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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饥饿游戏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冲。饥饿游戏2·燃烧的女孩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天空乌云尽扫了!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天空乌云尽扫了!让我们重唱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trust。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饥饿游戏3·嘲笑鸟要为真理而斗争……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让我们过个农民节，农民节要好好地过，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Rx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地狱丹·布朗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2、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天三班，24小时给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印出六吨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币、各公司的兑换券满天飞的情景，财政部长伍丁就不寒而栗了。3月7日星期二，他在早餐时候告诉雷?莫利罗斯福智囊团主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说，据他看不必使用临时通货。他说：“我们可以用各银行殷实可靠的资产作为储备来发钞票嘛。大家不会害怕的，这不是戏台上用的道具，是货真价实的钞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损失。伍丁公开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 伍丁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卡尔顿饭店昼夜奋战，星期四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拟法案的工作。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38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热夫人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一书里边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个人物。她每天编织，暗地记下她所仇恨的贵族的名字。——译者。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添雇了375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哈得孙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12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厂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国15%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定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储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下的药无疑是极猛的，通货膨胀一开头，果然无法控制。但是罗斯福当时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有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可是他不甘失败。“新政百日”已经开始了。 在这100天当中(从3月9日在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新总统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一天天显示出他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那一天，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二次的惯例；宣布了废止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一切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拨发40亿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经营啤酒业，以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罗斯福也说：“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受震惊。”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让国会通过伍丁那个“挽救银行”的法令，随后就打发议员们回家休息，由他运用总统大权来办事。要是这样做，举国上下本来也会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就发表过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至于美国选民们，据查尔斯?米切尔森说，即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的。约翰?根室后来也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的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998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后来，查尔斯?比尔德(此人平日并不佩服罗斯福)也写道：罗斯福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比历届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掌声雷动。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1/4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规模较小的报纸也每日采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报同时刊载。——译者。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扬，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作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连三晚吃的是同样的饭后点心：一小片菠萝、两颗樱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里放上一点核桃仁。甚至这样也还算是盛情款待呢。至于总统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实权在握，再不用摆什么排场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是“天生当总统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在政府里惯唱独角戏，喜欢发号施令。他跟一位来客打趣说：“如果你有可能当总统，你难道不想当一当吗?有谁不想当的呢?”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年)。——译者会见罗斯福后对人说：“毫无疑问，这人浑身是劲。他智力超群，却又难以捉摸，可是说干就干，厉害得很。他花样繁多，别人无法预料。”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总统“像这个罗斯福这样拥有无上权威”。埃德?弗林说：罗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内阁阁员好比听差似的，“事事都是总统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报告说：罗斯福“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的发条”。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财政部长。——译者写道：罗斯福“任何时候都是统治者”。摩根索好同罗斯福争论，罗斯福也乐意跟他争论，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罗斯福就用那满布斑点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说“总统认为如何如何”。争论到此结束，谁胜谁负，自然不消说得。 总统的14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100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1/4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富兰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的简称。——译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30年后最肯接电话的高级官员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是能这样直接和他通话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他在内阁会议上常常信口说出什么地方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包括他夫人的话。例如他会告诉人家：“内人说，那个地方伤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个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在美国总统史上占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诉您，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您派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我们便同他一道去了银行，银行答应押款可以慢一点还。上次去信，我说家具也给人拿走了，这一点您想必还记得。这些家具，您派来的那人也帮我们弄回来了。像您这样的总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啊，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少则五千，多则八千，十倍于胡佛的。有个众议员把他同耶稣相比。根据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他最受欢迎，上帝其次，得票远不如他。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当时总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颂他的。当他系好腿上支架，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边缘来表示敬意。纽约市演出歌剧《真是乐死人》，演员们在谢幕时唱一支歌，竟把歌词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观众听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甚至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起来了。有个金融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自从耶稣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领袖是罗斯福，并深悔自己错投了胡佛的票，请求上帝宽恕。沃尔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计，他写道：“我们全国人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政府、对国家又恢复了信心。” 罗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学、各机关里的大批聪明有为的青年都吸引到华盛顿来了。首都供应食宿的场所骤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业。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的褐石住宅统统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里边的单身汉。首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禁害怕起来。日后有人同小阿瑟?施莱辛格谈起这事，说：“一批讨厌的青年律师在华盛顿住了下来。……他们得意扬扬，闯进办公室，占用桌子，索取文件，忙这忙那，没个完。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人来这里干啥，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又走了。” 这些人有的一来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干别的。当日汇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逊1949～1953年任国务卿。——译者——财政部副部长；J?W?富布赖特后来先后任众议员和参议员。——译者——司法部的青年律师；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译者，他放弃了药物学研究，担任救济工作；还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师。在办事最能干的新人当中，有一位叫林登?约翰逊的，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了美国政府，让得克萨斯州农民带头铲掉自己所种的一些棉花，来拥护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会的注目。 新政派中，还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萨姆?罗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欢这个诨名，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派头十足，是这班人中最有才气的。那些名声不如他的人套用圣诗，这样来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 我的上帝!圣诗原文是“圣哉，圣哉，圣哉，我的上帝!”英语“圣哉”(holy)与“莫利”(moley)谐音。——译者 农业部的劲头特别大。新到的总顾问杰罗姆?弗兰克罗致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瑟蒙德?阿诺德、阿贝?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门有些人对他们很钦佩，认为日后此辈多数是要飞黄腾达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韦尔是共产党一个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间音乐室里秘密碰头。这几个人对新政府进行了研究，感到颇难捉摸，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莫利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却是强烈反对承认俄国的。当时美国还不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译者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制造阶级对立，这种论调跟艾尔?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还是总统本人。刚就职时，罗斯福主张进行试验，可是依然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采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间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银行颓势后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退伍军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员(包括议员)的薪金，这也是费解的。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少校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碰了钉子，因为他没有考虑政党关系，把重要职务都给了共和党人。)最后总共有250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制，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国俚语指没有价值。——译者。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11.5%之后(同年夏天贬值17%，随后稳定了下来)，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查尔斯?G?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做罗素?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摩根本人也不准人们非议罗斯福，他在一篇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说：“据说总统放弃金本位，我表示欢迎……看来很清楚，要扭转大萧条的局势，就要驳斥并战胜那些主张收缩通货的人。”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属公司所在地，这里用它来代表垄断资本集团。——译者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65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艾奥瓦州的农民暴动而制定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华莱士下面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千百万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这样搞了。长得好好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然而，四个月以后，他却不得不下令把600万头小猪宰掉。他很不得已这样做了，又说这是因为过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罗斯福还打趣说，对猪也要实行节制生育)。 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如果有人拒绝遵守法规，那会怎样呢?约翰逊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恶狠狠地说：“当心他们的鼻梁给打扁!” 后来“将军”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最低工资12美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揍。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译者，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交响乐团指挥沃尔特?达姆罗希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是演员的领队，艾尔?乔尔森是电影从业人员的领队。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2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的77岁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边走边向人们打招呼说：“大家最好服从全国复兴总署的指挥。我那小子干起来可是雷厉风行的，雷往哪儿打，谁也说不准。”海伍德?布龙报道说：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人们排起队来，肩并肩地站齐，就产生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忽然之间，约翰逊将军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规草案，总数竟达200万份。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了。 但是，逆流来了。胡佛改变了主意，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那一套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工商界攻击它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骂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甚至说，NRA(全国复兴总署)这个略语的真实意思是“禁止复兴”(NoRecoveryAllowed)。《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个州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挂着蓝鹰徽的公司，实际在肆意违反所签订的法规。已签订的700种法规中，有568种规定由企业主们确定价格，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复兴总署作了这样的评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独裁作风，使人觉得美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统治，而大起反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专栏评论家和企业家原来都曾要求罗斯福实行独裁。那时和现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罗斯福已经把美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成绩巨大。他当总统的头四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一手创造出来的市场”。3月份时，好多人有气无力，惊魂不定，不敢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腰杆硬了，敢于说话了。《柯里尔》周刊写道：“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满意。”《文摘》杂志欢呼说：“股票债券大涨价，增值达几百万元。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回升了，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个刊物没有提到农业调整管理局，实际上是这个局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只有《纽约时报》明白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罗斯福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总统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使他获得了千百万美国人的颂扬，异口同声称之为天赐的时代巨人。”雷?莫利说：是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的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5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自1929年以来，这是企业界第一次给期票贴现。干吗不贴现?罗斯福同大萧条的斗争，看来势不可挡。国会听他的话，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公开说：“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据其脚踏实地的判断，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某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在宪法学上是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做的。”如果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还有谁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去请教他。休斯后来反对新政。——译者 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8、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美国航空工程师，因研制直升机而闻名。——译者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机场首次驾驶直升机，有个记者说它是“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预测，西科尔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用。 美国的汽车当时还没有成为后来某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令人顾盼自豪的东西”，但也离此不远了。“俄尔兹”牌车商大事宣传，说装上一个价值57元的“液压离合器”，就可以不用换挡；“林肯?泽菲”牌敞篷车宣传说，装一个奇妙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顶。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车厂老板对这些新玩意儿却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正如战前最后那几个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书店的出版计划一样。该书店的第一册平装本袖珍读物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了的地平线》，只能摆在一些日用杂货店卖，每本两角五分。 这些新鲜事物，不管哪一项，谁只要能预测到它的发展前途，谁就能发大财。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时缺乏先见之明倒也不是坏事。那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华盛顿却在制定计划，要更广泛应用预扣税款的原则，从社会保险费到联邦所得税都在各人进款里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第20页登出消息，说有一位名叫A?H?罗浮的研究人员向国际肿瘤会议作了报告，说把香烟里的焦油涂在小白鼠身上就会引起癌症。 1941年秋天，人们出远门总是坐火车。上好的新柴油机车效率很高，正是时髦东西。车站上的红帽子搬运工多得很，路基保养得很好，卧车旅客——至少睡下铺的——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乘务员给你擦鞋、拎包，到该起床的时候还会轻轻为客人拉开绿色帘子。如果临走给他五角钱，他会说一声“谢谢你啦，先生”，而且是真心话。当时餐车上吃饭是件乐事：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菜色品种齐全，人人彬彬有礼。 人们不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吃得不好，机场太远，或者怕不安全。民航机的服务质量的航次安排都在改进，例如泛美航空公司的“杨基”式巨型快速班机从长岛飞里斯本现在只要26.5小时了，但当时多数人并不那样赶忙要坐飞机。自己开汽车出远门也行，只是得吃点苦头。梅里特大路和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刚刚开放，其他公路还只有两股或三股的并行车道，而且沿途城镇都设有防止超速路段，对违反限制的人要罚钱，用来贴补地方警察的工资。路旁客栈不多，名声也不大好。埃德加?胡佛就领导过一个反对这种小客栈的运动。他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把这种客栈(汽车旅客旅馆的前身)说成是“疾病、贿赂、作弊、诈骗、强xx、强迫卖淫、盗窃以及谋杀的新策源地”。他还提醒人们说：住店的正式夫妇所用的褥垫，可能不久前就被“乱搞关系”的人弄脏过。 火车经过新居民区时，你看不到有什么廉价商店或者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因为它们正如通往这些居民区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很多年后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需要私人汽车。他们上班，上街，上学，都搭公共汽车、电车。从那时起，各地公共汽车路线被陆续取消的，真是多得说不清了，但是市内有轨电车的变化，我们还知道一些。1940年美国有轨电车的路轨长达1.96万英里，到60年代只剩下2049英里，而且大部分也废置不用了。 火车站附近照例至少有一家旅店，维多利亚式的，屋顶是“复折型”的。有周到的服务员，有清洁的床铺，每晚收费一元。服务员随时都有美酒供应，私娼的夜度资是三元，军人收两元。旅馆的餐厅挺安静，也便宜。如果爱热闹，不妨找个小酒家，那里总有自选唱片的唱机，还可以听听酒客谈论当地新闻。那时的俗话有些会使70年代的青年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如“宴会”叫bash〔狂欢〕；离开一个地方不说split〔分〕，而说scram〔滚〕。爱搞女人的叫wolf〔狼〕。要“狼”滚开，你就对他说getlost〔消失罢〕，dropdead〔死吧〕，dryup〔干掉吧〕，或者blowup〔吹掉吧〕。要是姑娘喜欢这人的话，她会夸他nobby〔有风度〕，cute〔惹人爱〕，nifty〔吸引人〕或者snazzy〔迷人〕。在单独和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他是个sap〔笨蛋〕；可是如果他够精灵的话，那么来一个smooch〔接吻〕，她就什么都顺从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旅店、酒家、电影院和娼妓，是到处推销货品的人员消遣解闷之所。如果是探亲访友的，那么他们会到车站接你。要是个男人，出身富裕人家，穿的可能是一套双襟的格子花呢衣服。你的亲友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即日后所谓的“内城”后来一般贫苦人民才住在内城，但当时则是上流人士的住宅区。——译者。但是有比根山那样的繁华市区，就有布鲁克莱恩比根山位于波士顿城北的高地；布鲁克莱恩是波士顿城西郊外住宅区。——译者那样的郊区，这是必然的，你只能到这里为止。因为那时格林威治和温内特卡这样的郊区的生活，和70年代的莱维特镇和帕克?福莱斯特这些是所谓“计划”郊区，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译者大不相同：战前的郊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一般人不能问津。郊区青年都由特设中学培养，再上大学。能在郊区住，就表示社会地位高。郊区不是商业中心的延伸，而是乡下俱乐部的延伸。这里的住家都是约翰?马昆德美国小说家(1893～1960年)，主要描写上层人物。——译者的小说中人，是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善于逼真而尖刻地描写美国城市生活。——译者所羡慕，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美国小说家，以技巧细致、描写客观而闻名。——译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共和党内那些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恩尼斯港占一席地，只有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的人才能争到手。天主教徒的他，也不过勉强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犹太人，那就休想了。这里的人，跟他们参加的夏季野营和冬季游弋一样，都爱宣传自家的“膳食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也自以为高人一等，成立自己的学生联谊会，不跟旁人家杂处。 除非你怕同外界隔绝，否则战前的郊区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里的老房子宽敞，新房子漂亮。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元就可以买一座很大的房子了。虽然现代化设计的崭新建筑各处都有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喜欢十五六世纪都铎式的或者殖民地时期的式样。当时，剪草砍柴是杂工们的事，做父亲的只管打高尔夫球，母亲只管种花，小伙子和姑娘们星期六晚上就到俱乐部去跳舞。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情况，衣服时兴穿灰色法兰绒。谁要是行为不端，俱乐部就会把他开除。夏天晚上，一家大小团坐在院子里，草坪上摆着各种家具，其中有一张摆动式的沙发椅，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不过青年男女却受不了。参加晚会的姑娘谁也不穿蓝斜纹布长裤，那是西部各州放牧的牛仔和干粗活的人才穿的。青少年自有其流行的风尚，但是他们都希望像上一代那样有体面，有地位。看来他们是会一帆风顺的。即使发生战争，人们也还认为出身名门的青年一定会当军官。军队里也是这样看，因此特权阶层之在军界世代相传，产生形形式式的影响，当然是势在必然的了。 可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歧视黑人实际上已成为军界的规矩。1940年，美国陆军里只有两个黑人当上军官，海军一个也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都集中在“港口”运输大队里，为舰艇装卸军用品，只有三个团肯收黑人当战斗兵。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穿起白上衣在餐厅服侍军官，一听吩咐就深深一鞠躬。1942年初，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中的黑人问题”的(谁也不认为这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难搞，但是他到底前进了一步：战地记者报道军队里种族歧视情况的稿件，他不许扣发。有些记者反对这样做，怕国内“捣乱分子”会把新闻加以渲染，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反问：美国打这一仗，究竟为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就可能指出，那里的州议会早已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世界大战前夕，种族偏见在美国各地农村越来越厉害。犹太人的境遇本来已经够惨的：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插足；进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好些职业规定“只收基督教徒”，犹太人就没门了；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有一次还在国会会议厅里大骂某新闻记者是“小犹太鬼”，别的议员竟不吭一声。但是，以程度而言，反犹太主义还远不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那么厉害。参议员西奥多?G?“大人物”?比尔博跟兰金一样，也来自密西西比州。此人颇有几句足以使会议生色的名言，如：“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咱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同情黑鬼的北方朋友们，你们见鬼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复活节彩蛋游戏，白人儿童上午9时30分举行，黑人儿童下午3时30分举行。”这固然是在南方，但是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同样猖獗。国会不肯做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有人说，在某一联邦工赈营里，“黑人妇女住地只是用布幕隔开，就算是屋子。”这是事实，但是自命开明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却说是造谣。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男方在法庭声称不知道妻子是个混血种黑人，妻子只好当众把上半身衣服脱光，证明丈夫早该知道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很爱听《阿莫斯和安迪》这个侮辱黑人的广播节目，但是他却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黑白人种之间的纠纷，有很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芝加哥有一家有名的黑人办的报纸，叫做《保卫者》，曾警告南方黑人读者不要对北方抱什么幻想，因为北方也并不欢迎他们。 留在南方又怎么样呢?不但要饱受尤金?“巡捕”?康纳(当时已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警察头子)之流恶棍的侮辱，而且得在城里靠634元的收入混一年日子，在乡下还只有566元。黑人知道，如果搬到纽约或底特律，收入就会多一倍，因此开始陆续向北方迁移，后来总数竟达100万。但是到了北方，虽有足以糊口的工资，却还是挤在城市黑人贫民窟里。为了解决衣食和读书问题，他们就要受到社会歧视和无数挫折，其代价之高，着实可怕。60年代起而造反的黑人，就是这些年里在北方贫民窟里出生的孩子。 早期的黑人著名人物中有许多音乐家，以及像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样优秀的运动员。体育专栏作家们说路易斯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职业拳击家(当时他已经九次保持冠军头衔)，而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说：“我比拳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有这样，别的黑人孩子将来才能跟我一样有个出头机会。如果我干不规矩的事，就对不起他们了。”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在自传中写道：“当年的黑人男孩，刚会走路，就想当褐色轰炸机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是黑豹党领导人。“褐色轰炸机”是乔?路易斯的绰号。——译者 美国最优美的音乐，有些就是在这个年代灌了唱片的。但是白人对黑人音乐家却如此歧视，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了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参加自己的乐队，饭店经理却不让他在舞厅同乐队一起演奏。在纽约，艺术精湛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出，但不能在百乐门和斯特兰德两家剧院上演。至于到各地的巡回演出，情况就更糟了，光是每天找地方吃饭睡觉就受不少气。古德曼有一回带乐队在南方演出，警察竟要扭送黑人领唱莱昂内尔?汉普顿进监狱，幸亏警察局长来了，这人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了。黑人女歌唱家比莉?霍利戴在旅馆出入，不能走前门，只能走后门。底特律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皮肤不够黑，不便和黑人一起上台，于是她只好再把肤色弄得更黑。有一次她谈到跟阿蒂?萧乐队到南方演出的经历说：“我每次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 不过他们有时也能出一口气。珀尔?贝利谈过她在芝加哥某中国饭店怎么跟对方顶嘴。她说：“有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他说的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够了!于是我也用东方人的腔调对他说：‘你以为我到美国是来摘棉花的吧?可是我也听说你们到美国是来洗衣的。老兄，还是接待接待吧。’你猜怎么样呢?他真的接待啦!”莉娜?霍恩在第一批战俘营里也公然傲视白人，做出精彩表演。当时战俘营营长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莉娜心里冒火，于是走下舞台，慢步通过前座，背朝德国俘虏，面对黑人同胞唱了起来。 罗斯福总统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定工作推迟到战后去办，但有时形势迫人，不能不采取行动。黑人领袖们眼见联邦政府虽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工厂，但向这些工厂申请就业的黑人总是吃闭门羹。因此，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就对总统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干下去，他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华盛顿进军了。总统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就对会员们进行动员，决定7月4日游行。罗斯福怕工人上街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终于在6月25日让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命令虽下，却没有认真贯彻。黑人领袖们本来希望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命令，现在感到失望了。然而，这件事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自此以后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黑人工人运动，向历届总统都进行挑战。 在政府内部，对美国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敏感的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二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光辉的一页。当时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最初在欧洲演唱出名，1935年回美国后更名噪一时。——译者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连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意大利乐队著名指挥，曾于1926～1936年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又担任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译者也对她说：“你这样的嗓子，百年才出一个啊。”但她是黑人。她刚打算在宪法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却被一个名叫玛丽?约翰逊的机灵促狭的红发女记者打听到了，便想使坏。她知道宪法大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产业，于是去拜访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革命女儿会对这事态度如何。罗伯特夫人断然回答说，我们有权管，这个计划休想实现。从此以后，安德森也罢，别的黑人歌手也罢，都不能在宪法大厅演出。 下一步棋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走了。他认为，想使社会公众注意革命女儿会的种族偏见，有个好办法：让安德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露天音乐会，不收门票。安德森同意，协进会同人都觉得最好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于是伊克斯便出而帮忙，因为未经内政部长的同意是不能在纪念堂举行音乐会的。伊克斯知道了革命女儿会的做法，就给白宫挂电话，这时总统正要动身前往温泉，伊克斯请他稍等，见面谈了再走。罗斯福了解后，就命令伊克斯安排开一次露天音乐会，规模越大越好。 这时，罗斯福夫人宣布了退出革命女儿会，并接受怀特的建议亲自和伊克斯连同好些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男女名流担任发起人，组成一个极其显赫的赞助委员会，促成安德森演出。这么一来，革命女儿会主席先前的所作所为，便为音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资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被邀请当发起人的名流当中，有几个借口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便过问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参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来了，包括全体外交使团在内，听众共达7.5万人。从开场的《美国颂歌》到收场的《我的烦恼谁也不知道》，听众听得着迷了，听完之后纷纷离座奔向歌唱家，霎时间全场沸腾，几乎出乱子。怀特看到一个穿着过节服装身材细长的黑人女孩也走到前面，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满脸热泪。这人虽则年轻，但从她的手指看来，显然是干粗活的。怀特后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神，就知道她心里是在说：安德森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 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引起了千百万人的注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人一心只想国家大事，甚至不能认为他们经常在关心什么是非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那时都只沉溺于个人问题、身边琐事之中，或者只谈本行，不管别的。甚至在底特律市，虽则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牌轻坦克有什么弱点，可是最普遍的话题不外还是商品销路。就销路来说，这一年看来将是底特律最好的一年。汽车行已经卖出了五百万辆，各厂经理无不得意忘形，前来联系工作的英国军官看了不禁惊讶不置。亨利?福特起初宁愿工厂关门也不愿意签合同搞军工，接着又坚持不管怎样也不为加拿大造飞机，这就使英国人更加震动了。哈特福德市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译者在六月间去世了；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足球赛；战争又弄得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一一取消；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也作罢了。体育专栏编辑们报道职业足球赛的消息，但并不热心，因为足球那时还不很吃香。不过足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那天，华盛顿红人队在该队球场比赛，他还去看了呢! 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这阵动人秋色逝去之后，要过好久才到另一个黄叶纷飞的和平时期的秋天，到那时，当年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些失去了生命。日后战争结束、远征军坐船回国时，当年的少女已近中年，体态也不那么柳腰纤细了。教人惊奇的是，那时美国女子一般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比现在矮)，体重可有120磅(比现在重)。也许抚今追昔，已经难以看清当日的景象，但是从装束打扮的变化上无疑也能窥见一斑。那年秋季时兴的是长发垂肩，不然就是剪短了卷起来。女学生把头发披在背后，袅袅婷婷地走过校园，就像年轻的女神一样。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说的：“从背后看去，哪一个姑娘都是美人。” 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 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间婚后在惠蒂尔市租了一套公寓房间住下，楼下是一家汽车保养场。1941年12月6至7日是个周末，这两天尼克松在考虑怎么去向政府申请一份差事。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15岁的女孩名为诺玛?琼?贝克即玛丽琳?门罗，后来是有名的性感电影明星。——译者，她在性方面特别早熟，上街看电影的时间比在十年级上课的还多。迪安?艾奇逊从首都加利福尼亚大街一家殡仪馆走出来，他刚刚向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遗体告别。7日上午，艾奇逊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招待客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戏剧家(1892～?)。——译者夫妇，他们是开车到林子里来帮他收拾砍伐下来的木头的，随后一起共进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坐在椭圆形书房里，身穿一件旧毛衣，一张一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1919～1945年任众议员。——译者这天恰好53岁，在做生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有大批信件要写，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人们多拉一点军火生意。理查德?惠特尼已经假释四个月了，在朋友家里休养。最近进行军事演习，陆军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担任调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正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敦要塞补睡一觉。唐纳德?纳尔逊1942～1944年任美国军火生产局局长。——译者原是一位很能干的公司经理，最近才来首都协助政府搞经济动员工作，这个星期天他到一所农场做客，这是内政部长哈洛德?伊克斯和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太太在马里兰州经营的，三人一起吃了午餐。参议员奈伊在去匹兹堡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大会。迈伦?泰勒1939年任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译者在纽约圣母俱乐部参加“领圣体”后的早餐communion一词，天主教称为“领圣体”，意即分享耶稣的肉和血；新教则称为“守圣餐”。领圣体后的早餐，是天主教的一种例行集会。——译者；他在发言中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如何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三天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却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而且为证实自己的话，还刊登了一个所谓绝密计划，说罗斯福打算在1943年派500万美军进攻德国(其实为了预防事变，各国参谋部都有这一类的假想作战计划)，所以在周末晚会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就认真研究应否控诉《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犯了叛国罪。诺曼?梅勒美国小说家(1923～〓)。——译者在哈佛大学参加候补队足球赛。爱德华?默罗因为晚上要到总统家里做客，刮胡子刮得特别小心。年已七旬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正在前往白宫旁边那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家共用的旧大楼，只因有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知道为什么要求紧急会见，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周末的两本畅销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天各报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 这天清早，珍珠港上空出现了机翼带日本旭日徽的敌机。飞机投弹准极了，把美国舰队炸得落花流水，摧毁了珍珠港基地，炸死了2403名美国人。 这场袭击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考虑不周的刺激(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刺激)引起的丧失理性的报复。造成了这星期天的一场浩劫的长期摩擦，起因大概远在两年前：由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敦促，美国国会废止了1911年的日美贸易协定。国务卿赫尔通知东京：以后美日贸易，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走向战争的一步。他写道：“美国这样做，无异向一个强国挑战。”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此端一开，后边还有一系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最多不过是偶尔瞟一眼。在总统看来，亚洲问题是个道义问题。日本人是侵略者，当然应该撤兵回国；不过他认为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主要破坏者，但美国不愿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对于日本，他始终是想谈判解决的，直到12月6日，他还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撤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出印度支那。如果电文及时到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了。驻日大使格鲁本来希望华盛顿采取较温和的路线，但是赫尔和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是强硬派，而且由于国会议员，包括大多数的孤立派，甚至参议员惠勒也在内，都强烈反日，所以赫尔他们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但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陷落，亚洲的战略形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三个国家的亚洲殖民地几乎毫无自卫能力，华盛顿觉得有义务代管起来。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东京不要插手越南。同月下旬，总统宣布，除西半球国家外，美国对一切国家都禁运废铁废钢，只有英国例外。日本受到这个他们称之为“不友好的行动”的刺激，第二天便跟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1941年夏天，局势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军正式占领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这就是说，日本再也不能从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日本来说，局势是够严重的，但还不是山穷水尽，因为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每年进口180万吨。可是真正的致命打击不久就来临了：荷兰派驻雅加达的殖民地总督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并立即取消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危机，因为日本陆军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桶汽油都是靠进口的。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则直到目前为止还主张忍让，这时也联同陆军一起要求开战了。民用石油马上实行配给。日本大使野村9月抵达华盛顿，对新闻界垂头丧气地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了。” 日本只能支持几个星期，不能再多。圣诞节前，他们还能从私人方面找点门路，因为英美石油公司设在中立国的油库还有一些油。可是耽误一天都不行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提交格鲁：如果美国不再武装蒋介石，在太平洋方面也不再建筑新的防御工事，并且帮助天皇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那么日本可以答应不利用印度支那为军事基地，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后就从中国撤兵，并“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请华盛顿注意，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亲信，他们比近卫还坏；要是美国让近卫下不了台，有人便会取而代之。赫尔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却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宣布废除三国条约，同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认为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日本。单看国内政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向柏林也发出同样的通牒，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全国各地就会纷纷召开“美国第一”派的群众大会，国会也就会弹劾国务卿。但是毕竟是格鲁估计正确：近卫10月16日下台，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东条英机继任首相。 受到禁运限制的日本人，现在感到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诉诸战争了，否则就要从中国撤退，这是不可想像的事。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武士刀磨了又磨，准备动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了日本的密电码，对事态的发展无不了如指掌。11月22日，东京致电留在华盛顿商谈的野村和来栖，要他们注意：一周之内，“事情会自然发生”。11月27日，近在华盛顿的来栖和远在东京的山本通话，美国通讯部队把他们的话破译了。他们用的是代号：“君子小姐”指赫尔，“梅子小姐”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指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山本问道：“今天婚姻问题谈得怎么样?”来栖回来说：“今天谈的跟昨天梅子小姐谈的没有什么不同。”接着来栖问道：“娃娃就要出世了，对吧?”山本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娃娃看来马上要出世了。看来好像会是个健壮的男孩呢。”最后，11月29日，又监听了一次谈话。这回有个日本大使馆官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即发动战争的时刻。——译者，不然我就没法办外交了。”东京那边柔声答道：“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零点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这就是说，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经明白，谈判是虚与委蛇，毫无意义，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眼见日本就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进攻美国也知道，只是不晓得进攻哪里，所以就给夏威夷、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分别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此电的目的是促使你们注意战争即将来临。旨在求得太平洋局势稳定的美日两国谈判业已停止。预料几天之内日本将有侵略行为。你们应作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WPL-46所规定的任务作好准备。 WPL-46是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收到陆军情报处的一份电报： 美日谈判实际已陷僵局。战争可能即起，预料将有颠覆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活动是指的瓦胡岛上日本侨民的捣乱行为，于是下令把所有飞机都摆在机场中央，一架接一架。这样一来，敌机一到，这些飞机就立时全部被炸毁了。肖特将军和夏威夷海军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少将一致决定不执行WPL-46号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实行长期警戒会把士兵们弄得精疲力竭的。星期六那天官兵们还照例放周末假。太平洋舰队共有94艘军舰，包括八艘战列舰和九艘巡洋舰(这是美国目前能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惟一力量)，可是并没有布置特别警戒。 这一切是很费解的。肖特和金梅尔后来作证说，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可能遭到袭击。然而历史上很少军事行动是像这次那样早就预料到的。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双方长期以来都已考虑到袭击珍珠港的问题。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附近举行过几次演习，日本就注意了。日本对这些演习是关心的，因为从1931年起，日本海军学院历届毕业学员照例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袭击珍珠港应该怎么进行?”1941年1月，格鲁大使报请华盛顿注意，日本有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纷传，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就要倾巢出动，袭击珍珠港。但是我认为我们驻夏威夷的弟兄们是不会睡大觉的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好心好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可是美国的军事机关置若罔闻。哼，穿条子裤的官儿们!秘鲁佬!打仗的事他们懂个啥! 但是有些美国人却早看清了未来的局势。1941年7月，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就指出过，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夏威夷“很可能”是进攻目标，还预言日本将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写过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开始。”战事即将爆发，迹象极多。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2月3日)，美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密电，打听“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察气球”。12月5日，驻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珍珠港美军司令部报告，说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已经在烧机密文件。连金梅尔少将本人也警告过所属参谋人员(后来他自己却记不得了)：“日本可能不待宣战就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实情究竟怎样?四年后，美国胜利了，国会也调查过金梅尔和肖特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是依然找不着答案。指挥官失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民族沙文主义，从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那些委琐可笑的矮子，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两条罗圈腿!谁都知道美国可能跟日本打仗，却没有人真的信它；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一方面又觉得未免荒唐。8月11日，《时代》周刊还报道说：“美国海军的防御力量……是相当不错的。”11月24日又说，华盛顿官方认为，“美日两方极有可能交战。”到了12月8日，瓦胡岛一片火海之日，正是《时代》周刊赶印出版之时，这个周刊竟还反映美国人如何信心十足，说：“从仰光到檀香山，每个美国士兵都已站到战斗岗位上了。” 其实真正站到战斗岗位上的是每个日本士兵，他们的部队已经作好准备，要向马尼拉、香港和马来西亚进攻了。为了各方协同作战，几个月来他们不断草拟计划，进行演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外国情报人员没有一点消息，甚至连谣言也不曾听到。然而，到头来，日本佬还是弄巧成拙了。原来他们的外交花招有个重要企图，就是先对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轰炸珍珠港。时至70年代的今天，由于25年来历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人们觉得日本当时实在不必那么讲究宣战时间，但是1941年之际，大多数强国还是先宣后战的，否则总觉得太不讲信义了。 按照东京的原定时间表，日本派去华盛顿的两位使节应该在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打电话给赫尔，要求下午1时会见。东京给驻美大使馆发电，内容共14点，最后部分谈到断绝外交关系，措辞虽则审慎，实质就是宣战。按计划，在赫尔接到日本大使交来文件后20分钟，日本飞机就从航空母舰起飞，满布珍珠港上空。可是这天上午10时20分，野村按照指示和赫尔商定了会谈时间之后，突然发现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早一天他离开大使馆时，负责译电的人员还在埋头搞那份很长的电报。现在已是星期六，这些人很早就下班了。现在要再花两三个钟头才能补译完电文，这叫野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快上午11点了。他们拼命抢时间，但是已经来不及。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午后12时32分(即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零2分)，瓦胡岛上的一个雷达管理员报告说：发现大队飞机向该岛飞来，即将到达。长官叫他不必担心，因为荧光屏上看到的东西大概是从美洲大陆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0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下午1时48分，海军部电讯处处长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准备接收火奴鲁鲁直通华盛顿的紧急电报。1时50分，电报到了： NPM1516号 发电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分别发送：大西洋美国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处长办公厅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时零5分，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二人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统打来的。他把刚收到的情况告诉了赫尔：不久前通讯部队破译日军密电所获得的那份情报，现在证实了。总统叫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提珍珠港，只要冷冷地打发他们走便是。 下午2时21分，两位日本使节进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拿出东京来电译文，表示歉意地说：“我原来奉命在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他说：“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交给我?” “这个我不知道，”野村回答说。日本使节们究竟事前知道了多少情况，无法确定。人们认为，他们也和赫尔一样，除了进攻目标不知道之外，其他都早已知道了。 赫尔看了电文一眼，气愤愤地说：“我告诉你们，过去九个月来我跟你们会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担任政府公职已经50年了，我还没见过哪一份外交文件这样鬼话连篇，歪曲事实的。你们这些话这样无耻，不到今天我还意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野村张嘴想说话，可是赫尔不客气地朝门口点头示意，把他打发走。 过后不久，美联社分设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室就同时从自动收录机上收到一则新闻： 急〓〓电 华盛顿——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说也奇怪，只有一家广播公司打断了原定节目，播送了这条战争爆发的消息。共同广播公司的广播员莱恩?斯特林把马球场上的职业足球赛(捷足队对群雄队)的节目停了下来，临时加播战争消息。但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继续播送萨米?凯的小夜曲和电台自己安排的音乐演奏，因为原定下午二时半才播送新闻，他们认为不妨让听众再等一下。这时，又有新电讯来了： 新闻简报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空袭。 日军同时对瓦胡岛上的海军和其他军事机构也进行了空袭。 总统的简短声明是由总统府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记者宣读的。没有马上谈到详细情况。 白宫宣读上述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来栖二人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据报道，日本又向马尼拉陆海军基地进行空袭。 这条急电不确实，日军当天并没有空袭菲律宾。但是第二天他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时候，发现麦克阿瑟原来也和肖特一样，把飞机密集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便如法炮制一齐炸光。现在各广播网都已把原定节目全部取消，一得到战争消息就播，连谣传的也照播不误。 很多美国人等到下午3点原定哥伦比亚公司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节目时，才知道日军已经进攻珍珠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也不例外。他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广播员头一句话(“今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离家外出，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奉命接替那个倒霉的珍珠港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与此同时，萨姆?豪斯敦要塞的电话机铃声大作，闹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他的夫人只听到他说了几句：“是吗?什么时候?我马上来。”接着匆匆走向门口，边穿衣服，边回头对她说：“我上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回家”。 战争爆发的新闻传来后，总不免有些古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由于打断了电台关于马球场上足球赛的报导，就收到球迷们的不少电话，一个个怒火冲天，问他球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菲尼克斯市也出现同样情况，那里的人纷纷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气愤地问：“芝加哥健儿队对红衣队的纪录，你们知不知道?难道除了战争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吗?”丹佛市KFEL电台临时停播了一项宗教节目，就有人打电话来问，电台是否认为报道战争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有个少女说：“谁都知道战争要爆发，干吗那么忧心忡忡，把好端端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糟蹋了呢?”新泽西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哈哈大笑道：“上次你们广播说什么火星人到了地球，把我们吓一大跳。我早就料到现在又要来这么一手的!”有个记者问参议员奈伊对战争新闻有什么看法。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在政界快要变得无声无息了，所以只是嘀咕了一声：“我觉得新闻不那么可靠!” 但是参议员惠勒的反应却跟全国人民的情绪一致。他说：“现在没有二话可说，只有狠狠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回想星期六那天，全国还是意见分歧，连罗斯福总统也在上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侵略菲律宾，不知能不能说服国会对日宣战。但是现在全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可是日本那两个使节居然还在华盛顿像煞有介事地谈判和平，再加上美国人向来又害怕所谓“黄祸”，由于有这么一些因素，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圣战，大家都决心要严厉惩罚那帮阴险狡诈的东方人。 海军部长诺克斯用电话向总统报告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罗斯福一听就气得透不过气来，说：“真的吗!?”罗斯福先前的看法和诺克斯一样，以为日本要打就会先打菲律宾。所有美国将领，连马歇尔将军在内，都没有料到日本会派航空母舰进攻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师团都在印度支那，有随时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之势，珍珠港距离这条进攻线还很远呢。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当然是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从1941年12月的战略形势来看，它确乎不像。现在他们认清了惨痛的事实：敌人就是要一举把美国的海军打垮，以便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美国舰只除已出海的几艘航空母舰外，八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也都被击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逗号1941年12月7日破折号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破折号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句号另段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逗号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逗号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日本人来这么一手，究竟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总统回答说：消息没错，是打起来了。“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但真的这样吗?美国之群情激昂，只是针对日本而发的。珍珠港的罪行总不能归咎纳粹德国嘛。尽管国会议员们激动极了，可是如果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大概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全国又会意见分歧的，现在的旺盛士气就会落下来的。 但是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这对盟国是一大幸事。由于俄国战局紧张，“元首”再也吃不住了。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动辄发脾气，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凭直觉，即他所谓本人性格中“艺术家那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对美宣战。他本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早先信誓旦旦，后来自食前言，这种做法在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袭击珍珠港确实可以说是情况不同，德国要是不想介入战争，是满有口实的。按三国条约规定，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德意两国才有相助的义务。如果希特勒置日本于不顾，日本大概也无法报复，因为德国在西，日本在东，各处地球一方，中间隔着个苏联。 上面所说的也正是希特勒顾问们所提出的意见。除了里宾特洛甫态度动摇外，“元首”周围的人无不劝他说：树敌已经够多的，不要再加上美国了。可是这时“元首”却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了吗?”“但是其他的纳粹头子还是不以为然。他们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地整整进行了四天激辩，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元首”忍无可忍。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于是他宣布德国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墨索里尼这时早已是希特勒的十足的奴才了，便也跟着对美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星期四当天就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此举“非常愚蠢”。他日后写道：“由于敌人蠢到极点，他们终于帮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解除了重重疑虑，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那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走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9、反攻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是这样叫敌人的，别人则叫他们“日本佬”，这是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的简称——也许是历史上最为人们估计不足的步兵了。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皱，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这样一个形象使人产生错觉，而错觉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即使在珍珠港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还预言说，1943年就可以打垮日本。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聒噪地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小鬼。”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还没有输过。 可是日本人呢?他们是从1598年以来就没有输过的啊。那些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兵，看上去虽然窝囊，打起仗来却绝非等闲。他们都是神枪手，1000码内弹无虚发。他们每人带400发子弹(比美国步兵多一倍)，五天的军粮，那就是鱼干和大米。他们绝对不怕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为天皇而死是无上光荣的。此外，他们所倚仗的武器装备，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之役，他们就已击沉很多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很快就知道，不但日本的军舰比美国的航速快，火力强，鱼雷性能好，就连日本空军的质量，美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袭击夏威夷时，他们出动了四种飞机：川崎式、三菱零式、中岛B5N1式，三菱G4M1式。每种都比美国当时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强。 战争爆发后第四周，陆军部长史汀生便告诫全国说：“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的报道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严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从前认为一个年壮力强的美国人可以打垮十个东方人，现在这种神话已被粉碎了。起码华盛顿已经大受震动，认识到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局面从未有现在这样严峻。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据称为“情报”机关——却一度认为敌人绝不会空袭珍珠港。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据说是：日军当时正在西贡集结，东条不可能同时在几处发动攻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云云。 这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却错了。1942年元旦，“大日本”的军队不但从西贡直指南方，而且还在关岛、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东条的闪电战比希特勒还厉害。他切断了东京和美国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一大片海域，其面积竟达全球面积1/10。与此同时，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出动的潜艇，对东条也是莫大的支援。本来战争一开始，盟国就感船舶不足。而雷德尔为了粉碎英美同盟，凡遇飘扬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就击沉不论，以切断海外驻军的给养。1942年初，他似有可能达到目的。住在东海岸的美国人，几乎每晚都可以亲眼看到商船被鱼雷击沉。1月间，在相隔不到几小时之内，纯粹潜艇就在长岛附近击沉英国的油船“科英布拉”号(6768吨)和货船“诺尼斯”号，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面附近击沉美国商船“艾伦?杰克逊”号和油船“马来”号。这一年，纳粹潜艇共击沉船舰1160艘，平均一天超过三艘。遇难的船舰中，有驱逐舰“雅各布?琼斯”号，它在新泽西州梅角海面沉没。美国战舰在自己海岸附近被敌人鱼雷击沉，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危急存亡的岁月里，盟国屡战屡败，轴心国看来攻无不克。纳粹正在进攻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莫斯科作最后猛扑。隆美尔则逼近开罗，开罗的英国外交官已在焚烧文件，看来德国人在印度也有兵临城下之势，和席卷东方的日本友军会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东条也和希特勒一样，大有锐不可当之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一瘸一拐地从缅甸逃出来，嘟囔着说：“打得我们够呛，把我们从缅甸赶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华盛顿有些战略家认为，打败日本可能要十年。过去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天然屏障，现在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美国人不但在东海岸看到自己的海员遇难，而且炮声在太平洋海岸也历历可闻。日本潜艇曾炮击西雅图。3月上旬，15架从舰上起飞的零式机空袭洛杉矶。虽然在军事上说这些袭击不过是骚扰性的，但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安定民心，准备广播一次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上刊登世界地图，使听众能跟上他的谈话。但是罗斯福说什么，日本人也能收听到。于是，当罗斯福用安详的语调指出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时，日本人又派一支潜艇分队袭击了圣巴巴腊。这样，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架起高射炮来了。 东条在12月7日的总攻势中，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一个进攻目标，就是马来亚。华盛顿有少数几位外交官，自命深谙东方人心理，曾大胆推测，认为日本人可能入侵泰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三年前9月份新英格兰那次历史上最大风暴到来之前，气象人员却预测可能有小雨一样。当时维希政府软弱可欺，山下奉文将军利用这弱点，把印度支那变成了日军集结整顿、准备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和泰国政府举行密谈。结果，12月7日那天，泰国人佯装抵抗四个小时，便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现在，他准备第一次大显身手，进攻马来亚了。 三支密集的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机群掩护下，从泰国涌进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后退。他们本来没有必要投入这样一支大军的，但他们想牵制英国空军，诱使英国海军上钩。这个策略成功了。英国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果然上钩了：他带领英国最新的主力舰、海军王牌“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直驶过来。他舰队里惟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搁了浅，使舰队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三菱式鱼雷轰炸机便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盟国在夏威夷海面，算这两艘舰只战斗力最强，一旦被毁，马来亚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敌军进展越来越快，种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胫而走，说什么日本的“猴子兵”就像“人猿泰山”那样，能抓住树藤像荡秋千那样从一棵大树荡到另一棵(其实他们不过用自行车而已)。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得到汇报，说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他不禁惊惶失色。 这些天皇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向南挺进，而本间雅晴中将的正规师团则在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是日也，菲利普斯葬身海底，而没有设防、毫无准备的关岛也陷入敌手。不足三周，本间的军队就已在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话未说完，日本人便空袭马尼拉了。美军和菲律宾地方部队接着退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把麦克阿瑟救出来，他知道这位将军不好对付，但对他的将才还是很器重，于是命他前往澳大利亚。2月某夜，麦克阿瑟趁黑带着妻儿和家庭女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仓皇出奔。被扔在巴丹半岛的士兵愤愤地唱道： 我们是奋战在巴丹的弃儿： 没爹没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六亲断绝无依靠， 既少大炮又缺枪。 没人过问管他娘。 说来痛心，他们抱怨武器缺乏，这是近乎事实的。当时，防御体系已在瓦解中，巴丹半岛上惟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只剩下636人。他们只好后撤到状似蝌蚪的科雷吉多尔海岛要塞，只有十架老式飞机，几艘鱼雷快艇。最高级的海军司令官汤姆?哈特海军中将过完了圣诞节就在第二天坐上他最大的军舰(潜艇“鲨鱼”号)，挂上四星将旗，离开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地堡里的官兵，起先还待在通讯部队的电台周围，但不用多久便走开了，因为广播的新闻实在令人丧气。香港陷落了，护士在大街上被日本兵强xx。威克岛也失守了。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指挥下，500名海军陆战队战士英勇地抵抗了两周，打退了敌军一次登陆冲锋，但没有援兵到来。元旦那天，海军中将哈特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来到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的盟国统帅部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新加坡，正准备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采取行动。韦维尔把作战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就飞到印度去了。愤恨的荷兰人责备他把东印度群岛丢下不管，听天由命。 命运确是十分悲惨。盟国舰队这时由一名荷兰海军将领指挥，舰长们要通过翻译才能听懂他的命令。17艘盟国军舰，没有空军掩护，出海去阻击日军。它们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盟军最大的舰只不过是两艘巡洋舰。可是，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日舰，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仿佛一片佛塔，共有74艘，包括四艘战列舰和五艘航空母舰。这场爪哇大海战历时七小时，荷兰海将麾下的舰只有一半葬身海底，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也很快被日本飞机收拾一干二净。最后两艘军舰(美舰“休斯敦”号和澳舰“珀思”号)想从巽他海峡逃脱，但海峡已被敌人封锁。3月1日晚，它们终于在战斗中被击沉。被敌舰团团围住的“休斯敦”号，在沉没时依然奋战不已，大炮轰鸣，直至船尾倾斜，舰上号手才挺立其上，吹响了弃船号。 远处本土的美国人，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是难于理解的。珍珠港事件，也和阿拉莫之战阿拉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州原为墨西哥一个省份，1835年美国人占领圣安东尼奥市。翌年，墨军围攻该城，守城美军150人全部阵亡。——译者及“缅因”号事件美国战舰名。1898年在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哈瓦那港被炸沉。——译者一样，比它们所触发的那场战争，还要脍炙人口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除了注意西海岸以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不熟悉地理。硫黄岛的官兵，收到国内亲友的“胜利”邮简，发现发信人以为他们还在“南太平洋”作战呢。欧洲战场的地名是大家从小学时代起便熟悉的。可是有谁听过有个雅浦岛呢?依奥利巴瓦岛在哪里呢?什么新不列颠、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斯，这些群岛谁能分辨出来呢! 可惜美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直至1941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18世纪的海图。不少海战事实上是由于不知航路深浅而失败的。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所罗门群岛时，得一边前进，一边测量。他们在那里打的第一场仗，连地点也弄错了。他们以为那是泰纳鲁河，其后才发现原来是艾卢河。 一般人民对太平洋的印象，无非是B级影片的摄制人员所臆造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直至1941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出来：南海诸岛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土，棕榈成荫，熏风时来。那里莎迪?汤普森和传教士混在一道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者，土著少女们穿着贴身的沙龙潜到海里采珠，就像著名电影女明星桃乐赛?拉摩演的那样。这种海外奇谈确是引人入胜，当然其中也有一星半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像桃乐赛?拉摩，不如说像李斯特饮水袋帆布制的水袋。1947年美国军医比尔?李斯特所创制，故名。——译者，但是，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敌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还能回忆起那里瑰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白兰遍地，鹦鹉成群；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火山硝烟时起；塞班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观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待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1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5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做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之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xxxx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像25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军事天才，堪称东方的纳尔逊。在他一手策划下，日本发动了四面出击的海上攻势，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侵占了大洋洲三千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通讯部队破译了。要是他知道，这场战争就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他当时几乎消灭了美国的整个武装力量。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五角大楼曾一再以他所造成的灾难为论据，提出极其惊人的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海大海战大获全胜之后，这个所谓旭日东升的国家确是光芒四射，令人目眩。山下奉文中将对新加坡英国珀西瓦尔中将提出：“我只要你答复一下，投不投降?”于是，新加坡在2月17日投降了。它的巨型的维克斯海岸大炮，有14门被运到吉尔伯特群岛中一个珊瑚岛，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做塔拉瓦。缅甸在新加坡投降后，很快也投降了。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沿公路向曼德勒挺进，5月1日攻克，这样就把中国运输线切断了。 新加坡是个战略要冲，它的陷落引起很大震动。比不上新加坡那么著名，但实际上则更为重要的是新不列颠岛的澳军前哨拉包尔，它也于1月失守。敌人在那里驻进了10万大军，修建五个机场，把它变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拉包尔就成为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岛屿的前哨基地群的门户。现在澳大利亚已在日本空军航程之内。北海岸的达尔文港，遭到猛烈空袭之后，已不能再使用。新西兰把6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全国的驱逐机进入临战状态——总共只有九架。澳大利亚总理向全国发出警告，敌人时刻都可能入侵。有人建议把这两个英国自治领放弃，新任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不久以前还叫美国海军司令)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说：“太平洋局势目前十分严重。”而“东京玫瑰”则嘲弄美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南所罗门群岛、莫尔兹比港(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以及危在旦夕的科雷吉多尔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原先估计这场闪电战中士兵伤亡率可能达20%。但事实上，他们几乎丝毫没有被碰伤。他们有一支舰队，击沉了盟国五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时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金命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即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尼米兹连军服也未穿上就动身了。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给自己打气壮胆而已。美国自爪哇海大海战以后，送去前线的力量只是七拼八凑的。太平洋上的美军，真是万难临头，连内部颠覆也出现了。在法属努美阿的美军司令部里，就尽是维希分子的法军上校，把美国舰只和军队调动情况，向敌人通风报信。 但在美国国内，因为一些使人兴奋乐观的传说，士气倒是很振奋的：什么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飞行员炸沉了日本战舰“春名”号(其实并无此事)；什么美国海军在婆罗洲海岸附近望加锡海峡和日本海军碰上，结果美国海军大捷(其实并非如此)；什么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曾经广播说：“再派些日本鬼子来吧”(肯定他们没有那样广播)。至于东条和山本，并没有受骗上当，他们满怀信心把1938年便拟好的作战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的图拉吉岛了。果然5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两个岛。5月6日，科雷吉多尔也投降了。在菲律宾演出的这场悲剧就闭幕了。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科雷吉多尔不用我多言。但从那最后一发回荡的炮响和火红的硝烟中，我仿佛看见那里那些憔悴、瘦弱、枯槁而又无畏的官兵，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科雷吉多尔陷落后第二天，日军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又开入澳大利亚东面的珊瑚海，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菲律宾的征服使他们勇气倍增，趾高气扬，患上了后来那位航空母舰司令海军上将原所说的“胜利病”。接着的那场战斗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和航空母舰交锋，打得又有点离奇古怪。美国人要保澳大利亚，就必须作殊死战，守住莫尔兹比。他们从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中派了两艘来截击敌舰。可是，在敌人眼里，这场仗不过是小插曲而已。山本还要保存实力，准备中途岛大战呢。尽管这样，在这场珊瑚海的战斗中，日本空军还是使美军损失惨重。除了击沉“列克星敦”号以外，还重创了“约克敦”号。美国海军航空兵则炸毁七艘日舰，包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飞行员发来电报说：“敌航舰一艘报销。”但是，总的说来，最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不过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可以苟安一时了。日舰掉头后撤。“约克敦”号则由1400名机工在珍珠港日夜抢修，不足两周后及时赶上了中途岛之战。 这时，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了第一场大危机。盟军手中的岛屿快丢完了，日军又拿下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现在罗斯福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入侵本土的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了，美国舰队已受重创，现在日本海军舰只总数达到美国的三倍，信心空前。1942年5月27日是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低级军官山本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开始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中途岛进军。舰队向大洋驶去，由一支数达65艘的驱逐舰前导和掩护。跟着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舰，由山本大将的旗舰超级无畏舰“大和”号率领。这支舰队周围，有21艘潜艇，四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派700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由80艘运输舰满载着作战部队。舰队破浪前进，官兵们高唱战歌，神气极了。准备第一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发啤酒喝。罗斯福在6月2日对麦克阿瑟说：“目前看来，日本舰队似乎是驶向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夏威夷。也有可能空袭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雅图，虽然这可能性不大。” 山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使对方对他在哪里下手摸不着头脑。他又派了一支特遣舰队驶向阿拉斯加(这时日本舰只多得这位海军统帅不知怎么用才好)，进行佯攻，想诱骗美国人分散兵力。但是这次这位海军大将却弄巧成拙了。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实际并非如此。他的“紫色密码”早已给美军通讯部队破译了，还被他们加上代号，称为“魔术”。他每发出一次密令，“魔术”就立即被破译，内容马上到了负责组织中途岛防务的尼米兹上将手中。岛上士兵密集，到处布防。当时能调集到的战舰，都已派出巡弋海面。那就是说，有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12艘潜艇，还有4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原文如此。——译者、“企业”号和已经修好的“约克敦”号。 战局开始对美国人很不利。日本第一批轰炸机对中途岛进行猛烈轰炸，为数达100架，削弱了岛上的防御能力。当时美国驱逐机为数少得可怜。但是尼米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魔术”密码不断向他报告敌踪，一是山本对美国舰队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接着，日本航空母舰司令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把原来在飞行甲板候命的飞机清走，以便空袭中途岛的飞机飞回舰上。可是日机还未飞回，美国飞机就已在上空盘旋，这样就使自己处于毫无防御、措手不及的地位。 1942年6月4日那天上午，美国的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攻击。它们几乎全部被敌人炮火击落。投入战斗的41架飞机中，只有6架幸免于难。没有一个鱼雷命中敌舰。这些鱼雷机陈旧过时，飞行员们就有如日本的神风队员那样，肯定是要牺牲的。他们牺牲时也认为自己是白白牺牲了。但事实上，造成一点致胜的机会的正是他们。日本那几艘航空母舰为了躲避鱼雷，拼命摆动船舵，使舰上飞机都无法起飞。升了空的寥寥可数的零式机，又要低空飞行，截击那些以身殉国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海军少校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由“企业”号起飞的两支“无畏”式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它们立即以70度角俯冲而下，把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全部炸毁。到了下午，又向另一艘航舰猛扑，把它也击沉。山本这次出击只带了这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已失却空中掩护，他不能不撤退了。他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大米粥。 八个星期之后，一直受到“东京玫瑰”嘲弄挖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斐济群岛登陆，这是美军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反攻的预习。这场战役自始至终，规模很小。由于所有现代化武器都已运往欧洲，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所用的火器，还是1903年的单发的、逐发上膛的春田式步枪。他们的绑腿还是1918年的，他们的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贡战役用过、经过涂上润滑油以后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这次进攻有什么精彩之处的话，那就是部队的质量。海军陆战队本来就是精锐部队，而这些团队更是陆战队的精锐。1942年8月7日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马上就后悔莫及。这个岛一直被称为卡纳尔，一位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称它为一个“倒霉发臭的鬼地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要占领这个岛，任何时候也不容易，但在1942年夏季，另有一层难处。日本人打下了爪哇，盟军的奎宁供应就断了，当时这是防治疟疾的惟一特效药。德国化学家在30年代发现了一种名为阿托品的代用药，但美国公司当时还在拼命试制未成。当时军令规定：发烧的士兵要高至(华氏)102度才准离开火线。尽管标准定得这样高，但到了10月份，还是有两千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 登陆那天，海军陆战队很走运，没有遇到抵抗。日本人很少，正在那里修建一条3600英尺的简易跑道。他们扔下不管，躲进丛林里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美军就遭殃了。山本还有很多舰艇和熟练的水兵，入夜以后，他从拉包尔派去一支特遣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的狭长的斯洛特海峡驶过来。那里有个萨沃岛，岛上的火山口峰，阻碍着美军视线，掩护了日舰前进。那晚称为萨沃岛海战的美日舰队交锋，在美国海军史上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任何一国海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有四条珍贵的巡洋舰被击沉，1000名水兵没顶。第二天清早，残余的美国舰队向南撤退，那些运输舰，只卸了一部分，便也跟着撤退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领说，他的部队被遗弃在岛上，“光着屁股”。他们马上要将每日定粮减半，进行自卫战的弹药只够四天用。但是日本的运输舰源源不断，海军陆战队给它们起了个“东京快车”的名字，它们将日军从拉包尔运至卡纳尔岛的另一端登陆——每晚有900人，有一晚是4500人。 海军陆战队靠着从简易长型机场取得供应，在敌人炮兵的轰击下，在密集的步兵攻击下，在那泥泞如酱的小型掩体中，拼命坚持下来。热带的暴雨向他们迎面袭击。不但疟疾，还有痢疾和各种菌藻传染病，纷至沓来，使他们的体力大为削弱。这时，世人似乎慢慢地认识到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美军既已在那里登陆了，把他们撤出来是不可想像的。到了10月中，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要是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打败了……整个西南太平洋就危乎殆哉了。”罗斯福也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把瓜达尔卡纳尔当做实力的测验。日皇在东京宣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也到了最紧张阶段。这个丛林密布的岛屿，也和那两个大战役一样，宛如强有力的磁铁，吸来了多得同它们本身战略重要性不相称的军队，因为双方都倾力以赴，认为这一仗足以决定全局。 麦克阿瑟要求增援瓜达尔卡纳尔，话里是带刺的，他发表的公报一向如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转到西南太平洋来。这就意味着对英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但是，美国总统肯定不会这样看。他和战区司令官不同，对战争自有其全球观点。这当然要冒风险，但倾全力对付日本，所冒的风险就更大。即使他在那里打了胜仗，如果转过头来只剩下自己去和希特勒孤军作战，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需要英、俄同盟，就只能采取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德国军队一天没有消灭，就不能说打败了纳粹德国。俄国人不断地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和丘吉尔就得马上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或者是类似那样的战场。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处境危殆，他是知道的。他甚至亲自过问，要派援军去瓜达尔卡纳尔。除此之外，就要靠在那里血战的美军和澳军他们自己去对付了。 说麦克阿瑟想也能想像出华盛顿的动向，这是不可能的。从外表看来，这个首都仍然一派歌舞升平。汽车耀目，交通拥塞，食品充足，宴会频繁，一如往常。然而，在位居要津的高级官员中，则正倾其全力，对付当务之急。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访问，在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件头号重要的大事。但更为紧迫的，又似乎是如何把大西洋战役进行下去。第一步是要实行灯火管制。像迈阿密那样的城市，沿海六英里长的霓虹灯，一直照射到海上，把商船都照得一清二楚，给德军潜艇艇长指出了目标。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这是战时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搞的，所以又称为伯恩斯管制)，这样，德军潜艇便无隙可乘。再过一年新型雷达、空中监视出现，这时驱逐舰也采用了新战术，于是德国潜艇才不再成为威胁了。 要建立一支有1200万人的军队，军费是庞大的。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108903047923元的军事预算，在当时说来，已是史无前例的了。形势迫切需要增加军火生产。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空中堡垒(后来，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联合公司生产B-24型“解放”式轰炸机，北美公司负责P-51型“野马”式战斗机，沃特公司负责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凯泽、和弗里泽等人的大名家喻户晓。哪个工厂生产成绩好，就由陆军和海军发给优良奖旗，让它在它们车间的房顶上飘扬。福特的柳树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车间。在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个星期天，这个本是一条宁谧小河缓慢地、蜿蜒曲折地流过那些未经垦耕的地方，现在这里矗立着全世界最大的车间，里面有一条半英里长的装配线。福特计划在这里每小时生产一架30吨重的联合轰炸机。这些飞机出厂很快，根本不用他考虑仓储的问题。这些飞机由驾驶员把它滑行到附近机场，进行试飞后就飞走参加战斗。 但是柳树场的合同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最后要由华盛顿某个部门做出决定。1942年6月中，有六个能讲英语的德国间谍由潜艇送来，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了，其余的被逮捕了，他们秘密储藏的炸药也被破获。由华盛顿派人来审讯、结果把这六个不肯屈膝的人处以死刑了事。耶鲁大学要用沙包保护爬满常青藤的房墙，这又要由华盛顿某个官员批准。有时各种命令，决定和谈话荒谬可笑。到了初夏时节，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的队员们穿上由洛德?泰勒公司所设计的新制服。于是《妇女服装日报》大做文章，说：“束腰和乳罩现在已成为陆军妇女服务队制服的一部分，这使制造束腰和乳罩的工业增添光彩。”但是布鲁克林的《碑石报》则对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发动了攻击，说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这个概念，是有破坏性的，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破坏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把消除性别、纵情肉欲、不愿养育的异教女神带回国来，辱没美国妇女的身份。”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主教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但是许多妇女还是报名参军了。大家都想服役，连原来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于是陆军将有点用场的宝贝小狗组织起来，组成K-9部队，给它一个绰号，管它叫“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小狗栏编辑阿瑟?罗兰还为这个K-9部队写了一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祖国的狗窝， 告别了老家和炉火， 我们参加了狗的大军， 肩负起民族的命运。 菲利普?怀利大约在这个时候说过，美国人表示感情往往有独特的方式。比如一师部队在阅兵场上排成MOM(妈)字，这种事第二次大战中只有美国兵干得出来。不过鸡毛蒜皮的琐事有利于把关系重大的绝密行动掩护起来，有些机密是要利用一切伪装的。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那里，工人们正在平整山麓，安放底脚，准备兴建一些建筑群。那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工人回答说：“干每小时一元三角五分的话。”从这里再往西两千英里，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平静的圣菲城，其中有不少带有外国口音的游客走到东宫街109号那座房子。接着，就有船把他们载到35英里以外的一个营地。他们只知道这是Y号工地，后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 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到处都在兴建高大的联合企业工厂。工人们问老板，他们生产什么，回答是，生产“马匹的前身，要运往华盛顿的”，或者说，“流产的轮子。”“流产”词近马车，如此答复，意为莫名其妙。——译者连老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几个科学家，一个什么少将，少数几个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指定的文职人员，才真正掌握这机密。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分散在各种项目下，看不出来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到这里来，到处打听情况，要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白宫就叫他别管闲事。 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柏林原来命令挪威的挪尔斯克氢化厂生产3000磅重水，后来又增加到1万磅。同时捷克的铀一直源源不绝地向德国那边运去。1942年10月15日，盟国在挪威空投了一支突击队，把这个氢化厂破坏了一部分。这使盟国有个喘息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纳粹又会将工厂重建起来的。 这次杜鲁门参议员是白费时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鲁门所花的时间却颇有成果。罗斯福实行配给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引起老百姓大为不满，本是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既然又是那样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那年春天，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一个机构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局钢铁工业咨询委员会钢管、钢索产品、电镀钢承包商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什么战时生产局工业生产处糕饼工业各色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份的头一周，物价管理局还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不受10月3日总统有关冻结工资的命令的限制。所谓真正的圣诞老人，是指那些穿红袍、挂白胡子、带着适合身份的一望而知的其他衣饰、而又具有慈祥、愉快的性格，能取得孩童们的景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传播圣诞节精神的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头一次看到的华盛顿。他是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对于是否该去打仗，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带着帕特到东部，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每周薪金61元。他大学毕业时是个自由派，但据他后来说，看到管理配给制度的人怎样工作以后，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到了8月，他每周工资已经有90元，但据说在看到了“上面那些靠政治关系得到官职的人们在各式各样重床叠架的庞大机构中营私自肥”以后，他就辞职不干，克服了教友会教徒的反战原则，参加了海军。但这点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时他已是征兵对象。他本来是个律师，参军以后，可以当个海军中尉。他被派到南太平洋。那时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也在那里，指挥一艘巡逻鱼雷艇。但尼克松和肯尼迪不同，他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处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学会从来往船只那里把各种美味搞到手，包括烈性威士忌酒。由于他精于此道，他的宿舍就以“尼克松碎牛排小食店”著称。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了。当时史塔生还是哈尔西参谋部里的人，但尼克松知道他是政治上前途无限的人物，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于是便设法赶到舷梯旁去欢迎他。史塔生紧紧和他握手，尼克松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战后他见到史塔生提到这次见面，史塔生却记不起来了。 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二楼他那个和罗斯福的办公室不过是咫尺之遥的套间里，向一位未来总统传达欧洲战场的未来战略方针。后来盛行摇摆音乐一代的年轻人都把这战场叫做ETO。艾森豪威尔当时还藉藉无名。194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负责一次演习，才在军中博得一点名声。罗斯福在看了有关报告，又和马歇尔将军商谈以后，就认为要指挥这场极其艰巨的联合作战，最恰当的人选就是艾森豪威尔了。 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 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道麦迪逊大道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道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11、曾是丁香满庭时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 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当然，这位元帅也得先向希特勒电话请示，但元首本来就主张对越过海峡来攻的部队，应该拒之于海岸之外；而且他认为：这就使罗斯福不能重新当选，于是罗斯福就算“幸运”，也“会在什么牢狱里了却此生”。说来奇怪，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但后来他却听信他左右亲信的意见，改变了看法。“加来市，”他说，“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佯攻目标而已。”这一来，艾森豪威尔可说是交了最好的运道。本来他部队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前此一年来，德国人沿着海岸线布下水雷，把防御坦克的钢筋三脚支架桩在地里，筑起了六英尺厚的混凝土碉堡群，加固水泥隧道，使各式各样的军事屏障联结交织起来，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他们驱使各受奴役的苦工，来完成这些防御工程。英军在朱诺海滩和剑滩登陆，从一开始就能按预定进程进行。可是，美军进攻奥马哈滩与犹他滩，则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手的。接着，战士们向内地挺进，碰上诺曼底到处纵横的灌木树篱，这对顽固据守的一方原是非常有利的。 在大西洋彼岸，1亿美国人在收音机前坐立不安，等候法国那边的最新消息。罗斯福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这次规模巨大的作战准备，连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他了解所用登陆艇在密执安湖建成以后，沿着伊利诺伊和密西西比河顺流出海，涉洋东驶，然后在英国港内载上美国士兵。他从每天的报告中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的坦克登陆艇(L?S?T)，以及它们如何装载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进行试航。他对艾克推迟登陆日期和军中气象学家们种种伤透脑筋但又不得要领的天气预测，都及时掌握。艾森豪威尔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踯躅徘徊，手中把弄着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表示吉祥的银币，这种情况也有人向总统汇报了。最后，这位将军喉头似乎有点哽塞地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掌心啪地击了一下：“好吧，开动吧!”这一切，罗斯福也从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那里得到了汇报。 艾森豪威尔讲完那几句话，向希特勒占领下的欧陆大举进军随即开始。埃德?默罗当时在英国，他是个讲究实际、不爱幻想的人，但发出隆隆吼声的轰炸机群飞向法国，他站在底下，就似乎听到“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回荡半空。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他不像默罗那样临近现场，只好遥遥祷告祈福。是的，他那时真的就在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副官沃森“伯伯”在夏洛茨维尔村的家里，重读《公祷文集》《公祷文集》是英国教会在爱德华六世时编的祷文集，供教友守“礼拜仪式”时齐声朗诵之用。——译者，准备找一段为登陆祈祷之用。6月6日星期二晚上，他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他又祈求说：“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与此同时，决战则在诺曼底的纵横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进行。经过11天作战，布雷德利公布首批伤亡数字：死3283人，伤1.26万人。但是，他损失不小，战果不大，而伦敦却又有新的理由要求战绩；因为6月14日，韦尔纳?冯?布劳恩布劳恩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成为宇宙航行规划的领导人之一。有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给他荣誉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盟国领导要求取胜，前线将领要求占领较大的港口运送物资，而大家都要求结束桥头阵地的战斗。但是瑟堡港要到星期二才攻克，而德国人却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饵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而这时，在欧陆的远征军只能靠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运输物资。这是由远征军携带来欧，在法国北部阿罗芒什村下水敷设的。 尽管这样，登陆人员和物资还是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源源而来。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在法国登陆的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566648吨，车辆171532辆。而且，桥头阵地之役尽管旷日持久，倒也成了好事。由于战斗惨烈，把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到科唐坦半岛上来了。为了堵塞防线的缺口，德军把装甲师打破建制分散投入战斗，结果被美军逐个歼灭。在这半岛后面的法国腹地是开阔平原，纳粹不久将最需要使用机动力量。但半岛之战却使德军机动力量尽失。同时希特勒又下达了寸土不让的命令，使前线司令官们受到钳制，无法实行战术退却。于是，英军在7月9日攻陷卡昂，美军于7月25日攻陷圣洛，后者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这时，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督战甚急。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弗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至8月10日，美军已遍布布列塔尼地区，并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联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快报》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 8月25日星期五，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的车队进抵巴黎城郊。翌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凯旋进入法都。于是，在大西洋的对岸，穿着联合服务团军装的女歌唱家莉莉?庞斯莉莉?庞斯生于法国，后入美国籍。——译者，在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巴黎解放了，人们这时欢喜若狂。然而在巴黎的观察家们却发现巴黎光复的余波，竟比料想的还要复杂。戴高乐派和地下法国内地军列有黑名单，说有七十万人通敌。和德军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可是很多通敌的人却逃避受辱，花钱运动买得了自由。巴黎的情况使有些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它完全不像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是繁华兴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人很多，使埃德?默罗也感到惊讶。不但法国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实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过去著名的服装店，如莫利诺、朗万、夏帕雷莉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袖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受到衣料配给限制的美英妇女，早就谈不上这样的时装了。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谈到巴黎解放时唉声叹气，用典型的法国人姿势把两手一摊，说：“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伦敦的处境，仍比巴黎危险。9月8日，在经历了1843个灯火管制之夜以后，英国首都的灯火又亮起来。那时年仅八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在她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城市灯火通明。但重见光明并未持久。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冯?布劳恩又向英国发射了V-2飞弹。英国管它叫做鲍勃?霍普弹鲍勃?霍普(BobHope)本来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但这里另有含义，见括弧内解释。——译者(“扑倒在地，但愿别出事”)。看来还是恢复灯火管制为宜。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在英国的老百姓，有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相情愿地奔走相告，以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重创的德军好像已经完蛋；人们认为连希特勒也一定意识到他是输定的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欧本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境，开始向齐格菲防线的外围工事进行试探性进攻。至此德国本土的西部也已遭受进攻。那年秋天，接二连三进展较快，加拿大军把斯凯尔特河湾的德军赶走，美国第一集团军又攻克亚琛，从而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主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攻占了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军也到达了罗尔河。这是12月3日的事。但是接着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使盟军措手不及。一些德国精锐部队向美军猛扑过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亲自呐喊助威：“这是你们生命中光荣的时刻。强大的部队今天正向着英美进军。此时此际，我无须多说，你们心里都一清二楚，这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所谓“突出地带之战”“突出地带之战”是德军投降前最后一次大举反攻的俗称。地点是比利时东部与北部，进攻方向是阿登森林，曾在英美盟军防线突破宽达60英里的缺口。于1945年1月被盟军击溃。——译者的序幕。接着就发生了操着英语穿着美军服装的德军在比利时进行的蹂躏；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尼的英勇阻击；德军的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回敬以“放屁!”；巴顿将军驰援巴斯托尼的著名战略包抄，其间第四装甲师30岁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曾亲自驾驶先头坦克进攻……如此等等，都已是美国脍炙人口的军事佳话。这是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全盛时期。有人问蒙哥马利是怎样扭转战局的，他回答说：“是由于美军骁勇善战。我向这些健儿致敬!向这些英勇的美军战士致敬!我从未想到能与比自己更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甚至想，我如能当上一名美军也感自豪。” “突出地带之战”是希特勒最后的孤注一掷，接着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1月，俄国人开始最后总攻击。2月初，盟军完全解放荷兰，攻占了萨尔区，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然后在莱茵河上架设便桥，比之战争初期德军临时架设的还要多出九座。然后又包围了鲁尔区，俘获了32.5万名俘虏，接着夺取了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局已接近尾声，这点欧洲人都意识到了。虽然伦敦还继续进行了一个月的灯火管制，巴黎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是彻夜灯火通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已炸成一片瓦砾。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庆祝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军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早晨6时，罗斯福在温泉一间僻静寝室睡觉。他头天晚上睡时料想一早就能阅读到战局发展的新消息，可是邮件到迟了。他经常阅读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可是这天他只看到当地的《亚特兰大宪章报》。报章的标题是： 第九集团军距离柏林五十七英里 一日前进五十英里， 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 太平洋方面，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进展 战况剧烈 一百五十架超级空中堡垒 白昼空袭东京 轰炸两小时 在佐治亚州这里，今年4月初的天气真是暖得不合时令。山朱萸和野紫罗兰都已开花；有位邻居准备为罗斯福安排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在一棵老橡树下放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溪谷的惊人美景。既然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也没有按时收到，这样，除了让人继续给他画像以外确也无事可干。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曾邀请画家为他画过水彩像，现在他本人又叫这位画家再画一幅，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露西的女儿。 总统移居此地，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总统恢复健康已经开始丧失信心。3月30日随从们把他从火车抬到温泉站的月台时，他们都听到人群中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向汽车时他有气无力地半躺着，头部随着轮椅动作俯仰已不由自主。他病情稍有缓和，得以驱车来此，但他们对这种短暂好转早有经验，不再存有信心。晚上，总统休息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极为忧虑。哈西特说罗斯福已是危在旦夕。他那强劲潇洒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上去比伪造笔迹的巧手还不如。他是美国总统，而连自己名字也签不了。布鲁恩作为心脏病专家，则诊断说：除非使他摆脱工作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已经无望。哈西特说这是办不到的，总统不能与世隔绝。两人无计可施，几乎掉下泪来。哈西特在日记中说： 他样子真使人吃惊——憔悴、困顿、精疲力竭。早上见他时似乎还可以。他体重不断减轻，他说轻了25磅。有气无力，没有胃口，极易疲乏。午间一过你看他那样子，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我已再将情况向布鲁恩医生反映。他认为情况是很令人担心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他这天早晨的气色好得多。战况顺利，这对他情绪有帮助。邮件又未到，这也是天赐之便。他们再一次互相安慰，说他也许竟然能够挨下去，尽管一切迹象完全相反。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这样说过多少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桌上，有待处理的文件很多，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份急件，内附利奥?西拉德的意见书。两人都要求总统立即停止研制原子弹。他们说世界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过去他们想当然的事，现在已证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再能成为理由。原子武器可能会使美国取得一时的军事好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失和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将会抵消这种好处。爱因斯坦还认为，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军备竞赛。 显然，希特勒帝国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刚相反，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总之，实际情况是，纳粹并没有原子武器。这情况盟国科学家们认为难以理解，最初甚至怀疑，这是德军摆出的假象。在诺曼底随同登陆的、代号为阿尔索斯(“小丛林”)情报小组负责人塞缪尔?古茨密特，认为纳粹有三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贝格。后两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就是这三个人也可以制成原子弹。这一点古茨密特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相信的。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德国人不管什么问题都归罪于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元首的排犹主义，把德国物理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逐出国外，纳粹的官僚政治对要花长时间的军事研究不感兴趣，技术设备又短缺；而且，纳粹机构重叠，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这也是个典型例子。原子的研究竟然并不协同，教育部、陆军部、甚至邮政部都在各搞各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接近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也到达了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贝格向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汇报了帝国关于铀的研究进展情况。他说有确凿证据，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技术上可以建成铀反应堆，获得原子能，并且，从理论上说，由此可以生产原子弹爆炸原料。下一步就该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问题和链式反应有无可能的问题。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谈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将反应堆本身作为武器使用的问题，而且是以反应堆推动武器生产的问题。施佩尔表示初步同意，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但规模要小些，目标应是使反应堆用来产生原子能。施佩尔仅仅是重复希特勒的想法。元首确信胜利在望，除了在六个星期内可以用于战场的武器而外，他已下令把一切新武器的研制计划都停了下来。 施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对他提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1942年5月6日他同元首谈话的时候，曾提出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建议请戈林任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示重视。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1942年6月23日，施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这时元首对这计划还感兴趣，但他对物理基础理论毫无所知，因此规划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德国物理学家们向施佩尔谈到在三四年内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但是，据他回忆：“我命令研制以铀为能源的发动机，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用在潜艇上。”施佩尔说得很清楚，要是他当时想像得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设法赶上美国人的。他后来还不时过问一下这方面情况，但希特勒已经对他泼冷水了。元首在党内的老亲信们，对美国以效率见称这一点，不断冷嘲热讽，他也人云亦云，把整个物理学叫做犹太物理学。但是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法，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上述情况，直至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克斯特拉斯堡之前，丝毫也没有为国外所知。那个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当时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萨姆?古茨密特的搜索对象是魏茨泽克，他是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情报对象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古茨密特原考虑应否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物理学家，但德国科学家们拒绝同敌方打交道，只得作罢。 于是在情报小组的搜索下，斯特拉斯堡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居然找到了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这时，莱茵河东岸炮声还历历可闻，古茨密特和助手凭着烛光，把文件边看边译，尽管同室内一群美国大兵玩着纸牌，他们却在那里揣摩着这个线索、那个提示，搜寻着学术性引文，或是无意留下来的但却可能有关的提法。突然他们高兴纵身叫嚷起来。旁边神经紧张的美军一时莫名其妙，慌忙伸手去拿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这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厚厚一叠打得密麻麻的文件——这是帝国铀计划和铀学会的完整案卷。当然，其中有几张缺页，而且也没有最近三个月的记载；但从一切迹象看来，这份东西就是欧洲有关纳粹对铀研究的最完全的档案。 直到那晚上之前，盟国的科学家还以为，德国物理学家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但现在，古茨密特在摇曳的烛光下眯着眼睛读着魏茨泽克文件时，就明确知道纳粹比之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科研人员要落后两年。德国没有提炼钚—239和铀—235的工厂。看来他们连堪称铀的烧炉也还没有。他将调查结果发电向华盛顿汇报，那边提醒他，魏茨泽克文件说不定是个骗局。他回答说就文件内的论据看是真实的，文件是严肃认真的。陆军部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科学家在帝国其他地方制造原子弹。古茨密特尖刻地回答说：“一个使用假支票的人也许会自以为足智多谋，一夜之间竟成为军事天才。一个香槟酒的推销员也许可以冒充外交家。但是，诸如此类的门外汉却绝无可能获得真知实学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这样，搜查还得继续进行。德国有个热衷于制作原子武器的海森贝格。如果他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一起，不顾官方对裂变物质的裂变可能性所持冷漠态度，自行从事秘密试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确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1943～1944年冬天，海森贝格及其助手们，不顾空袭，在达赫拉姆学院用三吨铀和重水制成一座小型反应堆。为了躲开盟军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一座很高的仓库里。这个仓库属于斯图加特一家啤酒厂，在德国西南部斯威别亚区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走，把仓库内部用银箔裱糊起来，然后配上一座功率强大的电厂，并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中设立了车间。 但是，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开始土崩瓦解的情况下，连这一隅也不够偏僻。海森贝格和盟国人员一样，也担心保密问题。于是他们又搬了家，搬到蒂宾根在斯图加特市南17英里。——译者附近在岩石中挖出来的一个大山洞里。就在这里，德国人在1945年2月真的干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深得众望，但是，实际上决定胜负的则是两国的海军。两方的海军将领在六次交战中拼力争夺制海权。19世纪的水兵，会把这种鏖战称为“猛打呀，法兰那根”的这是英国谚语。法兰那根是人名。源出于S?华伦所著《一年一万磅》，这里引用，是猛打猛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冲之意。——译者。双方损失都极惨重，各自损失了12艘舰只。海员称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是“铁甲海峡”不易通过之意。——译者，陆战队员则称之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之意。——译者。以损失的舰只吨位计算，可以说是打个平手。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战役结束时，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瓜达尔卡纳尔及其简易机场，而日军则阵亡2.5万人，撤离该岛。他们那时还自诩为天下无敌，并在新乔治亚岛上，把蒙达基地加固，这样，“零”式机和“塞克”式机飞向斯洛特狭道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个停留点。但是，局势已经转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开始转入守势。 问题还不止此。当时在太平洋同时进行着两个战役，都是为了保卫澳大利亚，两个战役也都是成功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战役是在麦克阿瑟战区的新几内亚进行的。日军在珊瑚海战败后并未气馁。1942年7月，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岛尾端占领了沿巴布亚北岸的一系列村庄，想发动一个海陆钳形攻势，包抄南岸莫尔兹比港。英国的殖民官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躲在密林中对海岸情况进行密切监视。他们向美国人报告说日军的海上攻势正指向这个半岛尾端的米尔恩湾。美军舰只首先抢到那里，打退日军的海路威胁。敌人的陆路进攻则从布纳村出发。那里和莫尔兹比港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但是中间有个使人望而生畏的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要翻越此山，只能靠两条腿。于是澳军在离莫尔兹比湾20英里的地方把日军阻截，并协同美军第32师，开始反攻。 敌人在山中节节后退，艾克尔伯格将军于1943年1月2日进入布纳村，这场苦战便告结束，但伤亡较之瓜达尔卡纳尔还大。两个星期后，澳军占领附近的圣纳南达，但日军又复纠集援军，用八艘运输舰载来反攻部队，企图登陆。3月3日，B-25机群在俾斯麦海发现日军护航舰队，就进行了低空海面轰炸，把八艘运输舰和四艘护航舰全部击沉。七千日军在海里淹没，能泅水上岸的，又被岛上土著按当地习俗砍掉脑袋。后果可称惨不堪言。东京于是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并无军事价值。 但是拉包尔则是有军事价值的，敌人想保住它。事实上，他们要控制南太平洋，也非把它保住不可。拉包尔固若金汤，强攻难破，于是美军就把它搁一边。1943年夏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开进新乔治亚岛，猛扑蒙达基地。他们的进攻需要通过丛林、涉过泛滥的河流，面对躲在碉堡内、穿上钢甲背心的日本鬼子。但是到了8月，他们还是把简易机场占领了，美军在斯洛特狭道上取得了立足点。他们越岛进攻，占领韦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格拉岛，肃清了中所罗门群岛。到了哥伦布日即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子。——译者，第三海军陆战师开进了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女皇湾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奥古斯塔女皇湾是当时日军重要要塞。——译者，就在新月初上第三天的晚上登陆了。从当年太平洋战局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迈进一大步。只要海军工程兵和陆军工程兵能在这绿色黏土地上修建一个大型机场，拉包尔便在美国空军歼击机攻击范围之内了。 敌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从海上和空中对美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总以为美军之所以利用奥古斯塔女皇湾是有其他目标，所以把最精锐的部队保存下来，暂不出动。到了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在比瓦河岔口上游建成了大型简易机场，称之为“比瓦大叔”，由“亚美利喀”师这支部队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组编成，故以“亚美利喀”取名。威廉?小卡利在25年后在这师任下级军官。和第37师用重兵把守。后来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气汹汹地扑向这个机场时，竟被美军死死顶住。到了这时，拉包尔已快要陷入重围。埃米鲁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经到达阿拉瓦，第一海军陆战师已攻占新不列颠的格洛斯特角，第五骑兵师(这是支历史悠久，由内战时期美国南部邦联总司令罗伯特?E?李将军亲自建成的骑兵师)部分部队和卡斯特将军的第七骑兵师也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登陆。规模巨大的机群从“比瓦大叔”向拉包尔频频出击，使这个基地的日军无处藏身。日军无计可施，只好把拉包尔放弃。他们把所谓“慰问团”即朝鲜妓女撤走。美国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无需战斗机护航，每日飞抵拉包尔上空，把弹仓里的炸弹全部扔下，留下来的日本守备部队就只好活受罪了。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也在起变化。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至此为止，美国不过是在日本扩大了的帝国的外围进行蚕食。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中推进了250英里，而距离东京则还有五千英里。但是，新式装备这时已源源运来。原来为了优先照顾欧洲战场，这里应付急需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火器。现在代之以火箭、水陆两用牵引车，带轮子的汽艇(DUKW，代号称为“鸭子即水陆两用的，重两吨半，有六个轮子，又有推动器、有防水外壳的汽车。——译者”)和能绕射的火焰喷射器。海军的各式新装备就更多，由“埃塞克斯”级舰率领的、由巡洋舰船身改装的运输舰就有50艘，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只更靠近日本，他的潜艇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队伍。这些潜艇当时已把敌人100万吨的补给物资炸沉海底。日本和英国同样是个岛国，使用潜艇攻击，和当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大捷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要基地更加靠近，就可以空袭东京；而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不久就将出击。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太平洋开辟一个新战场。这个任务于1943年11月20日由第二海军陆战师担任。人们早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吉尔伯特群岛日本守军密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无从意料的，则是塔拉瓦塔拉瓦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译者之战。 这场战斗美军几乎失利。敌军指挥官曾吹嘘说：就算用一百万大军打一百年也没法把这个环形珊瑚岛群的主要岛屿贝提奥岛打下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历史学家。曾受罗斯福委托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史。——译者说：“比之贝提奥岛，科雷吉多尔简直是不设防城市。”除了敌人顽强而外，进攻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其他难题：海军炮击火力太弱，对潮汐涨退估计不准，错过了发动进攻的时刻。这样，进攻的第一天，占领了宽度仅为20英尺的滩头阵地。军官们站在深可齐腰的水里，用无线电指挥作战，并祈求上帝不要让日本人反攻。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反攻，只是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第二天，美军海军陆战队冲杀过去，把敌人防线切成两截，但这次进攻损失了三千人。接着下个月，占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付出的代价小些。然而，从开辟中太平洋战区起，每次战斗都为时较短，但战况惨烈。在夸贾林岛浴血战斗的第四海军陆战师，在整个战役中作战不过61天，但伤亡人数却达全师兵员的75%。 伤亡人员骤增有几个原因。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受到美军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再措手不及就不可能了。另外，美军强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由日本托管，他们在这里筑垒挖壕，已有1/4世纪之久。然而，太平洋战区伤亡之所以较大，最主要是由于日军战术的突然改变。这些东方人原是两栖进攻的老手，现在转而进行坚壁防御。帝国大本营电令前哨各阵地，必须作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个前哨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有一个名为比阿克的小岛，驻有敌军1万人。司令官葛目直行上校觉得：葬身滩头固然不坏，但战死内陆岂非更好，于是他把岩洞和峭壁都巧加利用，这样，得以拖延时日，结果多杀了些被一个日本兵在日记里蔑视为“得天独厚的美国人”。 葛目这个做法，是逐岛战争期间迫使美军付出伤亡代价最大的一个创举。事有凑巧，比阿克岛是在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推进的路线上，不然的话，东京倒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做法。麦克阿瑟把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扫荡以后，于1944年春正向腹部跃进，采取了一种“交互跃进”式的新战术。其实这种战术不过是美军的偶然发现。在中途岛之战时，山本曾占领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阿图岛是阿留申群岛西端一岛屿。——译者和基斯卡岛基斯卡岛是在阿拉斯加以西的一个岛屿。——译者，企图以此转移尼米兹的注意力。当时美军要夺回这两个岛，但又没有力量兼顾，于是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就把基斯卡岛绕过不管。但夺回阿图岛之后发现，日军已悄悄地自动撤出了基斯卡岛。这一下使麦克阿瑟恍然大悟。4月下旬，他跳过其他岛屿，向荷兰蒂亚荷兰蒂亚是西新几内亚的首府。——译者跃进。一个月之后，第41师又攻下了比阿克岛。在这以前所发动的攻势，伤亡并不大。但是由葛目率领的躲在峭壁与岩洞里的守备部队，却迫使美方付出惨重代价。在完全占领该岛以前，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之战的数字。 伤亡数字本来还会更大。日本海军已躲藏了一年，现在正准备升火出动，增援该地驻军。这些舰只本来早已启航。但是，6月中，海军上将小泽次三郎接到情报，说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现正准备扑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这个威胁更大，只好把舰只调向那边。接着在菲律宾海的那场战斗，又是一场双方远程战斗轰炸机的决斗。惯于舰只列队作战的老练水兵们，没有发挥到作用，未免失望。但是，美军的胜利却是了不起的。“鬼婆”式飞机把敌人以关岛为基地的空军摧毁。在八小时的连续空战中，日机四次向美国舰队进行密集攻击，都被击退。这是战争以来使用航空母舰至为壮观的一次战斗。小泽的第一线作战机群本来有430架，到了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就只剩下了35架。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称这次作战为“马里亚纳群岛活靶子大演习”。“演习”完毕，小泽只好掉头北撤，塞班岛的日军就被包围了。 日本鬼曾发誓一定要美军在塞班岛付出最大的代价。岛上守军，比美军情报部门的预料要多出一倍。美军伤亡惨重，华盛顿亦为之愕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后，另外一些海军陆战队又进攻关岛，在暗礁中散开登陆。这次损失不大，伤亡只及塞班岛的一半。部分原因是“万岁，冲呀”没有那么奏效。到了进攻提尼安岛时，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美军的伤亡就更少。尽管这样，马里亚纳群岛之战，还是使美军伤亡共2.5万人。然而这个群岛却是无价之宝。B-29从此有了第一个能直飞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美国在塞班岛指挥作战的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司令官霍兰?“大声佬”史密斯，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东京也有同样看法。德国在东京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该岛“这里认为关系生死存亡”。东条内阁倒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役中，开始看到通向胜利的道路，现在是信心倍增了。 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反对海军陆战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这时，在中太平洋这样往北直插，和他本人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距离这么远，就更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对这种战术很蔑视，称之为“跳岛战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其实，这和他自己那种“交互跃进”战术，很难说得出有什么区别。1944年夏天，他更大发雷霆。原来金海军上将建议，美军应该暂时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必须对菲律宾人言而有信，这是荣誉攸关的问题。金上将反驳他说：这是他个人感情问题。两人相持不下，只得提到罗斯福那里解决。 那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总统的党务顾问们要他亲自出席。可是，总统却去了夏威夷。他必须解决那个战略问题的争论。7月26日，关岛激战方酣，总统的座机飞抵希卡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从澳大利亚来到，向总统陈述自己的看法。麦克阿瑟在一次和总统私人谈话中，竟然威胁总统说，如果他的战略计划被束之高阁，他就要对总统实行政治报复。要是他本人要重返菲律宾的诺言不能实现，他说：“我敢说美国人民定必群情激昂，到了今秋大选，就会在投票中对你表露出极其不满。”这种说法是无礼的，大概也不真实。但罗斯福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离开白宫前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他答道：“我们不准备绕开菲律宾，按你原定计划执行罢，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与此同时，哈尔西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按照向菲律宾进军的原计划，是要先在佩勒留、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认为从空中出击的情况看来，敌人的空军已经是元气大伤。他建议干脆撇开外围，直捣莱特岛。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但对佩勒留岛的进攻，已是万事俱备，来不及取消，则仍按原计划进行。战斗结果极其惨烈。东京已把比阿克岛战术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妙药灵丹。他们把葛目的经验向佩勒留岛的指挥官传达，于是他也命令部队挖洞。他们藏身于天然石灰岩洞里，用隧道沟通，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的掩护，竟把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打得溃不成军。但这还只是美军初尝的苦头。 到了美军把佩勒留机场北面的形如锯齿的山岭的敌军都扫荡干净的时候，已有四个美军师涌上莱特湾的滩头。1944年10月20日，美军的主力登陆以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第38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又过了四天，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也在岸上设立了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而日军将领山下的第35军正朝他们进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使得莱特湾成为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海战的战场。 山本虽然已经去世，但日本海军还是继承他的宿愿，要和美军在海上决一雌雄，而最好是趁着美国舰艇忙于掩护登陆的时候。这时，难得的机会真的到了。日本派出四支特遣舰队驶向哈尔西的正忙于掩护莱特湾登陆的主力舰队以及托马斯?金凯德将军率领的由旧式战列舰和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较弱的舰队。日本海军将领知道，他们和美国新建成的海军力量是无法匹敌的。因为美国有战舰218艘，而日本则只有64艘。于是他们就想出一条妙计。原来通向莱特湾有两条海峡，北面是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面是苏里高海峡。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率领的中路舰队准备开进圣贝纳迪诺，南面两支特遣舰队开进苏里高海峡，同时，小泽的第四支特遣舰队则把哈尔西的舰队诱到北面。这一来，金凯德的舰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可以再来个“万岁，冲啊!” 南翼的两支特遣舰队运气不好。杰西?奥尔登多夫将军早把苏里高海峡堵着，并用鱼雷和炮火消灭了第一支日本特遣舰队。另一支舰队撤退中朝着荧光屏显示的图像炮轰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这些只是岛屿而不是敌舰。栗田最初运气似乎也不好。他在开往圣贝纳迪诺途中，就有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毁，最大的战列舰也给美国空军炸沉。但实际上，损失了这些舰只却给栗田带来了好运。哈尔西知道日本舰队的损失，以为栗田舰队已经完蛋，于是看见小泽舰队，就全力出动，向着这个诱饵猛追过去。这一来圣贝纳迪诺海峡就没有美国舰队防守，10月24日黑夜，栗田率舰只遂得以通过海峡潜入。翌日破晓，他就向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猛扑过来。 这些航空母舰的惟一屏障，就是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舰只本来一般只是用来反潜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参战。于是，栗田率领的这支本来是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强大的日本舰队，反而掉头逃跑。这一次，日本海军被彻底击溃。因为哈尔西并不知小泽的特遣分队是诱饵，全力以赴把这支舰队也全部吃掉了。总计起来，莱特湾这一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役，使日军损失了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天皇的海军也就完蛋了。 美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在莱特岛把敌军围拢起来，愈收愈紧。山下那时在马尼拉，在圣诞节时就认为莱特岛已经无望。实则莱特岛到了翌年圣帕特里克节即3月17日。——译者才告解放，而那时山下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12月12日，美军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又有美军四个师在吕宋的仁牙因湾登陆，几乎毫未遇到敌军的反抗。美军绕过山下防线的北部防御工事扑向巴丹，然后又进攻科雷吉多尔，最后于三月上旬解放马尼拉。 正像一个陆军军官当时苦笑地指出的，回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半岛，局势对美国说来，不过和战争爆发时不相上下，真可说是“从头开始”。诚然B-29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这个目标还是远隔重洋，可望不可及。迫近日本本土这个任务，就要靠中太平洋美军的进攻，从塔拉瓦通过马绍尔群岛，再挺进到塞班，这是钳形攻势的另一翼。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积沉的硫黄岛，即金海军上将所说的，“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B-29从塞班岛出发，可以空袭日本首都，但也不过是刚刚够得上。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装载量，只能限于两吨，如果在空袭中被击伤，就无法飞回来。如果美军占据硫黄岛，离日本的就只有660英里。B-29就可以载七吨炸弹，而且东京就不再可能从硫黄岛获得空袭警报。 硫黄岛只有八平方英里，敌人却十分重视。进攻以前，海军对岛上进行了74天的轰击，但日军防军似乎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在地面根本没有营房。大部分岩洞上面都有35英尺以上的覆盖物。而敌人的一切火器却可以射击到海滩上。美军登陆以后的头两个小时，还可以说比较平静无事。接着日军迫击炮就铺天盖地向滩头阵地打来。尽管如此，美军还是在战斗的头几天就占领了磨缽山和元山一号机场。如果是在战争的头一年，占领这些地方，本来也就算是得手了。美军都等候日军来个“万岁，冲啊”，让他们前来送死。但是，他们没来这一套。现在敌军都受过比阿克岛战术的全面训练，老在碉堡和峡谷里坚持。到了三月战事结束时，无情的数字说明：海军陆战队伤亡达1.9万人。 至于敌人，伤亡数字就更无情。俗话说：“倒霉就步步倒霉”。日本人有句俗话与此类似：“坏事不打一处来”。这时蜂拥而至的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本土上低空盘旋，对日本80个城市开始进行系统摧毁。3月9日，在对东京进行一次大空袭中，一天之内就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南海，把敌人汽油和粮食的运输线切断。昭和的商船队伍剩下寥寥无几，而美国潜艇击沉敌人的船只很快就要到一千艘了。横滨和大阪在大轰炸之后，到处搭起了简陋小屋。日本老百姓饱受肺病和疟疾的折磨。他们有配给证却买不到食物。在满洲的日军的指挥官又发来可怕的消息，说俄国部队正在边境移动。真可谓是“坏事不打一处来”了! 然而，日本人的士气，并没有瓦解迹象。老头和妇女都用竹制长枪武装起来。“来打我们罢!”“东京玫瑰”还在那里挑衅。要应战，美军还需要一个进攻基地，那就是冲绳岛。该岛指挥官牛岛光利将军早在3月份就预料到敌人在4月1日会在阳丹机场附近光临。他不但猜对了，而且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了个措手不及。4月1日刚巧是复活节，但对涉水登陆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来，还好像是愚人节。那里好像阒无敌兵。谁都没有猜到征服这个岛屿几乎要三个月，也未想到这个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实际上，牛岛在这个岛南面1/3的地方，集中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情况摆得很清楚，冲绳岛又是像硫黄岛那样的一场艰苦血战。岛上的地下墓穴都已改装成为碉堡，山洞里安装了铁轨，重炮可以在轨上移进移出。牛岛也还想要打胜的。他的策略是让美国全部上岸，用神风机把美军舰队全部摧毁。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就像砧上之肉，可以不慌不忙地宰割了。 那时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他衣着整齐，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扶手椅上。从这里看，世界形势要好得多。他笑容满面，信心十足，坐在那里和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闲谈。从战略上看，美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是胜利的。德国已被切成两半，除了少数几处顽抗的被包围地区而外，德国国防军已经土崩瓦解，各地向盟军投降的往往数以万计。当然，解决日本的问题要难些。硫黄岛已经攻克，冲绳岛早晚也会解决；胜局已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截至4月12日为止，在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断送了196669人。伤亡总数达899669人。只是过去一个星期，就损失了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的文件，有一批邮政局长要任命，有些日常信件，有些向杰出的盟国政治家授勋的证书，都需要他那不再是强劲有力的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又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摊放在长沙发、空椅子和地毯上。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把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农产品信贷公司于1933年成立，旨在支持农产品价格。——译者延长，他对露西眨了一下眼说：“你看，这儿是我制定的一项法律。”这时，外面走廊有人声，原来是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罗斯福说，“比尔的东西还没晾干呢!” 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他对舒马托夫夫人并无好感，认为她对总统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过那边，甚至穿什么衣服也要管。今天，他穿的是一件背心，打一条哈佛领带，而哈西特对这两件都不喜欢。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也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有好感。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罗斯福就走了。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他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他立即就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件了。 那些都是外交文件。整个一星期，罗斯福都对俄国表里不一感到心烦。(两个小时以前，他还给丘吉尔去电报说：“我们必须坚定。”)因此，罗斯福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在反省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样猜测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他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非去不可。无论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都异口同声，主张要苏联对日宣战，并认为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六个月以后，原子武器使得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起了永久性的变化。但在此时，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都不认为值得一提。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上将就写道：“原子弹绝对爆炸不了。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方面所得，超过预料。他们以前认为，这个苏维埃独裁者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他总似是不露声色，说的又是无人理解的斯拉夫语言(他的英语语汇，只限于“那又怎样?”“那是你说的!”“盥洗室在那边!”和“这儿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就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满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近三年来，他一直都是三方中最弱的，乞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又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这时他们则不得不移樽就教。不过，他还是老练通达的。他秘密地同意建立反日的联盟。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取得一半股权)、千岛群岛、库页岛北半部(日本北方的另一个岛)、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后来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条秘密协议，那就是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席位。此外，美英两国还同意外蒙古的自治。 波兰的边界要重新划定，原属于德国的部分土地要划进波兰。斯大林和盟友们一道，郑重保证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在内，通过自由选举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攻击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分天真。人们责问说：对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死敌，怎能相信他的诺言呢?实际情况则是：他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和日本打仗，而俄国不是。不管苏联有无许诺，苏联红军都可以自己决定行事。当时这位俄国独裁者，看来因为在欧洲的胜利扬扬得意，心情很是慷慨。至于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则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和蒋签订条约，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毛泽东一方的中国人，同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都赞扬雅尔塔协定，英美报刊也一致好评。两位老练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则对协定持怀疑态度。但在1945年初，这不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丘吉尔曾经要求艾森豪威尔“同俄军会师的地点在易北河以东愈远愈好。”艾克不同意。他把原来要巴顿将军把美军开进布拉格的命令撤回，还命令易北河以东的美军撤回河西，让俄军解放捷克、东德和柏林。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谈话说：“俄国政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他们对美国的友谊。” 在温泉，罗斯福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1时了。他对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了。” 她这时也画不了几笔。罗斯福刚才全神贯注看文件，她不敢请他摆好姿势，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在画上着色。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他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儿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绘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1时15分。 戴西?萨克雷立即给布鲁恩去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把就近的特工人员找来。这位画家找到以后，就朝着她的汽车走去。露西?拉瑟弗福接着也急步跟着走出，一定不能让埃利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当然，他会康复的。消息在白宫里传开，大家也都觉得他会转好的。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这怎能叫人受得了呢!国外作战的青年们在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他这个病况是暂时的，医生们会把他医好的。大家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对他的康复都深信不疑。只有医生们看法不同。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9时30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这并不可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着扶手支托着。罗斯福的表亲们，则坐在长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原来他的一条脑动脉可能因为老化，脆弱易破，这时出现了穿孔。血从孔里渗进大脑周围的颅腔。大脑对任何异变都很敏感，于是正发出剧烈痛苦的信号。病人双目已变形，觉得天旋地转；呼吸粗哑，似在打鼾，周围的人都可听见。在医生看来，这些病征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严重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断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每天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医生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他那槭木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汇报，他对他的诊断和治疗表示同意。要是在今天，医生们会不敢贸然注射亚硝酸异戊酯，因为此药降低血压，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是总统当时反正已经回生无术。他已经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又报告麦金太尔说病人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去温泉。波林抄小路，走捷径，全速驶向温泉，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后来他对人说：“随时都准备被交通警拘留。”)。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五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就像守灵似的。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地吻了一下。”按照礼节，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即新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史蒂夫?厄尔利强忍住悲痛，要他们在他通知到埃利诺?罗斯福之前，先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她准备在会上讲话。下午3时刚过，那时总统已昏迷了45分钟，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来电话。他说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要不要把原定的讲话取消。他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引起外面传说纷纭。她接受意见，按原来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就上前去告辞，说：“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时，提前告退。”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她“上了车，一路上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回到总统府二楼的起居室，就派人叫厄尔利来。事后，他告诉新闻界，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为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杜鲁门。 这位60岁第34任的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厚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露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就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在华盛顿正是“雨雾迷濛”。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点半(你们当地时间)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弗逊诞辰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祝你们好并永远平安，向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有空请来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第33任的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小事要找他谈。但到了楼上从埃莉诺?罗斯福脸上一眼就看出，绝不是无所谓的事。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问她说他可以帮她什么忙?她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 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听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华盛顿——罗斯福逝世 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铃声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纽约时报》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14、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Rx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xx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xx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栅栏。草坪要定期修剪齐整。这一切都在合同上写清楚。甚至那些刚刚上市的新型的机械工具，也似乎配合着莱维特这个规划。每株树的距离都是28英尺(每家门前有两棵半树)，误差可以英寸计。行人道的石块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划一的。哪些户要搞一些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只能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调子上想主意(虽然那时已有按铃或拉铃，但用的还是门铃)。建筑设计师们和社会学家们反感很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企业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买到莱维特式房子的人却没计较这点。过惯严格军事生活的复员军人，住过用波状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或活动拖卡的妻子们，还记忆犹新，对他们说来，按照统一规格建造的房子，同样还是温暖的家。 比尔?莱维特一下子就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审美学家怎样指责，他还是个使人们有个住宅的保罗?布尼安。全国到处出现模仿他的人，他又带着他的人马，越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准备在特拉华河一块一直种着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动工。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市镇，具有1100条街，内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铁路支线、停车场、医生和牙医的诊所、蓄水池、商业中心区、火车站、报社、花园俱乐部，总之，具有一个拥有7万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个大城市。莱维特称这个第二莱维特镇是“美国规划得最完善的市镇”。当他谈及它时，声音也哑了。“当然能够用一种产品来满足无人能够解决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动的，”他说，“但我不只是营造和出卖房子而已。坦白地说，我也想获得点声誉，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个我能以此为荣的市镇。”停了一会，他又说：“当然，要这样你得要大胆，你得要从大处去想。” 说来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莱维特镇的相比却有天渊之别。那是坐落在巴克斯县的一个可爱的农庄，厚厚的石砌的墙，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条，宽敞的房间，远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阒无人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说：“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妇女，是不会喜欢的。”他对来访的人说：“你要大家买一幢他们并不想要、而价格又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没理由的。”他指着那幢房子的装饰线条和容易积土堆尘的地方说：“您想一想，要现在的主妇在这样的房子搞清洁卫生，把你的妻子放在这样的乡村里，你说行么?人总欢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变的好。诚然，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15、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
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 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号，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war。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1984》与《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xdx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 在共和党内，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杜威、哈罗德?史塔生(“驾着双桨，破浪前进，最好人选，还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干这工作，任命鲍勃即罗伯特的昵称，这是塔夫脱的名字。——译者”和“要掌好舵，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但都还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预选时，麦卡锡只是拥护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过那时还只是列席，地位低微，连当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都未够格。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史塔生要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在预选中俄勒冈州的选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共和党做主旨报告的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都清查出来，清洗出去。” 杜威自从1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这个决定以来，已吃了几场败仗。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他还是领先。他往往把这些所谓粗鄙琐事留给其他人去谈，说他情愿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事实上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胡须，僵硬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基斯通默片里的警察基斯通喜剧公司拍摄的默片，内容多是描写笨拙的警察和盗匪斗智的故事。——译者，或是结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预选时，有些摄影师曾劝他戴上了一顶容积十加仑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20年代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了一些相片，简直非常离奇古怪。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他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飞语：“你很了解他，才会讨厌他。”但这种说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事出偶然，对杜威也颇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则高达六英尺三，他们在预选期间凑巧在休息时同照了一个相，看上来活像一个成年人带着他儿子。到了举行代表大会时，杜威穿上了一双特制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种形象已经形成。加上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预选取得那么多票，就更使杜威头痛。人们原以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拥护麦克阿瑟的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因为拥护这位将军的人有大量竞选经费，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号标题猜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即。”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们在州大会中仅得八票。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先生们也有自己开心的笑料。 尽管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但一般共和党人并不属意于他。根据这时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全国登记为共和党人的，认为明尼苏达州那个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对24%。民意测验出现这样的数字，本来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要选举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现在威信下降得这样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民主党在罗斯福领导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他当了候选人以后，他本应该向民主党展开猛攻。谁知他接受提名的讲话，却哄得代表们打瞌睡。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并不只是具体事情和措施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让摄影记者们照相以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奥尔巴尼，直到9月19日为止，那时离选举只剩下六个星期。这样，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他的竞选在“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时间花得最少。”看来他把竞选不过当成是形式问题而已。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也都同意。有几个强有力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就要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在费城开完代表大会回家，就取道华盛顿，在同僚来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价买下好房子。 “民主党人的行动，活像来这里参加葬礼。”美联社在7月12日报道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时说。费城热浪炙人，代表们慢步走进大会堂时，就像走进蒸汽浴室一样。在三周前还是鲜艳夺目的旗帜，现在已经斑斑污点。一面高悬着的横幅写道：“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但是几乎没有谁个望它一眼。大会向人们分发了杜鲁门“胜利袋”，里面装有一本笔记簿、一支铅笔和一个哨子。有的人就说：“是为了去民主党墓园的!”在贝尔武-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上面，装上了一个机器驴子，向过路人们闪动着蓝灯泡做的眼睛，但点缀会场欢乐气氛的也就只有这么点。代表们都绷着脸孔，好像给人拷问过似的。反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刚才从动员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失败中喘过气来，现在正拼命挣扎，所以还有点微弱的活跃劲头，但那是为了避免第三回失败，想找一条救命稻草而已。选举前夕，19个州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想请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担任候选人。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死了这条心。接着杜鲁门也给道格拉斯打电话，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表示也不愿干。这时，看来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忠诚可靠的老阿尔本，说他倒乐意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面子丢尽。他知道多数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这时宣布他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定会起立鼓掌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拿到几百万张票，就是说，足以使他失去纽约州选票。现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南部各州也濒于分裂。年轻的(37岁)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强烈的民权政纲，要求大会通过。在这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愿多放高调。但这时北方和南方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在那次关键性的对政纲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对582.5票之差失败了。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再见!”接着带头离开会场。 南部邦联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离开会场的。总统那时刚到，几乎遇到他们退场。那晚大会执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时，他的专用列车刚离开联邦车站。他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内，两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萨姆?罗森曼。杜鲁门把他的讲话稿通读一遍，以为到达会场时就直接上台讲话的。后来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发言。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四个小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刻。就在这时，人们把他带到台下一间阴暗的房间，那房间有个小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这倒合适。房间靠近铁道，他可以听到机车轰隆而过，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随之震颤。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谈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谈，不时朝外面望望那烟尘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着讲话提纲，浏览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时42分，总统终于被提名为候选人，票数是947.5张，对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的362票和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的半票。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那时半夜已过，人们疲惫异常，天气又热，但对杜鲁门的表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呼之声，反对之声，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别人在通道上来来往往，一直没精打采地坐着的代表，现在也拿起旗帜，敲打着各种响器，参加到那无目的的长蛇舞蹈中去。新闻记者们在报界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说，‘看来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过的，更显出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荣誉给予那位总统的候选人。1时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欢呼我们的头头》的乐声中登上高台。一般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这时本应该是最高xdx潮的时刻：两位领导人手携着手，高举起来，灯光夺目，风琴急奏，男人们在折椅上站起来，妇女们激动得涕泪横流。当然，诸如此类的一切，现在也是有的。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会一般气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肥胖的打扮过分的女人就打断了他。整个晚上，大会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由这个花钟下面钻出来，带着它们自己的礼品，在代表们头上飞来飞去。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显然不知道，但熟悉鸽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小心衣服!”人丛中的农场主大声叫道。太迟啦。人们整个开会时间都嘟囔着脏话，现在脏东西倒真来了，把他们的衬衣和长裙都弄脏了。幸而在1948年时，新闻界还认为这类事情太粗俗，不应让正经的读者阅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所以对这个政党的形象还没多大影响，这也还算是万幸。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他抓住了一只刚飞过的鸽子，猛然把它向高处一掷。代表们都欢叫起来。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这一下子，他们发觉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人们轻松起来，低声窃笑，把弄脏了的手帕揣起，彼此开玩笑说，无论哈里?杜鲁门将来怎么搞，再肮脏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疲倦异常的听众强打起精神，准备听一套总统的例行演说。”谁知总统却只是用提纲发言，那份提纲就是他在那阴冷的窗下，对着小巷，在机车喷出一阵阵喘声中摘记下来的。他用他那即兴发言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词锋尖锐、震颤人心、一致对敌的演说。用罗斯的话说，“他的尖锐刺耳的、音调很高的语调使全场听众像触了电一样。”他一面作着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势，一面叫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获胜，共和党人不喜欢也得喜欢的——你们记着吧!”他吼叫说：“要是选民们不对民主党尽到职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共和党人，列举他在医疗、住房、物价管制和教育补助等方面提出过而又被国会拒绝的计划。他说他们扼杀这些措施，然后却又用史无前例的无耻的、伪善的手法，通过竞选纲领，说是要实现所有这些计划。好吧，他会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如何的。 于是他对共和党打出致命的一击：“7月26日，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时候，我要召集国会复会，并提出一些他们在政纲中表示要为之奋斗的法案。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点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政纲，第80届国会就应该在为期不长的会期内采取一些行动的。如果他们愿意，在半个月内就可完成立法手续，而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到各地去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来，“代表大会沸腾起来了。”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什么尖锐的派别矛盾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选失利，暂时都被人遗忘了。杜鲁门等他们略静一下，接着又把问题说明白。“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再糟不过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的表现，将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站起来，向他欢呼。他一直按原计划进行，保持对共和党“绝不妥协”，而会场外的反应也肯定了这一点。撰写社论的人不知怎样说才好。利用联邦政府经费来作巡回竞选，已经是够不像话的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为自己的政党取得优势，这几乎够条件弹劾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看来这像是一个行将就木政府的最后的歇斯底里喘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休?斯科特批评说：“这是行将垮台的人的最后挣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说：“南方不但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带上了项枷!我们给上了足枷示众了。” 可是，各处都有人赞赏杜鲁门，虽然并不以为然。“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不再意气消沉。”《时代》周刊写道，“他政治上的勇气，赢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两个分裂了的政党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狄克西党人斗志昂扬。他们的策略是把竞选弄到相持不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认为他们获得的选票会和杜鲁门一样多。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集会，一天之内，他们就把代表大会全部议程进行完毕。他们提出斯特罗姆?瑟蒙德当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赖特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些狄克西党人坚持种族隔离的战线脆弱不堪，时有瓦解之虞。拉萨尔和哈里?伯德都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黑人应该权利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在国会里的资望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狄克西党人分裂出去，对民主党总是个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因为他的竞选方案，本来设想民主党南部各州是会团结一致的。 十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又到费城，组成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这个党的领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开始建党运动，看来前途很是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进步党人并没有指望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但他们认为1952年的竞选就会是他们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之出席两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年轻20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代表，传统的名牌大学代表比之所谓最大的十所大学更多，头头们左转幅度较大的那些工会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头，那是当时学生风尚之一，穿的是敞领运动衫。女青年们穿着短袜和宽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会上很多人带着吉他，唱着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现在已是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看来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骤然看来，进步党似乎颇为兴旺发达。 实际上这个党内部矛盾紧张。华莱士能罗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闹矛盾。普雷斯曼是个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撵走。那时人们并不是随便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最初的十年。对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轻易这么做的。有些选民认为进步党和杜鲁门之不同，是因为进步党是自由派，现在听到里面有共产党，都觉得不知所从。然而这种思想混乱，是由共产党人有意造成的。他们能把前任美国副总统俘虏过来，真是意外的走运。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是1947年1月组成的，本来是要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而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则是仿照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建立的。1948年选举以后三年，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的迈克尔?奎尔，在美国产联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明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会主席，绝不是一个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说，1947年秋季，他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时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一些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了组织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几周内就会公开宣布竞选总统的”。 华莱士从事这个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看来犹如拉磨的牲口，是带上了眼罩的。后来他对朋友们说，竞选后期，他发现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他一定是最后才发现的。《新共和》周刊曾经提醒过他，《民族》周刊也设法要他注意，《下午报》也警告过他。《纽约邮报》要他参加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但他不听。他参加竞选，全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请他公开声明不要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罗斯福在30年代时就曾这样做过，他也拒绝了。 结果是他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参加费城大会的有3200名颇有魅力的代表，比之两个大党代表大会的人还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尽管这样，他的共产党助手们却处处使他失利。他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门票最高不过每张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参加人数超过3万，群众对他欢呼若狂，说明他的声望不减当年。只要有稍许公允的舆论支持(本来他也不难得到)，他本来不难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班人争取过来。在那年7月这些人是并不难说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断关系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他表示“凡是为了和平对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会拒绝。”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纲和共产党的何其相似，请他注意。“我看他们的纲领很好嘛!”华莱士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么谈的。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于是，华莱士竞选运动的势头就低了下来。尽管认为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间毫无类似之处的人纷纷责难，他还顽强地一直干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他贸然南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被人扔了不少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新闻界谈话，对于“违反美国公平对待的传统”表示遗憾。除此而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人们对华莱士感到的新鲜劲一过，进步党的威胁也就自然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运动继续发展，进步党的势头果然逐步减弱。特格韦尔不动声色地撤销对他的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则拒绝支持，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经认为，华莱士最低限度可获得350万张票。作为第三党竞选总统，他会远远超过1912年德布斯所获的90.01万票。当时盖洛普民意测验也估计他可获7%的选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盖洛普的预测，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实际投华莱士票的，还不到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党人分裂出来转而支持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纽约州。但仔细分析一下选举结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给华莱士一张票，就从独立的中间派的同情者中获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选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争取旧日南方邦联各州，使他获得39张选举人票(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一张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比零票还要惨。民主党发现没有巩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就觉得再没有必要同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使黑人民权的拥护者失败，但结果反而使他们更快取得胜利。 7月26日，杜鲁门到国会山，出席一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他的所谓“采购清单”即要求通过的法案。他发言30分钟，被掌声打断只有六次，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的议员们拒不鼓掌。杜威还是和往常一样警惕，对记者们向他提出关于这个芜菁节会议的问题，避而不答。用他的话说，他不想“和杜鲁门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自己则躲回到奥尔巴尼的书斋中去。布劳内尔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脱建议，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就一些没有争议的法案开绿灯，以使杜鲁门无从攻击国会的阻挠。为什么不修改《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法》，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视的条款去掉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就会在东部各大城市地区削弱民主党在选举时的优势。塔夫脱摇头不同意，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对那份“采购清单”必须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国会山的共和党同僚就想和塔夫脱摆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尽力表明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就一些没有争议的这两周时间的。那么，在公众舆论面前我们就好讲话一些。”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据他说，“鲍勃?塔夫脱一点也不接受。‘不，’他说，‘我们什么也不给那个家伙。’凡是了解鲍勃?塔夫脱结束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只得结束。” 这一来杜鲁门高兴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有关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和资助住房建筑计划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竞选纲领中含糊赞同过的。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在费城时对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过赞同，但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统还未选出前就要对这些政纲负责。塔夫脱的原则是有根据的，但在美国公众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毕竟也是个问题。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证实了总统对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宫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把总统的建议和国会的抵制作了个对比。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国会所开的“无所事事”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以前他对国会的各种说法证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证明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 一个华盛顿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他在散会前问总统：大约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结实而貌不惊人、35岁左右的妇女伊丽莎白?本特莉，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作证。她和一名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人、《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现已指控一些政府雇员充当苏联间谍。被告人包括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和劳克林?柯里。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段而已。”杜鲁门厉声说，他想的还是那第80届国会。他说：“他们利用这个问题转移目标，想为他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话你可以引用。” 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时40分，“杜鲁门专列”的司机在司机室里把汽笛拉了两下，离开联邦车站去和600万选民们会面。这次由党内筹措经费的民主党的竞选运动终于动了起来了。这个计划包括有两次重要的横越全国的旅行，每次为期十天，一次去东北各州，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这第一次进军中，总统要乘车走3.2万英里，发表250次演说。在当时的竞选中是创纪录的。每天从早上在农村看日出，到18小时后最后一个火车小站止，都有小镇居民集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高举电筒，来看火车平台上的这个小个子爱争论的人物，而杜鲁门也总是斗志昂扬，而且说的话都可以发表。 他按照6月份的预演如法炮制，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赞扬一下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结束非正式的闲谈时，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我可以再在白宫多待四年。”或者说，“做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车到点，火车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这个江湖卖药的班子就又继续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来愈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5万，丹佛有5万，波士顿有25万，底特律有25万。“没有人跳舞、欢呼或吹口哨来欢迎杜鲁门，”理查德?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纽约人》上写道，“大家都鼓掌。据我看，掌声强度，和一个传教士关于在北罗得西亚战胜异教的一篇差强人意的报告，所获掌声差不多少。这并不一定是说听他讲话的人准备不投他的票，虽然我个人的感觉是，其中多数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鲁门讲的话，很多是荒谬的、不负责的，有些还是带有恶意的。他备受攻击，孤军作战，全国报纸只有15%对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他白浪费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大讲煽动性台辞。“共和党人贪婪成性，”他说，“抬高物价，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迷恋特权”，把杜威称做“法西斯分子”，比之于希特勒。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国耕作赛会上，他对8万名听众讲话，攻击说“这届共和党国会，在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9月过去，10月已到，白天变短，黑夜漫漫。超级市场里开始有苹果汁出售，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鬼脸儿灯笼。初霜才现，候雁南飞，鹑鸟和檐燕接着也随之南去。松鼠开始储备橡树子过冬。杜鲁门的专列还在来往奔驰。田野上草垛棕黄，排列成行。机车蜿蜒穿进森林，只见枫树上金黄的树冠闪闪，鹿角漆树一片绯红，一声汽笛长鸣，似在呼叫人们来听那生气勃勃的人介绍他老婆和女儿，摆明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告别。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这列竞选专车进入了低潮。当他们在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来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一条黑体大标题写道：“50名专业政治评论员一致预言杜威将胜。”“一致!”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脚步回来，拿给杜鲁门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呵，这批该死的家伙!这些人总是错的。别管他们，伙计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可能获胜。但是，他自己倒认为有希望，而且后来竟能证明他是正确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卢斯去圣保罗途中，他把一份在德卢斯的讲话稿翻过来，写上对各州票数的分析预测，交给乔治?埃尔西。埃尔西封好收起来，等到选举后第二天才拆开。原来杜鲁门预言他得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则列为“未定”。不能说分析完全准确，有四张选举人票没有计到。但以分析选举为职业的人，如果能像他这样预测选举结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价也会在所不惜的。 与此同时，那个跟着哈里之后进行全国巡回竞选的人，却继续进行得很顺利。托马斯?E?杜威这列“胜利专车”，组织得很好，严格正点，各地都有联络人员到站接待，有各种设备可以及时把讲话稿预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高度传真的扩音装置能把这位候选人的深沉的男中音声调从车后的平台传送到新闻界的酒吧车厢。专列上设有最新的通讯装备，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传送、播发到各地去。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9月末，利奥?埃根在《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好像已经当选，现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认为选举只会证实早已决定了的事……杜威州长有意避免同在职的民主党总统进行任何激烈争论。” 这两部列车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曾先后两次只相隔一两天的路程。杜鲁门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向他的对手提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的“无限风光”，谈他所经过的“柔和而绵延起伏的树林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总之，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壮丽”。 杜鲁门则谈论住房问题、最低工资限额、老年人的医疗和庄稼。杜威为水辩护起来。“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我们就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现有的水必须善加利用。河里的水，我们要用来耕作，还要用来发电……应从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发电、航行、防洪、垦荒和灌溉的角度，来开发西部各条大河。” 杜鲁门所谓“在背后刺进一把禾叉”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表态时，杜威在得梅因市却只说：“到了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成立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对其需要有深切了解，并有能力予以实现。我们将重新实现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团结以及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那种精神力量。我们全国又将肩并肩地向着更伟大的未来前进，使每个美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讲话内容这样枯燥乏味，有办法的记者就开始追求某件趣闻乐事、某个轻松的特点来点缀一下那些苍白无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向后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几英尺以后，它又刹住了，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的情绪却受到影响，发了脾气。他当时怎样说的，那就看你听的是哪种说法了。反正他不是说“我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位打垮了的总统，并不都是这样宽宏大量。一位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提出“杜鲁门在治国中碍手碍脚，究竟杜威会容忍多久”的问题。有些作者也和《自由报》一样，星期二选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登载的专栏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鲁?皮尔逊在开票后一天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那段文章说：“汤姆?杜威在86天内将主持白宫，我对他周围那个紧凑的班子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把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全部列出来。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透露说：“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怎样度过未来的十个星期……事态总要发展，总不能停下来耐心地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的职位。特别是在对外和国防政策方面，在华盛顿总要有些部门有些人有权做出决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后失效的。”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任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上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这两个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导那些即将下台的前任官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成练达的观察家肯冒那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孤注，更不要说是冒风险了。他们长时间以来都在议论杜鲁门，认为他毫无希望。他们都在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杜威击败杜鲁门会易如反掌，相互影响之下，更认为选举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对我。”这倒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与那些权威不同，并不认为选举是给谁加冕，而是一次竞争。以研究竞选趋向为职业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职位。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后来罗斯福就当选。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罗斯福连任四届，只能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是这样看的，而杜鲁门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的是钱，绝大多数的报纸又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点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测验也都预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测验分析完全落空以来见第四章。——译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颇使共和党人难堪，再也不相信那种预测性投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虽然没有《文摘》那些民意测验者那么有名气，但都不靠寄来信件而采取典型统计分析，竟而预测到罗斯福大胜。那次以后，每次选举又都证明，这些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城市报纸，都订阅他们的资料。相反《纽约时报》花许多钱自己进行调查，人们反而觉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权威反对他们的意见，人们就会说他是傻瓜。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预测共和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作为福音来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那些原准备投民主党票的男女，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于是哄骗了民意测验人员。于是，将错就错；再加上民意测验人员已变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这样就错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上记着数字。 杜鲁门总统则在密苏里州。在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机关的头头。的帮助下，他早几个小时就避开了新闻界。下午4时30分，他们驱车到了离独立城30英里的风景区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埃尔姆斯饭店休息。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时30分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一位广播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他就上床，几乎立刻就入睡了。 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颇为伤脑筋，因为要做出决定。该报的晨版要付印了，要准时送到街上让深夜从剧院散出来的观众买到手。这位编辑要选择一条标题，不能只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实在的消息。杜鲁门是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哪个州以前，这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举例说，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占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将选举结果公布，这个数字就会表明民主党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要抢先广播，一有纸条送来，他就在电台里读起来了。 这样《论坛报》大楼里的编辑，在还未知道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他的标题。于是他只得依靠这次选举中有把握的情况，在大样上写了个通栏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这时，选票累加数还不说明问题。杜鲁门初步领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党力量主要是在城市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讯设备又较好，所以选举结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这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华莱士在这两个州都取得大量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他在整个东部各个工业州都占优势。这使他认为更有把握，因为这些地区在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领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议。有些地区本来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但共和党却只以几票领先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得到的选票比当年罗斯福还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选民票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动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各州。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都是共和党的老地盘。而且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到达时，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冈州取胜。 10时30分，伦特在纽约上演的戏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一个酒吧盘桓一下。他要了苏格兰威士忌酒，这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念出各个州名、各个选区和分选区数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数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间服务员付了钱，一口威士忌酒还未下肚，突然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说：“杜鲁门领先，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领先的话……” 菲利普斯噎住了，连威士忌酒也呛得吐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着《时代》广场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决定不管它，飞奔报社。 每隔15分或20分钟，电台联播的播音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地区的选票结果出来时，这种领先就会不存在了。到了11时，农业地区的选票开始报进来，仍是投民主党的。在平原地区各州的人们，都还记得哪个党帮助过他们维持粮价和解决谷物储存问题。 晚上11时，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未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他又急匆匆走上楼去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午夜，杜鲁门醒来了，他过了一会才弄清自己是在这个陌生的饭店房间，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那是H?V?卡尔登邦在广播，他说按选民票计算，杜鲁门虽然以120万票领先，他“无疑仍已被击败”。总统把他的播音关断，又翻身入睡。 有一个人刚来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他路上听到广播，带来消息说总统绝没有大败，在一些州他甚至还领先。当然，“农场主那边还没有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取一架收音机来。他们耸耸肩膀，才点头同意。趁一切结束之前取乐一番也好嘛。 “这时，”理查德?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饭店这座堡垒正在摇摇欲坠。共和党的夫人小姐们咬着襟花强作镇静，共和党的先生们紧张得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软蔫蔫的了。” 午夜过后不久，在罗斯福饭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换成焦急不安，接着则是惊慌狼狈。到了这样深夜，他们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乡那个州获胜，但是仅仅是以6万票领先。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杜鲁门也会在这里击败他的。 现在，看来结果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了。尽管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在现有票数基础上，杜鲁门在这三州中任何一州获胜，就可以当选。但是这三个州都是拉锯战。他一会儿在一个州里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赶过了他。清晨1时45分，布劳内尔又到舞厅来，再一次发表杜威获胜的消息。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清晨4时，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200万票这个惊人数字领先了。H?V?卡尔登邦还在说，他看不出杜鲁门当选有任何可能性。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总统把衣服穿上，叫特工们驱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饭店，因为据他说“看来我们要再待四年了。”他们上午6时到达。倦容满面的记者们都感到纳闷：他究竟上哪里去了，好像刚刚睡过觉的样子。 4时30分，总统的车子从爱克瑟尔西奥温泉的埃尔姆斯饭店开走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饭店召集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报来，但看来在天明以前我们不会确切知道胜负如何。”35分钟以后他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不作任何估计，也不作任何断言。”他说。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去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被击败。正当他昏昏入睡时，他的消瘦劳累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线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时30分，杜鲁门以7000票领先，在俄亥俄州获胜。这样他就拿到270张选举人票，足够当选总统。一小时后，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时14分，他承认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竞选胜利，在选举人团中也取得出色的胜利——票数是304票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拥护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瑟蒙德。对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党人的。不但如此，国会也与他一道取得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现在民主党以54席对42席在参院占了优势(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凯弗维尔都当选参议员。门南?威廉斯当选为密执安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这时暴跳若狂。“我不管对这件事情怎样解释，”他说。“又把那么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宫简直是违反普通常识。”但在其他各处，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但又总不肯低头挨打的人，你只有对他致敬。”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写道，“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仍然是爱戴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挠的人。”这次成功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选举后两天，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国会两院里民主党又成为多数、民主党在这样多的州中取得优势，都证明民主党有巨大生命力，这是罗斯福从1932～1944年领导和发展的党……罗斯福死了，他建立的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选举后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新闻界和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艾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调查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能继续以权威姿态谈论问题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怎样烧那老乌鸦。”烧乌鸦吃是美国俗语，是低头承认错误之意。——译者当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他们受到75万人欢呼，《华盛顿邮报》大楼正面，挂一条横幅“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到桌上，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别的记者们过于缺少联系了，并且我们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字也过分相信了。”《时代》周刊说，报纸“把报道职责委给民意测验所了”。有几位报纸发行人大怒之下，停订了民意测验报道，民意调查人也低首认罪。盖洛普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摘》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芬克，请他发表意见。芬克回答说：“不要认为我是恶意的，但我对这件事确实觉得非常好笑。” 后来，密执安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种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19、向右转
反正有什么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国家的漫画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写为一个冷眼相看的恶意老头儿，从日积月累的报上大字标题来看，他们不无根据。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据要职的美国人结果发现竟是窃贼，甚至比窃贼还坏，其人数之多，令人丧气震惊。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恶。那些坏蛋叫做“卖官鬻权的人”和“收回扣的人”，“华盛顿一团糟”是他们造成的。民主党掌握了20年政权之后若要再延续四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那正好合乎共和党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话都导向白宫的门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不管怎么样，国内大部分的贪污腐化要由政府负责。当然，还没有共和党负责人士表示哈里?杜鲁门的手也不干净，而且事实恰好是，50年代第一个著名的恶棍——电视上第一个明星——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不过，他捐助过民主党竞选经费，是纽约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够吸引一个正在调查全国范围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了。 法兰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亚，又别名法兰克?塞弗利奥，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业中的一个“组织人”指完全符合一个大公司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的无个性的人。——译者。他只被捕过一次，那是在许久以前，由于凶殴和抢劫。此后，他就由别人动手了。他在自己的行业中步步高升，从低级打手做起，贩卖私酒者，管理老虎机放在茶馆饭店中的一种赌博机，投入镍币后扳动轮机，偶尔吐出若干镍币。——译者，开设赌场，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后台老板。到那时，他就试图掩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投资不动产和油田，并向新闻记者保证，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正当商人。但他并不是正当商人。他曾经当过幸运儿卢西亚诺的主要助手，当幸运儿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势力接过来，成为第一号大亨。他与黑社会的联系，在全国纵横交错。坦慕尼的卡迈因?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国去进行调查，只会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为在前一阶段还没有设立足够的电视台，而在后一阶段由于广播公司的节目已塞满了电视台白天的广播时间。但委员会是在1950年5月召开听证会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节目用来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电视台台长就把听证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来广播。当那些调查的参议员们于1951年3月12日在纽约福莱广场法院大干一场时，WPIX电视台摄影记者就准备跟着干。这里的情况稍有不同。在纽约，购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大规模的听众网已经形成。在这里这个广播业的首府那里，转播到各地的设备早已发展起来。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要逃避在电视镜头上出现，他要求不要把摄影机对准当事人。他解释说：“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欢把他当做大家看热闹的对象。”那些参议员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师巧妙地建议，他们都把镜头集中在科斯特洛那双手上。结果是一场极好的戏剧：话筒里是紧张的对话、镜头里是紧握着的拳头、手指不安地弹着桌面、手里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挥舞的手势、抖嗦的双手把一张张的纸撕成碎条。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有“一点现款”放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内。不，他记不起那笔款的数目有多少。听到参议员查尔斯?托比扬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万元在家。那笔款是怎样得来的?他轻声含糊地说，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个是管理罗斯福赛马场的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承认每年给科斯特洛1.5万元，连续四年，要他帮忙不要让纽约州赛马委员会因为那里的卖彩票活动而吊销赛马执照。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问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着拳头说，一点儿也没有；那是有些误会了，他不过“到处宣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好人”，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开始出汗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委屈地问，难道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勤勉的买卖人吗?他感到喉咙疼。拍电视的强烈光线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星扮演牧场雇工的小演员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却要找职业妓女。凡是职业上需要经常旅行的头面人物，包括驰名全国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当时，选民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并不是他们对位居要职的人有任何幻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以为政界人物来盗窃国家财富还忙不过来呢。 哈里?沃恩少将是一个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的密苏里州人，稍有点像赫尔曼?戈林，打扑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没有显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侍从武官，他应该知道他会经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级军官中最邋里邋遢的一个将官。他在重要场合不是忘记穿上军服的衬衫就是没有系上领带，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当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手脚稍许不大干净而已。举例说吧，1945年杜鲁门升任总统职位后，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说中，曾对亚历山德里亚的威斯敏斯特长老会的妇女辅助队谈到被占领的德国的黑市价格非常厉害，为了拿出例子来说明，他透露他曾经把自己用55元买来的美国手表以500元的价码卖给一个俄国军官。 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xdx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Democratic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Democratic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但是现在不行。当然，史蒂文森没有表示，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当时这一年是困难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过这一点；不像杜鲁门那样，他是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政府的声誉有多大的损害的。 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却曾经这么想过——当他观看该年夏季电视广播中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时——要是他早知道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有人品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不回国了。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的感染。从外表看，那位州长是貌不惊人的：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面露笑容，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天才。他人品正直、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才智和妙语博得了两党的赞赏。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内，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中赢得那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讲起话来，能够引起听众对美国的过去和将来的景象有一种抒情的感觉。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把听众引导到这种理想方面去时，全场肃静无声，对他党内那些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那年的一种宗教信仰。正如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那样，他使他的同胞停下来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而八年之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那盏明灯又为另外一个年纪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杜鲁门拒绝接受他的撤退。次日早晨，1月22日，在总统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之后不久，史蒂文森造访布莱尔宾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感到惊愕的州长走到那里都被一群群的记者所包围。他的名字在所有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写的推测文章上出现，《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他的画像，那篇报道说：“不管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这一点足够明显的：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政治上却是热可炙手，哈里?杜鲁门感到需要一些温暖。”新闻界问到他是不是同意应召出来竞选，史蒂文森感到自己有思想斗争。他问接近他的一些人，一个身体健康并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人，怎么能够拒绝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责任?他对记者的回答是尽可能的否定地说，“一个现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违背一个人一再明白表示的意愿而征召他出来竞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有72年没有发生过了。1月间，史蒂文森认为要那件事情重演是不可想像的。 六个星期过后，他就没有那么肯定了。3月4日，他再次和总统会面——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所说，是应他的要求会面的；但根据史蒂文森的文件所述，是应杜鲁门的邀请的。为了避免鼓励总统竞选运动迅速发展，州长改用他的一个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名字飞往华盛顿。在路易斯维尔停机加油时，他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者巴里?宾厄姆力劝他让人民“根据他过去为大众服务的记录自己做出判断”。史蒂文森笑着说：“好呀，你真帮不了我什么忙!”他在布莱尔宾馆对杜鲁门重申，在伊利诺伊州重选连任州长是他最大的奢望。但总统也给他帮不了什么忙，后来他写道：“我发现在史蒂文森的身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地移交党领导的责任的人了……我确信他会把要求提名候选看成是他的责任。” 1952年3月29日，州长参加了由民主党每年举办一次的杰弗逊-杰克逊日聚餐会，当时有5300名民主党人参加，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训练场举行。其他客人包括了艾奇逊夫妇，在赴宴途中，艾丽斯?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聚餐后发表的讲话中透露他的竞选计划。不可能的，国务卿干脆地回答说；对他来说，宣布他继续参加竞选为时过早，如果他决定不参加，他也不会在这些听众面前宣布，那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的。结果却是，艾丽斯?艾奇逊是杜鲁门家人以外第一个人得到消息的。她坐在总统的身旁，当发表演说的时间接近时，他把讲稿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在讲稿上，他亲笔写下他决心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在这里只有你，贝丝和我，”他说，“知道这件事。”她感到很不安，想要她的丈夫过来说服他，但他摇摇头。“过后不久”，艾奇逊写道，“他把那件事宣布，使我们大吃一惊。党完全没有作好准备来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挑选的人才看来是很少的。”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在当时已改在电视台广播的“与报界见面”节目中出现在拥挤的演播室观众的面前。分量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他在希斯案件的作证。证词中关键的部分是简短的： 问：你有没有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先生的人? 答：有。 问：从那些人的说话中，阿尔杰?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 答：可以。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在代表政府的律师的反诘中，他作了下面的证词： 问：在1935年一年中，直至1938年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到过被告阿尔杰?希斯的家做客? 答：没有，我从没有到过希斯先生的家做客。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被告阿尔杰?希斯在1937年和1938年从国务院把机密文件拿出并把那些文件交给没有被批准的人来看及拿到手上? 答：没有。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到被告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答：没有。 但是，在经过麦卡锡主义横行两年之后，像这么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却仍然被变成政治诽谤的材料。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曾经给阿尔杰?希斯作人品方面的证人”并“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当尼克松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那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之外实际上是无鼎鼎大名的，而在《国会议事录》中，他的名字误拼成“史蒂芬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当时采取了同一的论调。(“他会说些什么呢?”史蒂文森问道，“他可会说谎吗?”)而《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评论说，州长本该避免作证的，因为出来作证“就表示他愿意和阿尔杰?希斯站在一起”。 现在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中，史蒂文森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地心甘情愿地作证是公民的职责，特别是律师的职责——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我想，如果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由于太胆怯，惟恐被告最后宣判有罪，而不敢说出他所知道或听到的关于被告的事情，这对盎格鲁-撒克逊派的司法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这是极端的胆怯。” 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再说一遍：“我一定参加州长竞选。我希望参加州长竞选。我不谋求其他职位。我没有其他奢望。”劳伦斯?斯皮瓦克问：“州长，演播室听众这么多，有没有给你一点儿感觉，说明国内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史蒂文森微笑了。“这实在是太过奖了，”他说，“我想过奖的话伤不了人——那就是说，如果他听了不是飘飘然的话。”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卡内基基金会曾投票赞成阿尔杰?希斯为该基金会主席，不同意他在受审期间提出辞职，在那基金会的理事中间，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获胜，以44494票胜过塔夫脱的35820票；八天以后，史塔生在明尼苏达州预选以128605票获胜，但艾克紧紧跟在他后面，获得自动投的106946票。由巴黎传来的消息说，从这两次结果已经说服了将军，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态度”。简而言之，他在收拾行李要回国了。 凯弗维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拥护，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里丢脸；但共和党的预选，经过初期对艾森豪威尔突然激发的热情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胜过了将军，在威斯康星州胜过了沃伦，而在伊利诺伊州又以超过70万的票打败了史塔生；自动投的票使艾森豪威尔名列第三。4月15日，将军在新泽西州击败了塔夫脱而获胜。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又取得胜利，而杜威州长的支持，保证了他在纽约州代表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他在堪萨斯州获得20名代表，但在肯塔基州却只有1名，其他19名则给了塔夫脱。塔夫脱也同样在印第安纳州取得胜利。6月3日，在最后两州预选中，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而塔夫脱则在南达科州打败了艾克。在全国范围内，塔夫脱的助手们估计在代表大会可获588票——要获提名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他“意外地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他的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他的要求，任命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巴黎接替他。艾克的竞选运动于6月2日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开始，那里有2万人在瓢泼大雨中站在当地的球场听他讲话。照他的看法，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由乎社会主义乎”。他要求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参议院能起更大的作用；他也要求减税，改进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朝鲜实行“体面的停战”。撤消不必要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根除”“颠覆分子”。他反对用管制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他认为对公民权的保护应留给各个州来负责。 从那篇演说看来，塔夫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6月19日，塔夫脱在《答阿比林》的演说中，批评将军误解了塔夫脱-哈特利法，缺少农业的政策，没有指出那些“对丢失中国要负责任的人”的名字以及不愿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不当。那些都是吹毛求疵的意见，凡是能够读报的人都知道。有人指出，惟一可以用来分清两个候选人的不同的问题，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问题。塔夫脱答应给麦克阿瑟一个政府的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则答应，麦克阿瑟有什么话要说，他都愿意听。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召开，到场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是一个36岁的前女演员，曾经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以这样的广告词句出现，“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的牌子，你就大可放心了。”贝蒂把冰箱的门打开还没有关上，就使七千万观众入了迷，其中包括一个共和党的代表，他想要把她提名竞选。 三家主要的广播公司把30吨的设备和1000多名工人运往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对这种新的宣传工具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除了同意在讲坛小台架上安装一个提示器(行话叫“傻瓜板”)外，他们拒绝了电视网提出的各种要求。在这周晚些时间，会党里纷传他们都要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届时便会做出反复的动议，要“对代表团逐个征求意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肯定他家乡的人在电视上见到他。电视观众对此可头痛极了。但是，在开始时，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代表西席尔?德密尔告诉记者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时，他所指的是会议的进行，而不是电视播送，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巨头，他曾发誓要搞垮电视的。 既然这个电视剧本是由保守派的人写的，因此其内容就带有一种清楚明了的右派色彩。主旨演说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发表。这对这个奇军突起的冷门竞争者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他笨拙地把那个机会弄糟了。艾克穿着便服魅力不减。麦克阿瑟只不过是一个带上假发的退职行政巨头。他一谈到上帝——那是他经常谈到的——他的声音就升高一级，使人不舒服，他并且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为了强调他的说话，声音忽高忽低。麦克阿瑟的讲话快要结束时，各代表之间都在嗡嗡讲话，结果使将军的演说都听不到了。那时，他的声音确是逐渐微弱下去。讲话以后，他回纽约的沃尔多夫大饭店去，等待大会的决定。“巴丹”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上停留了三天，它的马达开动，装满汽油，准备随时把他飞送回去，如果共和党要选他的话。星期五，那架飞机又回了机库。 乔?麦卡锡发表的讲话是最受欢迎的。在这里塔夫脱的计划委员会已准确地摸清了听众的情绪。当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要向各代表介绍“威斯康星州海军陆战队战士”，一个因致力于“揭露我国政府中的卖国贼”而受到极大损害的人发言时，乐队随即奏起《海军陆战队颂》，会党中有半数的人卷入了一场混乱疯狂的示威。。讲话以后，他回纽约的沃尔多夫大饭店去，等待大会的决定。“巴丹”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上标语牌上写着在他手中受害者的名字：“希斯”、“艾奇逊”、“拉铁摩尔”。乔满脸狞笑。他向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致敬以后，就用高度戏剧性的口气开始宣读他的讲稿：“我们今晚是在交战。”他庄严地列举了这场斗争的统计资料——那些“亲共的”民主党人送给克里姆林宫猛兽多少平方英里土地，数以百万计被他们投入苦海的人数，“卑鄙的叛徒”的叛变，今天仍盘踞在“红色迪安的国务院”里的“狡猾的卖国贼”的背信弃义。他说他有文件来证明这一切。大量统计曲线和图表用车推到演讲台上去。那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标度也是难以辨认的，但都没有关系。乔一面把全部都作了解释，一面挥动着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牲口的木杆一样。 那才是真正的主旨基调，接着的演出适应了乔的水平。除了电视中威斯汀豪斯的广告节目和候选人的漂亮的妻女——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太太和她的姊妹——外，整个情况杀气腾腾。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叫道：“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的苦苦哀求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受够了，他们大谈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恐惧，而不是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竞选纲领也是出诸同一块材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外政策部分，严厉地指责民主党在国外每一方面的记录，从罗斯福在1939年没有能够保卫波罗的海的各个共和国直到朝鲜。一名记者提醒他说，在夺取波罗的海时，杜勒斯自己是“美国第一”派，曾经强烈要求罗斯福不要管那些要维持国家主权的“没有意义的、循环不已的斗争”；而且近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曾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下令保卫南朝鲜是“勇敢的、正义的，而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现在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回答说，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话，他是不能那样说的。然而，作为政纲起草人，他只是提出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论点。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论点。 尽管台上的讲话杀气腾腾，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其激烈程度可以由塔夫脱的表亲、竞选运动经理人戴维?英戈尔斯提出的呼吁书看出来。这个呼吁书在那一周散发给各代表，它开始是这样说的： 搞垮杜威!! 托姆?杜威是今天美国最残酷无情、最不择手段、最自私自利的政治头子。他为了贯彻他的意志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的诺言毫无价值，他是共和党内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引向失败的道路，而现在又躲在另一个人的后面再次施展同样的诡计。 但是杜威怎样能够这样做呢?木槌还没有敲下，塔夫脱似乎就已经稳操提名的胜券了。星期日那天，即7月6日，共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齐，这位参议员已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芝加哥的康拉德?希尔顿旅馆地下室的记者招待会，带着一大束整齐的电报，那是同心协力要把他支持到底的代表发给他的——共计530份。到星期一早上时，塔夫脱已收到了607份那样的保证了——比所需的还多三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在政纲委员会、代表证书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都占大多数。他的助手甚至已经选好了放送什么音乐，由哪个歌唱者来唱。看来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他前进的。 艾森豪威尔派惟一的希望在于对代表资格提出怀疑。自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部各州只有得到忠诚的党务工作者基干组织的支持。他们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共和党总统在白宫任职时当各地的邮政局长，另一个是在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作为老牌党员，他们当时一致支持提名塔夫脱竞选。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对于他们参加大会的权利提出疑问。第一次席位的争夺在得克萨斯州出现，那是一个典型。参加共和党1950年沃思堡干部会议的投票者只有五人，因此，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在他家里举行1952年5月3日的干部会议。使他丧气的是，家里的花园被成百个带着拥护艾克小徽章的生客踏坏了。兹韦费尔以在共和党内没有党龄的民主党人无权选择共和党的提名人为借口，把他们哄了出去。三周以后，在矿泉井举行的全州代表大会上，共和党老牌党员选出了派往芝加哥的代表：塔夫脱派30名，艾森豪威尔派4名，麦克阿瑟派4名。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在另外一个会堂开会，选出33名艾克派代表，5名塔夫脱派代表。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团就有了两个。 要对这两个代表团做出选择的共和党官员，自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发言人开始揭发所谓“得克萨斯的盗窃”，并要求塔夫脱本人谴责这种伎俩。这位参议员有些激动地回答说，他的一生从没有盗窃过什么东西。他说，南部各州共和党代表团是按照84年来传统的手续，而只有那些心怀盗窃之念的人才会那样说。他说得对，那个问题是伪造的。从南部来的各个艾森豪威尔派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南方人更有代表性，而塔夫脱派至少是终身的共和党员。参议员不幸不是全国感恩戴德的崇拜对象。在五星上将的斗篷庇护下，艾克的竞选运动代理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现在对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资格也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袖也哄来参加他们的斗争了。 艾森豪威尔原来是反对到芝加哥去的，他认为那有失尊严。相反，他愿意和他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那一周。7月1日，他和妻子玛咪在拉斐些心怀盗窃之念的人才会那样说。他说得对，那个问题是伪造的。从南部来的各个艾森豪威尔派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南方人更有代表性，而塔夫脱派至少是终身的共和党员。参议员不幸不是全国感恩戴德的崇拜对象。在五星上将的斗篷庇护下，艾克的竞选运动代理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现在对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特街750号多德斯夫妇的八个房间的灰砖房子里庆祝他们结婚36周年，他因担任军职，婚后到处漂泊，只有这个地方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家。在晚上讨论时，他的支持者终于说服了他必须前往芝加哥。次日早晨，他对记者说，他准备“向全国发出清楚的呼吁，竞选活动要规矩正派”。他要“为保持我们党的清正并能胜任国家的领导”而战斗。在代表证书委员会开展的战斗是一场“明确的是非问题”。他对“幕后密商”、“专断独行的办法”和“阴谋诡计”感到遗憾，并对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让从南方来的亲塔夫脱代表团得到席位感到震惊。他要求“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那已成为他的拥护者战斗口号。洛奇说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我们正直诚实的党的污点”，应予以排除。当时有大量这一类的话，其中一些甚至干脆指责塔夫脱是一个窃贼，这对保守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20年中，他们一肚子怨气，但这种对民主党人的不满感情比起他们在圆形剧场感到的愤怒来，要差多了。这个代表大会是想要给塔夫脱提名的。除新英格兰人外，如果它的一些成员感到可以自由根据他们的信仰去做的话，那么他们是会鼓掌欢呼来挑选他的，而且愿意连日连夜为他竞选的。甚至纽约代表团都以渴望的眼光注视着他，只有杜威紧紧地把代表团控制着。那些人——他们的电报仍在参议员手中——都一个一个地转向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那里去，他们是偷偷摸摸地去的，但又憎恨自己那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激动的情绪达到那一周的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名单的辩论达到高xdx潮时，满头乱发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踏上台去，指着纽约的旗帜叫道：“在你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再检查一下你们的内心吧。以前我们曾跟随过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引向了失败的道路。”他指着杜威大声地说：“不要再把我们引向那条路了!” 他们呼喊表示赞同，接着就伸出手去拿拥护艾克的小徽章。这都是出于选举胜利的考虑。尽管他们爱塔夫脱，但是他们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不是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大部分人在寻找一种体面的办法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去。塔夫脱的人员无意中教了他们一个办法。由于禁止电视摄影和记者进入去采访审查代表证书，结果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要想强制通过他们一派的人。“光明正大”的要求已经使人感到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班子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出一个动议，引起了摊牌，那个动议要求佐治亚、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三州的代表，在他们的资格没有被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承认之前，仍继续不给予席位。对此，参议员派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俄亥俄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布朗是塔夫脱班子的一个代理人，他对兰利的决议提出一项修正案。兰利的决议如获通过，会使艾克派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虽然塔夫脱派继续控制会议。可是布朗的修正案似乎承认那场竞赛的确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他的修正案使人看来好像是一笔交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就是那么说的。接着而来的唱名表决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局。布朗的修正案被击败了，票数是658对548。按照那个差数，共和党的控制权就转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手上。接着是他的提名，星期五中午前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式的比赛的第五天，第一次投票结果为：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8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动明尼苏达州的旗帜，在一片喧闹中叫喊道：“明尼苏达州想要把它的选票改投艾森豪威尔!”拥护塔夫脱的布里克参议员和拥护沃伦的诺兰参议员于是提议一致通过。艾克获得了胜利，成为当选人。 他在布莱克斯通旅馆的套房里从电视机看到一切，当时他和四个兄弟一起站着，神经紧张地抚摸着两个随身带的给他带来幸运的纪念品，一个是救世军硬币，一个是童子军纪念章。明尼苏达州改投以后，赫伯特?布劳内尔过来拥抱他。将军的眼睛含满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找玛咪到他身边伴他片刻。然后，他便把电话耳机提起，要同塔夫脱通话。这样做正对头了，他，大家都认为在政治上是个外行，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那参议员是否可以登门向他表示敬意。他一路上排开一批一批的人群，前往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塔夫脱的房间。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昏眼花，不知所措。摄影师们请他们微笑，他们如请露出了笑容，尽管塔夫脱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他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对党的忠诚，他没有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了。虽然他的眼光由于痛苦而发暗，但他还是尽量露出了笑容。他带着沙哑的嗓子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祝贺。我将尽一切可能在竞选运动中使他获选，并在他的任职期中与他合作。”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一般都由总统候选人指定竞选伙伴时，他表示惊奇。这是被提名者作为共和党的旗手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他本能地采取陆军参谋部门的做法，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要求“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有特殊才干并有能力识破颠覆势力”，但在布劳内尔征得“党内各领袖的集体智慧”之前，他将不做出他的决定。 邀请保守派的人前来会谈为时过早，因此那些召集来的都是艾克的人。他们聚集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中的一个房间内，那房间立即烟雾腾腾了。根据保罗?霍夫曼的回忆，第一个讨论到的人名是塔夫脱。但这个建议被否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较年轻的人，最好是一个西部的人。杜威一直等到所有可能的人选都已考虑过并遭到拒绝之后才说：“那么，我提尼克松作为合理陆军参谋部门的做法，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要求“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有特殊才干并有能力识破颠覆势力”，但在布劳内尔征得“党内各领袖的集体智慧”之前的人选。”那个参议员是符合一切要求的。他39岁，受到保守派的欢迎，搞竞选运动很卖力，从未有人说他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倾向。经过简短的讨论后，对他的推荐每人都表示同意。布劳内尔用电话告知艾森豪威尔，并要求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把他的汽车借给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自己和墨里?乔蒂纳一起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的。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中，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决定的。到他打电话给他的在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知道那消息，她也是在电视中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位刚出道的参议员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是天作之合。他的领袖所缺少的东西，他都具备了。艾森豪威尔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搞折中妥协有天才，在社交场合能左右逢源。而尼克松则天性怕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凡事不肯马虎。对于鸡尾酒会，他可受不了。他缺乏幽默感，但诚挚认真，性情孤独，在首都以穿衣服最快出名而感到自豪：八分钟穿好正式礼服，两分半钟穿好普通衣服。他总是把要办的事务清单放在他的口袋里，随身携带。艾克则让别人给他携带那些清单，要不然，要那些人干什么?艾克擅于交际，而尼克松则喜欢沉思。在经济学说和政治品德方面来说，那位将军是墨守成规的正统派，而那位参议员却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派。那个长者的力量在于对无党派的选民具有吸引力，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那个后辈在正式共和党员中间有人员，他们大部分还都是他的前辈。 当然，尼克松有比上述更多的特点。再过20年，他一生的事情都经过详细的分析以后，他的一生的各个方面就会引起他的同胞的兴趣。他在约巴?琳达度过的穷困的童年，埋藏着他巨大的鞭策力的秘密，就是靠这种鞭策力，在一家华盛顿报纸在特写中把他说成为“首都资历最浅的国会议员”之后才五年，他就在芝加哥一举成名。他对细节的观察力，成了阿尔杰?希斯的致命伤，也可以说他自己的行为就是许许多多零星细节构成的典型。他的那种推销部经理的举止，对一般人所谓原则问题的那种不放在心上的态度，他的狼吞虎咽地马马虎虎吃一顿午饭的特别习惯，对精神病医生的厌恶，总喜欢穿一件马甲——数以百计那样的尼克松特点，每一点本身都是无关要紧的，但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案。然而，当他被提升到共和党的全国候选人名单上时，他还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政客，他的重要性只在于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增色或减色的作用。相信他会增色的，这看来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曾经使希斯伏法的人，尼克松使人敬重。像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把他说成只是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麦卡锡，并且说他靠牺牲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这是不够的。不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牺牲，但是伤她最甚的人却是她的民主党同党。头一个称她为共产党候选人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民主党人，使她预选的胜利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人还没有选出他们的提名者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自胡佛当总统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参加全国性公职的竞选，该州的共和党人是很愿意用具体事实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的。有人问他们该怎么样做呢，乔蒂纳和伯纳德?布雷南回答说，最好的证据就是现金。要努力竞选就需要大量现金。接收现金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早在两年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已建立了一条捐款的渠道。他的朋友和拥护者给他保管一笔1.8万元的应急费用，现在捐款就送到了那里。 在共和党人已经离开、民主党人还没有到达的那一周，芝加哥正如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旅馆业是靠开会吃饭的，芝加哥闹市区各旅馆在这个空挡间歇期中安排了几次小会。在那艾克曾经光临而艾德莱不久又将驾到的旅馆走廊里暂时就被安全驾驶的训练员、人寿保险经纪人、罗尔斯顿?普林纳公司推销员挤满了。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塔夫脱似乎比打败他的将军更不易被人遗忘。俄亥俄州这位参议员前往魁北克省默里湾他父亲的古老避暑别墅去后好几天，他要随老塔夫脱之后进入白宫的那场最后的伟大斗争的场面，仍萦绕在人们的脑际。 在1952年那个仲夏，被击败的塔夫脱保守派是否仍会忠于共和党，确实没有把握。麦考密克上校主办的《芝加哥论坛报》把艾森豪威尔描写成为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和托姆?杜威的候选人。《太阳时报》记者问麦考密克上校，他对共和党人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如何看法，他说：“可能性是零。”《论坛报》一篇怨气冲天的社论把纽约州长描写成“今天共和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一名威斯康星州拉辛的读者写信来说，尽管他自1916年以来就一直投共和党人的票，但是“我将不投艾森杜威的票，呸他妈的艾森杜威!”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要看早被称为第二个“贝蒂?弗内斯节目”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以来，当史蒂文森州长实际上放弃参加竞选时，民主党的希望就已飘忽不定了。他在前往沃尔多夫旅馆参加筹集经费的宴会的途中，感到在那里出现可能会引起误解，就发表了一个坚决的声明说，鉴于他决定参加伊利诺伊州的重选，“我在今年夏季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公职竞选的提名。”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史蒂文森“实际上就是把提名的大“我将不投艾森杜威的票，呸他妈的艾森杜威!”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要看早被称为第二个“贝蒂?弗内斯节目”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以来，当史蒂文森州长实际上放弃参加竞选时，民主党的希望就已飘忽不定了。他在前往沃尔多夫旅馆参加筹集经费的宴会的途中，感到在那里出现可能门关上了”。 要是当初选了别的州开代表大会，他很可能把门仍旧关着的，但是作为州长，他得招待各个代表。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说的人相信，他一说话，代表大会就会如醉如狂的。于是拥护他的人就在康拉德?希尔顿旅馆的第15层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拥护史蒂文森任总统委员会。不像其他候选人的前哨基地那样，这个总部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继续尽他一切努力把门关死。在他的请求下，他的朋友们勉强答应不把他提名。7月20日星期日，在开会前一天，他向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秘密会议提出特别的呼吁，要求该团不要参加征召他出山的活动。在外面的记者，扑在地板上，把耳朵贴近滑动拉门下面的隙缝听到他谈到总统的职位，“我没有梦想过自己是胜任这个工作的——无论在气质上、智力上或体力上都不胜任。因此，我请求你们依从我的愿望，不要把我提名，也不要投我的票，万一我被提名的话。”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成功的候选人说过那样决绝的话。但到了第二天就有两件事情凑合起来和他作对。第一件是艾尔本?巴克利请16名工会领袖吃早餐，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史蒂文森没有答应接受提名，副总统就有理由要求杜鲁门支持他。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上写道，要是当初这些工会领袖支持了他，巴克利本来可以成为民主党的人选的。但是那些工会领袖没有支持他，因此就把他排除出竞选之外。第二件是，不出所料，州长的大会致词激动人心。他说：“我的朋友们，在这里，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我们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可以看得很远……这里没有……思想和抱负的任何障碍。我们不要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的精神或心灵不要任何枷锁，不要僵硬不变的思想方式，不要死板的一致。我们要的只是在自由和光明正大的竞赛中获胜的信仰和信念。” 他回顾了20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第一次被提名为总统以来的那些年月，动人地谈到自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后他露出恶作剧的眼光。“但是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他继续说，“却说这一切全是可怜的失败。几乎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想找出个办法来，而他们所找到的惟一办法就是说，这一伟大的20年的进步是施政不当、贪污腐化、社会主义、管理失调、挥霍浪费以及更糟的事等等所造成的。他们抓住那个破办法，把它死抱住不放，带到会议厅上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闹得不可开交。”真的：“在听到这一系列关于我们施政腐败的没完没了的辱骂以后，第二天早晨邮件还是准时送达，这叫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我们民主党人绝不是这里惟一的受害者。他们首先是自相残杀，然后又来对付我们。两次都是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因为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也许靠近屠宰场就是说明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吧。” 就在这个当儿，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钓鱼的小旅舍里看着电视，有些担忧。但是民主党的代表们却有了勇气。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上写道：“在一天里面，所有混乱交错的潮流似乎都汇集到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这个矮小的人物身上，把他看成是代表大会上一个惟一的、几乎是自然的人选。只有总统采取行动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里一般的看法是，即使总统采取行动，现在也为时已晚了。” 星期四接近傍晚时分，印第安纳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92年前，这个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召唤伊利诺伊州最伟大的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出来。当时林肯也是不愿意的，但有时一个人是不得推却的。我现在把这个我们不允许推却的人提出来，摆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当施里克走向讲坛的时候，史蒂文森就已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他给白宫打电话问过，如果史蒂文森同意被提名，总统是否会感到为难。杜鲁门说：“从1月份以来，我一直想要你说出那句话。为什么会使我为难呢?” 在投票进行的时候，史蒂文森坐在北阿斯特街1416号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父亲家里的二楼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着横线的拍纸簿上起草接受提名的演讲。凯弗维尔在头两次投票中领先。在第三次的投票后，史蒂文森要达到多数尚缺两票半。犹他州突然改投它的12票，于是在7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那位勉为其难的州长就成为1952年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在他一开始当上候选人的时候就遇到不祥的征兆。管风琴一次又一次无力地奏出那首竞选运动的歌曲“不要让他们把它夺去”，这是一种露骨地要想打动大众贪婪心理的呼吁。接着哈里?杜鲁门就把候选人向代表们作了介绍。四年前总统逆转了劣势，取得了胜利。自此以来，他的政治声望降低了，尽管总统大声地说：“你们已提出了一个胜利者，我要脱掉上衣、大干一场，尽我一切能力帮他获胜。”但是史蒂文森的微笑似乎有些惨淡。对七千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个情景使人回忆起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政治彭德格斯特(1873～1945年)，美国民主党政客，操纵密苏里州政治多年，当年杜鲁门属他门下。——译者。因此，这个新人看上去像个彭德格斯特的门徒。几分钟后，州长又给自己的得胜机会来一个打击。他很少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这时却说了这样的话：“我已祷告过慈父，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在这样可怕的责任面前，一个人是不能由于恐惧、自私或假装谦虚而退缩的。因此，‘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意旨成全’。” 对于那些虔诚信教的人来说，重复基督在客尼马西客尼马西位于耶路撒冷东面，耶稣在那里被出卖、逮捕和受苦。参考《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译者的祈祷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上他的电视机，对他的钓鱼伙伴说：“伙计们，听了那些话以后，我认为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更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那篇出众的演说。史蒂文森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忆淡忘了之后，留下的将是“在国内受到内争、不和和物质至上这些憔悴可怕的幽灵的作祟，在国外遇到不择手段、不可思议、心怀敌意的强国的历史时刻，把责任承担起来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20世纪是基督降世以来流血最多、动乱最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考验，远远还没有过去。在未来的岁月里，牺牲、忍耐、谅解和坚定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命运。让我们正视它吧——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理，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我们正处在一个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可不是轻易能做出的，正如当你被攻击时进行抵抗一样，这是一场长期的、需要耐心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只有它才能保证战胜人类主要的敌人——战争、穷困和暴政——战胜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这是这三个敌人无论哪一个的最可悲的后果……” “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带领人民走入歧途好，”史蒂文森说，“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对人民管理不当好。” 史蒂文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在讲坛亮相以后，便乘火车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去了。在那里他决定割断与杜鲁门的关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总部将设在那里，而不在华盛顿，甚至不在纽约。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是杜鲁门的人，将由史蒂文森的朋友，一个芝加哥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来代替。 在宣布他政治上的独立时，他甚至对一个俄勒冈州的记者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清洗“华盛顿的污浊”。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时挖苦说：“史蒂文森怎么会希望既能够说服美国的选民维持民主党继续执政，又似乎否认同民主党的有势力分子有关联，我可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产对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多大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是个性突出、实实在在的人，因此不能称他们是任何人的配角。尽管如此，在他们大比武前夕，他们各自的特点极不相同。正如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驰名的笑容的中心是他的嘴巴，而史蒂文森则是他的一双眼睛。将军向人群招手致意时，双臂外伸，而当他说话时，他常常说，“我听说”或“有人告诉我”。州长则往往不是那样，而是说，“我想起”或“有人提醒我”。他的手势不大，两肘总是贴在身边。他担忧国家那种沾沾自满的物质至上态度，它的“精神上的失业状态”。他的那些话本来是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的。甚至“现状”这个词儿也使他感到困难；如果他在演说要说这话，他总会跟着一句道歉的话，“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但物质的繁荣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把它看成是一种幸事，并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不像他的对手那样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需要时间来摸索他的竞选活动的自然规律——事实上，需要的时间要那么多，使他的一些助手对他能否把这个规律摸索出来失去了信心。他在结束他的钓鱼旅行时说：“美国今天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走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路。”首先，那句话就不是一句吸引人的话，而他在第二天、第三天一再重复那句话时，记者中间就有人谈论跨过三八线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6日报道说，他吸引了大批大批的听众，但“来听他恳求听众协助把民主党人赶下台的人却常常不多”。 在第一个月中，共和党人几乎惟一可乐观的，是他们报纸的支持。支持史蒂文森的报纸刚好有201家，每日销售量440万。对照之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报纸有993家，每日销售量达4010万份。然而，即使在这里，新闻栏由于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谈话，往往破坏了亲艾克的社论。州长非常善于选择时机。艾克一说他将保留一些民主党的纲领，州长就说他将自豪地站在党的大部分成绩上面，“只希望……将军站开一些，多留给他一些地方。”他指责说，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共和党人缺乏新思想，“至于他们的讲台英语亦即纲领。——译者，那么，没有人能够站在一大堆滑溜溜的鳝鱼上面的。”9月12日，在结束他的6500英里的西部旅行时，他听到塔夫脱曾把一份保守的声明带到将军的纽约家中，经过两小时的会谈后，艾森豪威尔对每一项的细节都同意了。史蒂文森称此为“莫宁赛德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失去了提名，但赢得了提名人。”而当苦恼的艾克申明总统的职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的时候，州长再给他刺一下：“我的对手为我的滑稽骨肘部尺骨端俗名，神经敏感，一触即麻。——译者操心，但我则为他的脊梁骨担心。”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双方来说，现在相当清楚，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电视人物。这个人正在树立一个榜样，不但使后来的候选人几乎无法仿效，而且连史蒂文森自己要保持下去也将会相当困难。”在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次竞选看来颇像1948年那次的重现，只是领先的是另一个人罢了。竞选运动进行了六个星期以后，亲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在其系统内全部19家报纸的头一版上刊登了一篇绝望挣扎的社论。那篇社论说，“艾克的竞选情况像一条干涸的小河，”因为他没有“狠狠地出来干”。他说过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艾克不知道的话，”那篇社论继续说，“他最好还是去查明真相。因为那是这个竞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争论点之一。问一下今天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吧。”那篇社论结束时说：“我们仍始终抱着希望……希望他将狠狠地打。不然的话，还不如承认失败算了。” 那就是这次选举中的转折点之一。它把竞选运动的水平导致普遍下降，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把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加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竞选人，从共和党的立场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在大约同一时候，史蒂文森的机智风趣开始引起不利的反响。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说，在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往往是害怕幽默并且竭力避免幽默的。一些选举人开始说，将军是对的，争取白宫的斗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件在9月出现的使人惊异的事情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条件，有些选民可能不信任。美国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普遍不喜欢知识分子气味的。与希斯的垮台和麦卡锡的得势的同时，政治上使用蔑视知识分子的话的倾向也随之显著增长——“留长头发的”、“做好事的”、“高额头”、“双圆顶”、“软心肠”。现在1952年竞选运动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呼，成了庸俗市侩的一种口头禅，这种市侩庸俗风气在今后的五年中还要大为流行。 想出这个称呼来的人是约翰?艾尔索普，即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的另一个弟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又是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约请办事处负责人。9月中旬，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来问他近况如何，约翰回答说很好；在新英格兰，看来好像是共和党顺利的一年。他反过来问其他各地的情况怎样。斯图尔特说，虽然大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反对塔夫脱，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却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索了一下。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想：“虽然史蒂文森要打动的，而且有力地打动的，是人们的理智；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又是大人物，却更加有力得多地打动多得多的人们的感情。”当他的哥哥等他说话时，约翰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搞政治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容貌——一个平滑的、无名氏的、神情傲慢的、椭圆形的脑袋。“是啊，”他说，“所有的鸡蛋脑袋鸡蛋脑袋(egghead)，可意译做书呆子。——译者都支持史蒂文森，但是鸡蛋脑袋有多少呢?” 斯图尔特把它用在他的专栏上。艾尔索普兄弟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称呼看做是骂人的话，但他们很快就控制不住了。它适应了一种需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骂人的话了。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抓住这句话的一个人。还没有了解它的由来，他便写道：“看来是在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的。”在他看来，这代表“一个自命有知识的人，他往往是一名教授或是教授的门徒，”对于“任何问题都只知皮毛”，他另外又“有女人气”、“目空一切”、“过分自大”，一个“支持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是啊，还是“一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假如史蒂文森当选的话，“鸡蛋脑袋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就会走上糊涂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诈撞骗和精神混乱的道路上去。” 突然之间竞选运动变成一场对阵恶战。两党党徒从主要人物确立的高水平降下来，相互乱骂一气，有时含沙射影，有时夸大其词到了荒谬的程度——所有这些过度行为都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历次重大的选举中都不免出现。后来对谁究竟说过什么，也弄得稀里糊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对于究竟是谁在竞选，也搞不清楚了。从哈里?杜鲁门的表现来看，好像是他在竞选的样子，而亨利?卢斯看来也同意。总统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又经过中西部回来，一路逢站必停，发表竞选演说，花了两周的时间对艾森豪威尔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品格提出疑问。《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同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把那次旅行描写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的个人品格一次持久的攻击，对于一个处在杜鲁门先生地位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中看到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是你从那里找不到多少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事情。《生活》杂志有一期专门刊登总统和将军的图片，却一张也没有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对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的。总的说来，他的竞选方式如史蒂文森那样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演说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够改变其中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幸亏有最高法院，真是谢天谢地。”)其他所说的话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谈鸡蛋的演讲，在作这种演讲时他总是拿着一只鸡蛋高高举起，表示愤慨说，政府要向这种小小的自然产品征收上百种不同的税，可是自己又不做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指出的，将军不大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蛊惑人心，甚至连夸大其词也不是。埃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重要的演说没有发表之前，就用一支蓝铅笔小心地检查一遍，在国内事务上划掉那些诸如“改革运动”之类的词，在对外政策上划掉那些诸如“解放”之类的词。留下的大部分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正直的愤怒。他提出的事实，可能不一定弄清楚，但像他的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反正有事情不对头，这使他生气。 这时群众都站在他一边。“我们喜欢艾克”这个齐声呼叫的口号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号令，不如说是颂扬他的一首赞歌。正如约翰?艾尔索普所注意到的，史蒂文森企图说服人们，但艾森豪威尔则想感动他们。而他正在取得成功。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社会大众“喜欢他对贪污腐化几声怒骂，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议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了“力量、胜利、坚定的信心。千千万万的人都乐于只凭信任，只凭他的脸孔，只凭他的微笑，只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的形象，只凭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而相信他。” 这比卡尔?蒙特为了共和党制定的争取胜利方案——朝鲜、犯罪、共产主义、贪污腐化等四大问题——水平就高得多了。像蒙特那样的人，在共和党内是很多的，艾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不得不把他们照单全收。他本来可以干脆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来讨好对他们不满的人。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一句公平的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海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知道将军对共和党那些极端保守的人的看法。当詹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坛上想要拥抱他时，艾森豪威尔往后退缩。后来他告诉休斯说：“一同那个人接触我就感到肮脏。”10月3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拒绝摄影师要求他和乔?麦卡锡两人合拍一张照片，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麦卡锡气愤地走开了，尽管那件事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候选人当天在密尔沃基又碰到那个参议员时没有公开同他决裂。当艾克在准备那篇在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讲稿时，情绪高昂，因此对休斯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在麦卡锡的后院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马歇尔致敬?”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就把向马歇尔致敬的话插入预发给报社的演讲稿内。这时沃尔特?科勒州长在皮奥里亚上了火车。他使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侍从武官威尔顿?“杰里”?珀森斯将军相信，那句致敬的话有可能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向艾克提出时，他说：“你们是想要我把有关马歇尔那段话抽出来吗?”亚当斯说：“对了，将军。”艾克说：“那么，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吧。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科罗拉多已把那个问题极为详尽地谈过了。” 话虽这样说，他可没有那样详尽地谈过。在科罗拉多赞扬他的老上司并不等于在威斯康星州追击机尾炮手乔?麦卡锡。正如他自己是首先发现的那样，密尔沃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发扬正气、打击歪风的好地方。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且报界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为什么放弃的原因。将军先而采取大胆立场继又改变主意，这不是第一次。他曾说过他将留在巴黎不走，但接着又要求派人前来接替他的职位，他也说过不愿前往芝加哥，但后来却又去了。在他的从政岁月中，这成了他的一个使人丧气的习惯，给了他的敌手一种软弱的印象，使他的手下人员晕头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害怕麦卡锡——后来他会证明他并不害怕，或者是他自己愿意用下流卑劣的手段来进行竞选。 有些民主党人说他是那样的，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麦卡锡参加，任何选举都会成为一种肮脏的场合。麦卡锡自己是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他对11月竞选结果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法测定。有人是相信他的，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能够比史蒂文森更好地对待他，这些人固然投了他的票，但是也有别的人因不满他的手法而投到民主党的阵营中去。选举的结果胜负不定。有四个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垒，其中一个是泰丁斯，都被击败了。但是同时，麦卡锡本人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对622175票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则是870444票对731402票，不单比将军的要少，而且使他在获胜的州候选人中间瞠乎其后。 但他还是一种力量，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就是企图在电视上给史蒂文森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阿尔杰”，他开始说，一边又在改正他的话时装出假笑，“我是说艾德莱”。没有别的人像麦卡锡在政治上那样彻底堕落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堕落到膝部——或臀部。这大概是因为你要当选的话就非得说民主党人是卖国贼，或者至少共和党人是那样想的。即使在格林贝，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自己和乔之间划清了界限的地方，他也感到不得不补充几句：“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一些，他和我要肃清政府中的那些窝囊无能、贪污腐化，尤其是从事颠覆和不忠于国的人，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这些分歧在于使用什么方法罢了。” 他的竞选伙伴就更为直率。尼克松一再说，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竞选中获胜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生命由于那个间谍集团的活动而遭到危险，因而丧生”。他接着说：“史蒂文森先生就是被告的品格证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是阿尔杰?希斯的名声、他的好名声的证人。他作证说，阿尔杰?希斯在诚实方面以及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是在摆出这些事实以后，是在希斯不得不拨开钱伯斯的嘴巴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的这场对质以后，是在从那个南瓜里拿出那些文件以后，是在摆出所有这些事实以后做出的……是史蒂文森先生自愿做出的。” 民主党的发言人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朝着11月竞选走着正道，他的竞选伙伴走的却是邪道。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某人的策划。他们就是不同的两种人。艾克小心谨慎，作为一个将军来说，可说一点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他之所以受人爱戴也在于此。他不愿与史蒂文森对阵就像不愿与麦卡锡对阵一样。对照之下，尼克松却猛冲直撞，手持凶器，好斗成性，假如说他在那年的秋天伤害了一些好人的话，那么也要说句公道话，就是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尼克松秘密经费!”《纽约邮报》首页大字标题叫道。刊登在第二页的两行通栏标题是： 富翁的秘密经费使尼克松过着和他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利奥?卡切尔报道 洛杉矶——今天揭露有一个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参议员谋经济利益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卡切尔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作家，把大部分的事实搞错了，包括在那笔经费中款项的数额及其合法性。那个银行特别账目不论在字面或精神上都是合乎法律的。从政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他们的开支。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或者接受过高的法律手续费，或者在100元一客的宴会上讲话。史蒂文森也设了一笔经费，以便用来津贴那些辞退高薪的工作而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这笔经费是由其他商人捐献的，正如史蒂文森所说，“不存在不正派影响的问题，因为在捐献者与受益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在尼克松的经费中两者也没有任何联系。捐款每笔不超过500元一年，都是交付达纳?史密斯的，他是帕萨迪纳的一个律师，担任经费信托人和经理。在两年期间内，有76名捐献者平均每人捐助了240元；讲话的录音、旅行、邮资以及寄送给以前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圣诞卡共支去了18235元。这些用途全部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文给过尼克松或其妻子。此外，那笔钱从来就不是“秘密”。银行账户以及史密斯对它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一点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他反共宣传的狂热中，他已成为一个玩弄无关小节的大师。钱伯斯的嘴巴里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南瓜内，这些都和希斯的名声没有关系。的确，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是没有污点，对他越不利，因为这证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卖国行为那么骇人听闻的原因。在那个意义上，史蒂文森的作证由于证明大家对希斯的信任，反而使希斯更显得有罪了。但尼克松反过来来看，他的推理是：希斯是间谍，史蒂文森早就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是有嫌疑的。诽谤他的推理则是：有些政客是接受贿赂的，尼克松拿过钱，因此尼克松也是贪污的。《邮报》对他所作的揭发产生的影响，由于他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假装神圣而扩大了。他第一次对《邮报》的揭发的反应是完全合乎他的性格的。当尼克松的列车正要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名质问者叫着说：“告诉他们那1.6万元是怎么回事!”他一听马上叫道：“停车!停车!”列车停了下来，于是他对人群讲话，但没有把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却是一笔糊涂账。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为美国调查共产党人做的工作。自从我做了这种工作，共产党、左翼分子就用尽方法来污蔑我，甚至在我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我今天头一次透露这件事来——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攻击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他们就要污蔑我……” 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被转移目标的。产联已经在指控尼克松被靠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加利福尼亚免税委员会宣布要调查那笔经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寄出一封信给报刊编辑，提醒他们“国会议员如有受贿或贪污”的有关刑法条款，米切尔主席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推测对于尼克松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事实还没有全部收集之前，史蒂文森拒绝做出判断。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旗手认为可以对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作不利断语，那么其结果将会造成大乱。将军没有说过他相信那一点，但他也没有称之为荒谬；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艾克专用列车“展望”号上的沉默越来越使人难熬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认为那笔经费没有问题。胡佛发表声明说：“假如华盛顿市的每一个人都有像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爱国，我国就会好得多。”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估计了一下，假如艾克改换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要多花多少印刷费，但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续一昼夜的审计。他们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在艾克专车上的记者要求他发表意见。他正式说，他对尼克松为人诚实是信得过的，并且相信参议员为了洗清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实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的面前”。那完全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他说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好像他还得要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人。将军的心中确是那么想。当他同报道他旅行的记者一起喝啤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酒的时候，记者们问他：“你是否认为尼克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他皱起眉来回答说：“一点也不是。”他实在不很了解尼克松，他说，他只和他会过一两次面，他想获得有关那参议员为人诚实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反问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像犬齿一样的洁白，对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事情要进行肃清又有什么用处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处。据《先驱论坛报》厄尔?梅佐说，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里投了票，“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的工作人员中连一票也得不到。”站在副总统候选人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主意，”罗杰斯后来说，“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有些把握地肯定这件事情会顺利解决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电台和电视上向人民说清楚。杜威向尼克松建议，要尽快这样做。尼克松同意，但他认为他有权首先对艾森豪威尔谈一次话。他同“展望”号专用列车打了直通电话。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以后，参议员便谈了杜威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说：“我一切由你做主。”接着他又说：“我希望你知道，现在或者以后任何时候，你如决定要我退出竞选，你可以肯定，我将立刻遵从你的判断来做。”艾克说他认为不会需要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样尼克松就火了。他白白地受到了大家的嘲弄，他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当然，旗手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他于是明白告诉那位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就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消息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保证付出7.5万元，供他在电台上向全国作半小时的解释。共和党的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公司已经和全国广播公司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个无线电台，共同无线电网560个电台全部挂上了钩。他们想要知道参议员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空隙时间，那就是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尼克松说：“不可能。”他要回到加利福尼亚去，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不过，他可以在第三天晚上准备好。于是就决定他在米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上镜头。在联合航空公司定了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参议员就准备前往那里的大使旅馆关起门来作准备。 在途中，他从面前的坐位抽出一扎联合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写下了一些粗略的笔记： 切克尔斯…… 帕特的料子大衣——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说他曾想起切克尔斯，那是尼克松家里的狗，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中曾巧妙地利用过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貂皮大衣给尼克松”，他想，他的妻子果真没有一件。林肯那句话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管你们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 讲话结束了。在克利夫兰市，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对萨墨菲尔德说：“好啦，阿瑟，你的7.5万元肯定没有白花。” 在卡皮顿剧院，尼克松对那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说：“我非常抱歉，我的讲话过了时间。我把节目弄糟了，对不起。”他一面向那些电机师致谢，一面把他的讲话笔记稿收拾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接着，一阵狂怒，把那叠东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乔蒂纳喜洋洋地走进来想向他致贺，但怎么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这是一次大失败，”他说，“我不能及时结束讲话。”在更衣室里，他转身避开了他的朋友，哇地一声哭起来。 后来，他又有一次机会回忆那次事情。在他所写的书《六次危机》里，他将回忆起那些被他的雄辩口才所感动的摄影师眼里的眼泪。在他的回忆中，化妆师对他说，“这一回可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精彩的广播的。”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抢着打电话来祝贺，使播音室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电视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那次广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紧接着演说之后，他老是想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在他刚要开始告诉他的听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址那句最重要的话时，镜头红灯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的时间卡得不紧使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地址。而没有通讯地址——他这样推论——他们就无法答复，委员会就根本不会收到函电。当他走近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时，一只爱尔兰大猎狗摆动着尾巴跳奔出来。他闷闷不乐地对帕特说：“好吧，我们至少在狗世界里得到了成功。”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事实上艾克曾致电向他祝贺，但他的来电在雪片一般飞来大批的电报中遗失了，由此而造成的误会，在尼克松和将军的顾问之间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伤痕。从克利夫兰传到大使旅馆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半小时的广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一次面谈。这一点，部分是确实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感到半小时未免太短。为了面子起见，他觉得他们两人应该在次日傍晚，在惠林私下面谈一下，从此就不再提那笔经费的事了。他原来以为在向尼克松的电视演说表示敬慕的电报中，尼克松早已接到他的建议了。尼克松经过这许多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日子之后，结果竟是这样，未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失望，这使他大发脾气。“他还有什么可以要求我的?”他大声地说。于是，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来，口述了一封电稿，向萨默菲尔德表示辞去副总统候选人，叫他们另请高明。在那封电报没有发出之前，乔蒂纳就把稿子拿去撕毁了。尼克松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但他们两人都决定，最好是把前往惠林会面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到蒙大拿州米苏拉搭他的竞选专车继续从事竞选。一封不服从上级的电报送到艾克手上：“星期日到华盛顿，在你以后任何合适时候和你面谈。” 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的本名是诺玛?珍?贝克。她是格拉迪斯?珀尔?欠克(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私生女。母亲格拉迪斯曾为MGM(哥伦比亚的一家顶级电影制版厂)做剪影，一生很频繁地进出收容所。格拉迪斯的疯病折磨着其父母和弟弟，竟至于使其弟自杀。她给那个在诺玛?塔玛兹之后出生的婴儿起名叫“今岁孤星”(1926)。若干年后，当孩子长大成人，执导《二十世纪之狐》的异演给她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在成名之前，玛丽莲曾给她的生父打过一次电话，他的秘书回话说：“他不想见你。他建议，你如若不满，可以去找他的律师，接受其保护。” 玛丽莲没有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当然了，如果一个女孩有理由控诉她的凄惨的童年生活的话，她会那样做的。她曾先后做过12个家庭的养女，他们所表现出的形形色色的粗俗，可真够“水准”的。其中，有一家将空威士忌酒瓶给她当玩具。另外两家痴迷于宗教，他们之中的一家把教唱《耶稣爱我》作为对她的惩罚；如若她有不纯洁的想法，就用磨刀用的皮带抽打。当她不穿衣服与小男孩比较彼此身体的不同时，他们称她为小“荡妇”。她喜欢狗，而一位邻居杀了它。她的外祖母曾想用枕头闷死她，她在孤儿院里待了21个月。在16岁时，她与一个比她年长许多岁的人结了婚。她不喜欢他，于是逃离了那种监狱般的恶劣环境。此时，她变了一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患有慢性失眠症，贪婪地渴望被人追求。 她的第一任丈夫教会她如何在墨菲床(不用时可折起放进墙壁的床)上富有性感，她为此而自豪，她的余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生活，并从不厌足。 她渴望被更多的人崇拜。她在童年时期，就常常在周六的下午在格拉曼埃及影院观看贝特?戴维丝在《耶洗别》耶洗别：以色列王Ahab之妻，以邪恶淫荡著名，见《圣经?列王记》，后人们借指无耻荡妇、浓妆艳抹的女人。——编者中，和诺尔玛?希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之女。勾结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被抓，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墨菲床(不用时可折起放进墙壁的床)上富有性感，她为此而自豪，她的余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生活，并从不厌足。 她渴望被更多的人死于断头台上。——编者中的表演，梦想成为影界的一员而在银幕上露面。在外界，她想方设法步克莱拉?鲍尔、珍妮特?盖伊诺和格洛尔?斯明森的后尘。耶尔克让她在战地妇女的作荡妇、浓妆艳抹的女人。——编者中，和诺尔玛?希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之女。勾结奥地利干涉法国革命被抓，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墨菲床(不用时可折起放进墙壁的床)上富有性感，她为此而自豪，她的余生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生活，并从不厌足。 她渴望被更多的人品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第一次试镜头时，她走进屋子，坐下后点着一支烟。最先看到样片的一个男子看后说：“我打了一个寒战。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我看到了无声电影所不具备的东西。在这样寂寞的年代里，她是我首次看到的较为优秀的影星。镜头的每一个画面都散发着性感。” 比利?怀尔德后来为她执导了《热情似火》，这部影片被称为“情欲的冲击”。具备她的特点的其他影星是克拉拉?鲍、琼?哈洛和丽塔?海乌斯。观众最早见到她是在《马克斯的弟兄们》和《爱的幸福》中。片中，她款挪玉步，走进一家私人侦探的办公室，娇喘吁吁地说：“有人在追我!”顷刻间，所有的观众对她所说的话来了兴趣。 影片《柏油丛林》和《夏娃的故事》上演后，她名声大振。她那甩胸扭臀、洒脱而又颇具挑逗性的步态被伦敦劳埃德协会投了重金保险。 她值此殊荣。在1950～1961年间，她的23部影片创值20亿元，当时只有法国的布丽奇特?巴多特才可以与她媲美。玛丽莲平均每周收到5000封信，多数是求爱信件。有一位狂热执着追求她的土耳其人，因她不接受他的求爱，竟至割腕自杀。《真理报》(俄)和罗马教廷的《LOsservatureRomano》评论说，她是“邪恶社会的代表”。纽那利?约翰逊说她像尼亚加拉瀑布和大峡谷一样自然天成。对待生活，她是“一个欢闹的伯纳德”。她贪恋色情，与不可胜数的男人亲昵过(她迷恋的尺度是37.5—23—36英寸)。这些忘情于她所营造的温柔乡中的男人早已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是谁了。她那气喘吁吁的娇音、炽烈的情欲、淡灰色的秀发、温润的香唇、迷人的蓝眼睛和撩人的玉步，无不使男人为之神魂颠倒。 她女性的本能表现得如此让人难以捉摸，她的情欲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敢在摄影机前做爱。由于这一点，她的淫欲能唤起观众——甚至妇女——的共鸣。其实，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奥妙之处，她总是有准备地甚至是急切地将自己失身于那些求爱者。在14岁时，她的朋友的父亲曾粗鲁地戏弄过她。一年夏天，一位下班的警察上门挑逗她。她从未对此感到过惊恐，甚至连不满也没有表示过。 她做了一位戏剧代理人的情妇，这位代理人因此日渐消瘦。由医生告诉他心脏不好，必须节制性生活，但玛丽莲性欲太强烈了，弄得他身体虚弱，难以招架，身体终于完全垮了，做了牡丹花下的风流鬼。之后，她与乔?狄马乔结婚，当他俩各自东西的时候，她脚穿鹿皮鞋，整天在洛杉矶茫茫的人海中四处寻觅她的性伴侣。在影片《让我们相爱》中，她扮演了阿瑟?米勒太太。在片中，她诱奸了蒙塔迪，米勒也知道了奸情。 她狂欢在肉欲中。作为一名正在走红的明星，她为一家日历做裸体封面，这并不是为了50美元的酬劳，而是她热衷于这样做。她从一位摄影师那里学会了拍摄透明照，这张照片展示了她的xx毛。她把该照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狄马乔。当她称狄马乔为“猛击者”时，是很一本正经的。在拍摄《七年之痒》时，有一个在人行道上做爱的镜头，招来许多围观者，直到一阵地铁风将她的裙子撩过臀部，方才作罢。狄马乔此时很生梦露的气，而对她来说，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 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潜心投入到为《花花公子》拍摄裸体照中，能将这些裸体照刊登在全世界的妇女杂志上，是她的夙愿。在发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观看她的影片的禁令之前，她极想将影片提前与观众见面。约翰?赫斯顿在影片《不合体的衣着》拍摄过程中，将她暴露的胸部剪截掉了，她发疯似地吼道：“让人们远离电视吧!我喜欢做监审员没有通过的事情。我们到底为了什么?难道我们只能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吗?他们这样做是自我否定他们的监审制度。这是可悲的，但愿这样的事情不要在我的一生中总是发生。” 她成为像卓别林和盖博一样的大明星。她获得“英国影后”之殊荣。这种成就感使她飘飘然了。她的三次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流过两次产，因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好莱坞一直将她塑造为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性形象。她曾不声不响跑到东部，向斯特劳斯伯克斯学习严肃高雅的表演艺术，但两年后，她又重返加州，仍然寻求做一些在性表演方面难度颇大的事。 1959年元月，影片《热情似火》上映，使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她成功的光环下笼罩着一种公众看不到的阴影。她酗酒无度，沉溺于巴比酸盐之中，因而变得迟钝、不守时，以至于疏远了许多男演员搭档。那对易装癖的扮演者——杰克?莱门和托尼?柯苇斯不得不整天在那儿踱来踱去等待她的出现。要想在上午6∶30之前叫醒她，得借助于一大桶黑咖啡和男按摩师的力量。每当她的侍从想将她放平稳时，她总是身不由己地来回滚动。她的鼾声如雷。每次拍摄的时间只能在下午4点开始，有时竟推迟到第二天一早，她才能重试镜头。 她荒疏了业务。某一场剧中，让她说“是我，苏格”这样一句简单的台词，她得试47次之多。 对她给剧组造成的不便和花费，她不屑一顾。她参与的一部电影制作成本竟高达100万美元。一次，导演的助手去化妆室找她，告诉她男演员都在等她，她生气地吼道：“滚出去!” 电影《予取予夺》时值七周的拍摄中，玛丽莲总是迟到，导演福克斯解雇了她，但停职仅有五天。这是在1962年的夏天，她年仅36岁，但看起来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她曾对一位记者说：“我最大的欣慰是我了却了我的夙愿。我不知道你们在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样的短跑，但我已到达了终点，这使我很欣慰。我已经做过了，昔日永远不会重现。” 与她私通的最后一位人物是律师，也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她生怕毁掉他的政治生涯，更怕怀上孩子。1962年8月5日，他让玛丽莲陪他参加一场晚宴，席间有一些朋友和两个妓女，她为此大发雷霆。回家后，她在唱机上放了许多西纳特拉的唱片，吞下了药柜里所有的宁比泰，从此香消玉殒。 她的尸体(验尸档案字第81128号)放在洛杉矶冻尸所里一直无人认领，最后还是乔?狄马乔认领了她的尸体，举办了葬礼。至于如何处理她的后事，她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其实，她生前曾对做殓衣和给遗体整容等事宜做了很具体的安排：由艾伦斯德整容，由阿格尼丝?弗拉纳做发型，由玛格丽?普利彻做殓衣。
25、整顿受挫
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xdx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tengonadaquevercon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
26、将军可以休矣
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xx。”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过尔尔。” 他患的确是癌症。每天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岛上将息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之下，这位国务卿专心致志地在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而正在他进行斗争之际，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但是这都不过是外交辞令，杜勒斯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尽管他通过电话与白宫和国务院保持密切接触，警惕出现任何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那些能够察辨各种征兆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通晓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到失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在1960年选举中，为共和党总统继任人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根据同总统的谈话，备忘录把杜勒斯在雾谷的六年中所反对的一切都当做了争取的目标。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认为，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备忘录宣称总统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总理已准备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6日欢迎安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访美之行回国时说，“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在西方有人说赫鲁晓夫“比谁都更害怕战争”，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过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说，要举行任何会议都必须由苏联先表现出诚意，而对此他是很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立意要赢得冷战，而不是要结束冷战。但是这一次，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中。”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如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他们不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红军就将撵他们出去。按杜勒斯的风格作复，原本会是回敬一份最后通牒，并且显示一下实力，在战争边缘上迫使对方摊牌。而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最高级会议前进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态的发展，也确是如此。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分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五周后，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在杜勒斯去世整整两个月后的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随后发生的事很难说是对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贡献，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人的好斗本能。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全部陈设。那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样板住宅不禁大为光火。它触到了他的痛处。俄国制造人造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为代价的。展览会的开幕实况在苏联通过电视播放了，赫鲁晓夫感到他有点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应战的人。开幕式也要在美国电视中播放。尼克松一心想当来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对竞选策略有些什么看法，尼克松却有他自己一套计划，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上使他自己受气势汹汹的共产党人的欺负。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或是“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辩论开始是在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苏联总理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 尼克松：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最后的话是他说的)：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像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上千次演说中，塑造了一个充当华尔街走狗的典型资本主义政客的固定不变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却与之并不相符。尼克松的不利之处酷似赫鲁晓夫的困难，犹如镜中对影。他心目中的邪恶的共产党头子的原型，在本质上像个稻草人，而其活力则和星期日画刊的纸上精怪一样。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国总理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在尼克松回国后，立即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杜勒斯反对这类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盟国可能觉得他们会被抛弃。为了使他们放心，总统在8月末飞赴欧洲，以两周的时间分别同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旅行。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感情没有受到党派界限和意识形态上的侵扰。在他们看来，他是领导胜利的远征军，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和蔼、正直、不唱高调的美国将军。德国人看来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感激。当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驰轿车进入波恩时，估计有比该市人口还多一倍的31.5万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欢呼，手持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仰仗你”。在伦敦，他的座车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这里几十万人群欢呼“见到你很高兴，艾克”和“干得好，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从这个广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指挥联军打败了希特勒。 现在正进入困难时期的戴高乐，本来宁愿巴黎人表现得更节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尔歇机场，这两位将军出身的总统互致颂辞，接着从人群中发出的“艾克”(在法语中叫成了“夷克”)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过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 这些人同他们视为绝对邪恶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他们不想出卖灵魂，他们就只好逃出美国记者当时所谓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复祖国。古巴人自有他们的风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尔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从你的嘴里听到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因此决定退出运动。他装扮成神甫，随身携带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走进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把他藏入一艘往北开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房舱中。在坦帕码头，迎接阿尔廷梅的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在迈阿密(这里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许多难民，简直像个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们自我介绍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尔廷梅后来发现这些人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自认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即便问他们，他们也并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说法是，他们受雇于一家决心解决古巴问题的美国大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尤其十分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个子很高，衣着豪华，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务：“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再提醒阿尔廷梅：“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的人员。我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一家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后来，这些美国人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后台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豪。古巴人彼此挤挤眼，开玩笑说那位百万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个人说：“那时我们也真够蠢的，以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们。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联邦调查局发觉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全都有坐牢的危险。特务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的原因。这也被说成是要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使暗号之类的鬼把戏的原因。美国人惟恐两面特务打进来。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测谎器测验，罗沙克测验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克(1884～1922年)发明的通过所谓“墨迹测验”方式进行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对一大堆无意义的墨迹提出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从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动。——译者和一位带很重的德国口音、态度和蔼、戴眼镜的精神病学者(他叫“马克斯”)长时间的盘问。测验合格的人就派出执行神秘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要求他们当中某个人飞往纽约，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以“乔治?林戈”之名登记下榻，然后按照一连串别人打来的电话行事——直到美国人消除怀疑。 审查合格的人被分成两组。年纪轻一些愿意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编成一个旅——后来一直被称做LaBrigada(旅团)。年纪大一些的在迈阿密组成一个联合政治阵线，以后准备接替卡斯特罗的政府。这“阵线”的实际作用，就是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了。不过，有关那些年轻战士的情况则泄露不多，因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实泄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诉卡斯特罗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队的实际力量多小，他也不会相信。他估计这支部队大约两万多人。可是迟至1960年11月，实际只有450人，而且从未超过1200人。为了有人被俘时，欺骗敌人，军人编号是从2500开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亡，这个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旅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压着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符号和战旗也都用这种徽记。 后来，特务们的伪装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动计划完全是按照华盛顿最高级命令行事的。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面计划来自一个叫做“特别小组”的机构——由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他知情，而且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所作的最后努力时，总统批准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用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意见。 “古巴旅”行动的许多细节，简直好像出自当时日益畅销的伊恩?弗莱明所写，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一本离奇的间谍小说。负责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军官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都是一些老兵。他们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人。训练地点的选择看起来几乎是毫无计划的。起初由一个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报局通过弗兰克?本德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中的名胜乌泽帕岛；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乌泽帕乡村俱乐部，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艺。随后，一架C-54型运输机把他们运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美国陆军丛林战训练营。原本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教官丢下一张巴拿马市的报纸，而且从训练营地的一个小山头上看去，运河也清晰可见。 经过了八周的游击战课程之后(他们被告知，学到的这些技巧，将用以训练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到危地马拉。在这里，也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身在何地的。在离开巴拿马时，他们只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农场”。在两辆大轿车把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机场运出后不久，他们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受训者原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人，很多曾周游各地。鹅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庄中肮脏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国势力的标志——公路两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以及许多售卖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这只能说明是在危地马拉。不久大轿车开始爬上环绕的群山，穿过热带簇叶，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咖啡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的地产。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哥拉斯同意装聋作哑之后，阿莱霍斯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一部分进行训练(作为这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坚持说美国曾经同意支持他在英属洪都拉斯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对此极力否认)。这个营地命名为特拉克斯基地。训练地点刚好在种植园里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这已成为这次行动计划的特点。从基地的总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动的圣地亚吉托火山，而且营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达六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锅稀粥。那年的雨量又是人们记忆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许多时间是在烂泥中打滚。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无所不能公开表示疑惑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完全信任。他们设想，这些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罗毕竟也不过是以仅仅12个游击队员开始发动7月26日运动的。在那时，拿他们自己同卡斯特罗之间作这种类比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计划把他们分成一些游击小组，分别进行训练，以便渗透到古巴的六个省份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行动，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计划本来也许能成功。即使遭到挫折，后果也承担得起。被打败的丛林游击队员通常都能分散逃逸。失败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将很难证实他们是美国支持的，而他们日后还可再回去战斗。 8月，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建立游击部队是否明智。卡斯特罗的军队比巴蒂斯塔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务院估计他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一场漫长的丛林游击战看来已无可能。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极好地装备起来，国务院的研究材料估计他们已送给他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观察员的戒备和部署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因此现在要用空投来供应游击部队将极其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么看来就应该劝阻他们别去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但又不是如此；在华盛顿指挥这项行动的人开始把宝押在两栖登陆上，由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一个美国步兵营，而过去进行重要的两栖登陆使用的兵力从未少于九个营，而且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从舰艇登陆进攻的冲绳之战，使用舰只达1200艘。 华盛顿自信已操胜券，放弃了进行游击活动的计划，确信只要“古巴旅”建立起一个滩头阵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地，全古巴就会聚集到它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在发给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长电中，命令将丛林游击队员的数目减至60名，并让危地马拉的特务们对其余的人“都只发给常规武器并普遍和进行常规训练”。古巴人体会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们一上岸，一支美国军队就会跟在他们后面登陆。他们推想，只有这样，这种改变才有道理。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不仅没有纠正他们的想法，而且领导人“弗兰克?本德”还对佩佩?圣罗曼及其同伙古巴军官说，他们“将会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全都对新计划热烈拥护，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表示，任何对胜利表示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竟至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都更为重要。他对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某些要人正试图取消这次入侵，可以相信，这类命令可能来自白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就到这里来，做出把我们这些顾问监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就是因为想到油箱不可靠的缘故。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也一切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大“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之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这次飞行大约要九个小时。整个航程的3/4，即约2900英里，将是在苏联境内。起飞之后，他将终止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此后在整个航程中也再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鲍尔斯说，那实在“令人感到寂寞”。 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天，这次飞行仿佛永远也不会进行了。华盛顿对于下达最后指示一直哼哼哈哈。最后终于确定4月28日星期四为出发时间。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同18名其他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到了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钟睡觉。星期四早晨2点钟，他被人叫醒，接到通知说起飞时间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一次他已起来，在“受免费招待”——呼吸氧气，可是又传来再等24小时的命令。星期六，是第三次延期24小时。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下不了决心。 最后，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半，鲍尔斯终于爬进飞机做飞行前的检查。可是，又继续拖延时刻，原定的起飞时间是上午6时。到了6时，没有起飞的信号。座舱里酷热如暑，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长衬衣裤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是在等待白宫的最后命令。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驾驶员进入座舱准备出发之前，总统批准的命令早已到来。为等命令又度过了令人难熬的20分钟。最后，鲍尔斯终于得到了绿灯信号。他的飞机咆哮着离开了地面，在升入高空之后，他立即按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以及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上午6时26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时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26分。在莫斯科，当时是凌晨3时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极厚。这倒没有关系，中央情报局对这地区并无兴趣。咸海上空无云，他朝下看，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前相反。可能仍是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俄国的驾驶员不可能看得见他。 向东飞行了大约30英里，来到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各架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又增厚，他把摄影机关掉。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五十英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顶覆冰雪。就在这时，飞机开始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考虑要返回巴基斯坦去——在无法完成飞行任务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1300英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庞大的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6.5万英尺的高空又侧转90度向北飞去。他又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击机身。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眩目橘色的火光冲进座舱。 那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7点半。鲍尔斯想：“老天爷，我这回是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下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的开关，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他未能实现，金属座舱罩的横杆老别着他的腿。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会有膝盖上边三英寸的地方截断。这时，他已下落到3.4万英尺，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一闪念间，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谁知解开后，重力把他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断。恐慌中，他连踢带滚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猛的一抖。在1.5万英尺处，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飞机从身边掠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的细针，考虑要不要刺自己一下。但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想要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四，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在报告末尾，他谈到U-2的一段话，引起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轩然大波。 苏〓联美国和盟国5月5日〓〓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向大家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侵略行为。”宣布俄国的炮手在苏联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飞机，但未说明地点。指控这一行动的使命是“旨在破坏最高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谨慎地避免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还说，驾驶员可能飘落越过俄土边境。 5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说：“绝对没有——没有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意图。”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待的消息。 5月7日〓〓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埃，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跳”，俄国火箭从6.5万英尺高空把那架U-2飞机击落，当时这架飞机已距苏联-阿富汗边境1300英里。他说，鲍尔斯已经完全供认。〓〓国务院承认昨天撒了谎。说从苏联拒绝艾克于1955年在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建议后，便已开始这种“监视”飞行。 5月8日〓〓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国撒谎被揭穿的事实，以及关于美国总统对如此重大之事竟不知情的暗示等，均使盟国感到惊愕。 5月9日〓〓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火箭将对允许美国间谍飞机利用其本国领土的国家进行袭击。〓〓国务卿赫脱说，艾克批准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总统批准。U-2飞机的飞行将继续进行。 5月10日〓〓苏联对U-2飞机的行动正式提出抗议，并声明鲍尔斯将受审判。 5月11日〓〓赫鲁晓夫在U-2飞机残骸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人，俄国人民会说我是疯子。”〓〓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 5月12日〓〓艾森豪威尔对国会议员说，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然计划飞赴莫斯科。 5月14日〓〓赫鲁晓夫到达巴黎时保证他将努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成功，这使最高级会议可望如期进行的希望有所增长。 5月15日〓〓赫鲁晓夫说，除非美国停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有责任的人，他将不参加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说，这类飞行活动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复。 5月16日〓〓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开幕会。气氛冷漠。 〓〓赫鲁晓夫发言。态度傲慢粗野。他提议最高级会议延期六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和“强盗”行径，并撤销邀请艾森豪威尔回访俄国。〓〓艾克面色阴沉，他说越空飞行的事，已经过去，但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不能接受。 〓〓赫鲁晓夫傲慢地走出爱丽舍宫，使艾克争取缓和和世界和解的希望成为泡影。〓〓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气得发抖。 5月17日〓〓赫鲁晓夫抵制会议。他的一名助手打电话给爱丽舍宫，询问艾克是否准备为U-2事件道歉并惩办有关负责人。〓〓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尽最后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正，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聚会，举行大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艾森豪威尔说：不道歉，不惩办。下午5时正：最高级会议终止。 5月18日〓〓在有三千人参加的嘈杂混乱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美国“像小偷”，“像海盗”，而且是“怯懦的”。宣称苏联将和共产党东德单独签订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5月25日〓〓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说，U-2赌博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事先知道，他一定会建议在最高级会议前中止这种越空飞行的。 在归国途中，艾森豪威尔在里斯本着陆：他有意选择这一特殊时刻来向年逾古稀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致敬。在克洛斯宫造型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一个美国记者，拿着一些法国钱币，懒洋洋地向喷泉里投掷。总统无精打采地问他：“你就是这样避免闲得慌吗?” “不，总统先生!”记者回答说，“只是为了讨个吉利。” 艾森豪威尔转身走开时说：“那你最好为我们大家多投几枚吧。” 但是，总统还是摆脱不了那U-2事件引起的晦气。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国日本，原定是他这次个人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如果最高级会议进行顺利，那这次日本之行将会多么光彩。现在此行反成了为挽救总统威望的最后机会。然而连这一点也落空了。谁都知道日本是U-2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就有三架这类臭名昭著的间谍飞机停在那里。日本左派分子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借此制造骚乱。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为安排这次访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像尼克松在加拉加斯一样，他侥幸逃脱了性命。2万群众把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汽车中一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用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艾森豪威尔这时已到达马尼拉，而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议请他为了个人安全避而不去日本。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色看，中国人用多年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近海岛屿金门。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的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艾森豪威尔6月27日返抵华盛顿，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为了寻求和平，仆仆风尘历时一年半，行程6万英里，结果空手归来。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面对残局，追根溯源，他满面倦容地说：“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干事总像共产党人干的。”埃米特?约翰?休斯哀叹地写道：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全球旅行中，曾经指望政治收获的一线光明，现已一去不返了。他毫未吝惜自己的精力和威望，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回报——成百万的人纵情放声欢呼，成百万的人彩旗挥舞。辛苦聚敛的政治资本都投在巴黎、东京两地，冀有所获，现在，却连老本也丢个精光。 冷战的乌云又开始从各条战线聚拢。到苏联去旅行变得很困难。柏林的查理检查哨一再出事。在最高级会议的瓦砾清除以后，整个春季一直进展顺利的东西方十国裁军会议，又在日内瓦复会，可是，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用了一个半小时对西方进行指摘，然后退出会场，会议也就散掉了。7月，俄国人在公海上空击落美国RB-47侦察机一架；美国提出要求联合国对此事进行公正调查的提案，又遭到俄国人的否决。 接着，在8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已告结束，美国稍得安宁，而这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却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使美国人又重温U-2事件所带来的难堪。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缴下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直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的官员到来，把他押送进监狱。他在苏联法庭上说，他知道由于他的飞行，最高级会议和艾森豪威尔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均被取消，并且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不幸对此事有所影响，实在感到痛心。”他被判处十年徒刑。17个月之后，俄国人用鲍尔斯换回被美国法院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担任试飞驾驶员，直至1970年把他解雇。——译者 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显得非常沉默，若有所思。本届政府的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全部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高达1700亿元，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他的党竟然未能把曾经支持他的无党派年轻选民争取到共和党方面来，这也使他痛心。他的前助手谢尔曼?亚当斯有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看望他，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现在怎么啦?” 第二年1月，离开白宫的前三天，他对选民讲了一席临别赠言。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扶植起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这些公司领导人全都是些退休的陆海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对这方面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他在对美国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条件下实现裁军，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由于这一需要是急切而又明确的，因而在即将离职的时候，我承认心中痛感失望。”他接着说：“我但愿今天晚上能说持久和平已经在望。幸而我还可以说战争已经避免了。”然后他谈到军火公司的惊人发展，接着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演说，但是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各种势力实在过分强大。苏美两国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质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了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都令人大吃一惊。在那一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则是100%。六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告诫读者说，只举一个例子，如某一公司能够制作某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它便处于一种可以左右这种飞机的设计和装备的十分有利的地位。进而对于这种飞机适宜担任何种任务，需要制作多少，如何部署，而且，不言而喻，这飞机应该用来对付哪一种敌人，该公司都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舞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进入政界，而且都不过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竞选将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关于这次选举所作种种预言，后来证明正确的，几乎也就只此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居的活动正处高xdx潮。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35%变成了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在1960年的1月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88%，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大都认为，得到显像管的帮助最大的是肯尼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愈是富足，他们便越趋于保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向铁路投资，因而是站在律师一边，而不是站在警长一边的。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尼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拉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将获得当选必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在20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已47岁而他却仅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xdx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顶点”——进到高xdx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出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现在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是，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的和平。 尼克松原有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宫。 他的不利条件是，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成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49%。1954年，47%；1958年，43%。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情况下降。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28%的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18%。在白领阶层中，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从44%降到29%。所有的人都愿意艾克身居白宫，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同时，这个党的较次要人物的不断减少的程度也十分惊人。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他称做“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迪克根本不是总统材料”，这句话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漠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能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这样的辩解很奇特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是59对41。到了这位副总统1959年7月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占61%，尼克松占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在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个六分比差依然未变。 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和民主党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四个月，这期间，由于肯尼迪证明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谋求获得提名的其他民主党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此番为其最后一试的艾德莱?史蒂文森。预选时汉弗莱在和肯尼迪争夺提名的人中居于领先地位。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挫败了汉弗莱，取得了56%的选票；接着5月10日在一般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以3∶2的优势彻底击败了汉弗莱。到此，汉弗莱退出竞选，他已无钱再干。于是，肯尼迪领先的势头越来越大，先后在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俄勒冈州获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寻求支持时，他已取得提名所必需的761选举人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以52∶48对尼克松领先。 当他搬进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摩旅馆8315号的那套房间时，这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经取得了600张选举人票。像历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也是闹哄哄的，但又颇能反映出政治才华。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为史蒂文森争取提名的一篇演说显得最为出色。罗斯福夫人是支持史蒂文森的，玛丽安?施莱辛格也是。(鲍勃?肯尼迪立即写了个字条给她的丈夫：“你难道管不了你的妻子——还是你也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马是组织得很好的。他们挤满了四周顶层楼座，楼下大厅里也到处是为他们扛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临产孕妇手执标语牌，上写：史蒂文森真能干!这未免使她的候选人都乐开了。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场面很有气派，但结果并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时，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越过了800票大关。他选择林登?约翰逊当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搞到一起，在场的人说法不一，但是肯尼迪懂得，在11月大选时他需要南部的支持，而最有可能给他这种支持的是约翰逊。肯尼迪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到“新边疆——60年代的边疆——吉凶叵测、利害难卜的边疆——充满希望、遍布威胁的边疆。”他告诫说：“我所讲的新边疆，并不是一套好听的许诺，而是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总而言之，并不代表我要向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倒是我要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最后，他说：“现在，又一次的长途进军已经开始，使我可以遍访全美各地的城市和家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请伸出你们的手来”(群众再次欢呼)，“请你们提意见，请你们投票”。群众全体起立，欢呼声经久不息。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尼克松于下一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其后一周，他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8月末，两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未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50%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对46比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党的提名的林登?约翰逊，事先安排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那里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那会给纠缠住了。六天后，特别会议结束了，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是运气作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尼克松不便抨击皮尔博士，但他在那个星期日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几乎制止不住自己。这时，肯尼迪却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46，尚有7%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说。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万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多么广大，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预定将举行四次辩论——其他三次是：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但第一次最为重要。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大约有七千万美国人收听，比其他各次要多两千万人。这是肯尼迪的一大胜利，使尼克松十分沮丧，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无逊色。更为重要的是，他更中看一些。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却能看到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午后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盖洛普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5%未定。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51，尼克松45；4%未定。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就毫无道理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一星期后，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接着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他的弟弟鲍勃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肯尼迪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做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呵，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逆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未卜”。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地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克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不很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咒骂而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万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瞻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许诺说，尼克松政府决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至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共产党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朗气清，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11%。投过票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橄榄球。鲍勃?肯尼迪家的阳台上装了精巧的电子设备，当夜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投票结果的。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信，100∶1——以尼克松的459选举人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万票，即全部票的68.1%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之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她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邦尼，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票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顿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却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卷席：堪萨斯州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6万多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的时候，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全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个大州胜负未定：伊利诺伊(27张选举人票)，密执安(20)，加利福尼亚(32)，明尼苏达(11)。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对肯尼迪来说，在其中任何两个州获胜，都将保证他当选。但如果仅得其中一州，那他的票数也就不够。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的阻挠就足以挫败他的胜利，而改由众议院决定谁个优胜。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鲍勃?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万美元)。9时半，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万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他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也已获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历史，肯尼迪已是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0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0.66%。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5%，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的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境州——除前三地区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有一些州，特别像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显然有作弊情况，如加追究，大有可能转败为胜。他原想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以库克县为例，如重新计票，需时一年半，而得克萨斯就根本没有重新计票的规定。这期间，国家却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又对这位神情紧张、逼得要发疯的人进行了残忍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宣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他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简短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他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地，他一如往常，从发人深思的警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句见之于罗伯特?雷诺兹的亲笔信，这人原是斯坦福全美足球队和底特律雄狮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做了洛杉矶种羊足球队的一个老板。雷诺兹信中说：“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他还引用上大学时一位教授的话解释说：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话，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27、美国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个星期，天气严寒；临到1月19日星期四，肯尼迪就职的前一天，一场新雪纷纷下了起来。黄昏时分，政府机关下班时，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变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连成一片，压将下来。到晚上8点，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积雪之下，甚至连那帮胆壮气粗的新边疆派也不免为之却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喷射器在融化国会东侧就职典礼台周围冰块的士兵的冻红了的脸上；雪，一层又一层覆盖在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上了花边。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阴广场点起了火堆，但是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总有阵阵狂风夹着雪花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来，在刺骨寒气到达前，先撒来一片白色的银沙。凌晨3点45分，当选总统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严寒继续在市内肆虐。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中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 星期五中午，气温达到(华氏)零上20度(注：约为摄氏零下6.7度)，风势依然很猛。20分钟后，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立即报以欢呼，希望马上听到他的演说。但他们却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哆嗦一阵，要等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念完他那似乎无尽无休的祝祷词。像肯尼迪生平许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典礼也是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始的。枢机主教祝祷刚完，电线又短路了，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特工处长惊慌万状，以为整个典礼台都要着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开，又终于忍住。后来不冒烟了，跟着却发生了另一件不顺利的事。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念一首诗，只因积雪反光使他睁不开眼，不得不收起诗稿，单凭记忆背诵。最后，首席法官沃伦终于在12点51分主持了宣誓仪式。宣誓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总统光着脑袋，不穿大衣，声音在寒气中微微发颤，带着波士顿的拘谨口音，为这届新政府定下了调子： 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听到我此时此地发出的讯息：火炬已经传给了美国的一代新人……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的锻炼，而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当然，这种场合说的话免不了总有些夸大其词。首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度过一段安宁的养息岁月以后，现在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革新政府要开张了。现在也同当年一样，强调当政者必须年轻。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场大崩溃那一年出生的，年轻，艳色惊人。她在她丈夫讲完话以后在国会山和他站在一起，轻轻摸摸他的脸，以她那种气吁吁的声调说：“啊，杰克，今天，多好啊!” 头几个星期随后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风光的。约翰?斯瓦洛?赖特在一本描写摇滚乐一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是本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总统，是历来当选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一个。”在新边疆派看来，这种信念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从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具有充分信心来接替统帅的岗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被34221463个美国人选为总统的，占实际投票人数的49.7%。1963年11月他死后，据全国民意测验报道，有65%的人记得他们当初投了他的票；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改变了他们在选举那天的实际想法。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他们便开始改变原来的想法了。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59%的人说他们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肯尼迪就职之际，就决心扩大他在全国的支持者的队伍。他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读了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一书，书中写道：公众对行政首脑的印象，“就大多数选民来说，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这同看到他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肯尼迪决心要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看到他在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来到他那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同哈里?杜鲁门热情握手(杜鲁门自从离开白宫以后还是第一次来)，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几星期，新总统继续前进，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散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像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华盛顿其余的人也不得不赶上他的步伐。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在肯尼迪政府里，“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后期限”。查尔斯?波伦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总统像他这样什么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员只因忙于应付新首脑的催逼，弄得许多日常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国会某委员会的主席抱怨说：“他也许还有两小时可以自己利用，我却一点时间也没有。”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过去很少单独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待过十分钟以上，现在却跟肯尼迪进行过四次两小时的谈话。这种谈话却并非闲聊。一位参议员说：“你见了总统后，必须赶快坐上车子，赶回国会，要抢在他评论你的汇报的备忘录之前到那里。” 某日，有人计算前后共有100人到过肯尼迪的西侧厅办公室。有一次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一共做出了17项指示。肯尼迪在宣誓后的两个月内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5件)，同时发表了12次演说，颁布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简直被他迷住了：到会人数超过了以前或以后任何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蜜的建议的问题，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过。他注意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在就任后的第一个春天发现白宫返青的草坪上长出了蟋蟀草，便亲自告诉园丁把它除掉。 他力图扩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础。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们正注视着他，他要让他们看了高兴。他那种光着脑袋、不穿大衣的劲头就很有帮助。美国人一向喜欢人有主动精神。让记者报道说，这位新总统是完全当家做主的；比如说，让大家相互传说，总统只给迪安?艾奇逊四天时间草拟一份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初几次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会见极关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万户人家，共约6500万人看了；这类电视节目全都是实况广播。肯尼迪不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还要做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电影演员，曾任艾森豪威尔演说辅导。——译者。他也的确这样做了，麦克卢汉称他是一位表演大师。诺伊施塔特的论点的明智，现在在民意测验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手就改变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观点。这些人过去是投票支持尼克松的，现在却改变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从来就是支持肯尼迪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奇迹：新总统的基础竟同艾克的一样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说过：“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丽色，有三岁的卡罗琳有如格里纳韦凯特?格里纳韦(KateGreenaway，1846～1901年)，英国画家，擅长画儿童书籍插图。——译者笔下人物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新任劳工部长在就职后24小时就解决了一次罢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内阁的每一成员都和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议员一样，来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时，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当然，这大都是一种错觉，有一天必然会有人感到幻灭。但是无可否认，当时却仍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长一面签署文件，一面听电话，同时还用一种简单的信号在向助手传达上边的指示。据说另一位部长尽量训练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时的觉；还有一位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每天清晨7时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楼的警卫为之愕然。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张事事都要出人头地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记者，著有《胡志明》、《出类拔萃之辈》等书。——译者后来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说，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添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等于是给“失败”下了一个新定义：耶鲁大学出身，开着埃德塞尔牌汽车，车上贴着尼克松标签。有人问奥维尔?弗里曼怎么会选中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想这和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弗里曼的确没有哈佛的学位，但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入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莫尔丁在一幅漫画中把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描绘为进入首都的新钥匙。八年前在华盛顿到处感到的轻视甚至蔑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为了树立这新风气，新边疆派对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尽量不说，例如，他们的总统之喜欢玩高尔夫球。此外，他最喜爱的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儿的心》，也不是什么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绘为一位名门望族的子弟，倒是恰当的。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15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危地马拉基地去。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而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下边是他的估计：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据查，中央情报局此时实际尚未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另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xdx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xdx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669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30、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 《麦克伯思》，中文多译为《麦克白》。——编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xdx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共和党人。他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p>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174页注⑤。——译者，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Rx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 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
31、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xdx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医生仍按他那过时的方式，使用“尼格罗”这个字眼。 尽管布朗-麦基西克能言善辩，黑人流入中等阶级的情况始终有增无减。后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在60年代期间，一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从11%增为28%。这条道路对有才能的黑人一直畅通无阻。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陆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贝克尔?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担任显赫公职的。两家私人团体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了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宙航行员(在12月进行的一次训练中，机毁身亡)。伊丽莎白?孔茨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一位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兰和加里两个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长。此外，华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专员。黑人好斗分子的十分过火的行为，似乎给某些温和派的黑人带来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而再去打扰他的却只有一些请他签名或给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强烈反应在别的地方却继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由于坚决反对纠正学校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变成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后来当上了国会女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盘问时被杀害。杀害他的警官发誓说他是为了自卫，于是由一个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无罪。这些事表明，此类情况并不仅限于极南部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关于他的渎职行为是绝无疑问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马斯?多德则只是受到了参议院的批评。詹姆斯?格罗皮神甫在密尔沃基争取住房“开放”(取消种族隔离)的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而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获胜者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约翰?贝尔?威廉斯。 但是，这些发展都由于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夏季骚乱而显得逊色，这类骚乱使在两年前于瓦兹地区发生的黑人造反达到一个高峰。从其疯狂程度及其破坏所造成的废墟来看，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争，确实也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现在晚饭时刻人们在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种反映。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一方面要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头使用暴力，可同时它却在越南进行恐怖的屠杀，而且把本应用于国内使人民受益的钱拿去支持这个战争，这本身便是极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点燃的。这一天的傍晚，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接着发生了两天的骚乱，到了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都爆发了骚乱。5月已来到，接着是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者的来复枪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和威奇塔。接着进入7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这场灾难也是由和警察发生纠纷开始的，这现在已成为老规矩了。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警车奉命向波士顿东南的黑人区罗克斯伯里的格罗夫大楼福利事业办事处集中。一个靠救济过活的妇女的组织正在举行反对福利政策的示威游行。她们要求更多的钱，她们要求得到更有礼貌的待遇。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但是这些妇女仍不离开，她们手臂挽着手臂拦在门口，不让工作人员离开。警察从窗户进入办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来，瓶子石头一阵乱扔。又来了一批头带防护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们快速插进当时已变得极为混乱的人群。群众被冲散了，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黑人三五成群，在罗克斯伯里到处乱窜，砸玻璃窗，抢劫东西，放火烧屋，殴打白人。破晓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与一千名黑人格斗。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动暂时平息下来，有70人受伤，波士顿商业区和郊区之间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兰山大道的15个街区成了一大片瓦砾场。 罗克斯伯里事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似很平静，但空气十分紧张。过去的两个夏季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动向。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们还认为纽瓦克是充满爆炸性危险的地区。为求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当局过去曾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是“对穷人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地”。该城人口拥挤，贫民窟遍地，空气受到本地许多工厂的有害气体的污染。纽瓦克有着全国最高的性病发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城市曾先后作为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区，现在则是仅次于华盛顿的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在1960年，纽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现在，黑人占52%，波多黎各人占10%。20.8万名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区。这里的失业数字是全国失业数字的两倍，而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这个城市失业率的两倍。在华盛顿，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里从事研究这类情况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为纽瓦克的问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发性局面。这个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来临了。 这一天下午9时45分，一名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车黑人司机，被带进中心区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与两名警官激烈地争辩起来，接着又互相殴打起来。有流言传出来说，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打死。喜欢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但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些人走开之后，那里的警官向商业区警察局报告说，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伙无事到处游荡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时分，另一伙人举行集会，他们举着标语牌，不过情绪显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个酒瓶和第一块砖头。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人群。黑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开始抢劫商店。到夜里11点，抢劫活动开始大规模进行着，狙击手在房顶上不停地射击，多处大火熊熊。纽瓦克的1400名警察无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晓，2600名国民警卫队和300名州警察开到了，此时阳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一座处于公开叛乱的城市”。纽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几近一半在暴乱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复。到此时为止，已有27人死亡。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这是从瓦兹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 底特律在下一个星期天陷于骚动之中，因为一名警察搜查设在第12街的一处黑人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在法定的停止营业时间，凌晨2时之后还一直在卖酒)。人群到处游荡，关于警察暴行的流言四处传播——这一次是说，有一个被带上手铐的小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驱散的人群，散开以后开始抢劫。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次暴乱的爆发是不寻常的。与纽瓦克不同，底特律在过去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有潜在麻烦的地区。由于黑人的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气的汽车业)帮助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小的黑人中等阶级。实际上这正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暴乱者对黑人中等阶级也和对白人一样仇恨。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底特律抢劫不分种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纵火的情况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在11天之内，发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乱的最突出的方面，还是它的规模。亨利?福特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死亡总数达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个街区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内，是一片焦土。这座城市的空中摄影照片与1945年的柏林相类似。5000人无家可归。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兴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乱者说：“那些建筑物大火冲天，真是好看极了。”他还说：“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它们烧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别无办法。”自然，他是在说被烧的黑人的家。 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为首的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并寻求防止发生更多暴乱的途径。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安排了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后者一直认为颠覆分子应对骚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居住区的风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乱者在全国的32个州共袭击了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数字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万多人被捕。属于最激烈的骚乱区的，有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瀑布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波特兰(俄勒冈州)和坎布里奇(马里兰州)。 坎布里奇的暴乱是特别有趣味的。这次暴乱是可以证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有理的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这次暴乱对于全国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左右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类事件的反作用。在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候选人赢得民主党预选时，黑人选民却已决心支持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纽。但是，阿格纽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过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当拉普?布朗，一位外来的煽动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东岸区黑人的一次集会说，“现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时候了，”阿格纽却感到十分气愤。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叫做“早应一把火烧掉的”废物。他敦促黑人们“想法为自己弄到些枪支”。他说：“暴动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说：“暴乱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 于是坎布里奇发生了暴乱，这所学校被焚毁了。阿格纽签发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动暴乱和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这位州长说：“像他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带着破坏意图跑进一个州，然后任他溜之大吉，让那些穷人承受由于他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大里亚被捕。后来他又受到另一项指控：在被起诉期间，携带武器跨越州界。同时，阿格纽州长坚决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引起共和党全国领导机构的重视，赢得了大家的钦佩，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
33、毛病百出的一年
这一年是香港流感和发型流行的一年。有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心铁路合并，服务质量则加倍地变坏。第一类邮资每盎司由五美分涨到六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以上三人均系美国作家。——译者相继去世，迈娅?法罗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离了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了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自富兰克林?皮尔斯起，至少有七位总统曾在这家饭店住过。红色中国(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称之)爆炸了第七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骸骨在俄国出现。在格陵兰的图勒附近，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坠毁，其残骸中的钚-235污染了若干平方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方遭到饥荒。 有的事情倒也顺利。巴布拉?斯特赖桑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从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把唱反战歌曲的皮特?西格镜头删去，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反战歌曲。人体器官移植在这一年大为盛行，虽然四个病人里只有一个活到半年以上。据《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八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好处。小蒂姆悄悄地走上了舞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逃避兵役的人。《大家笑》提供了几个有趣的墙头标语：“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人的眼睛以备为他人移值之用的库藏。——译者”，“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你们来保持清洁”，“森林之火可以防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行档案已准备好了”等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成对成双》、查尔斯?波提斯《真正的勇气》，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奶》。艾伦?德鲁利的《保存与保护》也在这一年问世。《时代》周刊问道：“德鲁利何时才能停笔和歇手呢?” 国防部这一年的预算据透露将高达72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由此可看到局势的一般动向。(罗斯福当年曾被指摘把国家变成了济贫院，而那时他整个国家的预算才不过88亿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乔尔森得悉武器控制法案的措辞已经冲淡，他不得不安于那新规定的数字了，他回答说：“但数十万美国人可能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国登记的汽车已达9990万辆，有78.6%的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每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这样一来，美国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就更加剧了。年纪不到21岁的男人，大都留着连鬓胡子，穿着喇叭裤。年轻人对某件事表示赞许时，称之为“真棒”，或是说有“气魄”或“没边儿”，要是你表示不同意，那你要么是庸人，要么是糊涂。 这一年，赛马“舞影”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获胜，后因有人指控事先打了兴奋剂被取消比赛资格；接着，弄得谁也莫名其妙，又正式宣布它是冠军，而奖金则让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美国潜艇“蝎子”号失事，99人罹难，这本是当年海军最大祸事，却由于另一艘美国船在北朝鲜的海域的惊人遭遇，显得相形见绌。 美国船“普韦布洛”号，按五角大楼的说法，是一般“技术调查船”，其实是一艘电子搜索船，船上布满天线和复杂的雷达装置，使它可以在缓慢驶经日本海时，监听北朝鲜陆地上电子装置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它停留在12英里以外，那本来是完全合法的。北朝鲜人也充分了解这艘船的情况。在它1968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头两周间，北朝鲜人曾派出巡逻艇和低空掠过的米格式飞机，力图对它进行干扰。因此1月23日，当一队鱼雷快艇驶来，开始包围“普韦布洛”号时，船员们并不感到意外。接着，其中一条小船发出信号：“停船，不然我要开火了!”这可是新鲜事儿。船长劳埃德?布克中校回答说：“我是在国际水域内。”那艘鱼雷艇说：“跟在我后面行驶。”布克置之不理，但另一般小船开始向他的船倒退驶来。看那条船的护舷上装有防冲撞的绳垫和橡皮管，布克马上打电报给在日本的基地说：“这帮家伙要真动手了。”在对方的人登舰之前，他命令船员尽力毁掉这艘情报船上的秘密设备，扯碎了密码，用大锤、斧头、手榴弹等破坏了船只的装置。 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被俘的消息传出来后，震惊了整个美国。自从1807年英国人俘获美国船“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迪安?腊斯克说，这是“极端严重的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派美国军舰强攻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救出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要海军劫持“凡在海上行驶的”任何挂着北朝鲜旗的船只。不过，华盛顿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腊斯克的意见，保持冷静态度。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他不是绥靖主义者)指出：“我们眼下战争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找麻烦。”国会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开战只会使得“普韦布洛”号的船员遭殃。两次请求苏联居间调停，都碰了壁。前最高法院法官、此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问，也未成功。 最后，还是由美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在板门店铅皮顶棚屋里谈判解决。15年前双方军队就是在这里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布克中校所谓的供词，承认犯有“罪行”，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承认这样做“毫无道理”。中校和船员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讲到他们“得到了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读起来夸大其词，文字几乎全是洋泾浜英语，叫人难以放心。在美国汽车上出现一些标语，呼吁“勿忘‘普韦布洛’号”，好像有谁会忘记似的。 在“普韦布洛”号被劫持一个星期后，北越人在相去三千英里的南方发动了他们最为壮观的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预见到这一着，并且认为自己知道其攻击目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巨大基地溪山。溪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奠边府，位于布满弹坑的红黏土小山之间的盆地底部，横亘在共产党“敌人”向南渗透的主要通道上。一位美国少校向记者们解释说：“这里是瓶塞子，如果能越过这里，他们就会把直到海岸边的这一片农村全部占去。” 盆地的确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北越投进了2万人的兵力。这里被围76天，然后才由3万美军参加的飞马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溪山并非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的几乎全部的大小居民点。 1月30日(星期二)晚，南越各个城市的人以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欢度阴历除夕。第二天是猴年元旦，是这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更加不妙。如果人们善于观察，本来到处都是征兆。例如，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陌生人乘坐舢板、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各个城镇。还有，出殡的行列多得惊人，都是按照旧俗敲着锣，吹着笛子，燃放爆竹，抬着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里装的并不是尸体)。午夜刚过，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熟睡，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锐部队的成员)集合起来，在首都和从南到北的其他一百个城市，同时攻击了各个要害地点：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办公楼、广播电台和电站，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等。美国使馆在不久前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刚才花费了250万元重建起来。 参加春节攻势的越共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经过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大的人口集中地赶开。在旧京城顺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民房有70%被毁。在槟椥，经过空袭和炮击之后，才打垮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一位美军官事后对槟椥战斗作了令人难忘的评语：“为了挽救该城，不得不把该城毁掉。”清点死亡人数，发现敌人的尸体比美军和南越军队多得多，于是美军指挥官们便扬扬得意地宣称，他们打胜了。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观点看，越共的攻势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麦克纳马拉部长在电视讲话中讲道：“很显然，没有达到……其军事目标。” “如果这叫失败，”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说，“我希望越共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警告不要作“欺人之谈”，应把敌人的春节战役看做“某种胜利”。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和几个大城市算做彻底失败，按照这种逻辑，我想如果越共占领了整个南越，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已彻底垮台。”还有一个参议员大概是说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他感到难以理解地问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正在打胜这场战争吗?”的确，政府早先就是这样告诉全国人民的。只是两个月以前，威斯特摩兰将军还报告说，隧道尽头，光明在望。而现在情况却是如此。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指出的，春节攻势真正的伤亡是“美国消耗战略到底是否可信”；威斯特摩兰，“当今约翰逊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的这个人是否可信”。如果在这战争问题上威斯特摩兰已不再可信，即约翰逊也就不可信。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散掉，约翰?加德纳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职务，戈德堡辞去联合国的职务，麦克纳马拉离开了五角大楼，换上了克拉克?克利福德。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54.9万人，阵亡的人数达到22951人，到6月23日(星期日)，这场战争已超过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拖得最长的一次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都在越南战场上，在别的时候，这本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同情心的，但现在对战争的怨恨实在太深了。逃避兵役的人和陆军部队的逃兵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了侨居区。后来，夏季将临，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时，有两件事促使抗议者的队伍扩大起来。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增兵20.6万人，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停止使用。”为了这个瓶塞牺牲太大了。使海军陆战队遭受那么多的伤亡，白白浪费那种勇敢精神，现在这位将军根本不想要它了。 4月10日，白宫宣布美国驻越南军队的司令官易人。从6月30日起，新领导人就将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据《时代》周刊说：“这位新英格兰将军个性坚强、直言不讳。……他甚至能够使秋海棠都鼓起劲头来。”)当时需要的是能够主持有秩序的撤退的人，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迟早是要那么办的。一度还曾希望很快实现。5月里，河内提出在巴黎举行和谈，已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饭店开始，对手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春水。春水原是胡志明的外交部长，于三年前退休。 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过六个星期曲折的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好客易出现在同一间房里，而接着彼此又就会议桌的形状争论起来。与此同时，敌人在加紧进攻，把5月变成为流血最多的一个月，美军死亡两千人。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越共不表现出某种“克制”，就谈不到停火。哈里曼向他提出意见说，这似乎未必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赴越南视察，报告说，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装配，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准备新的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研究了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新战役计划，其代号是“全胜行动计划”。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对尼克?卡曾巴赫鲁莽地声称东京湾决议便可作为在越南开战的法律根据原就颇为恼怒，1967年10月听到迪安?腊斯克说，“10亿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就更加光火。他后来说：“在这时刻，我想我应该呼吁停战了。”受到正在物色总统候选人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鼓动，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便正式提出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民意测验预告，麦卡锡最多能得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对他有利的因素，一是北越人的春节攻势，二是成千志愿为之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这些人剃掉胡子，擦洗干净，穿戴起来“为了尤金而清清爽爽”。 3月12日进行预选，麦卡锡出人意料，获得42%的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是48%。如果把共和党转向的票数也计算在内，他得票28791张，约翰逊是29201张，几乎要击败总统。马上大家都感到约翰逊是可以击败的了，这次投票引起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没有参加预选，他在1月20日还宣布说：“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林登?约翰逊对抗的。”当时他说明，他之所以踌躇，是因为他参加竞选会“十分有害地”分裂党。这时，他却说他正在“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的那个星期六，使拥戴他的人无比兴奋——同时也激怒了麦卡锡——他声明：“我今天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接着是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大规模预选，结果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在瓦解，连那里忠于他的民主党政客的儿女们都倒向麦卡锡。肯尼迪没有参加那里的预选，但是报纸天天都报道，说他的力量在增强。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内、阿瑟?施莱辛格都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劳伦斯?奥布赖恩为了替他总管竞选工作，辞去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约翰逊总统考虑到这种情况，3月31日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已下令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谈到国内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部恶果”。他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又说： 我已最后决定，我不应让总统的职位同这个选举年里不断发展的党派分裂牵扯在一起……我认为我不应该为了个人党派的原因而耗费自己一天乃至一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将不争取也不会接受我党提名而去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约翰逊退出竞选所产生的冲击消失之后，很清楚，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将会在麦卡锡、肯尼迪和副总统汉弗莱(只要他乐于宣布)三人之间展开。这三个人，只有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了预选，同总统对抗过。由于为时太晚，已无法把总统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去掉。麦卡锡在民主党预选中得票57.6%，尼克松获得共和党预选票数的81.3%。尼克松最严重的对手是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 汉弗莱在4月27日宣布参加竞选。麦卡锡在俄勒冈勉强领先，在其他各州一概是肯尼迪取胜。肯尼迪最有力的主张是反战和维护贫而无权者的利益。黑人运动领袖都是他的天然盟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丁?路德?金。金已看到，越南是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黑人在作战部队中的数目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本应用于黑人区的钱也花在战争上了。金声称：“谁都不能妄谈战争的存在不在严重影响民权运动的命运。” 1968年4月间，金正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个垃圾清运工人(多数是黑人)发动的已为时两个月的罢工。他先住在每天29元的豪华假日饭店里，招来报纸的嘲弄，于是搬到黑人经营的洛林汽车旅店去，房钱一天13元。4月4日晚饭前，他靠在二楼300号房间外面的铁栏杆上，正和楼下的几个同事谈话。这时候，在街对过一幢普通的公寓里，蹲伏着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支装有观测镜的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他放了一枪，子弹穿进金的脖子，在他的颚后爆炸，炸断了脖颈骨。他由栏杆往后倒去，靠在旅店墙上，两只僵硬了的手伸向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他一生最后的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拿起枪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黑人说，他们许多人真就照办了。单在首都，被杀死的就有十人，其中一个白人是从汽车里被拖出来，用刀戳死的。约翰逊总统命令在所有联邦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这对一个黑人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礼遇，但恐怖行为照旧不断。有些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建筑物，也被放火点燃。全国统计，纵火事件共2600起，被抓2600人，受伤的达21270名。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等于保卫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的十倍。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的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棺材，送往墓地。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送殡行列。送殡的有5～10万人，包括大多数全国性领袖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休伯特?汉弗莱等。葬礼是在佐治亚州举行的，但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马多克斯不让学校停课，反对下半旗志哀。但是，他不愿纪念的那个人是再也不会因为这种顽固态度而受到伤害了。在佐治亚特产大理石碑上镌刻着纪念他的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这诗句，在五年前向华盛顿进军时，金本人曾经用来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到底解放了，到底解放了； 感谢上帝，我到底获得了解放。 那个狙击手租用开枪杀人的房间时，自称约翰?威拉德，原来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高尔特也是个化名。当时在场的人曾亲眼看到他驾驶一辆带有亚拉巴马州牌照和墨西哥旅游标签的白色野马牌汽车逃跑，这辆汽车后来被丢在佐治卫州亚特兰大市。中央情报局了解到，此人花了2000元(现金)买了那辆汽车，用的名字是高尔特。现在，世界各地警察都在缉拿这个逃犯。他逃往多伦多，又改用新化名拉蒙?乔治?斯奈德。他通过最起码的手续(发誓说那是他的名字)取得一张加拿大护照。他用345元购买一张去欧洲的游览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然后飞往伦敦。到伦敦后，他突然失踪，无疑他自以为从此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孟菲斯公寓里留下了指纹。中央情报局在司法部里花费半个月时间，调查了5.3万个被通缉人的指纹之后，终于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尔?雷。他是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和持枪抢劫等罪判刑。1967年4月，他从密西西比州州监狱越狱。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从中央情报局那里了解到此人的行踪，于是通知欧洲各地海关注意斯奈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戴着手铐引渡时，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防护裤子，飞回美国，因为谁也不想再重演奥斯瓦德故事。他被装在一辆六吨半的卡车里，送往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窗子挡上了厚钢板。他伏罪，被判处99年徒刑。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始终没有弄清楚。 马丁?路德?金被刺几乎整整两个月后，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干掉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暗杀从不曾改变过历史的进程，”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于达拉斯后曾经说过，但这话并不确实。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在印第安纳州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得票比数是42%对27%；在内布拉斯加州比数则是51%对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汉弗莱的故乡南达科他州击败了汉弗莱，并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击败了麦卡锡。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个孩子中的六个和妻子艾塞尔(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一起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了一个早晨。随后在城里大使饭店的第512号套房，收听选举消息。夜半时候，他乘电梯下到他自己设在饭店使馆厅里的总部去，同欢欣鼓舞的自动前来帮忙的人谈了一会儿话。末了，他说：“我谢谢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们在那里取胜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随从们都学着他的腔调说：“下一步是到‘工厂’去。”这是一家热闹的夜总会，他们打算和他一起去欢庆胜利的地方。但是，他还得先到记者室去说几句话。从讲台到使馆厅大门人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有个参加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是，参议员说：“没有关系。”于是他们迈步走进一条闷热的、有气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来同一位17岁的餐厅小服务员杰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个有关汉弗莱的问题：“这要追溯到那次斗争，因为……” 他再不能说完这句话。帕萨迪纳地方的一个记者看到有一只手臂和一支手枪从一群旁观者中间伸了出来。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柜台上，向肯尼迪开枪的，距离只有四英尺远。他把装在塌鼻子艾弗-约翰逊式左轮枪里的八颗子弹全射出来以后，肯尼迪的朋友、奥林匹克冠军雷夫?约翰逊才把他手里的枪打掉。有六个人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流着血，五人轻伤，第六个是肯尼迪，他的伤势是致命的。他中弹两发，一发关系不太大，另一发打穿头盖骨，进入脑部。艾塞尔跪在他身旁。鲍勃要喝水，他随后问道：“大家都平安吗?”那个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十字架，鲍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尔祷告。这时，体重300磅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里尔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发的刺客。 “你为什么干这个?”有个人对他吼道。刺客尖叫着：“我有理由，让我说明理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高声问他：“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国家才这样干的。”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接着慢慢弄清了真相。从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来，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出于爱国心。对洛杉矶所有其他的人说来，这一天是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日子，而在暗杀肯尼迪的凶手看来，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个人的名字是锡尔汗?比沙拉?锡尔汗，出生在约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欢的以色列。从表面看，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杀死肯尼迪的惟一动机。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医院，跟着转到规模较大的慈善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进行心脏按摩维持生命，同时急速给他动了手术。然而已无法挽救。经过几次挣扎，他终于在1时44分死去。林登?约翰逊痛斥国内枪支的“疯狂买卖”，随后派出总统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飞返东部。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对于一位从未当过国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这是前所未有的。飞机抵达纽约时，已有一万人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遗体告别。在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着蜡烛，朋友们轮流守灵。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挽词。 仪式由理查德?库欣枢机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国战斗赞歌》，圣诗班合唱《上帝赞美歌》。然后，汽车队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这里一列由两辆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在等候着，目的地是华盛顿。可是，因为铁路沿线两侧站立的人群太密，这一行程竟用了八个小时。到达首都时，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车队绕过市内巨大、黑暗的政府办公楼群，越过波托马克河，来到阿灵顿。这里已准备好鲍勃的坟墓，木莲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离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几英尺远。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葬仪，然后把覆盖的国旗叠成三角形献给艾塞尔。这时，乐队演奏： 美国啊，美国! 上帝赐福予你! 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 从海洋到光辉的海洋! 在1968年，从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参加的学生近3.9万人。建筑物被炸毁，校长和院长受到粗暴对待，猥亵话被涂在墙壁上，或用以责骂警察，有时竟是幽静雅致的贵族化七姊妹女子学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干的。这几个月里，遭受学生暴行破坏的高等院校计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坦普尔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奥伯林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三一学院、特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 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第三个星期，有关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变了头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权租用金。那事传出曾很受社会上的非议，可是1968年4月哥伦比亚暴动的社会影响就更糟糕得多。这是四年前伯克利学潮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学反抗行动，而且从一个方面说是更加富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出现。在此之前，该会在公众心目中也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性的学生组织罢了。八年后，该会会员发展到5500人，在200个学院设有分会，并表现了学生厌恶集中制的特点。然而到60年代中期，该会已经表现出好斗的精神，它的领袖公开宣称，要与该会曾明确提出的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敌。它认为，美国大学已为这三者所败坏，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则尤其恶劣。 在平日欢快的日子里，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行曲： 谁是纽约的主人? 谁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谁呀? 哥—伦—比—亚!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醒同学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拥有价值2.3亿元的曼哈顿不动产(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占用的土地在内)，附近每况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楼群占了大部分，因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成了贫民窟的大房东。六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纽约市租得靠近莫宁赛德高地公园的30英亩土地中的2.1英亩，因而无意中为未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学校原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所价值1160万元的宏伟体育馆。住在邻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几层。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设想，既然附近居民区当前充满了娼妓和吸毒的瘾君子，成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凡是有一点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会欢迎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错了。 持反对意见的房客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土地掠夺”，并说是对“公园的玷污”。这时候，大学行政当局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一位建筑师关于体育馆的构图公布出来，其中体育馆面向学校的大门，是精心设计、造价昂贵的，另一面朝着哈莱姆区开的门，则小而简陋。于是，居民区组织的领袖们便痛斥这是“隔离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莱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愤怒地指责说：“本居民区受到劫夺。”于是150个示威者向体育馆工地进军，高喊“种族歧视的体育馆必须拆除”!并拆毁了一段栅栏。参加示威的白人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主席马克?拉德，以及他所尽力召集来的追随者。 拉德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类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刚谈到过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是“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好斗的青年组织，而它反过来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则讽刺说：“共产党人不能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接管过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它。”该会在哥伦比亚的确也只有很少的会员，但由于他们喜欢讲蛮话，自己又喜欢蛮干，因而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就显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凶。在莫宁赛德高地上空升起气球的那一天，他刚好对卡斯特罗的古巴进行了三周访问后回到学校。好像特意要证实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满口称颂古巴是一个“特别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他68岁，超脱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后来，以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柯克领导下的行政当局“独裁专断，招致不信任”。4月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曾征集15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有12个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机构)，柯克当时对此未予置理。该学生会指摘防务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压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设备，为了(在美国)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 星期二把那个体育馆工地上一段栅栏推倒之后，拉德率领他的一伙人游行到常春藤盘绕的汉密尔顿大楼(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进行示威。他们在这里出乎意料，见到了持和解态度的代理教务长，他说，虽然他“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无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成员资格都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现在对这些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便乘势把代理教务长和另外两个职员拘留了26个小时。围攻哥伦比亚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头一天夜里，白人学生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黑人的力量。他们中间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他们看来战斗性不太足。有一种说法是，黑人当时都带着枪，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场。他们的白人兄弟并不认为修体育馆的事值得动枪。有的白人学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说：“为什么要他们管这事?国家的分裂和两极分化已经够呛了。”不管怎样，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时，拉德宣布汉密尔顿大楼已不需要白人学生。他们把大楼交给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楼图书馆，贴出通告说：“解放区，可以自由参加进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他们破门而入，进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给乱扔一气；他们吸了柯克的雪茄烟，把他的雪利酒也给喝了。而这才不过是个开始。他们对记者说，他们认为破坏学校的行为是对的。他们援引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所确立的一些原则。他们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和纳粹一样坏。 现在，他们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夺取了费耶韦瑟社会科学大楼；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五栋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在这座楼的阳台上挂出一条横幅：“拉德大楼，第五解放区。”他们建立了指挥所，并且油印了各种声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们全体，柯克不同意，说如不采取惩戒行动，就会“毁掉大学集体的整个结构”。另一批学生(运动员们)一度看来有可能把造反者赶走。(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而我们正是适者。”)可是柯克不愿再出现暴力，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约束。他还作了让步：暂停体育馆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楼里大喊大叫，这不够!他们要求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同时提出他们刚刚才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给他们运来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为他们听说可以用它来防御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警察可能使用催泪瓦斯。 他们没有想错，警察果然来了。当第一队警察开到莫宁赛德高地时，有30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职员把住洛楼的大门不让进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着大学董事议决“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的行为实行果断的纪律措施”。这样，他便做出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毕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夺回那些大楼——动用了组成快速楔形队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决的是汉密尔顿大楼。黑人学生都很听话，黑人律师出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他们撤出。黑人学生安静地离去以后，经过察看，大楼各处整洁如常。 白人学生占据的大楼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只要看到学生有任何反抗表现就动用棍子，拳打脚踢，把他们从混凝土楼梯上推下去。围观者有几千人，警察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站在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就可以安然无事，可是后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警察同样向他们冲打过去。总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一年。考克斯应邀对这些骚乱进行调查。经过21天对79名目击者进行查证之后，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页的报告，对大学当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评之辞。报告虽然没有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辩护，但认为学生的行动“同(警察的)残暴程度并不相称，警察的残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调查人发现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贯把学生放在”他们轻重缓急考虑的“最后位置”。其结论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学生们对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 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从来不违反停车信号的人也开始违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推而认为那种法规是愚蠢的，只有机器人才会服从它。他又违反了一次，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断干下去了。而又过了一个月，只要他到达十字路口，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虽然他不理会这些交通联系手段，他还是感到生气，因为在他喜爱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务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替他检查机油和擦净挡风玻璃。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况也都一样。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计划下去 建筑业的工作很糟，一项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运。班机不按时起飞。因为班机不能准时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盘旋，而一旦着陆后，你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由于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经常出门的旅客都购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几乎每个人都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向他催讨已经偿清了的账款。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从装水管道到电视机到F-111折翼喷气式飞机，全都乱了套。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经去世。据《时代》周刊报道，有一个人对着一架自动售货机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货员也很坏，甚至更糟。差错责任难以确定，然而却无处不有。人们对于事物是否还能正常进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纪律不断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概是繁荣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这种种都归咎于过于宽容。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把示威的学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反映。战争显然有一定的关系。出身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们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还备有医生谎报健康状况的证明信(医生这样做也不算犯罪)。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万人的同情。因为头四个到达瑞典的人是乘“无畏”号飞机突然逃离美国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无畏四勇士”。那里的人谁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称号的含义。这些侨居国外的人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相信美国将会炸掉整个世界，另一类认为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美国是可以得救的。”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就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叶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也不同于酒，不致危及社会。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烟是一种社会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较上层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烟的，1969年有一段时间，警察局曾经专门设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个新字眼)名门子女。 参加夏天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被逮捕，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们，却不采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好像已做出一项重大决策，要拿货物和设备去换取人命。”的确，看起来逮捕什么人，不仅看其行为，还要看他是谁，和在什么地方犯罪。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按照金原先的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的圣地上建立了一个“复活城”，他率领一千个穷人进驻那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拘捕他们任何人，反而向他们提供了可移动的厕所、公用电话亭、电力线路、淋浴设备，乃至投递邮件的地区代号：20013。6月下旬，这个临时营地的治安负责人阿尔文?约翰逊忿怒地辞了职，他说：“这里天天都发生强xx、抢劫、凶杀等案件，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维护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局照旧是不闻不问。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顿的警察罢工，在全国赢得了威信，最后并被选为总统。他曾说：“无论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无权不顾公安而举行罢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公务人员的罢工称为“不可思议和无法容忍的”。自那以后，这种原则已写进了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有些州还写进了像纽约的康登-沃德林法一类的法律。尽管如此，迈克尔?奎尔在1966年元月1日还是领导运输工人工会举行罢工，使该市165英里的地下铁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顿商业区陷于瘫痪状态。当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罢工者带回去上工的时候，他竟在电视摄影机前当众把命令撕毁。纽约市终于不得不接受调停，对他妥协。 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他还谈到林肯、杜鲁门、肯尼迪等总统，都曾任命过各自的朋友。为驳斥格里芬，德克森说：“现在我们该是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多加点小心的时候了。”正是在参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意见听取会时(为首席法官职位的提名而举行听取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福塔斯看来还是拿得稳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总统让沃伦继续留任，这种情况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许多较低的联邦法官都是在他们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被任命的。 现在问题在于福塔斯本人。他被严加盘问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据宪法，他处在证人地位，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就会公然破坏分权的原则。可是，反对派参议员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朗读福塔斯曾经参与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决定。接着，他们还就他作为法官时的某些行为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也属分权的问题，但他在这方面却被刺痛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他不应该干预行政部门的工作，然而他没有做到。他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白宫有关战争和黑人区暴乱问题的会议，还曾给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打过电话，对他进行申斥，因为拉扎勒斯说过越南战争有损经济的话。福塔斯申辩说，法官对总统提建议的事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约翰逊的问题那样，这里有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总感到其中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在进行着。现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骆驼的脊梁骨了，而这根稻草居然有了。该委员会了解到，福塔斯曾经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讲课得到了1.5万元的酬金，这笔钱是估计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审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员会以17票对6票通过了任命，但是共和党和南方参议员却开始来阻挠议事进程。参议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挠议事，这时候，德克森不再帮福塔斯的忙了。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挠议事的行动，甚至说他也还不一定投票赞成任命，因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杀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决激怒了他。关于结束辩论表决结果，是45票赞成，43票反对，远远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约翰逊撤销提名。总统“十分遗憾地”同意，并说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接着5月份的《生活》杂志揭露，福塔斯还从路易斯?沃尔夫森的家族基金会中获得过2万元酬金，而沃尔夫森操纵股票的罪行曾经送交最高法院审理过。虽然福塔斯后来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华盛顿还是感到震惊；眼看还会有其他的揭发提出，他便辞了职。福塔斯和戈德堡离去，一位共和党人住进了白宫，未来的最高法院显然不会再那么开明了。 美国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对他们捧得过高，然后又一脚踢开。1968年秋天，轮到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实在既不要过去的崇敬，也不要现在的轻蔑，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扰的独处。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怕的周末，国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这些天赋外加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更伟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这一点。杰基?肯尼迪曾经使举国的悲戚分外庄严崇高，没有哪个妇女能做得比她更为出色。但是后来她需要安静的生活，而只要她还是个寡妇，这似乎就不可能。在华盛顿，旅游家汽车不时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纽约后，汽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揿喇叭。 为了避免闲话，她只和婚姻美满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经常陪伴她。哈莱克勋爵，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尚未授勋，曾以其原名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的身份担任英国驻美大使，这时是个鳏夫。新闻界暗示，他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丈夫。电影杂志则提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船舶大王，影迷们一笑置之。 1968年10月17日，他们不再发笑了。杰基的母亲那一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先生”——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船舶大王。奥纳西斯是一个士麦拿烟草商的儿子，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估计有5亿美元，其中有100艘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一艘长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以及希腊的斯科皮奥斯岛。那些相信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是新娘的母亲发了疯，也不认为她所宣布的实际是个荒谬的笑话而已)纷纷议论送什么东西给这对新人。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和德?比尔斯钻石矿等都在建议之内。 “杰基，你怎么能这样呢?”《斯德哥尔摩快报》的标题这样问道。奥纳西斯比她矮两英寸，比她大23岁或29岁(看你相信一般所说他的两个生日中的哪一个了)，完全可以当她的父亲。此人离过婚，这就是说杰基不能指望得到教堂的祝福。尤其糟糕的是，这位新郎完全缺乏社会善恶感，而这恰恰是肯尼迪信念的核心。他有一次讲过，他关于完美家庭的想法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里。他的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国家里都欠税。“她是宁为丑恶财东而抛弃如意情郎了。”一位肯尼迪任命的官员评论说。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位希腊籍竞选伙伴，于是人人都想要找一位。”人们普通都说，要是鲍勃还活着，她是不会这么干的。 婚礼是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一个名叫小贞女的小教堂里举行的。郁金香花是由这位巨头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运去的。新娘穿的是真正法国瓦郎西安刺绣。她的两个孩子充当小伴童。新郎的子女们则是证婚人。希腊东正教婚礼仪式进行了45分钟，接着新人从一只圣餐杯中取用了圣餐，戴上了象征多子与纯洁的柠檬花花环。吻过《新约全书》后，他们按照宗教仪式围绕圣坛舞蹈一圈。随后，在那艘白色游艇上举行了宴会。希腊海军和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艇把守住岛屿，不让记者上岸。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只镶着大红宝石、周围衬着一些大颗钻石的戒指，以及配套耳环，价值120万元。 这只是刚刚开始。据老资格的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说，这对夫妇头一年一起花掉约两千万元，随后他们每周的开支仍然保持在38.4万元上下。单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值五百万元。因为他一年赚的钱约达五千万元，所以并没有动他的老本。至于避开新闻界，可不那么容易。当时这位肯尼迪夫人曾经同意在结婚前夕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在斯科皮奥斯岛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安安静静地举行婚礼，参加的只是家里人和孩子们。大家都明白，即使是有名的人，在出生、结婚、死亡这些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内心的感情也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记者们还是悄悄地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必须报道。摄影记者就更糟糕，有位意大利摄影师竟设法利用望远镜头照了她一张日光浴时的裸体像。但是，她受到的最大打击还不是来自世俗的新闻界，而是来自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这家杂志说她是“社会罪人”，并报道说将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提出不同意见，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有罪，谁没有罪，他为“爱情、相互景仰和尊重”辩护。但是，梵蒂冈的教堂法学家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裁定，美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同床，这在上帝看来是亵渎行为。 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次总统竞选运动是2月间的新罕布什尔州纳休阿开始的，当时他化名本杰旺?查普曼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随后不久，他的相片重又登上报纸头版，假名不能再用；而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获得79%的票数时，他更成了共和党竞选的领先人物。此后，他竞选接连取胜。乔治?罗姆尼说他自己是“硬被说服”去支持越南战争的，因而早就被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先退出了竞选，然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参加竞选后，他又回来了，但他这种反反复复的做法却得罪了早先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波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选定阿格纽和他一道参加竞选之前，阿格纽在他的本州外并不为人所知。他自己承认，他的名字“不是家喻户晓的”。在他的名字被提到代表大会上以后几小时，有个记者在亚特兰大商业区把过往行人叫住，对他们说：“我要对诸位说出两个词，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那是一种病的名称。”另一位说：“那是一种什么蛋。”第三个人的回答有一点沾边：“他是拥有那家造船厂的希腊人。” 《时代》周刊说阿格纽的鉴定书“不足以服人”，可是，尼克松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需要一个甘居人下的竞选伙伴，去起到他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所起的那种作用。阿格纽在竞选中的对手，结果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埃德蒙?马斯基(缅因州参议员)，而是一个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因而很难估计他对选民产生的影响。阿格纽痛斥“那些不懂得我们所说勤奋工作和爱国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假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够把这个国家管上两年左右，他们是能整顿好的”。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大讲：“如果你见过一个黑人居民区，那么你就见到了所有的。”阿格纽把一个美籍日本记者叫做“笨日本鬼子”，把波兰人叫做“波兰佬”。他的态度如此无礼，以致有个示威的人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来欢迎他：“现在就道歉吧，斯皮罗，免得以后麻烦。”有些示威的人拿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是：“如果你曾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是罗斯玛丽的小宝贝。” 竞选失败的人在运动开始的几个星期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先行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十分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在迈阿密海滩的冗长乏味的仪式中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浓厚的厌烦情绪笼罩着整个代表大会。”合唱队在歌唱，乐队在演奏。约翰?韦恩兴致勃勃地朗读了“我为什么因做一个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阿尔特?林克莱特、康尼?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麦等，也都同样打不起精神。那些政客的枯燥讲话似乎没有个完。惟一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会外发生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据说因是黑人受阻不能参加一次招待会。迈阿密的黑人骚动起来，电视广播员说，有70名携带机枪的警察开进了骚动地点，后来有消息说打死了四个黑人。尼克松在黄色的便笺上潦草地写成一篇不久他便将使之闻名全国的演讲，其中号召恢复到美国过去那种“为梦想所鼓舞的上进精神”。 根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人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参加大会者的记忆中是最严密的”。第二个肯尼迪遭到暗杀吓坏了特工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经指示要该处负责一切重要候选人的安全。有的特工人员乘坐直升机在代表大会所在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还有的带着步枪和望远镜从屋顶上监视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由30人组成的一支防暴小队在随时待命。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他们所携纸袋和钱包都要受到检查。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做得太过分了。两周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后来在芝加哥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里确实存在着形成暴力行为的各种因素。结束越南战争委员会前来嘲弄芝加哥警察，这个在戴维?德林杰领导下的庞大的组织负责协调八十多个和平团体的活动。嬉皮士、易皮士原文Yippie头三个字母是YouthInternationalParty(青年国际党)的词头字母，后面的pie是袭用Hippies(嬉皮士)一词的后面部分。易皮士是1968年开始的美国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的松散组织，也可以说是持较激进观点的嬉皮士。——译者、和平哨兵、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派，各色人等无不齐备，他们自己预言其总数将达到10万人，要在代表大会会址国际圆形剧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市长理查德?戴利认真予以对待。他把整个芝加哥变成了兵营。圆形剧场周围的下水道入口处都用沥青封闭。会场四周树起了七英尺高、顶端装有刺铁丝网的活动铁栅栏。全市1.15万名警察分两班值勤，每班12小时，5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整装待发，按照白宫命令由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美国陆军部队严阵以待。事先的估计和准备是过分了，结果前来同他们对峙的示威者只有大约1万～1.2万人。 在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一切全都为此)，汉弗莱在第一次投票时就得到提名：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惟一真正的争论仅仅是如何在党的政纲里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观点的、有鹰派味道的政纲以15643/4票对10411/4票胜过带鸽派味道的另一政纲。从这些数目字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之深刻。四年前，林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提名，并且以压倒优势获胜。这次芝加哥大会原是安排在他的60岁诞辰的那一周召开的(他的生日在星期二)，而现在他连去都去不成了。特工处告诉他，那太危险。 “停止战争!”顶层楼座上的年轻人高声喊叫。(第二天，发生了可笑的变化，市政府的雇员们占据了全部座位，他们挥动着写有“我们热爱戴利”的旗子。)不过，这一周最精彩的一幕，还是会议大厅内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代表们正从电视屏幕上观看闹市区发生的事，参议员阿贝?里比科夫从主席台上看着下面离他15英尺远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责备说：“在芝加哥街头出现了盖世太保的做法。”戴利和他的助手们一齐站起来，挥动着拳头，对他破口大骂(看电视的人从他们的口形能看出他们骂的什么话)，里比科夫冷静地说：“承认事实真不易啊。” 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实况弄不太清楚。如果这里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一样勇敢和遵守纪律，那他们的行为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应该公平地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弄得有点忍无可忍。后来，他们展示了从被捕人身上搜出来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带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钉子的短棍、头上装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块和普通石头。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xdx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
35、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
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进入1970年还不到三个星期，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就为今后要发生的情况开了张。这艘军舰在大风中脱了锚，竟把切萨皮克湾大桥冲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对于迷信的人来说，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开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别处看来似乎也是抱着故意与人作对的情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连续200天大旱之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显然由于自燃，烧光了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面积几乎等于罗得岛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历史的公寓楼房，一场不知起因的火灾烧死了11个人。全世界到处发生天灾：威尼斯一次旋风有四个人死亡，东巴基斯坦一次海啸有20万人死亡，还有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上帝也许是由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人不信神而发怒，或是由于像一些傲慢的大学生那样对他不敬而生气，他们戴的徽章上竟写着：“上帝没有死——他只是不愿管闲事。” 宗教肯定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安稳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顽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对摩门教会新会长的话感到震惊，他说：“为什么有人生来是黑的并有种种不利条件，而另外有人生来是白的并有种种很大的有利条件，这是有道理的。黑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主教派教会教友对放弃已使用了三个半世纪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改用《新英语圣经》感到不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还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势力的增长——有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据可靠的资料，美国人供养着1万个专职的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电子计算机被用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纽约一家理发馆老板雇用了一个占星术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开办一年取费50元的电话算命服务，还有总发行量达三千万份的三百家报纸辟有长期固定的占星术专栏。读书会发给会员算命图片作为赠品。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有250名学生报名学习巫术课程。杂志上的广告问道：“你是否因为自己对巫术是门外汉感到厌烦了?那你就自己参加巫术的活动吧。参加我们颁发文凭的巫术学习班，学习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尔?利克夫人，肩上栖息着一只名叫“急如火”杰克逊的寒鸦，她能用它去迷人，据她估计“全世界大约有八百万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说好莱坞的那种开无遮大会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个正式的女巫小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万万”。 如果说天府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样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暴乱中，有一个人被杀死，105人受了伤，而联邦起诉书控告的却不是暴徒，而是县执法官的十名助手和两个前助手，他们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大发脾气说：“任何一级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懊丧的事。”)黑豹党人简直就是杀了人而可以不受处分。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或上诉法院拒绝受理对于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个联邦特别大陪审团反批评警方在进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两个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在跃跃欲试了。参议院没有把整个国家归还给他们，但是的确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万英亩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部落。 对于美国将军们，这一时期也是极不好过的，这不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国人以侵犯苏联领空的罪名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指挥欧洲轮换制度的一名将军因下属行为不检被剥夺了军衔，还有以陆军中将衔——黑人中军衔最高的——退休的小本杰明?戴维斯，辞去了克利夫兰社会安全局局长的职务，因为据他说，该市的黑人市长“支持和鼓励了执法机构的敌人”。任何一个着军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权威的人的责骂，然而尼克松总统却给他的白宫警卫人员一种特别碍事的装束。他对罗马尼亚警卫人员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于是委托华盛顿一个裁缝吉米?马斯卡罗为行政大楼的警卫人员设计一套新的华丽制服。结果这场笑话白白浪费了1.6万元——双排纽扣的金边白色上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加上鲁里坦尼亚式轻歌剧中虚构的一个欧洲小王国。——译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个警卫人员嘀咕说，如果他必须穿上这样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只铜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不是白宫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纪末英国写作轻歌剧的两位合作者。——译者那一套的时候。”马斯卡洛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满意，连总统也不满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却悄悄地束之高阁了。 纽约掘墓工人在1月里举行了罢工。航空交通控制员于4月里举行了罢工。乘客因飞机停飞而抱怨，但他们可能因此得了福；重于空气的航空运输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没有停止。一个名字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出了一个新招。他带了一支手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舱，宣布要求给他1亿元。经过了一场枪斗之后，此人被捕了，但驾驶员肚子受了伤。波音公司的2100万元的庞大的747型喷气式飞机一开始就未能按时起飞，比原定时间竟晚了六个小时。甚至向月球飞行的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20万英里的时候也发生了故障，机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员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却是远渡3200英里海洋的纸莎草制的太阳神2号船。这艘船是挪威探险家索尔?海耶尔达尔制造并驾驶的，他要证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经航海越过大西洋。太阳神2号至少已达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于说它没有赚到钱，许多营利性的运输行业也都没有赚到钱，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最大的铁路运输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因负债26亿元而走上破产法庭，是许多收支无法平衡的美国企业之一。情况相同的，还有电影企业；好莱坞五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负债累累，总数达1亿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荣，看来随着这十年的终了也已经终止了，最好的证据在华尔街，那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1968年12月几乎达到1000大关，到了5月27日却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经挤满了热心的观望者。1970年5月的长期大暴跌之后，那里变得冷冷清清了。纽约这个现在被该市尖酸的市民称之为“欢乐市”的城市，已经不那么受到游客欢迎了。街道上常出现犯罪活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危险。该市于6月1日把违法停车的牵引费从25元提高到50元。这一天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儿女到纽约来看一场电影。当她从电影院出来，汽车不见了，她欠下了市政当局50元和一笔罚款。他们看的电影叫《乡下人》，内容是有关到曼哈顿来做客的种种风险。 1970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大多数电影制片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在这一年完成了他连续获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片子的票房价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没有一部亏本，也没有一部赚的钱不达到六位数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摄制费用7.2万元，但是赚了600多万元。迈耶说：“我对观众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钟之内——一开始的15秒钟之内——你就知道你将看到什么了。”你在片中将看到的是电影业所说的“性爱片”，或一般人所说的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了一项大企业，每年获利5亿多元，而这市场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样的包装。市内大街的电影院里放映Ｘ级关于影片分级参看本书第32章。——译者的影片；1970年最轰动的电影包括《丹麦的性自由》、《调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显得暗淡失色”——《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伦?芬特的《面对一位裸体的太太你会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广告问道。“我们说‘喔唷’”)，这部影片在旧金山一家电影院中整天整夜连续放映，每周为该电影院净赚七千元。曼哈顿有二百家“成人书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号大道之间的一天24小时开放的“成人书店”，像超级市场陈列商品那样，货架上面都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交、狂交、女同性交、乱伦交、xx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八种美妙姿态》的图片两元一份。有九个裸体女演员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联社剧评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这艺术上日益容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最为直率和满不在乎的同性爱实录”的《乐队男儿》，以及表现一个乡下人专喜欢和一头母猪性交情景的《佛兹》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飘》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xdx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W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xx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见前第421～423页。——译者。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整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这时他怒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你才是该感到羞愧的。”下一个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尔嘴里的东西，而当西尔仍一再不断打岔时，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样一来，那些剩下来的便称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方面死伤人数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伤。 但是现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战争。原来潜伏在鹦鹉嘴的共产党军队对这次进攻做出反应，向西追赶朗诺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柬埔寨，威胁着首都金边，并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供应路线。这样一来，华盛顿是和另外一个比阮文绍政权更无防御能力的政权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标所以没有实现，完全是由于这些目标的不现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里写道：“美国官员们谈论着为南越占领敌方指挥司令部的计划，仿佛在那丛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面的五角大楼，其中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大小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等一应俱全。”这样的一个指挥所没有找到，因为，当然，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指挥所。 对柬埔寨进行的冒险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对这次新的卷入的抗议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参议院最后吵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通过一项议案，要美国部队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并在同时停止对那里的空中支援。大学校园里反应之强烈，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抗议行动。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专院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并且完全是自发的。到学期终了还有286所学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而43个州的另外129所学校虽然宣称复课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无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万多学生直捣华盛顿。白宫变成了一个武装兵营，前面是由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的屏障。总统最初的反应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楼一些部长们的闲谈中，他把抗议者叫做“游民”。后来他决定摆出和解的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了他的贴身仆从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员来到林肯纪念堂，要想同睡在那里的学生们谈话。“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是否喜爱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小组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使总统同样迷惑不解的，是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给他写的一封信。希克尔曾经是一位保守的企业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抗议政府在疏远青年。他对副总统阿格纽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感到愤怒。尼克松的公开反应是表示安抚，他向这位部长保证政府官员将不再用那种激烈口气讲话。但是希克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信在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已由各报发表了。感恩节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宫，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将他撤职。几个小时之内，霍尔德曼的一位助手，带着一份应予清洗的人的名单来到内政部。六位高级官员被告知：“我们要你们辞职，我们要你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如果这样算是粗暴，有些校园里的行动却更为粗暴。一个革命者的炸弹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边墙炸开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学家，炸伤了四人，造成了600万元的损失1973年11月，27岁的卡尔顿?刘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为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大学里，学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楼前进行对抗，最后警察人员开火，使用大量铅弹枪、机关枪、步枪和穿甲枪，造成打死两个学生、伤九人的悲惨结果。由前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负责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把这28秒钟的连续射击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无理的过火反应”，但是当地的一个大陪审团却责备学生，声称“有人要去……参加社会骚扰和暴乱活动，当执法官员奉命前来恢复秩序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受伤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国人中也不仅密西西比人认为学生活该受到攻击，而且受害的也并非仅是黑人。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顿硬帽建筑工人直接冲进一群反战示威游行者中，成了极得人心的事；白宫对他们加以表扬，也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策略行动。对青年的敌视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年轻的亚文化群的几乎各个方面都看不惯：他们那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噪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姿态，以及那些摇滚舞集会的名称本身，什么“奶油”、“石头”、“惊恐万状铁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们)张贴出渗开的彩色和变形的图像的使人憎厌的幻境画；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说麻醉剂如何使他们超脱、受到激发、感到谐调、上劲、过瘾、心惊、思想异常和忧郁；他们以举办摇滚舞音乐会的名义使刚成年的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种集会表面上是跳舞，有时实际完全是进行罪恶活动。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舞狂欢会的最高水准。据《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报道，预告下一年度要举行的48个主要大型音乐节，只有18个举办了。“主要的原因，”莫思兰说，“是政治性的。每当宣布要在某地举办一次音乐节的第二天，该地的市参议会和警察局就设法搞出个什么紧急法令，使举行大会成为不可能。”行政当局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得到居民的赞许的——常常由于他们的恳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一亚文化群的表现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希望这种庆祝会在自己的后院内举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到了关于1970年臭名昭著的摇滚舞音乐会——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粉末岭音乐节——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粉末岭音乐会远非一次盛会，它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起者签约邀请了25个乐队来参加在这个300英亩的滑雪地区的表演。但开幕日之前四天，一个市民委员会说服了一位法官，说他们这小小的居民点没有必要忍受那喧闹声、大麻烟卷、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颁发了禁令。这样乐队演员是给打发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前来参加的听众；这次集会的广告远至洛杉矶的许多地下报刊都登了出来，大批人群已经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个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万人到达。没有表演会等待他们，也没有饮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成了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而这灾难也终于发生了。 天热得使人发昏，青少年们搭好了他们颜色丰富的帐篷之后，都把衣服脱光了。他们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到了星期日，这个池塘被宣布为有害健康区。自愿前来服务的长着胡须的秃顶的威廉?阿布鲁齐医生，对环境卫生十分关心，但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麻醉剂。毒品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兜售大麻烟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块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议的魔力”)、巴比土酸盐、“来得快”、LSD幻觉剂(“谁要买?先讲货色，后扬牌子”)。州警逮捕了70个离开人群的毒品贩子，其中有一个人口袋里装着1.3万元，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逃掉了。因小贩要价甚高，自己买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费喝大桶里装的“电水”，那里面什么都有，任何人走过这里总有人求他把不论什么毒品扔些在里面。阿布鲁齐把他诊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剂发生的事故都归咎于这种混账杂烩，这种服毒品人数比伍德斯托克还多，而那里参加的总人数却是这里的十倍以上。每一个米德尔菲德的居民都能讲出一些服麻醉剂的年轻人胡闹的故事。 显然，粉末岭同反战的抗议运动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评此事的人却认为，青年亚文化群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学强烈反应中最令人难忘的强烈象征，是州立肯特大学惨案，而这事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从各方面来看，那里的骚乱的最初几个阶段，不管怎样都是会发生的。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一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一向没有闹事的传统。足球赛在肯特大学仍然是大事；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广场上鸣胜利之钟。学校有同学舞会，市镇上有闲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说实在的，那个闷热的星期五夜晚的动乱就是由一场狂饮啤酒的活动发端的。 学生从一家酒吧间涌了出来，他们要在街道上跳舞。一个发怒的驾驶汽车的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并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橱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据勒鲁瓦?萨特朗市长的命令，把闹事的学生从小酒馆里赶了出来。在把学生向校园赶去时，他们用催泪弹轰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学少数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举行一次群众会。在注册入学的将近两万名学生中，约有八百名来参加了大会。他们对教职员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屌战争!”群众把大会转变成为一场示威。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控制，冲散了一个舞会，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广场对面单层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消防队来到现场时，示威学生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那房屋竟被完全烧光。 萨特朗市长没有通知学校当局，就向国民警卫队求救。詹姆斯?罗兹州长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备M-1型步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弹的500人的队伍。学生用汽油喷到树上燃起大火来阻止他们，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灭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这时，罗兹州长来到了校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于星期二将要对参议员候选人进行初选，而罗兹是候选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显然大大落后——最后他仍失败了——但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扭转局势。肯特大学的形势看来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关于学生他说：“我们将采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褐衫党指德国纳粹党；夜间骑士(见前)和自卫团为美国民间反动组织。——译者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 为罗兹州长说一句公道话，应当指出国民警卫队听到的恣意攻击学生的话也并非仅仅来自罗兹。司法部长米切尔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做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萨特朗市长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暴乱。既然种下恶根，他们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难逃恶果。这一天已恢复上课，校园里起初看来似乎是很平静。有几个学生于正午时敲打胜利之钟，大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到校内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约两千人在旁观看。这时来了两辆吉普车，车里的国民警卫队员用扩音器喊叫：“撤出广场区。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他们扔石头，并大声叫喊：“猪滚出校园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坎特伯里准将对记者说：“得让这些学生认识认识法律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民警卫队的西尔威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在他的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捡起了几块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这时大约是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对密集的学生放催泪弹，有几个学生把催泪弹扔了回去，但都达不到目标。另外一部分学生开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两座楼之间追赶他们。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忽然发现他们在这里已被包围了，前面有一排栅栏挡住，两边全是向他们扔石块的学生。他们的处境其实并不真是很严重；石块砸不到他们，许多旁观者还在哈哈大笑。这时候警卫队的催泪弹用完了，他们开始向一个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头望着。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国民警卫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上周周末他们就曾用刺刀刺了三个学生——他们的M-1型步枪里都装着实弹。据以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为首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后来所说：“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机了。” 后来有人提出，有一批警卫队员有心要对触犯他们的人开火。一些照片显示，有十来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形成证人所说的“一团”。另有一件奇怪的证据，是当场录音的一份录音带。从上面可以听出在那可悲的13秒钟的乱射之前，曾有一声单响。这一枪是特伦斯?诺曼放的，可能是一个讯号，也可能是出于惊恐。诺曼是一个挂名的“自由摄影师”，实际上是受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告密者(此外他还很可能是受雇于该大学，该大学也拥有秘密特工人员)。诺曼携带着一把手枪，有些旁观者说看到他拔出手枪并放了一枪，时间不是在关键时刻之前，就是在那关键时刻之后。可以肯定的情况是，警卫队于下午12点24分到达小山坡顶上时便跪下来用枪瞄准学生——学生离开他们好几百英尺，不可能有办法伤害他们——好像是接到命令开枪的(同警卫队在一起的坎特伯里准将却正把头转向另一面)。射击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一个姑娘在这寂静中尖声叫出：“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打死我们!” 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xdx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也具有毁灭性力量。谈到尼克松和阿格纽恶意诽谤民主党，指责该党不忠于国家，他说：“这是撒谎，美国人民也知道这是撒谎……竞选政纲只有两种……恐惧性的政纲和表示信任的政纲。一种政纲说：你们已被种种可怕的危险包围着……另一种说：世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变化莫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来对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们投民主党的票，就是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们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对你们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议案在表决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样?关于全国的团结又怎样呢?他说：“有些人设法利用我们共同的不幸，来为党派利益服务，但他们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吓和恶意的造谣中伤。”他号召选民们拒绝支持他们。 选民们真这样做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里增加了12个席位，把他们与共和党的差数扩大到253对180。共和党失去了11个州长职位。他们原来在州政权方面是以32对18领先；现在削减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票数增加了3%。共和党于选举运动初期，原希望多赢得参议院8个席位，以便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看起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里拿不准的席位两倍于此数。等情况澄清以后，大家看到共和党不过只得到其中两席，有一席有无价值还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被一位开明的共和党人小洛厄尔?韦克取代了。 为了给选举的结果尽可能的涂脂抹粉，尼克松声称获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在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在马里兰州和查尔斯?古德尔在纽约州的失败；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经以仅仅39%的选票，获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义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由于艾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和约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失败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宫感到沮丧的，是已出现对1972年大选不利的恶兆。除在田纳西州外，著名的共和党的南部策略结果一无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党也失去了一些关键性的州议院。尼克松—阿格纽的特殊努力在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败，在对下一届总统竞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开明的共和党里彭协会的主席，把这次结果总结为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对于尼克松所作的解释，他说：“尼克松愈是声明说他现在拥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数，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做替罪羊了。”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州长们在爱达荷州太阳谷集会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们其实是应当在死谷集会的。两年之前曾经使总统获得大量超额票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连他在该州的处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长警告他的共和党同志，共和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极的。”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的威望，于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后来还继续下降了。这年冬季，盖洛普民意测验说明美国人赞成总统的比例，从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马斯基赶过尼克松，领先了3%；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差数扩大到5%，继而又扩大到8%——47%比39%。《新闻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总统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聚集到比斯坎岛来进行一次事后检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对体育运动行话的爱好，把这次聚会叫做“对比赛计划的审查”。感到特别忧虑的米切尔说，总统的行径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竞选县执法官”。大家都同意两年之后，决不能再重复这次的表演。从现在起，尼克松必须显得是超然于党派斗争之上，作为总统进行他的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主席将由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他是共和党的一位铁杆干将。 但这还不是这次聚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事后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委员会里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们去干。”稍后，另一位又说：“所作的决定是把党派政治从他妈的白宫里清扫出来弄到街对面去搞”——街对面就是离白宫150码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一座钢铁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在那里，独立的“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于1971年3月在这座高楼的二层楼上开设了备有全新家具、时髦室内装饰和深橙色丝绒地毯的办事处。在约翰?米切尔辞掉司法部长来接管这个办事处之前，它一直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德?马格鲁德负责。马格鲁德的保卫科长将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他的顾问是戈登?利迪。这个委员会后来所有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为“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的缩写。但creep本身作为一词又有“爬行”或“令人厌恶的人”等意。——译者。
36、美利坚分裂国
那年冬季，怀往忆旧成了一大生意经。雪茄烟店门前摆设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个卖价达4000元之多，1938年发行的《超人》连环画报则售价400元。一位意大利设计师重新推广了丽塔?海沃思的服装式样，让他的模特儿穿着这种上身是衬衫下身是张开的裙子的服装，合着管乐演奏的摇滚乐的节奏漫步。大学女生甚至倒退得更远，穿上了1900年前后的长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钢架眼镜。箭牌衬衫展出了1906年的设计式样，赫兹广告公司的广告采用了古铜色的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们戴上了米老鼠牌手表。300多家电台重播了奥森?韦尔斯的《星球大战》，来庆祝万灵节的前夕。百老汇演出的一个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赚钱的——剧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剧《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星期，收入达3.5万元；票价高到每张25元；该剧主题歌《我要过得愉快》又流行起来。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设计。主角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和着“二人茶会”的曲调跳起踢舞时，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全都跳起来，向她欢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录第104期，并由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另写了一篇再版序言，这也是以旧取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图书馆会购买来充实参考书架，但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册14.95元的价格，竟售出20万册之多。很快，一家“怀旧读书会”也到处开设分会，提供各种旧电影广告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汇编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儿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的传奇小说。南希?德鲁和哈迪?博伊斯的侦探小说也畅销一时。郎金交响乐唱片社出售题为“想起那无线电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队时代的伟大歌手”、“承蒙记忆”、“难忘的岁月”、“记忆中的岁月”和“大乐队时代的主题歌”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获利数百万美元。在这方面，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是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体声重录了许多摇滚舞名乐队的演奏，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利?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索恩希尔、莱昂内尔?汉普顿等，当然还有本尼?古德曼。 这种时代的心声是很明确的：美国人由于厌恶现时而向往过去。尽管197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这些事件的性质并未能使1971年的情况比1970年有所改善。后来的通货膨胀使得1971年的通货膨胀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感到简直难以想像。2月份批发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为17年来所未有。总的来说，生活费用在五年内增长了25%。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数字表明，重大犯罪活动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550万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动能够破案，现在的破案率却只有1/5。性病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淋病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但却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步调改变着美国的面貌。现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由于60年代农场主大量外迁，农业人口再次下降了40%。无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居住在汽车拖车里。改变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发展居民区商场。第一个这样的商场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外建成，在其后的十年里，市中心的零售营业额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国已有1.3万多个居民区商场，对美国闹市区商店造成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些含有不祥征兆的数字——尼克松政府是并不以为然的——已预示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已增加了四倍，用电量则增加了六倍。 那年对传统而言真是个凶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宣告破产。陆军部宣布，此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可以在生孩子后，继续服役。气象员派的一颗炸弹在一间男厕所爆炸，厕所就在参议院会议室的下边，使得整个国会山为之震动。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会学校关闭。《展望》以停刊来纪念全国杂志周。以制作高级羹汤闻名的美食公司，由于被新泽西州卫生当局发现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闭，一百二十多万罐奶油土豆汤不得不全部销毁。在伯克利市参议会，激进派获得了四个空缺中的三个席位。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不能因为被告付不起罚款而加以监禁，此后，“缴付罚款30元或坐监30天”的判决就再也听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园比较平静。肯特州立大学的影响明显可见。《花花公子》杂志对学生的意见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36%的学生讲“我现在是要抗议的”，不过即使这些人也还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亚日报》的一位投稿人写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堕落了，吸毒者的绝望感弥漫了大半个社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着新型的立体音乐……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却不是过着自己的生活。”密执安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厄利奇说：“许多学生都悲观失望，离心离德。”然而，厄利奇也说：“更多的学生则仍准备献身于社会变革。”和过去相比，主要的差别是，积极分子不再在校园里进行示威了。狂热分子(他们仍然为数不少)现在愈来愈集中到华盛顿去。使他们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的原因——战争——仍然一成未变。如果说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么，1971年便是老挝年。此外，这一年还打消了任何认为阮文绍总统统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残存幻想。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出现具有吉尔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剧式的情况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选举。那一次，阮文绍—阮高其这一搭档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有11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只获得35%的选票。阮文绍不喜欢那个结局。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丢了面子。这次可不能再那样了。于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以后希望提名的候选人必须先征得4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100名省、市议员表示支持的签名(如选择后者，每个地方议会议员的签名还必须由本省省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一个是阮高其，一个是有人望的杨文明将军。阮高其和杨文明有个君子协定：彼此互不妨碍。杨文明还说，如果察觉选举有舞弊情况，他就退出选举。舞弊的事果然出现：阮文绍的最高法院利用技术细节，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选人资格。杨文明一怒之下，带着证明阮文绍总统操纵选举的其他有关措施的证据，访问了美国大使馆，这些材料中有阮文绍通知各省省长收买选票，调动“那些不友好公务人员的工作”，以及投假选票的书面指示。杨文明于是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解释说，他不能“容忍这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其结果会剥夺全体人民实现民主政权的希望并阻碍整个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这样一来，阮文绍就没有竞选对手了，这局面使他高兴，却使华盛顿感到惊慌。在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议之后，越南最高法院顺从地推翻了自己的裁决，承认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还怀疑阮文绍给各省省长的命令，实际上已使竞选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竞选，把总统称为“滑稽剧的主角”。选举如期举行，这位滑稽剧主角获得94.3%的选票，其余为废票。阮文绍宣称，人民对他的领导表示如此“令人震惊的”信任，使他深感满意。但是，现在取得这种代价极高的胜利实在并不是时候。到了年底，美国驻南越部队的数目将下降到15.8万人，而阮文绍军队独立作战的能力却大可怀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老挝的一次军事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因为南越原想借此来大振军威的。为了证明越南化做法切实可行，1.6万名越南共和国部队奉命越过非军事化地区，沿九号公路进入老挝，切断了胡志明小道。这条神话般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供应通道，那时在某些地段已宽达50英里。在军事史上，策划行动的人还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机密的。在这次军事行动前的几个星期中，自负的驻西贡美国军官就对新闻界说明敌人只有两种选择余地：北越人要么必须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坚持战斗，而如果战斗，就会被消灭。为了宣扬这次行动只有本地人参加，在离老挝边界200码的九号公路上竖起“美国人员到此止步”的牌子。当记者指出这次行动的代号“杜威峡谷Ⅱ”是个美国名字时，这个代号很快换成了“兰山719”。 一直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兰山719”号行动于1971年2月8日发动。第一批报道宣称取得胜利。军事记者只知道部队在缓慢前进，没有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接着就灾难临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个最精锐的师发起了攻击。在西贡，美国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兰德少将承认，南越的损失“比春节攻势时还要大”。阮文绍的所谓王牌军第一师的营指挥官们由于无法前进，请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里所说的：“美国司令部和白宫曾经宣称，越南共和国军在5月份旱季结束以前将留在老挝并占据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国军的高级军官不敢违背美国人的话。” 第一师的步兵惊慌失措，他们放弃了阵地，炸毁了自己的大炮，奋不顾身地披荆斩棘穿过丛林跑到美国直升机能够营救他们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国人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里，都看到越南共和国惊慌的士兵紧紧抓着直升机的滑橇。只是美国空中力量进行干预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灾难。这场为时45天的战役结束时，南越部队的伤亡超过了半数——3800人阵亡，5200人受伤。有八个营失去了战斗力。而胡志明小道的运输量实际上更增加了。尼克松于4月上旬，对全国公众说：“今晚我可以向各位报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评他的人，指责他侮辱了全国人民的智力。 美国的反战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此做出反应。4月18日，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协会于国会山下扎营，并且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慌忙组织了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又组织了另一个对立面团体——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要求尼克松抛弃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剑”。政府官员们责备新闻评论员没有为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和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进行大力宣传，因而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是，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闻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约有二十万名抗议者在华盛顿举行和平游行。下一周中，一个“人民院外活动集团”云集国会山和征兵司令部，拉住国会议员和兵役当局讲述他们的意见。到月底，由于“五一民众”组织的来临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动达到了高xdx潮。这个组织，为了实现其公开宣称的目标——“阻止政府行动”，动用了国际公认的遇险信号。 “五一民众”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后来说法不一。该组织的领导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的理想象征。甘地肖像印在他们的小册子、标语、徽章和战术手册的封面上，这战术手册阐述了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对抗原则。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马路上扔破烂，在交通要道弃置汽车，或躺在汽车前面等等。一向以最为宽和在全国闻名的华盛顿警察，决定采用以温和的态度使抗议者反而为难，然而这种策略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于进攻性的反应。 尼克松选择司法部长米切尔作为他维护法律的战术协调人。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对他的妻子马莎说过，和平进军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国革命党人。后来，他在一次律师集会上，又争辩说，政府保护自身的权利必须高于人民保护个人秘密的权利。他当时选择的例子是说，他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得以不经法院的命令窃听私人电话。“五一民众”的骚乱，提供了在发生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米切尔如何执行法律的又一个例子。根据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须先填写一个表格，写明被告的姓名、罪行、执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面对1.2万～1.5万名青年人的闯入首都，其中许多人存心要中断华盛顿的交通，米切尔决定省去他认为烦琐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众”的前锋正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西波托马克公园听摇滚舞音乐会，忽然750名警官，头戴钢盔，挥舞警棒，将他们撵到大街上。两天后，开始了大搏斗。执法官员接到一项压倒一切的任务：保持交通畅通无阻。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大规模集聚的示威群众。突击队乘军用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随时准备袭击。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许多人是和平的纠察队员和旁观者。这是创纪录的。四天当中，总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监狱里容纳不下，关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场中用栅栏围起的露天牢营里。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调子，按着披头士乐队《黄色的潜艇》的曲调高唱“上帝保佑美国”，以及“我们都住在集——中——营里”。仅穿着一件薄雨衣，冷得发抖的斯波克医师也和他们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捕，罪名是“五一群众”的同谋者。他说：“我和华盛顿示威活动的关系，和我同国会爆炸或洛杉矶地震的关系差不多，对这些事我大概也会受到控告。”他在一阵扭打之后，才被抓了起来，鼻子受了伤，贴着胶布。他说：“伙计，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场所。” 国会的鸽派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对记者说：“愚蠢，无用的‘骚乱’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拥护者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付诸东流。”结果，法院批驳了这次逮捕，认为明显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预料到这种结果，但当时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认为执法官员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尼克松从加利福尼亚返回首都后，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他认为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说：“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工作也干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全同意这个看法。”米切尔说：“我为华盛顿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他们阻止住了一群蛮不讲理的暴徒，不容他们剥夺掉别人的权利。”接着，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徒。 大规模逮捕“五一民众”之后六个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不很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报道内容占内页六版的篇幅，一栏一栏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国的公报、建议、阐述立场的文件、电报、总统命令，全都涉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大概是各国政府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泄露机密文件事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编辑们表示，以后连续发表的部分还将透露更多的东西。 《纽约时报》得到的东西，原来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不久前，由他委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文件副本。报纸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些档案，是由35位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中包括兰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编纂工作就是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共250万字。内容全属机密，但不是军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现仍待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也不包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材料。麦克纳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国是怎样陷入越南的沼泽的。文件也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还回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年代。这些文件显出很多官员极为无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据文件揭露，在所谓东京湾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了关于东京湾问题的决议。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约翰逊决定在越南投入美国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所知，“没有人提出或公布什么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 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还没有时间阅读过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参加这一研究工作，但他没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项目。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个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总统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材料存在。尽管这并不影响尼克松本人和他对这场战争的指导，但他十分恼火。他觉得政府能否保守机密是关系重大的。他认为，这次没有涉及他自己的机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次就难说了。况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却揭开了旧的疮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难堪的政府信用问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打电话给白宫，建议政府通过法院对付《纽约时报》。尼克松同意。米切尔给报社打电报，“客气地”建议不要再刊载了。他警告说，如果编辑们继续干下去，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罚款1万元，并判处十年监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诉的；因为这一泄密事件“对美国国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司法部长进行威胁的报道，还并排连续刊登了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说。——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来说，这胜利的代价却是很大的。白宫对他们两人的能耐突然不感兴趣了。过去一般都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现在却交给管子工里两个新升起的明星——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尔菲尔德被冷落了三个月之后，决定制定一项进行政治侦查的高超计划，并希望把这计划卖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这计划的代号是“沙地楔子活动”。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见米切尔。但是面谈并不成功。考尔菲尔德预感到会找别人去搞这项工作，而在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估计错——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宫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时，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声望在继续下降。总统的助理们由于越南战争无法控制深感苦恼，而这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他们彼此争论着如何最有效地扭转前一年秋季中期选举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选民政治情绪。有一点是他们全都非常清楚的：他们需要大笔的钱。幸而他们的情况要比债务累累的民主党好得很多。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着1968年未曾用掉的竞选经费近二百万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滩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笔竞选资金50万元。有趣的是，这笔款是以银行本票存入的，而这本票是他用现金在街对面的太平洋保证国民银行支行买来的。即使在当时，他已在采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来源，因为即使在当时，他就知道在未来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款项，许多都将是来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些款项的来路相继出现了。最早在3月份出现的是奶制品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来制作乳酪和黄油的牛奶——价格补贴和前一年一样，100磅仍为4.66元。奶制品工厂主采取措施要改变这一决定。3月2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业政治发展金库的向共和党行贿的运动费，并投入1万美元。第二天，奶制品合作机构的16名领导人被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与尼克松和哈丁相见。他们对总统和哈丁部长讲，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高的价格补贴。第二天，他们又为尼克松拨了2.5万元的竞选资金。第三天，哈丁就改变主意，把奶制品价格补贴改为4.93元。于是在共和党的银行账目上，这些奶制品工业的领导人总共添进了52.75万元。 几星期后，又开辟了一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这几个人返回旅馆。利迪马上从那里打电话给华盛顿，告诉克罗说，干得“干净利索”——菲尔丁大夫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没有被抓住，尽可能说得体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诉白宫，他们的任务已完全失败。根据埃利希曼后来的证词，他当时不打算让他们再试一次。埃利希曼还有一个对亨特不利的消息，库什曼将军根据赫尔姆斯的指示，已经打电话来说，虽然中央情报局很愿意帮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它发生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四周都是装有白护墙板的住宅，红色的谷仓和银白色的高大的青饲料贮存塔的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占地55英亩，四周围以30英尺高带岗楼的灰色混凝土墙的监狱。监狱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黄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镇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纽约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机构”，但是并没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长文森特?曼库西的严厉管理下，院里没有什么职业训练，对犯人更少恻隐之心。稍微违反规章就给关进单身囚室——“包厢”。去囚室的途中在电梯里便会遭到刻意的毒打。一个月只发给他们一块肥皂，一卷手纸。如果他们在一百度高温，他们通常叫做“加尔各答黑洞指加尔各答的一所拥挤的监狱，据说1956年由于暴动，监狱里的英国囚犯一夜之间有123人被杀死。——译者”的金工车间干活，一天也只给25美分的报酬。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2254名犯人当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卒则全是白人。看守人员公开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监狱长曼库西对鼓吹民权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国最冥顽不化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并且是个凶兆，则是其中有不少属于一种新的犯人品种，即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好斗的黑人。事实上，其他监狱的狱长常常把闹事的自称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监狱来。他们来时，就偷偷带进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进行体育活动或做礼拜的时间，举行秘密集会，散发自己在牢房里写出的煽动性小册子。一个名叫“楞哥儿”查理斯?克劳利的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也得像男子汉那样死去。”有一首暗中传观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也别死得像猪猡， 我们被追捕并关在耻辱的笼牢， 发疯的饿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们的不幸命运开玩笑。 1971年7月，一个自称阿提卡解放派的好斗的犯人组织，给纽约州教养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德递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声明。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奥斯瓦德曾彻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监狱制度，赢得了刑罚学家的广泛称赞，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现职。他任职才只六个月，已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有争执。劳工节美国及加拿大法定的劳工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过后，奥斯瓦德给犯人放了讲话录音，要求给他时间，以便进行深刻改革。除其他问题外，他保证采用“有意义的通过职业训练恢复就业资格的办法，办职业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书刊”。 奥斯瓦德的表示也许失之过迟。暴动发生后狱警发现牢房的日历上9月9日这个日子全划上了大圈。7月，好斗的犯人已告诉奥斯瓦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加以戏剧化”，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改变了主意。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死在圣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饭时，阿提卡监狱的黑人绝食表示抗议。“那情景不可思议已极，”一个看守事后说，“没有人拿起饭盘或调羹，没有人吃东西。他们只是一个个列队走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们凝视着前方，一声不吭……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戴了点什么黑色的东西……这使我们惊恐异常，因为像这样的事情，要做许多组织工作，要有很强的团结力量，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组织得这样好。” 两个革命者(后来查明为主要领导人)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传播福音式的讲话，变得愈加刺耳了。他们都是纽约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装抢劫罪。布莱登和乔治?杰克逊一样，是自修的，学的是历史和哲学，由于在曼哈顿的“坟场”拘留所领导了一次暴动，被送来阿提卡。克拉克是从一所中等严格的监狱转送到阿提卡来的。那里看守说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这所牢狱”。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后他仇恨情绪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来看他，他说：“喂畜生，喂畜生，这里就是把我们当成畜生的。”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远在国家的另一头被杀害18天以后，阿提卡监狱的一名警卫在犯人运动场上制止一场殴斗中被一个犯人打了一拳。当晚，两名斗殴的犯人被关进了“包厢”。其他犯人说，他两人被拖走时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只玻璃杯，划破了看守的脸。次日早晨爆发了骚乱。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引起骚乱，已弄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伙干活的人拒绝听看守的棍棒指挥，不肯排队。另一种说法把责任归之于看守，说他们为了对头一天的事报复，武断地取消了犯人的体操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理查德兄弟”带了五名去吃早饭的犯人一路横冲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车间干活的布莱登。 不管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其后果实在惊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捉住。监狱学校、礼拜堂和机器厂，被纵火焚烧。这些房屋化为灰烬的时候，犯人的袭击队就冲出了四个长方形囚室区中的B、C和D三个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执法官说，犯人们拿着管子当武器，这些东西是他们藏在食堂托盘里的面包下面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骚乱结束，阿提卡监狱当局早已威信扫地。但是，即使犯人在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还是很快武装了自己。他们有些人使用从车间抢来的砂轮，有些犯人马上用剪刀刃和扫帚把做成了投枪。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监狱看守救火时，他们就用来扎破消防水龙。看守使用催泪弹，重新控制了C区和B区的一部分，但是犯人们坚守着其余部分，把门全锁上，甚至用工厂的设备把一些门给焊死。 暴动发生后四小时，各条战线便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四天中基本上没有变化。D区离管理大楼最远，离车间最近，是布莱登和克拉克指挥暴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共有1280人，头戴橄榄球员的防护帽或裹着穆斯林缠头巾，分散在D区院里临时搭起的许多帐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张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动的中心。暴动书记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这里开会，确定各种工作安排，决定防御措施，甚至把不听指挥的犯人关进“人民监狱”。犯人和纽约州当局，就在那工作台处或是在A区的走廊里称做非军事区的无人地带进行联系，开会谈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里是通往四个囚室区的各条通道的汇合点。暴动者控制着这个地点。他们是从一个28岁的看守手里夺过来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动分子搏斗，直到头骨两处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后来有些看守发誓说亲眼看见奎恩被从一条高处的过道上给野蛮地扔下来。无疑他是伤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这个失去知觉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过非军事区，送给管理当局。奎恩的情况双方都十分关注，他要是死了，每个参加暴乱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正午前后，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带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告诉他们说，“如果对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不要丢掉武器，也不要丢掉伙伴。”这番话很强硬，但一个事实却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轻率的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损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动分子抓住当做人质。这些被俘的看守给穿上了囚衣，蒙着眼睛，捆绑在D区。一个犯人用话筒警告说，如果警察发起进攻，首先遭殃的将是人质。任何一个负责人，甚至监狱长曼库西，都不大愿意说那是吓唬人的话。 对处理这个局势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是奥斯瓦德专员，下午2点乘飞机来到。他不顾曼库西的劝告，决定和赫尔曼?施瓦茨一起进入D区和暴动分子当面谈判，施瓦茨是暴动分子的领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罗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诉暴动分子，在释放人质以前，他不能同他们讨论他们的要求，这是司法当局不能违背的规定。他也的确提出了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是也倾听了布莱登口述了15项要求。暴动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政治集会；容许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邮件检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要有正规的控诉手续；增加娱乐，减少待在牢房里的时间；增设体育活动场所；要有专职医生；学校要办得好一些；多给水果，少给猪肉；撤换狱长沃登?曼库西；成立一个局外人委员会，以“监察”在造反期间监狱当局的作为；由联邦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对犯人在造反期间的行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报复”。最后布莱登又补充说，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坚持把他们“迅速而安全地由监狱转送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里去”。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驱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先声而已。” 奥斯瓦德进入D区的勇气实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动领袖的书记处对坐时，某些暴动领袖就建议把他也留作人质。站在墙头的纽约州警察狙击手，虽然逐个瞄准了奥斯瓦德周围的犯人，但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能逃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则又当别论。既然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几乎无法抗拒他们要举行谈判的压力。他向压力让了步。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同意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并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参加佛蒙特州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请求他发出那份禁令。奥斯瓦德还干了一件使曼库西和他的部下极为恼火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专员无此权力。但误解的种子已经种下，肯定会结出仇恨之果。 当天晚上，奥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灯光照得通明，而又为犯人的营火照得更亮的监狱大院。他带来了一批记者——这也是对暴动者要求的让步。大部分时间花在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上。犯人们提出的人选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写过对乔治?杰克逊同情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汤姆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威克、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和发行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克拉伦斯?琼斯。后来，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选的人：他的秘书、一位学监、一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和刑罚学家。一时监察委员达到30人。人数过多，无法执行任务；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这个委员会。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这是一名杀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鲁克林的杰罗姆?罗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动者这时认为它不充分，拒绝接受。监察工作一开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顺利。威克、琼斯和全国法律协助和辩护者协会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刘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从他那里他们仅仅只能弄到一份不对犯人进行“不加区别的集体起诉”的书面保证，这种保证看来是不大可能消除那个焦急不安的犯人书记处的恐惧心理的。另一项不牢靠的协议于星期六凌晨4点钟，暴动的第二个24小时接近结束时，也被撕毁了，当时记者团被阻于监狱门外。警察对记者越来越敌视，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往往预示着警察将要采取不让局外人看到的行动。 然而，那天早晨奥斯瓦德还是乐观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项，但他已同意了28项，其余两项，一是完全赦免问题，他说这是“不能谈判的”，一是撤换曼库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新的发展使和平解决暴动的希望大为缩小。奎恩死了，于是排除了对暴动领袖实行宽大的任何可能。接着，博比?西尔来到。他进入监狱以前，对站在墙外向他欢呼的50名激进派的示威者说：“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么事，纽约州及其州长就应被控谋杀。”接着，他的随从散发了一份黑豹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被叫做‘人质’的监狱看守，实际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们由于惯常遭受折磨人的、残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这样来为自己申诉……为了开始谈判犯人……的要求，保证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据黑豹党的分析，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够得到保释的惟一办法。” 西尔对解决这场危机显然不感兴趣。他在监狱里对犯人说，他们同奥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们激动地表示信任他，请求他提供建议。西尔回答说，在未得到休伊?牛顿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见。他参加了一会儿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以后，就离开了，告诉记者说，他们的问题和武装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采取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行动，他对暴动书记处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在街对面等着你们。”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没有解释，弄得那些犯人以为可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无意再同奥斯瓦德讨价还价。 星期日双方都进行了动员。整个下午，成卡车地运来国民警卫队，粗大的消防水龙、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监察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说，他们“现在深信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发生一场对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杀”。威克、琼斯、巴迪洛、邓恩等人给洛克菲勒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请求他到阿提卡监狱来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表一项声明说：“鉴于关键问题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亲临现场去也无助于和平解决。”他和奥斯瓦德已经同意，如果犯人领袖对最后通牒不予理睬，那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并不乐观。显然犯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坏了。铁门正在通上电流加热，水沟里倒满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饵雷按上了定时引信。粗糙的火箭发射器也都安装起来，长矛打磨得更加锋利。从A区通往“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进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铁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动者为报旧仇，刺死了两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7点钟，一队队警察被分派了具体任务：或狙击、或救护、或炸除路障、或作为后备力量。两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质的情况。8点35分，奥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军事区会面。“理查德兄弟”坚持，必须保证对犯人进行“安全、彻底、不折不扣的赦免”，并且把“曼库西那家伙”撤职。他说他需要半小时同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商。奥斯瓦德同意给他时间。9点零5分，一名犯人用话筒喊话说，如果暴动阵地受到进攻，囚犯“行刑队”就要把人质全部杀死。奥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话说：“现在释放俘虏，然后专员就同你们会谈。”那犯人叫嚷说：“不。”那实际上就成了商谈中的最后一句话。剩下的只有蛮干了。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用无线电报告说：“‘时报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人质，各有刀子对着他们的喉咙。”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个人质的头被人拽着头发往后拉着，让脖子弯出来，用手紧握着的尖刀已在慢慢刺进肉里去。实际上，外表比真情显得更加可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所目睹的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倒下，还打算拉几个身不由己的牺牲者同归于尽。 奥斯瓦德这时已肯定，人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可能总不免遭到屠杀。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缓。他于是对助手们说：“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们必须打进去。”这时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门边潜伏着，一架C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Can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亿；到1963年，更降到150亿。到70年代初期，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 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费。” 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霍华德?塔夫脱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个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37、自尊丧尽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所说的爱出风头的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从20年代爬坐旗杆顶和弗罗依德?柯林斯所经受的折磨开始。科林斯这个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矿井塌方陷在里面最后死去，于是成了1925年头版新闻达两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些爱表现自己的人的出现，大吹大擂的宣传活动愈加突出了。这些人有的在狂欢节的旋转木马上举行婚礼，有的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灯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礼堂庆贺离婚。克罗南伯格在1954年写道：“我们美国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诗意变成了散文，而是变成了广告稿。”他指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亚斯?泰洛?巴纳姆1810～1891年，美国著名马戏团创办人。——译者。 随着美国影响在国外的传播，巴纳姆精神也传播到了国外。海外最离奇的一些表演、最后使作案人成为1972年头版新闻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毁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船；澳大利亚一个地质学家手持12磅大锤，砸坏了圣彼得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哭耶稣的画像，他这样做出于一种反常的出风头的欲望，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人全是荒唐达于极点，但至少他们没有杀人，而许多国外爱出风头的人可大都不能这么说。1972年可以称为是死神喧嚣之年。国外为了出风头而作案的谋杀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处死北约组织的三名电子专家，一伙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杀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团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干掉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还有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是他的一位年轻同行，为了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按照古老的切腹仪式自杀，取出内脏，并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级。 对于海外这种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长，美国人并没有理由感到欣慰。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们表明，像他那样胆大包天的杀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国，步其后尘的人中，有洛杉矶的锡尔汗?锡尔汗、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以及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美容学校杀人肢解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怀有类似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暴徒“疯狂的乔”?盖洛，在纽约的小意大利被人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他改变了他的形象，这便是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乔治?杰克逊在索尔代德监狱的两个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无罪，安吉拉?戴维斯也设法将此事搞成宣传上的一次胜利；她说：“这件事妙极了。”12月29日，《生活》杂志停刊，关闭了一条巨大的宣传渠道，这在某些政客看来简直是如丧考妣。四星空军上将约翰?拉维尔，因擅自下令轰炸北越而受到申斥，并受到降级处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见于报纸上，而现在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参考书上了。最令人难忘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他于总统预选前夕，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市场中心枪击乔治?华莱士。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布雷默竟问警官：“我要写出回忆录来，你看能捞多少钱?” 当这类犯罪行为已变得平淡无奇时，一些美国人在那一年又另辟了耸人听闻的新途径。有两起有关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索尔代德、盖洛和华莱士案件不同，显示出作案人或起诉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伙强盗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机，他们采取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勒索办法，威胁说，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将让飞机直撞进橡树岭核研究工厂里去。虽然飞机的轮胎已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开枪打瘪了，空中强盗在查塔努加机场还是把200万元拿到手，最后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里，他们便同他们的许多先辈一样，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赃款都被没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划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下给首都所有联邦建筑物供暖的热气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谋肇事而受审讯。政府最后败诉，九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婚，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圣约瑟夫协会和圣玛利圣心会的教友们大为震惊。 在传统的教会工作者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虔敬行为方面表现得更荒唐的，是“耶稣的子民”，也被称做“耶稣迷”或“马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代表着青年运动的最新阶段，这一运动经过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现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稣，我可曾为耶稣沉醉!”是他们用作号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一种反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称青年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倾向。他指的是禅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时，基督教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可是，现在这些信徒们都挂着基督受难像，穿着基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舞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怀念过去孩子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 由于各大学在1972年几乎继续保持平静的局面，和平战士谈到宣传方面的失败，而州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颇为欣慰；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了发行学校公债。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总统用色彩鲜明的词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曾说，他计划在戴维营多待一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高山顶上，能使我更易于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收盘时达到1006.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千(虽然当时没有一个人懂得，这正是抛出的好时机)。纽约联邦法官宣判一个名叫罗纳德?加勒拉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不择手段侵犯了”奥纳西斯太太的私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公众中的形象更加辉煌了，而打扰她的这个人的形象却更加暗淡了。法院裁决，加勒拉今后必得同她保持50码的距离，同她的孩子保持75码以及同她家族的住宅和学校保持100码的距离。 爱出风头时代的这些离奇的事件，尽管不同寻常，然而却由于这个时代的两位巨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这两个都是美国人，都狂热地一心想使自己大出风头，并且都于1972年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一个是亡命之徒，一个仅仅是易动肝火。 性情暴躁的那个，名叫罗伯特?詹姆斯?费希尔，是下国际象棋的。在凡是提到此人的报道中，除了侮辱他的对手，不按规定的比赛时间到场，得罪给他捧场的人，贪婪，食言，动不动给人下最后通牒，大发脾气，在关键时刻忽然不知去向，以及后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同俄国的鲍里斯?斯帕斯基进行了一场第一流的比赛，赢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外，就没有别的了。他的同胞一致认为，决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人能得到冠军了。他怒冲冲地点着创纪录的15.6万元的奖金，傲然地阔步离去。 那个亡命之徒名叫克利福德?欧文。 1971年圣诞节将临之际，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向纽约各大报主编、新闻评论员和通讯社办事处发了一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550字的新闻特写。美国隐身埋名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14年来一直拒绝报界人员的采访和摄影，甚至连面也不肯一露，如今显然在一名合作者的襄助下，完成了他的23万字的一本传记。这书的布面精装版将在1972年3月27日发行，《生活》杂志将连载三期，每期从中选登1万字。这预告援引休斯的话说：“你可以把这书叫做自传。也可以叫做我的回忆录。不论叫它什么都行。这是用我自己的话讲述的我的生平。”预告中对他这项工作的助手克利福德?欧文讲了不少恭维话，也说是出自休斯之口。据称这位亿万富翁曾说，之所以选中欧文，是因为“他有同情心，有眼力，谨慎，而且，据我所知，他为人正直”。 休斯的回忆录好像是录了音的：“本书里的话——除那些引起我说这些话的问题外——都是出自我自己之口的话。”一开始编辑们以为，他是在他去年隐居的巴哈马饭店录的音，但后来看来实际情况似乎要比这曲折得多；他们两人“在遍及西半球的各种各样的汽车旅店和汽车里”会晤了一百多次。 这都是出版者的预告中所说的。公众相信这种说法只有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份预告就得撤销了。但在当时，这成了出版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故事。它一度把总统游览中国长城的新闻都从小报的头版上挤掉了。采访休斯和欧文的新闻记者比采访越南战争的还要多——单是《洛杉矶时报》就派出了9名记者。30名邮政检查员在邮件中寻找线索。派拉蒙公司重新发行了《外来政客》，故事内容一眼就能看出是编造出来的休斯的生平。一部名叫《赫尔加与霍华德》的X类影片正在曼哈顿上演，休斯式的短袖圆领汗衫销路很畅，两元一件，人们还佩戴徽章，上面刻有“这是一枚真正的霍华德?休斯徽章”。 在12月的新闻预告发布之后不久便有人首先对自传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休斯器械公司的一位代言人否认“有休斯的自传存在”。但是，这位隐身埋名的富翁，甚至对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以行动诡秘著称；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们认为，不承认有这部自传，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事实上这也是该书的编辑们意料中的事。《生活》杂志编辑主任拉尔夫?格雷夫斯拿出休斯同意连载该书的亲笔信给他的工作人员看，其中有一个人问他：“我们怎能判定这封信不是伪造的呢?”格雷夫斯回答说：“这是真迹，没错。我们请一位专家鉴定过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一名副总经理艾伯特?利文撒尔对《纽约时报》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确定这确实是休斯的自传。”《生活》杂志的副总经理唐纳德?威尔逊也告诉另一位新闻记者：“喔，我们是绝对有把握的。请注意，我们是同麦格劳-希尔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家电影杂志!别忘了这是时代公司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我们已经查过。我们有证据。” 威尔逊对另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与休斯器械公司打过交道。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不使我们感到诧异，因为休斯先生对这项计划是完全保密的。”威尔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欧文，12年来，他一直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作者。他写过四本不成功的小说，前不久又写了一本《赝品》，写的是埃尔米?德?霍里的生活，此人系欧文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上的邻居，专门从事艺术品的伪造。如今回想起来，出版商似乎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这位作者专门注意骗术的偏好，以及他自称休斯不愿同别人只愿同他交谈的说法。事实上，这本书纯属捏造。欧文从来没有见到过休斯，更谈不上给他录音了，而休斯对这个自称是他的代笔的人，更是毫无所知。乍看之下，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仿佛过于轻信，令人不可原谅。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骗子手法相当狡猾，而且也相当走运。 这个骗局的策划，始于一年前《新闻周刊》影印一张休斯手书的11行字的便笺的时候。一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又将此件彩色套印刊登。欧文是一个漫画家的儿子，得其父遗传，双手极为灵巧，他发现，稍事练习，便能写出整页整页酷似休斯的笔迹的文字来。那时节，报纸上正有许多关于这位企业界巨头的报道，特别谈了许多关于他行动诡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外界的人无从知道。这便使欧文想到，搞一本自称得到休斯许可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休斯戳穿，特别是他可能已经入土了。他说服了住在邻近马略尔卡岛上同样以卖文为生的理查德?萨斯坎德同他合作。后来，这两人的姓名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相片登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上——欧文，身材高大、健壮漂亮；萨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说，“是个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大肉堆”。他们的模样终于成为文字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象征。可是，开初他们两人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编辑们的眼里，一个是虽无才华却可信赖的作者，另一个是他的勤奋的研究人员。编辑们无从知道欧文已说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赃，75%归他本人，25%归萨斯坎德。第三个参与密谋的人，是欧文的妻子伊迪丝，她是一个漂亮的瑞士画家，是欧文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耍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先转给他们几封看来像霍华德?休斯手迹的亲笔信，在信中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对合作写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签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规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书手稿后30天内，对该书不做广告、不推销、不出售。”以25万元的代价取得最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同意不声张此事。出版者为小心起见也采取了看来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谓休斯手迹的一部分交给一位专家鉴定，专家拿它和真迹的样品比较后，写出鉴定报告说：“此种手迹由旁人模拟欲达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后来，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断言“根据我们在鉴定可疑手迹和签名方面的多年经验”，欧文交来的材料，除霍华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欧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诉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业界巨头坚持在开给他的支票上只填缩写姓名：“H?R?休斯”。欧文取到这些支票后，便转交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她戴上假发，带一张改写过的护照和一张偷来的身份证，飞到苏黎世，在瑞士信贷银行用“赫尔加?R?休斯”的名义开立账户。在这个账号320496的户头里，她最后共存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将近一百万美元，随后她又将这笔款子提出，存放到马路对面的瑞士银行去。这期间，她的丈夫和萨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资料室以及《时代-生活》档案室(这一着是最不客气的)去调查休斯的生平。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休斯已经退休的主要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欧文从此人的一个合伙者手里借来拍了照。他和萨斯坎德一边把材料集中，一边轮流假充“休斯”在录音机上彼此采访。录音随后抄出，欧文还在这长一千页的稿子上，用那位亿万富翁的笔迹写下边注。搞出的这成果看来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骗局开始败露的时间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马饭店用电话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同七名于他隐身埋名前对他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申斥欧文的书纯是骗局，并且趁此机会否认以前那些说他的指甲长达六英寸，说他已憔悴不堪，说他的头发长达腰部等类的报道。听他讲话的七名记者，一致断定是休斯的声音。欧文却说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个密谋在伊迪丝那一头也开始败露。休斯的一名律师要求他的雇主填写一张问题单，盖上手印以示确凿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最后一次，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支票上背签是在什么时候?”休斯的亲笔答复是：“十多年以前。”这些骗子以为，瑞士银行账号户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并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可以将一切细节都透露出来的，并且，当瑞士方面了解到开给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个自称赫尔加?R?休斯的讲德语的女人兑成了现款，他们知道在苏黎世有人作案了。于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神秘的赫尔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关此事新发展的动人消息传到了纽约的那一天，欧文参加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他镇静自若，对这件消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他给一个装扮成休斯的骗子录了音；二、休斯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去存支票；三、他欧文，是个江湖骗子。他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睛，用一种无比诚恳的声音说：“最后一个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诸位也是这样。”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点头表示同意。会后，他飞回伊维萨岛——这引起《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愤慨，他们本以为他会一直待在纽约等待危机解决。有记者指出，伊迪丝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个赫尔加很相像时，欧文回答说：“你们真认为，我会让我家的人卷进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吗?”在曼哈顿，欧文的律师还未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他向记者透露，他认为自己的主顾上了一伙骗子的当，其中两个是专门模仿签字的老手，第三个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华德?休斯的瘦高个儿。 这是这一阴谋的关键时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欧文后来的结局，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他已将大部分存款兑换成了现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来是有可能既保住钱财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维萨和马略卡岛上逍遥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丝以及萨斯坎德可以留在他们原来住的岛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国家中去，因为有好几个南美国家对他们这种罪犯是不会引渡的。钱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是极其可怕的，彻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欧文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根据接近他的人的意见，原因是他无法抗拒大出风头的诱惑。此人一辈子就一心想出风头。他写了几本书，全没引起人注意，但是，这一鬼招却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知道有一批记者在肯尼迪机场眼巴巴地等候着他的时候，他便仿佛着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这完全像飞蛾抵不住火的诱惑一样。他下飞机时，他竟不能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对他整个故事是一个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头炎，他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先生们，这真难受。”至少这一次，人们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有两名记者以为，欧文曾同休斯从前的一个助手——约翰?迈耶(Meier)——接触过。他们要求在欧文的律师的办事处见他，并对律师说：“请告诉克利夫，迈耶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欧文从未听说过迈耶这个人，但是，当信息传给他时，他可慌了手脚。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拼法不同的迈耶(Meyer)，因为这两个姓听起来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偷偷给他的人，名叫斯坦利?迈耶。如果记者们打听到了斯坦利?迈耶的这段情节，他们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欧文还不如照实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随后回去见那两位等候着他的记者。他说：“伙计们，我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不过不供发表，行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发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却点头表示同意。欧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也可能已经猜到了，也可能没有猜到。赫尔加?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赫尔加。” 这场骗局该到此结束了，却又不然。他临时又编了一套，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办事的，而由于那部书稿(以及鉴定笔迹的专家的意见)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骗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着两次新的打击，使它彻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个助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问了世，欧文在各种离奇的场合给休斯录音的谎言就此戳穿。他确实也曾去过这些地方，一路上还给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寄去风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该一边办事，一边还寻欢作乐。他的游伴之一是个使用水下呼吸器潜水的教练，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她陪同欧文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克斯去玩。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她愈来愈钟情于欧文，她以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寸步不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会过面。 这一来，欧文就完了。但对妮娜来说却不然，这对她来说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么说，对于出风头——出不论什么风头——的好处也只是略举一端而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已。多年来她一直是个极不得意的无名的民歌手。现在，顿时间，她成了到处被邀请的红人。她两次在“戴维?弗罗斯特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迈克?道格拉斯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迪克?卡维特节目”中出现，一次在“今日节目”中出现，一次在“约翰尼?卡森节目”中出现，还有一次为她安排了特别电视节目。曼哈顿的圣?里吉斯饭店邀她出场表演三个星期，她还签下合同要去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演唱。她的经理人说，欧文事件“的价值，相当于五张畅销唱片和一次金像奖”。毫无疑问，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却不那么走运。事情愈闹愈大，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没有工作许可证和移民证的问题，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随身带着六架电视、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文件销毁器、血浆、一个冰箱、一张病床、一些褥垫、办公用具、瓶瓶罐罐、几箱影片、几百码电线、一个老式电炉、一个加热器，以及一张廉价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杂志由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退款，因为该公司已从欧文夫妇和萨斯坎德那里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欧文等三人都暂时进了监狱。但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家出版公司的运气连续不好。欧文被送进监狱之后，那家出版公司刚刚靠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红狐酋长回忆录》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声誉。不料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红狐酋长回忆录》是从1940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剽窃抄袭而来的。接着，欧文一书的编辑被控有失职业道德：他向另外两个作者借钱，数目达到他们从出版公司预支款项的10%。最后还有一件事，使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处境成了那一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骗局发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麦格劳-希尔大厦的一楼已言定租给一家银行开分行。那时，银行的人正往里搬。出版公司经理人员看到橱窗大玻璃上在涂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欧文信托公司。因为租约早已生效并已备案，自己全然束手无策，简直气得发疯。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总统座机的银、蓝、白三色的机身，掠过混浊的扬子江，向北飞去，到了北京上空，准备滑翔下降。1/4世纪前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地面上景物的变化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中国居然有树木!”白修德这么写道)。在这历史性的一天，红色中国的主人们将又一次友好地紧握住美国领导人的手。美国将停止再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在美国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国农历上的吉利的日子。 总统的喷气机于11时30分着陆。所有的人立即感到惊愕万状。除去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外，机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那里也有一些大标语，不过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场的有不足四百人的军队，他们在唱着30年代的一首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位好周游列国的美国第37届总统过去见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梵蒂冈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在场。这里却阒无一人。惊慌失措的助手们想到如果总统给弄得下不来台，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们能够原机飞回家去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吗?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官员出现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周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可没有在看电视，这些客人来访的消息根本没让他们知道。总统的军队驶过寂静的街道进入城市。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刚在一所黄砖砌的二层楼宾馆里安顿下来，却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新中国的传奇式的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的书房去。总统和主席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会谈的内容至今仍严格保密，但显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张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会见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这次访问得到了主席的赞许。如今街道上的人群开始有反应了。尼克松一露面，人们就鼓掌——当然是合着一个拍子，不过，这里的规矩都是这样的。毛指定他的第四个妻子——革命煽动者江青，作为接待总统的官方女主人。 接连五天，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对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两边，谈判四个钟头。从最后公布的含混的公报可以看出，双方意见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公报主要谈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谊，总统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让步是答应从台湾撤出美军。不过，会谈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终于举行了这些会谈。总统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得到了赞赏。每天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馔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他们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们去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是讲残忍凶狠的地主的。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交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次日清晨，他的夫人兴致勃勃地继续参观了一些幼儿园、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虽然她看见针就害怕。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把“76年精神”号留在北京，自己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总统与总理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然后总统一行从杭州飞抵上海，到达他们最后的一站，在那里发表了公报，然后回国向美国人民报告。 总的来说，尼克松的同胞对他的表演评价很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有时过于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几次讲话中，曾提出中美两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多少事，从来急”，还向他的听众提议，要“只争朝夕”。他也说了一些陈词滥调的话。看到明朝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总统议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他在说到长城时说：“能够建造这样一道城墙的人民，肯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过去；有这样的过去的人民，也必定有伟大的未来。”随后又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决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在这道城墙那一边的人，就有俄国人，他们对这次访问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这与其说是反美的标志，不如说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加剧的表现。俄国人妒忌万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个月后，尼克松夫妇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前景反过来又使河内电台按捺不住了，它称这次会议是“卑鄙龌龊的”。不过，情况也有所不同。河内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样，它对缓和不感兴趣。相反，北越人准备破坏华盛顿同越南北边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尽力要这样干，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几乎快要成功了。 北京会谈的消息，通过当时南越军队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传到了驻扎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南越第三师。当时那个地区比较平静，在美国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阮文绍的部队却放松了警惕。使他们松劲自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点和平新计划，似乎和平真的有点苗头了。因此，报告传来，说17度线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部队正在集结时，第三师并不以为受到了威胁。3月间，冬季东北季风刮来的阴云开始消散时，北边打来的炮火有可观的增加，可是南越人并未感到吃惊。他们照旧待在钢筋水泥掩体里，只派出少数的巡逻队。如果是较好的部队，本来是会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将军才把他们当做一次新攻势，也是四年前的春节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大攻势的第一个目标。 武元甲的第304师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于3月30日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残酷的猛攻，这一次同春节攻势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现，一场闪电战，旨在用苏联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优势兵力，压倒西贡部队。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击，把南越部队赶出了禄宁。不到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南越第五师全部陷入重围，这个师是保卫阮文绍的首都的关键部队之一。4月18日，红色攻势击溃了滨海的平定省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的守军，南越已面临被从狭窄的腰部截成两段的危险。末了，4月22日，北越四个师突然攻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多，实际上已使省会昆嵩陷于包围中。 尼克松做出反应，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内和海防，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空袭这两个城市。反战的参议员立刻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当即结束美国在北越的任何军事活动。莱尔德不予理会，警告河内说，B-52出击要继续到北越部队从南越撤出为止。他说，政府认为，这次攻势“公然”违犯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决心不遗余力把入侵者赶回去。事实上，白宫当时的心情是既愤怒，又同样难堪。三年来，总统一再宣称越南化已获得成功，而从西贡传来的报告却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败了。 由于害怕可能丢脸出丑，使尼克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采取了他称之为“拦回行动”的一个极其惊险的步骤。为了削弱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由美国海军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国空军出击，轰炸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此举使他面临同北京和莫斯科发生对抗的危险，而他与基辛格那时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爱，他不隐讳同俄国人的冲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天晚上我要专门对苏联讲几句话。我们尊重苏联这个大国，我们承认苏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苏联反过来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权利……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来帮助我们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犯自己的邻国。” 总统对武元甲攻势做出的有力反应，使反战运动得到了新生命，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则花费了许多的钱制造实际并不存在的对总统这一反应的支持。大批伪造的电报源源送来，使白宫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支持这次行动的人和反对的相比是五对一。此外，《纽约时报》抨击此事的一篇社论，却受到一篇题为《人民对纽约时报》的假广告的驳斥，而这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科尔森和他的几个助手而已。这是非法的，最后事实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该月底，北越的攻势开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躏，成为废墟，但北越军队却又销声匿迹了。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要占领顺化的打算始终未实现。河内的威胁似乎突然减弱。除了在训练中的两个师外，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兵力来发动这次进攻，结果损失了10万人，从战略意义上讲，收效甚微。他们孤注一掷的赌博，终归失败了。北越政治局委员、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说他已经准备好在巴黎重开谈判。他仍然坚持停火要以撤换阮文绍为条件，但是，看来他们真正求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这事和莫斯科有关。5月初，封锁的行动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会谈暂时已无可能，但是俄国人决心不让缓和的事业中断。这一点在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访问白宫就世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便已显而易见了。被请进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不胜惊讶，万万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谈笑风生，在谈“友谊”一词在英俄两种语言中如何讲法。一位记者问外贸部长，总统5月22日访问莫斯科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同时，俄国人力劝河内停止敌对行动，还把克里姆林宫里一处原属沙皇的寓所布置就绪，准备供总统下榻。武元甲的阵亡士兵尸骨未寒，苏美领导人便将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这样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义愤填膺，但是世界上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搞交易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苏联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这一点。 凡是了解既往20年历史的人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越过克里姆林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降落下来，滑行到迎候的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等人近旁停下的时候，只看到无数美国国旗在锤子镰刀旗的旁边招展。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同毛泽东一样，他等总统安顿下来以后再同尼克松会见。当天晚上，美国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贵宾。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参观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国营百货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报》头版上；在一周的会谈期间，天天如此。尼克松在“蓝色屏幕”(俄国人对电视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来就用俄语“多勃雷维切尔”(晚安)向观众致意，结束时又说了声“斯帕西巴〓衣多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中间，由旁人翻译他的热诚的演说，演说中大量用了俄国人所喜欢听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这次最高级会谈不只是象征性的。宴会、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极其丰盛豪华，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季米尔大厅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下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才显露出来。白宫形容会谈是“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整个那一星期都显得坦率、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称会谈是“实事求是和讲究现实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两国领导人最后不是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就某个可能已经谈判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达成俄美间的谅解。细节问题则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解决。然后礼宾人员则拿着蓝色和红色的皮面文件夹出场，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签字。他们同意在星际探索方面进行合作，预定于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宇宙飞行器在外层空间对接。同意两国共同研究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污染等问题。双方都同意停止骚扰对方在公海上的船只。双方承认需要在中欧削减兵力，有必要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致同意控制导弹。两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在五年内把进攻性导弹冻结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彼此分歧较大。尼克松要求俄国人劝说河内停火，俄国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热切希望搞一个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借的108亿元的债务未得解决；他们提出还3亿，尼克松要求8亿，一切妥协的尝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会谈结果的收获是，产生了一项确立大国外交准则的12点原则宣言，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说，“我们设计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是否将按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不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头都不对，这宣言对于未来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大政府制度之间的分歧，现在有可能在条约中加以表现，而不必形成意识形态的圣战。通过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俄国将会更接近欧洲大陆而离开亚洲。贸易和技术会继续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谅解，而不是许多人预言过的一个多极世界的分裂局面，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现实。冷战已经过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美国总统的努力，尽管这位总统，曾是最坚决的一位冷战专家。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选举年里当然使尼克松更增添了不少吸引力。为了今后能在白宫再多待上四年，他先后在北京和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两大步骤。现在看来，每过一天，都使他和11月的胜利更接近一步了。给他的历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还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有绝对把握，结果造成尼克松的悲剧的是，他们尽力为确保尼克松的二次连任准备什么都干。这些人的态度可以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查尔斯?科尔森的话来概括。此人在自己家里的酒柜上贴了一条标语：“你只要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也就抓住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还说：“为了总统，必要时，连我奶奶我都可以踩在脚下。”对于他们在追逐自己的目的时的不择手段，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犯罪。这个词快要有一个同义词了，那就是：水门。 1972年的竞选在1月已开始酝酿，当时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爱德华?马斯基在得到公众支持方面同总统并驾齐驱——42%支持他，42%支持尼克松，11%支持乔治?华莱士。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显然是最强大的民主党候选人；同月，盖洛普报道说，在一次自由表态的民意测验中，32%支持马斯基，27%支持爱德华?肯尼迪，17%支持汉弗莱，3%支持麦戈文。不管他们的对手是谁，共和党人准备大张旗鼓地搞。霍尔德曼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他说，对战争进行指责的人都是“有意识地在帮助敌人”。同时，白宫迅速采取行动，利用郊区居民对联邦法官小罗伯特?梅里奇在1月间的决定产生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下令安排汽车接送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两个县的白人学童到城里上学，使城里黑人学生占70%的学校达到种族平衡。梅里奇法官的此项命令到6月就会撤销了，不过到那时，马斯基的潜在敌手对他支持使用汽车一事已会充分加以利用了。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分子正在给一封伪造的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信作最后的润色，指责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极为失礼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纳克人”；这将使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便无取胜希望。尼克松手下的另一些人，则采取类似的步骤来破坏这位参议员的竞选运动，或者由霍华德?亨特夜间去盗窃拉斯韦加斯报纸一个编辑的保险柜，因为据说那里有许多不利于马斯基的黑材料。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扩充班底。约翰?米切尔将在一个月内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担任他实际上早已承担着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竞选经费正迅速得到充实，而民主党却仍然负债600万元。民主党一向指责共和党是大企业的党，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一年则更是肯定无疑了。4月10日要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公布两党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党的两个主要的资金筹集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国内四处奔走，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向有钱人征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松的人越干越起劲，最后不免有失检点，有时甚至完全出了格。总共11.4万元的赠款都存在迈阿密银行伯纳德?巴克的户头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盗取文件时的主要窃犯。虽然从各公司募集竞选捐款即使根据过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资金筹集人却公然仍去征募并且募到不少——阿希兰石油公司10万元，海湾石油公司10万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万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元，固特异公司4万元，明尼苏达采矿机械制造公司3万元。最后，数目在10万美元以下的捐款，他们干脆不要，因为几万块钱值不得麻烦一趟。在白宫，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保存着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单，白宫的人把它叫做“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项达到几千万元，于是，怎样使用这笔捐款，使许多人煞费苦心。最大胆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头脑中的产物，他于1972年1月27日下午4时，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说出了他的种种设想。当时听他讲话的有米切尔、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安。利迪摆出许多标着“靶子”和“宝石”一类代号的彩色图表，花了半个小时讲了他的开支100万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窃听民主党的电话，威胁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绑架反战领袖，打算在共和党于圣地亚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把这些人关进墨西哥兵营去。这个计划中一个比较想入非非的项目，是要在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租一艘游艇，雇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从贪色的民主党人那里骗取重要情报，勾引他们去干淫秽勾当，随即用隐藏的照相机把他们拍摄下来。 所有这些对听到利迪建议的那些头面人物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无法知道。利迪本人后来宁可蹲监牢，也不愿向联邦检察官交代此事。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项建议“出了范围”；马格鲁德说，他听了“大惊失色”；迪安则称之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周内又请利迪回去另搞一套办法。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项花费较少，约需50万元的新计划，重点是偷偷拍照和窃听。他拿出一张长十英寸宽八英寸的图表给大家传阅，提出了潜入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饭店、华盛顿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和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行动方案。据马格鲁德说，司法部长对这些计划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个方案试试。 冬天一天天过去，尼克松飞往中国又回来，而利迪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他的计划的绿灯。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尔森，求他向共和党最高当局说说这件事。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说：“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开始搞情报活动，但他似乎谁也见不着。”他敦促马格鲁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计划的预算”。现在，这计划的预算是25万元。殴打、绑架或雇用妓女等项都取消了，但对潜入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和安装窃听器的项目仍旧保留着。3月30日，米切尔正在比斯坎岛的阳光下度假，马格鲁德乘飞机赶到那里把这最后的方案交给了他。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马格鲁德、米切尔和南方的共和党战略家弗雷德?拉鲁，而后来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的记忆却全不一样。不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这项计划是被接受了，而当时只有米切尔有权这样做。利迪获得了放行的绿灯。 在紧接着的一周内，马格鲁德批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小休?斯隆付给利迪8.3万元。其中6.5万元于4月12日转交给了麦科德，他把这钱大部分在纽约花在电子监听设备上了。5月1日，麦科德和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三世的人接触，把他拉进正在拼凑中的水门班底，这个人是麦科德在联邦调查局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对所有新招募来的人员都说是要他们充当马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鲍德温后来发现，没有额外的收入，不过他获得保证，如果他干得好，他可能“通过这一工作获得一个固定职业”。马莎却认为她的新保镖不怎么样。后来她说，他故意领她到敌对的示威人群中去，还告诉她所有的朋友说他是个民主党，并“在纽约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脚到处溜达”。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善交际的人”。但是麦科德却喜欢鲍德温。他提拔他，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隔着弗吉尼亚大街正对着水门大楼的419号房间去住，并且告诉他，在那里他得对首都的激进分子进行一些暗中监视。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回到那个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已在屋里拨弄着一架精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去按装一点设备，”麦科德边说边用手指着大街对面，“由你来监听了。”为了给他看看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拨号接个本地的电话把要说的话录下音来，以试验窃听器的功能。他对鲍德温说，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他们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带领下从迈阿密飞来华盛顿，在另一家旅馆化名住下。现在，他们搬进了水门饭店。鲍德温的汽车旅馆房间的优点，是能看到水门大楼六层楼上的民主党总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间则靠近这个目标。更为靠近的是水门饭店的大陆厅，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个大厅里揭开了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喜剧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账，他们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后，除亨特和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巴克的锁匠)外，一个个都离开大陆厅走了。这两个人藏在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到侍者们把门锁上的时候，冈萨雷斯便出来想打开大厅那一头的一扇门，从那里他们便可到通往六层楼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楼梯。但是，那个门锁很紧，冈萨雷斯打不开。使他们惊愕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很紧。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自己的胃液把宴会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只是空忙一场。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道，前往一号街和麦戈文的总部。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利迪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的珠弹手枪。他指着那盏明亮的街灯问道：“要我把它揍灭吗?”他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的老派的海—亚当斯饭店厕所里曾打灭过一盏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楼前入口处闲逛。他老也不离开，到5点天亮时，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道睡觉去 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路把门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这一来，麦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从水门大楼底层的车库上楼，到他们的目的地。那伙人，戴着橡皮手套，携带着步话机、照相机和闪光灯，于午夜1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两小时以后，麦科德在劳伦斯?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机上装上了窃听器。巴克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寻找卡斯特罗资助民主党的证据，但他没有找到。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所获。他们又不能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窃听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部电话，鲍德温发现，都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的。据马格鲁德讲，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所监听的大约两百次谈话以后说，那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但他要求他们再试试看。 这出喜剧的第二幕和最后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他名叫弗兰克?威尔斯，是水门大楼守夜的黑人。他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往外瞧，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电灯熄灭了。他打电话给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门214号房间的亨特，告诉他，可以下手了。麦科德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接着，他就到车库去和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特吉斯，以及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会合。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冈萨雷斯，这一回，这个锁匠倒是把门锁打开了。他们议论了一下，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他们最后仍打定主意干下去，从楼梯上爬上六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粘住了。夜里1点50分，守夜的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他给警察局打电话，1点52分，他的电话转到727号警车上去。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夹克和廉价裤的巡逻队便衣。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巡逻队停下汽车进入水门大楼，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由于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当街对面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基地总部，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鲍德温说：“整个八楼上的灯都亮了。”亨特说：“这我们知道，那是2点钟的警卫检查。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马上告诉我们。”此时，在听他们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却把步话机关掉了。几分钟以后，六层楼上的灯开始这里灭了那里又亮了，鲍德温看见有两个便衣在那里。其中之一拿着手枪。鲍德温叫话说：“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整套衣服还是穿着随便?”亨特回话说：“我们的人都穿着整套衣服。怎么啦?”鲍德温说：“事情不太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亨特——据鲍德温讲，“颇有点发慌地”——想警告那伙闯入的人注意，嚷道：“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但因为那个巴克过于节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回答。反正为时大概已经太晚了。麦科德正在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机的时候，警官中有一个看见了一条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步话机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他们把我们逮住了。”接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xx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人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管子工”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这样另外一些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很可能包括夜间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在内，会全给揭露出来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被叫到白宫去，在那里，霍尔德曼对他们讲，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为难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他说，“总统的意思”希望沃尔特斯向格雷建议，拘捕五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尤其是在墨西哥”——这指的是竞选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银行里的户头时所经过的路线。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会上，迪安向沃尔特斯提议，要中央情报局给五个在押者出保释金和付工资。将军说，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样做会有损于该局“超政治”的声誉。沃尔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没有照白宫的建议办；相反他警告格雷，总统的助手们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格雷已经知道此事。除了亲身经历以外，他并开始觉察到从下面来的压力，联邦调查局里下属人员都在对他说，已有掩盖活动在进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总统。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总统，请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且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要调查的人有无关系问题搅乱，这会对您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沉默片刻以后，总统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水门捕人至今已将近三星期了，掩盖闯入事件的遗留痕迹的活动正在全力进行。格雷放了一炮但并未看到什么结果，竟让自己受了迪安的骗。这位总统的助理竟得到允许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八名白宫助手时参加进去，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报告大约有八十来种都给过他一份。此外，他还劝说彼特森，不要叫白宫班子里的五个成员——科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蔡平——出席正在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的审讯。他们可以另外在一间屋子里提出证词，这样陪审团就不能问他们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彼特森的上司克兰丁斯特向公众保证说，司法部对闯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以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调查”。 8月29日，尼克松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证。他告诉全国人民，除了给予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广播中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只不过执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调查，没写过任何报告，甚至也没有见过总统(一年以后，白宫承认此事，说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证”才有这样的信心的)。 总统在上述那份声明中说：“在这类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当然，这恰恰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约翰?米切尔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掩盖的战略，开会地点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7月1日以后，他在马莎的要求之下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务，便改在他的水门公寓的套间里。在与会的人中间，有拉鲁，司法部助理部长马迪安和杰布?马格鲁德。有一次，马格鲁德自愿替他们所有的人承担罪责。大家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考虑，但是最后认为，由于他无权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笔款项，他的自称有罪只会把米切尔牵连进去从而危及尼克松重新当选。 因而他们决定，把利迪以后的线索掐断。这个人虽然脾气很古怪，却很可靠；他不会随便讲话，他们可以围绕他编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遁辞来，交给他的正当用途的款项的数目加以夸大，说他自作主张把这笔钱用于搞潜窃活动。马格鲁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伪证。他将说明，他曾交给利迪10万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的组织。但有一件事不好办。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是个诚实人。4月间，他曾问过斯坦斯关于利迪的大笔预算的用途。(斯坦斯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过问。”)现在，马格鲁德告诉他，他们要改动钱数，说利迪只拿过7.5万或8万元，这时，斯隆回答说：“我可不打算作伪证。”马格鲁德说：“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为在争取总统连任运动的领导人中，做事谨严认真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多次试图警告总统的几位助手说，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头。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劝他去休假，并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总统。”接着，斯隆去见埃利希曼，建议让一个局外人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同斯坦斯一样，埃利希曼说：“别把详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已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里要询问他时，他跑去求米切尔给他出主意。这位前司法部长说：“事情难弄的时候，难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坦斯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说，他已经辞职了。 9月15日，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逮住的五个人起诉，此外再无别人。追查就到他们为止，因此，总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迪安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对他颇为热情。迪安后来在欧文委员会前作证说，尼克松说，他希望在选举前不会进行审讯，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烦的人的名单，因为他打算在选举后让他们日子不好过。主要的眼中钉依旧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迅速而愤怒地做出了反应。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篇报道“恶意可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称它为“集荒谬之大成”。斯坦斯认为，那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罗纳德?齐格勒则说，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普遍认为，他们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译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多数票中四个人是这届政府委任的——做出裁决，法官和大陪审团可以要求新闻记者讲出他们的消息的秘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的新闻界从许多人认为是极为安全的地位转移到了极为软弱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们，现在受到了有力的报道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煽动他们自己在公众思想中造成的对“舆论界”的怀疑。他们所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最后却丢尽脸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们更接近于彻底败露了：在12月8日那个多雾的下午，2点27分，美国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机抵达芝加哥米德韦机场，它在离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坠毁，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1万元的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现款专程去买下一家假日旅店的营业权的。当局感到奇怪的是，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经非常想要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2000元的现款。现在在他妻子尸体上却发现了不算太小的一笔财富，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正好同水门事件那五个人的一样。 这笔钱是买人缄口的钱，而且不止这一笔。水门捕人事件后11天，米切尔主持对策会议，决定筹一笔经费，用迪安的话说：“以换取在狱的那几个人的缄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个被分派这项任务的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给他。他从洛杉矶乘夜航机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华盛顿，在拉斐特公园里一个接头地点，听迪安简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后，他便打电话给斯坦斯，让他送来从竞选基金中提出的7.51万元，全都是现在到处发现的百元钞票。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万元，其中15.4万元给了多萝西?亨特。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来就说：“约翰，我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权给他作那些指示，以及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据他讲，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约翰?迪安有这个权力，这样做是正当的，你干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无论如何也不干了，拉鲁成了新的财神爷。付给水门事件被告的钱总共在42.3～54.8万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亨特太太的手转交的。实际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送“该洗的衣服”的人，托尼?乌拉塞维奇说他已肯定感到“这里有些事是不干不净的”。说句老实话，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被人敲诈勒索。亨特在出事后不久，给迪安送去过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剧本的手稿要出售。”后来，据麦科德讲，亨特说，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就要“让白宫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总统遭到弹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钱，而且还坚持要得到总统给以特赦的保证。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对他作了“一般保证”。作为交换，亨特同意伏罪，并向报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盖策略看来似乎已奏效。而实际上却已快拆穿了。即将拆穿的关键是麦科德，他感到应继续忠于他的老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称的——“公司”。6月30日，在总统的助手开始试图使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策略的罗网的那一周内，麦科德寄给赫尔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应随时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处写道：“我将不时告诉你会感兴趣的情况。”这是他寄给这位局长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紧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写了一封，警告中央情报局保安处一位老朋友说：“有很大的压力企图将全部活动的责任推给公司。”他又于同一周内写信给约翰?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白宫已决意要让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罪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怕不免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整个事情现已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干倒是对的。很抱歉，你也会遭殃的。 信上没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尔菲尔德到处散布说，麦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认出来，但有人作了疯狂的努力要让他改变主意——保证给他的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总统特赦，出狱后为他恢复名誉，给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麦科德认为是受到考尔菲尔德的生命威胁：“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话，它是要采取自卫措施的。”麦科德回答说：“各种风险我都已经想过了，到时候，我准备冒一切风险。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我的遗嘱都已经写好了。”考尔菲尔德说：“除你以外，谁都非常听话。你没有按计划行事。你保持缄默吧。”但是这个老特务不想再管它什么计划不计划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审讯结束时写给约翰?赛里卡法官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该案审讯即将结束时曾在法庭上宣读)说，“审讯期间并没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门行动的人”，“审讯期间，有人作伪证”，“有人使用政治压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缄默”。此事轰动一时，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随之开始崩溃。 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在最后几天内由于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会谈中已取得了突破。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坚持罢免阮文绍和在西贡设立联合政府了。18天以后，基辛格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和平在望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停战协定的签字要延期，因需要举行新的会议，以“澄清”某些问题。发生困难的原因看来至少一部分来自西贡方面，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抨击即将达成的协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绍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发誓说，如果有必要，他的国家将单独继续作战。 当基辛格试图重新谈判某些敏感问题时，河内谴责华盛顿言而无信，要求按原来谈妥的条款签署协议。美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黎德寿盛怒之下开始就诸如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和——对于美国来说至为重要的——遣返美国战俘等问题提出反建议。基辛格宣称，对方是有意“一个接一个提出琐碎的问题”，河内派出的小组试图“在改动文字的掩饰下”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据报道，总统对越南两方都很恼火；怨西贡执拗顽固，认为河内说过的话不算话。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之下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电报，警告他除非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的谈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O4鬼怪式和海军战斗轰炸机在内的美国空军威力。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建议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而总统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这可不是没分量的威胁。总统的空军将领们向他保证，在两星期内他们可以对敌方本土进行饱和轰炸，投掷炸弹的总吨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大规模空袭中的投弹吨数还多。此外，在其规模上这将是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恐怖轰炸。B-52就能确保这一点。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进行定点轰炸。每一架B-52机腹内载有40吨炸弹。飞行时以三架为一“小组”，每一小组向一个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