其他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这6个战俘在经过共产党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队，受到了战友的热烈欢迎，然后立刻被处决。 在延安，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所有人都住窑洞。延安地处两条山脉之间狭窄的河谷里，因为害怕遭到敌人的轰炸，这里的人们没敢将这块地方扩展到防护墙以外，而是在山坡松软的土里挖洞。在霍格到达之前，共产党已经扩大了窑洞的规模，把学校、医院、还有市里五所大学的一部分办公室、大礼堂都搬进了这里。窑洞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这样描述道： 在窑洞里，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对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层一层蜂窝似的窑洞。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庙。最显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会出两份报纸，还有很多本书和小册子。这个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里，走进去很阴暗。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后，立刻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视着你。在他脚下，印刷工们来回小跑着，一捆捆的纸和印刷机叮当作响。 延安后来成为了美国罗斯福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美国海军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在1937年访问这儿的美国军官。他在报告中着重肯定了游击队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共产党军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增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详细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但如果你认为中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国记者一样幼稚。 事实上，毛泽东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口。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慰，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进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进入“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往铁门里塞，孩子们又被粗鲁地推出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部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口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进而占领汉口。而实际上武昌和汉阳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口已经逃往汉口，随着日军沿长江西进，汉口的人口急剧增加。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国军队离开后拔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做农活维持生活。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鸡，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宝鸡，她婶婶把她安排进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口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快要沉没，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唤醒，紧紧相互扶持……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乱的局势、街道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道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 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外国友人组织了紧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口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道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进步、积极进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高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感。“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汉口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口；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马上会对这里进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身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口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时候，一张笑脸出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户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户塞了进来。每塞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车快速地向西驶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四周的乡村有点像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黄色，贫瘠的梯田里稀稀拉拉地种着小麦、土豆和白萝卜。这里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驴子和骡子。河床上栽种着长势旺盛的浅绿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区特有的形状规则的紫色、绿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伟的、高高耸立的城门后，我们四天的辛苦旅程终于结束了。“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霍格并没有记录他是如何返回汉口的，幸运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从汉口写回家的信记述了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锁的。这封信写于10月13日，12天后日本人入侵了汉口。当他认识到正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欧洲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感到震惊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在10月5日的来信中告诉我欧洲的危险情况。我没料到他们会耗尽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会当时的一切，但你们的信让我身临其境。这里也即将进行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背着铺盖卷匆匆离开，大都身无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练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机构可以照顾也留了下来。现在我们被完全阻隔了。 日军切断了通往广州的铁路，广州在汉口陷落后不久也沦陷了。北上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中国人在长江上游地段铺设了横江铁索用来防御日本人的军舰袭击，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运送难民，进一步加重了这座城市的孤立无援。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了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仍在战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游戏；舞厅里挤满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后快乐时光的年轻姑娘们和赚了大钱的生意人。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夜晚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地开往乡村。有了夜幕的掩护，他们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地面地毯似的轰炸。白天，穷人开始了步行大逃亡。弹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婴儿坐在堆了干草的篮子里，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在几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荡着他们“嘿嚯嘿嚯”的喘息声……今天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没能挤过人山人海挤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边，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与此同时，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或没事找事忙，让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恐惧。 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应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侮辱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 米利肯一家开办了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能让听众随时了解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大事。他们同时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务。当霍格康复后，他收到了几封家里寄来的信，得知了家里人的近况。他姐姐罗斯玛丽在信中告诉了他他的前女友玛芙·尼尔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罗杰·亨特谈恋爱。他还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结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里和他妻子分居了。这些不能说都是好消息。“加里和多萝西的事真是太让人遗憾了！”这是他看完信后的感叹。加里比霍格大14岁，不管在童年还是长大后，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很密切。而关于史蒂芬，霍格则提到了他母亲拿他在婚礼那天穿的尺寸有点小的礼服开玩笑。芭芭拉——他最大的姐姐嫁给了唐纳德·托马斯，又一个来自圣乔治的哈彭登男孩。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战争期间为《曼彻斯特卫报》做审查工作，他审的稿子中说不定就有他小舅子从中国寄来的呢。 罗斯玛丽，霍格童年时期最亲密的姐姐和一个来自布里斯托的银行经理谈恋爱了。罗斯玛丽的这位追求者——西瑞尔·贝克虽然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但婚姻关系还没解除。对此，这个家严厉的女主人凯瑟琳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理解。显然她对她女儿的这段感情抱有很高的期望。霍格在1938年12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中也说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有进一步发展。” 那一年年底，欧洲战场的一场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霍格在圣诞节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中也表达了对伦敦缺少反空袭防御的焦虑。他还告诉他母亲说他缺钱用。他对自己能支付这次住院的费用是感到自豪的，但治疗也花光了他所有的奖金。随着圣诞节的临近，他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谁要送我礼物的话，那就送现金吧。”圣诞节这天，在和米利肯一家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了父母寄给他的一张10英镑的支票。 《曼彻斯特卫报》把他写的关于汉口陷落的文章登在头版，却拒绝付给他稿费，霍格对这种低劣的欺骗感到很愤怒。他催促他的父母向这家报纸追讨每千字3.3英镑的稿酬。想到许多自由撰稿记者都有过同样的遭遇，他把报社的这种行为称为“赤裸裸的抢劫”，并写道：“所有的大报纸都极度无耻、无所顾忌，《曼彻斯特卫报》更是英国稿费最低的一家。” 霍格这时期写回家的信让他的父母明显感受到了他逐渐变强硬的政治态度。除了催他们向《曼彻斯特卫报》追讨稿酬外，他还在信中发表了对慕尼黑条约的看法，“在我看来，最好有个人把张伯伦（当时英国首相）在意大利或德国的集中营里关几个星期，让他也尝尝滋味。也许他在慕尼黑做的事是对的，但他的错误动机太明显了，时间不对，方式也不对。” 1938年9月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中，英法两国为了和希特勒达成和平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使得中国人民认为外国的干涉会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日本人侵占汉口时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广州的获得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和海港，日本军官们想象着中国人接下来会很快投降。国民党军队里几个高级长官确实急切想和日本人谈判了。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表现得很镇静。他把总部搬到了500英里以外的重庆，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山区以避免敌人飞机的袭击。 各方都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国共两党都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准备同日本人来个10到20年的中国保卫战。

5、同心协力 
1939年2月，副伤寒病愈后，霍格被上海的日本当局传见。他之前给《曼彻斯特卫报》和《新政治家》邮寄的文章照例被拦截了下来，日本人不喜欢他文章的腔调。更糟的是，他们知道了他曾采访过共军在延安的总部。他们建议他离开中国。虽然霍格还没遭到正式驱逐，但日本人已经明确表态，不希望他再回来。 霍格坐船去了日本，他想在那里找出困扰他多年的问题的答案。到底是日本文化和民族个性中的什么使得日本的军人和大多数平民认为征服中国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呢？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政治1是显而易见的。1934年日本外相在东京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是日本的保护对象，并无耻地宣布日本有权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隐藏在日本人想要控制亚洲地区的强烈愿望背后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霍格相信在中国的新闻团体和大多数外交官都未曾注意他们正在报导的这场战争的根源。 通过早期对日本的访问和与日本战俘的谈话，霍格对他们这种 信仰的神秘根源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和朝圣者们一起前往伊势，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那里就有日本最著名的神道神宫。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曼彻斯特卫报》，得到同意之后，他在东京登上了去伊势的火车。火车在晚上10：30停了一次，上来更多的朝圣者。第二天早上到达了位于东京西南290英里的广岛半岛的伊势。 霍格在3月27日写的这篇名为“现代朝圣”的文章得到了《曼彻斯特卫报》高度的关注。伊势的这两座神社是日式风格的简单木建筑，矗立在树木茂密的山脚，相隔几英里远。神社在伊势镇的郊区，周围杉树环绕，使它与白天的嘈杂和夜晚的街灯隔绝，独自静谧。为了给朝拜者营造宁静、和谐的气氛，这里的人做了极大的努力。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石子路，精心栽种的树木，清澈的小溪……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感受到安宁和幸福。就连修建神社用的木头都是光滑的，没有难看的节子。 穿过神社外墙，人们可以进到内部朝拜。设在里面的供奉太阳女神“天照”的神社更神圣，据说它因里面有天皇的神镜而闻名。这里也有潺潺的流水、精心修剪的树木和石子路，烘托出了周围环境的圣洁。这两个神社的主要建筑物周围都留下了一片空地，因为它们每20年会被拆毁重新再建造一次，借此说明人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而这些神社供奉的神灵都是不朽的。 霍格对有如此多的日本人来参拜他们甚至无法见到的古代神社感到很惊奇。据他估计，那一年头3个月，这两个大神社的参拜人数就达到了96万。这意味着日本730万人口中，大约有400万人每年都来参拜一次。每一个日本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要来这里参拜一次。显然，他们在30年代末的战争年代中参拜得更频繁了。 前来参拜的人们祈求古代的神灵能保佑他们，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婚姻或事业。他们在神社或附近举行婚礼，新出生的婴儿也被抱来祈福。在花园里，学龄儿童把手浸在圣泉里以得到净化。一位背着小孩的母亲跪下参拜，年迈的老人就站着祈祷。在成千上万的参拜者中有很多人都是经过了24小时的长途跋涉赶来的，包括好几所学校的学生们。他们仅为了这几分钟的仪式。 霍格向一个友善的护卫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参拜？他们静静地在想些什么呢？”这位护卫很吃惊，似乎第一次想到会有人对此有疑问。“战争爆发以前，人们到这来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生意、孩子、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现在是保佑打胜仗，为在前线的丈夫或儿子求平安。” 在这里游览期间，霍格可以听到飞机在附近一个空军基地起飞降落的声音。“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古树葱郁、流水潺潺、大自然被神化了的地方，那声音就像远处的雷声……对那些赶来参拜的日本人来说，它一定也让他们联想到他们祖国的力量和强大。” 但霍格没能找到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古代的神灵圣化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那又是什么驱使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这一神圣使命时犯下野蛮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呢？即使是好心的香川博士也无法解答他的这一疑难。但在他接下来的行程中，似乎有了某种答案。 1939年2月，霍格坐船离开了日本，前往朝鲜。当时朝鲜是日本占领下的土地。在那里他坐火车北上，经过了满洲，当时满洲也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他没有暴露自己记者的身份，通关的时候，他拿出他的英国护照亮了亮就顺利过关了。3月份，他到达了北京。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迷人的古都，西面被群山环绕成半圆形。1939年开辟了四大城门，城内的街道是方形的布局。1949年北京解放后，为了交通方便，城门和大部分城墙都被拆了。 尽管北京是日本人占领的第一个中国的重要城市，城墙内却没有一声枪响。北京的郊区和外围乡村遭到了攻击，城内却安然无恙。然而战争却近在咫尺。八路军一直活跃在墙外几英里的范围内。美国作家乔伊·荷马回忆说，当他在离城中心几英里的颐和园品茶时，一场战斗恰好在几百米远的一座山头打起来。茶话会在枪炮声中继续着，没有任何人对它作评价。 在经历了上海和汉口的恐怖后，北京对霍格来说是个启示性的发现。这里的街道依旧是被日军占领前的热闹。街道上人群拥挤，小贩们用独特的叫卖声，或敲着小铜锣、吹着小喇叭推销自己的货物。每条街上都有孩子们爱看的木偶剧、动物杂技表演，还有挑着担、走街串巷的理发师。送水的用独轮手推车把水送到每家每户，常常在街上和黄包车抢地盘。在主要的街道上，摊主们和小贩竞争，他们卖的货物齐全，从笼子里的鸟到铁澡盆子应有尽有。在每周一次的集会上，有苍鹰卖，还有相机、收音机和旧西洋书。一到公共节假日，许多居民就出来放风筝。几片彩纸、几根竹签子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风筝来，有动物的、脸谱的、抽象图案的……高高地飘在空中。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某些地区的鸦片馆重新开张。有时候一些欧洲人也会和中国人一起在这些没有窗户的阴暗的房间里，躺在长凳上抽着一管又一管的鸦片。或者因为太忙，或者因为顾忌到华盛顿或曼彻斯特的编辑会撕掉这样的文章，霍格没有写关于鸦片馆的报道。 日本人对北京进行了谨慎但严密的监控。每个城门都设有检查站，白天有日本兵把守，夜晚关闭。因为怀疑被日本人监视，霍格和英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邀请和一位外交官共进晚餐。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哈尔多·汉森是另外一位客人。谈话的内容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野蛮行径及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尤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日本兵在南京犯下了杀人不眨眼、奸淫妇女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人性的努力》一书中，汉森指出了最明显的解释是日本军队在经历了上海90天的激战后，兽性从极大的精神压力下释放出来。在从上海到南京的180英里的进军途中，他们对沿路的平民也同样实施了规模空前的凶残的暴行。 当时移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即日本军队的兽行是日本政府未宣布的全面毁灭中国政策的结果。这一作战命令的目的不仅要摧毁中国的军队，还要通过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炸毁他们的家园、工厂、教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来挫败整个国家的士气。日本人似乎相信被凶残的暴行所吓倒的国家就可以被打败。这个政策所涉及的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士兵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即中国人是永远也没有希望达到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的半野蛮民族。这样的想法当然也成为他们后来继续屠杀中国平民的原因之一。 这次晚餐还为霍格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哈尔多·汉森向他提供了在美联社做特约记者的机会，霍格愉快地接受了。他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从此也告一段落。 霍格在北京只做了短暂停留。日本的特务、警察发现这个被他们驱逐出上海的英国人又出现在了北京。因此待了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这里，独自一人步行上路。日本人控制了城市和各条交通要道，而共产党游击队则占据了农村和大多数村庄，至少在北方是这样。在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途中，霍格又生病了。他逃亡的第一个夜晚待在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乡村小客栈。醒来后他感觉头疼欲裂，浑身不听使唤地颤抖，还发着高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伤寒痊愈不到3个月，他现在又患上了斑疹伤寒。尽管接种了所有该接种的疫苗，他还是得了这种被跳蚤传染的疾病。 命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在上海，米利肯一家对他的救治使他恢复了健康，而现在他又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一名教会护士。她从北京赶往她在河北西部宋家庄的诊所的途中恰巧也住在这家小客栈里。她在1923年就来到了中国，经常跨越日军的防线招收新成员或采购药材。做这些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她可能至少会遭到审讯和驱逐出境。 霍尔和她的两名中国助手乘着骡车上路了。他们把这个高大的英国人用毛毯裹着，抬上了骡车，开始了4天的旅程。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没有机会弄清楚。霍格病得很重，不能开口说话。再说，在这样一段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不向来历不明的人问问题是明智之举。 在他们的骡车向共产党管辖地缓慢靠近的途中，霍格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担心他会死，凯瑟琳·霍尔打开他的皮夹子，弄清了他的身份。当他们到达山区的时候，霍格被抬下来，放在了一头骡子的驮背上，两侧堆了高高的几层被褥。他后来回忆道，在走上坡路的时候，他差点从骡背上掉下来。他在昏迷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到了石灰粉刷的城门，还听到有人喊了句“到啦”。 3个星期后，霍格才恢复了足够的精力来观察他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自己舒服地躺在一个沙沙作响的草垫子上，往外可以看到一棵高大的榆树。那时没有正规的药物，凯瑟琳·霍尔就帮他擦洗身子，用小米粥和诊所养的两头山羊的奶喂他，还用冷敷法帮他退烧。 霍格清醒后，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宋家庄那时是个仅有350人的很小的村庄，在北京西南250英里，邢台镇的外郊。它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在名义上这里的人们仍然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他在清晨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地民兵集合的哨子声和驻扎在河对面的一支正规部队的晨号。 因为还无法下床活动，霍格只能边听边记录下村民们一天的日常生活： 喜鹊和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村里的人们纷纷起床了，白天一整天都能听到卖小吃的小贩们扯着嗓门的叫卖声，摊贩们和游走的洋铁匠敲着铜锣吆喝的声音。下午五点左右，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到村里的打谷场去练歌，排练。从那时起一直到晚上十点都会听到口哨声、布鞋踩在泥土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从男人们的粗嗓门里喊出来的口号声和妇女、年轻女孩们去往夜校路上的歌声。 在战争年代，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村从来都没有摆脱过饥荒。宋家庄更贫穷，这也是为什么凯瑟琳·霍尔把诊所安置在这儿的原因。那里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在饥饿的边缘垂死挣扎。他们一天只有一顿饭吃，通常是稀得像水一样的小米粥。衣服也薄得无法抵御寒冷。孩子们早上都比较活跃，可一到晚上就又饿又冷，十分可怜。霍格就给他们唱歌逗他们高兴。他有副好嗓子，而且到现在他的中文也学得差不多了。他给孩子们唱游击队歌曲，让他们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 大病初愈后，霍格开始了解农村生活的政治本质。这里有农民合作社、妇女社、青年社和儿童社。这些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每个集体都用不同颜色的彩旗作标记。在几个小时的大会上，不断有人作报告、喊口号，勉励大家抗日。会上，县长还向大家解释说日本人提出的求和的主张是毫无意义的。“蒋委员长说啦，日本人答应的和平不是公平的和平，而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假和平。”当他向下面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回应。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合作仍然有效。游击队的宣传中会出现蒋介石在总部重庆发出的声明，而地方官也会坚持国共两党在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路线。 凯萨琳·霍尔的小诊所给霍格提供了康复的条件，但他的病一旦好转，他又感到焦躁不安了。因为在旅行中没办法带着他的书，现在他仅有的一本读物是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他只能把这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是时候动身了。 一天清晨，马蹄的噼啪声再次改变了霍格的命运。来人是毛泽东的八路军部队，他们是为了霍格来的。他们解释说毛泽东的一名指挥官——聂荣臻将军想见见他。 霍格很快就打包好了他的打字机、照相机和一小箱衣服。他们给了他一匹马，尽管他以前从没骑过马，除了几天前骑骡子的经历外，他还是跟上了护送他的这些八路军战士。几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正在登上一座老寺庙的台阶，顶上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指挥部。 聂荣臻当时四十岁，他是毛泽东的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大城市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学习过机械工程，在那里和另一个在欧洲求学的年轻人——周恩来建立了友谊。聂荣臻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国后在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国共合作失败后，他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并参加了红军1934-1935年从江西到山西的长征。在和霍格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附近一大片地区的军区司令了。 聂荣臻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之一，还被赋予了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指挥一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并流放到了一个偏远地区，多年来和家人、同事隔绝。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百万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安放毛主席尸体的新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旁默哀时，聂元帅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这位前领导的人。在北京电台播放的他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们不应奴隶般地盲目遵从毛泽东的思想。所有正确的思想都是要经受时间、地点和环境带来的变化的。”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这样的批评是史无前例的，它也为后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定下了基调。 霍格的中文足够让他唱几首革命歌曲，但绝对说不上流利。聂荣臻的法语很好，但他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于是两人通过翻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从各自的生活谈到将来的打算，又谈到了如何打败日本人。在写回家的信中和他的书里面，霍格没有透露他和聂荣臻见面的地址，也没说他在那里待了几天。他很谨慎，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拦截他所有的邮件。 有一次，聂荣臻带霍格去泡了一次温泉，那是华北地区仅剩的两个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温泉中的一个。热水涌进一个大石池子里，他们两人和地方干部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地区在抗战结束后的旅游开发前景。他们一致认为，这里有温泉、美丽的山景，还可以骑马，再加上离北京很近，真是建造一个大旅馆的好地方。建成后，一定要为埃文斯·卡尔森上校和美联社记者哈尔多·汉森预留最好的套房，他们是最早访问这个地区的西方记者中的一批。 霍格在汉口从史沫特莱的朋友圈子里结识了卡尔森。这是一次超现实的谈话。门外有带枪的士兵把守，马匹也时刻准备着，以便日本人突袭时可以及时离开。 在聂荣臻的邀请下，霍格答应了骑着马在这个地区逛一圈，随行的还有翻译、四名警卫和六匹马。当他们来到一条通往山里的小径上时，霍格在日记里写下了下面几句话： 沿着低矮的山坡，路边的樱桃树和梨树开满了花。身后是土黄的山丘，紫色的山峰兀立着，像远处的舞台布景。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坐在马背上。 这次马背上的巡游让霍格了解到了共产党走农村路线的正确性。不管走到哪，即使是受饥荒最严重的村子，他们都会受到当地村民热情的欢迎，给他们拿水拿吃的。他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房屋全被烧焦、荒无人烟的村子。每一座寺庙都被日本人的枪炮炸得只剩了碎片。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摧毁是有目的的。村民们要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就没那么多时间种庄稼，那他们给自己、给游击队的粮食就少了。不停地轰炸，包括对小村庄的轰炸成为了直到1945年8月份战争结束日本人侵略中国时的一个标志。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霍格和他的小队人马一次又一次跨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每次都是在夜晚行动。每一次日本人攻打他们所在地区的目标时，他们就隐进了深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有时会有延安来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习组”。还有一队歌手和演员加入他们，给村民演出抗日宣传剧。当他们悄悄地穿过日本人的防守据点时，霍格不止一次地抬头看到，月光下，日本人的国旗，白底子上一个升起的红太阳，懒懒地挂在旗杆上。 霍格几乎没什么时间写信回家。这里也有类似邮局的服务。航空邮件上用一根鸡毛粘在信封口作记号，经过一个又一个人的手，白天又黑夜，从北方转到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南地区，然后再到达香港。 虽然没时间写太多，但霍格还是给家里写了信。到了傍晚，霍格会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借着煤油灯的光根据自己的经历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短篇故事。他借助他在美国主要的关系艾达·普鲁伊特帮他发表文章，还催促穆里尔阿姨利用她在两国编辑界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他甚至还请求教会联系他们所认识的杂志、期刊让他写的那些短篇故事能得以出版。 他们都拒绝了他。美国的杂志社对他写的这些有关中国在战争时期取得的胜利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从他们的记者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的、血淋淋的报道。而他的父母则想办法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这家报社虽然稿酬不高，但却一直欣赏他的文章。 在这里的几个星期，霍格到处都可以碰到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日本人轰炸沿海城市的时候逃到乡下来的。在这里，他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地方官和政府官员。他还听到人们到处谈论着在农村建立小规模、流动合作社的部署情况，这些合作社是用来代替战时为了保卫上海、南京和汉口时失掉的轻工业。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手的、血淋淋的报道。而他的父母则想办法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他的几篇文章。这家报社虽然稿酬不高，但却艾黎带领着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想出来的点子。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她姐姐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都是合作社的热情支持者。这些重量级的支持者们计划着在农村开办小规模的工厂，雇佣难民和战争中留下来的孤儿，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尽管工业合作社在为八路军提供基本物资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最初，这场生产运动主要是为满足两党共同抗日的需要。 初看上去，这是寄托了希望和美好心愿的工程。日军进攻时，中国政府撤走了重工业和军工厂，但放弃了一些小型工厂，比如纺织厂之类。要在偏远的西部地区重建轻工业基地的话，设备、资金和人员从哪来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合作社的资金要借助美国政府的帮助。 埃德加·斯诺邀请了艾达·普鲁伊特加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发起小组。她的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她出生、成长在一个小乡村，因此她懂汉语，也了解中国农村的文化。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这样一个双重文化背景使她在中国从事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作家的工作时具备了独特的视角。 她后来还在另一方面帮了大忙。她出生的地方是蓬莱，山东省的一个海滨小镇。1898年，她出生后的第10年，这个镇上的另一个传教士家庭也添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名叫亨利·卢斯，后来成为了《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杂志的创办人。由于他们拥有类似的家庭背景，艾达·普鲁伊特几年后向亨利·卢斯求助，为他们合作社做宣传。 路易·艾黎开始在国内筹备合作社，而艾达则要面对在美国为印杜思科2——合作社的筹资组织——募集资金的压力。她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的积极游说获得了回报。她在好莱坞建立的合作社支持委员会还请到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还在她创办的报纸专栏“我的日子”里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工作，并同意成为合作社顾问团的一员。当艾达找到好莱坞的塞缪尔·戈尔德温时，她的筹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是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当时在业界已经是个传奇人物。他同意将中国纳入他的战争救济委员会，还建议她去找当时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求助。 卢斯对中国的热情是有渊源的。1898年，卢斯出身于艾达·普鲁伊特所在的那个传教区的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几所教会学校念过书。14岁的时候，他被送回美国读书，在耶鲁大学他是公认的“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之后他又穿过大西洋，在英国牛津大学待了1年。 不同名校的求学经历给了卢斯卓越的求职资格，但他却加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做了一名普通职员。24岁时，用向家人朋友借的钱，他和他的朋友布里顿·哈登在1923年推出了《时代周刊》，这在当时是最早的新闻周刊。紧接着在1930年，他们又推出了商业杂志《财富》，在1936年推出了《生活》周刊。 《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对日军1937年进攻上海所作的报导充分反应了卢斯对蒋介石和他的太太宋美龄的欣赏。那一年，《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夫妇评为它的年度人物，其后又几次把这一殊荣给了这对夫妇。普鲁伊特知道卢斯一直致力于将那些为中国提供战时资助的分散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也在给中国的基督教大学筹集资金方面出了很大的力。现在，他已经同意将工业合作社纳入到他的筹资项目里。 在卢斯的提议下，这些分散的救济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名为“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新团体。他们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提升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形象。卢斯个人向该基金捐赠了25000美元，条件是其他资金来源给予同等数目的捐赠。他还带动其他几个大人物加入了“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董事局，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司蒂蓓克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保罗·霍夫曼、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其他几个电影制造业的大人物，如大卫·塞尔兹尼克和路易斯·梅耶。这些董事会成员们的想法是和他们的商业利益照应的。拿塞尔兹尼克来说，他很清楚《生活》周刊能成就一部好莱坞新片，也能把它毁了。 卢斯很早以前就被这样一个想法所吸引，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他所谓的“游击队工业”。《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狄奥多·怀特了解他的这种热情，于是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作定期报道。他的报道立刻吸引了在中国的记者和《时代周刊》的广大读者，因为这是来自战区稀少的好消息之一。 卢斯和他在1935年娶的第二任夫人克莱尔·布斯·卢斯游历过中国好几次。1941年，卢斯夫妇第一次到达重庆，蒋介石把他作为国民政府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这样一位重要客人，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款待。作为回报，卢斯让蒋委员长在4年时间里8次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足够的资金：大多数合作社在货币贬值前把几乎所有资金投入了设备中，因此后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弄到足够的运转资金使合作社维持下去。在1938年合作社创办初期，西北地区的小麦价格是43.5元一袋，也就是2.1英镑。到1942年春，小麦价格涨到了每袋100元。同期，棉纱的价格则从每捆350元涨到了8000元。据霍格的估计，合作社的生产成本在不到四年时间里涨了20倍。1938年春，每家合作社需要的平均起动资本为2000元，到1942年已经上涨到了大约12000元。 1940年，中国的西北地区有362家工业合作社，从事鞋、服装、炊具和普通工具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大大低于路易·艾黎当时预想的数量。因为有四百万的贷款未还，银行不愿意继续贷款给这些合作社。他们在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债权人要收取每月8%的利息，合作社争取到的来自部队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合同则几乎被压到了成本价。部队知道合作社不忍解雇他们的员工，因此宁愿接下亏本的买卖也不会拿不出钱付工资。 当国际友人，尤其是卢斯的杂志和美国新闻界赞扬工业合作社是中国的民主先锋队时，国内的军队、银行，尤其是国民政府却在扼杀这个羽翼未丰的运动。霍格对宣传的影响很担忧：美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时候对合作社的进步，甚至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畅销杂志和报纸的每篇报道似乎也都在为重庆政府给合作社贴上“非中国”的标签增加理由。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把合作社看成是像传教活动一样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另一个事例。更糟的是，国民党政府把合作社看成共产党的前线。 合作社初期的筹资成功后来证明也是虚幻的。到1940年，纳粹的猛烈攻击使英国孤立无援，也使欧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美国，公众舆论及新闻界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的突袭比日本人对中国那些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的轰炸更吸引读者。 德国军队在1940年取得的胜利同时也引发了在大选那年的孤立主义思想。中国被从头版撤了下来，筹资委员会也因资金的分配和控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在没有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急于报道，将合作社鼓吹成一次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大胜利。卢斯的杂志和美国媒体对合作社的大篇幅报导被脱离事实的臆想如此扭曲，简直成了纯粹的宣传。霍格很清楚这一点。当他收到家人和朋友寄给他的，祝贺他“参与了世界上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实验”的信时，他感到很尴尬。他对美国媒体对合作社大放光彩的描述的批评很直接：“我对美国一些杂志寄给我的文章感到很生气。写这些文章的人从没亲眼见过我们的合作社，却轻而易举地围绕着‘在中国农村迅速遍及的成千上万的合作社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天生就适合搞合作社’这一主题胡乱编造了不同的故事。至于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的合作社分子，和其它任何民族一样，没有区别。” 霍格知道，记者们和政治家们将合作社运动看作一支民主力量，而农民们则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它。“如果农民们相信合作社是一场有关他们饭碗的运动，那么他们会支持它，并接受知识分子们想要向他们传达的其中的教育和民主思想。” 尽管有宋美龄的支持，1940年的认为合作社对民主的追求不过是共产党企图操纵中国的借口的怀疑在1942年恶化成了直接的控诉。路易·艾黎对共产党的同情众所周知，在美国所有赞扬合作社的文章都是由当时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记者，如杰克·贝尔登和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海伦·斯诺和艾达·普鲁伊特则称自己是毛泽东和他的八路军倡导的新中国的支持者。 霍格和路易·艾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直接用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捐助，他们会背上把独断的外国管理体系强加到一个纯中国人自己的组织上的罪名。批评者们会利用它重新掀起中国人民的一百年前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但如果向中国的银行贷款的话，资金的控制权会落入已经仇视合作社的、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手中。 1942年，路易·艾黎，这个在美国有许多仰慕他的媒体采访过的英雄，被合作社在重庆的管理部解雇了。他离开了合作社在宝鸡的总部，对命运感到迷茫，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遭到逮捕。合作社的美国支持团体给了他一份印杜思科战地秘书的工作，保证了他的安全。几千个合作社继续经营着，但这项运动从未接近它的创办者们所预设的目标。1944年，艾米莉·韩在纽约写道： 我对工业合作社只存在赞赏之情。但它被过分宣传了。它的赞助者们想要你知道它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想要你为它捐款。因此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赞扬它，出版了许多印有照片的宣传册。结果在这里，合作社被吹捧得没了边。 工业合作社的一个永久性遗产是它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了一个英文单词。这个由路易·艾黎想出来的既能描述这场运动又能代表它的精神的口号是“工合（GungHo）”，大概是“同心协力”的意思。合作社的中文名字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就是“工合”。埃德加·斯诺设计了合作社的徽章，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围住了标语里的两个字。 那个让“gungho”这个词进入英文字典，并赋予它新的、更积极的意义的人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伊凡·卡尔森上校。卡尔森在美国军队里过着丰富多彩的军人生活，1937年他被授予海军上校的头衔，奉命观察中国军队。他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战术，并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灵活地运用了这些战术，率领一支部队组成了著名的“卡尔森特种攻击队”。在这场战争中，他使用了“gungho”这个口号，并使它在士兵中得到了普及。战争结束后，海军们把这个词带回了国。 筹资失败后，霍格感到很沮丧，他开始问自己究竟在中国做什么。他很孤独，他想念和异性的交往，最糟糕的是他一直被这样的疑问纠缠着：他到底有没有，或会不会属于中国？他后来写道： 也许是因为我想有个妻子，也许是因为我消化不良，也许是因为咖啡喝完了，也许是因为纽约办公室给我寄来的治疗沙眼的磺胺类药片服用过量了……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很怀疑我在这里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国家作战或是坐在某一架轰炸机里向德国发起猛攻呢？合作社和为了保护北非、所罗门群岛或顿河现在正在打的战役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想回到学生时代去。 在和聂荣臻进行了长久的关于合作社的讨论之后，霍格在那年9月被召到八路军的流动总部去会见聂的上司，朱德总司令。要找到一个几乎每夜都换落脚点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要渡过黄河，因其频繁的洪灾水患而被称为“中国的伤心河”。 黄河西起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最后注入渤海湾，全长3750英里。河水每年都要从高地携带几亿吨泥沙冲入平原，使河床升高，引发了周期性的洪灾。但霍格与这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所见到的只是一团浑浊的泥水流过筑了堤坝的牧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条狭窄的河流居然会把日本人吓退，从开封一直到内蒙古，真令人难以置信。” 要与这位领导解放军在1949年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见面，黄河还不是路上唯一的障碍。在一位司令官（参加过长征，曾在巴黎和聂容臻、周恩来一起学习）的带领下，霍格还要穿过一条被日本人重兵把守的路。这条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将北方生产钢铁、煤的地区和南方盛产粮食的地区隔断了。为了阻止这两个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路上每隔一小段就设了要塞，路边还建了设防的村子。村外的一大片地区变成了自由开火区。 除了司令官外，和他们同行的还有15名游击队员、40名学生和一个工程师。他们在路上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暗号系统。他们静静地穿过了遭到严重破坏的村子，沿着满是石头的河床走着，经过了没有一头牲畜的牧场。每半小时休息一次。耳语般的命令从上至下传递着：不要咳嗽……告诉赶骡车的人别点他的旱烟……让牲口别发出这么大的噪音。 在黑暗中，霍格丢失了那条驮着他的被褥、打字机和相机的骡子。队伍停了下来，等着游击队员冒着被日本哨兵发现的危险帮他找那头走失的骡子。在他们头顶，一面日本国旗在哨所的上空迎风飘扬。如果日本人发现了那头骡子或听到它的嘶叫，就会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半小时后，他们找回了那头骡子，还顺便带回了一卷日本人的电话线。到达那条大路后，他们猛冲了50米，成功进入了远在另一边的乡村。 朱德是毛泽东另一位曾留学欧洲的将领。他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像聂荣臻一样，他也得到过周恩来的照顾，后来在一所苏联军校受训。1909年他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历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他是怎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从知晓，但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地道的共产党员了。 朱德最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指挥官。1926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两年后，他带着他的南昌起义残部几百人与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队伍会合。他成为了毛泽东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也成为了后来红军的总设计师。因为他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们两人经常被称为“朱毛”。 霍格在游击队地区待了几个月，和战士、将领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中国，跨越日本人的防线才得以进入游击队区。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记者，可能会对他们的宣传起到帮助。毛泽东很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媒体，并密切关注他们随后的报导。党内领导人也十分关注西方世界的想法和政策。他们常常和来访的记者们讨论国外对抗日战争的反应。聂荣臻和朱德都很清楚，霍格除了能写出对他们有利的报道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将他引向了合作社之路。那一年，也就是1939年，合作社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霍格和朱德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他谈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在美国和日本的游历和这里的合作社运动。因为总是穿着一套普通的蓝军装，戴着一顶蓝军帽，衣服上没有任何军衔，朱德看上去更像这支农民军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而不是它的首领。但这位矮个子、毫无城府的将领却是为游击战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除了打仗，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运动。霍格对体育运动也有同样的热情。篮球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只要有时间，朱德都会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篮球场打篮球，霍格也会加入。他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篮球、听报告，偶尔和他们一起出去巡逻。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他们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他的发言让在场的听众吃了一惊，因为他是用汉语说的，而且只有一个小时，而朱德或聂荣臻发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时。这次大会对霍格来说是个尴尬的经历，因为朱德整个晚上都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霍格对游击队来说是个珍贵的客人。因为身材高大，汉语也说得比较流利，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都是道独特的风景。霍格不可能在军队里获得职务，因为八路军不接收任何外国人，除了医生和护士。霍格很想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逻。 有一次，霍格被邀请在他们晚上举行的会上发言，主题是英国在欧洲战场中的角色报道。游击队的将领便建议他离开前线，去往在宝鸡的合作社总部。 1939年9月霍格到达了宝鸡。那一年战争在欧洲战场爆发了。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想弄清这对中国会意味着什么。经过两年的作战，日本人控制了中国除重庆以外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连续的战败并没有让国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国的抵抗更顽强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紧张和厌战情绪。东京的指挥部觉得通过经济封锁和隔离，中国不久就会投降，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投向了欧洲战场带来的机会。他们想要夺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殖民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阻碍他们实现这一东南亚计划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尤其是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 蒋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国的经济也被通货膨胀大大削弱。欧洲好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和最终爆发的战争使苏联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英法两国分别和缅甸、越南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逐渐萎缩。共产党仍紧紧守着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并尽量把美国也卷进这场战争。他现在已经集中精神要和共产党来个最后的较量。 由于实力悬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积极开展敌后斗争。他一面加强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建设，一面等待与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佳时机。

6、洋秘书 
西安以西大约225公里的地方，曾是通往欧洲的大漠商道的起点，这里的铁路沿线坐落着一座小城——宝鸡。1939的１０月，乔治·霍格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他拿到了一枚有总指挥官题字“工合”的金属徽章，住进了办公室附属招待所里一间6、7平方米大的房间。他把来自家乡的照片钉在房间的墙上，然后又往小房间里塞了张桌子放打字机。办公室里除了打字机外唯一一样设备就是算盘。比起算盘啪嗒啪嗒安静的声音来，这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吵得不得了，害得他不得不去外面打字。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区到处跑，然后撰写关于合作社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薪水，但是各项开支都能报销。他给自己买了条领带，一个茶壶和一条床单作为庆祝。 乔治·霍格是个开朗的人。他对自己的头衔很自豪——“洋秘书”。“洋鬼子”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传统叫法。“东洋鬼子”就是日本人。“洋车”就是黄包车。世纪之交，各地的城市修了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后，这种车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手推车。霍格对这种特殊叫法很欢喜。他坚持说他曾听见有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驴子”。理所当然地，进口固体石蜡做成的蜡烛就被称为“洋蜡烛”，用以区别用动物油脂做的本土货。 就在1939年的圣诞前夕，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描述了一下新工作的情况，好让父母放心他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像他母亲事先猜想的那样只知道在中国闲逛到处看古迹。考虑到家里食物紧缺的状况，他特意表示他也不得不面对每餐少得可怜的食物。 这真的是一份优差：既可以从事一个产业，又可以同时享受作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处，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好机会。还有旅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去过很多地方：西北兰州，西部汉中……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的饮食吗？早餐吃大米粥和花生，午餐和晚餐还是如此，非常不错。如果有人想再吃点别的，我们就赌上一把，方法是每个人都伸出几根手指，然后通过数出所有人伸出的手指总数来决定谁出钱。 他也因为有个中国女友而高兴。现在他已经可以操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了。他是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她的，之后便爱上了她。洛阳位于黄河畔，因其与孔子有渊源而闻名，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在此地求学。他当时在火车站候车，看见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想搭火车，但是她的弟弟在尽全力阻止她：“他沉默地攥着她的手，脸上带着恳求和挚爱的神情。他们就站在那里，没有注意到我以及周围的一切。” 她叫蒋赤霞，给一个负责访问整个战区的乡村和军团的学生剧团写剧本，剧本以新近事件为主题：军事胜利，战役失利，庄稼丰收或者强盗袭击。那些剧本是拙劣的战争宣传品，但是非常奏效。巡演之后，学生们将回到他们位于宝鸡的合作社中心，在当地学校教书。霍格爱上了这个年轻的姑娘，虽然他几乎完全不会写汉字，最终他找到人帮他写了几封情书。他试图将这段关系保密，但是在这个少有高大英国男人的城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久之后就人尽皆知了。霍格和赤赤（人们都这么叫她）经常熬夜撰写近期的巡演报告或是编写剧本。 学生剧团本着“人人没秘密”的精神在公共场合排练，每月还举行一次“求真”大会，会上队里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被晾出来讨论，包括大家的感情问题，霍格也被拉着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跟大家分享他的感情经历。 屋子里挤满了看上去很和善的陌生人，还有三个流里流气的小鬼。 我想逃跑，或者像伦敦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样用报纸把自己遮起来。不过大家都很友善。蒋赤霞介绍了大会的主题，接着把某某人从别人那里发现的一封情书一句不落地读给大家听。她读的时候很高兴，体现了合作社的“人人没秘密”的精神。 蒋赤霞读完后，一位高个子大婶站起来问：“何克，你说说你爱蒋赤霞什么地方？”霍格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不知怎么就是说不出口。 好吧，我知道我爱她哪一点。我爱她男孩般爽朗的笑声；爱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她的想法；爱她拉响下课铃，孩子们一窝蜂冲到操场上玩耍，她帮他们擦鼻涕的样子；有一次我们俩小小的合谋帮一个洋车夫跟他妻子避免了争吵，我爱她轻轻揪我的手给我的暗示；我爱她……的样子……是的，我爱她，可是我怎么能对他们说得清，而且是用中文呢？更不用说是在这次“求真大会”上了。 霍格的这场恋爱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蒋赤霞生病了，不得不接受一个小手术。尽管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前线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这次却没能熬过乡下粗劣的手术。手术后一个星期她死于败血症。那个夜晚，霍格重温了一遍她给他讲过的故事和他们在一起写的稿子。 当他得知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发动了闪电袭击后，他的心情更沮丧了。直到1940年春他才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中国。德国造成的威胁和英国战场的消息使他左右为难，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国参战。他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打算，在写回家的信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他很想念家里人，不断询问他们的近况。他对他姐姐芭芭拉的孩子的照片也赞不绝口，十分喜爱。他在信中还责怪母亲想撮合他和露丝·托马斯——一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本地姑娘。 霍格很快又恋爱了。有段时间，他请求父母帮助合作社在宝鸡的一个妇女组织筹集资金。这个组织是由一个叫大任的女人开办的。它的成员是年轻的女难民，她们在当地的孤儿院工作，或在镇里开纺织学习班。其中一个女孩名叫小任1，是大任的侄女，她是在家乡长沙被烧毁后逃到这里来的。她个子小巧，很聪明，还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微笑”，这是她给洋秘书留下的印象。 1940年初，他们相遇的那一年，霍格25岁，小任22岁。这场恋爱维持了18个月，直到战争把他们俩分开。他们都在宝鸡的合作社工作，霍格把那当成他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基地。尽管他们这样一对在当时的中国很不寻常，但是霍格对这次的关系比较公开。那时，欧洲男人不找中国女人做对象，就算找了，也不会公开。 霍格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但是小任也不在乎。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自己爱上这个高个子英国小伙子的那一刻，觉得他就像风中的一片落叶飘进了自己的生活：“那时宝鸡刚经历了一场轰炸。霍 格和我去到一间被袭击了的合作社的办公室，里面躺着一个年轻女队员的尸体，她是被炸死的，衣服都裂开了。霍格脱下自己的夹克，蹲下去，给她穿好；然后把她抱起来，背出了城外。他用手挖了个坟墓，我们一起把她埋了。” 除了薄命的蒋赤霞外，霍格在宝鸡和其它地方也有过几个中国女朋友。但他和小任在一起的时间越久，他越觉得这个长沙女孩就是他想娶的人。他在后来写回家的信中也暗示了这一点。 他们俩在山上逛着，谈着他们的将来，霍格还说打算带她回哈彭登见他的父母。据小任回忆说，他们在山路上有过甜蜜的接吻，还经常互通情书。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是纯洁的。 然而，在一个只有难民、合作社工人和军队的小镇上，他们的关系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为了躲避大家的议论，霍格在一个周末带着小任去了一个旅游胜地——华清池，这是唐朝的一位皇帝为他的爱妃在西安修建的一座浴池。几年后，小任描述了他们在远离宝鸡的华清池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他们对婚姻的讨论： 他从没正式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想娶我，我也想嫁给他。我们当时都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就结婚。他和其他外国男人不同。那些我碰到过的美国人只想和我睡觉，但我从来没答应过他们。霍格不是这样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会被他吸引的原因。 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也将他们分离。小任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热血青年，她想去更北边为游击队做更多的事。这意味着她必须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的地区。霍格担起了这个护送她从宝鸡出发，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再到达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的危险任务。通过一路上的关卡和路障对他来说已经不难了，但旅途中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洛阳不是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但因为它离游击队地区很近，警察很可能会审讯、逮捕可疑份子。小任在镇上待了几个星期，等待联络人的口信，霍格冒险去看了她三次。第三次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离开了。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游击队地下党的鼓舞下，她去了北边的一个训练营。他从此再没有见过她。11月的时候，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训练。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前线战士。这是对她军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为游击队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来信，霍格都会高兴得跳起来。路易·艾黎记得“他兴高采烈，一整天都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里。” 1940年1月12日，霍格听说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奇的消息：凯瑟琳·霍尔违背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药品送往800英里外的北方。 这批军需药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军的一个医疗所。医疗所是由诺尔曼息：凯瑟琳·霍尔违背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白求恩大夫开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涌现出的一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爱喝酒、爱结交女性、有着敏锐的头脑和火爆的脾气。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决心重新参加战斗，和法西斯斗争到底。于是他在1938年向毛泽东提出愿意为他们服务。当时，游击队的医疗条件很艰苦，伤兵们只能在战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术。白求恩在尽量靠近前线的手术台辛勤工作着，在缺少药品和麻醉剂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手术。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将领的永远纪念。 霍格对于像凯瑟琳·霍尔这样一位性格刚烈的传教士，会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谊很感兴趣。白求恩很欣赏霍尔的专业精神、她的勇气和她不顾生命危险跨过敌人的防线运送药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尔还帮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学生躲在卡车里，逃离北京。霍尔也很喜欢白求恩这位朋友，她欣赏他自我、率性的性格，还有他能把一棵老树下满是灰尘的一小片地变成一个战地医疗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瑞伊·麦奎格所指出的一样，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坚强的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想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他们想在农村建立培训基地，让村民掌握基本的医药知识，这样当地的村民就可以当卫生所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农村地区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脚气病都能轻松治好。 白求恩在游击队前线的医疗所工作，他的基地则在毛泽东在延安的总部。凯瑟琳·霍尔也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她要保证白求恩手术所需要的基本药品和设备。他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军需药品的单子，需要从北京偷运过来。 他们两人都是远离祖国和亲人、过着危险、孤独生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长达18小时的混杂着血、泥污和伤兵的惨叫声的手术结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惫；而凯瑟琳·霍尔则有《圣经》来作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祷告书和她的圣洁。然而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谈到夜深，畅谈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理想。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猜测这两个外国人之间有段罗曼史。白求恩和同一个女人两次结婚又离婚了，而霍尔从未结婚，一生单身。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给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因为没戴手套，他被割伤的手指受到感染，死于败血症。霍尔当时正在从香港采购药品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很悲伤，就像听到两个哥哥在一战中战死的消息一样的悲伤。几个月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染上了脚气病。为了保住性命，她被迫离开这里，回到了新西兰。 霍格对霍尔的评价，关于她毅然回到中国，给她崇拜的一个医生送军需药品，以及她痛苦的离别，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如果说有勇敢女性的话，霍尔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写回家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担任洋秘书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宝鸡以南160英里眉县一个村子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贫瘠的山坡，唯一的亮点就是汉江的鳞鳞水波。伦敦市长为中国筹集了5万英镑的资金，这是笔大数目，折合今天的110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是投入当地的合作社建设的。合作社派他来弄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在河水的浅滩里，霍格还发现了派他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浅浅的河水里，像只孤独的水鸟。蓝色的工作衫敞开着，长裤卷到了膝盖，旁边放着简陋的筛子和浅口盘。这个人的孤独和他周围环境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光秃秃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子，而这个男人的背后则是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命运的人。 通货膨胀削弱了法币的购买力后，黄金的价格急速上涨。匪帮们从淘金者那里抢夺黄金，交给国民党，就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土匪都是国民党的逃兵。黑市的黄金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三倍时，这些土匪就自己接管了所有的淘金活动。安康镇(西安以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小镇）附近金矿的产量下降了25％。 霍格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把小淘金者重新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合作社。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同从重庆过来的银行买家代表谈成更好的价钱。两个星期内，淘金者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合作社，并用金子来招募保安。霍格离开时，这个合作社已经能为它的成员带来更大的回报了。但那位伦敦市长的钱却不见踪影。 第二个任务紧接着来了，霍格坐上了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卡车在山路上开着，用的燃料是本地产的白酒。他们的目的地是汉川，位于秦岭脚下汉江平原中心地带的一个集贸小镇。因为地处自北向南的贸易主线，汉川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和地方军阀纷争不断，都想控制这个地区，掠夺山里丰富的铁、金、铜矿和山谷里的棉花、丝绸、大麻、竹子和茶叶。 汉川的合作社全部破产了。通货膨胀把工人们逼得都快饿死了，合作社拿不出资金。这样的情况霍格并不是没有碰到过。他特意挑了一家情况最糟的合作社，这是一家生产油布的小合作社，它的9个工人以前在一家私人的工厂干活，因为提出加工钱的要求被老板开除了。他们用合作社给的补助买了织布机。以前工厂的老板娘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虐待，也加入了他们。她叫秦文水，并被大家挑选为带头人。通货膨胀和战乱使他们的小合作社倒闭了。 霍格为这个合作社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规定织布机作为他们的共同资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获得预付的棉纱，再织成绵布。卖布的收入能用来买木油，再生产出价钱更高的油布。 然而结果却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秦文水的丈夫找来了，还企图关掉他们的合作社，说他们干的是不道德的勾当。随后，他把她接回了家，说要修复他们的婚姻。后来她母亲在她家发现她被系在腰间的一根绳子吊在天花板上，已经不省人事。她双手被捆在背后，赤裸的身体满是淤青。 文水被送进了医院，而她的丈夫被关进了监狱。几天后，她又回到了合作社。霍格这样评价她：“这个一字不识、命运坎坷、让人同情的女性把她身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合作社。她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家。”

7、在路上 
“我有两个儿子——我跟你说过吗？” 霍格现在几乎永远在路上，在大西北穿梭往来，为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撰写长篇报道。他轻装上路，随身携带饰有靛青色图案的棉被和灰色军毯。棉被和军毯都已经打满了补丁，但是他不愿意替换任何一样，他将它们视若珍宝，就像一个孩子溺爱自己最喜欢的“泰迪熊”一样。长途旅行是经常在超载卡车上度过的，他把棉被包在一张油布里，用来防水。他的衣橱里衣物稀少，只有两条短裤，两件衬衣，一件浅蓝色的工作服，一件羊绒衫，内衣以及一套冬天穿的棉服。 他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是任何可以当做汽车的交通工具：“这些所谓的汽车只是无篷卡车，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行李蜂拥进来：被褥、箱子、婴孩、小鸡、鸡蛋、芜菁、干柿子和橘子，然后就坐在上面??汽车的燃料是炭，因为汽油非常昂贵。”他将自己的汽车冒险旅行写成长篇散文，投递给《曼彻斯特卫报》，后来被《新政治家》登载，题目是“从汽车看中国”。 公共汽车站的大木门外面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就像一群寒冷的羊群一样默不作声地站着，仿佛等待黎明的过程中有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情愫。人们聚集起来拿着黄色的碗去货摊买花生糊时，货摊上的纸灯笼微弱的光映照着他们的脸。婴儿们带着疲倦的声音开始哭，妈妈们就将他们喂饱。士兵们不受任何行李的牵绊，挺立在一旁。乡村的人们焦虑不安地数着他们的行李。 突然铁链发出叮当的响声，沉重的门闩落下，大门开了一个小缝。我们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往门里冲。“2177车在哪?”“2466车在哪?”我们来回奔跑，寻找位臵。这个过程中损失片刻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这一天的剩下时间要跟一群四处奔跑的人们挤在一起。而如果能成为最先挤上车的人(始终假设你没有碰到另一人从与你相反的方向挤)，并被夹在一群混乱之中：有婴儿和老绅士，还有土产品、行军床、备用帽、橘子、成菜等等，(如果你足够幸运)还有漂亮的眼睛大如南瓜籽的女孩，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 豪华舒适、配备沙发软垫、靠背高高的飞机在整个中国大陆繁荣发展，可能涵盖了一些独占性，但是战争时代的中国公共汽车对其乘客们一视同仁。当所有人都坐定了，在外面扶着的人让其他人在转弯的时候紧紧抓住他们。每个中国人都试图多结识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对对方的第一印象，这样交谈就开始了：你的家乡在哪里?哪个省的饭菜最好吃?哪个省的方言最难懂?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的车是丑小鸭中的美天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车烧的是汽油。而其他车的顶端则是难看的烟囱管和木炭炉。他们每斤木炭(大约7美元)可走1000米，我们十加仑汽油可走10万米，而在那个年代汽油价格不菲。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为我们的优越所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我们在可以动身之前，必须将每只丑小鸭沿着公路向前推，直到它们发动起来。天鹅在这个年代必须做出牺牲…… (车开动以后)天空飘着雪花，狂风呼啸而过，乘客们的衣角和毯子被卷起，又飞速地被我们塞回去。 不安分地坐在卡车边上的是一些从陕西前线回家的士兵们。他们已有两年未归了，相互之间兴奋地指点着古老的路标。面露钦佩之情的百姓们询问他们在前线的战绩，士兵们用英勇无畏的口气讲述着他们击退日本鬼子或是敌军作茧自缚的神奇故事。 小商贩及其货品遍布整个车厢，乡村人赶着到下一个城镇炫耀他们新生的婴儿；前面边上有一位歌剧家，之前肯定做过女主角。她紧紧地抱着自己钟爱的乐谱夹，就像一个农村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躺在毯子下面，哼着卡门的片断。她这次是从兰州到重庆(她这么对旁边的妇女说)去订婚。如果她没把脸藏在毯子下面该有多好啊! 路上都是车的舰队：手推车，四轮车，私人车，政府车，将面粉和棉花运往南方，再从四川带回茶叶、大米、烟草和钞票。临近傍晚，我们沿着崎岖的修筑得很好的山路进入汉水流域，途经一支手推车舰队，连接其间的短绳飘扬着。之后夜色渐深，一长串骆驼带着木材、石油和茶叶回到兰州，这些货物将会通过甘肃，横跨沙漠，翻越贫瘠的山口，沿着新疆位于海平面之下的翠绿的山谷而上，进入苏联。 就在我们进入汉中之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很可能已经又聋又瞎。他背着一大捆的木柴，在路中间蹒跚而行。我们开着低档跟在他的后面大声呼喊了一会，却无济于事。副驾驶员跳下车，暴跳如雷地推搡了那老头一把，不知是因为惊异，还是力道太大，老人掉入壕沟之内。骆驼和背木柴的人的旧中国一定会让步给新的中国；但是我们希望新一代可以找到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汉中在新的电灯照明系统下骄傲地闪烁，街道上有很多好吃的食品。坐在四川桔子、干柿子、牛肉三明治，小摊旁边的年长女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时尚感到非常惬意，脚下的小木炭炉沿着她们的裙子送上一股热气流，膝盖上的可以用来暖手。看个电影(那种五分钟后就让你头疼的），然后上床睡觉。马路的规则是早睡早起，如果你想要一个比今天好的位臵。 第二天清晨，在破晓之前很早的时间居民们就已经起来了，要“洗脸水…‘漱口水…‘淘米”。天还是黑的，人们就再次挤进了卡车里。 然后汽车继续前行在新旧交替的中国。鸡毛到处飞；小猪像黑色的子弹一样满车跑，或是在我们身后相互追逐，原因很简单，它们忘了停止奔跑；大捆红辣椒在太阳光下闪耀，神圣的树上系着的破布将我们拍打醒。狗和鸟都追赶着我们。母牛甩着尾巴，飞快地走掉，小男孩们跑过来迎接我们，小女孩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胆量。老年男人们像以往一样怀疑地摇头，老年女人们用肘轻推着对方， 用手遮盖着脸，不怀好意地咯咯直笑，笑那些相互堆积的很不舒适的乘客们，他们看起来就像市场上待售的一群绵羊。 有一次，为了躲避日军的前进，并挽救机器的一个重要部件，霍格撇开了自己的原则，雇用了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强壮的英国男人加上一个巨大的机器部件对这个车夫来说太重了：“他脸上布满了斑点，身上满是杂草，膝盖严重向外弯曲，是我见过的最为瘦弱的车夫。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位传教士说他吸食鸦片成瘾。” 3天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奇怪的两人组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宝贵货物，抢在敌军前方，并避开敌机的视野。即使这趟旅程如此危险，霍格在书中却把它写成了一段少有的喜剧插曲。敌军紧逼其后，在他们的侧面隐约可见，霍格决定与其面如兔子的人力车夫轮流拉车，他称车夫“小兔子”。 在他看来，这是体力上能做的最佳安排了，但是他害怕沿路同行的冷嘲热讽。所以当我拉车的时候，他把他的大宽沿帽给我，用它盖着我的脸，同时也在自己的脸上围了一条脏毛巾。我们就像一件神秘的手工艺品，对于周围友好的呼喊或是停下喝茶的邀请臵若罔闻，就这样一路无事。然后“小兔子”看见了一位旧友坐在一家茶馆前，他对于自己伪装的信念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他从车上挣扎着起身，朝我喊道：“让我拉，让我拉，你肯定累了，歇会儿吧!”。马上整个村子的人都盯着我们两个看，用脏话骂得我们面面相觑。 我们继续前行，神奇地超越了公路上的所有其他车辆。“小兔子”永远不会主动离岗，但是在拉了一段他认为是公平的距离之后，他就会小心谨慎地离开大路去小便，回来时看见我站在车轮之间等他，便总是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黄包车在橡胶轮胎上行驶如此之快，真让人惊异不已。我们把货物放臵在某个特定方位，这样车轴就轻轻上抬。车夫一上车车就自动前行，同时承载了他自己的重量，这样在平路上只要用很小的力就可以行驶得比步行快。 在路上阳光明媚，可是无人关注。赶骡人抽动鞭子，伟大的骡队——上帝创造的唯一一种真正热爱工作的动物——喘息着前行。 满载家具的手推车队和满载城市撤离者的黄包车队排成一列，一路小跑。驴子们往返于村落之间，乡村的女孩子们穿着打着补丁的丝质裤子和丝质工作服，坐驴车去看望她们的亲戚。 片刻之间一大群轰炸机的阴影笼罩着我们，路上的人们迅速地避入了路边的壕沟；飞机一走，人们又像野兔一样从壕沟里跳出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5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南阳依旧浓烟滚滚。所有的旅馆都倒塌了，我存放行李的那家旅馆像是一个发黑的贝壳。 “小兔子”和我没有停歇，在黑夜中前行，因为日军就在我们身后数英里处。只有那些有亲戚要埋葬的人们留在后面，他们在烛光中，从废墟中寻找烧焦的木棍，然后将它们小心地插在棺材之中。 而在他们身旁，整个城市的其他人涌向公路，倾巢北上。 我们不能再走干线公路，因为日军的巡逻飞机正在大路上用机枪扫射所有活人。我们不能再轮流拉车，只能一起拉着它翻山越岭。 在旅行的第三天，两人终于到了位于伏牛山上的安全地，大约在黄河以南两百英里处。霍格给了“小兔子”钱，打发了小兔子之后，他就开始打发他的车夫传递给他的一大堆虱子。 霍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数天以上，对于这种东奔西跑的生活他似乎非常满意。旅行令他暂时将他对于女朋友小任、家庭以及朋友的担心抛之脑后。但是他的脑海、他的梦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圣乔治的橄榄球队在球场上踢球，每个人都在鼓掌，疯狂地呼喊着‘学校”而我却被关在校长的书房接受教训。” 1940年夏天，霍格第二次去重庆，其后他又去过几次重庆。重庆自豪地称自己为地球上被轰炸最 严重的城市。伦敦的闪击战即将开战，但是自从蒋介石1938年将中华民国的首都迁至重庆后，这个中华民国的陪都已经经历了几乎两年的持续不断的空袭。 霍格发现城市的生活给人带来恐惧和压抑。轰炸比他在汉口经历的要激烈得多，覆盖面也要广得多。中国媒体广泛地报道着伦敦闪击战的情况：每日的空袭警报、人们奔向避难所、血腥的后果。霍格的直系亲属中，只有他的父亲在伦敦工作，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轰炸可以对拥挤都市的平民带来什么后果，他非常清楚。此外，让他在中国挺过前3年的理想主义渐渐开始消失。1940年9月，他和以前一样，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写信：今天是星期五，晚上11点左右。亲爱的老希特勒可能正在对英国发起死亡攻击。我的思绪就在这里结束。当我在一个曾经美丽的城市(重庆)的废墟里漫步时，我想，伦敦很快会比这个城市以及那个弹丸之地的其他城市(比中国的一个省还要小得多)还要糟糕……这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所写到的战争期间的进步，(从军阀到民主，青年精神的力量等等?)，忘了那回事吧，这在如今一天比一天不真实。 国民政府腐败堕落，西方力量无法与日本抗衡，共产党已经识破了国民党内战的阴谋，积极的进行着准备，这些已经足以让人沮丧。每日空袭的生活更使人悲哀。 但是，如果伦敦可以承受得住，重庆同样也可以。从很多角度上说，中国战争时期的首府位置更佳，可以在常年的空袭中幸存下来。重庆建于陡峭的山上，该山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从一块形状似鲸的岩石之上伸出。重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之前，当罗马还只是一个小山村，伦敦只是沼泽地和林地的时候，重庆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贸易中心了。作为一个壮丽而非秀丽的城市，重庆在漫长的雨季中总是艨胧不清，被雾笼罩，铁灰色云彩在屋顶集聚，有规律地带来长时间的雨水。关于这个城市，有句古谚语“蜀犬吠日”。 战争年代，人口激增到了原来的3倍，几乎过百万。人们也确实学会了害怕晴朗的天气，天气一晴，轰炸就要开始。人们迅速得知空袭中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政府在山的侧面所挖掘的深深的隧道，在那里形成了大约1000个公共避难所。霍格发现这些隧道黑暗、泥泞，并且非常受数量急剧增长的耗子们欢迎，它们就像所有人们一样急切避开日军的轰炸。 政府、银行以及富有的市民们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装修良好，并且装备着厨房设施。加入这些避难所的邀请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澳大利亚记者罗兹·法默描述了基督教青年会如何将袭击转化为商业机会，通过大量投资修建位置较深的避难所，然后在空袭的月份里售卖50美元的季度票给会员们。 1938年12月之后到达重庆的政府官员、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泥泞不堪，白天夜晚都有超大号的耗子活蹦乱跳。日军侵略初期市中心就已经被毁掉，城市外围的地下就是法默称之为“肮脏的通轰炸。 政府、银行以及富有的市民们建造自己的深邃的防空壕，装道和几乎垂直的石头楼梯组成的中世纪沼泽”，对于那些不够谨慎的人，含水层喷出的水能将这里变成危险之地。河边地区与城市街道一样拥挤。从汉口沿河而上的美英法的炮舰与舢板和小船争夺地盘。 重庆与太平洋海岸相隔1500英里之远，离印度比上海更近。数个世纪以来，该城市从滨水地区沿着避难的山区向上扩展，在这里房屋依附着悬崖峭壁，看起来有几许失真。河上的房屋在50英尺高的高跷上建成，用图示解释了长江一年一次的涨潮：西藏山脉的融雪让“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止。 就像其他新闻记者一样，霍格到来的时候最好的住宿之地早已被占据或是毁坏。除了为工业合作社工作之外，他现在还是美联社的通讯记者，同时为《曼彻斯特卫报》撰稿，他的报道为各大媒体所重视。在名为“媒体旅店”的偷工减料的政府建筑楼里，他设法与媒体团队的其他人同住一个房间。不久之后旅店就在一次轰炸中被毁，很快政府又在原地搭起了一座竹楼，窗户上糊着油纸，地面是胶合板，这样的建筑成了老鼠的天堂。媒体的人们虽然很憎恨这新楼，但是新楼的建立仍然使他们士气高涨。一种英雄气概弥漫全城，与伦敦的反空袭热情相呼应。新闻记者、外交官、国民党和共产党官员与上班族、船夫、人力车夫和贫民窟居民有着相同的目标，面对着相同的危险。轰炸让人们对日本同仇敌忾，并坚信日本将会被打败。 虽然霍格仍旧是个新闻记者，但是他在合作社的工作却让他无法行动。美联社对于农民阶级的故事不感兴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和美联社一样，还是有一些主流媒体对此感兴趣的，例如《时代》杂志的西奥多·怀特，他们将霍格视为信息来源，来获取合作运动成功的乐观迹象。许多旧日的汉口同僚们都在重庆市，霍格与他们密切合作来撰写工业合作社故事。 美国记者安娜·雅各布是重庆媒体界的一名新成员，她1940年离开好莱坞，抵达中国，之前她一直为好莱坞撰写电影剧本。她在《时代》杂志社与西奥多·怀特合作，她对于重庆的悲惨处境以及那里的反抗精神的描述恰到好处： 这个城市老鼠成灾，生活条件极差，食物糟糕，弹坑随处可见。所有的东西都是粘糊糊的，又冷又湿，就好像正在发霉一样。夏天湿度很高，臭虫疯长。在人们的房间里，离人4英寸对面的墙上爬着蜘蛛。所有(媒体旅馆)的水都是用木桶从长江边打来的，我们一天只有一铁盆水用来洗澡。夜晚，老鼠噬咬我们的靴子，咬穿电话线，吃我们的肥皂。但是，虽然身体上极不舒适，但是精神上却极受鼓舞，那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一年! 雅各布以及其他1940年来到重庆的人是幸运的。去年5月是轰炸最为猛烈的时候，也是日本空军战争期问单次任务出动轰炸机最多的一次。目的是摧毁国民政府首府，迫使政府回到投降的谈判桌上。霍格是5月末第一次去的重庆，他为美联社做了很多有关轰炸破坏的实地报道。 日本轰炸机编队从他们已经占领的汉口空军基地发动空袭，来回要经历1200英里的旅程。黄昏时分，飞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5架一排对城市进行进攻，这是传统的防空炮火的最大射程。一位新闻记者从俯瞰城市的山顶观看空袭，他预计参加袭击的飞机有250架。燃烧弹加上5百磅烈性炸弹形成了1英里宽的火海，在这个木柴之城熊熊燃烧。 新武器使用的背后有着残酷的用心。为了容纳在战争中急剧流入的人口，重庆近来新建了成百上千座建筑物。根据政府指令，这些建筑物都配有石墙地下室来作为防空洞，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防空洞是真正的危险场所。第一轮轰炸给城市带来了大量的烈性炸药，脆弱的木结构房屋纷纷被毁。第二轮轰炸带来了燃烧弹，将在地下室躲避的人们烧成灰烬。这个城市的人口四分之一在大火中被毁，死亡人数成千上万。 蒋介石政府下结论说，日军新来的德国顾问参与了袭击策划，这一结论几乎完全正确。这一伎俩与曾在西班牙、尤其是在格尔尼卡使用过的如出一辙，重庆的遭遇似乎预示了伦敦的未来。希特勒政权事实上在中日冲突的双方同时起着作用：从1939年初开始德国顾问已经开始与国民党合作。柏林和东京1936年签署了反共协定，但是一支德国军事代表团已经与蒋合作多年。中国战争激化时，希特勒将代表团撤走，但是其一部分成员继续留在了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权力竞争主要是由日本和苏联在推动。直到欧洲战争爆发之前，莫斯科在对华援助上都非常慷慨，为中国提供了两年期限的上千架飞机、两千名飞行员以及500名军事顾问。从1939年9月开始这些援助急剧下降。 日军对重庆大规模袭击的初衷是打击人们的士气，使其与国民政府及其共产党对手都反目成仇。日本和其德国顾问好像都没有意识到，空袭残杀了重庆大量平民，整个战争过程中在其他地方也在以较小规模重复着重庆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霍格在他的新闻报道以及家信中都写道：对平民的轰炸增强了‘抗战到底’的情绪。”重庆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从人们对于轰炸的反抗来获取重要问题的答案。从海滨地区逃难至此的难民可以再次容忍枪火中的生活吗?他们会对国民政府保持忠诚，还是转而支持南京日本傀儡政权?人们真的会继续努力重建支离破碎的工业基地?陕西的农民团体会接受国民政府退回古都带来的死亡及破坏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确定无疑的。政府邀请了许多美国名人来到这个被围困的首府，来将信息扩大。战争年代来到重庆的名作家和名记者中，声威最大的当属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和他的夫人玛莎·盖尔霍恩与国民党指挥官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前线访问。他们在1941年4月的时候搭乘DC3飞机到达重庆，在长江沙洲的一个临时飞机跑道上降落。飞机上没有其他乘客，但是飞机带来了价值数千万的新印发的中国钞票。为了在不用提高税率的基础上满足战时支出，政府在香港印刷货币。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都如法炮制，结果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经济，也部分导致了蒋介石政府1949年的垮台。 重庆的沙洲机场是城市生活的适当开始。海明威夫妇被政府官员特许了VIP待遇，在碎石和老鼠之中度过了3个星期。对于他们来说这段经历并不开心。盖尔霍恩虽然是著名的战地记者，但是非常挑剔。她无论到哪，都为当地的卫生设施(或者为当地没有卫生设施)感到惊骇。她为《克利尔》杂志写了6篇报道，其中包括为宋美龄写的一篇光辉四射的个人报道，而她在日后将会为这篇报道悔之莫极。海明威后来告诉作者及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他“最终从对于中国人死亡的恐惧之中恢复”，对于他的访问提及甚少。他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喝到像样的酒。他去过的所有酒吧，其中包括了美国使馆，提供的酒他称之为“蛇酒”。他后来发现，一位驻扎在河中炮舰上的美国海军上尉在一次拍卖之中赢得了两箱威士忌。海明威出高价购买这两箱酒。经过了大量磋商，上尉威廉·李德出售了6瓶酒，以此换来6次写作课。彼得·莫雷拉在他的书《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中宣称海明威事实上是美国财政部的间谍，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对于政府腐败和共产党威胁做出独立的判断。 日本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轰炸计划如此无用。珍珠港事件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战机再三轰炸西部以及西北农村地区的无关紧要的目标。人力和军需品的消耗与效果完全不成比例，结果经常引人发笑。在袭击背后是时钟计划，这意味着在好的天气，同样的飞机将会在每天同一时间在同一目标上空出现。 霍格经常在河南中部城市南阳往西25英里的镇平县工作。这个县城是个交叉口，有公路向北到达洛阳，向西到达西安，向南到达汉水流域，向东是日本的封锁线。这里经常遭到空袭，时间也非常规则，以至于霍格为此制作了移动桌子，每天清晨5：30天空晴朗之时他就把这些桌子移出来放到一堆柳树下。 一天上午霍格及其同事正在树下辛勤工作，一架飞机照常开过来。他们坐在那里，观看了这已近乎惯例的行动： ……它向下俯冲，恐怖的吼叫着，机关枪的声音断断续续。第二次俯冲的时候飞行员在我们面前投掷了一枚小炸弹，我们可以看到他探身出来观看自己的杰作。在过去，在纳粹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士们常常向住在亨顿飞机场矮灌木丛小屋里的“土著”示威。我想，我们也是日本人眼中的“土著”吧。他再次俯冲，结束了机枪扫射之时，一个农民的农舍已经着火，大量棉花被烧掉，3头骡子、4个赶骡入死去。 1939年5月的灾难性空袭之后，中国人开发了一套精细的早期预警系统，这一系统成功地降低了人员伤亡。日军阵地以及空军基地附近的中国特务使用野战无线电、无线电中继站网络来将袭击飞机的规模和方位反射给重庆总部。控制室也会识别出相似的目标，并将信息传递给轰炸机飞行路线上的城市和村庄。大部分对于中国首都的袭击从汉口出发，轰炸机要进行3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城市周边的山脉上树立了大栏杆，上面挂着许多纸灯笼。这些灯笼发着白光，和城市的警报一起向人们告知飞机一个小时后就会抵达。袭击迫近的时候灯笼变成红色。灯笼熄灭的时候，平民们知道该到防空壕中躲避了。扩音器被用来在较大城市传递警报，而在一些小村庄，寺庙的钟鼓被用来传递警报。 随着国民政府的到来，重庆的外国企业和外交团体急剧增加，在空袭中他们大部分安然无恙。从前的通商口岸位于河对面的南岸，其宽阔大街的两边是他们曾经高贵典雅的房子。因为美国使馆位于南岸，英美法的炮艇都停泊于此。日军认为此处属于中立区域，故不对此进行轰炸。位于左岸的英国使馆由令人敬畏的阿基鲍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领导，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在总数大约3000多人的外国人中，一半人居住在逐渐失去殖民光芒的南岸，在袭击期间会有其他外国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他们在大规模袭击中并非总是袖手旁观。西方医护人员、外交人员的行动彰显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英国大使及其团队在救济工作中表现卓越，克拉克·科尔丝毫不掩饰其对侵略者的痛恨。一次袭击过后，有人看见他在英国大使馆的废墟中踱步，面容苍白，头发稀少，身穿宽松旧法兰绒衣服，仇恨地朝一个假想的日本空军战士挥动棍棒。一位目击者说：“我从未在别人脸上看到过那种仇恨和恐怖混杂的神情。” 反复轰炸没有改变外国人对于租界机构——俱乐部的依恋。长长的柚木吧台，毁坏的网球场，磨损的台球桌，俱乐部是重庆外国人社交生活的中心。老服务员供应饮料，图书室的桌子上躺着同样古旧的杂志。一位作家这样描述道：这里是“小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生活的伤感遗产。这里仍然禁止中国人成为会员，并且拒绝他们入内。”在这里，空袭之间，霍格与传教士、外交官、新闻记者这个奇怪的组合打网球，牛津的老朋友也出现了。就像曾经的汉口一样，重庆现在变成了来到中华民国的一个不能不到的访问之地。 1940年7月，霍格在其“洋秘书”职权之内，与工业合作运动高级官员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他汇报了合作运动的进展、其对于资金的需求，以及提升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地位的计划。他说的是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他虽然说得也并不流利，但是他对于语言的把握能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合作运动的共同创办人路易·艾黎。 艾黎建立了强大的同盟，来发展农村合作运动。在上海的时候，他对于共产党的同情就已经为国民政府所知，但是1940年要紧的是反抗日本的联合战线。国民党安全组织可能将艾黎视为彻底的共产党代言人，而非国民党的“外国友人”，但是当周恩来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分子时，这一切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任何情况下，宋美龄以及英国大使都在支持艾黎“合作运动”的大军之中。他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创立者，还是其驱_力力。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政治评论作家，他将合作运动作为对任阿一个愿意聆听的美国记者的民主试验。当艾米丽·韩说：合作运动的宣传工作比当下的真实情况要超前一步时，她一定想到了路易·艾黎。 艾黎极大地影响了霍格后来在中国的岁月，并将其视为自己要保护的人，虽然他们之间关系的定义霍格从未承认。霍格也没有意识到，艾黎是一个神话制造大师，他总是将其不寻常的生活故事改编来适应其观众的口味。从霍格的通信和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艾黎讲述给他的故事并非全部属实。 1897年，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北坎特伯雷附近的斯普林菲尔德村庄。根据一位毛利首领的名字，艾黎被命名为“路易”，这位毛利首领在19世纪60年代土地战争抵抗英军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当地已经成为神话。艾黎在农场上长大，但是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成为基督堂市一所学校校长，他也随之搬迁。他哥哥埃里克加入了新西兰远征军，一直在法国作战，1916年战死沙场，这一事件促使艾黎参军。经过培训后，他在伊珀尔突出部度过了1918年的1月到4月。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经历了堑壕战的恐怖，两次受伤，被授予军事奖章。因个人的英勇行为，他在1916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不足以使他获得服役优异勋章。在残酷的堑壕战中，英勇程度很难界定，但是艾黎一定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回到新西兰之后，他度过了6年孤独的岁月，在北岛塔拉纳基郊外的与人共同拥有的小农场上苦苦谋生。1926年他离开新西兰奔赴中国。奥克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中国军阀、国民党以及共产党运动之间的内战的消息。艾黎厌倦了务农，对中国充满了好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游客都被吸引到了上海。 1927年4月艾黎到达上海时，正值国民党和弱小的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以大屠杀告终而破产。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来毁灭这个新的政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当场处决。到达不久，艾黎就亲身体验了恐怖：“我看见5个没穿衣服的青年男子被绑在柱子上。就在我的眼前，他们被推倒在地，一位军官下马，朝每个人的脑袋开了一枪。第二天，我在报纸上读到消息，称他们是“企图组织工会的年轻煽动者。”艾黎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要从政，然而奇怪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信中提到这一事件，而是多年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记载。 大多数恐怖事件是在欧洲人视野之外的中国区发生的，中国区满是棚屋，人们在贫穷和疾病中苟延残喘。与之相比，国际租界区的生活可以算是奢华，即使像艾黎这样生活水平相对算低的人也是如此。他加入了城市消防队，开始学习普通话和马克思。他反对剥削童工，尤其是将农村孩子买入该市的成千上万个车间里为奴。 艾黎矮壮结实，淡黄色头发，大鼻子，在日本占领上海前已经为上海人熟知。他曾任上海市理事会的首席工厂检察官，当任期间为了该市的穷人的利益而战。他的人道主义工作延伸到了广阔的处于洪灾和饥荒的上海。30年代初新西兰的出版界开始出版他的图书，他在上海也开始小有名气。他的朋友圈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以及像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这样的著名传教士。奥登和伊舍伍德在旅途中探访了他，并且说服他带着他们参观医院与贫民区。 日本在1937年毁掉了上海的工业，这促使艾黎向其下个十年的使命进发。他抛弃了在上海的安逸生活，离开了他的英国爱人亚历克．坎普林——此人后来回到英国——第一时间搬到汉口追求他的合作目标，然后又来到重庆。 在艾黎从工业合作运动主席技术顾问的职位上被解雇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发展以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技术培训学校。培黎是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90年来到中国。培黎最初设立了一个项目，要将年轻的中国人送到海外进行技术训练。考虑到海外旅行的困难，尤其是在日本参加世界大战以后，艾黎想到在中国发展此类学校，学校招收战争孤儿，然后把他们培养为熟练工人，为合作运动服务。培黎已经成为了艾黎的导师和朋友，在1932年长江流域洪灾之中与其密切合作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工作，3年后培黎死在中国。 作为对培黎的纪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从传教士筹集经费，艾黎决定建立一所技术培训学校，以培黎的名字命名。在这一行动背后有看政治动机：如果学校以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名字来命名，就更容易阻止国民党对学校采取行动。1941年，在一个位于陕西省宝鸡西南60英里处的名叫双石铺的村庄里，第一所学校成立了。刚开始的效果却异常糟糕，校长们来了又走。他们都是在当地招募的中国人对于65个桀骜不驯的男孩子，他们缺乏培训、灵感以及品性。他们对学生进行严重的惩罚，资金也不翼而飞。艾黎开始四处招募下一任校长——第八任校长。 艾黎在重庆见到乔治·霍格时，可能将他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很合适的钥匙。但是正如他之后的人生展示的那样，艾黎是一个政治动物，在中国的政治雷区像螃蟹一般谨慎行走。他不希望人们公开的看到他提携一位年轻、缺乏经验的英国人，他还怕自己的声誉会毁掉霍格的未来。因而，他尽力使得英国大使和宋美龄注意到霍格，并且利用他们抬高霍格的声名。然而他的计划可能过头了，一年之后，工业合作运动中要提拔霍格作为校长的人罢免了艾黎的职位。 霍格仍然没有意识到艾黎的计划。1940年秋天，霍格离开重庆，孤独而忧郁地继续他的旅程。不管是因为轰炸使他对于联合战线的政治欺骗感到幻灭，还是因为女朋友任不在身边，事实是他非常思乡，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给自己的父母写信，恳求他们回寄给他他们的消息，以及关于一切的剪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对父母的责备。一位美国熟人给他寄了美国传媒对于中国冲突的剪报；家人为什么不给他寄相似的东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罗斯玛丽的消息。 罗斯怎么样?我们家人真奇怪，从不相互写信。上次，在火车上．一个人看看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长得太散。这表示你跟离开重庆，孤独而忧郁地继续他的旅程。不管是因为轰炸使他对于联合战线的政治欺骗感到幻灭，还是因为女朋友任不在身边，事实是他非常思乡，急切地想得知哈彭登的消息。他给自己的父母写信，恳求他们回寄给他他们的消息，以及关于一切的剪报：“这是我最想得到的。”信中也有对父母的责备。一位美国熟人给他寄了美国传媒对于中国冲突的剪报；家人为什么不给他寄相似的东西?他尤其希望得到姐姐罗斯玛丽的消息。 消息真的来了，但来的却并非什么好消息。霍格的旧日校友罗伯特．纳尔逊去世了，霍格非常悲伤，在一次家信中怀念他：“罗伯特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知道如何鼓励新手，适当打击自作聪明者，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霍格认为他的朋友展现了最棒的公立学校精神；但是当他谈到他的“公平比赛、判断能力、饱含理论和交谈的嘲笑??在外表之下藏着理想主义”时，他一定是在说自己。霍格的家人在战争中离散。他的3位哥哥从事了保留职业，这意味着他们不用被征召入伍。加里和斯蒂芬在英国的不同地方教书，丹尼尔利用自己的语言技能在瑞士国际联盟谋到了一个口译的职位，他一直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霍格的父亲罗伯特待在汉普尔顿，继续打理汉诺威广场的生意。霍格的母亲凯瑟琳经常去湖泊地区的班普敦拜访女儿芭芭拉以及孙女基里安和朱迪斯。凯瑟琳在战争中四处走动，经常离家很久。这位坚强固执的女性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她赋予孩子们、尤其是她最喜爱的小儿子的爱毋庸置疑。如果霍格想逼迫他的家人继续通信，他可能成功了，在他下一封信的结尾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我有两个儿子——我告诉过你们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瘦弱，床上需要橡胶垫。然而他们逐渐地强壮起来了，毫无疑问有我小时候的影子。 霍格收养了两个男孩，第二年他还会再收养两个，组成一个四子之家，四人都是兄弟。 因为父母给霍格的回信无一幸存，他们对于自己26岁的小儿子已经开始建立领养家庭有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一年之后，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汇报了自己家庭的增长情况，他同时也汇报了女朋友任从日军封锁中突围出来的好消息。 1942年3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就我所知的信息来看，你们可能在去年8月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有很多人正在死去。有些信有一天总会到的，这是一定的。 我现在收养了4个儿子。我想我告诉过你们，在忽略了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我在他们的一件衬衣上找到了74只虱子，还不仅仅是这些，所以我将它烧了，给每人买了两件新衬衣，两条新裤子。上次我检查的时候，他们一共只有3只跳蚤。骄傲的父亲在微笑。他们现在喜欢洗澡了。跳蚤们在我们的房间已经生根了，生活就是如此…… 我跟你说过我的女朋友，她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失踪了。我刚刚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一年以来的第一封，她现在很好，我非常高兴! 收养的男孩中最大的两位回忆起战争时期抚养他们的英国爸爸，他们记得霍格跟他们讲述他的家信，他的父母对于他的家庭的扩大感到吃惊，同时也对他表示了祝贺。霍格用数小时的时间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他的家人，以及他在英格兰的生活。霍格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他告诉他们说，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一次轰炸的当晚出生的，轰炸地点就在哈彭登的上空，或是附近，这完全属实。男孩们仍然记得他读着父母信中对于伦敦大空袭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将伦敦空袭与宝鸡轰炸作比较。 2007年春天，聂广涵、聂广淳分别是75、79岁高龄，他们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洋鬼子”领养的经历。他们71岁的弟弟聂广涛、68岁的弟弟聂广沛没能参加午宴，他们现在在北京郊外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 这些男孩们在满洲出生，他们的父亲是那里的共产党地下活跃分子。在拒绝为国民党军队效力之后，他们的父亲被国民党囚禁。释放出来之后他马上携带妻子和4个幼子到宝鸡任老师。他的共产活动迫使他躲避警察，然后就突然失踪了，切断了与家人所有的联系。人们后来猜想他在战斗中死去。当霍格收养这些男孩子们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孤儿，他们当时也这样认为。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最终和他们的孩子们得以团圆。当孩子们的父亲在逃亡之时，他的妻子，男孩们的母亲病重被送到宝鸡的医院。她的四个儿子被送到当地的孤儿院，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霍格当时的女朋友任黎芝的照料。不久以后，霍格收养了年龄较大的两个孩子，将他们转到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年龄较小的两个孩子一直与母亲待在一起，直到她1942年夏天死去。她病重时，霍格扛着这个快死的女人走了12英里到了医院，每天都去看望她，直到她数周之后死去。 男孩们在被收养的时候分别是14岁、11岁、7岁和3岁，他们都营养不良，全身长满了虱子和跳蚤，患有不同程度的疥疮、痢疾、结膜炎、脚气以及身体疼痛。其中一个孩子还被诊断出患有先天生殖器疾病。霍格将他的新家人带到宝鸡的门诊部，给他们治病。他们“白白胖胖、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使他们的新爸爸染上了疥疮，与他之前的经历相比这算不上什么。他想了想，自己已经躲过了结膜炎、痢疾、疟疾、伤寒、副伤寒、炭疽热，以及“其他一些好玩的东西”。 以后的3年中，孩子们将和这位英国人一起生活，他是他们的父亲、校长和医生。霍格给他们编号：最大的叫老大(一号)，然后是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们先是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60英里远的双石铺培黎学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他带着硫磺和消毒剂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的洗澡来去除虱子和疥疮。他们在孤儿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学校可以吃到蔬菜，偶尔还会有肉，这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加了他们的体重。从这时起，霍格的家信中几乎永远会提到他收养的孩子们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两颗门牙掉了，看起来非常好笑。老四越来越胖，直到我们不再想他是否应该这么胖。胖会有极限吗?他们两个都在花园帮忙呢……给西红柿搭一个竹栅栏(中文里西红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颗非常大的豆，拿来给我看，提议我们午饭的时候买点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变得更像个球。 霍格的母亲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个老婆，而且在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而霍格领养这四个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亲这些建议的有用性。他说：“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为我找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把她们娶回来。我的四个儿子怎么办呢?” 显然，到1942年的时候，凯瑟琳已经是非常想他的小儿子回家了。当时他27岁，已经离家5年了。凯瑟琳利用霍格已经75岁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的事实，说他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最后一面。霍格却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见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75岁难道还年轻吗?我认为我只有25年的活头了呢。 霍格看起来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很少提及他父亲，只是认为他是“迷人的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从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为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校长，他一直是宝鸡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检查员。这个小镇坐落在西安西边140英里远的一群山峰脚下，起初人们认为这个地方在日本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在战争的前几年，每周都会有难民车从东部驶到这里。火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甚至火车发热的金属车顶和车厢下面的主梁上都有人扒着。 火车穿过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岭，驶入遥远又荒凉的西部地区。难民们纷纷在宝鸡下车，在这个位于东部大门之外的迅速膨胀的贫民窟中寻找容身之处。在193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霍格看到这些难民试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寻找容身之所，写到“有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在铁轨旁满是尘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也没有人来将死者安葬。” 18个月后当再次返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霍格发现这里完全变了一番景象。原来破旧的难民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变得宽阔，路面也变得更平坦。虽然是清晨6点，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经响着锤子和锯的声音。建筑工人们一边筑着新的泥墙，一边欢快地低声交谈。” 这些转变都归功于这里的地方官员王峰杰。一天清晨，霍格看见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看起来很粗犷，身材矮胖结实，穿着睡袍，头发乱糟糟，胡须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去执行死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宽恕。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被拖去执行了死刑。“他杀了一个人”，王看见霍格惊骇的表情如是回应道。 宝鸡终不是避难的理想地，而东部郊区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没能在战争中留存下来。到1941年，日本空军已经轰炸到西部离海岸1000英里处的兰州。宝鸡是一个铁道交合处，也是西安西部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频繁猛烈的攻击。 按照通讯社的要求，霍格用简洁未加修饰的语言向美联社报道消息。当他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写信的时候就会转变风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对空袭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余殃的描述却显得对人们遭受的苦难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轰炸和平民伤亡在此时已经变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飞机飞到宝鸡。它们看起来很好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好听，就像是在进行亨顿空中表演，直到这种像板球变旧时发出的哨子般的声音开始嗖嗖地发射炮弹。”霍格钻进了城墙里的一个洞里，但是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另外一个洞里躲着100多个妓女，但是洞穴没有那么结实，最后她们被埋在了其中。在几乎每周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的情况下，我真想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给你们说这个?只是规模更壮观。可能是因为空袭过后出去，看到我们小小的城镇里的一条街道上处处燃着的火，还有坍塌的土墙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残骸，我想到这种情况在伦敦市内发生的可能性仅为1％。 虽然霍格目击并描述了许多这样的场景，而且其中有几次他自己都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他最终幸免于难。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况下患了炭疽热。他参观了一个制造刷子的工业合作协会，买了一把猪的鬃毛做的须刷，因而感染了这种疾病。一般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进的治疗，炭疽热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样活下来了。 卡尔·迈当斯是当时被派到中国的《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尔来到宝鸡拍摄当时正在进行的合作运动，并拍了一系列关于乔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霍格头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张中却打扮得非常整齐，头发也被精心地向后梳。没有任何文章对照片做出说明，但是卡尔和他的妻子谢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 虽然总是在旅行奔波，并为宝鸡的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是1941年这一年霍格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完成自己第一本书的最后几章以及第二本的概要。他在自己小屋子里的一台打字机上工作，不断地被空袭预警打断工作，还要不停的寻找新的打印机墨带和复写纸，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很短缺。这个时候他给家里的信几乎很难辨认。 他此时已经把书的前几章送给在纽约的穆里尔·莱斯特了，并将书取名为《几乎成为一个黄皮肤舶；后来他将书名改为《黄河观察》。最后这两个书名都被他的出版商放弃，取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这时霍格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说自己如何努力地寻找出版商，如何得到自己想要作为书中图解的照片和图画。他心里非常清楚描写有关中国战争的书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目击了上海、南京和汉口会战的通讯员都记下了自己对战争的描述，奥登和伊舍伍德合写的于1939年出版的《战争之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霍格并没有打算自己的这本书成为另外一本叙述战争的书。他告诉穆里尔阿姨说： 这本书叙述人们在身边的世界被摧毁的同时如何勇敢地斗争以存活下来，我认为它会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弓1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虽然是在战争进行中不断旅行了18个月写下来的，但它不是对所发生的战役和轰炸的新闻性描述——这样的轰炸从伦敦到廷巴克图4都在不断重复——而是叙述了人们对战争的不同回应的有关故事，就像从廷巴克图到伦敦的人各不相同一样。 霍格记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拼命挣扎的人们抛下平日的冷漠，显示出自己的尊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当时，出版歌颂西北农民的英雄气概而批判躲在重庆的统治者的书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霍格请求他的阿姨不要提到任何关于他在为工业合作运动工作的事实，只说他是美联社的一位通讯员。 穆里尔．莱斯特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她自己旅行见闻的书，并将这些手稿寄给她的出版商——纽约的哈珀兄弟出版社，但是之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后来，穆里尔返回到战时的伦敦，而霍格在此后的6个月里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绝望之中他写信给艾达·普鲁伊特向哈珀出版社追问了这件事。6月份的时候霍格收到一封委婉的拒绝信。 到10月份的时候霍格又收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的书又被纽约的其他几家出版商拒绝了。理由是书的个人观点太强，而且缺少对细节的描述。艾达·普鲁伊特让海伦·斯诺帮忙找一个出版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海伦的笔名尼姆·威尔斯出版的书——《红色中国之内》竟被代理商和出版商们拈来作为拒绝出版霍格的书的理由。美国市场上已经有像哈尔多·汉森这样的记者们写的书了，他们将对战争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报道变成长长的叙述。在美国，这些作者们可以进行政治评价并详细地讲述有关的地点和联系情况，而此时仍然身处中国的霍格却不敢。 霍格开始重新编写这本书，增加新的篇章。他决定挑战审查员，曝光许多他遇到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内幕，尤其是在蒋介石政府控制地区内所出现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及日益崩溃的通货体系导致战时的中国黑市活动猖獗。真正意义上的腐败存在于蒋介石政府的核心，自委员长以下人人都从国家税收以及国外贷款中扣取钱财中饱私囊。像这样的“榨取”在民政部门以及军队中十分常见。 到1942年夏天，霍格为自己的书找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新的赞助商。看起来似乎是霍格在带着鲁斯去宝鸡周围的合作社参观的时候硬把草稿塞给了亨利·鲁斯。鲁斯看了几章，并把手稿带回纽约拿给书的最后出版商——小布朗公司。 海伦·斯诺在1942年12月的时候也写信给她自己的出版商夸赞这本书。她在汉口遇见了霍格，并且已经听说了霍格决定放弃新闻业而投身到工业合作运动中。海伦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在霍格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他能坚持多久呢?中国人又能容忍他多久?他会不会像许多其他的外国人那样变得愤世嫉俗，令人讨厌?除了他自己，他别无他物可以奉献给中国人民，没有救济金或是用来传教的钱来使他自己受欢迎。仅仅这个能够保证他在他们的运动中的一席之地么? 这本书讲述了发生的故事。在差不多四年之后乔治〃霍格在中国成为一个机构的代名词，他投身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令人心碎的尝试中，帮助在偏远的农村成立小的工业合作社。一边是政治战线绷得如此之紧，一边是印杜思科组织者们熬夜拼命工作，却因为异常高涨的工作热情被控告说革命倾向严重，霍格试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本书最终由小布朗公司于1944年出版，书名为《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出版商接受了作者再三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删去了其中许多对赎职内幕的披露。霍格意识到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批判会对工业合作运动以及当时他担任校长的学校造成影响。再加上缺少一些叙述性的结构，这本书存在很多瑕疵。尽管如此，它的出版还是受到了人们广泛积极的评论。霍格则说考虑到自己不得不删减的部分，这本书差不多就成了一本记录旅行见闻和个人经历的书。而事实上它远不止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员马克说： 《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描述的是关于遭受饥饿和压迫，深受外敌入侵以及自己国家军队、征税人和典当商的折磨却依旧坚韧、勤劳且充满创造力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他是一名深入到被日军占领的村庄去拯救自己的合作社设备的技工；是一个骑着骡子偷了一盘日军电话线的冷漠的人；是一个开垦淤泥充塞的河岸的农民，知道背信弃义的黄河将会把他出卖；是从北平逃离到游击队势力范围的年轻女子；是终会成为中国传奇的“小鬼”……霍格对他们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他对这些人的详细描述会让读者嗅到这个中国一角的气息…… 在1941年晚些时候，霍格升职，获得了一个他自己说的“伟大的”头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检察官和一个由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名的通行证。这就使得他的旅行变得更容易些，尽管此时他已经深谙如何交谈以通过在国民党的检查站，以及如何躲避土匪们的封锁。 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见了许许多多性格各异的古怪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和他们交朋友并在自己的书中写下这些故事，这些名字在书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现或是仅仅被稍稍掩饰。一些人来到中国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则是在动乱的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选择。 在兰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国籍犹太人，他被关在慕尼黑达豪集中营3年，但是得以活下来并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夜逃到意大利。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但是被拒绝进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后来他通过中国的边远边境新疆进入到中国境内。他说他喜欢中国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接受他的国家。 1940年的圣诞节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们度过的，主人以自制的葡萄干布丁款待他；霍格则对他这些好客的主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惊奇，他们住在有着厚厚的大门的高墙后的一个大房子里。这个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点穿着睡袍，拖着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铺着干净没有任何污点的桌布，面包架上靠着一张已有一个月之久的英国报纸。他对这里的一切的主要评价就是：“这在英格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霍格最喜欢的是一位瑞典传教士。这位瑞典传教士终日漫游在中国的西北部，背着一架手风琴，身后跟随着一只叫托落茨基的狗。显然他是因为在自己姐姐的婚礼上做了一个演讲谴责酒精尤其是香槟的罪恶后被从自己的家乡——斯德哥尔摩驱逐了出来。 还有极其重要的美国记者们，尤其是霍格在汉口和北京已经见过的阿特．斯蒂尔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哈尔多·汉森，这两位记者时不时地乘坐私人飞机，出现在遥远的飞机跑道上，给霍格带来极贵重的礼物——打字机墨带和复写纸。 霍格笔下描述的“有着苹果般红扑扑的脸颊，枯草般的头发以及长满胡须的下巴”的两个古怪英国人出现在霍格面前，并试图说服他加入他们的一段目的地为西安的长途跋涉，做他们的导游。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传教士；迈克尔·林赛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书香门第，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他1937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城外美资的燕京大学任教师。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这所大学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地位，林赛逃到游击队势力控制区。作为一个对无线电通信有着狂热兴趣的业余技师，他很受欢迎并成为延安地区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无线电通信专家。 林赛、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军与游击队作战的领地上跋涉了几百英里。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里，而他们脑子中所剩的念头只有“疥疮、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个停靠点的距离”。在此次旅途中，他们三个表现出典型的英国人在外国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们在早上收拾床铺及吃早餐面条时都沉默不语。跋山涉水时，他们也只是简单聊聊天气问题。只有在晚上时他们3个陌生人才会放松一下并小小的交流一下他们以前上中学或大学的生活。 在这个小团队中，霍格警觉地意识到他自己又回复到典型的英国人习性，那就是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非白种人都是坐以待毙的无能者。他们3个一致认为中国的农村人——所有的中国农村人——当被问及简单的问题时都爱撒谎。他们从不直接告诉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实距离或是还剩多少路程，而是顺H就告知他们自己认为对方想听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恼。总之，他们3个对于村民不停地劝说他们休息而气愤不已。 他们没有权利休息。他们必须赶去与合作运动的领导人开会，而他们只有越过日军占领的公路和铁路才能抵达。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西安时，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却几乎感觉不到平静。“我们对于所住的旅馆里居然有奢华的自来水和弹簧床感到很震惊。我们将脏衣物堆在角落里，并暗自期望里面的东西不会跑出来。然后我们爬上白色的床单，梦想着早上一起来能吃到抹了黄油的面包和热腾腾的咖啡。然而，我们是被防空警报器给惊醒的。” 一天，一名自称“波”的年轻人来到宝鸡并要求见一个名叫霍格的外国人。他想找个人，一个外国人来倾听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波的真名叫做S．H．郑。他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国洗衣工人，并娶了一个美国女孩为妻。当波长到15岁并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时，他的父亲决定让他担任他们中美两边家庭的联结人。因此，他父亲将他送往广东奶奶家，并且要求他以后要娶一位漂亮的广东姑娘为妻。 从两方面来讲，波并不幸运。首先，他极度讨厌他奶奶介绍给他的那位漂亮姑娘。其次，当他刚踏上他父亲出生的领土时，日本军队就已经开始袭击上海了。为了争取他所谓的民主萌芽，也为了躲避婚姻的绝望，波以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角色——司机——加入了中国军队。当日军沿着长江进军时，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正开着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穿梭在敌人的炮火、埋伏及雷区之中。那时他已经17岁了，而加利福尼亚州梅赛德斯的约翰·缪尔高中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以身作则，公然抨击军队中的腐败。他拒绝加入“敲诈”组织，此组织的司机们处处勒索当地的百姓并将物资拿到黑市上去卖；他不抽鸦片，也不跟随同伙的司机们去妓院。这些使得他在那个团体中并不受欢迎。他被诬告为罪恶的杂种甚至是间谍，因此被抓进监狱。他逃出监狱并偷出他的那辆卡车，然后一路向北，最终到达秦岭。在那他听说有外国人在照顾中国的孤儿。 波直截了当、毫不修饰地向霍格诉说了他的问题。他到中国本来是想寻找他的家族根源的，然而在他烦恼鸦片及是否该屈服的日子里，他看到的中国人却是“与他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霍格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棱角早已被战时中国的恶劣环境给磨掉了，因此他对波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同情，但是他仍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 然而，与波一样，霍格也认为在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及媒体报道的关于为新中国的民主而奋斗的背后，民族主义者仍沉浸在暴力和腐败的旧中国不可自拔。当波因收到父母的来信、指责他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愤怒时，霍格也由于收到了家里来信祝贺他为建造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愤怒。霍格将波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办公室找了一份工作，并计划着通过美国在重庆的领事将他遣送回国。他们俩经常漫步于山上，讨论中国为摆脱封建主义历史的挣扎以及中国文化里的“爱面子”问题。 然而不管霍格提供什么建议给这位年轻的亡命者都不管用。波在一个清晨写了一封告别信便开了一辆卡车南下了。霍格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了。几个月后，霍格收到波在加利福尼阿亚的女校长的来信，信上说她们将计划从香港将他遣送回国。 一路上，对于霍格来说，不管去哪里，启示录里面的四个骑马师中都至少有3个陪在他身边。到1942年，战争已经夺去了几百万人的性命，几百万人无家可归。火上浇油的是，瘟疫及饥荒席卷了广大的受苦群众，又夺走了几百万人的性命。霍格发现，在他经过的城乡各处，过去的几个月内半数的百姓都死于斑疹伤寒症、伤寒、回归热及流行性感冒。在国内的一所大学里，几乎一半的学生染上了肺结核并且营养不良。 1942年8月，黄河在潼关爆发洪水，因此霍格被派遣到那监管一项救济项目。此次洪水爆发的导火线是几百里以外、处于上游的甘肃省的暴雨。然而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几个世纪以来的森林采伐。森林采伐一直以来、并且仍然对中国的洪泛平原造成了循环的破坏及不可计数的死亡。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在中国的两大水系——黄河和长江旁作业，并将木材作为用之不尽的燃料供应。森林逐渐减少，山顶失去覆盖，使得夏天的倾盆大雨直接涌入山谷，剥去了山上的表层土并将其堆积成河床。无可抑制的，水位线涨高了；尽管修筑了堤坝，然其经常被洪水淹没，因而河道也不停地改变。 霍格亲眼见证了这一恶性循环： 大量洪水涌入整条河流。“中国的伤心河”不会改变路线。两条河流的水量饱和，所以一旦河床降低，河水就冲上岸。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居于水面数英尺以上，现在却被10一20英尺深的水覆盖了15个小时，水流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足够把北边70英里处陕西煤矿里的大块煤炭冲出，然后将数百万吨煤沿路撒在淤泥之中…… 一切都遭到破坏。这一带所有房子都由土砖建造，就这样“变成了黄河淤泥的组成颗粒，他们的椽也随波流至下游”。洪水退去之后，幸存者们又面临着新的危险： 然后日本人就开始用大机关枪从河对面疯狂扫射。他们要往山上撤退，此举只是为了掩护，他们想我们会借助河流上的漂流物渡过河去；同时我们也在想他们会利用漂流物过来袭击我们。事实上，双方都被洪水伤得不轻，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 从洪灾逃亡的人群中，霍格发现了一位老年妇女。她是因为那次破坏堤坝阻止日军进攻的战略决定而逃到这个地区来的。她抓住自己的孙子，慢慢爬上屋顶，最终还是被洪水冲走。通过某种方式她漂浮在了喧闹的水面上，同时设法紧抱着孩子。半个小时以后，她停靠在10英里的下游，怀里是一个全身湿透、非常生气、但却生气勃勃的小孩子。 霍格说，她对着黄河哈哈大笑，说：“我已经从他手里逃脱两次了。他不行的!”他在为《新政治家》写文章时，引用了她的话。 这是一个罕见的生存故事。在其他地方霍格只找到在洪水中死去的故事。他遇到了刘藤清s，她把自己绑在牛车上活了下来。 她说：“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将车系到一棵树上。 但是我们村是个新村，树很小，洪水将树和车一起冲走了。我怀里抱着我的小儿子，但是我吞水太多了，神志不清，就松开了他。我爹爹、丈夫、两个孩子都淹死了。” 村民们收拾了他们活下来的牲畜、财产以及捡到的煤，开始重建他们的家园。天性乐观的霍格从周围的死亡和破坏之中看到了希望的信息。 虽然数周以来我见过很多饥饿、悲惨和破坏的场景——感觉就像整个德国纳粹空军从苏联前线撤退去轰炸平民国家的每一个村落——我仍然兴奋的雀跃。现在我了解了。我明白这些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无论脑满肠肥的封建官僚走到哪步田地，他们都会留下来重建家园。我感到精神为之振奋。我等了很长时间……突然间今天发现人们比我或其他人将他们想像得要英勇得多，他们英勇的方式非常普通。 虽然战争已经进入僵局，空袭已经成为霍格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以至于他的新闻报道或是家信中都只用寥寥几笔带过。 我的日记仍然非常有意思。那天有空袭，正好我在这座小城(宝鸡)外面，在安全距离看到了全过程。两架漂亮的银鸟飞来，教堂风琴的黄铜奏出嗡嗡的音乐……然后房屋之间开始跳出火焰，一束土和烟的喷泉喷上来，发出美妙的低吼声。 我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哭声恸天。两枚炮弹正在落在穷人居住的山腰处的两处窑洞的洞口。 他们盖不起房子，但是他们想住这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们很高兴可以在空袭的时候去邻居家躲避。 我们往里望去……地上躺着10具残骸。两个小孩子已经被埋在了外面的小弹坑中，一个男人在清洗尸体并为其更衣，女人机械地呻吟着，哀号着。 霍格的足迹两至甘肃省会兰州，东至洛阳，南至临时首府重庆。 到1942年，大部分被战争绊住的外国人都离开了。留下的人中很多准备离开，甚至传教士们也准备走了。霍格却没有这样的计划。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生活之地，我想我会选择留在这里。我有很多朋友，我们在做伟大的工作。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现在家里的消息变得非常少。到1942年5月为止，霍格已经有11个月没有收到任何英格兰的来信。上一封家信中父母说玛芙·亨特生了一个女婴，还有她现在已经分居的丈夫安德鲁因为在空军海防总队的表现获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奖章。 他过去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他甚至曾经受到过他曾经偷过车的以前法语老师特里小姐的信，现在这些信都停止了。国内战争让人们无暇给远在中国的朋友写信，通过香港的邮政业务也在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停止了。 剩下的只有东南部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以及北部穿越俄国的旧丝绸之路。这两条路都不可靠，随时可能关闭。这就是日本切断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政策。 海外邮政业务的退化是中国政府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商队路线的控制，这给中国的联合政府带来了战略危机。工业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8、校长 
“我胖，我壮，我快乐.” 1942年3月，霍格接到了一一个即将改变他人生的消息。在路易·艾黎的推荐下，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任命他为双石铺的培黎合作培训学校的校长。从兰州来的公路与往南方的公路在秦岭的一个山谷汇聚，而双石铺就是这个山谷的一个小村镇。学校建造于此的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太小，不足以吸引日军的轰炸，同时，这里是山岭地区，地面攻击也不是易事。 霍格接手的这个学校一片混乱。18个月里这里有过7名校长。第一年里就有6名校长被解雇或是自动离职；他将会成为第八个。这个学校一共有三间砖造的教室，位于荒凉陡峭的山坡上，教室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学校唯?‘件设备就是一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一个用来向织布机上送纱的歪曲的卷绕机。教室里没有任何书本或是可以书写的资料。厨房里也一无所有。学校外面有一面国旗，因为太阳的照射已经变白。学校没有床，所注册的35个学生现在还剩下十几个，一部分学生只好睡在一间教室的课桌上。他们倦怠冷漠，长着疥疮，营养不良，全身都是虱子。 难怪当霍格告知宝鸡的工业合作运动官员们他的新工作时，他们爆发出一阵嘲笑。他们立即计划染指于政府给学校的拨款。 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随着第七位校长走了。霍格走进学校时，男孩们的神情混杂着漠不关心与敌视，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下一顿食物。第一步是为学生们解决吃住问题。霍格请来当地的一些合作工人，两天之内他们将附近的一家村舍变成了学生宿舍。霍格的现金很少，但是他在镇上建立起了信用，设法购买到了粟和蔬菜。 第二步是使这些房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组织机构。 教室和宿舍周围建起了泥墙，一个大院就这样形成了。在这个区域内有蔬菜园和篮球场，其中一间教室被改装成了车间，霍格用泥砖和木材在大院里盖了另外一个车间。他从学校毗邻的悬崖的软土中挖掘了两个窑洞。 一个窑洞是校长的卧室兼办公室，另外一个是来访者的客房。数世纪以来，在华北干燥的黄土高原上，住在窑洞里是十分常见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窑洞是从山脉的软土中挖掘而来的，提供了一种便宜、隔热的住宿条件，并且可以扩大，满足一个逐渐增大的家庭的需求。乔治．霍格所做的很多事情被双石铺的人们视为疯狂之举，但是在窑洞中建造住宅不在其列。 这些房子离长江的遥远支流嘉陵江的上游约600码。霍格将嘉陵江视为钓鱼、喝水的理想场所，这里有可能还可以提供能源。他为车间恳求、借或换来装备，很快学校拥有了一架生产纺织品的新织布机、置于椅子之上的卡车发动机、一台小柴油机发动的车床、一台蒸汽机模型、一台印刷机以及其他造纸的机器。 男孩们在6至16岁之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战争。一些是从海滨地区逃到湖南的难民，其他的来自本省，原因是过度拥挤和粮食缺乏迫使一些贫穷的家庭将他们年龄大的孩子送到内陆自己谋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个男孩在一艘从上海撤出的拥挤渡轮上与母亲失散，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或是其他家人。他一直到处飘荡，最后进入了孤儿院。四五个孩子来自东北，日本占领了那里，难民如潮。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故事是每个中国难民的故事：房子遭到轰炸，被迫逃亡，饥荒，穷困，失去朋友和家人。 孩子们说着不同的中国方言。他们的背景与他们的年龄一样五花八门。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有一些孩子上过中学，其他一些则是文盲。东北海滨城市的男孩与西北农村的孩子之间的差别最为明显。有一次，霍格被称为“何克”。 霍格在担任洋秘书视察当地合作组织时，参观过双石铺，所以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了解。他也视察过他接手的这所学校，对于面临的问题非常清楚。这些问题还混合着该镇的穷困问题。当地人口正在与流入难民争夺微少的食品，很多人接近饿死。山坡上正在上演着破坏性森林采伐这一熟悉的故事，农民们将松树砍掉，在山顶附近开辟农场，来勉强维生。采伐森林破坏了山上和山谷的农业种植，原因是短时但却狂暴的夏季降雨涌入低地，将农作物和表层土都一扫而空。 双石铺周围的高地创造了阻止日军进攻的强大沟堑，但是山上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使得村民、难民和霍格要接手的整个学校都为之颤栗。一位巡回者探访霍格，将这个黑暗世界公布于众。美国作家兼画家格莱姆·佩克已经出版了《穿过中国的大墙》，这是一本半游记、半中国北部历史的书。他正在写作第二本书时，听说了一位英国人住在西北窑洞的故事。佩克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向霍格询问他是否可以体验窑洞生活，霍格允许他暂时搬进来。作为回报，佩克设计了一个陶罐，为合作事业做出了标志性贡献。这个陶罐可以先将沸水冷却，然后保持冷却。霍格报告说，这极大地改善了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因为这表明高鼻子的洋来客真的可以制造出管用的东西来。 佩克研究了当地历史和民间传说，发现了一个具有幽灵和神秘力量的世界，这些幽灵和神秘力量塑造了双石铺人们的生活。他在第二本书《两种时间》中描述了山脉的农民群体。 贫穷使他们衣衫褴褛，使他们只有在出生、婚娶和死亡时才会洗澡。除此之外，他们还遭受着如此多的未知疾病。没有人有钱去看难民医生，这里也从来没有过公共卫生服务。一些人跛脚，一些走路倾斜，一些人一步一拐，许多人都有奇怪之处，这些怪僻几近精神病的程度。但是关于使他们残废的坏骨头、外伤或是怪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内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已经被封死，就像他们希望封住宇宙外部的超自然威胁一样。 折磨当地人们的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极度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甲状腺肿高发率。甲状腺肿由碘的缺乏所致，导致脖子下方的甲状腺肿大，结果是下巴以下的球根状膨胀物，女性的发病率尤其高。碘的缺乏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这一地区三分之二的人们，弱智、侏儒以及其他非正常婴儿的出生率高居不下。 双石铺位于从320英里远的成都北上的唯一一条路的岔道口。道路在城镇分开，一条支路伸向东北，直到宝鸡、西安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根据地；另一条路向西深入山脉，指向甘肃省会兰州。这个村庄横跨嘉陵江的两岸，嘉陵江向西南流入长江，环绕着双石铺的河流、六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山脉、秦岭的偏僻位置。对于那些从东北海滨城市穿越西安南下或是西上的无止境的难民流来说是一块磁铁。1939年乔治．霍格视察这一地区时，人口尚不足?一千。他成为当地工业合作运动学校校长之时，这一数目已经增长了两倍，随着政府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这个城镇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上有商店、一两个旅店，甚至还有一家银行。当地的合作运动成员们装配了水力发电机来提供街灯，还有一一家传统澡堂，疲倦的旅行者们在这里泡澡，去除旅途中的疼痛。 来自河南河北的难民将主要街道变成了一个全天候市场，有香烟摊，食品摊——一般只有蔬菜，还有一排便宜布匹摊。白天聚集在村庄中的难民中有理发师、车库技工、建筑者和木匠。讽刺的是，难民们比大部分当地农民要富有得多，后者在山上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将从贫瘠的土地上刨出的一切东西带到镇上，在一周一次的集市上出卖，其中包括原木、引火柴、树皮、树根，偶尔会有瘦弱的绵羊或是小鸡。 1942年的春天过去，夏天来到，学校渐渐地开始成形了。从混乱中逃走的男孩们开始逐渐回来。很快学生人数达到了35名，霍格草拟了日常事务表和课程表。 学校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吸收年轻男性难民，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工人，这样他们可以在村庄的合作组织中劳动；第二个目的是招募合作组织中现有的男孩，教授他们读写，提高他们已有的技术水平。一旦对于织布机和发电机之类的基本机械的基本作程序熟悉之后，小伙子们会被作为“突击手”送回合作组织。 霍格丝毫不为难民到达的混乱状态感到吃惊。他的两个领养儿子曾经在学校上学，他通过计算他们衬衣上虱子的数量来衡量难民数目的下降。一个星期他就在一件衬衣上掐死了96只虱子，最后认为烧掉这件衣服可能是最简单的选择。 让他吃惊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的新校长“洋鬼子”的强烈憎恶。霍格的普通话现在已经非常标准，虽然他的口音很重，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他的话；只是他们不理解他开始建立的这套制度，并且与他反抗。他们中大部分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将自己的困难生活归结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罪恶，其中不但包括日本，还包括西方。 就像霍格是“洋鬼子”一样，他的新规则也被视为“洋规则”。霍格直面他的批判者们：“我们上了一些关于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严肃课程。当他们意识到虽然我们的鼻子高度不同，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见解相同时，所有的憎恨就都平静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去所处的环境，在于两年中7名校长都没有领会学校的真正目的。” 霍格按照所有英国公立学校认可的原则组织学生。他将男孩们分成三组，每组选举出一个组长，组长负责照顾组员，保证他们吃饱，并且偶尔的医疗需要也会得到满足。组长晚上在宿舍组织小组讨论，为周六上午学校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学校任务被分配给了组长们，组长们将任务派遣给破坏规则或是表现恶劣的组员作为惩罚。衣着整洁或是课堂表现不错的学生会得到表扬，而做错事的孩子会意识到不向新的制度看齐只能使学校回到混乱状态，就这样，纪律得以贯彻。 孩子们负责六个学校委员会，其中包括食品、运动、图书馆和板报(孩子们贴上关于学校的信息和意见，由霍格和其他老师做出回复)。他们也自己开商店，在那里他们用自己每个月1英镑的津贴购买毛巾、肥皂、牙刷、草鞋、铅笔和画笔。这些东西都由当地合作组织生产，供给充足。其他如牙膏之类的东西非常昂贵：孩子们一般用食盐替代。 学校采纳孩子们的意见，重组的每一步都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一开始还争论不休。霍格说，民主推行了，但是这要比专政困难许多。 新校长的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学校课程表和时间表。这一项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推行了。学生们必须每天花五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室做功课，花三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实习。另外，针对年龄小和教育程度低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中文课，针对教育程度较好的男孩子们开设了会计学、经济学以及高级地理课。所有孩子都学习时事新闻，接受卫生和急救教育。作为车间课程的准备，学校开设了机械课，其间特别提到了内燃机和机械设计的运转。 霍格自己负责灌输纪律观念。他同时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他做校长初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问激发一些归来的中国老师。 霍格所做的第一件为他在学校树立威信的事情就是阻止孩子们穿越一位农民田地，抄小路去河边。这个农民曾经提出抗议，但是孩子们没有理会；很快村民们跟着孩子们践踏他的田地，去往水边。新校长找出罪魁祸首，他“认为他们喜欢吵架、不守规矩、浪费时间”，命令他们开垦一条小径——在其穿越农民田地的两头各建一面石墙，农民自然很是感激，参与这个工程的孩子们保证他们和村民不再走这条捷径——否则他们知道他们必须重复这些工作。 数月之后，霍格认为，学校的成功运转依赖于合适的学生比例。在选择新学生这个问题上——申请者总是超出学校容量——他从不羞于社会工程学。他认为，学生的主体应该是工人阶级，迟钝的农村孩子和敏捷的城市孩子达成均衡。只有10％的学生属于“学生阶级”，他们因为富有的家庭背景受到过一些高等教育。 霍格认为，有特权背景——虽然这一词组在中国是相对而言的，决不意味着舒适的生活——的男孩子会把他们的坏习惯、留长指甲工作、对于不事生产的官场作风传递下去。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长指甲态度”的男孩子能掌握趋势，成为出色的领导者。霍格举了一个学生为例，他“几个月前傲慢，不愿合作，是个彻头彻尾的害群之马，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学校最为优秀的学生”。这一系统成功地运转着。学校飞速地回到常态，但是一个大问题悬而未决。这是一个霍格在他剩余的生命中一一直纠缠的问题。民主奏效了，但是两大地区团体——东北人和西北人之问的激烈争斗没有减少。地区和阶级的界限从一开始就使其瘫痪了。老师们和后来的领导们一直无法解决城市男孩与遥远的西北甘肃受到较少教育的农村孩子之间的激烈冲突。职工和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宗派，将学校视为一个方便的躲避战争的陌生的外国慈善团体。 东北人来自于工业发达的满洲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影响，满洲区1931年沦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男孩们独立、自我，也学会了在困难的时候团结起来。 西北人来自中国最贫穷的地区，很多人来自甘肃。他们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乡巴佬，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从海滨来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得不融入内地农村孩子的行列。 在学校生活中，两大集团的暗涌逐渐浮出水面，董：不仅仅局限于宿舍混战。有一次，整个学校正在努力合唱一首老的甘肃民歌，突然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男孩子跳起来，大声喊道：“把我们的口音学得那么像，他们就以为自己聪明了?’愤出嘎然而止。 霍格意识到，大部分孩子们都在下意识地通过某种方式寻找在战争中失散的父母亲。他也在战争中与父母失散，他的目的就是把学校变成这些孩子的家庭替代品。这同时也是他的家庭替代品。 一开始，学校花费了大量时间聆听悲哀的倾诉、修补膝盖的破洞、擦洗肮脏的后背，以及涂抹硫磺药膏。学生甚至购买磺胺片、鱼肝油，将孩子们送到西安检测眼睛……彻底治疗疥疮、疟疾、眼痛以及痢疾。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疯了，但是在我看来，最疯狂的事情莫过于花钱培养他们，然后让他们生病或是没有忠诚感就离开学校。 霍格想要成为学生的校长、父亲和母亲的愿望没有立即被当地人理解。当其中两个男孩子被发现需要做包皮手术时，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从宝鸡赶来，带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装着棉絮和锐利器械。虽然使用了局部麻醉剂，但其中一个男孩在手术的时候开始大声喊叫。一位当地农民从窗户中窥探发生了什么，当即向双石铺的人们汇报说外国人要阉割这些孩子，这样他们可以变胖。知道手术受害者微笑着向居民展示自己时，随之而来的狂怒才得以停止。 学校发展壮大，新的职工加入了教师团队，其中包括一名特别的苏格兰人，他是一个霍格肯定会在旅途中注意到的怪人。安迪·布莱德作为一名贵格会会员来到中国，在战争地区驾驶救护车。他被公谊服务会借到了西北的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又将他转给乔治·霍格。 布莱德不会说中文，但是他有自己的语言，很快他的语言就风靡全校。作为一位忠诚的苏格兰人，他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自己的风笛。在用他的乐器的悲鸣征服学校之后，安迪·布莱德继续讲授苏格兰高地舞、踢踏舞和苏格兰民歌；他还吹口琴，他称自己吹出的声音为美国爵士。 这位苏格兰人更加官方的贡献就是每天花上几个小时解释成本会计和卡车发动机的秘密，这总是在口译人员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是他最大的胜利是在学校需要人将学校的猪都阉割掉的那天。布莱德自告奋勇：“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曾经养过猪。我想中国猪跟我们的猪一样吧!让我试试。”学生们曾经认为外国人毫无价值，只会坐汽车或是用叉子吃饭，此时他们对于布莱德的敬畏早已如黄河滚滚。 霍格在一封家信中描述了这个奇特的苏格兰人，显然回信中父母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不得不在下一封信中对布莱德做出更多的描沭。 他高大英俊，无所不知，对其中一些事情还非常精通。他是一个不错的会计师、农民、风笛演奏师、舞蹈家(舞厅的、高地的)、卡车技工和老师。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经营着工业合作社门诊部，保证了我们所有学生的身体健康，他们在这一带已经成为神话……他现在将要和一位夏威夷出生的中国女孩结婚，这位女孩现在在教授社会科学。为了向学生灌输秩序，新校长引入了一套日常生活体系，这使那些习惯于随意起床、上课的男孩子们非常震惊。60年以后，老二聂广涵仍然能回忆起新的严酷体系执行的点点滴滴。“我们早上6点被老师——通常是校长拉铃叫醒；然后带着毛巾和一小块香皂去往河边——毛巾是发的，香皂是从商店里买的，我们一周发两块钱零花钱——我们洗脸，然后做运动。” 对于他的清晨制度，霍格这么说：“每个人都得早起，去河里游泳，有疥疮的人往身上擦硫磺药膏，摘虱子。我对他们做过调查，百分之六十的男孩子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健康的谈话和游泳能够很快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 在河流中清洗过后，霍格强制执行了一套早操制度，这套制度在所有的英国预科学校都在执行：户外运动，伸伸胳臂，起立蹲下。7：30吃早餐，总是粥(中国大米粥)加馒头；有的时候会有蔬菜：白菜、辣椒、西红柿，这取决于菜园子里有什么菜。 聂回忆说，这套制度比一般英国预科学校要严格得多：“早餐之后我们都要抬起头，张开嘴，霍格拿着一个小型注射器走过来，给我们喷射维他命A。早饭过后上午8点开始上课，一直上到12点。我记得期间没有休息，我们不停地学习直到中午，然后吃午饭。午饭一般和早饭一样，是米饭和蔬菜。”午饭过后课程开始变得实际，男孩子们在车间的机器上从1点干到4点。然后是90分钟的运动时间——排球或者篮球。5：30吃晚饭，还是米饭和蔬菜。7点到9点是晚上的学习时间，9点孩子们回到宿舍。没有电，学生们就在煤气灯和蜡烛下做功课。煤油短缺，所以孩子们一回到宿舍，蜡烛和灯就熄灭了。 学校秩序一成不变。霍格像他的学生们一样身板很硬，他早晨5点钟起床，7点钟和学生一起做30分钟的运动，每天无论去哪一律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觉得骑二三十英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没什么。晚上10点的时候，校长和他的学校就睡着了。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会唱歌。每天课问或是晚上不做功课的时候，学校就开始练习合唱。霍格教学生们合唱，并对有天赋的孩子进行个人辅导。 大约60年以后，当霍格收养的孩子被问到他们对于收养自己的父亲兼校长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他们一致认为是他对于歌唱的热爱，以及他如何将唱歌作为学校的共同语言。老大聂广淳说：“歌曲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学榕里右著不同的方言，有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颇有难度，但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对方。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唱歌，所有的人都参与。他教我们英国儿歌、革命歌曲、抗日歌曲以及中国传统歌曲；他还为我们写歌。他尽可能多的跟我们一起唱。我们学的第一句英文是唱出来的。他教我们英文歌，同时也在自己的旅途中搜集古老民歌。他会把这些歌曲带回来给我们，教我们唱。，他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知道什么好歌吗?” 学校唯一的一件乐器是二胡，这是一件手拉而非使用乐弓的二铉乐器。霍格成为了一名多才多艺的二胡手，并积累了很多民歌保留剧目，曲调他已经烂熟于心，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写下来，因为他不懂作曲。 霍格设法从排得满满的时问表中挤出时问来使学生完成另一项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帮助改进学校地面环境。他买来了锄头和铁锹，这样孩子们可以组成团队相互竞争，没有人可以找借口不做。“老男孩们”承认刚开始辛苦的工作时他们颇受震动，一‘些学生对洋鬼子的疯狂做法颇有微词，但是这给了他们一种条理性和安全感。 这套制度一周要实行六天。周日会有些许的放松，学生们或是上山徒步旅行，或是在河边上游泳课。上山徒步旅行是为海滨的城市男孩提供的教育，虽然他们也曾经从甘肃省穿越群山来到居住在高原之上的幽灵和超自然力量组成的熟悉世界。在全天的行走中，学生们发现死人突起的坟墓和为安抚当地人们的灵魂而建的神庙要比他们经过的活人的房屋多得多。坟墓和神庙总是位丁山上的某个特别位置，一块奇异的石头，或是地面的凹陷处，从这些位置中当地人可以推断出一一些隐藏的含义或是神灵的讯息。 从甘肃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子，有着信仰超自然和敬奉祖先世界的家庭传统。周末旅行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会在山坡的坟墓歇息许久，讨论当地人的传统。在这些谈论之中，甘肃农村孩子总是会胜过海边精明的城市孩子。 霍格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取得了男孩子们的信任。他与他们一起歌唱，一起游泳，一起运动，一起在山问行走。他在有意识地为许多孤儿或者几乎没有希望再次见到父母的孩子们创造一种家庭感；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在寻找着他丢弃在英格兰的东西：家庭，朋友，结婚、生儿育女的机会。他写道：“通过某种方式，家庭发展过程奏效了??如果孩子们在下意识寻找他们的父母??我们也在下意识地寻找孩子们。” 一个周末，孩子们进行了为期两天穿越秦岭45英里的远足，在返回途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他描述了学校精神： 一起走路，一起露营，一起在新的好玩的池塘里游泳，有的时候一起挨饿，一起前行，直到我们又热又累，一起到达一个新地方，在陌生人面多孤儿或者几乎没有希望再次见到父母的孩子们创造一种家庭感；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在寻找着他丢弃在英格兰的东西：家庭，朋友，结婚、生儿育女的机会。他写道：“通过某种方式前歌唱，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组织的成立，这些合作组织都是我们的“家人”，所有这些对学校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回家的最后一段旅程上，我们转过弯，看见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山脉，山脉下面躺着我们的学校，此时大家自发的感到振奋，过后我们都感到非常温暖，非常自豪。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大有作为。 学校的传统惩罚力方式是在国旗前面跪下，红色的背景下白色的太阳发出十二道光芒。在正午时分，这是一项残酷的考验。霍格停止了这项惩罚。 但是纪律一点也不松弛。霍格因为上课严格而被大家所牢记。在课堂上，他将表现良好定义为注意听讲，对老师和同学都恭敬有礼：如果违反规定男孩们要被命令站起来解释原因。霍格在教室外也不容忍破坏纪律。关于其中一个事件，他是这么说的： 一个下午，我们都下河，用真正的海洋和河流制作亚洲沙图。最后我们都拿大块石头轰炸日本，直到石头沉入河底。有一个学生非常喜欢这个主意，他开始拿石块轰炸农民的鸭子，理由是那些是日本潜艇。这严重违反了命令，不久之后他就穿着衣服在河里端坐。他大声哭喊了一天，但是这是一个里程碑。 校长、教学职工、他收养的儿子们，以及学校的所有孩子经常性地感染疟疾。这对于当时在中国西部工作的所有人来说都是职业病，常规的治疗方案是大剂量的奎宁。如果一个孩子的体重持续24个小时超过华氏106度，他就会被放到手推车上，穿越秦岭一直到达宝鸡的医院。这一旅途通常会花费6到8个小时。 令霍格出乎意料的是，职工们的问题比孩子们的更大。培黎学校脱离了中国和西方的教育传统。最大的区别就是，孩子们被授予了经营自己委员会的责任，这也给了他们对于学校管理层的一些控制权。中国人坚持自己的传统以及他们从西方继承过来的传统。这些传统都号召着自上而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以及采用惩罚体系来对待学生。他们将霍格的方式视为异端。 霍格纪录了他与41岁的康老师的对话，这段话总结了这一问题。康老师抱怨说：“孩子们顽劣不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礼貌。” 霍格回敬说：“对。我希望康老师可以尽全力帮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连礼貌都不懂，我们试图教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需要如此牺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说完，他转头离开了学校。 在处理自己职工的问题上，有的时候这位新校长残酷无情。一位中国老师晚上进入学生宿舍，用直尺敲打那些没有做功课的孩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校是正常举动，孩子们也预料到并且接受这种约束。乔治·霍格则不然，他在每周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并解雇了这位老师。 霍格还解雇了一位学校会计，他曾经试图在霍格第一年任校长时对。我希望康老师可以尽全力帮助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连礼貌都不懂，我们试图教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需要如此牺牲自己的精神能量。”说完，他转头离开了学校。 在处理自己职工的问题上，有的时候这位新校长残酷无情。一位中国老师晚上进入学借”16000元法币(大约是800美元)。霍格逼他交待罪过，这位会计开始哭泣。钱回来了，会计乞求霍格能够原谅他，忘记这件事，但是霍格一样也做不到。他不停地质问他，最后会计坦白说自己想成为职业音乐家，需要这些钱来购买乐器。霍格解雇了这个不幸的人，之后此人就在战时的中国漂泊，除了参军他几乎无以为生。 霍格将会计偷窃学校资金的高明手段视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宽恕有点自负狭隘的味道，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欢的一面，遗传自他的母亲，偶尔在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家信中，他对于自己对会计的处理自我辩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飘忽不定，人们每天在变，金钱、价格在变——那么道德呢?应该有一种东西能使每个人保持自己内心的信条，不管他人作何评论。 从那时开始他和孩子们自己计算账目。学校出售给合作组织毯子、鞋和纸时有一些盈利，这个时候他们就进行很多的庆祝活动。 霍格试图提高老师们的道德标准，改变他们的教育保守主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工业合作整个概念的全盘攻击。美国新闻记者们为成百上千个中国村庄的工业革命而欢呼，认为这勾画着未来的蓝图，中国官员却在使用媒体谴责迁移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工业，认为这在战争时代不合时宜。霍格觉得非常讽刺。他生硬地说：“如果工业真的只是战争的权宜之计，那么为了国家的未来训练合作运动的先行者就毫无意义。” 从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两年半以来，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俯视着双石铺。他向自己的母亲解释说，一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扩建了，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玻璃的部分用纸代替。没有?-个人可以真的看见外面，但是至少可以进些许光亮。一年之后终于从西安来了一件奢侈的窑洞家具：一块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户形成了。 窗户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窑洞生活的大问题：跳蚤。跳蚤是整个学校的问题。孩子们已经被教会了去河边冲洗，然后仔细筛查驱除虱子，但是跳蚤又与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战大约持续了一年：窑洞的地板铺上了石灰，学校的两只小狗洗澡并被消毒；小鸡们被杀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几罐基廷杀虫粉是从遥远城市的朋友处搜集来的，却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够下次再来。学校请来一位大学化学专家来给建议，专家说跳蚤们无法忍受食盐。于是学校从当地市场买来数百磅食盐，用脚把食盐铺满了窑洞地面。偶尔到访学校进行医务治疗的当地农民看到如此浪费的情形感到惊骇。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以至于得了地方性甲状腺肿。 窑洞的一半是炕，作为老鼠的天堂，炕最终坏掉，碎石块铺满菜园子。同时霍格和他的学生们发明了自己的蒸汽杀菌池，他们洗澡前把衣服丢进去。跳蚤开始渐渐消失。 但是老鼠还在。它们开始喜欢上了用来往窑洞项糊纸的面粉做的浆糊，晚上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乱跑，噬咬纸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欢新奇的点子，于是决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围剪出漂亮的形状，并在它们外围涂上红色涂料来增加效果。这种窑洞里的很具美感的装饰印证了双石铺大众的看法：他们门口的洋鬼子疯得不轻。 其他的窑洞装饰品就是钉在墙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访问者，他们逐渐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卢斯和他打扮入时的妻子克莱尔·布斯·卢斯在宝鸡一个合作毛衣制造厂的合照，美丽的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半身照，艾达·普鲁伊特与一群美籍华人工程师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长书房从不存在，霍格就在窑洞里睡觉、生活、工作、写信、接待访客。石灰墙边的窗前有一张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窑洞的墙壁上凿出大教堂窗户形状的佛龛，在每个佛龛中，霍格都放入“马可·波罗不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有胡须的塑像，这些塑像是在洛阳挖掘出护城河时出土的。无论这些同时代的人姓甚名谁，他们确实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个窑洞，许多传教士留下来，喃喃自语着进行这种异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这个只有35名学生的学校，1942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这个学校再次成功启动的消息传到了合作组织的广阔地带，他们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聪敏的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霍格的学生们在磨练他们的机械技术的同时，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校和培训中心的综合体。 1942年夏天，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会成都的一个新工厂接受锻炼。他们秋天的时候归来，带回来一台新机器的部件，在霍格的余生中他为了这些东西茶饭不思。 我们现在正开始在这里装配重要的机械，并把我们的孩子们从成都调回……这在学校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学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们最好的学生塑造成形时，把他们送到成都，同时开始塑造下一批新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现在我们的新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同时老学生也回到了学校，学校整体感觉非常强大。 重要的新机械是高什纺花机，用来生产羊毛和棉线。它原产印度，用板条箱经由滇缅公路运到中国。这台庞大的装置超过两吨重，学校车间无法容纳，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计划通过水车来发电。他找来一群难民从主流引出一条沟渠，来为车轮提供足够的水流。这是一个技术难题，但是霍格和其团队最终使得通过用水力发电使机器正常运转了，从此这台机器就可以生产出和城市工厂相媲美的纺织品——至少他是这么宣称的。但是机器刚刚开始运作没多久，洪水来袭，将其毁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终报告说，机器重新投入使用，为合作组织造福。 除了学生们之间的宗派斗争，以及学校对于新员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长面对的最初问题是钱和食物。重庆工业合作总部将学校拨款寄到宝鸡的地方工业合作总部。从那里拿钱总是噩梦一场。1942年夏天，霍格有时不得不骑60英里的自行车穿越秦岭到达宝鸡，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苦苦争取，然后再在当天骑车回去。经过两个城镇之间的通道时，他扶在卡车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当天回来。返程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有两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强盗，但是他最终还是骑着车甩掉了他们。 金钱如此短缺，以至于学校经常要向当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们只会赊所有学生各吃一顿的量，就这样数个月学校都处于仅能糊口的状态。饥荒迫在眼前。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价格控制已经被用在树根和树皮之上，人们只有这些可以售卖，只有这些可以为食。 霍格经营的底线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资源，学校才能存活。这些资源中包括涌入这个穷乡僻壤的难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一‘杀光、烧光、抢光’一使得大片农村地区无法居住。这一活动从1942年开始在共产党根据地施行，12个月内将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总数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日本这一战术是毗邻的河南省饥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万名难民都在学校所居河岸的对面安营扎寨。 霍格从难民中招募了劳工来为他的水车挖掘河槽之后，他又把他们送到山上工作，把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重建，砍伐剩下的少量木材，沿着河岸种植菜地。其中一些难民是泥瓦匠，霍格利用他们的技术制造石锤，用来从干燥的泥浆中将砖块敲击出来。 霍格27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校长，一所按照当时中国的混乱标准隐含着巨大问题的学校。但是他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并迎头解决。就好像他此前人生中的所有历练都是为了他训练、教育、培育不受规矩的中国战争孤儿而作准备的。 他的热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的能力不用说，他还具备一种高尚品性，多年之后仍然健在的、当年的孩子们仍然记得：他从自己做的每件事情中都能获得很大的乐趣。他很开心，很享受，他将那种享受感传递给周围所有的人。1942年的一封信总结了他的心情。 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很开心。天气晴朗，河水冲击着即将建成大桥的混凝土桩，玉米越长越高，但是还没有变成金黄色，我们的桃树结满了直径2厘米的小小绿色果实，除了这些我仍然感到开心——这可能意味着我是从心底里高兴吧!这可能跟月亮的状态有关，抑或没有……我早餐喝豆奶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咖啡，心情好可能与此有关吧!消化不好了——这是自从3周之前的疟疾以来的第一次——一定与好心情相关；消化不良昨天晚上神奇消失。之前我勉强拖着汩汩作响、不断抽搐的胃向上游走了两英里，及时赶到食堂，坐下来吃了一顿户外晚餐：自己钓的鱼、家里种的马铃薯，还有一种瓜。 在这封信中，食物是不断出现的主题。在英国，食物已经使用配额制，除了富人和儿童(后者吃鳕鱼肝油、喝橘子汁，生活得很舒适)之外所有人的饮食已经减少，他的家人读到学校厨房为孩子们和校长提供了如此多样的饮食，一定会觉得非常诱人的吧! 这些日子吃得很好。菜园子里的西红柿长势旺盛。使馆朋友送来的成牛肉还没有吃完。刚从一位即将退休的传教士处购得一台饼干机。今天饼干机投入使用了，蛋白被作为发酵物分开压榨。现在是马铃薯的时令。豆浆通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西藏边界地区的蜂蜜纯粹透明，比当地牌子的好吃多了，后者经常有麦芽味，我的意思是掺有次品，我怎么能这么笨。 1942年，在一封家信中，霍格写到他对于湿脚问题的观察，这表明他在中国的偏僻角落生活得非常惬意。 我很胖，很壮，很开心。只有那些试图像外国人一样生活的人才会觉得生活困难，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注意和记住的事实。比如说湿脚。公路是湿的，小径是泥泞的，没有出租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体面的鞋子，没有胶鞋，回到家之后没有地方可以晾鞋。你怎么办?尝试你所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并担心“英格兰不会是这样?”不对……买一双能抓泥的布鞋，不穿袜子，走出去，去踩你能看见的所有水坑。用可爱的淤泥覆盖住你的脚，玩个痛快……这是最健康、最美妙的。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他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人接到了战时中国生活的描述，这与英国的战争生活相比真像是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留声机交替播放着《万福玛丽亚》、《骑士》以及冷流卫队乐队的一些歌曲……我们的母鸡马上就是第21天孵蛋了，它绝望地对着摆放在面前的食品咯咯直叫……一群小男孩学习跟着中国民歌的曲调跳苏格兰高地舞，两只小狗滚来滚去，对着对方身上的跳蚤狂吠，有人在挖蔬菜……这一切都酷似家乡。这里比不上威弗林，但是仍然是一个家啊。没有女人，所以一切都有些零乱。 疟疾卷土重来，但是霍格发现这一疾病的周期性侵袭很有意思，于是做了如下描述： 首先是手指关节疼痛，食量增多，然后脊骨开始颤抖。这个时间我总是会感到充满冒险精神，就像在火车站等待一位好友……有一次，我在机械修理店，脊骨开始颤抖。这是一个炽热的夏日，人们在炼铁。我尽可能地靠近火炉，这样火光可以照在我的背上，可我还是冷得发抖!当然，真正开始颤抖的时候就不再好玩了。那个时候人就开始想家。中国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此7年了。生活很有趣味，但是我不指望有所成就。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我们。 霍格的疟疾最严重时，他就会在昏迷中幻想着回到英格兰的舒适和安逸：“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麦片，在收音机前读书，从妈妈的卧室看一轮圆月??渴望回到家乡。再也不来中国。” 但是一旦他好起来，他就转变主意：“或许没有必要马上就回去”。为了使他的父母安心，他补充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疟疾病人。我只是一年得一次，并且很快就能康复。疟疾容易反复。” 在幕后，路易·艾黎为了支持学校而努力着，并将联合政府双方错综复杂、敌对的政治关系告诉霍格。虽然他不教书，但是他经常待在双石铺的学校窑洞中，与孩子们共度时光。 男孩子们读着图书杂志，不停地朝艾黎发问。男孩子们摆弄留声机，唱得跑了调。男孩子们用他的肩膀跳马，或是被他颠倒着抓起来。他给男孩子们灌肠剂，给他们的疥疮涂抹硫磺药膏。男孩子们站在铜盆里，把肥皂水弄得四处飞溅。男孩子们连内裤都不穿，靠着火炉相互敬酒(艾黎下部的伤疤表明他自己也沉浸于这种娱乐之中)。男孩子们抓艾黎腿上的毛，或是用手指摩挲他的大鼻子。艾黎说：“男孩子们在哪都一样。他们要是在新西兰该有多么开心啊!”

9、翻山越岭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 1942年3月开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学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厂。他还会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样走得那么远，而且往往是为了供给或资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获得学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这消息闭塞的山村，连中国国内的新闻都没有办法获得。 在宝鸡时他还能听听BBC，但他发现这些新闻就跟中国国内的其他新闻一样，都只是螳无聊的宣传而已。现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收音机能够收听英国电台新闻，不过这些新闻内容不是讲炸弹就是讲英式战斗机。出于某种原因菲律宾的广播站居然也开始“报道”英国路透社的新闻，所以从那儿也听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消息。“当然听听宣传也不坏，但我更愿意偶尔听听说明性的宣传换换口味。” 他了解中国国内形势的信息渠道仅限于当地的报纸。当然这些报纸也只是一字不漏地重复重庆发布的那些虚伪的政府声明。从路过的旅行者那得来的消息证实都不可靠。家里寄来的信讲的都是关于家庭琐事和战时英国的生活，但这些信有时候要过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里表达了他对学校狂热的兴趣。他提交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不是关于工业合作运动的动向，就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亚洲和欧洲战略重心的重大转移。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参战这样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书里没有做任何评论。他的书从不提及中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政治斗争，或者跨国的战略冲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注定要成为影响抗日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时也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日本军队袭击上海之后，蒋介石成立的统一战线政府得到了西方势力的舆论支持和限额贷款。西方媒体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始终充满敌意。但是，唯一的实际支援来自苏联。 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日本深陷入与中国的长期苦战，使得它对苏联边境的威胁得以转移。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人民与轴心国势力抗争的一部分。同盟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缅甸和印度在内的新战区，并把蒋介石放在了这个新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 蒋介石从同盟国赋予远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中学习到了两点。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让同盟国肩负起对抗日本人的担子。这样，国民党高层就可以专注于它的死敌——共产党。蒋介石从不掩饰他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视为头号敌人：“日本人只是皮肤病，共产党却是心脏病”，他曾这样说道。 国民党曾经几次派出15万到50万不等的精锐部队包围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据地，这导致了蒋介石与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将军是华盛顿政府派给蒋介石所领导的新战区的参谋长，他因为态度粗鲁，个性刻薄而被人称为“醋瓶子乔”。由于曾经在汉口地区担任过美国陆军武官，他很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那“一帮人”熟知和喜爱。他肯定曾听他们讲述他们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有多么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样的态度。 蒋介石和他的这位美方高级顾问之间，从互有问隙最终发展为互相憎恨。蒋介石拒绝美方军官训练他的军官，或参与他对抗日本人的行动。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着美国人新训练出来的军官，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政变。所以他宁愿死守着那帮因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关系而效忠于他的腐败部队，也不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日本人。让美国人去对付日本人，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主要策略。他就等着最后跟共产党来个了结。 1942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再次清除其内部的亲共分子，统一战线政府的伪装进一步剥落。蒋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断寻求美国增援，同时又避免与日方一决胜负，从而避免重大伤亡和损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决战之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表面上看，蒋介石占绝对的上风，他是国际公认的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人。他几百万的军队都配备了美式装备，并接受美军训练。他的对手共产党却被围困在中国北方的贫困地区，而且，尽管战争的过程及结果基本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主导，但是做为中国的领导人，他在谈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席。 统一战线政府内部关系的逐渐恶化，蒋介石政府的高层军官们对于日渐壮大的共产党力量越来越恐慌——这种恐慌最终证明是有理由的——终于在偏远的青岭山区的学校里产生了实际后果。霍格在工业合作运动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关系，以及他在他的新闻稿中对中国民众毫不掩饰的同情，让他也成为了政府怀疑的对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约有50万的日本军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向南行进，装甲步兵师团从南方渡过长江向长沙这个已经付之一炬的湖南省会行进。从那里，日本人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国空军部队磨战衡阳。至7月，衡阳沦陷。日本人在中国从南北两面插入中国腹地。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在相互讥讽中最终破裂。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罗斯福愤怒地要求让史迪威接管所有中国军队；蒋介石也同样愤怒地进行了回击，1o月史迪威被召回华盛顿。 日本人成功的军事行动迫使政府军队向西撤退。他们在几场胜利之后估计很快就会向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起进攻。西安、宝鸡，甚至乔治·霍格所在的这个边远小镇双石铺也受到了威胁。 1943年底的时候，当地国民党指挥官给霍格不断施压。洛阳的培黎学校在各位负责人被捕入狱之后关闭了。学校里一半的学生跑去参加了八路军，留下来的一半转移到了双石铺，安置在了霍格的学校。工业合作运动在宝鸡办的学校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不过这所学校因为被轰炸事实上已经停办了。 回过头来看，霍格能把他的学校维持那么久已经很惊人了：这所学校在日本人的攻击范围内；国民党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孩应征入伍；而霍格本人的政治倾向也一直为政府所怀疑。 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征兵。新兵接受的不人道待遇使得他们中问很多人没有战死沙场却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尽管如此，在所有前线附近还是能看到大批国民党部队离开战场，走上了返回家乡的道路。 国民党部队已经对洛阳和宝鸡的学校进行了搜捕。很明显双石铺就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在过去的18个月里，国民党军官曾几次视察培黎学校，试图说服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团。他们只对16岁以上的男孩感兴趣。而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孩子大约只有60来个。 每次军官来视察时，霍格都试图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争辩说训练这些孩子做一些协助性的工作会对抗日战争更有帮助。那个时候各个合作社都在为部队制造枪支弹药，所以他的辩解多少有些分量。但随着军官的每一次到访，一个事实越来越明确：这些年长点的孩子总有一天要被拉去上战场。 1944年的夏天刚刚到来，这个不幸的时刻也终于到来了：10个年长点的男孩被要求离开学校去加入当地的部队。霍格拒绝让他们去。他被捕了，先是被带到了国民党在双石铺的驻地，然后转到宝鸡的一个军营。 路易·艾黎为了让国民党释放霍格而东奔西走。他充分利用了霍格的学校是由国际资金投入而建立，而且以一个美国著名传教士的名字命名这一点。同时他也指出霍格拥有英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美国、英国的战时同盟。 一周后霍格获释，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秘密筹划将学校转移至安全地区，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来自国民党的压力。1944年夏，诺曼底登陆以后同盟国针对德国纳粹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日本军队更加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洛阳地区已经沦陷，这直接威胁到了当地的大量合作社。艾达·普鲁伊特在美国筹集了资金用以帮助遣散合作社的人员和设备，但不出所料，这些资金到了重庆的工业合作运动总部就再没了下文。这时日军很有可能准备进攻西安。如果这座古城沦陷，双石铺也就撑不了多久了。霍格下定决心转移，除了考虑到学校员工和学生的安危之外，还是因为国民党已经宣布到时镇内外所有建筑都要被征用来做兵营。 问题是，能去哪儿呢?一个选择是把学校人员和设备都转移到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但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穿越国民党的各条防线。考虑到学生和相关设备的数量，这将会非常困难。其实早在1942年时他就考虑过趁着日本人突破防线时将学校转移到延安。路易·艾黎曾建议他们跟着周恩来转移——周恩来当时在重庆。霍格当时对此不是很热心。把学校转移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就是明摆着证实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怀疑，这会使整个合作社运动失去国际方面的资金支持。 1944年中，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恰好要去甘肃西北部的玉门油田，途经双石铺。李约瑟博士是重庆一所中英科学合作机构的负责人，当时他正在为研究中国科学的初期工作而进行调查。他和霍格、艾黎一起在窑洞里吃了晚饭；为了款待这位贵客，霍格特地拿出了玉米棒子、面包和蜂蜜，然后他们一起研究了地图。对他们来说，甘肃西北部似乎足够远离战场，而且国民党在那个地区的力量薄弱，这个地区基本上由一个叫马步芳的穆斯林军阀控制。 1944年夏末，艾黎离开了双石铺去侦察当地局势，而霍格留下来继续秘密计划转移事宜。他从来没怀疑过孩子们愿不愿意追随他，尽管这样他们将要面临在冬天跋涉1000多公里的艰辛。他写的家信里一直都表示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跟他走或是留下，而事实上他也那样做了。 在英国哈彭登老家的凯瑟琳·霍格总是无法克制地担心这个最小的儿子。尽管家里的其他人分散在英国各地教书，但至少他们都很安全。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远东的战争似乎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天的信中，她又提到了那些老问题：他在中国山区一个都是孤儿的学校里工作开心吗?他为什么要生活在窑洞里?他吃得好吗?霍格试着安抚她： 对，我很喜欢这些孩子。他们让我不那么愤世嫉俗!告诉桃乐茜(他以前的嫂子)，人要在这里生存就必须学得愤世嫉俗或者对一切熟视无睹，但我很明白人变成那样是多么危险。我对孩子们抱着坚定的信念。你问我为什么住在窑洞里?你可以来试试。建个窑洞很便宜，而且窑洞更结实，冬暖夏凉，洞里没有老鼠。你还可以任意改变洞的内部(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自己挖一个搁板、一个文件架、一个碗橱或者别的什么)。别担心，我很健康……你的儿子、孙子们都在这，都很好。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进步很快。在学校的那两个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将来肯定都会很有成就。老三常常撒谎，需要管教，但他将来肯定也会是个很好的人。他非常健康，天天去学校，晚上跟我一起在窑洞睡。我们俩都在早上5点起床。老四跟别的一群人住在山下的村子里……今天这里很热，我去游泳了。尽管孩子们已经是第三次去了，我却是第一次去。游完泳以后孩子们都跑开玩去了。他们抓了很多虾还有3只蟹，然后吵着要我出钱买了一斤多的面粉。然后他们就把虾和蟹剁碎了和着面粉做了晚饭。一切都很好。每天只能吃米饭很难受，但是面粉在这里很贵。孩子们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跟我一样习惯吃面食——他们也不喜欢整天吃米饭。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的，现在是战争时期。但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吃得很多。李约瑟在这，所以我能跟他一起每天吃西式早餐，还有麦片粥什么的。这个季节桔子上市了，所以我能大吃特吃。我觉得我们过得比你们在家好多了。 他也许是对的。学校里的员工和学生能吃到蔬菜、米饭和水果，这已经比英国的大部分人都过得好了。学校食堂甚至还会时不时地做些点心：有一天霍格去食堂吃午饭，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在厨房里做一种中国人都很喜欢的家常菜——某种类似于羔羊油布丁的东西，每一个差不多够咬个三四口，把肉、蔬菜和调料包进去然后蒸熟。“我的二儿子做得最快，能一口气比别人多做很多。” 现在的用餐时间他都用来给孩子们灌输思想：他们那样悠闲的生活就要结束了。“都吃光，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校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个话题。他写信回家，通知他的父母说艾黎也在努力争取转移：“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坚定地认为日本佬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开始有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学校里新栽的苹果树要不要运走，怎么运走；那些山羊能不能忍受长途跋涉；不管怎么说，他们到底要到哪去?没有人知道。 艾黎没完没了地警告他赶快转移学校让他很烦躁： 问题是除了其他东西以外我们还有大约15吨的重要设备，而我们没有卡车——我们只有两辆板车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头骡子。所以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揍艾黎一顿。当然这也无济于事，他就是这么个人。他碰到“没有卡车”这样的难题时很会变通，他的思维会慢慢地围着这个难题绕一圈，然后就飘到别的地方去，去关注苹果树啊山羊啊这些个事情了……然后他会出其不意地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卡车，我已经搞到了六架军用运输飞机，它们明天就到。” 8月底某天的早餐后，霍格把所有的学生和员工都召集在一起。他告诉他们当地的国民党军官将会征召所有16岁以上的男生入伍。因为这件事，再加上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他们必须要离开。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当他依着一张粗糙的地图大致解释完他们要转移到哪儿时，有人开始骚动了。有些学生说那太远了——这简直就是要跑到天边去了，一个孩子这样说。范文海2，一个当时正值16岁的男孩想起霍格曾经在黑板上用英文写的3个单词：“哪儿”，“为什么”，“怎么办”。他说：“霍格已经替我们想好了这些问题，我们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走——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们有点儿不高兴”。 霍格也跟大家一样地担忧。艾黎回来的时候描述着他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个小镇有多好。那个小镇叫山丹，地处戈壁滩的边缘，人口稀少，那儿到处都是空的庙宇。在霍格看来，要一切从头来过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在他的《年近90：我在中国的岁月》(1987年)中，艾黎声称霍格当年对要转移这个消息很兴奋。但事实上他并不那么高兴，跟很多人一样，艾黎晚年写的书总是会挑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当时学校状况良好，在他们两年的努力以及不太顺利的开始之后，哥什机器终于开始投入生产。霍格还是坚持他的立场。9月，他抱怨道：“现在，我们刚刚铺成了一条通往学校的公路，我也好不容易让水车转起来了，我们却要走了；我们要到一个更艰苦的环境从头开始!太让人失望了??” 10月他的态度还是差不多：“我们非得要放下这里的一切，然后跑到山丹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从头开始吗?看起来我们非走不可，但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侵扰已经让人忍无可忍。艾黎一直在鼓励霍格面对现实。当地的驻军已经在村子周围设立了路障，并强迫当地的农民将木炭这类珍贵的货物以低价出售给他们。学校后面山头上的植物和仅有的几棵树也已经被国民党的粮草征收部队席卷掉了。初冬的雨导致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当地的农民还被迫上缴木材和柴火以供给不断增多的驻军。国民党军官还公开寻找更多的房屋用作兵营。学生越来越少，因为一些年长点的孩子为了逃避征兵已经悄悄逃走了。 10月底的时候，为了征募新兵，部队搜遍了各个教室。一位老师被抓起来带走了。村子里的情形也一样，国民党兵到处抓壮丁，恐吓商店店主，还时不时地抢劫小旅馆。某个寒冷的下午，有一个孩子看见霍格爬上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他就跟了过去。到山顶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真的是时候该走了。 到了11月份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对于一直焦虑担心的霍格来说，也算松了一口气。山丹在西北方7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到那的路程被大致分成两段。,那儿一座古老的寺庙和其他一些建筑都很安全，兰州当地的官员也已经许可了。 为了准备行程，男孩们开始织毛毯、打包机械设备。那个吹风笛的苏格兰人安迪．布莱德又被派到了宝鸡，而大部分的员工在上次遭袭击之后都躲了起来。路易·艾黎当时不在，所以霍格只能靠他自己了。他不光要肩负起整个学校的责任，还要在和当地官员谈判学校关闭事宜的同时尽量保密，不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走了以后又去哪。这时的我，既是工业合作社的经理、技师和出纳，也是学校的校长、出纳和商业经理；是医务室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难民委员会的领导。我要一边写书，一边防范当地政府的密探。昨天那样糟糕的日子过一天就足以让你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崇尚暴力的暴躁分子。 霍格放心不下的是那台哥什机器。水车肯定带不走了，它要为村里提供电力。但他坚持说不管那台哥什机多大多重，他们都要把它带走。于是一个笑话在学校里传开了：校长估计宁可留下几个孩子，也舍不得他的轧棉花机。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只有3台这样的机器。日本人攻打西安和宝鸡时已经转移了两台。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交通工具。学校有一辆大板车，它的4个轮子装备的是4个相当好的卡车轮胎。但光哥什机拆开了就装了满满15箱，至少也要3辆板车才能装下。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机器：学校的车床、纺纱机、4台织布机、2台小型柴油机和1台印刷机。霍格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把机器拆开来，一部分让牲口驮，一部分让人背；要不就找更多的交通工具来。机械工厂里的郭工程师开始用几根钢管、旧的汽车轮圈加衬造些简易的运输工具。从学校北部地区来的孩子们被派出去向当地的农民或买或借马匹和骡子。 当初就是郭师傅策划组装了哥什机器。他和其他员工一样，不愿意冒着危险长途跋涉搬到戈壁滩边上去。相比起远方的日本军队来说，隆冬时节山里横行的强盗更让他们害怕。这样问题就来了：学校到了山丹以后，这些机器——特别是又大又复杂的哥什机——怎么重新组装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5个男孩在学校制图员——秦的带领下开始拆卸机器，同时按照每一个零件的样子仔细地画下来。只有哥什机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工作。这台机器跟水车一样是个大问题，但最终在离开的前夜，大家开始全力以赴拆卸。 他们打算不惊动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悄悄地离开。11月份第一批33个孩子带着被褥和学校里其他重量较壁滩边上去。相比起远方的日本军队来说，隆冬时节山里横行的强盗更让他们害怕。这样问题就来了：学校到了山丹以后，这些机器——特别是又大又复杂的哥什轻的设备出发了。他们翻山越岭向着甘肃省会兰州行进。他们对镇里的人宣称是出去进行一项长途地质考察。路易·艾黎安排了两辆卡车载他们走。他保证说肯定把车还回来，但那两辆车再也没有回来。 这队人经历了一次事故以后终于到达了兰州。当时其中一辆卡车在市郊撞上了一辆军火车，两辆车都着火爆炸了，所幸的是孩子们及时逃了出来。12月21日他们转上了一辆艾黎雇来的俄国卡车，最终于1944年圣诞节当日抵达山丹。 同时，霍格继续假装学校仍然正常运做，尽管老师已经少了一大半。剩下的孩子继续上课，操作哥什机。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离开的前几天。当地驻军和村民都知道有这么一台棉纺机。它已经变成了当地的某种标志。只要机器还在工作，学校就还在。 机器真正地在工作这件事和学校要转移这件事一样让霍格兴奋不已。11月26日他在家信中以一种感慨的口气这样写道： 哦，男孩!哦，男孩!哦，男孩!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向着兰州——那个通向乐土的城市出发(也许也能远离那群狂乱的官僚)。今天我们那些操控哥什机的孩子第一次实实在在地生产出了优良的细棉线。这是一个里程碑，一个伟大的开始，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对这个学校最好的告别，这项成就让我们即使身处食物匮乏，到处是黄沙的戈壁地区也仍然拥有希望和热忱。我们成功了!我们靠自己成功了!……驯服了河流，让机器运转起来了。 学校里一半的人走了以后，霍格专注于写他的第二本书。这本书是一本自传类型的书籍，主要讲述他担任校长、重建学校的事迹。他已经写了4章，并准备将他们翻山越岭向西北地区转移的事写成第五章。现在已经是12月，冬天的天很早就黑了。影响到行程的坏天气同时也影响了他写作。12月20日，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忘了告诉你们现在这儿有多冷。有一天我突发灵感，想把我的打字机靠近火烤一会，好让它在用之前热一点。不幸的是我把它放得离火太近了，五个字母烤掉了。我已经把它拿到成都去修了。幸好这里还有一台打字机，不然我就惨了。 霍格将前4章取名为《穿越中国城墙》。在出发去山丹之前，他将手稿邮寄给美国的利特尔·布朗，同时告诉父母会给他们也寄一份副本。但手稿没有到达美国，也没有人知道它们去了哪。最大的可能就是宝鸡邮局——这个当地最大的信件分类中心里的国民党把它们扣了下来并销毁了。 霍格一直拖到新年才起程。他在等机动车和好天气。那些年纪大的孩子记得他曾经拼命地到处找卡车，什么样的车都行，因为山里下雪以后就会更需要机动车。尽管霍格说在大冬天带着一群孩子长途跋涉已经非常困难了，带太多的机器设备更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清单上要带的设备的数目仍然在一天天增加。另外，除了天气，还有强盗的问题。值钱的机器很有可能会引来强盗抢劫。 棉纺机可能要被转移的传闻引起周边的合作社争夺机器的竞争，但霍格拒绝了所有提出要购买机器的请求。不管怎么样，他必须保证这台机器一直工作到学校完全转移之前，以防止引起当地驻军的警觉。他派郭师傅去西安买原棉和机器配件，以保证机器转移到山丹后能很快重新投入生产。马匹短缺意味着他们要找更多的骡子，而且为了准备在山区长途跋涉，他们给骡子多喂了一些饲料。 随着旅途准备工作的进行以及双石铺地区形势的恶化，使得原先反对转移的那些学校员工的想法慢慢转变。1945年1月17日，霍格写信告诉艾黎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想来了：“每个人都在称赞(转移的计划)。教音乐的周老师也想一起走，大家都想一起走，甚至工程师杨胖子对此也很热心。” 在他给艾黎的最后一条消息中，他说：“我们马上就准备出发了。我们会依次带过去铣床、龙门刨床??学校里的车床、一些轴承和滑轮、一台柴油机、鲍勃·纽厄尔从成都带回来的针布和一台缝纫机。我想我们可以带上这些，但不敢肯定。”男孩子们做了最后一次检查。30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查出身上有虱子——每个人身上一只，霍格记了下来。这是卫生标准上的一次胜利，于是每个人都发了两件新衬衣。出发的前一天，他们通知了那些先前为了逃避征兵躲起来的孩子，给他们最后一次加入此次旅程的机会。有几个人做了响应。 大约是在1月20日，5辆由骡子、马拉着的板车、一辆卡车、30个男孩、校长和3个教工趁着黎明之前离开了培黎工业合作学校，向着山里进发。他们沿着一条山路越爬越高。那条路到了最高点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时，已经只剩一条泥石小道了。周围都是海拔5000多米的山。越到山上，雪下得越大。他们预计1o周以后，也就是3月底到达目的地。尽管霍格雇用了手推车，但在学校人员和设备转移中起了最大作用的还是那几辆装了充气轮胎的大板车。这些车每辆大约能承载两吨的设备。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车上，躲在盖货物的防水油布下面。另外的孩子步行，轮换着在板车上坐一会。 除了恶劣的天气，以及他们必须要去向穷困的农民买些少得可怜的食物外，最大的困扰就是强盗。这个季节强盗横行，行进比较慢的队伍最有可能在恶劣的天气遇上埋伏的强盗。对于这个危险，霍格一直都有心理准备。 部队和镇上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学校里的人逃走了。第一天他们这队人进山只走了大约19公里。幸好当时天气恶劣，山里的地形又复杂，免去了他们被追捕的危险。随着山路绵延起伏，周围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变成了大山脉，但不管到哪里，雪都下得特别大。第二天晚上他们到达了一个小村子，霍格给大家分发羊毛裹腿。好多学生当场就表示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腿上裹着这个让他们看起来又丑又奇怪。这时候一两个孩子折了回去，离开了霍格和另外27个学生，还有霍格那一堆宝贵的机械设备。 在给家里的一封信中，霍格这样描述行进过程中的艰辛：“整整5天时间我们在山里只走了57公里，而且两辆板车还翻了车!在冬天这样的时候爬山真是糟糕透了，特别是今年冬天还是20年来最冷的冬天!(从你的信里看得出你们也一样难熬。)现在路上积满了冰雪。” 一辆板车从路边翻到了山沟里，连带着马匹和上面装载的设备也掉了下去。所幸走在车旁边的孩子们及时躲开了；另一辆车也翻了，但他们及时把它扶正，保住了货物。那是在前半段路程中遇到的唯一一次意外。路上也没有见到强盗的踪影。 霍格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多年后又回忆起那段经历。1942年到双石铺学校的时候，范文海才14岁。他还记得当时刚到学校第一次见到校长，领了毯子和棉被的情景。他就是当年参与转移的几个年长的孩子之一。现在他已经80高龄了，退休后在河南孟县养老。 范文海说：“我们当时走得非常艰难，马匹也是，经常打滑。我们就坐着卡车，但有时没办法我们也只好下来徒步走。没走几天我们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们从不在野外睡觉。沿途的农民经常给我们吃的，也让我们借宿。于是我们就常常在农民的外屋里过夜。” 12天以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天水镇的山镇。一年前霍格曾经来过这里，他当时是为了视察当地的一些小型合作社工场。他在新闻稿里报道说这个小镇和当地的居民与外界生活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一走进这里，旅行者就好像回到了1000年前。 一条长长的泥路歪歪扭扭地穿过10道窄窄的山门；一队骆驼浩浩荡荡地沿着山路下来，骆驼背上驮着从库库诺尔(西北地区对青海省的传统称呼)来的盐、从蒙古来的羊毛或者从西宁来的干果。街的两边是小小的集市。一个穿着山羊皮长袍的黑胡子伊斯兰教徒正把他的脚放到炭火上取暖。他的墙上挂满了老虎、豹子、狼和狐狸的皮毛。这些皮毛都涂上了从森林里来的古老的药水。皮毛商的隔壁是一家家具店，阳光照得那些精心抛光过的黑漆家具闪闪发光。更远点的地方一位卖草药的巫师坐在他那堆奇奇怪怪的货物旁边，那些货物里有山里挖来的树根、螃蟹、野兽的獠牙、乌龟以及一些说不出口的稀有动物的器官。 霍格和孩子们没在那待很久。即使在这里，远离了战场，战争还是留下了痕迹。当地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它原本是用来纪念早先一位皇帝的出生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收留伤残士兵的收容所。 队伍加紧赶路，继续往北向着下一个村落进发。那是个因纺织品而出名的小镇，叫兴安。他们沿途都是光秃秃的山头，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雪。卡车负责开路，然后在每个山头停下来等着板车和步行的人赶上来。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地区，沿着积满冰雪的小路艰难地跋涉，走了一里又一里。 偶尔他们会经过一座农舍。这些农舍往往是由泥砖和木头建造的，屋前有小孩边扫雪边寻找枯草和树根用来做柴火。甚至在仲冬他们也只穿着短上衣和破裤子。对中国西部山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饥饿和疾病才是最大的敌人。 霍格见过疾病和饥饿带来的后果：“在这些分散的小村子里，甚至连年轻男女的脸上都看不到一点活力，仿佛他们早已被大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征服。老年人和中年人胸上多余的肉从因甲状腺而肿大的脖子那垂下来，这和他们瘦得可怜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旅途的中点是甘肃省会兰州。霍格去过那好几次。他以前提及兰州总是会用代称，说那爪“山上覆盖着雪，街道上有骆驼”的地方。政府的调查员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特别当霍格提到说骆驼常常会在结冰的黄河上拉开队伍，然后等到冰裂开了，就趴开四肢，低下头来喝水。 人们习惯称兰州为黄金城，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补给重镇。它位于黄河南岸的一个狭窄的山谷里，这里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偶尔从戈壁滩吹过来的沙尘暴加重了雾气。早在1945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就因空气污染严重而声名狼藉。 霍格和他的队伍在兰州逗留了几天。那儿有一样东西很吸引人，有一位美国传教士有一台冰箱，可以制冰和冰淇淋。这种奢侈的享受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 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就是在这里，一个男孩因一种疑似心脏病的病死去了。尽管过了60年，他们这些人对当年发生的事还是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只记得当时不知道怎么的霍格就失去了一个孩子。霍格的信里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但是路易·艾黎和那些年纪大点的孩子想法一样，他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当时在去山丹的路上一个孩子死了。其他的孩子也病了，但只有范文海必须留下来直到康复。 到兰州几乎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山丹还要再跨越200多公里的崎岖的山路。他们用的唯一一辆卡车已经返回了。骡子和马匹也不能再用了。霍格又得开始寻找交通工具。张信义，当地一位很好心的官员，给他提供了六辆老式的奔驰柴油卡车和一辆道奇油槽车。只有那辆油槽车能发动起来：卡车都是坏的。所以每天早上道奇车都得拖着一辆卡车直到它发动起来，然后第一辆卡车拖第二辆，这样类推。早晨到来了，过了一夜温度一下子降到了零下20摄氏度。发动车子是个漫长而又累人的过程，但能找到卡车本身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燃料很少，所以大部分的车只好用碳来给燃料加热。但是，霍格的运气又一次帮了忙，他说服了当地的官员给油槽车加了柴油。 2月的某一天，这位校长带着他的孩子们，还有由旧卡车载着的设备从兰州出发，开进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区。他们选择的路崎岖不平，一直穿越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往东北延伸经过戈壁滩，往西部延伸至到处都是土黄色山头的地区。一路上都很惊险，卡车在冰上行进经常打滑。车上的挡风玻璃碎了，车胎爆了，车子开出了大路需要重新拖回来。 在离他们的目的地几公里远的地方，他们经过了长城的西端。这里的长城不是那种在中国北部连绵逶迤四千多公里的宏伟的石墙。长城在这里，在戈壁滩的边缘，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也只不过是9米多高简陋的土墙。沙暴、侵蚀以及人为破坏已经毁了这明朝(1368—1644年)时建造的城墙。 尽管第一眼看到城墙时很失望，霍格明白他们离目的地不远了。一天以后，大约是1945年3月10日，这位校长和他那队筋疲力尽的孩子终于抵达了山丹。他们沿着一条大街往下走。那条街上都是冰块和积雪，街的两边立着一排排两层楼的木房子。大部分房子已经空了。这里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只剩大约两万人。前几年，为了躲避共产党游击队和当地军阀马步芳之问的战争，很多人往南逃到了兰州。马步芳很有些来头，他曾是青海省的地方官，他的家族控制了当地的政治好几十年。他和当地的地主勾结，用残酷的方式向农民征税。 直到找到一个废弃的庙宇栖身之前，第一拨30个孩子一直在野外露营，并找了几间空房子上课。这座寺庙叫做发塔寺，传闻这座寺庙因为曾经供奉过一个装有印度阿育王(次大陆最早的提倡佛教的领导人)的一根头发的盒子而得名。现在它已经废弃了，它和其他几座小庙一起被围墙围了起来。这里曾经住过军阀的骑兵队，门窗都被扒下来当了柴火，其他的木制材料也都被饿得发慌的马啃得坑坑洼洼。在布满灰尘的壁橱里有不计其数的佛像。鸽子在庙里飞进飞出。 终于，60几个6岁到18岁不等的孩子重新聚集在了这座破庙里，准备重建他们的学校，开始新的生活。最小的孩子聂广培是霍格的第四个养子，他当时只有6岁，所以对整个旅途记得不多，但他一直记得这个他现在叫“家”的庙：“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很累，也很失望——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房项都没有。那儿特别脏。我们只好自己打扫，自己做家具，但当时没有木头。当地所有的东西都被部队拿走了。”

10、山丹 
“别担心，我过几天就回来。” 霍格用他的应急基金在当地买了3座老房子。房子都是空的，地方上的地主都很乐意把房子卖出去换点现钱。他们把房子都拆了，拆下来的砖头、木头和其他东西都用手推车运到镇外大约500米远的庙里。霍格从兰州不知道怎么雇来的卡车已经由司机开了回去，所以学校里的运输工具只剩下装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 霍格到达山丹后写的第一封家信让他的家里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再为他的安危担忧。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这里，那些手推车整天都被用来运老房子里拆下来的废料……寺庙现在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把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塞进去。最近的能够买到木材的地方也在60多公里以外，所以能从老房子里拆些砖头、木材下来用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当地的村民对他们这项工程很不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个洋鬼子竟然带头把庙里的菩萨搬了出去。在山丹的前几个星期里，就有人在街上冲着霍格叫骂。在他骑车经过的时候，有人冲着他喊“洋鬼子”。于是霍格和村民进行了深入的谈判，最终大家同意将三尊最大的金箔佛像留在庙里；留下的还有另外两座宝塔和护院的两座门神石像(两座门神很应景地放在了学校储藏室的门口)。这终于平息了当地的舆论，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学校的那些运输工具感到很困惑。“当地人还没有先进到能发明手推车的地步。这儿没有手推车，有的只是成堆的佛像。”霍格这样写道。他和孩子们都对镇中心一座30多米高的木制佛像惊叹不已。 1945年的3月、4月和5月，霍格和孩子们都在忙着修整学校。刚开始当地人跟他们相处时还有所保留，当意识到学校能带来商机和钱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地的官员和显贵经常来学校转。校长展示给来客们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庙里的大厅。三座9米到12米不等的佛像高高的矗立着，孩子们在佛像下边组装哥什机器，把大厅变成了一间纺纱车问。20世纪的中国少年在传承了佛教几千年历史的大厅里利用19世纪的工业技术工作，一定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 霍格用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材料在寺院的一侧改建出了几间车间，用来放木工长椅、蒸汽机、一台发电机、几台车床、一台刨机、铣床和纺纱机。教室安排在另外一边。宿舍被建在第三道墙旁边。寺院里的钟被用来挂在了教室外面，但钟舌不见了。他们就用一柄大锤子敲钟来代替，结果大锤子把钟敲裂了。于是大锤子又换成了小锤子，这样响亮的钟声每天都会传遍整个小镇。 这段时期只有两位中国老师在帮助霍格，路易·艾黎为了让重庆政府认可新学校而在外奔波。没有工业合作运动的官方认可的话，当地的地霸(多是地方官员和地主)就会来插上一脚。 霍格在这里如鱼得水。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霍格过了他的30岁生日。一直以来他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的家人也问过：他在中国到底在干什么?现在他有了答案。几年的走南闯北、在合作社运动中的工作、写书、写新闻稿，一切的一切在山丹变得有意义。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个学校。他战胜了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了偏远的戈壁滩边上。他又重建了学校，让60多个孩子有了安全的栖身之所。 那些年长的孩子记得重建学校时，校长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情绪高昂，还时不时和他们打闹嬉戏。范文海说：“记得在那个时期，一家之长，一校之长或者公司的领导人代表着一种威严。有时候你很尊敬他们是因为你怕他们。但霍格不一样，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不管他是和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运动还是一起在教室里工作，他总是在我们身边。那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那么爱他。” 这期间，霍格的家信都反映出他的积极心态和做这些事时快乐的心情。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这片荒凉的地区建起来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而且他喜欢待在远离——他是这么想的——战争和官僚的地方。他毫不夸张地说他一打开后门，面对的就是群山，山的那边就是蒙古。而他的前门面对的山脉一直绵延到可可诺尔——当时那里还归西藏管辖。但当他发现寄往兰州的信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到那时，住在边远地区就慢慢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没有报纸，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哀叹道。学校的生命线就是锅炉、蒸汽机和发电机。这些机器正常运转才能给那台教学用的机器提供动力，同时也能在难熬的冬天供暖供电。夏天的时候还要来20个孩子和更多的教工，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学校人数估计会有100个。很多的新学生就来自当地的镇上：家长们会领着自己的儿子到学校门前，请求让他们入学。 镇上没有电，但当地是露天采矿的中心地区，于是霍格提议用电来跟镇上换取免费的煤炭，但这项计划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实现。山丹也给校长提供了一间屋子而不是一个窑洞作为住所。装货物的箱子被用来搭了床，做了书架。从他的小房问里俯视下去就是一座荒废的宝塔，更远一点就是包括了整个学校、教室、食堂、车间和宿舍的围场。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处有一个优点：“以前我在双石铺要花一天做的事情在这里(山丹)一个小时就能做完，而且还不会那么累。” 那时一个由乔治·伍兹带领的英国代表团来到了山丹。这位尊敬的神父是位工党合作派下院议员。虽然他当时已经59岁了，在阅读了霍格的《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一书后，他还是决定千山万水从伦敦来到这里，亲眼看一看在中国大西北的荒野里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这样的访问很花时间，因为霍格一整天都得带着他的访客去山里参观；但他们给学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庇护。伍兹给他带了一本《画报》杂志，上面有一则小麦片的广告。逼真诱人的谷物照片让霍格想起了家乡让他最想念的东西——英式早餐，哪怕只是战时简易的早餐。 在山丹，整个学校的人都被迫省吃俭用。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鱼也没有乳制品。最开始的日子主食一般都是馒头、小米汤，偶尔有点马铃薯；低质肉——往往是肥牛肉和羊肉——一个星期吃两次，有时候也会有点心。霍格总是期待着星期天的早餐，那天老师和孩子们会吃牛肉汤、煮水煮蛋。鸡蛋实在是太稀少了，所以不奇怪有一次他在家信的开头就写他早餐吃了四个煎蛋——不过都是小小的中国鸡蛋，他解释道。 霍格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吃饭，他们都难过地感叹山丹伙食变差了。1945年春天，学校的访客都发现霍格又瘦又憔悴。计划学校的转移事宜，带着孩子们跋山涉水，再从头开始重建学校让一个健康的年仅30岁的年轻人倒下了。凯瑟琳·霍格后来说，她觉得当时她儿子对感染的抵抗力估计是非常弱的。她几乎是说对了。为了改善伙食，男孩子们在河边种了蔬菜，希望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在双石铺，河流给他们提供了游泳和早晨洗漱的场所。 此外，通讯非常闭塞，偶尔的访客会带来一些消息。霍格知道欧洲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这里的战争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觉得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他在1945年5月5日这样写道。 到了1月份，学校逐渐成形。最大的寺庙的墙刷上了白色，柱子刷成了红色，一块木匾高高地挂在学校门口，匾上金龙盘绕，仿佛在自豪地宣布山丹培黎学校成立了。一块篮球场被划了出来，旁边留出了一块地来满足校长日常体育运动的爱好。煤的供应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地的地霸控制了煤矿，好在他们还算能够找到足够的煤来给发电机和机器提供动力。 头几个月对木材的需求成了最大的问题。要弄到柴火和建筑木材非常困难。山丹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给骆驼商队提供补给最重要的站点，这使得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随着财富越积越多，小镇越扩越大，当地的森林资源也慢慢消耗殆尽。木头都拿来建造成百上千的寺庙，然后小寺庙又扩建成大寺庙，用来炫耀小镇日益扩大的名望。另外，为了防止野兽接近家畜，镇上的人还经常在干燥的夏季放火烧山，好让树带界线后退到山里。过度放养的山羊和绵羊也席卷了周围山坡的植被，只留下几个光秃秃的山头。 为了弄到木材，学校经常派出小队去祁连山北部5、6十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山脉延伸到今天的青海省，山里到处都是杉树。霍格跟孩子们要在那花好几天的时间砍几棵最高的松树。然后再用牛车把卡车拖回到大路上，这样他们就能坐着卡车回山丹。山里有很多狼和土匪，但他们那段时间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是有一天暴风雨来临，刮走了他们的帐篷，孩子们被迫在荒郊野外淋了一晚上的雨。 最初的时候，霍格很乐观地想，到了山丹他们就能远离腐败的政府和复杂的政治，不用再像在双石铺时那样担惊受怕。但是当学校建立起来，窑场开始生产出陶器，纺纱机开始产纱时，当地的地霸就盯上了他们。学校的资金来自工业合作运动。现在，学校成了当地地霸的商业对手。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对这样一个偏远地区施加压力，所以甘肃省实际由国民党官员和军阀马步芳联合管辖。当地的政府原本应由镇长管辖，但事实上实权都掌握在由商人、地主和山里的土匪组成的地霸手里。 学校受到了粗鲁的恐吓。有一天去镇上的时候，霍格和艾黎被镇长请去吃饭。镇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前一天在小镇东门外四、五公里的地方，10个村民被土匪砍死了；另外，他要求培黎学校的老师去当地的学校上英语课，每天一小时。霍格提出了一个交涉建议：为什么不让当地的学生到培黎学校来上学?这个建议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很快，当地的许多居民吵着嚷着要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过了没多久，学校又面临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相同压力：从兰州来的国民党官员宣称所有年长的男孩都应该应征入伍。同时这些官员也一如既往地不忘指责学校是亲共阵线。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当地宴会上，霍格疲惫地反驳着这些指控——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这些事情——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指出，如果学校真的是共产党的组织，为什么它还要建在离共产党的延安指挥所一千多公里远的地方?它又为什么要以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名字命名?它在重庆的时候又怎么会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资金?路易·艾黎争取工业合作运动对学校的官方认可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一努力，再加上1945年5月重庆方面工业合作运动秘书长和高级官员的到访，终于解除了这一危机。 学校似乎转危为安了。它得到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政府的认可，又无须遭受当地地霸的骚扰。由于五位熟练工人的到来，机器又开始正常工作，尽管蒸汽机和锅炉还是时不时地会运转不良。霍格在5月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员工非常优秀；年轻人抱着‘绝不错失良机’的态度??我们一起解决了问题，一起努力建立必要时别人也能来工作的系统。” 他仍旧没有时间写作，尽管他每周都给自己预留了一天的时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周日》。但周日总是会时不时地浪费在别的事情上：“上个星期天都浪费在银行的宴会上了。你必须得去参加，不然就会有人说你高傲、不愿见人。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了。” 现在书差不多完成了。有人给他寄了英文版《我看到了新中国》的书评。这本书是由维克多·戈兰茨在1月份出版发行的，当时它还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1月推荐书籍。其他方面也对它好评如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观察者》都发表了正丽的评论。评论家们都为一个英国人能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偏远地区写出这样一本书震撼不已。来自英国的消息实在太少了。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以及在亚洲愈演愈烈的战事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的战争，这样的书让人耳目一新。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匿名评论者以间接的口吻讽刺了霍格：“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的记录，很幽默，但作者谈不上有什么风格或者口才。整本书读起来就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自娱自乐而写，而不是为了出版发行。”不过他倒确实赞扬了合作社运动以及霍格帮助中国人民的精神。 当这本书试着直面现实——它的坦诚会给那些习惯将中国形象理想化的人带来震撼——作者对于合作社运动会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很多英国人一样，他和中国人相处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中国人的风趣幽默和谨慎的判断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书的最后几行是这样写的：感谢上帝我们身上很脏，这个想法让人宽慰。别人能轻易地看出他想表达什么。中国合作社运动是建立在信念和衣着肮脏的人的劳动之上的。我们的敌人是衣着光鲜的官僚以及那些将外国同情者募捐的资金中饱私囊、叫嚣着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外国干涉”的虚伪知识分子。 《观察者》上的评论也差不多：“乔治·霍格没有任何企图，也不是为了宣传。这本书敢于直面现实、不矫揉造作，但绝对是对他旅行的生动记录。” 随着5月过去，6月到来，夏天的燥热开始在整个小镇——包括镇中心的新学校——蔓延开来。干旱影响到了小麦的收成。一天之中，一支敲着锣的队伍要经过小镇的各条街道好几次。这支队伍里有学生、地方官员，还有当地的老人。队伍往往是走到某间庙宇停下来，开始为小镇祈雨。高级官员总是被要求带着队伍跪着菩萨致敬。霍格很高兴地发现，因为只参加这个仪式3个小时，镇长就被很多村民指责。 与此同时，霍格给工业合作运动写了好几封信，详细陈述了学校需要哪些物资。学校里没有足够的教工，他特别需要一个数学老师。持续的供电不足，特别是对哥什机的功能不足，意味着学校还需要一台柴油机。6月10日霍格给艾黎写了信：“必须要有现金。现在只剩下150万了”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去做??如果我们不快点的话，到了冬天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6月底的时候，霍格遇到了一位由英国剑桥大学调任到兰州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这位学者名叫布莱恩·哈兰德，他当时正在山丹地区做调查。在听说了新学校和那些有趣的英语老师的事迹后，他对学校印象深刻。但他的某些思想霍格似乎很不认同： 他们成功地领会到了英国公立学校系统中最具价值的东西，并屏除了这个系统中学术专业化和阶级势力等次要的东西。这种教育形式十分昂贵，因为这意味着要全副运行纺织机器、制革机以及其他需要被用来让孩子们实践的机械设备。 哈兰德在剑桥大学时就有卓著的学术成就。霍格极力邀请他来教书，但他拒绝了，因为“这意味着要像乔治·霍格当初那样，放弃其他所有的东西”。7月3日霍格写信给母亲，让她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信的结尾他也一直在安抚她：“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5天以后，乔治·霍格写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封家信。那是一封长长的信，信里面都是他的所见所闻，充满了快乐。他告诉他们，他正在撰写书的最后一章，还向他们讲述了几个养子的情况，讲述了窑洞里的学校生活，以及有一个孩子差点死于伤寒的事情。 霍格刚读完约翰·斯坦贝克的短篇故事集《长谷》。他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那样的书。他提到了那些英国书评，包括《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说的他“说不上有什么风格”：“我努力尝试去形成一种风格。书评里说整本书读起来有一种青春风味，他说的很对。我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此刻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一天镇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庆祝保佑当地寺庙的菩萨的生日，霍格在仪式上发了言。让人惊讶的是，他像往常一样只说了40分钟。 学校里又来了一个姓常的新生。他家的房子被征用来建空军基地了，所以他们一家子被赶了出来。他说得一口口音浓重的方言，学校里只有两个孩子能听懂他的话。 学校里的64个孩子组了一个合唱团唱了五首歌。之后他们表演了一出四幕短剧，剧情讲的是上海地区的抗日斗争。镇上的居民和从几公里外赶来的农民都挤在这个室外舞台的周围看表演，直到戈壁滩吹来的沙暴吹灭了舞台周围的照明灯。于是人群开始骚动，有人报了警。镇长和镇上其他显要人物在第二幕剧开演的时候才到：“不管怎么样，这出戏很有意思。” 每封家信里他都不忘提及食物。他喝了整整一脸盆放了24小时的山羊奶。“浓稠，还有一点点酸。很提神，也非常营养。’他深情地结了尾，说他明早5点还要早起和孩子们去河边试用瑞典钻孔机。 7月第二个星期的某天，乔治·霍格正和男孩子们一起打篮球。孩子们非要他跟他们一起玩。赛前还出现了小小的混乱，因为两队人都抢着要让这位身高1米80几的校长加入他们队。他穿着平常的短裤和露趾凉鞋。打球的时候，他绊了一下，割破了脚趾。几天以后他抱怨说脚趾又痛又肿，就用碘酒擦了一下。那天他的下颚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当地的医生来了以后诊断说是流感。第二天霍格本来要带孩子们到山里去远足，但他已经下不了床了。路易·艾黎就代替他带着孩子们出去了，留下布莱恩·哈兰德照顾霍格。 几个小时内霍格的情况迅速恶化。他发着高烧，还时不时痛苦地全身抽搐。焦虑的哈兰德赶紧出去找孩子们。他替艾黎领着队伍好让艾黎赶紧回学校。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白，当时霍格是得了破伤风。这个病的潜伏期大约有2到50天，但一般在一周内开始发作。多年以后艾黎说，仔细回想一下，在霍格病重之前他就已经明显表现出破伤风的症状了。在割破脚趾的第二天，他说他的脖子和胳膊僵得厉害，而且开始轻微的发烧。医生下了诊断之后，他们就发电报到兰州要求派一名医生带血清过来。两个男孩开着摩托车，踏上了长达八百多公里的往返旅程。 那时已经太晚了。3天之内，霍格受尽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往往只有一个结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尽管不断抽搐让腹部、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绷得越来越紧，霍格的意志力却从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于脸部肌肉绷得太紧无法言语或是叫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被叫做破伤风20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死亡率为50％。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死于破伤风的人数以及死亡率要比这高得多。 没有去远足的孩子——包括范文海——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生病的校长。他们试着往校长已经绷紧的咽喉里灌些水进去。当时已经17岁的文海仍然记得校长最后的几天：“大部分时问他都躺着，没有办法动弹。我在另外一个男孩的帮助下给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额都在冒汗。有时候他会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要水喝。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能用汤匙喂他，但没过多久他的嘴就张不开了。我只能扶着他的下巴，然后从他的牙齿缝里灌点水进去。我们都努力去帮助他。我们试着让他的嘴巴张开好喂点汤，但是已经不行了。” 尽管疾病让他的全身越来越紧，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识却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没早点发现这样的老房子和泥地会让细菌滋长。我恨死我自己没有找到治疗的疫苗。我们发疯一样地给所有的人打电话，但我们就是找不到疫苗。乔治和我们一样愤怒。 终于有人找到了兰州一位有血清的医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误，先是要找车，然后要找司机，还要找燃料。最后两个医生出发了，同时他们发电报过去说，如果霍格能在他们赶过去的两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队伍出发的太晚了，他们也不可能一夜之内翻越两干多米高的山。当他们终于在7月23目的下午赶到山丹时，霍格的出殡队伍正缓缓地穿过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笔和纸，用简单的言语写下了他的遗嘱：“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两个男孩见证了这个过程：范文海和范寇强。早先的时候他虚弱地打着手势，从紧闭的齿缝中挤出几句话：“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人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当一位医生到达最近的武威镇时，他证实霍格的剧痛是由破伤风引起。但当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乔治·霍格在他的学生的围绕中于1945年7月22日逝世。终年30岁。 懂木工的孩子们在当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镇南fq#t。镇长选的那块地往下一直通到绿树成荫的小河边，往南远眺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脉。全校人在一面旗帜上签了名，把它盖在木棺上。六个孩子抬着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学生戴着黑纱，慢慢地走在木棺后面。镇上几百个居民自发地加入了出殡的队伍。在木棺下葬的时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们抓着铁锹，给木棺上土，堆出了一个高高的坟头。 随后，学生和老师们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小的凉亭状的陵墓，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霍格名字的缩写“GAH”。 当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里游完泳，回过头去望着坟墓，发现3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坟前鞠躬。霍格的养子们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那之后的几周里，老三和老四一直都会带食物和水果去坟墓那里。他们在那吃早饭，然后唱着霍格曾经教他们的歌曲。他们会跟霍格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话，问着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60年过去了，霍格的孩子们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在跟他们亲爱的校长和父亲说话时，他们仍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很明显，如果霍格的症状早点被诊断出来，或者兰州出发的医生带着血清早点赶到的话，霍格还有得救。就像布莱恩·哈兰德在给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说的那样，不管在给霍格的治疗过程中出了什么样的错误，整个学校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学校所有的应急资金都被用来雇卡车、私家车去接武威和兰州的医生了。雇车的钱和葬礼的钱总共加起来有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英镑。霍格知道的话肯定要震惊了。 三天以后，凯瑟琳和罗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从兰州工业合作运动发来的电报，信中惋惜地讲述了他们儿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于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后写的信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等乔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们。此时语言已经太苍白了。当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给这些用他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贴邮票时，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前段时间收到了你们的一封信，所以，据孩子们说，他非常的高兴……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准备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订了一些，但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拿到。为此我很自责……自从来到山丹以后，他从没那么快乐过。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中的挑战、周围的环境和各种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病了。我甚至怀疑在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经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莱恩．哈兰德的信中，霍格夫妇第一次了解到了他们儿子遭遇的完整过程： 我并不急于再次细数整件事，正如你们并不急于重读整个过程并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怜的路易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乔治也不会希望我们一直这样无谓地思索。乔治总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个人，接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忧伤。他看着朋友去世，看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乔治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管是生时还是死去，他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遗嘱所说，霍格的所有私人财产都移交给了学校。那些值钱的东西，包括雷明顿打字机、蔡司相机和手表都被拍卖了。这给学校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给他们儿子的感人礼物。8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了一篇讣告，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时，学校必须要撤退到甘肃走廊上的山丹镇。那时他们已经计划在其他地区按霍格的指导创建类似的学校。要组织学校的学生、教工、机械设备(包括一些重型机器)在运输工具如此稀缺的情况下，转移本身已经非常不易了。也许到最后这样的转移并不必要，因为战争比预先想象的结束得更快。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霍格在感染破伤风时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 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香港英国国教的大主教罗纳德·霍尔和尊敬的乔治·伍兹议员： 寻找六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 我们正在寻找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霍格。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在离重庆两千多公里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感染破伤风去世了。去世时年仅30岁。 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承受这样疾病的威胁、忍受各种不便的条件、只吃中国菜、学说中国话，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尽快联系以下地址：伦敦SWI邮政区维多利亚街34号中英发展协会秘书(收)。不准备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员请勿投递。 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多加泉回信给凯瑟琳她之前的一封信——凯瑟琳曾写信请求史沫特莱同意将提及她的几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记录霍格生平的书籍中公开。史沫特莱的信读起来让人感觉似乎她预料到她的信会被联邦调查局调查，而事实也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直在调查她的过去，审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过的单位。他们甚至在她巡回演讲时一步不离地跟踪她。他们想要证实她不仅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共产党支持者，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联特务。史沫特莱从不承认她是共产党员，尽管她经常直率地宣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狂热的支持者。她对凯瑟琳的请求非常支持，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华横溢，心胸宽广也彬彬有礼。他在中国工作时英勇无畏，同时又无私地奉献。” 那么多的礼物中，有一件礼物历久弥新。这件礼物来自他亲手建立的学校——当年他一手创办了墙报。现在，在他去世后，这份礼物出现在了墙报的第一期，由许多孩子一起写成： 乔治〃霍格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找到想要的东西后，他又有能力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样献身于他一手创建的学校，而且他乐在其中。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一切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尾声 
1945年8月6日，在乔治·霍格去世两周后，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摧毁了长崎。8月15日，日本公开接受同盟国的投降条款。9月2日，随着美国军队正式占领日本，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战舰“密苏里”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这场主导了霍格在华的八年生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自从1927年蒋介石带领他的流氓组织对共产党人展开白色恐怖政策以后，中国内部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国内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 在霍格去世后，路易·艾黎接管了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了下一任校长。兰州的姐妹学校因为缺乏资金关闭以后，那儿的60个学生和教工转到了山丹，使得山丹学校的人数一夜之间翻了一倍。愈演愈烈的国内战争给学校带来了危险，因为国民党政府认为学校对毛泽东的游击队和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但蒋介石才没有空来管远在戈壁滩的一个工业合作学校。他专注于打击共产党，而表面上看来，他的部队拥有显著的战略优势。8年战争后，曰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原先控制中国各省份的西方各国也宣布放弃对各地区的控制权，陆续从中国撤军。 这样，蒋介石终于成为了中国这个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合法首脑。此时国民党总共有4百万军队，由全亚洲最强大的空军做后盾。各大军阀被逐一铲除。已经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对这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权，除了仍然在西北地区延安附近活动的共产党。 由于杜鲁门总统一直设法维持统一战线，防止内战爆发，连续几个月国共两党针对对方进行着积极的战略部署。1946年1月由美国充当中间人签订的国共停火协议很快就瓦解了。最初国民党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于1947年占领延安。毛泽东和他的部队被迫撤退，但他们只是躲避在山区，并没走远。国民党的胜利是表面的，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易受攻击点，当年日本人也正是在这里被打得渍不成军。国民党占领了各个主要城市、农村战略要点以及通讯线，但共产党却深入农村，重新展开了之前非常成功的游击战。他们在农村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支持。 1947年下半年，局势开始扭转。西方势力已经非常明确，内战将会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国民党部队被迫撤退到中国北部一线士气不振、供给不足的驻军基地。这时，毛泽东已将他的部队重新命名为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带领游击队夺取北方各个城市。由于有了农民的支持，游击队在农村地区转移、进攻非常灵活，补给充足。国民党部队首先在满洲里和中国北方平原被击垮。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随着他在大陆地区胜利无望，他退至台湾岛，恢复总统头衔。 1975年他因心脏病在台湾去世，终年87岁。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行至长江流域，并于当年秋天到达南部沿海的广州。在解放军全面收复中国各省以前，毛泽东就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本人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北京在国民党占领期问被称为北平，之后正式恢复为传统名称“北京”。 1949年夏，当共产党部队清扫甘肃走廊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时，乔治·霍格曾经的学生面临了危险。国民党部队准备在山丹顽固抵抗，于是小镇的周围到处都是部队和大炮。在内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垂死挣扎的国民党部队对共产党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血腥的报复。由于学校里有美国人——新来了一位美国老师唐．肯普，山丹学校才逃过一劫，老师和学生也免遭迫害。1949年八路军旧部步步逼近，国民党部队都逃到了山上。共产党部队没有费一枪一炮就夺取了山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告了进一步的变化。 1952年山丹培黎学校移往兰州，成为了一所专门培养石油工业工人的职业技术学校。霍格的大部分学生都随着学校搬迁来到了兰州，成为了石油工业工人。乔治．霍格的四个养子在战后于满洲里和家人团聚。1953年的一场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山丹。乔治·霍格的学校连同原先的寺庙毁于一旦。所幸他的陵墓保存了下来，虽然有少许的损坏。今天的山丹仍然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集镇，到处都是乱占山地建造出来的水泥房子。地震后重建的城镇里充满了灰尘，污染严重。上一代的人早已离开山丹，怀着雄心壮志去了省城兰州，剩下了更年轻的一代。现在山丹约有10万居民。 这里的资产阶级包括所有接受过教育或有职业技能的人，所以霍格的学生也被包括在内。但因为他们是石油工业工人，所以免去了这些折磨。不过，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因这场动乱痛苦不堪。范文海在中国西部的一所地质学院学习，之后成为了一名地质学家。他被迫写各种报告说路易·艾黎和乔治·霍格是反革命分子的同伙——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项指控。原先学校的大部分人都被迫公开指控他们的校长和学校。红卫兵在宣传册和报纸上大肆攻击路易．艾黎和乔治·霍格。和中国大部分学校一样，兰州1培黎学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闭了。霍格的坟墓和中国其他一些与国外有关的塑像、文物一样，被毁坏了。 路易·艾黎熬过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段政策曲折留在了中国，继续写书，也为政府做宣传。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成为了新西兰家乡人民崇拜的英雄。甚至到了今天，他依然为人所崇敬。但即使他，这样一位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差点被迫离开。艾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在农村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自传中，艾黎说他在1958到1959年间走遍了中国15个省，行程总计4万多公里。他将自己的旅程写成了一系列书，其中一本叫做《在湖南的山水问》。 在毛泽东晚年时期，艾黎差点被捕而遭到驱逐。197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参加了艾黎的80岁生日宴会，于是艾黎得到了平反。当时工业合作社运动重新被归类为爱国运动，而曾经在培黎学校工作过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从那时起，艾黎就一直致力于重新树立起霍格在中国的声誉。同时，1984年11月山丹培黎学校重新开办，他也是这背后重要的推动者。 现在培黎学校在镇中心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楼外树立着霍格和艾黎的雕像。聪明活泼的学生们都熟知乔治·霍格当年带领学生翻山越岭来到他们镇上的故事。霍格和艾黎的坟墓安置在山丹镇边上的一处纪念园内。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纪念馆里陈列着霍格的照片和一副画像。画像上霍格非常年轻，穿着短袖衬衣、短裤和登山靴。室内摆放着霍格的一座真人大小的石膏半身像。为了向他致敬，丝绸之路图书馆旁边建起了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他的另一座石膏像。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穆里尔·莱斯特的作品译本。1958年退休前，她一直投身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事业。她也是每逢星期日早晨在伦敦海德公园发表演说的杰出街头演说家之一。直到今天，周日早晨在海德公园发表演说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她于1968年逝世。 1984年在北京，路易·艾黎向我详细讲述了乔治·霍格的生平。艾黎于1987年在北京逝世。 在毛泽东的游击队中担任司令官的朱德和聂荣臻随后成为了中国军队中最高级的军官。1955年两人都被授予元帅军衔。朱德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任命为中国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而聂荣臻负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项目。尽管两人如此位高权重，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即1966年，他们还是被打倒并受尽了屈辱。幸亏有周恩来的帮助，朱德才没有被杀或关押。9月9日毛泽东去世，朱德于1976年7月去世，终年88岁。聂荣臻，这位在19世纪末出生的元帅，在他93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几天去世了。 凯瑟琳·霍格没有完成她那本根据儿子的家信写成的书。但她收集的乔治·霍格的家信以及她写成的材料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珍贵的资料。她丈夫罗伯特于1947年去世，而她本人于20年后去世。 霍格的兄弟姐妹都在有生之年看到霍格在中国得到平反，他的墓地也被重建。斯蒂芬，霍格最亲密的兄弟，成为了英国萨里郡福兰杉高地预备学校的一名教师。当他1970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已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了。终年61岁。 霍格最钟爱的姐姐罗斯玛丽寿命最长。她于2007年7月月去世，终年95岁。当我在1986年拜访她时，她满怀热情地对我讲述她弟弟的事。她说仍然清楚地记得她最后一次在英国南安普敦郡的码头见他的情形。那些记忆没有随时间而磨灭，50年以后仍然鲜活如新。 小任一直不断地给她的英国爱人写信，直到1944年下半年她嫁给了八路军军工厂里的一个工人。霍格从不知道她结婚了。她当时是共产党部队中少有的几个前线女游击队员之一，负责操作肩扛式掷弹筒。任参加过许多次战役，与日本人打过仗，也在1945年以后对抗过国民党。“我们当时在河北、湖南和山东省的各地作战。那时到处都是战争和杀戮。”她说。 她和她的丈夫——一位武器技师——有四个孩子，20世纪50年代他们举家搬迁到上海。之后她丈夫在北京被提升为高级轮机工程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资本主义清道夫”。他被革职关押了起来，受尽了折磨。其后又被押送至“劳动改造”营，直到1977年平反以后才被释放。多年的艰苦生活毁了他的健康，而任和孩子们被迫离开上海，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去劳动。 2007年在北京一家安静的餐馆讲述那些伤痛的往事时，她一点都不愤怒，非常平静。“很多人遭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她说。她的丈夫于2002年10月去世了，但她的孩子们活跃在各自的职业领域。我现在写这本书时，任正享受着愉快的退休生活。她独自生活，但她的孩子们把她照料得很好。她对生活的热情，就像她的记忆那样，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消退。 1985年3月我在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了关于乔治．霍格壮丽的一生的故事时，在中国和别处的记忆被唤起。布莱恩．哈兰德教授——一位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2003年他去世之前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当我1945年7月，也就是乔治去世前不久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在想，他就是那种完美的英国年轻人。那是在1945年，别忘了，那一年我们刚刚战争胜利，我们是如此的自豪。乔治是个英俊、高大的年轻人。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他非常坦率。事实上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我觉得他的公立学校的背景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对他后来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接纳了那些孩子，有些当时只有7、8岁，而有些已经是17岁的年轻人了。他挑选了他们。他教他们怎样作为一个团体思考和工作。“同心协力”是他们的座右铭，但这让那些性格差异极大的男孩们真正懂得了团队精神。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他们因为这而崇拜他。当然你在那个时代那样一个腐败、贫穷，随时都面临着危险的中国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那是一个政治气氛浓烈的时代。但我和霍格聊了很长时间的政治，而他对意识形态并不在意。他对于人们应该怎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有更远大的认识。但当你仔细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思想更倾向于约翰·穆勒，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是那种典型的利用自己特殊的教育和背景实现承诺的人。他发挥出了自己每一分才能建起了那个学校，拯救了它，又顶着重重阻力重建了它。当我遇见他时，他堪称人格完满。”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50年在牛津大学逝世，享年58岁。那时，她正处于国际上关于她是否是苏联间谍的论战中心。她的去世和她动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最近一本由鲁思·伯莱丝撰写的学术型传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生》(2004)中，作者坚定地宣称史沫特莱事实上就是苏联问谍。她是唯一一个积极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苏联间谍。 美国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是史沫特莱毕生的朋友。她深切地爱着这位朋友，1949年她这样形容史沫特莱：“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就了大批容易受欺骗的可悲的人，史沫特莱就是其中一个。她的童年充满了磨难，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体验过生活的各种痛苦——但是如果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她就能做得更好了。确实，她在这受到了责难。但她要明白，在其他任何一个她热爱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像麦克阿瑟将军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指控她叛国的话，她早就被送到劳动营或者处死了。”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那个年代各国都在像猎女巫那样到处搜捕那些所谓“被中国迷惑”的人。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的导师杰克·贝尔登也成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对象。贝尔登带着愤怒离开了美国，去巴黎度过了他的流放岁月。1989年他因肺癌于巴黎去世。记者哈尔多·汉森因其为美联社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而被怀疑，1992年在墨西哥逝世，终年80岁。 彼得．弗莱明——曾在汉151出版公司工作过的最著名的英国记者——在二战期间加入掷弹兵近卫团，曾先后在挪威、希腊、缅甸服役，战功卓著。之后他在东南亚司令部担任高级情报人员的职务。战后他退休在英国牛津郡养老，于1971年8月在苏格兰阿盖尔郡参加一个摄影聚会时去世。 凯瑟琳．霍尔于1970年4月在新西兰辞世，享年74岁。她曾经在宋家庄开办了一个传教士诊所，并且在霍格患病期间医治过他。到今天，那里的人们仍然怀念她。镇上最主要的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在学校的操场上树立着她的一座雕像：一手拿着医疗箱，一边站着她的狗。而当地医院是以她最好的朋友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名字命名。 1986年，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设立了一项以乔治·霍格命名的奖学金。 霍格在山丹的第一座坟墓前树立着一块刻有“GAH”和“1915—1945”的石碑。当坟墓在1984年重建时，石碑顶部又加刻了合作社运动“工合”的徽章，下面刻上了霍格最喜爱的几句诗句。这几旬诗歌选自一战期间最著名的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所写的《深入战场》。格伦费尔于1915年5月在比利时的叶普斯附近被杀。那时刚好是乔治·霍格出生3个月后。 生活是光，是热，是色彩 让人为之奋斗，不曾倦怠 死去的人已不再战斗 而会有更多的人为战斗献出生命

致谢 
首先我想感谢以下几位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马克．托马斯，乔治-霍格的侄子。他和他的夫人海伦娜非常热情地带领我去看了他们的家族信件。在我去芬兰拜访他时，他们慷慨地款待了我。霍格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我特别要感谢朱利安〃霍格、瓦内萨〃丁利、吉莉安〃纽厄尔和希拉里〃贾维斯。在北京，肖立志、聂广淳和聂广涵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详细讲述了他们与霍格一起生活时的情形。在我在中国旅行期间，特丽萨黄薇作为译者和研究员为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西安，霍格曾经的学生们和我一起共进了午餐，向我讲述他们校长的故事。我要感谢戚冉梅、刘世忠、于晋忠、杨春林、陈发兴、梁柏然10在山丹，理查德。梅赫德给我提供了山丹镇和培黎学校珍贵的背景资料。 丹〃史密斯是一位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研究员。我还要感谢詹姆士〃桑德士，他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查阅。威妮弗蕾德‘纳尔逊的儿子安德鲁〃亨特在研究与她母亲有关的家族信件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帕姆〃韦瑟利小姐——圣乔治学校的前护士，现在的案卷保管人查阅了上百张橄榄球队的旧照片和好几百份的学校报告。伦敦诺丁山的马丁〃斯卡博士提供了乔治〃霍格的病历，包括关于他最后致死的破伤风的病历。阿比盖尔〃米切尔将参考书目仔细地分了类。雷〃迈克格里格尔、传记作者凯瑟琳〃霍尔以及路易〃艾黎传记的作者安玛丽〃布蕾迪博士认真地阅读了我的研究结果，并向我展示了她们的优秀作品。 在瓦德汉学院我特别要感谢曾经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发展主任杰西卡〃曼尼克斯。她向我提供了乔治〃霍格大学期间的资料。我还要感谢认真阅读了我的手稿的东方学院导师刘涛涛博士，以及学院的档案保管员克利福德〃戴维斯先生。 我在《卫报》工作时的同事约翰〃基廷斯——他也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也阅读了这本书的部分，同时给了我宝贵的建议。莱斯〃辛顿——伦敦国际新闻的执行主席在我写书期间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的私人助理卡罗琳〃约翰斯顿非常耐心地协助我的研究工作，并给我冲了无数杯的茶。我的剧本代理兼朋友琳达〃塞弗特那么多年看着我创作根据乔治〃霍格生平写成的电影剧本，而没有这个剧本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琳达将我介绍给了艾德〃维克多公司的索菲〃希克斯。索菲对这本书的热情让我度过了低谷。哈珀柯林斯公司的理查德〃约翰逊给予了我相当大的帮助。罗伯特〃莱西认真仔细地对原稿进行了编辑，这对终稿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阿曼达，还有尼古拉斯和伊丽莎白。他们在我写作期间忍耐了很多。 感谢以上所有的人，这本书的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