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梗概 
青年渔民马里奥偶然得到一份邮递员的差事，但是用户只有一位：在黑岛拥有一套别墅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于是马里奥和这唯一的用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里奥虽然只读过几年的书，但他是一块可以雕琢的朴玉。在诗人的启发下，他痴迷般地热爱上了诗歌，他费尽心机向诗人讨教，宁肯放弃丰厚的小费。诗人用通俗的比喻，极其幽默的语言给予了他诗歌的启蒙，他对高雅的诗歌渐渐领悟。在聂鲁达爱情诗歌的熏陶下，马里奥以充满诗意的纯情爱上了在小酒馆工作的美丽姑娘比阿特丽斯，他用聂鲁达的爱情诗歌频频向姑娘献殷勤，赢得了姑娘的芳心。正当青年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婚事遭到姑娘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小伙子“除了脚趾上的脚气一无所有”。马里奥求助于聂鲁达，诗人用聪明的“比喻”和这位丈母娘“谚语”的大炮展开了一场舌战，几经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诗人聂鲁达亲自参加了婚礼。大选胜利后，聂鲁达受命赴法国担任驻法大使。一天，马里奥平生第一次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这是诗人寄自法国，还有一只小录音机。诗人想念家乡，他请求马里奥为他录下家乡黑岛的风声、鸟鸣、大浪涛涛和自家的清脆的风铃声……忠诚于友谊的马里奥尽心尽力为诗人做了这一切，并连同自已的习作诗歌一并寄给了诗人。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马里奥和他的亲人乡亲们一道收听了聂鲁达领奖时发表的演说。 1973年智利右派份子发动军事政变。已回国居住在黑岛的聂鲁达遭到敌人的控制和迫害。马里奥冒着生命危险。绕道海边来到聂鲁达的家中，在诗人的病床前，把其他国家发来的声援诗人的电报背给他听。诗人什么也没回答，他执意请求马里奥搀扶着他向朝向大海的窗口走去，他要再看看太阳，再看看大海……聂鲁达逝世后，马里奥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若干年后，马里奥发表的诗歌获奖，诗坛上又增添了一名年轻的诗人。

译者文字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聂鲁达的邮递员 年轻渔民马里奥·赫梅内斯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而是到智利黑岛当聂鲁达的邮递员，在那里唯一收信和寄出信件的人就是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作者通过一系列奇特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绘出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智利形势震荡的景象，还写出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也用诗歌创作的形式反映了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 这部小说被译成25种文字，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以这部作品位基础拍摄的电影获五项奥斯卡提名。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其人其作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是拉丁美洲“爆炸文学”后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多年以来凭借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诸多成就,特别是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不但在拉美享有盛誉，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位有影响、风头正劲的作家。 斯卡尔梅达于1940年生于智利北部城市安托法卡斯达。从他的姓氏上可以得知，他的家族是克罗地亚人后裔，但作者本人生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学生时代曾就读于首都圣地亚哥的智利师范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毕业后曾在智利大学教授拉丁美洲现代文学课程。流亡期间在徳国的电影学院教授电影编剧课，并是美国多所大学的拉美文学课的客座教授。九岁开始文学习作，很早有作品见诸报章，1967年发表故事集《热情》，获得好评。1969年，他以《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这本短篇故事集获得著名的“拉美文学之家”大奖，因而名声鹊起，也从此奠定了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正当文坛上的这颗新星冉冉升起之时，1973年智利发动了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以阿连德总统为首的推进民主权利的合法政府，一时间乌云密布，法西斯政权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长期统治。斯氏和大批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受害者一样，被迫流亡海外。当时，他在大学担任文学教师，他借助和一位德国导演共同制作一部电影的机会而去了德国。飞机着陆后，一位同行的朋友对斯氏说道：“老兄，这次旅行也许将是一次长途旅行”。事实正是如此，斯氏在德国生活了长达十五年。在德流亡期间，他除了在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和在德国电视台工作以外，他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3年他发表了短篇故事集《自由的子弹》，以七十年代不安定的、动荡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几位主人公在智利革命进程中的不同经历，用不同于传统的处理文学创作和描述现实关系的手法，反映了人的生存和爱的强烈愿望。在这本书中斯氏所特有的讲述故事的手法再次得到展现。1975年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发表了小说《我梦见雪在燃烧》。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在公寓房子内相遇的年青人，其中一位有天赋、有个人主义思想的外省青年，他既想在足球场场上找到发展，又想在情场上得到爱情，而他所处的70年到73年的首都圣地亚哥，到处充满了政治激情：民主选举使左派代表人物把阿连德推到了总统的位置、左派游行庆祝阿连德走进了莫那卡宫、右派颠覆破坏…… 在德国生活期间，他非常了解和他一样在这个国家政治避难的大批他的同胞，无论他们是成人还是儿童。于1980年发表的小说《什么也没发生》就是借一个14岁的少年之口，讲述了千百万逃离了祖国的人们的家庭生活。这些稚嫩的儿童，逐渐开始接受移民国家的新生活，和父母们分享新生活的快乐，又分担着忧愁，他们仇恨使他们离开祖国的法西斯，又无可慰籍地怀念昔日故乡的一切，同时夹杂着对对居住国各种新鲜事物的强烈好奇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斯卡尔梅达自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问政治，不和政客来往，不和资产阶级搀和，不加入任何组织，全力以赴去想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如此简单。他在自觉不自觉间，以笔为利器，用以鞭笞敌人，抒发政治主张。1973年智利发生的军事政变，使他成了新政权的“天敌”。对独裁政权愤慨，对社会民主的强烈向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下，他于1982年发表了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叛乱》。这部书问世后即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当时作者侨居德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该书先以德文发表，继而被译成丹麦文、荷兰文、俄文、瑞典文广为流传之时，才在美国一家企业的资助下，以西班牙文的形式出版发行。《叛乱》的问世奠定了他在拉美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叛乱》的素材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以尼加拉瓜人民反对索莫萨独裁政权为背景，表达了作者坚信人民的斗争必然战胜反动独裁者的信念，也同时表达了他对智利国内形势的政治立场。小说由德国著名导演，斯氏多部电影的合作伙伴彼得•利连索尔改编制作成电影，并在德国的电影节上获奖。 众所周知，在智利这块国土上诞生和养育过一位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他是斯卡尔梅达的导师和朋友，他亲自指引这位当时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斯氏还是一个毛头小伙时，他曾拿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向诗人请教。聂鲁达匆匆翻阅了几眼，一边提提裤子一边说道：“好的，年青人，两个月后我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两个星期后，年青人敲响了诗人在黑岛别墅的大门的铃铛，诗人走了出来。“是我，诗人。”“我看到了。”“您读过了？”“读过了。”“您觉得怎么样？”“很好。”年青人正要表现出得意的神情，诗人说道：“但是那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所有的智利作家的第一本书都写得非常出色，让我们等着看第二本吧。”作为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和朋友，聂鲁达的诗句或曰聂鲁达式的诗句几乎在斯氏的每部作品中都可以见到被他巧妙地加以引用。聂鲁达在他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他政治和生活方向的指引者，因此，当智利发动的军人政变把这位爱好和平和民主的诗人置于死地时，也深深震撼了斯卡尔梅达的心灵。1983年，智利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聂鲁达的朋友、学生，当时已很有名气的斯卡尔梅达，倡议国内每位作家创作一部小说，以纪念逝去的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作家的《火热的耐心》一书。小说中有一节叙述的是智利人民观看聂鲁达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聂鲁达在演说词中引用了法国诗人亚瑟·兰波的一句诗：“只要我们怀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进入那壮丽的城池。”本书书名正是源于此处。大概令作家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说一发表便得到如潮好评，除了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被选作欧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大、中学校的教科书。作家本人以小说为蓝本，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改名为《聂鲁达的邮递员》，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迈克尔·拉德福德福执导，由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马西莫·特洛伊西担任主要角色邮递员。马西莫在上这部电影之前，因其成功地扮演过的角色，已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是他一看完剧本，就认为这将是他今生最成功的角色。因此他不肯为治病而放弃这个机会。导演几次提醒他“一部电影不值得搭上一条性命”，而他却说：“这部电影就是我的生命”。他执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再现所扮演的角色，到最后录音阶段他完全和剧中所饰演的人物融为一体，人们很难看出是在演戏，还是在现实之中，虚弱的他最多只能录音两小时。他所扮演的邮递员果真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在电影停机后十二个小时，还没来得及看到鲜花和听到掌声，在摄制组的同行们在酒吧庆祝成功之时，在他应如约前往医院手术的这一天（因而没有参加同行的庆功宴），他却永别了人世。这一真实的故事为这部为人们所热爱的文学作品添加了一抹美丽的色彩。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几个重要的电影节获奖后，至少获得五项国际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影片获得1996年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提名，除最佳影片外，还有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音乐提名，最终获得一项最佳原创音乐奖。于是小说更是在很多国家一版再版。作者本人承认他“迟迟不能从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中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的成功，把作者推到了名利双收的巅峰。 继1987年中篇小说《邮递员》问世后，1989年作家发表了另一部小说《爱情的速度》。它被美国的文学评论家称为“爆炸后文学”的新浪漫主义作品。写的是一个52岁的在德国居住的美国医生，平日办事循规蹈矩，却在头发花白的年纪爱上一个15岁的网球世界冠军，那早已离他而去的热烈的爱情又在心中复活了。这样的几乎可以说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斯氏的作品中让人感到见怪不怪。这本小说发表后三家电影制片商争购改编权。 接下来是作家长久的“沉寂”，达十年之久，甚至有个杂志戏称之为“一个忘了写作的作家”，似乎斯卡尔梅达在文坛上消失了，他或许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人，电视人。因为他以前发表的所有小说全部拍成了电影。人们说，斯卡尔梅达“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此外，他还受邀为几本名著改编成电影，如埃娃•鲁娜,又如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等,共达二十几部。虽则如此，他一天也没离开过他所爱的文学事业。1990年他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祖国，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在诸多他所投入的文学和文化工作中，他发起创办了电视节目“书秀”，并亲自出马担任主持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书先生”。这一文化性质极强的节目，用幽默风趣、生动活泼的形式介绍文学，介绍作者，介绍新书，是个健康、高品位、受到广泛欢迎的节目，特别是它所起到的刺激人们阅读兴趣的作用，受到一致好评，先后在智利、西班牙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获奖。后来这一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它的影响日益扩大，走出国门，由美国有关部门制作，通过美国《人民与艺术》有线频道向美国、西班牙、拉美，包括巴西和葡萄牙转播。节目的名称是“书塔”。（TORREdelospapeles）节目邀请拉美地区最著名的作家共同参与，可以相信，在这些知名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定会对介绍和传播拉丁美洲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是斯卡尔梅达回国后的全部工作。在文坛上“沉寂”了十年，“不写字的作家”，终于首先在西班牙，然后在智利，向读者奉献上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诗人的婚礼》。 小说先在西班牙发表，一个月后在智利出版，拉美各国文坛上再次掀起了斯卡尔梅达热潮。小说以移民问题为题材。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写道：“我爷爷在安托法卡斯达时对我说过……”众所周知，作者的祖父母是从南斯拉夫移民到智利的，作者本人虽出生在智利，作为移民的后代，他是熟悉移民的生活的，特别是1973年智利军人政权上台后，他和千万个背井离乡的智利人一样，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斯卡尔梅达和家人移居德国多年。因此，他对移民的题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那就错了。作家本人认为，当今世界战事频频，随之而来是大量的难民问题，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中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存在和使人关切，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移民情节，这些都是他写作的初衷。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亚得利亚海岸一个叫赫玛的小岛上，小岛隶属于奥匈帝国。描述的主要情节是，奥地利人赫罗尼莫•菲朗克,即书中的富人移民到这个岛上,收购了本地的一家商店,并准备和岛上最漂亮的姑娘阿丽亚•埃玛尔结婚。生活在岛上的一家人,父亲柯贝达•何塞,长子科贝达•雷依诺,次子埃斯特就错了。作万一家两代人都力图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们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动。作者通过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情节表达了独立和反独立两派之间的抗争。诗人科贝达•埃斯特万也和岛上最漂亮的女子深深相爱,最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奥匈帝国的代言人,一名盲目听信帝国命令的“将军”，带领士兵破坏了新婚家庭的生活,并用武力制服了整个小岛,新人乘坐的船只被俘,新娘爱上了别人,科贝达两代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无果而终，甚至家破人亡，走上了移民流亡的道路，两兄弟一人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另一人抵达了美国的纽约。这两个城市发生的事情，也为作者下两部小说打下了伏笔。小说的创新之处在于用非常现代的方式把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和历史有机地浓缩为一体，书中的主人公全是小人物，他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完成了一些英雄创举，而他们正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牺牲品。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反史诗（CONTRA-EPICA）文学。作者的这本长篇小说于2000年五月获得智利阿尔达索尔(ALTAZOR)文学奖.小说在西班牙连续六个月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等。估计不久就会看到被改编成的电影。 2001年，《诗人的婚礼》的姊妹篇《长号手带来的女孩》如约而至。埃斯特万·科贝达流亡到智利的安托法卡斯达。一天，从欧洲来了一个长号手，他把一个两岁的女孩交到埃斯特万手中，说是他的孙女。尽管他对此持疑惑的态度，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她，于是女孩在他身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们之间由于爱、痛苦、嘲笑和幽默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远远超过了血缘的关系。当得知当年地中海那个岛上那位不幸的新娘阿丽亚可能是她的祖母，她决定要把这件神奇的事情进行到底，她相信这就是自己的身世，并使用祖母的名字给自己冠名。阿丽亚·埃玛和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移民一样，特别喜欢电影，爱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举动，执着地向往着纽约，梦想着有一天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叔爷雷耶诺·科贝达，而且相信他就是神奇的电影的发明家，于是在寻找同行去冒险逃往纽约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也发生了一千一百件、作家用其特有的讽刺、夹杂着欢乐讲述给我们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同时也为尚未问世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书，即赫玛岛上的人逃到纽约后发生的故事留下了一个活扣。 纵观斯卡尔梅达的主要作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拉美“爆炸后文学”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斯氏在1973年发表故事集《热情》之后，特别是发表《瓦房顶上的裸体人》获美洲之家奖后，以立即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斯氏的开山之作也是“爆炸后文学”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下面就让我们在斯氏发表的主要作品中去印证这一看法。 1973年斯氏《热情》一书发表，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因为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在此之前智利文学作品中从未见到的题材和典型人物。这本故事书中的主人公们，或游荡在大街上，或痴心地爱恋着，他们是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目出现的。如果说“爆炸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沉陷在一种神秘的、昏暗的、甚至有时是为某种任意的、不可认识的信条所束缚，则可以在斯氏笔下看到一个面目全新的群体。他们大胆、活跃、充满激情。虽然他们大多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有生活，（也许是极其艰辛地生活在社会上），他们有激情，（也许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但是，作者赋予了他的主人公一种信念，使某种行动成为可能，使某种想法成为可能，某种“幻想”或是“魔幻”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一个新的文学的境界就这样产生了，而这正是“爆炸后文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看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也可以称之为“爆炸后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爆炸文学”中几乎被作家们遗忘的对感情的描述，具体来说就是对爱情的描述。按照作家发表作品的大致顺序，让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在70年代发表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相好》：一位生活在纽约的智利青年在地铁里遇到一位年青姑娘，看见她第一眼便疯狂地爱上了她。但他不会说英语，他不知如何去沟通，他唯一想到的是偷她一只鞋。他拿着她的鞋子不知如何是好。故事叙述的是直到姑娘下车这段时间内年青人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他想了很多，想得很远，想到会和这个在瞬间所爱上的姑娘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购买唱片、听音乐、买房子、早晨七点体面的早餐、那是充满了笑声的日子，还有无尽的温存和亲热，还有“性”，“我会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停放在你的深谷之中……”，总之，面对面前真实存在的女孩的身影，通过无边际的幻想，使一个智利孩子的梦想得以实现，虽然就在此刻之前，在纽约的小酒吧里“他早已将自己消耗殆尽：收拾桌子上的残羮剩饭、清扫瓷砖地面、用可怜的劳动所得买到在破旧的小旅馆中杀死嶂螂的权力，……每天，在柜子上的蓝色脸盆里，倾吐着日复一日的寂寞，租用一块可以把屁股安放下的木头，可以弯弯两腿，看看自己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里因饱尝了沥青而充血红胀的双腿……”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境遇里，作者借主人公的口气说道：“然后，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可以毁灭我、嘲讽我、如果我背约于你，哪怕在我的床上，你可以和别的男人睡觉，但是，首先要给予我向别人炫耀你的机会，让我向你显示，任何一个知道饥饿、没有野心的动物都能够成功，都能梦想……”。让我们就此主题和“爆炸文学”做一下对比，作为一个文学运动，近二十年来，虽然“爆炸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各式各样，但总让我们感到或看到了某种空白，那就是存在的空白，感情的空白……，而斯氏笔下的主人公们，毅然决然地从空白中走了出来，即使生活在下层，即使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充满激情、幽默自嘲，他们冲破使人之间分隔开的诸如语言、不信任、恐惧感、强烈竞争等等障碍，而去和对方沟通、交流、表示爱慕……因此可以说，感情、爱情是斯氏作品中“爆炸后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 “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发表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为作者的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写的是一个叫豪尔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独裁争权后，曾发誓要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每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即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在全民欢庆新年即将到来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虽然并不知道她来自何方，姓甚名谁，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继而提出一块睡觉，遭到姑娘的婉言谢绝。应当说，这篇故事虽然也属于“爆炸后文学”以爱情为主题的范畴，但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拉美现实生活中更加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国家极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在拉丁美洲，这一社会现象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其现实表现。故事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姑娘沿着树木行走，带着只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场所所特有的正经、谨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着，就像孤独是一种难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开着，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从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全民在这里庆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层和肤色，而我们的女主人公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因为她是没人陪伴的女性，于是她必须压抑着自己的真实想法，装出朝向一个目的地行走的样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才那样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拥抱。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台时宣誓,要在嘴上叼着康乃馨度过新年的第一个夜晚。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年青人豪尔赫的进入和他对女主人公的拥抱认定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复到了男权为主的传统的社会位置中，于是，她不再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另类”，她可以放松自如地呆在人群里了。她几乎下意识地被牵着走，然后，和所有新结识的男女一样，在小餐馆里分享面包和酒，豪尔赫要向女子倾诉自己的快乐，而到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女子的来历，只知道她讲西班牙语而不是葡萄牙语，在故事的结尾处我们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祖国，移居罗马尼亚。对他们俩人相识过程的描写，表现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女性的忽略和漠视。这种“大男子主义”综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见的。“但是最终,小伙子什么也没问。”女子在象征“力量”和“权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终是被动的，卡尔门是豪尔赫欲望的对象，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观愿望的支配，于是他说道：“我现在就付账，我们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做法，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识后，卡尔门是这道大餐的“饭后甜点”，而豪尔赫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安排了这一切。故事中两人的话语并不是很多，这种以“静默”代替语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见，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在类似这样的男女之间感情特别微妙的时刻，爱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话语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话语说的不当，还会“扼杀”爱情。可是，没有话语就没有故事，就没有进展，于是《相好》中的小伙子就在内心独白中度过了和姑娘一起在车厢中的时刻。这篇故事中的女子则只简短地说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顾母亲职责为理由，委婉地回绝了男青年。结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馆，来到了她的房间，但并不是强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经、非常温柔地把那支他曾发誓整个夜晚会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献给了她，这时他发现，她的花瓶中摆放的也是康乃馨。在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亚社会党有关联，该党在推翻萨拉萨尔的独裁政权后，夺得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的胜利，党徽就是一支红色的康乃馨。此刻小伙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风情女子。使豪尔赫改变态度的另一原因是，他从女仆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为数众多的智利人一样，和我们的作者一样，正离开祖国准备移居他国。豪尔赫对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对自己曾有的漠视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戏剧家加尔西亚•洛尔加在他的《血的婚礼》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义”或“少爷”作风的象征。豪尔赫最后说道：“下次，你可要说清楚呀。”这也看出他对待一个受法西斯迫害而逃离祖国女子和随便一个路过此地的旅游者的态度会是截然不同的。 斯卡尔梅达最先发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们不但获得了奖项，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而且被评论家认定为“爆炸后文学”。从作者以后的作品，特别是后来陆续发表的中、长篇小说不难看出，他正是沿着这条既延续和发展了上一辈作家的创作，又有极其明显个人特点的道路走了下去。下面让我们看看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小说。 作者在国外流亡期间发表的小说<叛乱>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尼加拉瓜人民处于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王朝的统治之下，尼加拉瓜人民，即小说中的莱昂城的市民，与独裁者展开了大智大勇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向我们展开叙述，让我们看到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情，和一切独裁者一样，统治者暴戾恣睢，以高压和卑劣的手段掩盖其虚弱的本质，对人民进行百般折磨，然而，不拥有任何先进武器的善良的人民，除了具有战胜敌人的勇气，还有对正义事业的忠诚，有机智的头脑和无穷的智慧。他们创造了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例如在市民之间用暗号传送秘密信息。他们采用消防队员想出的计谋，在民房之间穿墙凿壁，秘密铺设了一条长长的、，与消防车相连的帆布管子通道，管子内注满汽油，一直通向敌人指挥部，把敌人困在风尘迷漫的红色火焰中。小说把我们引到一个正在经历着战争的社会群体之中，一个以众多女人为主角的城镇，因为父亲、儿子、丈夫、情人被抓去打仗了，杀害了。当然，还有一些男人秘密地在游击队参加战斗。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物，例如梅诺尔一家，奥古斯汀·梅诺尔被“国民军”抓去，当了一名士兵，伴随着反独裁斗争的日益高涨，是继续违心地留在反动军队中，还是投身到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中，使他十分矛盾和痛苦。偶尔几次探家，爆发了激烈的家庭矛盾。而她的姐姐，“城里最漂亮、勾人心魂”的维多利亚，是坚定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狂热追求着他的男友雷昂内尔，他是一名勇敢的游击队员。利用战斗的间隙，他用聂鲁达式火辣辣的诗句向姑娘表白爱情，他们用投身于斗争的实际行动，等待着胜利来临时幸福的结合。在父亲压力之下，从敌人部队开了小差的奥古斯汀被弗洛雷斯上校抓回。而最终的战役打响之前，他的父亲和姐姐也被敌人抓到敌军营，姐姐为了留下可以日后复仇的宝贵生命而容忍了弗洛雷斯的强暴。当敌人把他的两位亲人当作人质时，他奋不顾身扑向了敌人的枪口，用年轻的生命为游击队争取了时机，救下了亲人，击毙了他原来的上司弗洛雷斯。胜利从来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母亲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女游击队员失去了昔日朝夕相处的手足，姑娘失去了准备献给心爱之人的贞洁……小说的结尾是，莱昂城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游击队员维多利亚和恋人雷昂内尔双双在清新的水流下沐浴……、 坦率地说，反映人民反抗统治者的题材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用可读性来衡量这部作品，它似乎也比不上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但是就这样一个近乎传统的题材，斯氏却在写作风格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这种题材的故事中，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斗争来描写人民的斗争，也极少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和突出的个人英雄，有的仅是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妇女、神父、邮差、修鞋匠、剃头匠，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使统治者显得既无奈又无能。请重读这一小节，当上尉弗洛雷斯面对在司令部门口要和他们理论一番的人群时，他的部下问他： “‘您在想什么？上尉’军曹问道。 ‘这场战争有很多条战线。’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神父，想从他的面部表情来察看他的激烈程度。他宁愿面对一场阵线分明的战争，一场能够确切地知道应当怎样对付每次进攻的战争。军曹做出一副轻篾的表情。 “这些老娘儿们的‘叽叽喳喳’也算是‘进攻’吗？” 就是这些生动的章节和发生在每个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有如一幅幅各不相同的图画，把它们拼接在一起，绘制了一幅完整、有趣、耐人寻味的画卷，这就是全体民众作为集体主人公拼接成的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可以说没有突出的个人英雄，没有明显的个人作为全书的主人公，莱昂城的全体民众就是主人公。除了在情节铺设上有新颖之处，作者在写作风格，特别在语言文字的驾驭方面，显示出大家风范。美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作者用诗歌一般精炼、丰富而生动的语言，用写实和文学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写出了最朴实的人民的大智大勇。书中把人物的大量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和对外部环境的描写结合，把个人的私密和民族大业的描写相结合，战争和遭受压迫的痛苦和斗争胜利带来的幸福的描述更是贯穿全书。至于作为文学家，从发表作品开始就显露出的睿智幽默的写作风格，始终不丢弃的“嘲讽”的写作的手法和具体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在全书中更是俯拾即是。 于1985年发表的小说《聂鲁达的邮递员》，是作者在写作生涯中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作者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里程碑。小说的主要的情节是这样的：青年渔民马里奥偶然得到一份邮递员的差事，但是用户只有一位：在黑岛拥有一套别墅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于是马里奥和这唯一的用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里奥虽然只读过几年的书，但他是一块可以雕琢的朴玉。在诗人的启发下，他痴迷般地热爱上了诗歌，他费尽心机向诗人讨教，宁肯放弃丰厚的小费。诗人用通俗的比喻，极其幽默的语言给予了他诗歌的启蒙，他对高雅的诗歌渐渐领悟。在聂鲁达爱情诗歌的熏陶下，马里奥以充满诗意的纯情爱上了在小酒馆工作的美丽姑娘比阿特丽斯，他用聂鲁达的爱情诗歌频频向姑娘献殷勤，赢得了姑娘的芳心。正当青年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婚事遭到姑娘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小伙子“除了脚趾上的脚气一无所有”。马里奥求助于聂鲁达，诗人用聪明的“比喻”和这位丈母娘“谚语”的大炮展开了一场舌战，几经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诗人聂鲁达亲自参加了婚礼。大选胜利后，聂鲁达受命赴法国担任驻法大使。一天，马里奥平生第一次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这是诗人寄自法国，还有一只小录音机。诗人想念家乡，他请求马里奥为他录下家乡黑岛的风声、鸟鸣、大浪涛涛和自家的清脆的风铃声……忠诚于友谊的马里奥尽心尽力为诗人做了这一切，并连同自已的习作诗歌一并寄给了诗人。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马里奥和他的亲人乡亲们一道收听了聂鲁达领奖时发表的演说。 1973年智利右派份子发动军事政变。已回国居住在黑岛的聂鲁达遭到敌人的控制和迫害。马里奥冒着生命危险。绕道海边来到聂鲁达的家中，在诗人的病床前，把其他国家发来的声援诗人的电报背给他听。诗人什么也没回答，他执意请求马里奥搀扶着他向朝向大海的窗口走去，他要再看看太阳，再看看大海……聂鲁达逝世后，马里奥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若干年后，马里奥发表的诗歌获奖，诗坛上又增添了一名年轻的诗人。 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后，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作者的故事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可以说是通过文学的手段创作了一个美丽的故事，但在不同场合，人们禁不住还是要问，聂鲁达的邮递员在哪儿？他现在是诗人吗？他和比阿特丽丝生活得如何？善良的人们多么希望作家笔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现实啊。 作者的聪明之处正是在于在现实的基础上想象这美好的一切，巧妙地运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和全体智利人民对聂鲁达的热爱。安赫尔•拉玛曾经说过，拉丁美洲最好的文学作品是中篇小说，因为它是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最好方式，《佩德罗•巴拉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尉》、及斯氏的《什么也没发生》、《邮递员》都是很好的范例。斯氏的这部作品问世后，除了被改编成电影，还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就连改编成的广播剧，在欧洲的几个国家也受到好评，小说更是一版再版，并被译成25种文字。 在斯氏的作品中词汇不仅仅是沟通的符号，作者赋予了词汇超出字面的很多含义。在《邮递员》这部小说中，作者除在策划情节方面机敏过人，成功的另一因素就是作者用精心选择的珍珠般的词汇串联全书，这也是很多院校选择这部小说作教材的原因。在书中，无论是通过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马里奥用朗诵诗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恋人、聂鲁达和马里奥未来丈母娘的舌战，都可以领教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维和概念的匠心独具，对斯氏在作品中的语言，要像马里奥“指教”他的丈母娘那样，才能有所领会。当她宣读诗人从巴黎寄来的信时，马里奥对她说：“您读得太快了……词汇必须一个一个地去咂摸滋味＂。所以有人称，斯氏的作品使用的是魔幻语言，对于魔幻语言，反复咂摸滋味会越来越有味道。《邮递员》一书中，把聂鲁达的许多诗句，或者说，聂鲁达式的许多诗句巧妙地被作者按情节需要穿插在书中，加上作者在语言上的文采，两者结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在小说《叛乱》及其它作品中作者也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借主人公之口，或由于情节需要直接引用，或加上作者的意思修改引用，不但使文章增色不少，也足以看出斯卡尔梅达对先人聂鲁达一贯的无比热爱的态度。在智利记者的一次采访中，斯氏坦白地承认，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了这手，他曾用聂鲁达现成的诗句讨好女孩，而对方并不知道他是在背诵别人的诗篇。斯氏对诗人和诗歌特别情有独钟（比如《诗人的婚礼》中的主人公也是诗人，但他不是《聂鲁达的邮递员》中的诗人）。斯氏认为，诗歌能使世界沸腾，诗歌是使人们理解世界的魅力的最好的方式。在《邮递员》中，作者用诗歌使两个对立的、意味着两个极点（高雅诗歌、民间谚语；知识分子、人民群众；主流、非主流社会；穷人、富人等等）的世界不但有了联系，而且还将延续和发展下去，即诗人的艺术家的世界和邮递员的卑微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在延续着。在现当代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发明了无数几乎令人眩晕的写作手法时，斯氏始终没有丢弃很多所谓传统的写作手段，在很多人对此几乎不屑一顾时，他却把传统中的很多优秀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例如，在《邮递员》中作者借马里奥和聂鲁达的对话，对诗歌中常常使用的“比喻”，做了极好的铨释，而精彩的比喻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在短篇故事“相好”中，男主人公把他捧在手里的姑娘的脚比作“一小块阳光”，就是很好的例子。总之，在作者的笔下，词汇成了他讲故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词汇是桥梁，通过它，可以包容心灵间分离的距离，语言是媒介，它使有形的物质世界和无形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 在《叛乱》和《邮递员》中，除了生动和形象化的语言，另一极其重要和显而易见的风格就是幽默和大量的嘲讽。生活中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不但喜欢嘲讽别人，也喜欢自嘲，他的“秃顶”总是他自嘲的“道具”。而在这两本书中，他用嘲讽的手段无情地打击敌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善意地嘲弄他所热爱的主人公们。作者坦言：“‘嘲讽’是我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无论是嘲讽他人还是自嘲，它使故事中的一些提法、话语、情节能够保持在和读者形成一种共谋关系的状态，‘嘲讽’也避免了作者主观、武断、强加于人的口气。”他还真诚地告诉我们：“作为作家，很好地使用这一文学手法，它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极力从‘压力’中得到解脱”。斯氏文学创作对这一手段的运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示,事例生动形象,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总之，《邮递员》是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动人的情节，把诗歌、柔情和嘲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个有深厚生活基础的美丽故事。电影放映后，在意大利的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体恤衫上写有电影中主人公的一句话：“诗歌属于使用它的人而不属于创作它的人”。这种武断和有失公正的态度不正是作者借读者之口表达了他本人的文学立场吗？ 作家本人认为，他从事写作，是出于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他自认为他并没有以故事来教育他人的目的，他又酷爱想象，以高超的想象自娱和娱人。他笔下的对象经常是小人物、边缘人物，学生、冒险家、日常生活中的弱者，也不乏大千世界的“小英雄”，他们就生活在大街小巷里、在沙滩上、在竞技场上，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作家用他们的语言描绘他们，同时加上作者的艺术的联想，于是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往往需要在他语言描述的导引下，去想象一幅幅画面。特别是他笔下的有些主人公在梦幻中、醉酒态、昏迷时，作家大胆地使用充满诗意.缺少理性的联想,更确切地说,体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联想,用语言成就了纷乱复杂的形象,有时让人不知所云。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产生了自然、生灵活现的效果，完成了沟通的目的。作者认为，这也是讲述生活中高度紧张状态的“秘密武器”。每当读到他的这些章节时，都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和上一代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难分难解的渊源。 美国出版的一本关于拉美现代文学作家辞典中，在智利的条目下只提及三个作家，即何塞·多诺索、伊萨贝尔·阿连德和斯卡尔梅达。有人认为，他是继鲁尔福、加尔西亚•马尔克斯、奥内迪和科塔萨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最近这些年来他频繁地,用语言成就了纷乱复杂的形象,有时让人不知出现在北美、欧洲和拉美文坛上的现象可以看出，目前他是拉美国家文坛上最抢眼的作家之一。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优秀作家集中涌现形成的“爆炸文学”逐渐衰退后，由于这一代作家的强大实力，对后来的作家来说，仍然不失为一股强大的挑战势力,因此,很多“爆炸文学”后的作家,虽然他们才华横溢,仍然不可挽救地在上一代作家杰出“技艺”的风浪中翻船沉没,而斯卡尔梅达,凭借自己的力量,他的写作主题、不循规蹈矩的选材、他笔下的人物、他对“魔幻现实主义”巧妙的发展和使用，特别是因他的作品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使他在众多“爆炸后文学”沉船覆没的作家中不但是位幸存的，而且是位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前 言 
那个年代我在一家五等的小报里作文化编辑。头头的文艺观念指导在我所任职的部门的工作，由于他在“圈子“里认得几个人，为此而感到特别得意。他要求我进入那些不正经的演出公司约见女明星，报道她们的逸闻轶事。让我给那些曾经做过侦探的人写出的书作报道介绍，发表有关流动马戏班子的简讯，或者是每周就某个街坊的儿子发明的某种时尚给予过分的吹捧。 在编辑部潮湿的办公室里，每个夜晚,我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都遭到扼杀。常常是直到黎明时分,我还在开始动笔写新的小说，又总是中途撂笔，于是,我对自己的才能和懒惰倍感失望。与我同龄的作家在国内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赢得了国外的大奖：拉美文学之家奖、塞意斯·巴拉尔出版公司举办的图书文学奖、南美文学奖，头版面文学奖等。这一切,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羡慕，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它像冷水浴一样浇向我，让我下定决心在某一天也能完成一部小说。 在那段日子里，从时间顺序来看，也就是书中的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未来的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开始时雄心勃勃，结束时的气氛非常压抑——头头发现我的懒散作风已经非常危险地发展到使我面带菜色，他决定让我到去趟海边组稿子，这使我可以在一周的时间内，享受海岸的太阳、带有咸味的海风、吃贝壳、鲜鱼，此外，和一些人物的接触,会对我的未来发展有非常意义。那就是打扰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大海边的宁静生活，通过和他的会面，用我们头头的话说，给我们小报的那些读者搞到诗人“全方位情史”。总而言之，按智利人所说的那样，让他以最生动的方式讲出他所甩掉的女人。 住在黑岛王子路的小旅馆中，从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小车，从头头那借来的奥里维第牌手提打字机，所有这些都是引诱和说服我把这件不光彩的活儿完成的理由。除了上述的好处，出于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我还抱有另一想法，带着写到２８页的手稿，我设想，每天的下午用来写聂鲁达的情爱生活，晚上，听着大海的波涛声，用来写我的小说，直至写完。还有呢，我有了某种打算，最后竞使坚持到了执著的地步。我对马里奥·赫梅内斯，我书中的英雄很有好感，我设想能通过这件事，让巴勃罗·聂鲁达给我的小说写序言。带着这个伟大的战利品,我将扣开那斯西曼多出版社的大门，根据那样的事实，我那被极其痛苦地迟迟拿不出的小说将得到出版。 为了让这篇序言不是无止无休地写下去，也避免让我那些遥远的读者陷入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读者拿在手中的这本小说，不是我在黑岛时想写的书，，也不是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的书，而是我对聂鲁达突击采访的副产品。第二，尽管有些智利作家仍然在品味着这部作品成功的美酒（这是一个编辑对我说过的诸多话语中的一句），我绝对对此一向不以为然。与此同时，另有一些高明的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抒情故事，写出小说中的小说，写出抽象语言，扭转空间和时空，而我还在那些克里约作家已经大有斩获的领域里，搬弄那些老掉牙的比喻，不搭调地使用误读了的博尔赫斯的形容词从事写作，特别是一位文学课的教授带着厌恶的口吻曾经断言：一位全知的叙述者。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对于马上从下一页开始就要接受折磨的作者来说，肯定地说，他们更加愿意捧在手上的是有滋有味的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史报道，如能那样,我也许早就进入了另一行当而不再默默无闻。这份报道没有问世，绝对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诗人的原则所致。诗人带着与我原来低下的初衷所不配领受的友好之请对我说道，他的伟大的爱情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他说道，他既没激情也没兴趣回顾那“苍白的过去”。至于我大胆地要求他为我一本还没问世的书写序一事，他开着玩笑，把我撵到门口说道：“等您写那本书时，我非常高兴为它作序”。 带着写本书的愿望，我在黑岛停留了很长时间。每个夜晚，每个下午，每个清晨,懒散的作风都会向我袭击而来，我放纵自己，面对空空如也的白纸，我决定到诗人住处转悠，顺便结识那在这所住宅附近转悠的其他的人，就这样，我认识了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 我知道，不止一位耐不住性子的读者都会发问，一个像我这样懒散到没治地步的人，怎么会完成这本书呢？即使它不算长。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我用了１４年写完它。想想看，在这段时间里，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发表了《酒吧长谈》，《胡利亚姨妈与作家》，和《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坦白地说，我真不为我所创造的记录感到自豪。 再补充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由于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思到圣地亚哥的法院办事，我陪她吃过几次午饭，她让我给她讲述马里奥的事情，她说她“不在乎我用多少时间，也不在乎有多少虚构成分”，于是，以她讲的话作为托辞，我两个错误都犯了。

第一节 
聂鲁达的邮递员 1969年6月，两个既偶然又寻常的原因使得马里奥·赫梅内斯改换了工作。首先，他不喜欢打鱼。干这个活儿，天亮之前就得起床，而几乎每在那个时刻，他都正在做着大胆的爱情的美梦，女主角是那样热情奔放，和他在圣·安东尼奥连续电影中看到的女郎一模一样。他的这副本事，外加上他一向对感冒“情有独钟”，无论是真病，还是装病，他都有了很好的藉口隔天留在家中为父亲准备船具，这样他就可以在那温暖厚实的奇洛埃毛毯里（智利南部的岛，译者注），在甜美的梦呓中觅爱寻欢，直至渔民何塞．赫梅内斯浑身湿透、肌肠辘辘地从远远的大海中归来。马里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心情，为他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新鲜面包，由西红柿、洋葱头、外加芹菜、香菜组成的五颜六色的沙拉。马里奥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用来“演戏”的阿斯匹林药片，当父亲斥责讥讽的目光几乎射入他的骨髓中时，他便狼吞虎咽般把药片塞进嘴里。 父亲用谴责的目光瞪着他，足有十分钟之久，至少从未少过五分钟，直至最后用干巴严厉的口气扔出这句话： “你找份差事干吧。” “好吧，爸爸”。马里奥回答，用外套的袖子擦擦鼻子。 如果说这算是一个寻常的换工作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因素，那就是他有一辆可心的雷佳诺牌的自行车。他骑着这辆自行车，离开渔民们集居的小海湾，到圣·安东尼奥这个不算大的港口城市去兜风，而与他的穷家陋舍相比，他觉得这里也算极其奢华，象巴比伦的宫殿。只要看到印有张着大嘴的性感的女郎和露出雪白牙齿嚼着雪茄的膘悍的男人的电影广告，他就会心驰神往。两个小时以后才会从影院出来，怏怏不乐地蹬上车，走上熟悉的归途。有时冒雨沿着海岸赶路，引发重感冒。父亲的慷慨大方远没达到能够使他享受富足生活的地步，有时一个星期内倒有好几天囊中羞涩，马里奥·赫梅内斯只能蹿到旧杂志书店，那儿可以抚摸他所钟爱的女演员们的照片。 那是百无聊赖、东游西逛的一天，他在邮局办公室的窗户上发现了一张告示，尽管那是手写的，用的是算术本上撕下的不起眼的一页纸，（算术是他小学时，一向成绩平平的一门课程），告示还是吸引了他。 马里奥·赫梅内斯从不扎领带，可是他在走进邮局办公室之前，象是佩戴着领带似的，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衣领，又用小梳子着力梳理了两下头发，极力把这从“披头士”乐队的照片上“继承”来的发型弄得好一些。 “我是为那张告示来的。”他向办公室的职员坦言，脸上的笑容可以和伯特·兰开斯特（美国六十年代演员，译者）媲美。 “您有自行车吗？”办公室的职员不耐烦地问道。 他心里正想着，嘴上就蹦出来了： “有车。” “那好。”工作人员擦着眼镜回答他，“正需要一名邮递员到黑岛送邮件。” “太巧了。”马里奥说道“我就住在黑岛附近的小海湾上。” “那很好，可糟糕的是只有一位用户。” “只有一位用户？” “对，就一位，小海湾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识字，连数都不识。” “那位用户是谁？” “巴勃罗·聂鲁达。” 马里奥咽下了他感觉中足有一公升之多的口水。 “那好极了。” “好极了？他每天收到好几公斤重的邮件。骑着自行车，后背上驮着个大口袋，就象在双肩上扛着一头大象。原来为他送信的那位邮递员，退休时背驮得象骆驼一样。” “可我才十七岁。” “身体健康吗？” “我？我是铁人，连感冒也没得过一次！” 办公室职员的眼镜掉到鼻中隔上，他从镜框上边看着他。 “工资可没几个子儿，别的邮递员用小费找齐，而你只有一位客户，还不够你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呢。” “我要这个差使。” “那好吧，我叫克斯梅。” “克斯梅” “你应当叫我唐·克斯梅。” “是的，唐·克斯梅。” “我是你的头儿。” “是的，头儿。” 男人举起蓝色的圆珠笔，冲着笔吹口气温暖一下笔油。他眼神没有看着年轻人便问道： “名字？” “马里奥·赫梅内斯。”马里奥·赫梅内斯严肃地回答。 一旦把这个头等重要的信息告之对方，他立即走到窗子旁，撕下告示，把它深深地塞在了裤子的后兜里。

第二节 
浩瀚的太平洋用它那似乎是永无穷尽的耐心没能办到的事情，圣·安东尼奥那小巧而又温馨的邮局办公室却都办到了：鼻子线条也是流畅、运动型的马里奥·赫梅内斯不但在清晨吹着口哨早早地起床，而且，他如此准时地开始干活，当老职员克斯梅决心把他长久以来梦想的“伟业”付诸实现时，他会非常信任地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克斯梅的“伟业”是，早晨起得这么晚，和午觉接头；午觉睡得这么长，和晚上睡觉接头；夜间的睡眠如此酣畅，以至于第二天才第一次感到想干那些马里奥颇想逞能，而克斯梅尚未全能的工作。 头一个月的工资迟发一个半月，这在智利是司空见惯的事。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用它办了下列几件事：给他父亲买了一瓶克乌斯纽·马夸尔牌陈年老酒、给自己买了一张电影票，用它兴致勃勃地看了一场有纳塔利·伍德主演出的电影:“西部地区的爱情故事”、在圣·安东尼奥的市场上一个小商贩手中买了一把德国梳子，小贩用编好的顺口溜叫卖：“德国人仗打输，工业他可没有丢，快来买索林根牌不锈钢梳”，此外，购买了他的客户、也是邻居，巴勃罗·聂鲁达创作的、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诗歌《元素的颂歌》。 他打算找个机会，他觉得诗人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把书和信件同时递给他，设法搞到他的亲笔签名，就凭这，可以在圣·安东尼奥或圣地亚哥那些他极有可能结交的非常漂亮的女人们面前炫耀一番。他将用第二个月的工资到圣地亚哥去。有好几次，差一点他就要实现这一愿望了，但是诗人是这样慢条斯理地把信件收下，又是这样迅速地塞给他小费，（有很多次小费的数目相当可观）以及他那陷入无限深沉的思考的表情，都阻止了他去完成这件事。总之，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当按响诗人的门铃，马里奥都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正在扼杀诗人的灵感，诗人差点就要写出天才的诗句了。聂鲁达接过邮包，给他两个埃斯库多(智利币名，译者)，然后道别，脸上露出和他的目光一样缓缓的微笑。从这一时刻开始，直至全天结束，邮递员整天背着《元素的颂歌》，期盼着某一天能够攒足勇气。多少次他把诗集背来背去，多少次他抚摸着它，多少次在广场路灯下，把诗集放在膝盖裤子上，在那些不认识他的女孩子面前，摆出知识分子的架势……最终，他开始阅读诗集了。在他的人生履历中，发生了这件事后，他自认为值得引起诗人的一丁点儿注意。冬日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把书夹在信中给了诗人，说出了他在很多玻璃窗前反复排练过的一句话： “署上您的大名吧，大师！” 对诗人来说，满足他的愿望就象履行一个常规手续，但是，他刚刚完成这个简短的义务，就以他所特有的简洁的礼貌方式道别了。马里奥开始琢磨签字，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再写上“诚挚问候，巴勃罗·聂鲁达”，还是匿名式的签字，也不算过分吧。他准备和诗人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在某一天得到一种殊荣，即在致词中至少诗人用真正的绿墨水写上他的姓名，马里奥·赫梅内斯·s当然，如果诗人能写上“献给我亲爱的朋友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那就最好不过了。他把自己的这些愿望告诉了报务员克斯梅，克斯梅批评他智利邮电局禁止邮递员以无理要求打扰用户之后，还告诉他，一本书不能写两次题词。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要他（即使是共产党员诗人）划掉他原来写的话，而写上另外一些话也是不体面的事。 马里奥·赫梅内斯认为他的批评是对的。当第二个月的工资袋到手的时候，他便采取了一个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行动：买了本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元素的新颂歌》。由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弃了梦想中的圣地亚哥之行，而当狡猾的书商对他说：“下个月我给您留着《颂歌第三集》时，他越发变得惴惴不安了。 然而，手中的两本书，没有一本得到写有他的姓名的诗人的亲笔签字。冬日里的一个清晨，和以往冬日一样的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晨，题词的事早已被他置诸脑后，而吟诵聂鲁达的诗可片刻没停。

第三节 
在渔民中长大的年轻人马里奥·赫梅内斯怎么也没料到在那天的邮件中居然有一只“鱼钩”，用它可以钓到巴勃罗·聂鲁达这条大鱼。他还没有把邮包交给他，诗人已经准确地认出在他眼前一闪而过的一封信，诗人从未有过这种举动，他一反平日惯有的平静、谨慎的常态，这促使邮递员鼓足勇气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既是出于友情，干嘛不说呢？ “您为什么先拆那封信？” “因为信是瑞典寄来的。” “除非是瑞典女人，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尽管巴勃罗·聂鲁达长有一双不大动情的眼睛，此时却闪烁发光。 “诺贝尔文学奖，孩子。” “他们会授予您。” “如果他们授予我，我是不会拒绝的。” “给多少钱？” 全神贯注在看信的诗人漫不经心地答道： “十五万零二百五十美元。” “五十美分。”马里奥想开个玩笑，他又本能地控制住了自己这种常犯的不礼貌的习惯，而以另外一种最文雅的口气问道： “那么？” “恩？” “诺贝尔奖金授予您？” “也许吧，可是今年有些候选人有很大获奖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还有另外那些信呢？” “我过一会再读。”诗人轻声说道。 “啊！” 马里奥预感到谈话已临近尾声，呆在那儿出神，就象这位他所敬爱的和唯一的客户有时走神一样，他呆立在那儿愣神良久，诗人不得不问： “你在那儿想什么？” “我在想另外那些信里说的事情，是情书吗？” 身材魁梧的诗人咳嗽了几声。 “看你说的！我已经结婚了，可别让玛蒂尔德听到你说的话。” “对不起，唐·巴勃罗。” 聂鲁达开始摸衣兜，他抽出一张超出一般面额的纸币。邮递员说声谢谢，他完全不为小费的数目感到惊喜，却为眼下急促的告辞而格外伤心。悲伤几乎达到了使他无法动弹的可怕地步。已经准备走进家门的诗人不得不对他明显留露出的怅惘的神色表示关切： “你怎么了？” “唐·巴勃罗？” “你直挺挺地站在这儿，象根电线杆。” 马里奥扭过头来，注视着诗人的双眼： “象根长矛戳在这儿？”（聂鲁达诗句，译者注） “不，象国际象棋的‘车’定在这里？” “比磁猫还要老实？”（聂鲁达诗句，译者注） 聂鲁达松开了大门的拉手，他捋捋胡须。 “马里奥·赫梅内斯，除了《元素的颂歌》，我还有好得多的书，你把那本书中的所有比喻和象征搬出来对付我是不公正的。” “唐·巴勃罗？” “好小子！都是比喻！” “比喻是怎么回事？” 诗人的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 “我来给你讲一讲，让你大致有个谱，‘比喻’就是用另外一种东西来对比形容一样东西的说话方式。” “您给我举个例子。” 聂鲁达看看手表，叹了口气。 “好吧，当你说‘天在流泪’时，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多容易呀，那就是在下雨呗！嘿！” “好了，这就是比喻。” “那为什么一个既是如此简单的东西，又要把它说得那么复杂呢？” “名称本身与‘简单’或‘复杂’毫无关系，据你看来，一个会飞的小东西不应当拥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如‘蝴蝶’，（mariposa,即蝴蝶，在西班牙语中是个多音节词，译者）你想想，‘大象’这个词的音节和‘蝴蝶’的一样多，而大象要比蝴蝶庞大得多，又不会飞。”聂鲁达说完这句话时已精疲力竭，他又用余下的一点力气热心地给马里奥指出了通往小海湾的方向，而这时邮递员马里奥竟敢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真带劲！我愿意成为诗人！” “好样的！所有的智利人都是诗人，可是，你还是当邮递员更出风头，至少你走很多路，可以不发胖。智利所有的诗人都是大胖子。” 聂鲁达再次握住了大门的把手。正当他要走进房间的时候，马里奥盯着一只几乎看不清的飞翔着的小鸟儿自语道： “要是我能成为诗人，我就能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话了。” “你想说什么呢？” “对呀，问题就在这儿，正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说不出来。” 诗人的眉头皱到鼻中隔上方。 “马里奥？” “唐·巴勃罗？” “我要道别，关上大门了。” “好的，唐·巴勃罗。” “明天见！” “明天见！” 聂鲁达的目光停留在余下的信件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了大门。邮递员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他在琢磨云彩。诗人走进他的身旁，用一个手指弹了一下他的肩头，邮递员没有改变姿势，他看看诗人。 “我又打开了门，因为我猜到你还在这儿。” “我在这儿思考。” 聂鲁达用手指头捏住邮递员胳膊的肘部，并牢牢地把他拉到路灯旁，自行车就停放在这里。 “你要坐下来思考吗？如果你想成为诗人，你就从边走路边思考开始吧，也许你和约翰·韦恩（美国著名演员，译者）一样，不能做到边走路边吃口香糖？现在你沿着小路直奔小海湾，你在观察大海的同时，会想出很多比喻来。” “您给我举个例子。” “你看这首诗，‘这儿是岛上，有大海洋，多麽大的海洋，她每时每刻从自身冒出来，她说是的、不是、不是，她说是的，是蓝色、是泡沫、是疾驰，她说不是、不是，她不能平静。我是大海洋，她反复撞击着一块石头，却没能说服它。伸出七条绿色的舌头，七只绿色的老虎，七条绿色的狗，七片绿色的海洋，她流遍岩石，亲吻着岩石，打湿了岩石，敲打着自己的胸膛，反复吟诵着自己的名字’。”他满意地停顿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奇怪。” “‘奇怪？’你是个多么严厉的评论家！” “不，唐·巴勃罗，奇怪的不是诗歌，奇怪的是您在朗诵这首诗歌时，我的感觉很奇特。” “亲爱的马里奥·赫梅内斯，你是不是弄懂了一点，因为我可没有闲情逸致整个上午跟你在这儿聊天。” “怎么跟您说那种感觉呢？当您念这首诗时，那些词儿从这儿蹦到那儿。” “那么，就象大海一样。” “对，是这样，就象大海一样运动。” “这就是韵律。” “我的感觉非常奇特，因为词儿蹦来蹦去的跳动，，让我感到头晕。” “你头晕了。” “可不！我象一只小船，在您的词语中颠簸。” 诗人的眼睑慢慢地睁大了。 “就象一只小船在我的词语中颠簸。” “对啊！” “你知道你说出的是什么？马里奥？” “什么？” “一个比喻。” “那不算数，因为完全是偶然想出的。” “没有一个比喻的形象不是偶然想出来的，孩子。” 马里奥把手放在胸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心跳，这剧烈的跳动已冲到舌尖上，极力要从牙齿中迸发出来，他停下脚步，用一个手指非常不适宜地在离他这位十分荣耀的客户的鼻子仅只几厘米的高度比划着，说道： “您认为所有人，我是说．．所有人，用刮风、大海、树木、高山、火焰、动物、房屋、沙漠、下雨……” “……现在你可以说‘等等’。” “……所有的等等，等等，您认整个世界的东西都可以用来做比喻吗？” 聂鲁达张着大嘴，他那结实的大下巴似乎要从脸上掉下来。 “我给您提的问题都是傻话吧，唐·巴勃罗。” “不！哪里！不！” “问题是您的表情这么奇怪。” “不，其实我正在思考。” 他伸出巴掌，象是在驱赶一缕烟雾，提了一下软沓沓的裤子，用食指戳到年轻人的胸膛上说： “这样吧，马里奥，我们来个协议，现在我去厨房，放点阿斯匹林药片摊个蛋饼，（诗人感到头疼了，译者）以便思考你的问题，明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真的？唐·巴勃罗。” “对！当然了，一言为定，明天见。” 他朝着家门走去，到了门口，他靠在木门上，慢吞吞地把双臂交叉起来。 “您怎么不进去？”马里奥对他喊道。 “呵，不！这回我等着你离去。” 邮递员从路灯旁推起车子，车铃欢快地响起来，他笑得如此开心，那笑容可以将诗人和周围的一切包容，他说道： “再见！唐·巴勃罗。” “再见！小伙子。”

第四节 
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逐字逐句地琢磨着诗人的话语，在朝着小海湾骑行的路上，仔细观察着波浪起伏的大海。尽管浪涛澎湃，丽日中天，沙滩松软，微风习习，一切没有激发他想出一个比喻。大海中的一切似乎是在滔滔不绝，而他却如此沉默，毫无声息，对比之下，他感到连石头都在喋喋不休地饶舌。 难以接近的大自然令人感到心烦，他强打精神朝着小旅馆走去，喝瓶酒聊以自慰，兴许还能在酒吧碰上某个闲逛的人跟他叫板玩盘桌上足球呢。由于镇上没有体育场馆，年轻的渔民们都弯着腰，围在桌子旁“踢”足球，用以满足体育活动的强烈愿望。 从老远以外就可以听到金属撞击声，伍里特塞牌唱机吱吱作响，再次拨动了兰波乐斯乐队演奏的“许多爱”，十年前这种音乐在首都早已消声匿迹，而在这小城镇却依然流行。想到平日常有的烦恼会给沮丧的心情雪上加霜，邮递员走进了小旅馆，就在他准备将诗人给他的小费用来换酒喝时，他醉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以前饮用过的任何酒从未使他醉得如此酣畅，那是因为当他用蓝色的、已生锈的小铁人玩桌上足球时，他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他所有能忆起的见过的姑娘中，女演员、电影院引座员、女理发员、女学生、旅游者及唱片售货员中，她当属最漂亮。虽然他对女人的渴求几乎与他怯弱的程度成正比（屡次追求失败形成的局面），这次他却身不由已地鼓起勇气来到“塔卡塔卡”台球桌旁。他在红色台球桌旁停了下来，笨拙地掩饰着自己痴迷的心情，两只不安生的眼睛随着桌球的跳动飘来飘去，当姑娘进球碰到铁栅栏发出轰响声后，他抬起头来，用格外诱人的微笑望着姑娘。对如此殷勤的表示，姑娘的反应是，打了个手势，让他去担任对方球队的前锋。马里奥几乎没有注意到姑娘的对手是一位女友。他只是在臀部把这位姑娘推到后卫的位置时才意识到的。一生中他很少感到自己的心跳是这样剧烈，血液拚命往上冲，他用双手抚摸胸部，极力按住心跳。这时姑娘敲击了一下桌旁的白球，摆出架势要把球带到中圈里去，随着几十年岁月的消失，中圈的色彩早已褪尽。当马里奥准备挥动球杆，以腕子有多么灵活来打动姑娘时，姑娘把球举起，将它放在自己的牙齿中间，她那洁白的皓齿在这破旧的小院内闪闪发光，犹如一阵银雨向他倾泻而来。接着，她身子向前倾斜，丰满胸脯上的小了两个号码的衬衫紧裹着她的躯干，她让邮递员把她口中衔着的球拿出。邮递员象是受到羞辱，象是处在某种被催眠的状态，他迟迟疑疑地举起右手，当他的手指几乎碰到球时，姑娘忽地跑开了，只留下她那讥讽的笑声。马里奥的胳膊停在空中，近乎荒唐地在既无酒杯，又无香槟的情况下，为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爱情干杯。尔后，她扭动着身体向酒吧走去，双腿似乎合着比兰波雷斯乐团演奏的音乐还要起伏跳动的乐曲舞动着。马里奥无需一面镜子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面颊通红，且已汗湿漉漉。另一个姑娘则占据了空下的位置，她在桌边框旁狠狠地敲打了一下球，想把他从呆似木纳的状态中唤醒。心神沮丧的邮递员抬起眼睛先看看球，又打量了一下自己这位新对手的双眼。虽然面对太平洋他自知平庸不才，想不出任何比喻和象征，此时，他却能恼悻悻地自语道，如果和这位不起眼的乡下姑娘玩这场球，A）比和他的妹妹跳舞还要乏味；B）比没有足球赛的星期天还要无聊；C）象蜗牛赛跑一样荒唐好笑。 他根本没眨一下眼睛与她道别，便沿着心爱的人离去的方向，朝着酒吧内的柜台走去。他象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一样，一屁股坐下来，心醉神迷般长久地欣赏着姑娘，姑娘冲着那些粗糙的高脚杯吹着哈气，然后用一块绣着智利钟花的绢头将它们擦拭得晶莹剔透。

第五节 
电报员克斯梅有两项原则，一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为此他乐此不疲地在下属中进行宣传鼓动，而这显然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信仰者或称积极分子；第二个原则是，在办公室戴邮局工作人员的工作帽。他可以容忍马里奥那有着“无产阶级”渊源、比“披头士”乐队队员的发式还要“略胜一筹”的乱蓬蓬的头发；沾满自行车齿轮油污的仔服；早已褪色的、雇工们常穿的那种外套；用小手指抠挖鼻子的习惯。但是每当看到他不戴帽子走进办公室时，他都会感到血冲脑顶。因此，当面容憔悴的邮递员朝着分理邮件桌走来，有气无力地对他说着“早上好”时，克斯梅用手指头指着他的脖子，阻止他把话说出，把他引到挂帽子的衣架旁，把帽子深深地扣到他眉毛的上方，示意他重复刚才的问候话语。 “早上好，头儿。” “早上好。”克斯梅吼道。 “有诗人的信吗？” “有他很多信，还有一封电报。” “有一封电报？” 年轻人把电报举起来，企图通过透射光看到里面内容。倾刻，他已经跑到大街上，骑上了自行车。他就要踩脚蹬了，克斯梅手里攥着余下的邮件，站在大门口冲他喊着： “这儿还有不少信呢！” “那些信我一会儿送！”他边说边向远处骑去。 “真是个大傻瓜！”克鲁斯喊道，“你得跑两趟。” “我一点儿也不傻，头儿，我可以两次见到诗人。” 在聂鲁达的大门前，他使尽力气拉了一下门铃的系绳，大约有三分钟的时间，没有见到诗人的身影。他把自行车依靠在路灯杆下，拼尽全身力气向海滩跑去，在那儿，他看到聂鲁达正跪在沙滩上挖着沙子。 “我真有运气！”他叫着，在岩石上连跑带颠地朝着诗人跑过来，“电报！” “你准是起了个大早儿，小伙子。” 马里奥走到他身边，喘着粗气，约十秒钟后，才开始说话： “早起没关系，我真有运气，因为我必须和您谈谈。”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你象马一样喘着粗气。” 马里奥的大手从前额上捋过，擦了一下汗水，又在大腿上把电报蹭蹭干，并把它放在诗人手中。 “唐·巴勃罗，”他极其严肃地宣布：“我恋爱了。” 诗人拿电报当扇子，在他的连鬓胡子前煽着。 “好啊，”他答道，“没这么严重，那有办法治。”（“办法”一词在西班牙文中，也有“药方”之意，译者） “有办法治？唐·巴勃罗？如果真的有办法，我宁愿生这场病，我恋爱了，狂热地恋爱着。” 一向慢腾腾讲话的诗人，说出两个字，犹如两块石头落在地面上： “对手？” “唐·巴勃罗？” “喂，是谁？” “她叫比阿特丽斯。” “但丁·迪安特列斯。”（意即“魔鬼”，诗人利用谐音开玩笑，译者） “唐·巴勃罗？” “有一回，一个诗人爱上了一个叫比阿特丽斯的女子。叫比阿特丽斯的姑娘可以使爱情狂热。” 邮递员挥动着他的比格牌圆珠笔，在自己的左手心上划了一下。 “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那个诗人的名字，但丁…” “但丁·阿里吉耶里。” “带h吗？” “不！不对！以a开头。” “a就是amapola的a？”（amapola意即植物“虞美人”,译者注） “也就是虞美人（罂粟类植物，译者注）和apio（鸦片，译者）的a。” “唐·巴勃罗？” 诗人拿出一只绿色的笔，他把年轻人的手心放到岩石上，用特大号字写下了那个名字。当他准备打开电报时，马里奥用他那无比显赫的手心敲击着自己的前额，叹息道： “唐·巴勃罗，我恋爱了。”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您必须给我帮忙。” “就凭我这把年纪！” “您必须给我帮忙，因为我不知道和她说什么，看着她站在我面前，我就象哑吧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 “怎么！你没和她讲话？” “几乎没讲。昨天我就象您所说的那样在海边遛达。我长时间地观望着大海，一个比喻也没有想出来。于是，我走进了一家小旅馆，我买了一杯酒，就这样，是她把酒卖给了我。” “比阿特丽斯。” “比阿特丽斯，我看着她，并且爱上了她。” 聂鲁达用铅笔的另一端在自己平坦的秃顶上划动着： “这么快？” “不，没这么快，我看着她足有十分钟。” “那她呢？” “她对我说‘你看什么？难道我是丑八怪吗？’” “那你呢？”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 “一点儿也没想出来？你连一个词也没跟她说？” “一点儿都没说也不对，我对她说了五个词。” “哪五个词？” “你叫什么？” “那她呢？” “她对我说‘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你问她‘你叫什么’，那只有三个词，还有另外两个词呢？” “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她对我说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于是我重复着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孩子，你给我送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如果我们继续谈论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电报送来的这条消息就要在我的手中腐烂了。” “那好吧，您打开电报。” “你作为邮递员应当知道通讯是个人隐私。” “我从未打开过您的信。” “我没说你打开过，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有权力静静地读他的信件，没有旁人盯着，也没有目击者。” “我懂了，唐·巴勃罗。” “我很高兴。” 马里奥感到袭击着他的痛苦比流淌着他的泪水更加困扰着他，他用肝肠寸断的语调嘟囔了一声： “再见，诗人。” “再见，马里奥。” 诗人赶上去递给他一张大面额的钞票，希望用“慷慨大方”这一艺术手法把这段插曲结束。而马里奥却黯然神伤地望着他，把钱还给了他，说道：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我不想要您的钱，而想请您替我为她作一首诗。” 聂鲁达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奔跑了，但是此时他感到必须紧随着那些候鸟离开这里，紧随着那些贝克尔（古斯塔沃·阿道尔夫·贝克尔，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译者）用多少甜蜜的话语讴歌过的鸟儿离开这里。用他的年令和身体尚能允许的速度，他向海边跑去，双臂举向空中： “可是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诗人必须认识一个人才能产生灵感，不能从虚无飘渺中编造东西。” “您看，诗人，”邮递员紧追不舍，“如果写一首诗，您就这么费劲，您永远也得不到诺贝尔奖金。” 聂鲁达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 “那么，马里奥，请你拧我一下，好让我从这场恶梦中醒过来。”＃＃“既然是这样，唐·巴勃罗，我能跟您说什么？您是镇上唯一能帮我忙的人，所有的人全是渔民，他们什么也不会说。” “可是那些渔民们也恋爱过，他们和喜爱他们的姑娘说了一些话。” “都是鱼脑子。” “而他们爱上了姑娘们，并且和她们结了婚。你父亲是怎么做的？” “不过是个渔民。” “这就是个例子，他一定跟你妈妈好好谈过，说服你妈妈跟他结婚。” “唐·巴勃罗，这种比法不合适，因为比阿特丽斯比我的妈妈漂亮得多。” “亲爱的马里奥，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看电报了，你同意吗？” “非常愿意。” “谢谢。” 聂鲁达原想顺着信封把电文打开，但实际上他一下把整个信封扯坏了。马里奥踮起脚尖，想从诗人肩后溜一眼电报的内容。 “不是瑞典寄来的，不是？” “不是。” “您相信今年会把诺贝尔奖授予您？” “我早就不操那份心了，看到自己的名字象头赛马一样出现在每年参赛的名单上，让我火冒三丈。” “那么电报是谁发来的？” “党中央委员会。” 诗人停顿了一下，神情极为不悦。 “孩子，今天不会恰巧是星期二，十三号吧？” “是坏消息？” “坏极了，他们提名我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唐·巴勃罗，那可太棒了！” “提名你才太棒呢！而我假如真的当选了该怎么办？” “您一定会当选，所有人都认识您。我父亲的家里仅有一本书，那就是您的书。” “那又能证明什么？” “干嘛要能证明什么？如果我的爸爸既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而他有您的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必胜。” “我们必胜？” “当然了，我无论如何要投您的票。” “感谢你的支持。” 聂鲁达把电报剩余的部分叠起，并把它深深地“埋葬”在裤子后面的口袋中。邮递员用一双湿润润的眼睛看着他，那副神情让诗人想起巴拉尔（诗人诞生的城市，译者）霏霏细雨中的一只小狗。 诗人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说道： “现在我们去旅馆，去结识那位有名的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唐·巴勃罗，您在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我们去酒吧，尝一小盅酒，看一眼那位未婚妻。” “假如她看到我们在一起，会感动得要死。巴勃罗·聂鲁达和马里奥·赫梅内斯一块在旅馆里喝酒，她会感动得要死！” “那是很悲惨的事，没能献给她一首诗，而要为她书写一幅墓志铭。” 诗人迈着强健的步伐疾步向前，当看到马里奥还远远落在后面处于惊愕之中，他回过头来对他说： “又怎么啦？” 邮递员连蹦带跳，很快来到了诗人的身旁，他望着诗人的眼睛： “唐·巴勃罗，如果我能和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结婚，您能答应做婚礼的伴郎吗？” 聂鲁达轻轻抚摸着修剪齐整的胡须，做出正在思索如何回答的样子，尔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把一个手指放到额头上，“在旅馆喝完酒后，我们将就两件事做出决定。” “哪两件事？” “共和国总统职位的竞选和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

第六节 
当渔民看到巴勃罗·聂鲁达在一个陌生年轻人陪伴下，走进小旅馆时（陌生年轻人与其说是扛着一个皮口袋，不如说是紧紧地抓着它），决定提醒新的女店主注意这一对客人的到来，两人中的一人是尊贵的宾客。 “来人了！” 刚刚走进来的人在面对柜台的两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扫视整个柜台，目光便盯在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身上，她那栗色卷曲的头发被微风吹得有些零乱，象樱桃一样圆溜溜的棕色眼睛流露出几分忧郁又充满自信，粉颈流泻而下，胸部“别有用心”地被小两号的运动衫紧紧地“压迫”着，两只Rx房虽遮盖严实，仍有几分不安生，她那腰肢能诱人搂着大跳探戈，直跳得把黎明送走、酒全喝光。就在姑娘离开柜台，走到厅内地板上的一瞬间，显露出支撑着身体的各个姣好的部位：在姑娘娇小的腰肢下，双臀扭动袅娜多姿，身着一条别有韵味的迷你裙，使得那修长的大腿格外引人注目，大腿通达到古铜色皮肤的膝盖部，象一段慢拍舞蹈一样，直至那赤裸的双脚，那是一双村姑的脚，使人象联想到滑轮，那光洁的皮肤令人沿着精巧的滑轮顺着身体的部位朝上看去，直至看到那双咖啡色的眼睛。当客人在桌子旁边坐下的时候，那忧郁的眼神立刻会闪现出调皮机灵的目光。 “足球之王，”比阿特丽斯·冈萨斯说道，用她的小姆指戳在漆布桌布上，“您要点什么？” 马里奥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企盼着大脑赋予他一点点启示，使他能从紧紧刺激着他的精神压力下得到解脱：我是谁，我在哪儿，该怎么呼吸，该怎么说话…… 尽管姑娘重复说道“您要点什么？”用她那纤细的所有手指敲击着桌子，马里奥·赫梅内斯更是陷入了无言对答的窘态之中，于是，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把她那有几分威摄力量的目光转向了他的同伴，长有一排闪光皓齿的小嘴巴发出了和谐悦耳的声音，如若在其它场合，诗人聂鲁达会把姑娘的这句问话看成是例行公事： “您要点什么？” “和他一样。”

第七节 
两天以后，一辆满载着标语牌的卡车来到诗人的寓所将他“劫持”而去，这些贴有诗人画像的标语牌上写着“聂鲁达，总统！”诗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了自己的感受：“政治生活象霹雳一样把我从自己的创作中唤出，人们给我上了生活中重要的一课，我可以怀着诗人固有的怯懦、胆小人的窘迫走进他们，但是，一旦投入了他们的胸怀中，我感到自己被彻底改变了，我是绝大多数人的组成部分，我是人类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赶来告别的是这棵大树上另一片忧伤的“树叶”———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然而，就在诗人拥抱他后，非常郑重地把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纸印刷的诗集和三册红牛皮精装本《诗歌全集》送给他时，他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甚至于在得到了昔日他最渴望的写在诗集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挚友、同志——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他仍是愁肠百结。 他看着卡车沿着泥土小路疾驰而去，他希望飞扬的尘土象埋葬一具庞大的尸体一样，彻底把自己覆盖。 出于对诗人的忠诚，他发誓在没有逐页读完他的三千页诗歌之前，是不会轻易葬送自己的性命的。前五十页他是在钟楼下读完的。此时此刻的大海，曾给予诗人灵感，创造出多少光辉灿烂的形象化的比喻，而予他呢？大海就象一个枯燥无味的提词员，反复叨念着：“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 两天以来。他在小旅馆外面遛达，自行车后面系着三卷诗歌和他在圣·安东尼奥买的“塔”牌笔记本，他原想通过大师行云流水般的抒情诗捕捉到形象比喻，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在那段日子里，渔民们看到他拿支铅笔不停地涂划着，心力交瘁地面对着大海，而他们不知道，他在一页一页的纸上画满了简单的圆形和三角形，这些看来毫无意义的内容，正是他想象力的X光片。只需很短时间，小海湾的人们就会有传言，黑岛的巴勃罗·聂鲁达不在此地，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极力为继承他的王位而奋斗。以十分“专业化”的样子沉浸在不尽的苦恼之中，他对人们的嘲笑挖苦全然不觉，直至某一天的下午，当他坐在码头上，“啃”着《怪异集》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渔民们在这儿出卖他们的海鲜产品时，来了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小型卡车，传来尖声厉气的口号声，“让智利总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消灭马克思主义！”与之相配合的另一声音虽不算足智多谋，但听上去至少是底气十足：“一个在政府事务中有丰富经验的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从喧闹的小卡车上走下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他们走近人群，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这里附近的人们由于缺牙短齿，因而少见这种过分奢侈的笑容。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是议员拉韦，地区右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他早就许诺把电力设施扩展到海湾地区，可兑现总是姗姗来迟，可以看到的是，在十字路口处莫名其妙地安置了一个红绿灯（虽然也是法定的三种颜色），收鱼的卡车、马里奥·赫梅内斯的雷佳诺牌自行车、驴、狗、受了惊吓的母鸡统统在那儿穿过。 “我们在这儿为亚历山德里工作。”他边说着边把传单发给人们。 渔民们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传单收起来，这种态度是由于左翼力量长期主宰该地区，渔民们又大多数是文盲所造成的。他们看看照片上这位前统治者的照片（这位老人的表情、作为和他那严厉的说教完全一致），就把传单塞进衬衫的口袋中，只有马里奥把传单还给了他。 “我投聂鲁达的票。”他说。 议员拉韦向马里奥、向渔民们投以动人的微笑。所有人都为拉韦是如此亲切而深深地着了迷，也许亚历山德里本人知道渔民们热爱他，才派他在这些长于精工制作鱼钩、颇有心计避免上当的渔民中间展开竞选宣传。 “聂鲁达，”拉韦重复道，给人的印象，他在提到诗人名字时，每个音节都是从牙齿中通过的，“聂鲁达是个伟大的诗人，很可能是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先生们，坦率地说，作为智利总统，他不行。” 他把传单硬塞给马里奥，并对他说： “你读读，真的，也许你会被说服。” 邮递员把折叠的传单放进衣袋时，议员拉韦弯下腰去搅动着一只筐里的蛤蜊。 “一打卖多少钱？” “您买，一百五十比索。” “一百五十！你必须向我保证每个蛤蜊中有一颗珍珠！” 受到拉韦轻松谈话的感染，渔民们都笑了。这就是智利的富人们在他们所到之处营造一种愉快气氛的本事。议员站起身来，离开马里奥往前走了两步，带着使人感到幸运的贵族式的微笑，他把嗓门提得很高，唯恐有人听不到： “我听说你迷上了诗歌，有人说，你要和巴勃罗·聂鲁达较量一番。” 随着渔民们轰然而起的大笑声，马里奥面部通红，他的感觉是语塞、张口结舌、透不过气、惶惑茫然、庸俗猥琐、粗俗不堪、面颊绯红、鲜红、洋红、橙红、朱红、紫红、继而湿漉漉、灰溜溜、粘沓沓，直至完蛋。这回他终于想出了词儿，但那是：“我要死了。” 这时，议员拉韦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派头，命令他的助手从皮箱中抽出点东西。在小海湾丽日下发出金灿灿光芒的是一本包有蓝色牛皮、封面有二个烫金字母的纪念册，其精美和高雅，相形之下，诗人的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上好质地牛皮封面的诗集，也显得黯然失色。 拉韦把纪念册递给他时，双眼充满极其真诚的友情，他对马里奥说道：“拿着吧，孩子，用它来写你的诗歌。” 绯红慢慢地、令人愉悦地在皮肤上消褪，象一股清爽的海浪救了他，微风轻轻吹拂着他，生活，如果算不上美好，至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深深地吸下了第一口气，带着无产者的、并不比拉韦逊色几分的亲切微笑，用手指抚摸着光亮的蓝皮封面，他说道： “谢谢，拉韦先生。”

第八节 
纪念册的每一页都发出亮闪闪的光泽，洁白晶莹，以至于马里奥·赫梅内斯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借口不去用它写诗。只有在“塔”牌的练习本上涂满草稿时，他才会赶忙用“巴拉威亚之花”牌香皂把双手洗净消毒，把经过整理删除后剩下的最好的比喻，用绿色的圆珠笔，抄写到纪念册上，那笔和诗人一直使用的笔一模一样。在这以后的几周内，他越是文思枯竭，他的“诗人”名气反而越大，人们在不断地宣传着他对诗歌邪上了心，这话也传到了电报员耳中，他指令马里奥在圣·安东尼奥社会主义党的一次政治文化活动上朗诵他的诗作。邮递员无奈，只好朗诵了聂鲁达的《献给风的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还让他在召开新的会议时读《鳗鱼汤颂歌》，让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娱乐一下。电报员又特别提议在港口渔民之间还要再次组织晚会。 在人们面前频频“亮相”，一时没有人需要他去送信而带来的悠闲，都没能缓和他渴望接触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的心情，姑娘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完美漂亮，全然不知道这一切给邮递员带来的影响。 当邮递员背下了大量诗句，并准备用它们吸引姑娘时，他却和智利令人感到最可怕的人交手了：丈母娘。一天下午，他耐心地站在街角的路灯下，装成若无其事，实际在等姑娘时，他看到比阿特丽斯打开了自己的家门，他念叨着她的名字，朝她蹿过去，这场面正好让她的母亲撞见，她象厌恶一只虫子一样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说道：“早上好”，那声调无疑在说，“快滚开。” 第二天，他采用了巧妙的策略，趁他所爱恋的人不在小旅馆的时候，他来到了酒吧，把他的口袋放到柜台上，向姑娘的母亲要了一瓶上好的酒，把它塞进信件和印刷品之间。 他干咳了几声之后，环视一下旅馆四周，就好象第一次来到一样，“这儿挺漂亮。”他说。 比阿特丽斯的母亲礼貌地答道： “我没有问您的看法。” 马里奥注视着皮质邮包，很想钻进口袋里，和那酒瓶呆在一起，他再次干咳几声： “聂鲁达的邮件已积存了很多，我把它们带来，以免丢失。” 那女人胳膊交叉放着，不友好地扬起脸说道： “得了，您为什么跟我念叨这些事，难道您让我也搭话茬儿？ 在这次“友好”谈话的驱使下，当天傍晚，太阳桔红色的余辉使爱恋中的情人和习作诗歌的人无限愉悦之时，马里奥没有觉察到姑娘的母亲正在她家的阳台上监视着他时，他尾随着姑娘的脚步来到海滩上，又来到岩石滩上，他悬心吊胆般向姑娘倾诉衷肠。一开始他讲得十分急切，但是后来，他是这样娓娓道来，就象他是个木偶，而聂鲁达是那耍口技的人，诗歌的比喻如连珠妙语滔滔不绝，以至于和姑娘的谈话，或者说马里奥的诗歌朗诵会，一直延至到夜幕完全降临。 比阿特丽斯从岩石滩直接回到小旅馆，她象个梦游者一样，从桌子上举起一瓶只喝了一半的酒瓶，两个渔民哼唱着罗伯特·莱卡罗斯的博罗莱舞曲正在饮酒，他们感到十分诧异。接着，她拿着这瓶未使人尽兴的酒朝房间走去，母亲念叨着是关门的时候了，对没喝好酒的顾客，她分文不取，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后，将店门锁好。 她看到女儿在房间内任秋风吹拂，毫无遮盖，忧郁的目光凝视着斜挂的满月，半明半暗的光线洒满小床，可以听到姑娘凌乱不安的呼吸声。 “你在干嘛？”她问她。 “我在想事。” 她一下子把灯拉开，灯光直射在她急速回避的面孔上。 “如果你是在想事，我想看看你想事的时候脸色什么样？” 比阿特丽斯忙用双手捂着脸。“深秋了，窗子还敞开着！” “这是我的房间，妈妈。” “可是医生的帐要我来付。打开天窗说亮话，孩子，他是谁？” “他叫马里奥。” “他是干什么的？” “是邮递员。” “邮递员？” “您没看到他的邮包？” “我当然看见了，我也看见他的邮包用来干什了，装一瓶酒。” “因为他已经送完信了。” “他给谁送信？” “给唐·巴勃罗。” “聂鲁达？” “因为他们是朋友。” “他告诉你的？” “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有一天他们一块在旅馆聊天。” “他们聊什么？” “聊政治。” “嘿！他还是共产党员！” “妈妈，聂鲁达要当智利总统了。” “我的女儿，如果您把诗歌和政治混为一谈，用不了多久，您就要成为单身母亲了。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阿特丽斯的话已经滑到了嘴边，她故意迟疑了几秒钟，把话就着滚烫的唾液又咽了下去。 “比喻。” 母亲一把抓起简陋的铜质单人床上的小饰物，紧紧地攥着它，直至确信可以将它熔化掉。 “您怎么了？妈妈。”“您在想什么？” 女人走到女儿的身边，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从未听到你说过这么长的词儿，（‘比喻’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是个较多音节的词汇，译者）。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比喻？” “他对我说……他对我说‘我的微笑犹如一只蝴蝶展现在我的面庞。’” “还有呢？” “您听着，当他这样说时，我笑了。” “还有呢？” “于是，他又说到了我的笑，他说，我笑得象玫瑰花，似利箭的碎片声，谷粒般纷纷落下，象滚开沸腾的水花，他说我的笑声，象水上掀起急速的银白色的浪花。” 女人用发颤的舌头舔舔双唇。 “那你又干什么了？” “我沉默不语。” “那他呢？” “他又说了什么？” “不是，孩子，他对你又干了些什么？因为您这位邮递员除了长嘴以外，他一定还有手呢。” “他从未碰过我。他说，他感到幸福，躺在一个纯洁的姑娘身边，就象躺在白色海洋的岸边。” “那你呢？” “我沉思，什么也没说。” “那他呢？” “他对我说，我沉默的时候叫他喜欢，因为我仿佛不在他的身边。” “那你呢？” “我看着他。” “那他呢？” “他也看着我。后来他不再看我的双眼，他长久地看着我的头发，什么也没讲，就象他在想什么，于是，他对我说：‘我没有时间来赞美你的头发，我应当一根一根地数，一根一根地把它们赞颂。’” 母亲站了起来，两只手的手掌在胸前交叉，抬到平行的位置，就象断头台的样子。 “孩子，你不要再讲了，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所有的男人，他们都是先动嘴，然后再动手，走得越来越远。” “他说的话一点恶意也没有。”比阿特丽斯把枕头拥在怀里说道。 “没有比‘好话’更厉害的毒品了，它使一个乡下旅馆的女店员把自己看成是维也纳的公主。以后，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回到现实中，你就会明白‘好话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我一千次地宁愿一个醉汉在酒吧摸你的屁股，也不愿意有一个人对你说，你的微笑比蝴蝶飞得还要高。” “象只蝴蝶展现在面庞。”比阿特丽斯跳了起来。 “飞也罢，展现也罢，全是一回事，你知道为什么吗？空话背后什么也没有，就象五颜六色的烟花，消失在空中。” “马里奥对我讲的话不会消失在空中，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干活的时候，喜欢想想这些话。” “我早发现了。明天你打行李，你到圣地亚哥你的姨家住几天。” “我不愿意。” “我不在乎你的想法，事情已经很严重。” “一个男孩子跟你说说话有什么严重？所有姑娘都会碰到这种事。” 母亲在披肩上打了个结。 “首先，也是明摆着的事，他对你说的这些话全是从聂鲁达那儿抄来的。” 比阿特丽斯把脖子扭过去，注视着白墙，那神色就象凝视着一条地平线。 “不对，妈妈，他看着我，那些词儿就象小鸟一样从嘴里跳出来。” “象嘴里的小鸟！今天晚上你就收拾你的行李，到圣地亚哥去！你知道学说别人的话，又不让人家知道，是什么行为？抄袭！你的那个马里奥完全可能进监狱，就因为他向你讲了那些……比喻！我要给诗人拨电话，我会告诉他邮递员在抄袭他的诗句。” 女人把姆指举到鼻子前，摆出一副职业拳手的架势。 “夫人，亏您想得出，唐·巴勃罗怎么会操那份心！他是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还可能把诺贝尔奖金授予他，您却要为个把‘比喻’到他那儿去搬弄是非。” “只是个把‘比喻’！你知道你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她揪住姑娘的耳朵，使劲往上提，一直提到母女两人的鼻子快贴到一起了。 “妈妈！” “你已经湿淋淋了象棵树。你在发高烧，孩子，对付你的病只有两种药，或成为别人的笑柄，或外出旅行。” 她松开女儿的耳朵，从小床下面抽出手提箱，把东西抖落在床上。“去收拾您的行李！” “我不想去，我就要留下！” “孩子，河水把石头卷走，好听的话语让姑娘怀孕，快收拾行李！” “我会保护自己！” “您怎么会保护自己！象您现在这副模样，用指甲划一下就会完蛋！此外，请您记住，我读聂鲁达的诗要比您早得多！也许我不知道当男人们连肝儿都发热的时候，就会诗兴大发了！” “聂鲁达是个严肃的人，他就要当总统了。” “谈到上床的事，总统、牧师，或者是共产党的诗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你知道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爱那海员恋情浪漫，他们相爱、亲吻，道再见；他们留下一个诺言，却永远不再回返。’” “聂鲁达！” “当然了！呸！就是聂鲁达！而你却毫不在乎！” “我绝不会为一个‘吻’而闹得满城风雨。” “为一个‘吻’你不会，但是，‘吻’就是可以掀起燎原大火的火星。这儿还有聂鲁达的另一首诗：‘我喜爱那爱情色彩平分，亲吻、做爱和烹饪。’或者说，我的宝贝儿，和你实话实说吧，连早餐都要在床上吃！” “妈妈！” “然后，小姐，您的邮递员还会给您背诵，在我象您一样大时，我就曾写在纪念册上的聂鲁达那人所共知的诗句：‘我不想要它，亲爱的，为了不让它将我们束缚，不因它而使我们结合。’” “这我不懂。” 母亲用她的双手比划成一只小汽球，“汽球”在姑娘的肚脐上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从腹部直至大腿根部。她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一字一句地对女儿重复着诗句：“我—不—想—要—它—亲—爱—的—为—了—不—让—它—将—我—们—束—缚—不—因—它—而—使—我—们—结—合。” 姑娘茫然地看完母亲手指比划的形状，从母亲无名指上戴的象征寡居的戒指上得到了启发，她用小鸟一样的声音问道： “是戒指？” 除非另一个亲人去世，自从她的丈夫、比阿特丽斯的父亲死后，发誓今生永不再哭泣的这个女人，至少有一滴泪水差点落下来。 “是的，孩子，是戒指，你就死心踏地收拾行李吧！什么也不用说了。” 姑娘咬着枕头，过了一会儿，露出那不仅仅能吸引他人，也能象把肉嚼烂一样把床单咬碎的一排皓齿大声嚷起来： “简直是荒唐！就因为一个男人对我说‘微笑象蝴蝶展现在我的面庞’，我就必须去圣地亚哥。” “别犯傻了！”母亲也暴跳如雷。 “今天你的微笑象个蝴蝶，明天你的Rx房就会变成两只等待求爱的小鸽子，你的xx头就会变成两枚有滋有味的覆盆子，你的舌头将是上帝温暖的地毯，你的屁股则是一艘大船的船帆，此时你两腿之间还在冒热气的东西，将成为黑黝黝的暖房，那儿将养出民族的新人！晚安！”

第九节 
一周以来马里奥想象出来的所有“比喻”全卡在了喉咙之中。比阿特丽斯时而被关在她的房间，时而出来购物，时而到岩石滩散步，前臂上总是挎着母亲的“铁爪”。他隐藏在沙丘的后面，在距她们远远的地方跟随着她们，他坚信他的出现对这位太太来说，就象后脖子上挂一块大石头一样令人讨厌。每当女孩回一下头时，妇人就会揪揪她的耳朵让她回过身去，这可是使她没有少遭罪的保护方式。 下午他在小旅馆外面闷闷不乐地听着“帆船”曲，指望着说不定哪个人影就是他多么想用舌尖掀起来的那条超短裙。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神秘心理，他决定不用自己的双手去抚慰那忠诚、越来越频繁的勃起，白天时，诗人的著作可将“勃起”掩饰，而夜晚来临时，则是在痛苦中受煎熬。他用充满了可以原谅的浪漫主义情调想象着，他想出来的每个比喻、每声叹气、可能在他的耳畔响起的她的每一句话语，都刺激到他的双腿，都是一种孕育他的精液的超凡力量。当上帝决心证实他的存在，把她放到他的怀抱中时，这上百升高质量的精液，一定会使比阿特丽斯感到幸福，而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是由于她的母亲患了心肌梗塞，也许通过强行劫持的方式才能得到她。 那是一个星期天，还是那辆红色的车，两个月前它把聂鲁达带走，现在又把他送回他在黑岛的寓所。不同的是车身四周装满贴着一个男人画像的宣传牌，那是一张既严肃又温和的父亲的面庞，有着雄鸽一样饱满高贵的胸膛。在每个广告牌的下面都写着他的名字：萨尔瓦多·阿连德。 渔民们跟在车后，开始跑起来，马里奥也把那点有限的田径运动员的全部本事拿出来一展身手。在聂鲁达家的大门口，他把斗蓬折上去披在肩上，戴着他那普通的骑马帽，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即席讲话，而在马里奥看来，它的意义是永恒的。 “我被定为候选人，象点燃了一把火”，诗人说道，他深深地吸吮着大海所特有的气味，大海也是他的家园。“所到之处，所有人都恳请我出山，在那些蜂拥而来、亲吻着我、在我面前流泪的大量男人和女人面前，我心软了。我和他们所有人讲话或给他们朗诵我的诗歌。他们淋着大雨，有时伫立在街道和马路的烂泥中，他们冒着使人发抖的瑟瑟南风，令我激动不已。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集会中，越来越多的女人赶来了……” 渔民们笑了。 “怀着十分惶惑又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开始考虑，如果我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我会做些什么，就在这时，传来了好消息，”诗人伸出手臂，指着卡车上的标语牌，“阿连德作为人民联盟各种力量的唯一候选人出面竞选。在我党作出接受这一决定之前，我迅速递交了候选人辞呈。在人潮如海、群情激昂的集会上，我宣布退出，阿连德宣布参加竞选。” 人数不算众多的人群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聂鲁达从台子上走下来，急切地想重新看到他的写字台、蜗牛壳、中断的诗歌、船头木雕像……这时，马里奥走上来，用近似哀求的声调说出了两个词： “唐·巴勃罗……” 诗人做了个微小的动作，象个真正的斗牛士一样，闪身将马里奥避开。 “明天，”诗人对他说了声：“明天。” 这天夜里马里奥失眠了。他数星星、啃指甲、几口喝下一瓶涩口的红葡萄酒，抓耳挠腮打发时光。 第二天，报务员克斯梅亲临现场，目睹了他的这幅“遗容”，在尚未把诗人的信件交给他时，出于同情心，推心置腹地对他讲了他唯一想出来的、也是很现实的劝慰话语：“比阿特丽斯现在是个美人，五十年以后就成了一个老太婆，你就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吧！” 接着他把装有信件的包裹给他打开，捆绑邮包的皮筋刚一松开，有一封信是这样引起小伙子的注意，他又一次把余下的信件扔在了分信台上。 他看到诗人重新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中，在平台上吃着丰盛的早餐，阳光直射在海面上，海鸥惊恐地飞起。 “唐·巴勃罗，”用空前沉重的声调，他“宣判”道： “我给您带来了一封信。” 诗人品味着浓香的咖啡，耸动一下双肩： “既然你是邮递员，我不感到奇怪。” “作为朋友、邻居和同志，我请求您打开信读给我听。” “怎么？给你读一封我的信？” “是的，因为那是比阿特丽斯的妈妈写的。” 他把信平展在桌子上，犹如放下一把锋利的短剑。 “比阿特丽斯的母亲给我写信？这里有秘密，真凑巧，我想起了我的《猫颂》，我还在想呢，有三个比喻可以改变：‘猫儿，是客厅中最小的老虎，是房间内的秘密警察，情欲屋顶上天生的酋长。’” “诗人，今天我不想听比喻，请读信，劳您大驾了！” 用涂黄油的刀子划开信封时，诗人显得如此笨拙，整个动作足有一分钟之久，“人们说，报复是上帝们的乐趣，这话真有道理，”他想。这时，诗人停了下来，开始琢磨起邮票来，审视着装饰这枚邮票的名人头像的每根胡须，似乎在破释圣·安东尼奥邮局办公室那无法搞明白的邮戳，把粘在信封“收信人”位置上的面包渣捏了下来。没有哪一位侦探电影的大师能把邮递员置于类似的悬念之中，没有指甲尖了，他便一个一个地啃起手指来。 诗人开始以他那读自己的诗句时使诗歌变得更加戏剧化的单调的语气读起信来： “尊敬的唐·巴勃罗：给您写信的人是罗莎·罗德里格斯的遗孀、海湾小旅馆新承包者、您的诗歌的崇拜者、基督民主党的支持者。尽管我没有投您的票，在下轮选举中也不会投阿连德的票，我以母亲、智利人、黑岛邻居的名义，要求紧急约见您，跟您谈……” 从这会儿开始，与其说是在“犯坏”，不如说是出于惊愕，诗人默不出声地读着最后几行，脸上突然出现的严肃神情，使邮递员把小拇指咬出了血。聂鲁达把信叠起来，朝着年轻人斜睨一眼，把信的内容背读出来： “……跟您谈一个叫马里奥·赫梅内斯的诱骗青少年的坏家伙的事情。别无它事，诚挚地问候您，罗莎·罗德里格斯遗孀。” 他站了起来，暗自拿定了主意： “马里奥．赫梅内斯同志，小白兔跑颠颠，这个洞我不钻。” 马里奥紧随着他一直来到客厅，一个被大量的贝壳、书籍、船头木雕像几乎“压夸”的客厅。 “您不能甩下我不管，唐·巴勃罗，您和那位夫人谈谈，让她别发疯。” “孩子，我只是个诗人，我可没有高超的技艺对付那些丈母娘。” “您一定得帮助我，因为您本人写过：‘我不喜欢没有瓦的房，没有玻璃的窗户，我不喜欢没有工作的白日，没有睡梦的夜晚。我不愿男人没有女人，也不愿女人没有男人，我愿生命结合，点燃那直至此时熄灭的热吻的火焰，我是美好的诗人和媒人。’我想，现在您不会对我说这首诗歌是个空头支票吧！” 面色苍白、惊诧愕然，犹如两排大浪从肝脏冲至双眼，舔舔瞬间变得发干的双唇，他冲口而出： “根据你的逻辑，由于哈姆雷特的父亲被杀害，应该把莎士比亚关起来，如果可怜的莎士比亚没有写这部悲剧，肯定这位父亲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诗人，请您不要给我添乱了，我够呛了，我的要求非常简单，您和那夫人谈谈，请求她让我和比阿特丽斯见面。” “这样你就感到幸福了？” “幸福。” “如果她同意你见姑娘，你让我得到清静？” “至少到明天。” “给一点是一点，我们去给她打电话。” “此时此刻？” “说对了！” 诗人拿起话机，琢磨着年轻人那大大的双眼。 “我能从这儿感觉到你的心脏象小狗一样在猛跳，用手把它压住，小伙子！” “我办不到。” “好吧，告诉我旅馆的电话号码。” “1……” “你背出这个号码要使出吃奶的劲了。” 拨号以后，在诗人尚未讲话之前，马里奥还得忍受这段长久的空白时间。 “是唐娜·罗莎·冈萨雷斯遗孀吗？” “请您吩咐。” “我是巴勃罗·聂鲁达。” 诗人正在做着向来使他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他模仿着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介绍明星时所使用的声调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然而，无论是为了那封信，还是眼下刚刚开场的冲突，一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他便意识到，为了把他的邮递员从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下解救出来，哪怕是让步到下贱的地步也要在所不惜。然而，他那用来命名的惯有影响的大名，在寡妇罗莎这只配一个简单的： “啊哈！” “我为您那可亲的来信向您表示感谢。” “您什么也不用感谢，先生，我想马上和您谈话。” “您请讲吧，唐娜·罗莎。” “面谈。” “在哪儿？” “按您的吩咐。” 聂鲁达停顿下来思考了一会，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就在我家。” “我就去。” 在挂电话之前，诗人抖了抖话机，象是想把那个女人留在里面的余音赶掉一样。 “她说什么了？”马里奥用哀求的声音问道。 “我就去。” 聂鲁达搓搓自己的双手，无可奈何地合上了本子。（他原是准备在到达黑岛的第一天，便用绿色的比喻写满这个簿子。）他不遗余力地给小伙子以勇气，而此时也恰恰是他自己所需要的。 “至少我们拥有‘主场作战’的优势，孩子。” 他走到电唱机旁，突然高高兴兴地举起一个手指头，宣布道： “我从圣地亚哥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邮递员进行曲”。 话音刚落，由“披头士”乐队演奏的“邮递员先生”的音乐在客厅内回响起来。厅内的船头木雕像失去了平衡，瓶内的帆船倒翻，非洲面具的牙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地面上镶制的方石地板蠢蠢欲动，木头抻长了，工艺坐椅上精致的小玩艺儿变得心神不宁，姓名镌刻在房梁上的故去的朋友正在缓缓醒来，已长久熄灭的烟斗里冒出了缕缕烟雾，来自奇恰马里鼓肚形的陶瓷饰品弹起了吉它，墙壁上那幅《美好年华》的装饰画中的少女们散发出芳香，蓝色的马在疾驰，惠特曼诗歌中陈旧的火车在长久的鸣笛声中徐徐开动了…… 当诗人把唱片的封面，象托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小心地放到他的手上时，就开始跳起舞来，他缓缓地挥动着那塘鹅翅膀一样的胳膊，象街区里的头发蓬乱的、狂跳劲舞的冠军们一样。诗人的两条腿踩着音乐的节拍，那是经常体验到异国情人或乡下村姑温存的腿，它们曾走遍了大地上能走的一切道路，包括那些通过他的颖悟绝伦的文采创造出的道路，他那虽有几分吃力但长年累月练就的舞艺，使鼓声变得柔和动听。马里奥深知，此时他仿佛置身在梦幻之中，这是天使到来之前的序幕，它承诺荣耀即将来临，也是宣告的仪式，预示着将把姑娘送到他的怀抱之中，情人那充溢的唾液将送至他那带着咸味的、极其渴望的双唇。诗人就是火焰中身着长袍的天使，——以他所特有的缓慢而又柔和的舞姿，——在向年轻人许诺为之不会久远的婚礼。马里奥欣欣然有喜色，微笑就象每日餐桌上出现面包一样，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脸上，“如果有一天我会死去，”他对自己说，“我愿天空象现在一样明朗。” 然而，通往天堂的火车从来是慢行列车，而且要在那些潮湿、令人窒息的车站逗留。只有通往地狱的火车才是直达快车。当看到罗莎·冈萨雷斯遗孀扭动着身躯和双脚，带着“决一死战”的信念出现在窗子后面时，同样一种令人窒息的灼热感猛然充满了年轻人的血管。诗人巧妙地让邮递员躲在挂帘后面，然后，他以脚后跟为支点旋转一圈，高雅地脱下他的骑士帽，伸出一只胳膊邀请夫人坐到那只最柔软的沙发上。寡妇却拒绝了这一邀请，她把双腿叉开，舒展一下她那被压迫着的胸隔膜，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必须对您说的事情非常严重，不能坐着说。” “夫人，关于哪方面的事？” “几个月以来，一个叫马里奥·赫梅内斯的家伙总是在我的旅馆周围转悠，这位先生对我刚满十六岁的女儿非礼。” “他对她都说了些什么？” 寡妇从牙齿之间啐出： “比喻！” 诗人将唾液吞咽下去。 “还怎么啦？” “用那些‘比喻’，唐·巴勃罗，他把我的女儿煽乎得火烧火燎”。 “唐娜·罗莎，我们可是在冬季。” “我那可怜的比阿特丽斯完全是为了这个邮差而在自我摧残。这个邮差唯一的财富是那忙忙碌碌双脚脚趾上长着的脚气。如果说他的双脚爬满细菌，他的嘴巴可象生菜一样香甜可口，他纠缠不休象海藻一样讨厌，更严重的是，巴勃罗，他的那些引诱我的小姑娘的‘比喻’全是他不知羞耻地从您的书上抄袭来的。” “不是！” “就是！他一开始天真地说什么，一个微笑象一只蝴蝶，可是后来，他竟然对她说她的胸脯象是两簇燃烧的火苗！” “那么，他使用的这个比喻，您认为其性质是视觉的，还是触觉的？”诗人问道。 “触觉的。”寡妇答道，“现在我禁止女儿外出，直到这位兴风作浪的赫梅内斯先生溜掉。您可能认为我把她隔离的作法太残酷，可是您看，我是在她的乳罩里偷偷发现了这首下流诗。” “在乳罩里烤焦了？”（chanchito下流，和chamuscado烧焦，前一个音结相同，诗人借谐音开玩笑，译者） 女人从她自己的裙兜中掏出一张无疑是从“塔”牌算术练习本上撕下的纸，以法官宣读文书一样的声调，以侦探般的机警，特别强调了“裸体”这个词汇： “裸体的你，是这样简明，就象你的一只小手， 光滑、平坦、小巧、圆滚、透明， 你有月亮的线条，苹果似的丰姿， 裸体的你，是如此瘦弱，象赤裸的麦子， 裸体的你，蔚蓝深沉，象古巴的夜空。 美发似攀缘覆盖，鲜花象繁星点点， 裸体的你庞大伟岸，发出黄色光芒， 就象夏日中金色的教堂。 她把写有诗歌的纸头搓揉了几下，重新“埋葬”在围裙兜之中，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也就是说，聂鲁达先生，邮递员看到我的女儿赤身裸体了。” 此时，诗人为自己曾信仰辨证唯物主义关于宇宙的学说而感到十分悲哀，因为他现在急需上帝的仁慈。沮丧的诗人试着做了解释，显然还没有达到查尔斯·兰顿说服死者仍不算死尸的本事。 “我可以说，罗莎夫人，从诗歌中不一定能推断什么事实。” 寡妇摆出大为不敬的神情审视着诗人： “我养育了她十七年，肚子里怀了她九个月，这首诗没骗人，唐·巴勃罗，我的小姑娘光着身子时，恰恰就是这首诗中说的这副样子。” “我的上帝，”诗人恳求道。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请求您，”女人说道，“命令那个您给了他灵感、并且您很信任的、名叫马里奥·赫梅内斯的家伙、小邮差、抄袭者，从今天起永远不许见我女儿。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这样办的话，我本人，会亲自把他的双眼挖掉，就象那个不要脸的叫米盖尔·斯特罗格夫的小邮差所遭受的命运一样。” 虽然寡妇已走出了房间，她留下的“粒子”仍活跃在空气中间，诗人说了句“再见”，戴上了骑士帽，拍了拍幕帘，邮递员就在后面躲藏着。 “马里奥·赫梅内斯，”诗人说这句话时，并没有看着他，“你面色苍白，象只面口袋。” 年轻人跟着他来到平台上，诗人在那儿深吸几口海风。 “唐·巴勃罗，如果从外表看我是苍白的，从内心看我简直是青紫了。” “形容词不能把你从冈萨雷斯遗孀滚热的铁烙铁下救出来，（十八世纪西班牙和欧洲某些信仰基督教国家组成的宗教组织，严酷地用刑法惩罚异教徒，译者），我简直就象看到你拄着一根白色拐杖在分理信件，身边一条黑狗，两只眼窝空空的，活象乞丐的存钱罐。” “如果不能见到她，要双眼睛来做啥？”？ “伙计，即使您再绝望，在这个家里，我允许您努力去进行诗歌创作，可是，别跟我唱小调。这位冈萨雷斯夫人，也许不去实现她的威胁，但她一旦这样做了，那可恰恰如俗话所说得那样，她会把你的一生变得象狼嘴一样黑暗。” “她如果伤害我，她就要进监狱。” 诗人在年轻人背后，象在舞台上一样，走出一个半圆形，带着伊阿戈（莎士比亚悲剧奥瑟罗中人物，译者）贴着奥瑟罗耳朵出坏主意时的神情，对马里奥说道： “仅个把小时，他们就会将她无条件释放，她会辩解说她这样做出于自身防卫。她会斥责你用‘白刃武器’侵犯了她的宝贝儿的贞洁，一个轻松的如小曲一样的比喻象锋利的匕首、象尖利的狗牙、象穿破处女膜一样撕人心裂。您的那些诗歌，伴着您那极其丰富的口水，会在未婚妻的乳头上留下痕迹，而因为比这要轻得多的罪名，就曾把弗朗索瓦·维佣（法国中世纪诗人，译者）吊在一棵树上，脖子上的鲜血象盛开的玫瑰喷射而出。” 马里奥感到他的眼睛湿润润的，连发出的声音也是潮乎乎的： “即使那个女人用剃刀刮我的骨头，我也在所不惜。” “真遗憾，没有三重唱的吉它手给你伴奏这支小曲儿，吐—噜—噜—噜” “我痛心的是不能看到她，”邮递员神色凝重，“她那樱桃般的双唇，她那深邃而又忧郁的双眼，就象漆黑的夜晚，不能嗅到她发出的那温暖的气息！” “用老太婆的话来说，比‘温暖’要热得多，那可是火焰般的灼热。” “她的母亲为什么要赶走我，而我是想跟她结婚的。” “依罗莎夫人之见，你除了指甲上的污垢，没有任何其它富余的东西。” “可是我年轻而且健康，我的双肺比手风琴音摺的能量还要大。” “可是你只是用它来为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叹息，现在你发出的气喘病一样的声音，就象一只幽灵之船的气笛声。” “哈！就凭我这肺活量，可以吹动一条护卫舰，一直开到澳大利亚。” “孩子，如果你继续为冈萨雷斯小姐而折磨自己，不出一个月，你连吹灭自己生日蛋糕上小蜡烛的气力都没有了。” “好吧，那我该怎么办？”马里奥大声叫道。 “第一，请你不要对我大声喊叫，因为我不聋。” “对不起，唐·巴勃罗。” 聂鲁达挽起他的胳膊，给他指指路。 “第二，回到你的家中，睡个午觉，你的眼窝深陷，比汤盘还要深凹。”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合眼了，渔民们叫我‘猫头鹰’。” “而再过一个星期，人们就会把你放进被亲切地称为‘棺材’的木头盒子里，马里奥·赫梅内斯，这次谈话简直比一辆货运火车还要长，再见！” 他们已经走到了大门口，他果断地把大门打开，当马里奥被一个轻微的动作推到路上时，他的整个面庞直至下巴，都变得象石头一样严肃。 “诗人、同志，”他以坚定的语气说道：“您让我卷入了这场纠纷，您要帮我从这里解脱出来，您把自己的书送给了我，您教会我使用语言，用在给邮票盖戳以外更多一些的事情上，由于您的过错我恋爱了。” “不对！先生，赠你两本书是一回事，准许你抄袭诗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此外，你把我写给玛蒂尔德的诗赠给了她。” “诗歌不属于创作者，而属于使用者。” “我很喜欢如此民主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不要把民主引向极端，来讨论家庭中谁是父亲。” 邮递员怦然动情，他打开自己的邮袋，从里面抽出一瓶诗人最喜欢的酒。诗人掩饰不住地发出富有同情色彩的温柔的微笑。他们走到客厅里，他拿起电话机，拨动了电话号码。 “是罗莎·冈萨雷斯夫人吗？巴勃罗·聂鲁达再和您讲几句话。” 尽管马里奥很想通过电话听筒听到对方回答，可是声音只能让诗人那饱受折磨的耳膜听清。 “即使是耶稣带着他的十二个圣徒来，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也休想走进这个家。” 聂鲁达抚摸着自己的耳膜，目光望着空中，象是在巡视着什么。 “唐·巴勃罗，您怎么了？”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现在我才体会到拳击手在第一个回合就被击倒是什么滋味。”

第十节 
九月四日夜晚，一条令人异常兴奋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萨尔瓦多·阿连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在智利总统竞选中获胜。 唐娜·罗莎的旅馆里，几分钟之内便挤满了人，渔民、春季的旅游者、获准第二天可以放郊游假的学生们，还有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他凭着统计学家般的精明，猜到很多国际通讯社想通过长途电话的方式采访，他离开了自己的寓所。由于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许诺，使得顾客们也都慷慨解囊，罗莎夫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女儿放出来，参加竞选胜利的狂欢活动。 马里奥·赫梅内斯毫无顾忌地呆在离人群非常近的地方。当电报员从他那牌号已模糊不清的福特40的车子上走下来，汇入到欢庆节日的人群中时，邮递员迎上去，托他办一件事。由于政治上的胜利而十分愉快的这位上司，欣然答应帮忙。这是一件小小的“撮合”：方便时，悄悄地转告比阿特丽斯，邮递员在附近那间放渔具的棚屋中等着她。 议员拉韦突然走进旅馆，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他身着一套白色西服，和他微笑时露出的白色牙齿一样白，渔民们叫嚷着嘲笑他，“把你的货色掏出来”，他从人群中走过，走到柜台前，聂鲁达正在一杯一杯地饮着酒，拉韦用凡尔赛宫廷式的礼貌姿势对诗人说道： “唐·巴勃罗，民主的原则就是如此，必须懂得认输，失败者向胜利者致敬。” “那就干杯，议员先生！”聂鲁达答道，递给他一杯酒，并把自己的杯子举起来，去和拉韦碰杯。人们鼓起掌来，渔民们高喊：“阿连德万岁！”又高呼“聂鲁达万岁！”电报员悄悄地为马里奥捎了口信，他的嘴几乎贴上了姑娘那性感的耳垂。 姑娘从酒坛边走开，脱下围裙，从柜台里拿出了一只鸡蛋。在这群星满天的夜晚，借着灿灿星光，姑娘赤裸着双脚，赴约而去。 打开棚屋的门，她从杂乱无序的家什中，马上认出了邮递员坐在一只修鞋匠使用的矮凳上，油灯发出的桔黄色的光芒照射在他的面颊上。此刻的马里奥，第一次在桌上足球台旁看到姑娘时的心情再次袭来。他一眼便看到了她那小巧娇美的迷你裙，裹紧身体的上衣。和他记忆中的一切完全一样，姑娘用脚把门关上后，举起椭圆的、易碎的鸡蛋，把它放到自己的唇边。又把鸡蛋稍稍下放一点，放到离自己的Rx房很进的位置，鸡蛋合着她那舞蹈着手指的节拍，沿着她那跳动的双乳滑动，滑到她那光洁细腻的胃部，她把鸡蛋送到腹部，又滑到阴部上方，把它卧放在大腿交叉的三角部位，迅速地温暖了它，于是，她用热辣辣的目光注视着马里奥的双眼。他欲站起来，姑娘用手势阻止了他。她又把鸡蛋放到额头上，让它沿着古铜色的皮肤滑动，从鼻中隔的位置上滑到唇边，用上下牙齿将它衔在口中。 这时马里奥深知，几个月以来，忠实地反映他激情的精液的流泄，与此刻从他下身喷发出的（丝毫不是比喻夸张的）炽热的“大火山”相比较，不过是个“小山丘”。“岩浆”使他全身血液沸腾，视力模糊，连口中的唾液都变成了精液。比阿特丽斯示意他跪下。当姑娘似乎腾空走近他并停在他身边时，虽然地面是粗糙的木头，在他看来，胜似王公贵族的华丽地毯。 姑娘用手势示意他必须把自己的双手摆成“小篮子”的形状。如果说，有时候对他来说，俯首贴耳是不可忍受的，而此时，他唯愿成为奴隶。姑娘向后弯曲着身体，鸡蛋象个小巧的平衡木技巧者，它滑过姑娘的衬衫和裙子的每一厘米，直至落到马里奥的手心之中。他抬起头来，看着比阿特丽斯，看到她皓齿中的舌头象团鲜红的火焰，迷蒙的双眼闪出坚定的目光，眉宇中流露出期待小伙子主动进攻的神色，马里奥小心翼翼地举起鸡蛋，就象它马上要孵出小鸡来一样。他把它放到姑娘的腹部，带着魔术师般的微笑，让鸡蛋沿着她的臀部滑动，他缓缓地用鸡蛋划出姑娘臀部的线条，把它放在姑娘身体的右侧，比阿特丽斯微张着嘴巴，脉搏伴随着腹部和臀部的运动而跳动。当鸡蛋“走”完全程，年轻人又把它送回到姑娘腹部的弓形处，把它卧放在胸部的心窝间，随着鸡蛋向上翻滚，滑到颈部，比阿特丽斯低下下巴颏，微笑着把鸡蛋卡着，这微笑与其说是意味着一份亲热，不如说更是一道命令。于是马里奥张开嘴向鸡蛋靠近，他把它叼在嘴中，然后闪到一旁，他等着她走过来用嘴把鸡蛋夺回，从鸡蛋壳表面感到她的嘴唇擦过时，他的口腔内流溢着那美好的滋味，他吻到的她那第一小段皮肤，正是他在梦中渴求的、在他锲而不舍的追求下，姑娘所放弃的最后一座碉堡。他轻轻地舔着她的每一个毛孔，亲吻着胳膊上的每一根细小的汗毛，那丝绸一般轻柔地闭合的眼睑，那令人眩晕般的低垂的头颈。收获的季节来临了，蕴育着的、浓烈而又厚重的爱情成熟了，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这个时刻”，他自语，“这个”，“这个时刻”，“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时刻”“这个，这个，这个时刻，这个”……当她用嘴把鸡蛋取回时，他紧闭着双眼。黑暗中，他用整个身体伏在她的后背上，头脑中似乎象平静的大海中猛然间跳跃起一群鳞光闪闪的鱼儿。沐浴在漫漫无际的月色中，唾液流淌在那姣好的后颈上，此刻，他确信懂得了“无穷”的含义。他又换到恋人身体的另一侧，再一次用牙齿把那只鸡蛋叼在口中，这时，俩人就象在无声音乐的伴随下跳起舞来，她将衬衫的坦胸领解开，马里奥任鸡蛋从她的Rx房滑过。比阿特丽斯解下腰带，把那件令人感到窒息的上衣撩起，当衣服从她的头部脱下，在煤油灯的映照下将那金色的躯体裸露出时，鸡蛋在地面上摔碎了。马里奥费劲地将她的迷你紧身裙脱下，姑娘体内散发出的醉人的气息掠过他的鼻子，他气也透不过来，便用舌头舔起来。这时比阿特丽斯发出一声意蕴深长的喘息，象哭泣、象呻吟、象是发自喉咙、象一首优美的乐曲、又象是出自狂热。这喘息声延续了几秒钟，她的整个身体颤抖着，直至神情恍惚。她滑到木质地面上，把一个手指头轻轻地放到曾舔吻过她的那张嘴上，又用这湿漉漉的手指伸进小伙子粗布缝制的裤子中，摸到他那粗大的xxxx时，她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道： “你要我的命呀，傻瓜！”

第十一节 
“记时牌翻开后的两个月举行了婚礼。”电报员如是说。罗莎·冈萨雷斯遗孀老道于作为母亲所特有的尖锐的目光，自打这场富有几分喜剧色彩的冠军赛揭开帷幕以来，她对任何一场战役从未掉以轻心，于是，他们早晨、白天、夜间都展开了争斗。邮递员越加面色苍白，这并不全是由感冒引起，感冒早已魔术般地治愈。而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据邮递员笔记本所描述，那些自发的目击者所证实，她是一天天如花似玉，光彩照人，似金光耀眼，如霞光灿烂般轻盈靓丽。星期六的晚上，当马里奥·赫梅内斯来到旅馆，向姑娘求婚时，他深信自己的这份恋情注定要得到寡妇的当头一棒，无论是能说会道的本事，还是颇费心机的头脑，都会被击得粉碎。而冈萨雷斯遗孀，罗莎妇人一向信奉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她打开一瓶巴尔帝比索牌的香槟酒，把满溢着泡沫的酒喝下三杯，虽然面部表情十分平静地接受了邮递员的请求，她讲出的一句话也足以取代一颗可怕的子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由于罗莎夫人的这句话，使得已无法挽回的事实在教堂的大门口，以圆满的结局而告收场。以冒失鬼著称的电报员，看着聂鲁达英国面料的蓝色西服，用滑稽可笑的声调说道： “您看上去真帅，诗人。” 聂鲁达把他那意大利丝绸的领带整了整，带着明显的戏谑的口吻说道： “我是在全面彩排，阿连德任命我为驻巴黎大使。” 冈萨雷斯遗孀的目光扫过聂鲁达的全身，从已发秃的头顶到闪烁着节日色彩的光亮的皮鞋，她说道： “吃饱的鸟儿要展翅高飞。” 当人们朝着通往圣坛的走廊走去时，聂鲁达悄声对马里奥讲出了他的预感： “我极其担心，孩子，冈萨雷斯遗孀决计用谚语的大炮展开一场对付‘比喻’的战斗。” 两个原因致使整个仪式过程非常短暂：这位出类拔萃的男傧相的车就在门口等着将他送到机场；这对年轻的新人经过近三个月的秘密来往，迫不急待地要以合法的身分在众人面前一展风姿。而马里奥的父亲，却想方设法在唱机上又放上一张特木科（智利某地区，译者）的铁托·菲尔南德斯的“献给茉莉花的华尔兹”，他边放音乐边放声大哭，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妻子，“你从天堂里看看小马里奥，这一天他是多么幸福呀！”他邀请唐娜·罗莎跳舞，她也不再提以前总是重复的那些话语，而是在这个“贫穷、但实诚，”的男人的臂膊中旋转着。

译者后记 
那是在１９９７年吧，我的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并很有成就的同行刚从拉美归来，递我一本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书名译成中文是《火热的耐心》，她对我说，把它译成中文，这个作家和这本小说在拉美、北美和欧洲火着呢，她说她已经拜访过作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 在此之前，我所在的西班牙、葡萄牙拉美文学研究会曾和云南出版社合作，确定了在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出版拉美文学系列丛书。云南出版社为了出版这一系列丛书，花了很大的财力和精力，按计划出版了文学会确认的所有作家的书。从经济观点来看，出版社所获不多，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出版社在向我国人民推介和宣传拉丁美洲文学作品和作家这项工作上，不但是起到了先驱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且可以说，他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至今为我国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界人士所称道。文学会的很多同志是这套系列丛书的编委，他们慧眼识珠，在那个选题计划中就把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囊括其中。当时确定翻译的作品是作者的中篇小说《叛乱》。我记得拿到这本书后曾匆匆浏览，当时的感觉是没有特别可以吸引中国读者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于是我和当时在我校任教的秘鲁专家胡安·莫里略说了这事，作为拉美文学的资深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作家的胡安先生对作品和作家本人有高度评价，他不但支持介绍这位作家，还为这本译著欣然作序，对我们后来投入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从这件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作品是在那个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印数不多，印刷质量和用纸都远比不上现在，回顾起这个经历，我还是认为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拿到《火热的耐心》后，我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者的两部书的主题虽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风格、手法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对此是边译边有所感悟。作品于1998年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发表。编辑陈凯先老师做了很好的工作，并把书名改成《聂鲁达的邮递员》。 1999年3月得到教育部国家基金委的资助，我奔赴地理位置距我国最遥远的国度――智利，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拉丁美洲文学。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大学旁听文学课，参加智利文化界的一些诸如文学讲座、作品首发式的活动，我还有幸目睹了后来成为智利总统拉戈斯的风采（在智利诗人一部作品的首发式上，他作为先睹为快的阅读者，发表读后感言），此外，不虚此行的另一个原因是，有机会见到我所敬仰的智利当代当红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作为他两部作品的译者，经和他电话相约后，他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做客。 斯卡尔梅达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富人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区叫拉斯·贡得斯。整个街区的房子都是低矮的一到两层的平房或小楼房。作家的住房是一座两层高的小楼房，外表朴实无华，栅栏门前是一片宽阔的草地，街区周围非常安静，按他提供的地址和号码，我找来找去竟然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几条流浪狗走来走去。当我敲开斯卡尔梅达的院门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叩响诗人聂鲁达的大门。跑出来迎接我的是作家年轻貌美的德籍妻子诺拉。我和作家一见如故，这是因为正如他的作品表现的风格那样，他是活泼的、健谈的、特别是极其幽默的。我拿住《叛乱》的中译本，和《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也就是发表《聂鲁达的邮递员》这一集送给作者本人，他说，他除了熟悉封面上他的头像以外，中文字他一个不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那是一个面积不大但藏书不少的书的世界，当他从书架上拿下《邮递员》一书几种文字的译本时，特别是制作精致的日文译本时，我看着自己的杂志和另一本纸张略显粗糙的中译本，很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作家夫妇和他们当时只有九岁的儿子陪我在他家游泳池旁的院落中共进午餐，席间，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从未到过中国，看得出他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他说他会来中国。辞别时，他除了把《邮递员》原著送我以外，还有不少他发表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他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的集子，早已在市场上绝迹，是弥足珍贵的。就是有了它，我回国后才有可能翻译发表和评论了他早期发表的短篇故事。在他送我的《邮递员》原著的扉页，他写道：“送给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你翻译了这本书”。 我在智利只停留了短短的半年时间，行前我不想再次打扰作家，只计划打个电话告别，然而作家热情地约我在行前的一个晚上参加他们夫妇参加的在文化界一个朋友家举办的聚会。按照智利人的生活习惯，聚会开始得很晚，晚饭九点后才刚刚开始，内容丰富，量也很大，让我十分惊叹的不止是智利人的好客和健谈，尤其是他们边聊边进食的好胃口，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让我这个中国人自叹不如。东道主是作家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份文化杂志的著名编辑。他们谈文学，谈政治，我通过谈话听得出他们都是拥护左派总统候选人拉戈斯的文化名人。聚会很晚结束，告别时，斯卡尔梅达的夫人诺拉将一套精美的智利特产天青石制作的首饰送给我，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在西班牙已发行，在智利，将于我离开后一周举办的首发式上发表的长篇小说提前送了我，那就是《诗人的婚礼》。作家夫妇非常礼貌地开着车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借住的街区，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感觉已是新一天的黎明时分。 我离开智利后不久，传来了拉戈斯当选为智利新总统的消息，我从个人感情上为智利人民再次选择了左派人物执政而感到欣慰，我还知道，拉戈斯上任后，派斯卡尔梅达赴德国担任智利驻德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会多么开心，因为于公于私，那都是一份好差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