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遗址与神话 
1“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人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夂”，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2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讨伐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入的。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入，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3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浐河东岸约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集会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集会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集会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入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通过列举贫富差距、阶级制度、奴隶存在的可能性，可知原始共产社会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段时间内开始崩溃。私有财产制的时代已经来临。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例夫妻合葬。到私有财产制时代，夫妻合葬会让人联想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故此必然产生财产世袭制度。促使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原因，应在于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工具的发达。前面已提到旋盘的例子，其实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更为精巧的石器、角骨器及贝制品；此外，能够犁地更深、收割农作物更有效的石镰、贝镰等工具也出现了。先民们使用新工具，就可以挖沟掘渠，把黄河水引到更远处，使耕地面积得到飞跃性的扩大。剩余的产品被贮存起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家族，就会把这些产品视作自己的东西，作为财产世袭下去，这是必然的过程。仰韶和龙山都在黄河流域，但在南方也发现了水稻耕作的良渚文化（浙江省）、青莲岗文化（江苏省）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过放射性碳元素法测定，良渚文化距今约4700年，青莲岗文化距今约5400年。黄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母亲。但由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人们对南方文化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私有财产制社会的转变，以及与此同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些5000年前的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南方各文化开始的时期中看到。可以认为，对这个时代的说明，就是中国神话的开始。4中国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现在的《史记》正文中虽有《三皇本纪》，但那是唐朝司马贞的补作。历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神话是“加”上去的，新创造出的神会被安排到更早的时代。在神话时代，各式各样的神“堆”在一起本来就已拥挤不堪，而为了给新出现的神以立足之地，人们在讲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这样，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遥远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1715—1746）和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提醒人们要小心防备早期神话的误导。关于三皇有各种说法。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据“易”将构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进行机械性的生搬硬套。这的确有点牵强附会。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不过，处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占据天位的。燧人氏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此外，还有人将有巢氏也算作三皇，这位有巢氏在树上建了住处，使人类远离了猛兽。伏羲创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制造三十五弦的瑟乐器。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技能，被归结为某个古代圣人的教习，这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表现。据说，接下来的女娲没有改变伏羲的制度，仅创造了一种叫笙篁的乐器。不改变伏羲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夫妻。他们都是人头蛇身，尾巴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吐鲁番古墓覆棺布上画的就是这种造型。二神手持规和矩，故他们也是土地创造之神。神农氏是牛头人身，他砍木制锄，传授给人们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尝百草寻找医药，并教人开市以交换物品。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三皇的造型是人头蛇身或牛头人身，让人觉得可怕。一般认为，人们为了解释从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的用火、居所、渔业、畜牧、医药、音乐、交易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发明的，就创造了三皇的传说。司马迁有意忽略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神话是小伎俩的解释说明吧。《史记》的《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中国人至今称呼自己为“炎黄子孙”，认为黄帝是民族的始祖。黄帝已经不再是人头蛇身这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了，不过传说他和炎帝子孙在阪泉大战的时候，得熊、羆、貔等猛兽相助而获大胜，这又披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神话色彩虽还有存留，但渐渐地，尧和舜开始显示出浓重的历史时代人物的一面。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期，被称为“尧舜之治”。从仰韶晚期到龙山初期这段时间，到处都是像半坡这样的居住地。离半坡150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发现了5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遍地开花的居住地、发达的生产手段、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使得一旦进入父系制社会（强烈的继承意愿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居住地内的伙伴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斗争中出现了个体的联合，发展成了集体对抗。按传说所述，黄帝在阪泉和涿鹿发动了两次大战。第一次的敌人是炎帝子孙，第二次则是蚩尤。各方虽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联合体。黄帝自己也有熊、羆等帮手，但应该理解为以熊、羆为本族图腾的族群。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由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述，很多都是荒唐无稽的。司马迁说自己收录了其中比较能说得过去的史料。黄帝传说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围挖深壕防御猛兽这件事就宣告了安稳生活的乌托邦时代业已结束。前来袭击的不只有猛兽，还有集结了武力的人们。同一住地的人们要么联合起来抵挡强者，要么屈服于暴力，别无他法。大约五千年前，逐渐强大起来的势力都致力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原，这也体现在黄帝传说中。首领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们屈服为止，大统一因此成就。这块黄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黄帝”。5黄帝以武力实现大统一后，接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世”。圣人尧、舜、禹为天子，统治万民。禹还是夏这个世袭王朝的创始人，尧是黄帝的曾孙，把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荐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黄帝传说反映了大统一的历史。尽管如此，大统一也只是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而中原的事务则由首领会议来决定。各部族首领的产生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了，但首领会议的议长极可能还是选举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后世的学者，尤其是儒学者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形态。除了开启世袭的禹，禅让制的中心人物尧和舜被儒学者高度理想化了。撇开这些“理想化”，有种“虚构人物说”认为，尧和舜是后人炮制出来的圣人楷模。前面提到的顾颉刚也对尧舜的存在性提出过质疑。《书经》（《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已被确认是后人追加上去的。去除这部分后，《书经》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尧和舜。虽然有禹，但根本没有提到传说中禹曾是尧和舜的大臣这件事。尧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传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虽然有可能会把它理想化，但他们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传说。我也赞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尧舜存在说”值得怀疑。不过，我们就算否定了尧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传承。传承，是统一这一历史潮流的常规表现，统一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不能忽略传承。已有事实表明，有强力（指武力、智力、统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龙山期这段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居住区，而这个（些）人物，其名为“黄”。大统一是必需的。工具的发达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越过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开拓耕地。之后就要引来黄河或是其支流的水，这可不是光靠一个小团体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划能力。在传承中，黄帝诉诸武力实现了大统一，尧和舜继承了下来，而统一后的大问题就是治水。尧是黄帝的直系，而舜则出身微贱。大统一和治水反映出的问题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比起世袭的首领，更需要有实力的人物。舜以孝行闻名，被尧起用；尧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虽然叫禅让，但也是让给了自己的女婿，或许还是残留了一点母系社会的影子吧。在持“性恶论”的人看来，到了这个信奉实力的时代，舜先是晋升为尧的助手，不久抢了主子的两个女儿，后取尧而代之。在尧为帝王、舜为摄政的时候，据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尽服。那么这“四罪”又是什么呢？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二、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四、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中三苗是一个位于江淮及荆州的政治混乱的部族，而其余三者都是尧的重臣。兜曾推荐过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连带着推荐者也被驱逐。鲧治水失败，被幽闭于东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也不是说不通。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尧的身边接触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么蛮族。中原是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越远离这个中心，文化氛围就越薄弱，最后就是未开化之地。人种是改变不了的，但从文明之地迁到未开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泽。所谓“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蛮”“狄”“戎”“夷”等字，原本是远离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称，而不带有人种性质。“四罪”中的“东夷”鲧，据说他的儿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一般认为，被驱逐到各地的尧的重臣——共工、兜、鲧原本是某个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领。他们率领着部族，向远方迁徙。半坡遗址的墓葬报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遗骨平均身高为169.45厘米，头盖骨计量值比起中国现代北方人更接近于南方人的标准。半坡人可能并没有一直在那里居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移居南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入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6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道九川”，“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

第二章 文字与青铜器 
1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2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3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十五代）沃甲→羌甲（二十六代）庚丁→康丁（二十八代）太丁→文丁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4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

第三章 殷周革命 
1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羌得？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2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取名“弃”。弃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农业。《史记·周本纪》说——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尧舜的时代，弃被任命为后稷。这个传说也同样反映出周是农业团体。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废除了农务官，后稷的儿子失去了官职，就进入了戎狄的地界。从此之后，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间。周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离中原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然而要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强调自己和中原的关联。原本在尧舜的时候就是农务长官的传说，很可能是周在变得繁盛之后创造出来的。建国的神话中有浓厚的说明要素。在中原民众眼中，戎和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部族。为什么说周处在戎狄的中间呢？难道周不是戎狄吗？对此说“不是”的，就是建国神话。它强调周原本在中原，只不过在失去官职后才转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这么认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优秀的领导出现，于是脱离了未开化阶段。在古公亶父任首领的时代，薰育（部族名，据说是后来的匈奴）和戎狄前来向周索要财物，古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他们又来索要土地和人口，愤怒的民众想拼命，但古公不愿让这些父亲和儿子去送死，于是整族迁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们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随而来。不仅是本族，邻近的人们也大量投奔过来了。《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就这样，周的首领被推举成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参加的部族要么离戎狄很近，要么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开化的生活方式教给了他们。根据考古学调查，殷代势力达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对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却没有像殷墟大墓那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出现，文化也没有达到殷那样的高度。换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成分，却没有采纳殷文化颓废的一面。虽然说没采纳是因为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周总算也拥有了文明，开始以踏实肯干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现在西方。周的神话所要强调的是，农业立国，厌恶战争，持续让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殷只是意识到了远在西方的周的实力，但似乎也并没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东方，派遣一批又一批军队去讨伐淮水和海岸之间的人方国。东方有财货，“财”和“货”，还有“寶”（宝），都通过“贝”来表意，而“贝”是海物。子安贝是当时的宝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贝出土，同时还有鲸骨，这正是远征东方的战利品。而西方是农业地带，殷认为出兵西方不会有多少收获。殷最后的王叫纣，史书如《史记·殷本纪》等都把他写成一个暴君的样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后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认为是因爱美女而丢了国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纣喜爱的美女叫妲己，连两个名字都很相似。殷纣王宠爱妲己，为她建造鹿台的楼阁，在那里聚集财宝，于沙丘离宫中极尽酒池肉林之享乐。他蔑视神和祖先之灵，赶走贤臣微子启和箕子，还杀害了比干。殷纣王为了取悦妲己，让她开眼界，还大肆施行残忍的炮烙之刑——铜柱上涂抹膏油，下焚烈火，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走过，掉下去就会被烧死。鄂侯因劝谏此事而被杀，听到鄂侯死讯的西伯昌叹声哀悼，被人告发，因此被纣囚于羑里的监狱。周人很担心，献上美女和财宝，才使西伯终得释放。这简直和夏桀囚殷汤于夏台后又释放一模一样，太像是复制的情节，这甚至成了“殷王朝虚构说”的依据。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伤和诽谤。上台的王朝为了坐实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实，就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对方身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发挥到极致，最终出现的情形都差不多。暂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么愿意提起东征。虽说纣是个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时用作牺牲的奴隶数量比起前代已有显著的减少。有可能是认为与其杀害奴隶，不如役使他们劳动、增加生产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从各方面来考虑，纣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3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4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旧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师”。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至于给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动辄几百头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记录中只有数头。民谣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传颂活着的喜悦和对生命的爱惜。通过可怖的巫师们进行交流、看不见摸不着、充斥了这个世界的神灵们都离开了，人们唱起了人类的歌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神灵的时代转变成了人类的时代。尽管是同一种族，神灵时代的人属于高度的感觉主义，而人文时代的人就变得现实主义。在青铜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殷周同种族异体制这一说法更为妥当，而这也应该是古代学在今后发展中要重视的问题。

第四章 封建之世 
1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奭，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奭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奭被封于燕（河北省）。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有狱。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2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枯骨死草，焉知吉凶。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一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3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国人谤王。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共伯和，干王位。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4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夏末有妹喜，殷末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宫，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则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

第五章 从春秋到战国 
1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天王狩于河阳。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2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铁易过脆的缺点得以克服。这段时期相当于吴越崛起的时代，我同意这种看法。鲁迅（1881—1936）的《故事新编》中有篇关于名剑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的父亲是干将，母亲是莫邪，两人都是春秋晚期吴国著名的铸匠。此外，还有鱼肠剑、纯钧剑、太阿剑等其他同时代的名剑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发生的舞台都在吴、越、楚。越王勾践用过的名剑曾在日本展出过，在留给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锋锐的名剑。“矛盾”这个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卖矛和盾的商人，宣称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挡住所有矛的进攻，但在被人们追问其中“矛盾”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韩非子》，而商人却是楚人，于是我们就得知楚是锋锐、坚硬武器的产地。如前文所述，《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有十四个栏。最上栏的周是王室，不是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个诸侯的国名。那么是司马迁弄错了吗？他不可能弄错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不认可这十三国中的一国为诸侯。因他没有做任何说明，所以，会不会是擅自称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诸侯会盟，跟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司马迁否定的诸侯是吴的说法更有力。吴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样是南方新兴国的越，消灭了吴王夫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但司马迁却没有因此给越设栏位。陈、蔡、曹等虽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国，但一直没有影响天下大势的能力，却都各自获得了一栏，所以有更多记事的越理应也有一栏才对，但司马迁却没这么做。他大概是认定越专门和吴争斗，让越在吴一栏里登场就已足够了。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太公望的封地齐成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前645）。桓公死后齐仍然是个地方上的大国，但因家族内乱频繁而丧失了活力。晋是继齐之后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实际上，以山西省为大本营的晋也是自身旁系变强后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为诸侯的。晋吞并了邻近几个小国，到文公的时候终于成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权，如前文所述，召唤周襄王到河阳，能获得这样的实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时候的体验所赐。晋文公的功绩是，针对南方异类的楚国北上围宋，联合齐、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东省）大破楚军。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舍”是一天的行军距离，约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后退36公里。据说城濮之战中，晋军果然退避三舍。这次被打败的楚成王之孙楚庄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国都洛阳附近的洛水东岸击败了陆浑的戎族，因而一举扬名。因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动乱，周王室也派侍从前来犒赏，为首的是一名叫王孙满的大夫。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祖传的九鼎有多重。传说九鼎作为帝德的象征，从舜开始，经夏、殷、周传了下来。若要解释其中含义，询问九鼎的重量，就是因为想把它运回楚国才有此问。“问鼎轻重”的典故就出于此，用来喻指图谋夺取政权的言行。王孙满答道——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这是做不到的。楚庄王对此回复说——子，无阻九鼎！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啊！别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还不是照样破落。我们楚国戟头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和上面三个霸主相并列的还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人。吴越是夙敌。吴领有以现今苏州为中心的江苏省，越以浙江省会稽（绍兴）为大本营。两国因为接壤，经常爆发战争。吴王阖闾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因伤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兴兵复仇，攻打越国，包围了会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吴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装作异常恭顺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会稽之耻”，后来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吴越在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3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4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诸子百家。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古之遗爱也。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不如修德。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5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孔子贫且贱。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

第六章 统一之路 
1孔子的思想称为“儒”。后来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建立起学术体系，并称为“孔孟”。在中国如果提起“孔孟”，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老庄”。无法考证老子究竟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然而《论语》中老子并未登场，直到后来的《孟子》也没有提到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极为含糊地说“莫知其所终”。《老子》又称《道德经》，被认为是他的著作，战国中期以后所著的说法非常有力。老子本名李耳，字聃，楚人。据《史记》，他是辈分略长于孔子的同时代人。其思想尊崇“无为”，这与重礼乐即“人为”的孔子思想是对立的。《论语·微子》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楚国一个叫接舆的人，在孔子面前边唱边走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是虚构的鸟，据说会在太平时出现，乱世中隐匿。这个人把孔子比作凤，还说，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但你还有未来，不要白白送死。停下来吧！陷身于如今的政治中太危险了……孔子听到这首歌，正想和这名男子交谈，但对方迅速离去。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有人批评孔子，说他从礼乐出发的政治活动没有用。特别是在楚国，这种情形很多。可能是尊崇无为自然观点的人们创造出老子这个人物作为自己的思想始祖。暂且不论老子是否存在过，《老子》（《道德经》）中所述思想有众多的共鸣者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孔子的“仁”相对，老子主张“道”的观念。所谓“道”指的是遥不可及、不可知的事物，同时也是万物的根源。它被形容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观点上接近于虚无思想。不过，“无为自然”强调人可以安稳度世，其实也并未否定功利性的处世方法。它否定了人为，不认可文化，而将原始生活描绘成了理想之乡。与孔子的现实主义相比，老子可以说是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孔子所编各地的民谣《诗经》三百余篇中收录了民众朴素、现实的声音。而在老子的故乡楚，则诞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们所作的高蹈、奇幻的《楚辞》。有人把中国人的精神比成是由“孔孟”和“老庄”这两根绳索互相缠绕的产物，也有外观表现为“孔孟”而内里却是“老庄”的说法。老庄思想的“道”非常深奥，而称为“道教”的宗教团体的产生则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老子和庄子都没想过要建立起什么组织。既然尊崇无为自然的思想，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建立集团、组织等人为的行动。庄子的本名是庄周，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他是魏惠王（前370年即位）或是齐宣王（前320年即位）时候的人，所以和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他的著作《庄子》描述了悟“道”之人的大自由，在哲学层面上论述了“道”就是不断地生成和流转，理想是跟随大自然的变动享受自由，也就是达到“游”的境界。若当世动荡不安，中国进入乱世后，人们就会被老庄思想所吸引。组织了最强固思想集体的当属墨子。墨子本名墨翟，最初学儒。据说出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正是孔子死去的时候。不久他脱离了儒家，建立了另外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宗教氛围最为浓厚。他们信仰上天，还主张天下万物平等而不问长幼贵贱。儒家的“仁”也是一种爱，但这是把对父母、家族的爱延及到他人的一种差别之爱，故此遭到墨家的批评。墨家强调无差别爱，称之为“兼爱”。墨家还倡导“尚贤”，尊崇贤者的意思，说的正是才能主义，主张不管出身或阶级如何，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授予天子、诸侯、宰相等地位，他们也必须尊奉上天的意志，勤劳工作。墨子重视的除了“兼爱”、“尚贤”外，还有“非攻”，这正是否定战争的观点。把攻击视为非，而受到攻击后的反击则是被允许的。如果有国家遭到攻击，墨家就会集体前去援助防卫。据说楚将要攻宋时，墨子的三百弟子赴宋协助防卫，而墨子亲自去了楚国，劝说他们不要发动攻击。墨子死后，墨家势力依然强盛，在思想界和儒家分庭抗礼。墨家因援助防卫，所以并不只是一个思想集体，还是技术能人的集体。他们建造防御的城墙，并制造橹等工具打击侵略军。墨是人的姓，但也有种说法认为，墨是木工的必备工具，于是有人推测墨子原本是栋梁之材的建筑家。《墨子》中可以看到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记述，可以说这在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2司马迁在《史记》的年表中，列了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实际上是十三个），对战国时代则给出了《六国年表》。虽称作六国，但有除周王室以外的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故也称为战国七雄。而在最后，秦消灭了其他六国。处于表的末尾的秦成了握有天下的国家，所以不被计算在内，这就是称之为《六国年表》的原因。战国时代除七雄外，初期还有郑、越、鲁等其他小国存在，但这些小国都慢慢落伍而被吞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讨伐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荀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荀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3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族如果没有功劳，就再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商鞅的第二次改革甚至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非常地不人道。不过，生产发展了，战争中的秦也变得强大起来，并成功从魏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秦一跃成为一流国家，正是拜商鞅这套高压的统治主义所赐。商鞅之所以能放开手脚采取各种手段，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绝对信任。秦孝公于在位第二十四年（前338）死去，随后商鞅立刻垮台。因他制定的法律而遭殃的人数不胜数。即位的惠文君也是如此，自己的随从被商鞅处以刑罚。这位受割鼻之刑、八年未曾外出的公子虔，诬告“商君欲反”，想置其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商鞅开始逃亡，但他甚至无法在旅店过夜。根据他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留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旅店的老板就要受处罚。他一度在魏亡命，魏也是受到商鞅攻打过的国家，所以就把他送还给秦了。商鞅走投无路而起兵，最终被车裂而死。杀死商鞅的惠文君在即位十三年时称王，就是秦惠文王。齐威王和魏惠王已经在九年前就称王了。韩也在不久之后效法秦，称王号。谁也不必再对周王室有所顾忌了。秦虽杀了商鞅，但依然沿用了他的政策，没有改变统制国家的性质。拥有广阔的腹地是秦的一大优势。西方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开拓，被称为“天府”的富饶的蜀（四川），之后也被秦收入囊中。分家义务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执行，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地利。说到地利，楚也有同样的优势。南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江南亦很富饶。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4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和苏秦。苏秦取“合纵”之策，指的是为应对超级大国秦，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张仪的做法是，秦和六国中的每一国缔结和亲条约，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因为联合是横向的，故称为“连衡”（或为“连横”）之策。因此，谋划“合纵”和“连横”，四处奔走致力于外交与谋略的人被叫做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有其他拼命来回奔走游说的二三流纵横家。这种现象是在秦成为超级大国后出现的。合纵是对秦的防波堤。苏秦一手促成了合纵的成立，据说他身兼六国宰相。与此相对地，张仪的分化手段也很辛辣。在鬼谷子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张仪始终成绩优于苏秦。然而因为苏秦的合纵，秦在十五年间无法向函谷关以东发兵。强烈的自尊心使张仪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全力以赴破坏合纵就在意料之中。六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楚，接下来是齐。张仪收买楚的大臣，扶植亲秦派，成功使合纵派尤其是主张和齐同盟的一派没落失势。亲齐派的屈原被流放，后投身于汨罗江。为了使楚亲秦，张仪许诺说，要割让秦的领土给楚国。不过，楚和齐绝交后，秦看到两国若想重新修复关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撕毁了约定。之后出于复杂的缘由，楚怀王亲自出武关，前往秦谈判，被秦逼迫割让领土，他严词拒绝，于是被扣留在秦。怀王在秦国的土地上思乡不已，在焦思中死去。能使楚大伤元气，可以说秦的统一天下大业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这个功劳也不只是张仪破坏合纵得来的。秦依从司马错的意见，向蜀进兵，得到了四川的土地，这也使楚丧失了战意。秦得到了从长江上游攻楚的据点。张仪建议，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应该首先消灭空有名分的周王室。司马错对此表示反对，主张应先伐蜀。司马错的意见最后得到了采纳。——我国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让人民富裕起来是当务之急。这是司马错的观点。虽然在张仪的辉煌遮掩之下不易察觉，但和破坏合纵相比，得蜀才是秦强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大量秦人移居到了人口稀少的蜀地，分家义务的法律必然会极大地推进移民工作的开展。秦的生活水平、经济力量必定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说到战国时代，容易给人一种七雄严密封锁边境、互相争斗的印象。实际上纵横家就穿梭于各国游说，殷遗民开创的商业也是越过边境进行的。各国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对商人带来的各种物资都很感兴趣，所以也给予他们方便。来往于各国的商人中，有一个叫吕不韦的人物。他通晓各国的情况，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他在赵的国都邯郸见到了秦送去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说——此奇货可居。“奇货”意思就是淘到的宝贝。因为现在很便宜，于是准备买下并囤起来。战国时代的交换人质是家常便饭。两国如果要做什么协定，就马上交换人质。像秦这样的强国，尽管说是人质，选择的也是在王族中不怎么重要的人。子楚虽然是秦昭王的孙子，却只是昭王次子安国君所生二十几个儿子中的一个。然而，此时秦的太子死了，次子安国君继兄长之后成为太子。于是，子楚就成了太子的儿子，所以他虽然在赵当人质，但在秦宫廷内的地位有了少许提高。虽说是太子的儿子，他还有二十多个兄弟即对手。不过太子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嫡子。太子妃华阳夫人为了确保自己将来的皇后、皇太后的地位，就必须有个养子。当然要从丈夫的儿子中挑选，子楚也有这个机会。虽然现在是个不幸的人质，但谁又敢说将来他就不会是秦王呢？所以吕不韦才称他是奇货——一笔划算的买卖。吕不韦对子楚做了大量投资。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终于成功地使子楚成了她的养子。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但唯一的差错就是子楚爱上了吕不韦的爱妾。——把那个女人给我。听到这个要求，吕不韦没有拒绝。这是号称邯郸第一舞伎的绝世美女，因此子楚对她的渴求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现在就拒绝了，以前辛辛苦苦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于是吕不韦不得已，就把她给了子楚。不过，据说此时她已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至少《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么写的。生下的儿子起名叫政——这正是后来的秦始皇。秦昭王死后，赵送还了子楚和他的妻儿。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位，称为秦孝文王。不过这个孝文王在父亲昭王死后一年就随之而去了。华阳夫人的养子子楚即位，真的是个“奇货”。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之后庄襄王也在在位第三年时死去。不言自明，刚满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商人吕不韦任相国，被秦王称为“仲父”。这来自齐桓公对名宰相管仲的称呼，意思是“等同父亲的人”，也可以说仲父就是实际的摄政。关于秦始皇的出生，前面所提的秘密究竟是不是事实已无从知晓。只不过他母亲曾是吕不韦的侧室，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吕不韦号称有食客三千，家童一万，过着空前奢华的生活。据说他还和已成为秦国太后、曾经的侧室还有所来往。但是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吕不韦把一个叫嫪毐的精力旺盛的人推荐给她，以顶替自己。据说太后是个离了男人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女人，可能吕不韦对她已无法应对了吧。秦国在始皇帝即位的时候，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余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已经开启。统一天下并不仅靠始皇帝一人之力，而是日积月累的，从商鞅改革算起已过百年。

第七章 土崩瓦解 
1夏、殷、周在中国被称为“三代”，这三个世袭王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之主。不过，一般认为，三者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如前所述，甚至在江南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出土，于是人们从中得知周的势力范围出乎意料的广阔。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封侯的铭文，所以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就是周直接统治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王室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王室以封建制度委托王族和功臣来统治地方。封建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既推进垦殖，也发动战争。春秋诸侯、战国七雄统治的土地，基本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地域名，这里被称为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换言之，如今所说的中国是因为秦而诞生的。先秦（用来称呼秦以前的时代）的文献中频现“中国”的字眼，意思是“国之中央”。秦以后的诗文中，很多情形下中国并不指代整个国家，而是国家的中央部分或者国都。《史记》在顺叙秦的世系时，时而中国，时而夷狄，其中的意思应该理解为秦的先祖时常被召到中央。“中国”这个词并非“国之中央”的意思，而是指“中央之国”。因为有了秦的统一天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用“秦”指“中央之国”。“秦”字的发音是chin，现在的印度语和波斯语仍然把中国称作chin。英语的china也来源于“秦”更不用说了。题外话，china后来有了中国特产陶瓷器的意思。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正值战国诸侯开始称王的时候，相当于秦国商鞅下台的时期。在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欧洲，历史的主角和舞台正从希腊转向罗马。对罗马来说，为更多人所知晓的是东方的产品而非东方的国名。这产品正是丝绸。丝绸也出现在甲骨文中，写成现代的字形就是“丝”，现代汉语的发音是si，估计古代也应是差不多的发音。罗马人都知道，用令人惊奇的纤维制成的si的产地在东方。拉丁语中表示中国的ceres或celica，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si为语源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英语的silk属于同语系，无须多说。话题重新回到秦始皇。在他十三岁即位的时候，他的秦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于即将实现统一天下梦想的秦，当时的人们有两种看法。赵被秦攻打的时候，齐人鲁仲连说服魏国客将新垣衍向赵派去援军，秦军因此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送还了当人质的少年始皇帝。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鲁仲连在对新垣衍的陈述中，把秦说成是一个不知礼仪、崇尚首功（战场上斩首的功绩）的国家。他还说，秦以强权役使士，像压榨奴隶一样压榨人民，如果要自己成为秦民，宁可跳东海而亡。在齐国文化人鲁仲连眼里，秦是一个野蛮的、只在战争中才算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如果让持性恶说的荀子来评价，他会赞扬秦国的风俗：百姓淳朴，敬畏官员，故而顺从；政府里的官员严肃、恭俭、敦敬、忠信、有礼貌，还不拉帮结派。百姓顺从以及官员服务态度良好的原因在于法律的严酷。人类天性本恶，所以必须要以法律来约束。从荀子的这种看法出发，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个集权主义的法律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始皇帝一手打造的。自商鞅铺设国家运行轨道以来，到始皇帝这一代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正在实施的郑国渠灌溉工程以及李冰在蜀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始皇帝所继承的庞大遗产。百年的岁月里，秦变成了与其他六国性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始皇帝是应运而生的人物。秦虽然完成了天下的统一，但历史昭示，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大崩溃。即便花上百年的时间，集权主义性质的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缺陷，连始皇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以说最清楚秦国缺陷的就是褒秦的荀子。儒家的荀子认为秦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王道，理由就是“无儒”。这里说的儒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荀子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他指出，如果秦能把儒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中纯粹地反映出来，就可以称其实现了王道。如果政治只是以驳杂的形态反映了儒，最多也就是个霸主。如果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而施行政治，那就只有灭亡一途。必须承认这个预言实际上完全说中了。2可以说始皇帝是强秦性格的化身。有利的一点是秦可以为所欲为，而丝毫没有公平和人情的余地。二十四岁时他清除了相国同时也是仲父的吕不韦。在诛杀了和太后有不伦之恋的嫪毐后，首先就罢免了推荐这个妖人入宫的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转移到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然而，做了十几年的摄政、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即使被逐到封地，登门拜访之客还是络绎不绝。不久始皇帝又发布处理决定，令吕不韦迁至蜀。这一次始皇帝给吕不韦送去的亲笔信被《史记·吕不韦列传》引用，内容如下：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始皇帝并非是头脑发热，可能从十三岁即位开始，就已经在计划着完全掌握王权。从嫪毐大案到吕不韦自杀的三年内，他冷静地计算，逐个击破，最终达到了目的。既然秦国有这样的独裁人物，那么当时的六国再怎么合纵，也逃脱不了对方的毒牙。不管怎么说，始皇帝在父亲为人质的时候生于赵国，从年幼不懂事开始，就过着逃亡的生活。秦昭王丝毫不顾当人质的孙子和曾孙，派军队包围了赵国邯郸城。吕不韦花六百斤黄金买通了监视的官员，好歹把子楚救回秦国阵地。留下来的子楚妻儿当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吕不韦也有自己的考虑：始皇帝的母亲自幼在邯郸长大，对所有事情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秦昭王死后子楚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始皇帝和他的母亲终于回到了秦国。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秦向与其接壤的韩出兵后，韩把一个叫公子非的使者送给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荀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荀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罪名诛杀之。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3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基于法家思想的政治要求，还要废止封建制而施行郡县制。也曾有人进言，在远离国都的地方封皇族为王。而李斯主张强行推进郡县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全国被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朝廷派遣，一纸调令就可调到任何地方。当然世袭之类是不能容忍的。中央也就是朝廷的指示会被传达到全国的所有角落。继统一国土后，秦又在所有领域推行统一。这应该算是始皇帝的功绩。各国略有不同的字体都被统一为秦国小篆；各地有差别的度量衡也被统一；全国的车轮间距离被命令必须一致。当时的道路上因为辙较深，显现出轨道的形状，车轮就在其中疾驰。各国的轨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防御外国战车的进攻，至此已经被认为是没必要了。文字和轨的统一被称为“书同文，车同轨”。继军事上的统一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也开始实施。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4秦始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清除掉吕不韦，而在统一天下后，他的办事节奏让人感觉一下子快了许多。提起万里长城，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实际上长城是战国时代诸侯在各自国界要地所筑的城墙。因为天下已经统一，所以始皇帝就拆除了这些城墙。齐长城围山东半岛而建，楚长城则依汉水到汝水而建。天下统一后，这些城墙就成了无用之物，还妨害了交通。只是北方的长城还不能拆除。究其原因，从战国晚期直到秦汉，匈奴俊杰辈出，北方塞外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秦始皇连接起燕、赵和秦自身在北方修筑的长城，并予以加固、加强。《史记·蒙恬列传》介绍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记述说将军蒙恬率领了三十万役众，这是依法强制召集的役众。民众如果抗法，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商鞅开创的秦国法家政治在李斯手中变得更加严酷。长城的建造引人瞩目，而拆除国内长城的时候也强征了很多人。始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这项工程从全国征用民夫。此外还开始营造叫做阿房宫的巨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营造骊山陵和阿房宫，共动员了七十多万囚徒。囚徒的数量确实显得过多。派遣至郡县的官员是依法家思想来管理行政的。对他们业绩的考核，是看是不是施行了更多、更严厉的法律，结果出现大量囚徒。囚徒数量多被认为是郡县官吏有能力的表现。于是，嗟怨遍布天下，但这样的声音也被法律压制住了。始皇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仪式。在泰山封禅的只能是圣天子，秦始皇自然深信自己有这个资格。尔后他开始巡历天下，亲自检阅自己的江山，在各地立碑称颂自己的伟业。队伍浩浩荡荡，给人们以威慑。使人民敬畏就是巡历各地的目的之一。虽然是所谓天下的人民，但大部分还是被灭六国的遗民。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赵军曾经投降，但将军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杀害。因为有降兵叛乱的前例，所以对这四十五万降兵说杀就杀了。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何止百万。至于被秦灭国的六国王族、公族、相国、将军等，对秦肯定也有极深的仇恨。后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军师张良，据说出身于韩国世袭相国家族。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寻访暗杀始皇帝的勇士，找到了一名能远投一百二十斤铁槌的大力士。在河南博浪沙的山里，这个力士将铁锤投向始皇帝的车，但偏差了一点点，最后击毁了副车。秦虽然展开了十天严密的大搜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犯人。得到天下的始皇帝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据说那些神秘的方士们把这种药当饭吃。他们骗始皇帝说，只要给钱，你就能得到长生不死的药。但药的交付不能老是拖延下去，所以方士们只有趁夜色逃跑一途，方士侯公和卢生的就这样逃亡了。此时始皇帝也受到了责难。对皇帝的批评是不可原谅的。正因如此，连谥法也被始皇帝废除了。始皇帝对可能“诽谤”过自己的学者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批评法家政治的，不用说就是儒家系统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调查，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经过，但记载说犯禁者有四百六十多人。早一年，秦应李斯进言，实行了“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李斯的进言，内容是：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医药和其他实用书以外，百家的书全要焚毁，特别是言及诗、书的。可见其主要目标是儒家。和政治没多大关系的老庄，对法家的李斯来说不算多大的威胁，而积极倡导以古代周公的精神推行政治的儒家才是最应防范的敌手。除了言及诗、书，进言中特别强调了“以古非今者”，这一点值得关注。李斯的进言是赤裸裸的言论弹压，历史上称为“焚书”。仅仅焚书也不能让始皇帝安心，于是以方士逃亡案件为托词，逮捕了划为可疑分子的四百六十多名儒者，在国都咸阳全部坑杀。焚书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三十五年（前212），总称为“焚书坑儒”。不得不说这就是秦的晚期症状。5焚书坑儒后，始皇帝将长子扶苏送往北方，责令他监督将军蒙恬。据《史记》记载，扶苏因劝谏焚书坑儒，始皇帝惩罚性地让他远离朝廷。不过，如果说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人事调动，其中也有疑点。在长城一线，蒙恬率众共三十万。前文已述，当时的匈奴正迎来兴隆时期，变成了极大的势力。此外被灭的六国遗臣的怨恨还未消尽。如果蒙恬和匈奴、六国残余势力纠合起来进攻咸阳，秦是无力抵御的。但奇怪的是始皇帝为了扬威，经常巡游天下而不在国都咸阳。这样看来，始皇帝是把长子送到了最重要的地方。坑儒两年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巡游东方的归途中死于沙丘（河北省），据说年满四十九岁。巡游的一行人中，有宰相李斯、始皇帝末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宦官赵高随行。始皇帝在得病后，写了一封给长子的玺书，内容是回到咸阳后替我主持大葬，这正是对接班人的指名。然而，赵高和李斯、胡亥三人共谋篡改了玺书——至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么写的。这件事情只有三人知道，而三人后来全部被杀。那么为何玺书被篡改一事能被他人所知呢？历史总会时不时出现这样的疑问。不过三人有过共谋，基本上不会错。在秦国，传位于长子基本上已是原则。始皇帝的祖父安国君虽是次子，但他是在兄长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的父亲子楚虽是华阳夫人的养子，但也是在异母兄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当然是长子。这样看来，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的长子扶苏成为二世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在巡游中随行的胡亥是末子，是个愚蠢的人物。宦官赵高是他的老师，所以在胡亥即位后他就可以掌握大权。法家宰相李斯也是个野心家。长子扶苏除了英明，从劝谏焚书坑儒可以看出他还偏好儒家，至少应该是反对法家政治的。而愚笨的胡亥则容易控制。所以如果英明的扶苏即位，李斯就有失势的可能。虽是密室中的事情，玺书的篡改却是事实。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结果导致三十万民众向南散去，英豪冒顿单于（单于在匈奴语言中的意思是首领）率领的匈奴军进入了曾由蒙恬驻守的鄂尔多斯。关于匈奴有多种说法，他们的人种体格更接近于欧洲人种而非现代蒙古族，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过去东胡和月氏很强，匈奴有段时期被夹在东西两个强国之间苦不堪言。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匈奴中出现俊杰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派遣扶苏北上是他对策中的一环。如果杀了有三十万民众的蒙恬和扶苏，显而易见匈奴将会南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玺书的伪造基本上不会有错。必须说，秦在大统一后紧接着大崩溃，这是必然的。应当看到，秦在大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播撒了大崩溃的种子。始皇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死亡是在公元前210年，接着秦帝国的灭亡是约四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夺取天下十几年后就灭亡了，其分崩离析速度之快，真的令人震惊不已。拥立二世皇帝胡亥的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此前他还杀了同门的韩非。这是个要杀尽所有对手、冷酷无情的人物。始皇帝除了胡亥和已死的扶苏外，还有很多子女。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然而，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老师赵高，他也是知晓并参与密室阴谋的人，所以对李斯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对手。可能二者都想收拾掉对方，但李斯并不把宦官出身、身份低贱的赵高放在心上。在抢先处死二世皇帝对手的同时，赵高以二世皇帝的名义逮捕了李斯，并予以处死。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从李斯的所作所为来分析，谁都会有这种看法。李斯就因为这次大意，眨眼间就被人从世间抹去了。在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争斗中，李斯最终还是失败了。6始皇帝死去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兵。他们并不是秦所担忧的六国遗民中的实力派，而只是所谓长工农夫的低级阶层。他们是被征用为渔阳（今北京）守备军的兵卒。两人是屯长但不是指挥官，轮流负责照顾、管理同行的兵卒，说成当值更为贴切。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渔阳，然而在途中因大雨阻挡而无法前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期限了。关于秦“法”之严，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迟到就是死刑。反正是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发起暴动，如果成功还可以出人头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的话。他激励兵卒们，所谓王侯或将军、宰相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也能做。起兵完全没有计划，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下雨导致道路无法行走，故此不能赶上期限。不过，造反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集结了六七百辆战车，千余骑兵，数万兵卒，攻占了陈城。这座大城曾做过楚国三十七年的国都。陈胜自称陈王，而吴广称假王（副王）。陈城中有叫武臣、张耳、陈余、周文的人物，其中张耳是天下知名的名士，秦统一后他隐匿身份。据说始皇帝曾以千金悬赏寻找，对陈余的悬赏是张耳的一半，即五百金。始皇帝死后，这些人在造反起事时纷纷出现。于是在长工农夫为主体的造反军中，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加了进来。人数是增长了，但所有人堆在一块反而缺乏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同志的情谊。如果说唯一的共识，那就是反秦的感情。他们都是在秦代最命苦的楚人。被陈王任命为将军的周文，率千辆战车及数十万兵士直指函谷关，但秦朝将军章邯指挥的囚徒军击溃了这支造反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武臣、张耳、陈余也应陈王的命令北上，将赵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因为也是为秦所灭，所以没有抵抗。陈王命令他们从赵攻击秦，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要进攻西方的秦，就必须要做好恶战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目光投向同样为秦所灭、处于东方的燕，没多久就起了内讧，西征也就此搁置。吴广因过于傲慢，被将军田藏所杀，而自称赵王的武臣也因零星小事被人杀害。章邯取得函谷关大胜后，乘势逼近陈城。陈王陈胜被自己的驾车侍者杀死，他在王位上待了仅仅六个月。尽管陈胜、吴广都死了，他们所引发的起义风潮却未能被镇压下来，造反已经遍及全国。这时，项羽和刘邦登场了。后面将会讲述汉高祖刘邦。不过仅就此时而言，造反的主导者还是项羽。项梁在距离陈城相当远的浙江会稽起兵，他父亲项燕在对秦战争中阵亡。起兵的时候，项梁杀了秦任命的会稽郡守殷通，而砍掉殷通脑袋的就是他的侄子项羽。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就算楚衰亡到只剩下三户人家，如果秦被消灭，那么灭秦者也一定是楚人。在对秦敌忾之心如此强烈的楚人中，项氏是武将中的名门，知名度要远远高出陈胜和吴广许多。此时，陈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各地。当时满布天下的造反军都有呼应陈胜的意识。既然失去了造反的核心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找新的中心。而最合适的中心，不言而喻就是项梁。在项梁身边出现了一位叫范增的老人，他说陈胜的失败在于自立，应该把楚的王族子孙立为王才对。于是项梁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叫心的牧羊人，因是楚怀王之孙，于是立他为王。这个人正是反秦运动的象征。项梁奉楚王，在薛召集各路造反将领，其中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参加集会的人里面就有刘邦。时间是陈胜死去半年后，即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六月。李斯被处死是在第二年七月，同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造反军。在这场战斗中项梁身死，于是楚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梁的外甥项羽为次将，继任项梁的职位。不久项羽杀死宋义，成为造反军事实上的核心。此时秦将章邯正在攻赵。项羽前去救援，在巨鹿击败了章邯。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他在出征时听到李斯被处死，觉得如果胜了，就必然会招来赵高的嫉恨而落个被杀的下场。自函谷关一战以来，一直连战连胜的章邯也在巨鹿一败后决定听天由命。严酷的法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会把人逼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不管是谁，如果知道会被严罚，肯定会想方设法摆脱制裁。不过，项羽突袭了投降的二十万秦军，并在新安城南把他们全部坑杀。但他没有杀章邯等几名高级军人，准备让他们做攻秦的道路向导。越来越多的造反军加入到讨灭秦的队伍中来了。但被拥立的楚王——被称为义帝——当着众将领的面作了一个约定：先定关中者王之。郡县制的脆弱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楚王和造反各将领都考虑恢复封建制。不言而喻，谁都想成为肥沃土地上的王。自然，成为天下之主的秦所倾力开发的关中土地——包括咸阳在内的辽阔土地是最好的。这一次，赵高把大祸归罪于二世皇帝胡亥，强迫他自杀，然后拥立在北方含冤而死的扶苏之子子婴。因无皇帝之实，此时的称号被恢复成诸侯时代的秦王。赵高打算操纵子婴，却反被其所杀，父族、母族、妻族被尽数杀死。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造反军出现在灞水河畔，但不是开赴函谷关的项羽，而是破武关的刘邦军的身影。子婴以白马牵白木车，坐在上面，脖子上挂着辫绳，向刘邦投降。据说这种仪式是诸侯投降时的惯例。时间是子婴元年（前206）十二月。

第八章 汉风起兮 
1刘邦是沛县（江苏省）人。和项羽不同，他出身庶民，父母之名不详。对这位大汉王朝的创始人，成书于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只提到其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而这并非人名。在中国同姓不可结婚，妻子在婚后也不换姓。刘邦似乎是随母姓的，可能是双亲并未正式结婚，或者是父亲入赘的情形。——好酒及色。即便是身为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这样如实地描写刘邦，无意隐瞒他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件事。但刘邦性格坦率，乐于助人，被任命为泗水（江苏省）的亭长。在秦代制度中，所谓亭是指每十里所设的机构。有“十亭一乡”的说法，所以亭是最小的政府部门。小官刘邦被命令率领民伕前往骊山（陕西省）始皇帝陵的建造营，但途中有一两个民伕逃跑了。始皇帝对自己的陵墓煞费苦心，尤其为了防盗掘而设置了不计其数的机关。根据这个传言，知晓陵墓秘密的民伕在竣工后必定被赶尽杀绝。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民伕因为害怕而逃走了。而如果不能带来规定的人数，领头者也要被依法处决，所以刘邦也成了逃亡者，躲了起来。全国各地必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类逃亡者。他们为了自卫而结成了团体，并且尽可能地藏身于出身地的附近。他们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只应获得同情而不应被怨恨，所以受到了亲戚友人们的秘密帮助。陈胜、吴广起兵时，逃亡者们纷纷起事以呼应他们。刘邦在故乡沛县附近逃亡的时候，从大泽乡（安徽省）传来了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沛县县令自然是中央派遣来的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各地郡守和县令被拿来祭旗的消息不绝于耳，于是这位县令决定应声造反。书记萧何、狱吏曹参在筹划的时候，建议唤回附近几百名沛县出身的逃亡者。前去召集逃亡者的并非官员，而是和他们非常熟络的狗屠（杀狗职业）樊哙。逃亡者的头领自然就是刘邦。但是这时县令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他是一名深知法律严酷的秦代官员。他准备捕杀造反派，于是萧何和曹参翻出城墙，去了刘邦的所在地。刘邦以箭文和城内取得联络，促成了起义。城内的父老带领子弟们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全县造反。于是，集结在刘邦麾下的不仅有沛，还有附近各地的大量逃亡者。就这样，刘邦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造反军团的指挥者。此前是他上司的萧何和曹参反成了他的部下。人们为了在乱世中寻找出路，必须找一个有能力的指挥者，而指挥者此前的身份不是问题。刘邦军团最终实现了首先进入关中的目标，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大危机。至于原因，造反团的主流项羽最终越过函谷关（河南省），了解到被刘邦抢了先。而楚王也就是义帝曾有过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进入关中的刘邦军有十万，而项羽军是四十万。如果激怒了项羽，刘邦军就马上会被踏平。刘邦虽进入了咸阳（陕西省），但他封了官库，没有染指后宫三千美女，敬候项羽的到来。接着，他前往项羽的驻地鸿门，为自己辩解。这个场面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羽的军师范增建议说，“刘邦不可不杀”。项羽因刘邦态度恭顺，不是很想杀他。无赖好色的刘邦没有碰后宫美女一根指头，没有比这更恭顺的了吧。范增认为这是刘邦胸有大志的表现，更要杀他。造反初期刘邦就有了优秀的军师，生于韩国相国世家的张良，正是雇大力士暗杀始皇帝的男子。这位张良曾经救过项羽叔父项伯的命。既然项羽阵营有杀刘邦的意向，于是项伯急速报告张良。名门出身的项羽向来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刘邦。被范增劝了无数次，他还是不想杀。项羽也很自负——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满满。范增有识人的眼光，见项羽不肯，就命令项羽的从弟项庄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剑舞一开始，觉察到危险的项伯也拔剑起舞，庇护着刘邦。接下来樊哙也上场，陈述着刘邦的功绩。没多久刘邦借口去厕所，顺着小道返回了灞上（灞水河岸）的阵地，把后来的事全交给站在一边的张良。这是戏台上的著名场景，也被润色成故事小说。鸿门宴不管细节如何，刘邦的性命危在旦夕是千真万确的。刘邦进军关中时，宣称如果自己为王，就只约法三章，秦的其他法律一律废止，博得了喝彩。要知道，秦民受严刑峻法之苦，早已到了难以尽齿的地步。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仅此而已。项羽进入关中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秦国子婴，掠夺了已封存宝库的财货，在宫殿放起大火。据说咸阳的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结果，刘邦没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为汉王，下辖巴、蜀、汉中的土地，也就是从陕西到四川的领地。项羽把关中分成三份，分给和自己同气连枝的三个臣下，而自己做了梁、楚九郡的王，号称西楚霸王。如果君临关中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然而项羽衣锦还乡的愿望太强烈了。被架空的楚义帝不会总听自己的话，所以不久之后项羽就杀了他。从刘邦的情形可见，项羽的论功行赏极为不公平。因此，齐、赵各地的将领们背叛了项羽。项羽为此果断北伐。有强大战斗力的项羽军连战连胜，但残杀降卒使他不得人心。各地游击式的抵抗始终不绝，项羽不得不东奔西走忙着镇压。在项羽为根除游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邦终于动手，出汉中占领了天下的中心——关中。用刘邦的话来说，按照楚义帝的约定，关中理所当然是我的领地，我只是从项羽一脉的领主手里取回来而已。不言而喻，项羽被激怒了。这样一来，项羽对刘邦，也就是楚汉战争开始了。2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要叙述这场战争，就一定要对二者的性质作一比较。生于武将世家的项羽战斗力很强，虽然集结了军众，但精锐被安排于核心，事实上属于少数精锐主义。可以注意到，《史记》中把刘邦造反起义时的军众称为子弟，项羽的则称为精兵。项羽战则必胜。他在彭城（江苏省）打得刘邦落花流水。十万汉兵被赶到睢水，据说尸体堆积成水坝，截断了水流。刘邦在荥阳（河南省）求和。项羽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名声却很差。反秦战争时期，他杀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降卒，论功行赏也不公平。对刘邦之所以不能够穷追猛打到底，是因为东方游击战的蜂起。各地的军队当然也在观察二者的强弱，按理说会依附到强者一方，但为了势力的均衡，他们决定加入刘邦一方。因为他们期待刘邦可以对自己的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韩信投靠刘邦，平定了齐，转而南下威胁项羽。此外，游击军一直是刘邦的伙伴，其首领彭越因指挥游击战而知名。在平定了天下后，刘邦说，作野战的指挥官自己不如韩信，制定作战计划则军师张良更高一筹，补给方面自己没有萧何的手段，而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全在于能够很好地用这些人。这里讲的正是包容力。与此相对，项羽的性格则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即使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部下必然会心存不满。刘邦在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因此在统一全国后仍定国号为汉，并以这一年为建国起始。秦灭亡是子婴元年十二月，但秦历中十月为岁首，所以也就是年后只过了三个月。公元前203年相当于汉高祖四年。这一年双方议和，以叫做鸿沟的河流为分界线，约定东为汉，西为楚。项羽很快解散了军队，回到东方，但刘邦撕破协定，滥发授予领地的许诺书，借此集合诸侯兵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省）。项羽因在围营的汉军中听到自己故乡的楚歌而绝望，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来历。他带领少数精锐，突破包围圈，南下到乌江（安徽省），在那里自刎而死。据说最后的遗言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意思是自己一直很强，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命运所致，也就是上天要灭亡自己，并不是自己战斗力弱的原因。时间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诸侯汉王刘邦从这一年开始就成了天下之主，由王变为皇帝。汉王朝这个长命王朝开始了。西方用“秦”（chin）来称呼中国，而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在中国，尤以后一种叫法居多。《史记》中引用了项羽（《项羽本纪》）和刘邦（《高祖本纪》）的诗歌。项羽的诗歌是在逃出垓下城之前，和情人虞美人分离时所作。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在此自傲于自己的力量和气概，把战败归于天时不利和爱马。刘邦的诗歌是在平定天下后，回到久久未归的故乡沛，见到老朋友的时候创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95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意思是虽然平定了乱世，但为了守护这份和平与统一，最想要的就是勇猛的将士。与项羽的歌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性格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项羽过于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首诗歌的七个月后。3《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介绍了项羽和刘邦的诗歌，在引用了这两首之后，每首都标明——泣下数行。项羽的情形是身陷包围，渴盼生还，在终于逃脱的时候自然流下了英雄泪。而刘邦的心情则比较复杂。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必须挨个清除功臣。除了萧何、曹参、樊哙等沛的同乡外，还有至今未曾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人接连参加到他的阵营，并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人看到跟，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着刘邦走就有利可图，于是选择了加入。若仅是如此，刘邦与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情谊，有这样手握大军的同伙是很危险的。刘邦的妻子吕后比他更担心这一点，她所生的独子不像父亲，非常软弱。刘邦在世的话，还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一旦刘邦亡故，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更急于肃清功臣的是刘邦背后的吕后。首先被清理的是燕王臧荼。他是项羽阵营的人，在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做了燕王，所以可以说是汉王的同级生。韩信为刘邦平定北方的时候，燕王才加入汉方阵营，所以他虽是功臣却关系浅淡。据说燕王在消灭项羽后就谋反，可能是在汉看来，相熟度很低的王坐拥大军过于危险，故而以谋反为口实派军队前去讨伐。高祖亲自出马征讨臧荼，平定后任命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和高祖是出生在同里、同日的发小。高祖七年（前200）韩王信串通匈奴谋反，在铜鞮（山西省）被汉朝打败。在秦将蒙恬被伪造玺书杀害后，匈奴南下屡屡威胁汉朝北方。韩王信因为领地荒凉，准备用外交手段避开锋芒。但他和匈奴的谈判被指为通敌，逼得他不得不谋反，这似乎才是真相。韩王信和韩信是同名异人。战国韩王之孙信被称为韩王信，因“胯下”有名的才是韩信。韩信对高祖统一天下功劳最大。如果不是韩信从齐南下，已经在彭城、荥阳战败的汉军就会被项羽歼灭。韩信在天下统一后被封为齐王，上交军队后被移为楚王。楚王韩信被人密告有谋反的嫌疑，被送到洛阳接受盘问。韩信曾在垓下能调动三十万援兵，却不能马上诛杀项羽，于是首先把他降格为淮阴侯。韩信称病不参见皇帝。后来被派往北方的陈豨自称代王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此时韩信却告病未曾从军，遂被以串通陈豨的借口处决。这是后来加上去的理由。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从王降格到侯这件事上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刘邦亲征后，留守的萧何和吕后共谋诱杀了韩信，时间是高祖十年（前197）。在游击战中极为活跃、被立为梁王的彭越，也被以谋反的理由诛杀了。彭越和韩信、黥布一道，动员大军在垓下支援刘邦。垓下三名将中的韩信和彭越相继被杀，所以淮南王黥布感到不安也是必然的。他是从骊山脱逃的犯人，从脱逃人群的头目成为一军之将。虽然并未谋反，但他觉得也会被什么理由所杀，所以既然是同样的下场还不如先动手——黥布的情形是真正的谋反，他攻打高祖的堂兄荆王刘贾，刘贾战死。这一次还是高祖亲征，大破黥布军。此战，高祖中流矢负伤。尔后刘邦命令其他将领前去追击，自己凯旋返回长安。途中顺便路过故乡，《大风歌》就是作于此时。建国元勋——猛士大部分都被清洗了。他放歌表达想在故乡土地上得到猛士的愿望，这份心情显示得极为强烈。包括垓下三名将在内，被清洗的人在刘邦眼中都只是外人。可以说，正因为是外来者，所以不能麻痹大意，只有清洗一途。然而在刘邦准备回长安时，就传来了他在沛的同乡、同日生的卢绾串通匈奴的消息。被立为燕王的卢绾最主要的任务是防备匈奴，为此必须得到匈奴的情报，于是送去了间谍。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揭发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在和匈奴串谋。为了调查真相，高祖召还卢绾，但卢绾害怕，称病拒绝进京。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周勃前去讨伐。卢绾原意是想等度过风口浪尖后，再作详细的说明，这样刘邦就会谅解。然而，刘邦因在和黥布战斗中负伤，不久死去。事已至此，卢绾不得不亡命于匈奴。清洗的名单中一般只有外人，但最后的一栏里标记着高祖的发小之名。于是，汉在已经清除的王之后，立了刘邦一族。例如，代替彭越被立为梁王的是高祖的第五子刘恢，继卢绾之后被立为燕王的是高祖的末子刘建。此后，非刘氏就不再被立王。秦实施的是完全的郡县制，但在始皇帝死后就立刻土崩瓦解，这被认为是没有屏藩的原因。周代封建是完全的封建，只有王都的附近是王朝的直辖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诸侯愈加强大，变得无视王室，从而进入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时代。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清洗元勋也是为了避免成为周代那样的封建的举措，但给人的回味不怎么好。4高祖刘邦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前195）四月在长安长乐宫死去。正妻所生的独子刘盈即位，死后谥惠帝。废止了谥法的秦朝非常短命，所以在那之后的中国，任何王朝都不用二世、三世这样的提法。皇帝刘盈性格软弱，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在清除元勋、功臣这件事上，吕后比高祖更热切，前文已提到。高祖死后，她就把清理的重心转移到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竞争者的高祖庶子们身上。戚夫人最受高祖的宠爱，她所生的皇子刘如意自幼就被封为赵王。吕后召来赵王并毒杀了他，对他母亲戚夫人施以极为残忍的肉刑。砍断手足、挖眼烧耳，逼她服哑药而不能出声，然后放到厕所里，取名叫“人彘”（人猪）。惠帝被母亲展示的这个人彘吓出了病，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不了床。——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惠帝在即位七年（前188）后死去。吕后命皇后张氏以他人之子为养子，立为太子。与汉王朝没有任何关系的少年即位，吕后开始摄政。吕后的专横还在继续。非刘氏者本应不能封王，但吕氏一族被接连立为王，连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偃都被立为鲁王。吕氏如此专横，为何手握高祖千军万马的将军大臣们就容忍了呢？这是因为吕氏一族有吕后这个大后台。吕后党中只有一位实战将军樊哙，他是吕后的妹夫，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厉害人物了。现在只需要等年事已高的吕后死去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刘氏而起兵诛灭吕氏，只能招致更多的混乱。值此建国还没多久的关键时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只要是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白白浪费力气。就这样，吕后时代持续了八年。刘氏王如果不娶吕氏女她就不得安心。赵王刘友被强令娶吕氏之女为妻，但他根本不爱这位正妻，而是宠爱其他女子，惹得吕后大发雷霆。赵王被召至长安幽闭起来，不给饭吃，最后活活饿死，这事发生在她死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终于死了。吕氏一族中虽然也有吕禄、吕产等人，但根本不是隐忍多时的刘氏武将们的对手。太尉（国防部长）周勃和丞相陈平很快就全歼了吕氏一族。周勃进入军营，下令——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这是个著名的命令。“袒”指的是脱衣，显露肩膀。强迫他们露右肩或左肩表明立场。军中之人全部露了左肩。偏护、偏袒也被称作“左袒”，就是由此而来。吕后尽管有出色的策略计谋，却根本没有人气。大概是对戚夫人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吧。然后，宗室中谁将被奉为皇帝成了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吕后拥立的皇帝和刘氏没有任何关系。吕后总想着连皇帝也变成吕氏，但她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了。登上帝位的首要条件是外戚要老实本分。已经有了王朝被吕氏搅得天翻地覆的前车之鉴，大臣们首先把这一条作为了选拔条件。从顺序来讲，应该立高祖长子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他在讨伐吕氏一族时，在地方上率先起事。但是，齐王母亲的娘家有个叫驷钧的人，恶虐暴戾，被叫做“虎而冠者”——穿衣戴帽的老虎——声名狼藉。于是齐王被排除出选拔对象。高祖刘邦的儿子仍存世的只有次子代王刘恒和末子淮南王刘长两人。按顺序是代王，他母亲的娘家薄氏名声很好，代王本人也因仁孝宽厚的品行而闻名。吕后死于七月。吕氏一族伏诛后，代王刘桓被迎回长安，九月即天子之位。当时仍然在使用秦历，九月正值年末。十月就改了年号，称为文帝元年（前179）。后来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废秦历，基于夏历创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虽然不合理但近百年未改，除了人们已经习惯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建国当初是没有闲工夫来处理，二是到了从代王升迁的文帝和他儿子景帝的时代，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方针是不做多余的制度改革。在即位的第三个月，文帝实施了法律改革，废止了连坐。重罪的场合下，与犯罪无关的双亲、妻儿都被连带的制度被终止，这与人民休养生息密切相关。匈奴问题在后面会专门讲到，但还是要提一下。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是老庄学说，也叫做“黄老”之术，被认为是源于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直到老子的思想。如前所述，老庄尊崇无为自然，主张不做多余之事，所以对于休养生息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而主张积极改善政治的儒家思想与这个时代并不合拍。文帝的皇后窦氏尤其喜好黄老之道，而儒生辕固生把《老子》评价为“这不过是家人（下仆）的言论罢了”，据说被激怒的窦后就把辕固生关到了野猪圈里。这时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景帝时代的故事，所以窦氏已经成了太后。《史记·儒林列传》中说，景帝出于同情而给了辕固生一把锐利的刀，于是辕固生就用刀把野猪刺倒了。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合起来大约四十年时间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吴楚七国之乱。汉合并郡县制和封建制，正是所谓“郡国制”。但王朝在力量强大后有了自信，所以更倾向于郡县制，至少也会采取弱化诸王实权的政策。景帝的时候有个叫晁错的能吏，积极地推进这项政策，诸王们的不满在加深扩大。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景帝即位时他已年逾六十，是皇族中最年长者。吴王是反对中央的牵头人，其中也有私怨驱动的原因。吴王的儿子在某次进京的时候，与当时还是皇子的景帝下棋起了口角，被发怒的景帝掷棋盘打死。从那以后，吴王就告病不入朝。能吏晁错寻查诸王的小失误，以此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封地。楚王刘戊因在服丧期间亲近女性而被没收了东海三十八县，胶西王刘卬则因卖爵案件被削去六县。景帝三年（前154），吴被削去领地会稽郡和豫章郡，前者是盐的产地，后者是铜的产地。盐和铜是吴王一手鼓励、振兴起来的产业，再加上杀子之仇，于是吴王纠集诸王，称“诛晁错，清君侧”，大举起兵。从讨伐黥布后的四十年间，汉朝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响应吴王呼吁的有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等六王。吴王还叫上了汉的外藩东越国（浙江省）、闽越国（福建省），赵王和匈奴取得联络，所以这是个外族也参与其中的巨大叛乱计划。汉朝廷处死了削减诸王封地的实施者晁错，准备以此作为交代。然而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吴楚七国准备攻入长安，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梁。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所以没有被吴王劝降。这位梁王刘武死守首府睢阳（河南省），阻止了叛军的西进。这也证明了诸王只要血缘相近，就是出色的藩屏。此时，诛灭过吕氏的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率领讨伐军进入昌邑（山东省），推进作战，切断了吴楚军队和本国的联络。粮道被断的叛军饿死者无数，逃兵不绝。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后撤的时候，周亚夫又率精锐追击。吴王弃军而逃，却被自己邀请来的东越军杀死。对东越来说，以利相诱的人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如果把吴王的首级送给汉朝，还能得到奖赏。就这样，仅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受到赵王邀请的匈奴看到形势不对，于是没有出兵。虽然是大乱，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定了。结果，实力派诸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朝廷的实力因此得以加强，汉巩固了政权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虽也在于梁王和周亚夫的挺身而出，但造反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原因。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汉代朝廷将此当作最大的政治目的。四十年间既无内战也无外征，所以民间没有爆发出不满。秦末之乱的时候，深受法家政治之苦的民众很快就对陈胜、吴广的造反纷纷响应。而景帝时代的民众即使贫穷，却也能平安度日，政府不怎么干涉。梁王之所以能够坚守睢阳，周亚夫之所以能够切断叛军粮道，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如果没有民众的协助，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诸王叛乱的理由是他们的封地被削减了，但这与普通民众的利害毫不相干。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九章 荣光时代 
1汉朝自武帝时代起就改变了政策，休养生息的时代结束了。四十年的宽松政策使政府财政变得宽裕起来，文帝和景帝的治世中也没有大工程、大动作，文帝、景帝拒绝举行封禅仪式更是个有名的故事。史家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古代王朝的政治反映了皇帝的性格。武帝十六岁即位，是个进取型的人物，凡事都表现出积极的性格。治世初期母亲（景帝皇后）和祖母（文帝皇后）仍在世，这使得武帝对监护人持有顾虑，但在政治上却逐渐地显露出浓重的自身色彩。景帝有很多子女，仅儿子就有十四个。经过一场“女人的战争”，九子刘彻才被立为太子。最初是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从顺序来讲这是必然的。刘荣这个人物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他的生母栗姬。景帝的馆陶公主下嫁给一个叫陈午的人，生了女儿陈娇。后来她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但被栗姬干脆利落地回绝了。至于原因，则是因为馆陶公主一直在为弟弟景帝物色这样那样的美女，所以栗姬也就一直对这位皇姐没什么好印象。馆陶公主被激怒了。景帝此时没有皇后，一开始立的皇后是从祖母娘家迎娶的薄氏，但因为性格不合且无子嗣，在祖母死后就被废了。栗姬生的儿子刘荣既然被立为皇太子，所以栗姬为了让自己成为皇后，在大臣中来回做工作。然而她这种行为却引起了景帝的不满。从拒绝馆陶公主提亲一事可以看出，栗姬很要强。病弱的景帝说：“我死了以后，不要为难孩子们。”她回答道：“要是还得照看别的女人生的小孩，我可顾不过来。”不言而喻，这个回答很伤景帝的心。馆陶公主提亲被拒后，随即展开报复，她联合了后宫的王夫人。王夫人是刘彻的生母，她允诺了儿子和陈娇的婚事。馆陶公主在弟弟景帝那里进行了猛烈的公关游说，终于成功废掉了皇太子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于是，王夫人因是皇太子的生母，而被立为一度空位的皇后。在女人的战争中失败的栗姬据说是被气死的。必须说，她的败因就在于过度表露感情。公元前141年，景帝死于未央宫，皇太子彻即位。刘彻这时已经十六岁，所以他也很明白自己成为太子的来龙去脉。这一切是自己的岳母兼姑母馆陶公主联合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再加上溺爱长女馆陶公主的祖母窦太后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人形容说武帝是从石榴裙间即位的。只要为了自己的帝位而前后奔忙的几位女子还在，少年武帝就不得不稍受点委屈。尽管如此，汉武帝也必定能亲身感觉到国库充盈的活力。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朝廷的仓库被装得满满的，征收上来的税金铜钱甚至因为用不上，缗都腐烂了。所谓缗指的是从铜钱眼里穿过、用来把钱连成一串的绳子。粮食也多得在库里装不下。如此的国力似乎正在等候着它的用武之地。年轻的武帝必定会考虑，向对汉来讲是屈辱性关系的匈奴展示威严。——一雪白登山之耻。深悉汉代历史的武帝在白登山脚下，总会紧握拳头这般发誓。时间是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武帝即位六十年前。刘邦亲征谋反的韩王信，进兵至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地方。韩王信联合了匈奴，所以汉必须和匈奴一战。匈奴的王称作单于，其下有左贤王和右贤王。匈奴授予两贤王万余骑的兵力，令他俩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共同作战。冒顿单于是个俊才，制定了将汉军引诱、包围、歼灭的计划。他隐藏起精兵肥马，只以老弱兵卒和瘦马相示。汉朝侦察兵果然上钩，报告说“匈奴弱，当击”。刘邦遂尽起全军迎战匈奴，追击假装逃跑的对手直到白登山。先头部队在白登山被潜藏的匈奴四十万骑包围，而刘邦就在先头部队的骑兵军团中。也就是说，冒顿单于以一万骑重点引诱汉的骑兵军团，再以四十万骑予以包围。包围长达七日。刘邦听从了陈平的建议，给阏氏（单于之妻）送礼，请她让匈奴退兵。仅收买单于的妻子并不能使匈奴后退，原因应该是汉的后续部队都赶了过来，而且共同作战的韩王信部将王黄未能如约到达。如果王黄归汉，和后续的汉步兵军团合流，匈奴就可能遭到反包围。谈判成功了，包围开了一角，汉兵一边拉满弓一边撤出。之后就有了具体的和亲谈判，双方同意汉朝公主嫁单于为妻，每年向匈奴赠与绵、绢、酒、米和其他食物，汉为匈奴的昆弟等。高祖死后，单于给吕后送去亲笔信，戏弄说：“我没了妻子，你也没了丈夫，那不如就一起过吧。”汉朝武将们都大怒，主张讨伐匈奴，但被吕后阻止了——即使是高祖，不也曾在白登山危在旦夕么？于是吕后派人送去了语气柔和的拒绝信，“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文帝、景帝继续实行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他们统治时期内没有留下双方大规模冲突的记录。然而，武帝“一雪白登山之耻”的愿望格外强烈。还有很多他想做的其他事情。2除了向匈奴雪耻，武帝深自留意的还包括完备国家体制。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对民众不做过多干涉。武帝则倾心于儒家，希望通过努力使国家更充实、更有序。这不只是他天生的性格，还有后天所受教育的影响。秦以焚书坑儒镇压儒家，而到了汉，朝廷请了儒家博学之士作为典礼的专家。然而，他们仅仅是仪式的指挥和读书写字的专家，和政治的关系不深。如前所述，时代的思想主流是老庄（当时称为黄老）。无论武帝对儒有多偏心，只要喜好黄老的窦太后还在，就不能大张旗鼓地推行儒家政治。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个曾把说老子不好的儒者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的老太太。武帝即位后立刻下令政府大臣和诸王丞相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士人，以此网罗天下人才。在这次被推荐的儒生中，有个研习《春秋》的学者董仲舒。他受到了武帝的高度评价，被提拔为江都国的相。大臣赵绾、王臧深明儒学，也在隐秘地准备推进儒教体制，并从鲁接来了他们的师父申公。准备虽然隐蔽，但还是被窦太后知道了，两个大臣被令自杀，申公也被赶了回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也是儒家的人，但因为和皇室有关系，只被解职就完事了。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太后的母亲在丈夫王仲死后，再婚嫁入田家生下田蚡。在老庄思想为主流的时候，寡妇的再婚是比较自由的。武帝和表妹陈皇后之间相处得不是很好，皇后没有生下子嗣。和景帝的时候一样，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为弟弟带来了美女。受雇于平阳公主府上的讴者（歌手），一个叫卫子夫的女子，进入后宫受到了武帝的宠爱。据说嫉妒发狂的陈皇后施行了“巫蛊”。这是一种和日本的丑时参拜1相似的诅咒，制人偶埋于地下，诅咒对手死亡。这种做法是被严厉禁止的，在法律中是死罪。究竟是陈皇后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还是为了废掉皇后而找的借口，现已不得而知。但审理案件的张汤得出了有罪的结论。有三百人因受到牵连而被诛杀，陈皇后被幽闭于长门宫。仿佛是有所愧疚，废后的日常待遇和从前是一样的。陈皇后被废是在元光五年（前130）。此时，二十七岁的武帝终于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自己的意志了，儒家体制最大的障碍窦太后已在五年前即建元六年（前135）死去。曾被解职的窦婴和田蚡又被起用，但两人纷争不断。两人争斗的焦点很荒唐，所以传言当时的御史大夫（副总理）韩安国尖锐地批评说，两人像是“小商贩或女人之间的争吵”。两个重臣意气用事地吵架。窦婴因窦太后之死而没了靠山，在政治斗争中变得被动。而田蚡是健在的王太后的异父弟弟，故而派阀很大，最终处死了窦婴。不过田蚡也很快就病死了，人们自然把这归结为是窦婴的冤魂作祟。这两个重臣对年轻的武帝来说，一个是祖母的亲戚，一个是母亲的亲戚，都是麻烦的主儿。两人死去是在元光四年（前131），武帝在第二年就废了陈皇后。武帝之所以能在废后这件大事上说做就做，也是因为此时已没有了任何掣肘。武帝起用了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后来又起用了卫子夫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为军中首脑。卫子夫曾是贵族府邸的讴者，身份几近奴隶，她的亲人也是卑贱出身。然而论及人品和才能，却是极为优秀的。比起互相攻讦而双双倒台的贵族窦婴和田蚡，不得不说他们要有才能得多。卫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发挥了军事上的天赋。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是和三公同品级的军队司令官。三公中的太尉是国防部长，但实际指挥军队的则是将军们。文帝时薄昭是车骑将军，景帝时窦婴是大将军，全都是皇帝母亲的亲戚。皇族刘氏虽有血统远近的不同，但都有皇位继承权，所以让他们直接指挥军队是比较危险的。皇帝担心被掌握军队的同族取代，因此就形成了将军一职由外戚就任的惯例。武帝不像父亲和祖父那样，母亲的亲戚较多，故而任命妻子的亲人为将军。不管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是深孚所望。3汉的外藩东越后来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东瓯。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杀了吴王刘濞的正是东瓯。吴王的儿子刘驹在闽越亡命，因痛恨杀了父亲的东瓯，于是鼓动闽越王攻击东瓯。被包围的东瓯火速派特使前往汉朝请求援兵，时间是建元三年（前138）武帝十九岁的时候。武帝派一个叫庄助的人从海路赶往东瓯，但闽越在此之前就退兵了，并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然而三年后，闽越（福建省）在其好战首领的带领下，又向南越（广东）用兵。南越派特使到长安请求援兵，于是汉派去王恢和韩安国两名将军。但这一次战争还是没有发生。好战的闽越王为同族和大臣所憎恶，被自己弟弟杀了。未见血腥就凯旋的两个将军在武帝面前商议匈奴问题。王恢主张讨伐，韩安国则主张继续和亲，因而形成对立。韩安国反对讨伐的理由是：汉若远征，人马疲累，只会沦为以逸待劳的匈奴的盘中餐。针对此论，王恢出了个主意，既然岁的时候。武帝派一个叫庄助的人从海路赶往东瓯，但闽越在此之前就退兵了，并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然而三年后，闽越（福建省）在其好战首领的带领下，又向南越（广东）用兵。南越派特使到长安请求援兵，于是汉派去王恢和韩安国两名将军。但这一次战争还是没有发生。好战的闽越王为同族和大臣所憎恶，被自己弟弟杀了。未见血腥就凯旋的两人马疲累，那么汉军就不要动，目的应该是让匈奴远征，汉就可以迎头痛击。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山西省）附近的峡谷，引诱匈奴进入。汉斩了马邑的官员，把佯作投降的“叛徒”派遣至匈奴。然而匈奴在进攻途中觉察到汉的阴谋，立刻回军折返。三十万汉兵就这样白忙一场，成了汉的奇耻大辱。匈奴此时的单于，是俊才冒顿单于之孙军臣。有了这次马邑之役，汉和匈奴的关系自然一下子就恶化了。责任人王恢被处以斩刑。他通过王太后这条线，乞求武帝网开一面，但武帝已然不受影响。虽然三十万军队未曾受损，但动员花费的损失庞大。母亲的求情也没起作用，他决断地说：“王恢如果不死，就是一个坏的榜样。”在曾祖父刘邦的白登山之耻上，自己又加了一道马邑之耻。武帝决心不雪此耻，誓不为人。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他授予四将各一万骑兵，令他们四路出击。四将中的公孙贺未与匈奴遭遇，而公孙敖和李广战败，被处以斩刑后二人以巨额献金赎罪。在汉代，赎罪是合法的。四将中以胜利收尾的只有卫青，他甚至攻入了匈奴的龙城（甘肃省），取得了斩首、俘虏七百的战果。虽然看似杀敌数量较少，但龙城是匈奴祭天的重地。因践踏了这块地方，所以不得不说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对北方的一次了不起的军事成就。第二年，卫青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山西省），获得斩敌数千的成果。这一年，他的姐姐卫子夫产下一个男婴。可以说他的胜仗就是对此最好的贺礼。又过了一年——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了鄂尔多斯地区。秦始皇的将军蒙恬曾驻扎此处，在被李斯等人骗杀后，匈奴夺取了这块地方。汉把秦始皇都未能征服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的版图比秦帝国更广大，但也有一点，不能说在秦之上，这就是秦曾保有的黄河弯曲部的鄂尔多斯地区被匈奴占领。如今鄂尔多斯被收复，汉才名副其实地凌驾于百年前全盛时代的秦之上。卫青为大将军，曾七次率军远征匈奴，但是之后对匈奴战争的主角转变为他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年仅二十岁时就率领大军转战各地，大破匈奴军。霍去病于二十四岁亡故，武帝极为悲伤，为他仿祁连山（甘肃省）的样子修筑陵墓。卫青和霍去病的确是有才能的将军。和后来的李广利相比，他们有明显技高一筹的军事才能。然而也不能忽略，武帝为爱妃的弟弟和外甥配备了最精锐的部队。另外，匈奴势力削弱也是二人军功辉煌的原因之一。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围困刘邦时，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到了武帝初期，冒顿的孙子军臣成为单于，但他在公元前126年就死了，相当于卫青夺回鄂尔多斯的第二年。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起了内讧。军臣立的太子是於单，但他的弟弟伊稚斜击败於单，继承了单于之位。而於单则向汉投降。起内讧的事情说明，在此前匈奴就在不断衰落。4这里简单提一下张骞的西域之行。他的艰苦西行，使汉了解到西域的情况。西行的最初动机还是匈奴问题。武帝即位的时候，有个叫月氏的部族被曾为手下败将的匈奴打败，月氏王的头盖骨被匈奴拿去用作饮酒器，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有消息显示，月氏有意复仇，正在寻找共同打击匈奴的同盟。月氏原本在敦煌，但因被匈奴追击而逃往北方。于是武帝就考虑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开始招募派往月氏的使者。张骞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出发的时候，武帝给了他一百多人的仆从随行，其中有个出身匈奴的人叫甘夫。然而，张骞一行在河西被匈奴捕获，时间是建元初年，那时匈奴正处于军臣单于的时代。就这样，张骞被扣留在匈奴十年有余，娶了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他被认为是个纯粹的匈奴人了，于是对他的监视也不再那么严密，张骞终于等到了恰当的时机，逃离匈奴。月氏已经不在北方了，被乌孙赶到了西南。张骞在滞留匈奴期间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逃脱后的张骞沿着未知的行走路线，向西不停赶路，数十日后终于到达了相当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市的大宛。月氏在相当于现在撒马尔罕的地方。张骞由大宛经康居（约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月氏国。虽然找到了月氏，但张骞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是月氏移居的中亚是肥沃之地，附近的国家都很弱，叫做夏的国也对月氏称臣。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的未亡人可能就是月氏族的领导。但不管张骞怎么劝说，月氏就是没有和远方的汉结盟向匈奴作战的打算。也许是已经不想重复那样惨烈的战争了；或者也可能是佛教在此时已传入这个地区，和平的思想开始传播。张骞在归途中被臣服匈奴的婼羌族抓住，又被扣留了。不过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陷入内讧，他好不容易乘隙逃脱，时隔十三年后回到了长安。尽管和月氏的军事同盟没有成功，但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在以后的对匈奴政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因此功劳被授予博望侯的爵位。《史记》中说，在那之后，向外国派遣的使节都被称为博望侯。张骞是个值得称赞的人，他因品格高尚而得到了异族人的信赖，于是异族人也都信赖汉朝使节。张骞在大夏（从阿富汗到中亚之间的商业国家）看到了四川邛出产的竹杖和蜀布，这是经由身毒（印度）而来的。于是我们知道，从中国西南经由印度存在贸易路线。汉为了平定南越，对夜郎国加以怀柔，但很快就对这个地方失去了兴趣，中止了工作。夜郎是个西南小国，国主曾询问汉朝使节：“汉和我们夜郎哪个更大？”这个故事很快就流传开来，“夜郎自大”的成语便由来于此。根据张骞的报告，汉再度着手西南夷工作。这意味着不只是为了平定南越，还要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以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亲自作为使节前往乌孙国，商谈和亲的事情。乌孙在现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汉考虑如果让他们再向东移居，与汉和亲，就能牵制匈奴。百闻不如一见，和张骞同行访问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的强盛，于是和亲就被定了下来。汉和乌孙交换了公主。送往乌孙当乌孙王妃的，是因罪被处死的江都王刘建（武帝的侄子）的女儿，名叫细君。汉还向乌孙派去了几百名官员、仆役、宦官等随行。乌孙王因已年老，就让细君做了自己的孙媳妇。细君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思乡不已，郁郁寡欢，唱的歌也让人心感悲凉。歌的结尾是——欲作黄鹄兮还故乡。细君死后，汉又把吴楚七国之乱中自杀的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送去乌孙。解忧产下三男二女，其中有做了后来的莎车（叶尔羌）王的，也有做了龟兹（库车）王妻子的。可以说他们是联结起西域和汉的桥梁，为汉文化的向西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张骞十三年西域之行归来七年后，卫青第七次、霍去病第六次远征匈奴。匈奴伤亡八九万人，撤向遥远的漠北。此时张骞已经死去，但功臣名单里不能没有他。此后约二十年时间里，汉和匈奴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汉也把集中到北方的力量转向了南方和东方。南越形式上臣服于汉，但实际上是个独立国家。汉曾多次命南越王入朝，但南越王从来都没前往长安。南越政权也留意到了吴楚七国之乱中许多诸侯王的倒台。三年一度的入朝是诸侯王的义务。汉朝使节向南越王传话说，如果不入朝，王就不会被承认。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杀了赞成入朝的幼王、摄政太后和汉朝使节安国少季。太后是长安人，在南越先王入朝（实为人质）的时候被宠爱，生下了现在的幼王。而使节安国少季，有传言说他是太后的昔日恋人。南越内部分为亲汉派和独立派，既然以吕嘉为首的独立派发动了政变，那么已在北方无后顾之忧的汉朝立刻动员大军，迅速制服了南越。汉为了平定南越而对夜郎的怀柔如前所述，从友邦夜郎发动进攻的汉军在到达南越之前，中央汉军就已把南越收拾完毕。东越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汉消灭的，理由是和南越同气连枝，可能这也只是汉的借口。这样一来，汉朝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大陆的南端。东方的朝鲜也以外臣自称，但从不入朝。元封二年（前109），也就是远征南越两年后，汉由山东半岛和辽东，从海陆两路向朝鲜出动大军。然而这次不像征讨南越那般顺利。陆路的左将军荀彘和海路的楼船将军杨仆相互嫉妒猜疑，左将军是主战派，而楼船将军是主和派。楼船将军也在远征南越时带领水军立下大功。在远征朝鲜时他包围了王险城（平壤），他想独占功劳，却铩羽而归。而左将军甚至怀疑主和派的楼船将军可能会联合朝鲜进攻自己。朝鲜内部也有纷争。朝鲜王右渠被部下所杀，但是换上来的大臣成巳依然死守王险城。左将军指使右渠的儿子和其他实力派向人民发布告谕，最后诛杀了成巳。回国后，两个将军被押到军法会议上，左将军被处以斩刑，楼船将军以大量金钱赎罪，被贬为庶人。汉把朝鲜作为直辖领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在远征朝鲜前一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年号“元封”即是由此而来。关于年号有各种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武帝起中国才开始使用年号。汉武帝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年号依次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每六年就改元一次。实际上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得宝鼎后的“元鼎”，在此之前的年号是后来命令补加的。故而，“元封”元年（前110）是中国最早的实质性改元。封禅被认为是只有圣天子才能举行的仪式。曾有大臣劝谏武帝的祖父文帝封禅，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武帝非常有自信。他统治着远远大于秦始皇所征服的广阔地域，曾祖父的白登山之耻也被雪清，他认为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资格了。但是，据说古代封禅还有个前提条件——振兵释旅。封禅是带来天下太平的圣天子所举行的仪式，所以拥有庞大的军队是与此相矛盾的。武帝这时解散了北方的十余万军队。武帝带领群臣一路向东，沿海岸巡礼八神。这也是一次视察民情兼展示威仪的大旅行。他于四月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虽说是带领群臣，当然也有人数限制，所以对被选中随行的人来说，都是莫上的荣耀。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谈就觉得自己当然会被选中。太史令是阁僚（三公九卿）之一的太常的属官，和博士一样是六百石的官。司马家自周代起就专门执掌历史记录，除了记录现有事情外，还保管着过去的记录。封禅仪式百年不遇，所以作为记录官的太史令是咨询仪式细节的最佳人选，理应被列入随行人员。虽然他这般坚信，但下达的决定是封禅仪式不需要太史令。司马谈对此无比愤慨，一病不起，最终亡故。可以说是被气死的。他在临终时叫来儿子司马迁，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留下遗言：自获麟（孔子编纂《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父亲遗志所作。记录官被忽视到了不被允许参加封禅仪式的地步，是因为他们平常忙于历法却怠于整理历史记录。希望你恢复司马家的本职工作——这正是司马谈的遗言。司马迁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几十年后，《史记》这部伟大著作诞生了。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记录。拥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史书自此开始。此后，正史就以纪传体来书写。孔子所编《春秋》是编年体，也被继承了下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十章 盛极而衰 
1我认为武帝举行封禅仪式正值汉朝最繁盛的时期。前章叙述了汉对南越和朝鲜的战争，这两次远征都发生在封禅前后。封禅是在远征南越的第二年，次年远征朝鲜。我们来对二者做一比较。远征南越对汉来说是场巨大成功。如前所述，在这次远征中，一时中止的西南夷工作也因张骞的情报而再度展开。不过，从西南夷的夜郎南下的军队在到达广东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但是远征朝鲜对汉来讲，并不是按自己的想法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在朝鲜置四郡，成功将之作为直辖领，但海陆两路的将军却被押至军法会议，没有任何人因远征战功封侯列相。作为分界线，封禅也象征着此前顺风顺水的汉朝国运终于走向了下坡路。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是封禅三年前，武帝在汾阴（山西省）祭祀后土（土地神）时所作《秋风辞》中的结尾。万事万物发展到达了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这是自然之理。这可能不是预测国运转变的歌，而是意识到自己四十四岁的身体已经衰老。歌中有一句——怀佳人兮不能忘。说的是想念美丽的女子而不能忘怀。佳人指的是谁呢？陈皇后已被废，皇后卫子夫已经年逾四十。这里所说的佳人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可以解释为是理想中的美女。苦苦寻求却得不到的“永远的女性”，自己逐渐老迈而佳人还未出现。歌词反映出了武帝的焦虑。和往常一样，给武帝物色美女的是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最初嫁给曹时，丈夫死后改嫁卫青。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骑马时候的保镖），后来做了大将军。被形容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女李夫人，由平阳公主推荐入宫，武帝的心立刻全跑到这位美女身上去了，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是宫廷里的乐师。上面引用的歌词，就是李延年在武帝面前用以歌咏自己妹妹的。形容美女“倾国倾城”由此而来。也许真是美人薄命，她很快就去世了，武帝因不能忘怀，传说他曾让神秘的方士招来她的魂魄。后来也有唐玄宗到阴间寻找已死的杨贵妃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老人的执著。除了李延年，李夫人还有个哥哥叫李广利。武帝派军远征大宛（费尔干纳）时，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大将军、左骑将军、骠骑将军这些是相当于三公的正将军，与之相对，像远征南越时的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只是个贴合当时情况的名称，也叫做杂号将军。张骞曾访问过大宛国，报告中称那里产“汗血马”，就是疾驰时流汗像流血的名马。武帝派使节前去求名马，大概是因为使节的态度过于傲慢专横，反被大宛所杀。汉对此的反应是，立刻出兵报复。汗血马的饲养地在大宛国的贰师城，所以远征军司令官就被授予贰师将军的称号。高祖刘邦留下了两个封赏原则。刘氏以外不封王，以及无战功者不列侯。武帝为了让情人的兄弟能列侯，就必须让他立战功。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侄儿霍去病就是例子。不过，卫青在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游牧生活，还当过平阳公主的骑奴，习惯了粗放的野外生活。然而李夫人的兄弟自小在艺人家庭长大，歌舞音乐出色，但对却战争一窍不通。武帝明知真实情况，却仍坚持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主观地认为大宛较弱也是原因之一。出使大宛的使者报告说，大宛的军队很弱，三千汉兵就可获胜。若果真如此，武帝认为这就是让李夫人的哥哥立功的大好机会。远征大宛是在封禅六年后的太初元年（前104），将历法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是在次年。在六千骑军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恶少年”。所谓的恶少年，包括了土匪和囚徒等。虽然有三千便已足够的报告，但武帝在双倍数量的骑兵团内又加进来这大群流氓暴徒。这样还不能取胜就真的是一场笑话了。不过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汉军真的未能取胜。可以想见，路途遥远、质量奇差的远征军必然军纪败坏，而指挥官也是纯粹的新手，根本管不住这些人。此外，大宛军的抵抗也是出乎意料的顽强。李广利的远征军甚至没能抵达贰师城，连出城之一的郁成城（汉使节被杀的地方）都久攻不下，苦战中死伤者不绝。因无法继续作战，汉军只得退兵。接到报告的武帝大怒，严令进玉门关（甘肃省）者皆斩。李广利军没有办法，不得不驻留敦煌。汉军在朝鲜虽是苦战，最终却也获胜，并置了四郡；马邑之役虽然落空，却也只是匈奴觉察到伏兵而没有前来。但这次大撤退对武帝来说，却是初次品尝的屈辱。好不容易才给了李广利一个立功的机会，结果却闹成这样，武帝也只能是干生气。再度远征，这次准备就周全了许多，兵力达到六万，另外这次也没有了那些自带粮食、只为军功而擅自从军的“私从者”。沿途的各国慑于汉军武力，都打开城门供给粮食。要知道，上一次远征无功而返的原因之一，就是途中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绿洲国家纷纷紧闭城门，佯作不知状地应付过了汉军，这种前例并不罕见。第二次远征中，所有的绿洲国家都不得不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只有轮台城（新疆）进行了抵抗，汉军经数日攻陷了这座城，将城内男女老幼悉数屠尽。汉军切断水源，包围了大宛国都贵山城四十天。大宛胆战心惊，大臣们只得把此前隐瞒名马、冷遇并最后杀害汉使的责任推给王，杀王献马。于是，李广利终于降伏了大宛，被封为海西侯。2从李广利远征大宛起，汉和匈奴的关系就再度阴云密布。记录显示，当时连续几年都是天候异常。对农耕生活而言，因为平时有储备，就算一两年颗粒无收人们也能坚持下来。然而对游牧生活来说，牛羊若全死了就无计可施，毕竟动物死亡后肉不能长久保存。所以匈奴内部政局不稳，这也是必然的。此时的匈奴首领叫做儿单于，据说是个年轻的暴君。儿单于由于年少，再加上异常天候也使得人心不安，所以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抗，他们想借助汉朝力量打倒儿单于。为了援助这股势力，汉在长城外建立基地，分派给赵破奴两万余骑兵。然而，试图推翻儿单于的政变却失败了，汉军被孤立在敌人的地盘上，在八万匈奴军包围下成了俘虏。第二年，儿单于死去，他的叔父继位，但也在次年死去。儿单于叔父的弟弟且鞮侯做了单于，送还了汉的俘虏。五年时间立了三任首领，也是匈奴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匈奴若跟汉起了战事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匈奴向汉送去国书，打算修复关系。然而，且鞮侯单于的地位不稳固。匈奴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反对和汉缔结屈辱性质的和约。汉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确认和亲，却被匈奴扣留。地位极高的使节被扣留，这成了开战的理由。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甘肃省）向天山出击。自元狩四年（前119）汉军远征把匈奴赶到了遥远的漠北，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次远征中发生了著名的李陵案。李陵是秦名将李信的后代，父亲李广是一员猛将，出征匈奴，失败，为庇护部下而自杀。李陵奉职骑都尉，是年俸两千石的军中干部。武帝本想让他指挥辎重队，但李陵请愿去往前线。因已经没有骑兵可用，于是他领步兵出击。汉三万中军被匈奴所围，多亏一名叫赵充国的猛将率军奋战，终得破围而出，但全军损失了六七成兵力。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了单于的三万骑中军，经八日死战，部将伤亡大半，刀折箭尽后，他投降了匈奴。长安朝廷接到报告，在御前会议上定议李陵之罪。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激怒了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去势的刑罚。武帝何以发怒呢？他本意是想让情人的哥哥李广利建功立业，而司马迁的话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强调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的是匈奴的中军，言外之意是李广利遇到的只不过是匈奴的分队，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司马迁和李陵非亲非故，也就是朝堂上见过面而已。然而他却为李陵异常热情地辩护，实际上是想批评李广利吧——武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受宫刑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本来理应以死来保持尊严，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实现父亲司马谈的遗言，完成《史记》。出狱后的司马迁已五十岁（一说四十岁），武帝六十一岁，这一年是太始元年（前96）。武帝死于七十岁，他在位的五十年中，不得不说最后十年实际上是黑暗的时代。司马迁在这个黑暗时代完成了《史记》。从司马迁遭刑罚的时候起，就可以看到黑暗时代的兆头。应该注意，为李陵辩护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如前所述，对李陵的辩护被看做是对李广利的批评。司马迁受刑反映出批评武帝情人的哥哥极为凶险，而这在廷臣中已是常识。现今，花甲还被认为是壮年，但在当时已经是老年了。武帝在《秋风辞》中把四十四岁的自己说成是“奈老何”。六十岁的武帝已经上了年纪，判断力也变得不太正常。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3我们再提一下陈皇后失势的原因，这就是施行“巫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是把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世而起的“巫蛊”大案。当时的丞相公孙贺是个胆小的人，传说他在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哭着说“饶了我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吧”——武帝时期的九个丞相中就有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死在狱中——不过武帝毫不在意，把印绶放在一旁就走了，所以公孙贺无可奈何，不就任不行。他安守本分，在凶险的丞相一职上干了十多年。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有个不肖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在被授予太仆（负责马政）之职后，因挪用了公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定罪收监。公孙贺娶了卫皇后的大姐为妻，但他不能只靠这一层关系。卫皇后和武帝同年，已经不能靠姿色维持自家一族了。为了使儿子的罪得以赦免，他只有立下大功才行。汉代游侠横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游侠的老大是朱安世，长期未能抓捕归案。如果抓住这个黑社会老大，就能一举解决长年累月的悬案，应该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景帝的时候，符离（安徽省）的王孟、济南（山东省）的瞷氏、陈（河南省）的周庸等著名的黑道头目全部被景帝诛杀。到了武帝的年代，出了一个叫郭解的游侠头目。这名男子上了年纪后就改做了绅士，但因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意见而被杀。可以注意到，逮捕游侠头目是为了显示皇威，也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可怜的儿子，公孙贺全力以赴投入到对朱安世的缉拿中，终于抓住了他。朱安世是个可怕的人。他掌握了许多黑社会的信息，而关于最为非法的巫蛊的信息尤其详细。只要有人敢抓自己，就会设法报复。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状说，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在天子行幸之路上埋人偶行巫蛊，阳石公主的姐姐诸邑公主和卫青的儿子卫伉也与此有关联。他们到底有没有施行过巫蛊？证据是不是朱安世预先准备好的？不管怎样，支持狱中上书所言的证据被接连发现，关联的人全部被诛杀。公孙贺也因儿子的不成器受到连坐，被投入大狱并死在里面。武帝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她们都是卫皇后所生，而卫皇后生了一男二女，一男就是皇太子刘据。公孙敬声和皇太子、两个公主是姨表亲。卫伉因父亲卫青（当时已故）是卫皇后和公孙贺夫人的弟弟，所以还是表亲。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皇太子就没事了么？武帝早就对性格不像自己的皇太子刘据感到不满，廷臣们都知道这一点。阿谀皇帝的妖人此时出现了，名叫江充。他原本为赵王效力，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江充在赵王面前搬弄赵太子丹的是非，赵太子因此大怒，杀了江充一家。江充侥幸逃脱，来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赵王太子，于是丹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他的父亲赵王向武帝求情，希望为讨伐匈奴出死力，从而为儿子赎罪，武帝被年老兄长的舐犊之情打动，决定废赵太子之位，赦免死罪。但同时，他也对不惧对方身份、敢于告发的江充十分中意，起用他为水横都尉。江充也不负武帝所望，连馆陶公主和皇太子的过失也敢揭发。他揭发皇太子的使者让车马从驰道（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上疾驰，皇太子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而他没有接受。正是这个性格异常的江充，引起了第二次巫蛊之乱。这时武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皇太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若武帝死去，因驰道案而憎恶江充的皇太子就会即位。江充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着手陷害太子的工作。诡计多端的他并未直接把目标对准皇太子，而是先从民间到官方引起巫蛊之乱。他准备了无数人偶，到处埋藏。A诅咒了B，C诅咒了D……长安全城都是巫蛊案件，拷问接连不断，数万无辜的人被处死。在这样的前奏曲过后，江充让一个出身匈奴的叫檀何的巫人上言说——宫中也有蛊气。如果现在不除，大祸将至。武帝因上了年纪，在性格变得狐疑的同时，迷信程度也加深了许多。宫廷内立刻展开了调查，到处都发现了人偶，而以皇太子宫中为最多。这时，皇太子刘据也觉察到了江充的阴谋。因此时武帝身在咸阳西北的甘泉宫，于是皇太子的臣下装作是皇帝的使臣，逮捕了江充，把他押到皇太子面前。——赵虏！乱了赵国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乱我父子！皇太子如是骂道，亲自监斩了江充，并把巫人檀何烧死在上林苑。皇太子被逼到绝路，决定发动政变。武帝在80公里外的甘泉宫返回，很快就镇压了皇太子的政变。皇太子逃到湖县（河南省），在那里被官兵们包围，结果上吊身亡。这是征和二年（前91）的大案。4皇太子的无辜在次年就被证实了，这是只需调查就可以弄清楚的事情。同时也证明了是江充的诡计泄漏，皇太子的目的只是杀掉江充，并没有反叛武帝的意思。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卫皇后也自杀了，这时距她以平阳公主府上歌女的身份进入宫廷，已经过了四十八年。武帝于四年后的后元二年（前87）死去。因杀了无辜的皇太子，武帝深感悲伤，在湖县建了“思子宫”，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立皇太子。虽然现代人很难理解，但汉代的人坚信巫蛊必然有效，所以才用死刑来严禁。武帝时期的第十一个丞相是刘屈氂，是武帝的异母兄，1968年河北省满城发现的汉墓主人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满城墓棺内的金缕衣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不过刘胜是个享乐主义者，光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个，刘屈氂是其中之一。刘屈氂的儿子娶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女儿为妻。被誉为倾国倾城的李广利妹妹李夫人已然故去，而她所生的刘髆被立为昌邑王。对丞相的儿媳来说，昌邑王就是姑母的儿子，也就是表亲。昌邑王如果即位，丞相一家就成了外戚，地位将稳如泰山。如同前述，皇太子政变大案后，武帝还没有立皇太子。丞相夫人目光短浅地施行了据说确实有效的巫蛊，施咒的目的是为了让昌邑王能够即位。此事被人察觉，丞相被斩，妻儿被杀，首级亦被示众。因发生在江充引起的大规模冤案后不久，所以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情。此时因匈奴侵入酒泉，贰师将军李广利正在远征途中。自己的妻儿因丞相之事而连坐被收监的事情传到了前线，于是李广利打算立下大功以拯救家族。他慌慌忙忙地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单于亲率的五万骑部队打得大败，不得不投降。最后的结果是，远在长安被收监的李广利妻儿连同全族被灭门，李广利不久也因卷入匈奴的内部斗争而被杀死。武帝在临死前立拳夫人所生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这位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武帝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刘旦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因而必然对这个决定不满。不过武帝的选择也是有原因的。弗陵的母亲拳夫人出身卑贱，而且已经死去，也有人说是被赐死的。即使弗陵即位，也没有外戚在宫廷中扩张权力的可能。与此相反，刘旦已经是燕王，手里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如果他即位的话，这些人就会乘虚而入，可能就会破坏掉长安宫廷的武帝体制。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实际上在武帝死前便已去世，刘屈氂的夫人尽管使用了巫蛊之类的手段，但也对此无计可施。燕王刘旦出于不满，和各地皇族取得联络，以弗陵并非武帝之子为由掀起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仍有谣言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说弗陵不是武帝之子而是自称领受托孤遗嘱的霍光的儿子。燕王虽然是叛乱的元凶，但因为有燕王的胞姐、抚育年幼昭帝的蓋长公主的说情，以至亲（皇帝的哥哥）的缘故而未被追究。燕王的叛乱基本上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在那之后受武帝遗嘱三人之一的金日磾死去。此人实际上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元狩二年（前121），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向汉投降，休屠王因犹豫不决而被浑邪王所杀。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磾虽只有十四岁，但也带着匈奴众人入汉，起初虽是官奴，但被武帝发现，做了随身近侍。武帝死去的时候他被封为驸马都尉。霍光是二十四岁死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一直和金日磾一道侍奉皇帝左右。还有一个上官桀是太仆，原本是仪仗兵，因一身大力被认可，受到武帝喜爱。他是武帝信赖的保镖，一直在武帝身边。像这样侍奉在皇帝左右的人被叫做“内朝”，丞相和御史大夫等政府部门被称为“外朝”。武帝只对内朝的人托付了后事。昭帝没有外戚的族系，就由内朝的实力派进行辅佐。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是车骑将军，上官桀是左将军，握有兵权。然而，三驾马车的体制因金日磾之死而崩溃。三头政治的时候，就算其中两人对立，还有一人可以充当调停，但如果只有两人，就会变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所以对幼帝来说，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独裁者。5最后成为独裁者的是霍光。他在打倒对手上官桀之前，就着力于削弱外朝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武帝的遗嘱中除了托付三个宠臣后事外，也提到要起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个有能力的经济官僚。武帝知道自己花钱花得太狠，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他预见到整顿财政将是下一个时代的课题，于是就给了实务经济官僚桑弘羊以责任和地位。昭帝时期内朝的实力派是霍光，外朝的实力派则是桑弘羊。霍光倾向于让外朝仅仅是个办事机构，是根据内朝精神处理政务的地方。始元六年（前81）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为了再次研究此前的经济政策，汉集中了由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举行政策讨论。会议的情形被桓宽的《盐铁论》以对话形式记述了下来。盐和铁在武帝时期是政府专卖，到了武帝晚期，酒也加入这一行列。桑弘羊为了使政府的专卖事业更好发展，打算重建财政。虽然是件好事，但外朝掌握了钱口袋的扎绳，权力过大，内朝就会受其制约。盐铁会议看上去是霍光为了牵制桑弘羊而召开的。说起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全都是豪强。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曾在盐铁贩卖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但这份利益被国家上收了。所以盐铁会议如果召开，就注定会出现反对专卖的声音，他们主张恢复到建国初的农本主义。国家应向儒教的理想主义前进而不要与民争利的呼声很高。会议后，少部分理想主义性质的政策被采用，但盐铁专卖这一情形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废止了专卖，国家的运营就会变得困难，霍光不可能不懂，他只是要制止桑弘羊乃至外朝的特立独行。盐铁会议次年——元凤元年（前80），霍光终于清除了上官家族。原本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所以两家还是亲家，上官安夫妇所生的女儿是霍光和上官桀共同的孙女。上官安希望女儿被立为皇后，就和丈人霍光商谈，却得到了“七岁尚早”的反对意见。上官安不死心，又在蓋长公主那里做工作，成功使女儿成为昭帝的皇后。蓋长公主因养育昭帝，对皇家的私事有很大的发言权。通过这件事，上官家和蓋长公主走到了一起。如前所述，蓋长公主和燕王刘旦是同母姐弟。燕王挑头的造反被镇压，但元凶没有被处理，不用说也知道是因为蓋长公主的奔走。造反未被追究的燕王仍然对帝位不死心——朝廷中有和胞姐结盟的上官父子，如果和他们联合，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由胜利者一方写成并流传至今的记录中就是这样写的。司马迁已死，所以成书于东汉前期的正史《汉书》就是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上官桀父子勾结燕王，计划杀死霍光，废黜昭帝，拥立燕王登基。但事前计划泄露，一干人悉数被逮捕和诛杀。上官家已然把上官安的女儿推到昭帝皇后的地位，所以废黜昭帝这种事情不合情理。也有可能是霍光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并以此杀掉政敌。上官氏一族除了昭帝皇后也就是霍光年幼的外孙女，全部被杀。燕王也被皇帝命令自杀。接着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也因和上官父子共谋被杀。这样一来，连外朝的实力派也被消灭了。从此，霍光就成了汉王朝的独裁者，把全部权力收于自己掌中。他死于地节二年（前68），故霍光时代长达十二年。此间昭帝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就死了，时间是元平元年（前74）。昭帝因无后嗣，昌邑王被召至长安即帝位。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刘髆曾被立为昌邑王，在他死后，儿子刘贺世袭了王位。然而，即位仪式还未结束，昌邑王就被废了。根据《汉书》记载，昭帝的灵柩还在前殿，他就欢歌、饮酒、斗虎，和昭帝的宫女淫乱，简直就是绘声绘色的暴君。昌邑王即位时的身份是昭帝的皇太子。于是，昭帝的未亡人、霍光十七岁的外孙女就成了皇太后，也就是新帝的母亲。皇太后可以废立自己的孩子。刘贺被废除皇太子之号，甚至连昌邑王之位也被剥夺。即位仪式时，从本国就随行的两百个家臣除了三个人外，在门外全部被杀。《汉书》记载的内容如前所述，说昌邑王是这样那样的暴虐，家臣们不好好辅佐主君因而被杀。这显得过于反常，而历史有时候是反过来写的。上官父子的政变计划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前面提到，这是霍光为了手握独裁大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昌邑王知道就算即了帝位，只要霍光还在，就只能是个傀儡。他的想法是在即帝位的瞬间发动政变，除掉霍光。因为有这个动向，所以家臣们全部被杀，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政变才随行至长安的。两百人中未死的三人，因苦谏过昌邑王的原因得以生还，但如果加以推理，可能就是这三人向霍光一方泄露了政变计划。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从民间找到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人并让他即位，这就是巫蛊之乱中死去的无辜的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死于三十八岁、当时的两个儿子已死的刘据，竟然还有个孙子，看上去很奇异。不过刘据十五岁就娶史氏为妻，有个孙子也不足为奇。皇太子死去那年出生的刘病已虽在宗正中也有皇籍，却是在民间养大的。他已经年满十八岁，在民间娶妻许氏。他做了比他还小一岁的皇太后（昭帝的未亡人）的儿子，即了皇位，这就是声名极佳的明君宣帝。霍光之所以选择宣帝，除了因为民间的评价很高外，也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派族系。宣帝的岳父不过是掖庭令（六百石的官）张贺的部下。宣帝十八岁时即位，死时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在朝廷内最大的实力人物霍光死后，他悉数清除了霍氏一族。而且这时还发生了匈奴分裂、单于降汉等前所未有的事情。对汉来说，这是个好年景。

第十一章 汉之灭亡与复兴 
1昌邑王刘贺不甘只做傀儡，太着急于发动政变清除霍光，帝位近在咫尺却反而被废，可以说是非常天真。接下来即位的刘病已，十八岁前在民间长大，对人情世故非常了解，他一直在静静等待高龄霍光的死亡。宣帝刘病已即位后没多久，就失去了在民间所娶的许皇后。接着霍光的小女儿被册封皇后。因为许皇后过于随和，于是有传言说她是被毒杀的。宣帝即位时，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在霍光请求将政务全部奉还的时候，决定——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日本官名中的“关白”，就是由上面《汉书·霍光传》的记述而来的。从宣帝的决定中可见其谦逊，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昌邑王的先例，闪电即位的皇帝位子并不稳固，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安上什么罪名拉下马来。所以，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让霍光去解决，宣帝就不用负什么责任。许皇后之死是在宣帝即位三年后（前71），霍皇后的册立是在这一年后。汉皇室就形成了霍光的外孙女是皇太后而女儿却是皇后的局面，关系是倒过来的。在册立霍皇后的两年后（前68），霍光死去。直到临死那一刻，他还是心念万岁方才闭眼的。宣帝亲自到病床边探望。霍光死去的第二年，宣帝立许皇后所生的奭为皇太子。知道了这件事的霍光夫人显气得吐血，于是让女儿也就是皇后去毒杀皇太子。然而皇太子身边的试毒防备严密，毒杀是不可能成功的。紧接着宣帝决定，群臣上奏不再经由尚书，可以直接放到皇帝案头。霍光曾领有大将军和尚书的职位，大将军握有军权，而尚书可以把对霍氏不利的奏章扣下来。霍光死后，尚书一职由霍光的侄孙霍山担任。因为凡事可以绕开尚书，所以这就成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无法对奏章事先检查。接着宣帝开始裁军。——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废止了车骑将军和右将军的屯田。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他被授予和父亲一样的大司马一职，然而却没有应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就这样，掌握军权的霍氏一族被从军队中剔除出来，不断有人被调往蜀郡、武夷郡等远方。之后由亡故的许皇后一族和史氏（宣帝祖母——武帝的皇太子刘据的妻家）中的年轻人出任司令官，替代了他们的位置。霍氏被逼到绝路，于是发动政变，但全族都被诛杀。《汉书》中如是写道。不过被宣帝老练地从军队中剔除出来的霍氏，真的就有发动政变的实力么？说是霍氏计划废宣帝而立霍禹，但在阴谋发动前被发觉。霍皇后被废，霍光的未亡人显被杀并曝尸于市。这也是宣帝对杀害糟糠之妻许氏的报复。宣帝已经发现了许皇后的死亡原因，是女医淳于衍根据霍光夫人显的命令而下的毒。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霍氏虽罪该万死，但霍光的忠勋是汉应该祭祀的，对停止祭祀的事情评价说——孝宣帝亦少恩哉。确实是有些薄情寡恩。民间长大、喜好游侠、曾流浪各地的宣帝明白世间的严酷，他不可能对毒杀皇后、毒杀皇太子未遂等事情视而不见。此外在民间长大的宣帝深知人民的苦处。裁军是其中一环，另一方面他将刑罚变得更加严厉。他目睹世间恶党横行，善良的人民深受其害，所以他起用法家的官员，实行严罚主义政治。皇太子刘奭屡屡向宣帝进谏，说刑罚过于严厉，建议依据儒家理想施行政治。宣帝肯定会觉得在这个宫廷内长大的、规规矩矩的皇太子非常天真。他训诫皇太子说，儒家思想虽好，但实际的政治必须是适当地糅合霸道和王道来施行的。因皇太子受儒教影响太深，传说宣帝担心——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在牵心于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同时，在断定不得不用武力的时候也会断然起兵。霍光死后次年（前67），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国都是残存至今的交河城遗址）向汉称臣，但又和匈奴勾结，想要阻断亲汉国乌孙和汉之间的道路。宣帝令郑吉、司马熹率绿洲的万余兵进攻车师前国，最终迫使其投降。神爵元年（前61），汉打击羌的先零。先零如果和匈奴联合，汉通向西域的通道就会被隔断。这场战争中，年逾七十的老将赵充国献上了斩首七千六百、俘虏三万余的辉煌战果。次年，因匈奴的虚闾权单于死去，同时有五个首领自称单于，匈奴的实力明显变弱。甘露三年（前51），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入朝正是臣服的表现。白登山之耻以来，匈奴曾是汉朝国防的最大问题，现今已经不能再向汉施加压力了。相反，如果不能和汉保持友好，单于甚至都无法掌控匈奴。汉完全掌控了西域的贸易路线。汉设西域都护，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变得繁盛起来。虽说宣帝薄情寡恩，但与其说是他是个法家，不如说他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因为他曾在民间度过艰辛的时光，所以可以嗅查到浓重的现实气味。霍皇后被废后，宣帝挑选没有子女、忠实本分的女子为皇后，这就是王皇后。连这件事情也显露出他彻底的现实主义个性。2黄龙元年（前49），宣帝死去，受儒教影响极深的皇太子刘奭即位。这就是元帝。儒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上尊崇王道。然而，现实政治并不是只靠理想就能运作的。正如宣帝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在现实政治中必须综合运用王道和霸道。不过，元帝采用的却是单枪匹马的王道——理想主义。元帝手下起用了大量儒者，施行理想主义的政治。他废止了有悖于儒家精神的盐铁专卖，但国家财政立刻就变得举步维艰，几年后又不得不恢复。也有建议说，从农本主义出发，应废止货币经济，恢复到物物交换，但事实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是这般概括元帝的。它赞扬了“孝宣之业”，意思是宣帝使匈奴臣服，将西域收入势力范围，此外还弱化了内朝和外朝，打造出独裁权力。霍光弱化了外朝，而宣帝又清理了霍氏一族，弱化了掌握军权的内朝，所以业绩已经是无人能及了。而元帝则将此优势损失殆尽。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就算是宣帝，也要借助许氏和史氏等外戚的力量。宣帝能凭借自身优秀的资质来驾驭他们，但元帝做不到。元帝的皇后叫王氏。如前所述，霍皇后被废之后，宣帝所立的皇后也叫王氏，故而元帝的皇后一般被称作元后。元帝于在位的第十六年死去，元后所生刘骜即位，叫做成帝，在位二十六年。说起元帝的业绩，就是完全把汉变成了儒家体制的国家。成帝虽有帝王资质，在位的后半时期却沉迷于女色。自从他宠爱赵氏姐妹开始，后宫——皇帝家里就起了乱子。成帝的生母，也就是元后王氏一族就成了掌握极大权力的外戚。和宣帝不同，元帝、成帝都无力压制外戚。元后兄弟的儿子个个都被授予很高的爵位，并身居要职，不过早死兄弟的儿子就没有这份待遇了。王莽也是族中一人，但父亲早死，所以在王家并不受待见。但元后怜悯他，对他格外照顾，在大司马王根（王莽的叔父）辞职后让他继任了这一重要职务。成帝沉迷女色却无子嗣，于是就由元帝侧室傅氏所生定陶王刘康的二十岁儿子刘欣即位，这就是哀帝。哀帝是同性爱者，只爱叫做董贤的美少年，还任命他为大司马。董贤年仅二十二岁，在宫廷内长大，毫无政治手腕。汉王室也真的是堕落了。不过哀帝在位六年就死去，这六年中，王家大权旁落，但在哀帝死后却重掌实权。元后和王莽商量，立九岁的中山王为帝，这就是平帝，但他的生母卫氏却被留在中山（河北省），不允许来长安。当然这是元后和王莽商量的结果。王莽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夺取汉家天下的意图。王莽对操作舆论很有一套。哀帝的时候王莽失势，但偶有日食，就会有人说“这是老天在诉说王莽的无罪”，传言散布开来。平帝的元始二年（2），黄支国（越南）献上奇兽犀牛。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珍禽异兽的出现是圣天子出世的前兆。据说实际上黄支国献上犀牛是出自王莽的手笔。王莽的次子王获因杀害奴隶，被父亲责令自杀。此外长子王宇也因谏言“把平帝生母留在中山是不对的”，反被父亲命令自杀。为了天下黎民，大义灭亲的美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平帝的生母卫氏被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立为平帝的皇后。平帝十四岁时暴毙，他因生母被杀而憎恨王莽，王莽知道后就直接给他端上了毒药。平帝死后，宣帝一脉皇族中最年少的子婴被选作后继者。这是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年号改为“居摄”，王莽以“宰衡”之名摄政。辅佐周成公的周公被叫做“太宰”，辅佐殷汤王的伊尹被叫做“阿衡”。把过去的两个地位最高的辅佐大臣的称谓并列，意思是没有在此之上的监护人了。不久王莽就变本加厉起来，不再只是区区辅佐大臣了，他自称假皇帝。秦末陈胜吴广之乱时，吴广称假王。这个“假”是副的意思。在副皇帝之后，他又让人们叫他摄皇帝。王莽取代汉代刘家成为皇帝，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居摄三年（8），四面八方传来了所谓天命降临的瑞兆报告，王莽终于登上了天子之位。汉自此灭亡，王莽开启了以“新”为国号的王朝，其由来是他当初被封为新野侯。3王莽的目标是复归到圣天子统治天下的周代古法。周公制定周代制度已经是千年以前的事了，但因为孔子的大力推崇，人们认为周代政治是理想的。伪善的王莽在接受汉代最后皇帝的禅让（实际上是篡夺）的时候，拉着幼帝的手，流泪说：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大政奉还。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如愿。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王莽的篡权袖手旁观。刘崇、刘信等宗族和地方长官翟义起兵，兵力一度达到十万大军，但还是被王莽军镇压了。王莽从大司马、安汉公、宰衡，逐渐升级称号到假皇帝、摄皇帝，直到做了新王朝的皇帝，所以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汉朝已然终了。虽然篡权有计划性也有现实性，但王莽所走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忽略了现实的理想主义，所有的一切都采用了太古的周代制度。按清末康有为（1858篡夺）的时候，拉着幼帝的手，流泪说：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1927）的说法，王莽时代的古文经多属伪作。王莽就是善于伪造的名人。瑞兆也是伪造，更不用说四十八万条对他的歌功颂德了。回归周代古法的复古主义使社会陷入了大混乱。不仅如此，连外交也停滞了。井田法被决定付诸实施。该法认为天下的耕地全部是“王田”，不过没有人知道此法是否真的在周代实行过。“奴婢”的称谓被改为“私属”，这种做法认为所有人口都是天子之物，现今是临时由个人代管，他们从事耕作也是在为天子效劳。土地和人民都是天子之物，所以对它（他）们进行的买卖是被禁止的。视土地和奴婢为私有的地方豪强自然要反对王莽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在宣告对个人财产的否定。西汉晚期，土地兼并日益加重，各地的大地主都成了豪强。元帝时候开始，歉收可以说就像是慢性病一样绵绵不绝，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的人不在少数。因流民的贼匪化，豪强为了自卫就组建武装。豪强、流民、私铸、盐铁走私等武装团体在全国遍地开花。根据儒教的华夷思想（该思想认为文化的中心是华，文化不发达的是夷狄），把匈奴改名为降奴的孩子气做法并不少见。西汉曾把臣服的匈奴单于立为王，但到如今夷狄为王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降格为侯。所以，此前臣服汉的各地部族就必然会疏远王莽政权。这样一来，不起叛乱倒显得不正常了。只要有人开头，马上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开这个头的是个被称为吕母的妇人，她只是个酿酒的普通人，并不是拥有私兵的豪强，也不属于流民或是走私集团。她的儿子是个县里的官吏，因为过失被长官杀了。汉代县的长官是县令，嗜好更名的王莽把县令改名为“县宰”。吕母为了复仇，召集了一群血气旺盛的年轻人。因为她是酿酒的，年轻人来买酒的时候她就不收钱，以此为拉拢手段。另一方面，她投入全部财产购买了武器。就这样，吕母一党袭击了海曲县（山东省），杀了县宰，砍下了他的头。吕母把首级供在儿子的墓前。吕母虽然达成了目的，但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就只能继续结党，无法解散，也不能解散。因私人性质的复仇而雇佣起来的武装团体，性质上变成了造反集团。撼动王莽政权的“赤眉军”据说就是这样诞生的。4在海曲县起事的吕母一党为了区别敌人和自己人，把刷墙的红色染料涂到自己的眉毛上。“赤眉军”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继吕母之后，接手指挥赤眉军的是樊崇，他手下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一干助手。王莽的政治与其叫做暴政，不如叫做乱政。忽视现实的复古主义政治必然会搞乱现实。强行推进我行我素的政治，引起了本质上属于体制派的地方豪强的反感，严罚主义又制造了大量的流民群。于是人们就怀念汉朝。刘氏皇帝统治天下的时候，虽不一定会太平，但和王莽的政治相比就要安定的多得多，秩序也能得到保证。吕母一党在山东点燃了大乱的导火索后，各地的流民们也开始行动起来。黄河和淮河之间以及长江支流的各个流域内，适合流民聚众建寨的地形非常多。现在湖北省当阳县东南的绿林山就是其中之一。以新市人王匡为首，王凤、王常、成丹、马武等人把此处作为流民的据点。开始只有几百人，但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七八千，记录称最盛期有五万人，去往那里的饥饿流民多到趋之若鹜的程度。后世贼匪有个别称叫“绿林”，就由来于此。王莽于新地皇二年（22）发兵两万进行讨伐，但反倒在绿林造反军那里吃了败仗。不过，狭小的绿林山无法供养大军，据说绿林军因疫病而损失的兵力就达一半。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从绿林山移出。北上进入南阳的称为“新市兵”，前往西方南郡的叫做“下江兵”。南阳一带是豪强势力很强的地方。汉武帝的庶兄刘发被立为长沙王，除了继承王位的儿子，还有五个儿子被封侯。其中一人被封为舂陵侯，但由于封地是潮湿的低洼地，故而提出宁愿减少户数也要移到北方的想法，恳求朝廷后获得允许，转封到南阳的白水乡。王莽时代，刘敞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他有个叫刘玄的堂兄弟因为犯了法，在一个叫平林的地方流亡。平林和绿林一样，有一个陈牧等所率的流民团，叫做平林兵。从绿林转移过来的王匡所率的新市兵也进入这里。受政府军讨伐的反体制团体，数量越多胆子越大。平林兵和绿林系的新市兵在此合流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头目。正好身为汉王室后裔的刘玄流亡到这里，所以就让他来担任首领。前面讲到，豪强也有私兵团。从流民团以刘玄为首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豪强和贼匪出现了联合的可能性。平林兵、新市兵再加上豪强的私兵团，此前专事掠夺的反体制武装集团摇身一变，成了以复兴汉王朝为目标的政治集团。受任的刘玄一开始被叫做更始将军，不久就被拥戴为皇帝，年号“更始”，时间是公元23年。南阳豪强的核心，是相当于舂陵侯（王莽除去了汉王室刘氏一族的王侯之位）的刘氏支系家长的刘敞和他的儿子刘祉。不过在南阳刘氏中，比起这一直系，刘、刘秀兄弟的人望更高。兄弟俩的外公是湖阳大豪强樊重，刘秀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新野县的名门邓晨和宛县的实力派李通。此外，与新野县的名门来氏也有姻亲关系。这样的人脉在这个时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过，为何是刘玄被推戴成了皇帝呢？理由很简单。平林、新市的造反军想要的是一个傀儡皇帝，优秀的人物并不合他们的胃口。刘玄称帝的前一年（22），王莽第二次出兵讨伐东方的赤眉军，但再次战败。一般人都说碰到政府军比碰到赤眉军更可怕，因为政府军的军纪相当败坏。人们聚集到打了胜仗的一方，所以赤眉军在大破政府军后，人数膨胀到了十万。5反王莽势力中，最大的两支是把刘玄当作傀儡的豪强和流民的联合体以及赤眉军。前者以南阳为中心，后者以山东为中心，都在大力扩张势力。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规模的差别，但也有数不清的造反团体。这样一来，不得不说王莽的新王朝已经很快呈现出了晚期症状。拥戴更始帝刘玄的势力被称为更始军。更始军从南阳北上，经昆阳至洛阳，又从那里西攻长安。刘、刘秀兄弟也参加了更始军，不过实际上是有能力的刘在主持大局。据说绿林系下江兵的指挥者王常等也是如此。关于拥立新的皇帝即位，有时期尚早的论调，不少人认为攻下长安后才应做这件事。躲在绿林山的时候，人们只是为口粮而拼命。王莽政权开始衰落后，人们开始看到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但同时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在有能力、有统率力的皇帝的指挥下，享受再度到来的太平。他们希望刘即位。至少不能靠刘玄，所以他们提出即位尚早的论调。与此相反，也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有政治上的野心，想操纵一个无能的皇帝。这股势力慌慌张张地把刘玄推到了帝位上。皇帝这个位置自然令刘玄感到不安，因为他最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王莽为了阻止更始军北上，派去大军，而且还是百万大军。号称百万，首先可以先减去一半，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大军。形式主义者王莽给它取名为“虎牙五威兵”，他令精通兵法六十三家之术的人从军，让军队不止带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器械，还载着珍宝，带着猛兽一起去。这是示威用的，是为向沿路展示“王莽之势正如旭日升天”所使用的伎俩。年满六十八岁的王莽不得不展示自己仍然身体健康。他染黑了头发和胡子，立史氏的女儿为皇后以填补两年前老皇后死去所留下的空缺。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示威。王莽的大军包围了昆阳城。不足一万的更始军死守不出。刘秀跟着十三骑逃出昆阳城，在城外集合了三千兵力，向围城军队发动了反攻。刘秀是个以慎重知名的人物。城内的更始军认为，既然他都敢向大军发动急速攻击，后面应该还有援军，于是也打开城门出击。实际上刘秀集合的就只有那三千骑兵。当时各地决定观望的势力仍然不少。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攻击昆阳，也是为了示威。然而，昆阳大败使得王莽被彻底放弃了。从昆阳溃逃的王莽败兵四散奔逃回故乡，他们起到了在全国宣传“王莽没戏了”的作用。更始帝刘玄设局杀了刘秀的哥哥刘。刘玄一直很担心最有人望的刘可能有一天取代自己的帝位。有个叫刘稷的男子主张即位尚早论，拒绝被任命为将军。更始帝以违抗天子命令为由，逮捕并处死了他。这次刘为他辩护，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即日处死。这是一场一网打尽的预谋，也是更始军分裂的危机。慎重的刘秀埋藏起杀兄之恨，对更始帝保持恭顺的态度。即便是更始帝，也不能清除在昆阳立下莫大功勋的人。攻陷洛阳的更始军主力自然把目标转向西方的长安。这一次，皇帝刘玄命令刘秀平定河北。虽然最大的对手刘已被打倒，但他的弟弟、昆阳英雄刘秀也必须远离。河北有个叫王郎的人，出身邯郸，自称是成帝的私生子，坐了天子之位，受到广阳王刘嘉（武帝的五代孙）和真定王刘杨（武帝末弟的六代孙）的拥立。各地汉朝皇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王郎究竟是否是私生子的问题上，而如今暂时被立为皇帝的却是刘玄，因此对究竟投向二者哪一方取舍不定。同样是汉代皇族，但有王位的才是正皇族，侯不过是个准皇族，况且刘玄还只是准皇族的第二代堂兄弟，所以各地皇族不承认更始帝的氛围很重。刘秀迎娶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首先把真定王势力抢到自己一方，通过攻击周边先把邯郸孤立出来。更始二年（24）四月，刘秀终于攻陷了邯郸城池，并斩了败逃的王郎，在昆阳大胜的次年又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6另一方面，在更始帝派去的申屠建和李松等将军到达之前，长安就已经由本地的造反团捷足先登地接管了。王莽根本没有人望，没有人愿意为他死守长安。第一个接管长安的是王宪，他极尽掠夺之能事。王莽被一个叫杜吴的人所杀，一个叫公宾就的人割下了他的头。不久更始帝派去的将军进入长安，王宪就被杀了头。强抢宫女、车上立天子旗被认定是大罪。而更始帝进入长安后，也不能说是展开了善政。从他被当作傀儡而扶植为皇帝可以看出，这是个愚昧的君主。他宠爱夫人也就是右大司马赵萌的女儿，把政事全部交给赵萌。这个赵萌是个肆意放纵的人，因此新政权很快就失去了人心。更始帝政权更关心的是每天召开的宴会，而不是让在战乱中疲惫不堪的人民休养生息。王莽的乱政即便伪善，但好歹目标是圣天子的政治，而更始帝却连这个理想的零头都没有。正因为期望很大而践约未能实现，所以人们的失望也很大。对更始帝政权绝望的声音立刻传遍四方。和更始军旗鼓相当的造反势力赤眉军怎么样了呢？这已经是数十万的大军了，将领们对统率这样的兵力有心无力。大部分人的故乡在东方，可以说是归心似箭。然而如果全部解散的话，赤眉军就会烟消云散。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打着如意算盘，想充分利用这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兵力。正在此时，更始帝政权失去人心的消息传来。于是赤眉军将领们自然就产生了取代更始帝的野心。尽管如此，赤眉军还是缺乏核心。在王莽乱政中得到深刻教训的人们还是在期望着汉王朝的再现。提起赤眉军精神上的纽带，那就是对城阳景王的信仰。城阳景王是汉高祖的孙子刘章，他在诛杀吕氏时一马当先斩了吕产，因而在山东地方被当作战神祭祀，成了民间的信仰。赤眉军从城阳景王的后裔中挑了一名叫刘盆子的十五岁少年，扶植他登上了天子之位。刘盆子的父亲式侯刘萌在王莽时被废侯，因此在之后出生的盆子在动乱中未能受到教育，是个牧羊童，连读书写字都不会。据说他突然做了天子，在受到众人礼拜时完全被吓坏了，差点哭起来。赤眉军拥立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帝在逃亡后又故作沉着地回来，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就被缢死。不过赤眉军政权比更始帝政权还要糟糕。他们为了把归心似箭的军众拉到长安，说那里有很多财宝，去了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而进入长安后赤眉军众却发现，财宝已经被更始军掠夺一空，连食物都没了。赤眉军在长安停留了三个月，粮食也吃光了，因此为了寻找粮食移师向西。打算利用军众力量的将领们知道，如果东行，军队就会自然解散，所以诱导他们一直向西。然而西边已经有了自立为王的隗嚣，他率军轻轻松松就击退了饥寒交迫、意气消沉的赤眉军。赤眉军回到长安，可还是没有粮食。事已至此，二十万赤眉军众只得东归。而在归途上等待他们的，是平定了河北的刘秀。赤眉军立少年天子的更始三年（25）六月，刘秀也于同月登基，改元建武。东汉王朝宣告诞生，但天下还在动乱之中。刘秀在杀了自称天子的王郎之后，挨个降伏了河北的流匪团伙。其中最大的一个团伙叫做铜马军，因其首领被封为列侯，军众被合并，于是那个地方的人称呼刘秀为“铜马帝”。而那些铜马之下的造反团伙是因赤贫而起义的，所以刘秀赦免了他们。十余万赤眉军在宜阳被等候多时的刘秀降伏。刘盆子虽即了帝位，但是被强迫的，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刘秀赦免了他。赤眉军的将领们也被赦免了。刘秀——这个时候应该称他为东汉的光武帝了。他在打败王郎后，把邯郸堆积如山的文书付诸一炬，根本不阅一字。和王郎有书信往来的人们，本来一直在担心会被怀疑与其关系亲密，这下子就放心了。不得不说，刘秀收揽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但是，只要被认定是有野心的危险人物，刘秀就绝不放过。战胜王郎的主因在于把真定王刘杨拉入自己一方。光武帝在即位第二年，就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此人。刘杨是光武帝之妻郭氏的舅舅。前面提到，刘杨比光武帝更接近汉代皇统，或许有人有拥立刘杨的动向。胜者留下的记录不能全盘都信，所以应该认为，他有可能是被光武帝暗算了。赤眉军的将领虽被赦免，但樊崇和逢安两人后来因谋反之罪而被处死。不过徐宣和杨音等其他赤眉军将领得以安度天年。光武帝是个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他在洛阳太学就学，想着自己最多做个执金吾（警察总监）就满足了。他还是个多情种子，娶了新野县出身的绝世美女阴丽华做妻子。政治策略上娶刘杨的外甥女为妻是在初婚的第二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重婚了。赤眉军以及源自绿林系造反团伙的更始军，可以说是因为欠缺知识分子而失败的。如果有通晓历史教训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两军进入长安时的暴行是可以避免的。据说赤眉军将领中识字的只有曾经做过狱吏的徐宣一人。曾是太学儒生的光武帝在乱世中光芒四射。兄长刘被杀后他能隐忍不发，可能还是学问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光武帝的军队纪律严明，是因为他深知人们在乱政、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交相压榨之下，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对能带来秩序的救世主是多么的渴望，而且他也能客观地审视自己。更始、赤眉被消灭后，就只剩下陇（甘肃）的隗嚣和蜀的公孙述这两个地方军阀。建武九年（33），隗嚣病死，他的儿子隗纯接任。次年，隗纯投降。建武十二年（36），公孙述战败而死，蜀并入东汉的版图。就这样，东汉巩固了王朝的基础。攻陇时，光武帝曾向前线的部将岑彭送去书信，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

第十二章 紧缩时代 
1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说——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光武帝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止了郡兵。这就正式废止了西汉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军队直属于皇帝。这样一来，能够调动军队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绿林等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这是光武帝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学到的教训。2光武帝因为故乡南阳和洛阳很近，所以时常回去。据说有一次，亲戚里的老太太们对他说——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时不但很谨慎，人品忠厚好说话，而且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光武帝没有故作豪放地去结交他人、增大自己实力，老太太们对此感到很惊奇。光武帝听到这番话后，笑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番话可在《后汉书》中看到。所谓柔道，通俗来讲就是不强求。不过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须施行政治。对军制的改革，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军们不会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气等准备工作。在内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屡屡下发解放奴隶的诏书。他从赤眉、绿林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层的人们是因为绝望而叛乱，所以决定尽可能地减少最底层奴隶的数量。解放奴隶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据的。此前杀害奴婢无罪，被视为小事一桩，而在建武十二年（35）的诏书中，他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他多次下发解放奴隶的命令，不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隶主。只要上报自己已经把奴隶恢复成自由民，朝廷就不会追究此前一直强迫奴隶劳动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隶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但很难找到工作。与此相对，建武十五年（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调查耕地和户籍。大地主因赋税重，基本上都只申报很少的数量。而绝大多数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强的农民中，佃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根本交不起税金，但调查开始后就不得不纳税。为此，各地造反又起。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个造反者只要杀了一个造反者，就不再被问罪。以此来达到使造反团伙内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发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责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问责而走投无路，连他们都加入了造反一方，这种例子并不鲜见。被认定是勾结豪强、申报作假的十几个高官受到了处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结束了。此后光武帝再也没有进行土地强制调查。这是为了避免触发问题的诱因，是以所谓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现。东汉初期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光武帝似乎对这个“大”字很反感。他除去了“大”字，变成了司徒、司空，大司马的称谓恢复为西汉的太尉。光武帝的性格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向实行怀柔政策的光武帝出兵越南和朝鲜。不过，现在的越南北部在西汉的时候是直辖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朝鲜也同样有四郡。所以，光武帝出征两地绝不是外征。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人口和户数调查经常成为比较的标准。从《汉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数字来看，此时是西汉的最盛期——全国的户数是1223万，人口是5959万。东汉每逢皇帝之死，就会统计户数和人口。光武帝死去的建武中元二年（57），户数427万，人口2100万。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户数不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见，在赤眉、绿林、更始的大动乱中死了多少人。光武帝介意“大”字虽说是性格使然，现实中“大”也让人觉得很假。作为参照的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中，越南交趾有人口74万，比包括长安的京兆略多一点。九真郡16万，日南郡约7万，不成什么气候。从这一数据可见，交趾的反叛对东汉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因为没有卷入王莽晚期之乱，交趾的户数人口可能都没减少。光武帝令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反叛的当地女首领徴侧、徴贰姐妹。建武十九年（43），马援斩了姐妹俩，平定了这个地方，但徴氏姐妹在越南被奉为民族英雄，她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承。在朝鲜的乐浪郡，有个叫王调的人自立为王，但在光武帝的讨伐军到来之前就被当地人杀掉了。与交趾非常激烈的抵抗相比，平定乐浪则相对简单许多。原因就在于乐浪的汉人移民很多，而王调也是汉族，所以就没有发展成民族抗争的形式。交趾徴氏姐妹的抵抗是民族运动，所以才会那般激烈。光武帝在同属朝鲜的岭东，也就是日本海一侧看到了民族纷争的势态，所以放弃了那里。远征交趾必然使东汉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因为是在建国初期，所以在经济上应该是承受不了远征军的庞大消耗的。此后对于远方的首领，一般认为东汉主要采用怀柔的方针政策。志贺岛出土的金印也是这样潮流中的一例吧。3鉴于西汉因外戚王莽而灭，光武帝决定抑制外戚的力量。他废了第一个皇后郭氏，立绝世美女阴氏为后。受光武帝的影响，郭氏和阴氏都很介意自己家族成员出任要职。二代皇帝明帝的皇后是在远征越南时立下伟大功勋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而这个马皇后也劝服自己娘家人要谨慎，当然也不打算让他们在政府就任要职。马皇后可称得上有名的皇后。东汉有个叫云台的宫殿里绘有建国功臣武将二十八人的画像，并被高高悬挂。人们称之为“云台二十八将”。这是为了时刻不忘他们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堂。然而其中却没有在越南立下大功的马援的画像，据说就是马皇后坚持不让把父亲的画像挂上去的。外戚被驱离权力宝座的时光只不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三十三岁的章帝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章帝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终于可以将权力收于掌中。和帝并非窦太后所生。她没有亲生儿子。窦太后的父亲窦勋，母亲是公主，自己又娶了东海王刘疆（光武帝的长子，郭皇后所生）的女儿为妻。家族和皇室有多重关系。不过明帝时代发生了一起疑案，窦太后的祖父窦穆和父亲窦勋被捕入狱，最终都死在狱中。窦太后知道权力的可怕。她对告发祖父和父亲的谒者韩纡恨之入骨。因和帝只有十岁，窦太后摄政。接着她让自己的哥哥窦宪任侍中，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和窦环为中常侍。和帝的周围都是皇太后一族。谒者韩纡已死，窦宪为给父亲和祖父报仇，斩了韩纡的儿子，把首级供在先人墓前。真是不讲情理。窦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纷争。章帝大丧的时候，都乡侯刘畅来到洛阳，窦太后对这个人非常中意。刘畅相当于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的刘縯的曾孙。如果刘当时没死，因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兄长，所以可能登基的就是他了，曾孙刘畅也会成为皇帝。他和和帝是同一代的远房堂兄弟。虽然有点不太正经，窦太后可能是动了女子情怀。因为这是个半路里杀出的竞争对手，窦宪就暗杀了刘畅。事情暴露，窦太后被激怒了，把哥哥窦宪关了起来。窦宪申请征伐匈奴以赎罪，获得准许。对这次远征，朝廷群臣都持反对意见。匈奴从未侵犯国界，相反一直受到鲜卑族的压迫，正陷于困境之中。儒教的反对意见认为，对弱者毫无理由的征伐违背道义。光武帝一心培养的骨气之士已经担任了朝廷的要职。但是窦太后不加理会，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并令他立即出发。此时，派往西域的班超正活跃在这些绿洲国家，而他的哥哥班固正从事《汉书》的写作，突然就随窦宪军远征。毕竟，史官的身份还是很低微的。班固因获军职，首次得到二千石中郎将的待遇。因为对手弱小，东汉军取得大胜是必然的。时间是因章帝谅暗（皇帝居丧）而还未改元的章和二年（88）。因外征之功，窦宪被授予三公之上的大将军之位。于是外戚窦氏就开始了专权。大将军自开幕府，撇开三公九卿的外朝，另立了政府。尝到甜头的窦宪又于永元三年（91）率军讨伐匈奴，北单于被打得节节败退。有军功者很容易被提拔。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舞文弄墨的班固要弃笔换剑。这样一来，那些在政府出任要职的，都仰仗于窦氏的鼻息。像三公中的袁安和任隗这类骨气之士，只要窦氏一系的官僚有过错，就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撤职，据说被解职的高达四十多人。尚书仆射乐恢上书却不被关心，于是辞职回乡服毒自尽。尽管如此，骨气之士的抵抗还是触及不到外戚窦氏的内部核心。清理外戚窦氏的正是和帝。史书记载，在五年后窦太后死时，和帝才知自己的生母是梁氏。实际上应该并非如此。之前他就已知晓自己和窦氏一族没有血缘，所以才会采取严厉的肃清措施，这样的看法显得更自然。西汉时代，大量外戚被诛灭。以吕氏为首的二十家外戚中，全身而退的只有四家。和帝想参考诛灭外戚的历史。时间是永元四年（92），纸张还远远没有普及。班固的《汉书·外戚传》中叙说了其中经过，但因是记载在木简、竹简上，所以没有那么多副本。和帝在这件事上的顾问是个叫郑众的宦官。——谨敏有心机。《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对此人有记录，所以这个宦官已经是不小的人物了。郑众制定了诛灭窦氏的策略。《汉书·外戚传》是和帝专门委托比他大一岁的清河王刘庆，这才拿到手的。刘庆曾经被立为皇太子，但生母宋贵人为窦太后所厌恶，被逼自杀，他也被废。刘庆从自己的哥哥刘伉那里拿到了《外戚传》。刘伉是章帝的长子，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大概是因为生母身份低微。就这样，以和帝为中心，他们开始了对《外戚传》中诛灭外戚部分的研究。和帝他们在等待外征中的窦宪返回洛阳。如果在他回到洛阳之前就起事，就可能会被掌控武力的窦宪所镇压。于是，当窦宪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洛阳时，和帝把他和军队分开，发布戒严令封闭所有城门，悉数逮捕窦氏一党要人。这很可能是照着郑众的计划表来的。窦氏兄弟被命令返回封地，而一到封地就被逼自杀。因为是窦太后的兄弟，所以没有用诛杀的方式。窦氏兄弟中只有爱好学问的窦环因没有横暴的行为，和帝没有逼他自杀。《汉书》的作者班固很是可怜。因在窦宪的军队里任职，被视作窦氏一党，逮捕投狱，最终死在狱中。讽刺的是，他的代表作《汉书·外戚传》成了和帝发动政变的参考资料。4光武帝格外担心的外戚之祸，过了三代之后重现东汉朝廷。为强化皇帝权力而设立的“小政府”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的运作变得更依赖于人而非机构。皇帝的亲信是外戚和宦官，所以东汉晚期的宫廷政治，正是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斗。从双方实力来讲，一般认为宦官要强于外戚。皇帝因会死亡而更换，外戚也会随之变更，而宦官受皇帝更换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肃清外戚窦氏一族的是宦官郑众，他是个机敏的参谋。在纸的发明者蔡伦所处的那个时代里，还是有像他一样优秀的宦官的。提起宦官，我们容易理解为受去势之刑的所谓“刑余之人”。当然有人是因为犯罪而被去势，但也有自愿去势的宦官。普通庶民不管有多大才能，要就职于宫廷、地方王侯或豪强家中都极为困难。一旦去势，就有相当大的需求，就职也变得容易。不少人并不是遭到刑罚，而是自愿（也有可能是根据父母之意）成为宦官的。日本有一段时期，非门阀的庶民要出人头地，只有加入佛教界一途。可见，有些无路投向仕途的俊才是以宦官的形式登上宫廷舞台的。在学问和才能方面，也许宦官比起官僚们要更胜一筹。西汉时代宦官很少为祸，所以光武帝没有预防到这一点。和帝的顾问郑众并非区区奴颜婢膝之辈。他所策划的政变干净利落地获得成功，所以可以认为他很优秀。对于宦官，士大夫史官们的评点非常刻薄，但如前所述，他们对郑众也送上了赞美之词。我还要谈一下佛教。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已是定论。汉武帝以后，来往西域的道路贯通了，所以不仅是贸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也自然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王莽时期，有一段时间里往来西域的道路曾经封闭，但东汉班超向西域各条道路进兵，为保障东西方贸易路线作出了贡献。班超派自己的部下甘英前往罗马，但甘英在途中听说前方路途艰难，于是折返。如果东汉到罗马的直接通道被打通，获益于中继贸易的沿路各城市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起码要掌握住主动权。人群之间有了往来，自然就会有思想和信仰的传递。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当然仅限于有记录可考的范围）是光武帝的儿子、二代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在楚王被加以谋反嫌疑的时候，明帝在诏书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明帝反复说楚王没有谋反的嫌疑。据说明帝和楚王兄弟关系很好，上面的诏书还说，明帝梦见金人而知佛教。这也仅是个传说而已。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在明帝时期稍晚些时候建造的。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到，楚王把黄老思想和佛教信仰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以老庄为媒介的。西域人的往来比起前代更为频繁，东汉的世界观也逐渐将佛教融合了进来，进而扩展。东汉的朝廷却与此相反，显示出逐渐收缩的趋势。尽管外戚窦氏被消灭了，却又出现了新的外戚邓氏。一开始和帝的皇后是阴氏，被废之后，邓氏被册立。接着，年纪轻轻的和帝在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和帝生了十几个儿子，但可能是他有什么缺陷，孩子们都相继夭折。长子刘胜虽活着，却有“痼疾”，根本不能做皇帝。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百日大的小婴儿刘隆，被扶上位的第二年就死了，这就是殇帝。邓氏做了摄政的太后，她以和帝无子嗣为由，让清河王刘庆的十三岁儿子刘祜登基。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因生母自杀而被废，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他的儿子刘祜登基，也可以说是皇位恢复到本位了吧。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王三十岁时就死了，比他弟弟和帝多活了三年。东汉的皇帝真是可悲的短命。安帝即位的时候也出了问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主张“和帝已有长子刘胜，为何要立清河王的儿子？刘胜虽有疾却无痼，应该即帝位”。这是指责邓太后一族外戚为掌握权力而谋求让安帝登基。士大夫司空周章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计划连宦官郑众、蔡伦等人一网打尽，所以局面就成了士大夫对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政变以未遂告终，周章自杀，时间是安帝即位那年——永初元年（107）。安帝在位十八年间，有十四年是由邓太后把持着实权。邓太后有学问，施行儒家政治。她以史为鉴，吸取了外戚窦氏灭亡是因为忽视宦官势力的教训，留心于和宦官保持良好的关系。邓太后于建光元年（121）死去，此时的安帝已经二十八岁了。和帝十四岁时发动政变掌握了实权，与此相比，安帝直到邓太后死前一直束手无策。与其说是安帝愚昧，还不如说是邓太后高明。但是无论再怎么高明，死了也就没用了。安帝清除了邓氏一族，邓家许多人自杀。纸的发明者、文化的恩人蔡伦也在这个时候自杀，原因倒不在于他和邓氏有关系。安帝的父亲清河王被立为太子却未能即位，原因是他的母亲（安帝的祖母）因行厌胜（诅咒）也就是巫蛊被逼自杀。调查这件事情的是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蔡伦。因蔡伦报告说“事情属实”，安帝的祖母被逼自杀。安帝是在这件四十三年前的案子上为祖母寻仇。5安帝所处的时代里，君主不能只顾着私人的怨恨。旱魃、洪水、饥馑接连不断，连首都洛阳也陷入饥荒。可能是天灾，但更可能是人祸。匈奴分裂后，北匈奴就不具威胁性了，而跟汉有和亲关系的南匈奴开始屡屡侵犯国界。当时，高句丽在进攻东汉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匈奴的强敌鲜卑在东北也有令人畏惧的态势。因马援的讨伐而被迫移居到西北的羌族，动向也不稳定。在远征西域的时候，他们马上被动员参加，心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因班超的活跃，西域基本安定，七十一岁的他于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在离别洛阳三十年后凯旋。但西域再次变得不太平，东汉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再也不能发力于西域了。关于国家大事，在安帝周围跑前跑后的都是二流宦官和乳母的女儿一伙人。安帝亲政的质量要远远落后于邓太后摄政时。安帝的皇后是阎氏，她没有生下子嗣。安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李贵人所生的刘保。而李贵人被阎皇后所杀。阎皇后担心将来如果刘保登基，会向自己寻仇，因此设局废了皇太子。听从阎皇后所言、废了自己唯一儿子的安帝，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愚蠢吧。此时，担任太仆的一个叫来历的人，对废太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说十岁的皇太子有什么罪，经书里不都说不满十五岁的人，过错不在其身么？骨气之士就这样时不时地出现，但很快他就被解职。刘保被废是在延光三年（124）。第二年，三十二岁的安帝死在旅途中。阎皇后没有选安帝的亲儿子，而是把皇族中最年少的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太子。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就死了，所以《后汉书》没有给这位少帝立帝纪。刘懿死后，阎氏一族秘不发丧，开始研究后继者的人选。但无论怎么隐瞒丧事，在跟前服侍的宦官总是会知道的。孙程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九个宦官，袭杀了阎氏一族的宦官，让已被废的皇太子刘保登基。阎太后被幽闭，阎氏兄弟全部被诛杀。因为即位的是安帝的独子，所以谁都没话说。刘保被称为顺帝，东汉的第八代皇帝。不过刘懿并不是以皇陵，而是以诸王之礼下葬的，所以也可以说顺帝是第七代皇帝。顺帝把立下大功的十九个宦官一并封为列侯，这让人们感到震惊。就算是在清除窦氏一族时立下大功的郑众，也是十年之后才成为列侯。已经去势的宦官自然无法生育子女，即使获得爵位也不过一代人而已。然而，顺帝阳嘉四年（135），宦官也被允许通过养子继承爵位。另外，以前只有三公九卿和二千石的大官才有推荐官吏的资格，而宦官也被授予了推荐权。宦官中甚至有人把买来的奴隶都推荐成了地方长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对这种风潮自然无比愤慨，他们士大夫要成为列侯，必须赌命来往于战场之上才行，然而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宦官，受益于宫廷里的皇位争斗，十九人全成了列侯。外戚虽然可憎，但从身份来讲，也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东汉从成立以来就是一种豪强联合政府，因此比起宦官掌握的朝廷，他们宁可希望由外戚来掌控朝廷。大将军梁商的女儿被册封为顺帝皇后，此时的士大夫们正在寻找能牵制宦官势力的强大外戚。梁氏比起阎氏，豪强层次要高不少。皇后的父亲梁商是个谦虚的人，他连儿子的封爵都拒绝了，被任命为大将军后他却称病躲在家里。与其说是谦虚，可能《后汉书》里说得更贴切——性慎弱，无威断。他被认为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物。然而，儿子梁翼正好与此相反。不怎么学习，嗜好闲游饮酒。《东汉书》里也说他——暴恣，多非法。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后，这个问题儿子梁翼就任大将军。建康元年（144），三十岁的顺帝死去，两岁的皇太子刘炳即位。这就是冲帝，生母叫虞贵人。东汉只有初代光武帝的皇后生了儿子，以后没有一个皇后生下儿子。不得不说这和皇帝寿命奇短一样，是个奇异的现象。好不容易才登基的冲帝，三岁时就死了。太尉李固此时主张应由年长的皇族即位，这是正论。因为皇帝年幼，外戚就会掌握权力，宦官的权力也不容易剥夺。李固的正论被已经成为皇太后的梁氏及其兄梁翼拒绝，年方八岁的刘缵被立为皇帝。这是渤海王刘鸿的儿子，其曾祖父刘伉正是为和帝取得《汉书·外戚传》作参考的人物。新皇帝被称为质帝，却一反梁氏期盼地英明，在梁翼觐见的时候，大胆地说——这是个跋扈将军啊。这句话显露出如果我长大成人，就容不得你这样跋扈的气概。梁翼判断出这个少年是个危险人物，干脆就毒杀了他。后继者的候补人选有质帝的堂兄弟清河王刘蒜和蠡吾侯刘志。刘志十五岁，和质帝的父亲是同一代，继承就成逆向的了。刘蒜年龄不明，是质帝伯父的儿子，可能相当年长了。不管怎么说，刘志相对而言操纵起来更为容易。李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梁太后撤了他的职。还有一说，刘蒜在去见中常侍（宦官）曹腾的时候很失礼。就算刘蒜不知道宦官有多希望皇族对他们毕恭毕敬，但他也应该知道曹腾是深得顺帝信任的宦官。曹腾做了大长秋（皇后侍从之首），是个列侯。他因是宦官，自然没有儿女，但在阳嘉四年的许可令后，收了个养子叫曹嵩。这个曹嵩的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慢慢地，《三国志》之风飘了过来。十五岁的刘志即位后，称为桓帝。如前所述，据说这位就是中国皇帝中最早的佛教信徒。桓帝立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所以外戚梁氏就和皇室结下了两重关系。梁氏的权力持续了二十年。梁翼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妻子孙寿的专横也不亚于他。宫廷中外戚和宦官是对立的，但贤明的梁太后在宫中能够驯服宦官势力，所以梁氏的专横才不被追究。可能在官吏推荐权上，外戚推荐的是政府高官等名誉职位，而宦官推荐的是县一级的长官——地位虽低、收入却高的官员。像是一种职业分工，没发生什么冲突。然而，梁太后死后（150），梁皇后也死了（159）。桓帝和梁皇后的关系很早就冷淡了，他爱的是一个叫猛女的美女。诛灭梁氏是梁皇后死后第二个月的事情。延熹二年（159）八月，梁翼夫妇自杀，不仅梁氏一族，妻族孙氏也被牵连。大部分廷臣被肃清，重臣中仅残余三人。这是一场和政策、政见毫无关系的政变。

第十三章 破灭之路 
1梁氏一族被诛灭后，外戚在东汉就再难成气候。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宦官势力。昏君桓帝在诛灭梁氏后，在位八年有余，于三十六岁时死去。据说洛阳的宫殿里有五六千宫女，所以不得不说这和东汉的国力不相称。桓帝之所以即位是因为质帝之死。如前所述，东汉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会调查户口和人口。质帝死去的本初元年（146），全国户数934万余，人口4756万余。自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已过120余年，但这甚至还未恢复到西汉末元始二年（2）的水平。户数少了390万，人口少了1200万。在人类劳动力数量决定生产力的年代里，东汉的生产水平可能仍不及西汉。所谓与国力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是朝廷，也不得不俭约。然而，桓帝却热衷于增加宫女的数量。边境也变得不太平。根据《后汉书》对“羌族之乱”的记载，均为“已击破”，“已平定”，“全部投降并被解散”。然而，同一块地方上立刻又有羌族动乱发生。敌人不是被击破或者平定，而是在移动吧。刻薄地加以揣测，可能是地方政府在躲避敌人。辽东的鲜卑族屡屡侵犯，四川的夷人也起了叛乱。朝廷由宦官把持以后，不难想见地方上的“骨气之士”会进行抵抗。不仅是地方，自光武帝以来，硬派的儒学受到鼓励，三万书生在国都洛阳的太学中学习。书生是地方豪强的子弟，他们一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的人才供给来源。尽管如此，东汉朝廷还是宦官的天下。人员任职由宦官推荐。起初任命的是县级官员，渐渐地，开始推荐高官。要受到宦官的推荐，就必须付出金钱。宦官不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允许他们认养子，但如果没有钱，要做他们的养子连门都没有。拜金主义必然会在宦官社会中蔓延。宦官党占据了朝廷。所谓宦官党指的就是宦官以及他们推荐的官员们。骨气之士对这种花钱求宦官推荐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谴责陷入拜金主义的宦官党。洛阳三万太学生成了反宦官的急先锋，揭发宦官的罪行。朝廷中当然也有非宦官党的清廉官员。他们以书生们的舆论为后台，在朝廷和宦官党作斗争。宦官党设计陷害，使他们失势。然而失势的清廉派官吏们却博得了以书生为首的天下人的同情，甚至被奉为英雄。宦官团体觉得事情不能放任不管，弹劾了清廉派的李膺。理由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点名批判并弹劾他们是党人，于是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其中包括陈寔，一个乡政府的小官。在被逮捕作调查的时候，由他所作供述，宦官们各种各样的罪行纷纷暴露。所谓“薮蛇”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宦官派进退两难。正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在为党人进行斡旋，释放被逮捕的党人，并宣布将他们“终身禁锢”在出身地。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间是延熹九年（166）。士人中甚至有人以被捕者名单中没有自己为耻，因只要有被捕的资格就能扬名。虽然说是“终身禁锢”，但意思是政府不加录用，而行动是有自由的。释放党人之后，桓帝死去，十二岁的解渎侯刘宏即位。桓帝也没有亲生儿子。解渎侯被称为灵帝。桓帝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她的父亲窦武做了大将军。大将军窦武计划诛灭宦官。当然他也是士人，对没品的宦官垄断政界应该心怀愤恨，或许他也想再现当年梁翼全盛时代的情形。士人的自负使他自恃大将军的有利地位，心理上的优势终于驱使他动手。和他志同道合的是太傅陈蕃，《后汉书》倾向于认定首谋是陈蕃。只是这两人的计划不够严密。相应地，宦官们在舆论和学生高调的批判合唱中变得神经过敏，有很强的危机感。谍报专家们筹划情报网，在宫廷周围活动。宦官知晓了窦武和陈蕃的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控制了军权，陈蕃被杀，窦武自杀。党人和各地豪强同气连枝，而宦官的立足点只有宫廷。正因如此，后者才会有更强的危机感。宦官们分析得出结论，认定因为第一次党锢处理过轻，而且老百姓又大声叫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剿灭宦官计划。而这一次就要用毫不留情的镇压来解决。于是党人被杀的有李膺及其以下一百多人，被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逮捕投狱的太学书生则超过了一千人。党人五等亲以内，因门第获官职者一律免职，并处以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之狱，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169）。骨气之士遍布全国，因此那些壮烈的故事才能广泛流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骨气之士为何不能对东汉政治发挥较大影响呢？《后汉书》引用了《论语·宪问》中的话来做解答——道将废也与，命也。这正是命运论。党人的溃灭标志了宦官全盛时代的来临。从第二次党锢案到黄巾之乱的这十五年，我称之为铜臭时代。选拔官吏的标准应该是道德——孝廉，却变成了金钱。各官职都有各自相应的价格。灵帝任解渎侯的时候曾经非常穷困，所以在做了皇帝后净想着赚钱，但府库中却没多少，因此在宫中西园开了府院，把那里当作一个官职卖场。郡守等有实际利益的职位值两千万钱，而有名无实的中央官职就没那么贵了，据说太尉值一千万。不过，宦官曹腾为自己的养子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下了太尉之职，是定价的十倍。钱的气味无所不在，真的是铜臭时代，只能说走上了一条破灭之路。2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充满了铜臭，没有丝毫理想和目标。此前皇后至少还出自豪门，而灵帝的皇后何氏却是个南阳（河南省）屠夫的女儿，并非士大夫出身。灵帝周围是张让、赵忠、夏恽等十个亲信宦官。世人称他们为“十常侍”。他们不像以前的郑众、蔡伦那么优秀，而是把和自己有关系的人派到地方上，专门压榨农民，中饱私囊。不堪忍受压榨而逃亡的农民接连不断。和王莽晚期一样，造反集团成了逃亡农民的收容所。这一次，河北钜鹿有个叫张角的人创建了叫做“太平道”的信仰团体。因是道教的一派，故以老庄思想为根底，不过，或许也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太平道号称可以通过让病人忏悔并饮用符水治病，召集信徒。教祖张角自号大贤良师，自称是“黄天”神的使者。他宣称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都是黄天降罚，所以病人必须认罪。就这样，痛苦的人们集结在张角脚下。“太平道”眼看着壮大起来。在所有的痛苦中，贫困无疑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倒腐败的政权。当时宦官手下的压榨十分凶狠。当然士人—地方豪强也是压榨阶级。本是信仰团体的太平道，于是改组为造反集团。此时不知是从哪里传开的，到处都在讲咒语一样的句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如果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那么这就是对它的死亡宣告。因张角是黄天的使者，这也是他将建立新政权的预言。而誓师就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184），意思是革命将会成功。张角把十余年间聚集起来的数十万信徒按三十六个“方”进行组织。方有大小之分，从一万多人到六七千人不等，指挥者被称为“渠帅”。方既是信仰单位，同时又是军队组织。被称为大贤良师的张角必定已经看透了东汉正加速走向灭亡的事实，所以他又冠名为“天公将军”，还分别授予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称号，目标显然就是造反了。前面提到的咒语一样的句子，也是太平道因期望起义时能有广泛响应而宣传的意识形态口号。太平道的信徒中还有中常侍徐奉这样的高级宦官。因此，张角对宫廷内的状况也是非常了解。另一方面，大量信徒中也可能混进了政府的密探。在预定起义之前，因密告者走漏风声，太平道决定提前发动。太平道叛乱集团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他们烧毁地方政府驻所，劫掠各地。地方官员早就逃走了。“党锢”以来，有骨气的士人就不做官了，所以担任官职的净是些胆小鬼，所以黄巾军很快从河北扩张到河南，甚至到了山东。朝廷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朝廷中的宦官并非全都是奸恶之徒。因党锢受罚的许多人都对朝廷非常不满，如果不加以赦免，他们可能就会加入黄巾军。于是宦官吕强进言：“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左右贪浊者指的正是赵忠等十常侍。而吕强却因同为宦官的十常侍的进谗，被逼自杀。此外士人官僚中的郎中张钧毅然上书——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他也被投狱而死。两个发表正论的人虽被逼死，但吕强进言中提到的党人禁锢还是被取消了。这是因为事实证明抵挡叛军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东汉朝廷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黄巾军在存在密告且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起兵，因此和各地的联系不是很顺畅，而且党人禁锢被取消，已经不能把地方豪强吸引到自己一方了。朝廷派出的将军有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朱儁在交趾（越南）发生叛乱时率兵平定，立有功劳。皇甫嵩在长社（河南省）被黄巾军包围的时候，率援军赶来的是都骑尉曹操。《三国志》的英雄从这次黄巾之乱起开始登场。曹操这回是初次登台。负责征讨的将军是士人，而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军，宦官也被配属军中。他们如果得不到贿赂，就不会为主帅作有利的报告。卢植因未向宦官左丰行贿，被报告“广宗城（河北省）的敌人明明很快就能击破，但他偃旗息鼓，坐等敌人被老天爷消灭”，震怒的皇帝命令将卢植用囚人的槛车押运送回。被派去广宗替代卢植的司令官是东中郎将董卓。他是曾以西域戊己校尉的身份出征西域的猛将。以董卓之力也未能攻破这座理应很快就能拿下的广宗城。中平元年（184）三月，征讨军整编完毕，到了十月，终于攻破了初次登台。负责征讨的将军是士人，而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军，宦官也被配属军中。他们如果得不到贿赂，就不会为主帅作有利的报告。卢植因未向宦官左丰行贿，被报告“广宗城（河北省）张梁守卫的广宗。另外，天公将军张角此时已经病死。张角之死是黄巾军势力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十一月，皇甫嵩在下曲阳（河北省）进攻张宝，并斩了他。表面上黄巾之乱被平定。之所以称为表面上，是因为各地响应的叛乱纷起，连甘肃、山西、湖北都发生了叛乱，所以不一定就能说是平定。他们采用黑山、白波等各种各样的名字，广义上也可以称作黄巾系。可能是通过《三国志》，据守山西的造反军的大名“白波”甚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称盗贼为“白波”便由来于此。说黄巾军已被平定不一定确切。比如，黑山贼的头目褚飞燕等人被朝廷任命为两千石的中郎将；白波军也在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负责圣驾的守卫；青州三十万精锐黄巾军和曹操军合并了。曹操能够把持朝政，是因为他有雄厚的势力，而曹操之所以一下子变得强大，是因为吸收了青州的黄巾军。这样看来，还是可以把东汉王朝的覆灭原因归结于黄巾军。3《三国演义》大体上从黄巾之乱开始，而其后的情节中有很多地方为读者所熟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黄巾之乱后的论功行赏。包括中常侍张让在内的十二个宦官成了列侯。他们并未上战场，功劳全来自于在皇帝身边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党锢之禁虽然解除，但东汉朝廷依然是宦官的天下。说宦官坏话的人受到了处罚。皇甫嵩曾斩了黄巾军的地公将军张宝，立有这般功劳的他因拒绝了张让借钱五千万的要求，被以“过度使用军费”的理由撤了车骑将军的职，食邑被削去六千户。更有甚者，曾上言“天下大乱是宦官之罪”的谏议大夫刘陶死在狱中，这在人们意料之中。刘陶曾是洛阳太学的学生运动首领。中平五年（188），朝廷设置西园八校尉。黄巾余党仍在各地活动，西北羌族的动向也不让人放心。地方官担心自己失职，于是瞒报造反，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在东北，乌桓族的首领联系了心怀不满的汉人，从辽西肆虐到北京一带。前往征伐的是骑都尉公孙瓒。不管怎样，东汉意识到增强军备的必要性，设置了相当于近卫军的西园八校尉。汉朝校尉是指挥军队的两千石武官。同时出现了八个军队司令官。其中有一个宦官蹇硕，除了担任上军校尉，指挥其中一个军团外，还监督着其他七个军团。在设立西园八校尉的第二年——中平六年（189）四月，三十四岁的灵帝死去。不知是不是宿命，东汉皇帝即便生了儿子也很难养大。因此，何皇后所生的刘辩被寄养在民间一个姓史的道士那里。后来，后宫王氏生下一个叫刘协的儿子。嫉妒心很强的何皇后杀了王氏，但这个孩子被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收留，所以没事。灵帝死时刘辩十四岁，刘协九岁。实际上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中，弟弟远比哥哥优秀。或者可以说是哥哥实在上不了台面。灵帝在死前没有立皇太子，生病后就把次子刘协托付给西园上军校尉，也就是掌握最大兵力的宦官蹇硕。为了让刘协即位，就必须诛杀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于是宦官设局请何冲前来，但何冲在途中有所觉察，又逃回去了。灵帝死去两天后，刘辩登基，改元“光熹”，表面上看是何太后的哥哥何冲掌握了政权。只不过，只要宦官势力仍然强盛，就不能说他真正地掌握了政权。这个时候，八校尉之一的袁绍劝何冲“把宦官全杀了”。袁绍是豪强中的豪强，是每四代人就必出三公的名门之后。正因如此，他既对宦官有很强的敌忾之心，也有名门出身的死心眼。何进首先捕杀了蹇硕。蹇硕既是宦官又掌控军队，是被先帝托付次子刘协的人物，所以何进必然会先用他来祭旗。接下来何进包围了养育刘协的董太后的哥哥骠骑将军董承的府邸，并杀了董承，董太后因此暴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何进毒杀，《九州春秋》说是自杀。董承虽不是宦官，却站在何进外甥的对手一方，于是何进就早早消灭了他。因此，何进对诛灭宦官反倒不是意志很坚定。妹妹何太后说如果没了宦官，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可见何太后对政治也是有野心的。此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等人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在游说他不要废止宦官。这一次，可以想见宦官也要拼命了。不管怎样，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于是，他们借何太后之名召何进进宫，在嘉德殿前斩了他并弃尸。这是陷入绝境的宦官豁出性命的反击。在斩了何进之后，他们紧闭宫门，拥戴皇帝刘辩，摆出固守的架势。袁绍和堂弟袁术为了诛灭宦官，不停地召集四方猛将豪杰。曹操也收到邀请，但他笑着说“宦官自古就有，不给他们权宠就行了。要诛灭元凶，派一狱吏就已足够，这样集结兵力过于小题大做”，不怎么热心。如果考虑到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就能理解他为何对诛灭宦官如此不积极。何进不择手段，甚至曾召唤以凶暴而著称的董卓前来。狡猾的董卓在河东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就这样，何进把事情闹得太大而成为宦官关注的对象，继而被诱杀。袁绍、袁术以及何进的部将们破宫门闯入，抓住了赵忠等十常侍，并斩了他们。去势了的宦官没有胡子，长着单调的脸，所以不少没胡子、发福的普通人也被误杀。这天袁绍等人在宫中杀了两千余人。十常侍中只有张让和段珪两人带着皇帝和皇弟，几十个人艰难逃出，却在一个叫小平津（河南省）的地方被卢植等人追上。卢植被监军宦官进谗，受过囚车送归的屈辱，因此对宦官之恨可谓深入骨髓。事已至此，两个宦官不得不投河了断。皇帝兄弟在由卢植等人护卫回宫的途中，总算遇到了刚动身的董卓军。在董卓询问事情经过时，皇帝刘辩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而皇弟刘协则是应答如流。可以说真的是选错了皇帝。董卓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捡到了皇帝兄弟，所以就有了拥戴的有利地位。进入洛阳后，改元“昭宁”，接着废了皇帝刘辩，立其弟刘协，改元“永汉”。刘协正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通过废立皇帝，董卓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以何太后侍奉婆婆时无礼为由将之毒杀，还杀了她母亲舞阳君，甚至把自己废掉的刘辩也毒杀了。接着董卓获得相国之位。西汉的建国元勋萧何担任了这个职位之后，谁都有所顾忌，虽有吕后时代的吕产等例外，近四百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毫无顾忌地登上相国位置的事实表明，接下来董卓有篡夺帝位的想法。年号被恢复成原先的中平六年（189）。中平六年频改年号，中平、光熹、昭宁、永汉，既而又是中平，让人眼花缭乱。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反对董卓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废立皇帝，全部离开了洛阳。不言自明，他们试图在不久之后结成反董卓联合军，再次攻打洛阳。次年——初平元年（190）正月，反董卓联合军起兵，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因皇帝在董卓手里，官职是不得已自称的。针对于此，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出身陇西（甘肃省）的董卓认为，把皇帝移至自己的地盘是上策。他担心留在洛阳就会陷入孤立。为了断绝人们的恋乡情绪，别说是洛阳的宫殿，就连民宅也悉数焚毁，据说是一场二百里以内鸡犬不留的大破坏。居民也被强制移居到长安，途中死了很多人。反董卓联合军中第一个到达洛阳的是出身富春（浙江省）的孙坚。他自称是《孙子》作者孙武的子孙。不过孙坚只是个小县吏出身，不是所谓豪强家门。他在平定黄巾之乱中立了功，终于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此时仍归袁术管辖。他进入洛阳已经是在董卓的大破坏之后了，不过传说他在一口井中发现了传国玉玺。三国时代和蜀、魏三分天下的吴，是由孙坚之子孙策、孙权构筑基础的。这样说来，就不能不提到蜀汉之主刘备了。他也参加了黄巾之乱的平定。然而，其余诸将，不用说曹操本来就是两千石的司令官，就连孙权都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而刘备不过是个县尉，四百石到两百石的样子。与其说是论功行赏不公平，不如认为刘备在当时也就这点实力更为恰当。刘备自称和汉王室有关系，但当时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刘备善于结交豪侠，他的出生地盛产名马，商人张世平、苏双在此地贩马，给了刘备一大笔钱。一般认为关羽和张飞是从这个时代起就做了他的手下。至于关羽，《三国志》称他是解县（山西省）人，因故亡命，曾寄身于刘备门下。究竟是什么原委则没有注明。解县是产盐之地，可能是关羽走私了属于政府专卖的盐，因行动暴露，不得不出逃。刘备带着少数几个一手培养的武将，横行于乱世中，最终成为蜀汉之主。曹操在董卓入长安的次年——初平三年（192），如前所述，收编了30万青州黄巾降卒，一跃成为强大势力。同年四月，长安的董卓死在被王允挑拨的部下吕布手中。董卓死后，长安陷入他的部将们——李催、郭汜、樊稠、张济的混战中。长安曾被更始、赤眉等军队变成废墟，在总算迎来重建的时候，又重新变回以前的荒野。董卓一死，在长安无法抑制对洛阳思乡之情的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片持续荒废的土地上。献帝一行逃出了长安，时间是建安元年（196）。长安的军阀们寻思不能放过这枚玉将1，开始追踪，不过前面也提到过，在黄巾系白波军的帮助下，献帝他们终于回到了东都。然而，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曹操将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河南省许昌）。这段时期，洛阳也开展起重建工作。通过董卓的事例可以发现，拥戴皇帝的人占据着绝对有利的位置。

第十四章 鼎立与统一 
1这次，刘备因同乡公孙瓒的缘故，被提拔为平原国的相，勉强算是加入了两千石的序列里。东汉仍然实行郡国制。郡的官员由中央派遣，国是皇族的封地，郡和国是平级关系。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国的长官（皇族的王仅是名义上的）则是相。东汉时代的郡国数量据说过百。此外，郡国之上有州，共有十三个。州的长官是刺史，不过刺史原本只负责巡查州属下的郡国，并不直接统治，因此没多大权力，俸禄不过六百石。后来，刺史的权力逐渐变大，俸禄也达到了两千石，到东汉晚期甚至掌握了军权，官名改称为“牧”。可能是人才不足的原因吧，马商保镖刘备也因缘际会做了平原相。然而在不久之后，占据冀州的袁绍攻打公孙瓒，这位刘备好不容易才倚靠上的公孙瓒在被包围后自杀身亡。公孙瓒的失败之处在于把东方的乌桓族也圈入了敌人行列，而袁绍和乌桓族结盟，消灭了公孙瓒。刘备因此失业，去徐州做了徐州牧陶谦的食客。陶谦死后，刘备继任徐州牧。个中的内情如何不得而知，研究者中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侵占。因公孙瓒的没落，中国北方形成了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一山不容二虎，建安五年（200），双方比预想要早地在黄河岸边的官渡（河南省）交战。这场最关键的大决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两年后，战败的袁绍在失意中死去，他的儿子们虽继续抵抗了一阵子，但因内部纠纷不断而不能再对曹操构成威胁。袁绍的堂弟袁术在南方，据点是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近边的寿春（安徽省）。人们都认为袁术不会做人。虽然是堂兄弟，但他和袁绍是天生的对头，还骂对方是小妾养的，炫耀自己才是名门袁家的嫡系。在袁绍和公孙瓒斗争的时候，袁术站在后者一方。总有一些人实力全无，架子却很大，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国中吴的孙家，原本也归属袁术，但很快就断绝了关系。曹操迎献帝到许（河南省）的第二年（197），发生了件怪事，袁术竟在寿春称帝，国号“仲家”，设公卿百官，还进行了所谓的祭天。此时孙坚已死，长子孙策的实力已经强于这个曾经的主君，如今正好是个完全撇清关系的机会。但孙策二十六岁时被暗杀，他弟弟孙权在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人才的辅佐下，将势力范围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下游，还发展到了浙江。袁术做了皇帝，但谁也不把他当作对手。他想依靠曾被他那般辱骂过的堂兄袁绍，于是北上，不想在半路上被曹操所派兵马击溃。袁术败退，在江亭（湖北省）吐血身亡，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为阻拦袁术北上，曹操派去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刘备。刘备虽做了徐州牧，但在长安杀了主子董卓的吕布不请自来，霸占了徐州。刘备被吕布赶了出来，投靠了曹操。刘备以曹操客将的身份阻止了袁术北上，时间是建安四年（199）。献帝和他的左右对力量过于强大的曹操深感不安，他们期待刘备把曹操赶下台，于是发出了密诏。但是计谋泄露，曹操攻打刘备，刘备被迫逃往袁绍那里，而关羽则成了曹操的俘虏。第二年就是官渡决战了，刘备放弃战败的袁绍，投靠了荆州（湖北）的刘表。刘表是西汉景帝之子鲁王刘余的后裔。他保护儒者，令人撰写五经章句，因对文化的贡献而知名。跟同样出身名门的袁术不同，他心胸要开阔得多。收留刘备虽然恶化了刘表和曹操的关系，但对刘表来讲，他是不会赶走这只投来的穷鸟的，尽管他明知这只穷鸟干过侵占（陶谦的例子）和背叛（曹操和袁绍的例子）的事情。在逗留荆州的这段日子里，刘备有了极大的收获。他以“三顾茅庐”迎来了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师诸葛孔明（本名亮）。关羽已经从曹操阵营逃回，结义兄弟之一的张飞，还有赵云等人才都聚集到刘备身边。不过他们全是野战的司令官，刘备阵营中缺乏参谋。因诸葛孔明的加入，在用兵谋略方面的实力就有了关键性的增强。如果没有孔明的加入，刘备还会像此前一样，漂泊在乱世诸将之间，以过客的身份了此残生。诸葛孔明提出的天下三分之策非常有名。当时，一下子就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曹操如果实力渐长，就有可能实现统一。刘备阵营要参与争夺天下，至少要领有荆州和益州（四川）两州，而且只有联合东吴的孙权，才能抵挡曹操。为此就需要仔细谋划。在加入刘备阵营的第二年（208），诸葛孔明亲自拜访孙权阵营，缔结了同盟条约。同年刘表死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消灭袁绍后的曹操握有北方霸权，目标就是统一天下，于是开始南下。不过，因孙权和刘备结盟，曹操在赤壁（湖北省）大败，雄图落空，只得返回。要列举曹操在赤壁的败因，主要有不惯水战，没有防备火攻之计，补给线过长因此兵战非常吃力，并且军中疫病流行等。刘备得到了刘表的遗产荆州，接着进入益州（四川省），此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天下三分的局面。2魏蜀吴三国时代可以从刘备被四川之主刘璋迎入蜀之时算起。时间是建安十六年（211）。因还未完全掌握荆州，孔明和关羽没有入蜀。孔明入蜀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关羽留在荆州继续打拼。孙权于建安十七年（212）定建业（现在的江苏省南京）为国都。以孙权的吴为首，共有六个王朝在江南交替。吴、东晋、宋、齐、梁、陈，国都都是南京。这里地形虎踞龙盘，真的是咽喉要地。据说以此为据点是听取了访吴的刘备使节诸葛孔明的意见。虽说是三国鼎立，魏的实力要大幅领先于其他二国，所以实际上这只三足鼎就有些瘸。曹操于建安十八年（213）做了魏公。公在侯之上。在汉代，刘氏以外不能为王。而提到公的称号，会让人联想到以前篡夺了西汉的王莽，他曾经做过安汉公，所以人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在建安二十一年（216），非刘氏的曹操做了魏王。这时，谁都会认为曹操此举距离篡夺只有一步之遥了。曹操因是宦官的孙子，即使是在上流社会也肯定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本人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心理也有些扭曲吧。与刘备、孙权不同，曹操既是优秀的学者，还是个诗人。他为兵法书《孙子》作注解，还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也继承了他的文才。尤其是曹植，可以说是2世纪到3世纪间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以曹家为中心，建安文学一派繁荣。这个时代的七个优秀文人被叫做“建安七子”。其中的陈琳原来是袁绍阵营的秘书官，创作了大量批判曹操的檄文。然而曹操爱其才，将他录用在自己的阵营中。不过，陈琳的檄文中写曹操的祖父是个贪婪的宦官，父亲像个要饭的，曹操仅是说了句——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而且这句话引用自《春秋·公羊传》，可见曹操的学问有多深厚。小说《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把刘备作为主人公，因此曹操被当成坏人来描述，但必须承认这跟实际情况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正史《三国志》赞扬他能很好地起用人才，“不念旧恶”。曹操是个合理主义者，平定黄巾之乱做了地方官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邪教淫祠。一占领荆州，他就杀了以前刘表引以为豪、重达千斤的牛，煮了牛肉让士兵们吃。这头巨牛食量是一般牛的十倍，但让它搬运东西甚至不如母牛。他认为这样的牛除了用来吃，没什么其他作用。三国鼎立时代，蜀的刘备阵营一致反曹操，而吴则有亲蜀派的鲁肃和反蜀派的周瑜，舆论并不统一。鲁肃认为，要抵抗曹操，就得和拥有共同敌人的刘备结盟。周瑜认为，为了拥有打击曹操的力量，就必须打倒刘备，和曹操二分天下。此外也有团体认为，此时投降曹操，保全江南一部就可以了。据说有一段时间，孙权自己就在考虑投降。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亲蜀派的鲁肃死后，吴和魏讲和。接下来当然是要共同对抗蜀的刘备，但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在荆州对东北方虎视眈眈的关羽。虽说是魏吴讲和，从力量对比上来说，意味着吴对魏的服从。此刻，魏的曹仁坚守樊城，关羽久攻不下。因魏吴结盟，吴将吕蒙攻陷了蜀控制的江陵（湖北省）后，挥师攻向关羽。关羽军只得撤退，进入当阳（湖北省）的麦城，但吴军攻势不减。关羽虽从麦城逃脱，但退路已断，在漳乡（湖北省）被俘，和儿子关平一起被斩，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次年正月，曹操亲眼确认了关羽的首级，但在那之后马上就死了。大破关羽的吕蒙身患宿疴，随后病死。这也倒罢了，可就连年轻的副将孙皎也死了。人们担心关羽显灵，为了平息怨灵，在各地建起了关帝庙。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曹操的长子曹丕受汉献帝禅让登基，东汉灭亡。魏王朝建立了，但天下仍未统一。刘备于次年登基，称为蜀昭烈帝，年号定为章武。魏把受禅让之年定为黄初元年。吴国孙权称王比刘备称帝晚一年，年号为黄武。黄巾张角提出“黄天当立”，大概一般人都相信后来王朝的颜色应是黄色。因有顾虑而选择称王的孙权，也在七年后（229）称帝，改元黄龙。3关羽和刘备自然是君臣关系，但据说也“恩如兄弟”。小说《三国演义》还把包括张飞在内的桃园三结义置于篇首。刘备因关羽被杀，大动肝火，决定亲自出马发动复仇战争。虽然诸葛孔明一再苦谏，但素来基本听孔明话的刘备这次怎么也听不进去。对刘备来说，为死去的关羽报仇是不需要理由的。这是为了私情而出兵。可是因落入吴名将陆逊精心设置的圈套，蜀军大败。若换作是曹操，他是绝不会因为私情出兵的。过于重视结义兄弟的情谊，是刘备大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是刘备的魅力所在。诸葛孔明也许是被刘备这样的人情味所吸引吧。然而刘备发动的对吴报复战争，大大搅乱了孔明的天下之计。不管怎么说，魏是个超级大国，蜀和吴都不能单独抗衡。不过，魏因篡夺了东汉（献帝被杀的消息在当时广为流传），对魏发动讨伐，但素来基本听孔明话的刘备这次怎么也听不进去。对刘备来说，为死去的关羽报仇是不需要理由的。这是为了私情而出兵。可是因落入吴名将陆逊精心设置的圈套，蜀军大败。若换作是曹操，他是绝不会因为私情出兵的。过于重视结义兄弟的情谊战争是大义所在。显而易见，孔明准备和吴结盟打击魏的计划，因刘备对吴报复出兵而无法推进。大败而归的刘备没能回到国都成都（四川省），而是停驻在三峡险要附近的白帝城（四川省），并在次年也就是章武三年（223）四月死在那里。临终之际，昭烈帝刘备向赶来的孔明留下遗言，如果你辅佐我儿子而且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继续辅佐；但如果他实在不才，你也可以取而代之。孔明对此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实际上刘备的儿子刘禅并不怎么样。孔明开始竭力辅佐这个昏君。当务之急是修复因报复出兵而恶化的对吴关系。吴因拒绝了魏强硬提出的人质要求，对魏关系陷入僵局。在这样的背景下，蜀吴同盟得以顺利推进。孔明的想法是和吴保持友好关系，出汉中进攻魏。刘备死后过了四年，他才向汉中出兵。此前孔明除了修复对吴关系，还致力于在蜀领内南方平定西南夷。他定下的大方针是使其心服，而非武力压迫。如果用武力镇压，他们在蜀军出汉中后可能还会造反。西南夷的首领是个叫孟获的优秀人物，孔明和他交战七次，据说七擒七纵，实施了彻底的攻心战。同时孔明努力发展西南各民族落后的产业和文化，意欲在这方面上获得他们的信任。这其中也有领土开发的意思。吴国孙权也被《三国志》赞颂为人杰。他最头疼的是统治下的领土虽广，人口却不足。开发领土还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所谓的屯田制对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魏国吸取了赤壁战败的教训，但凡南征，必定将耕地南扩，尽可能缩短补给线。就这样，三国鼎立时期的中国，三股势力展开各种竞争，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势力范围。时隔两百年后，东汉晚期的户数人口仍略微不及西汉末全盛期的水平。而在黄巾之乱后的三国时期，户数、人口大幅减少。甚至有学者推定当时的人口已经跌落到以百万为单位。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各国在付出了上述努力之后的结果了。各国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尽量把国土的荒废控制在最小限度上。蜀建兴五年（227），诸葛孔明由蜀进兵汉中。受献帝禅让的曹丕（魏文帝）在此前一年死去。曹操之孙曹睿即位，这就是明帝。诸葛孔明率蜀军出兵汉中，负责迎击的魏军司令正是当时魏的实力派人物司马仲达（本名懿）。建兴五年出兵的时候，诸葛孔明向后主刘禅献上名文《出师表》，据说只要是人，读了以后就会流泪。翌年出兵，他又写了《后出师表》，期望必胜，但因部将马谡违犯军令，在街亭（甘肃省）战败。马谡是孔明尤其钟爱的弟子，但其因是兵败的责任人，孔明挥泪斩了他。但他给了马谡家人丰厚的待遇。建兴十二年（234）出兵成了诸葛孔明最后的北伐。他在军中病倒，殁于五丈原（陕西省），享年五十四。虽然丧事极为隐秘，但派出间谍的司马仲达不可能没有察觉。蜀军依孔明遗言撤退，魏如果追击就必定大胜。然而司马仲达认为这可能是孔明的奇计，他也退兵了。老百姓形容为——死孔明走生仲达。真的是这样吗？司马仲达不想在此立大功的推理也是成立的。魏明帝没有儿子，而司马仲达的实力过于显眼。如果使蜀军溃灭，魏王朝就可能很快会肃清司马仲达这股强大势力。如果蜀军完好回国，就仍然是魏的强敌，集军中威望于一身的司马仲达就是魏不可或缺的人物，自身会很安全。四年后，司马仲达在襄平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和蜀、吴不同，公孙家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通过击破公孙氏，魏将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扩大到了朝鲜半岛。景初二年（238），魏在朝鲜半岛的带方郡任命官员。随之，东海对岸的邪马台国使者来到带方郡，被那里的官员带到洛阳。一般认为这和司马仲达的凯旋基本上是同时的。魏明帝于景初三年（239）正月死去，时年三十五岁。司马仲达总算赶上了明帝的临终托孤。明帝拉着司马仲达的手托付后事，让他和曹爽一起辅佐少子，遗言的结尾是——吾得见君，无所恨。没有亲生儿子的明帝暗中收皇族的曹芳为养子，病情一加重就宣布了立太子。他拉着司马仲达的手说的“我能遇到你，已经没有遗憾了”，但略微尖刻点看，也可以这么解释：明帝曾经担心，司马仲达从辽东回来的时候，可能会率大军以武力篡夺皇位，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安心了。另外遗嘱中尽管托付了后事，却没有像刘备对孔明那样表示出百分百的信任，而是让他和皇族的实力派曹爽共同辅政。司马仲达慎之又慎，远离权力中心，不理政务，但这是为了麻痹曹爽。既然司马仲达变得老老实实，曹爽就几乎掌握了全权。可是，司马仲达的秘密威令却渗透了整个军队。嘉平元年（249），也就是明帝死后十年，司马仲达突然发动政变，肃清了曹爽一派。4嘉平元年政变之后，名义上的曹魏王朝实际上已全盘成了司马氏的天下。三年后司马仲达死去，他的儿子司马师继承了父亲的权杖。不过，他做了他父亲不能做的事情。司马师杀了发动反司马运动的国丈张缉，废了皇帝曹芳，立了文帝之孙曹髦。在皇帝的废立上，以前就有暴虐的董卓展示自己实力的先例。司马师在这次废立的次年死去，其弟司马昭继承了实权。司马昭杀了准备反抗的皇帝曹髦，让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曹奂即位。不用说也知道曹奂是司马氏的傀儡。司马昭做了相国，又做了晋公，又被立为晋王。这和东汉末期曹操先做魏公又做魏王的情形简直如出一辙。这就是向人们发出信号，魏灭亡后的王朝名为晋。曹氏对刘氏（东汉）所做的，被司马氏原封不动地奉还。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同年十二月，其子司马炎受曹奂禅让登基，建立新王朝晋。这就是晋武帝。退位后的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三十八年后死去。他比夺去自己帝位的司马炎多活了十几年。被曹丕篡位的献帝被封为山阳公，也比曹丕多活了八年左右。二者有相似之处。263年，也正是司马昭掌握实权的时候，魏派军远征蜀，刘备之子刘禅投降。诸葛孔明死后，蜀没有出过类似的人才，仅有个姜维在勉勉强强地维持着国政运行。投降后的刘禅被带到洛阳，授予食邑一万户，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有一天司马昭问他：“想念蜀国吗？”刘禅回答说很喜欢国都洛阳的生活，没有想过蜀国。司马昭心里会觉得此人“不可救药”，但是，展现愚昧是刘禅唯一的保命方法。刘禅在洛阳打发了九年的废帝生活，亲眼目睹了魏被晋完全取代的过程。蜀被灭国后，南方的吴仍在挣扎。孙权活了七十一岁，这在当时是高寿。可以说长寿过头了，至少吴因为孙权的长寿而在各方面深受“老害”之苦。太子孙登因比父亲死得还早，于是孙权立王夫人所生孙和为太子。本来也不会有问题，但孙权更喜爱孙和的胞弟孙霸，这其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原因。他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时也立孙霸为鲁王，这对兄弟的待遇完全一样。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太子会在什么时候因触怒老人而被废，于是分成了太子派和鲁王派，陷入了长久的派阀争斗。鲁王派展开了废太子的秘密工作，而太子派则拼命防守。派阀抗争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内讧长达九年，因此吴再也不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对抗北方的巨人魏——实际上是司马氏。孙权对国家已经分裂成两派是心知肚明，但最后还是醒悟过来，要是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就完了。他各打五十大板，废了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诛杀了积极参与派阀抗争的大臣。作为收场，又将潘氏所生的孙亮立为新太子。但九年内讧造成的创伤实在太深，他在创伤还没愈合前就死了。时间是魏嘉平四年（252），也就是司马师做了魏国大将军那年。国家活力衰退的吴希望用一场夺目的胜仗起死回生。在胜利万岁的风潮中，诸葛孔明兄长的儿子，大将军诸葛恪被期待能使吴再度雄起。他不停地发兵攻击魏的边境。和他相对的是反战派，以武卫将军孙峻（孙权叔父的曾孙）为首。吴国居民已疲惫不堪。孙权家族大概有暴虐的倾向，据说这个国家的刑罚之严酷，都能让人想起战国的秦。有说法认为，和魏、蜀相比，吴匮乏人才也是因为严罚主义。诸葛恪一直寻找重振国家雄风的机会，但军队的士气低下，此外再加上疫病，兵力损失过半，只得沮丧地撤退。就像是已等候多时，反战派的孙峻在宫殿设下伏兵，杀了返回的诸葛恪。诸葛恪是原先的太子派，孙峻则是鲁王派。虽然已经被各打了五十大板，但后遗症还在继续。孙峻死后，他的儿子孙继承了权力。魏被司马氏所取代，同样的现象也经常在吴发生。不过吴国的情形发生在远亲即孙氏族内。十六岁的皇帝孙亮对孙的专横感到不满，但孙已经具备了废立皇帝的实力。孙亮会同手下试图诛杀孙，兵变未果反被废了皇帝之位，降格为会稽王。孙迎立孙权的六子孙休登基，并且近卫军和皇帝手下全部都由自己的门下把持。不过，孙休已经二十四岁，他和心腹张布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在朝贺的时候逮捕了孙，即日将其诛杀。倘若孙休在位时间长一些，吴的情况可能会好转，但他在位七年即死去。在他死前一年，蜀向魏投降。另外，吴领内的交趾（越南）发生了叛乱。孙休有个年幼的儿子，但幼帝显然无法应付处于多事之秋的国家，因此孙皓被迎为皇帝。孙皓二十三岁，是被孙权各打五十大板而被废的太子孙和的儿子。虽然已非年幼，但不得不说吴挑了一个最差人选。大概是隔代遗传，孙权所表现出的暴虐性被孙皓放大了好几倍。这位可怕的虐待狂做了吴国皇帝后，据说臣下战战兢兢，一日也不得安稳。刑罚之残忍，大概人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把不中意的宫女淹到水里。所有人胆战心惊，紧张到一点错都不敢犯，于是孙皓就欣赏不到有趣的刑罚，因而不高兴。有个走狗宦官岑昏，替他寻找各种各样的刑罚借口，比如说谁眼神不好，等等。孙皓还很奢侈，营造了叫“昭明宫”（后来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显明宫）的大宫殿，方圆五百丈。为了伐木，不仅动员了普通人，连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被用作监督或其他工作。晋朝益州刺史王濬向武帝进言，当今正应伐吴。他认为，如果荒淫残虐的孙皓死了，吴立了贤主，就可能变强。所以要讨伐的话就得趁现在。必须得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晋终于对吴发起南征。进言的王濬为将军，负责指挥军队。和他一起攻打武昌的同僚将军中有个叫王戎的人。四十七岁的王戎因是“竹林七贤”之一而闻名于世。面对来犯的晋军，吴军兵将都不想拿起武器。又有谁肯为这个让人遭殃的皇帝卖命呢？吴国兵将最恨的就是宦官岑昏。吴杀了此人，好不容易平抚了兵士，但为时已晚，最终向晋投降。晋咸宁六年（280），三国鼎立时代终结，中国再度统一。后面将要讲到，这次统一也是昙花一现。正史《三国志》的皇帝中，孙皓是被批判得最严厉的人物。《三国志·吴志》关于他的描述如下——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说应该把他被碎尸，以向百姓谢罪。《三国志》对他的祖父孙权也没给多高的评价——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评价最高的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以说，魏晋从鼎立的三国中脱颖而出，构筑了天下统一的基础，靠的仍然是曹操的才能。

第十五章 再度分裂 
1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寔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édouard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2魏在建国之初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魏发愁于人口过于稀疏，同时也因人才匮乏而烦恼。并且，汉朝持续了四百年，官职、制度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加以整理。西汉拥有六千万人口，而魏吞并蜀后人口总算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所以对魏来说，官制之冗余可想而知。“九品中正”的立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寔的孙子陈群。为了除去重复非必要的部分，魏对官职开始了排号。分为上中下等，在每一等上又设上中下三级，于是就有九级。上上为一品，上中为二品，上下为三品，中上为四品……三公、大丞相、黄钺大将军（受皇帝全权委托的大将军）为一品，车骑、骠骑、各大将军为二品，阁僚级别的九卿、尚书令等为三品，刺史、校尉为四品。因乱世还未安定，所以总体上武职的级别被定得更高一些。给官职排名并不那么困难，而给人排名就难了。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鉴定人物的人被叫做“中正”。中正决定的品级被称为“乡品”。自东汉以来人物评论渐盛。每月的旦日都会集中举办评论人物的沙龙，这就是“月旦”这个词的由来。魏自曹操起就有了这样的传统，在给人物定等级的时候，注重能力甚于注重其人格。中正认定为“三品”的人物是乡品，在就任官职的时候要低四品，也就是从七品官开始。即便有误认，因从低四品开始，所以可以中途停止，也就是设下了所谓的缓冲带。到了晋代，九品官人法把门阀放到重点，而不是能力。叫做中正的政府机构就相当于所谓的人事局，已经腐败到了被叫做“奸府”的地步。晋名臣刘毅主张将其废止，在上疏中有这样的名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寒门指的是贫困且无背景的家族。如此出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就任上级职位。再看下级职位，根本见不到势族——也就是出身名门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才能也占据着高位。晋代正是门阀政治大兴的年代。虽然地震、暴雨、暴风、旱魃、瘟疫流行的记录很多，但大多是人祸。之所以不能采取恰当的善后措施来应对灾害，是因为负责人的位置被仅有门阀却没有处理实务才能的人所占据。据说有很多人因旱魃导致饥荒而舍弃了土地，移居到南方。比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晋朝大本营一带，吴、蜀开发的南方更好一些。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所以不废掉这个白痴儿子，是因为孙子遹很优秀，自己的期望在孙子身上。惠帝的皇后贾氏没有生下儿子。皇太子遹的生母是出身民间的谢氏。贾氏在腰身装入稻草假装怀孕，实际上找了个养子，打算让其登基。因丈夫愚笨异常，所以这等伎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俩很容易就成功了。皇太子被废是在元康九年（299）十二月，次年三月被杀害。这是八王之乱开始的标志。司马仲达之子（师和昭的弟弟）赵王司马伦，和武帝弟弟的儿子齐王冏发兵，将贾皇后及其一党尽数杀死。赵王亲登帝位，把惠帝架成太上皇，对此感到不满的齐王联合了堂兄弟长沙王、成都王（两人都是惠帝的弟弟）和司马仲达弟孙的河间王，杀了赵王，再次恢复了惠帝的帝位。看上去动乱似乎是结束了，诸王返回了各自的封地，齐王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惠帝。权力宝座里藏着魔鬼。齐王沉溺酒色，不问政治。刚刚回国的三王再度率兵攻入洛阳，杀了齐王。之后三王变得不和，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进攻长沙王，将其烧死。接着，取代了齐王的成都王辅佐惠帝，废了惠帝的新皇后羊氏和皇太子，自己做了“皇太弟”，可以说宣告了接下来就是自己即位。这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仲达末弟之孙）和豫章王司马炽（惠帝的末弟）的攻击。逐条说明其中经过，这显得很无聊。皇后羊氏被废又被复位，惠帝被带到长安又回到洛阳。不明所以的混战连续不断，成都王和河间王都被杀了。其间惠帝也结束了他的不幸生涯，他的末弟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由八王中仅存的东海王辅佐。时间是光熙元年（306）。长达八年的战乱发生在歉收和饥荒之间，的的确确是人祸。战争自然要动员壮丁，因此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者中的年轻人还要被驱赶加入战争，粮食不歉收是不可能的。不止是拉壮丁，八王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向鲜卑和匈奴借兵。南匈奴的首领刘渊就这样被拉到了成都王的阵营中。3匈奴各部族看到了晋朝内战、四海鼎沸的现状，认为这是兴邦复业的绝佳时机。“复业”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冒顿单于曾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年代。如前所述，游牧帝国因优秀领导而得以建立。当时，匈奴诞生了一位叫刘渊的大人物。之所以以刘为姓，是因为汉朝公主嫁到匈奴，结下了姻亲关系。刘渊以回去集结兵力为借口，离开了成都王的阵营，后被各部族拥立为“大单于”。他手下集结的匈奴兵有五万，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称汉王，四年后称帝，改元永凤。刘渊麾下不仅有同族，还有匈奴别部的羯族加入。羯族首领是个叫石勒的优秀人物。刘渊不仅要从晋独立出来，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既然决定要统治中原，官制上就没有采用游牧的匈奴那一套，而是基于汉朝制度所创立。刘渊的目标是拿下晋朝国都洛阳，但他在目的即将达成之前的310年死去。太子刘和被自己的弟弟刘聪杀死，虽说是发生了家族内乱，但刘聪被父亲授予大司马、大单于，掌握兵权，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哥哥更有才能吧。刘聪将内部纠纷控制在最低程度，也并没有受到父亲之死的影响，仍然按原计划攻下了洛阳。辅佐晋怀帝（司马炽）的东海王（司马越）向全国发出檄文，但没有一支军队前来救援洛阳。因八王之乱，国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军队。国家将亡，怀帝却给心腹送去诛杀东海王的密诏。东海王抓住了送信的人，得知此事后悲愤而死，将后事托付给太尉（国防部长）王衍。王衍不但没有支撑国家的打算，反而策划着从孤立无援的洛阳逃走。东海王之死是个好机会，他就有了守护灵柩返回东海（山东省）的借口。不过，皇族、贵族还有名门都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而申请随行，人员数量达到十万之巨。其中自然也有一般的市民。没有人再留恋陷于饥饿和内乱中的洛阳。十万人的队伍实在是太过于显眼了。被刘聪派到并州（山西省）担任刺史的石勒在宁平城（河南省）抓住了这一大群人，据说一个跑掉的都没有。做了俘虏的王衍出身于琅琊王氏，所谓最高等级的名门。稍后出现的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中人。俘虏王衍对石勒说——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管什么事务。尽管说不管事务，可王衍却担任了国防最高责任人的太尉一职。石勒大怒，说——你身居要职，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怎么回事？破坏天下的不是你还能有谁！推倒土墙，把王衍他们压死了。攻击洛阳的总司令是被刘渊称作“我家千里马”的侄子刘曜。洛阳城破，怀帝做了俘虏，刘曜把惠帝的皇后、绝世美女羊氏纳为己有。时间是永嘉五年（311）六月，晋此时事实上已灭亡。晋朝的皇族基本上都死了。只有曾被成都王追杀过的琅琊王司马睿秘密地逃回封地。他听从了琅琊王氏王导的建议，将建业（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洛阳陷落后，其实怀帝兄长的儿子司马邺曾在长安做了一阵子皇帝，称为愍帝。这个愍帝也被抓，送往平阳并遇害。逃到建业的琅琊王此前一直自称晋王，在确认愍帝之死后就称帝了。为了避讳愍帝名字中的邺，建业此后改称建康。一般把这个新王朝称为东晋，而把在洛阳和长安灭亡的晋称为西晋。东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睿登基是在太兴元年（318），称为元帝。这个政权是靠在山东有超群经济实力的琅琊王氏和当地土著豪强的联合所维系。如前所述，八王之乱以来，不少人士避难南方。东晋把北伐收复失地作为国策。就这样，中国再度迎来了分裂时代。南北时代的南方政权为东晋，而在北方，各民族建立了很多短命政权，共五族十六国。史家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因“胡”的称谓有蔑视的意味，所以现代中国多把南方的东晋也算了进来，并称东晋十六国时代。4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的那年，刘聪死在平阳。太子刘粲即位，但被皇太后的父亲所杀。刘粲是个沉湎酒色的昏君，还把手伸向了刚满二十的皇太后。可能是把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的匈奴传统还在吧。皇太后靳准的父亲为此发怒，把留在平阳的刘氏悉数杀死。他向东晋派出使者，但没过多久就被臣下所杀。南匈奴以刘氏为名，可见其正在汉化，但太子粲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出了匈奴的特点。“千里马”刘曜此时还在长安，他在去往平阳的途中被拥戴即位，于是折返，以长安为国都，立羊氏为皇后，改元光初。羊氏就成了晋朝司马氏和匈奴刘氏的两朝皇后。刘曜问羊皇后，自己和司马儿（惠帝）哪个好。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这是羊皇后的回答。被说成是暗夫，大概死去的惠帝也难以瞑目吧。刘曜把国号由汉改为赵。他所属的南匈奴屠各部，汉化度虽然极高，却有很强的匈奴意识。那个很容易和汉族的汉混淆的国号，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吧。刘曜曾被伯父刘渊立为中山王，而中山是从赵分出来的国家，因此他在应该算作秦地的长安，选择了赵的国号。同为匈奴的羯族石勒消灭了王衍十万之众，也在谋划自立。刘聪死后，石勒回到河北省南部的襄国，在此即位。此地曾是赵的旧地，于是他也把国号定为赵。就这样，刘渊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赵国。二者同时存在，故而史家把先灭亡的刘曜政权称为“前赵”，石勒政权称为“后赵”。“千里马”在即位后就开始堕落，成了一个大酒鬼。与此相对，曾是文盲的石勒设立“君子营”，集中了有学识的汉族人，建立秘书集体，认可各民族按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石勒确实是个明君，而他的侄子石虎非常勇猛，残忍程度可称得上是人间罕见的。石勒十三年（后赵不用汉的年号制，以即位几年来称呼。相当于328），后赵破前赵。原本的千里马刘曜也因酒色成了驽马，边喝酒边打仗，做了俘虏后被杀。后赵的中山公石虎于次年捕杀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就此灭亡。这一次，石虎在洛阳坑杀了匈奴屠各部五千多人。333年石勒死后，石虎杀了太子石弘，自己登基。做了皇帝的石虎可以说仍然是个恶魔。他把宫女的头砍下来放在器皿中凝视欣赏，和牛羊肉一起煮食，残忍杀人的时候甚至不会介意自己的儿女也在场。另一方面，他又崇拜出身龟兹的僧侣佛图澄，做前面的事情是因为相信佛图澄的诅咒术。石虎曾在石勒的命令下，认了一个叫冉瞻的汉人做养子。据说冉瞻的儿子冉闵是个勇猛绝伦的人物。不管是刘曜还是石虎，虽说都是别人的侄子，也是养子。把优秀的人物收为养子，是打算把他当自家人使唤。养子的确都很活跃，但结局往往是政权被他们所篡夺。冉瞻的儿子冉闵也是这样。石虎死后，十三个儿子中有八人因自相残杀而死，还有五个被冉闵所杀。石虎的孙子共有三十六个，也被杀得一个不剩。不止是石虎的家族，冉闵悬赏收集匈奴羯族的首级，因此整个部族都被杀。可以说这是石虎在洛阳坑杀屠各部五千人的报应吧。——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说当时虽然不是羯族，但因鼻高胡须多而被杀的就有大半。中国史书中能零散见到人种方面的特征，大致是从这个时代起才有的。冉闵建立了叫魏的汉族王朝，但被鲜卑族的慕容氏打败，三年后亡国，自己也被杀。关于鲜卑有各种说法，《后汉书》认为鲜卑是曾在战国时代让匈奴头疼的东胡分支。东汉利用鲜卑，实施了对北匈奴的讨伐。鲜卑族出了个叫檀石槐的英雄后，转眼之间就变强了。这也是游牧民族一出英杰就瞬间强盛起来的一个例子吧。而在最初的利用过后，东汉也开始头疼鲜卑族的侵犯了。檀石槐在和汉族接触的过程中，认为鲜卑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世袭首领，于是他开启了世袭制。然而也许是信不过儿子们的才能，他把鲜卑族分成了几个部。他大概是预见到如果继任者没有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无法统治整个鲜卑，所以才这么做的。魏晋的时候，鲜卑族分为慕容、宇文、乞伏、拓跋和段五部。结束五胡十六国林立局面的北魏，就曾是鲜卑的拓跋部。而消灭了冉闵的鲜卑慕容部创立了称为燕的政权。四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最为强盛的，东有鲜卑诸燕（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有藏系氐氏前秦、羌族后秦等。5东晋属于亡命政权。因是以客的身份进入江南，就需要对土著豪强实行上等政策。带元帝到建康的所谓建国元勋王导，此时可谓顺风顺水。土著豪强有两拨人。一拨是拥有吴越传统、居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土地上的豪强，如苏州（江苏省）和会稽（浙江省），另一个是相对后进的阳羡（江苏省）、武康（浙江省）等地的豪强。王导通过对前者待遇更优的措施，使二者不能结为一体。苏州和会稽的豪强对优厚待遇表示感激，就成了保皇派。而受到冷遇的后进豪强就有点反政府性质了。而反政府反得很厉害的话，对东晋朝廷也是不利的，但稍微给些差别待遇，作为分化战术来用，对东晋就是有利的。王导有个侄子叫王敦。王敦的丈人是武帝司马炎，所以同样是琅琊王氏，他和晋王室的关系更紧密。王敦是贵族，却特意地举止粗野豪放。对元帝来说，在王导和王敦面前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要尽可能把他们支走。于是为了培养完全属于自己的心腹，他和刘隗、刁协、戴若思、周顗等人走得很近。王敦离开建康，到荆州（武昌）指挥军队。不过，他看了随后元帝的人事安排，大概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布局。刘隗以镇北将军的身份被派到淮阴（江苏省），这些调动明显反映出了元帝的意图。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所谓君侧的奸臣指的就是刘隗和刁协。王敦起兵成功，刁协被杀，刘隗逃亡投奔后赵石虎。王敦入建康，当了丞相，掌握了军队。元帝在苦闷之中，于王敦起兵当年也就是永昌元年（322）十一月死去。皇太子司马绍即位，这就是东晋明帝。明帝因长了黄胡子而有名，但他在位仅三年。不过王敦在他在位期间死了，其党徒也被清除。顺便说一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相当于王敦的侄子。在五岁的成帝即位后，皇太后庾氏的哥哥庾亮领受遗诏，和王导共同辅佐幼帝。庾亮为了维系东晋王朝，一心想防止军阀的出现。东汉和魏都是被军阀曹家、司马家所取代，而东晋担心的则是流民军团的领导人变成军阀。从北方逃到南方的流民的首领是苏峻，庾亮计划把他召到建康，和军队分开。知道了这一点的苏峻拉起了造反大旗，占领了建康。庾亮逃亡，庾太后身死。平定这次苏峻之乱的是陶侃。年轻的庾亮因躁进而导致失败，这成全了老练的王导，他再度执政。庾亮曾在王敦驻扎过的武昌监督军队。他在指挥军队的时候，逐渐有了自信，屡屡提议发动北伐。但没什么人赞成，所以对他而言直到最后也只是个愿望。庾亮死后，有个叫桓温的大实力派人物登场。庾亮曾那般担心过的军阀在东晋诞生了。桓温从武昌向蜀出兵，讨灭了四川氐族的成汉政权，武功震动天下，权威高涨。朝廷担心个人的出类拔萃，令扬州刺史殷浩主持北府。东晋有西府（武昌）和北府（扬州）两大军事基地。北府是从流民军团的驻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实力不如西府，这个人事举动被认为是朝廷要培养一个和桓温势均力敌的对手。石虎死后，北伐的好机会就来了。北府的殷浩率军北伐，但被曾归附东晋的羌族姚襄背叛，因而大败而归。战败的原因在于殷浩，他不仅妨碍姚襄立战功，还把他的弟弟们当人质禁闭起来。桓温立即上书弹劾殷浩，而丢丑的殷浩面对弹劾却毫无反驳之力，被贬为庶人。就这样，主持了西府的桓温把北府的军权也收入囊中。这就宣告了军阀的诞生。桓温率军北伐，一度攻到了长安附近。这里已是氐族前秦的领土了。前秦早早就割完了麦子，因此东晋军担心军粮不济而撤回。这不是战败，必须承认进兵到关中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成功。两年后，桓温再次发兵北伐，收复了洛阳。东晋皇帝都很短命。明帝终年二十七岁，他的儿子成帝终年二十二岁，成帝的弟弟康帝终年二十三岁。两岁即位的穆帝（康帝之子）死于十九岁，而且没有儿子。成帝的儿子二十一岁时被立，也在二十五岁时死了，被叫做哀帝。哀帝死后，他的弟弟司马奕即位。司马奕在位的太和四年（369），桓温第三次北伐。虽然攻下了前燕，因西方的前秦向前燕派去两万步骑，桓温不得不退兵。不过，桓温把责任推到豫州刺史袁真身上，愤怒的袁真投降了前燕。为了略微挽回点颜面，桓温废了皇帝。他以身体有缺陷的理由废了司马奕（因此他没有帝号，被称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这就是简文帝，即位时已经五十一岁了。桓温打算让这个老实的简文帝把帝位禅让给他，简文帝却在桓温还未做好登基准备时死去，年过花甲的桓温也在一年后死了。之后，东晋进入了由稳健派谢安和桓冲领导下的安定期。简文帝的儿子司马曜于372年即位，是为孝武帝。他在位二十四年，却喜好饮酒，不管政治。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中有时还会出现明君，而在东晋，也有皇帝短命的缘故，却无人可称得上是明君。在北方各国中最突出的明君，还是要数前秦皇帝苻坚，尽管他在最后失败了。

第十六章 南朝在混乱中更迭 
东晋安帝复位后，做了刘裕的傀儡。他采用受安帝禅让的形式，开启了宋王朝。但他不像桓玄那么性急，从大权在握到登基共花了十七年的时光。为了和后世的赵氏宋王朝相区分，人们把刘裕的王朝称作“刘宋”。刘裕做了刘宋武帝，定年号为永初，时间是公元420年。但两年后刘裕就死了，因准备期间很长，所以他的死没有导致王朝的崩溃。三子刘义隆继位，被称为文帝。文帝在位的三十年是比较好的时代，人们取其年号，赞誉为“元嘉之治”。他很稳重，但想废了太子刘劭，反倒为太子所杀。听闻这场事变后，皇子之一的武陵王刘骏从属地庐山之麓的江州起兵，率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杀了皇太子。刘骏即位后做了孝武帝，身为皇帝却贪财好赌成性，据说还让大臣当冤大头。这个酒鬼喝醉以后，接连杀了兄弟和皇族。放纵产生的恶果是他三十五岁就死了，而且十六岁的皇太子像是没什么悲伤的样子。不过，孝武帝杀了皇太子刘子业后即位还没来得及杀的第十一个弟弟刘彧，这刘彧就是明帝。《南史》中记载，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他弟弟明帝杀了其中的十六个，而明帝三十四岁死后，十岁即位的长子刘昱把剩下的十二个也杀了。不过《宋书》中说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中的十个夭折了，剩下的被明帝所杀。因为当时夭折的情形很多，所以《宋书》说的似乎是真的，而杀戮数量并不是问题。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在这样的互相残杀中，宋朝的实权掌握在将军萧道成手中。皇帝刘昱准备除掉萧将军，但反而被其所杀。十岁即位、十五岁死去的少年真的制定了清除实力派的计划吗？萧道成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帝，而这只是个禅让用的皇帝罢了。萧道成做了相国、齐公、齐王，经历了我们熟悉的过程，479年受十三岁的顺帝（刘准）禅让登基。而退位的顺帝在次年被杀。刘裕也是如此，杀了白痴东晋安帝，立恭帝司马德文后就在禅让的次年把他杀了。东汉献帝在禅让后做了山阳公，比魏文帝曹丕活的时间还长，保全了天寿。禅位于司马氏的魏元帝在退位后也活了将近四十年。如此看来，和南北朝时期相比，还是以前的人运气好。萧道成开创的齐，因在同一南北朝的北朝中也有同名王朝，故而被称为南齐。这个王朝皇族的自相残杀也很厉害。萧道成（高帝）在位三年时死去，长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武帝的太子比自己死得还早，因此相继立皇太孙昭业、昭文，之后是萧道成哥哥的儿子萧鸾登基做了明帝，变成了旁系。也正是这个原因，明帝一个一个地杀了武帝的十二个兄弟、十七个儿子以及大部分孙子。据说在处死之前，明帝会焚香，呜咽流涕。这只能说是已经精神不正常了。明帝之后继位的萧宝卷荒淫无道，南齐的前途已是一片黑暗。推翻这个南齐的是相当于远房的萧衍。因为是远房，所以才幸免于难。萧衍的哥哥萧懿被萧宝卷杀害，听到这个消息后，萧衍起兵杀了宝卷，立其弟宝融，再受禅让登基，国号为梁。萧衍即梁武帝，即位时三十八岁。他在位近五十年，是个长寿的人物。可能是南朝首屈一指的明君，在王朝创建时极少有血腥清洗。他还是个热心的佛教信徒，信仰很深，多次“舍身”，甚至说为了佛法甘愿做佛寺的奴仆进行仕奉。群臣慌忙给寺院一亿万钱赎回皇帝。建康有寺院五百，据说僧尼超过十万。有说法认为，达摩大师由印度远渡而来是在梁武帝普通元年（520），传说他在和武帝问答之后，前往北魏洛阳，入了嵩山少林寺。梁武帝毕竟也老了，不复当年之勇。太清元年（547），他接受了东魏叛徒侯景的投降，所以受到了来自北方的讨伐，梁军大败。这次，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成了东魏的俘虏。于是梁就试探通过萧渊明和东魏讲和，恢复邦交。如要讲和，就要交换俘虏，用谋反的侯景来交换萧渊明。侯景如果被送还，就会被杀，于是他决意进攻建康。投降者竟然还能想到这般大胆的计划。不过，在东魏的南下之战中，侯景早已见识到梁军弱到了什么程度。梁武帝治下大约半个世纪没有经历战争。而在北方，东魏军二十年内光顾着打仗，因此梁军大败是必然的。看到这一点的侯景就有了自信。侯景只带着上千人的部下，宣言要解放奴隶，立刻聚集了十万兵士。被誉为南朝黄金时代的梁武帝贵族政治的背后，还有如此大量的奴隶，可见贫富差距自然很大。所谓十万，不止有奴隶，也包括对统治阶级抱有敌意的穷人。建康在被围五个月后，终于陷落。侯景入城后见到了八十六岁的武帝，传说武帝威严还在，侯景直冒冷汗甚至不敢仰视。年老的武帝被幽闭起来，皇太子萧纲被立为帝，这就是简文帝，但没过多久就被侯景杀了。吴兴出身的陈霸先是在广东和越南从军的职业军人，他联合王僧辩的部队，终于在552年击破侯景，收复了建康。西魏乘梁国大乱之机，派军南下攻陷江陵，建立了傀儡政权，称为“后梁”，时间是陈霸先收复建康两年后。江陵曾是东晋时代的西府。至此，南方政权已经失去了一只臂膀。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杀了同盟者王僧辩，受傀儡敬帝禅位后登基。这是南朝最后的陈王朝。因缺少了西府，陈是南朝中最小的政权，据称统治只达到建康周边。这就是所谓“南风不竞”。陈王朝如此弱小，只要被北方政权盯上，随时都会瓦解。这个王朝之所以能坚持三十余年，只不过是因为华北的政权在东西抗争，又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篡夺，无暇顾及南方。陈王朝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即将灭亡的预感一直在困扰着这个小朝廷。正因如此，朝廷上下都只顾追求着眼前的快乐。至于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有想过。江南的民间富有活力，陈王朝也因此能够奢靡得起。陈王朝盛放着颓废文化的花朵，但也被认为是稍带有自暴自弃性质的享乐。继陈霸先（武帝）、侄子文帝、文帝的儿子伯宗（被废后称为临海王）的短暂统治后，文帝的弟弟宣帝登基，而宣帝的儿子陈叔宝做了最后的皇帝。因没有子孙给他的谥号，故而被称为陈后主。

第十七章 唐日初升 
1历史由胜利方书写，这种事情再自然不过，也一再发生。通过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杀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亲退位，亲自登基。这正是古往今来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只要读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记，历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写成的。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后方防备突厥，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能够实现对河南反对势力的讨伐，防备突厥就是关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李建成的功绩虽未被抹杀，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们尽力压住。与此相反，太宗的业绩就让人觉得极尽详细。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太宗让父亲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的。但与举兵相关、可称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不是这样记载的。此书是由李渊的记室参军（负责文书记录）温大雅所著，是李渊从举兵到攻克长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志。这本书的说法是，太原举兵是李渊自己的决断。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来源资料的执笔阵容中，有些稍显怪异的人物。不得不承认，太宗促成高祖下决心这件事让人存有疑问。而且在正史中，部将的功勋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败战则全都成了部将的错。前述薛举父子攻到了长安附近，是因为击退了李世民的军队后才能有此进展的。正史把这归结为殷开山和刘文静的轻率，但这两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620），梁师都会同突厥进犯，被行军总督段德操击破，但正史却没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尽管有点啰嗦，但还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后，最先抵达并开始进攻长安的是军头雷永吉。《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雷永吉属于东面军，而攻击长安时李建成指挥的就是东面军，世民则是西面军。最先到达的人名虽未被偷换，但为了对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后台，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曲笔。我们以此为前提，依正史所述，简要说一下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军功卓著，声望极高，皇太子李建成对此感到不安。这应该是事实。李渊嫡出的儿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举兵时，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刘武周的攻击后逃到长安。收复李元吉丢掉的并州的还是李世民。他从并州凯旋后，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就前去讨伐王世充了。因为战败了的李元吉仍是齐王，而李世民的功绩又太过耀眼，因此高祖李渊觉得秦王的王位已经不足以封赏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将”这一前无古人的称号，还营造弘义宫供他居住。这一举措让人们看出，李渊准备对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别的待遇，同时也让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兄弟之间经常因其各自周围的人而变得不和。刚刚建国的唐王朝分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势斗争激烈。李渊有三个嫡子，不过如果加上侧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窦皇后除三个嫡子，还生了平阳公主。侧室们为了让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继任者的保护而去巴结皇太子，这没什么奇怪的。正史里写皇太子和李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虽说是和父亲的爱妾淫乱，但这也只能说明，她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而过度地亲近皇太子。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的势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自然应该是后者。除非皇太子有大过，否则继承帝位就是铁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说皇太子派——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不过按理，应该是两方都在互相谮诉，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于这一派中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智略谋士，皇太子派就劝说高祖流放这两人。高祖已经对儿子间的争斗感到棘手，就打算让这两个谋士远离世民，希望能以此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真相。肯定会有意见认为，皇太子毕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势力斗争，责任在于世民一方，理应加以处理。高祖曾想过要处理世民，但因他曾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变了主意。李渊如此优柔寡断，大概使得兄弟争斗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说处理世民的意见是由皇太子和后宫直接上报的。不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处理世民是正论，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这样的意见。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徴这样的，主张应在此时杀了世民。这说明，派系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诉说哥哥想杀自己。为此高祖回应：“那就明早听你们两人说。”大概是决定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修复关系。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资治通鉴》说“建成性颇仁厚”，人缘好，也无大过。所谓和后宫女性淫乱之类，可以认为是胜利方随意的曲笔。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转一个办法了。如果被天子召见，皇太子也必须觐见。因是紧急时期，皇太子有武装兵保护，由玄武门进入。玄武门相当于宫殿北门，要通过就必须有符籍（进入宫殿的通行证）。尽管带着两千武装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门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仅带着少量护卫，就进了玄武门。玄武门的守备队长常何曾是皇太子的旧部，因此皇太子对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买了，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属于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这一点。就这样，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20世纪初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Aurel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人带了出来。常何的墓志铭就在伯希和带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的2640号文书。政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而三年后常何升任将军，做了两千石的中郎将。李世民不止杀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个儿子，都被一个不留地杀掉了。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627）。2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鲜卑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后裔。虽然李渊自称是西凉李暠的七代孙，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汉族了。不过，唐代李氏仍然是鲜卑的说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时因禁止胡姓，鲜卑采用了汉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统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鲜卑大野氏。就算李渊是李暠的七代孙，但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从巩固唐王朝基础的层面来说，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个明君。他在政变后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来，质问他：“为何你要挑拨我们兄弟？”此时魏徵的回答是：“这是因为皇太子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杀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祸。”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回答，估计魏徵已经做好被杀的心理准备了吧。太宗赦免了这位魏徵，之后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难得的谏官。虽然有八柱国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说起运营整个国家机构所需的人才，仅靠自己族系里的臣子是不够的。可能本族系里的臣子是少数，而且是打理李家杂务的干事，因此没什么杰出的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尉迟敬德，其实是打跑留守太原齐王李元吉的刘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复失地战中成了俘虏，因有可取之处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过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勣曾经是翟让的部下，之后成了李密的下属，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勣。为了避讳太宗，这位将军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勣。至于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扬州的炀帝急报李渊谋反的路上被捕，被杀的关头是李世民救了他，后来才当了将军立了功。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倾府库赂，以求和。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如果对方因惧怕而退兵，无论怎样都用不到“耻”这样的字来形容。还有篡夺的事情也是这样，看来太宗总有粉饰事实的倾向。仅仅三年后，唐就一雪前耻。唐为了国防仍在加强军队训练，而突厥却因异常气候导致连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并且可汗征税严苛也导致部下叛变，这就造成了突厥败北的主要原因。异常气候虽也给唐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太宗在各地设立了义仓用以救赈。没有储备的游牧民族在应付天候方面，要比农耕民族弱得多。唐军穷追猛打，生擒了颉利可汗，获得了大胜利。3突厥的颉利可汗做了俘虏是贞观四年（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受四夷首领推戴，被称为——天可汗。我认为这一刻是南北朝丰收硕果的终结。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这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李渊是汉族。倘若李渊真如所言是鲜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举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来说，像这样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草原的法则。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唐的“渭水之耻”，也就是抵达渭水便桥的十余万突厥军的完好返回。唐朝方面肯定是和被派去的使者执失思力进行了对话。突厥如果掳掠长安的话，虽然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但因要和当时号称三万的唐军交战，加上并不熟悉地理，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损失。这让人觉得是唐方面曾向突厥晓以利害。或许是娶了隋朝义成公主的颉利可汗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攻掠长安，只是加以威胁，目的是获取财物，以此作为不予攻击的代价。突厥降唐，不仅仅是因为异常气候导致的部民饥荒和因过度压榨而导致的人心背离。突厥北部有个叫铁勒的部族，七万余户服从突厥，但唐向铁勒派去使节，使其首领入了唐朝。此外还有个叫夷男的人物，他做过铁勒的首领，也多次表达出从突厥独立出来的意愿。入朝后的铁勒从唐朝获得大量的物资和武器援助。突厥腹背受敌，只得投降。和塞外部族关系密切的唐朝，开始了这样大手笔的外交。唐拥有一种世界大国的身躯，是第一个可称得上世界帝国的政权，可以说这植根于中国。唐灭亡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不过元、明、清等仍可称得上是在世界帝国的主流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过于漠视，导致中国世界帝国的缺陷逐渐变得严重。继南北朝之后，佛教继续在唐代兴盛，这也为世界帝国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前往远隔千山万水的天竺求法，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关于玄奘生年有公元600年说和602年说，不过二者都是隋文帝末年。因此玄奘是在隋末动乱中出生的。少年时代他在洛阳修行佛法，正相当于西域人王世充在洛阳当独裁者的时期。之后，玄奘前往长安。因唐业初创，长安的佛教界停滞不前，名僧、高僧、学僧等为避乱而流散到全国各地。其中很多人移居四川，玄奘曾前往成都就师。一般认为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国都长安的局面稳定下来，玄奘也来到了长安。长安的佛教界也逐渐有了起色。佛教已流传了很长时间，但佛典仍未被充分整理，因此玄奘对佛法有百条疑点。要解决疑问，无论如何都要去印度。他虽然向朝廷请愿和同道同去天竺，但被驳回。建国十几年的唐朝，因边境尚未安定，严禁国人前往外国。其他的同道放弃了，但玄奘为了贯彻素志，以偷渡的形式出了玉门关（甘肃省）。他在受流沙和雪山所困的同时不改心志，是个非常有名的故事。4突厥的投降，对唐来说就意味着户数以及税收的增加。至于原因，是因为塞外民族的掠夺物中还包括人口，他们为了寻找奴婢而把一村男女全部掳走的情形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口在突厥降后被陆续返还。只要治安良好，政治体制完整，人民就会重新点燃勤劳的意愿。这是因为劳动结果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唐朝国力眼看着充实了起来。话题再回到玄奘。越过伊吾（现在的哈密），吐鲁番盆地有个叫高昌的国家。各民族在此杂居，而国王是汉族，据说是麴氏。玄奘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被恳求驻锡长留。玄奘离开高昌后，高昌国王麴文泰入朝长安。麴文泰曾在隋炀帝的时候和先王麴伯雅一同入朝，他自然会对隋和唐作一比较。麴文泰此前来的时候，炀帝大方地花销着父亲的积累，正是所谓的散财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很华美。几千条龙舟在大运河中游玩，必定会让生长在吐鲁番盆地绿洲的他感到很震惊。炀帝特别好面子，招待外国宾客完全不计花费。回到吐鲁番的高昌国麴文泰觉得比起隋来，唐大概是个贫弱的国家。恰好回来路上的凉州那年正闹饥荒，应该进一步加深了他这种感觉。玄奘离开高昌之后继续西行，到达的下一个地方是焉耆。玄奘在此受到冷遇，仅住了一晚。原因是这个国家和高昌交恶，玄奘带着高昌国王的介绍信，反倒受到了粗鲁的对待。从焉耆出发，以前曾经有道路南下，连接着楼兰，据说是丝绸之路的故道。然而此时前路已经不通。如果故道重开，焉耆将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而繁荣起来。于是这个国家邀请唐朝重新开通故道，太宗表示赞成，约定了合作。玄奘经由的伊吾、高昌是主道，而一旦故道重开，高昌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角落，贸易利益必然锐减。麴文泰为了阻止故道重开，就起兵攻击焉耆，后者向唐求救。在故道重开方面，焉耆和唐是同盟关系，高昌也是知道的。然而高昌国王麴文泰因亲眼见到唐“贫弱”的样子，认为唐不足畏，所以才有此举。因高昌也有过一次入朝，算是个友好国家，所以唐遣使责问为何攻击焉耆，并要求高昌国王入朝谢罪。麴文泰态度强硬，称病拒绝入朝。太宗最大的特长是具有果敢的决断力，由玄武门之变时的迅速决断就能看出，在掌握政权后也依然如此。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派军远征高昌。尽管如此，麴文泰仍对唐朝的力量持有轻视之心。人往往会对自己亲眼所见深信不疑。麴文泰前去长安的时候，唐朝的确显得保守，没有隋那样的华丽。然而他只见到了表面现象。城市虽萧条寂静，但他没有看到质朴刚健的人民带着强烈的伦理观在勤奋劳作，而且他也根本没考虑到距离上次入朝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唐朝大军持续在沙漠入口集结，兵容整肃。麴文泰得知消息后，这才感到了恐惧，他在忧虑中死去。世子麴智盛做了王，但他在尽力后还是打开城门投降了。实际上高昌国所依赖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麴文泰的妹妹嫁给了西突厥可汗，说是会得到那边的援助。太宗断然进兵西域，是为了向西域各国传达一个意思，就是像焉耆这样的同盟国会始终获得唐朝的武力保护。东突厥虽然降唐，但西突厥和唐还不是友好关系。此时唐如果对焉耆见死不救，就会眼看着西域完全成为西突厥的势力范围。灭了高昌以后，太宗强压众议，在此设直辖领，在吐鲁番盆地以西的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展示了积极的姿态。专门谏言的魏徴辩论说，高昌没有什么大物产，因此更好的选择是仍以麴智盛为王，做唐的属国。太宗平常都会听魏徴的谏言，但这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对太宗而言，把吐鲁番盆地作为直辖领，并不是为了要物产和税金。太宗考虑的是经营西域，通过那里可以开展文化交流、物资贸易等，发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长项。玄奘在十八年后回国，此时曾经热情招待过他的高昌国已然不在了。他和高昌国王曾有过约定，在回国途中要留在高昌，但这已无法实现了。他在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不过此时太宗并不在宫中。因为远征高句丽，他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洛阳。西方的安西都护府在那之后也直接把焉耆编入直辖领，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不过唐对东方的经营就没这么顺了。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征高句丽，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仅仅发生在三十年前，重蹈覆辙会导致严重后果。朝廷中反对东征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褚遂良，更是强烈反对亲征。然而太宗下定决心亲征。——在自己有生之年。这种想法在太宗心里根深蒂固。被立为皇太子的晋王李治（以后的高宗）病弱，唯一长处就是温和。要做太平的君主，温和是比较合适的，大概太宗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因如此，就得早一点处理掉国防、外交问题，再把国家交给后继者。野蛮的事情，需要尽可能地在自己这一代就收拾干净。高句丽有个叫泉盖苏文的人杀了国王，立了国王的弟弟。此外被百济攻击的新罗也向唐朝求援。此刻，百济正联合高句丽向新罗施压。因有泉盖苏文的弑逆为口实，唐朝集结十万兵力，远征高句丽。这次远征最终失败而归。虽攻陷了辽东城（辽宁省），但在攻打安市城（辽宁省）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已经入了冬天，不得已退兵。高句丽派去谢罪使，但太宗再度远征之意始终不变。果然，虽然没有亲征，但太宗还是出兵了。他有很强的信念，要把该打的战争在自己这一代打完。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因太宗之死，远征高句丽终于停止。太宗享年五十三岁。

第十八章 黄巢的胜利与失败 
在攻陷洛阳的次月，黄巢率领六十万大军攻破潼关。僖宗等少数人逃出长安，日夜兼程西逃。和安史之乱中的玄宗如出一辙，逃亡的目的地是蜀地。仅有宦官田令孜所率领的五百神策兵作护卫，这和一百二十四年前玄宗奔蜀时大将军陈玄礼率六军的情形又自不同。僖宗逃亡的当天下午，黄巢军的前锋柴存进入长安。黄巢杀了被遗弃的所有皇族，于十二月壬辰日举行登基仪式，定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四品官以下的唐朝官吏被留用，四品以上的全部辞退。为了建立王朝，还是需要官员的。黄巢军虽然号称六十万大军，但大部分还是在最终阶段、洛阳附近参加的一伙人。从整体上来看，一路跟随黄巢从河南到江南、江西、浙东、福建、广东乃至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人就成了少数派。不知道初期黄巢军军纪之严的人，反倒在数量上占了多数。刚进入长安城时，黄巢军布施贫民，还保持着良好的军纪，但几天后就发生了掠夺、放火、杀人等案件。此前因被官吏残酷压榨，兵将们到处杀死杀伤官员，连黄巢都制止不了。虽然布告说四品以下留用，但应者无几。为了找出官员，甚至在全城挨家搜寻。黄巢军从一开始就是个移动性的集体，从未以一个地方为据点展开活动。对他们来说，进入长安是第一次定居，因此很不习惯。政治措施无法顺利开展就在情理之中。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集体中，人们有着各自的想法，也有意见的对立，常常发生内讧。虽然占领了长安，地方还残留着许多藩镇势力。如果黄巢的齐王朝政治良好，深得民心，藩镇大概也会慢慢归顺。但大齐没有多少人气，地方承认的仍然是唐的宗主权，在他们看来大齐的命运不会长久。因此，黄巢只能发兵讨伐藩镇。黄巢阵营中也有对大齐政权丧失信心的人，这就是实力派将领朱温。据说朱温和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交战，因黄巢没有派去援军，于是向唐倒戈。朱温的倒戈给黄巢以巨大的打击，而对唐来说，朱温简直就是救世主。朱温不止被授予左金吾卫大将军，还被赐名全忠。在向唐效忠后，就只能称他为朱全忠。把黄巢逼入绝境的，除了朱全忠附唐以外，还有唐朝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为夺回长安而进兵。他是突厥系沙陀族的首领，其父在庞勋之乱中立下大功，被允许用国姓也就是李姓。他们原本就是外族部队，在黄巢之乱中浑水摸鱼，袭击唐朝朔州失败后逃亡到了草原的另一方。沙陀族以勇猛的骑兵团而闻名，唐想借其力，于是赦免了他们袭击朔州之罪。为了抵罪，李克用也得立下功劳。他的军队全部裹着黑衣，令人恐惧，因此被称为“鸦军”。李克用率领这支军队击破了驻守梁田坡的十五万黄巢军，直取长安。这场战事两个月后，黄巢从长安撤退。在唐的眼里，就成了收复长安。时间是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保有长安不过两年四个月。从长安撤退后，黄巢在各地和唐军交战，抵抗了一年以上。根据记录，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据说“木皮草根皆尽”，还有记事称有人吃人的现象。黄巢在他故乡附近的泰山东南狼虎山中自杀。僖宗抖擞精神，从先前避难的蜀前往长安，这是收复长安一年半以后的中和五年（885）正月的事情。尽管皇帝回归，但长安已不是原来的长安，唐也不再是曾经的大唐。

第十九章 大宋春秋 
我认为宋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唐也可以，只是理由不一样。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尽管有个人喜好，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宋太祖。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根据传言，他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地，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兵将们把只有皇帝才能披身上的黄袍放到他身上，大呼万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拥立为皇帝，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但实在是很像太祖的风格，所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在兵将中推行拥立的事前鼓动工作，大概他弟弟赵匡义是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太祖亡故后，因没有亲生子，于是弟弟赵匡义做了继承人，称为太宗，从这也可以推测出拥立剧背后的大概情形。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一。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按照世宗的政策，首先需要巩固的是四周，而非北方强大的契丹。契丹族治内有大量汉民，尤其因领有燕云十六州，所以具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既然同时内蕴着游牧和农耕两方面，也就有了北面官、南面官的双重制度。国号取中国式的“辽”，而当国粹主义盛行的时候，有段时期恢复成了“契丹”。为避免繁琐，我们统一用“辽”来指称。后周世宗在世时，屡屡讨伐南唐，接着进兵陕西秦州。南唐是地方十国中最强的政权，首都在南京，君主称皇帝。受到世宗攻击后，南唐皇帝李璟献上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去帝号，称国主。但他依然实质性地统治着富庶的江南。和中原的五代相对，地方的十国列记于下。人名是创始人，地名是国都。前蜀（907—925）王建成都（四川）后蜀（934—965）孟知祥成都吴（902—937）杨行密扬州（江苏）南唐（937—975）李昪南京（江苏）南平（907—963）高季兴江陵（湖北）吴越（907—978）钱镠杭州（浙江）闽（909—945）王审知福州（福建）楚（907—951）马殷潭州（湖南）南汉（907—971）刘隐广州（广东）北汉（909—979）刘崇晋阳（山西）其中最小的南平被称为荆南或北楚。吴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唐灭亡后不得已自立的，他直到死仍奉唐为正朔而没有称帝。太祖极力避免和辽发生大规模冲突。他消灭了被称为天府、拥有富饶土地的后蜀，又联合吴越消灭了势力最大的南唐。南唐最后的皇帝李煜被称为后主，也有人把他视为中国最好的词人。词也被称为“诗余”，立足于诗却不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平仄和韵的规则，和某支曲相搭配，创作相当自由，因此成为宋代文学的一大瑰宝。人们赞颂为“唐诗宋词”。在灭南唐之前，宋消灭了广州的南汉，从而得国际贸易之利，在经济上就有了极大的宽裕。还有人说南汉的创始人刘隐是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吴越和北汉，其他八国悉数被灭。吴越是进攻南唐时的同盟国，对业已强大的宋早已没了抵抗的意愿。太祖死后第二年（978），吴越皇帝钱俶向宋投降，献上全境土地。次年，宋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唯一的北方政权北汉。除了辽，宋成功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做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先祖。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不同。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靖康之变（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

第二十章 蒙古的远征和对南宋的进攻 
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是持有其国书的商队因带有大量财货，令花剌子模的讹答剌太守眼红，因而予以杀害。成吉思汗对这一卑劣行为予以毫不留情的惩罚。大远征历时七年，血染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遭到彻底破坏。蒙古军的特征是在复仇战中会变得格外残忍，实施抵抗的土地上的人们会被全部杀死，成吉思汗孙子被流矢射死的土地，连草木都会被连根拔起，变成传说中的死亡世界。不过，在燕京投降的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据说他曾进言让蒙古军尽可能地克制残忍行为。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逃到里海的一座岛上，最后死在那里。成吉思汗的一支军团追击花剌子模王子，从阿富汗推进到印度河。进到里海的蒙古军越过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诸侯军交战，掠夺各地。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远征。成吉思汗的七年远征，对他来说大概是复仇战，但给世界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连接起东西亚的，只有继成吉思汗后的蒙古统治时代，另外从中国史来看，蒙古在进入中国中心地带之前，就已接触到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圈，因此它没有像此前的塞外民族那样融入中国文化。征服王朝包括原先的北魏、辽、金以及后来的清，其中元就成了对中国文化敬意最少的政权。七年远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东归，进攻西夏。1227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也于同年死去。中国《元史》说是享年六十六岁，拉希德丁用波斯语写成的《集史》说是享年七十二岁。根据《元史》，成吉思汗的遗言是军事性质的。内容是攻金方略，意思是潼关（陕西省）有金的精兵，有高山黄河险阻，难以攻下，因此要向南宋借道。继承汗位的窝阔台遵照父亲遗言，借道南宋，从唐州、邓州攻击开封。1232年三月，蒙古开始包围开封。到了年末，金哀宗逃到一个叫归德的地方。过了新年，金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封城向蒙古军投降。蒙古向南宋请求结盟夹击金是1232年的事情。八年前南宋宁宗死去，因没有儿子，掌握政权的史弥远拥立了流落民间的太祖十世孙理宗。对蒙古的请求，南宋有赞否两种论调，而赞成派占了多数。反对派主张，原来因为“海上之盟”，和金同盟消灭了辽，但结果我们不也被金赶到了南方吗？反对论强调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多数派只考虑眼前——消灭夙敌金，赞成结盟。1234年正月，南宋蒙古联合军包围了蔡州（河南省）。孤城里的哀宗让位给完颜承麟后自杀。完颜承麟死在乱军中，至此，金自太祖以来，经历十主一百二十年后灭亡。这一年，南宋和蒙古之间围绕着战后处理也很快发生了冲突。南宋在灭金之后，就出现了强硬论，要求收复三京八陵。三京指的是开封、洛阳以及南宋高宗即位的应天府（金改名为归德府），八陵自然指的就是北宋八代皇帝的陵墓。因为是同盟，所以如果和蒙古商谈对这些事情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南宋一致同意名分论，认为“失地”是属于自己的，没有必要和他人商量。宰相郑清之在朝廷上主张出兵，被南宋采用。和蒙古军联合进攻蔡州的南宋将军是孟珙。后世史家宣传说，如果让孟珙和蒙古对话就好了。攻击蔡州的时候，蒙古军缺少兵粮，对南宋军带来的三十万石粮食大喜过望。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期展开对话，或许可以达成协定。然而，孟珙是个军人。宋自建国以来就有“尚文轻武”的传统，害怕军阀的出现，甚至连岳飞都杀了。孟珙不会被授予这样的权限。南宋出兵，立刻收复了开封和洛阳。然而这两处旧都都已变成了空城。把人口视为生产手段的蒙古在攻陷河南各城后，就把居民全部带走，并将城内破坏一空后离去。南宋军觉得粮食可以现地调配，但占领洛阳的时候，据说军队甚至没有第二天的口粮。这一事实暴露出南宋出兵毫无计划，对河南的状况根本没有收集情报。此外还有原委，说是反对出兵的史嵩之（史弥远的侄子）似乎对粮食补给特意懈怠。如果是这样，宋代的家传绝技即派阀抗争就害苦了前线的兵将们。听到南宋出兵的消息，蒙古军进入了战斗状态，持续增援潼关。金灭亡次年，蒙古军开始从北、西同时进击，出兵理由就是南宋违背盟约占领开封和洛阳。蒙古决开黄河大堤，切断了南宋各军的联系。乱作一团的南宋军从洛阳、开封等地没有秩序地败退。从此，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连年战争。南宋名将孟珙的表现分外突出。他在黄州击破蒙古军，夺回了自己的故乡襄阳。襄阳是河南和湖北的边界，围绕此地的攻防成了全局的关键。蒙古军也到达了淮河一线，因水路难以发挥机动力，这才好不容易刹住了怒涛般的攻势。

第二十一章 明英宗与景泰帝 
永乐帝对蒙古族实施了多次作战，屡屡亲征。但他并不是光凭借武力。在平定辽东后，明在吉林设立女真族的建洲卫。女真族也被编入明军中，被期待能够从侧面给蒙古压力，使北方国界稳定。对女真族的怀柔方法是，给各部族首领以敕书。如果持有这个，就可以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贸易。女真族进贡毛皮和高丽参，从明获得纺织品及其他日用品后回去。连女真族的产业和生活也被纳入明朝体制内了。另外，女真族是文殊菩萨的信徒，其中一派称呼自己为“文殊徒”。因不敢直接用菩萨名文殊，故用发音相近的汉字“满洲”。女真族的一派从此时起，就开始自称满洲。被赶出中原的蒙古族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两个集团。此外还有个叫兀良哈的集团。这支特殊的蒙古族没有辫发习惯，从洪武帝时代起就服属明。不过，瓦剌逐渐得势，在英杰脱欢的领导下，蒙古族不断走向统一。服属于明的兀良哈也不知何时归属了脱欢。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以比他父亲还高明的统率力，继承了统一事业。游牧民中最先考虑的是实际利益，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也先麾下，是因为有好处可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是这样而拥有极大势力的。瓦剌也从与明的朝贡中获益，这增强了也先的实力。瓦剌的朝贡物品是马。几万头到十万头的马被卖给明，明以数倍于行情市价的金额进行交易，还把值钱的东西恩赏给使节团每个人。这可以说是宋对辽、金实行的岁币的变形，是在用金钱买和平。对明来说，瓦剌使节团的规模越小越好，但也先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因此使节团规模也随之变大。最初定为五十名，但也先擅自增加数量，还虚报使节团人数。正统十三年（1448）的使节团为两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人是虚报。对此，王振把恩赏限定在使节团的实际人数上，把马的价格还价到瓦剌提出的五分之一。也先知道这件事后大怒。虚报是惯例，此前一直被默认，而且马匹价格被砍得太狠了。为了让明知道马市是和平的代价，也先动员大军，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一同向明朝边境进击。王振劝英宗亲征。军中将领反对说，派一边将就足以制服也先，但英宗听从了王振所言。英宗率五十万大军，把紫禁城甩在身后。如果出了居庸关（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就算是亲征，因此有意见想让英宗就此归还，但王振不听。他似乎觉得，要是展示了这五十万大军，瓦剌就会害怕得撤走。不过，在从已经跑到大同的宦官同伴郭敬那里听到瓦剌军攻击之猛烈以后，他终于挂念起要回北京了。郭敬是监军，在阳和（山西省）惨败，躲在草丛中，九死一生地逃了回来。在回北京的时候，这支五十万的大军一度前往东南，后应王振的命令向北，选择了经宣府（河北省）的路线。如果去东南，就是王振的出身地蔚州（河北省）。蔚州正临近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五十万大军通过，故乡的农作物就会受到损害吧。为了避免这一情形而变更了路线，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兵将们因为这次迂回而疲劳不堪，而且经由靠北的宣府路线，距离瓦剌的势力范围非常近。五十万大军的动静很大，必然会被瓦剌方捕捉到。瓦剌军袭击并击溃了明军的后尾，越追越近。次日，明军抵达土木镇。军众准备进入十公里前的怀来城（河北省），王振却以辎重队尚未到达为由，决定在营寨中等待。辎重队应该是运送了王振的什么重要东西吧。第三天，瓦剌军包围土木。明军掘地两丈都不出水，而在缺水情况下的闭门死守是不可能的。五十万明军在这里惨败。没有比这更惨的大败北。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杀。英宗一片茫然，正坐在草原上的时候，成了瓦剌的俘虏。城市陷落后皇帝做了俘虏的，历史上有北宋徽宗和南朝的陈等先例，但在野战中被抓获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英宗一人。听到土木战败的消息后，北京的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代理监国，接着即位，次年改元景泰。英宗有个儿子叫朱见深，但要让三岁的幼帝渡过这次危机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景泰帝还是立了哥哥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鼓动皇帝亲征的责任人王振被灭族，六十余库金银、一百玉盘等财产被没收，党羽也被肃清。也先以英宗为人质，想跟明缔结对己有利的条约，但因景泰帝的即位而落空。瓦剌见明采取了放弃英宗的姿态，又出兵包围了北京，但因兵部尚书于谦的坚守，也先只好解围退兵。也先很着急。要是一直这样失去马市的利益，他的统率力就会降低。而且明一直在推动他姐夫脱脱不花的朝贡，因此也先不甘自己利益受损，向明送还了英宗。英宗做了太上皇，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南宫。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宫廷内的小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景泰帝的儿子已经死去，如果皇帝就这样死了，英宗复位就是水到渠成的形势。如果是自然复位，谁也捞不着好处。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一伙人突然发动两千士兵，到南宫把太上皇装到轿子里，送到奉天门。就这样，英宗实现了复位，景泰帝在二月死去。虽然有重病，但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仍让人觉得可疑。英宗诛杀了拥立景泰帝的责任人于谦，用这一举措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昏君。年号改为天顺，英宗在天顺八年（1464），三十八岁时死去。大概遗诏中禁止殉死是他唯一的善政吧。

第二十二章 雍乾盛世的末期 
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抗拒辫发，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时出家了，其中有个吕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传华夷之别和回归封建，自然也会联系到排满思想。他的著述引发问题的时候，本人已经在五十年前死去，但还是被戮尸。时间是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采取的方针是以思想对思想。他没有杀据说曾继承吕留良思想、图谋造反的曾静，还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这是在论述清统治的正统性和华夷思想的不当性，曾静的《归仁说》被收入附录。然而到了乾隆帝时代，一度被饶的曾静被处以死刑，连《大义觉迷录》自身都成了禁书。到了乾隆帝时代，文字狱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严格，是因为思想界中排满思想在底流逐渐扩散。此时也出现了连子孙都被处死的情形，目的是让学者畏惧。在笔祸案中，除了明显能让人意识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尔被误解的情况。想提笔写诗文的人必然大大减少。学者为避免危险，开始专注于考据学。这样的话就基本安全。清代学问中以考证学为主流，据说还萌发出了科学精神，不过如此产生的背景让人哭笑不得。乾隆帝发起《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令人抄写从古今书籍中精选出的良书，次等良书则只把题目和解说加进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被分成七部，数字之大让人窒息。其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文化事业，但其中也有很强的思想检查的意味，很多书成了禁书被焚毁。雍正帝时代没有大的外征，而乾隆帝时代却频频发生。乾隆帝发兵两次远征准噶尔，远征回部（南新疆），进兵金川、台湾、缅甸、廓尔喀等地，远征军甚至到达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清在西藏设驻藏办事大臣，强化对此地的统治。乾隆帝自夸有前后十次大军功，创立自己的记录《十全记》，自称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征给国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而且，康熙时期三藩之乱后，台湾的朱一贯之乱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时期内乱频发。台湾天地会之乱、湖北白莲教之乱全都是秘密结社起义，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体。大概可以说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说不能超过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于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时年八十五岁。实际上尽管乾隆帝已经退位，据说他仍一直忙于政务，直到八十九岁时死去为止。湖北白莲教叛乱直到他两眼一黑为止，还没能平定下来。最大的宠臣和珅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饱私囊，乾隆帝竟对此毫无知觉。监察御史弹劾和珅奢侈，却反遭撤职。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一死，和珅就被历数二十条罪状，被命令自杀。家产被没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万两黄金为首的财产被查明，相当于国家十年的岁入。而他得权不过十几年，每年侵吞了岁入的差不多一半却没有被注意到，这明显是乾隆帝的责任。对学者来讲，清是个严酷的“文字狱”时代，而庶民还能享受相当长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渐增加。康熙时期的两亿人口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在这个大部分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人民就必然会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征时欠下的账单终于寄回家了。宠臣和珅的出现是政治颓废的现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层面上，也会让人觉得人们在被什么东西所腐蚀。官员和军队纲纪松弛，民众生活逐渐穷困。在清初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鱓、黄慎、罗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时代结束后，就没有出现过优秀的艺术家或文人。乾隆末年开始频发的叛乱，就是如此颓废的表现之一。白莲教的教义是宣传弥勒下生，要求改革社会，而元末动乱也是由以白莲教信徒为中心的红巾之乱拉开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进入十九世纪。“三世之春”后的时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之乱甚至波及陕西、四川。不仅如此，白莲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响到了在宫廷当差的宦官。嘉庆十八年（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领下，约一百名天理教叛乱军攻入紫禁城，还抵抗了两天。这被称为“禁门之变”，此次在外朝和内朝的分界线隆宗门匾额上扎着的箭头，到现在还保留着，简直就是在象征着王朝的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