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徽起源 
谈起家徽，这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一种东西。我祖父于昭和七年（1932）在神户去世。当在追谷墓地修建祖父的墓碑时，石匠问起家徽，不言而喻我家根本没有什么家徽。“真的没有家徽吗？”我记得石匠再三追问过。如果没有家徽，墓碑就不成体统，这是石匠的意见。后来，我在台湾看到墓碑上大都刻着祖籍的地名，那是移居台湾前在福建省住过的地名，还有祖上家族的起源地名。在移居台湾前，我家住在福建省泉州府，陈姓发祥地是颖川，所以一般会将上述地名刻在墓碑上。颖川不仅是陈姓，也是钟、于、赖等姓氏的祖籍。当然，移居有各种理由，但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拘泥于祖籍之地。他们认为移居地始终是临时居所，将来终究会叶落归根。即便在移居地安家落户，仍将故乡视为应该返回的精神家园。在墓碑上雕刻地名，也表示灵魂所归之意。幼年在古代文明繁荣的土地上，至今人们仍居住着，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并不是这片土地创造灿烂文明民族的后代。例如埃及，在公元前4世纪曾被希腊化，300年后又成为罗马的附属州，7世纪后才成为*人和*教的土地。现在的居民*人即使仰望金字塔，它与自己体内血液相连的情感应也很淡薄。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作为相同文明的继承者，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与其说是对故乡的眷念所使然，不如说这种眷念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更为准确。对自己的文明具有绝对信心才会出现这种奇迹，即便遭受多次侵略也不会丧失这种信心。在周边没有像罗马和希腊那样充满朝气的文明国家，也是形成强烈中华思想的原因之一。话题再回到祖父的墓碑。根据习惯，我家决定在墓碑上雕刻祖籍的地名，时为昭和七年（1932）,神户的石匠极力主张雕刻家徽。他说：“就是基督教也会刻上十字架呀。”看来日本墓碑的美学，无论如何都需要家徽。“那么，请你随便刻一个家徽吧！”父亲这么说。在墓地相同区域的一角有地藏祠堂，石匠也许从那里得到启示，在圆形的中间刻上了卍形图案。由于完全模仿地藏图案会感到毫无新意，所以石匠将家徽刻成了相反图案的形。没过多久，希特勒在德国掌握了政权。象征纳粹的钩十字与我祖父墓碑的代用家徽完全一样，这使我不得不注意到这个图案。祖父的晚年是在临摹岳飞书法、篆刻以及教孙子朗读中度过的，显而易见与纳粹毫无关联。读完《三字经》和《千字文》应读四书五经，这是一般的学习过程，但不知祖父怎么想的，却突然让我读《诗经》。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明白，或许祖父想再读一遍《诗经》，所以让孙子陪伴吧。那时的课本，我至今还保存着，是民国戊午清和天宝书局石印的《监本诗经》和《朱熹集传》，书中从头至尾都有红色标记，那是祖父让我读完全部书的缘故。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只是鹦鹉学舌似的用台湾话诵读章节和句子，却难懂其意。长大以后，有时我翻开那本《监本诗经》，看注释有些能理解了。祖父不光让我念，也做一些解释，但对理解《诗经》来说，我当时未免太年幼了，只朦胧地记得讲解的只言片语，例如《诗经·颂·玄鸟》在接近结尾的地方有“龙旂十乘”这样的句子。这样的句子是指画着龙的旗，祖父将其解释为：双龙相好。两条龙相好——大概是对龙旗图案的说明。当时我看了图案已经知道龙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它非常可怕，且皱着眉头，是留着铁丝般胡须的狰狞怪兽。因此即便说两条龙交好，也不知该如何想象为好。那时的迷茫令我记忆犹新。如果是龙格斗的图案，会立刻联想到露出獠牙龙爪直立的样子。朱熹对此注释：龙旂诸侯所建交龙之旂也。复活在战争年代，我反复读这些注解，已经到能推测交龙是什么意思的年龄了。所谓交龙顾名思义，为相交之龙的意思。我明白交尾的语义已经有几年了。周代各诸侯的交龙旗，不用说没有遗留下实物，根据诸家的注解和青铜器的纹饰只能做一些想象。前面所说的朱熹注解大概出自《周礼·司常》郑玄所注。所谓交龙似乎是升龙和降龙缠绕在一起的图案。而且在天子旗上，除升龙降龙外，还绘着象征日月的图，这些在郑玄的注解中也可看到。日月即指所谓的阴阳，下面带有龙的交尾图象征万物增殖繁荣。我凝视着那令人揪心的仿造希特勒式的代用家徽，还漫无边际地想起祖父和跟随祖父学习《诗经》的情景，突然生出一种奇妙的联想。卍形不就是交龙图的变形吗？两条龙弯曲着身体交尾，如将其曲线拉直，不正是卍形状吗？一条是字形，另一条是字形。将其线条化就分不出头和尾，因此就看不出哪条是升龙，哪条是降龙，总之将其组合在一起就变成卍形了。龙能唤云，也能乘云纵横天空。那时我仰望天空看到的并非是龙，而是飞满天空的B29型轰炸机，因此我的联想只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卍形是来自印度的符号，梵语为svastika。我在外语学校专攻印度语，了解一些印度的事情。据说卍的字义象征太阳的光芒，它不像日本舰旗那样笔直，弯曲的部分似乎表示光线的曲折，或者用直角弯曲隐喻运动。卍形就像风车那样，使人随时会想到它能转动起来，因此在我们脑海里会浮现出“轮回”这样的命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卍形表示太阳神维修努(Visu，梵语)的胸毛。维修努在印度教圣典《博伽梵歌》(Bhag*adgītā，梵语)中说：“卍形掌管万物的起源、生存、破灭，能进入万物的心脏，使众生转世。”在中国将卍形称为“佛心字”，可解释为将佛陀的心文字化的东西，总之它来自于印度。如果它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将其与交龙图案联系在一起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转动具有圆形化特征的话，应该想到卍形与长躯体的怪兽相比，卍形与圆形心脏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且慢。——我意犹未尽地思考着。在印度毕竟也有龙和神，对龙蛇之类的崇拜，在雅利安族入侵之前就是印度固有的旧习俗。而且这种习俗在表现上，比中国更具鲜明的感官化倾向。*的情景属于印度美术的主题之一。在印度，将交尾的龙或蛇图案化再与维修努相结合，通过佛教传到中国，应该有这种可能性吧?——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思考这些问题是多么奢侈的精神享受呀!灰色的时代，似乎只有妄想才具有色彩。图1蟠螭纹说实话，到现在我仍坚持卍形与交龙有关联的想法。德温特夫人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可见到“蟠螭纹”，它是把龙相互缠绕的状态大胆图案化的东西，也是由无数个卍形构成的集合体。（图1)可认为其原型来自新郑出土的罍(盛酒的容器)上雕刻的交龙。这种图形似乎由双重卍形所组成。(图2)图2图3外形相同的罍的把手更是逼真的交尾体，从其形状中我们可看到扁平的卍形。(图3)暂且不考虑来自印度的卍字形，但我总觉得由现在最有中国味儿的镶边纹饰“”字所构成的连锁形与交龙有关。这也可看做是青铜器花纹中常见“雷文”的变形，对此我仍不能避开交龙变形的诱惑。虽未交尾，但这样的图暗示两条龙缠绕*形象的说法，要比它是来自闪电图样化的想象有意思得多。图4在闻一多的《伏羲考》中，他将《邺中片羽》一书所登载的古兵器花纹图片作为插图。我看到这张图后，感到自己的妄想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图4)

悲哀之龙 
龙是水神。人们将治水竣工的工程称为“合龙”，将船底的骨架称为“龙骨”，这些都与水有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太古文明都是由水源创造的。河流使其流域变成肥沃的土地，由此人们获得富足的生活，成为人类文明的起源。然而河流带给人类的并不光是恩惠，一旦泛滥成灾，汹涌澎湃的浊流也会顷刻间吞没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以恐怖的目光看着波涛翻滚的巨浪，古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巨蛇！我这么猜想。从蛇可以联想到的东西还有草丛、土壤等。如将钻入洞穴的蛇和被埋葬的死人当做同居者来看，蛇又与灵魂连接起来，这也可视为对蛇崇拜的原因。而且土地理应是农耕的基础，所以蛇成为农耕部族的保护神，这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见解。再有，人们敬畏蛇的敏捷之说也难以抛弃。在太古时代，敏捷也是重要的品行之一。从人们形容古代圣人的言词来看：黄帝“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徇与迅相同，敏则为快捷之意)。(《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夏王朝的创始者禹，有“为人敏给”的记载。(《史记·夏本纪》)我名字中的一个“舜”字，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圣王的名字。这位舜受继母虐待。他受命修仓库，当他登上屋顶时，梯子却被撤掉；他受命清疏水井，曾被泥土掩埋。舜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行动迅速。“舜”字下半部的“舛”呈两腿分开形状，在甲骨文中被写成“”。古时的磔，是指把两腿钉在树上，因此将其写成桀。“舞”字的下半部无疑是表示相同的腿之意，“舜”字的上半部为“”表示用手抓住物体的形状,可见舜是手足敏捷的人物。在古代，仅凭这一点就可视之为贤者。蛇，的确也具有这种品行。除此以外，因毒蛇能咬人致死，为避免这种灾难，据说才出现了对蛇的崇拜。看起来，古代人崇拜蛇的原因上述几种说法都有根据。然而对蛇以及后来变形的龙，常常与水有密切关系的事实，还没有得到充分说明。将波涛汹涌的河流与蛇的形状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是否过于牵强？太古的人们望着将把自己毁灭的河水巨流漩涡时，如果完全没有联想到它像什么东西，反而显得不自然吧？在大自然的暴虐面前，人们只能祈祷，那么他们会祈祷什么呢？也许在祈祷河流似的长东西，或翻滚巨浪似的东西，甚至敏捷的东西吧。——除蛇以外，我想没有什么能满足这些条件了。关于咒术原理，佛莱则在《金枝篇》中对类似法则，即“模仿巫术”(ImitativeMagic)作了论述。如简单地说，日本曾有类似的做法(牛年时参拜神社)，即在深夜用钉子将诅咒对象的模型钉在神树上，过七天后被诅咒的对象就会死。佛莱则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也包括下列事实：例如北美的土著民在沙、灰及黏土等物上画上人像，然后用尖木棍将其戳透，他们相信这样做会使对象本身也受到同样的伤害。诅咒是祈祷的一种方式。诅咒并非要加害于人，在祈祷对方变温顺时，诅咒和祈祷应采用相同的魔术。在沙滩上描绘出湍急河流的画，其形状似蛇。这么做不是诅咒，而是把它当做崇拜的对象，蛇不就是河流的仿造品吗？为了避免水灾，要千方百计使不羁的蛇变得温顺。为此，古代人想出将蛇当做自己祖先祭祀的方法，即所谓图腾的起源。就这样，在河畔享受着水的恩惠，从事原始农耕的部族将蛇作为图腾。他们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在这过程中又逐步吸收了附近其他部族。为何这么说呢?拥有耐腐又能大量储存谷物能力的部族，当生活动荡的捕鱼、狩猎部族遇到困难时，他们向捕鱼、狩猎的部族提供粮食，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力的地位。由于生活经济上的优越性，农耕部族不断地将其他部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使自己成为各部族的盟主。除此以外，生活上富足的农耕部族还掌握了制造各种工具的技术。这些制造品对未开化部族来说是令他们惊讶的宝物。大概作为请教的酬谢，狩猎部族将堆积如山的猎物献给农耕部族。要领导一个生活圈，例如必须是能制作精巧工具，且具有高度文明的集团。这就像“问鼎之轻重”所述，巨大之鼎已成为盟主的象征。农耕部族在吞并以鱼为图腾的捕鱼部族时，在自己原有蛇的图腾上增加了对方图腾的一部分鱼鳞；在接受以马为图腾的部族时，则在蛇身上增加了像马似的长脸；在接受以兽类为图腾的部族时，又在蛇身上增加了四只爪子。经过这样的衍化过程，蛇逐渐地变成龙的样子。龙的爪子，大概是以犬为图腾的部族提供的；龙头所生之角，也许是以鹿为图腾的狩猎部族加入蛇族时的礼物吧。不仅印度有龙，欧洲也存在着龙。巴比伦尼亚周围好像也是西洋龙的发祥地。人们一提到幻想中的动物，大都会联想到身上长满毛的大蛇之类的东西，与之相比似乎还是中国的龙最有魄力。可是仅凭这一点来证明中国人有丰富的想象力，未免有些牵强。想象力，在中国反而是被人们轻视的才能。在考察中国民族特性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会忘记提到现实性这一要素。中国人尊重能用眼看到的现实，这种精神有时会令人感到过于执著。在记录事实的问题上，像中国人那么热心的民族，恐怕在地球上从未有过。试举一例。春秋时代，齐国的权势者崔杼杀了主君的庄公。这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的事情。齐国的史官这样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这个史官。后来史官之弟接替其兄的公务后，又写了同样的内容，故崔杼又把他杀了。史官还有一个弟弟，当时官职世袭，所以一个家族可从事相同的工作。剩下的弟弟在政府的记录上也写下同样的内容。这次就连崔杼也死心了。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史官听到中央史官相继死去的风声，为了记录事实，抱着记录用的竹简奔赴京城。然而，当他们得知最后的史官已如实记录时，则如释重负地返回乡下。这是《春秋左氏传》所记载的内容。与其歪曲事实不如选择死，这种作为有骨气历史学家的例子，常被当做故事引用。被杀害的史官，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史官，以及特意从乡下赶赴京城的史官，他们确实忠于职守。但这些情节告诉我们的不只是修身养性教科书式的教训，同时还让我们知道他们死于公职，更是为“对事实的爱”而殉职。只有事实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不可歪曲的。不实之词和虚构是不被重视的。在这种精神土壤上，例如在文学方面，小说这种体裁最不易培育。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记录自己心灵的“诗”和记录事实的“史”。虚构应该属于受排斥的东西，至少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巧妙地虚构了精彩的龙形象，西洋龙像展开翅膀轻飘飘地飞舞于天空的蛇的形象或者像长脖子蜥蜴般幼稚的形象，都远远不及中国龙那般庄严。然而，我并不以古代中国人创造龙的想象力为自豪。如果因龙引以为自豪的话，那应是中国人具有的包容能力吧！因享受水源的恩惠多少懂得了一些农耕作业知识，因而富裕起来的部族，将周边未开化各部族与自己成员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恰好表现在龙的形象中。这种吸收不是在武力强制下进行的。如果是征服，就不必将对方部族图腾的一部分纳入自己一方的蛇图腾中，完全没必要采用这种麻烦的办法，而只要将蛇的图腾强加给被融合的一方即可。不能说全部都是和平吸收，但确实存在相当程度上的妥协。与其说龙是想象的产物，不如说龙是在妥协和宽容的条件下自然诞生的象征物更为贴切。我非常喜爱这种龙。这种龙尽管外观奇特，却是和平的象征。我为这种龙感到骄傲。如前所述，龙的鳞片暗示着渔民，犄角暗示着狩猎民，而躯干就是蛇。以依赖水源的原始农耕部族为中心，内部又保持着各个部族的相对独立，从而形成一个生活圈。这一原始国家的国章应该非“龙”莫属。我推测中国以外的龙和蛇也一定与洪水泛滥时的河流有关。蛇及后来变化而成的龙形就是狂暴的河流。它是使人恐怖的象征，也是必须制服的对象。与出云簸川有缘的八岐大蛇，被素戋鸣尊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神。征服了，蛇被迫献出了天业云剑。西洋的龙也曾屡遭杀害。阿波罗杀过龙，海格力斯也杀过龙，伊阿宋、齐格弗里德、崔斯坦、圣乔治等有名的英雄也大都有过屠龙的经历。埃及之神霍鲁斯征服了蛇形恶神的塞特。在印度传说中，龙与叫金翅鸟的怪鸟相格斗，落败后被对方吃掉。素戋鸣尊征服八岐大蛇后，获得了剑和奇稻田姬；海格力斯屠杀龙后，获得了黄金苹果；伊阿宋获得了金羊皮；齐格弗里德获得了尼贝龙根的财宝；圣乔治得到了女王……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屠龙的报酬，征服龙的印度金翅鸟更是得到了龙肉。在上述传说中，人们经过激烈搏斗似的苦战治理了河流，结果得到丰硕的收获，讲的不就是征服龙这种狂暴对象的故事吗？不，龙的命运要比这残酷得多。如果将蛇和龙看成发狂的河流本身，这种泛泛的解释也许能成立。但是，为了祈祷河流温顺而用龙作图腾的部族，如将他们看成传说中的龙，那么这些传说应另有含义，或许有充满血腥的内容。因为所要征服的不是“似龙形状的汹涌洪水”，而是要征服以龙为象征的和平部族联盟。如前所述，如果出现一个以农耕部族为中心的生活圈，那他们的性格应该比较温和，而在当时他们一定是具有高度文明的集团。在离这种文明圈相当遥远的地方，还存在着没受到农耕部族恩惠和影响的游牧及狩猎部族。他们尚未开化，呈野蛮状态，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有时打不到猎物，有时即使打到猎物，肉类也会很快腐烂，所以经常陷入动荡的生活中。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已极具战斗的状态，在茫茫荒野和茂密森林中，他们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与上述处境相比，在耕地播种的农耕作业中，从根本上缺少战斗训练的因素。农业并不要求集团行动，而且由安定生活所构成的文明，程度越发达人们就变得越发软弱。以龙为图腾文化圈的富裕程度，对集体奔波在山野上不断忍受饥饿恐怖的未开化部族来说，肯定会成为被垂涎的对象。虽生活富足，但习于安逸而缺乏战争经验的龙族，在河畔建起了乐园。他们苦斗的对象不是战争，而是治理河川。面容漆黑、身体裹着兽皮的蛮族们，每当接近龙族生活圈时，他们用手挠着长满虱子的污垢长发，手搭凉棚到处张望，不禁咂着舌头。他们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不分昼夜征战的军事行动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因而部族成员都得以成为强悍的士兵。当看到河畔的乐园时，他们强悍的面孔上显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神色。乐园上方炊烟袅袅，好像随时都有可吃的东西，而且还能听到愉快的歌声。野蛮的人们一定在策划着。——赶快招兵买马，磨快石斧和石箭，整理弓箭。大概他们在摩拳擦掌地准备夺取乐园吧!危哉，吾龙！

凤凰登场 
当既文明又温和的龙族在河畔建立原始国家时，在遥远的山野中，另一个集团也在不断地扩大。他们的象征就是“凤”。显而易见，以鸟为象征的部落是狩猎部族的联合体。生在山野的凤和河畔的龙一样，都是空想中的动物，不过凤却不像龙那样含有复杂的因素。据说凤有头似蛇、背如龟、尾像鱼的说法，至少我们从青铜器的纹饰来看，凤不是那么奇怪的东西，它只是鸟类经过人为地精心装饰虚构而成，既没有角也没有鳞。凤与龙相比显得单纯。这也许说明凤族的成员不像龙族那么复杂。以雉、鹰、燕子、鸡类为象征的各部族，为什么会联合在一起构成叫“凤”的集团呢？一定为了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其目的为何？为了袭击龙族国家。河畔的乐园越繁荣，以狩猎为生计的蛮族们就越眼馋，他们羡慕不已。只要夺取龙国，他们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憧憬，古今亦然。蛮族们一定多次袭击过龙族的乐园，而龙族的人们拥有文明和智慧，如遇其小集团的攻击，立刻会被击退。因为龙族是联合国家，附近的狩猎部族也是龙族的成员。他们当中一部分可能过着半农的生活，大部分依然从事狩猎，一旦有事，他们将成为战斗成员，防止鹰族和燕族的入侵并将其驱散。对龙族的攻击常以失败告终，即使有时得逞，充其量也就是偷到一些漂亮的彩陶或者黑色陶罐、碗之类的东西逃回家。“为什么进展不顺利？”“因为人数太少。”攻击失败后，蛮族们进行了各种反省。“那么，怎么干才好呢？我们的集团中只有这些战斗成员呀！”“聚众凑数。前几天有前来借干鹿肉的部族，借给他们，作为交换条件让他们帮咱们攻击龙族，如何？”“可是，还不够呀!”“在东边的森林里还有300人左右的野鸡族，让他们也来帮忙。”“他们会答应吗？”“不答应就教训那些家伙。”就这样，蛮族中有势力的部族逐渐兼并周围的小集团。将攻击龙族所需的人数控制在自己手下，他们挑起了大旗。其象征物已不再是鹰和燕子了。因为是大联合，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威风凛凛的鸟——“凤”就这样被描画出来。龙的命运危在旦夕。公元前15世纪，最大的龙国是“夏”，取而代之的“殷”，不用说就是凤之国。关于殷人为凤族之说，是有可信根据的。龙凤之国首先是《诗经》。商颂的《玄鸟》一诗是这么开始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谓商指的就是殷。其意为天命“玄鸟”生殷，玄鸟为黑色之鸟。朱熹将其注释为“鳦也”，指的就是燕子。闻一多从诗人的角度毫不犹豫地将其解释为“凤”。在各部族纠集成为凤族以前，小部族时代的殷也许就是燕族。在《史记·殷本纪》中有如下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墮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冥的儿子叫振，是在《史记》中登场的第七代殷王，在甲骨文中相当于王亥。他被写成“”，即在凤的下部有人的图形，大概表示举着凤旗战斗之人的意思。在殷王汤的重臣中有“女鸠”的名字。另外，从殷王汤在旷野四方圈绳定界，祈祷“天下四方皆入吾网”的话语中，的确能使人联想到鸟。进而在武丁时代，雉站在鼎的把手上鸣叫。——以上插曲都记载在《史记》中。在《春秋左氏传》中有更明确的记载。在昭公十七年(前525)的记述条项中，有“郯子来朝”的段落。郯国(殷的子孙建立的国家)之君来到鲁国，昭公设宴时，叔孙昭子问道：“少皞氏(殷祖的名字)鸟名官，何故也？”郯君答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君列举了带鸟字的官名，还分别就其官名做了说明：祝鸠氏，是司徒；雎鸠氏，是司马；鸤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青鸟氏，是司启；丹鸟氏，是司闭。这样的殷王朝很明显是凤族，而他们推翻的夏王朝一定是龙族吧。1899年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了甲骨文，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对其正式挖掘和研究，这就是“殷墟”。颇有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在此之前并不承认殷王朝是一个历史时代。由于挖掘出殷墟，殷才由神话上升为历史。然而还没有发现“夏墟”，可见夏王朝依然只限于神话而已。名字叫夏的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可殷所灭的原始国家确实存在，我相信这个国家就是龙族之国。仔细观察夏王朝始祖禹这个神话人物的名字，就会发现其中有“虫”的部分。虫可能表示蛇，或者类似的动物，后来发展成为龙。关于殷成为凤族的盟主，可认为有各种理由。例如，在他们圈绳定界的范围内，有经常能捕到各种猎物的地方，如果他们能发明出长期保存猎物的技术，在与周围各部族相处中就能获得优势地位。这与居于河畔的蛇族用储存的谷物救济周围饥饿的部族，成为盟主并建立起龙族国家的情况相似。具有扶养别人能力的人，经常凌驾于他人之上。如考察一下现在政界权势者是如何发迹的，就能简单地理解其中的道理。然而，根据《史记·殷本纪》中殷的始祖契辅佐禹治水的记载，我作出如下推理——龙国作为农耕部族的盟主，其旗下也包括狩猎部族。其中一个部族有可能因对什么不满而集体脱逃，或者由于某种过失而被驱逐，诸如此类事情一定会发生。如果他们离开河畔的乐园，加入到远方山野的狩猎部族中去，那么将会怎么样呢？受过龙族文明洗礼的他们，在蛮族中成为具有高度知识和技术的集团，获得主导地位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在此可举简单的例子，当美国的黑人集团返回非洲内地，可以想象他们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能很快成为未开化同族的指导集团。“你们还用牛皮囊运水，这会马上漏光的呀！俺们有这种东西。”从龙国逃出来，或者被驱逐的部族首领高高举起彩陶罐子。其他未开化部族的伙伴们望着这个珍奇的罐子，只能唉声叹气。“如果去河畔的龙国，这种东西不计其数。即使没有猎物时也会有谷物可吃，就不用担心常年挨饿了。”他们一定这么煽动。过去曾是龙族一员的殷独立后，组建凤族这样的大集团，然后攻打已熟悉的龙国，并夺取龙族的国土。这种推理是我根据《史记·殷本纪》中，殷从契到汤的“八迁”中的记载得出的。从这里使人感到殷是没有固定住处的部族，而且契还辅佐过夏禹治水，后来殷好像又离开夏的本土去流浪。夏朝的桀被殷朝的汤所灭，这个汤在圈绳定界时所说“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我在前面已引用过。这句话似乎隐含着纠集未开化各蛮族的意思。凤，吸取了各种鸟类的长处，与其说是空想出来的鸟，不如说是形容理想的鸟更为恰当。凤的外形没有离开鸟，简洁舒畅。在前面虽提到凤的构成可能过于简单，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凤族并不是像龙族那样通过妥协吸收其他部族所组成，而是通过单方面的军事征服组建起来的。如果相信神话，凤的原型应该是燕子。燕族也许将与自己有比较亲近关系的鹰族和雉族集团极为和平地吸收进来。而其他的狩猎部族，例如羊、犬、马等部族将会怎么样呢？从凤无角无鳞来看，那些部族并不能通过妥协合并留下自己的象征，而是被完全征服，将其特征统统抹掉了。凤简洁舒畅，但绝非象征优雅。岂止如此，它还散发着无慈悲的战斗气息。龙的形象过于杂乱奇特，却象征着和平，而单纯的凤反倒隐藏着狰狞面目。理想之鸟——这难道不是一味地标榜自己、不包容他人的形象吗？相比之下，龙不是太过于温厚了吗？且慢，吾龙乃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龙虽成为饵食，但食龙者却在不知不觉之中竟变成了龙的样子。要想继承龙族丰富遗产者就不得不变成龙，如不在土地上定居过农耕生活，就保护不了龙的财宝。凶残的凤也逐渐地变成了龙，而且一旦变得太像龙，就成为新涌现出来的凤的饵食。凤吃掉了龙，然而龙却在凤的躯体中再次复苏，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吾龙为不死之躯。不，要是不被凤吞食的话是不能复活的，这样说似乎更有道理。

复苏之龙 
中国是由龙和凤组合构成的国家，其民族，甚至其灵魂亦是。埃及和东方诸国的古代文明失去了继承者，而中国却能传承古代文明，其理由就在于此。颓废且失去呼风唤雨能力的龙被充满朝气的凤吃掉，龙却在凤的强健躯体中复活，这样反复交替演变才使中国延续至今。发达集团的文明达到鼎盛就会安于和平与繁荣，而当文明达到颓废境界时，更朴素更强大的集团就会将它推翻，建立起新的体制。中国这种历史的演变形式，不外乎就是龙凤交替的过程。“如果没有五胡、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入侵，不为汉民族注入新鲜血液的话，恐怕汉民族就不会延续至今。……”这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所写的内容。不言而喻，五胡和蒙古等都扮演了凤的角色。确切地说，中国的悲剧在于吃掉龙的这些凤不久又变成了龙。中国历史虽有变化起伏，但从根本上没有过翻天覆地的变革，而总是在重蹈覆辙。应该赞颂只是延续生命的功绩呢，还是应该谴责导致反复停滞的罪恶呢?总而言之，我们应将功与罪都归结到这条不死的“龙”身上。原始时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如还要将龙和凤与图腾结合在一起，这岂不就如同儿戏吗？我们来思考一下象征文明传统的龙及象征粗犷而充满活力的凤吧！为什么凤要变成龙，又使灭亡的龙复苏呢？这个理由很简单，是因为凤憧憬龙又袭击了龙。凤最初的目的是吃了龙后自己要变成龙，最终凤的能量是为了成为龙而消耗殆尽的。当然，这种转变不是立刻进行的。凤的性格逐渐地消极，而龙的性格则不断地积极，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这种转变。凤的活力尚处于旺盛期，而且龙也在顽强地复苏。——在历史上是否有过这种状态呢？如果有的话，那应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如果将这种时代剪裁并拉到眼前，我们将能俯瞰到由龙凤组成的中国史上充满活力的一幕。再将象征那个时代的人物镜头拉近，如仔细观察，我们就一定能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来寻找一下那个时代和人物吧！太古时代以及尧舜那种传说中的圣王必须除外。孔子曾无限崇拜的周公也不在选择之内。灭殷商的周朝初期显然是凤。单从青铜器来看，殷商的更为美观。龙凤之国根据《尚书·召浩篇》的记载，周公和成王祭祀天地及祖先时的贡品为牛2头、羊1只、猪1头，用品极为朴素。根据卜辞记载，前代的殷商在祭祀时，一次竟使用贡品400头、500头，这种情况是极为常见的。以纣王代表的殷商末期是龙最为颓废的时代。有人列举饮酒是殷商灭亡的理由之一。在殷商的青铜器中，实际上有很多樽、罍、壶、彝、卣等盛酒的容器，还有爵、觚、角、斝等饮酒的器皿，可见颓废的龙一味地沉醉于饮酒。周国禁止饮酒。对兴起于西北贫瘠土地的周国来说，谷物为贵重之物，用于造酒是毫无道理的。奢侈不能说是文明，然而不能奢侈的状态也决不能称为文明。儒家尊重装饰和仪表，这是“文”的象征，文明必须伴随着某种奢华。实际上，儒家将“文质彬彬”——装饰、仪表与实质的融合视为理想，然而孔子自己却倾心于简朴。“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篇》)如要选择哪一方的话，与奢华相比应以朴素为佳。孔子连做梦都梦见了周公，一定向往其精神世界吧。“季氏富于周公。”这种随意的言论在《论语·先进篇》中曾多次出现。这只是拉出周公而已,与其说周公不甚富有不如说他质朴，在孔子心中一定有这样的意识。孔子赞美了周公亲自挥锄放牧的圣王形象。这种装饰、仪表只不过是维持秩序的方法而已。为此，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对持鞭作牧的文王(周公之父)感叹道：号衰！屈原不禁这么哀叹。周公将殷这条龙吃掉，对其所含的酒精成分大为踌躇。他是凤，在他的躯体中还不能使龙充分复苏。周成为“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的威严礼乐之国是在建国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现独具龙凤魅力的人物。那么，仰慕周公的孔子这位人物，能说是我们要寻找的“龙凤之人”吗？从结论上来说，我认为可以。作为人文主义者，在孔子的心目中华丽的龙栩栩如生。然而，在他那绝对断然的腔调中，我又感到了凤的魂魄。“子曰：天生德于予。”“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上天赋予我这种品德，钻研自家学说以外的学问是有害的。——这话听起来不是武断吗？而且，他的行动也有相同的倾向。孔子从蒲国出来时，作为条件答应了“不适卫”，并在神面前发了誓，这才被允许出蒲国。但是孔子仍去了卫国。子贡问孔子说：“能违背誓约吗？”孔子听后坦然答道：“因是盟约(强迫的誓约)违背也无妨”。墨子在《墨子·非儒篇》中指责孔子：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简单地说成“贼”，这大概指革新官僚集团那类人吧。即便如此，也可明显地看出这是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他人。儒家的招牌之一是“仁”字，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卜辞和金文中都没找到这个字。仁，也许是春秋时代的新词语。这个字在孔子时代大概就已存在，但时至今日我们理解“仁”的概念却可能是孔子创造的。他虽说“述而不作”，但除将周公及周国理想化以外，孔子还是创作了不少东西。康有为(1858—1927)对孔子做了“托古改制”的评论。确实孔子有这种强词夺理的行为，这说明孔子颇有强悍的凤的一面。孔子虽是龙凤式的人物，但以孔子为例却不得不让我踌躇不前。孔子被人们称为至圣，是最高理想的人物。因此，他在凤的时代以凤的姿态出现，在龙的时代又被润色成龙的形象。汉武帝时代写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与新政王莽时期从密库中公布于世的《春秋左氏传》中的孔子形象，两者相差甚远。不仅如此，孔子从出生前就已被弟子们装饰起来，要完全消除这些理想化的装饰性外衣，我不得不自叹力不从心。作为对中国发展至今有贡献的人物，现代史学家夏曾佑列举了孔子、秦始皇、汉武帝这三位。中国的“教”由孔子所形成，“政”始于秦始皇，“境”则由汉武帝奠定基础。教，即指中国的思想、精神，由孔子集大成的说法似乎有些过分。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但对儒家将中国应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渗透到人们意识中的功绩，我们必须给予高度评价。道家尊崇“小国寡民”的理想乡，如按道家思想所为，中国恐怕会形成数百个国家。名家偏重观念论，由于正名纠正名分，使名与实一致。颇有把握时代精神的功绩。然而，无奈的是名家即使培养了几名雄辩家，他们也远离政治。法家离政治最近，可偏重技巧。儒家的政治技巧不如法家那样精细，但由于强调了精神方面，影响的范围更广泛。在前面，我将拥戴盟主的古代部族联盟用原始国家一词来表示。处于盟主地位的农耕部族，让奴隶从事农耕，自己居住在城郭里，构成了都市国家的形式。《尚书·酒浩篇》中所谓殷的“五服”是指以城郭为中心，在周围同心圆里居住的五个阶层旗下的部族，即侯、甸、男、采、卫。住在离城郭最近地方的是与盟主部族关系最亲近的“侯”，稍远地方住的部族是“甸”，与侯相比处于略微疏远的关系中。这种“五服”形式是他们意识中的天下，其面积如从整个中国来看微乎其微，只是黄河中部流域一带的弹丸之地。这个天下在不断地扩大，过于扩张就会产生分裂，分裂后又会出现几个附属中心。春秋战国正是这样的时代。将这种时代视为中国的混乱期，或者衰退期是错误的。周王朝也许是不安定的，可从整个中国来看，文明圈扩大后，一个盟主部族就无法控制了。这不是衰退期，而是充满活力的成长期。在各地方的中心，一旦形成几个城郭城市，就能从中央王朝获得半独立的权力，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五服”，从而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这个时期不是混乱期，应称为顺从扩张的调整期。虽说是战国时代，却没有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社会意外地安定。学术和艺术的发达使诸子百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工商业繁荣，技术进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安定，就不会出现这种景象。最后，西部落后的秦国实施了灌溉工程和运河建设等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为强大的国家，终于统一了天下。如果秦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不思进取的话，那么局面将呈胶着状态，一半的国家并存，中国就会出现现在欧洲似的状态。秦的始皇帝，就是凤中之凤。然而，即便一统天下，不知何时也可能再次分裂。中国大陆依然存在着欧洲化的危险。秦朝灭亡过早。万幸的是，另一只雄健的凤展开巨大的羽翼，将秦朝的遗产全部归为己有。这就是汉代高祖刘邦。但危险并没有消失。为了防止中国分裂，即使增强军事能力，建立制度，严肃法纪，这些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有腐朽的可能。而有一种不会腐朽的东西，它能永久地防止中国分裂。那个东西就是——中国应该统一成为一个世界。这种确信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汉王朝采用儒教，在不知不觉中用凌驾于军队和法律之上的强韧力量保护了中国。汉王朝总会有崩溃的时候，而中国却得到了保护。与其说孔子所主张的是政治技巧，不如说是政治理想。他的理想主义规定：中国的天下应是由一位圣王来统治的一个国家。孔子从尧、舜、周公等古代人物中寻找圣王像，也许已被装饰化、理想化，但孔子讲述先王之道的激情，却像火焰一样在人们心中燃烧。“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文明的扩张期，诸侯割据各地执掌政治，这是天下无道所致而已。如在有道的时代，则必须由天子，而且是圣人天子来统治。正因为是圣人，其统治的天下才不能分割，其光芒应照耀所拥有的世界。——孔子如此说。秦朝的始皇帝统一天下是现实法家的重大胜利。然而，人们确信这种统一超越了王朝更替，应该永远延续下去。这种确信是提倡理想的儒家的胜利。从胜利的程度来说，儒家一方更大些。我可能过于赞美孔子了。中国以统一的形式(有时是物质的，有时是精神的)能延续至今，也并非没有其他理由。在春秋战国时代，盛行全国规模的交流，应可列为理由之一。例如，外交使节、人质、俘虏等的交流；或者诸侯招聘人才，文化人前来应聘的周游、游说等人才交流；同时还促进了学术、知识以及技术的交流，就连政治联姻也对这种交流起到促进作用。除此以外，从地理水系来看，也有中国意外地易于统一的观点。可是，这种程度的情况与欧洲应没有多大差别，而且欧洲还属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相同文化圈。这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从面积来看，春秋时代诸侯的一个国家就可同上述国家相匹敌。中国由秦朝统一后，又经历了多次分裂，既有三国鼎立的时代，又有南北朝对峙的时代，还有更被零碎分割的时代。可是，就连生存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认为眼前的状态是不正常的，而统一才是正常的状态，对此没有半点怀疑，现在也是如此。孔子的儒教对中国大概也有毒害之处，但将中国是完整的、是不可分割的世界这一信念镌刻在人们心中的功绩，必须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孔子是精神领域的龙凤。如同我前面所谢绝的那样，关于评价孔子，我力不从心，只能敬而远之。现实世界中的龙凤，我要另外寻找。

开拓道路 
为寻找龙凤之人，我特意避开孔子，从秦朝始皇帝、汉代高祖等凤的诸人物身旁经过，来到汉武帝的身旁。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那是秦朝统一天下后约80年，汉朝建国后约60年的时候。龙得以复苏，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彪悍的凤还没显现衰态。汉代武帝——这个龙凤准备登场的时代，我简述如下：与项羽殊死搏斗的结果，刘邦打下江山并建立汉朝帝国，时为公元前202年。被推翻的秦国虽属西北落后国，但从周朝成王封秦为领地算起已长达七百多年，属于正统的诸侯国。项羽亦是性情粗暴之人，出身于楚国名门。在诸凤的人物中，论出身最为卑贱的应属汉高祖刘邦。据说刘邦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所谓公，与熊公、八公的公没有太大区别，媪也只是称呼上年纪妇女的一般用语而已，这好像刘大叔、刘大娘似的称呼。连司马迁这位在汉朝建国50多年后出生的史学家，也没能清楚地写出高祖父母之名，可见一定没有什么像样的名字。刘邦本人的字为季，季为幺子之意，邦大概是即位后的名字。他有两个哥哥，长兄叫伯，次兄叫仲。伯是长子，仲是次子之意，这样的名字与其说是固有名词，不如说是普通名词，是按照出生顺序随意起的俗套名字。如同运动员的号码一样，至少上层家庭极少有这么俗气的命名。从社会最底层一步登天之事，根据高祖的父母、兄弟以及本人的名字就可推测出来。“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做了上述描述。假如刘邦没有夺取天下，恐怕会成为侠客头目似的人物。因欣赏刘邦的气质，名为吕公的人将自己的女儿雉许配给刘邦。对此，吕公的妻子耿耿于怀。“你不是常说女儿不是普通人吗？应该嫁给显贵人家。对你百般照顾的沛县地方长官说要娶女儿，却被你拒绝了。为何要将女儿许配给刘季这种男人呢？……”妻子这么质问道。“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吕公如此回答。高祖即使在没出名之前，一定也是具有某种魅力的男子。吕家曾是沛县地方长官的食客，似乎比高祖所属阶层还要强一点。吕公的女儿叫雉，即后来的吕后。高祖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吕后一族也应起到了后盾作用。汉朝王室从第一代起就有女权强势的倾向。高祖在位七年。汉代初期确实是凤的时代。不光是皇帝，那些功臣们也大多是没什么教养的人。役所书记官萧何和看守牢房的曹参等尚属上层人物。其他成员中，有因贫穷连媳妇都娶不起的陈平、葬礼仪式上吹笛子的周勃、偷盗头目的彭越、逃跑囚犯的黥布、忍胯下之辱的食客韩信，还有樊哙等。如果不是乱世，他们可能都是被市井尘世淹没的人。龙凤之国正如司马迁所写，高祖本人也是“好酒好色”的无赖之徒。高祖最讨厌文质彬彬的儒者，当戴着儒冠的儒者前来拜谒时，他竟能摘下儒者的儒冠往里面撒尿。这根本不是皇帝应有的行为。这是记载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的插曲。即使修建了宏大的宫殿，在此聚集的群臣也是一群不识礼仪的粗鲁之人，因此，饮酒喧哗、怒吼声、叫骂声不绝于耳。他们谈到过去的军功说：“那时，因俺率大军及时赶到，才把你救出来！”“什么！那么一点点敌人，俺一个人就能打垮他们，谁叫你这家伙多管闲事！”随着叫喊声立刻厮打成一团，亢奋时还有拔剑狂砍柱子的骚乱者，简直一点儿也没有朝臣公卿的优雅风度。我们丝毫也看不到“龙”的模样，听到的仅是令人烦躁的凤翅膀的扑打声。于是，连高祖也对这些无赖的野蛮行为大皱眉头。“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高祖)患之。”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可见上述内容。觉察到高祖这种心情的是叔孙通这个会察言观色的儒者，他奏本要举行朝仪。“得无难乎！”高祖这么问道。要用礼仪制度约束粗暴人，如果礼仪形式太繁杂，就连高祖自己也难以做好，恐怕有失体统。长乐宫落成时，在那里首次举行了朝仪。由叔孙通当总监管，因为他的弟子和从鲁国带来的儒生们精心地演练，朝礼进行得有条不紊。可以说“没有敢喧哗或失礼者了”，就连平时粗野的家伙们也被那庄重仪式的气氛压倒，一直屏住呼吸按照所教的去做，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反复鞠躬行礼。高祖对这么庄重威严的仪式感慨万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他这么夸奖叔孙通。龙尾似的东西，终于到了能窥见的程度了。高祖驾崩后，惠帝继位。他是吕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然而，实权却掌握在成为皇太后的吕后手中。司马迁写了《吕后本纪》，却没有为正式的第二代皇帝惠帝写本纪，大概判断惠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司马迁这位人物总是以敏锐的目光看待历史。惠帝看到“人彘”时吓得魂飞魄散，从此生活堕落。人彘即为“人猪”的意思。吕后把亡夫高祖的一个侧室，即赵隐王如意之母戚夫人的手足都砍掉，剜出双眼，用药物使耳朵听不见声音，迫其吞药而致失语，然后将戚夫人丢进茅厕，称其为“人彘”(人猪)。真是残虐至极。这决不是人之所为！惠帝看到人猪后恸哭不止，变得厌恶人世，连日淫乐患病，不久去世。惠帝的皇后没有生儿子。然而吕后放风说她怀孕了，并将来历不明的婴儿说成她所生之子，使其继位，这就是少帝。后来吕后甚至将自己扶持的傀儡皇帝也杀掉了。吕后执政持续8年。吕后不断地清除地方诸王侯，吕氏在巩固自己势力的同时，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她将赵隐王如意毒死，又将赵幽王禁闭致死，再将赵共王恢逼上自杀绝路。这些诸王都是吕后亡夫高祖与其他女人所生之子。燕灵王建是高祖的幺子，他病逝后，吕后将他与宫中侍女所生之子杀死，并以“无后嗣”为理由将皇室铲除，另拥立吕氏一族的吕通。吕后——这个称为雉的女流做得太过分了。她一死，陈平和周勃等有势力的廷臣立刻将吕氏一族全部杀掉，并拥立高祖和薄姬所生的代王恒，使其继承帝位。这就是有明君称誉的文帝。我比较喜欢这位文帝，与性格有很大矛盾的武帝(文帝的孙子)相比，文帝性格直爽。但这种性格也使文帝的形象显得不太高大。文帝本人也不喜欢过于显示自己。帝都的群臣请文帝继位时，他似乎不太感兴趣。根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有这样的经过。文帝勉强地接受帝位，却积极地实施仁政。废除犯人家族连坐罪残酷法律的，就是这位文帝。文帝夫人的裙子没有拖地，帷帐也没有刺绣。他生前就开始修建自己的墓地，没使用金银而用瓦石。有一次，文帝想建造阳台，让工匠估价，结果得知要花费黄金百两时他这样表态：“黄金百两可抵‘十’家财产，不可为之。”他中止了该项计划。他还时常实施减税，或者免税。文帝将“无为自然”的黄老之道视为理想。即使对匈奴，文帝也主要采取防范和怀柔政策。文帝在位第14年(前166)冬季，曾想率领骑兵10万人马亲征，被母后阻拦。这是因为匈奴大举入侵汉土的缘故，文帝从没考虑过主动进攻。他向匈奴派遣使节时说道：“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这无非是和亲政策。因看不惯地方封王的蛮横，群臣劝文帝要留意，可他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对策。我们从这些状况来判断，终于感到了龙在渐渐地复苏。文帝在位23年，驾崩后由其子景继帝位。景帝与父亲在位期间加在一起，一般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此乃仁政时代。文帝以无为之治为目标，景帝也大体沿袭了这种方针。可景帝在皇太子时代，曾杀过吴王的太子，从此事可知景帝要比父亲的性情多少有些暴躁。对王侯专横跋扈的处置，他没有文帝那么宽大。景帝削减各诸侯的领地，使其势力减弱，并致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当然要遭到诸侯的抵抗，但都被景帝轻而易举地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是无为政策中的少数例外。景帝在位16年后去世。由于汉朝实施了两代无为自然的消极政策，也没搞耗费大量钱财的事业，因此国库充盈，银两不计其数，粮仓谷物爆满无处可储以致陈腐。而且威胁中央的地方诸侯国亦软弱无力，可以说问题已解决了。新王朝最初的二三十年是重要的时期。由于国基尚脆弱，不量力而行就会垮台。秦朝虽统一了天下，但实施酷政，因修建长城等大规模的工程，只维持了不到15年的时间。之后的隋朝也因开凿运河、强行搞大型水利工程，政权延续不到40年。在最重要的时期，汉朝顺从无为自然，由于没有积极推行不合时宜的政策，才避免了短命王朝的结局。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欧洲化的可能性则大大减少。汉朝的国基因而得到巩固。在此基础上，如发生一些小规模的骚乱，也能从容应对。如还要一直采取消极政策，那这种根基就太可惜了。就这样，通往新时代的道路拓开了。将要到来的时代是华丽的龙凤时代，登场者必须是朝气蓬勃的龙凤之人。中国太阳之王的汉武帝，以巨大身影显现于世的时代到来了。

裙钗之下 
乐府是中国的古老民歌。在汉代乐府中，我最喜欢《日出东南隅行》。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悄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首乐府题为《艳歌罗敷行》，或者称《陌上桑》。李白也做有咏叹罗敷的诗，题为《子夜吴歌》，说的是秦地罗敷女，大概秦地是笔误吧。根据传说，罗敷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女子，被赵王相中，犹如这首歌中的对歌，罗敷巧妙地避开了赵王的诱惑。的确，这首乐府是汉代的作品。在传说中，与罗敷*的是专制君主赵王，但歌中的刺史大人——仅是一个地方官，可见诗中飘溢着汉代气息。这是来自民众之间的古老民歌，作者不明。因这首歌具有显著的个性，也有人推测大概出自特定作者之笔。歌中赵王成为被调侃的对象，作者因顾虑而没公开真名的说法，作为汉代作品来看难以信服。因为作者没有必要对早已灭亡的战国时代的赵王有所顾忌。作为封建时代的社会理念，人们对君王和其代理人地方官的命令必须唯命是从，而且是歌颂罗敷反抗传统的内容，故作者隐姓埋名，这种说明无论如何显得过于牵强。罗敷属于采桑劳动阶层的女性，但不管对方是君主还是地方官，她都没有退却。她说夫郎骑白马，随从人马一千多，本来只是顺口说出的。这些内容却成为纵情的艳闻，让刺史大人如坠云雾之中。富有幽默而机智的年轻女性形象，在这首健康古老的民歌中被活灵活现地描写出来。有关她的美貌，歌中没有直接描写，只用服饰或根据打量她的男子动作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方法对理解中国极为关键，有关这一点我将在后面介绍。不采用直接描写的方法可拓展我们想象力的空间，营造出美轮美奂的效果。虽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但对手也难以对付，罗敷理应竭尽全力。她额头上一定会渗出汗珠吧。璀璨的阳光映照在她那白玉般肌肤上的汗珠，显得晶莹闪亮。——除令人欢快的机智、充满活力的精神外，我们在这里还可发现一种紧张之美。每当诵读这首乐府诗时，我感到牧歌般的悠闲，接着会产生振奋之感。儒家的礼教从表面上束缚女性，起始于儒教作为定型的社会宗旨以后，这至少应是汉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之后连汉代后期，对女性的束缚其实也没有表面上那么强。汉代初期的女性像罗敷那样悠然自得地生活，同时又有用自己的力量与自身命运抗争的勇气。在宫廷女性的发言权也相当强大，汉初发生的吕后篡权等事件，恐怕就是这种现象极为露骨的表现。吕氏一族被诛灭后，代王恒被廷臣迎来并成为文帝，此事在前面已叙述过。实际上，当时在群臣之中应该拥立高祖长孙，这种正统的主张仍占优势，然而最终没能拥立长孙齐王的原因是：“齐王母家驷，恶人也。”这是最大的理由。娘家恶人并非指门第，而是指母亲的娘家多有野心家人物的意思。那么，应从高祖的儿子中挑选！但他们被吕后杀死，除代王以外，活着的只剩赵姬所生淮南王一个人。“淮南王，母家又恶。”“代王之母家薄氏谨良。”从上述选择过程可知，母亲的娘家是否善良成为选择新皇帝的重要因素。汉朝群臣也许对吕氏一族篡权感到痛彻心肺，而且事实上第二个吕后随时都可能出现。女权如此强势，我们的龙凤，汉武帝本人也是在女性裙钗之下登场的。汉武帝之父景帝有13个儿子。不言而喻，他们是由多位妻妾所生。景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祖母薄后就已将薄氏一族的女子立为皇太子妃。景帝一登基，皇太子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后，这就是薄皇后。但这位皇后没有生孩子，又是祖母强行许配的女人，景帝对她似乎没有什么爱恋。祖母逝世后，景帝毫不犹豫地废除了薄皇后，但还没有马上立新皇后。在景帝的后宫中，数一数生过孩子的女性，可列举出栗姬、程姬、唐姬、贾夫人，还有本是姐妹的两个王夫人，多达六个人。栗姬所生的荣最为年长，荣已被立为皇太子，因此栗姬升为皇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实际上景帝对她的宠爱在渐渐地减弱。总之，景帝仍将皇后之位空着，他认为没有着急的理由。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对已废皇后薄氏有所顾虑。管理后宫的是景帝的胞姐馆陶公主，名字叫嫖，因是长女，故称其为长公主。长公主下嫁名叫陈午的人，所生的女儿叫阿娇。长公主溺爱女儿，总盼望阿娇成为皇太子妃，而且将来还要成为皇后。于是，长公主向皇太子荣的母亲栗姬提出婚事。“不行。”她说。栗姬冷淡地拒绝了。儿子是皇太子，自己却怎么也升不成皇后，这是因为景帝爱着其他许多女人。——栗姬这么想。因此管理皇帝的女人的馆陶公主，对栗姬来说是仇敌，怎能将仇敌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呢？被拒绝的长公主心里极不舒服。“连皇后都不是，还这么傲慢无理！把我这个皇帝的胞姐当成什么了？”如此这般，女流之间的较量开始了。长公主这么想：将阿娇嫁给栗姬的儿子荣，只不过对方是皇太子而已。那么不嫁给荣，只要嫁给皇太子就行。因荣是年龄最大的王子而成为皇太子，但并非皇后之子，在这点上他与其他的王子不是一样吗？长子继位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铁则。这时候，皇后仍空位的这个事实在长公主脑海里浮现出来。更换皇太子最为名正言顺的办法是，栗姬以外的女人如当了皇后，这个女人所生的儿子即为嫡出，就能成为皇太子。那样的话，就能将那个傲慢的栗姬所生的荣，从皇太子的宝座上赶下来。无论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景帝疏远栗姬。如果栗姬升为皇后，那么一切将无法挽回。长公主向弟弟景帝不断地灌输栗姬的不是。“栗姬诅咒后宫其他夫人们，说她们是‘邪媚之道’。”她有时这么散布。所谓邪媚之道指的是巫术。更甚的是，长公主还与入后宫的本是姐妹的两个王夫人中的姐姐结为同盟。姐姐名叫娡，她是深受景帝宠爱的女性。“我想使你成为皇后，你的儿子阿彻成为皇太子。作为交换，阿彻要娶我家的阿娇，你看如何？”“可以呀，那就拜托你了。”她们就这样结成统一战线，而栗姬光知道嫉妒，只能发出无奈的尖叫声。那时她还不是皇后，从身份上来说，她应与其他夫人一样，但因儿子已成为皇太子，她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宫的宫女都因此而反感栗姬。即便没有这些，与长公主缔结密约的王夫人也会巧妙地教唆这些姐妹们。“我只能在这儿说，栗姬把你们说得很不像话。……”王夫人有时与她们低声耳语。到了夜里，皇帝会去后宫的女人们那里，那时他不论到哪里，都会听到对栗姬的不满之声。“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急忙将栗姬立为皇后是对的，其他女人对她评价极为不好。再有，这个女人最近对我也不那么亲热了。”景帝一定这么想。馆陶公主的策划也在顺利地进行。馆陶公主不是采用过分夸奖王夫人使其成为皇后的那种露骨的方法，而是以王夫人所生的孩子多么可爱、多么聪明为重点，不断地向景帝灌输。“像阿彻这样聪明的孩子很少见呀!”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当听到这种夸奖时，景帝不会不高兴。“这么说，这孩子似乎有前途。”在随声附和中，似乎景帝自己也这么认为了。事实上，王夫人的儿子彻——后来的汉武帝，从幼年时就已展露出非凡的才华。一次景帝生病，他将皇太子之母栗姬叫到床前说道：“朕万一有三长两短，你要给我好好照顾其他王子们。”栗姬是个愚蠢的女人，不！应该说她过于忠实自己的感情，是一个老实的女人。“不行，为什么我必须照顾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我办不到。”栗姬拒绝了。听后，景帝在床上就大动肝火。一直在密切观察景帝动态的王夫人娡想：机会终于来了！她作出这种判断。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唆使大臣向皇帝奏言将栗姬立为皇后。这是先下手为强，有预谋的布局。也就是帝王之言，驷马难追。在公众面前，天子之言是不能撤回的。当时景帝对栗姬正在气头上，这种时候如提出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不用说立即会遭到景帝的拒绝。一旦在公开场合被拒绝，那栗姬将永远失去升为皇后的机会。掌管典礼的叫大行的大臣向皇帝奏本：子以母为贵，母以子为贵。今太子母无后，宜立为皇后。结果不出王夫人所料，不！应说大大超出预料。“这岂是汝辈所当言!”景帝怒发冲冠。最为可怜的是大行，因僭越之罪遭诛杀。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景帝作出决定：“如皇太子之母不能成为皇后，就应废除皇太子。”于是，景帝废除栗姬所生之子荣的皇太子地位，降格为普通王子，这就是临江王。栗姬对此虽进行了激烈地歇斯底里地反抗，但景帝却置之不理。不久栗姬死去，人们谣传她因悲愤而死。栗姬死后，景帝立王夫人娡为皇后，立其子彻为皇太子。彻当时年仅七岁，在景帝13个儿子中排行第九位。——他就是武帝。由馆陶公主和王夫人娡合演的战术取得彻底的胜利。宋代的吕祖谦对这一事件评论道：“利之所激深宫之女皆仪秦也。”所谓仪秦，是指战国时代的大谋略家，即提倡连横的张仪和主张合纵的苏秦。阿娇成为皇太子妃之事，不言而喻。有“金屋藏娇”这个成语。“如果我娶阿娇，要造一间很大的金屋，把她放进去。”这是年幼的武帝去长公主家玩耍时说的话。可是，他们的婚姻却没有令人向往的童谣般浪漫结局。女人之间激烈的竞争，事实上竟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卷进漩涡。“上(武帝)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司马迁也这么认为。武帝具有“雄才大略”，然而这种雄才大略也只有成为皇帝后才能发挥出来。如果只是原来的胶东王，恐怕只能在领地内狩猎逐兔虚度一生。吴楚七国之乱后，作为地方诸侯，领地不仅被削减，还得接受从中央政府派来官员的严格监督，什么大事也做不了。即使武帝再有才能，充其量也就是振兴地方产业。为龙凤开辟道路的是时代，龙凤之雏却如此这般从女流裙钗下诞生。从王夫人和长公主的事迹中，我感到了采桑少女罗敷的机智。在她们英勇搏斗的形象中似乎有共同的东西，也许为获得利益，也许为保持贞节，尽管目的不一样。然而，在那些深宫女流阴谋家身上，丝毫也没有田园罗敷那种即兴幽默和健康的清新气息。

灯火摇曳 
汉武帝之母王皇后是前半生被命运捉弄，后半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命运的人。像前面所述的那样，她与馆陶公主联手战胜了栗姬，使自己成为皇后，使儿子彻成为皇太子。王皇后的前半生是如何度过的呢？《史记·外戚世家》等文献的记述较为简单，从中难以了解细节。恐怕她自己的意识被完全忽视，一定完全按母亲的安排行事。王皇后的母亲名叫臧儿。从她是燕王臧荼的孙女来看，娘家可能属于上流阶层。臧儿与叫王仲的男人结了婚，生有一男二女。因丈夫早亡，她不久再婚。再婚的男子姓田，名字不详。臧儿在田家又生两个男孩。一女不侍二夫的儒教意识，在那个时代对妇女的束缚还没有那么强，特别是臧儿似乎没有将世间的常规视为多么重要。在此，我仿佛也看到采桑女罗敷的身影，尽管这种身影有些扭曲。再说，臧儿同前夫王仲所生的两个女儿，姐姐叫娡，妹妹叫儿姁。姐姐娡按照母亲的命令，已经与叫金王孙的男人结了婚，生有一个女儿。可是，臧儿请来占卜师。“您的两个女儿皆能成为贵人啊。”她相信占卜师的话，把已嫁到金家的娡抢回来，将她与妹妹儿姁一起送进皇太子(后来的景帝)的后宫。姐妹两人都深受皇太子的宠爱，娡接连生了三个女孩后，终于又幸得一个男孩，这就是彻。妹妹儿姁也生了四个孩子，且都是男孩。上述内容记载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我读后不禁产生质疑之念。臧儿因再婚，已是田家的人了。她与死去的前夫王家，即便没有断绝关系，也应没有指手画脚做任意安排的资格。尽管如此，她还是随心所欲。她同前夫之间生的女儿娡已从王家嫁到金家，却将其强行夺回，这绝非寻常之事。臧儿出身于旧王族，因此可能比普通百姓的行动要自由得多。尽管这么考虑，这段插曲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想解读《史记》记述中尚未搞清的部分，我无法回避这种诱惑。不可思议之处：首先只听信占卜师所言，就将嫁出去的女儿抢回来，有些过于唐突。其次要将两个女儿都送进皇太子的后宫，能那么顺顺当当轻而易举吗？占卜这类东西原本是荒谬的，以神的启示和占卜之词为借口，即使在当时也是使异常行动正常化所采用的惯常手段。皇太子时代的景帝，也许在哪儿初次见过娡和儿姁，才想方设法将这对姐妹弄到手，于是找姐姐馆陶公主商量。在这里，浮现出馆陶公主在自由阳光下游来游去的身影。或者说有馆陶公主更积极参与的可能性。先对姐妹俩感兴趣的不是皇太子，应是皇太子这位胞姐才对。长公主叫来姐妹俩的母亲臧儿。龙凤之国“你的两个女儿都合我弟弟的口味！如进我弟弟的后宫，一定会有好运，你愿意吗？”“可大的已嫁给人家，还生了孩子呢。”“这点小事儿啊，没什么了不起，把她从婆家要回来不就得了。”“那么，试试看吧。……”真相，也许意外地就这么简单。由此可见，娡的前半生是按照母亲臧儿的意愿度过的。娡是否真爱金王孙这个丈夫，无人知晓。然而，不论嫁人还是休夫完全不能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她一定会感到自己可悲吧。因深受皇太子的宠爱，她的境遇并不坏，可现在的待遇并非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而是得益于母亲的力量。她一定学会了母亲的行动主义。更为重要的东西，她要通过自己之手来夺取。——这就是皇后的地位。如前所述，她与长公主联手同盟取得成功。娡在成为皇后以前，曾是金王孙之妻，那时她生过一个女儿，对武帝彻来说是同母异父姐，这一事实被人们隐瞒了。武帝登基后不久就知道有一位异父姐。“太后有一个千金，现在大概就住在长陵。”有个叫嫣的女子泄露了这件事。“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事告诉朕？”武帝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得知自己的异父姐就住在长陵的金家。当武帝知道在民间还有一个姐姐后，想方设法将她带进宫中，而且采取了只有他本人才能用的铺张方式。这就是皇帝亲自前去迎接姐姐。首先要设置“跸道”——禁止一般民众通行的道路。在前边开道的骑兵队打着皇帝的大旗，从长安横城门一直奔赴长陵。军队浩浩荡荡地进入长陵，立即包围了金家宅邸。金家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乱成一团。金家知道以前的自家媳妇娡，现已成为皇太后。由于记得说过离家出走媳妇的坏话，他们也许早就料到，这些话迟早会传到皇帝的耳中而要被追究。武帝的异父姐藏在床底下，被众家臣发现后，将她左右搀扶着带出来。武帝在外边等待。“啊，大姐呦，你为何躲在这里呀！”武帝从龙车上下来，流着热泪迎接姐姐。返回长乐宫后，还有更为感人至深的一幕。成为皇太后的娡与自己所生第一个孩子终于再会了。皇太后眼泪纵横，女儿伏倒在地恸哭。武帝则献上美酒祝福，他赠给姐姐黄金千万两、女婢三百人、公田百顷，还有甲第(美邸)。这个在民间的武帝的异父姐叫修成君，她生有一男一女，女儿后来成为淮南王的太子妃。武帝迎接修成君的事也记载在《史记·外戚世家》中，但这不是司马迁的文章，而是后来褚少孙增补的部分。褚先生加写的部分远不如司马迁的笔力，但我所读到的迎接修成君这段文章富有节奏感，令人觉得已接近司马迁的水平。这就是美谈。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姐姐，武帝伸出双手流着泪，他的眼泪是真实的。骨肉之情深深地打动了年轻武帝的心，这里没有任何造作的行为，是纯真至极的人之情感。“能找到太好了……姐姐在民间一定受了很多苦。”这是武帝发自心里这么想。虽说在民间，金氏也一定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得用军队才能包围的宅邸呀。尽管如此，武帝还是认为姐姐可怜至极。在这里我先要特别强调，武帝对修成君的亲情是纯粹的人道性的。为何这么说?因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武帝即便对皇后和骨肉儿子，也采取了缺乏人性残忍至极的行动。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东西，可以说这个原型就来自汉武帝本人，或者在他的时代中存在过。武帝的性格具有各种矛盾，也可解释为中国的人物形象的确丰富地浓缩在他身上。随着光线角度或聚焦部位的转变，汉武帝及那个时代会呈现出令人炫目的变化。像闪电似的射出刺眼的光亮，有时使我们感到眼花缭乱；有时会显现出火红的颜色，带我们坠入恐怖的深渊；有时还会在黑暗中出现萤火虫似的楚楚动人的微光，抚慰着我们的心灵。寻找修成君这件事相当于这种怜爱的灯火。但当我们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就会令人联想到吐着熊熊燃烧的血腥火焰从武帝身上射出的怪光，使人胆战心惊。

黄老之壁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贻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歌中言词警告孔子参与政治危险。所谓狂人是指怪异之人的意思，大概他是老庄的弟子吧。从老庄尊重无为自然的立场来看，如此警告他人的行为应视为多管闲事。因此孔子欲下车与接舆辩论，而接舆却避开孔子逃之夭夭。这个故事在《庄子·人间世篇》中亦可看到，狂人接舆所言“来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这是说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应有追求或期待的行为。然而《论语》说过去之事无奈，将来之事可追，这种异端者的话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由此可见，即便对同一个故事，诸家所表现的也有差异，此点在阅读中国古典时必须要留意。但不管是《论语》还是《庄子》，文章都以“凤兮！凤兮！”开头，这是接舆面对孔子打招呼时所说之言。在《庄子·天运篇》中，孔子见到老子后对弟子们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孔子说出这样的话。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孔子见到老子后的情景。“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这么记录着孔子的感言。闻一多在解释《庄子》寓言所具有的多种民俗学要素时，他认为称孔子为凤，老子为龙不是仅凭想象。因为孔子的故乡鲁属于殷人之国。老子生于楚，而楚有“人面龙身而无足”的祝融六姓，即楚为龙族后裔所开创的土地。在孔子和老子的时期，图腾时代已成为云雾般遥远的过去。在人们的口传中，是否留下这样的痕迹，颇值得怀疑。作为语言表达的方式，龙和凤就像用两根纤维编成的绳子，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征，就像对偶句式一样精彩。总之，将天子的容貌称为龙颜，同样将天子的坐乘称为凤辇，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被称为凤的孔子，是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因而不如说他更像龙。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姿态极为积极，甚至有些强制，就这点来看又使人感到了凤的狂躁。而被称为龙的老子，采取从不勉强的态度，的确像龙。但无为自然一旦带有野性味道，就会露出凤的尖利爪子。如果一切听之任之放纵自然的话，有时会变成无比冷酷的可怕行为，这一点不容忽视。抛开称呼问题，在以儒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有似龙的东西也有似凤的成分。不同时代可看到龙凤这两根纤维的粗细程度不一样，一根粗而另一根细。不过有时看似粗的却脆弱，看似细的却坚韧。这是中国具有的矛盾，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中国所走的道路虽蜿蜒曲折，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谈起汉武帝登场的时代，儒教处于萧条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留有巨大的伤痕。再加上汉朝初期是由暴发户集团掌握政权，鹿爪似的儒家教义不合他们的口味。在武帝之前的汉帝国，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职朝廷礼仪的地位，时代精神反而以老庄为主流。在当时与其说老庄，不如说“黄老”更为普遍。可以认为老子继承了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的精神。在编成绳子的两根纤维中，应是“黄老”的那根粗，儒家的那根细。当时属于粗野的、现实主义的时代。谈起黄老，就像现在我们认识老子和庄子那样，黄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极少，是极为朴素的东西，其中神仙说、长生不老的方术、咒文等要素较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以上述老子的话为参照，我以较幼稚的眼光来推测社会现实，即当时一定是“黄老之道”。实际上，为政者并不是毫无建树，而是尽量恪守不勉强的原则。文帝、景帝时代的政治就是如此。“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庄子的话连政治也否定了，所谓“在宥”，是指顺从自然之意。文帝和景帝时代实行这种政策，国家的根基渐渐稳固，控制了战乱，人心安定。如果大兴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民间定会怨声载道。在一定时期，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然而到了武帝继位时，他父亲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适用。要做到“化无为”是需要条件的，首先人民必须无欲而纯朴。战乱刚结束后的民众，只要没有战争，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别无欲求，这种心情十分强烈。这就是寡欲。——也有人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欲望。民众盼望和平，即便有某种程度的不自由，只要想起战争时代就不会不顺从。正因为人们的这种心理，为政者才不用采取相应的各种政策。“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社会。无论多么褴褛的衣衫，人们视其为美丽的服饰，即便是粗食淡饭也当做美食，如这么想就会安居乐业。不过要建立这种社会，连老子也有附加条件。“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必须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武帝时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人民没有经历过*，因此没有认识到和平是可贵的，而是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状态。交通产业发达，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尽管人们将粗衣当成美服，可现实中身着华丽服饰的人却随处可见，大概没有人来比谁腰缠草绳吧。从富裕人家的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谁都会与自家寒酸的饭桌相比。虽说联想过去能让人们忍耐，但人们并没有*的痛苦记忆。不仅是物质方面，求知欲望也在不断地高涨。曾拔刀乱砍宫殿立柱、身着朴素服饰、简单粗暴的重臣们已不在人间，其子孙从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长大。他们与那些诚惶诚恐地参加朝仪、朴实无华的车夫级别的老头们相比，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种。他们很自然地按照优雅的礼节，完成复杂的朝礼，这些是他们已掌握在身的东西。在宫廷仪式方面，他们甚至认为仍缺乏威严和典雅的风度。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成为大国多民，既然老子所设定的小国寡民的前提已经崩溃，在政治上的黄老主义也只是徒有虚名了。17岁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辈，他已敏感地嗅到这种时代气息。无论民众还是廷臣，一定都不满足这种现状。贫者憧憬富有，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实的威仪来装饰自己。人们这种内心的痛楚，武帝无法直接感觉到。那么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么呢？并非一般大众式的，而是来自他经常接触的教育官——儒者所发出的叹气声。宫廷充满着清一色的黄老思想。高祖本来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相比之下，文帝醉心于刑名学，不重视儒者的繁琐学说。曾辅佐梁怀王后来殉死的贾谊，也是被文帝轻视的儒者之一。在景帝时代儒者也不受重用。儒者仅有博士的官名，那也只是凑数而已。儒者在宫廷只被当做主持仪式的专职官员。儒学原本应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是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学问。尽管如此，当时也不允许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领域。儒者教皇太子读书写字，只不过是教育家而已，想必他们会感到无奈吧。武帝觉察到儒者的无奈心态，并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广阔的前景。武帝虽没有接触民众，但他是想象力丰富的人物。“已经与父亲和祖父时代不同了。如时代变了，施政方针也必须改变，总是恪守无为自然的黄老之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武帝这么思考着。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积累的财宝充满国库，银两不计其数，谷物满仓无处可藏。如武帝想开拓什么新事业，有充裕的军事财力做后盾。“必须有所建树。”年轻的内心想到的是行动。国家有机构、行政、法制、经济、国防、产业、伦理、秩序。——在新时代，所有的东西应追求崭新的形式，并希望将上述各项也纳入新形式中。武帝所憧憬的新时代，实际上是中国的诞生。功罪暂且不论，从武帝时代以后的两千年，到封建中国因鸦片战争崩溃，社会持续保持着与武帝时代相同的结构。在两千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是令人震惊的停滞。秦朝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汉帝国继承，在武帝时代使其完成，并将其延续到19世纪。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人们期待强大力量的出现，涌现出的杰出人物支撑了两千年。制定理想的模式，并将一切强行纳入其中，只有这种积极的儒学才是杰出人物所选择的理想武器。武帝能支配封建国家的形式，且超越了王朝更替，面向未来长久维持下去，都是因为发挥了儒学的巨大威力。血气方刚的少年武帝，在登基第一年的建元元年十月，召集群臣，让众人举荐贤良、公正、直言、极谏的人士。从太子时代起，武帝就喜爱儒学，这在朝廷大臣中人人皆知。“今后是儒者的时代。”很快，就不断出现了迎合者。“申、商、韩非、苏秦等言论扰乱国政，钻研这种学问之辈，请准予罢免。”丞相这么上奏，其意为只能任用儒者。丞相已觉察出武帝这种心情。成为御史大夫的赵绾建议在城南修建“明堂”，即为孟子所称的“王者之堂”。在儒家的理想中，政治和礼乐中心被视为神圣的场所。他还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培。申培受到最高礼遇，他从遥远的鲁(山东省)被召到国都长安。据《汉书》记载，使者带着“束帛加璧”的礼物，用“安车蒲轮”前去迎接，这是指用蒲叶裹着车轮，以减少颠簸的贵宾车。《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关于“安车驷马”的记载，其意为由四匹马所驾辕的车，这与特制的专车没有多少区别。就这样，武帝打算着手进行新体制的准备。在他周围，开始形成有学者参与的新官僚集团。可在宫廷中，即使皇帝下旨意，也有令他无可奈何的人物，那就是皇帝的祖母窦太后。她把17岁的孙子当成孩子看待，她认为武帝热衷于新思想，是不能依靠的小毛孩——即使已登基，把一切交给他也是危险的。窦太后酷爱黄帝、老子之言。丈用“夫文帝在位时，她已双目失明，这使她变得更加固执。丈夫死后到了儿子景帝时代，窦太后强制家族成员阅读“黄老”。这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的一种狂热信徒心理。“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在《史记·外戚世家》中有以上记载。所谓“帝”是指儿子景帝，就连皇太子武帝也被强迫读黄老的书。武帝登基后不久，就想将儒学变为国政的基本方针，可见强迫所读的黄老学说没有对他产生多大影响，有人持这种看法。但分析一下武帝一生的言行，就会发现“黄老”竟意外地深深地影响了武帝。这是武帝具有的矛盾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矛盾。在武帝以前，宫廷中盛行“黄老”，儒学受到*潜伏下来。但在武帝以后，儒学变成为政者的学问，相反“黄老”却深入民间。关于中国人的生活，很多人认为表面上是孔孟之道，而基础则是老庄学说。这种说法似乎切中了实质，武帝本人就是这种矛盾的象征。刚登上宝座的武帝雄心勃勃，但环境却不允许年轻的皇帝自作主张，因为窦太后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政治。作为“黄老”狂热信徒的窦太后，当然最讨厌儒学。在景帝时代，有一位名叫辕固生的博士官。有一天，窦太后将他叫来，问有关老子书中的问题。“老子此家人言耳。”辕固生这么回答。所谓家人是指没有官品，服杂役的下贱者，也可译成家庭奴隶。窦太后听后，怒发冲冠。第一，她为之倾倒的老子受到侮辱。第二，她本人也受到羞辱。窦太后是“家人”之女，她最初只是吕太后的一个使唤侍女。侍女没有自由，经常被新来的侍女更换，更换掉的侍女再赐给各地诸王。那时她被编入转让组，送给各地诸王的侍女每五人分为一组。她希望去老家清河附近的赵王之处，并将此事托付给管事的官吏，可那个管事人却忘了，结果她被编入去代王处的名单中。或者因贿赂太少，她也许被戏弄了。她痛哭流涕，不情愿地去了代王那里，因为她是没有自由的宫廷奴隶。然而，在代王那里等待她的却是幸运。她受代王的宠爱，生了两男一女。不久代王的正妃死了，而且正妃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死了。不仅如此，推翻吕氏家族的国都要人还专程前来提出：让代王继任汉帝国皇位。这样一来，代王成为汉朝皇帝，登基后诸臣请求立皇太子，她的长男被选上，即后来的景帝，她也自动成为皇后。……如此这般青云直上，人们不禁怀疑代王的正妃以及四个儿子的死因。她成为皇后，儿子时代她是皇太后，在孙子武帝时代则成为太皇太后，但窦太后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不是别的阶层，而是“家人”。辕固生的一句话刺痛了她的心。她使用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在侍女时代，她服侍过发明“人猪”处置法的吕太后，也许想仿效这种残忍的方法。“把这个家伙扔进野猪圈！”她这么下命令。连景帝也觉得母亲的做法太过分，故递给那可怜的儒者一把利刃。母亲已双目失明，没有必要躲避她的目光。辕固生用景帝颇费苦心的武器，刺死一头野猪，才幸运地免除一死。辕固生的“家人”之说，并不一定是对窦太后的诽谤。黄老的虚无思想，从儒家观点来看，是没有自由的可怜奴隶在心中寻求自我安慰的东西。而我们修身养性，是通过政治报效国家社会的自由人，怎么能退却到无为自然中去呢？——辕固生的话一定有这种含意。总之，因这样的老太婆执掌着大权，新皇帝要向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转换，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可以说御史大夫赵绾对形势判断错误，他低估了衰老的窦太后。赵绾一步一步地整顿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目的是要将窦太后从政治舞台上拉下来，开拓皇帝亲政的道路。赵绾上奏：“毋奏事东宫。”东宫住的不是皇太子，而是窦太后，她居住的长乐宫在宫城的东侧。皇帝住在未央宫，因在西侧称为西宫。赵绾试图将一切政务只向皇帝奏本，排除东宫窦太后的垂帘听政。对此窦太后大为震怒。汉帝国政府机构的最高官僚，文官为丞相，武官为太尉。《史记》中也有“太尉、丞相尊等”的记载。当时的丞相为窦婴，他是武帝祖母窦太后的亲戚。太尉田蚡为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异父弟。王太后的母亲臧儿在丈夫王仲死后，同田某再婚，在田家生下两个儿子，其中的哥哥就是田蚡。文武两人的最高权力者皆为外戚。他们也是儒教主义者，都被窦太后罢免。然而他们的部下，实际推行儒教化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赵绾以及郎中令王臧，不仅官职被罢免，甚至连性命也没有保住。“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史记·封禅书》对上述事件只做了如此简要的叙述。

觉悟之死 
汉朝的国政以三公为中心展开。所谓三公是指相当于总理的丞相、掌管文书和弹劾的副总理级的御史大夫以及负责国防的太尉这三人。武帝在17岁登基时的三公是丞相窦婴、御史大夫赵绾、太尉田蚡三人，他们都属于儒教体系的官僚。他们预谋将窦太后架空，被识破后都遭罢免。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自杀。少年皇帝只徒有皇帝虚名，不论做什么都得不到窦太后的许可。即便想瞒过双目失明的窦太后，也会马上被觉察，进而可能因遭受反击而丧命。祖父、父亲时代奉行“无为”的政策，使国家安泰，你也必须这么做。当祖母如此强加于武帝时，他也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祖母在世期间没有指望。”武帝曾这么想过。在武帝周围，聚集了一批想用儒家精神治理国家的“新官僚”，可祖母在世期间不能实行。祖母亦年过七十，不会等多久了！“这是同女性的斗争！”武帝想，哪怕就是一次也想取得胜利。当前是与妻子的斗争。皇后陈娇是武帝的表妹，也是父亲景帝的胞姐馆陶公主的女儿。武帝刘彻能继帝位，多仰仗馆陶公主的活动。“阿彻，你之所以能继位也是托我母亲的福呀!”因陈皇后这么想，她的言谈举止有些缺少对丈夫的敬意。对此武帝本来就不满，再加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孩子。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为景帝生了四个孩子，男孩只有武帝一人，其他都是女孩。其中长女平阳公主下嫁给建国元勋曹参的曾孙曹时。她关心没有孩子的弟弟，在弟弟有时来她官邸时，平阳公主叫来良家女子10余人，让他们进行集体相亲似的活动。可武帝感兴趣的女性却怎么也没出现。后来，武帝看中的不是宴席上的良家女子，而是一个叫卫子夫的歌女(合唱队的姑娘)，他将卫子夫带进后宫。临行前，平阳公主抚摸着卫子夫的后背叮嘱道：“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其大意为“要多吃饭，好好伺奉皇帝，有得宠那一天，你可不要忘记引路人呀!”果然，卫子夫得到武帝的宠爱。不难想象陈皇后当然怒发冲冠。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也生气地说：他托谁的福才成为皇帝的!武帝的胞姐平阳公主反驳道：不生孩子没有办法。对于窦太后来说，馆陶公主是女儿，平阳公主是孙女，她不想过深介入这场女人的争斗。与此相比，窦太后更盼望孙子武帝早一天给她生出曾孙来。她的丈夫文帝虽是以俭朴闻名的明君，但也有邯郸的慎夫人和尹姬等侧室。她认为这类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卫子夫入后宫后，卫氏一族也各得其职。子夫的弟弟卫青成为平阳公主家的骑奴(喂马的佣人)。馆陶公主得知后，气得想抓住卫青将其杀掉，在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却幸得朋友救出。出了这么大的事，武帝唯恐卫青在民间危险，把他召进宫中，卫青当了俸禄千石的大中大夫。后来卫青在与匈奴作战中立下战功，成为年轻威武的车骑将军。卫子夫入宫四年后，顽固的窦太后死去。这是建元六年(前135)的事儿。年轻的武帝获得自由。元光五年(前130)，陈皇后被废，理由是她施展媚道之术。所谓媚道是指将木偶人埋入地下进行诅咒，也称为“巫蛊”。也有人说这种理由是捏造的。尽管如此，以身着楚服的巫女为首，300人遭到处刑。从陈皇后的性格来看，这也可能是事实。武帝没有杀青梅竹马的陈娇，而是让她隐居在长门宫，像从前一样供养起来。再说，窦太后注重形式，以“奸利之事”问罪赵绾等人，但赵绾和王臧却以相同的形式自杀。在绝对的神存在的世界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由神所赐予，不能由人的意志来支配。然而在中国不存在绝对的神，人可以自己处置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自杀既源于中国的无神论，也源于人本主义。在诸神类似人类的古希腊，自杀被肯定。在崇尚人本力量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但允许自杀，甚至还赞美它，但在基督教之神支配以后的欧洲，人的生命则归属于神。可以认为托马斯·阿古伊纳斯的自杀犯罪学说击中了西欧人本主义的要害。有关赵绾的自杀，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述。然而在汉代，畏罪自杀的高官却不计其数，可以说自杀大概已成为一种形式。在武帝之父景帝的时代，副总理的御史大夫晁错被处腰斩之刑，在当时属于例外中的例外。晁错想削减各地诸侯的封地，巩固中央集权的实力，为此遭到诸侯的怨恨，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为安抚叛军而将晁错诛杀。如果让他自杀，仍不足平定叛乱，所以不得不杀掉晁错。《汉书·晁错传》中，明确记有皇帝决定处斩晁错时，晁错对此尚未觉察。如下所述：后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皇帝为何要欺骗臣下呢？如果知道是死罪，晁错一定会事先自杀吧。晁错以为皇帝要召见，才穿上朝服前去晋见，却被闪电般地斩于东市。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有内史宁成受外戚诋毁，被定罪后受髡钳之刑(剃发戴枷)的内容。“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可看到这样的文章。三公九卿属朝廷官僚。所谓“罪死即死”指一旦被定罪后，就应立即自杀之意，因而可知实际上几乎没有施行过刑法。在成帝时代，出现过被废皇后又获罪自杀的事。在《汉书·外戚传》中：“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书中虽这么记载，可一旦被定为有罪，前去通报的使者有事先带去毒药的习惯。在宣帝时代，例如田延年因某事件受牵连，当他听到使者来到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这其中一定会有莫须有的罪名。哀帝时代，丞相王嘉等人过于忠于职守，将自认为正确的事向皇帝奏本，不料却激怒了皇帝。当使者来到王嘉家时，家人边哭边献上药物，王嘉却将药杯扔在地上。使者所持诏书：召丞相诣廷尉(执掌刑狱的官吏)。……这只是趋于形式而已。实际上没人敢贸然前去廷尉那里就会当场自尽。可王嘉却换上礼服拜接诏书后，乘坐官吏的小车前往廷尉官衙。廷尉把王嘉押送监狱，他在狱中绝食后吐血身亡。当时，赴王嘉家的廷尉主簿(书记)见他不服毒，说道：“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在《汉书·王嘉传》中能看到上述劝告之言。即使是冤罪，像将相这样的人也不能诉冤，自杀早已成为惯例。——书中这么说道。王嘉倒不吝惜生命，他面对廷尉的主簿答道：“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王嘉认为服毒自杀是女流之辈的懦弱行为。在都市中心大庭广众面前服刑，才符合三公官职人的地位，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死法。……令我们感到这句话真正触及了朝廷官员的魂魄。在神不存在的世界里，人不借助任何人的援助，必须了却自己。这种人本主义承认自杀。同为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放弃对事物深处的探索，而热衷于形式主义，这些在前面已叙述过。汉代高官的自杀已成为形式化。无论自杀还是形式主义，它们都是相同的无神论的主根处长出的树木，枝叶互相连接。没喝下药物的王嘉，果真认为自杀违背形式主义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他叫喊：“应伏刑都市，以示万众”时，其实想采取其他形式。结果，他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伏刑，而是在狱中绝食吐血身亡。这是一种变形的自杀。武帝在位54年间，获罪自杀的高官有丞相李蔡、青翟、赵周及御史大夫赵绾，除此以外，还有张汤、王卿、景胜之、商丘成。三位丞相和五位副丞相都是“有罪自杀”的。高官不被处刑而自杀已成为传统的形式。可武帝对这种传统略加修改，他杀窦婴，将刘屈氂处以腰斩之刑，将公孙贺关进监狱致死，这三人都是丞相。不过，窦婴在赵绾等人推进儒教化进程时任丞相，被罢免后又过数年，窦婴在与田蚡的权力斗争中败北，故不属在任死刑之列。总之，三位丞相是被杀，三位丞相是自杀。在武帝治世历代丞相13人中，竟有约半数死于非命。《汉书·贾谊传》中，文帝时代贾谊上奏曰：“为培养臣下之节义，遇之以礼。”这种建议被采纳。“是后大臣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复入狱自宁成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宁成的身份为九卿，头发被剃后遭受戴枷之刑，这在前面已讲述过。刑不上大夫的形式，被武帝打破了。只要掌握人的力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连狂暴的黄河水也被征服了。——过于相信这种人的力量酿造出人本至上主义，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无限的力量。圣人或者皇帝(在古代两者合一)才会被赋予无限权力。汉代武帝是这种极端人本主义者，换言之，亦可说皇帝的人本主义的权力化。连人本主义酿造的形式化东西，也可由人的力量所粉碎。圣人、圣王以及同等的皇帝均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要行使这些权力。据说，年轻的武帝有一种使命感。他一定认为如像黄老之说那样，一切顺从无为自然，那岂不是将重要能量藏而不用。在中国，从古代就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儒教对此点特别强调，对鬼或神等要敬而远之，这是孔子说的，他只相信人的力量。可是过于重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对人本身带来恐惧感。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而使他为所欲为，倘若帝王恰好是圣人时尚可，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霸王辈出的时代出现制约帝王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孟子，他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后。”这是制止皇帝的人本主义，也与容忍革命的思想相连接。武帝以后，由于儒教的影响，人本至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与此同时，形成了极端人本主义，健全和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体制。武帝采用儒教形成了皇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也埋下革命思想的炸弹。武帝登基后六年，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毫无疑问，大汉帝国的儒教化进程可以公开推进了。将全部权力集身于一人，是维持这种体制的皇帝的人本主义。另外，为了恢复被压制的人性，企图粉碎体制的则是人民的人本主义。——这两种人本主义将神灵束之高阁，延续两千年点缀着中国的历史。在圣王的条件下，儒教允许皇帝*；在恢复人民的人本条件下，儒教也容忍革命。话题再回到自杀。因人类得不到神灵的保护，一切均需由自己处理，这种思想承认自杀。有人认为剖腹是日本的独创，其实并不是这样。自杀第一号大概是周代的伯夷、叔齐。他们不吃杂谷，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因饿而死。“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这是伯夷、叔齐所作的歌，他们感叹在失去古代圣王以后，自己现已没有归宿之地。据此来看他们依赖的不是神灵，而是人间的圣王。圣王不一定在任何时代都能生存，这是神与人的不同之处。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写道：“天道是耶？非耶?”这是对未必能挽救善良人的天道的谴责。人类谴责的所谓天道，本来就不应是神的旨意。这是指极为冷酷的现实。服毒自杀第一号，恐怕是《韩非子》的作者韩非。他遭受竞争对手李斯的谗言，被送来毒药劝其自杀。伍子胥被怀疑对吴王有异心，用赐予的属镂剑自刎。赵国大夫中也用赐予的剑自杀。以上这些都是被迫自杀的，像以死相谏那样自愿选择自杀之例也不胜枚举。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可看到，楚国的石奢因放走“犯有杀人罪的父亲”，自己代罪自杀的内容。在同一《循吏列传》中，登场人物晋国的李离也因引咎误判的责任，伏剑身亡。对这两个人大王都劝说没有死的必要，而他们却选择了死。中国历史充满这种自杀的记录。1840年7月英国舰队攻陷定海，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也是中国的文武官员、民间人士大量“连续自杀”序幕的开始。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县姚怀祥投河自杀。“在英国人心目中，这是赞美、尊敬、欺辱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个漫长系列序曲的开端。……”关于知县自杀，西欧史学家这么记述。由于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关天培、陈化成等战死诸将也是一种自杀。提督关天培手下数千名士兵溃逃，在他周围战死者不满20人。他要是想逃的话，是能够逃脱的。两江总督裕谦、金门总兵江继艺、乍浦副都统长喜等人投河，定海知县舒恭寿(前面跳河的姚怀祥继任者)服毒，镇江副都统海龄在放火烧毁自家后自杀。民间人士投河自杀、缢死者的名单更长。英国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的自杀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来，也会受到军法处罚，不如自杀为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鸦片战争中逃跑的将军大有人在，被处死刑的却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一个人。就连将香港拱手献给英国的琦善也只受到谴责程度的处罚，后来被再次录用，可以说处罚绝不严厉。自杀成为形式化的传统，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后方法。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的使者赵禹在劝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时说道：“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自为计”涉及到生命，这对基督教徒来说似乎难以理解。日本的剖腹被赞美为干脆利索，而中国式自杀则不同，中国式自杀似乎更带有某种执著。例如，吴国重臣伍子胥用赐予的剑自杀时说道：“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他说得如此恶毒。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杀。在《孙吴兵法》中与孙子并驾齐驱的吴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后台楚悼王死后，被王族和大臣围攻，吴起跑着扑倒在悼王的尸体上。受命追杀吴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乱箭，吴起被乱箭射死，当然同时会有几支箭射中悼王的尸体。太子一登基，向吴起射箭的一伙就被新王满门抄斩，理由是他们向先王的尸体射箭。吴起不愧为兵法家，他在临死的紧要关头也想利用兵法向杀害自己的家伙们报仇。武帝时代的御史大夫张汤也在自杀时说道：“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这么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内容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可见。三长史与他人共谋陷害张汤一事果然败露，三长史被处刑。武帝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荣是皇太子，这在前面已叙述过。被废的皇太子荣降为临江王。在景帝时代，他因拆除祖庙的墙修建王宫之罪而受审。临江王想向父亲写悔过书，但衙役不给他刀笔。窦婴可怜临江王，悄悄递给他书写用具。临江王写完悔过书后自杀。临死之前想得到刀笔不是为了辩解，写完后立刻自杀，故成为遗书。他最后只想将自己的想法留下来。自杀的人们也想在生死紧要关头了却人事。换个角度来说，这种方法的确不干脆。在临终时，信神者会将自己的一切委托给神。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人类最后只能相信自己。“如果连天道都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司马迁相信什么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历史，即《史记》。”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马迁》中的片段。综上所述，在中国能够相信的“人”是什么呢？这种“人”也只是一种形式，即只能看成空洞的外形。也就是说，是人完成的事业。司马迁的事业是《史记》，司马光的事业是《资治通鉴》，而采桑罗敷的事业则是与官吏之间所展开的那种舌战。不管多么杰出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业，他们终将被埋没，不被人们承认。即便是遗书也行，一定要留下什么。——这也许与中国人喜好记录有关。为了防止记录为零，只能写下东西来，这也是人们保护尊严的手段。

吴王夫差及其那个时代 
说明夫差的时代，有简明易懂的标志。孔子和夫差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这样说起来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气氛多少容易理解。夫差卒于吴国灭亡那年(前473)，孔子殁于六年之前的公元前479年。而且，孔子一族与吴王夫差有着深层的联系。孔子的得意门生为颜回，在经济上支援孔子的却是在鲁国做官的子贡。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黄河中流)大国是齐国和晋国，鲁国只是弱小之国。子贡听从孔子的建议，在外交上为弱小鲁国鞠躬尽瘁。为了扩张势力企图吞并邻邦鲁国，大国齐国正做出兵的准备。鲁国是孔子的故乡。“鲁为祖坟之地，乃父母之国。国危将至，汝辈孰能拱手相让？”孔子对弟子们这么说。鲁莽的子路听后举起手来，可孔子却摇摇头，然后指名子贡。子贡赴齐国劝说齐王道：攻打弱小的鲁国谁也不会赞扬，反而会受到弱肉强食的谴责。与鲁国相比，你应*最近从南方发迹而遭憎恨的吴国。子贡接着又去了南方，劝说吴国夫差*齐国。只有战胜齐国才能成为霸者，取得诸侯盟主地位。毫无疑问夫差知道其中的道理。子贡巧妙地进行煽动，子贡随孔子学过人性学，他知道应怎样说服夫差这种人。当时中国以中原为舞台角逐天下，长江流域和南方被视为争夺圈以外。在诸侯的排位上，出现北高南低的格局。夫差有这种自卑感，吴国远离文明中心为不开化之地，用当时的表现可称为蛮夷之地，因此他经常正襟危坐。“吾蛮夷也。”夫差有时自嘲地说。夫差内心却在想，有朝一日北上，一定要成为诸侯的霸主。显然他不一定因子贡的游说才向北方出兵，当子贡劝夫差北伐时，夫差答道：“我早就考虑过北伐，但担心越国的动向。在此之前我教训过越国，可最近越国政治似乎安稳了，我不能掉以轻心,因而吴国暂不北伐。”“要是这么担心，你不是可向所属的越国发布动员令吗？”“是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此这般，吴国发动大军北伐。吴军中有3000名越兵，而且还在艾陵攻破了齐军。吴国继续进兵，想*北方的超级大国晋。在黄池,吴晋两国交战，晋国取得优势。因不习惯北方气候，战争使吴国极度疲惫。越国趁这个空隙多次攻打吴国，吴国不仅没有成为天下盟主，还受困于越国的进犯。在黄池，吴国与晋国争夺盟主的那年(前483)，孔子的爱徒颜回去世。孔子恸哭，哀叹“乃天丧吾也”，四年后孔子辞世。吴越之争还没有结局，可也迎来了最终阶段。如仔细思考一下，可发现引发吴越之战的是孔子的爱国心，即不论如何都要防止故乡——小国鲁被齐国灭亡。保家卫国的执行者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史记》中对子贡那时的行动有如下记述：“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所谓五国各有变，是指“鲁存，齐乱，吴破，晋强及越霸”这些变化。孔子所希望的只是“鲁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四国也必须有所变化。可以说现在的国际外交也是如此，变革仅靠一个国家是不能实现的。五个国家虽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亡国的却只有吴国，吴越兴亡的浪漫就在这里。再有，在文化上一直以来就有北高南低的一般说法，可近来发现并非如此。文字的确源于殷代，北方在文字记录方面领先，但从出土文物来看南方却有不少胜过北方的东西。例如，在铸剑技术上南方反而要比北方出色得多，这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验证。在日本也展出过越王勾践的剑，这种剑身上雕刻着菱形花纹，即使历经2400多年的岁月，其剑刃仍锐利无比，就连现在的工艺家也不知其是用什么方法制造的。另外长江流域出土的玉器也相当出色，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有待今后展开。因而不能轻率地说北高南低，以北方的标准来衡量可能是这样，但南方也有南方的标准。夫差的父亲阖闾继位时，有众多的竞争对手。他暗杀了前吴王堂兄的辽后继位，夫差的父亲是在残酷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因此阖闾为了不让儿子受苦，从小就对太子夫差实施了帝王教育。夫差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公子哥，因此他醉心于争夺中原的霸主，结果却给了越国可乘之机。夫差最后潇洒的自我了断方式也反映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1976年在湖北地区出土了雕刻着“吴王夫差”字样的剑，这是一把名副其实的贵公子的腰佩名剑。

项羽和刘邦 
在谈论中国历史时，有必须留意的地方，即中国历史是由*后新建王朝为极力主张自己正当性所做的记录。对项羽和刘邦的评价也应如此。距今约2200年前，在秦始皇灭亡后的中国，项羽和刘邦两雄争霸天下。经过四年左右的较量后，公元前202年，楚王项羽在乌江战死，汉王刘邦打下江山登上皇帝宝座。记录两人兴亡的历史是进入汉代以后的事情，而且汉朝经过前汉和后汉，统治中国长达400多年，因此记载的内容多为赞美汉帝国始祖刘邦，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的项家随着秦末*，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又随着项羽的战死而消失。这段时间只有十几年，不仅没有留下记录的充裕时间，也没能将这段隐晦的历史留给后世。对汉朝一方来说，可不受任何约束地书写这段历史。因而在讨论两位真实历史人物时，我认为有必要降低一点对刘邦的赞誉，提高一些对项羽的评价。项羽和刘邦，在秦朝末期两人气宇轩昂地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分割天下的两雄争夺霸权，最终刘邦取得胜利，项羽以失败告终,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实。而且在中国4000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这么精彩的争霸场面可以对照描写出的时代了，即使这么说也不过分。项羽出生在历代任楚国将军的名门家庭。楚国是战国七雄中的一国，虽然楚国被同为七雄之一的秦国所灭，但楚国是在中原长期争霸中的强国。因是历任将军的世家，项羽的身份属于贵族。似乎为了证明项羽的家世，留下这样的传说:在幼年时期，项羽家人想让他学习文字，项羽说“以字记姓名足以(文字之类会写姓名足够)”，说后他扔掉书本。当让他学习剑术时，也没能坚持下去。当教他兵法时，项羽则高兴地学起来。当时的将军通常让秘书代写文字，自己只要盖上印章就行。项羽轻视学习写字，这表明他是在武将名门家庭中长大的。另一方面，从完善的教育环境来看，使人联想到项羽是在优越环境中成长的青年，很早就受过当将军的帝王之术的正统教育。另一方，刘邦作为地方沛县的侠客登场。作为侠客，刘邦从一开始就是拥有众多部下的人物。刘邦不务正业，他到30岁终于当上地方亭长的小官。所谓亭长为村公所主任级别的官职，比如说像土地管理员似的工作。其任务是监督被征用的劳工，负责将他们送往首都咸阳和骊山。刘邦特别在说大话方面，不同于其他官吏，最能显示这一特点的是他主持葬礼的方法。一听到什么地方有葬礼，刘邦就会迅速赶到，例如他会说“我出30万元的香奠，由我来主持葬礼”。刘邦会任意安排出席者的座位，尽管自己仅是地方小官，他也毫不犹豫地早早坐在最上座。本来他没有钱，当然也不会真付香奠。不仅如此，他还会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坐在上座，而坐在旁边的人也不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他的巧妙主持，使葬礼顺利地进行，可见刘邦的吹牛有相当的魅力。被刘邦这种魅力所吸引的人物，有一位叫萧何，他作为事务官有卓越的才能。他左右不离刘邦，为把刘邦说出的大话付诸实施而到处奔走。例如刘邦说：给你100袋大米。萧何就想尽办法，哪怕只有一半也要筹集到。当人们听刘邦说大话感到半信半疑时，萧何就能拿着米赶到说：“看，这是50袋。”这时大家会说：“真的？拼命筹集来了。”大家对刘邦更佩服了。龙凤之国诸如此类的事反复出现，对刘邦刮目相看的人逐渐多起来。然而，刘邦属于地位低下的小官，也不能只靠说大话。有一次，刘邦带着去骊山陵工程的劳工从沛县出发，遇大雨耽搁，途中许多人逃跑。按当时的规定如不能按期到达，或者出现逃跑者，不管原因如何上司都免不了死罪。所以刘邦也跟着劳工们一起逃跑，加入到游侠的行列中。在秦始皇鼎盛时期，对逃跑者的搜查十分严厉，但那时始皇帝已不在人世，秦朝的威严也在减弱，搜查也只拘于形式而已，因而刘邦可能过着比较悠闲的逃亡生活。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他们在赶赴兵役的途中，因大雨阻断道路不能按期到达，如同刘邦逃跑一样，陈胜、吴广也被迫发动了叛乱。以此为导火索，在整个中国反秦起义迅速高涨起来。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认为时机已到，高喊着“拼吧”相继发动了叛乱。项羽跟随叔父项梁举兵，刘邦也被周围的人拥戴为头领。项羽一方是以项家优秀集团第二代、第三代的形式登场。另一方的刘邦却是拼凑的叛乱军。而且项羽曾被传授过成为将军的帝王之术，与此相比，刘邦除了能吹牛以外什么也没有。不出所料，举兵后项羽军所向披靡,百战百胜。而刘邦军却节节败退，打败了就逃，逃后集结起来再打，然后又败,连续重复着失败。毫无疑问，项羽这个人物作为将军非常出色。在战乱时代，人们愿跟随有强大统帅能力的人物，项羽具有这方面的良好素质。但因他本人太优秀，故有不承认他人功绩的缺点。相反在光打败仗的刘邦周围，却不知为何聚集了众多的人才。其代表人物有前文已介绍过的萧何，还有看透项羽而跟随刘邦的张良。萧何主管兵站，张良作为参谋、将军执掌实际作战。据留下记录的历史记载，项羽不承认部下战功也听不进他人建议，因而感到厌烦的人才离他而去，结果导致项羽军内部瓦解。这些虽属事实，但崩溃的原因还不止这些。与项羽的正规军队相比，刘邦的军队基本上属于侠客集团，他们有可能不择手段地扰乱项羽军，即用历史上没有记载的阴谋或间谍活动。据推测，出谋划策的人应该是张良。张良出生于韩国宰相的家系，在秦朝鼎盛时代，他曾雇佣过投掷铁球的男子大力士，企图暗杀始皇帝。张良属于策划各种阴谋的高手，擅长施展卑劣战术的行家。一方面，受过正统教育的项羽，根本看不出刘邦军队的真相。另一方面，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敌军大将的首级，因此项羽只将刘邦看做任何时候都能击溃且不屑一顾的对手，并没有看清刘邦背后所隐匿的真相。结果，经过四年的激战，项羽在乌江战死，刘邦则成为统一中国的帝王。在谈论项羽和刘邦的性格时，我突然想起他们在人生晚期留下的两首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第一首歌是被刘邦军穷追不舍的项羽感到这是自己的最后时刻在爱妾虞的面前所唱,后一首歌是统一天下凯旋故乡的刘邦为自己的孩子们所唱。从项羽歌中的“力拔山兮……”来看，他不仅炫耀自己的勇猛，在遭到巨大失败后，还把原因归为“时不利兮(自己没有获得天时)”“骓不逝(爱骓违反自己的意愿不往前走)”，丝毫也没表现出后悔和反省之意，直到最后他只有相信自己力量的强烈自尊心。对名门强将项羽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因自己力量不足而导致灭亡的事实。另一方，刘邦唱道：“疾风(大风)起，云飞扬，吾威盖天下，凯旋归故乡。在勇猛将士们的守卫下来维护天下。”这首歌中的“云”是刘邦比喻自己，意为“我被大风托起”。“大风”指时代风潮之意，也含有辅佐自己的部下掀起了大风之意。再有，刘邦没有强调自己治理天下，只说用得到的“猛士”守卫天下。刘邦认为归根结底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部下的才能、诸侯以及民众的支持来维持社稷。在这里刘邦没有拘泥于自己的力量，而只赞美他人的力量。两人的歌中极为明显地表现出各自人格形成中的差异。实际上，项羽是具有军人气质的典型人物。也许可以说脾气暴躁、自尊心强、自我显示欲高、独断而顽固这些性格都集中在项羽身上。项羽这种性格，如发挥优势能成为势不可挡的统帅人物。但是项羽却将劣势的一面暴露无遗，令人痛惜的是他不懂百姓的疾苦。挑起大旗的项羽为了获得权威，挑起大旗的项羽推出与楚国王室有血缘关系的怀王作为自己的傀儡，并让他继位为楚王义帝。义帝在楚国被秦国灭亡后，义帝装扮成放牛人,是饱尝艰辛的人物。然而项羽却没有这种经历，他从小就作为优等生受到培养。结果义帝看透了项羽的本性，而项羽又视义帝为障碍最后将他杀害。如果项羽受过洞察人的心理训练，他可能会如虎添翼，刘邦之辈一定不会成为他的对手。另一方的刘邦则无私而慷慨，表现出既会用人又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此外，典型的乐观主义性格也是他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就人品而论，刘邦的确属于缺乏教养的人，好色无比、嗜酒如命，在逃亡中他一旦感到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就连自己的孩子都会丢弃……。尽管如此，还是有追随他的人。在历史的记录中，刘邦的容貌似龙颜有夺取天下的吉祥之相，所以人们跟随他,这属于后世的谣传。有关刘邦的父母，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着“父曰大公，母曰刘媪”，大公是“大爷”，媪是“大娘”意思的普通名词，连名字也没有。说到底，就连后世的史学家也没能说清刘邦这位人物。刘邦，也许是用语言难以形容且独具人格魅力的人物。最后，为了恢复刘邦的名誉我要补充一句：刘邦这个人物，不管怎么出人头地，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自己的人性，他是从不傲慢的人。这是刘邦作为人物了不起的地方。实际上，在周围有许多人看透了刘邦的本质，即使他本人想改变也不能改变。

地上宝物 地下宝藏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直到1920年前后，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石器时代。那是尚未发现北京猿人的时代。对中国地下感兴趣是因为有地下资源。当时拥有地上权力的军阀政府开始了调查，可他们自己没有调查能力，故委托给外国顾问。当时瑞典的G·安特生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矿政顾问”，他于1927年在周口店遗址与北京猿人不期而遇。不言而喻，发现北京猿人只是调查的副产品，军阀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铁矿和煤矿。但他们从没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开发地下资源，而是将这种权益迅速地卖给外国人，用来购买枪支大炮。所雇用的外国地质学家，偶然也对古生物学感兴趣。安特生已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因此他对派往渑池的中国人助手说：“说不定那里会有石器时代的文物，请务必留意。”安特生对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说法似乎持怀疑态度，派往渑池的助手刘长山携带从仰韶村出土的数百件石斧、石刀回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从地下出土石器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80年前中国是否存在石器时代尚为问题的焦点，而且持“否定论”的一方占优势。因而安特生对刘长山“发现”的石器当然感到欣喜若狂，他立即去了现场。之后在仰韶村彩色土器片随石器一起出土，成为轰动的发现。1920年4月，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仰韶村由夏鼎先生再次进行了调查。1983年我拜访了来日本访问的夏先生，他说仰韶村文化也包括稍后发现的“龙山文化”，作为学术名称仰韶文化的代表地，当然是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这种怪论之所以存在，是依据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尚未出土石器的事实。这并非以前中国不关心石器，而是出土了也没成为话题的缘故。恐怕在中国人当中有一种“我们这样的文明国家，不存在石器那种野蛮时代”的中华思想。另外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亚洲本来应该没有优秀文明，如有也是从巴比伦尼亚时期由西方移居者带去的文明”。这是另一类的中华思想。在这些论调上才滋生出中国“无石器”的神话。一旦发现了仰韶石器，之后就像堤坝决口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石器。在日本也发现了岩宿遗址，以此确认了旧石器时代的存在。那是在1949年，在以后半个世纪中发现了数千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中国，一般人认为，从地下出土的东西被认定为“宝”是从彩陶开始的。从新发现的遗址中不断地出土玉器，玉是中国人极为喜爱的东西，甚至有人断言良渚文化就是玉的文化。富贵的人死后用玉衣缠身埋葬，也有让死者口含玉的风俗，无论如何总有一种玉应在地下的感觉。不管在地上还是在地下，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没见过任何财宝，充其量只在寺庙等地遇到过像财宝似的东西。夏、殷、周三代以后，在王朝时代的中国，原则上将财宝深藏宫殿中。帝王们不仅身着金缕玉衣，还将精选的宝物带到死后的世界去。在谁也看不见的陵墓墙壁上，让当代屈指可数的画匠画上壁画。人们将生前喜爱的用品，都悉数带进自己的陵墓中。龙凤之国对老百姓来说，帝王或者同阶层人物的陵墓都是财宝的储藏库，是受严密警备的地方。尽管如此，历代盗墓者仍然挑战陵墓。除职业盗墓者以外，还有少数为满足猎奇兴趣的盗墓者。前汉广川王刘去(武帝的哥哥刘越之孙，公元前91年为广川王)就是这样的人。他盗过战国魏襄王、哀王及其儿子，还有晋灵公等不计其数的陵墓，在《西京杂记》中记录了其中的十几例。据说，魏襄王的陵墓建成只约两百年就已被盗掘。哀王的陵墓被盗掘时，盗墓者花了三天时间，用铁水灌入墓中才将墓撬开。因棺柩是油漆混合兕角(野牛角)的棺材，用几寸厚的材料十几层重叠在一起制成，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打开。刘去为广川王，在金钱上并不拮据。他带领一群年轻无业游民盗墓，只为沉浸在猎奇虚幻的世界里。刘去的性格确实异常，嗜虐成性，后来汉朝廷废除他的王位，将他流放上庸地，刘去在流放途中自杀。盗墓不只是暗中进行，据陈琳的檄文记载，《三国志》中的曹操在军事资金拮据时就用盗墓进行补充，甚至军中连盗墓的官职都有，例如发丘中郎将(盗墓师团长)、摸金校尉(寻金部队长)。据说，为自己修建大规模陵墓的秦始皇，生前也因想得到吴王阖闾埋在墓中的3000支名剑而盗掘了他的墓。传说盗墓遗址成为水洼，这就是苏州虎丘的“剑池”。自己的陵墓建成不久就遭项羽糟蹋的秦始皇，也挖掘过他人的陵墓，真是有趣的事。进入20世纪后，军阀动用过军队盗墓，他们动员的是工兵。这样明目张胆地公开进行，已不能说“盗”了，这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与有目的的挖掘相比，最近因建设工程偶然发现的陵墓遗址居多。半坡遗址是在发电所的基础工程建设中发现的。那个兵马俑也是农民在挖水井时，发现一些陶片后开始挖掘的。满城汉墓由演习中的士兵发现。马王堆是在医院建筑工地中挖掘地面时偶然发现的墓坑。传说那是五代时期被称为“楚”的小国首领马殷的墓，因此被命名为马王堆。但在1950年被断定为汉代陵墓，并指定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说马王是马殷(930年殁)之墓，应属10世纪的墓，但实际上是公元前2世纪的古墓。一般来说，称为古老的东西，实际上新的实例居多，而马王堆则属于相反的例子。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描绘了神仙世界。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或者说“述而不作”，这种儒教体制成为主流后，总使人觉得在中国缺乏想象力。儒教被国教化以前，中国人能表现出充满想象力的活灵活现的神仙世界，就这一点来说，马王堆是有价值的发现。那么喜欢记录的中国人，关于兵马俑却没留下一个字的记述，这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还令人深思。有史以来，地上的宝物当然被有权者占有，一般人极少有目睹的机会，这同宝物被埋藏在地下是相同的事。唐太宗将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带进自己的坟墓，被人们说为愚蠢之举。可东西即便留在地上能否传到我们手里，也存在很大疑问。战乱是另一种愚蠢之举，还有无法避免的天灾人祸，地上宝物的遗失率不是反而更高吗?宝物落入王侯贵族和富豪之手，他们的权势究竟能持续多久也是未知数。所以人们希望收藏家能有效地将所搜集的一部分宝物公开。在书画方面，没有照相和复印技术的时代，观赏真迹和临摹书画珍本是绘画人的职业训练。清代扬州的收藏家将自己的收藏品借出，因此扬州成为当时中国的书画中心，可以令人联想到称为扬州八怪的画家层出不穷的盛况。在寺庙中，供人们欣赏的书画类作品，不知培养了多少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这种作用不可估量。每当参观这种精选国宝展览会时，不禁想起先辈们的艰辛。过去的人用“眼福”来形容欣赏这些宝物时的兴奋心情，我想不仅是大饱眼福，还应视其为心中的幸福。

《三国志》和孔明 
像诸葛孔明那样谁都爱戴的英雄太少了。足智多谋的名将形象不知何时已在孔明身上定型。然而与关羽、张飞等猛将在同一阵营时，孔明在赤壁之战(208)中只能在外交方面施展才华，他在这方面更擅长。本来，刘备以三顾之礼迎接孔明，不是为了得到野战将军。在他的阵营中，不乏关羽那样的人才，而缺少的是文儒的名将，即像汉高祖帐下张良似的人才。据说,张良的容貌如同女性那样温和。孔明身材伟岸，面容却不那么威严，他有身高八尺的强健体魄，但后汉时的“尺”为234公分，所以孔明身高近185米，人们称他为“卧龙”——卧着的龙之意。当时蜀国人口还不到吴国的一半，据记载其中官职人口与吴国的32000人相比，蜀国的官职人数竟达4万人。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蜀国的主要产业丝绸为国家所有，因此官职人数才意外地多，用孔明的话可说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这些话被流传下来。所谓“锦”是指此地盛产的上等丝绸。另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因地名的“蜀”中含有“虫”字则表示蚕的意思。孔明为开发产业倾尽全力。孔明也热衷于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刘备得知孔明后，以三顾茅庐之礼将他迎来，显而易见这也是借助情报的力量。在那之前，刘备从未见过孔明，只听徐庶说过在隆中有孔明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人物。刘备在拜见孔明之前就相信徐庶所言，觉得如果是徐庶说的那就没错。当时流行人物评论，推动时代潮流的为何许人也？大概谁都想知道。为了顺应这种需求，称为“万事通”的人们在各地举行人物讲评活动。其中汝南的许劭和他表兄许靖小有名气，他们每月一日开会评论人物。这个活动就是有名的“汝南月旦评”。所谓“月旦”起初只指每月初一的意思，后来成为“评论各种人物”之意。他们大概也兼任相面。曹操去许劭那里，请他看相。“你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传说，曹操听后喜形于色。孔明成为孤儿后，前去投靠叔父诸葛玄。叔父逝世后他又移居荆州，荆州聚集了从各地躲避战乱的人们，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望族，因而那里也应该盛行人物评论。孔明在他们中间得到的评价一定最好，刘备在与他们见面交谈中大概对孔明十分欣赏。《三国志》是从黄巾之乱开始的中平元年(184)说起的故事，可那时孔明还未满三岁，因此他登上历史舞台是赤壁之战以后的事情。不久曹*去，刘备也在白帝城结束了一生。孔明作为新时代的明星登场。他不能像以前那样，他不仅要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而且还要在他不太擅长的军事方面，都必须成为一国的最高统帅。在《三国志》的登场人物中，最被传奇化粉饰的人物当属孔明。在正史中，这么概括了孔明：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孔明是一位纯粹正直的人，而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孔明的崇拜者对这种评论愤怒已极，他们反驳正史作者陈寿因是“泣斩马谡”一事件中受惩罚之人的子孙，故而歪曲历史。我个人认为孔明过于正直，是一位无私的人。正因为得到那么多人的同情，才在小说化时将他进行了善意的粉饰。孔明大志未展身先卒的悲剧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不管是戏剧还是小说都已将他圣人化。就连他的夙敌不也对他给予同情吗?夙敌的总指挥官是魏的司马仲达。“死诸葛吓走活仲达。”有这种说法，即孔明死后开始撤退的蜀军只作出了反攻的样子，仲达却害怕中了孔明的计谋慌忙逃走。其实，司马仲达并非是那种人，他可能要为悼念死去的孔明献上花束吧。我在小说中是这么写的，我认为没有错。

《西游记》的原点 
孔子在《论语》中说“述而不作”，其意为自己只讲述以前传承的道德而不创作。后世扩大解释这句话，变为“不能创作”之意。儒教被国教化以后，孔子的话被绝对化。由于这种原因，似乎可说中国文学中小说、戏曲等创作文体，与诗歌和随笔相比不兴旺。可《西游记》却是一个例外，同样作为故事，《三国演义》的内容几乎都来自史实，与此相比《西游记》除玄奘三藏去印度取经以外，其他都属于虚构。据说，《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在16世纪后期创作的，但这只是充实整理到现在的样子，其实玄奘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就有。这种证据到处可见，例如在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的塔上，有手持大刀的猴子雕塑。这座塔为宋代建造，要比吴承恩写《西游记》早数百年。另据文献记载，寺院壁画上有玄奘“西天取经”的画面。壁画上，参拜人不只是在观看，也应在听和尚一边指着壁画一边讲述难得的佛法。为了说明佛经有多么珍贵，用去印度艰难取经的故事最为适合。故事中妖魔鬼怪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显得佛经珍贵。和尚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编造出妖魔鬼怪登场。如果所讲内容空洞乏味，就是信徒也会打瞌睡，还会出现转身离去的人。此时讲经的和尚会迅速作出各种反应。“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已困了，好像没什么意思吧，下次应删掉这段。……”结果变成这样。与此相反，觉得很有趣的内容，信徒们听得津津有味、两眼发光，那应设法把这些内容再加工延长一些。“西天取经”的故事是根据前来听佛法的善男善女的反应逐渐改编而成。换句话说，《西游记》是由百姓创作的。当然不是百姓亲自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由讲述者观察听众的“反应”然后润色加工而成的。因而故事反映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经过代代相传，到明代终于由吴承恩这位文人对全部故事进行了整理。这大概是《西游记》诞生的真相。在这个世上生活的百姓深受各种束缚，上面发布“不许……”的繁多禁令，无论是乡村生活还是大杂院生活，人们都会感到自己被人情世故所束缚，不能任意行动。他们在内心深处渴望摆脱各种束缚，踢开绊脚石，祈望自由自在地行动。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故事的世界里，听到实现自己愿望的内容。孙悟空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似乎就在这里。在故事中还寄托了老百姓的一个愿望，即能将他们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去天竺取经的旅途，正好最适合实现人们这种愿望。可令人遗憾的是，讲解佛法的人也没去过丝绸之路。《西游记》的主要登场人物，除玄奘以外都属虚构，舞台也几乎是虚设的。让虚构的人物在空想的舞台上登场，以此展开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看起来不受约束可以任意创作故事，可构思却意外地困难，因为讲述者必须将想象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讲述者绞尽脑汁编造出各种内容，而人的想象力是有极限的，持续出现相似的情节，可能使听众或读者有时感到无聊。龙凤之国实际上，日语全译版《西游记》在战后20多年后才终于完成，而且只是清代出版的“简缩本”。所谓简缩本如字义所示，是简缩了的内容。即便如此，在平凡出版社的珍奇书系列中，这部简缩本用上下两卷，分两段编排，其篇幅达近900页。没被简缩的“完整本”篇幅要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后何时能出版“完整本”全译版尚不能预测。许多人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想到的内容不断加进原有的故事中，才使这部书的篇幅变得如此庞大。文乐木偶净琉璃。的《五天竺》大概亦可解释为用这种方法在日本不断充实编成的。现在日本人最熟读的佛经大概是《般若心经》，我们读到的《般若心经》是玄奘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原本汉译而成的。全文一共有276个字，极为简练，也是精心抄写的佛经。实际上，《般若心经》是长达600卷《大般若经》(也为玄奘汉译)之中的精髓。文乐的《五天竺》也一定是参照《西游记》的精华编写成的。听众成为昔日的天真善男善女，他们听着有趣的佛法故事，被带进出神入化的世界。《五天竺》如能满足老百姓内心的愿望，可以说它回到了《西游记》的原点。

斯坦因之墓 
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正轰炸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看到电视出现这种画面真令人痛心疾首。我曾好几次想去阿富汗，可每次都没能成行。我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成为像我这样腿脚不便的老人也能安心去的地方。如能去首都喀布尔，我要向考古学者斯坦因的墓碑献上花束。我年轻时，曾对斯坦因多少有一些反感。但当我目睹大英博物馆陈列的斯坦因文物保管现状时，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保存状态。博物馆所藏西域之宝，秘文名画乃万邦宾客。我这么写在笔记本上，而且包括历史纪行的随笔集书名也定为《万邦宾客》。不管放在何处，它们都属于万国的宾客，应该加以珍视。1907年，当斯坦因将敦煌文物带出中国时，正值清末的混乱时期，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那时的文物能勉强保存下来，是因人们还不知敦煌文物的价值。1862年，奥里尔·斯坦因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攻读考古学。毕业后他去印度供职，在加尔各答大学从事事务工作达10年以上，后来转到拉合尔工作。这期间每当休假，斯坦因都去短期旅行，他无非是沿着玄奘三藏的足迹去印度佛教遗迹处朝拜。斯坦因是玄奘三藏的崇拜者，他没有忘记在喜马拉雅的对面也有玄奘走过的路。他从1900年起曾三次去中亚探险旅行。在漫长的旅行途中，他的行李中常装着玄奘的旅行记《大唐西域记》译本。斯坦因常将玄奘说成“我的守护圣人”。他这么称呼玄奘。在敦煌，管理文物的王道士虽没有学识，但他从蒋四爷(斯坦因的秘书)那里听说斯坦因是唐僧(玄奘)的崇拜者，才将敦煌文物卖给斯坦因。这里所说的唐僧当然指的是玄奘。王道士将发现文物一事早在几年之前就向当地官府报告过。当时北京正发生义和团事件，别说上报朝廷了，管事人甚至说你不要报告这种麻烦事，然后将此事束之高阁。即便将一部分文物卖给唐僧的崇拜者也不会受处罚，王道士这么想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斯坦因欺骗无知的王道士，夺走文物的看法是错误的。已经接到通报、不懂文物的价值、将其放置几年不管的清朝官吏更不好。斯坦因三次长途探险，都途经了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第二次探险从雅浑河登上南面的坦驹岭险峰，这次探险是为了证实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领大军翻越这个山岭的史实。高仙芝是高句丽出身的唐将，他借助西藏的力量，*妨碍唐朝与西域往来的帕米尔的小勃律国。我与他(高仙芝)相会，而且想到他在克服各种困难后，才跨越了这座坦驹岭险峰和帕米尔高原。在欧洲历史上，从汉尼拔到拿破仑、苏沃洛夫等闻名将军曾有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与此相比，可以认为高仙芝所为远远超过他们……。(斯坦因著《中亚勘察记》，崎顺之助译)本来，斯坦因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东方远征有兴趣，因此他选择了亚历山大这条路线。后来，斯坦因知道玄奘三藏和高仙芝也曾走过这条路线。斯坦因作为匈牙利少数派出身的人，似乎没有人种偏见。在这条路上，斯坦因知道了不少优秀人物，无论他们是哪国人，他都表示尊敬。因而，他对没想到在坦驹岭上为高仙芝立纪念碑一事感到遗憾。后来，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反而使斯坦因能专心从事他关心的亚历山大东征路线的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他仍继续探险。1943年80岁的斯坦因从白沙瓦到喀布尔的途中结束了独身生涯。那是在日本的神宫外苑，举行学生出征仪式后不久的事情。在喀布尔郊外斯坦因的墓碑上，刻有下述碑文：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学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作家通过去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波斯、伊拉克等地艰难的探险，开拓了知识领域。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布达佩斯。1904年成为英国公民。1943年10月26日死于喀布尔。成为人们衷心爱戴的人。青釉环形龙柄鸡首壶隋属于北朝系，它将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时代统一起来。隋朝所为较勉强，因而经四代39年后灭亡，从南北统一后算起隋朝只维持了31年。这个短命王朝为了自己的功绩，急于想实现南北融合，可以说这个首壶是隋朝这种努力的象征。特别是陶瓷器，从开始就有较强的南高北低的倾向，从隋朝统一以前起，北朝系的陶瓷就明显受南方的影响。在考察中国国内的文化交流时，青釉环形龙柄鸡首壶可告诉我们许多信息。在佛像制作方面，隋朝具有五等身庄重而稳定的特点。从首壶的环形壶体来看，似乎含有北方敢于向自己不擅长的精细度挑战的意蕴。有种说法认为，当时北方在陶瓷制作中已引进南方的制作方法。后来在河北省磁县发现了窑址，可作为那时交流的一个证据。首壶的形体，令人多少嗅出西方的气息，这使人联想到在当时就已有唐代意韵的趋向。壶嘴的鸡头和壶把儿的龙身充满跳跃感。30多年中，隋代在敦煌建造110座石窟(近300年，唐代建造250窟)，可认为隋代的创作欲望也在这件小作品中表现出来。瓷壶反映时代精神——“宋元美术展”观感我参观了大阪市立美术馆举办的“宋元美术展”。1978年8月至9月，我访问过中国瓷都江西省景德镇，因而我的注意力无论如何都自然地倾注在景德镇的作品上。我观看着陈列柜中的展品，脑海中浮现出景德镇窑址的情景。那时导游带我参观了郊外的刘家坞，在当地人称为古窑子的地方，有宋代到元代的窑址。几栋砖砌的学校宿舍排列着，在看似后院的地方，有一个夏草茂密的小土丘。这里就是窑址，在杂草和泥土之间堆积着宋元时期的陶瓷碎片。很明显这些不仅是烧坏的碎片，还有不少美观的成型作品，对工作精益求精的陶瓷工匠，大概把很多不满意的作品打碎了。展览会陈列柜中展出的壶和瓶，其背后有堆积如山的陶瓷碎片，它们能在这里展出极为难得。这些作品经过精选展现于世，而且还幸免了自然的破坏，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才能展示在我们面前。窑址的碎片中有白瓷的，而青白刻花(亦称影青)的碎片最多。在宋代，与龙泉窑的青瓷有差距的景德镇，在瓷器上雕刻花纹构成暗影，绞尽脑汁去接近竞争对手的色调。刘家坞所堆积的陶瓷碎片层，大概是景德镇处于这种苦恼时期的产物吧。

瓷壶反映时代精神 
——“宋元美术展”观感雕刻花纹需要相当的劳力和时间。到了元代，用笔直接染色法(青花瓷器)诞生时，不难想象在保守人中间会产生多大的抵触，最初他们一定会视这种方法为邪道。从波斯传来的酸化钴开始使染色成为可能，后来西亚的颜料也传到中国，亦可说跨越世界东西的蒙古铁骑兵带来了战利副产品。显而易见艺术不是超越历史潮流的产物。观看“宋元美术展”可得知，青瓷下芜瓶和凤凰耳瓶等宋瓷的外形已趋于完美，而过于完美似乎又达到难以发展的程度。中国文化孕育了这种精华，好像反而陷入了很难再前进一步的境地。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日本式的东西，例如茶道、能狂言等艺术，在室町时代就已趋于完善。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式的东西在北宋、南宋时代就已形成。就宋瓷而言，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就已趋于完美。亦可说驰名世界的中国菜，在宋代就已接近现在的水平。在绘画和书法等方面，也使人强烈感到宋代的东西，的确都已接近现代中国式的东西。止步不前，不就意味着开始衰退吗？在历史上文化鼎盛后开始衰退，然后走向灭亡之路的例子有很多。埃及、东方以及希腊的文化皆为这种例子。中国同一文化的发展，即使有盛衰起伏也能保持到现在，是因为衰退后在历史中又注入了新鲜血液的缘故。宋代文化处于进退维谷后，蒙古族政权统治了中国，奔放而新鲜的血液流进文化的每一条血管中促使其再生。如比较一下宋瓷和元代的染色，其各自的特点就会一目了然。宋代瓷壶处于尽善尽美的权威状态，达到恬静极致的境界；而元代的染色壶则充满活力，呈现出跳跃的姿态。使人隐约感到两者虽出自相同的流派，但显然却是再生后得以继续发展的结果。这一定是转变了思维，以刻不容缓的冒险为代价获得了复苏。来自西方的不仅是染色用的酸化钴材料，而且会场陈列的几件牡丹唐草花纹的图案也飘溢着浓郁的西方色彩，这表明从西方注入了新鲜血液。最能巧妙表现元代跳跃浓郁时代精神的作品，我认为是莲池鱼藻文壶，它好像是朔北和江南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即使是相同的龙纹饰，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龙文壶落落大方，而出光美术馆的双龙文扁壶则呈现风云突变，龙欲腾空飞舞的韵味。它们皆出自景德镇的陶瓷窑，大概属于同一时期问世的作品。南宋末期的景德镇，有段时间被龙泉窑夺走了陶瓷的王座，似乎开始步入衰退期。景德镇陶瓷馆张松涛馆长一边向我们介绍窑址，一边回顾历史:“景德镇返回到起点后才开始复苏”，他用这句话做了概括。这无非是说景德镇通过染色复苏了。我们对景德镇的复苏过程，在这个“宋元美术展”的会场上，通过比较宋瓷和元代的染色，应能非常具体地了解到。能仔细鉴赏一件又一件作品，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因此我们不是更需要用宏观的视野来欣赏吗？

尉迟敬德墓志盖的飞白书 
——写于“中国西安古代拓本和壁画展”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是我曾去旅行过的地方，那里的居民相信自己过去曾是毘沙门天的子孙，国姓为“bisha”。如用汉字报姓名，即“尉迟”二字。尉迟敬德(585―658)也一定出生于西域，但很早就移居中原了，北魏以来其家族似乎代代出仕于北朝。隋末，尉迟敬德被皇子时代的唐太宗说服，归顺唐朝一直为太宗效力。由于预先察觉到“玄武门之变”，力劝太宗杀兄(皇太子)的就是他。尉迟敬德对太宗继位立有大功，可说他是改变历史潮流的人物。他是个耿直的人，进谏远征高丽未被采纳，一般人会因此而辞职。他却在高丽荣立战功后，16年间断绝与他人交往，死后被葬在太宗的昭陵陪葬墓中。据说，字体飘然若飞、丝丝露白的雄劲刚健的“飞白体”始于后汉的蔡邕之手。唐太宗擅长写这种字体，则天武后也留有飞白，甚至连日本的空海也有飞白。这种豪放不拘一格的字体，好像与生气勃勃的时代相协调。在唐代的碑文和碑题中虽留有飞白体，但墓志盖用的飞白却只发现过这一例。就这种不拘一格的字体而言，其后的类似化出现较快，甚至有导致艺术雷同化的倾向。然而唐代的飞白依然作为一种栩栩如生的字体，与人们心灵跳动的旋律产生共鸣。

为何称“花鸟” 
事物的名称掺杂着押韵、语感、使用方便等因素，细想一下又觉得有些令人费解。例如东洋画中称为“花鸟”的一类画，其中并非只有花和鸟，似乎也指山水画和人物画，包括无花的树木、草、蔬菜、水果，还有兽、虫、鱼等。将色彩鲜艳的花作为植物的代表，没有什么异议。但为何要将鸟视为动物的代表呢？稍微学过绘画的人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实际上鸟的构图很难，是难以画好的飞禽。由于鸟会敏捷地飞走，人们不能像对静止的植物、静物或长时间静止的动物那样慢慢地写生。将最为难画的飞禽作为动物的代表，大概不只是合辙押韵的问题。花鸟和花虫，或者花兽、花鱼这些词之间，在押韵上并没有多大差异。好奇心和憧憬是艺术活动的巨大原动力。不会飞的人类，特别是视自由想象为生命的艺术家，对自由飞翔的鸟类感到惊叹并抱有憧憬之心，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速度很慢，但人却既能游也会跑，可只凭借身体机能，人即使只飞行一秒钟也难于上青天。归根到底不能用花鱼和花兽，而只能用“花鸟”作为动植物总代表的名称。最近，在我家狭窄的院子里经常有麻雀光顾，我一边望着那群麻雀一边若有所思地问自己:为何叫花鸟?首先得出了上述答案。少年时代，我曾在课堂上心不在焉地想过：为什么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而且连数学、生理学、气象学都纳入理科呢?而与“理”字有关系的只有物理和生理呀！心理学和伦理、论理等含有“理”字的学科，为什么没有被纳入理科呢？思考这类毫无意义的问题，并进行自问自答，要比课上无聊的内容更有趣一些，有时还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望着麻雀思考“花鸟”一词时，我想起在米罗杰安·米罗，西班牙画家。的作品中有很多鸟，即使在以“女”为题的雕刻中也只能看到鸟。在一瞬间我仿佛清楚地看到米罗的内心追求，这是人生幸运的时刻。

《鬼子母天图》 
——写于“波士顿美术展”1978年在波士顿美术馆展览中，我最想欣赏的作品之一是石涛的《鬼子母天图》。在日本也有鬼子母神的信仰，这个名字一般人也熟知。鬼子母神原来是个吃婴儿的母夜叉，佛陀为了规劝她，将鬼子母的爱子摈迎罗藏起来，她悲伤至极，进行了大搜查。据传说，佛陀想让鬼子母体验一下孩子被吃后的母亲的心情。她幡然悔悟，从此以后改正恶习归复佛门，成为安产及婴儿的保护神。在佛教传说中，这也是极富故事性的内容，在中国很久以前就已成为绘画的题材。一方的恶鬼大规模地搜索摈迎罗，另一方的佛陀静观这种情景的神态。这种静与动、善与恶相对照的场面必须描绘出来，还要分别描绘出众多恶魔的个性，这就需要有出色的实际观察眼光和丰富的想象力。石涛浪迹天涯，前辈画家所画《鬼子母天图》，他一定在各地多次看到过。每当那时，好胜心极强的石涛在内心中一定涌动着“要是我就这么画”的一种批判精神吧。可以说这幅画是石涛在积累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创作的。石涛于明代崇祯十年(1637)出生于广西桂林，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时去世。他出家的法名叫原济，俗名为朱若极，是明王朝宗室的一员，其父是曾被封为靖江王的朱亨嘉。在幼年时期，他作为宗室的一员不仅经历过明朝的灭亡，还在那场*中失去了父亲。南京沦陷后，由于失去了皇帝，他父亲自称监国(代理皇帝)，后来被同为明王室的唐王手下的广西长官杀害。关于石涛出家一事，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留有发辫且以清朝的臣民自居，这是一种没有气节的行为。不仅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受清朝皇帝的召见。出身于相同宗室的画家八大山人一生都保持反清的态度，石涛与他相比显得不清白。对石涛来说，杀死父亲的不是清朝，而是明朝的遗臣团体。石涛的心情可谓复杂，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自身就是故事中人物的石涛，创作了这幅故事性浓厚的画。画中的人物部分和背景的山水，分别采用了明显不同的笔法，因此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作品。石涛最讨厌“习气”，即对传统无批判的模仿及因循守旧，因而后世的美术史学家将石涛分类到“个性派”画家中。可是这幅画中的人物，好像与北宋李龙眠的罗汉图中的人物相似。“如果说我的作品近似某个古人的话，那是对方近似我，而不是我模仿了他。”这是石涛著作中的一段话。

传神韵之画线 
人们说在处女作中包含着作家的一切。平山郁夫讲自己初次自由地拿起画笔创作的第一幅作品是《佛教传来》。这幅画描绘了玄奘三藏结束17年的钻研，从印度返回大唐途中进入西域绿洲的情景。在画面中，三藏好像被什么引导着，鸟儿在葱绿的树林中穿梭飞舞，鲜花盛开，充满喜悦的气氛。可在画面中，作为形态没被画出的部分，是用三藏所骑白马半扭头来暗示的。在进入绿洲之前，有寸草不生的沙漠，还有翻越大雪山的漫长旅途，其中当然还应有与炎热和酷暑、与饥饿和干渴的搏斗。这幅画给我的印象是暗示部分格外的强烈。作为同一生命中的组成部分，与白马丰满的胸脯相比，纤细的马蹄线条表现出终于到达绿洲的喜悦及历经艰难旅途的疲劳。平山氏上中学三年级时，在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地只有25公里处，广岛陆军供给厂受到原子射线的辐射，他在那里目睹了朋友们死亡。据说，他20岁到30岁之间受白血球减少和贫血等后遗症困扰，曾几次病倒。他曾想创作揭露原子弹爆炸的作品，可与佛教的邂逅使他转向美的世界的创作。在努力克服不安的精神彷徨中，他与艺术修炼和佛教邂逅，这些经历必然要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平山氏的作品魅力之一，应是那些精练的线条所交织的交响乐曲，有时线条能向人们传达神韵之感。仅下颚一条线的微妙差别，就能区分出天平、白凤、镰仓的佛像，熟知线条重要性的平山氏从不轻视每一条画线。在他的作品中，线条与线条之间，或者连空白的部分也使人感到有没能画出来的线条。从宗教气氛这点来看，使人联想到平山氏所作的《村上*》，就线条的严谨度来说，两幅作品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论多么巧妙的画，也应能看出想表现什么，如看不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就不能打动我们的心，平山氏作品贯穿着他清晰的创作意图。尽管是处女作，平山氏也毫不犹豫地表示：这是祈祷的画。这种信念转达给我们的一定是感动。《佛教传来》获奖后，平山氏作为画家开始了辉煌的画家生涯，然而他仍不断使自己严谨的画线更加精湛。他描绘了即将返程的三藏法师，同时也表现出作为画家的平山氏从这里出发的意图。因而他像着了魔似的去丝绸之路旅行，这不能不说是命运所决定的。丝绸之路充满浪漫，是看似容易的题材，但平山氏却能从中脱颖而出。这可能在于他不懈地钻研技艺以及一直保持祈祷的姿态。总而言之，平山作品是优雅的。精美的装饰不一定是优雅的艺术，但优雅的艺术当然是精美的装饰，平山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内心回荡着祈祷之声 
——天理收藏馆和我十几年前，为了看珍藏的书籍，我来到天理图书馆时心里竟有一种亲切之感。这可是第一次来参观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仔细回想一下，我孩提时有可能来过这里。我父亲喜欢登山，他晚年尽量辞去其他公职，只有登山会会长一职一直愉快地干到临终。登山会组织的旅行，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儿他都会参加，那时还经常带孩子们去。战前，大概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可能来过这里。即使是小学生，一到高年级也应该能记住地名，记忆也更清楚一些。最近我参观了天理收藏馆，那里有许多令我感兴趣的展品，一点也没感到累，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这么巨大的博物馆，按照类别展馆参观的话，大概需要几天时间。不论伦敦大英博物馆，还是北京历史博物馆都是如此。如要用一天参观完会感到筋疲力尽，尽管看了许多东西，也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几年前，我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馆时，从一开始就放弃绕行参观展馆的方式，决定先欣赏一个展室的收藏品。为此当然需要办妥一系列手续，还必须要有介绍人。这种参观不只是隔着玻璃展柜看，还能近距离接触，甚至可以将展品拿在手中观赏。虽说展品件数极为有限，但能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当时我观赏的都是杰作，随行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拍下这些展品。其中有四川省彭县出土的“舂米画像砖”，我将这张照片收入拙著《续·中国挖掘故事》中的卷首插图中。这幅画再现了农家庭院中捣米的情景，其时代为后汉。汉代古坟的壁面，用画像石或者画像砖来装饰的例子很多。雕刻形象各异的石头为画像石，带有雕塑的黏土烧成的方形砖为画像砖。过去收藏家好像不太重视这类东西，至少没有作为收藏的主要对象。画像石不仅用于墓室内部，也用于墓外的寺庙以及宫殿，但战前画像石多被丢弃在荒野中，有时还将画像石作为房屋的院墙，或筑桥的材料加以利用，作为美术品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所以才这么使用。战后，画像石和画像砖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雕刻的图案大多表现被埋葬者的生活主题，由此可了解当时的生活。而且表现方法既朴素又逼真，富有生活情趣。用一句话概括地说，它是活灵活现的生活描写。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艺术理念中，这种写实主义得到了高度评价。例如在四川省成都近郊出土的画像砖中，好像有农民从地主那里借粮的画面，这些被当做理想的教育材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艰难，地主又是如何进行剥削的，与任何文章相比，这样的画像砖都更有说服力。这块画像砖被称为“贷粮画像砖”，出土的墓葬主一定是借贷粮食一方的地主。当时生活贫穷的农民用画像砖来装饰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画像砖并不能对细部做入木三分的刻画。因它不是画在纸张或绢布上，而是以黏土为材料先制成模型，然后采用扣制的方法，细微的变化基本上难于表现，因而制作者一定为如何能概括地表现而费尽心思。他们一定要抓住特征，以谁都能一目了然的造型为制作目标。在成都出土的画像砖中，有用滑车吊着桶制盐的场景。制作者一定想表现制盐的场面，采用将几个关键环节纳入画面的方法。由此可见，有时用近似象征的手法，多少带有独特的风格。墓室墙壁所镶嵌的画像砖，就像放在墓室的名器一样，是希望被埋葬者死后也能过上与生前相同的生活。在画像砖上所绘的形象生动的人物，大都是被埋葬者的仆人。他们为墓主捣米、造酒、制盐、采桑，连跳舞和唱歌的人也被画在砖上。因此推测被埋葬者可能是具有相当身份的人，但制造画像砖的人却是百姓，反映的也是百姓的生活。天理收藏馆收集大量画像砖一事，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个展馆的特征。与其他美术馆或博物馆不同，天理收藏馆有很多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收藏品。虽然现在像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那样有专门收藏特定领域物品的机构，可在这之前几乎没有这类展馆。例如中国的牌匾，在这个收藏馆中陈列着20世纪30年代北京市内的各种牌匾。这是半个世纪前在北京随处可见的东西，恐怕没有人想到要将其收集起来。与南方不同，北京有很多被称为塞外民族的蒙古、满洲人居住，因他们不懂汉字，故在牌匾上勾勒出物体的形状，用来表示这是什么店铺，要售出商品的特征。如何把这些特征表现出来是制作牌匾的关键，有时采用象征的表现方法。在这一点上，牌匾与画像砖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两者都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作为想表现生活的图形，牌匾和画像砖一样，牌匾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画像砖被埋入地下是再也看不到的东西。虽这么说，制作者也没有草率从事。因其被埋入地下，于是工匠还应有“永久保存”的意识，反而会更精心制作。如果是地上之物，坏了可以买新的补充，而地下的东西过后没有任何办法。画像砖是两汉时代的东西，公元前后人们相信死后的世界是生前的延续。战后发现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古墓虽没有画像砖，但埋藏的陪葬品的豪华程度仍令我们惊叹不已。如果不相信人会永远生存的话，就不会埋藏那样的物品了。工匠全力以赴，用虔诚之心制作了画像砖，并想把祈祷的愿望表现在画像砖上，因而在画像砖的背后或者里面，凝聚着生前人们的心愿。到了魏晋时代，画像砖被取而代之，在砖上绘画构成壁画的方式成为主流，而且佛教的影响也逐渐强起来。在日本举办的中国文物展上，展出过砖壁画的摹本，对此日本人也熟知。可是壁画能用笔和颜色相当自由地描绘，与此相比，要用模具和雕刻制成的画像砖则受许多因素限制。为了冲破这些束缚，制作者必须采用把握特征或者图形化等方法。因而制作者要在精神集中、充满祈祷的心情下从事工作。无论直接从事画像砖制作的工匠，还是委托工匠制作的人们，他们究竟期待什么呢？如前所述，他们祈求的是永恒的生命，而且认为这是现世生活的延长线。在汉代画像砖上有许多神仙的题材，在人们的意识中貌似人类的神仙，其存在要比普通人类出色得多。在物质和精神上，人们充满要延续比现世更加优越的生活愿望。另外，作为来世的友人，由出色的前辈和伙伴陪伴的愿望等题材也应被雕刻进神仙像中。例如，看到天理收藏馆中兽首柱形砖的兽面时，似乎会感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来世就连禽兽也要比现世的更为出色。为了给安葬在那里的人们引路，必须使其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在马王堆帛画上看到的叫“飞廉”的怪鸟，好像就有把被埋葬的人带去升天的任务，而且还想象出能吃掉不祥之物名叫“强梁”的神兽。画像砖上所雕刻的神仙、禽兽是人们以这个现世的东西为参照物，用虔诚祈祷之心创造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应该承认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天理收藏馆与其他博物馆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在于展品中以浓缩人的情感为重点。这一点在画像砖的陈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追求同世界人民心心相连的精神在那里连续流动着，我们为响应这种精神，不应只以好奇的眼光，而应以息息相通的目光来接触这些收藏品。

雪舟赴明朝之时 
1467年雪舟渡海赴明朝，那年明朝元号是成化三年。当时的皇帝成化帝刚过20岁，而且有语言障碍，讨厌与人见面。成化帝几乎将一切公务都委托给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皇帝外出时万贵妃武装随行，可谓女性居上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雪舟踏上中国土地。中国美术收藏家英国的戴维德夫人谈到那个时代说道：“学者和艺术家从引退到再次登场，讲究生活品位的时代又到来了。而且是艺术爱好家的皇帝和万贵妃倾心于艺术的时代。”(《成化的至宝》)景德镇的陶瓷最鼎盛时期为成化年间，对此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可23年的成化时代过去后，明代唯一的明君弘治帝继位，他毫不犹豫地关闭了景德镇的官窑。官窑完全忽视经济效益，一味地追求艺术上的满足，因此明君将其关闭是理所当然的。就绘画而言大概也有相同的背景吧。回想起来，雪舟是在最好时期赴明朝留学的。当时那里盛行临摹李唐、夏珪、梁楷等宋元时代巨匠的作品。在画院中，戴进和边文进等明初的名家弟子们指导晚辈。恰好是在那样的时代，在不惜金钱、推崇艺术至上的君主领导之下，雪舟一定能悠闲地钻研中国画。

飞仙图 
在法隆寺金堂的国宝药师如来像台座的镶板背面，发现了水墨画《树木飞仙图》。报纸用第一版报道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我一看到报上登载的插图，就感觉在哪儿见过，也可说是似曾相识的图案。在天空自由翱翔是人类的夙愿。像丘比特那样，西方的天使背上带有翅膀，用此来飞行。在东方，披上天衣好像就能在天空飞翔。羽衣传说中的天女，在她美丽的后背没有类似翅膀的奇异东西。西方的飞翔法显得逼真，颇具说服力。东方的天女，如往好处说，属于幻想性的；如往坏处说，不是过于理想化的想象吗？翅膀和天衣似乎表现了东西文化气质上的特征。有翅膀的天使出现在新疆米兰壁画的最东侧，而位于其东方的敦煌壁画上，则画有大量的飞天，都没有带翅膀，不过有不少似翅膀的天衣。画家在画飞天时，大概已意识到鸟类飞翔的道具就是翅膀。飞天在如来的净土上空飞舞、散花、奏乐、薰香等，以此来赞颂佛陀、守卫佛陀。飞天大都被画成女性的容姿。此次发现的画，有穿戴中国式衣冠的人物，无论怎么看都像男性。从服装来看像道教，如果是男性的话，就不像是歌颂佛陀在天上飞舞的飞天。在新闻报道中，差不多都将其写成“飞仙”或者“天人”，而避开了飞天这个字眼。道教、老庄以及神仙思想这三者各不相同。它们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完全相异的地方。台座镶板背面的画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这种解释也许无可非议，更何况中国佛教也并非不包含神仙思想。这张画，倘若是药师如来像台座镶板的底画，也许可视为道、佛混合的一个例子。从画的笔法来看，不是嬉戏的乱涂之作，而更像画的底稿。敦煌莫高窟第249窟是西魏(535—556)时修建的，除佛教神阿修罗以外，还画着中国传说中出现的西王母、东王公、风伯、雷神，以及青龙、朱雀、*、玄武四神兽。在相同的西魏第285窟中，画着中国开天辟地传说中的主角伏羲和女娲，显然这些不同的神或者怪物与佛教没有关系。这种例子不仅限于敦煌，在日本，例如在药师寺的药师如来像的台座上，也确实出现过四神兽。在接触异质文化时，人们将其与自己周围已有的、被认为是类似的东西暗自重合在一起思考，这肯定是自然的趋势。可认为这种方式与最近热烈讨论的“国际化”问题有关。在佛教传来初期，中国人将佛教与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当时认为这种思想起始于黄帝，亦称为“黄老”)相对照，然后又参照与老庄有关的道教。在用汉语翻译梵语经典的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中国式概念。后汉光武帝之子，是封为楚王的刘英(？—76)，当他被告以谋反嫌疑时，其兄明帝发布了否定嫌疑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由此可知，楚王是佛教徒，同时也是老庄的信徒。在中国皇帝中，最初信仰佛教的是后汉桓帝(147—167在位)，但据《后汉书》记载，他在叫濯龙宫的地方供奉着“祭祀浮屠和老子”，仍将佛教和老庄组合在一起。在《三国志》中有众多登场人物，其中清楚地记述为佛教信徒的是笮融(？—195)。他是江南人，曾修建过能容纳3000人的佛寺，还搞过浴佛会和施饿鬼等活动。在前文讲到的楚王刘英，被发配的地方也是江南。江南以前就是神仙思想、老庄思想渗透的地区。老庄的虚无观与佛教的无常观，虽说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但也有相似之处。佛教进入中国，在初期能引起强烈反响的地区一定就是江南。当接触完全异质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不知所措。哪怕在身边只有一点相似的东西，就会令人感到安心。无论何事也都能抓住头绪，肯定是这样的心情。回顾往昔，可发现极为相似的地方，会产生佛教和道教是否同根的想法。《史记》的《老子韩非传》中记有“不知其所终”的内容，这是说老子出国境后去向不明。所以出现了老子往西赴印度教化释迦牟尼，或是老子本人就是释迦牟尼等怪论，甚至还出现了题为《老子化胡经》的奇怪书籍。也许是付之一笑之谈，但实际上在印度诞生的佛教，或者在遥远的耶路撒冷被处刑的耶稣的教义，已成为我们东亚居民心中的精神支柱。*的穆罕默德所讲的*教也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广泛流传以至成为数亿人的信仰。我们应朴素地思考人类内心深处存在的相同源流。当听到不熟悉的演奏时，人们会在自己内心深处试图寻找能引起共鸣的音符。台座镶板背面的“飞仙图”是用轻快的线条勾画而成的，而现代人动不动就想细微地描画，“难道不能更豁达一些吗？”似乎感觉它对我们这样娓娓道来。

世界之宝：法隆寺 
我记得频繁地去奈良的时候是昭和十六年(1931)。那时我已考进大阪外语学校，从入学考试中解放出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住在神户，感觉能去奈良就证明自己长大了。当时我是喜欢历史和美术的少年，享受着激烈战争之前的短暂自由。在学生中流行彻夜行军的事儿，经常以奈良和橿原为目标长距离行走。而我更喜欢谁也不必顾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独行。去法隆寺大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周围的房屋没有现在这么多，通过悠闲的乡间小路，就能突然望见高塔。我很喜欢那样的环境。我喜欢法隆寺，是因为寺内没有沉香的气氛，还能嗅到“书香”(书籍的气味)的缘故。这个寺的别名叫法隆学问寺，那里有各种宗教团体，原本是进行研究的地方。据说，现存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是法隆寺保存的《百万塔陀罗尼》。平定了“惠美押胜之乱”后，称德天皇许下了愿，制作了塔高为4寸5分(约14公分)，塔底直径为3寸5分(约11公分)的100万座三重塔，按其命令在塔身中装入印在纸上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文，于宝龟元年(770)完成。100万座微型三重塔，是用制陶旋盘做成的木制品，塔尖的部分是插上去的，下部放进陀罗尼的印刷本。四种类型的陀罗尼经分别印刷了25万张。这100万座小塔各分为10万座，分别安放在大安、元兴、兴福、药师、东大、西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10大寺院，可现存的原物只剩下法隆寺保存的4万余座，这就是世界最古老印刷品的命运。实际上1966年在韩国庆州的佛国寺发现了印刷的《陀罗尼经》，虽没有标明年代，但据说可能比日本的百万塔更为古老。因为它使用了武则天创造的则天文字。但由于“圀”这个则天文字后来一直使用，所以?庖坏慊共荒苋范ㄋ舻氖贝?/p>日本的10大寺院，曾各收藏过10万座装有咒文的三重塔，现在只有法隆寺仅存4万余座，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免于战乱和天灾就充分表明了保护小塔和咒文的强烈意识。圣德太子被视为救世观音或如意轮观音的化身。据相传，安置在梦殿的救世观音像是按圣德太子的样子作的，到1884年佛诺罗萨美国东洋美术史学家。打开梦殿的门扉为止，救世观音像一直被视为秘佛。当然救世观音像与太子身高相等，同金堂的释迦三尊像一样属于北魏式。如果用中国的朝代来说明，圣德太子生活的时代相当于隋朝至唐朝初期。但当时法隆寺的气氛或者文物，无论怎样看都是北魏式的，这么说更易于理解。北魏属于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北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为推行汉化政策，还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服装。这种政策是文明开化的，禁止胡语和胡服，大概也应视为当时的国际化。日本圣德太子没有实行这种极端的政策，而以佛教为中心热心地推行文明政策。例如当时从百济等地有大量移民渡海来到日本，呈现多民族的国家形式。可能为了笼络民心，寄期望于佛教超越民族的理念。北魏迁都洛阳是494年，早于圣德太子时代约一百年。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太子出生于574年。当观赏法隆寺传世的《玉虫厨子》时，我反射性地想起敦煌的魏窟(例如第254窟)。《玉虫厨子》与画在佛龛上的《舍身饲虎图》属于相同题材的画。法隆寺的《玉虫厨子》中的虎，要比敦煌壁画上的更为出色。这是释迦牟尼前世的摩诃萨青王子为太子时，以跃身投向饿虎的故事为主题的壁画。敦煌壁画中的虎似乎饥饿至极，被画成像蜥蜴一样细长的样子。在中国那一地区有虎，而日本人应该连虎都没见过才对，却把虎画得那么像。释迦前世的故事“本生谭”，在当时一定不断地被人们口传，这在佛教界应该是共同的话题。如将这片广阔的区域称为亚洲，这就是东方与西方在精神上有共同点的证据之一。以法隆寺的释迦三尊为代表，飞鸟时代的各种佛像属于北魏式，梦殿的救世观音也是如此。从形式来看属于北魏风格，这是因为北魏的统治者将敦煌的工匠带到了大同，相同的宗教环境也扩展到这个地区，可以认为其中也包括法隆寺，然而令人感觉还不止这些。倭国五王与南朝的交往早在一百年以前就有，这应该对圣德太子时代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九州，有很多东西没有留下记录。例如传说中的“伏见之翁”这个神秘人物，好像一点也不会说日语且来历不明。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来自外国漂流民的身影。法隆寺不可思议之一是拥有百济观音像。其他初期的各种佛像都属于北魏式的，而这个百济观音像却是南朝系统所制佛像，为何这座佛像保留在法隆寺呢？据说没有任何记载。法隆寺的文物从飞鸟时代起，涉及到白凤、天平、平安、镰仓以后的江户时代。主要文物从正仓院文物的前一个时代，就相继保存下来。在集中保存这点上，使人联想到敦煌也是如此。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75年。关于敦煌的文物，被称为权威的是常书鸿先生，那期间他不在敦煌，我没能见到他。但当我们返程路过兰州时，常先生到省博物馆来迎接我们。我绝不会忘记那时他的第一句话：“法隆寺怎么样了？”他这么说道。好像凡是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挂念法隆寺。常先生的第一句话是对法隆寺的惦念，这使我深受感动。后来我们的话题涉及到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以及法隆寺因火灾(1949年)损失壁画等有关问题。的确，如只限于壁画，法隆寺与初唐的样式似乎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这类文物不论式样如何，都可以向世界人们传达一种“美”感。在大英博物馆，我看到各国文物像宾客一样受到保护时深受感动，并吟出“秘文名画乃万邦宾客”的诗句，作为我那时的随笔集书名。法隆寺已超越日本国界，变成世界的文物。我衷心祝愿世界之宝法隆寺，能够珍惜地传给世界人民及子子孙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