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请郭彧先生主讲《易图讲座》的按语

          　　自从孔子“韦编三绝”修纂《周易》之后，二千五百年以降，对《周易》的研究已发展为世界文化史中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易》学。《易》学研究在历史上出现的思想流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曾有一个概括：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而“《易》说愈繁”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国文化热带动的“《周易》热”中，已经达到了《周易》思想原理无所用其极的“繁无所繁”的地步，新的“易学思想体系”层出不穷，破译易学千古之迷的新闻经常见诸于报端和各种学术会议。这固然有运用现代西化思维方式所使然，更有现代学术浮燥、功利心态之趋使。然而，把《易》学的历史和逻辑进行统一，则会发现，“《易》说愈繁”，实为统续无宗所导致。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宪问》）、“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如果对孔子的这些话与“《易》说愈繁”的历史和逻辑进行哲学反思，就有理由认为，由于不理解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后世之士”不知孔子的《易》学思想，就必然形成“《易》说愈繁”的历史和逻辑。所以，《易》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推定孔子的易学思想和儒学之道。

          　　众所周知，宋代诸儒在复兴儒学中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曾以道统的理论建构和理学的哲学体系，书写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重要一页。表现在《易》学研究上，宋儒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易》图学的解释学系统，由此成为理学的内容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太极图、先天图、后天图与河图洛书为形式的对《周易》《经》、《传》有关内容的解释。这个系统越往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巍尉大观的图解整个《周易》的图书学系统。以至于在当代的《周易》研究中，经常有人援图以为说，作为著书立说的本体论根据。显然，“《易》说愈繁”不但表现在文字系统，而且又生成了更为歧出的图书系统。

          　　这样一来，对此进行的哲学反思则必然提出下述问题，《易》之为学，先有《易》之《经》《传》文字还是先有《易》图？《经》《传》是为了解《易》图而作还是《易》图为解《经》《传》而作？《易》图能否正确的解释《经》《传》？《易》图能够一以贯之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吗？《易》图是《周易》的本义吗？如果是，孔子为什么只立文字而不作《易》图？《易》图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原理？《易》图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究竟应当给出怎样的判释？显然，上述问题是当代易学研究应当解决的问题，并且对《易》学的正本清源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我们看到，关于《易》图，明清两代的易学家虽然作过一定研究，但由于没有正本清源的价值承诺，《易》图的基本问题仍然十分模糊。郭彧先生专攻《易》图之学已十有数年，其尤以考辨功夫见长，发前人之所未发，其《易》图之学颇具正本清源之功。为了推动当代《易》学研究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奠立基础，决定在“周易研究”栏目中增设“易图讲座”，聘请郭彧先生主讲。计划在每个星期日开讲，每周讲一个图，第一讲将在本月２５日举行，之后循序进行。希望读者利用这次机会，对易学史中的主要问题能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以为今后周易研究之参照。同时希望各位读者把要求、希望与问题写信告诉我们，改进我们的工作，共同推动易学研究向更深的层次上发展，为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贡献我们的力量。

          “周易研究”主编鞠曦

          2001年11月18日   


　　通行本《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与他经不同之处，即是先有卦象，而后系以卦、爻辞。清胡渭在《易图明辨题辞》中说：“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诸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针对《易经》而言，的确，历来人们就把六十四卦的爻画本身视为“易图”，而不就卦、爻辞的文字意义画出什么“图”。这《易经》的六十四卦爻画图象，就是《易经》本图。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易图”，几乎全是针对《易传》有关文字而画出的图。虽然六十四卦图象是“易图”，但是却是属于《易经》的图。《易传》本身全是文字，人们陆续作了一些“图”，目的也是为了“佐书之不能尽”。“看图识字”，图有直观形象的特点。既然其他五经的文字需要“图”，则《易传》的文字也需要用图。所以，片面强调《周易》“无所用图”，是胡渭出于他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发的议论。事实上，胡渭之后，人们还在用图，甚至还在不断地画出新的“易图”。《易经》有六十四卦图，的确可以“无所用图”，《易传》全是文字，需要“用图”佐其不能尽。

            　　宋人郑樵在《通志》中说：“《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又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易传》文字作了一些“易图”，也是情理中事。至于所作之图的“水平”，自然是有高亦有低。关键则在于“学者”如何“为学有要”，有选择地索象。

            　　《易经》之有图，当在有文字之前，卦、爻辞是系于六十四卦图象之后的。《易传》之有图，也很古老。绝不是如同清代四库馆臣所说，是“至宋而象数中复歧出图书一派”。事实上，只不过是宋代人所作“易图”较多，并且能大量保留下来而已。有关《易传》之图，当然是先有文字而后出图。至于有的古人认为《易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圣人则了什么“黄河”所出之图与“洛水”所出之书而画卦，那只是他个人的理解而已。我们“为学有要”，就是要通过对“易图”的研究和分析，弄明白古人的图和图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

            第一图：易经本图

            　　我们把《易经》中的文字去掉，就会得到六十四卦的“易经本图”。又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则上经可画出十八个卦象，下经亦可画出十八个卦象。这样一来，就会得到上面所列的图。该图六十四卦的次序是：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因为《易传》中的《序卦》是就《易经》六十四卦的这一次序而系的文字，所以后人就称此图为“序卦图”。从正本清源的角度来说，去掉《易经》中的文字，只留下六十四卦图象，这样的图是最早的“易图”，是早于通行本《易传》文字的图。《序卦》的文字是后出的，虽然其叙述卦义依照了通行本《易经》六十四卦的次序，但是“图”却是《易经》中早已存在之图，并非是依照《序卦》文字所出之图。所以，称之为“序卦图”是有商量的。

            第二图：《易传》本图

            　　《易传》有十篇文字，通常称作“十翼”。“十翼”之名，当附为《易经》羽翼之义。“传”学为注解“经”学而作。传说“十翼”出于孔子，所以其地位很高，就一直与《易经》合为一体，而称作《周易》流传下来。

            　　《易传》全是文字，我们所谓的“易传本图”，其定义是：《易传》中的有关文字是据有关之图而写出。也就是说，先有了有关的图，而后方有有关的文字。这样的图，我们目前只能找到一幅。这就是《说卦》中一段文字所表达的“易图”。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言：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我们从《说卦》这一段文字的描述可知，八卦是有方位属性的，而且是在《说卦》成文之前就有这样的方位布局。有卦画图象的方位布局，就是一幅图。其次序是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

            　　《管子·四时》曰：“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南方曰日，其时曰夏；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北方曰月，其时曰冬。”《说卦》所言八卦方位，震居东方，为春季，所以“万物出乎震”；离居南方，为夏季，所以“万物皆相见”；兑居西方，为秋季，所以“万物之所说”；坎居北方，为冬季，所以“万物之所归”。

            　　《帛书·要》曰：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

            　　从孔子这段话中可知，他是就一幅八卦方位图说话。《益》下震上巽，自初爻上行到上爻，是自震顺时针右旋，自春季流行到夏季，故有“春以授夏之时”与“长日之所至”之说；《损》下兑上艮，自初爻上行到上爻，是自兑顺时针左旋，自秋季流行到冬季，故有“秋以授冬之时”与“成夕之所至”之说。显然，孔子这里就《说卦》所言八卦方位图说话，就说明这样的八卦方位图是早就存在着的。宋人依据《说卦》有关文字，画出了这样的八卦方位图，并命名为《帝出震图》，只不过是把原图复原而已。在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的人提到了这样的八卦方位。如《周髀算经》：“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他如《黄帝内经》、《神异经》、《十洲记》、《淮南子》、《易乾凿度》、《易通卦验》、《春秋考异邮》等等，都有关于这样的八卦方位的描述。今见唐代的铜镜实物（藏陕西省博物馆），其背面就有这样的八卦方位图案，而《重修宣和博古图》载隋十六符铁鉴和唐十二辰铁鉴等，其背面也有这样的八卦方位图案（见下图）。《道藏·洞真黄书》（自说出东汉安帝元年，公元142年）所载二幅《八卦九宫图》，其八卦也是这样的方位布局（见下图）。

            　　自宋代邵雍说“乾坤纵而六子横”（见《观物外篇》）之后，人们作出了“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艮西北，震东北，巽西南”的八卦方位图，并有人称之为“先天八卦方位图”，于是《说卦》所言的这幅八卦方位图，就被有的人称之为“后天八卦方位图”。从图出世的时间上说，却是“先天八卦不先，后天天八卦不后”。至于邵雍称这样“震兑横而六卦纵”的图为“文王八卦”，则是因为他把“乾坤纵而六子横”图称之为“伏羲八卦”。在邵雍之前，并没有什么“文王八卦”的称谓。

            　　我们以上所列“易经本图”与“易传本图”二图，完全是从《周易》开卷之后得出的易图。虽然一是明显的，一是隐含的，但却都是《周易》原本应该有的图。有人说，《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一段文字，也是说的一幅“八卦方位图”。这其实是宋代邵雍的意见。他说：“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见《观物外篇》），于是就有了“乾坤纵而六子横”的八卦方位图。然而，他又说：“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如此，“乾坤纵而六子横”的八卦图就不能说是一幅二维平面图，而应该是三维立体图。“乾坤定上下之位”，即是乾上坤下的“天地定位”，而不是“乾南坤北”的“天地定位”。“乾坤纵”是说上下的方位，“六子横”是说平面的方位。正确理解邵雍这一段话，原来平面上只是有六卦（震对巽为一横，坎对离为一横，艮对兑为一横，是为“六子横”）。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伏羲八卦方位》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并不是邵雍的原话，是朱熹间接引用他自己所理解的邵雍“本意”。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一引用断句作：“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关于朱熹对三大易图的改造问题，我们在以后的讲座中会涉及到。）

            　　思考题：

            　　1、所谓“后天八卦”的称谓，有什么不妥？

            　　2、所谓“序卦图”，是就《序卦》文字所出之图吗？

            　　3、《序卦》是叙述六十四卦相互关系的文字，它“序卦”的次序是如何来的？

            　　4、为什么说《说卦》“帝出乎震”一节，是根据早有的“八卦方位图”而立说？

            　　5、《说卦》“天地定位”，是“乾南坤北”的定位吗？   


　　在人们用竹简记录文字的时代，一般来说是把图画在皮革、丝帛上，或刻在石头、铸在铜器上。因为制图的载体问题，当人们传抄“书籍”时，又往往是弃图不录。于是，“以文说图”就是汉代“书籍”的特点。
            　　我们今天见黄奭所辑汉人解说《易经》的“易纬”著作中，就有《易通统图》、《易通卦验玄图》、《易坤灵图》、《易稽览图》。在这些书中，有的就是“以文说图”。今试举几例。

            　　《易通统图》：

            　　日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

            　　日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陆；

            　　日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陆；

            　　日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陆。

            　　东方，属木，青色，数八，配春；南方，属火，赤色，数七，配夏；西方，属金，白色，数九，配秋；北方，属水，黑色，数数，配冬。这样的思想见于《吕氏春秋》前十二卷“四季”纪中，而早在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有“木青”、“火赤”、“金白”、“水黑”之说。如果把《易通统图》之说画于地上或沙盘中，这就是一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流行图。而且是有五行、成数、方位、颜色内涵的“图”。所以称之为“易通统图”，隐喻着“震为木”配东方；“坎为水”配北方；“离为火”配南方；“兑为金”配西方，这就是《易传·说卦》中“帝出震图”的四正卦方位图。这就是早期简单的卦气易图。

            　　《易坤灵图》：

            　　乾居西北。乾用事，万物蛰伏。

            　　伏羲作《易》，无书，以画事。

            　　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发于孟春，毕于孟冬。

            　　五帝：东方木，色苍，七十二日；

            　　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

            　　中央土，色黄，七十二日；

            　　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

            　　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

            　　“乾居西北”，是言《易传·说卦》“帝出震图”的方位。“以画事”，是说先有图画后有文字。“五帝”说，与“五德”说吻合，有五行、五色，配一年360日。四季各分孟、仲、季，十二节配十二地支和八卦。阳气发于孟春，出于东北即是艮卦方位，流转至仲夏最盛，至孟冬而毕，入于西北是乾卦方位。也是早期简单的卦气易图。

            　　《易稽览图》：

            　　甲子，卦起《中孚》。

            　　唯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

            　　六日八十分之七。

            　　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复》生坎七日。

            　　消息及四时卦，各尽其日。

            　　诸卦气，寒、温、清、浊各如其所。

            　　《小过》《蒙》《益》《渐》《泰》寅

            　　《需》《随》《晋》《解》《大壮》卯

            　　《豫》《讼》《蛊》《革》《夬》辰

            　　《旅》《师》《比》《小畜》《乾》巳

            　　《大有》《家人》《井》《咸》《姤》午

            　　《鼎》《丰》《涣》《履》《遯》未

            　　《恒》《节》《同人》《损》《否》申

            　　《巽》《萃》《大畜》《贲》《观》酉

            　　《归妹》《无妄》《明夷》《困》《剥》戌

            　　《艮》《既济》《噬嗑》《大过》《坤》亥

            　　《未济》《蹇》《颐》《中孚》《复》子

            　　《屯》《谦》《睽》《升》《临》丑

            　　《坎》六、《震》八、《离》七、《兑》九，以上四卦者，四正卦，为四象。

            　　卦，六日七分。每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

            　　冬至，冰益壮，地乃坼，鶡旦不鸣，虎乃交，日短至，阴阳争。

            　　小寒，万物运，芸香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

            　　（大寒），水泉滋，雁北乡，鹊始巢，鸡始乳，雉乃雏。

            　　立春，风解冻，虫启蛰，鱼上冰，獭祭鱼，鸿北乡。

            　　………

            　　立冬，水始冰，地始冻，雉为蜃。

            　　这里的大部分文字是在说六十四卦的卦气图。以四正卦二十四爻当二十四节气（可以作出《四正卦图》），余六十卦，当一年360.25日。又配以七十二候。宋人李溉的《卦气图》（见下图，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就是主要本《易稽览图》之说所出之图。

            　　六十卦之配，是以十二“消息卦”（也称辟卦）配月为主卦，居末位。如，寅正月五卦的次序是：《小过》《蒙》《益》《渐》《泰》。卯二月五卦的次序是：《需》《随》《晋》《解》《大壮》。十二消息卦，《复》一阳，《临》二阳，《泰》三阳，《大壮》四阳，《夬》五阳，《乾》六阳，《姤》一阴，《遯》二阴，《否》三阴，《观》四阴，《剥》五阴，《坤》六阴。配于十二月，可形象表明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过程。这就是最初流行于西汉的“十二消息卦气图”。

            　　十二消息卦又称“十二月卦”。据唐一行《卦议》说：“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十二消息卦，《复》至《乾》为消卦，《姤》至《坤》为息卦。

            　　在每一辟卦之前加上四卦，一月中就有五卦，每卦当六日七分。所谓“七分”，是把一日分作八十分，占其七分。如此，六十卦就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365.25日）。如此，又可以作出《卦气六日七分图》，配以七十二候，又可以作出《卦气七十二候图》。

            　　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组合，即得六十花甲子。甲子，卦起《中孚》，是以《中孚》当十一月中（冬至）卦。《易稽览图》有以四正卦配二十四气的文字。可推出：甲子，卦起《中孚》，当冬至，十一月中。己巳，卦起《升》，当大寒，十二月中。甲戌，卦起《渐》，当雨水，正月中。己卯，卦起《解》，当春分，二月中。甲申，卦起《革》，谷雨，三月中。己丑，卦起《小畜》，当小满，四月中。甲午，卦起《咸》，当夏至，五月中。己亥，卦起《履》，当大暑，六月中。甲辰，卦起《损》，当处暑，七月中。己酉，卦起《贲》，当秋分，八月中。甲寅，卦起《困》，当霜降，九月中。己未，卦起《大过》，当小雪，十月中。这实际上是以甲子计《中孚》第一卦，卦气始起于冬至，至癸亥计第六十卦，为《颐》。

            　　虽然李溉《卦气图》是本《易稽览图》而出，但是却有不同。是图以十二月卦之七十二爻分主七十二候，这是明星与《易稽览图》的不同之处。又是图虽然没有“内外侯”之分，但是以“辟”、“侯”、“大夫”、“卿”、“公”配卦，亦不全见于《易稽览图》。《易稽览图》只是在四正卦爻配二十四气“文字图”中出“公”、“侯”卦。把六十卦中的十二“侯”卦分作“内外”，即增加十二卦而成七十二卦，正好用于配七十二候。这样的图表见于唐一行《大衍历》。在汉代《易稽览图》中还没有如此分法，似乎还没有把七十二候配入卦气图。清惠栋《易汉学》中所列《卦气六日七分图》是本于《易稽览图》之图说所出之图。至于民国杭辛斋《易楔》中所列《卦气六日七分图》，乃杭氏“集大成”之图。

            　　我们于此讲中涉及到汉代易图，而且主要讲了汉代可能有的“卦气图”（“八卦卦气图”、“四正卦卦气图”、“十二消息卦气图”、“六日七分卦气图”、“七十二候卦气图”等）。这是以今见诸多“卦气图”，以“知来者逆”的方法推定的。汉代当有如此类型的“卦气图”，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已。《易稽览图》等书籍“以文字说图”的事实说明，汉代应该有各种式样的“卦气图”存在。

            　　思考题：

            　　1、为什么我们说汉代应该有“卦气易图”的存在？

            　　2、汉代的“卦气易图”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3、以数字、五行配卦方位之图，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易图讲座答疑（一）

            　　网友来信

            　　郭彧先生赐鉴：

            　　学生有若干问题请教。1．“有去、有补”在太极图形成过程中的依据或意义是什么？2．先生对邵雍的“乾坤纵而六子横”的八卦三维观态度？您的太极图说与其有没有关联？在下对太极图的真实内涵感到疑惑，太极图客观存在吗？是物质吗？还是根据需求画出来的图形？它与“符咒”、“符号”乃至与卦画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和区别？恳请赐教为盼！

            　　恭颂

            　　秋安！

            　　滴水拜上

            　　郭彧先生答疑

            　　“滴水”先生：

            　　首先，谢谢您对拙文的阅读并提出问题！您就所谓“阴阳鱼太极图”提出的问题，我作如下的答复。

            　　（1）关于拙文中推定“阴阳鱼”图来自杨甲《伏羲八卦图》的三图与四图，说到了“有去、有补”的问题。说详细一些，就是把“巽”卦初爻的里一半黑反补于“震”卦初爻的里一半白处；把‘离’卦中爻的外一半黑反补于“坎”卦中爻的外一半白处；把“兑”卦上爻的外一半黑反补于“艮”卦外一半白处。这样一来，就会看起来“阴阳消息”通畅，而且仍不失“巽”、“震”、“离”、“坎”、“兑”、“艮”六卦的“阴阳爻”表意（如“巽”卦的初爻虽取原弧型块的一半，但仍可视作“阴爻”，中爻变成一个半弧型块，亦可看作是“阳爻”，它可类推）。关于“依据”：一是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出于北宋。《朱子语类》说：“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这便是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滥觴；二是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中的《伏羲八卦》与《伏羲六十四卦》二图均是以黑白块作成的；三是林至《易禆传》中的《太极一变图》至《太极三变图》是用黑白弧型块作成的。“阴阳鱼”图只不过是林至《太极三变图》进一步的演变而已。

            　　（2）关于“阴阳鱼图”的存在问题。如果说它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有人画出来并流传下来，就不能否认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说这是上古就有的图或说这是陈希夷之图，则就不是“客观存在”的了。关于是“是物质”还是“根据需要画出来的”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肯定不是“物质”的，而是“意识”的。它也不是客观上有什么需要，只是有人为着形象表达“阴阳消息”，在前人“易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衍出来，为着“故神其说”，反末为本而已。至于有人说“脑电图”、“星云”有这样的“阴阳鱼”图形，这仅是附会而已，并不能就此说“阴阳鱼图”是“物质的”。

            　　（3）关于此图与“符咒”、“符号”的“本质联系”与“区别”问题。我们今天所见《抱朴子》中的“符咒”，多是文字的变形（也见于《道藏》中的其他典籍）。而用以替代八卦原本符号的黑白块，则仅仅是“符号”的变种，并不见有用这样“符号”构成的“符咒”。既然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就谈不上什么“区别”了。如今人们在有的电视剧里看到道士的服装上有“阴阳鱼图”，作法的道坛上也画有这样的图。我们应该知道：明代英宗时集结的《正统道藏》里，虽然有许多图，可就是没有这样的图。

            　　今天就您提出的问题，仅作以上答复。希望我们今后可以多多在孔子2000网站上交流意见。

            祝好！

            郭彧

            2001年11月29日   


　　唐一行《卦议》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见《新唐书》卷二十七）可知，西汉时应该有“十二月卦图”。汉人称《易经》六十四卦中《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这十二个卦为“月卦”（也称“辟卦”）。即谓“十二月卦”，就分明是以其围成圆图而说“卦气”。
            　　在地球北回归线以北的温带区，有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生活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人们方能以这十二个卦的阴阳爻，形象地结合一年四季十二月的冷暖变化而去描述气候，这就是“卦气易图”出台的依据。既有用十二个卦的“卦气图”，向前发展就有用六十四卦构成的“卦气图”。“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从一行此说中，我们可知，到了京房之时又以六十四卦构造“卦气图”，而其真正的用意则在于附会人事。很明显，不管是什么样的“卦气图”，既然是表明“四季”变化，只是适用我国一定的地区。至于地球赤道、南温带、南北寒带那些地区，就是不适用的。

            　　“十二月卦图”出台以来，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今天所见元、明、清三代的一些易图，有的就是从“十二月卦图”演变而来的。（见下列诸图）

            　　以上左图是直接用十二月卦构成的圆图，右图则是以黑白点替代卦爻符号所作的《卦爻律吕图》（此图见于宋代杨甲《六经图》。图中连线是笔者所加）。从黑白点数的多少所表明的“阴阳”变化来看，右图就比左图形象得多。

            　　以上右图是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符号构成的“十二月卦图”（见于元代胡一桂《周易启蒙易传》），左图则是右图的进一步演变之图（见于明代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从“阴阳消息”的角度看，左图就比右图“流畅”得多。

            　　上图是明来知德列于《周易集注》卷首之图。很明显，这样的图是从胡一桂、韩邦奇之图演变而来。然而，来氏自视此图甚高，曰：“此圣人作《易》之原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寓乎其中。孔子系《易》首章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形上’、‘形下’数篇，以至于‘幽赞于神明’一章，卒归于‘义’、‘命’，皆不外此图神而明之。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我矣。或曰：‘伏羲、文王有图矣，而复有此图，何耶？’曰：‘不然。伏羲有图，而文王之图不同于伏羲。岂伏羲之图差耶！盖伏羲之图对待，文王之图流行。而德之图不立文字，以天地间理气象数不过如此，则兼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于伏羲、文王之前。’”

            　　上图见于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据说是高氏所得来知德旧图。从此图看，是用以表达“十二月卦”阴阳流行之义。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表意。这样的“梁山来知德圆图”是从“十二月卦图”演变而来的。

            　　上图是清胡煦所作《循环太极图》（见于《周易函书约存》）。胡氏自注此图曰：“此图成于庚寅三月夜寐时。注想阴阳回旋，相须互根之妙。以两手四指交互之，而得此图之意，爰亟起而图之。”此图只是在“梁山来知德圆图”加了上下两条线，外加画“先天八卦”而已。说到底，都是从“十二月卦圆图”演变而来之图。

            　　这样的“阴阳鱼”图，没有黑白“鱼眼”，是从“十二月卦图”演变而来的。而有黑白“鱼眼”之图，则是从“先天八卦图”演变而来的。其“白眼”是离卦上爻的变形，“黑眼”是坎卦上爻的变形，并非如同胡渭所言，“白眼”是坎卦中爻，“黑眼”是离卦中爻。

            　　以上我们讲解了汉代“十二月卦图”及其演变诸图。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汉代的实图。从“图形”载体的角度说，汉人既然有有关的文字纪录，当时就应该有这样的图存在。即便是画在地面上，也是“图”。

            　　我们从“十二月卦图”到“循环太极图”的演变，可以了解“易图”的一般演变过程。这一过程说明，有些“易图”越来越“形象”，也越来越“神”，甚至于画图的本人也不清楚它的本源所在。来知德、胡煦的“图说”，就是一例。

            　　思考题：

            　　1汉人想用“十二月卦图”说明什么？

            　　2从“十二月卦图”到《循环太极图》是如何演变的？   


　　一 汉代的“九宫算”图
            　　汉代徐岳《术数记遗》：“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我们准此，即可得到《九宫算图》（见下图）。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九宫”之法用之多端。汉代时有“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太一下行九宫”、“太一坛”等，是于占、术、算、医、纬、建等方面的应用。

            　　《易乾凿度》曰：“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阳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宫。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以言无偏也。自此而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所行即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序而为一周。一周之后还于中央，再行又从一始。后来，这样的“行”法被道家称之为“禹步”，据说到一定时候行者本身就会“隐形”。就是这样，“九宫”图与八卦结合起来，而有“九宫八卦图”的出台（见第一讲中之图）。术数《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就部署在这样的“九宫八卦图”上。

            　　今天，我们从数学的角度看《九宫算图》，那只不过是一简单的“数阵”（也称“幻方”）。因“九宫算”图纵、横、对角三数之和皆为十五，又《易》数九与六、八与七之和为十五，所以此图与《易》有所挂钩。

            　　徐岳曰“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是因为古人赋予了一至九数的五行和方位属性。一、六为水，七、二为火，九、四为金，三、八为木，五为土。从图中看，一六→七二→九四→三八→五→一六……，的确为一数字循环，而且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五行相克循环。方位是：水数一居北，水数六居西北，火数七居西，火数二居西南，金数九居南，金数四居东南，木数三居东，木数八居东北，土数五居中央。

            　　“九宫”占术在汉代初期就有应用。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是汉文帝时的器物。当时《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见下图，图中文字原为篆字）

            　　我们看这样的“九宫术”图，是与八卦相配之后，方会与《周易》有所关系。如果仅是《九宫算图》，就只是数字式图象，其含意不过是数与五行、方位的配合，与《周易》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我们在这一讲中之所以要拿出汉代“九宫”数字式图象，为的是要说明后来出世的“易图”。如果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点替代，那就是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谓的“河图”，也是朱熹《易学启蒙》中所谓的“洛书”。

            　　二 汉代的“五行生成数”图

            　　《易传·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这里说了十个数，一至五，是五个生数，五个生数各与五合而得六至十，是谓五个成数。

            　　汉人对这十个天地之数有一定的解释。如郑玄就说：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礼记正义·月令》引）

            　　按郑玄此说，我们即可画出“五行生数图”和“五行成数图”：

            　　如果把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点替代，就得到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列“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二图。如果合为一图，就是李觏于《删定易图论序》中所列的《洛书》，也就是朱熹《易学启蒙》中所列的《河图》。

            　　《易传·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宋人在解释这一句话时，就以具体的“河图”、“洛书”去解说“圣人”（指上古伏羲氏）则之画卦的过程。北宋初刘牧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换成了黑白圆点，作出了《河图》，说这就是上古伏羲时龙马从黄河中负出的图，伏羲氏则这样的图画出了八卦；又把“五行生数图”与“五行成数图”中的数字换成了黑白圆点，作出了《洛书》，谓这样的“河图”与“洛书”并出于羲皇之世。到了南宋朱熹作《易学启蒙》，又说刘牧所谓的“河图”是上古时神龟从洛水中背负出来的，应该称之为《洛书》，刘牧所谓的“洛书”是上古时龙马从黄河中衔负出来的，应该称之为《河图》。是刘牧“臆见”，易置了“图”和“书”。因此，宋末元初的道士雷思齐于《易图通变》中说：刘牧是“妄人”，而朱熹是“妄人中之妄人”。

            　　思考题：

            　　1以汉代“九宫算图”比较宋人的“河图”（或“”洛书），二者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

            　　2以汉代“五行生成数图”比较宋人的“洛书”（或“河图”），二者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

            　　3以《尚书·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说来看“五行生成数图”及其衍图，刘牧称之为“洛书”与朱熹称之为“河图”，谁的叫法贴近于“天锡禹九畴”之说？

            　　4雷思齐的话，说得对还是不对？   


　　北宋时学者晁以道（景迂），于神宗元丰年间得“文字颠倒，舛讹不可训知”的《京氏易传》。经“三十有四年”的“服习”，“乃能以其象数，辩证文字之舛谬”。私识之曰：“是书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变而六十有四。于其往来升降之际，以观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晁氏所谓“凡八变而六十有四”，即是指出于京房的“八宫说”而言。今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之《京氏易传》卷下末有一列表：
            　　乾 姤 遯 否 观 剥 晋 大有

            　　震 豫 解 恒 升 井 大过 随

            　　坎 节 屯 既济 革 丰 明 夷 师

            　　艮 贲 大畜 损 睽 履 中孚 渐

            　　坤 复 临 泰 大壮 夬 需 比

            　　巽 小畜 家人 益 无妄 噬嗑 颐 蛊

            　　离 旅 鼎 未济 蒙 涣 讼 同人

            　　兑 困 萃 咸 蹇 谦 小过 归妹

            　　这是首以乾父统三男，坤母统三女为本宫卦（八纯卦）；次变本卦初爻得一世卦；次变本卦初、二爻得二世卦；次变本卦初、二、三爻得三世卦；次变本卦初、二、三、四爻得四世卦；次变本卦初、二、三、四、五爻得五世卦；次变五世卦之四爻得游魂卦；次变游魂卦初、二、三爻得归魂卦。如果在此表内加入六十四卦的原本符号，就得到下面的“八宫卦次图”。

            　　上图是明代学者钱一本《象抄》中所列的《八卦变游归宫之图》。下图则是宋代学者杨甲于《六经图》中所列《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其实这些图都是据《京氏易传》内容演变而出之图。

            　　从易图的逻辑划分看，这样的图可归入卦变图一类。从“循名以责实”的角度看，可称之为“易”图的，当是由《易经》六十四卦符号（或八卦符号）构成的图。从易图学发展的历史看，所谓“易图”的内涵及外延，均有所变化。既有卦爻符号之图，又有数字之图；既有实象之图，又有抽象之图；既有文字之图，又有黑白块符号之图。可见，“易图”的定义有两种，一是狭义的，一是广义的。我们尊重“易图学”的发展历史，从广义的角度去讲“易图”。

            　　京房有地、人、天、鬼“四易”之说：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易传·系辞》有“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之说，京房所谓“鬼易”似依此说而出。这样的“八宫卦次图”，至今在民间仍有所应用。术数的“纳甲装卦法”所用“八宫”即此卦次，所谓“八宫六十四卦全图”亦即此图而演变。

            　　思考题：

            　　1如何看京房“八宫卦次”所表现出的“阴阳消息”？

            　　2与八宫说关系密切的是世应说和飞伏说。您有所了解吗？   


——从《道藏·周易图》中的两幅图说起

            　　明英宗十年（1445年）结集而成的《正统道藏》中有《周易图》一书。是书约成于南宋末期，所集之图大部分是杨甲《六经图》易经图（名《大易象数钩深图》）和郑东卿《周易疑难图解》之图。其中，陈抟的《帝出震图》和范谔昌的《四象生八卦图》，却是两幅早出于北宋年间而不为人们有所注视之图。

            　　一般讲“河图洛书”、“先天图”和“太极图”这三大易图的传承，都要提到陈抟（字图南，号希夷先生）和范鄂昌。我们先把这两幅图展现出来，或许会对弄清三大易图的来龙去脉有所帮助。

            一 陈抟的《帝出震图》（见下图）

            　　图说：希夷曰：“正位称方，故震东、离南、兑西、坎北。四维言位，故艮东北、巽东南、乾西北、坤西南。坤独称地者，盖八方皆统于地也。兑言‘正秋’亦不言方位者，举正秋则四方之主时为四正，类可见矣。离称‘相见’，以万物皆见于此也。兑称‘说言’者，以正秋非万物所说之时，惟以兑体为泽者，物之所说而不取其时焉。艮称‘成言’者，以艮之体终止万物，无生成之义，今以生成初言者，以艮连于寅也，故特言之。坤加‘致’字者，以其致用于乾也。触类皆然。”

            　　我们从此图与说中可知，图是本《说卦》而出，说是为解《说卦》而言。《宋史·隐逸传》说陈抟“好《易》，手不释卷”，这一图及说正是他本《易传·说卦》“手不释卷”的心得。所谓“心得”，自然有他自己的体会，图中加一“帝”字并有五空心圆点，注曰“主造化之尊称，即天五也”，正是本于《尚书·洪范》“次五曰建用皇极”之义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陈抟在这里只是以图与说解释《说卦》的有关文字，并没有相对于“先天八卦图”而称此图为“后天八卦图”。又其作图元素有空心圆点，则与后来刘牧《易数钩隐图》的作图元素相同（如果将此图的八卦标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六八为足”的黑白圆点，即得《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第四十九》图）。

            　　此图即为南宋郑樵《通志》“记有”的“陈希夷易图”。是我们所见唯一出于陈抟的易图。后人因陈抟以五个空心圆点为奇数“天五”，以实心圆点为偶数二、四、六、八、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既有图中标以“天五”之易图，再全出“九宫数”之图，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称之为“河图”，或称之为“洛书”，则又是称者的个人体会而已。刘牧称之为“河图”，自有他自己的“道理”。然而，“建用皇极”出于《洪范》，而相传《洪范》又是箕子叙“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时又有人说“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这大概又是称之为“洛书”的“道理”所在。无论他们的“道理”如何，我们由此倒可以得知：陈抟此图正是后来“河图”或“洛书”之源。也正因为有如此名份之争，恰说明陈抟没有传出什么“河图”与“洛书”。

            二 范谔昌的《四象生八卦图》（见下图）

            　　图说：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

            　　汉时既有“分土王四季”之说。从图中看到，在四正方各画有五个空心圆点。生数一加五为成数六居北方；生数二加五为成数七居南方；生数三加五为成数八居东方；生数四加五为成数九居西方。这就是所谓的“四象”之数。《易数钩隐图》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图，正是以此四数的黑白圆点构成之图。

            　　范氏说“四象生八卦”，四正卦坎、离、震、兑各是“三画”，四象数六、七、八、九所余之三、四、五、六，正是乾、巽、艮、坤四维卦的卦画数。《易数钩隐图》之“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图，正是以乾三、坎三、艮五、震三、巽四、离三、坤六、兑三之黑白圆点构成之图。可见，《易数钩隐图》的“四象生八卦”说是来自范谔昌。（见下图）

            　　《周易图》中所列范谔昌之《四象生八卦图》，正是郑樵《通志》“记有”的“易源流图”。也是宋末元初雷思齐于《易图通变》中所言“范谔昌所著《大易源流》”中的“龙马负图出河，羲皇穷天人之际，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定地上八卦之体”的“河图”。“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未”，从雷氏所述范氏说中可知，范鄂昌所谓的“河图”是五十五数，又不同于以九宫数所成四十五数之“河图”。从《四象生八卦图》中看到，四正方仅是六、七、八、九之“四象数”，而以九宫数所成之“河图”，其四正方为一、九、三、七之数。由此可见，时至范鄂昌仍没有以九宫数为“龙马负图出河”之“河图”。到了刘牧著《易数钩隐图》时，虽以九宫数为“河图”，然仍以四正方布以六、七、八、九数为“河图”之“四象数”。这就说明，刘牧的“河图”与“洛书”并非完全传自范鄂昌，而是有其自己的“发明创造”。

            　　北宋末邵伯温说种放传陈抟“象学”给许坚，许坚又传范鄂昌，之后是“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见《易学辨惑》）。则知是南方三衢刘牧得范氏“象学”之传。南宋的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中说，四十五数的“河图”是由陈抟传下来的，经种放、李溉、许坚、范鄂昌，四传而至刘牧。从以上二图的分析中可知，谓三衢刘牧得陈抟“象学”之传似可，谓其得陈抟的“河图”之传则不可。

            　　思考题：

            　　1北宋，有“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与“三衢刘牧”、“字先之”、“兖州观察推官”之说。是一人还是二人？

            　　2四十五数的“河图”是传自陈抟吗？

            　　3一些学者在叙述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时，直接引用朱震之说，而谓“河图”、“洛书”、“阴阳鱼太极图”、“先天”等图皆来自陈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学术上的策略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易数钩隐图》

              （一）

              　　北宋太常博士彭城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自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今见《道藏》三卷本《易数钩隐图》，自卷一“太极第一”至卷二“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是“凡五十五位”之四十六幅图。终二卷至“遯卦第四十八”。卷三又出七幅图，其中方有“河图”、“洛书”之名。依其自序所言，是以天地五十五之数“点之成图”，目的是为了阐述“象由数设”，特别是要由此见“四象”所由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新注周易十一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有诏奖之。田况为之序。又有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北宋仁宗，公元1023年至1063年在位，庆历为公元1041年至1048年。时有宋咸，著《王刘易辨》二卷，维护王弼而驳斥刘牧。自序有“业刘者实繁，谓刘可专门，王可焚窜”之语。其序作于定康元年（公元1040年），可见当时“言数皆宗之”，似当在朝廷“有诏奖之”之前，就是已形成之态势。（其太极至八卦四图见下）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上四图，就是刘牧“以数明象”从太极画到八卦之图。

              　　“太极第一”图是以五个白点与五个黑点代表十个天地奇偶之数。以表示“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之义。

              　　“太极生两仪第二”图，上一，下二，左四，右三。以表示“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画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画地右动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

              　　于“天地数十有五”、“天一生地六”、“地二上生天七”、“天三左生地八”、“地四右生天九”五图之后出“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图以六、七、八、九为“四象”，并于图说中针对先儒以金、木、水、火为四象，说“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亦不同意以实象、假象、义象、用象为四象之说，又特别指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不是四象，是“此四事，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并从“象与辞相对之物”的角度，说此四事不过为“爻卦之下辞”，而非“爻卦之象”。

              　　“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图说：“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此图四正卦为下坎，上离，左震，右兑，四隅卦为乾、坤、巽、艮（为《易传·说卦》所言八卦方位）。水数六取“三画”配坎，余“三画”为乾；金数九取“三画”为兑，余“六画”为坤；火数七取“三画”为离，余“四画”为巽；木数八取“三画”为震，余“五画”为艮。四正卦皆“三画”，四隅卦则与本卦画数同。

              　　从“象为爻卦之象”及“象由数设”的理论出发，“以二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为“易有太极”之象，进而“天左旋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取地二地四之位”为“是生两仪”之象，进而以天五合一、二、三、四而得六、七、八、九为“两仪生四象”之象，进而分四象六、七、八、九之数为八卦之画为“四象生八卦”之象。这就是刘牧《易数钩隐图》开卷所明之义。

              　　其后“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是黑白点五十五位图，“天数第十二”是白点二十五位之图，“地数第十三”是黑点三十位之图，“天地之数第十四”是黑点五十五位之图，《大衍之数第十五》是黑白点五十位之图，“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是黑白点四十九位之图，“少阳第十七”是白点七位图，“少阴第十八”是黑点八位图，“老阳第十九”是白点九位图，“老阴第二十”是黑点六位图，“七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是黑白点三十位图，“乾画三位第二十二”是黑白点十五位图，“坤画三位第二十三”是黑白点四十位图，“阳中阴第二十四”是黑白点二十四位图，“阴中阳第二十五”是黑白点四十一位图，“乾独阳第二十六”是白点三位图，“坤独阴第二十七”是黑点六位图，“离为火第二十八”是黑点四位图，“坎为水第二十九”是白点五位图，“震为木第三十”是白点五位图，“兑为金第三十一”是黑点五位图，“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为黑白十五位图，“人禀五行第三十三”是黑白点二十八位图，“乾坤生六子第三十四”是黑白点三十六位图，“乾下交坤第三十五”至“兑为少女第四十三”皆是黑白点三十六位或三十五位图，“坎生复卦第四十三”是黑白点十六位图，“离生姤卦第四十四”是黑白点十一位图，“三才第四十五”是黑白六位图，“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是黑白十一位图。由此可见，《易数钩隐图》“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之四十六幅图，全是以黑白点构成之图。其立图之意亦一本《易传》之说。所谓八卦之由来，亦是本《易传》之说，是从“太极”步步生出，而不是说圣人则什么“河图”、“洛书”画出来。

              　　《易数钩隐图》曰：圣人“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则非率意以画其数也”。又曰：“太极乃两仪之始，八卦则重卦之始也。”我们从《易数钩隐图》上卷中的内容所了解到作者的观点是：八卦是圣人观天地奇偶之数而画出来的。是从太极到两仪，再到四象逐步画出来的，不是“率意以画其数”，更不是依据“非易内之物”的“河出图，洛出书”而画出来的。

              　　南宋冯椅《厚斋易学》引《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我们在这一讲中所述，就是出于今见《易数钩隐图》上卷的内容。

              　　思考题：

              　　1上一讲中所列《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和《河图八卦第五十二》两图与这一讲中的《两仪生四象第第九》和《四象生八卦第十》两图完全相同，只是图名不同而已。所谓“河图四象”之数又与朱熹十数“河图”的四数及方位相同，而《易数钩隐图》下卷又以九宫数为“河图”。您对这里的矛盾现象有何看法？

              　　2《易数钩隐图》上卷谓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而《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又谓八卦之象是伏羲本“龙马负图”而定，同一刘牧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吗？

              （二）

              　　《易数钩隐图》卷下开篇既是“河图第四十九”图（见下图），图说：“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这是由“九宫算”演变而来的图，而不是刘牧自己“点之成图”之图。接下来的“河图天地数第五十”（一至五数黑白点图）即卷上“天地数十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六七八九黑白点图）即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这二图之数是一至九，与“河图第四十九”数同而方位异。“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

              　　接下来是“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见下图）。有“或问，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之说。则知亦称“河图天地数第五十”为“龙图”（一上二下三右四左，与“洛书五行生数”图“一下二上三左四右”之位正相反）。“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一二三四五数各加以五，则由“洛书生数”图得“洛书成数”图。可知《易数钩隐图》卷下所谓的“洛书”，是由两幅图组成。而且“洛书生数”图是“已交之生数”，相对于“龙图”来说，龙图之生数是“未交”的，所以“其位不偶”。

              　　至于如何从“河图”过度到“河图天地数”、“河图四象”和“河图八卦”，则无说。只是在“龙图龟书论”中曰：“观今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卦含万象，非圣人不能明之。”又曰：“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我们在第一讲中列有“九宫八卦图”，八卦配九宫数是：坎一，离九，震三，兑七，二坤，四巽，六乾，八艮。《易数钩隐图》卷下所谓“龙图”止负“八纯之卦”，大概是指这样的方位。而《易数钩隐图》卷上由六七八九四数分得的八卦也正是这样的方位（《说卦》所言八卦方位）。卷上说八卦是由六七八九四象数得来，卷下则说“龙图呈卦”圣人画之。既然“龙图”已经“负八纯之卦”，不知圣人为何还有“画之”之则？显然卷下之说与卷上之说相互矛盾。《易数钩隐图》原只是一卷本，到有三卷本时就出现前后矛盾现象，且其图又是“观之则甚重复”，显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而《宋元学案》言范仲淹举荐三衢刘牧（公元1011年？/font>1064年），时当公元1041年（时年三十岁）。宋咸《王刘易辨》成书于公元1040年，刘牧弟子吴秘献刘牧书于朝廷时当“庆历初”（公元1041年左右）。三衢刘牧三十岁之前，既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态势，而又由其弟子代献其书于朝廷，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真，则宋咸不当说“近世刘牧”，李觏《删定易图论序》亦不当说“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亦不可能在刘牧活着的时候就“删其图而存之者三”。又王安石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但称“屯田郎中”，不言“太常博士”；但言学《春秋》，亦不及《易》学著作。又与邵雍（公元1011年？/font>1077年）同时之郑夬师事吴秘，是彭城刘牧的再传弟子(不可能是三衢刘牧的再传弟子)。凡此数端，则说明北宋时有二刘牧，一为文官，一为武官；一为北方彭城人，一为南方三衢人。《易数钩隐图》一卷本，可能是北刘牧撰，而三卷本自《复》卦之后增加九图及“龙图龟书论”，则可能是范谔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的弟子南刘牧所增益。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数钩隐图》卷上是本此说而以“象由数设”的理论，从太极画到八卦。

              　　《易传·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数钩隐图》卷下是本此说而言伏羲则之画卦。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理论”。

              　　思考题：

              　　1如果说北宋时期有二刘牧，那么朱震谓“河图”、“洛书”是陈抟传种放，放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则这一刘牧是何地人？

              　　2《易数钩隐图》上卷谓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而卷下又谓八卦是伏羲本“龙图”而画，又谓“龙图”已“负八纯之卦”，那么伏羲画的是什么？

              　　3《易学启蒙》斥刘牧“易置图书”、“托言出于希夷”，而据“诸儒旧说”以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其实《易数钩隐图》卷下的图、书是三幅图，是李觏合二“洛书”图为一。又《易数钩隐图》通书无图、书来自陈抟说。蔡元定之说伪否？《易学启蒙》之“本图书第一”为伪学否？   


——《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
            　　今见《四库全书》本《易数钩隐图》末附《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题“宋刘牧撰”。原本是从《道藏》中辑出的。此书共列《太皞氏授龙马负图第一》、《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大衍之数五十第三》、《八卦变六十四卦第四》、《辨阴阳卦第五》、《复见天地心第六》、《卦终未济第七》、《蓍数揲法第八》、《阴阳律吕图第九》九图。其中有四幅图已见于《易数钩隐图》。

            　　《太皞氏授龙马负图第一》（见下图），即前《易数钩隐图》之“河图第四十九”图。

            　　图说：“昔宓牺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数出于河，是谓龙图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纵横数之皆十五。盖易系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也。太皞氏乃则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之数。以阳气肇于建子为发生之源，阴气萌于建午为肃杀之基，二气交通，然后变化，所以生万物焉，杀万物焉。且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

            　　这是在说如何从九宫数的“龙图”变作“五行之生数”与“五行之成数”二图，有了二图就能“遂定八卦之象”。至于如何把八卦配到图上，则语焉不详。大概是：子位一数配坎，卯位三数配震，午位二数配离，酉位四数配兑。然后再子位配六，卯位配八，午位配七，酉位配九，以配余下的乾、艮、巽、坤四卦。八卦方位应该是《说卦》所言方位。（如果说是在子位配乾、坎，卯位配艮、震，午位配巽、离，酉位配坤、兑，则八卦只有四正方位。）这一先则“龙图”配数然后再配卦说，显然与《易数钩隐图》的八卦自太极步步生来说不同。又《易数钩隐图》卷下所谓“龙图”止负“八纯之卦”，大概是指配九宫数的坎一，离九，震三，兑七，二坤，四巽，六乾，八艮的方位，而这里又说先把九宫数的“龙图”变作“五行之生数”与“五行之成数”二图，然后再配上八卦。既然“龙图”已经“负八纯之卦”，不知太皞氏为何还要如此“折腾”？难道只有如此把九个数翻来覆去地“折腾”，方是“圣人”之举吗？又不知从九数的“龙图”中如何能“折腾”出个十数来？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自然会怀疑前后二书是否都出自一人之手。

            　　此书还有《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图（见下图）。这是一幅内画黑白点八卦外布十二辟卦的易图。

            　　其说“圣人观象画卦”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从前面第五讲中知，这是出于范谔昌的“圣人观象画卦”说。如果说是书的作者是范谔昌的弟子，会把老师的“圣人观象画卦”说当作“易数钩隐图遗论”收到书里吗？

            　　此书还有《大衍之数五十第三》图（见下图）。这是一幅把天地五十五数分布在五个方位的图。

            　　此图本是所谓“洛书”生成数二图的合一数字图。如果刘牧已经把天地五十五数称作“洛书”，在这里还会把天地五十五数的图称之为“大衍之数”图吗？

            　　从以上讲述中，我们可知《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书关于“圣人则河图画卦”，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易数钩隐图》又有一种八八卦自太极步步生来之说。对于八卦之由来，《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二书是同出于一刘牧，对于八卦的由来，他会有如此三种不同的说法吗？

            　　我们以上是就《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提出了许多问题，目的则在于要弄明白二书的作者是否为同一刘牧。

            　　在南宋时期，《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书本称《先儒遗事》。郑樵《通志》记“刘牧撰”，又记“一曰陈纯臣”。可见，对是书的作者，于南宋时就有疑问。我们今天从是书的内容分析，其作者不可能是刘牧。既不是北刘牧，也不是南刘牧。四库观臣既曰是书内容为“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那么《易数钩隐图》已及之事，就不会在《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中重出。刘牧怎会把自己的东西当作“先儒遗事”而加以议论呢？

            　　我们读此书，有一点可取之处，既是“孤阴不生，独阳不发”的理论，会对我们理解卦变之法有所启发。《春秋谷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朱熹曲解邵雍的“加一倍法”，独分一阳画为三画乾、四画（无名）、五画（无名）、六画乾，独分一阴画为三画坤、四画（无名）、五画（无名）、六画坤，既是违反了“孤阴不生，独阳不发”的基本易学理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说宇宙万物是自组织而形成的，并不是由外力分合而形成的。

            　　思考题：

            　　1我们考证《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书的作者，在易图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您有何议论？

            　　2所谓的黑白点“河图”、“洛书”，就如同给“上帝”画像一样。刘牧先画了一幅，然后说“上帝”是则这个摸样“造人”的。到了朱熹时又画了不同的一幅，然后说“上帝”是则如此摸样“造人”的。“上帝”究竟是个什么摸样？“只有天知道”。刘牧搞伪学，是妄人。朱熹、蔡元定又来了个伪学的平方，则是妄人中之妄人。蔡元定因“伪学”党争而被流放到湖南道州。我不知其别的什么“伪学”，仅就其《易学启蒙》的“本图书第一”篇来说，的确是地地道道的伪学。您有何议论？

            　　3从北宋开始直到现在，凡说黑白点“河图”、“洛书”者，都是在谈论“上帝”的摸样。我们翻开《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一百五十八部典籍中，就有三十多部在谈论黑白点图书。《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二百二十二部典籍中，也四十多部在谈论黑白点图书。尽管自宋以来有不少学者有过反对的意见，但是时至今日这类谈论仍然不绝于耳。先是在1991年，一本叫《奥妙》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释天书》的报告文学，说内蒙某大学的一位教授破释了“河图”、“洛书”的千古不解之谜。说那十数黑白点的《河图》本是上古游牧民族的方位图，那九数黑白点的《洛书》本是上古游牧民族的气象图。到了1996年，北京大学太极文化研究所的一位学者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易经柱背后的数学奥妙——神奇的六十四卦和合数表》一文，说这个神奇的数表是“在破译《河图》奥妙并发现八卦数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此后又有几篇相关文章陆续上报。有个知名的学者还写出《科学地理解易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文为之捧场。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直到来年的某次国际易学研讨会上，那位学者还在大会上宣扬他的所谓重大“破译”。这两位大学里的学者所称对“河图”的“破译”（或“破释”），原来都“破”的是朱熹从刘牧《洛书》改造过来的《河图》。其图距今仅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不知如何就成了“千古不解之谜”？真正的学问发表起来可难，而此类伪学问却能上大报，您有何议论？

            　　笔者注：从下一讲开始介绍邵雍的《先天图》。   


——邵雍的《先天图》

            （一）

            　　上面的易图先见于两宋间人朱震所著《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这幅图是朱震从郑夬的易学著作中录下来的。据邵雍的儿子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是郑夬趁王豫病笃之际，“贿其仆，就卧内窃得之”。这就是说，在邵雍迁居洛阳之前对王豫讲学时，是称这样的图为“伏羲八卦图”的。“八卦即是六十四卦”，这是古人的一种普遍的见解。

            　　如此把六十四卦按一定的次序作成圆图和方图，以圆者象天，方者形地，是时至宋代方出现的易图。据对邵雍易学颇有研究的两宋间人王湜说，在这样的易图上，原先是没有卦名标注的。曰：“此伏羲易，无文字言语，卦名亦后人添之。”（见《易学》）

            　　往这样的图上填写卦名，就圆图来说，有两种看图的方法。一是从外向里看，一是自内向外看。上图所标卦名，是自内向外看，以最外层的卦画为上爻。以左边的同人卦为例，如果从外向里看，以最外层的卦画为初爻，则是晋卦。从朱震所引郑夬的卦变说看，他是从外向里看此图的，而且是坤上乾下。

            　　王湜称此图为《先天图》。在邵伯温整理的邵雍语录《观物外篇》中，的确有许多讲解“先天图”的言语。而《观物外篇》是邵雍迁居洛阳后对新弟子张岷讲学时，张岷作下的笔录。这就是说，邵雍原先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而后来又该称之为“先天图”。

            　　邵伯温《易学辨惑》阐述其父学时说：“其学主于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见于圣人之经，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这就是说，此图是一幅“卦变图”，而且有寓“数”（圆图有数，方图亦有数）。

            　　朱震在书中列此图时说“王豫传于邵康节”，往上并没说有什么传承。然而他在“经筵表”中向皇帝报告时，却说“先天图”有个传承的路数，先由陈抟传穆修，穆修再传李之才，李之才再传邵雍。这是依据邵伯温《易学辨惑》中言邵雍学问的源流是来自李之才，再往上可以溯至陈抟的言语，而发挥出来的。其实，程颢与邵伯温都说邵雍的学问，还是“自得者多”。《先天图》是邵雍自得的，是他悟出了一种新的卦变方法之后创造出来的，与李之才所传的《六十四卦相生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既然朱震在书中称这样的图为“伏羲八卦图”，那么，他又所谓的“先天图”是指什么图而言的呢？

            　　邵雍的《先天图》对后世的易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到了朱熹给弟子说《易》时，竟说这样的图“是伏羲本图”。所以，他又把此图改名作“伏羲六十四方位图”。（见《周易本义》卷首图目）

            　　后来，当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兹见到了传教士白晋寄給的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从中发现此图的阴阳爻组合正与自己发明的二进制相符合。于是，《先天图》就为外国人所接受。问题是，搞出此图的中国人邵雍，当时却根本不知有什么“二进制”。他是依据一种爻变的方法进行“卦之生变”而画出此图的。

            　　思考题：

            　　1、前些年，有许多人说，是莱布尼兹看到了《先天图》而发明二进制的。又说是中国人首先搞出的“二进制”，奠定了计算机的制做原理。您如何思考？

            　　2、《先天图》是一幅卦变图，您可先试着变上一变，看看能否得到这样的图？

            　　3、朱震说《先天图》传自陈抟，可信吗？

            　　4、有了这样的“先天图”，《说卦》中所言的八卦方位图，就成了“后天图”。理由是：那只不过是文王画出的图，没有这幅出自伏羲的图古老。您的见解如何？

            （二）

            　　邵伯温既曰“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即是说“先天图”是经“卦之生变”而得来的图。

            　　所谓卦变即是以爻的变化而得到新卦。如三画经卦，变三阳乾之上爻为阴，则得兑，此是一卦变得二卦。再变乾中爻为阴，得离，变兑中爻为阴，得震，此是二卦变得四卦。再变乾初爻为阴，得巽，变兑初爻为阴，得坎，变离初爻为阴，得艮，变震初爻为阴，得坤，此是四卦变得八卦。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观物外篇》）即是在说这样的卦变方法。同样，以八经卦中的任意一卦为卦变之“祖”，用如此的方法都可以得道其它的七卦。

            　　如果把以乾为“祖”所得八卦排成两列，则有下图：

            乾巽

            兑坎

            离艮

            震坤

            　　先有乾，一变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再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再变乾、兑、离、震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矣”。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巽是由乾变而得到的，坤是由震变而得到的。

            　　一乾→五巽

            　　↓

            　　一变而二二兑→六坎

            　　↓

            　　三离→七艮

            　　↓

            　　二变而四四震→八坤三变而八

            　　以卦数言，一变得二，一、二变得三、四，一、二、三、四变得五、六、七、八。一乾变得五巽，四震变得八坤。可见，巽与乾及坤与震之间有变化的主从关系。如果把两列之图首尾连接并展开作圆图，就得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亦即为后来先见于王湜《易学》的“伏羲八卦”图。

            乾

            兑　　　　　　巽

            离　　　　　　　　　　　坎

            震　　　　　　艮

            坤

            　　这样的八卦方位圆图，上乾下坤，艮与兑相对，震与巽相对，坎与离相对，恰好与《说卦》所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符。邵雍曰：“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就是把这样的“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之图当作了伏羲八卦图。《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是“一贞八悔”（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以贞卦看，就是这样“乾坤纵而六子横”的方位，这就是当初邵雍称这样的图为《伏羲八卦图》的根本依据。在《伏羲八卦图》圆图中寓有阴阳消息，可用来比附古人“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坤位于子，阴极，震一阳生，离、兑二阳，至午位乾阳极，巽一阴生，坎、艮二阴。邵雍曰：“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又曰：“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观物外篇》）这就是邵伯温所谓止有一图所寓“阴阳消长之数”中的圆图之数。圆图有两套数，一是卦变的序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是阴阳消息之数：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

            　　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观物外篇》）这又是在说变得六十四卦的方法。以六画纯卦乾为“祖”，经过六变即可“六十四卦备”。一变乾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卦成”，四变乾至泰八卦三爻，又得履至临八卦，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十六卦之二爻，得同人至复十六卦，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三十二卦之初爻，得姤至坤三十二卦，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我们列出标有卦变次序数的两列图。

            　　一乾→姤三十三

            　　一变而二二夬→大过三十四

            　　三大有→鼎三十五

            　　二变而四四大壮→恒三十六

            　　五小畜→巽三十七

            　　六需→井三十八

            　　七大畜→蛊三十九

            　　三变而八八泰→升四十

            　　九履→讼四十一

            　　十兑→困四十二

            　　十一睽→未济四十三

            　　十二归妹→解四十四

            　　十三中孚→涣四十五

            　　十四节→坎四十六

            　　十五损→蒙四十七

            　　四变而十六十六临→师四十八

            　　十七同人→遯四十九

            　　十八革→咸五十

            　　十九离→旅五十一

            　　二十丰→小过五十二

            　　二十一家人→渐五十三

            　　二十二既济→蹇五十四

            　　二十三贲→艮五十五

            　　二十四明夷→谦五十六

            　　二十五无妄→否五十七

            　　二十六随→萃五十八

            　　二十七噬嗑→晋五十九

            　　二十八震→豫六十

            　　二十九益→观六十一

            　　三十屯→比六十二

            　　三十一颐→剥六十三

            　　五变而三十二三十二复→坤六十四六变而六十四

            　　把上面的两列图首尾连接并展开作圆图，即得《先天图》之六十四卦圆图（见下图）。

            　　此圆图八个“一贞八悔”，“贞”卦是以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为次序。一贞为内卦，八悔为外卦。在一贞之上错以八经卦，亦是以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为次序。图内之方图，则是把圆图分作八段，自下向上叠成，亦是以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为次序。圆图六十四卦象天之运行，有“逆数之”之消息数。（天左行，日右行，自震始数之为“逆”。）方图象地之生化，有“顺数之”之数（邵雍曰：“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又曰：“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地之生物是自下向上生长，故以自下向上为“顺”。）

            　　邵雍曰：“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又曰：“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观物外篇》）六十四卦即是万物的象征。我们要特别注意，邵雍是本《说卦》“八卦相错”之义而说六十四卦由来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理解所谓“加一倍法”的关键。

            　　思考题：

            　　1邵雍所谈卦变方法，是有序的逻辑卦变法。即可从任一卦的上爻变起，又可以从任一卦的初爻变起。虽然可以得到六十四幅类似“先天图”之图，但是要得到《先天图》这样“乾坤纵而六子横”的图，就得以乾卦为祖从上爻变起。从坤的上爻变起又如何呢？

            　　2《先天图》是一幅卦变图。邵雍所谓的“一变而二”，是在说卦变的“加一倍法”。他既然主“八卦相错”说，那么，分割一阳爻或一阴爻的“加一倍法”是他的主张吗？阴爻符号“--”又怎样“一分为二”呢？

            （三）

            　　我们于上一讲中讨论了邵雍的《先天图》，知道它是一幅由有序逻辑卦变而得来的图。这一讲中，我们要围绕《先天图》讨论三个问题。好为我们以后讨论朱熹的大小二横图作个铺垫。

            　　一 邵雍的太极观

            　　我们翻开南宋以前的易学著作，从中看到有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的解说，大多是以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四象为四季或八七九六四数（春木八、夏火七、秋金九、冬水六），八卦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八象，大业为六十四卦所象征的万物。这是自汉唐以来诸儒皆视为通解之义。以易学大家胡瑗为例，他在《周易口义》中就说两仪为天地，四象为木火金水之八七九六所象之四季。张浚的《紫巗易说》也作如此解说。即使是程颐，虽于自己所著的《易传》中不对此段文字作任何解说，然从其平日言论中可知，他是以“易为体”、“理为道”，并有“道亦器，器亦道”之说，还特别强调“道非阴阳”（见《二程遗书》）。

            　　阴阳并非实体，而是一归纳实体的抽象概念。天地、男人女人等是具体的概念，说天为阳地为阴或男为阳女为阴，是阴阳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应用。《系辞》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皆是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象”是模拟物之“形容”，两仪就是法天地之象。如果说太极有一理，两仪有一理，直到万物（六十四卦）还是有一理，这种“理学”说，尚可谓一家之言。然而，说可以用“加一倍法”把太极一理不断地“一分为二”，得二理、四理、八理、十六理……，这就是胡说了。“理”又如何能分？有“阴理”和“阳理”吗？同样，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一阴”和“一阳”可以用“加一倍法”无限地“一分为二”，这也是胡说。“象”是圣人观物而拟，既谓“圣人设卦观象”，“卦”中就有象可观，而不是“观理”。《易经》中的“卦象”是由“-”和“--”两种符号构成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而不是分割刚或分割柔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是阳变阴、阴变阳，而不是分割“爻”以为之变。

            　　南宋之前，没有人以一黑一白的长方形条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而为卦之“爻”。刘牧只是以黑白圆点表示数，周敦颐《太极图》只是以圆圈中的黑白弧形块表示阳中有阴和阴中有阳。直到北宋晚期，程颐的弟子杨时方“画个圈子，以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一圈象太极一气，圈内半黑半白象天地两仪。天为阳地为阴，“一阴一阳之谓道”，日阳月阴，日月就是“易”。这是杨时的观点（与其师“易为体”、“理为道”说有出入）。“理”是个啥模样？谁人见一个〇，就知道“这是一理”？太极一气，本不可图，强以一〇为图，亦是为着说明问题而“像此者也”。既画一〇，就是一“象”而不是一“理”。

            　　邵雍曰：“一气分而阴阳判。得阳之多者为天，得阴之多者为地。”又曰：“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观物外篇》）说得很是明白：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而万物本不出太极之外，有古今之象而不是有“古今之理”。这就是邵雍的太极观。他的太极观是承接汉唐以来的观点，并没有把“太极”说成为纯粹的“理”。

            　　二 邵雍主“八卦相错”而得六十四卦说

            　　邵雍曰：“两仪生天地之类，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生八卦之类，八卦定日月之体。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又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又曰：“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也。”（同上）还是说得很明白：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错而来的。

            　　“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易六位而成章也。”南宋时朱熹以此段语录为根据，说这就是邵雍分“一阴”和“一阳”为两仪、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加一倍法”。殊不知这是邵雍于“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说“万物生”的过程。他实际上是在说如何由“八卦相错”而得六十四卦，即是我们于上一讲中所介绍的以乾为祖变得六十四的过程。这个卦变过程正是“一分为二”的“加一倍法”。“易六位而成章”就是说由三位八卦相错而得六位的六十四卦。

            　　邵雍与北宋时期诸儒一样，是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所不同者，他是以八卦为“天之四象”（日月星辰）和“地之四象”（水火土石）。他既然主“八卦相错”说，就不是以分隔一阴爻或一阳爻而得什么“四象”、“八卦”。还得重复地强调一下：一个“-”爻似可“一分为二”得二“阳爻”，可是一个“--”又如何“一分为二”呢？分后岂不是又得二“阳爻”！如何能分出“阴爻”？

            　　三 邵雍说“易之体”

            　　邵雍曰：“老子，得易之体者也。”（同上）所谓“易之体”是指《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一段话所表达之义。在他看来，《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段话就是得“易之体”之说。当然，这是出于邵雍个人的理解。在邵雍看来，道为太极，一亦为太极。太极生两仪，就是“一生二”。两仪生四象（八卦），就是二生三，八卦就是四象（他之所以分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就在于要合于“二生三”之说），八卦相错生大业（六十四卦）就是“三生万物”。《易》曰“生生之谓易”。既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就是由阴与阳的结合而生。这是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组织”理论的。中国古代没有“上帝于七天里造就世界”的“他组织”之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万物是通过自身的阴阳自组织而产生的，不是什么人（或神）“分隔”而成的（上帝又是如何来的？）。混沌一气分，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这是古人普遍信奉的理念。有天而有日月星辰，有地而有水火土石，这是邵雍的宇宙观。有此观点，四象就是“象”天之日月星辰和地之水火土石，也就是八卦所“象”之物。这就是他三十多年以心“观物”的结论。

            　　我们明白了《先天图》是由卦变而来的一幅图之后，讨论了上面的三个问题。南宋张行成于《元包数总义序》中曰：先天图“圆者天也，自一阴一阳各六变为三十二阴三十二阳者，运行数也。”于《元包数总义》中曰：“先天卦自乾变坤，得一百九十二阴而成六十四卦，自坤变乾，得一百九十二阳，亦成六十四卦。”可见，还是有人理解邵雍的卦变“加一倍法”的。可是，朱熹分割“卦爻”的“加一倍法”，却是必须先把《易》卦的原本符号替换作黑白条型块，而后方可以用来“一分为二”。他自太极“生”一白条、一黑条起进行分隔，得一六十四“卦”大横图，然后就说《先天图》是由大横图“拗转”围成的。显然，他不知道《先天图》是由卦变而得到的。既然不知此，往下说邵雍之学，就是对者少而错者多了。

            　　时至今日，一些国学大家仍在那里说邵雍的“加一倍法”是分隔一阴一阳。这是本着南宋朱熹为着宣扬其理学的目的而曲解的邵雍之学在那儿发议论。中国的儒学，到了南宋时期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这与当时偏安一隅的政治形势和道教的空前发展有密切关系。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是：北宋与南宋，虽然都是赵家的天下，但是，儒学道统（包括《易学》）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易》学方面，自朱熹有意识有目的地易置刘牧的河图洛书、曲解邵雍《先天图》的来源、改画周敦颐《太极图》之后，就形成了这种局面。又加之明、清两代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影响（明有皇帝下令编篡的《周易大全》，清有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二书中都收有《易学启蒙》），人们已经不再深入探讨邵雍之学的真实内涵，盲目相信朱熹所说的就是邵雍之学的“本义”。自民国以来至今，没有一位国学大家曾对邵雍的《皇极经世》有过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人能把邵雍之学的真谛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亦悲乎！

            　　邵雍的哲学大有研究的必要。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阐述古人的“自组织”理念，就必须深入研究邵雍之学。虽笔者人微言轻，然出于正本清源之目的，不得不有此呼吁。笔者将希望寄托于年青一代之有识者，倘若有志者能深入研究邵雍之学，他一定会有所建树。

            　　思考题：

            　　1去年，我曾在一次国际性的易学研讨会上，对南京大学的教授提起邵雍的“加一倍法”。说根本不是分割阴阳爻的“一分为二”，是“主张老子二生三之说”的。这位教授很是不以为然，说：邵雍怎么能主张“二生三”呢？四象生八卦就是“四分而为八”。我听后，只好不再往下说了。古人说“独阳不生，独阴不生，独天不生”，可是朱熹偏要单分割一个阳爻而得三画之乾和六画之乾。有六画之乾，就可变得六十四卦。岂不是要改写《周易》，说“一阳之谓道”了？这就是他的“理学”在《易》学中的体现。如果一个男人能“一分为二”而得子，女人也能“一分而二”而得子，那么现在的“克隆”技术也要为之逊色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前人在书中说了七、八百年还不解渴，至今还有人在书中重复着。我不知朱熹其他的“伪学”，就《易学启蒙》而言，说他搞“伪学”是不冤枉的。您对此说有何意见？

            　　2如果您有兴趣深入了解邵雍之学，请提出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交流。特别是仍在高校里学习中国哲学的同学，您是如何了解邵雍之学的？不仿深入思考之。   


——周敦实的太极图

            （一）

            　　周敦实（后为避宋英宗讳改名周敦颐）的《太极图》先见于南宋朱震《汉上易传卦图》（见下图）。

            　　图说：“右太极图，周敦实茂叔传二程先生。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这是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图与图说。另外还有与此书相关联的《易通》（朱熹更书名为《通书》）。

            　　这幅易图是为了解说《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极凶，吉凶生大业”一段文字而图画的。显然，周敦实是以天地为两仪，四时为四象（以木春、火夏、金秋、水冬为四象）。这是北宋时期诸儒的通解。至于土的作用，则胡瑗说得明白：“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只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自然生而为木金水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周易口义》）

            　　“分土王四季”与“播五行于四时”，汉儒已有是说。春配木，数八；夏配火，数七；秋配金，数九；冬配水，数六，已见于《吕氏春秋》。

            　　此《太极图》五层图式当“会五于一”看。即五圈之图皆为一太极。只是为着分说“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大业）而分开画而已。

            　　此图在传抄过程中似有误。从图之“万物化生”看，是自右向左读，则二圈外之四字，当为“动阳”（自右向左读），余二字当为“静阴”，而不是“阳动”与“阴静”。以图说“动而生阳”与“静极而生阴”对照，作“动阳”与“静阴”是与之合的。动静是太极之动静。周子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易通》）从此说可知，太极之动静，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之“神”。所谓“阳动”、“阴静”，是与周子此说相矛盾的。是太极之动而生阳，太极之静而生阴，非“阳”动而生或“阴”静而生。否则，“阳动”之阳何来？“阴静”之静又何来？以汉儒“阳生于子而阴生于午”说来看，既然“动阳”二字标于子位（邵雍所谓“天根”处），则“静阴”二字就应当标于午处（邵雍所谓“月窟”处）。周敦实《易通》曰：“静无而动有……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此所谓之“几”，即邵雍所所谓“无极之前阴含阳”与“有象之后阳分阴”的交界处，亦即在子位。

            　　三圈之图示“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之义。火生数二，木生数三，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为一五，火木、水金之数即为“二五”。火数阴，木数阳，合为一阴阳；金数阴，水数阳，合为一阴阳，即“五行一阴阳”。木火金水之阴阳又归于一○之太极，故曰“阴阳一太极”（四条短线连至一○）。而“有生于无”，

            　　故曰“太极本无极”。如此，我们本图说之义，则有如下新图：

            　　上图把“阴阳一太极”之小○变画作大○而括四象于其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二圈图之“土”分别与木、火、水、金相连，是“分土王四季”，而不是“五行相生”。木火金水之三二四一生数得中五方为八七九六之成数，为四象之数。

            　　周敦实于《易通》中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则本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太极为一气，二气即太极分为阴阳两仪，五行虽不同，然皆二气之实，而二气本为一太极。太极一气分而为万物，万物即一太极。可见，五层图式皆为太极一○。

            　　“太极”是见于《易传》中的抽象概念，本不可图画。为着以图佐说之不足，强以一○以示人。太极既分而为两仪（天地），四象（四时），八卦（八种基本物象），六十四卦（万物之象），则太极依然包含在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中。两仪一太极，四象亦一太极……，并非如同“母生子”，子在母体之外，亦非“母孕子”，子在母体之中。原本太极为一气，待到一气分作二气，则二气即是太极，到生得四象，则四象即是太极……。我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或称之为本体论），就是这样“自组织”的理论。以人们所处万物缤纷的世界前推当初宇宙的生成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古今皆是“易有太极”，只不过当初是一气，而今是万物罢了。如今有“宇宙膨胀”之说，星云聚合而成的地球仍在“太极”之中。并非“母生子”而离开母体飞到了“宇宙”之外。我国古代的“自组织”宇宙生成论，与西方“上帝造物”说比较，是科学的哲学学说。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真谛，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发扬光大的哲学精华。

            　　思考题：

            　　1我国古代的“自组织”宇宙生成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母包子”或“母生子”说能形象比喻这一模式吗？

            　　2“分土王四季”与“播五行于四时”说，与“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之五行相生说，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3《易乾凿度》中有“有生于无”与“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汉唐诸儒皆宗此说，到了北宋的周敦实画《太极图》，也本此说。如果以“无极”为出于“道家”的概念而说周敦实之《太极图》为道教之图，您认为此说公平吗？

            （二）

            　　道家将周敦实的《太极图》收入《道藏》，称之为《周氏太极图》（见下图）。

            　　图说：“周茂叔先生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此图已将“动阳”改作“阳动”。又以二层图式为水、火之象，故将“阳动”二字标于三层图式水与火连线之中。“无极而太极”是本朱熹之改动而来（洪迈修《国史》，濂溪传中载《太极图说》，作“自无极而为太极”）。可知此图是于南宋朱熹之后而收入《道藏》。从图中土分别与木、火、金、水相连看，此图本“分土王四季”之义，不本朱熹五行相生之义作水绕过中土直接与木连。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道士们在自己的经典中称此图为《周氏太极图》。可知前此并没有类似之图。

            　　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有关“太极之争”，亦是就“无极”本源而起。陆氏强调“无极”二字出于《老子》，是老氏之学。并没有说周子《太极图》是由《道藏》中什么图改造而来。此亦可知其时《道藏》中还没有类似之图。后来，于明英宗正统十年结集的《正统道藏》中出现了《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见下图）。曰：“拟明众妙之要道，可萃诸经之善言，言真元之教，明于天下。天垂其图，十有二焉。”实列五图：第一《虚无自然之图》，第二《道妙惚恍》之图，第三《太极先天之图》，第四《三仪冥有之图》，第五《气运之图》。（余七图在《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中。）其第一图即《道藏·易数钩隐图》之“太极第一”图，第二图即《道藏·周易图》之《太极图》（亦即杨甲《六经图》所列“旧有此图”，实为《道藏·周易图》所列陈抟《帝出震图》与范谔昌《四象八卦图》之衍图），第四图则为《道藏·易数钩隐图》“三才第四十五”图之衍图，第五图乃以五运杂五音、五色、纳甲构造之图。余七图，第一《阴阳陟降图》乃十二月卦图衍图，有邵伯温所谓“复姤小父母”说，又有脱胎于《观物外篇》之“乾始生于子而坎终于寅，坤初产于午而离毕于申”说。第二《四象之图》乃《道藏·周易图》所列《卦配方图》之衍图。第三《五行推移之图》乃《道藏·易数钩隐图》所列“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与“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之合一图。第四《八卦六变之图》乃《道藏·易数钩隐图》所列“震为长男第三十七”至“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六图之合一图。第五《九宫七元之图》乃《道藏·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河图数图》之衍图，图说有“希夷处士”语。第六《修仙炼真之图》与第七《臣朝金阙之图》乃为人物图。总之，虽曰“天垂其图”，然多数为《道藏》中所见《易数钩隐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和《周易图》之衍图。

            　　其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之第三图——《太极先天之图》，与《道藏·周易图》所列《周氏太极图》相似。考证此图是早于《周氏太极图》之图，还是《周氏太极图》之衍图，我们应该从分析图的内涵入手而得出结论。

            　　首先，是图将“阴静”二字标于第一○层太极图左右，此则有取邵雍“太极不动，性也”之说。

            　　其次，是图将“阳动”二字标于第三层太极图上一小○之内，乃是沿袭《道藏·周易图》之误。“阳生于子”，“阳动”二字本应标于第二层一○太极图之下（应为“动阳”）。

            　　第三，是图第三层太极图取“五行相生”说，水绕过中土与木连，则是有取于朱熹改造之《太极图》。与周敦颐所谓“五气顺布”之义相悖。

            　　第四，是图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八字标于第三层太极图左右，而不是标于第四层太极图左右，则说明所本模式不同。邵雍曰：“老子，知《易》之体者也。”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说的是《易》之体，而其模式是《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他将八卦看作是“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此图所标，即本此模式，以八卦与四象同属之于第三层太极图。

            　　第五，是图将“万物化生”四字标于第四层太极图左右，亦是本于“三生万物”模式。而其第五层一○太极图就不再表示“八卦相错”生六十四卦，以象万物之义。

            　　第六，《太极先天之图》之图说“万物皆有太极、两仪、四象之象”，则是直接采自《观物外篇》的邵雍语录。其“四象八卦具而未动，谓之太极”之说亦原于邵雍“太极一也，不动生二”说。

            　　总之，此图是以邵雍《先天图》模式及《观物外篇》之说而构建，其原图则是本于《道藏·周易图》中之《周氏太极图》。《周易图》成书于南宋末年，所列《周氏太极图》是朱震所列图与朱熹改造图之演变图。此《太极先天之图》虽本邵雍“先天”之说，以老子说道的模式加以演变，然其图却杂有朱熹“母生子”模式。因而其第三层太极图并不能表达“四象”与“八卦”的“二生三”结果。其出世的时间，当在南宋朱熹以后。确切地说，据图说有“时师消遥”、“雍也”、“消遥门下”之名推断，是图造于元代无疑。

            　　周敦实《太极图》先见于朱震的《汉上易传卦图》。其后由于朱熹对周敦实儒学的大力推崇，《太极图》在宋代理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初，毛奇龄著《太极图说遗义》，以《正统道藏》中的一幅《太极先天之图》为证据，说周敦实《太极图》是来自道教之图。民国之后，诸国学大家，如吕思勉、陈钟凡、冯友兰、侯外庐等于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中，均本清初毛奇龄、黄宗炎、李塨等人的意见，说周氏《太极图》渊源于道家修炼图。解放以来，亦有多数学者持此种观点。至八十年代，如张立文、束景南等学者仍撰文谈周氏《太极图》是“沿袭”《道藏》所载之《太极先天之图》。束景南则进一步说周氏《太极图》是《太极先天之图》与《无极图》的合一，“他也仿道图作了正反顺逆的解说，因此他的图也可正反顺逆看”。时至八十年代末，王卡方于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中就《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其中包括《太极先天之图》）指出：此图原不著撰人与年代。其中图象哲理，汲取邵雍、周敦颐之《易》学。

            　　第二页引山谷（黄庭坚）解《老子》之语。第三页曰：“昔者真君在武当山进道凡四十有二年，方升紫霄，位列仙圣，非乎龟蛇。”此所谓真君当指玄武神，宋大中祥符间（1008？016年）诏封真武灵应真君。从此知此书盖出北宋后。

            　　九十年代初，李申著《周易之河说解》与《话说太极图》二书，对周氏《太极图》的渊源进了详尽的考证。李申的考证就比王卡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所列举的“在对道教文献的考察中，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周敦颐将《无极图》改为《太极图》的痕迹，却发现了不少将周敦颐的《太极图》改为道教修炼图的证据”的大量衍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是周敦颐沿袭了道家的修炼图而作《太极图》，而是道家将周敦颐的《太极图》改成了各式各样的修炼图。其后，青年学者任俊华亦撰文阐明“《太极先天之图》根本不是周敦颐之前的作品”的观点。韩国留学生刘承相在陈谷嘉导师的指导下，写出颇有价值的《濂溪太极图说探源考辨》学位论文，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在李申研究的基础上详尽而全面地对周氏《太极图》的渊源进行了考辨。于是，陈来于《宋明理学》一书中引用了李申的考证结果，余敦康则于《内圣外王的贯通》一书中说：“即令我们通过新的考据推翻了清儒所列举的证据，证明了《太极图说》乃周敦颐所自作，也用不着像古人那样作出贬低或者推崇的结论，更不必以此来否认理学本身即是三教合流思潮的产物这个宏观的历史事实。”

            　　我们分析周氏《太极图》内涵之后可知，周敦实建图说《易》，从“易有太极”说到“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个“一分为二”的过程。至南宋林至于《易裨传》中列“太极变图”，亦是一变而二、二变而四、四变而八的模式。

            　　我们从图象内涵的模式方面与《太极先天之图》相比较，即可知《太极先天之图》是《周氏太极图》之衍图。

            　　思考题：

            　　1道士于周子《太极图》名中加入“先天”二字，从而衍出《太极先天之图》。其“先天”的内涵是什么？

            　　2为什么说《太极先天之图》出于朱熹之后？

            （三）

            　　南宋朱熹表彰周子《太极图》并有所改造之后，道士们开始演变周子的《太极图》。宝庆二年（1226）观复道士萧应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内义》中列《太极妙化神灵混洞赤文图》（见图一，采自《正统道藏》）。

            　　从图中“阳动”、“阴静”标于二层图式左右及三层图式水绕过中土与木连可知，是图从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演变而来。

            　　南宋末年，道士萧廷芝于《金丹大成》中列《无极图》（见图二，采自《正统道藏》）。

            　　从三层图式水过中土与木连看，此图虽出于萧应叟之后，然当是自《道藏》中所收《周氏太极图》演变而来。

            　　元代道士陈致虚于《金丹大要》中列《太极顺逆图》（见图三，采自《正统道藏》）。

            　　从图中“阳动”、“阴静”标于二层图式左右及三层图式水绕过中土与木连可知，此图是从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演变而来。

            　　元至大三年（1310），东蜀道士卫琪于《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列《无极图》（见图四，采自《正统道藏》）。

            　　卫琪则公开说他的《无极图》是从《周氏太极图》演变而来。

            　　元末明初，道士王道渊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列《道生万物图》（见图五，采自《正统道藏》）。

            　　王道渊《道生万物图》亦是自朱熹改造周子《太极图》步步演变而来。其三层图式似有传抄之误。

            　　我们于上一讲中所列《太极先天之图》，也是元代出现的周子《太极图》的演变图。此外陈致虚《金丹大要》中的《先天太极图》、《后天太极图》，也是自周子《太极图》步步演变之图。

            　　这些事实说明，是道士们把周敦实的《太极图》演变成多幅用以阐述“金液还丹”或“复归无极”内容之图。由此可见，《周氏太极图》当为首先出现于《道藏》中之图。如果前此《道藏》中有什么类似之图，道士们不会皆本《周氏太极图》而演变出自己的图，亦不会皆对本出道教之图一言不发，更不会有明言本周子《太极图》而出己图者。

            　　思考题：

            　　1道士们将周子《太极图》演变成各样之图，这一现象说明了是什么？

            　　2为什么说好多道士演变之图，是本于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而来？   


——杨甲的《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

            　　两宋间蜀布衣杨甲编纂《六经图》，其《易经》之图命名曰“大易象数钩深图”。在易图学发展史中，是杨甲系统地整理了北宋及北宋前流行的易图。杨甲的整理，大旨本着与《周易》经传文字有密切关系的范例，有取有舍。既有表达文字含意的“义理图”，亦有表达象数易学的“象数图”。今见《四库全书》本《六经图》中的“易经图”有易图七十幅，是经南宋吴翚飞、毛邦翰等增补后，于乾道元年（1165）刻板成书中的易图。后东嘉叶仲堪又增补《六经图》，其中“大易象数钩深图”增作二卷，大量加入郑东卿《周易疑难图解》之图，共收易图一百四十幅，今见《四库全书》本《大易象数钩深图》即是此刻本。

            　　杨甲《六经图》中的“大易象数钩深图”，主要有周敦实太极图，刘牧河图洛书，邵雍先天图，京房、李廷之、邵雍卦变图四大系列。此外还有李溉卦气图、扬雄《太玄》准《易》图、邵雍《皇极经世》图、司马光《潜虚》图等。余则大部分为表达《易传》中有关文字意义之图。

            　　我们于这一讲中选取二幅易图讲述之。

            　　杨甲所辑易图中，有一“旧有此图”（见图一，后《道藏·周易图》收入此图，命名曰“太极图”）。

            　　此图，太极居中为一气，太极分而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天地为两仪，水木火金为四象，八卦取《说卦》所言方位。我们以此图与范谔昌《四象生八卦图》对照，可知此图是《四象生八卦图》的演变图。此图对于我们分析北宋易图的“传承”很有启发：“旧有此图”，可能在周敦实《太极图》之前就有此图；太极为一气而不是一理，两仪为天地而不是一阴画一阳画，四象为水木火金（“分土王四季”中为土）而不是二画的组合，“四象生八卦”是生所谓“后天八卦”而不是“先天八卦”。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杨甲所辑易图中，还有一“卦爻律吕图”（见图二）。

            　　此图自汉代“十二月卦图”演变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此图已经使用黑白圆点替代了卦爻的原本符号。有了这样以黑白圆点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开端，再用黑白条形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熹的大小二横图，就是以黑白条形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所出之图。

            　　如果我们把上图中的黑白圆点各自所在区域连结起来，就会得到类似“黑白鱼”形的图象。这就是明代学者衍出“黑白鱼”形图（如来知德的“太极图”）的依据。

            　　易图的发展与流变，必有其历史渊源。我们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研究易图，方能成其系统。北宋学者多以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四象为金木水火，几乎没有人在卦爻原本符号上面“作文章”。自刘牧以黑白圆点象数之奇偶，以后就有了以黑白圆点象阴阳的易图。既然一阴一阳可以用黑白圆点表示，那么进而用以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易图也就产生了。既然可以用黑白圆点作“卦”，那么用黑白条形块作“卦”也就不奇怪了。

            　　思考题：

            　　1为什么宋人非得要用黑白圆点替代千多年以来沿用的“--”“—”卦爻原本符号？

            　　2为什么到了朱熹的时候要用黑白条形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易图”（大小二横图）？   


　　自“河图”二字先见于《尚书·顾命》之后，至北宋刘牧之前人们皆以“河图”为祥瑞，视其内容为文字或地图。到了刘牧之时，则以孔子“天何言哉”为由，否定“河图”原本传说的内容，以黑白点数画出了《河图》与《洛书》。两宋间人朱震于《周易图》（即《汉上易传卦图》）中列出了刘牧的《河图》与经李觏合二为一的《洛书》，杨甲亦于《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中抄录了朱震所列的《河图》与《洛书》。此间凡引用黑白点数图书解说《易传·系辞》“天地十数”或“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者，皆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既是朱熹之前，无有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者。

            　　朱熹、蔡元定著《易学启蒙》，书中易置了李觏删定的刘牧图书，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辩说《河图》原本就是十数，《洛书》原本就是九数，责怪刘牧“臆见”，易置了图书“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其实，刘牧的《洛书》有“生数”与“成数”两幅图，是经李觏合为一幅。显而易见，是朱熹、蔡元定易置了刘牧及李觏的图书。

            　　《易学启蒙》有“旧图”与“新图”之分。今见《四库全书·御纂周易折中·易学启蒙》中的易图是“新图”，而其“旧图”则被朱熹弟子列于《原本周易本义》之首。“旧图”与“新图”中皆列有《河图》与《洛书》。下图即今见列于《周易本义》卷首的《河图》、《洛书》。

            　　朱熹以十数为《河图》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易传·系辞》中有“天地十数”之说，“此一节，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而《系辞》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是“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不能否定《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关系。

            　　前人一般以为“河图”出于伏羲之世，而“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负书出于洛水”。刘牧则说图书皆并时出于伏羲之世。朱熹、蔡元定则说“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可见，朱熹易置图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其“理学”服务。要使得“河图”与“易大传”联系起来，就必然以天地十数为“河图”，如此方是“天之意”，方会“此理之外，无复他理”。

            　　然而，朱熹考证十数为“河图”的证据，却多是站不住脚或自相矛盾的。一是引伪《孔传》伏羲则“河图”之文以画八卦说及《汉书》刘歆“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之说，汉人以“河图”为“文”，无有以其为黑白点数者，与朱熹十数黑白点《河图》无关；一是引伪《关子明易传》说，而朱熹已说“《关子明易》、《麻衣易》皆是伪书”（《朱子语类》，以下引用同出本书）；一是引《大戴礼》“郑玄注云法龟文也”，然而郑玄并没有注《大戴礼》，其注为北周卢辨为之；一是引邵雍“图圆书方”之说，然而张行成已说“河图无十”为圆，“洛书有十”为方。

            　　《易学启蒙》推“圣人则之”图书画卦，曰：“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天，六七八九为地，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

            　　然而，从朱熹“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方伏羲画卦时只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是阳，二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之说中可知，他的一贯主张是：圣人据一奇一偶而画八卦。至于信有河洛图书，则是“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则虽未必便是真图，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有欢喜处”、“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

            　　待到朱熹晚年似有所反省，曰：“河图洛书于八卦九章无相著，不知如何？”又曰：“而自今观之，如论河图洛书，亦未免有剩语。”由此可见，《易学启蒙》并非一部严肃的易学著作。虽曰“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然其所论亦自与平日所谈相互矛盾，“外此”则须知也。

            　　自朱熹把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列入《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之后，特别是于明清两代，因其立于学官的地位影响，学易说“河洛”图书者大都宗之，而很少有人再提起刘牧的“河洛”图书。

            　　前几年，有几位大学里的学者声称“破译了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他们所指的“河图”与“洛书”，却都是朱熹于书中所列出的《河图》与《洛书》，仅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说“不知者不怪”，然而由此事可以看出，对易图的基础研究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思考题：

            　　1朱熹为什么要易置刘牧和李觏的“河洛”图书？

            　　2《易学启蒙》“本图书”一篇为何而作？   


　　周敦实《太极图》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图说曰“右太极图，周敦实茂叔传二程先生”，可知是图是由二程（程颢、程颐）传下来的。

            　　朱熹之前，人们对周子《太极图》的重视程度一般，即便是二程亦不以是图为然，今见《二程遗书》中并无谈及是图的记录。是图经朱熹表彰之后方抬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朱熹称周敦实的《太极图易说》为《太极图说》，称《易通》为《通书》，曰“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见端垂绪”、“此书所以发明圣学之传”、“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而先生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务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原，而独心得之，立象著书，阐发幽秘。词义虽约，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毕举”、“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盖有以阐夫太极、阴阳、五行之奥，而天下之为中正仁义者，得以知其所自来，言圣学之有要”（见张伯行辑《周濂溪集》），等等足见朱熹对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与《易通》二书的评价高度。

            　　尽管朱熹对周子《太极图》有很高的评价，然而他并不是原原本本地列出二程所传出的周子《太极图》，而是据自己的“理解”，对是图进行了改造。上图即为经朱熹改造之后的《太极图》。

            　　我们与朱震所列周子《太极图》比较，可知有如下几处改动：

            　　1“动阳”与“静阴”改作“阳动”与“阴静”，并且从子午之位移至左右之位。《易通》

            　　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太极一气分而为阴阳，而阴阳非物，故不能更改作“阳动”、“阴静”。显然，这是朱熹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妄加改动的，并非出于周敦实本意。

            　　2第二层图式为一太极，第三层图式亦为一太极。把这两层图式用一半弧线连结起来，是朱熹又一改动之处。如此就有失五层图式当“会五于一”来看的皆为“太极”的本意。

            　　3把三层图式之水绕过中五之土直接与木相连，这是朱熹又一改动之处。周敦实本意是以水、木、火、金为“四象”，本汉人“分土王四季”之说播五行与四时。而朱熹主二画组合为四象说，于此图则本“五行相生”之义（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复生水）进行改造，顿失北宋诸儒以水（六）、火（七）、木（八）、金（九）为四象之义。

            　　4图说原本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朱熹改作“无极而太极”。无极为无，太极为有，有生于无，是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宇宙观。朱熹为着阐明其理学（太极为一理），说“无极而太极”是“太极理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正可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这是朱熹有意回避老子“无极”概念的强词夺理。以此可见朱熹改造易图为其“理学”服务的良苦用心。

            　　朱熹不明言自己对周子《太极图》的改造，而是到处宣扬周子《太极图》原本就是如此。这种学风不是“大学问家”所应该具有的。今天，已不是朱熹之学立于学官的天下，也没有必要有意吹捧朱熹的“理学”，我们需要实事求是作学问的态度。看民国以来国学大师阐述朱熹理学的有关著作和文章，几乎都是把经朱熹改造过的《太极图》当作周敦实本图去立论。更有甚者，还不如朱熹的见识，竟重复着毛奇龄等人的胡乱考证，不厌其烦地说周子《太极图》是来自于道教的图。之所以有如此的现象，就是这些人根本没有对易图有过深入地研究和严谨的考证。更有甚者，竟视属象数之学的易图学分枝为出于道士陈抟之学，置不屑一顾之态度，不知此等人谈宋明理学时将要如何谈？由此可见，对易图学进行深入地基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没有深入地基础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以一得之见就妄发议论者当引以为戒。“权威”的作用不只是“促进”，有时还会保守到“促退”的地步。长江后浪推前浪，愿青年一代有识者勉之。

            　　思考题：

            　　1朱熹为什么要改造周敦实的《太极图》？

            　　2“自无极而为太极”与“无极而太极”有何含义上的区别？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列有《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见下图）。

            　　以黑白块替代《易》卦的原本符号作出“八卦横图”和“六十四卦横图”（大小二横图），是出于朱熹之手，而不是出于邵雍。这是我们通读《皇极经世》、《朱子语类》和《文公易说》等书后得出的结论。过去那些谓大小二横图出于邵雍的说法，是读书不求甚解的臆见。

            　　朱熹于《周易本义》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朱熹言“伏羲画卦自然次第”，是“从两仪、四象加倍生来底”。《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是以黑白方块象一阴一阳替代原卦爻符号作图，而“两仪”至“六十四卦”六横图则以原卦画符号作图。我们读《文公易说·杂问答·答袁枢》可知，当袁枢得到初版《易学启蒙》，即就所列易图提出“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七八九六不可为四象”、“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专为邵氏解释”等问题。其中所谓“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与“黑白之位尤不可晓”，即是指以黑白方块所作《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而言。朱熹则于回信中辩曰：“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盖乾、兑、离、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间两仪之象也；乾、兑、巽、坎之中爻皆白，离、震、艮、坤之中爻皆黑，两卦相间四象之象也；乾、离、巽、艮之上爻皆白，兑、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间八卦之象也。”又曰：“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则为卦，则八卦备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则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画、五画之时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由朱熹此辩可知，袁枢所得《易学启蒙》中有“黑白之位”二“次序”图。此二图正是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从《答袁枢》提及“卷首旧图”之语，可知其图正是指“黑白之位”二次序图而言。由此可以断定，此大小二横图原为初版《易学启蒙》之图。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之后，于再版《易学启蒙》中去掉了“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改画作六横图。

            　　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得出结论：“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

            　　《朱子语类》与《文公易说》多云“伏羲画卦”，仅《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六十六，即有“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只因此画卦以示人”、“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伏羲画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伏羲当时画卦，只如掷珓相似，无容心。《易》只是阴一阳一”、“方伏羲画卦之时，止有奇偶之画”、“伏羲当时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等十余处。我们参考《文集》与《语类》则发现，恰是许多讲学语录，特别是给友人的信件中，均体现出朱熹构建大小二横图的思想。

            　　《易学启蒙》虽是蔡元定起稿，然朱熹给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看待。如此，凡《易学启蒙》旧图与新图，皆当视作由朱熹牵头编纂。《周易本义》虽不当有此大小二横图，然图说之义却体现于诠释的文字之中。释“易有太极”一节之义曰：“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则是语涉《伏羲八卦次序》图的文字，又《周易本义》释《说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这与《伏羲八卦方位》图说同义。释“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此则是以“一贞八悔”之贞卦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释“顺”、“逆”之义。非见此二图，则难明其诠释之义。又《易学启蒙》旧图之中有此二图，以此则知此二图亦非门人依附而作。

            　　我们以《易学启蒙》参证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郑仲礼》、《答程迥》、《答林栗》、《答虞大中》、《答叶永卿》等书信，亦可知大小二横图为朱熹编纂之图。《周易本义》卷首大小二图是朱熹一手编纂，是推衍邵雍“加一倍法”之义而创为《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图。《周易本义》释《乾》卦曰：“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则是阐述卦画累加成卦之法，又释《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亦是阐述爻画累加成卦之法。朱熹为了形象地表达这种爻画累加成卦的“加一倍法”，用黑白方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创作了《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小二横图，列于初版《易学启蒙》卷首。并针对袁枢之疑辨解曰：“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又曰：“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

            　　“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阳、少阴、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由此说可知：以一画为仪、两画组合为四象，实自朱熹始。为着能“递升而倍之”，只有以“黑白之位”作横图方能“令人易晓”。“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为四，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此说亦是只适用于以黑块替换阴爻符号之图。如果仍以传统卦爻符号作图分段，阳爻符号“棥狈侄?炙姆帜酥练秩????钥墒幼鞫?⑺哪酥寥???把糌场保??踟撤?拧？/font>--”分二之后即非二“阴爻”。看朱熹所作《伏羲八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中以二画为仪，终以四画为仪，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初以一画为仪，成八卦时又以四画为仪，成六十四卦时又以三十二画为仪。与其一画为仪、二画为象说矛盾，因而袁枢方谓二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

            　　朱熹以纯理性说“伏羲”一阴一阳叠加生卦。然而，阴阳乃物之性，无载体如何能加倍而生？又其屡屡对友人说，是因“康节之说”而得其画卦次第，此乃是对邵雍“加一倍”卦之生变方法的误解。

            　　《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显然，二人对《易》之体有不同看法。在强调“观物”的邵雍眼中，“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一气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为太极”、“太极一也”，天地为两仪，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万物。如此在邵雍看来，《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述乃《易》之体，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有合，因而有是说。而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由朱熹如此评介，即见其“唯理”与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对人说，邵雍“一分为二”之说是自“太极”说到六十四卦。然而，《观物外篇》“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这段语录，是继“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变”述说以《乾》为祖的六十四卦（万物）衍化过程，因而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说爻画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张“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说，则必不以四爻排列为“十六卦”、五爻排列为“三十二卦”；既然主张“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为“二生三”之八卦，则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画排列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是由“卦之生变”而来，而教人曰须先将卦作一横图，用《伏羲八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二圆图。正是朱熹以所作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以将横图中分拗转围成圆图之后，左方起《复》至《乾》为“顺”，右方起《姤》至《坤》为“逆”，因而《易学启蒙》曰：“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此“圆图又只一半逆”，实因横图起《乾》至《坤》为“逆数”所致。

            　　邵伯温谓《先天图》中寓有“卦之生变”。“乾为一”、“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些《观物外篇》语录所述正是“卦之生变”。以乾为祖，三变而八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兑，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是为“三变而八卦成”）。以《乾》为祖，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一变《乾》之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之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夬》、《大有》《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由此“卦之生变”可知，巽是变乾初爻而得，坤是变震初爻而得，如此即可阔而围成小圆图，大圆图亦然。又可知邵雍《先天图》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为着倡明儒学，对邵雍的“老子知《易》之体”和周敦颐“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应该说有其历史原由。以朱熹的学问，他当然明白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所指，亦明白“无极”是老庄的概念。其高明之处恰在于能将《先天图》、《太极图》及其内涵改造得天衣无缝，能为理学所用。周敦颐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将其抬为理学之祖，邵雍之学原本亦不为人所重，是朱熹将其“先天之学”重新诠释而写入《易学启蒙》。今天，我们从史学的角度来阐述邵雍、周敦颐和朱熹的哲学、理学思想，就需要注重区分其各自的特点，而不能含糊其词或“朱冠邵戴”。

            　　任继愈先生说：“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来看，几十年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问题、主要学术流派介绍得比较准确，就受到称赞。几十年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比如：对范畴发展的研究；专题、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专人、专书的研究；断代的研究；中外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再写中国哲学史，会比过去有更多进步和提高。”我们以分科、专门的基础研究成果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应该是时代发展赋予的责任。

            　　思考题：

            　　1朱熹为什么要以黑白块作出大小二横图？

            　　2邵雍《观物外篇》曰：“独阳不生，寡阴不成。”又曰：“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朱熹把阴阳爻各分为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是出于邵雍的“先天之学”吗？   


　　我们于上一讲中列出了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所作的大小二横图。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易》卦横图，是出于朱星熹宣扬其理学的需要。他以“太极”为一理，一阳一阴为“两仪”。“理一分殊”，以一阳一阴的“加一倍法”而得“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根本不用“八卦相错”说，亦否定邵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易之体”模式。然而，“阴阳不测之谓神”，“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动静是“太极”之动静，并非“阳动”、“阴静”，而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神”态。又“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阴变阳合”方能万物化生。所谓“加一倍法”，一分为二是分一阳爻为二阳爻与分一阴爻为二阴爻，直至分一阳爻为三十二阳爻与分一阴爻为三十二阴爻。这一“分殊”的结果，明显地违背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根本没有“阴变阳合”质上的变化。因而袁枢曾质疑朱熹，曰“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等。

            　　朱熹的“一分为二”，不是分“太极”一理为二，而是自“两仪”始各“一分为二”。初以一白块为“阳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阳仪”，以一黑块为“阴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阴仪”。待分成六十四卦时，则有三十二“阳仪”和三十二“阴仪”。的确是“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分为八”，是分“两仪为八”、“四象为四”。分：到“四画、五画”时则不成卦。的确是“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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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因元、明、清三代，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地位，学子们还是宗之而不疑。清初，黄百家、全祖望补写《宋元学案》百源学案，把朱熹黑白二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辑入。毛奇龄《仲氏易》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批驳之。王夫之《周易外传》亦把此二图作邵雍之图而难之。胡渭《易图明辨》亦“朱冠邵戴”地没有辨明。

            　　时至民国，冯友兰、钱穆、吕思勉、陈钟凡等国学大师，均本《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立说。如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简史》中，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谓“在邵雍的系统中……最上层与第二层、第一层连着看，表示八卦……其顺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若在上图上方增加第四、第五、第六层，并用同样的组合程序，可得六十四卦全图。”陈钟凡于《两宋思想述评》中，亦把横图当作邵雍之图，曰：“雍先天之学，以卦位图说明宇宙之原理。其图凡六：（1）八卦次序图，（2）八卦方位图，（3）六十四卦次序图，（4）六十四卦圆图方位图，（5）方图四分四层图，（6）卦气图。”这显然是说《百源学案》中所列之图。吕思勉于《理学纲要》，篇五“康节之学”中，列黑白之位小横图，曰：“以图之白处代《易》之一画，黑处代《易》之一画。是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如是推之，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即成《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规而圆之，则成圆图，割而叠之，则成方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各位哲学大家亦不曾对黑白之位二横图有过深入考证。如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依然是“朱冠邵戴”。近年来，陈来著《宋明理学》，于第二章第五节“邵雍”中，亦曰：“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

            　　“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我们可以理解“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通儒”只能是整体上的“通”，细节方面未必处处皆通。这一现象说明：专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邵雍所谓的“加一倍法”是于“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之后说六十四卦的卦变之法。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是以乾卦为祖，经六变而得六十四卦。我们说邵雍不以阴阳二画的组合为四象，而是主“八卦相错”说，这是通读《皇极经世》得出的结论。又北宋凡说《易》的学者，无一人以阴阳画的组合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邵雍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天四象日月星辰与地四象水火土石为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正符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因而他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这一模式是“自组织”的质变模式，而分一阳画为三十二和分一阴画为三十二的“加一倍法”，却是量变模式。质变模式是万物化生的模式，而“一分为二”的量变模式，却不是万物化生的模式。阴阳非物，而是描述物属性之概念。太极为一气，是“《易》有太极”，一气分而为天地，是“是生两仪”，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而得之六十四卦，是万物之象。可以说，邵雍的质变模式，是观物而得的“唯物”模式，而朱熹的“一分为二”量变模式则是“唯理”模式。“太极是一理”，如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理能生天地吗？一理能生阴阳吗？朱熹死抱着“太极一理”说不放，又出“理乘气”说，曰理乘气“与人跨马相似”，最终还得把气作为阴阳之母。气是实体，阴阳为神，“阴气”、“阳气”总是气，如何生得天地？“理一分殊”，分来分去，总是阴阳之分，不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显然与《易传》之说相悖。太极为道，道生天地万物，而不是分得无数个“阴”与“阳”。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周敦颐于此说得明白：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变阳合而生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万物）。这符合《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邵雍以“太极”为一气，两仪为天地，天地四象为八卦，六十四卦象万物，亦是本于《系辞》之说。朱熹的“唯理”说，则是把一阴一阳分作无数个阴阳，却不符合《系辞》之说。

            　　“动静”，为太极之动静。“阳动”、“阴静”，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之“物”，非“神”，“动阳”、“静阴”方是太极生二之“神”。理无动静，只好说“阳动”、“阴静”。这又不是邵雍与周敦颐的本意。把一阴一阳“一分为二”地分下去，更不是邵雍“先天之学”的内容。是朱熹巧妙地曲解了“加一倍法”之后，却告人曰此法出自邵雍，这就难怪后人“朱冠邵戴”了。

            　　一般视邵雍《皇极经世》为数术书，又篇幅长大难读。一般述“邵雍”者皆误认为朱熹《易学启蒙》是表彰邵雍“先天之学”，于是笃信而不疑。后来又有黄百家“添乱”，把本不是出于邵雍之图收入《百源学案》，于是“朱冠邵戴”的历史事实就一直延续至今。

            　　一般为朱熹与蔡元定蒙“伪学”之冤案而不平。实事求是地讲，朱熹的黑白块二横图就不是“真《易》学”。我们讲解“宋明理学”，一是不要“朱冠邵戴”，二是不要把“伪学”当作真学去讲。

            　　《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多是“看人下菜碟”，多是有功名之人，很少“布衣”著作。民国以来的国学大家亦多是有“教授”头衔之人。然而自朱熹而下，述邵雍之学者却多有错误。虽然我们的易图学研究为“一得之见”，但是却关系到撰写“中国哲学史”或“宋明理学史”的大事。此为这一讲内容之所出也。   


（上）

            　　我们前面用了十多讲介绍了宋代的主要易图。有刘牧的《河图》、《洛书》，周敦实的《太极图》，邵雍的《伏羲八卦图》（《先天图》），朱熹的《河图》、《洛书》及大小二横图。通过讲解，我们知道朱熹对刘牧、周敦实、邵雍的易图都有所改造。

            　　为什么朱熹要对北宋时期出现的易图加以改造？

            　　我们今天阐述“宋明理学”，应该如何区分“各是各底易图”？于各自易图所反映出的“理”、“气”、“性”、“动静”等概念的内涵方面，将如何条理分明地论述？

            　　已往《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陈来著）在论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等等问题都可以在对宋代主要易图进行再考证的基础上，给出新的答案。

            　　一 宋代主要易图的渊源问题

            　　参考宋代主要易图渊源的深入考证成果，是正确阐述“宋明理学”的前提。

            　　《宋明理学史》与《宋明理学》二书均本宋儒朱震说，而谓宋代的主要易图传自“道士”陈抟。经过重新考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前刘牧作（还有一后刘牧）；《太极图》是周敦实作；《先天图》是邵雍作；黑白块大小二横图是朱熹作。

            　　《宋明理学史》与《宋明理学》二书均把经朱熹改造过的周子《太极图》、邵子《先天图》当作周子、邵子本图而介绍之，又“朱冠邵戴”地把朱熹所作卦横图当作邵子之图而介绍之。（见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宋明理学史》上“理学开山周敦颐”，第55页，“见朱氏易卦图上卷”之《太极图》，并非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周子《太极图》，“阳动”、“阴静”标于二层图式左右，是经朱熹改造过的《太极图》。“邵雍的象数学体系”，第185页，列“小横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宋明理学》，第二章第一节周敦颐，第47页所列“周敦颐太极图”乃是经朱熹改造过的《太极图》。第五节邵雍，第128页：“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这就不能区分“各是各底易图”，亦不能正确阐述“各是各底理学思想”。

            　　二 宋代主要易图所蕴涵的理学思想

            　　1周子《太极图》本图

            　　以《太极图易说》与《易通》的文字考证周子《太极图》本图的原貌，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太极图》亦有误。正确的本图，第二层图式的上下（子位与午位），当是“静阴”、“动阳”，而不是标于左右的“阳动”与“阴静”。“阳生于子，阴生于午”，这是自汉至北宋时期的通说。第三层图式是“分土王四季”，而不是“五行相生”，以水、木、火、金象四季，亦是自汉至北宋时期的通说。

            　　周子以太极为一气，因而有太极“动而生阳”与“静而生阴”之说。其“动静”是指太极之动静而言，并非阴阳之“动静”。阴阳为太极动静所生，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处于“神”的状态。而“动而无静，静而无动”是“物”的状态，所以周子《太极图》本图上不可能有“阳动”、“阴静”的标注。如此在阐述周子理学思想的“理”与“气”、“太极动静”与“阴阳动静”、“理与性”等问题时，就要与朱熹的观点有所区别。不能简单地把朱熹改造过的东西当作周子的原本思想加以论述。以太极为一气或以之为一理，这有着“物理”和“道理”上的截然不同。太极之动静与阴阳之动静，亦有理学本质上的不同。“分土王四季”与“五行相生”不是一回事，以水、木、火、金为四象与以阴阳二画的组合为四象，亦有“物理”和“道理”方面的差别。如果不注重这些区别，把经朱熹改造过的《太极图》当作周子本图，一味地把朱熹的理学思想强加在周子头上，就不能正确地阐明“宋明理学”。

            　　2邵子《先天图》本图

            　　邵伯温《易学辨惑》谓其父“止有一图”，且此图“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六十四卦圆图内置六十四卦方图，原名《伏羲八卦图》，是邵雍迁居洛阳之后易名为《先天图》。是图以“卦之生变”而得，并非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乾与姤接，复与坤接，是乾六变初爻得姤，复六变初爻得坤，“卦之生变”之后自然如此相接。以一贞八悔之贞卦计其“阴阳消长”之数，是“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是图之来与所谓的阴阳“加一倍法”毫无关系。“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这是邵子的“卦之生变”说。

            　　邵雍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天之四象日月星辰与地之四象水火土石为八卦，八卦相错而得六十四卦以象万物。这一模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他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邵雍从无以阴阳二画之组合为“四象”说。如此，在阐述邵雍理学思想时，就不能把阴阳的“加一倍法”及由此而产生的黑白块横图当作邵雍的东西而立论。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邵子此说与周子相近。太极动静而生阴阳，“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先天图》圆图象天，方图象地，天圆地方，天动地静。以“道生天地”而悟道（道为太极），观物而得理，这是邵雍“先天之学”的“物理”观。“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乃物之性，这是邵雍的理学思想。物之性即理，显然不以太极为一理，其“道”与“理”有所不同。道为心易，理为物理。

            　　3朱子的黑白块横图

            　　朱子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而作大小二横图，是出于其“理一分殊”的理学思想的需要。其所谓的阴阳“加一倍法”，是把阴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太极为一理，理本身无动静，亦不可“加一倍”而分之。朱子所分乃“形下之器”的阴阳，“动静”则是阴阳之动静（“阳动”、“阴静”）。他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围成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并以其中“空处”为太极。（他的弟子问为什么把邵雍《先天图》内的方图移出放外？他答曰：“是某挑出。”并说邵子曾说“图从中起”，不应有方图“在中间塞却”。）可见，朱子的《先天图》是以黑白块构成的“六十四卦”圆图。是一有天无地的“先天图”。

            　　朱熹用阴阳“加一倍法”曲解了邵雍《先天图》的由来，隐藏了邵雍“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刚柔说，一味地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的阴阳说而“一分为二”。明知卦爻原本符号“—”与“——”不可分，便以黑白块替代而强分之。不顾成八卦之时则有四阳仪与四阴仪，成六十四卦之时则有三十二阳仪与三十二阴仪，又不顾“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之误，等等这一切举动究竟是为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建立其“太极一理”、“阴阳有动静”、“性即理也”、“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理一分殊”、“理先气后”的理学思想服务。比较起来，既然朱熹要改造周子、邵子的易图，那末他就是要通过改造去阐述自己的那一套理学思想。这就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理学思想与周子、邵子的理学思想必然会有所不同。我们在论述“宋明理学”时就应该注重这些“不同”。这就是我们通过易图渊源的再考证，而要说明的问题。

            　　有一事实上的转变令人高兴。在《太极图》的渊源这一问题的上，《宋明理学史》“进一步的论证”后，谓其出于“道教系统”，其图说亦是“道教色彩远比儒家色彩为鲜明，其内容所反映的是道教的学说”。到了《宋明理学》则不再坚持这样的意见，并注引李申《太极图渊源辨》一文，谓“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又明确指出：事实上，从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来看，它实际上是由《周易》的一些观念发展出的一个宇宙论模式。这一转变说明，参考了易图学专题研究的成果，“宋明理学”的论述就会大有进步。

            （下）

            　　我们参考当前易图学的专题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已往《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陈来著）在论述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宋明理学史》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论述恰是本末倒置

            　　《宋明理学史》在论述周敦颐“《太极图》的渊源”时，认为朱熹“《太极图》出于周敦颐的创造”之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渊源作进一步的论证”时，本清代毛奇龄《太极图说遗义》，把见于《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太极先天之图》当作出于唐代道士之图列于书中，并引清代黄宗炎《图学辨惑》之说以证“周敦颐的《太极图》就是从《道藏》的《太极先天之图》来的”。又本毛奇龄之说，以为《参同契》中原有“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把周子《太极图》之二层图式释为“图的右半为坎，即水，左半为离，即火”。从而又得出“可见《太极先天之图》与周敦颐《太极图》，又是同道书《参同契》有密切关系”的结论。最后的结论是：“周敦颐的《太极图》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传自陈抟”。在阐述“《太极图易说》的唯心主义本质”时，谓“《太极图易说》，其道教色彩远比儒家色彩为鲜明，其内容所反映的是道教学说”。为了进一步论证周敦颐《太极图易说》所“建立的一个体系”是“来自“道教”，书中引用了《太极先天之图》的图说，得出“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就是从这段文字蜕化来的”结论。

            　　通过我们的再考证，认为《宋明理学史》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论述恰是本末倒置。

            　　我们如此说，有以下几点考据：

            　　1北宋王钦若等结集《道藏》，其中并没有什么《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否则陆九渊不会放过这一有力的“铁证”。

            　　2《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的易图全部是宋代易图的衍图，出于南宋之后。

            　　3《道藏·周易图》中有《周氏太极图》的事实说明，道士也承认《太极图》是周敦颐所作。

            　　4今见最早本五代彭晓著《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并没有什么“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

            　　5《太极先天之图》的图说是本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和邵雍《观物外篇》的有关文字蜕化而来。如周子《太极图易说》中的“神”、“气”、“精”、“形”都被其袭用了。“言万物皆有太极、两仪、四象之象”句，则是直接取用邵子《观物外篇》之说，其“四象、八卦具而未动，谓之太极”句，亦是本邵子“太极一也，不动”说而发挥。特别是把图命名为“太极先天”，则是明显地综合了周子“太极图易说”与邵子“先天之学”而出。改造周子《太极图》为《太极先天之图》者，之所以把“乾道成男”与“坤道成女”八字从第四层图式左右移至第三层图式左右，把“万物化生”四字从第五层图式移至第四层图式，就是要表现出邵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易之体”模式，从而与《老子》学说有所吻合。

            　　6《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是明英宗十年结集《道藏》时收入的，其出世年代是在元代。《太极先天之图》是元代道士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改造图。正因为如此，毛奇龄才会在《道藏》中找到这一“铁证”，并非他比先儒聪明，先儒在当时的《道藏》中是找不到这样图的。毛奇龄出于反对“宋明理学”特别是反对朱熹理学的目的而拼凑“证据”，竟谓手中古本《参同契》中列有“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而不顾真正古本中并无此二图的事实，这是其学风有问题。从《道藏》中诸图考证，此二图恰是本周敦颐《太极图》及道士们的衍图而出。

            　　二 《宋明理学》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误解

            　　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一书是继《宋明理学史》之后的一部力作，有些问题从全新的视野给予新的论述，读后受益匪浅。

            　　我们于此谈是书有关章节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误解，实是白玉微瑕。然而，为了能更正确地阐述“宋明理学”，此举亦并非“吹毛求痴”之意。

            　　《宋明理学》于第二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第一节“周敦颐”之“（二）太极动静”中，所列出的“周敦颐的《太极图》”并非周子原图，而是见于《理学大全》中经朱熹改造过的《太极图》。是图第二层图式下经由一半圆与第三层图式连结，“阳动”与“阴静”分别标于第二层图式左右，第三层图式本五行相生之义，“水”绕过中“土”与“木”连。

            　　作者先谓“周敦颐的宇宙发展图式是：太极棗阴阳棗五行棗万物”，并有“《太极图说》的基本思想是把《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演变为一个以‘太极’为最高范畴的宇宙论体系”之说。这无疑是说第二层图式是象征阴阳两仪。然而，作者在解释第二层图式时却说：“第二圈左右半圆分别为《周易》离卦（火）和坎卦（水）的象，表示阴阳已经分化。”这显然是本毛奇龄所谓《水火匡廓图》而解释之。

            　　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本《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象生大业”一段文字之含意而创作。五层图式当“会五于一”来看，皆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之象”，此画之者为的是各注重表达“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之象。其第二层图式是注重表达“两仪”之象，并非表达尚未有之八卦中坎、离之象。周子《易通》中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此第二层图式即是表达“阴阳不测之谓神”、“生二，二则神也”之义。用墨把一○“涂其半”，是出于二程弟子杨时，周敦颐时并无人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之举。周子于此，亦只是表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神”态。作者既然有“《太极图说》的基本思想是把《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演变为一个以‘太极’为最高范畴的宇宙论体系”之说，而且又论述了周子“太极动静”之义，那么就应该清楚《太极图》第二层图式的真正涵义，不能以八卦之中的坎、离来解释之，亦不能用“阳动”、“阴静”之改造图。

            　　作者引用了周子《易通》中“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之说，“一实”为太极之实有，“二实”为阴阳二气之实有，“二本则一”，二乃阴阳二气为太极动静所生，“一”则“阴阳一太极”，不可能是“坎”与“离”之“二本则一”。谁能说太极动静而生“坎”与“离”呢？

            　　作者大体立论都体现周子“建图属书”的本义，惟独此“第二圈左右半圆分别为《周易》离卦（火）和坎卦（水）的象，表示阴阳已经分化”说自相矛盾。看来，作者是囿于所列图式的限制，不能自圆其说了。由此可见，要想正确阐明周敦颐的理学思想，首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其《太极图》的原貌。作者知周子本有“太极动静”说，而又见图上有“阳动”、“阴静”之标注，故而出“阴阳已经分化”之说。实则即便是“坎”与“离”，亦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义，不可能有“阴阳已经分化”之义。

            　　元代王申子的《大易缉说》及鲍云龙为《天原发微》所作之“各类图”，都用具体的图式进一步解释了周子《太极图》所表达的《易》义。其图都以《太极图》的第二层图式表达“是生两仪”之义，无有以其为“坎”、“离”二卦之说。到后来道士本周子《太极图》而衍出“水火匡廓图”，方与《参同契》“水火匡廓”之文字有所结合。《宋明理学史》采毛奇龄说而谓周子《太极图》本《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而出，今《宋明理学》谓周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为《周易》的坎卦和离卦，当有受《宋明理学史》的影响之处。作者不明确指出《太极图》为周子所自作，于此可见其不言之隐。

            　　以上两讲，我们讲述了宋代主要易图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特别强调，对宋代主要易图的渊源考证及内涵分析，是正确阐述“宋明理学”的前提。从讲述中可知，如今易图学的专题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宋代主要易图的研究成果），是阐述“宋明理学”的学者所不能有所忽视的。引用毛奇龄等人的“考证”成果，可要小心从事啊！

            　　孔子2000网站站长先生：

            　　我有事在山东大学，手中无扫描仪。待我归家后方能继续扫图上网发布讲座。请通告网友，此讲座要终止一段时间（大约到五月中旬），望网友们见谅。郭彧   


　　元代的易图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发展，只是在宋人的基础上变换花样而已。就其内涵方面来说，因为衍图之本有问题，所以衍出之图不但问题依旧，而且还存在新的问题。吴澄的“河图”与“洛书”就是一例。

            　　上图是吴澄变换朱熹黑白点《河图》、《洛书》所出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

            　　吴澄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传至明代即更名为“古河图”与“古洛书”。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所采之《古河图》与《古洛书》原载章潢《图书编》卷一。

            　　章潢曰：“龙马出于河，马身旋文具五十五数，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圣人则马身旋文画为河图，然各点皆圈而旋转者，亦取其象之圆而圈之，故名为图也。如分开生成之数以补四隅，则其象方而非图之义矣。此图与世所传之图异，故名古河图云。”由此可知，是章潢将此图命曰“古河图’’，又渭朱熹黑白点数‘’河图’’是圣人则此旋毛图而画。如此所谓“圣人则之”，就不是直接则龙马之图而画卦，而是先则马图画成黑白点数“河图”，然后再则黑白点数图去画卦。其说“古洛书”曰：“灵龟出于洛，龟身甲坼具四十五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圣人则龟身之坼文画为洛书，然各点皆直如字画者，亦取其象而画之，故名为书也。其点数亦圈而圆，则非书之义矣。此书与世所传之书异，故名为古洛书。’’由此可知，是章潢将此图命曰“古洛书”。又谓朱熹黑白点数“洛书”是圣人则此龟坼图而画。如此所谓“圣人则之”，就不是直接则神龟之图而列卦，而是先则龟图画成黑白点数“洛书”，然后再则黑白点数图去列卦。此种荒唐之说皆因有“旋毛河图”与黑白点“河图”、“龟坼洛书”与黑白点“洛书”同时存在而发，章氏试图于二者之间弄出一个“圆满”之说。

            　　其实，所谓“古”者并不古，而是元吴澄为解决黑白点“河图”与“洛书”载体问题而臆造出来之图。《易纂言外翼》曰：“‘河图者，羲皇画卦之前，有龙马出，而马背之旋毛有此数也……以背毛之旋文如图星者之圆圈，故名曰图”、“洛书者，大禹治水之时，有神龟出，而龟甲之坼文有此数也……以背甲之坼文如书字者之横画，故名之曰书。”《易纂言》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曰：“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阴阳奇偶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坼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坼文如字画而谓之书。”对宋代以来所传“河图”、“洛书”为什么“皆作圆圈”之事，吴澄则巧言辩解曰：“三代以后，图书隐晦千有余年，幸而方技家藏之，得不泯绝，至宋复出，亦天之不爱道也。然方技家之所取用，不过以其数之多寡而巳，故传写洛书与河图通作圆圈，取其省易也。”此则近于瞽者说象，一味臆说。

            　　《易数钩隐图》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是以黑白点九数之图为“河出龙图”，其“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与“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二幅图。又曰“或问曰：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且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也，下篇分土王四季，则备其成数矣。且夫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由此分析，这里所谓之“河出龙图”并非《易纂言外翼》所列十簇旋毛“河图”，而其所谓之“洛书曰”之“洛书”却是指《洪范》而言，并明确指出“洛书九畴”是“先陈其已交之生数’’，其后以土数五“足”之，方有成数图。显然，即不同于朱熹十数“河图”，又不同于其九数“洛书”。至谓“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之“龙图’’，则又是指有五行数之位图而言。自其“河图天地数第五十”与“河图四象第五十一”二图看，其所谓之河图(或龙图)是无十数之图，而其位则可六居下、七居上、八居左、九居右，又与朱熹“河图”六、七、八、九之位同。由此可见，但谓刘牧臆见而“易置图书”，却是蔡元定之偏见。而吴澄本《易学启蒙》十图九书之说，又独出心裁要解决黑白点图书载体之问题：一片之图、一卷之书，如何能从黄河、洛水里浮出？于是因郑礁《通志序》“河出图有自然之象，洛出书有自然之理”之说，而杜撰出“龙马旋毛河图”与“神龟坼甲洛书”。明初朱升《周易旁注前图》录之，至杨时乔《周易全书》亦录之，并曰“窃意据《通志》，则此图自古而有’’，又衍出十多幅“旋毛”与“甲坼”小图。至章潢则命之曰“古河图’’、“古洛书’’，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卷末“周易采图’则采其图与说。

            　　清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亦列此“古河图”与“古洛书”，图右注：“旋毛龟坼志古也”、“此郑氏通志所定”。胡氏谓二图为郑樵所定，是源于明末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马毛、甲坼，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

            　　为此，笔者曾反复遍查《通志》，结果并不见“通志载之”，而是发现郑氏以“河出图”、“洛出书”为祥瑞，并斥以“洛书”明《洪范》五行之说，为“欺天之学’’。如此，郑氏怎会以“洛书”为龟甲坼文？郑氏于书中多引汉代纬书《河图》之文，足见其十分明白汉代所言之“河图”是什么货色。吴澄望风扑影之说，似乎要从《通志.昆虫草木略》中去找“根据”：郑樵释《尔雅》“五曰文龟”曰：“文龟，甲有文彩者”；释马名“騴駺駐”曰：“音晏郎的，又曰回毛……回毛，旋毛也。”郑礁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如此，其书岂能载有“古河图”与“古洛书”？

            　　吴澄的“马背旋毛河图”与“神龟甲坼洛书”是朱熹列于《易学启蒙》之《河图》与《洛书》的衍图。朱熹之二图则是易置了北宋李觏《删定易图论序》中的二图。李觏二图则是“删定”刘牧《易数钩隐图》而来（合刘牧二幅“洛书”图为一）。刘牧以黑白点臆造“河出图”与“洛出书”，朱熹宗之而不过互易二图之名而已。至元吴澄则进一步充“妄人中之妄人”，把黑白点数改造成“旋毛”与“甲坼”的图画。这似乎可称得上“真正”的图，然而因其初既是刘牧妄造，则无论如何“改造”，终究还是“伪易图”。   


　　胡一桂(1247一？)，字庭芳，元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幼承父教，颖悟好学，尤精于《易》，得朱熹学派之正，学者称双湖先生。《元史》入儒林传。易学著作今存《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易学启蒙翼传》四卷。

            　　上图即《易学启蒙翼传》所列《文王十二月卦气图》。此图本孟喜十二月卦说而来，只是其图采用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方法而作，所以视其阴阳消变化颇为直观。明人韩邦奇准之衍出“维天之命”、“圣人之心”二图；来知德准之衍出“梁山来知德圆图”等许多图。胡-桂以十二辟卦说卦气，其父则以《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说卦气.其图其说自然与父说不同。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之图

            来知德《易经集注》之图

            　　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方法作大小二横图，是受到杨时的启发。《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有这样的记载：“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箇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杨时是二程的弟子，而二程又曾师事周敦颐。周敦颐《太极图》的第二层图式就以黑白弧形块表示阴阳。阳白阴黑，似受到白昼与黑夜的启发。然而，用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易卦图，则是自朱熹始。朱熹主“理一分殊”之理学思想，他所谓的“仪”、“象”、“卦”全是阴阳的“加一倍法”。胡一桂此图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而为之，阳生于子，阴生于午，《复》卦一阳生，至《临》卦二阳，至《泰》卦三阳，至《大壮》四阳，至《夬》五阳，至《乾》六阳，至《姤》一阴生，至《遯》二阴，至《否》三阴，至《观》四阴，至《剥》五阴，至《坤》六阴，周而复始，阴阳消息，与我国地处北温带年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循环往返相符。这便是“卦气”图。

            　　有了胡氏此图的启发，后人以之衍出诸多“黑白块”易图，这就不足为奇了。《梁山来知德圆图》并非自所谓“古太极图”中间挖空而出，把韩邦奇之图的内圈缩小即得之。

            　　宋后多有新奇易图出现，然而易图的演变必有其源流。胡一桂此图就是韩邦奇、来知德、胡煦、黄元炳等人所衍易图之源，而究其本则皆因朱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元本符号作易卦图而来。林至的《太极三变图》、俞琰的《先天图》等皆以黑白块为之，其本皆出于朱熹黑白块大小二横图。以十二辟卦衍出空心无“鱼眼”之图，以黑白块八卦圆图衍出有“鱼眼”之“古太极图”、“龙马真象图”等。   


　　雷思齐(1231一1302)，字齐贤，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亡弃儒服为道上，居乌石观，遍览云笈，深究玄学。晚年应道教三十六代天师礼请为玄学讲师，布道于广信山中，学者尊称为空山先生。易学著作今存《易图通变》五卷、《易筮通变》三卷。

            　　《易图通变》作于元大德庚子(1300年)。卷首列《河图四十徵误之图》(见下图)，还有《参天两地倚数之图》、《参伍以变错综数图》和《参两错综会变总图》等图。雷氏主“河图”为四十数说，曰：“河图本数兼四方四维共四十，圆布为体，以天五地十虚用，以行其四十，故合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谓此四十数《河图》出于伏羲之前，为圣入则之画卦之具。雷氏以数配卦，用九宫数虚中之八宫数配《说卦》八卦方位：天一配坎、地八配艮、天三配震、地四配巽、天九配离、地二配坤、天七配兑、地六配乾。

            雷思齐的《河图》

            　　其“河图辨徵”谓亲见陈抟《龙图》一书，内有形九宫的“本图”和五十五数的“形洛书”二图，至刘牧宗之衍出五十五图，而李觏“元不识此之三本之则一，妄析以为三”。曰：“至其甚者，以五十五数之图乃妄谓之河图，而以图南所传之河图反谓之洛书。颠倒迷谬，靡所底止。”斥刘牧、李觏以《洪范》九畴五行之数为“洛书”，“盖其之妄也”，斥朱熹、蔡元定“以书为图，以图为书者，又妄人中之妄人也”。雷氏主“洛书”不可画作点数图，曰：“余特谓图则有数可通，而书则有畴类可数，而不可布之以为图也。”

            　　实际上，雷氏的四十数黑白点配八卦之图，是归纳刘歆‘‘河图”即为八卦说和刘牧黑白点九数《河图》及朱熹虚中为“太极”说，重新演绎所出之图，是“河图”发展史上一幅花样翻新的图而已。以所谓“河之出图羲前，既得以则而画卦，因及于洛之出书禹后，复得以则而叙畴尔”的“比类而互言之”之说，释《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义，在当时看来似乎近正，然而今天以《易传》并非全为孔子作的共识来分祈，无论如何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此已足见封建社会里文人受“圣入”言语羁绊的无可奈何心态。雷氏既不认为《系辞》此说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又不主刘牧的九数《河图》说和朱熹的十数《河图》说，如果仍要图释《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入则之”，也只有归纳诸说，从而演绎出新图和新说的一条路可走。

            　　《易图通变》的“河图辨徵”为易图学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龙图》--书是否为陈抟所著？

            　　据雷氏说，“考图南之为龙图，虽自谓得于孔子三陈九卦之旨而作，然其序曰‘龙图者，天散而示之，羲合而用之，孔默而形之’，且明称‘始图之未合，惟五十五数’，则是谓《大传》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而言之。”由此可见，雷氏所见《龙图》一书有序和正文。而“三陈九卦”云者为正文中文字，“天散而示之”云者为序中文字。此即与今见于张理《易象图说》中的《龙图序》中有“于夫子三陈九卦义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之文不合。《道藏曋芤淄肌酚小冻率先?戮咆酝肌分?迹?妓？“希夷曰：龙图，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三陈九卦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故履德之基明用十，谦德之柄明用十五(亦明五用在干谦)，复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故三卦属上经，明乾之用统于坤，六卦属下经，明坤之用兼于乾也。斯则天三三地二二之义耳。”比较之后可知，《周易图》所引似为当时《龙图》一书本文，而雷氏所见又有所不同，至于张理则仅一序言而已。虽三人所见者皆有“三陈九卦”与“天散而示之”之文，却分属三种不同的书中。个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辨析。

            　　雷思齐之前的冯椅于《厚斋易学曄热逯?觥分屑？“《中兴书目》‘易龙图一卷’，本朝处士陈抟撰。”冯椅之前，朱熹尝曰：“龙图是假书，无所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朱熹之友吕祖谦取当时内府及士大夫所藏诸家文集凡八百家，编《皇朝文鉴》(明代改称《宋文鉴》)内收《易龙图序》(即张理所引之文)，而朱、吕之前，郑樵于《通志曇瘴穆浴肪?嘁淄疾考恰傲?家痪怼？无作者之名，于《通志曂计茁浴贰凹怯小敝屑恰傲?肌薄ⅰ俺孪Ｒ囊淄肌？其“龙图”之记仍无作者之名。可知，既然“记有”，则郑樵当时见有此《龙图》一卷之书和一幅“龙图”，如果真为陈抟之书之图，郑樵不会故意隐去其姓名。

            　　《周易图》所引陈抟“用五”、“用十”、“用二十四”之说，旨在阐述“三陈九卦”之德，而不是说圣人则“龙图”画卦。至雷思齐所见，则正文内有“形九宫”和“形洛书”二图，其“龙图”为九数之图，至张理则唯有“天散而示之”的如贯珠的五十五数之说，其“龙图”又非九数。既然《龙图》为假书，则雷思齐所见当为依刘牧说而出，而张理所见当为依朱熹说而出。清初胡渭《易图明辨》对此辨之甚明，引元代刘因说：“龙图之说未必出于刘牧之前，吕伯恭从而误信之，犹张敬夫为戴师愈所欺也。希夷未闻有书，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未合之数以为探三陈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陈九卦于河图之义有何干涉？此拟不论，殊为可笑。”又曰：“若龙图本合，则圣入不得其象，故天必先散而示之。夫以圣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圣人岂不能见其所分？且使天合而圣入果不能见其所分，当其散也圣人又岂能合而用之邪？”又引黄宗羲说：“《龙图序》见于《宋文鉴》，以十为河图。朱子辨刘牧九为河图之非，不取此为证者，以其为假书也。序之为说，固不能无疑，谓河出未合之图，伏羲合而用之，是伏羲画卦又画图矣。”

            　　我们从所谓“龙图”之书或序的前后演变过程中看到，是《易数钩隐图》卷下突出“龙图其位有九”之一语而后伪成“龙图”之书与图（当时却不属之陈抟，故郑樵“记有”不属作者），至朱熹“龙图为假书”之一语而后伪成“易龙图序”(吕祖谦为当时士大夫所欺，误以十数河图出于古而录之)。至雷思齐则不辨其伪而用以驳陈抟、刘牧、李觏之非；至张理则亦不辨其伪而用以推说朱熹《河图》、《洛书》之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说到底，所有的黑白点河洛图皆非真正易图。而我们于易图学史中用大段文字叙述这些并非真正易图之图，也正是因为这些图大量地充斥于历代的易学著作之中，不得不言之而已。雷思齐斥刘牧为“妄人”，斥朱熹、蔡元定为“妄人中之妄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宋初至宋末的“河洛说”。自立一说的目的则在于证明，如果要用黑白点数来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不仅仅有刘牧、朱熹的两种答案，第三种答案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他“‘洛书”不可画为点数之图的主张，更是鲜明。如果我们注重其有关“河图”辩证的大量文字，则不失为攻伐有宋一代“河洛说”的好文章。一个道教人士难得有此作为。   


　　俞琰(1253一1314)，字玉吾，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自号林屋山人、古吴石涧道入，学者称石涧先生。宋亡入元，隐居著书。易学著作今存《周易集说》四十卷、《读易举要》四卷《周易参同契发裤》九卷、《释疑》一卷、《易外别传》一卷。

            　　《正统道藏》太玄部“若”字号收《易外别传》一卷。是书撰于至元甲申(1284年)，自序：“易外别传者，《先天图》环中之秘，汉魏伯阳《参同契》之学也。”俞琰此种观点则本朱熹“康节自是易外别传”、“其书与易自不相干”、“《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底，《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之说而来。

            　　朱熹本邵雍《观物外篇》而作《易学启蒙》，则不知如何又为此说？

            　　俞琰序《大易会要》(即《周易集说》)曰：“琰幼承父师，面命首读朱子《本义》，次读《程传》。”则知其学宗于朱熹。

            　　俞琰曰：“图之妙在乎终坤始复，循环无穷。其至妙则又在乎坤复之交一动一静之间。愚尝学此矣，遍阅云笈，晓其一二。忽遇稳者授以读《易》之法，乃尽得‘环中’之秘。反复求之吾身，则康节邵子所谓太极、所谓天根月窟、所谓三十六宫?靡不备焉，是谓身中之易。”观俞氏此说则见其《易外别传》之所以作。

            　　《易外别传》首列一○“太极“之图，曰：“朱紫阳曰，太极，虚中之象也。”次列《先天图》(见下图)。

            　　这是一幅本朱熹之说将《先天图》内六十四卦方图“拿出放外”，并用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所作的六十四卦圆图，其中间“虚处”标以“太极”，《乾》、《姤》之上标以“月窟”二字，《坤》、《复》之下标以“天根”二字。图说：“《参同契》云：‘终坤始复，如循连环。’康节诗云：‘自从会得坏中意，闲气胸中一点无。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往来，三十六宫部是春。’”按，《参同契》是以孟喜十二月卦说炼丹火候，“周旋十二节”起“朔旦为复”，历“临炉施条”、“仰以成泰”、“渐历大壮”、“夬阴以退”、“乾健胜明”、“姤始纪序”、“遁世去位”、“否寒不通”、“观其权量”、“剥烂肢体”以至“归乎坤元”，而后总之云“终坤始复，如循连环”。俞谈则将此说套用到《先图图》象天的六十四卦圆图之上，并曰：“三十六宫都是春，谓和气周流乎一身也。”其实这已不是邵雍诗的本意。又曰：“《先天图》者，环中也。愚谓人之--身，即先天图也，心居人身之中，犹太极在先天图之中。”邵雍所谓之“环中”，是本庄子《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之说而来，“环中”是指道之枢纽而言，并非以《先天图》之中心为“环中”。邵雍以圆图象天，方图形地，以“天地相函”的方圆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全体象“太极”，根本没有什么“图中虚处”。有之，是自朱熹改造《先天图》将方图“拿出放外”而始。所以，俞琰此说不合于邵雍的“先天之学”，而是出于朱熹的“先天之学”。俞琰此图与林至《易裨传》“太极六变”之图虽然外形相同，但是于内涵方面却截然相反。林至是以一○“太极”的内部六变而出图，图中并没有“虚处”，自然不会以“图中虚处”为“太极”。

            　　俞琰此图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明清之际有人把所谓的“古太极图”植入“图中虚处”，以替代其中“太极”二字，则又衍成一幅新的“先天图”。(清代李调元所编《函海》中集张行成《翼元》一书，其中于“先天图浑天象也”之说后即插入这样的图。)

            　　俞琰还列有《先天六十四卦直图》，是本朱熹《卦变图》整理而出之图。此外还有《地承天气图》、《月受日光图》、《先天卦乾上坤下图》、《后天卦离南坎北图》、《乾坤坎离图》、《天地日月图》、《八七九六图》、《木火金水图》、《乾坤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坎离交变十二卦循环升降图》、《屯蒙二卦反对一升一降图》、《既济未济反对一升一降图》和《周易参同契金丹鼎器药物火候万殊一本之图》(依彭晓《明镜图》增衍之图)。其中《乾坤坎离图》为以四卦示天、地、日、月之图，对后世亦有一定的影响。(后世有以“古太极图”外标此四卦之图，如仅见韩国国旗上的图案一样。)

            　　俞琰虽然推崇朱熹易学，但他却是一位黑白点数河洛图的反对者。其《周易集说》注《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有“非图书有天生之数，而圣人就取之也”、“夫五十五数，《易》数也”、“四十五数者，……在《易》则圣人无一语及之，盖非《易》数也”之说。其《读易举要》“河图洛书之附会”一节，又有“非图书有天生之数，而伏羲就取之”、“若谓伏羲画卦本于河图，则夫子但曰‘河出图，圣入则之’可矣，乃兼洛书而并则之，何哉”、“河图自《易》言之，吾又于《顾命》见之矣，不过曰‘天球河图在东序’，又于《论语》见之矣，不过曰‘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又于《礼运》见之矣，不过曰‘河出马图’，未尝有所谓五十五数，亦未尝有所谓四十五数”等说。俞琰斥先后出黑白点河洛图书者是“以谬攻谬”，皆是“以妄习妄”，此可谓至论。虽朱子亦不能逃此谬妄。

            　　俞谈曾有《易图纂要》、《易图合壁连珠》、《六十四卦图》等易图学专著，可惜今皆不传。有些易图散见于《读易举要》中，有《刚来柔来上下图》、《八卦主爻图》、《十二卦主爻图》、《阳无十阴无一图》、《九宫纵横斜十五图》、《九宫纵横斜十八图》、《乾坤首上篇屯蒙以三男继乾父坤母图》、《上下篇终皆以坎离继二长二少图》。其中的《刚来柔来上下图》是以反对言卦变所出之图。以反对言卦变者，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而俞琰于其易学著作中言之尤详。

            　　俞琰《易外别传》所出易图，发挥朱熹之说，将邵雍的《先天图》及“先天之学”同《周易参同契》的丹道之学挂钩连结起来，并且是从外丹转向了内丹养生的修练。这种转向同南宋时期道教内丹养生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从邵雍、朱熹到俞琰，所谓“先天之学”及《先天图》的发展演变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本属“洵粹然儒者之言”以天道而及于人事的邵子之学，到了宋末元初之际竟演变成“石涧道人”的内丹“养生之且务”。从中可见异族统治下的儒生，由“经世治用”向“修身养性”转化之一斑。   


　　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今四川邛莱)人。隐居慈利州天门山，垂三十年成《春秋类传》和《大易缉说》二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行省拟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守志不出，反复沉潜二书，愈见明白。今见《四库全书》本《大易缉说》十卷，卷首有王履作于大德辛丑(130l)序和程文海作于大德七年(1303)序，书后有进士李琳作于延佑三年(1316)之跋和承直郎田泽所作《续刊大易缉说始末》。

            　　《大易缉说》卷一列《河图》、《先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图》、《演极》、《演极后图》、《洛书》、《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图》、《往来顺来逆图》、《衍数》、《倚数》、《反对》、《揲蓍》和《取策》十九图。卷二列《周濂溪太极图》及其衍图三幅。

            　　王申子所出易图的特点，虽然图本朱熹易图衍出，但是图说却与朱熹多有不同。特别是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较之朱熹更近于周敦颐本意。

            　　王申子把十数《河图》“分作三宫看”，以中宫天五、地十为“太极”，又合下之一、六与上之二、七，以奇数一-、五、七为天(乾)，偶数二、十、六为地(坤)，谓此“是生两仪”，又“独取五以生四象”，以中宫之五配一、二、三、四，得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谓此为“两仪生四象”。又列《河图》十全数，以一、三、五为乾，二、十、六为坤，三、十、五为离，十、五、四为坎，五、七、八为兑，五、六、八为震，十、九、六为艮，十、九、七为巽，谓此为“四象生八卦”。“分河图为三宫，而三画之象明，错综其奇偶，而八卦之位定”，这就是王氏所谓的“伏羲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得其法象文理于心，及见河图与心默契，于是则其象以画八卦”的过程。至于九数《洛书》之用，王氏则曰：“先天卦止见易之体，而用有未周，禹治水时，神龟负文复出于洛，其数有九，九则奇也。其象纵横皆十，十则偶也。文王于是取之，以错综河图重位八卦，然后阴阳奇偶亭当不偏，而易之体用始备，是为后天易，故曰“河出图，洛出书，圣入则之”。“此图中圆者河图，外方者洛书也。盖文王取洛书之奇数偶象，错综河图之偶数命象，以重位八卦”。这即是王氏所谓的文王则《河图》、《洛书》全体用的河洛观。王申子以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衍出《倍乘重卦之图》，谓此为《易》之用“后天横图”。将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图中加一“九”字，称之为《希夷先天卦图》，又本《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出《演极》、《演极后图》。王氏主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说，故不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或冠以“伏羲”图名。

            　　王氏所列《周濂溪太极图》，虽然引用了经朱熹改造过的《周子太极图》，但其对《太极图易说》的分段疏解，却较之朱熹高出一筹。如解“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者，厥初未有太极、两仪之先，己具个生生不穷之理，虽无象可象，无名可名，然其理则至极而无以加也，故曰‘无极’。“太极者，理气象数所以为万化之根本者，全体己具，浑然而未分也。虽浑然未分，然举天地万物生生化化，尽无以出于此，亦无以加于此，故曰‘太极’，‘无极而太极’者，谓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也。”对于《周子太极图》的五层图式所表达的《易》义，则列一图(见下图)，曰：“《易大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言先天易也，此图实尽之。”

            　　王申子对河洛、先天、太极三大图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与家传易学渊源于朱熹的玉井阳氏反复设问中，表达了对朱熹易图学观点的意见。曰：“先生未免泥汉儒相为表里之说，故一一合图与书而并言之，不思其说之非也。”认为朱熹的《河图》虚中不用之说，是“太极自是太极，两仪自是两仪，而非太极生两仪也。”对于朱熹一阴一阳叠成的大横图，则曰“逐节生去之说，以画后天横图则可，若以画先天圆图，则巽五又居乾一之后，则又逐节生不去矣”、“逐节生去之说，决不可以画先天卦也”。对于朱熹的“太极一理”说，则驳之曰：“若太极止具其理，则是初无一物，既无一物，则《大传》曰‘太极生两仪’，不知一阴一阳于何处突然生来便分为两？岂有是理哉！濂溪图说又不应便道‘太极动而生阳’。何则自古及今天地间，物未有止具其理，空空虚虚而有可动者。其动也必是气存焉。”又对朱熹把“无极而太极”五字标于一○之上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曰：“周子之图，其上止有一圈，图之名止曰‘太极’，而图之说则曰‘无极而太极’，是周子分明于太极上说出无极以示人。谓凡物之有，不生于有，必生于无。况既曰‘无’又曰‘极’，与下‘太极’字并言，是虽一物，而有个至极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谓‘无极而太极’，混‘无极’、‘太极’于一圈，己非周子图意。”又针对朱熹“若论先天，一卦亦无”之说，曰：“画前，则是未有画也，明矣。皆非谓伏羲有画之易也。愚谓通于天者河也，龙马负图而出于河，伏羲因之画八卦于先，是为先天，中于地者洛也，神龟负书而出于洛，文王取之重位八卦于后，是为后天。羲先文后，岂不易简，岂不明白欤？”

            　　今天看来，王申子的圣人则所谓的黑白点数河、洛图书画卦、重定卦位说，虽然有发先儒所未发处，但是并无什么可取之处。其对“先天”、“后天”的“非先于天后于天之谓”之议论，虽然可立一家之言，但也不得邵雍“先天之学，心也”心法论的本指。其可取之处则在于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难得在朱熹之后百余年有此至论。周子《太极图》问世后至南宋中期经朱熹之改造，则顿失其原本之义，至元初经王申子著《大易缉说》方晦而复明。惜乎王氏本朱熹改造之图，而不取朱震所列周敦颐《太极图》本图，故其解说仍有不达周子建图立说本意之处。王申子把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同“河图洛书之易并伏羲之画、文之重、周公之爻、孔子之系”并列为“六易”，可见其对周敦颐的推崇程度不一般。为什么要从“古今说易七百余家”之中独取《周濂溪太极图》为六易之一？实是因此图能尽《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王氏对周敦颐《太极图》的态度及其高于朱熹的疏解，将益于后人从内涵和渊源两方面对《周子太极图》的讨论。   


　　李简，里贯未详。《学易记·原序》：“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莱芜，挈家迁东平。……己未岁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学易记观之，重加去取焉……它日必有能辨之者。中统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简序。”

            　　“中统建元”乃忽必烈改元1260年，前之“壬寅”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完颜氏金朝亡于1234年，其时山东已在蒙古统治之下。据“之莱芜挈家迁东平”语考之，李简似为山东莱芜人。又“己未”(1259年)当蒙古宪宗蒙哥执政末年，而清代四库馆臣谓“己未为延佑六年，盖仁宗时人也”，将李简退后六十年，本误。

            　　《学易记》九卷，采《子夏易传》逮刘肃易学著作凡六十四家之说，仿李鼎祚《周易集解》和房蕃权《周易义海》之例而成一书。其中卷首“学易记图说”本刘牧《易数钩隐图》、《道藏.周易图》和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之图列有本图或衍图。有九数《河图》、十数《洛书》等多幅易图。曰：“朱文公曰，近世说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究诘……文公此说甚惬愚意，然仆所取之图，则亦不能尽同也。”

            　　李简的《先天则河图》(见下图)，是一幅与前人不同之图。

            　　朱熹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所出《伏羲八卦方位》图，是“天地定位”的乾南坤北，东南方之兑与西北方之艮相对为“山泽通气”，东方之离与西方之坎相对为“水火不相射”，东北方之震与西南方之巽相对为“雷风相薄”。而李简则就图而曰：“先天乾一位在南方，兑二位在东南，离三位在东方，震四位在东北，巽五位在北方，坎六位在西北，艮七位在西方，坤八位在西南。《系辞》自‘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明先天也。”

            　　李简此图所配八卦数与朱熹相同，然而由于变更了巽、坎、艮、坤四卦的方位，李简图数为一○形，就与朱熹图数为∽形不同。

            　　《学易记》又列《后天则洛书》图，曰：“后天八卦出于洛书，以震代离，盖取木之生数也，故‘万物出乎震’，东方又有木之成数，故巽得次震而代兑也，以离代乾，火之成数七也，以兑代艮、以乾代坎，取四、九金生成数也，以坎代巽者，水生成之数在北也，以艮代震，取土生成之数，位乎东北，终始万物也。六子从乾变易方所，独坤居西南不动者，亦阳动阴静之意也。”还列有《易有太极图》（为采《道藏·周易图》之《太极图》，即杨甲所谓的“旧有此图”）、《伏羲八卦图次序图》（为采朱熹《伏羲八卦次序》黑白块图），图说：“其法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其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首乾尾坤，以阴阳先后为数也。”）、《重卦图》（为将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黑白块图分为八宫之衍图）、《洪紫微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图说：“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亦皆首尾相错。夬与复相错，睽与革相错，其余相次至于谦、剥，皆相错。又非只此也，乾与坤相伏故相对，夬于剥相伏又相对，其余相次至于复、姤，悉皆两两相伏。阳根与阴，阴根于阳，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洪紫微此图，其自然之理盖出于伏羲八卦次序图，因而重之而为六十四也。此图传世始于洪迈邪？其亦有所受也邪？是因见尧夫乾南坤北之先天，遂更而为此图邪？）、《六十四卦方图》（此图本前《先天则河图》之八卦方位，又“八卦之中分列五十六卦”，用以说“相错”与“相伏相对”之意。

            　　李简所出衍化易图，有其本身的特点，即其所谓的八卦“先天卦位”是本朱熹的《伏羲八卦次序》小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所调的六十四卦“先天方位”亦是本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直接首尾相连围成圆图，而不是中分‘‘拗转’’后围成大小二圆图。他又把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取出放外”，谓“六十四卦方图盖因推广河图而得之也”。李简如此作为，皆是本朱熹之说而来。朱熹有“先天图曲折”、“方图则一向皆逆，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圆图自有些子造作模样，如方图只是据现在底画便是，就这中间拗作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当初画底”等说(见《文公易说》)，又曰：“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

            　　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时至元初，李简完成了朱熹未竟的事业。特别是“拿出放外”的六十四卦方图，由李简从“河图”中找到了出图的“根据”。这一六十四卦方图是绝无仅有的，虽称为“六十四卦方图”，但其中却寓有八卦圆图，

            　　与邵雍《先天图》中的六十四卦方图不同。

            　　李简《学易记》集有六十四家之说。今天，其中许多家之原本著述已不可见，能得赖于《易图说》而了解这些家原说的本义，应该说这是李简的功劳。其“学易记图说”归纳刘牧、邵雍、朱熹之说，又有取于汉代易学家京房的飞伏说，从而演绎出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易图和图说，由此可见其独立思考的学风。他不取《周子太极图》，而采出于《道藏》的《太极图》和洪迈《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可见其主朱熹“子在母外”以图中虚处为太极的观点。

            　　李简生活于金、元相接的历史时期里，从其所引江南郑东卿、袁枢、朱熹、张栻、杨万里、王宗传、真德秀、魏了翁、郑汝谐等诸家之说来看，当金、宋和谈相安之际，大江两岸还是有文化交流的。李简的易图大体上是宋代易图（特别是朱熹的易图）的继承和演变，只是他的演变并不新奇，又有后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形势的限制，所以对后世的易图学发展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陈应润，天台人，元代延佑年间起为郡曹掾，至正年间调桐江宾幕。始末未详。主要《易》学著作为《周易爻变义蕴》。是书自序曰：“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交之蕴也……汉魏以来，诸儒注释奚啻数百余家，往往皆于本卦取义，而用九用六之说不明。好奇过高傅会舛凿玄妙者，则涉乎庄老，衍虚无者，则流乎异端。《太玄》拟《易》也，而《易》为之破碎，《潜虚》拟《玄》也，而《玄》为之散灭。甚则假老子之学，以创无极太极之论，变妒火之术，以撰先天后天之图。自是以来，谈太极者，以虚无为高，讲大衍者，以乘除为法，强指阴阳老少为四象，而四象之说不明，妄引复姤逆顺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蕴愈晦矣。由是谈玄之士，承讹踵謬，画图累百，变卦累千，充栋汗牛，初无一毫有补于《易》。”由此而言，陈氏似乎是一位反对易图书学之人，然而他却列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曰：“‘河图洛书有象而无文，不图不可也。”又列《八卦方位图》(准《说卦》所言八卦方位)，曰：“伏羲所画八卦方位本如此，文王因之，夫子系辞，然后言其方位，使人易晓。”列《易有太极图》(见上图)，曰：“周濂溪作太极图，不言两仪、四象、八卦之名，又加‘无极’二字于太极之上，杂以老子之学，失《大传》之本旨，故其图不容于不改也。”又出“爻变之法”和“顺逆图”，曰：“古无此图，因说《易》者不知爻变之义，故此图不容于不作。”陈氏谓“《易》之有图，尚矣”，原来他只是不满意周敦颐、邵雍之原图而已。其《易有太极图》以乾坤为两仪，其实是本是邵雍之说，又以四季为四象，亦不出周敦颐图之外。至于以“二十八宿，分布于四方”为“在天成象”，亦是出于汉儒之悦。显然，陈氏所出《易有太极图》是以周敦颐《太极图》合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衍出。

            　　《四库全书总目》为是书作提要，一说曰：“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虽陈应润曰“流乎异端”，然却列所谓传自陈抟的“河图”与“洛书”，并谓“不图不可也”；虽批评周敦颐《太极图》“杂以老子之学”，然却本其图衍出新的《易有太极图》。所以，谓“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是不实之词。何况宋代即有人“破陈抟之学”，如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就斥“河图洛书为怪妄”。   


　　上图见于明朝初年赵撝谦《六书本义》。此图的出世年代当在元代，是从八宋代以来流传的《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演变的前提是必须把八卦的原本符号用黑白块替代，然后以“∽”曲线中分巽之初爻、坎之中爻、艮之上爻、兑之上爻、离之中爻、震之初爻，再以巽初爻之半黑补震初爻之半白、离中爻之半黑补坎中爻之半白、兑上爻之半黑补艮上爻之半白，最后把离初爻与坎初爻的扇形块变画作“鱼眼”状，并抹去八分线及内二圆周线，即得此“天地自然河图”。如果要演变得与此图重合，关键则在于内一圆的半径应该是外一圆半径的二分之一，而中一圆的半径则是外一圆半径的四分之三。

            　　胡渭《易图明辨》引明初宋濂说：“新安罗端良（罗愿字端良）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很可能就是指此图而言。

            　　《天地自然河图》原本是《伏羲八卦图》的衍图，待其出世之后，即故神其说，本末倒置地谓八卦由此图而出。以黑白块替代八卦原本符号而作“易图”始于南宋的朱熹，没有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之举，就不会有这样的演变易图问世。成书于南宋末的《周易图》一书中无此图，至明初于《六书本义》中始见此图，则知此图出世的时间当在元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易图问世之初并不叫作“太极图”，而是称之为“河图”。之所以有“河图”之名，是本《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而命之，为的是说“圣人则之”这样的图而“画八卦”。到了明代中叶，章潢于《图书编》中始改称此图为“古太极图”。之所以要加一“古”字，为的是要与周敦颐《太极图》有所区别。

            　　这样易图黑白分明，阴消阴息的变化一目了然，与汉代以来流传之“阳生于子，阴生于午”说有合。这大概就是此图一经出世之后即被人们接受并不断“神化”的缘由了吧？

            　　严格说来，朱熹以一黑块为阴、一白块为阳，作《伏羲八卦次序》图时以之为“两仪”，到“两仪生四象”时，又把白块“一分为二”、黑块“一分为二”，“四象生八卦”时，又把白块“二分为四”、黑块“二分为四”，则乾三白为四分一白块所得；坤三黑为四分一黑块所得，这就违背了邵雍所谓“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得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诸说的本义。更何况卦爻原本符号“——”是不能“一分为二”的呢？可见，由先见于两宋间人朱震、王湜、杨甲等人所列之《伏羲八卦图》而演变作《天地自然河图》，就必须承继朱熹黑白块《伏羲八卦次序》图中所隐含着的舛误。   


　　曹端(1376一1434年)，明渑池(今属河南)河南人，字正夫，永乐中举人，授霍州学正，学者称月川先生。《明史.儒林传》谓其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问其父。及长则专心性理之学，读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及张载《西铭》，叹曰：“道字是矣！”平生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其学务躬行实践，著《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二卷、《西铭述解一卷。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太极图说述解》一书作于明宣宗宣德戊申(1428年)，主要是本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引朱熹之说而诠释之。惟于“太极不自会动静”方面与朱熹见解不同，卷末附“辨戾”而辨《朱子语类》说之失，此则与诸多雷同附和者不同。其自叙曰：“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是生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两仪生四象，则两仪为太极；四象生八卦，则四象为太极，推而至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极焉。……若夫濂溪周子，二程师也，其于羲图亦偶未之见焉，然而心会大极体用之全，妙太极动静之机，虽不见羲迹，而直入羲堂矣。于是手太极图而口其说以示二程，则又为理学之一初焉。何也？盖孔子而后，论太极者皆以气言，老子道生一，而后乃生二，庄子师之曰道在太极之先，曰一，曰太极，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气形已具而混沦未判之名。道为一之母，在太极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极致而言，则曰极；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耶？列子混沦之云，《汉志》含三为一之说，所指皆同。微周子启千载不传之秘，则孰知太极之为理而非气也。且理，语不能显，默不能隐，固非图之可形，说之可状，只心会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图说，而终身不以示人，非秘之，无可传之人也。是后有增周说首句曰“自无极而为太极”，则亦庄老之流；有谓太极上不当加无极二字者，则又不知周子理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为经。而注解之真，至当归一说也。至于《语录》，或出讲究未定之前，或出应答仓卒之际，百得之中不无一失，非朱子之成书也。……端成童业农，弱而学儒，渐脱流俗，放异端，然尚靡于科举之学者二十余年。自强而后，因所学而潜心玩理，凡十年之间，稍有一发之见，而窃患为成书所病者，如前所云，乃敢于讲授之际，大书周说而分布朱解。倘朱解中有未易晓者，辄以所闻释之，名曰《述解》，用便初学者之讲贯而已，非敢渎高明之观听也。”

            　　曹端本朱熹就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之考证，认为《太极图易说》是周敦颐“手太极图而口其说以示二程”，是为有见。又辨陆九渊所谓“又加无极二字，是头上安头”说，是“不知周子理不离阴阳，不杂乎阴阳之旨”，又谓如将《太极图易说》首句作“自无极而为太极”，则是“庄老之流”。此皆本其欲将朱熹之疏解“至当归一说”的主张而发。卷首所列《太极图》，不取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周敦颐本图，而用朱熹改造之图(第二层图式，“阳动”标于左，“阴静”标于右，第三层图式，“水”过中土与“木”相连，又“火”与“水”交叉之后与第二层图式相连.不取“分土王四季”之义，而取五行相生和以第二层图式为坎、离说)，皆本朱熹之意而述解之。

            　　卷末“辨戾”曰：“先贤之解太极图说，固将以发明周子之微奥，用释后生之疑惑矣。然而有人各一说者焉，有一人之说而自相龃龉者焉。自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及观《语录》，却谓太极不会自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乘马，则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何如耳。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则疑彼矣，信彼则疑此矣。经年累岁，无所折衷，故为《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云。”曹端此辨是即《文公易说》卷一“问：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如何？先生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尝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一段语录而发。至于“太极动静”，则朱熹驳梁文叔“太极兼动静”之说时曾曰：“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也”(《文公易说》卷一)，而所谓“气行则理亦行”，则是本“周子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如言太极动是阳，动极而静，静便是阴，动时便是阳之太极，静时便是阴之太极，盖太极在阴阳里”(《朱子语类》卷七十五)之说而来。朱熹主张“太极只是个浑沦底道理，里面包含阴阳、刚柔、奇偶，无所不有”，“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同上)。所以，其以人乘马之一出一入喻太极一理之动静，所要阐明的是太极不离乎阴阳动静，既曰“太极有动静”，则并非谓太极为“死理”。至于“却谓太极不会自动静，乘阴阳动静而动静”语，是曹端个人就《语录》理解而言，非出于《语录》。乘马而行者，必为活人，其马之出入必由人来驾驭，焉有“死人”能乘马出入之理？一般因曹端此之《辨戾》，而谓其于开理学方面有所见树，修正了朱熹论太极动静时的“乘载”观念，明确地反映出二程以理作为气之动静所以然的思想云云，其实，曹端所谓朱熹有“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与之一动一静”之比喻，则是出于对《语录》之意的曲解而已。门人所记朱熹论说太极的语录有很多条，皆无此义。

            　　明初朱元璋推崇朱熹理学，曹端亦因以宋代理学授徒而有名。其《太极图述解》一书主述朱熹见解并主张立为“归一”之说而外，又识其小疵而稍有“发明”，则其地位亦由此而提高。今天看来，其明初“醇儒”、理学大家之称，亦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处。“自无极而为太极”本是洪迈所修《国史》录入之文，其本当出云朱震原本《周易图》(今见《汉上易传卦图》之“无极而太极”语，似为后人据朱熹说而‘改)，“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说则本汉儒郑玄注《乾凿度》“天地本无形而得有形，则有形生于无形矣”之说而来，北宋时期，刘牧、邵雍及周敦颐皆宗“太极一气”说，刘牧、周敦颐本“分土王四季”之传统说法，以四季为四象，邵雍、周敦颐又皆不讳言“无极”，在三教合流的文化思潮里，这并不奇怪。至南宋道教空前发展的形势下，朱熹为着发展理学的需要而改为“太极一理”说。其实，“无极而太极”、“无极而为太极”、“自无极而为太极”等说，又何尝不是在说“有生于无”？一气浑沦，开辟而为天地，又如何成了老、庄的“知识产权”？后人以朱熹诠释的《太极图易说》来理解周敦颐的“理

            　　学”，是否为周敦颐的本意，只有就朱熹改造之图与疏解作“定论”了。曹端一本朱熹理学观点而为周子《太极图易说》作“述解”，实在是无多少发明，相形之下还不如王申子、鲍宁之解说接近周子本意。

            　　老庄所谓的“无”是“无有”，并非“无无”。“有生于无”是指“有形生于无形”而言。“易有太极”，就是说“太极”为“有”，“自无极而为太极”就是言“太极”之“有生于无”。“道”、“神”、“一气”、“朴”、“无极”、“玄”等皆为形成于战国时期的宇宙论中的概念，而皆为描述“阴阳不测”、“天地未形”之前状态的哲学概念。而其时所谓之“理”是指天地万物之理言，并有“一道万理”之说，至二程方以“道”为“理”，有“理一分殊”之说，到了朱熹，则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直谓“太极”就是“一理”，其自太极而始的“一分为二”，其实就是把一理分作万理。周子所谓的“动静”，是指“太极”的动静而言，是以“太极”为一气，至朱熹主“太极一理”说时，则“理不会动静”，于是就把周子的“动阳”与“静阴”改作“阳动”与“阴静”。至曹端虽辨朱熹有“死理”之喻，然其并不知朱熹的舛误本在于以“太极”为一理说，所以辨来辨去，并没有抓住要害。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元至正乙酉(1345年)举于乡，授池州路学正，秩满归里。丁酉(1357年)朱元璋乓至徽州，以升从军。吴元年，拜侍讲学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所著《周易旁注》二卷、卦传十卷、前图二卷。

            　　《周易旁注前图》有“前图上”一卷、“前图下”一卷。朱升“周易旁注前图序”曰：“愚自中年以经授徒，教子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于两字之间，苟义有不明不尽者，则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学者读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则有前图者，易之为《易》，其本也图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书，实为图象之注脚，故明此经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图，洛出书，天不爱道，泄诸象数，一可也，二何居？作《河图洛书合一图》第一。圣人之则之也，八卦成列，又因而重之，其传于今也，各有横图、圆图，而六十四卦圆图中又有方图，则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为哉？作《先天后天合一图》第二。先天后天，其始其终，既各有序矣，《连山》、《归藏》，首坤、首艮，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终既未济，分上下，其间卦序乃复如彼，作《周易序卦图》第三。卦变也、卦主也、互体也、卦数也、卦位也、纳甲也之六者，时杂见干经传，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图》第四。淳安夏氏有读易十字枢，愚平日窃窥于易得三大义，二者经传训释之机要也，则以附六图之后。圣人处虑忧患之道，自履至巽，其传古，其指深，卦之名义，殆未足以尽之也，作三陈九卦图第五。揲蓍以求卦，因变而用爻，比义从长，宜勿拘一说，作《蓍卦变占图说》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圆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图》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萧氏周易卦序之学，区别于三画、六画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变始终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为图，今录其全文于后，而系以邵子之诗，履运处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图说》第八。八图为之前，而后《周易旁注》可得而读矣。”朱氏所谓自作八图，“前图上”有七，“前图下”于“萧氏读易考原全书”之后有一。其中第四图称“六图”者，包括《卦变图》(采自朱熹《周易本义》)、《卦主图》(与王申子《大易缉说》“成卦之主“大同小异)、《互体图》(采自吴澄《易纂言外翼》)、《卦数图》(采自吴澄《易纂言外翼》)、《卦位图》、《纳甲图》。此外，所列《河图》、《洛书》及大段图说均采自《易纂言》。《始画八卦图》、《重为六十四卦图》为即《周易本义》大小二横图衍出之图，《先天八卦方位图》即朱熹《伏熹八卦方位》图，《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即邵雍《先天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即朱熹《文王八卦方位》图。

            　　朱升所列之图与演变而出之图，多是本朱熹《周易本义》和吴澄《易纂言外翼》(其中《互卦图》及图说出于《易纂言外翼》，今吴澄书中已缺)。后来方以智、胡煦等均引所谓“朱升七图”(实为其《河图洛书合--图》中之“一至十数环列”、“交午取用”、“五位内外相合为河图”、“平衡取用”、“八宫交午相对为洛书”五图及《六图》中之“卦数图”一图)。朱升所引吴澄《卦数图》之图说：“此以一数析为四分，十数凡四十分，均为八卦，每卦占五分。乾统三男，占五阳数于左；三女从坤占五阴数于右。阳数中于五，阴数中于六，故在上，阳数究于九，阴数究于十，故在下。一附九合十数于左下，四附六合十数于右上，三与七合十数而左升，二与八合十数而右降，莫非自然。若以乾占天五正位于上，坤占地十正位于下，则雷风以气附天，山泽以形附地，水火以质居天地之间，又父上母下，三男三女各顺长少之序，列于左右，法象尤著。”此一段图说可补今见《易纂言外翼》之不足。要补吴澄书之缺，则必参考朱升此书。

            　　朱升所谓夏氏“读易十字枢”为中、偏、正、反、应、敌、比、远、乘、承十字，所谓“读易三大义“为贞、悔、元之义。朱升将元萧汉中所著《读易考原》“录其全文于后”，使得是书得以流传至今（《四库全书》本《读易考原》即从朱升书中录出）。

            　　《周易旁注前图》书后则为朱升所作“三十六宫图说第八”之图与说。(今见《四库全书》本《读易考原》将此图与说当作萧汉中书中内容录入，非是。)其图用“先天八卦方位图”，中标一“身”字?乾巽之间为“月窟”，坤震之间为“天根”，以卦画数为宫数(乾三宫、兑四宫、离四宫、震五宫、巽四宫、坎五宫、艮五宫、坤六宫，合三十六宫)，又将邵雍《先天吟》“天根用窟闲往来”之诗录于图上。图说之末曰：“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学易者所当以为己易者也。昔人此诗‘遇’字、‘逢’字玩之未审，设以六十四卦图复、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内丹说者，是以本旨不彻，故愚详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图》之后云”。此足已证明《三十六宫图说》为朱升之图与说。

            　　朱升的《周易旁注前图》除所谓“平日窃窥于易，得三大义”说“贞”、“悔”、“元”三字之义不足二百字之外，多是引他人之图之说演绎之而成书。其自谓有所得者，几乎全在“河洛学”方面，如将十数环列成图，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为对(所谓“交午取用”)布成十数“河图”，又四六、三七、二八为对(所谓“平衡取用”)与中五合布成“洛书”。此则被后来说“河图”、“洛书”者所看重，可谓朱升之“发明”。然而，“河出图，洛出书”乃“圣人以此神道设教”，古无实事，又黑白点数之图书皆为后人穿凿附会，今天看来实无补于易学。

            　　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今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本《易纂言外翼》所缺之图可从《周易旁注前图》中看到；《四库全书》本《读易考原》是从《周易旁注前图》中录出。所以，此书为明初易图书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为研究元、明时期易图书学所必读之书。   


　　刘定之，字主静，号呆斋，永新(今属江西)人。正统丙辰(1436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安。《明史》有传。举进士前一年(宣德十年)成《易经图释》十二卷。

            　　是书自序曰：“家君以《易》晦我，不肖自少至长，今年二十有七矣，而不能有所真知灼见。虽《易》道难穷，亦才之不逮人也，故过庭之余，辄取所领悟者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积稿既久，不欲废弃。壬子岁退自江右，授徒汶水，癸丑寓邑东郭，乙卯移于老氏所居端威阁，数载间以家君之命，分来认学者有长弟寅及士友数人，出此旧稿以资讲贯，遂汇集成帙。盖《易》先有图而后有辞?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羲先天、文后天，圣所图也，故列于经传之先。彖辞以原始要终，爻辞以杂撰物德，乾坤之道广矣，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爻辞各有图，是为经之二卷传。彖者有取于卦之体德变象.而其说或异，观象者有资于人之所行德业，而其用各殊，义之渊而永也，然有条不紊，文之奇而法也、然有韵可叶，故或图其义，或图其韵，是为传之十卷。“易”之字合日月而成，“易”之道赖圣贤而传，宇岂特名也，以附其实，道岂特古也，以垂诸今，故图于经传之后。复古《易》而不尽从朱、吕之篇，采传义而或曲畅程、朱之抵牾者。不敢为佞而宁为忠，不能识大而犹识小之意也。……故予于图括其总，于释具其略所而已。”今见乾隆二十八年崇恩阁刻本《易经图释》十二卷，首列《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胡方平之《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其次有《伏羲八卦圆图》、《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伏豢先天八卦方位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后天八卦次序图》、《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皆是取朱熹《周易本义》卷前之图形及图名稍有变化之图。刘氏不取《周易本义》之《河图》、《洛书》和《卦变图》，从其自序中所谓“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可见其对此三图之看法。“天所图”之说并不及于圣人则之画卦，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图》已明一阴一阳叠加画卦之法；既谓彖象之图已备卦变，则不须取用别人之图。自序所谓“图于经传之后”之“日月为易”等图，则不见于此刻本。

            　　刘定之“易先有图而后有辞”之说，可谓至论。以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说“卦气”者，有朱熹、蔡元定等人，至南宋末胡方平则于《易学启蒙通释》中列《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至元代钱义方又于《周易图说》中列革新之《六十四卦节气图》，其图每一节间隔八卦，八节配六十四卦，所谓“五斋胡氏乃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分、二至、四立，各两卦，外十六气各三卦，合之为六十四卦。夫节气周于天，卦象周于图，本无间也。而何有于两卦、三卦多少之分哉？吁，泥矣！”刘定之则是不审胡氏之“泥”，为重列其图而为之说者。刘氏《易经图释》所出易图最多且具本身特点，为诠释《经》、《传》所画之图。可调继南宋郑东卿之后，以图解六十四卦者。其释《经》时，每卦六爻各总为一图，释《彖》上为一图、《彖》下为一图，释大、小《象》又各为之图，释《文言》、《系辞》，或一节为--图，或数节为一图，《说卦》则仍以先天后天诸说作图，《序卦》附一六十四卦反对图，《杂卦》则无图。其释《经》、《传》所出图大多为文字加线框构成，大旨则重于标示六爻之义。依其自序“易道难穷”、“着不得详说”、“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云云，则知其图只不过为一人之图，其说只不过为一家之说而已。刘定之《易经图释》卷首之图本出朱熹《周易本义》和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其图皆旧图，其说则于旧说之上“节外生枝”。如，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后注云：“此图，二经十传皆无明文可见”，又于诸图之后注云：“以上诸图，昔者学《易》之家夫其传?而异端方士秘传焉，邵子始复取归于《易》。程子与之同时，而于《易传》向置之不论，岂未尝得见于邵子欤？至朱子，以之冠于篇端，发明详尽，然后《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云。”此说是本朱熹、吴澄“流于方外”、“方伎家秘而宝之”之说而发挥。至谓“邵子始复取归于《易》”，则是说得不切合实际。一则朱熹、吴澄皆谓黑白点《河图》、《洛书》及《先天图》是陈抟始得之于方伎；一则“诸图”中之大小二横图及《文王八卦次序》图皆为朱熹自作之图；一则谓至朱熹“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则是过誉之词。

            　　胡方平学本朱熹，刘定之又本朱熹、胡方平而出易图，致谓自朱熹始方得《易》之本原，云云。以此可窥见明初以来易学研究之概况：“天下易学，无不言朱”。甚至程颐也要退居朱熹之后了。

            　　刘氏图释《易经》六十四卦之图，为文字加连线图。其图释坤卦图如下。

            　　历史上，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南宋时有郑东卿的《易经疑难图解》（今见于《道藏·周易图》），其后就是明代刘定之的《易经图释》（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至清初则黄宗羲于《易学象数论》中有个别图解（见于《四库全书》）。《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卦、爻辞本为占卜而设。《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是把“—”爻视作阳、“--”爻视为阴，其实《易经》的卦、爻辞中并没有“阴阳”二字，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发挥了阴阳学说，其后凡以“图”释六十四卦者，无不一“阴阳”为说。“阴阳”的涵义既有对待又有流行，说者亦皆发挥此二重意思。“阴阳”为一抽象概念，为“形而下”者。“阴阳不测则为神”，万物无形体之前为“神”（自然格之“神”，非人格之“神”），“神”则为“形而上”之道，为不可说、不可名、不可图者。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是大自然的自组织运动论，与西方“上帝于六日里造就了世界”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凡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亦皆本此宇宙论而道阴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自然的自组织宇宙论是一根本学说，是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学说。这是要下大气力弘扬的内容。   


　　韩邦奇(1479一1555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陕西大嘉)人。正德戊辰(1508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弘治十六年(1503)著《易学启蒙意见》四卷，又有《见闻考随录》五卷。

            　　《易学启蒙意见》为照录朱熹《易学启蒙》全文并加入衍图和“意见”之书。卷一“本图书第一”、“原卦画第二”，就朱熹十数《河图》衍出三十三图，九数《洛书》衍出二十三图，就朱熹六横图衍出二图，将《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分作圆、方二图(此乃本朱熹“将方图取出放外”说而作)；卷二“明蓍策第三”，本文之中有“易筮序略”、“筮仪”(今见于《原本周易本义》内容，实为原本《易学启蒙》内容)和衍图四十余幅(所录本文有与今见《易学启蒙》有不同之处)；卷三、卷四“考占变第四”，以朱熹所述“七占”变例各附卦变图：“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之例，附以朱熹起《乾》终《坤》大横图，每卦之下标以所占“本卦彖辞”；“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之例，附六十四卦每卦各变六卦之图；“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一例，附六十四卦每卦二个爻变所得卦图；“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二例，附六十四卦每卦三个爻变所得卦图；“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之例，附六十四卦每卦四个爻变所得卦图；“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之例，附六十四卦每卦五个爻变所得卦图；“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占之卦彖辞”之例，附六十四卦每卦六个爻变所得卦图。又于辨朱熹“以事理推之”占法“犹有可疑”而加“七占’’新法意见之后，列朱熹三十二幅变占图之第一图，加列三十二幅“加详”图。

            　　在韩氏诸多衍图之中，惟其据“夫造化者数而已矣，五十者，造化之体也，四十有九者，造化之用也，四使有九者，万物之体也，四十有八者，万物之用也。是故五十而去一，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者也；四十九而去一，万物各正性命者也。用九用八之不同，其神化之谓乎？”一段本文(此段文字不见于今本《易学启蒙》)衍出之二图(见下图)，可谓新奇之图。韩氏注曰：“此节何以不用濂溪之图？夫为图所以立象也。阴阳五行万物不在天地之外，阴阳有渐，无遽寒遽热之理。知觉运动，荣瘁开落，卵亥之化也。”此图乃本胡一桂《文王十二月卦气图》演变而来，而胡一桂之图又明显据“十二月卦”圆图演变而得。所以，究其本当出于孟喜之“十二月卦”说(今见最早将十二月卦画做圆图者，则出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所列《明镜图》)。

            　　韩邦奇之书命曰“意见”，是诠释朱熹《易学启蒙》同时阐述个人见解之书。因其是述解朱熹易学思想之书，成书后即有“大巡周公”命梓，“大司马韩公”为序，“节推东公”校正，“平阳府同知李沧”刊刻，则见明代中叶是书影响之不同一般。其实，一部通解《易学启蒙》“小书”之书之所以有如此影响，亦是当时“形势使之然耳”。朱熹序《易学启蒙》曰：“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且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勿疑于其说云。”后之人则认为朱熹“以示初学”是谦辞，而《易学启蒙》一书遂有“不刊之书”的美誉。至明代，朱熹易学被定为官方易学，《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即成为文人士子科考进阶必读之书，于此形势之下，一部《易学启蒙意见》则成为人们为仕途奋斗而必备的参考书了。

            　　事实上，韩邦奇通释《易学启蒙》，并非完全合于朱熹本意。其一，韩氏曰：“伏羲与邵子同加一倍也，孔子则相荡也”，谓后儒失“先天之义，微微之旨”，则是因“自夫子称相荡”始。朱熹尝曰：“在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圣人本意底“(《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按此说，孔子《系辞》“易有太极”一节即是说圣人一奇一偶“加一倍”画八卦，即韩氏所诣“先天者，加一倍者也”。而《系辞》又曰“八卦相荡”、“因而重之”，《说卦》又曰“八卦相错”，《周易本义》释为“八相荡而为六十四”，即是说八卦至六十四卦，不是由“加一倍法”而来。如此则孔子既言“加一倍”又言“相荡”，如何后儒会因“自夫子称相荡”而失“先天之义微微之旨”？《易学启蒙》本“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出六横图，则“先天者加一倍”出于《系辞》似无疑意，是孔子代先圣而言“先天加一倍”。所以，朱熹之《易学启蒙》中并无韩氏所谓之意思。其二，《易学启蒙》仅列《文王八卦图》，《周易本义》列《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而韩氏则准《序卦》自作《文王六十四卦图》，图后全文录出《序卦》原文，注曰：“此明文王改易伏羲六十四卦之次也。”此则亦出朱熹本意之外。朱熹以《序卦》为“非圣人之精”，尝谓《序卦》有“不可晓处”，故于《周易本义》只录《序卦》本文，而不加任何疏解(只有区区“晁氏曰郑无而泰而字”九字之注)，至于文王之卦“则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惧，不敢妄为之说”(《答袁枢》)，而韩氏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韩氏曰：“七占之法不传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于前，然犹有可疑者。”于是便把朱熹所定“七占之法”更定了四条。其所更定之法，似有见于《彖传》。其四，韩氏谓《易学启蒙》说三爻变时所引“沙随程氏曰，晋公自重耳筮得国，遇贞屯悔豫皆八”之例，是“此史氏之失职也，而援以为证，过矣”。其五，韩氏曰：“即其图观之，冲漠无朕之际，五十有五之数已具于十五之中矣，是所谓太极也。及其五十有五之数形布互错于十五之外，一三其七为阳，二四六八为阴，所谓两仪也。”此以五十五数为太极全体之数说，与朱熹“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之说不同。以上数例可证，韩氏虽自谓“理则吾莫如之何也”，但在“一为太极”、“理一分殊”在个理上，却与朱熹有所不同。

            　　易图书学发展至明代中期而有《易学启蒙意见》一书，此书虽是通释之作，然而的确参有作者个人“意见”。这些“意见”内容有着时代特点，反映出当时学者对朱熹《易学启蒙》的理解水平。其中涉及八卦来源这一根本问题，《系辞》本言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以作八卦，而以“河出图、洛出书”为“天生神物”，所谓“圣人则之”者，并无明言所则为何事，以《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语分析，所谓“天生神物”即天之神道，盖圣人本“河出图，洛出书”之神话传说，只不过是以“神道设教”而已。可是《易学启蒙》却专以“河图”、“洛书”为圣人画卦之本，实在是不能脱自谓“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之巢臼，而《易学启蒙意见》又津津乐道于此，从中衍出五十多幅黑白点数图，则见当时儒生囿于封建思想禁锢，易图学研究之固陋。

            　　韩邦奇之《易学启蒙意见》一书，其中所录《易学启蒙》文字有与今见本不同之内容，而今见本《易学启蒙》内容又与清康熙年间成书之《御纂周易折中》中《易学启蒙》完全相同，则知后人对朱熹原本《易学启蒙》有所更动。考朱熹《易学启蒙》之原貌，韩邦奇此书可引为参考。

            　　韩邦奇所作中空如“黑白两条蚯蚓”环绕之图，对后来人有一定的影响，来知德之《梁山来知德圆图》即是此图的翻版。以此图可知，所谓“古太极图”之黑白鱼形图之本源与之不同。   


　　季本，字明德，山阴人。正德丁丑(1517年)进士，官至长沙府知府。易学著作有《易学四同》八卷、《易学四同别录》四卷。

            　　《易学四同别录》前二卷就朱熹《周易本义》九图、蔡元定《纂图指要》四图、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十余图及何孟春《易疑》“龙马真象”等图辨其是非，又自作《六十四卦圆图》、《焦延寿卦气直日图》等图以阐述己意。是书可谓自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问世之后迄干明代中叶，第一本系统辩证其易图之易图学著作。在易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祝。

            　　《易学四同别录》分“图文余辩”二卷、“蓍法别传”二卷。“图文余辩”内篇以《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为主并附增衍图而辩是非，多有近正之论。如，辨《伏羲八卦方位图》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数，亦后人所次，皆非大义所系也”；辨《伏羲八卦次序图》曰：“太极者，至极之理，而在阴阳之中，舍阴阳不可以见太极，此即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之意也。故言太极者，党自阴阳中求之。若以太极别立于阴阳之先，而次第生两仪、四象、八卦如图所列，则似别有一太极者，几乎分本末为两段事矣。……但左右易位，必非伏羲之手笔，且伏羲之意安知不主圆图，而以震一、离二、兑三、乾四为序乎？盖圆图之序，天地自然之运也，此图则但可以加一倍之法立对待之体，而明易中阴阳互相交易之理，然伏羲画卦之旨则圆图尽之，意此图必后之谈数学者所为”；辨《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曰：“今按重卦者，伏羲于一卦之上又加一卦也，如蒙之险而止、豫之顺以动也，贞为卦之体，悔为卦之用，故内卦一定而不可易，外卦则随寓变通者也”，“八卦之上重加八卦为六十四卦，皆伏羲时所有，而其名亦自伏羲命之。……非至文王而始加也，既有重卦，则必有名，否则所值之卦，指为何物以教民耶？但此图则未必伏羲所画也”；辨《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曰：“方图则后人数

            　　学之别传也……此岂伏羲之宗旨哉！故知此图皆后人所为也”；辨《文王八卦次序图》曰：“文王当亦未有此图”，“邵子以此为文王八卦入用之位、后天之学，谓后天八卦之用在此，非以此为后天八卦也。文王之用本与伏羲合一，岂得于伏羲卦外别立一义哉？此图亦后人所为，故世无传焉，而诸家皆无此图，惟《本义》以之列于九图耳”；辨《文王八卦方位图》曰：“文王时本无此图，亦无此名`……后天之序，不过举一以见其余，而义亦无他说矣，何必为图以列一定之位哉”。季氏因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之卦气流行而主其序数为“震一、离二、兑三、乾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说(按：邵雍有“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之说?是本“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说而发)，并以此说而自作《六十四卦圆图》，曰：“此图八贞卦惟以震一、离二、兑三、乾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序，悔卦之加，序因贞卦可也，何必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而阳左阴右逆顺异施哉？”此亦为有见于邵雍就六十四卦圆图说“逆知四时之谓也”之义。又就胡一桂所列《文王十二月卦气图》，辨曰：“此图以子起一月，丑为二月，即周正之序也，但文王时未有周正”，其辨亦为有见。“图文余辩”外篇就周敦颐《太极图》(朱熹改造之图)辨曰：“太极之一白圈，虽不若阴阳两体之备，善观者当能默识。惟于阴阳中加圈，则赘矣”，又曰：“此图或如景迂所言，而未必希夷之所传欤？潘清逸志周子墓，言先生作《太极图易说》，则太极别为一图，非周子所作，而《易说》则周子说此图也。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极图为义未尽善矣，特以出于师傅，不欲显言其非，而作此说以见意耳，于图盖有光焉。其间所言皆易理，可以见其为《易说》之证矣”。就蔡元定所列《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出邵伯温)、《经世律吕声音变化图》，辨曰：“盖气化往来自然消长，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万物所以有不同也，惟于而察其机焉，则人之所以异干物，而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有以超乎气数之外也，邵子之学当于此求之”。季氏就胡一桂所列诸图辨之尤力，辨《卦气直日图》时以自作之《焦延寿卦气直日图》与之相比较，曰：“旧谓此图之传出于焦氏，今以其卦与焦异而别之”，又辨胡一桂引朱熹“易卦之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者为一说，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乃合二说而一之”说之非，曰：“朱子此论卦序与公卿大夫侯辟之配，大抵京房卦气图也，特以房之学出于焦延寿，故相传以为焦法耳”，谓焦氏《易林》“其变一以文王六十四卦而次第之”，而“以公卿大夫侯历十二辰而为四十八卦，以合辟卦十二共六十卦，此真臆见，何一毫之关大义乎？”辨《纳甲图》(按：是图坎东离西，与胡氏不同)曰：“纳甲之图有似先天八卦，但汉时先天之图未出，不闻有离在卯中、坎在酉中之说”，又曰：“纳甲卦皆以乾坤为父母，而六子对峙，阳卦纳阳干阳支，阴卦纳阴干阴支，而皆逆行，故乾起甲子，则坤当乙丑，旧法误以坤起乙未，今改正”。辨胡氏所列司马光《潜虚》诸图曰：“温公忠诚勋业，百世仰焉，留心《太玄》三十年，而晚犹不悟雄学之非，以为心学在是，则足以滋学者之惑耳，故附论焉”；此外，所辨《梅花易数》一书“意其为元末之书”，尤为有见。曰：“梅花数从上起卦，据数论爻，略不及阴阳消长之几、进退存亡之道，与邵子所精加一倍之学大异，而宋元间名儒皆未之及，意其为元未之书，已详辩于《说理会编》卷十五矣。”

            　　然而季氏所辨易图之是非，亦有未审处。如辨《河图》、《洛书》，虽谓朱熹不当“取义于以图画卦，以书叙畴”，但仍曰：“河图者，阴阳推行之正，洛书者，阴阳混合之中，会而为一，则正在中，分而为二，则中在正，其理未尝不同，虽名河图为洛书、洛书为河图，亦何害耶？”、“至于圣人之则河图、洛书，本为伏羲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而发”，至谓“刘牧谓图书皆出于伏羲之世，本亦有理”云云。所谓圣人“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言之成理，已发“圣人以此神道设教”之意，然而其笃信“河出图，洛出书”古有其事，亦是囿于“圣人之言”限制，今天看来则是出于封建迷信，不可谓之为至论。又辨《邵子卦气直日图》曰：“然去乾坤坎离四正卦，而专以六十卦周一岁之日，则固焦延寿一卦直六日七分之法也。但焦延寿以后天之卦为序，故去坎离震兑，康节则以先天之卦为序，去乾坤离坎，各以其意取义耳”，此则不审所谓“邵雍卦气直日图”本是张行成仿《李溉卦气图》“以后天之体为之”之《气候图》，并非邵雍本图。

            　　季氏于《河图》、《洛书》之后列先见于赵撝谦《六书本义》之《天地自然河图》(见下图)，辨曰：“此图必非出于陈抟、穆修之派，然其阴阳消长各得其中理，与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之图相合，以之画卦，法象显然，据此图所列卦位可见矣。此图必山林有道之士，依仿古河图附而为之者，其徒自秘，至陈伯敷而始有传耳。若谓蔡元定得之，而朱子亦莫之见，则元定于朱子无书不相讲明，岂有秘而不与之言哉！至谓龙马所负即此图，则自神其说亦太过矣。盖五十有五之数备见于《系辞传》中，将指为何物乎？且十为河图，先儒已有定论，不可以后人偶合之图遂以为古之真象也”，此沦极有见地，然所谓“以之画卦，法象显然”之说，则是不审此图由朱震所列《纳甲图》或杨甲所列《伏羲八卦图》(皆为初爻起于外之图)演变而来之易图学发展事实，恰恰是本未倒置之说。其于《伏羲八卦方位图》后曰：“此图卦画，本前天地自然河图。但前图自其生长之势而取象，故其画起于外，此图自其存主之中而取象，故其画起于内。然前图之外即此图之内，而此图之内即古河图一、二、三、四之未出于外者也”，季氏所谓之“古河图”即当时流行之十数“旋毛河图”，谓《天地自然河图》本出于“古河图”，是季氏辩证之失。既然已经看出八卦初爻起内与起外之差别，以杨甲所列初爻起于外之《伏羲八卦图》演绎之，即可得到此图。对于此图之由来，明宋濂曰：“新安罗端良(罗愿字端良)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实际上是罗

            　　愿在宋林至“太极三变”之图的基础上，先以初爻起于外之《伏羲八卦图》演变而得“天地自然河图”，又反过来自神其图，而谓八卦由此图所出，罗愿实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

            　　季氏又列本出杨孟春《易疑》之“龙马真象”图(见下图)，曰：“此图加圈，必因太极图阳动阴静之中有小圈而为之也”，“图内之圈，以太极言也”。此亦是不审此图本由胡一桂《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及韩邦奇“维天之命”、“圣人之心”二图演变而来的事实。以十二辟卦初爻起于外之黑白点图即可演绎而得此图。

            　　季本“易学四同”之名，乃是反朱熹“各是各底易”之说而来，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之易本同一心。又其发挥杨简《杨氏易传》以阐述“心学之宗”，亦是反对朱熹“杨敬仲文字可毁”之说，而有逆行之意。今观其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及学本朱熹之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易图，亦多有言之成理处，多发前人之未发。至于辨有未审之处，一则是因封建思想之禁锢，如相信“河出图，洛出书”古有其事等，亦不可多加责难；一则是虽自谓当于“康节精于数学”以求之，然其对邵雍“先天之学”犹有求之未得处，如谓“凡四图皆自邵子始传”云云，则是不知邵雍惟有《先天图》一图和“乾坤纵而六子横”、“震兑横而六卦纵”之图说，并无大小二横图及所谓“邵子卦气直日图”。

            　　《易学四同别录》后二卷，“占辩”中有就朱熹《易学启蒙》“明蓍策”、“考变占”二篇进行辩证之文字，余之“占例”、“占戒”、“占断”等，则是本“易本卜筮之书”而述，其中所列出于《左传》、《国语》二十二例实有参考价值。

            　　四库馆臣将季本易学著作列为存目之书，盖因其书中多有辩证朱子《周易本义》易图之内容。今《续修四库全书》采而著录之，读后令人知晓：明代中叶即有季本者，不以朱熹易图为然，而其辩证多有近正处。是书为人们研究易图学、了解易图学发展史的一部难得之作，采而录之可谓一大功劳。   


　　章潢(1527一1608年)，字本清，南昌人。万历乙巳(1605年)以荐授顺天府学训导，时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八十二岁卒于家。易学著作有《周易象义》十卷(清修《四库全书》列入存目)。

            　　章潢又辑有《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其门人万尚烈付梓成书。其中，前九卷列易图百余幅(卷二十二、二十三、五十九、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一百十六、卷一百十八又列易图二十余幅)。章潢所辑易图多出于宋朱震、杨甲、朱熹，元张理、吴澄，明初赵撝谦、韩邦奇等人易图学著作之中。

            　　卷一“太极河图洛书易卦象总叙”，首列《古太极图》(本出赵撝谦《六书本义》之《天地自然河图》)，曰：“惟是图也不知画干何人，起于何代，因其流传之久名为古太极图焉。”次列《古河图》(吴澄所谓龙马旋毛“河图”)，曰：“此图与世所传之图异，故名古河图。”次列朱熹十数《河图》，次列《古洛书》(吴澄所谓灵龟诉甲“洛书”)，曰：“此书与世所传之书异，故名为古洛书。”次列《洛书》(朱熹九数《洛书》)，次列《太极河图》(于其所谓“古太极图”之内画有黑白点“河图”之图)，曰：“此图即河图也。”次列《河图八卦》(四九配兑乾、五十配坤艮、一六配坎、二七配离，三八配震巽之图)，次列《河图天地交》与《洛书日月交》二图，次列《河图参两参伍图》与《洛书参伍参两图》。所附论说大旨谓“太极”不过是“阴阳之浑沦”，诸图皆在其范围之中，“太极图”为体，“图书、先后天图、易卦、大衍”则皆为“太极”之用。又谓“河图洛书在伏羲时己并出”，主圣人“则龙马之旋文画之为图，则灵龟之坼文画之为书，非则河图洛书以画卦”之说。辩“古河图”曰：“言古以别夫今也，周子太极图圈象本空，下图阴阳互根、五行相生，又指其中空圈为太极，虽与此图互相发明，未若此图原画自古先圣帝，更浑涵耳。”前曰“不知画于何人起于何代”，后则曰“原画自古先圣帝”，相互矛盾。是卷所论乃本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体例，冠“古太极图”于卷首而推衍之。由此则知所谓“古太极图”、“古河图”、“古洛书”之名皆起于章潢。其所谓“太极河图”即是“河图”，其所谓之“古太极图”则是本“天地自然河图”而来。卷二“易总论”，列《日月为易》图(本出《周易图》)、《先天画卦图》(即后来赵仲全《道学正宗》所谓之《古太极图》)、《先天八卦次图》(乃朱熹小横图之衍图)、《先天八卦横图》(朱熹黑白位横图)、《先天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横图》、《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先天六十四卦方位之图》、《六十四卦方图》、《六十四卦内方外圆图》(即邵雍《先天图》)、《后天八卦次序》、《后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图》、《周易序卦图》、《先天以圆涵方图》、《后天以方涵圆图》、《太极六十四卦图》(自注“此图即先天圆图次序”)、《八卦竖图》、《外先天内后天八卦图》、《先后中天总图》、《太极先天后天总图》。又附录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之《伏羲则河图以作易图》、《大禹则洛书以作范图》、《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后天八卦合河图数图》四图，曰：“录兹四图者何？惧其易以惑人也。然易非取则河图、范非取则洛书，何以证之？系辞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则龙马身中旋文五十五数以为图，则灵龟甲上直文四十五数以为书也。又谓庖牺仰俯近远，于是始作八卦，何尝则之于河图？洪范谓禹治洪水，彝伦攸叙，故天锡以九畴，何尝语其则之洛书耶？至以易卦分先天后天可也，宁知‘大哉乾乃统天，至哉坤元乃顺承天’，虽以乾坤分先后天无不可者，乃云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后天八卦合河图数，未免以图书之数分先后天矣。”又曰：“其说以洛书属先天、河图属后天，其穿凿附会自见。”是卷乃本《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体例增图而推衍之。其就《先天画卦图》曰：“此图人谓蔡元定得之蜀隐者，秘而不传，指此为河图，此亦不可考，吾惟验诸造化而已矣。”所谓蔡元定于蜀得易图事，实为子虚乌有，季本已考之在先，所谓“验之造化”，则又不知此图实为朱震《八卦纳甲图》或杨甲《伏羲八卦图》之衍图。其论可取之处在谓伏羲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以画八卦，不可取之处则在谓伏羲则旋毛和坼甲图画黑白点“河图”与“洛书”，是说“圣人”先则之旋毛、坼甲画图与书，然后再则之图书画卦。卷三“六十四卦反对总叙”，列“反对层叠”诸图(上下经各十八卦之“序卦图”、“十二月卦图”、“八卦不变图”、“八宫世系图”、“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八卦成列象爻变动图”、“六十四卦变通之图”等)，论《序卦》之卦序曰：“自乾、坤至小畜、履，六卦层叠亦如一卦，统三十六卦言之，上经由乾、坤至小畜、履，初画也，由泰、否至噬嗑、贲，二画也，由剥、复至离，三画也，内卦备矣；由咸、恒至损、益，四画也，由夬、姤至渐、归妹，五画也，由丰、旅至既、未济，六画也，而外卦成焉。可见六六、四九总只如一卦也，徒知八八六十四皆以六画而成卦，不知六六三十六乃先圣无言之易也，岂深于易者哉？况上经首乾、坤，而屯、蒙、需、讼、师、比，皆坎用事，坎得阳之中，乃阳中之阳也，至泰、否则乾、坤既交，而同人、大有、谦、豫，皆离用事矣，然阴犹得中，其阳中之阴乎？下经兑、巽、震、艮则皆偏阴偏阳，而乾、坤、坎、离咸在其包括之中，尚为阴中之阳也，至夬、姤、萃、升之后，不复见有乾、坤，非阴中之阴而何？然咸体艮居内，未济坎居内，震、艮二纯卦居巽、兑之先，其尊阳抑阴之意，又自寓于中也。”此“序卦有理”说乃本萧汉中分六节说而来，至谓分六十四卦为六节而成一大六画卦，则为章潢之发挥。卷四为“天地没位诸图总叙”(多采张理《易象图说》之图)，曰：“是卷之所载者，虽未列于经传，然前辈据易卦为之布列，亦自有深意存焉。”卷五“乾坤易简诸图总叙”(多采杨甲《六经图》之图)，曰：“是篇因先儒之所图者，采而编之，皆所以发明孔子赞易之意也。”卷六论“大衍之数”，曰：“图书数之原，蓍策数之衍，要皆出于天，而圣人无所作为其间也。”卷七则列“太极”与河洛衍图及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诸图，有“昔者伏羲则图以画卦也，见河图之数阴--备，有大极之象焉，分其奇偶以为两仪，又分之为四象，又分之为八卦。自本而末，由干而枝，脉络分明，各有统属也，皆自然也。若谓离、震、艮、坤阴之老少，主静而守其常，乾、兑、巽、坎阳之老少，动而通其变，斯乃以卦义而配图，非则图以画卦也”、“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观天数五十，地数五十，其数百蓍生，应之大衍天之用数”、“图书者，倚数之大原，卦画之准则也”、“图生于数，数生于太虚，太虚生于元气之一窍。观于窍而知天，观于天而知数，观于数而知图”、“则河图以作易，其数之所以起乎？数之起不过一阴一阳之道而已，易道之所以一阴一阳者，不过以奇偶之数互为分且合，以生且成而已”、“孔子作大传，不存河图，而特存天地之数者，示其有得于数则图在其中矣”、“数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数者，后天也。先天者，生物之原也，后天者，成物之始也”之论。又其“太极先天后天大衍河图洛书总论”曰：“昔庖牺氏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远取.知天地万物皆具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理，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有八卦横图，有八卦圆图，有六十四卦横图，有六十四卦方圆图，所谓先天之易也。圆于外者为天，方于内者为地，天地交而万物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反易互合六十四卦，各变为六十四而后天之生生无穷焉。天地之生生不以象示，于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则河图洛书以作大衍。”此论不以河洛图书为八卦制作之本，是为有见。然其以《周易本义》大小二横图与大小二圆图为“先天之易”，又真以为“伏羲”之所作，则见其读书有未到处。卷八总论“焦赣京房扬雄卦图”、“洞极元包潜虚”、“经世声音律吕图”、“周子太极图”(取朱熹改造之图)等，大旨是“录其梗概”而论说。其论《周子太极图》曰：“周子太极图中谓‘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乃一篇之要旨也”、“世之学者不论其仁义之谓何，不论仁义之谓何，止曰主静、主静云，曾谓离却定之中正仁义，而一于主静，便可以立人极欤？”此卷所列《复姤临遁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图》，图说：“是图乃康节之师李挺之所传，河阳陈氏得之康节。是图可信，不独八卦能生六十四卦，又旁通以相生得此，然后易之彖辞可知其所从来，所谓象学也。”乃是原出杨甲《六经图》之图，只不过变画作圆图而已。杨甲所列图则是据朱震所列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演变而得，并非李挺之所传之卦变本图。卷九列一《易逆数图》(即其所谓“古太极图”上标以“先天八卦”之图)，曰：“此图即前先天卦图，此则自逆数言也。……自乾之纯阳历兑离以至震之一阳，自坤之纯阴历艮坎以至巽之一阴，非数往之顺乎？由震之一阳历离兑以渐至纯阳之乾，而阳极阴又将姤，由巽之一阴历坎艮以渐至纯阴之坤，而阴极又将复矣，非知来之逆乎？可见易数皆未来生生不穷者也。”此说深得邵雍“逆知四时之谓也”说之本意，又评朱熹“半顺半逆”说曰：“此易之道也，故总以逆数言之，况数其已往知其将来，理本一致，而阴阳顺逆之数无端，恶可以一图八卦，截然分半边为数往、半边为知来哉？”此评确然有见，为朱熹之后第一位能对邵雍《先天图》正本者（朱熹对由大横图所得之《先天图》是半顺半逆，是逆知二时、顺知二时，而邵雍《先天图》是由卦变之法而得，故有“逆知四时”之说）。

            　　章潢《图书编》辑前人之图而不照录前人之说，所辑之图又多以己意更改其图名，此与当时杨时乔、钱一本等抄图抄说成书体例不同。其辑图之多及归类论说，可谓有明一代集易图之大成者。   


　　田艺衡，明代人，始末不详。今台湾严灵峰先生所辑《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收明万历间百陵学山刻本《易图》一卷。

            　　《易图》一书乃为发挥周敦颐《太极图》之作。以“包牺氏为上古先天之易”、“文王为中古后天之易”、“孔子则为下古终天之易”，而曰：“合三古而为混古之元，还终天而为始天之化，此元极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其“混古始天易”列十二图并为之说。所列“元极图”为一●之图，曰：“元极者，混沌真纯，氤氲固结，有精而无色，有气而无形，乃一团元气之极，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极而独立者，孰能见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庄子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又曰‘伏戏得之，以袭气母’，其斯之谓与？”所列“灵极图”为一●之内有一小孔之图，曰：“灵极者，混沦初窍，枢纽乍萌，匪凿而自通，如丸之有孔，乃一点灵光之极，而造化欲启之窦也。非潜灵极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其斯之渭与？”所列“太极图“为一○之图，曰：“太极者，灵极之渐辟而渐虚者也。涧然朗然，不淆不亏，其元极本来之全体乎？孔子曰‘易有太极’，是也。”所列“动静图”为《周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变左右为上下之图，曰：“动静者，太极之初，虽含阴阳未分，动静生此，凝者渐融，形者渐运，阳动而上，动中有阴，阴静而下，静中有阳矣。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盖阴阳当以上下分，而不当以左右列，动静当以生中含，而不当以极后复。此则千古不宣之秘也。玄黄由之而判，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颠倒造化之妙，转移乾坤之力者，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极也哉？”所列“少极图”为一○上半白下半黑之图，曰：“少极者，阳既动而轻清者皆上浮，阴既静而重浊者皆下沉，则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林林总总焉，莫不充塞于两间也。孔子日‘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其斯之谓与？”所列“三才图”为一○上半白下半黑并内立一“人”字之图，曰：“三才者，天地人之全体也。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气之精，立两仪之极，而首出乎其中矣，所谓参天两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占凶’，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也，所谓三才统体一太极也。”所列“阳奇图”为一○之上标“南”字、右下标“西北”二字，其下画一“一”符号之图，曰：“阳奇者，包羲氏仰观俯察之余，见天之不满于西北也.故将太极之全体，断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则为一而横陈矣。于是画一画以象之，其数奇，故谓之奇阳之所以而实也。而天运之左旋，四气之顺布，莫不自天门之辟而出之矣。彼圣人者，岂徒直为单画而已战！”所列“阴偶图”为一○左上标“东南”、右下标“西北”其下画一“一”符号之图，曰：“阴偶者，包羲氏又有见于地之不满于东南也，复将太极之全体，断其东南，而析之使两焉，则为一而并列矣，于是画一画以象之，其数偶，故谓之阴偶之所以二而虚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两界.莫不自地户之辟而见之矣。作易者，岂创为二画而无所本与？”所列“太阳图”为一○中有一横画之图，曰：“太阳者，日也。日从○、从一，○者太极之全，一者阳奇之数，以一而横亘于○中，其精实而不亏，故日为太阳之象也。”所列“太阴图”为一○内加二竖画之图，曰：“太阴者，月也。太极之阙二者，阴偶之数，阴偶之数以二而并列于○中，其精虚而不盈，故月为太阴之象也。”所列“易象图”则是以“太阳图”在上“太阴图”在下合为“易”字之图，曰：“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为易之义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运行一寒一暑’，‘阴阳之义配日月’，是也。故郑厚亦云易从日从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

            　　田艺衡之《易图》杂取周敦颐、邵雍、郑厚等人之说而出图，并本儒道两家宗旨而立说。虽屡出大言又涉无稽，然其图其说亦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其准《易传》之义而出之图与所发之言，如“动静图”、“三才图”及“阴阳之义配日月“、”有天地而万物生焉“、“易者象也”图说等，皆是本《易传》而立说。

            　　在三教合一的形势下，田氏《易图》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道教方面。今见《道藏辑要》中有雎阳“梅芳老人”于清嘉庆八年(1803)重携之《心传述证录》和宏教弟子柳守元重订之《易说》二书，皆与田艺衡《易图》一书有关联。

            　　田艺衡《易图》一书，清乾隆上谕全国各省进书之际尚有流传之本，不知为何没有采入《四库全书》？今得见于《无求备斋易经集成》，严灵峰先生实有功于易图学史之研究。今录《易图》之“动静图”和“三才图”于下。   


　　钱一本(1539一1610)，字国瑞，武进(今属江苏)人，别号启新。万历癸未(1583年)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因上疏论政弊，被削职为民。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分主东林讲席。著有《像象管见》九卷、《像抄》六卷、《续像抄》二卷、《四圣一心录》六卷。

            　　《像抄》乃为钱一本集录别人易图、论说间附自己衍图、论说之书。凡易图二卷、附录书札二卷、经解二卷。所列易图共三十二幅：《马图》、《龟书》、《易有太极图一》、《易有太极图二》、《体用一源图》、《河洛卦位合图》、《一阴一阳调道之图》、《通知昼夜之图》、《全体天心之图》、《竖图》、《十二月卦之图》、《一中分造化方图》(先天方图)、《一中分造化方图》(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图》(补定后天)、《一中分造化圆图》(先天圆图)、《一中分造化圆图》(补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圆图》(补定后天)、《乾坤易之门》、《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后一原图》、《序卦图》、《三十六宫都是春》、《杂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图》、《四象珓卦全图》、《八卦上下相综全图》、《先天八卦往来顺逆图》、《八卦变游归宫之图》、《阳生自下阴消自上全图》、《重定先天后天消息全图》。

            　　钱一本借“像抄”易图表达自己对朱熹《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河图、洛书、太极、先天、后天、卦变等图的意见，亦对其它如序卦、三陈九卦、制器尚象十三卦、杂卦、八宫世系等卦图有所论述。如，其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固是卦画之原。然《易传》明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俯仰远近，无之非则，无之非画。程子谓见兔亦可起卦，正如此。”又如论一○“太极图”曰：“太极只消一图，可以圆亦可以方，合内外、彻上下、贯左右，而无不通。周子图而为五，然无极此图，分二此图，分五此图，成男女此图，化生万物此图，得意者总可以一图而了也。……学者须是会五于一始为得之。”其论“后天八卦图”曰：“离南坎北，天地中正之交，震东兑西，时令出入之序，艮东北巽东南，辅震以出生，坤西南乾西北，辅兑以收入。圣人布置八卦方位，其精如此，或犹谓其多不可晓，殆未之深考耳。”(按：朱熹尝曰：“文工八卦，不可晓处多。”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又就朱熹《答袁枢》“至于文王八卦，则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评曰：“天体圆转，动而无穷，何处放置得八卦？只有地上可以陈列八卦。或谓文王八卦，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得其所以安排之意。窃疑以画求之，终竟难通且不成。，文王以前便无如此次第，只是今要移动一位，终移动不得，此便是圣人天地自然之文章也。”其就“先天圆图”论“易逆数”曰：“或以自震而乾为往而顺，自巽而坤为来而逆，如此却是半顺半逆。”(按：朱熹尝曰：“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其就《易学启蒙》三十二幅变占图曰：“列为三十二图，其实只是一图也。”其它如《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则是本萧汉中《读易考原》分合序卦之说而出图，简易明白，足以为《读易考原》之补充。其余所论如“卦在有象之后，皆属后天”、“神无方，易无体，易未可以方位论也”、“易不可为典要，如以乾南坤北等为先天易，以乾西北坤西南等为后天易，皆典要之死杀易，非所以为易。须知八卦皆为君乾，非先天之定于南，又岂后天之定于西北乎？圣人说天地定位章，只是明八卦对待之体，原未折作两截圆而为图；说帝出乎震章，则是陈列地上，明个方位次第之理，自然如此已耳。”此皆是有所见地之论。

            　　钱一本又多借“像抄”易图，阐述自己对朱熹理学及当时王守仁心学的见解。如借《易有太极图二》引顾宪成“就气上点出理来”、“理是气之主宰’’、“理同而气异”之说，论曰：“由叔时之言观之，此一图以乾南为统体，则诚明之性，乃人之源头；以离东为发窍，则明诚之教，乃人之念头。从源头上看，不通便塞，绝无少可自恃处；从念头上看，不存便去，略无少可自肆处，此一图方始到手。”又曰：“泉南陈布衣真晟言心言敬，而以心字中之一点，规而大之为太极。以不失此一点为敬。意味殊是亲切。……横列三点，三才也，三才统体一太极，太极统体为一心，君子戒慎恐惧，全体而勿夫，此之谓敬耳。”又如“六十四卦，圆为天无不虚，方为地无不实。人有圆之虚方之实，天下之能事备矣”、“人心复姤之真几，纯善无恶。地逢雷，太极动而生阳，几一动便是天根；乾遇巽?太极静而生阴，几一静便是月窟。闲往来，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岂言语思虑之所能及哉！天根、月窟，乃人人日用寻常心体。”所引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薛瑄、胡居仁等人之语，亦在于借图阐明其理学思想。如今研究宋明理学，应有钱一本等东林党人的一席之地。

            　　清代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误将钱一本《像抄》一书作胡居仁书著录，而成《易像钞》十八卷。其前五卷所列三十二图及所引诸家之说即为《像抄》前二卷内容(文字几乎一字不差，三十二图中，只是《马图》无“龙马”之形、《龟书》无“神龟”之形)。今读《四库全书》本《易像钞》及引用其图者，当对此误有所了解。是书引“胡叔心”语录一条，则无胡居仁于己作书中自注名字之理。又语录后所注蔡虚斋(清)、章本清(潢)、杨止庵(时乔)、顾叔时(宪成)与《易筌》作者(焦竑)等人，皆在胡居仁之后，无胡居仁著书引身后人语之理。(详见拙著《续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

            　　四库馆臣又将钱一本《像抄》立为存目之书。《提要》有“实则衍陈抟数学”、“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图各有说，纵横比对，自谓言象而理在其中……一本借以旁推，尤为支蔓”云云，此则是不详读是书便滥作“提要”之例。所谓“推衍陈抟数学”据何而发？所谓“自谓言象而理在其中”又是何人之“自谓”？所谓“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图各有说”，明明图说之后注有杨止庵、朱子、蔡元定、章本清、胡廷芳、邵伯温、止庵杨氏、敬轩薛先生、管登之、方达卿、顾叔时、思齐翁氏、云峰胡氏、项平甫、胡叔心、龙岗贺氏、玉斋胡氏、草庐吴氏、浚仪王应麟、邓元锡、象山陆子、潜谷邓氏等诸家，如何谓其图其说皆出于钱氏之“旁推”？如能将是书通读一过，必不会有此等样“提要”文字。

            　　钱一本《像抄》一书“抄”别人之像与说又间附己见而成书。所引诸家之说以宋代人和明代人为主，而其中明代人又居多。钱一本借图借说以阐明个人见解，特别是借以发挥宋明理学思想，则是书中一大特色，与曹端以《太极图述解》阐述其理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采《像抄》二图，从中可见邵雍《先天图》至明代中期的演变情况。   


　　来知德(1525一1604)，梁山(今四川梁平)人，字矣鲜，号瞿塘。嘉靖三十一年(1551)举于乡，万历三十年(1602)经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推荐，特授翰林侍诏，以老疾辞，诏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给米三石终其身，终年八十岁。《明史》有传。易学著作今存《易经集注》（本名《周易集注》）十六卷。

            　　《易经集注》侧重取《系辞》“错综其数”以论象。自序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实理也”，“有象则大小远近精粗、千蹊万径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弥纶天地，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己，何以弥纶？故象犹镜也，有镜则万物毕照。若舍其镜，是无镜而索照矣。不知象，《易》不可注也”，“注既成，乃僭于伏羲、文王圆图之前，新画一图，以见圣人作易之原。又画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又画八卦所属相错图，又画八卦六爻变自相错图，又画八卦次序自相综图，又画八卦所属自相综图，又画八卦所属自相综文王序卦正综图，又画八卦四正四隅相综文王序卦杂综图。又发明八卦正位及上下经篇义并各字义，又发明六十四卦启蒙，又考定《系辞》上下传，又补定《说卦》传以广八卦之象，又改正集注分卷，又发明孔子十翼。其注先训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后加一圈方训释本卦本爻真意”。此亦足见其著书之宗旨。

            　　来氏所谓僭于前之图为《梁山来知德圆图》(见下图)，谓“此圣人作《易》之原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尚乎其中”、“盖伏羲之图，《易》之对待，文王之图，《易》之流行，德之图，不立文字，以天地间理气象数，不过如此，此则兼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于伏羲、文王之前”。实则此图乃胡一桂《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和韩邦奇“维天之命”、“圣人之心”二图的进一步演化图。与韩邦奇二图比较，只不过是把中间圆圈变小而己。此等无“鱼眼”之图皆来源于十二月卦圆图。所列《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本朱熹之说将《先天图》内方图“拿出放外”只余圆图者，所列《伏羲八卦方位之图》及《文王八卦方位之图》即是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所列《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则是《周易本义》小横图之演变图。所列《来知德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则是本《京氏易传》八宫世系所出卦变图，而《来知德八卦所属自相错图》又是本《八卦变六十四卦》所得八宫世系之卦，谓之“自然相错”之图，所列《来知德六爻变自相错图》为八纯卦初爻变至上爻变所得卦图，谓“因乾坤相错，故六爻变亦相错”、“因兑艮相错，故六爻变亦相错”、“因离坎相错，故六爻变亦相错”、“因震巽相错，故六爻变亦相错”。所列《来知德八卦次序自相综图》即为取“相综”之义将《周易本义》大横图六十四卦重新组合之图，如上体本乾下体本乾一至坤八之序所得八卦，与下体本乾上体本乾一至坤八之序所得八卦，配为“相综”，“四正之卦”出四图，“四隅之卦”出四图。此图“相综”者五十四对，“相错”者二对(《大过》错《颐》、《中孚》错《小过》。所谓“八卦次序自相综”之图名并不严密)。所列《来知德八卦所属自相综图》则又是八纯卦一个爻变至五个爻变所得五卦配“相综”之图，有所谓“文王序卦杂综”四图。《来知德八卦四正综四正临尾二卦图》则是以八纯卦十六卦“相综”之图，有所谓“文王序卦杂综”二图。来氏所列诸多“错综”图，实不出孔颐达所说“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见《周易正义·序卦》)范围。来氏所谓之“综”，即是《屯》与《蒙》类之“覆”，来氏所谓之“错”，即是《乾》与《坤》类之“变以对之”。准此，来氏演变而出《伏羲文王错综图》等诸图。此外，还有《来知德八卦正位图》及其“易学六十四卦启蒙”中准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篇三十二图演变而来之六十四卦“六爻变”之卦变图。

            　　至清康熙甲寅(1674年)高雪君“重刻瞿唐来夫子易注”时，于来知德诸图之后增“来图补遗”，列《太极图》、《伏羲卦》、《伏羲八卦方位》、《阳直图消息盈虚》、《阴直图消息盈虚》、《天上月轮图》、《文王八卦方位》、《一年气象》、《大混沌》、《天地形象》、《帝王图大混沌》、《历代文章大混沌》、《以周家论小混沌》、《一日混沌》、《历代人才大混沌》、《天下混沌三教》等图。(皆为就十二月卦圆图衍出之图)。曰：“《易注》成梓后，始访得先生日录诸稿中有太极诸图，明白精透，晰理如列眉。不知当日先生自叙中何以不及此？今为编入，一以见作者精研之深，一以见述者大成之集。裨益后进，不厌其多。”(见今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影印之《易经来注图解》)高雪君所增补诸图，以来知德“注既成，乃僭于伏羲文王圆图之前，新画一图”之说考之，皆似后人据《梁山来知德圆图》衍出之图。以其中之《伏羲卦》图(见下图)即可明了此图原本自十二用卦圆图衍出。

            　　从《梁山来知德圆图》之由来，有人谓似本章潢《图书编》所列之“古太极图”(有“眼”之“黑白鱼”互绕之图)演变而来，其实则不然。章潢所谓之“古太极图”即为赵撝谦列于《六书本义》卷首之《天地自然河图》，亦即如高雪君于《易经来注图解》卷末“周易采图”所列《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见下图)，将是图中间挖空之后并不得《梁山来知德圆图》(`黑白相绕方向相反)。高雪君所列之图乃本杨甲《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就其所列《先天画卦图》(见下图)正推之即得《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反推之则得杨甲《伏羲八卦图》。以其所画弧线曲度分毫不差分析之，则高雪君似已明白此图乃本杨甲《伏羲八卦图》推来。否则以赵撝嫌所列原图之弧线曲度，绝对不能得到高雪君所列之图形(此图三环半径之间成比例关系)。

            　　来知德自谓“《易》自孔子没，而亡至今日矣”、“四圣之易，不在四圣，而在我矣”、“德因四圣人之《易》千载长夜，乃将纂修性理大全去取于其间，更附以数年所悟之象数，以成明时一代之书”、“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我矣”，可见其自诩亦过高。又其自谓依十二月卦圆图衍得之图为“此则兼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干伏羲、文王之前”，亦是有些不甚自量。

            　　来氏所谓“其注先训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则有涉于反对卦变说。所述卦变以“卦综”释卦名及《彖》辞凡二十九例。与俞琰《周易集说》比较，除俞氏所释十九例之外，来氏又多出《讼》反《需》、《同人》反《大有》、《大有》反《同入》、《贲》反《噬嗑》、《解》反《蹇》、《益》反《损》、《困》反《井》、《丰》反《旅》、《涣》反《节》、《履》反《小畜》七例。其实来氏之卦变说乃本俞谈而来，只不过以反对卦为“综卦”而已。其后清儒江永将来知德之卦变厘定为二十二卦，删其不易晓处有七。至焦循于《易图略》“论卦变”，则谓“凡传称外内刚柔往来上下，皆指旁通，以为卦变，非也，以为反对，亦非也”、“说《易》者，沾沾于卦变反对者，何也？以《象》传有往来上下进退之文也。荀、虞以来，大抵皆据以为说，传文不可强通，故不能画一耳”，把一切以反对之义释《彖》传卦变者都否定了。江永于《河洛精蕴》曰：“屯、蒙倒转似翻车，不止上下，安得谓之综？其易卦变为卦综，自是来氏之谬”。来知德自谓“综字之义，即织布帛之综，或上或下，颠之倒之者也”，又谓“综者，高低织综之名”，然织布帛亦止高低，仅有上下之动，来氏以卦综释《彖》辞，却不是上下进退之动，仅是上下卦“翻车”而己，难怪江永要称其谬了。来氏自谓其卦综说为自得，而俞琰义又谓其反对卦变说，是“自秦汉之后唐宋以来，诸儒议论，绝无一语及此”，此皆自诩太甚。其实，以反对卦变说释《彖》辞者，已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

            　　当时蜀中之人，一般以来知德“圆图”和诸多“错综”图，为出于来氏之发明。究其本，则前人已有类似之图和相关议论。特别是其以“卦综”说释《彖》辞之举，亦不是来氏开其端，来氏只不过以“反对”为“卦综’’而已。此即是说，来氏《周易集注》所论“象数”之精华部分，客观上看大都不是其本人之发明。然而，来知德居于穷乡僻壤阅二十九年方成此书，亦当有其自晤而得之成分。易道广大，可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正因其易学著作中以象数为本，多衍出易图、多言及卦变，我们方将其书列为易图学要著，从中可见明代中后期易图学的发展和演变情况。   


　　黄道周(1585一1646)，字幼平，又字螭若，号石斋。天启壬戌(1622年)进l士，崇祯初官右中允，后进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南都覆，唐王以为武英殿大学士，率师至婺源抗清兵，师溃被俘，不屈死节。《明史》有传。易学著作今存《三易洞玑》十六卷、《易象正》十六卷。

            　　《易象正》大旨仿邵雍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皇极经世》，以天文历法配合六十四卦而推历年，以《河图》、《洛书》、《序卦》、《杂卦》、《先天图》等衍出诸多易图，主动爻说，以之卦观其变。卷初上列“大象十二图”，卷初下列“历年十二图”，卷终上列“先天”、“中天”、“后天”、“杂卦”、“畴象”等二十七图，卷终下列“大象本河图”、“诗斗差图”、“春秋元差图”、“天方图”等十二图。

            　　黄道周自谓“诸图之义自洙泗以还，世所未探。大要本于河图裁以洛书，以九御十，以数变象，规矩日月，准绳星宿，以爻当日，以日当辰，察其交会，辨其序次，不敢有乱于羲、文、孔子而已”，又论及易图曰：“汉宋以来，图象渐多，大要以先天图为极。自有先天图而卦气诸图皆废，然至周易卦序、杂卦序、中后天卦序，四图错综，匪夷所思，谁敢废之？大抵周易卦序，原本天地橐龠万物，自羲、农以前，鱼龙涵负，以有是篇，特至周而始备中天图，部分男女，义例易见，后天图辨物居方，意遂幽玄，与杂卦图并为难悟，不必更寻归藏之编，别讨连山之简矣。归藏连山-首坤首艮，不必别有异书，中天后天分地分人，亦己备载说卦，惟杂卦图与体用正卦图，弥纶百世，经纬天地，故有知体用正卦图之说者，即杂卦可以义起，不知其说，虽三天卦气诸图，置之勿论可也。”其论易图独推崇“杂卦图与体用正卦图”，乃为一得之见。

            　　卷初上“大象十二图”是“言夫悬象之大者”之图，以《乾》、《坤》、《泰》、《否》、《随》、

            　　《蛊》、《颐》、《大过》、《坎》、《离》、《渐》、《归妹》、《既济》、《未济》、《中孚》、《小过》、《剥》、《复》、《夬》、《姤》、《萃》、《升》、《晋》、《明夷》二十四卦“加于定、衡、环、倚、体、用六图”而成梗概十二图。《六十四体卦初终定序图第一》以《序卦》分左右列为圆图，“先著两经年次”，以十八爻之“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卦，分为六十年，每年得四千三百六十九辰”，上经三十卦当春秋己未至元末癸卯之二千四十八年，下经三十四卦当元未癸卯之后二千三百二十一年。《六十四体卦上下定位图第二》则继第一图“言乾坤坎离颐孚两过为八体卦，藏十六爻”之后而“言随蛊否泰渐归两济为八用卦，以佐八体”，后十图则“皆明闰朔交食之义，为爻象大端”。卷初下“历年十二图”则“言夫大象之历年”之图。“乾坤一历百三十五年”、“屯蒙而下两济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自周桓王元年下建元末至正丁未，历三十一卦，二千八十五年”。所推人事与邵雍起尧甲子不同，谓“春秋以前，岁序不可复考，存自春秋而后”。卷终上《先天初成图第一》既是《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黄氏之图以上北下南方位作图)，其内之六十四卦方图则“自中起”，中至下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上至中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其十八爻卦而谓此六爻之卦“成初、二两爻，为变卦始”；《先天再成图第二》为六十四卦上再加六爻六十四卦，成十二爻，谓“变每卦各得六十四，即四千九十六卦”，以之为初、二、三、四爻；《先天三成图第三》为“再乘每卦六十四之

            　　上，又各加六十四，则四千九十六之上通加六十四，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凡十八画而章”以成“所谓六十岁历”。其后是《六爻十八变倍数图》、《一岁十四限纳虚图》、《一岁四十九限纳甲图》、《十五岁进十六卦图》、《三极递用以参用六图》、《三极递用以两为九图》、《九畴十二变成数图》。所列《中天卦次图》则是下体本乾、艮、坎、震、坤、兑、离、巽(父统三男、母统三女)之序，以六十四围成圆图，谓“中天之道，以人次天”；《后天卦次图》则是下体本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之序，以六十四卦围成圆图，谓“此后天图，文王之意，仲尼所定。即《说卦》所谓‘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者也。是图木地而作，与先天、中天相赞以成万物”。其后是《杂卦次序图》、《杂卦定序历年图》、《杂卦定位历年图》、《先天历年图》、《先天通期历年图》、《第一畴八十一象图》至《第九畴八十一象图》九图、《畴象合图》。卷终下《大象本河图第一》为内画十点数《河图》外画《先天图》六卜四卦圆图，谓“图书一体，而河图近先天”。其后是《诗斗差图》、《春秋元差图》、《天方图》、《月策历年图》、《诗元命图》、《春秋元命图》、《七十二限行春秋体卦图》、《七十二限诗用卦图》、《六十四图》。要之，睹图皆为以卦明数而为推步之用。自谓较之刘歆《三统历》、一行《大衍历》所推闰朔交食之期为高，曰：“凡卦自二千一百二十五以外，上推往古，下测来兹，皆以杂卦反应为义，乃知百六阳九为诞.三统、大衍为剽说也。”又谓邵雍《先天图》“此六十四卦为爻象之统体，托始要归皆尽于是，学者谈之已熟，而十八变次第终始，纤悉皆于此出，学者未能明也”，致谓“邵氏经世亦得此意，然空数通期，不积爻象于进退损益之际，未易言也。然则六十四大限仅当大象之全半，若全历大象，必须一百二十八限”，又答“或问”，问曰：“僧一行、邵尧夫之不以全象起例，何也？”答曰：“智有所极.则明有所未足。芮火测管不见左右，要其所至，极晰而已”。

            　　黄道周处忧患之时，所著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三易洞玑》与《易象正》二书，皆与当时形势相关。如其所谓“易者，为救天地而作也。救天地则必明于天地之道，明天地之道则必清日月之路”、“北至而赢，赢极则必消，南至而缩，缩极则必复”、“南有正主，故容畜亲建奠其功；北有疑客，故懿柔辨定贞其志”、“自南而北，两者中国夷狄之大界也”等，此则有以日月喻“明”北拒满清之意，其书实为忧患而作。“史称道周殁后，家人得其小册，自推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则其藏往知来之道，盖非徒托空言者”(《四库全书·三易洞玑提要》)，则说明黄氏笃信卜筮与推步之术，不仅仅止于著述而已。《易象正》、《三易洞玑》与邵雍《皇极经世书》本属同类，清代四库馆臣以黄道周为“忠节之士”以重其书，谓“犹有据经起义，发挥于易中者”，破例而将是书著录于经部，《三易洞玑》仍归于子部。

            　　黄道周所出诸图之中以《天方图》为新颖并富影响，其后方以智等于书中引用之。黄氏谓此图之包涵曰：“刳方刓圆之数、气朔外盈内虚之分、黄赤南斜北倚之度、日用交会冲食之故，皆备于天方图。天方图无言语文字，而自有图象以来，言语文字皆从此出。其径围积实、方田圭黍、弦弧卤罨、勾股周髀，皆与天经易纬相为表里。”这与邵雍谓《先天图》“天地万物之理皆在其中”同出一辙，未免自神其图而偏离实际。

            　　黄道周以其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合六十四卦作图，又将春秋以来历代兴衰标注于“历年图”中。其推闰朔交食之期以当时天文历法知识为准，的确要高出前人一畴。其历史年表起于春秋有纪之年，亦较邵雍起尧时为可靠。然而，是书之大用却在于推步，其意在以此书之术而经世致用。今天看来，是书诚如朱朝瑛所说：“《易象正》，道周之为《易》也。”书中所作大量易图，皆多为“先天”与“后天”图之衍图，其中之《天方图》则是结合当时由西方传入之数学知识所出之图，并自谓与“河图”、“洛书”有关。由此见易图学的发展亦是“与时偕行”，因天文、数学知识的进步，亦有新的易图随之产生。

            　　下面列出黄道周《易象正》中之《天方图》。   


　　倪元璐(1593一1644)，字玉汝，号鸿宝，上虞(今属浙江)人。天启壬戌(i622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兵部侍郎、户部尚书。李自成陷北京，自缢死。《明史》有传。易学著作今存《儿易内仪以》六卷、《儿易外仪》十五卷。

            　　《儿易外仪》十五卷，作于崇祯辛巳(1641年)。大旨以“原始”、“正言”、“能事”、“尽利”、“曲成”、“申命”章目之下取《易传》辞义列三十细目，“假版陈图”而述解之。出易图多

            　　本朱熹《易学启蒙》易图次序，专以所制十五版式取八版而成图。所解细目，准《系辞》“冒天下之道”立“易冒”；“生生之谓易”立“易生’’；“易与天地准”立“易准”；“易其至矣乎”立“易至”；“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立“易则”；“大衍之数五十”立“易衍”；“圣人成能”立“易能”；“君子所居而安者”立“易居”；“惟变所适”立“易适”；“八卦成列”立“易列”；“天地没位”立“易位”。准《说卦》“数往则顺”立“易数”；“兼三才而两之”立“易兼”；“震一索而得男…”乾索得男坤索得女立“易索”；“参天两地而倚数”立“易倚”；准《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立“易推”；“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立“易制”；“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立“易求”；“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立“易见”；本京房八宫世系“各从其类”立“易类”；准《系辞》“其受命也如响”立“易响”；准《革·大象》“君子以治历明时”立“易治”；准《震·大象》“先王以作乐崇德”立“易作”；准《系辞》“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立“易会”与“易通”；“八丰而小成”立“易小”；“其初难知”立‘‘易初”；本《系辞》“申卦二十一，申爻十九”，辅相“天地之宜”立“易相”；准《临·大象》“君子以教思无穷”立“易教”。

            　　是书卷首“儿易外仪版策式”列有倪氏所制用以“假版陈图”之版式图。其法“刻木或骨为版，长寸广半之，凡六十四扇，中为无极一、太极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各二、散爻奇偶各二十、中为画始一、动爻奇偶各三”，以此六十四版“法以八版成一图”(“列八成图，象八卦也”)，十五卷之书共成七十二图(“易能”缺二图，实有七十图)。卷首“义例八明”论图，“明图第四”曰：“图则因版而设，所以训儿，道存浅显，其义什九取之《启蒙》，盖使儿易晓耳。凡读儿易，宜分两观，以易求仪，以儿求图，斯为不昧矣。”明“图有正文”曰：“易居、易适、易数、易位之先后天，易索、易类、易列、易制是也。卦象本是，是图适符之。”明“图有诂学”曰：“易则、易衍、易行、易推、易倚足也。假图拄易，若训诂然。”明“图有借形”曰：“易响、易作、易制、易求是也，，假托以陈其象。”明“图有会意”曰：“易冒、易生、易准、易至、易能、易位之方圆图，易兼、易见、易会、易通、易小、易初、易相、易教是也。得其大意所在，以图会之。”

            　　倪氏自谓以版式成图之法及多者八人少者二人“照图取策”筮法，是“本之清源马氏，云自其十四祖宋己门子所传。有图无辞，人图止十六。今发明而增益之，使其义显而数周也。”今从《儿易外仪》诸图后所系之辞看，倪氏本为释三十易目而作，虽有“仪曰”与“符曰”之别，然而并无用于占筮之辞，本不与黄道周之《易象正》同。

            　　以八版所成之图，大致以朱熹《易学启蒙》易图次序而‘‘发明”之。如“易则”之“河图合数”、“河图分数”和“洛书”三图，虽为八版上下排列之图，然其说却不出十数《河图》、九数《洛书》之外；“易列图”则取《伏羲八卦图》乾一至坤八之次序；“易位图之一”是即《伏羲六十四卦图》而成八版式“圆图”与“方图”，“易位图之二”是即《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而成八版式“先天”、“后人”二图；“易数图”则本朱熹之说以乾至震为“数往”，巽至坤为“知来”；“易索图”是即《文王八卦次序》而成八版式图；“易会图之一”是即朱熹《卦变图》而成之八版式图。“易居”有八版式图六十四幅，本《序卦》六十四卦次序而作。又有本朱熹八卦横图所成之“易生图”。七十图中惟‘‘易类图’’是本汉后京房八宫世系说而出，“易治图之一’是本十二月卦而出，“易作图”是本汉代三分损益律吕说而出。

            　　倪氏所出“无极”版式，取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说，曰：“古四圣人共谋一易，易莫名乾，圣莫名德，元亨利贞，无极太极云尔。”又曰：“有必根无，无必宿有；从有而根无，所以极有，从无而宿有，所以极无。明乎此，朱、陆可以不讼矣。”所刻版式中又取章潢所谓之“古太极图”以象“太极”，用其“太极体圆”之义。于此可见“天地自然河图”演变至明末，已经步入了实用阶段。

            　　倪氏虽本《易学启蒙》出图立说，然有些观点并不同于朱熹。如谓“圣人揽镜自照”，以自身之器宫即可求得“河图“、“洛书”，致有“圣人不自奇其器而则之，乃则龟、马者，何也”之疑问；又如对朱熹“各是各底易”亦有不同意见，曰：“包牺氏以卦画象天地万物”、“文王因之制为彖文以象卦画”、“周公因之以系六爻而象卦彖”、“孔子因之以陈十翼”；又如对所谓“伏羲先天图”、“文王后天图”，则曰：“先后天二图，疑必皆出于包牺者也。”又如针对朱熹“半顺半逆”之说曰：“八者顺而数之，则推一往八皆顺也，逆而知之，则摄八来一者逆也。”

            　　倪元璐时处内外交患之际，同黄道周一样是忠节之士，其易学著述亦有为忧患而作之意。如开篇“开物成务，前民之道，以所由来，故曰原始；刚柔摩荡，发卦之功，以其本事，故曰正言；触类引申，穷卦极变，以其竭材，故曰能事；祢纶天地，包洪贯纤，以其究功，故曰尽利；化而裁之，其究不废，以其扶败，故曰曲成；平之顷之，其责有归，以其重举，故日申命”之言，皆与时局有关。倪元璐曾上疏力陈魏忠贤遗党之弊，为人所忌而落职，是书卷末“易教”中立“惕图”八，“击图”六，曰：“教多术矣，于君子惕之，于小人击之。”这与其身处逆境有关。“击图之一曰灭耳”、“击图之二曰灭趾”、“击图之三曰覆棘”、“击图之四曰致寇”、“击图之五曰勿恒”、“击图之六曰非据”，图说中有“今之大贤大奸皆列于鼎矣”、“小人罪恶日崇盈者，是竭国之蕴也”云云，足见其忧国忠君痛恨奸臣小人之心。黄道周谓“《易》者，为救天地而作也”，倪元璐则曰“《易》，救世之书也”，二人皆将忠君报国之心系于易学，著“经世致用”之书，皆能不屈而死节，其节不朽而其书亦小朽。

            　　《儿易外仪》是空前的一本易图学著作。所用八版式立图之法，“假版陈图”、“假图召策”，虽自谓“不免枝游，近于小道”，然其所释三十《易》义，却可见其深厚的易学功底。其图亦自有新意，是自宋代以来所没有的特殊图式。特别是其对“河洛”图书的见地，足以在易图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下面列出《儿易外仪》中的一幅《易生图》。从图中可知倪氏的宇宙论是：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   


　　方以智，号浮山，明末安徽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顾治七年(i650)出家为僧。其父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弹劾，同黄道周一道入狱(西库)，二人在西库讨论易学，黄道周作《易象正》二十四图，方孔炤则酝酿《周易时论》腹稿。《周易时论》始作于祟祯三年(1630)，崇祯十六年(1643)初稿成，方以智作跋。是年方孔炤又“仅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图象几表》前序)，方以智则集结诸家易图及说而成《图象几表》八卷。清顺治十二年，方孔炤去世，至顺冶十五年(1658)方以智又为成书作跋。《周易时论》十五卷，合前“图象几表”八卷，共二十三卷。方以智还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古今性说合编》等著作。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下列“图象几表八卷”。所谓“仅因杨本，推广诸家”，是以采录杨时乔(止庵)《周易古今文全书》“易学启蒙”五卷之图为主，旁及京房、刘歆、扬雄、关朗、一行、邵雍、司马光、周敦颐、郑樵、蔡沈、丁易东、胡一桂、萧汉中、朱升、蔡清、来知德、邓潜谷、沈全昌、倪元璐、黄道周、王宣等诸家易说或易图，分“图书”(卷一)、“卦画”(卷二)、“八卦”(卷三)、“卦变”(卷三)、“蓍策”(卷四)、“卦序”(卷四)、“旁徵”(卷五至卷八)七部分，凡集图二百一十二幅。

            　　是书大体本朱熹《易学启蒙》体例而增衍。如卷一“图书”，虽以“河图”、“洛书”为主，但本《系辞》“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之说，而于“本图书”之前加“太极冒示图说”和“诸家冒示集表”两部分内容。以一○“太极图”冠诸卷首，引“潜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画，号曰有极，而推其未始有彤，号曰无极，因贯一不落有无者，号曰太极。”又曰：“自有而推之于无，自无而归之于有，此不得不然之示也。”又曰：“不落有极之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而无极即在有极中。人值此生为不落有无之有，犹时值日中为不落日夜之日。圣教惟在善用其当有者，有物有则，即无声臭，何容作有无之见乎！故深表两间之所以然曰太极，而太极之所以然，原自历然。”又曰：“克两间之虚，观两间之实.皆气也。所以为气者，不得已而理之，则御气者理也，泯气者理也，泯理气者即理也。以泯理气之气而专言气，则人任其气而失理矣；提出泯理气之理而详证之，则人善用于气中而中节矣。”此则表达了方氏家学的太

            　　极观。“诸家冒示集表”中列本出田艺衡一○中心有一黑点之“太极图”、杨时乔“全书所载”之“太极图”(为出罗愿之“河图”)、周敦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王虚舟衍图等十五图，曰：“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费有三象，隐亦有三象，不落费隐者亦成三焉。两即藏三，谓对错之中藏一，而三为错综之端矣。二分太少为四象，而一即藏于中五矣。此参两参伍旋四藏一之旨，所以为万法尽变也。”此则表达了方以智象数(费)义理(隐)一贯的观点。“冒”者明也，方氏以一○之太极本图明“无极而太极”之说，而谓其它之图式皆“无非卦画耶，又岂知费隐理事之皆可点画约指之耶”。“河图洛书旧说”，引“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九畴应书，九宫又何尝非图之中五四运乎！理藏于象，象历为数，易以睹闻传不赌闻，非待马龟而具，特因马龟而触其微耳。羲时并见，而禹时重见龟文，未可知也。马毛诉甲.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阳中阴，阴中阳，一毛之中，顺逆往来，甲坼之文，单合互藏，自然之理，一语足矣。止庵连纸图之，不必也。天眼观之，两间何者非马龟、非河洛乎？天一生水，水附士为五行之始，下袭即藏上律也。河源远，故为图之体，洛源近，故为书之用。龙寓于马以托天行托于地行也，龟者人用化北方之灵智也。”此则又表达了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合“太极”而论，方以智则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密衍”则是“以虚舟子法衍之”为黑白点十一图。方以智识曰：“《全书》析衍诸图，烦矣。而无体有极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图书体用之分合合分，终未剔醒也。此岂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数，衍而历之，易燎然耳。”又曰：“河图变洛书之演，使人豁然，则自虚舟王子始，今从而广之。”“四象卦数旧说”列一图，以杨时乔、吕中石、韩邦奇三家就十数“河图“说八卦数为旧说，于“四象新说”折中出二图，八卦数取乾一、坤六，离二、坎七，巽三、震八，艮四、兑九。智按：“以数言之，参以两为体，九，参法也，八卦，两法也，六爻则参两之始交也。”“河洛析说”列“朱升七图”、“新表曲矩四图”、“飞宫禹步”、“三合四图”、“巳亥穿图”、“关子明三合”、“大九九方图”、“禹贡依生序”、“干支维正河图”、“阴符遁甲洛书”、“洛书符”诸图。“图书五行”列周敦颐《太极图》第三层图式，曰：“周子此图，夏火秋金，士在中央；冬水春木，士亦在中央。斜交二行.则所重在夏秋之间乎。水生木，土生金，皆自上生下，气化也，故水系交木，火系交金，皆有在士中焉；横列三层，则水下系金，火下系木，金生水，木生火，皆自下生上，无待于土矣，形化而藏气化者也，故先水火次金木。”所列图式取《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分土旺四季之义，不取朱熹改造之水绕过中土连木图式。卷一末为“五行尊火为宗说”，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及“潜老夫”说，论火为五行之尊。

            　　卷二、卷三则以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为主，增衍《八际峙望图》、《三十六宫方图合元会图》、《日月运行圆图》、《明生岁成纳甲气朔之图》、《卦起中孚归命象闰图》、《宿度圆图》、《三天图》、《分野图》、《纳音图》、《唐尧朔易图》、《天门据始图》、《三轮六合八觚图》、《十六卦环中交用图》、《八宫游归卦变图》、《游归综图》、《八不变卦颠荡图》、《八荡双颠图》、《依先序颠错三图》、《中石吕氏中交百二十八卦图》、《京变圆图》、《应朔望图》、《朱子卦变圆图》、《三互图》等，集诸家之说而间阐明方氏家学之意。如其中《八际峙中图》是一幅《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配八节之图，引“潜老夫”之说：“凡有--象，必中其四方，凡值一轮，亦旋为四时。是中旁前后皆有八际之几。”又如所列《合方圆图》(即《先天图》)，则注曰：“此邵子本图。朱子分出而析论之，横而参之，使人豁然于一本，规而圆之，使人豁然于无端。”又就朱熹“半顺半逆”说而曰：“圆图自一阳而六阳，自一阴而六阴，皆顺也；阳之气顺，则阴处后，阴之七顺，则阳处后，所谓阳行阳中阴行阴中皆顺，阳行阴中阴行阳中皆逆，是圆图总顺总逆也。”此说则符合邵雍建图本意。

            　　卷四“蓍策”部分列《易学启蒙》“蓍衍”诸图、《十八变策六十四状图》、《邵子十二会策》、《大衍蓍原析图》、《大衍千二百乘起图》、《易东丁氏倚九十九图》、《图书合数》等图.又有“关子明易传约”、“三五错综说”、“汉志三统本易说约”、“唐志大衍历约”、“七七说”、“筮占”等内容。“卦序”部分则列《文王卦序横图》、《三十六贞悔圆图方图》，又有“景元萧氏考约”、“元宫黄氏卦序演”、“野同录序卦’’等内容。卷五至卷八“旁徵”列《纳甲分卦》、《飞伏》、《卦气值日图》、《具爻纳虚图》、《天根月窟图》、《五运六气图》、《人身呼吸十二经卦气图》、《三阴阳图》、《律娶妻生子图》、《黄钟空围九分图》、《旋韵图》、《周天图》、《河洛积数》(十五图)、《九六图》(十图)、《商高积矩图》、《石斋黄氏天方图》等，又有“三易考约”、“京氏传约”、“太玄约”、‘’洞极约”、“元包约“、“潜虚约”、“邵约”、“洪范蔡畴”、“玩易杂说”、“崇祯历书约”等内容。

            　　方以智尊父命集结《图象几表》，表明方氏家学十分重视表达象和数的易图书学。从所集易图之多及阐述之深刻来看，《图象几表》实是对汉唐宋元以来易图书学的一次总结。从《周易时论合编》多引用卦气、河洛及先后天说释《周易》经传文字的内容来看，亦说明《图象几表》是阐述方氏象数易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明末忧患之际产生了易图学三大奇书：黄道周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易象正》，以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知识结合易卦推算，其置闰交食的精度较前为高，又企图以所推诸多“历年图”对历代兴废经验教训作一总结，为挽救明王朝的覆没寻找新的出路；倪元璐则一反常现以六十四版式衍出渚多特殊易图，寓谏于图，阐述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方氏父子的《周易时论合编》(包括《图象几表》)则是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与象数易学相结合，企图从易学中寻求万法之根本，以“贵为时用”为宗旨，亦大有力挽狂澜之意。三部从不同角度而归一之忧患之作，只有《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对后来清代易图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江永的《河洛精蕴》等，皆多引用其图并说。是书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正因为其是一部历代象数易学的总结之书。

            　　首先，方氏家学注重“河洛学”。认为：“河图”、“洛书”为《周易》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模式，而数学中的演算法则皆出于河洛图书。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后跋》)。所列“河图洛书旧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说”，是在总结旧说的基础上阐明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如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

            　　其次，方氏家学推崇邵雍之学并多有发挥。如方孔炤“环中无非大始”、“先天定体，后天交用，邵子纵横举概耳”、“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阴一阳之渭道，皆仪即皆极也”、“方圆卦爻，总一太极”、“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数也，无体之一即不落有无不离有无者也，然非物则道不显，故以象数、声数证其几焉”及方以智“谓此表半顺半逆之理势，而藏其全顺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两”等说，皆是在会通邵雍之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论述。朱熹的《易学启蒙》本河洛图书说及邵雍的先后天说而推衍成书，而《图象几表》则是对自汉宋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空前的总结，汉代则以京房、扬雄为主，宋代则以《易学启

            　　蒙》中的朱熹“河洛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为主。于引用诸家旧说的基础上着重于阐明方氏家学的太极观、河洛观和先后天观。其新颖之处，则在于对于所谓“科学易”的发挥。于天文、历法、算学等诸方面无不渗透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如果我们追寻“科学易”的发端，《图象几表》则是-部典型的著作。方氏家学特别强调“以物观物”的“质测”之学，认为这是“通几”的必由之路，此一点亦是邵雍“观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是明末一部很重要的易图学著作。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和引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皆是为立易学为万法之根本学说服务的。如谓其为一部易学哲学著作，莫不如说其是一部假易学而阐述哲学思想的著作。今天看来，以《周易》为万法根本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如依利马窦所传天文历法知识所搞的“崇祯历书”及一些几何知识等，并不出于什么“河图”、“洛书”，精确的历法(包括闰朔与交食)同《周易》之间并不相关。方氏家学出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片面认识，在总结历代象数易学的同时，把当时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孱入其中，谓其皆出于《周易》，则是过高

            　　地评估了易学的价值。方氏家学从“象生数，数明

            　　理”的观点出发，用大量的易图表达“象”与“数”，强调由象数而及义理、由“质测”而“通几”的认识过程，应该说有其化时代的意义。然而，如谓其开“唯物辩证”思维之端，则又有不妥。一则强调“观物”而知理的人有邵雍在其先，二则毕竟“河出图，洛出书”本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周易》有如一座大房子，方以智的《图象几表》则有如是要装入大房子里的东西。总结历代的易图，亦既是对这些易图的“终结”，有的则是从大房子中里拿了出来，有的则是重新包装之后再装入到大房子里。所谓“包装”无非是加上了一些时代的色彩而已。其后，如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所作的工作仍然如此。易图本为佐易说之不足而作，发展到明代后期，则又不仅仅如此，一些思想家要用易学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借用易图就是一条很方便的途经。方以智(或方氏五代祖孙)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由此可见，易图学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因图明文”解释《周易》的经传了。从朱熹的《易学启蒙》到方以智的《图象几表》的发展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一书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董守谕(1596一1664)，字次公，鄞县(今属浙江)人，明天启举人，鲁王时官户部主事，清兵渡江后遂杜门著书以终。易学著作今存《读易一钞易余》四卷、《卦变考略》二卷。

            　　《卦变考略》本《序卦》六十四卦之序，引京房、荀爽、虞翻、姚信、蜀才、蔡景君、卢氏、崔憬、侯果、孔颖达及《九家易》等诸家卦变说与朱熹卦变说进行比较，认为汉人之卦变说多是，而不以朱熹卦变说为然。

            　　董氏认为郎顗所引京房卦变说为是者，有《屯》(《临》二之五)、《蒙》(《观》二之五)、《需》(《大壮》四之五)、《比》(《师》二之五)、《大有》(《同人》二之五)、《谦》(《剥》三之上)、《豫》(《复》初之四)、《随》(《否》初之五)、《蛊》(《泰》初之上)、《噬嗑》(《否》初之五)、《贲》(《泰》二之上)、《无妄》(《遁》初之上)、《大畜》(《大壮》四之)、《颐》(《观》初之五)、《大过》(《遁》二之上)、《咸》(《否》三之上)、《恒》(《泰》初之四)、《晋》(《观》四之五)、《明夷》(《临》二之三)、《睽》(《无妄》二之五)、《蹇》(《升》二之五)、《损》(《泰》三之上)、《益》(《否》初之上)、《萃》(《屯》初之上)、《困》(《否》二之上)、《鼎》(《遁》二之五)、《渐》(《否》三之上)、《?归妹》(《泰》三之四)、《丰》(《泰》二之四)、《旅》(《否》三之五)、《涣》(《否》二之四)、《节》(《泰》三之四)、《中孚》(《无妄》二之四)、《既济》(《泰》二之五)、《未济》(《否》二之五)；队为虞翻之卦变说为是者，有《讼》(《遁》二之三)、《小畜》(《需》上变为巽)、《履》(变《讼》初为兑)、《泰》(阳息坤，反《否》)、《否》(阴消乾.反《泰》)、《豫》(《复》初之四)、《随》(《否》初之上)、《蛊》(《泰》初之上)、《剥》(阴消乾)、《复》(阳息坤)、《无妄》(《遁》初之上)、《坎》(乾二五之坤)、《离》(坤二五之乾)、《遁》(阴消《姤》)、《大壮》(阳息泰)、《晋》(《观》四之五)、《明夷》(《临》二之三)、《解》(《临》初之四)、《损》(《泰》三之上)、《益》(《否》初之上)、《夬》(从《复》来)、《姤》(阴息《剥》阳，以柔变刚)、《升》(《临》初之三)、《困》(《否》二之上)、《井》(《泰》初之五)、《革》(《遁》初之上)、《震》(《临》二之四)、《艮》(《观》三之五)、《渐》(《否》三之四)、《归妹》(《泰》三之四)、《巽》(《遁》二之四)、《兑》(《大壮》三之五)、《涣》(《否》二之四)、《节》(《泰》三之四)、《小过》(《晋》三之上)、《既济》(《泰》二之五)、《未济》(《否》二之五)；以蜀才之卦变说为是者，有《师》(《剥》上加降二)、《同人》(《夬》九二升上)、《临》(本《坤》)、《观》(本《乾》)、《旅》(《否》三升五)；以苟爽之卦变说为是者，有《贲》(本《泰》)、《困》(本《否》)、《井》(本《泰》)、《旅》(本《否》，阳升居五)等。其余所引诸家卦变说凡与京房、虞翻说相同者皆以为是。

            　　董氏评汉儒卦变说曰：“愚观遁画是一大巽卦也，京氏之变，精微极矣。”又曰：“汉儒淡象变之精，不惟画理深玄，愚悟之于彖辞皆有奥义。如乾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也。安得保残守阙，薄卦变不言哉？”又曰：“荀氏归魂乃术家所用，最骇俗学，余考其说始于京房。”又曰：“凡象变家不可尽目为异端而忽之也。”“贲自泰来，汉魏诸家相传己久，去古未远，自可无议。考亭之变，必自有说也，独眉山苏氏好自立异”、“眉山本诸乾坤之论与伊川同，不能一一无漏，荀、京之变，似未可轻訾也”、“七日之义，郎顗衍为六日七分，最与变符”、“愚考之京氏，曰乾坤体也，坎离用也。乾索坤而乾之精为坤所得，故为坎，坎为月，犹天以日为用，而其体则在月也；坤索乾而坤之气为乾所得，故为离，离为日，犹地以月为用，而其体则在日也。京、虞之谈变，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蹇自升来，明明有坤，二刚往居坤中，岂非利乎西[有之象？与变符矣。确循汉疏，群疑亡也”、“易变之著，莫精于甲庚，虞氏曰乾主甲、震主庚，此自商瞿、桥庇传田、施、孟、丘以至汉魏诸家，皆云然也。……图学自宋始出，故不及汉儒之自然，亦可通于变矣”，等等皆是推崇汉魏诸儒卦变说之褒语。

            　　董氏论卦变，有“变在象形”、“变在指事”、“变在会意”、“变在转注”、“变在谐声”、“变在假借”六论(《卦变考略》原序)。有“愚之言变，必欲与卦辞相符”、“我师古人，实获我心。如京、荀《蛊》泰来者，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初变成乾，乾为甲，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变四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后，故‘后甲三日’。乾为始，坤为终，故‘终则有始’。不自泰来，诸义皆晦，参之卦辞，昭然日星已”、“卦变配之卦辞而始定，参之四圣而疑亡”、“以彖辞例卦变，思过半矣。夫变之大旨在彖，其精深微幻在六爻，四圣之卦变无定，学者之考变，当于无定中求其有定也”诸说，很有见地。

            　　董氏评朱熹《周易本义》卦变说曰：“朱子《本义》上经释变有九，其与汉魏古注同者，唯讼自遁来一卦而已，其余或汉儒之变，不自立变，未可知也。……然则朱子释变，原不拘一隅，亦自与汉魏诸家有神交也。愚又考之《卦变图》，凡一阴一阳之卦皆自复姤来、二阴二阳之卦皆自临遁来之类，其大旨自然精当，但后学未窥其奥，不能辄了，因考古注及汉晋逸篆，逐卦陈之，亦稽变之一助也”、“朱子下经与汉注同者，唯晋自观来，及考《本义》十卦之外，如复变师、姤变同人之类，例以复初上为师之二、复二下为师之初，姤初上为同人之二、姤二下为同人之初，及与初九变为初爻之八、初六变为初爻之七者考之，其例又不同。考亭以一身观变，尚有前后异例如此，欲与汉魏诸家尽同得乎？”其间又兼有评朱震、程颐、苏轼、项安世、来知德诸人卦变说是非之语。

            　　董氏于卷未曰：“或谓变者乃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指，愚独以为不然。无变是无全易也，无处下手读卦辞、彖、象、六爻也。以是考引而信之，则二百四十部微言，密悟百龄心在，可使金镜重开、珠囊复理已。”此则针对《周易本义》卷首《卦变图》前按语而发，所谓“无变是无全易”之说，似为有见，《系辞》有“爻者言乎变者也”之说，《彖传》刚柔内外往来之辞亦是在言变。然而，谓卦变为《易》之本旨，则未免主张太过，故四库馆臣评之曰：“卦变之说，不可谓非易中之一义，亦不可谓易之本义。”

            　　董守谕的《卦变考略》是一本系统比较汉魏诸儒与宋儒卦变说的专著。所考卦变本《易经》六十四卦本身固有体例，以辟卦为变主，究其本是以汉魏诸儒之说为是，而不以宋儒例外之说为然，甚至对于朱熹之说亦持如此态度。《系辞》曰“惟变所适”，故其“言变必欲与卦辞相符”及“以彖辞例卦变，思过半矣”之说，是很有道理的论说。所转引京房卦变说可用来补充《周易集解》之不足，此亦有功于卦变说的研究。“卦变”可得许多易图，又依是书所引可得“京房卦变图”，将是书列为易图学要著，可资卦变图之参考。   


　　来集之，字元成，萧山(今属浙江)人。祟祯庚辰(1604年)进士，官安庆府推官。易学著作有《易图亲见》一卷、《读易隅通》二卷、《卦义一得》(无卷数)。

            　　来氏《易图亲见》作干甲申(1644年)，其时清兵已入关，当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元年。来集之已从安徽逃归家乡。自序曰：“予李皖之时，寇乱于外，乓哗于内，易之作也，其有忧患，履虎涉川，是不可不取全易而衍亟读之矣”。

            　　是书本《序卦》作图二十一幅，本《系辞》上“七爻”之说作图四幅，本《系辞》下“三陈九德”之说作图二幅，本《杂卦》作图七幅，本朱熹河洛、先后天之说作图十一幅，共有易图四四十五幅。

            　　来氏所出易图以发明《序卦》为主。在邵雍、朱熹、吴澄、萧汉中、邓潜谷、沈全昌等人推衍《序卦》诸说及图之基础上，“至废寝食，于其先后远近之位置，微有所窥，笔之为图”，连续成图二十一幅并附以论说。有关《序卦》之说，邵雍有“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变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之说(《观物外篇》)，朱熹有“大率上经用乾坤坎离为始终，下经便当用艮兑震巽为始终”之说(《朱子语类》卷七十七)，吴澄《易纂言外翼》则曰“羲皇卦画，先后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卦为上下篇，改易其次，八经卦之纯体合体者为之经，四十八卦之杂体者为之纬”，所出“卦统图”以“乾坤父母之纯统纬卦八”(《屯》至《履》)、“泰否父母之合统纬卦十六”(《同人》至《大过》)、“坎离中男中女之纯终上篇”、“咸恒少男少女长男长女之合统纬卦八”(《遁》至《解》)、“损益少男少女长男长女之合统纬卦八”(《夬》至《鼎》)、“震艮长另少男之纯统纬卦四”(《渐》至《旅》)、“巽兑长女少女之纯统纬卦四’’(《涣》至《小过》)、“既济未济中男中女之合终下篇”，萧汉中则“先分八卦，次分余卦”，以三画八卦为本体而分上下经，“乾坤坎离四正卦也，当居上经，震巽艮兑四偏卦也，当居下经”，以“其体之分出互合而生五十六卦者”为“八卦本体之用”，八卦之体各十有六，见于上经“用于内”为主者，乾之体十二、坤之体十二、坎之体八、离之体六；见于下经“用于内”为主者，震之体九、巽之体十二、艮之体九、兑之体九。曰：“自六十四卦之体本长八卦而言之，则乾坤坎离为上篇之主，震巽艮兑为下篇之主(六画卦)；自八卦之体本于乾坤而言之，则上经乃乾之阳体，下经乃坤之阴体(三画卦)。”论及“上下经卦序”则曰：“今易经六十四卦，亦两卦为一对，是画卦此法也，重卦亦此法也。因取上下经卦，每两卦作一对.一直具十二画而观其象，颇悟圣人序卦之意。”于是将上下经分为六节：上经之初《乾》、《坤》之后《屯》至《比》为一节(“乾为主，坎用事”，“阳中之阳”)；中一节为《师》、《比》至《谦》、《豫》十卦(“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上经之终《随》、《蛊》至《坎》、《离》十四卦为一节(“离用事”，“阳中之阴”)；下经之初《咸》、《恒》至《损》、《益》十二卦为一节(“阴中之阳”)；中一节为《夬》、《姤》至《革》、《鼎》八卦；下经之终《震》、《艮》至《既济》、《未济》十四卦(“阴中之阴”)。至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四则列“泰合萧汉中景元作考原，邓潜谷、沈全昌、何玄子皆因以发明”之《文王序卦横图》，谓“上经乾坤坎离为主，兑巽震艮为客，主卦中乾坤为君”、“下经兑巽震艮为主，乾坤坎离为客，主卦中兑巽为贵”，是图亦分六十四卦为六节。

            　　吴澄、萧汉中乃至来集之为《序卦》作图，论其卦序安排有据，则皆因汉魏唐宋以来诸儒有疑《序卦》文字俚浅者，谓其“非圣人之作”而发。如朱熹著《周易本义》，于《序卦》一翼只加“晁氏曰郑无而泰二字”九字之注，并答黄干之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曰：“此沙随程氏之说。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谓之非圣人之精则可。”(《朱子语类》卷七十七)至叶适则直曰：“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按诸卦之名，以象取之，与文字错行于世者少，圣人重复殷勤其词以训释之，以多至十数百言而未已。盖其难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为天地万物之所常有也，鳞次栉比而言之，以是为铅椠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则束而联之，一读而尽矣。奚以易为，学者尺寸之不辨，而谓能有见于无穷，吾不知也。”(《习学记言》卷四)又如王申子《大易缉说》则曰：“莫晓其间诸卦次第如何安排耳。若夫经中《序卦》之文，义乖理浅，决非圣人所作。愚正不晓伊川何所取，而卦卦引之以作传也？”

            　　来集之《易图亲见》推衍《序卦》而作图，先将“上下经分为内外两层而圆之”，作《序卦大圆图》，曰：“以上经三十卦规之于内，下经三十四卦规之于外，内外符合之情，远近疏密之势，提衡比类，而知《序卦》之精微，真有圣而不可知者矣。”又作《序卦大方图》，曰：“图有方圆之殊，理无方圆之别。圆之图可以配天，亦可以配地，则方之图可以配地，亦可以配天也。”第三图则是《合上下经卦序分为三节》之图，以“乾坤至尊，不在分节之数”。第一节以“泰否两卦为中，前列八卦，后列八卦”；第二节“坎离两卦为中，前列八卦，后列八卦”；第三节“震艮两卦为中，前列十二卦，后列十二卦”。论曰：“泰和萧氏取序卦上下经，分作六节，各有妙理，初见之，深骇其独得而服其精至也。及取序卦全图再三披阅，理之新新不穷，始觉分为六节未免太碎。夫所为卦者，乾坤六子而已，乾坤之首无偶，不与诸卦隶，而以其交之泰否者自立疆域，天地开而羲文出，乾坤立而卦爻成，于是分泰否为一中，而诸卦翼之；分坎离为一中，而诸卦翼之；分震艮为一中，而诸卦翼之，而六十四卦之次序，虽有巧手不能为之上下于其间矣。”又本三节之分作《泰否左右翼卦全图》、《坎离左右翼卦全图》、《震艮左右翼卦全图》、《泰否左右翼全卦细分之图》、《坎离左右翼全卦细分之图》、《震艮左右翼全卦细分之图》，一一附以论说。第十图则又以“纪纲”分《序卦》，上经“以一阳之卦为纪纲，前后中间各相去六卦”(《师》前为《乾》至《讼》六卦，《比》后为《小畜》至《大有》六卦；《谦》前

            　　为《小畜》至《大有》六卦，《豫》后为《随》至《贲》六卦；《剥》前为《随》至《贲》六卦，《复》后为《无妄》至《离》六卦)；下经“以三阳三阴平交之卦为纪纲，前段相去八卦，后段相去八卦，中间相去十卦”(《咸》、《恒》之后《遁》至《解》八卦；《损》前《遁》至《解》八卦，《益》后《夬》至《艮》十卦；《渐》前《夬》至《艮》十卦，《归妹》后《丰》至《小过》八卦；《即济》、《未济》前《丰》至《小过》八卦)，又因而衍出《周易序卦上经纪纲总图》和《周易下经纪纲总图》，曰：“予读《序卦》，而知坎水离火，各有节次先后，因著其说于《隅通》矣，兹复因其说而诠次为图，分为数节。天地之至理，圣人之妙用，古今相授，秘而不宣，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圣人既已序之，又安得终秘之乎？”又曰：“愚之为此图也，遇圆为圭，因方成璧，可为智矣。”又取“序卦乾体次第”十五卦与“序卦坤体次第”十五卦，作《序卦次第乾坤相对全图》。取“序卦坎水次第’’十五卦与“序卦离火次第”十五卦，作《序卦坎离相对全图》。列“序卦震雷次第”十五卦、“序卦艮山次第”十五卦、“序卦巽风次第”十五卦、“序卦兑泽次第”十五卦，有“震凡一十五卦，与艮两两相对”、“艮凡一十

            　　五卦，与震两两相对”、“巽凡一十五卦，与兑两两相对”、“兑凡一十五卦，与巽两两相对”之说，不更立相对之图。又取此八纯卦次第作《序卦四正次第合为方图》、《序卦四偏次第合为圆图》及《偏正合外圆内方之图》。论曰：“先天方圆合图，六十四卦两重，共一百二十八卦，此方圆合图亦各两重，惟八纯卦无重，故止得一百二十卦，于理尤为精确也。”

            　　来氏又以其法施于《杂卦》，作《合杂卦传次序分为三节》、《萃升左右翼卦全图》、《咸恒左右翼卦全图》、《丰旅左右翼卦全图》、《杂卦次序萃升左右翼卦细分之图》、《杂卦次序咸恒左右翼卦细分之图》、《杂卦次序丰旅左右翼卦细分之图》，各附以论说。又本朱熹《易学启蒙》“八卦横图”作《先后两图同取横图之图》，本“先后天八卦图”作《两图险阻之图》、《先后天卦义合一图》、《先天卦阴阳横图》、《先天卦阴阳纵图》、《后天卦阴阳横图》、《后天卦阴阳纵图》、《先后天卦数相加东南皆阴西北皆阳之图》，又参以“河洛图”作《图书内外相加两奇成偶之图》、《先天卦数加河图东南皆阴西北皆阳之图》，亦各附以论说。

            　　纵观来集之所作易图，以自《序卦》推衍而出之诸图为新颖。实则，依其法本朱熹大横图之序亦可推衍出类似之分节、分层、方圆或方圆合一诸图。可见，所用推法乃是人为私立，并非《序卦》上下经六十四卦之序所固有。至于《序卦》六十四卦排序之理，吴澄“卦统”之说“通之”，萧汉中“分为六节”之说“通之”，来氏分为三节之说亦“通之”，孰说为是？“圣人序卦”之精，焉有以三种不同解说皆可“通之”之理？如来氏以三阴三阳之卦为“纪纲”而分下经，因不合其相去八卦或十卦之说，即弃《困》、《井》、《涣》、《节》而不用，辩之曰：“困、井、涣、节何以不为下经纪纲乎？盖邪正互争则力衰，狐裘蒙茸之叹，谁复为之禀令哉！”则不知其为何解？《困》以致命遂志，《井》以芳民劝相，《涣》发以会王道，《节》以制数度议德行，《损》惩忿窒欲及《益》有过则改，尚可为之“纪纲”，奈何独此四卦不可为之？

            　　为《序卦》作图，先见于南宋初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中。《易经》六十四卦“两两相偶，非覆即变”，依邵雍“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之说，上经十八卦，下经亦十八卦，杨甲《序卦图》即本此而出。其后朱熹、叶适、王申子等人不以十翼中之《序卦》为然，遂引出吴澄、萧汉中等人反对之说。至明末来集之著《易图亲见》，则集“序卦”有理说之大成，一推再推而衍出“序卦”诸图，并谓“序卦之精微，真有圣而不可知者“、“万物不出天地之范围，天地不出序卦之范围”，似乎可谓“无复遗蕴”。然而，秦火不焚《易经》，乃因其本是卜筮之书。揲蓍十有八变随机而得本卦与之卦，以“七占”之法参卦爻辞而断之，则说明卦与卦之间并无义理上的必然联系，所以六十四卦之排序亦不止今见通行本《周易》一种形式(帛书《易经》六十四卦之序即是一证)。今见通行本《周易·序卦》乃是本《易经》六十四卦起《乾》终《未济》固有次序而系以文字，排列《易经》六十四卦之序者与为之立传者，并非一人，后者是否合于前者本意，不可得而知之(诸儒所以谓其文字浅鄙之理由即在于此)。入元至明两朝，自吴澄始而至来集之终，则又起为《序卦》作图以辨其有理之风，究其实则皆多“分节”图之而以《说卦》乾坤六子说阐明其理，然而《说卦》亦为后于《易经》之文字，是否合于排《易经》六十四卦序者本意，亦不可得而知之。

            　　易图学史上，为《序卦》作图而论其排序有理，则突出于元明两代，其后李光地《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则从而有论，曰“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先天图者，序卦之根也”。江永《河洛精蕴》则又从李光地之说，更进而谓《序卦》为“宇宙始终之理”。《先天图》出于宋代邵雍，谓其为《序卦》之根，则是本末倒置之言。

            　　来集之的《易图亲见》可作为今日研究《序卦》之参考。《易图亲见》为易图学史上一部总总结前人有关《序卦》、《杂卦》之图而又有所发挥演变之书，足可成为一本研究《序卦》、《杂卦》易图者的参考书，读之可避免重蹈其旧辙。因此，是书在易图学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注：《易图亲见》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明代其它著作中的易图，是指其它易学著作中的易图而言。其它易学著作主要有鲍宁《天原发微各类图》、汪敬《易学象数举隅》、蔡清《易经蒙引》、黄芹《易图识漏》、梅鷟《古易考原》、左辅《太极后图说》、金贲亨《学易记》、叶良配《周易义丛》、徐体乾《周易不我解》、卢翰《易经中说》、龙子昂《看易凡例图说》、杨时乔《周易全书》、贺止《图卦亿言》、刘日曦《易图思解》、张元蒙《读易纂》、孙从龙《易意参疑》、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李本固《周易古本全书汇编》、朱谋玮《周易象通》、刘宗周《易钞图说》、李奇玉《雪园易义》、乔中和《说易》、董说《易发》、马一龙《元图大衍》等。这些著作中都有一定数量的易图，今分节叙述之。

            　　1、明初鲍宁辨正宋鲍云龙的《天原发微》，于是书卷前增“各类图”，有《河图之图》、《洛书之图》、《伏羲则图作易》、《周子太极图》、《易有太极》、《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伏羲六十四卦方图》、《十二月卦气图》、《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文王六十四卦次序》、《洪范九畴图》、《天地四象图》、《明魄朔望图》、《闰月定时成岁图》、《日月会辰图》、《日月九道图》、《五声八音图》、《六律六吕图》，计二十二幅图。其中列朱熹《周易本义》图八幅（无《卦变图》）、朱熹改定《周子太极图》一幅。所列《天地四象之图》（见图一百五十四）后被黄百家采入《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之中，所列《文王六十四卦次序》即为先见于杨甲《六经图》中的《序卦图》，亦即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中的《后天周易序卦图》。诸图中，唯依《周子太极图》衍得之《易有太极》图（见图一百五十五），可谓探得周敦颐建图之本意，曰：“周子太极图与易系辞表里相合”。

            　　2、婺源汪敬著《易学象数举隅》二卷，成书于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是书本朱熹《易学启蒙》而发挥，卷上列《天地自然易图》（即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之图）、《先天卦图》（即《伏羲八卦图》）、《后天卦图》（即《文王八卦图》）、《上下经卦图》（即《序卦图》）、《卦画象数会通图》（即《伏羲六十四卦图》），卷下列《先天衍数图》、《五行参两数图》、《八干配卦象数图》、《卦气象数图》（为《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配以二十四节气图）、《八卦纳甲象数体用图》、《宫春来往图》、《十三卦器象图》、《九卦通释图》、《先天太极象数会通图》（为“先天八卦图”内置十数“河图”之图）。汪氏所列十二幅易图，其中采《易学启蒙》五幅，余则多为前人之图，唯其《先天衍数图》（见图一百五十六）为新颖，上一○示“太极”，之下“—”与“--”为两仪，之下四○为四象，之下以八数圆图示八卦。图说：“盖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八卦吉凶，此吾夫子之易，而为象数之机括也。观四象之一二三四，错而综之，一与四合，参而两之，二与三合，衍之至于五十五数，不假图书而可见也。是故两仪生四象之数，则具大衍之数，四象生八卦之数，则具乾坤二策之数，八卦定吉凶之数，则具二篇之策之数，或加或减，而一六之数定焉。”此则出于汪氏之发明。

            　　3、晋江蔡清（1453—1508）著《易经蒙引》十二卷。以发明朱熹《周易本义》为主，卷十则列“河图数”、“五行方位”、《周子太极图》第三层图式等图，谓“万世文字之祖起于易，易祖于河图，河图者天之文也”、“河图是易数祖宗也”、“是太极图所以明易也，故今学易者须证之周子图书”。

            　　4、蔡清弟子龙岩黄芹著《易图识漏》一卷。是书成于正德丁卯（1507年），列图二十七幅。采《易学启蒙》八卦横图、圆图，曰：“窃谓上二图亦似赘”、“似乎邵、朱之时已有此图也邪？”又列《阳动阴静图》（曰：“窃仿周子太极图中阳动阴静图而作也”）、《六十四卦阳动阴静图》（曰：“窃仿陈布衣天地圣人之图而作也”）、《伏羲本河图以作易图》、《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此外还有表示历法、卦气之图。其用乃在于借图阐明心学。是书又列泉南布衣陈真晟《天地圣人之图》、《君子法天之图》二图及图说。黄氏坚信《先天图》出自伏羲，此说乃本朱熹“先天图是伏羲本图”说而出。所引陈真晟“谨述”，曰：“自伏羲画卦示精之后，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思、孟，及孟氏没遂失其传”云云，则是臆造之八卦传承世系。

            　　5、旌德梅（正德癸酉举人）著《古易考原》三卷。是书列十数《河图》（曰：“伏羲则河图以生蓍，则洛书以作龟。河图之则即大衍是也”、“洛书之则未详，其后神禹时洛亦出书”）、《河图衍数图》、《伏羲则河图衍数为大衍之数图》、《互体图》（采吴澄图及说）等易图。梅氏以九十九为“大衍之数”，以五十数为体，四十九数为用，此则不见前人有是说。

            　　6、明弘治丙辰（1496年）进士左辅著《太极后图说》一卷。所谓“太极后图”是将周子“数图合为一图”。清嘉庆五年（1580）后学赵绍祖书于卷后曰：“先生以周子原图，太极之外，动静、五行、男女、万物各为一图，而于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之旨，有所未尽，故复合为此图，以阐其意。”左氏曰：“太极有图，自周自濂溪始。盖周子本之先天、后天，先天、后天本之河图、洛书。然图书以数为图，而虚其中数则太极也。先天、后天以卦为图，而主之无象，具之无朕，宰之以帝，妙之以神，则太极也。太极以理为图，而理本无极也。无极即易之所谓神也，故为之空圈以图之，而复动静有图，五行有图，男女、万物各有其图，故足以尽太极之道矣。然太极一圈，别立于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之上，则有异乎行而上下之谓焉，此其图之所以不尽意也。辅之不敏，不敢妄有所议，然闻之传曰‘易有太极’，则太极实不出于阴阳之外，乃敢窃取夫子之意，而发挥周子之图。阴阳有变，变中有理，而理即太极，则不必分为数图，而精粗上下无所不尽矣。”左氏本朱熹太极一理之说，而不准周敦颐“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说，不知周敦颐《太极图》五层图式本是太极一○图之分节衍说，不知当“会五于一”看此图，不知处处皆太极之图意，以自作之“合一”图示“太极一理”，实是蛇足。《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以图释之，各重一节易义则有五层之分，统体则一○之图尽之。周敦颐乃以“无极”为“神”，“太极”为物之一气，故有一○之图以示之。既谓“太极”为“理”，一○之图将示何“理”？既有周敦颐《太极图》，则左氏之图实不可取。

            　　7、金贲亨《学易记》五卷。卷一本《周易本义》“论卷首九图”，其论“河图洛书”引《易纂言外翼》之说，谓吴澄马背旋毛、龟背坼甲之说为“草庐此说，亦似有见”；论“先天图凡四图”引朱熹“先天乃伏羲本图”之说，谓“横图是画卦自然次序，故可见其数之逆，若圆图本列方位，而数之逆顺，非所重矣”；论“后天图凡二图”曰：“先天非无用也，而重在体，后天非无体也，而重在用”，谓朱子、邵子、胡玉斋、蔡西山、李隆山、项平庵之论“皆是”；论“卦变图”曰：“窃疑此图而未能究其义”、“本义所指者十九卦而已，不知圣人何独取此数卦之变，而他不复言也”、“谓无卦变不可也，谓某卦变自某卦不可也，谓某卦变某卦不变不可也。盖易道无穷，圣人观象取义，并非一例，随其卦之所重与象之易见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变而言也”，此说亦为有见。又论《周子太极图》曰：“周自太极图，深明易道，得群圣之心，而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尤足以发明孔子未发之旨。”我们应当注重金氏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深明易道”、“发明孔子未发之旨”之说。由此可见，时至明代中叶尚无所谓《周子太极图》源于异端者。

            　　8、嘉靖癸未（1523年）进士台州太平人叶良配著《周易义丛》十六卷。是书卷首“图说一”列《河图》（十数）、《洛书》（九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黑白位大横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即《先天图》）、《河图序数图》、《洛书序数图》、《先天则河图生数图》、《先天则河图方位图》、《先天合洛书图》、《先天变后天图》、《周易反对卦变图》、《周易爻变图》、《太玄准京氏卦气图》，计十三图。其图多本朱熹《周易本义》而出，所据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衍出之六图，自注“皆出玉峰车氏宇宙略纪”。此六图可视为后来李光地、江永、胡煦、张楚钟等人推衍“河洛”图书的先驱。其图所谓“序数”仅取个位，如“河图序数”：“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三十七为七”，“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为六”。《反对卦变图》则准李挺之《变卦反对图》衍得，《爻变图》则谆朱熹变占图而衍得。《太玄准京氏卦气图》之出处，则自注：“右图见唐王涯纂释太玄经”。此图以《易》卦与《玄》之方、州、部、家合为一图（见图一百五十六），图说：“说者曰，卦气起于中孚，京房传于焦赣，焦赣得之隐者。以四正卦分主四方为方伯，监司之宫用坎、离、震、兑者，是二至二分之日，四时专主之气，以复、临、泰、壮、夬、乾、姤、观、剥、坤为十二辟卦，卦主十二月，且分四十八卦为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卦气以中孚为冬至之初，颐上九为大雪之末，太玄仿之，亦以中为阳气开端，冬至初也。养有奇赢二赞，大雪末也。皆以京氏谱图为次序，特变其名称尔。”因其谓此图出自唐代，录而存之可资易图研究之参考。

            　　9、嘉靖癸未（1523年）进士长淮卫人徐体乾著《周易不我解》六卷（今只存第一卷），自序谓尝得“青山易半卷、希夷易一卷”而著此书。“乾龙辩”列《希夷龙图》（北斗星点之图），又有《乾六位配四时之图》（分六图：子丑月龙图、寅卯月龙图、辰巳月龙图、午未月龙图、申酉月龙图、戌亥月龙图）、《龙日夕惕图》（自注：“希夷龙图”）、《渊星分野之图》（自注：“希夷龙图”），皆为有北斗之星点图。又有以卦画所作之《乾坤刚柔总合昼夜之图》和《阴阳刑德七舍图》（自注：“淮南有说无图”）。朱熹尝谓“龙图是假书，无所用”，徐体乾所得“希夷易”一卷，亦必为后人假托之书。其所列“龙图”不是黑白点数图，而是以线连空心圆点之星图，徐氏主《乾》卦为“龙星”之说，谓“周易实以星为龙矣，若非星也，岂得朝夕见乎？”故其图多以“龙星”立说，有“黄昏龙潜在子”、“平旦龙见于午”、“龙在天中”、“龙夕惕于西南”、“平旦龙见于东北，昼晦其形”等图说。观徐氏所出诸“龙图”，可知时至明代中叶犹有以“龙图”释《乾》卦卦爻辞者，其说发前人之未发，可备易图研究之参考。

            　　10、嘉靖甲午（1534年）举人颍川卢翰著《易经中说》四十四卷。是书以朱熹《周易本义》之图与自衍之图穿插于经传之中，多达百于幅。释文多引陈氏（琛）、林氏（希元）之说。虽以《周易本义》及胡方平、胡一桂之书为蓝本，然其间亦多有驳朱熹说之处，如谓“不可便以朱子之说为孔子之说也”。是书体例与刘定之《易经图释》相类，释《经》、《彖》、《象》、《文言》，多以图附之，如释“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则附以《周子太极图》，曰：“乾道变化，即太极动静，互为其根，阳变阴合，五气顺布，而四时行焉者也。气中有理，在理乘气以出也。到各正、保和处，气载理以入矣。变化，须想象其事意，《本义》但释开字面耳，如参伍字，一般不必拘。”释《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则附《伏羲八卦方位》、《纳甲图》、《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图，曰：“此所谓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者也。自今观之，此图之中分明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交，固不止于雷霆、风雨而已也”、“此所谓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者也。……月之晦朔弦望，与先天八卦甚相符合，虞翻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此甚简明，故录旧图以见意云”、“十二月卦气，自复之冬至以至姤之夏至，一岁之寒暑具焉，易有变化，故具此义，文王十二月卦气图尤为直截明当，故仅录之。”释《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则附《文王八卦方位》图，曰：“后天卦位，取卦名义，非如先天以画为次，此章发明其意义之所在。”要之，卢氏以前人之成图与自衍之图解释经传，既引汉儒之说又引宋儒及明人之说，颇为冗杂。所列之图既有卦象之图又有文字连线之图，亦多附会。继南宋郑东卿以易图释《易经》卦爻辞之后，明代又有刘定之、卢翰以图释《经》、《传》之举。此亦本古人“图左书右”之说而为，图则为佐书之不能尽而设。此亦为易图学史中之一斑。

            　　11、嘉靖时举人泰和龙子昂著《看易凡例图说》一卷。是书专取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而为之解，无甚新意。由此书可见明代易图学一以朱熹易图为宗之概况。

            　　12、嘉靖乙丑（1565年）进士上饶人杨时乔著《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是书分六部：“论例”二卷、“今文”九卷、“易学启蒙”五卷、“易考”二卷、“龟卜考”一卷，每部皆有自序。其“周易全书易学启蒙”五卷，其卷一“本图书第一”，以录朱熹《易学启蒙》为主，间采赵撝谦《六书本义》之《天地自然河图》、章潢《图书编》之《古河图》、《古洛书》等图，衍出诸多小图，其中尤以阴阳“旋毛”、“坼甲”之细图为多，曰：“较之诸儒则优，谨存以俟考者”。卷末则外加“图书太极”内容，出《河图三五配合》、《河图十五配合》诸图以论之。卷二“原卦画第二上”及卷三“原卦画第二下”，备列“先天”与“后天”诸图，间引诸家之说以补充之。卷二以朱熹本图为主，卷三则“及于卦画之所自出者”之太极，采前人“卦气”、“三十六宫”等图以为之说。余则为揲蓍、变占之图。其“易考”二卷，考京房《易传》，采“十二月卦气图”、“卦气直日图”、唐一行“横图”，考《火珠林》，采《纳甲图》、《浑天六位图》、《卦象立成图》等。明儒之易学著作，多本抄图与抄说而间附以论说之体例而成书，如钱一本的《像抄》等，杨时乔亦本此体例而成《周易全书》。如果我们溯“龙马旋毛河图”与“神龟坼甲洛书”之源，则是始于元代的吴澄，而详细阴阳“旋毛”之图画，则是自杨时乔之《周易全书》始。此后方以智的《周易时论图象几表》、高雪君的《易经来注图解》卷末之“周易采图”所列“旋毛”诸图及今见于河南孟津负图寺之清代碑刻“旋毛河图”，皆发端于《周易全书》。

            　　13、隆庆庚午（1570年）举人庐州贺止著《图卦亿言》四卷。是书以“河洛图书”为圣人作《易》之本，卷一为“图书八卦说”，卷二为“六十四卦说”、“太极图说”，卷四为“卦系杂言”，卷四为“图卦续言”。其图及说皆本朱熹《易学启蒙》而推衍，如谓“河图为先天之体，洛书为后天之用”，亦是拾掇前人之说。

            　　14、万历壬午（1582年）娄东张元蒙著《读易纂》五卷首一卷。是书首一卷列《周子太极图》，录“庄渠魏先生”之《太极图解》（门人郑若曾所记）。其解颇具时代意义，大有出于三教合一思想之阐述，今录之如下。

            　　太极图解

            　　先生问“无极而太极”，若曾对曰：“这是在气上指出理来。大抵有形者局于一物，做不得物之主宰，无形者方做得主宰。理无声臭，主宰乎气，若户枢然，故谓之极。理气本分不得先后，但就二者对言，毕竟有理而后有气也，谓之太极者，万事万物都是他做主也。又谓之无极者，以其无声臭也。周子言此，见得天下之物凡可见者，都是气质，只有这些乃是吾性之源，吾生做人之基本”，先生曰：“论道理，须片言拿得住放得开方是紧要。今费许多词说，不知那一句是周子说无极而太极之本旨？且如此泛泛，乃人人说得出的，周子当初说他何为？”曰：“愿闻其说”，曰：“太极二字，毕竟是天地后头的事，有了天地方才有他。然自开辟以来，天地间渐渐增了无数言语、无数嗜欲、无数巧伪，弄来弄去，做了一个污浊世界了。周子乃推本穷源，说道我身从何来？从天地，天地从何来？从太极，太极又从何来？连他也是个没有的，这等一看破了，把那许多龌龊污秽通身去净，复归于无便了”，曰：“如此似老氏之无、释氏之空一般”，曰：“然，天地间道理一定是自无而有，既有后却由微以之著”，曰：“然则何谓二家学术之非？”曰：“他说妙处，何尝不是？只是人自错认耳。佛老惟于此等看得破，所以如龙如虎，世间富贵缚他不住”，曰：“其所以不是处，想来是有见于本之无，无见于后来之有，废却由微之著一段功夫耶？”曰：“老氏之学，原说静以制动，简以御烦，何尝不在微上用功？”曰：“他说几微处，似只在智术利害一边”，曰：“不然，此是后人解错耳。其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乃是说天道将亏来必先满，人正要识得此意，先一著下手”，曰：“书言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何等平正？老氏之言，就觉有病”，曰：“其不是处，正在太矫枉过正上，释氏之非，在于但知人欲之当空，而不知天理之本实”，曰：“太极动而生阳节，如何？”曰：“生阴生阳言定体也，动复静静复动言妙用也。有是定体，然后有是妙用”，曰：“动极而静之静与圣人主静之静，同乎？”曰：“然”，曰：“太极以理言，动静以气言，主静之静是去尽了气质声臭，只剩一个太极，二静字觉不同”，曰：“动静所乘之机也。既离了气，又何动静之可言耶？”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甚说得妙，谓之感物而动，谓之性之欲，可见是当动而动，从性上发出来，非人欲也云云，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都是说不当动而动，乃人欲也”，曰：“既是当动而动，如何圣人只以静为主耶？”曰：“当动而动，动亦静也，不当动而动，是谓妄动，静亦动也”，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是言生序耶？五行之生也，以微著为渐，故其序亦以微著为次乎？”曰：“然”，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昔南轩言水者阳之湿气，下降陷于阴，而不得遂火者，阴之燥气上升，掩于阳而不得舒。愚以冬月地燥，夏月地湿，及人之呵气成水验之，似诚见阳气本湿、阴气本燥。南轩之见为是”，曰：“此乃生于坎离卦体中，满中陷之类以起议论，何其支离也。且如水之初生，本只是气之氤氲，润湿如露，分明是天地之精，只此便是水之本体，所谓天一生水也，如今江海之水，乃所谓地六成之也。火也者，乃天地之神也”，曰：“水火俱是气乎？”先生微沉吟曰：“还叫做气”，曰：“火之为物，聚散有无不测，固是气矣，水凝成形，而亦谓之气者，岂以其有时而消涸耶？”曰：“不然，火，神也，故有有无，他与水本以形气为衰旺者”，曰：“水气涸，则水形旺，水形旺，则水形涸，愚固闻之矣，若火之衰旺何如？”曰：“试看夏月，灯焰短光亦欠明，冬月灯光明而又远，便见之矣”，曰：“木之衰旺何如？”曰：“他是以根稍自为衰旺也。如根发生时未有枝叶，枝叶茂盛便向下垂，渐渐凋落，归根复命，又吐花繁盛中间结核，更自立命，可以见”，曰：“如金何如？”曰：“他未见如何衰旺，只是伏现二者而已”，曰：“天地间五行，果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复生水耶？愚恐四时流行，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其序如此故云也，其实五行何尝如此相生？”曰：“何以见之？”曰：“木渍而得生，钻燧而改火，山中有银矿，三者可以为水生木、木生火、土生金之证矣，若金则遇燥而流，旋结为质，何尝生水耶？天下之水，果皆金之所生耶？火燃成灰，此乃有限之土，坤厚之大，岂皆火之所烬者耶？”曰：“这是妙理，天下之水皆原于山，金，山之结聚也，可见是金生水，火之生土，不是如今乌焦木头之类，若然，化得多少？只是火司化权，推陈致新，天地造化，必改革一番，又重新起，火有推致之意，故曰火生土”，曰：“今天下五行是如此生生不穷耶？”曰：“然，气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生生不穷”，曰：“以生克言，曰水火金木土，而火次于水，以流行言，曰木火土金水，而火次于木，皆有一件居火之先，方始是火，余四行不似火之有定数也，何也？”曰：“火，神也，不为物先，而物莫能先之，必有物后，其神乃现，却又尝超乎物，人心之神亦然，遇事乃出，不为事所压，此地二生火之义也”，曰：“五行一阴阳节，如何？”先生以手在桌上画太极图象，而逐一指上去，曰：“万物本乎五行，本乎阴阳，阴阳之上是何物？却只是个空圈，没有一些子，这个没有，就是他的本体，原不曾有许多滚滚妄动也”，曰：“无极之真，真字如何？”曰：“犹言本体也”，曰：“即佛家真如之说乎？”曰：“然”，曰：“谓之妙合而凝，似说理与气为二物”，曰：“非气不载，亦须如此说分明”，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中正即礼智耶？”曰：“文公以此二字就当礼智，周子太极图本易经来，易上说中正，中正二字兼仁义礼智都该括者，周子说阴阳刚柔仁义，合那中正说来了”，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何？”曰：“此言甚好，直从起处看到后头，去万古也，左右只是此了”，曰：“原始，何所指？”曰：“始者，开辟之初也，事务之先也，皆后天也，先天之谓元始”，曰：“人生而有，死也则无，道无有无者也。形者有尽，而形形者无尽，何可以若是班欤？”曰：“生而有，死而无，惟圣贤可以语此，盖气清神完，终其天年，神徂于天，与化俱尽，凡夫生而昏昏，焉能为有，死也或滞，焉得谓无？”又曰：“谓生顺死安者，通乎有无之故者也，谓生寄死归者，非通有无之故也”。

            　　先生谓林相曰：“开辟以来，风气日薄，巧慧日多，人心日漓。周子作太极一图，欲人反朴还淳，以回造化。首曰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无止极也，天地开辟之后，固一理主之矣，其在混沌之时，孰主张？是先天后天皆此理也。何极之有乎？老子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盖可以指道，可以名言，非常道常名也。可道可名者，如遇父子，则谓之亲之类也，不可道不可名，此天地之始也，无极之谓也，天地生万物，故曰万物之母，太极之谓也。其曰圣人主静立人极者，盖人心有欲，故不能静，圣人主静，非置其心于无用之地，乃心有所主，万物不得而扰之也。即陈元诚所谓一念未形，既不执持亦不茫昧也。后世好动，周子揭人道之方以示人，但其言不如程子之精密耳。”

            　　先生谓周士淹曰：“老子与夫子俱生周末，俱欲反朴还淳。但圣人立言，自有斟酌，虽欲反朴还淳，未尝尽去其文也。盖去其文，则恣雎放肆，其害又有甚于文胜矣。老子一切去之，自恣自用，少间不知不觉，连人欲都做了天理，如何是好？周子之太极图与夫子同。”先生答唐音曰：“周子太极图首一圈，明天地之初原无一物，而生天生地生万物皆由此出，所以云无极而太极。学圣人者，亦须无欲而静，乃能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万化皆由此出，与造化相为贯通。此周子立图意也。若止以无形有理为说，则浅了他意思，此图亦不消作矣。”又曰：“无欲故静，甚形容得心体明尽，但说得太高，使学者无下手处。”

            　　15、万历丁丑（1557年）苏郡吴江孙从龙著《易意参疑》首二卷、外编十卷。是书“首编卷之一”为“图极略第一”（列朱熹《河图》、《洛书》、《周子太极图》）、“先后天图略第二”（列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横图》、《伏羲六十四卦横图》、《伏羲八卦圆图》、《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图》、《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名义略第三”、“易例略第四”，“首编卷之二”为“筮法略第五”、“体用略第六”、“读易略第七”、“周易略第八”、“传易略第九”。外编十卷则是解释《周易》经传之文。虽是书一本朱熹《周易本义》之图（图名稍有变换，并据小圆图衍出小方图），然其论说亦颇有不盲从前儒之处，如，论“圣人则河图画卦”曰：“愚按，图书之位与数，有常变虚实之分，生克同异之辨，经纬表里之说，启蒙载之详矣。其受图画卦、法书序畴，则礼纬含文嘉、孔安国、刘歆、邵康节、蔡九峰并用此义。孔颖达则云伏羲虽则河图，亦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此亦系辞下传二章之意。观程子尝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岂不作？如画八卦，因见河图洛书，果无图书，八卦亦须作。朱子亦曰，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一事？则圣人作易之由，概可想矣。”

            　　16、明隆庆二年（1568）董汉策刻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首一卷。是书首一卷列朱熹《周易本义》诸图，准朱熹之说，将《先天图》分列圆方二图，又以八卦圆图衍出“伏羲八卦方图”。各图所附论说，多引《易传》之文及刘氏（牧）、朱子之说，仅于《伏羲八卦方图》后按曰：“此图虽不经见，然以大方图约之，其位当如此”，于《伏羲六十四卦方图》后按曰：“此图经传无文，今存以备考，且见小方图之有自云”。卷后所出《周易传受大略之图》，其中以“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为一枝，“周惇颐—程颐—朱熹—蔡清”为一枝。

            　　17、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临清州人李本固著《周易古本全书汇编》十七卷。是书有“意辞”、“象数”、“变占”三集。“象数”之目有“图书象”、“图书数”、“总论”、“画象”、“三易”、“广象”、“观象”、“衍数”八部分。所列易图本朱熹《周易本义》图而推衍。引杨用修之说，谓“先天方圆图”为“希夷之图”，“盖康节因孔子易难明，因希夷之图又作后天图，如周子因易有太极一句，而作太极图。今便谓先有太极图，而后有易传可乎？”列《伏羲八卦方位》图，引《说卦》“天地定位”一节，按曰：“此说卦明先天易也，希夷图之”，列《文王八卦方位》图，引“帝出乎震”一节，按曰：“此说卦明连山易也，希夷图之”，列《先天图》六十四卦方图，引《说卦》“雷以动之”一节，按曰：“此说卦明归藏易也，希夷图之”，又列有《河图》、《洛书》并附以论说。

            　　“用修引希夷曰：易学意言象数四者不可缺一，其理俱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引说，止有一图以寓阴阳消长之说与卦之生变，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李氏不知此一段文字本出邵伯温《易学辨惑》，引自杨用修又误作是说本出陈抟，可窥其“汇编”水平。致谓六十四卦方图为“归藏易”，八卦二圆图分别为“先天易”和“连山易”，则又是步朱元升后尘而“发明”。然而，其“翼传所以明古易，六图所以明易传”之说，亦似有见，《周易本义》先后天易图本据《易传》之文衍出，非先有图而后有“翼传”。

            　　18、万历辛丑（1601年）进士山阴人刘宗周著《周易古文钞》四卷。是书“易钞图说”列十数《河图》，颂曰：“太古之世，元气混庞，笃生圣人，继天而皇，心苞玄极，全体阴阳，以仪以象，八八相当，即理显数，变动不常，强名曰易，无物可方，附会龙马，偶呈星房，旋毛逆顺，初卒践行，一表一里，交错玄黄，一与六配，二以七藏，三八居左，四九右旁，环而拱之，五十中央，其行左旋，自衰而旺，其道相生，循环无方，其体奇圆，其用偶章，五十有五，其分低昂，为四时纪，为万化纲，问之天地，天地茫茫，问之圣人，圣人伥伥，是卦是图，过骊或黄，为龙为马，忽腾忽翔”，列九数《洛书》，颂曰：“河洛之间，天地孕英，河以图显，洛以书呈，是一是二，识者纷评，图分象纬，书辩渊陵，九何以南，七乃西行，二四六八，不与阳争，去十存五，土何以成，有说于此，西南得朋，四正四隅，偶随奇零，其道右旋，相克得平，五行次第，中宫太极，二四从横，八八之象，一准图情，图书表里，易范并称，神禹垂教，商周代兴，道在皇极，九畴以徵，建中表正，真阳储精，为太极则，为人极经，一扫无极，学者取旌”，依此可见刘宗周对待“河洛图书”之态度。所列《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总图》（见图一百五十七），以一画为“太极”，图说：“圣人作易，从一画始，即太极也，因而重之，即阴阳也，阴阳既分，则太极遂隐于无形，而以一奇一偶分阴阳矣，两仪合而一阳生，则太阳也，太阳变而生少阴，少阴变而生少阳，少阳变而生太阴，则四象立矣，两仪四象立而八卦蕴于其中矣。统言之，得三奇三偶之纯卦，则乾坤之体也，又得三奇三偶之互卦，则六子之体也。此图立而前可以无太极，后可以无八卦、六十四卦，盖圣人易简之精意也”，列《八卦子母相生蕴六十四卦之图》（见图一百五十八），图说：“八卦生生之序初，然只是乾父坤母，父母交而生六子，又以乾坤进列于六子，各交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观乾坤可以列六子，则太极不必另为图象可知，故曰太极本无极”。刘宗周不主圣人则图书作易之说，谓“圣人初然只是信手一下，遂为大易母，因而生生焉”，此说则可能合于当初八卦之所以成。又列有“羲易原”卦画四图和卦变图。刘氏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之说，曰：“一卦重八卦，八卦各重八卦，全从造化之理，迭相推荡，正是自然之理。若一每生二，循序而进，无乃终锢于死法而不知变乎？且易只言八卦、六十四卦耳，并无所谓十六卦、三十二卦也”，此说为有见。《明史》称宗周善于《易》，以是书可见此言不虚。

            　　19、万历甲辰（1604年）宁献王七世孙朱谋玮著《周易象通》八卷。是书专释上下经文，不及十翼。其卷首列“衍河图”、“伏羲重卦图”（上下体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序之六十四卦方图）、“文王次易卦图”（即上下经各十八卦之序卦图）。“衍河图说”曰：“盖当伏羲之时，龙马交于河而产驹焉，背负此文，图之以为休徵，因其顾諟之义，遂列而为八卦。……三代以来厥图世藏秘府以为宝，学者莫得而窥，逮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于中外。传写迄今寝失其旧，以故学者舍河图而造太极，昧四象而赞五行，遂加无极于太极之先，设四画五画之卦于三画之后，至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位置，颠冥方物，舛缪八象，且犹弗审，又何万象之能辨乎？天启皇明，乾坤再辟，文教煊赫，万里同风，大易至是而始彰。河图久晦而复显，玮不揆檮昧，积思研精，偶窥一斑，因作象通八卷，遂揭斯图，著明其说”，此乃易图学史上的一段“奇文”。其谓不当有“四画五画之卦”，似为有见，然而谓自造之“河图”为“龙马驹”背文之旧，又有“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于中外”云云，则是信口开河荒诞不经。

            　　20、天启壬戌（1622年）进士彭泽人刘日曦著《易思图解》（无卷数）。是书以朱熹黑白位之六十四卦横图及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以朱熹八卦横图为“太极”，以阴阳序卦图为“先天小成”，以朱熹“文王八卦方位”图为“后天小成”，以乾坤坎离四正卦之卦气图为“后天大成”，又列朱熹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及蔡元定《天地四象图》及本出邵伯温之《一元消长之数图》。要之本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而推衍，另冠以图名附以论说，除所谓“大成”、“小成”新概念之外，并无发明。是书亦是有明一代易图书学一本朱熹易图之一证。

            　　21、崇祯戊辰（1628年）进士嘉善人李奇玉著《雪园易义》四卷、图说一卷。“四易图说”列朱熹《周易本义》诸图，变换图名而推衍之。以《伏羲八卦方位》图为“伏羲先天小成图”，以《先天图》圆图为“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以《先天图》方图为“六十四卦后天方图”，以《文王八卦方位》图为“后天小成方位图”，“参订图说”列《河图》、《洛书》、《河图太极生生图》、《三五二图》、《先后天合图》、《先后天男女相生图》、《河图合八卦对待图》、《河图合八卦流行图》，又列《进退变化图》、《图书对待流行之图》、《大衍数合太极生生竖图》、《易卦数合太极生生竖图》、《卦变图》、《纳甲图》等。以“乾率三女于南，坤率三南于北”之八卦圆图为“先天归藏图”，“乾率三男于北，坤率三女于南”之八卦圆图为“连山图”，前谓《先天图》六十四卦方图为“先天归藏方图”、“连山易相传为后天图”，后则曰“文王八卦次序后天图”、“此连山图，相传为后天，即洛书数也”，同一幅图前属“连山”后属“文王”，既曰“相传为后天”又曰“此连山图”，为继李本固之后又一胡乱将朱熹先后天易图变换图名者。

            　　22、崇祯中太原府通判内丘人乔中和著《说易》十二卷。是书前列“图说”，次“卦象”，次“彖传”，次“爻象”，次“文言”，次“系辞”，次“说卦”，次“序卦”，次“杂卦”，次“附录”。卷首“图说”列“古太极图”（黑白鱼形图）、“周子太极图”（一○之图），依之衍出“予太极图”（一○之内加三十六个黑点之图），曰：“此予太极图也。一本散殊，川流而敦化，点者阴也，不及点处皆阳也，以阳统阴，阳有余阴不足，天心亘古以常存，人心投隙而窃发，盖至一而无二也，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羲文周孔之旨邪？三十六点者，三十六宫都是春”，谓“古图半黑半白，如环无端，恰肖矣，但无宾主，而一元之纽安在？周子易以白圈，若曰纯阳无阴，不矫枉过直乎？”自诩其图“似古太极，象日光烁烁，精莹圆满，似周太极，象星罗万点”。又有《两仪四象八卦图》、《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总图》。又有《先后天易位图》、《先天变后天图》、《太极河图图》、《太极洛书图》、《河图位数图》、《洛书位数图》、《河图循环反复图》、《洛书循环反复图》、《河图九宫七色图》、《洛书五兆九畴图》、《先天位次图》、《后天位次图》、《河图先天后天洛书变化总图》。卷十二又列《古纳甲图》、《汉书历志纳甲图》、《今纳甲图》、《纳甲合数图》、《附洛书十干图》、《浑天六位图》、《三奇》、《四卦配十二月》、《八卦应二十四气》等图。其所谓古今纳甲图皆以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图配以天干（“古纳甲图”则坎离易位），谓“今试仰观新月，作震象非艮象，则古图是残月，亦震象非艮象，则古图未尽，是兹绘二图详焉如左”，其实所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总图”（见图一百五十九）即是其纳甲月象图。观《周易参同契》及虞翻有关纳甲之说，乃谓“震受庚西方”、“十五乾就体，盛满甲东方”、“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与“日月在天成八卦象，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非乾南坤北之位。

            　　有明一代凡说《系辞》“河出图，洛出书”者，几乎都是宗朱熹之说，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惟独到了明末方有乔中和法刘牧之说，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其所谓《太极河图图》为一九宫圆图，中心一○之内写一“五”字，二、四、六、八八偶数则写于一黑色方块之内，其《太极洛书图》亦为一圆图，中一●内写“十”字，一●之中又有一○，内写“五”字，其外圈则八分，偶数写于黑色扇形块中，奇数写于白色扇形块中。其《河图位数图》则准吴澄“龙马毛旋如星点”之说画作九数圆图，《洛书位数图》亦准吴澄“神龟甲坼如字画”之说画作十数方图。其“河图洛书辨”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纵横十五，此河图也；一六居坎为水，二七居离为火，三八震巽为木，四九兑乾为金，五十居中为土，此洛书也。刘牧、希夷之说盖如此。”乔氏相信黑白点河洛图书由陈抟数传至刘牧之说，不以朱熹河洛图书为是，又孱和吴澄旋毛、甲坼之说，自以为得河洛图书之真蒂，殊为可笑。任何河洛图书映象之说都是荒诞不经之说。

            　　23、崇祯丁丑（1637年）进士无锡人秦镛著《易序图说》二卷。是书以《序卦》言其理，分上经三十卦为五节、下经三十四卦卦为四节，五数奇而上经象阳，四数偶而下经象阴。每节之分各以《易传》之辞解说之。是继吴澄以经纬卦分为七节、萧汉中以主客分为六节之后，以“分节说”谓《序卦》有理者，其后则有来集之之《易图亲见》分《序卦》上下经为三节之说。“分节”之说分七、六、九、三节不一，可见其说不能归一。《易经》以“非覆即变”之二卦为偶而系以成“编”，又分三十二“编”为上下二“篇”（上篇十五编，下篇十七编），其二卦之“编”则与刻简立卦而后系辞有关，其上下“篇”之序又似乎与揲蓍成卦之爻变有关（“编”与“编”之间有相反爻变之联系）。《序卦》之文字乃后人据《易经》上下篇之序而系（非孔子作），谓其中富含“义理”，则不切合实际。

            　　24、明末黄道周弟子湖州人董说著《易发》八卷。是书卷一有“周易浑元符”、“黄鹂河洛徵”、“河洛证物篇”、“易有太极说”、“地易八卦原始”、“地易屯蒙时位略”、“地易内外二体时位略”及“刚柔始交解”诸篇。其以十数《河图》、九数《洛书》立说与众迥异，曰：“此黄鹂一声，即河洛之全机大用也”，“方黄鹂未鸣，冥漠无声，则河图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洛书无用九、阳七、阳五、阳三、阳一、阴二、阴四、用六、阴八，是图书之正位也，及闻黄鹂之声，而有河图之下一点矣”，董氏之所以将“黄鹂”与“河洛图书”扯作一处，则因“河图洛书象教也，将以音教喻象教”而发。此说虽不经，然其不以“河洛图书”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作《易》之本，亦为有见。“有我则有一河图之天一是也，有物则有二河图之地二是也”，此说亦见其对待“河洛图书”之态度。其本《阴符经》、《握奇经》之说而谓“河图主体有生有杀”、“洛书以杀为用”、“洛书之以逆为顺者道心也”、“洛书之以顺为逆者人心也”，则见其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说当与当时形势有关。其“易有太极说”曰：“太极者，一画是也，其象为一，有一必有二，两仪者偶画是也，其象为‘--’，一在于此而偶在于彼，一在于此，故画‘—’于正北，偶在于彼，故画‘--’于正南，有物必有则，于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故复画‘—’于正东象太极之所始也，即前极之‘—’也，复画‘--’于正西，象太极之所终也，即后极之‘—’也，此所谓四象者也……”，可见其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与前儒不同。其《地易屯蒙时位略》卦图，以地支配《序卦》六十四卦，其《地易八卦原始》图，则以“大始”、“成物”、“中际”、“中成”、“生”、“杀”、“止”、“转运”标于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八卦之旁，其说则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配之。

            　　明儒之易学著作多附以易图，或列于卷首，或穿插于书中，而且又多以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为蓝本，所列易图亦多出此二书，此则是有明一代易学著作的一大特点。所列易图又多是变换图名而推衍之，而个别深明易理之人则不随声附和，如刘宗周、董说等人，此亦见以图推图、以图攻图的特点。然而其中亦有不少穿凿不当信口开河之说，如“黄鹂一声”、“龙马产驹”等，此则是有明一代儒者研习易图学之一陋。   


　　1、明代医学家山阴人张介宾（1563—1640年）历四十年成《类经》三十二卷（其中《类经图翼》十一卷、《类经附翼》四卷）。《类经附翼》卷一“医易”列本出朱熹《周易本义》之《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伏羲六十四卦方图》、《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诸图，“医易义”曰：“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有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从而有“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之论。其立论则多引周敦颐《太极图易说》与邵雍《观物外篇》文字，结合行医之道而阐述之。《类经图翼》“太极图论”，取《周子太极图》一○图式称之为“太虚图”，变换二层图式称之为“阴阳图”；“阴阳体象”列《五行生成数图》（自注：“此即河图数也”）、《五行图》、《干支所属五行图》、《六十花甲纳音图》，此外还有《九宫分野图》、《九宫八风图》（见下图）、《九宫星野图》（见下图）。

            　　“医易同原”说似缘起唐初孙思邈，其《千金要方》曰：“凡欲为大医，……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而张介宾所谓“医易同原，同此变化”，乃是以“同此阴阳变化”为根本，并非主张医学源于易学。此一点从其所列易图及论说中亦见得分明。

            　　2、明王坼辑《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十四门。其“文史”卷一列易图五十五幅，主要采自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道藏·周易图》和朱熹《周易本义》。其中《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和《卦变图》为《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余则皆先见于《六经图》和《周易图》。见于《六经图》者有：《六十四卦万物数图》、《易有太极》、《六卦生六十四卦图》、《八卦纳甲图》、《八卦取象图》、《八卦象数图》、《浑天六位图》（易名“六位图”）、《六十四卦反对变图》、《通乎昼夜图》、《阴阳君民图》、《乾坤大父母图》、《复姤小父母图》、《六爻三极》（易名“六爻定位图”）、《阴阳奇偶》、《先甲后甲》、《八卦生六十四卦图》（易名“八卦因重图”）、《八卦变六十四卦图》（易名“八卦相推图”）、《天地之数图》、《乾坤之策图》、《仰观天文图》、《俯察地理图》、《乾坤六子图》（易名“六子图”）、《运会历数图》、《三变大成图》、《八卦司化图》、《序卦图》、《十三卦取象图》、《杂卦图》、《太玄准易卦名图》、《温公潜虚拟玄图》、《邵氏皇极经世图》。见于《道藏·周易图》的有：《太极贯一图》、《先后中天总图》、《既济未济合律图》、《井鼎水火二用之图》（易名“井鼎取诸物图”）、《日月为易图》。又其《乾坤合律图》则是取《六经图》之《四卦合律图》之半，《五位相合》图则是据《六经图》之《五位相合》图增衍而出，《咸艮取诸身图》则是《周易图》之《艮背之象图》之衍图。

            　　3、明初皇封“真人”掌管全国道教的张宇初（按元封当为道教第四十三代“护汉天师”）著《岘泉集》。是书内有“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等篇。张宇初虽于《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中列本出南宋道士萧应叟据《周子太极图》演变而得的《太极妙化神灵混洞赤文图》，但不加任何文字说明。其《太极释》一文则表明了对待周敦颐《太极图》的态度，认为是图并非原出自道教。这一意见出自一位掌管全国道教的天师之口，则充分说明当时并无所谓《周子太极图》源于道教之议论。今录其文如下，以资参考。

            　　太极释

            　　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禀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五居九畴之中曰“皇极”，《书》曰“会其有极”，《诗》曰“莫匪尔极”。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周子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极者，道也”，邵子曰“心为太极”，朱子曰“太极者，理也”，陆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极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夫五行、阴阳?阴阳、太极，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二实者，天以阳生万物，地以阴成万物。动而阳，静而阴，阳变阴合而生五气，由五气而生万物，故曰“五殊”也。五殊本于阴阳，互为其根也。两仪生，而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四象，四象分而生八卦，八卦错而万物生焉。是曰“一动一静，天地之至妙欤”，是以五气布四时行，万物生生而无穷，“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散而为万物，则万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极，浑然全体而静者，常为主焉。兼有无全体，用涵动静，为万化之源，万有之本者，妙合二五之精焉。朱子谓太极理也，动静气也，太极乃本然之妙，动静乃所乘之机。机动则气行，而阴阳运焉。理有不著者

            　　乎？盖气负理生，理有气形，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经纬错综。合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且鸿蒙溟涬性之初?则元气为万物根本，其体谓之理，其阴阳流行不息者，气也。是故未分之前，道为太极，已形之后，皆具是理，则心为太极。冲漠无朕，万理毕具，阴阳既形，则理气分矣。太极判，而生一奇一偶，由奇偶而生生无穷，则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是也。圣人无以发之，伏羲始画，以一象乾一象坤，体吾心之太极也。一奇一偶以象变，重之而为卦，拆之而为爻，皆一阴一阳至著至明之几也。是画也，至广至幽，至精至微，非气质形似之可见，非声色状貌之可求，昭昭焉，熙熙焉，虚而灵，明而妙，散之为万殊，敛之为一本，无须臾之间、毫发之异，循环无端，浩渺无穷，若天地之运行，风雨之润，雷霆之威，霜雪之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荣悴，飞潜之微，动植之众举，不违乎天命之流行，而同所赋受也。所谓有极以理言，无极以形言也。抑理之至极，本无形似，而言无则不能为万化根本矣。邵子曰“无极”、曰“有象”，有则言其本之实体，无即无声无臭，形而上者是也。其见夫道体者，固不可以无加于有矣。若老子之谓“无极”者，无形无穷也，庄子之谓“道在太极之先”是也。若河洛之数、先天之象，虽有诎信进退，盈虚消息，行乎其中，皆以虚中为极也。能虚其中，则太极本然之妙得矣。尚何晦明通塞之异哉！故《易》曰心学，万事万化皆本诸心。心所具者，天地万物不违之至理也。程子谓有理而后有象，而后有数，人道之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于动，与万物同也。然阳复本于阴，静复根于动，一动一静皆天地同流，惟主谁静则性立，性立则中正仁义定矣。是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矣。是图，朱震谓周子得之穆伯长，穆得之于种放，种得之于陈抟。以陈抟学老氏，故陆氏辟朱子，以无极出于老氏也，而《易》曰有极，未尝言无，周子《通书》亦止言阴阳、太极，明矣。然朱子以无形训之，亦弗判于道矣。且考之潘《志》，以为周子自作无疑。或又谓周子与胡宿、邵古同事润州一浮屠，而传焉。然其说岂浮屠所知也。且先儒以周、邵之学、先天太极二图，其理一也，其传未必二焉。其体至而大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故曰，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细微，无不合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焉，万古圣贤之心同也。非反求诸己，有以见夫远，而六合之外，近而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岂言辞口耳之足知天也哉！必致夫会归之功，探索之奥，则吾灵明静虚之体，充乎六虚，宰乎万变，久则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其立象画意，剖析精微，无不备于是焉。性命之道，死生之说，原始返终，于是尽矣。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亦孰得而易之？敢为疑者释焉。

            　　读过道士张宇初《太极释》一文之后可知，时至明初有关周敦颐《太极图》的渊源问题，儒道两家仍有共识，皆谓周敦颐所自作，与道教经典之间并无任何关系。至明英宗十年（1445）纂修《正统道藏》时，始将成书于南宋末有《周氏太极图》的《周易图》收入“洞真部灵图类”，亦同时将元代道士所作《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内有据《周子太极图》衍得之《太极先天之图》）收入其中。《正统道藏》中既有《周氏太极图》，又有《太极先天之图》，可见其纂修者们并不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是来源于《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之《太极先天之图》。

            　　易图学发展史中，周敦颐《太极图》的渊源问题至关重要。程朱理学之所以推崇周敦颐，完全是因为他有《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两部著作。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辨”，所争主题亦在于《太极图易说》中是否有老子思想渊源。如果《周子太极图》的直接来源出了问题，甚至可以从道教典籍中找到“剽窃”的证据，无疑会彻底摧毁程朱理学的根基。自从《正统道藏》中收入了《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之后，清代学者如毛奇龄、李塨等人即由此入手，谓《太极先天之图》本出唐代，证成周敦颐《太极图》是“剽窃”道教之图而作。这位道教四十三代天师的《太极释》一文，可有助于人们辨别是非。

            　　4、宏教弟子柳守元“重订”之《易说》（见《道藏辑要》壁集）。是书“图解目录”列《河图》、《洛书》、《混极图》、《元极图》、《灵极图》、《太极图》、《中极图》、《少极图》、《太阳图》、《太阴图》、《象明图》、《三才图》、《八卦合洛书图》、《八卦合河图数图》、《阳奇图》、《阴偶图》、《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坤阖辟图》、《伏羲则河图以作易图》、《大禹则洛书以作洪范图》、《太极中分八卦图》、《伏羲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六十四卦方圆图》、《六十四卦刚柔相摩图》、《六十四卦节气图》、《阴阳律吕生生图》、《三分损益之图》、《天根月窟图》、《阴阳消息图》、《卦序图》，计三十一图。是书虽前有“黄鹤山人吕子”之“易说自序”，而柳守元“易说题词”又谓“我孚佑帝师……自唐成进士后屡有阐易微义，垂示法言，惜未汇传于世。兹寿山堂易说，乃古洞藏本”云云，然从所采易图出自朱熹《易学启蒙》和田艺衡之《易图》看，即知此书出于明代，非所谓吕洞宾著。其“混极图”（一●之图）乃田氏“元极图”，又作一○之内有一黑点之图，称之为“元极图”，余“灵极图”、“太极图”、“中极图”、“少极图”、“太阳图”、“三才图”、“象明图”、“阳奇图”，皆与田艺衡《易图》相同（图说亦有取于《易图》），其“太阴图”则是田氏图之改画图，“阴偶图”则是一●之图与田氏○下有一画之图不同。其《乾坤阖辟图》与《天根月窟图》之内皆加画章潢所谓之“古太极图”，又其《太极中分八卦图》则取所谓“先天八卦”之序为图。

            　　5、《道藏辑要》鬼集七之《心传述证录》。是书为雎阳梅芳“重鎸”于清嘉庆八年（1803），书前之序曰：“兹编得之吾乡前辈家藏。盖以无极道祖所垂诸说为圣学心传，而以沂阳刘子之说附而述证之。将三教同源之旨、性命玄微之功，简易明白显为指出，义蕴精大，非寻常训诂考据之学可比，洵为庸腐曲俗者千古昏衢之矩烛也。予年二十岁时即获是编，宝而读之，愈研求愈觉妙义之无穷焉。予今年七十有五，盖已忽忽又五十有五年矣，爰重镌而公之世，俾有志于道者，得睹是书，加以身体力行，切实功修，其庶几豁然顿披云雾，朗见晴天，始信三教原有至诣，证述亦为糟粕，宇宙间本同一大清空，光明藏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依此知是书于乾隆时已有流传。是书之《混极图》、《元极图》、《灵极图》、《太极图》、《中极图》、《少极图》、《太阳图》、《太阴图》、《象明图》、《三才图》、《乾坤阖辟图》、《六十四卦方圆图》、《六十四卦刚柔相摩图》、《六十四卦节气图》、《天根月窟图》及《阴阳消息图》，计十六图与图说皆与柳守元所“重订”之《易说》相同，只是皆于图说前加“无极子曰”四字而已。余则《无极图》、《易有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六虚》、《伏羲拟山定卦》、《文王八卦易位》、《六十四卦运行图》、《精一执中》、《圣学法天》、《大学则易》、《中庸参赞》、《鬼神造化》、《持志养气》、《仁义礼智四端》、《象月火候》与《虚无生道》，计十七图与图说则皆出于“沂阳刘子”。《心传述证录》实是采“无极子”《易说》与“沂阳子”之图与说而成书，究其本则是源于田艺衡之《易图》。是书所列《两仪》、《中庸参赞》二图，则是《周子太极图》之衍图。

            　　6、《道藏辑要》危集六之《至道心传》。是书列《太极图》、《天根月窟三十六宫之图》、《朝屯暮蒙之图》等。其“太极图说”曰：“夫太极至大而难言也，以之近取诸身，人人皆有此太极焉。何以见之？盖太极即心也，心即太极也。人心存诚主敬，则太极明；嗔忿嗜欲，则太极蔽。是以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神清，则太极之理自得。若能一念不起，久久澄湛，精极虚笃，虚室生白，方见天地之心，而道自归矣。此岂不由正心诚意以致之耶？故先师云，太极顺则生人生物，逆则成圣成仙”，由此可见“太极顺逆”说之所起。其《天根月窟三十六宫之图》，“三十六宫”取“八卦三十六画”之说、“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三十六数之说，又以《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自复至乾共三十六爻”为“进阳火三十六宫”、“自姤至坤共三十六爻”为“退阴符三十六宫”。“三十六宫”之说，东汉班固《西都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唐骆宾王《帝京篇》：“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宋邵雍《观物吟》：“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南宋以来，虽作三十六宫易图并为之说者不乏其人，然此等样图却不多见。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曰：“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观堂集林》），清代前期和中期，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其时国力强大，版图辽阔，文化兴旺发达，以考据和训诂为主的乾嘉之学极富特色，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亦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刺激，则又有促进了新学的进一步发展。清代易学著作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据山东省图书馆的初步统计，于现今存世的二千八百多种易籍中，清代的著作就有近一千四百种，超过了汉唐以来至元明所存易籍的总和。由此可见，清人对六经之首——《易经》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可以说是足以凌驾前代。

            　　清人的易学著作往往于解释经传正卷之前出“首一卷”或“图一卷”（或若干卷），用于“凡例”和布列易图。今据山东省图书馆《易学书目》大略统计，清代布列易图的易籍要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有二百五十余种之多。这些以图佐说或辨图是非的易籍，分别见于《四库全书》、《四库存目》、《宛委别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大易类聚初集》、《丛书集成新编》、“易庐专藏”（山东省图书馆）、《无求备斋易经集成》、《续修四库全书》等。清代的易图学可分延续汉宋以来易图和反对汉宋以来易图两大部分，易图学要著亦由此而分两部分。在延续汉宋以来易图部分又可分专门研究易汉学之易图和宋代易学之易图两类。故本编以两大部分立章分节叙述之。

            　　清代易图学延续汉宋以来易图的要著有：胡世安《大易则通》、张伯行《周子全书》、毛奇龄《推易始末》、李光地《启蒙附论》、德沛《易图解》、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王植《皇极经世书解》、江永《河洛精蕴》、梁锡与《易学启蒙补》、崔述《易卦图说》、辛绍业《易图存是》、焦循《易图略》、冯道立《周易三极图贯》、胡秉虔《卦本图考》、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图说》、沈映钤刻《易卦变图说》、张楚钟《易图管见》、吴翊寅《周易消息升降爻例》等。反对汉宋以来易图的要著有：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学辩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与《太极图说遗议》、胡渭《易图明辨》和张惠言《易图条辨》等。

            　　由明入清的学者如黄宗羲、黄宗炎、王夫之等人，针对宋代以来大量充斥于易学著作中的各类易图进行了辨析。乾嘉学派的前驱毛奇龄、李恭、胡渭等人出于彻底摧毁宋明理学的目的，又对周敦颐《太极图》等易图发起了攻击。一些专门研究易汉学的著作，如惠栋《易汉学》、张惠言《易纬略义》、庄忠棫《易纬通义》等，则在布列卦气图、爻辰图、八宫世系图等易图的同时，又对宋代的河洛、先天、太极三大图式表达了反对意见（而如马其旭《重定周易费氏学·易例举要》又布列宋代河洛等图以为之说）。诸多反对宋代易图的意见，既有全盘否定的，又有个别抨击的，既有辨之明了的，又有辨之不明的。清初大量反对宋代易图的意见，似乎并没有对宋代易图在清代的延续和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此后仍有不少的专门阐明并发挥宋代易图的著作产生，如杨方达的《易学图说会通》、江永的《河洛精蕴》、胡嗣超的《易卦图说》、刘兰秀的《周易图说象解》、冯道立的《周易三极图贯》、辛本棨的《序卦分宫图》、王万鳌的《三易图说》等等。这种形势，似乎与清代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并不完全剔除易图学著作有关。（又杨甲的《六经图》、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章潢的《图书编》、王坼的《三才图会》等，皆是收入经部易类之外的载有大量易图之书。）

            　　宋代的易图，其中虽有荒诞不经之图（如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之黑白点数图），然而并非一无是处。如同胡渭那样站在义理派的立场上，几乎把所有的宋代易图都要辨个“明白”，又因陈抟之故而论其根本皆源于道教，则未免矫枉过直。有清一代的易图学，既把汉代可能有的易图复现出来，又从阴阳消息升降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汉代的卦变和爻辰等说，既从考据学的角度甄别了宋代易图，又延续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易图（其中结合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推衍出的易图，则开了“科学易”之端）。明代的易图学基本上是宋元时期易图学的延续与发展（特别是朱熹易图学的延续与发展），而清代的易图学最明显的特点则是不再囿于朱熹易图学的限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胡世安，字处静，别号菊潭，井研人。明崇祯戊辰(1628年)进士，历少詹事，入清官至大学士。是书汇集杨甲、朱熹、张理、章潢、钱一本易图及图说，间附折中之论而成。明杨时乔、钱一本等抄录前人易图及图说，皆有某某曰或于引文之末注其名号，而身为大学士之胡世安著《大易则通》十五卷，则抄录前人图说时不注明出处，并以己意篡改图名及个别文句或前后摘抄成文(是书采章潢《图书编》和钱一本《像抄》之图及说为最多，皆不注明出处)。其“闰一卷”则是照录明罗喻义《读易瑚瑚筯》及刘养贞《易遗象义》易图与文字。要之此书乃是一部抄袭之作，所附己论亦无什么发明。

            　　是书卷一列章潢之《古河图》(旋毛图)、《古洛书》(坼甲图)，又列《易以点》图(十数圆形“河图”)、《易以画》图(九数方形“洛书”)。图说抄钱一本《像抄》，而不注出处。《河图天地交》、《洛书日月交》、《河图参两参伍之图》、《洛书参伍参两之图》四图及图说(包括“按”语)，则采自章潢《图书编》，而不注明出处。《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后天八卦合河图数图》本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之图(末之按语谓“《启蒙》收此二图，或病其凿”，则针对章潢评胡氏此二图有“河图属后天，其穿凿附会自见”之说而发)。《河图卦位合图》及图说抄钱一本《像抄》，而不注明出处。《河图配八卦五行图》为《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中《大衍之数五十第三》之衍图(变数字为黑白点之图，先见于杨甲《六经图》)。卷二《易有太极图一》、《易有太极图二》、《太极函八卦竖图》及图说抄钱一本《像抄》，亦不注明出处。《古太极图》、《太极先天后天总图》、《太极先天内外顺逆之图》、《太极河图》及图说皆抄自章潢《图书编》，亦不注明出处(如《太极河图》图说抄录（或刻板）时有两处错误：“论语”作“鲁语”，“旋转”作“於转”)。《太极函三图》及图说则是抄自张理《易象图说》(更改原《天地设位图》之名)。《太极函三图》为一○内加画朱熹《周易本义》黑白位八卦小横图之图。《太极阴阳中辨图》为俞琰《易外别传》之黑白块《先天图》，图名及图说则来自章潢。《太极枢纽图》则是洪迈之《六十四卦倍乘之图》。《后天太极图》及图说抄自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即原“旧有此图”)。卷三《先天八卦次序之图》为朱熹《周易本义》黑白位八卦横图。《乾坤成列之图》、《八卦成列之图》、《仪象生卦图》则是张理《易象图说》之原《乾坤成列》、《八卦成列》、《先天八卦对待之图》。《刚柔相摩图》、《八卦相荡图》、《阳卦顺生》、《阴卦逆生》及图说则抄自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体用一原卦图》、《文序先后一原图》及图说抄自钱一本《像抄》(后一图说有“钱国端曰”字样。按：钱一本字国瑞，非“国端”)。《先后天八卦配元亨利贞图》注“此图刘长民《周易图说》增益之”（按：刘牧字长民，其《易数钩隐图》一书无此图，亦不见有《周易图说》一书）。卷四《一中分造化方图》及图说则是抄自钱一本《像抄》(将原图说“自乾至归妹为一八”至“自渐至坤为八八’’一节取出，放于“邵子曰分方图而观”一节之后而详其说)。卷五本来知德说出“八卦错综之变”八图。又有抄张理《六十四卦循环之图》与图说。《中爻互体三变图》及图说则抄自章潢《图书编》(本是吴澄《易纂言外翼》之《互体图》，赖朱升《周易旁注前图》流传至今)。卷六《伏羲六十四卦横图》则是章潢之《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横图》。卷八《周易序卦图》及图说则抄自章潢《图书编》卷二。《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复合之止成三十六》图及图说则抄钱一本《像抄》第十九图(所调“钱国端曰”两段又字，则见钱一本《续像抄》之中)，又抄钱一本《文序先后一原图》圆图之下一图及图说(为《像抄》第二十一图，原图无图名，是依《序卦》卦序所出之图)、《三十六宫都是春》图及图说(为《像抄》第二十二图)。卷十二《日月为易图》则列诸家“日月为易图”四幅(按：郑厚之图，先见南宋末成书之《周易图》。其图与章潢所画相同，胡世安所引图说出郑厚，所画之图却非郑厚之图)。又列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纳甲图》，并引其说。卷十四《乾坤之策》图则录自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卷十五则录章潢《图书编》卷六之图与“大衍总序”文字，又有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之《乾坤大父母图》、《复姤小父母图》、《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等图及图说(易名《姤复小父母图》)。又采章潢《图书编》之《先天画卦图》(变画原图之四分为八分，更名为《易知来数往图》，即其卷二所列之《太极先天内外顺逆之图》)。又录章潢《图书编》卷九《易逆数图》之图说，谓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为逆，反之为顺。其《通知昼夜之图》三图，其一则是钱一本《像抄》第八图，其三则是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之第六十一图。《帝出震图》及图说则抄自《道藏·周易图》。其《制器尚象图》则为钱一本《像抄》第二十四图。“卷闰”列长沙罗喻义《读易珊瑚筯》之《乾为圆》(一○之图)、《西南得朋七日而复》(一○内列《巽》、《遯》、《否》、《观》、《剥》、《坤》、《复》七卦之图)、《东北丧朋一日而复》(一○内画《遯》、《姤》、《泰》、《复》、《乾》五卦之图)、《庚甲一》(一○内画月象纳甲之图)、《子午二》(内“先天八卦”、中“后天八卦”、外十二月卦之图)、《大象三》(一○内画“两仪”、“四象”，中标“太极”之图)、《奇器四》(一○内画八卦纳甲，标以文字之图)，又列刘养贞《易遗象义》之《以日分四时测天乾卦象升图》、《以日分四时测天乾卦象降图》、《以日行分昼夜南北出入测天乾卦象图》、《以日行测天乾爻象图》(皆为三○或四○连环，标以文字，中有一○，内写“地”或“地面”之图)。又有注“此图念恒授之于其父子静先生者”之《参伍错综图》(以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即图可衍得此图)。

            　　朱熹、杨甲、胡方平、张理及《道藏·周易图》中的一些易图，章潢已收入《图书编》中。所以，胡世安《大易则通》所抄易图及图说，大部分是源于章潢的《图书编》和钱一本的《像抄》。此书虽是汇集诸家易图之作，然其图说则是抄录各家而不注明出处(如图说中之“章本清曰”等则是抄录钱一本之图说原文，并非胡氏所注)。胡氏于所抄录钱一本《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复合之止成三十六》图及图说之后，引《续像抄》之说时方注有“钱国端曰”字样。人们由此则可明确两点：一是此图及图说本出钱一本；一是此图及说虽见于清纂《四库全书·易象钞》（属名“胡居仁撰”），但并非胡居仁之作，而是录钱一本六卷《像抄》之二十六图及图说，胡世安亦不作胡居仁之书而抄录之。(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之卷末“周易采图”中，录有与《四库全书·易象钞》完全相同之图二十八幅，其中有十五幅皆注明“《像抄》定”。钱一本《像抄》所引图说有“胡叔心”、“杨止庵”、“章本清”、“顾叔时”等人之注，以此即知所列三十六图及图说不出胡居仁。)

            　　明儒的易学著作，多兴“抄书”、“抄图”之风，然而大多皆注明其原本出处。身为明末进士官居少詹事之胡世安，不如同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吴锺峦那样为抗清而死节，却同洪承畴一样贪生怕死，屈身为“夷狄”效命，此亦为清代顺治、乾隆皇帝所蔑视(顺治皇帝谥倪元璐“文贞”，乾隆皂帝谥刘宗周“忠介”、谥黄道周“忠端”、谥吴锺峦“忠烈”)。四库馆臣将《大易则通》列入“存目”之书，其原因则可能在于：一则其人之节乃不足取；一则其人之书乃“抄袭”之作。凡著易图学之书者，无如胡世安如此之巧妙抄袭者，这也是我们将是书列为易图学要著的一个原因。明罗喻义《读易珊瑚筯》及刘养贞《易遗象义》二书赖胡世安之抄录而得以流传至今，此亦可谓胡氏“抄书”之功。此亦是我们将是书列为清初易图学要著的一个理由。下面列出《大易则通》中之《参伍错综图》，以见八卦圆图之演变。

            　　注：《大易则通》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毛奇龄(1623一1716)，字大可，一字齐于。学者称西河先生，萧山(今属浙江)人。康熙己未(1679年)以廪监生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入《清史稿》儒林传。易学著作今存《仲氏易》十卷、《推易始未》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洛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春秋占筮书》二卷。

            　　毛氏《推易始末》四卷，乃取汉魏唐宋以来言《易》及于卦变者，采其说与图又附以己之折中图而成书。所谓“推易”，乃本《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语而来，亦即其《仲氏易》所谓“移易”之义。是书卷一“汉魏晋南北朝唐儒推易遗文(乾至临)”；卷二“汉魏晋南北朝唐儒推易遗文(观至未济)”、“宋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朱汉上易传六十四卦相生图“；卷三“朱文公本义卦变图”、“元朱枫林十辟卦变图、六子卦变图”、“明瞿塘来氏卦综图”；卷四“何氏乾坤主变图”、“推易折中图”。

            　　毛氏序曰：“因于作《仲氏易》成，取卦变诸图，汇前儒所已言者，而合之今说，以明千世一揆之意，曰《推易始未》，后之学者可览观焉。”是书所采卦变说，有荀爽、虞翻、姚信、干宝、蜀才、蔡景君、卢氏、侯果及《九家易》诸家，多录自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采卦变图，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及《六十四卦相生图》出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朱熹《卦变图》出《周易本义》；《十辟卦变图》及《六子卦变图》出朱升《周易旁注前图》；《来氏卦综图》出来知德《周易集注》；《乾坤主变图》出何楷《古周易订诂》。

            　　欲明毛氏所作《推易折中图》，则应先读其《仲氏易》。毛氏于《仲氏易》卷一本“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之义出《伏羲八卦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图》。又谓《序卦》用“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分经用“对易”(“谓比其阴阳，絜其刚柔，而对观之”)；演易系辞用“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以“序卦分篇非关秘旨，只一次第焉而已，无他也。夫两卦者，一卦之析也，覆卦者，变卦重卦之则也。文王就一卦以测两卦，而即就变卦重卦以推覆卦，故乾坤为变卦，屯蒙为覆卦，需讼为交卦，先以立三易之则，而就其中计之，则变易者八，兼变者八，兼交易者十二，而反易之数成焉。故有合三易而列上经者，泰否是也，此天地之用也，泰否体天地者也。合三易而终下经者，既未济是也，此水火之用也”之说，而出《文王序卦图》，又本其“三易”之说，以“无对”、“互对”、“变对”而出《文王分上下篇图》，并有“萧汉中作读易考原，全书专释上下篇象数名义，论阴阳主客进退赢缩，至数卷合五十余板，而终不得其要领”云云。卷二则以“三易”中之“移易”之法，分六十四卦为“不易卦”、“聚卦”、“半聚卦(一名环聚卦)”、“子母聚卦(一名子母易卦)”、“分易卦(又名分推卦)”，出《文王演易系辞图》，末注云“另有折中图，见《推易始末》”。毛氏所列之《推易折中图》，亦既是以“不易卦”、“聚卦”、“半聚卦”等名义所作之卦变图，与《文王演易系辞图》大同小异。其述所立“推易名色”曰：“虞翻解诸卦，亦偶得旧传，如讼自遁之二三相易，为三来二中，而亦不竟其说。乃当时不立推易名色，且其说杂出，虽未尝言变卦，杂卦变于其中。致王弼言易，推其说而不尽合，则概扫弃之，而于是辞象变占茫无所据。唐时李鼎祚见当时奉敕撰疏，遵行弼书，急搜虞翻、蜀才诸说，列之卦首，而彼伸此诎，阙略未备。暨五代北宋间，不能行其书。惟陈氏之徒刘牧、李之才辈，稍知其概，私画之为图，而误名卦变，且参以己意补苴所不足。而程颐、苏轼诸儒在北宋说易家，复以卦变却之。至南渡以后，有朱侍读震，力持其说，曾于绍兴间辑刘、李诸图进之御览。而朱文公熹，则又以彖传诸辞其不可解处，非卦变不解，极言程氏不取卦变之非。于是就朱震所进图而恢扩，以尽其变。其于推易秘旨，可谓十得八九矣。惜其图概从一卦所推，而所著《本义》每卦下已旁及他卦，然究非夫子所云类聚群分之旨，故南渡诸儒虽已遵之若蓍蔡，而终难尽合，疑义多有。元时朱升又复从而参订之，有十辟卦变、六子卦变之说，此皆得乎汉晋诸儒之各体者。然而六子之说疏焉。至明代来氏知德专以反对诸卦释夫子彖传所云，而改卦变曰卦综，然于彖传诸辞仍有未合。暨何楷作《周易订诂》，又稍变其说，以为诸卦俱本乾坤所生，以求合于程氏、苏氏本乾坤不本他卦之意。然究非了义，总由彖象不明，无所依据，即不能不仍取其说，而再三致意，而不得要领，屡更不定。亦安知夫子大传明明言之，所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默而成之，存乎其人，原谓其说难传，当从悟入。而历汉唐宋元

            　　明，纵横上下，各欲尽其义，而累求不得，乃不意今日而竟得之也。夫大传之曰变、曰化，为羲易言之也；其曰迁、曰推，则皆为周易言之也。推、迁者，周易之易也。第夫子赞易，分作三翼，而以杂卦赞反易，序卦赞对易，其于上系、下系则专以刚柔相推作推易之赞，而印之彖、象，质之卜筮，系辞演繇所至悉合，则夫序卦分篇，皆演易之所偶及，而专以移易一法为彖为象，即曰演易用移易，而不易之义存乎其间，又何疑焉！若夫汉儒诸说暨宋元明诸家图，本详载予《推易始末》一书，兹不具述。”毛氏谓宋代以来卦变图及《序卦》分篇研究诸说皆有其不是处，目的则在于突出自己以所谓“三易”之法而推出的“推易折中图”、“文王演易系辞图”、“文王序卦图”和“文王分上下篇图”。四库馆臣《推易始末提要》曰：“朱子谓卦变乃易中之一义，而奇龄则以为演画系辞之本旨，未免主持太过。”此评可谓公允。《清史稿·儒林传》谓毛氏“平生淹贯群书，尤通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其《推易折中图》所用之“聚卦”、“环聚卦”、“子母聚卦”、“分推卦”诸概念，似本《系辞》“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说而来，然皆不见前人有是说。究其本皆不出卦爻变动之外，“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刚柔相推”即是卦爻之动，“而生变化”则是卦象之变。所以，“推易”亦不过为卦变一家之说而已。如谓只有己图可用而诸家之图当废，则未免自诩过高。

            　　毛氏是书于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后曰：“《本义》卦变全袭此，而序次稍别。”此说则有失朱熹《卦变图》本旨。李挺之以《乾》、《坤》三交得《复》、《姤》、《临》、《遁》、《否》、《泰》六卦而变得六十四卦，故杨甲《六经图》准之衍出《复姤临遁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图》(分列六图)，章潢《图书编》又列《复姤临遁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图》(一大圆图)。

            　　而朱熹《卦变图》则是以十辟卦参与卦变，其中《夬》、《大壮》、《观》、《剥》皆有变图。李挺之以《泰》变得十卦，《否》变得十卦，而朱熹则以《泰》变得二十卦，《否》变得二十卦，全图重复出六十二卦。所以，不能说其图是“全袭”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之作。毛氏又于“宋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所引朱震“李挺之变卦图八篇，并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凡九篇，邵康节子伯温传之于河阳陈四丈(忘其名)，陈传于挺之”之说后加按语曰：“李挺字之才，授先天图于邵雍者。此云康节之子再传及挺，不合。当是邵氏之子受于陈四丈，丈受于挺为近是。”朱震原文是“右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通变卦反对图为九篇。康节之子伯温传之于河阳陈四丈(忘其名)，陈传之于挺之”，依朱震前“右河图，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陈抟”之说理解之，朱震有关九篇卦变图传承之说，并非“云康节之子再传及挺”。又李之才名“挺之”，并非‘’李挺字之才“。(章潢《图书编》卷八之图说曰：“是图乃康节之师李挺之所传，河阳陈氏得之康节。”)朱震岂不知李挺之为邵雍之师？恰是有“尤通经学”之名的毛奇龄却妄言“李挺”。毛氏是书又有“易卦有图自宋人始”之说，此亦与历史事实不合。一部《易经》因起《乾》、《坤》终《既济》、《未济》之六十四卦图象系以卦爻辞而成书，《京氏易传》以八宫世系卦象为序而立说，《易稽览图》中已有易卦之图等等，岂可言“易卦有图自宋人始”？又毛奇龄于《仲氏易》中谓伏羲“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又以“变易”之义列《伏羲八卦图》，以“交易’’之义列《伏羲六十四卦图》，既谓“易卦有图自宋人始”，则此二图不当冠以“伏羲”。同样，其所谓之《文王序卦图》、《文王分上下经图》，亦不当冠以“文王”。

            　　毛奇龄为乾嘉学派之先驱，传说其读朱熹书时，旁立一草人，上书朱熹之名，每读到他自己认为有不是处，则对草人鞭搭之。毛氏研经重考据和训诂，其辨河洛图书之伪尤为有据，然其辨宋代先天后天诸图，则多是朱冠邵戴，辨周敦颐《太极图》，以一幅后出之《太极先天之图》而谓其源于道家，则不实而近诬。从《仲氏易》和《推易始末》二书来看，毛氏并非摒弃一切易图，其所出卦序图及卦变图，亦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花样翻新而已。毛氏自恃聪明而过于自诩，则不足取。   


　　张伯行(1651一1725)，字孝先，号敬庵，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累官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溢清恪。其学以程朱理学为主，门徒数千人。著有《正宜堂文集》、《困学录》等，又辑刻《正宜堂全书》。

            　　《周子全书》（又名《周濂溪先生全集》），前有张伯行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之序，曰：“先君子为予言曰，周程张朱，孔孟之正传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识之。迨后从事举业，而周程张朱之言，仅从《性理》及《近思录》中领略大意，尚未获尽睹全书。每时时思购之，而不可得。甲戌岁，予官中垣居京师，乃于报国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获至宝，手不释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广其传，而继以效力河工。及历任山左、江左，公事匆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简命，叨抚九闽，闽固朱夫子之乡也。公余与多士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搜罗前贤遗书，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发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订之。因思圣学之失传也，自孟子而后大道不明，即以韩昌黎之才之识，犹不免孔墨并称.况其下焉者乎？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师授，默契道体，上以接邹鲁之传，而下以启洛闽之绪，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形生神发之理，推极奥蕴。且其言诚、言几、言性安、言复执，直揭日月，而昭云汉。以故二程传其学，朱子阐其说，字剖句晰，无微不彰。日与陆氏弟昆反复辨难，不厌烦读焉。此其服膺先生当何如？虽然，先生之所以融彻于图象之表者，非徒在语言文字也。盖实所养内充，春风和气随时发见。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山谷黄氏称其短于取名，薄于缴福，菲于奉身，陋于希世。勉斋又言周子以诚为本，以欲为戒。先生真所谓闇然而日章者也。则夫后之人匪但读其书已也，不更当缅想其为人哉！今者《性理》、《近思录》二书，以先生开其先，当已家传而人诵矣。第先生全书，不敢私之什袭，且恐其历久而或至湮没，急为订讹编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学者知其绪余，一根理奥。则太极一书，虽广大精微，要其阳变阴合、诚通诚复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传于不坠。庶无负先君子庭训意也，是余之愿也夫。”

            　　是书共十三卷。卷一“太极图”、“太极图说”、“朱子图解”、“朱子太极图说解(附辩_)”，

            　　卷二“诸儒太极论辩”，卷三“语类附见”，卷四“诸儒太极发明”，卷五“通书一”、“语类附见”、卷六“通书二”、“语类附见”，卷七“诸儒通书论序”，卷八“遗文并诗(诸儒记诗跋附录)”，卷九“遗事(朱张语录附见)”、“诸贤赠送唱酬附录”、“诸贤怀仰纪述附录”，卷十“年谱(序本传墓志铭事状附录)”，卷十一“诸记序铭附录”，卷十二“诸记并祭祝诸文附录”，卷十三“历代褒典”。是书所列《周子太极图》为经朱熹改造之图(与明初曾端《太极图说述解》所列之图完全相同)。其三层图式之“水”、“火”分别交叉同二层图式相连，是将二层图“阳动”一边视作“离”，“阴静’’一边视作‘‘坎’’，有体现《通书》“水阴根阳，火阳根阴”说之意。(周敦颐《太极图》原图，分而为五，合而为一。五层图式本各自独立，为说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而画第二层图式。既曰“两仪立”，则是以天地为两仪，非以坎离二卦为“两仪”。且其原图本是“动阳”与“静阴”，而“阳动”、“阴静”则为朱熹所改。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符号始于南宋朱熹和洪迈，故朱熹《答袁枢》曰“此亦非占法”。周子时尚无有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之举。)

            　　自朱熹、张栻等人表彰《周子太极图》之后，则产生了不少专论《周子太极图》的易学著作。就朱彝尊《经义考》所载，南宋时有宋中《太极演说》(己佚)、郑起《太极无极说》(存目)、谢升贤《太极说》(己佚)、程若庸《太极图说》(已佚)、戴亨《太极图说》(已佚)、胡希是《太极图说》(己佚)，元代有郝经《太极演》(今佚)、刘因《太极图后记》(见《四库全书》中之《静修集》)、朱本《太极图解》(已佚)、陈樵《太极图解》(已佚)、吕洙《太极图说》(己佚)、刘霖《太极图解》(己佚)，明代有程存《太极图说》、朱谧《太极图解》(朱彝尊注“未见”)、周是修《广演太极图》(巳佚)、张宇初《太极图释》(见《四库全书》中之《岘泉集》)、曹端《太极图说述解》、张元祯《太极图说要》(朱彝尊注“未见”)、戴琥《太极图说》(朱彝尊注“未见”)、周山《太极图解》(已佚)、蔡清《太极图解》、李廉《太极图纂要》(朱彝尊注：“未见”)、左辅《太极后图说》、许浩《太极图说》、王承裕《太极动静图说》(朱彝尊注：“未见”)、舒芬《太极释义》、俞昆《太极图解》(朱彝尊注：“未见”)、程霆《太极图说》(未彝注：“未见”)、何维柏《太极图解》(朱彝尊注：“未见“)、孔学周《太极辨疑》、沈亨《太极图解》(已佚)、庞嵩《太极图说》(朱彝尊注：“未见”)、谈缙《太极图说》(朱彝尊注：“未见”)、周原诚《太极图论》(已佚)、詹景凤《太极图说》。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载元孙自强《太极辨》三卷、明罗鹗《太极图分解》一卷。这些论说《太极图》的专著多数己经佚失，存者亦不过专论《周子太极图》之渊源或予以述解，而皆不如张伯行《周子全书》集周敦颐事迹、著作及后人(特别是朱熹)述解与褒典之大成。是书可谓研究周敦颐其人其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亦是究易图学必备于案边之书。

            　　从是书中我们可以得到朱熹有关《周子太极图》渊源与解说等方面的大部分资料，又其中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度正《濂溪先生年谱》及张栻等人之“祠记”，亦是研究周敦颐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字。很多问题(如太极图非周子作、源于寿涯说等)都可以从中得到答案。

            　　自朱熹改造《太极图》之后，元、明、清三代之学者，大都宗之以为说，而周子《太极图》的原貌就几乎没有人去考辨了。我们以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列《太极图》比较之，其原图二层图式下方是“动阳”二字，则上方就必定是“静阴”二字，这就与《通书》“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静，静饿无动，物也”之说相符。就朱震所列之图考之，其图已不是周子原图。到了朱熹时，为达到为其理学服务的目的，就对刘牧、邵雍、周敦颐之易图进行了改造。着是我们研究宋代易图时必须明确的问题。   


——李光地《启蒙附论》和《序卦杂卦明义》中的易图

            　　李光地(1642一1718)，字晋卿，号榕村，又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初授庶吉士，后迁翰林院学士。任内阁学士期间，康熙用其言取台湾，后为直隶巡抚，擢吏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贞。易学著作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彖》十二卷、《周易观象大旨》二卷、《太极图解》一卷等。又有奉敕纂修的《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御制周易折中序》曰：“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画，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是者，自有所见欤？”虽是书之“凡例”以康熙皇帝口气写成，然“今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传义之外，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足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又参合而研核之，并为折中，以系于诸说之后”之诠释经传十八卷、集说“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之《易学启蒙》二卷及《启蒙附论》一卷、《序卦杂卦明义》一卷，计二十二卷之《周易折中》，实由李光地总裁而成。

            　　《周易折中》卷二十一“启蒙附论”曰：“朱子之作《启蒙》，盖因以象数言易者，多穿穴而不恨，支离而无据。然《易》之为书，实以象数而作，又不可略焉而不讲也。且在当日言图书卦画蓍数者，皆创为异论以毁成法，师其独智而訾先贤，故朱子述此篇以授学者，以为欲知《易》之所以作者，于此可得其门户矣。今摭图书卦画蓍数之所包蕴，其错综变化之妙，足以发朱子未尽之意者凡数端.各为图表而系之以说，盖所以见图书为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为圣神之制作，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平权舆。断非人力私智之所能参，而世之纷纷撰拟、屑屑疑辨，皆可以熄矣。”于是，本“图书为天地之文章”之说列《河图阳动阴静图》、《河图阳静阴动图》、《洛书阳动阴静图》、《洛书阳静阴动图》、《河洛加减之源》、《洛书乘除之原》、《洛书对位成十互乘成百图》、《洛书勾股图》、《河洛未分未变方图》、《河洛未分未变三角图》、《点数应河图十位》、《幂形应洛书九位》、《幂形为算法之原》、《天圆图》、《地方图》、《人为天地心图》、《先后天阴阳卦图》、《后天卦以天地水火为体用图》、《先天卦变后天卦图》、《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先天卦配洛书数之图》、《后天卦配洛书之数图》、《先后天卦生序卦杂卦图》、《先天图者序卦二根》(二图)、《后天图者杂卦之根》(二图)、《大衍圆方之原》、《大衍勾股之原》、《老阳数合方法》、《老阴数合钩股法》、《乾策坤策图》、《法图》等，共三十四幅图。卷二十二《序卦杂卦明义》又列《序卦圆图》、《四象相交为十六事图》、《六十四卦中四爻互卦图》、《十六卦互成四卦图》、《互卦圆图》、《循环互卦图》等，共六幅图。总二卷列易图四十幅。

            　　明末桐城方氏易学(特别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之易学)，已肇以《周易》贯通当时从西方传入天文历法与算数等方面科学知识之端。如方孔招的《崇祯历书约》谓“欧逻巴人利马窦”所云天学：静天即于穆之理也，九重天包地球，如脬气鼓豆，其质测也。并言其致理是“以象数为徵”，谓自黄帝、周公、邵子、朱子以至吴澄等“皆明地为浮空不坠之形，大气举之。则其言皆中国先圣先贤所己言者”。方以智所编《图象几表》则谓河洛图书为算法之源，其“商高积矩图说”谓“大衍之数”为勾股算法之源，“河洛积数概”则列《河洛方百数母》图，并以之衍出三角形、圆形诸图。李光地列算法诸图，并谓其皆源于河洛图书，则是入清步方氏易学之后，把自然科学知识同《周易》所言“大衍之数”、“河出图，洛出书”、“参天两地而倚数”等内容进一步结合之人，可谓“科学易”之先驱。

            　　李光地《启蒙附论》中谓“河图”、“洛书”为“天地之文章”，为“圣人作易之由”及诸多算法之源，以康熙口气写就的“凡例”中则有“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天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之说。所列以先天八卦配河洛象数之图，则是本朱熹《易学启蒙》之说推画之图(朱熹说《河图》配八卦曰：“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说《洛书》配八卦曰：“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又本朱熹“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邪”之说，推衍出以后天八卦配河洛象数之图。此则是说“圣人”则河洛图书列八卦方位，并非说圣人一阴一阳画卦，故后来江永于《河洛精蕴》中进一步推衍出“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

            　　李光地所出诸多易图及说，其中较特殊者则是“先天卦者序卦之根”、“后天者杂卦之根”之图及其图说。本“序卦之法，以两卦相对为义”、“杂卦即互卦也，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画而下生一画，或下去一画而上生一画”之说而列图，至“杂卦序卦明义”则进一步论说之。有关《序卦》卦序与文字，是本《易经》六十四卦上下经之序而来，只是仅取其卦名另系以文字而已。所以，探讨六十四卦上下篇之序，当从“韦编三绝”联简成“编’’又分而为上下“篇”(上篇十五“编”，下篇十七“编”)之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受到《易传》文字的束缚。自吴澄、萧汉中、秦镛、来集之等人以《易传》之义分节阐述“序卦”卦序之理而后，李光地又以分节说而明“序卦”卦序之理。吴澄分七节?萧汉中分六节，秦镛分九节，来集之分三节，至李光地又分八节。《序卦》卦序可分之节多寡不同而说各有“理”，孰说为是？虽《左传》已言“互体”乃至以“互卦”释经盛于汉代，然“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之说却出于宋代邵雍之《伊川击壤集·大易吟》。邵雍此诗本意亦不是指二画之“四象”及“互卦”而言，乃是说《先天图》方图“天之四象”与“天之四象”相交成“天门”十六卦，“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相交成“人路”十六卦，“地之四象”与“天之四象”相交成“鬼方”十六卦，“地之四象”与“地二四象”相交成“地户”十六卦。邵雍分八卦为“天之四象”(乾为日为太阳、兑为月为太阴、离为星为少阳、震为辰为少阴)与“地之四象’’(坤为水为太柔、艮为火为太刚、坎为土为少柔、巽为石为少刚)，是本《说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之说而来，并无以二画组合为“四象”之说。以二画组合为“四象”之说始于朱熹，至吴澄则以之推出《互卦图》，而李光地又列《四象相交为十六事图》，曰：“六十四卦成后，以中爻互之，只此十六卦，即以六爻循环互之，亦只此十六卦。”并谓此图为“互卦之根”。对此，江永于《河洛精蕴》中辨之曰：“邵子谓阴阳刚柔为四象，与今说二老二少原不同，则非谓十六互卦也。”邵雍亦无“四画卦”之说，李光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图》以“四画”为“四象相交”之组合，从而互得十六个六画卦(《乾》、《夬》、《睽》、《归妹》、《家人》、《既济》、《颐》、《复》、《姤》、《大过》、《未济》、《解》、《渐》、《蹇》、《剥》、《坤》)，此则是本朱熹、吴澄之说而推衍，非邵雍说之本意。李光地同前儒一样认为《序卦》是孔圣人之作，出于言不淆圣之意而力求其卦序与文字之理。今天看来，既然知《序卦》不是孔子作，则求《易经》六十四卦卦序所以安排之意，就当另辟新径。马王堆出士帛书《易经》卦序之不同，将给人们以启迪。

            　　《御纂周易折中》照录朱熹《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全部文字及易图，又附以《启蒙附论》和《序卦杂卦明义》二篇，虽自谓“足以发朱子未尽之意者凡数端”，然朱熹注《序卦》仅“晁氏曰郑无而泰二字”区区九字，又谓其“非圣人之精”，对所谓“后天八卦”则谓“其不可晓处多”。所以，李光地之发明，并非全是“朱子未尽之意”。明代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学者大多以《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为蓝本立说或推衍易图，入清至康熙朝则又以“御纂”名义将朱熹二书合之为《周易折中》，此则无疑是从新把朱熹易学定为官学，由此将影响有清一代易学发展之动向，而其中之《易学启蒙》与《启蒙附论》、《序卦杂卦明义》，则对后来易图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德沛(1682一1750)，清宗室，字济斋。初以亲藩世嫡例得封公爵，固辞不就，闭户读书十余年。雍正十三年(1735)封镇国公，卒于乾隆十七年，追简仪亲王。《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有《周易解》八卷、《周易补注》一卷、《易图解》一卷。

            　　今见《续修四库全书·易图解》一书，采自北京图书馆珍藏，乃满人耆龄于1912年(自属“宣统壬子”)从镜古堂书肆获得本。耆龄题卷首曰：“本朝亲藩中研经者，惟简亲王一人，所著《周易补注》、《易图解》诸书，绝少传本……昨于镜古堂书肆无意获此，虽非足本，己具梗概，固应归之。”今考是书，乃取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八图以为解，仅缺一《卦变图》，书前有李绂、甘汝来、李锴之序及德沛自序。盖耆龄“非足本”之注，乃因无《卦变图》解而发。

            　　是书解《周易本义》卷首八图，皆摘取《系辞》、《说卦》文字以为之说。首列《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朱熹所作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取《系辞》“天尊地卑”一节附以论说，又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及“易有太极”一节附以论说。其解大横图主“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八卦相荡而为六十四卦”之说，与朱熹以爻画“加一倍法”生六十四卦说不同。次列《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即邵雍《先天图》，朱熹所谓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取《系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及《说卦》“雷以动之”一节附以论说，曰：“此言伏羲方图，而阐其妙化也”。其“方图自在大圆图之内，何得分方圆为二图”之说，乃针对朱熹主张将方图拿出放外之说而发，又有“盖圆主动，方主静，天动而地静也。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非言其形方也……然闻地有尽处者，可见其形体之浑圆也，今验月蚀，地影之圆亦可知矣”，此则以西方传入之“地球中心说”纠正宋人之“天圆地方”说。邵雍《观物外篇》有“天圆而地方”之说，其本意是以《先天图》外圆内方之图表示“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至德沛时已知地是球形，故有“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新解。又取《系辞》“一寒一暑”四字，曰：“此句言伏羲大圆图”，其“自复至乾三十二卦，自一阳至六阳，一寒也；自姤至坤三十二卦，自一阴至六阴，一暑也”之说，既与邵雍“逆知四时之谓也”之

            　　说不同，又不取朱熹“圆图又只一半逆”之说，又有“夫阳顺阴逆，自复之乾，阳顺行，而图中自姤之坤，阴亦顺行”之说，可谓“发前人未发者”(李绂序之语)。次列《伏羲八卦圆图》(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图)，取《系辞》“日月运行”四字附以论说，有“伏羲之圆图尚对待，尚象；文王之圆图尚流行，尚用”之说。又谓此图象日月之运行，曰：“日，故以一日运行而言；月，故以一月运行而言也。是图亦有阴阳消长、寒暑往来之象。”此则以一“○”模式说图，非同于朱熹之“∽”模式。次列《文王八卦圆图》(朱熹《文王八卦方位》图)，取《说卦》“帝出乎震”一节及“万物出乎震”一节而附以论说。次列《文王乾坤六子图》(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取《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书中原作“系辞传曰”）而附以论说。次列《河图》，取《系辞》“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一节，论“河图之神妙”。列《洛书》，论曰：“河图尚数，故言数而象在其中；洛书尚象，故表象而数在其内”。

            　　德沛采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易其名义和次序而为之解说。其解一本《易传》成文而发挥之，其中多有与朱熹“本义”不同处。如，虽《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然德沛却不取之以为说，虽采朱熹之《河图》、《洛书》，然仅言其“神妙”，“河图尚数”、“洛书尚象”，并非如同朱熹那样以河洛图书为圣人画卦作易之根本。此一点很是值得肯定。又其就《先入图》方图而纠正“地方”之说，亦是因科学知识之发展而发前人之未发，此亦当予以肯定。至于德沛以《易传》成文解释所谓“伏羲”、“文王”诸图，有“上一句言两仪四象八卦图，下一句言六十四卦次序图”等解说，则真以为“夫子”就“伏羲”、“文王”之图而系辞，以为先后天诸图先于孔子而存在，则是本末倒置，其解说亦因此而有疵吝。《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乃邵雍之《先天图》，黑白位大小二横图及《卦变图》乃朱熹所自作，《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二图乃据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之说画出，又据邵雍“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而冠以“伏羲”、“文王”之名。《文王八卦次序》图则是朱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之后，准《说卦》乾坤父母三索之说而画出。《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如读朱熹《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等书信，即可明了本出朱熹，只不过是将《易学启蒙》初版旧图移植过来而已。

            　　德沛《易图解》自刻于乾隆元年(1736)，此前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王懋竑于《白田杂著》中曰：“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自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王氏所言“六横图朱子自作”，乃指今见于《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之以卦爻符号所作之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之图而言。王氏虽有校定《朱子年谱》、

            　　《朱子文注集》、《朱子语录注》之作，可谓知朱熹之学者，然其何以不细读《答袁枢》、《答王遇》、《答叶永卿》、《答郑仲礼》等书信？朱熹原本说得明明白白：“其图亦非占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答袁枢“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语)、“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看卷首旧图”、“至于文王八卦，熹尝以卦画求之”、“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而止，于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凡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后十卦是变尽了又变反来，有图见《启蒙》”(此即指后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之《卦变图》而言)、“卦变独于彖传之辞有用，然旧图亦未备，顷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以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凡此数条，则足以证明《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本为朱熹先前列于《易学启蒙》之旧图。以其“有图见《启蒙》”之注，知此九图当不为《周易本义》所应有，而是后来门人拾掇附入之。所以，王氏以此类图不当为《周易本义》所应有，是为有见，然而又谓其非朱子之图，则是考之欠详。谓德柿《易图解》本朱熹《周易本义》(其实是《易学启蒙》旧图)而为之说，此说当是事实。所以，王懋竑谓诸图“其非朱子之书明矣”，非是。(虽《清史稿》作者针对王氏此说而评之曰：“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然其所发却不中的。清四库馆臣于《易图明辨提要》曰：“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入所依附。其说尤明。”而今又有谓王氏之说为“学者视为定论”者，此则是不自考而又不知王氏之考有误者)。

            　　《易图解》成书于乾隆元年，而《四库全书》却不著录，亦不列为存目。依常理说，仅有的一位清宗室亲王易学著作，应当采入《四库全书》，而出现此种情况，似并非当时无传本，则可能是因其图解内容多有与朱熹本意不合之处所致。今天看来，朱熹有关河洛图书的象数说是荒诞不经的，而德沛却对河洛图书有非圣入则之画卦作《易》的正确看法。又德沛学易多本义理，其采图皆以有合于《易传》之文为原则，凡从《易传》文字中能找到根据者则为之解，而不滥引它图而漫言之，此皆为可取之处。尽管其所附论说有本末倒置处，亦不妨自成一家之言，而有益于易图学发展之参考。   


——杨方达的《易学图说会通》和《易学图说续闻》

            　　杨方达，清江苏武进人，字符苍（一作扶苍），雍正二年（1724）举人。府县荐举经学，不应，闭门读书，七十九岁卒。易学著作有《周易辑说存正》十二卷附《易说通旨略》一卷、《易学图说会通》八卷、《易学图说续闻》一卷。

            　　《易学图说会通》乃集录宋元以来易图及说之作。以朱熹易图为主，博采诸家而间附己论。本《易学启蒙》四篇体例，前后有所加篇。

            　　是书“太极探原第一”，列《太极图》（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后录朱熹“太极图说解”九条）、《易有太极图》（《易学启蒙》一○之图），《是生两仪图》至《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图》（即《易学启蒙》六横图），《易有太极图》、《太极一变图》至《太极六变图》四图（采林至《易裨传》“法象第一”图），《太极生六十四卦分系图》（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之《伏羲重卦图》），《联拆先天八卦图》（胡煦《周易函书约存》之《拆先天八卦初爻》、《联先天八卦初爻》诸图）。后附己之“论周子太极图”，有“周子太极图，第一空运，太极也；次为阴阳图；又次为五行图；又次为成男成女图；又次为万物化生图”、“太极本空运，故云无极而太极”、“俗谓太极上有无极，是以阴阳图为太极，而以太极图为无极也，谬已”、“无极有真，其真即太极，此吾儒所云无实以统有，而显其真”之论，由以可见其对《太极图》理解水平之一般。

            　　“图书测微第二”列《河图》、《洛书》（采《易学启蒙》），《伏羲则河图以作易图》、《大禹则洛书以作范图》、《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后天八卦合河图数图》（采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之图），《河图四象图》（采刘牧《易数钩隐图》之图），《河图联十图》（采朱元升《三易备遗》之图，附朱元升“五行异同说”），《龙图天地未合之数图》、《龙图天地已合之位图》（采张理《易象图说》之图），《天地十五数图》（注“张仲纯著”，图说有“张仲纯曰”，又将“始就河图”改作“始就洛书”，按曰：“张作河图，今改正”。按此图本刘牧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图或《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图，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据之衍出《参伍以变图》之“天一下生地六”，《道藏·周易图》又据之衍出《天地自然十五数图》，宋永嘉所刻《大易象数钩深图》录而称之为《河图天地数图》。张理以十数为“河图”，是杨方达误将宋刻《大易象数钩深图》作张理之书，故有“张作河图，今改正”之注），《河图序数图》、《洛书序数图》、《天地数五六居中之图》（注：“张百可著”），又录《御纂周易折中》之“河图洛书说”，末附己之“河图洛书说”，有“河出图，洛出书，天地自然之易已著”、“河图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坎离，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洛书四方之正，以为乾坤坎离，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河图主生，生即所以为克，洛书主克，克即所以为生”、“圣人则之以作易，而辞变象占，无适而非图书之精蕴，则图书之精蕴，得羲文周孔之阐发而益明，四审之精蕴又得朱子之启蒙，而易学益昭明于千古也”之论，由此则明其河洛图书观。

            　　“卦画明蕴第三”列《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采《周易本义》卷首之图，附录《周易折中》“御纂文王八卦图说”），《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采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伏羲八卦图》，即《先天图》），《六十四卦天地数图》、《六十四卦万物数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此二图乃出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乾坤六子图》、《后天反对实八卦图》（采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注“税巽父”，当为“税巽甫”），《十三卦取象》图（采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说卦合先天八卦图》、《说卦合后天八卦图》（注“旧本参定”。以《说卦》出“乾坤纵而六子横”图之后，非是），《八卦取象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本出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卦象图》、《爻象图》（采胡一桂《易附录纂注》之图），《后天周易序卦图》（采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之图），《卦对图解》、《卦对横图》、《卦对竖图》（注“汪钝翁著”），《杂卦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本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之图），《爻位图》（注“旧本参定”），末附己之“经上下篇分卦体说”、“九卦说”、“杂卦说”、“天根月窟说”。其论“经上下篇分卦说”本元萧汉中之主客之说，“将上下篇卦缩为一图”。其“九卦说”有“或谓下经六卦，以巽体为主，取危行言孙之义，则上经三卦将以何者为主？又谓上经取三卦而三陈之，明用一九，下经取六卦而三陈之，明用二九，上经取三卦为参天，下经取六卦为两地，亦近附会”之论，此论为有见。其“天根月窟说”则主“三十六宫即上经十八卦，下经十八卦”说。（此卷之六十四板与六十五板互错半板，以致“经上下篇分卦体说”与“九卦说”之后部分文字互窜。《续修四库全书》今后再版时当改正。）

            　　“卦互广演第四”列《卦变图》（采《周易本义》之图），《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注“林德久纂”，本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图），《八卦生六十四卦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本出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六十四卦变通之图》（采张理《易象图说》），《复姤临遁否泰六卦生六十四卦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本出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附“分宫卦象次序说”（录自吴启昆《索易臆说》），《互体图》（采林至《易裨传》之图），《互体五十六卦》（采朱元升《三易备遗》卷十“周易互卦纲目”下之图，是书《四库全书》本只有五十五卦，缺《豫》卦，无图名），《八卦分互体图》（采胡一桂《易附录纂注》卷十五之《卦互体图》），《六十四卦中爻原归四卦方图》（采任启运《周易洗心》卷首下之《六十四卦中之原归四卦方图》），《互卦原归四卦相对相综图》（注“是本参定”，乃本任启运“中卦图”衍出，是仲明“易其左右及中”，杨方达“更定其四卦”），末附己之“卦变图说二篇”、“互体说”。其中有“若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则六十四卦皆可互推，不独十九卦矣”、“凡阳息而阴消者，皆系乾之易，凡阳消而阴息者，皆系坤之简”、“消息之说当以八母卦为主，凡内体之为乾震坎艮者，皆阳息阴消之卦也，凡内体之为坤巽离兑者，皆阴息阳消之卦也。如五阴一阳之卦，内体主震，则为阳长，五阳一阴之卦，内体主巽，则为阴长。若一阴一阳之变自复姤，二阴二阳之变自临遁，此类固难辨其孰为阳长阴消，孰为阴长阳消也，故曰易中之一义”、“来知德乃谓宋儒不识错综，而以卦变为非，抑又过矣。观来画相错图，即宋儒之卦对图，来画相综图，即宋儒之覆卦图、反对图。宋儒何尝不识错综之义？百家腾跃，不出环中，来注不过分条而广演之尔”、“以易始乾坤而言，合大圆图而互为十六卦，至四而互无可减，然既济则互未济，未济则互既济，惟乾坤之互不易本体，合既未济而统归于乾坤，则大易之理终始一乾坤也”、“至谓以六爻循环互之，一卦变成六卦，则非中爻所自有，特推广言之尔。而近儒又以互卦之纲领为杂卦之关窍，恐亦非杂卦正义，而不可即此以证彼也”之论，此等论说皆有见，有发前人所未发处。

            　　“筮法考占第五”列《明蓍策挂仂四图》（采《易学启蒙》，附王湜《易学》“论揲蓍”一篇），《揲蓍图》（录林至《易裨传》“观变第三”内容，原无“揲蓍图”之名），《挂仂过揲总图》（注“胡玉斋著”，按此图不见于《四库全书·易学启蒙通释》，而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上篇之“老少挂仂定九八七六之数”与此图相近），《启蒙三十二图之一》（注“胡玉斋著”，本出《易学启蒙》“考变占”三十二图之第一图），《卦变六爻图》（采林至《易裨传》言“卦变”之图，原无图名），《一卦变八卦图》、《一卦变六十四卦图》、《六十四卦六爻皆变占对卦图》、《六十四卦六爻皆不变占覆卦图》、《筮法一卦变八卦图》（采吴仁傑《易图说》之图，一图原无图名，二图之名原有“文王”二字），《倚数图》（注“王秋山著”），末附己之“大衍之数说”、“其用四十有九说”和“蓍龟并重说”。有“圣人假蓍龟之神，以发明人心之神。夫神何所不在？在物则为神物，在人则为神明，在天地则为阴阳之不测，在圣人则为体易之妙用”之说。

            　　“律吕指要第六”列《八十四声图》、《六十调图》（采蔡元定《律吕新书》之图），《阳律阴吕合声图》、《十二律相生图》、《十二律通五行八正之气图》（注“朱汉上著”），《卦爻律吕图》（注“张仲纯著”，非是。本出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五声相生之序图》、《十二律生次图》、《十二律旋宫图》（采自韩邦奇《志乐律吕解》），《律吕分寸长短图》、《十二律隔八相生图》、《十二律七音图》、《考亭重上生图》、《律吕等位居冲图》、《十二律气运图》、《十二律右旋起六十调图》（注“蔡仲全、杨岱麓著”），《五音本五行图》（注“旧本参定”，附杨岱麓之“律吕解序略”），末附己之“十二律旋相为宫说”二篇。

            　　“外传附证第七”列《连山首艮之图》、《归藏坤乾气左旋象右转之图》（采朱元升《三易备遗》卷二之《夏时首纯艮之图》、《归藏气左旋象右转之图》，后图内加八卦名与数，），《六十四卦节气图》（采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之《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卦气》（注“林德久著”，《易裨传》“卦气”所列图乃采自《新唐书》卷二十八，为一行“发敛术”中图），《李溉卦气直日图》（注“胡双湖纂”，按《李溉卦气图》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又见于杨甲《六经图》），《六十四卦因重之图》（采张理《易象图说》之图），《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经世六十四卦数图》、《经世变化图》（采蔡元定《纂图指要》之图），《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注“邵子文纂”，按此图先见于王湜《易学》，与蔡元定所列稍有不同），《皇极内篇九九圆数图》、《皇极内篇九九方数图》、《皇极内篇九九积数图》、《皇极内篇八十一数名图》（采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之图），《九为究数图》（采税与权《易学启蒙小传》之图），《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图》、《潜虚气图》、《潜虚体图》、《潜虚性图》、《潜虚名图》（注“胡双湖纂”，此五图先见于宋永嘉刻《大易象数钩深图》，杨家《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已列四图，无《潜虚性图》），末附己之“卦气六日七分解”、“参同契要旨说”、“阴符经要旨说”。

            　　“杂识备参第八”列《坎离天地之中图》、《十日数图》、《浑天六位图》（采朱震《汉上易传卦图》之图），《纳甲图》（注“胡双湖纂”，按此图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杨甲《六经图》亦列之，至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外篇则列《纳甲法》图，就沈括“纳甲不知起于何时”之说而论之），《归藏坤乾始于洛书纳音例》、《黄帝六甲纳音例》、《黄帝六甲入伏羲六十四卦例》（采朱元升《三易备遗》之图），《纳音取象类列图》（注“章百可著”），《河图加减之原》、《洛书乘除之原》、《洛书勾股图》（采《御纂周易折中》之图），《八卦九宫图》（注“旧本参定”），《握机奇正图》、《八阵握奇总图》、《八阵大成之图》（采章潢《图书编》之图），末附己之“古周易考”、“天文说”、“潮汐说”、“勾股说”、“内经三阴三阳配六气五行说”。

            　　《易学图说会通》八卷共列图一百一十二幅。其中，杨氏以他人之图参定之图仅有七幅，余皆为采朱震、杨甲、朱熹、蔡元定、吴仁傑、林至、税与权、朱元升、胡方平、胡一桂、张理、韩邦奇、章潢、胡煦等人之图。其著是书之本意，如其自序所言：“寻绎宋元经解及近代名家纂述，见其精研象数或著为图，或著为说，有裨易学者，类而录之，左图右说，集成八卷。”然而，如所录河洛诸图及朱元升以先后天图衍出之所谓“连山”、“归藏”诸图，皆非“有裨易学”者，又所录“律吕指要”、“潜虚”与“皇极内篇”诸图，亦不能归类于易图范畴。其所附论说，惟“九卦说”、“杂卦说”、“卦变图说”、“互体说”中有近正之见，有发前人所未发处，余皆见解一般或重复前人之陈辞。特别是笃信陈抟有“龙图”传世，不辨《易龙图序》之伪，又信“希夷以五十五数为河图”，而刘牧妄为易置之说，则去毛奇龄、胡渭等人之见甚远。

            　　《易学图说会通》成书于乾隆二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杨方达“复博采见闻，补所未备”辑《易学图说续闻》一卷。“是编随闻随笔，补前集所未备，而折中群说，间有改正添注。故不注所自出，惟说之全录者，必载姓氏云”。是书列图十三幅：《先后天八卦经纬图》、《圆图六十四卦分爻图》、《方图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图》、《方图八卦相交成六十四卦图》、《方图分内外图》、《方图分贞悔图》、《方图三十二卦配四正阵》、《方图三十二卦配四维阵》、《方图三十六卦配八阵握奇图》、《杂卦反对正对图》、《杂卦篇终八卦次序图》、《十二月辟卦横图》、《浑天总象图》。有论说十九篇：“圆图左旋配节气说”、“圆图右转生六十四卦说”、“圆图六十四卦阴阳对待说”、“六十四卦方圆图说”、“重卦圆图与单卦圆图同异说”、“方图阳贞阴悔论”、“上经下经各分出中终之疑”、“论左传国语占法”、“论河图五十居中说”、“论天说”、“论日月运行合先天八卦说”、“论日月有九道实一道说”、“论月行风雨说”、“刘子志天文略”、“论利马窦山海舆地全图说”、“广天文说”、“广五行说”、“广物理说”、“杂类说”。

            　　杨氏于是书所辑易图与说，多是“异图”与“异闻”。如所列《先后天八卦经纬图》则“先天以震巽为经，而诸卦皆为纬；后天以坤艮为经，而诸卦皆为纬”，邵雍有“乾坤纵而六子横”与“震兑横而六卦纵”之说，杨氏以其“乾坤纵”为经，以“六子横”为纬，谓“人而知之矣”，而谓“先天以震巽为经”、“后天以坤艮为经”则“人所不知也”。其图不过将所谓先后天八卦图旋转变画之，巽南震北、艮南坤北而已。又据此而曰：“此则先后天相为经纬，又不可拘于对待流行主说也”。其就《方图八卦相交成六十四卦图》曰：“律吕之法隔八相生，盖取诸八卦之交尔”，就《方图分贞悔图》曰：“方图者分之为六十四卦，合之则如一卦之贞悔也”，就《方图三十六卦配八阵握奇之图》曰：“八阵实生于方图”，就《十二月辟卦横图》（按此图明初鲍宁《天原发微·各类图》已载之）曰：“三十六阳贯于三十六阴之中，阳常为主也”，就《浑天总象图》曰：“天地间无在无经纬，即以人所居之地平言之，地平移则高度改，高度易则方向殊，殆千变而位有穷也”。

            　　杨氏“折中群说”，有两个特点：其一多与易学无关；其二多发“异闻”。如，其“论天说”驳刘伯温“圣人不知”天极说及李升庵“从而附和”之说，谓“吾儒惟在天地之中，故能究天地之终始”；其“日月有九道实一道说”引沈括“天有黄赤二道，日月有九道”之说，谓“此皆强名，非实有也”；其“论月行风雨说”谓“月行东北入于箕，则多风，月行西南入于毕，则多雨”；其“论利马窦山海舆地全图说”谓“天包地外为甚大，其度广，地处天中为甚小，其度狭”，“西学言天有九重，亦非创论，《离骚》已有九天之说”；其“广天文说”谓“雪花所以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其“广物理说”谓“潮非水之体，乃地之气也，地气奔腾而上，则水跳而起，如鼎之沸。其中人则病者，不幸而遇其猛气也”等等，从中可见其论说，多以当时科学知识附会于“易学图说续闻”而解释之。此亦是“科学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杨于与《易学图说会通》“经上下篇分体说”中将萧汉中论上下经一百二十八体之说“缩为一图”，而于《易学图说续闻》则出“上经下经各分初中终之疑”一篇，谓萧汉中上下经各分三节之说“强分段落，而头绪繁多，不免涉于破碎，非文王作易之本旨”。以《序卦》分节之说而论“序卦有理”者，似起于吴澄，其后萧汉中、秦镛、来集之、李光地等人继之，各有七节、六节、三节、九节、八节之说，杨方达谓萧汉中分节之说“强分段落”，亦即不以分节之说为然，此亦为有见。

            　　总之，杨方达的两部易图学著作皆是本采集前人易图与说又间附己论而成。在其本人说来，是本“有裨易学者”的原则“类而录之”。朱熹《易学启蒙》首“本图书第一”，而《易学图说会通》“凡例”则曰：“纂图不首图书而首太极，何也？曰，以时代言之，图书在先，以义理言之，太极在先。太极出而图书泄，濂溪一图实探其原也”。又有“先儒多易置图书，而其说有不可废者，正其名仍录其说，获罪前哲所不辞也”。清四库馆臣不著录杨氏二书而列为存目，谓是书“盖专讲先天之学”、“总不离陈抟之学”，此则是不通读此二书之漫言。杨氏之二书实是汇集前人易图及说之作，并非专讲陈抟之“先天之学”（杨氏之书采朱熹《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全部易图，而四库馆臣却不谓朱熹“专讲先天之学”）。杨氏所采易图以“河洛”、“太极”、“先天”诸图为主，又兼及“卦变”、“序卦”、“杂卦”、“律吕”、“互体”、“纳甲”、“纳音”诸图，其书可谓百余幅易图汇编集说之作。读其书即可观宋元以来易图之精华，由《易学图说续闻》又可见“异图”与“异闻”，故于清代其书亦不失为易图学之要著。

            　　今列其《易学图说会通》之《卦对图解》一图，以飨读者。

            　　注：杨氏二书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赵继序，字芝山，号易门，休宁（今属安徽）人。乾隆辛酉（1741年）举人。著《周易图书质疑》。

            　　《周易图书质疑》原书不分卷，首为古经十二篇（不载经文，逐节诠释经义），次为图三十二，各系以论说，又有“大衍象数考”、“周易考异”、“春秋论易考”、“卦爻类象”等篇。清四库馆臣据安徽巡抚采进本厘定为二十四卷，著录入《四库全书》。

            　　赵继序治《易》重义理兼取象数，凡立说取义皆一以《易传》之辞为准则。所谓“周易图书质疑”，乃拾掇朱熹之易图立以新说（与胡渭著《易图明辨》宗旨迥异），所出论说皆于己说之后引前人之说以证之。其三十二图，首《太极图》（一“—”之图），曰：“此大传所谓易有太极也。太极者，天地之元，万物之本。横之为—，上下无不该，纵之为|，中正无不贯，旋之为○，终则有始，如环无端。孔子特揭大原以示人。”次《两仪图》（以—为太阳，--为太阴），曰：“此大传所谓是生两仪也。两仪者，以气言之则为阴阳，以质言之则为刚柔，以数言之则为奇偶，以德言之则为健顺。专画—而阳可以包阴，分画--而阴可以配阳。”次《四象图》（以二—为重阳，二--为重阴，下一上--为阳杂于阴，下--上—为阴杂于阳），曰：“此大传所谓两仪生四象也。四象者，在天则为四时，在地则为四方，在人则为四德。按朱子以二画之奇为太阳，二画之偶为太阴，二画之一奇一偶为少阳、少阴，阴阳之分太少，始见于汉书律历志。易但言阴阳，未尝言太少也。今取大传之言重、言杂者，以名之曰重阳、重阴、阳杂于阴、阴杂于阳。”次《八卦图》（三画重阳为乾，三画重阴为坤，一阳杂于二阴为震、坎、艮，一阴杂于二阳为巽、离、兑），曰：“此大传所谓四象生八卦也。八卦者，在法象则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性情则为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在人则为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以上四图及说，皆引程迥《周易古占法》之说以明之。五图为《六十四卦图》（图准八卦“因而重之”之说，取《易经》上下篇之序），曰：“此大传所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重卦本于伏羲”、“邵子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其义固本于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则非伏羲重卦之指矣”、“潘元懋曰：康节谓仪、象、卦，二而四、四而八，是矣。若八卦之上又有十六、三十二两截，窃恐之是康节之易耳。盖系辞传云八卦相荡，又云因而重之，又云八卦相错，则八卦既成之后，于每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可知。不然，则一画而二、二画而四、四画而八，既有仪、象、卦之名矣，何四画而十六、五画而三十二，其名略不经见耶？”六为《天地全数图》（纵列自下而上一至十数图），曰：“此大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伏羲氏化画卦时，仰观于天而画—，俯观于地而画--，—为一，而--即为二也。中观于人，而三画之兼天地之一奇一偶也。”七为《天地分数图》（纵列一三五七九与二四六八十之图），曰：“此大传所谓天数五、地数五也。天统阳，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属之，地统阴，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属之。”八为《天地合数图》（见图一百七十九），曰：“此大传所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盖一得六而合，二得七而合，三得八而合，四得九而合，五得十而合。此阴阳合德自然之数也。东北阳也，故以一三而合六八者位之，西南阴也，故以二四而合七九者位之，中央阴阳之中也，故以五十相合者位之。世儒传此为河图之数，不知作图者本于易，而反谓作易者本于图。自昔至今并为一谈，抑何其弗思之甚也？按郑康成注大衍之数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提于中与天五并，而大衍之数成焉。据此则五位之图了然矣。岂非后之作图者所自出乎！但五行生成之序，乃秦汉方士家言，不当援以证经。大易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原未尝及五行也。”九为《天地积数图》，曰：“此大传所谓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五十者，去参天两地之五数，而以五十举其全也。”十为《参两倚数图》（见图一百八十），曰：“此大传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也”、“世儒传此以为洛书之数，然其数不自陈图南始也。易纬乾坤凿度九宫篇，所列阴阳十五之法已然，是知数所传久矣。十五者即参伍也，特人未悟其义耳。”此则皆本《易传》而立说。其“不知作图者本于易，而反谓作易者本于图”之说，可谓至论。又其引宋濂、归有光有关河洛图书之见，而谓“世儒必谓龙马负图出河，则其文以画卦，其说不出于经，信如所传，特观鸟兽之文之一事耳。俯仰远近何以称焉”、“世儒传此以为洛书之数，然其数不自陈图南始也”，亦极为有见。至谓“陈图南始以二图与伏羲四图传之穆伯长、种明逸，由是其数可稽矣。邵子得穆之传，以十为图九为书，刘长民得种之传，以九为图十为书”之论，则考之未详。朱熹《周易本义》虽有“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之说，然朱熹已自谓大下二横图乃其所自作，其图“亦非古法”。所谓“有象之谓图，有辞之谓书。象不外于奇偶，是图即伏羲所画之八卦、六十四卦也。其谓‘河出图’者，羲都于陈河，乃陈之域也；……其谓‘洛出书’者，者周兴于雍洛，乃雍之浸也”，则立一家之说，发前人之未发。

            　　“连山图说”首列《连山八卦横图》（起震历巽离坤兑乾坎以至艮之横图），曰：“此大传所谓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沪坤，说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也。”次列《连山八卦圆图》（即《易学启蒙》之“文王八卦图”），曰：“邵子以此图为文王卦位。今按，图中专明岁序流行之次第，与大传帝出乎震一章相合。盖夏之连山易也。”

            　　“归藏图说”首列《归藏八卦横图》（取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然所配卦数为：七六四一二三五八），曰：“此大传所谓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亘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也”、“自陈图南始出四图，三传而至康节邵子，大发其蕴，其所谓伏羲先天之易也。今反复玩之，其图皆与大传雷以动之一章相合。因旷然有悟曰，此即古之归藏易乎？”次列《归藏八卦圆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八卦图”），曰：“邵子以此为伏羲八卦方位。今按，图中左旋自下而上，由震之一阳以至乾之三阳，右旋自上而下，由巽之一阴以至坤之三阴，盖即分雷动风散雨云日亘艮止兑说乾战坤藏之次第，而规之为圆者也。”次列《归藏六十四卦横图》（即《易学启蒙》六横图之六图）与《归藏六十四卦方圆图》（即《易学启蒙》之：“伏羲六十四卦图”）。

            　　“周易图说”首列《周易八卦横图》（即《周易本义》之“文王八卦次序图”），曰：“此大传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也。”次列《周易八卦圆图》（见图一百八十一），曰：“今本周易八卦为圆图，乾自上而右旋以统艮坎震，逆数之则由震初阳坎中阳艮上阳而至乾之三阳矣；坤自下而左旋以统兑离巽，逆数之则由巽初阴离中阴兑上阴而至坤之三阴矣。是左右并列之天地，未尝不可为上下相承之天地也。”次列《周易六十四卦横图》（取《序卦》之卦序）、《周易六十四卦方圆图》（见图一百八十二），曰：“此本周易六十四卦而规而圆之。”

            　　“错综参伍图说”列《八卦错综图》、《六十四卦错综图》、《参伍错综图》，有“明来瞿塘独举大传错综其数一言以蔽易，曰六十四卦其内有错有综”、“来注于本卦内不得其义象所取者，往往牵合他卦错综之象，实之则是非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而是错综其象以定天下之卦。……不惟涉于穿凿凌乱，亦且与孔子之言定之旨不合。尝窃考之，数起于卦之奇偶，则错综其数者，即所以错综其卦之数也，极其数者，即所以极错综之数而卦定，然后象可定也”之论。

            　　“备卦大象图说”列《六十四卦备卦图》、《互体横图》、《互体圆图》、《六十四卦大象图》。“系辞杂卦图说”列《系辞十九爻图》、《系辞三陈九卦图》、《杂卦末主环交图》（见图一百八十三）、《天地数配干支图》（见图一百八十四）。

            　　“通变极数图”则是“此图本朱子所画三十二图，而次第微异”（即《易学启蒙》“考变占”之卦变三十二图）。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一书，主要采朱熹易图，本《易传》之辞而重新分类。其“连山”、“归藏”之图，则本朱元升之说而进一步推衍，又引归有光“夏为连山，商为归藏，周为周易，经别之卦，其数皆同。虽三代异名，而伏羲之易即连山，而在连山即归藏，在归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尝别有所谓伏羲之易也”之说以证之。考《隋志》谓《归藏》汉初已亡，《北史·刘炫传》言刘炫伪造《连山易》。宋代以后即便伪造之“连山”、“归藏”之书亦亡佚。顾炎武甚至曰：“连山、归藏，非易也。”高明《连山归藏考》曰：“顾后人因连山、归藏为周以前之古易，多附会穿凿以说之，一以明其博古，一以炫其新奇，而连山、归藏之真面目益不可见矣。”宋末元初之朱元升《三易备遗》开以朱熹易图分类属之“连山”、“归藏”之端，而后宗其说者亦不乏其人，明代有李本固、李奇玉等，清代址乾隆年间则有赵继序。相比之下，赵继序以“周易图书质疑”之名目，认为《易传》所言有“三易”内容，从而将前人所谓《周易》之易图分属“三易”，较前之诸说，更是易于使后学迷惑不解。如其谓朱元升“尽变三易之位序，其穿凿无据，皆出于私意”，又谓邵雍“别有卦气图，以乾坤坎离为主，余六十卦分直”（误将张行成之《气候图》作邵雍之“卦气图”）等等，此皆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见。

            　　《周易图书质疑》成书于乾隆修《四库全书》之前，四库馆臣谓其“以帝出乎震为夏之连山，以坤以藏之为殷之归藏，未免曲解夫子所赞周易也”，此评亦为是。《四库全书》著录是书，是因“其书以象数言易，而不主陈、邵河洛之说”、“持论颇平允”。我们列是书为易图学要著，则亦因其对河洛图书有较正确之看法，又因书中有新推衍之易图。由此书可见，虽康熙年间有集朱熹《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于一书之《御纂周易折中》颁行天下，然仍有如赵继序者，继续推衍朱熹易图而别为之说。盖可见其不以朱熹易图为是之胆识。其“质疑”方式，谓“河出图”为伏羲都于陈河，乃陈之域，谓“洛出书”为周兴于雍洛，乃雍之浸。此则从给《系辞》“河出图，洛出书”以新解之角度，否定了黑白点河洛图书。虽不似今人大胆谓此句为窜语，然亦足见其勇气。又取《周易》之图据“易大传”之辞而分之为“三易”之图，此虽有“曲解”之嫌，然其所谓图书由《易》而出之说，较之谓《易》由图书而作者，仍为有见。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今属江西）人。一生未曾居官，以教授生徒为业。其学本朱子，著作甚丰，多达二十余种，《四库全书》多著录之。《清史稿》有传。其易学著作有《河洛精蕴》九卷。

            　　《河洛精蕴》为江永七十九岁时之作。内篇“河洛之精”三卷，本朱熹《易学启蒙》四篇内容而推衍，曰：“凡论图书、卦画之原，先天、后天之理，蓍策、变占之法，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精。”卷一、二推衍“本图书”、“原卦画”，卷三推衍“明蓍策”、“考变占”。外篇“河洛之蕴”六卷，以河洛图书旁及诸家之术：“算家之勾股乘方、乐家之五音六律、天文家之七曜高下、五行家之纳甲纳音、音学家之字母清浊、堪舆家之罗经理气、择日家之斗首奇门，以至于天有五运六气，人有经脉动脉，是为医学之根源，治疗之准则，亦自图书、卦画而来”。曰：“凡论图书、卦画所包函，推广他事可旁通者，俱载此篇，是为河洛之蕴”。周敦颐《易通》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江永是书则本此说而命名，自序曰：“所谓精者，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所谓蕴者，包蓄无涯，不遗糟粕煨烬，而言足以尽易道之妙矣。更探本而言之，卦之精即图书之精，卦其右契，而图书其左券也。卦之蕴皆图书之蕴，卦其子孙，而图书其祖宗也。”

            　　江永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即为《系辞》所言之“河出图，洛出书”。认为“圣人之所以则图书作易者，必有的确不可移易之理”，又认为“古今诸儒”之说有未尽处，曰：“岂无剩义以待后人之补苴乎？”《河洛精蕴》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乾隆三十九年有蕴真书屋刻本），书中多引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内容，进一步推衍而“补苴”之。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以《河图》配“先天八卦”，云“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以《洛书》配“先天八卦曰，云“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至《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则依之出《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和《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图》。江永《河洛精蕴》开篇即列《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见下图），曰：“昔也图不能与书通，卦不能与数合，今则有绳贯丝联操券符契之妙，是为河洛之精义。先儒欲发明之而未有昭晰者，不可不为之补苴而张皇也。”此则不但不买“亚圣”朱子之账，又大有僭越“御纂”之意，四库馆臣之所以不将此书著录入《四库全书》，其原由似在于此。

            　　《圣人则河图画卦图》与《圣人则洛书列卦图》是江永自谓图与书通、卦与数合的得意之作。其讥朱熹以河洛图书配“先天八卦”之法曰：“且八卦当八方，而中间五十竟置诸无用武之地，则亦不见造化之妙矣。”于是立“以纵横分阴阳”之法则，“析图之九四三八以当乾兑离震之阳仪，分图之二七六一以当巽坎艮坤之阴仪。序列既定，然后中判，规而圆之”，从而推得“先天八卦圆图”，又说圣人则《洛书》列卦曰：“以数观之，乾父坤母当九一，震长男巽长女当八二，坎中男离中女当七三，艮少男兑少女当六四。”其实，江永所谓之“圣人则河图画卦”，乃是一个说“圣人”则《河图》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并非说“圣人”一奇一偶画卦。这一布列“先天八卦”的过程，先“以纵横分阴阳”之法推得两仪，又行减数之法析为四象，又分两仪、四象之画为八卦横图，又中判规而圆之得八卦圆图。可见，这样的推衍并非“自然流出，不假智力安排”。难道“圣人”竟是如此不知以阴阳爻之组合而成八卦，却偏偏用尽心思，不以黑白点数之奇偶分阴阳，却以数之“纵横”分阴阳，又“析”之、“分”之、“减”之而得“先天八卦”？今之卖卜者，尚知掷三个铜钱即可得八卦，昔之“圣人”何以愚笨致此？“圣人之精，画卦以示”，乃示人以阴阳消长变易之理，见天地、见男女、见鸟兽即可画卦，岂非待河出黑白点数之图又如此费尽心机地画卦？显然，江永所谓“河洛”是卦画之精说，根本不能成立。

            　　“河洛之蕴”旁及诸家之术，自古及今，自西及中，无不一以河洛图书为诸术之源。如，其“勾股原始”、“论勾股之用至广”，曰：“究其根源，亦与河图、洛书、八卦、五行相贯联，学易者何可不深究乎？”其“理分中末线出河图中宫说”，谓黄金分割之数出自《河图》之五与十，曰：“西人秘惜其法，谓此线为神分线，岂知神奇即在目前哉！”此则是典型的“西学中源”说，可谓当今“科学易”之前驱。又其“河图应五星高下图”，则本托勒枚“地球中心说”，推《河图》与五星之“自然位置”。又其“律吕声音本于河图洛书说”，曰：“昔之言律吕者多矣，未言其根源在河图洛书者，惟明宗室朱载堉始言黄钟律度，取法河图洛书。”按十二平均律要将数二开十二次方，所得不为整数。谓其“黄钟是一尺”，而又“以勾股乘除开方之法求之，由倍律而正律，由正律而半律”，则亦非“河图”之数。所以，谓“平幂积实，皆方圆相函自然之真数”皆“已藏于河图”，则无疑是说天下之数无不出于“河图”。区区“河图”十数竟为一切算数之源，此论亦不能成立。又其“人身督任脉手足经脉应洛书先天八卦图”，曰：“此二脉即人身之乾坤，亦即九一二数之相表里。督统一身之阳，任统一身之阴。不惟人有之，鸟兽虫鱼皆有之，即果实之类亦有之”，则是无科学依据之臆说。所谓“圣人作易，不必求合于人身，而人身自然相符如此”，又谓医家之“子午流注经”正应“先天八卦横图”，由此又见江永是一“医源于易”说之倡导者。

            　　《河洛精蕴》一书之可取处，不在于其所谓河洛图书之“精”与“蕴”方面，而恰是那些与河洛图书无甚关系的内容。如“筮法疑义说”、“变占说”、“占法考”、“变占余义说”、“十二辟卦说”、“互卦说”、“卦变说”、“卦变考”、“辨来氏错综二字之谬”、“卦象说”、“卦象考”、“罗针三盘说”、“遁甲奇门说”等篇，“均抉择精详，论列允当”（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其中尤以“卦变说”、“卦变考”为有参考价值。以反对说卦变者，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又其《汉上易传卦图》列有李挺之《变卦反对图》），而后俞琰《周易集说》广其说，并自谓“自秦汉唐宋以来，诸儒议论，绝无一语及此”，至来知德则以卦综之说代反对以说卦变，而江永则辨明来知德“其易卦变为综，自是来氏之谬”，厘定其二十九例为二十二例。以卦之反对释《彖传》之辞者，至江永之考辨可谓为一总结。又其“卦象考”亦用力颇深，足资后人参考。

            　　江永非但笃信朱熹黑白点河洛图书，又深信“龙图”本出陈抟，以伪《龙图序》推衍出《河图变体图》与《河图变体合十一数图》。虽其说旁徵博引，然无一可取之处。

            　　《河洛精蕴》一书，九卷计一百九十一篇（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藏蕴真书屋刻本，其中“五行琐语”有目无文）。江永以耋耄交际之暮年“凡四阅月”著此长篇之书，足见其孜孜不倦契而不舍精神。虽其所谓“河洛之精”与“河洛之蕴”多有比附穿穴凿空之处，然其有关易学卦变、卦象、蓍法、变占之论，尤有可取之处，不可以比附河洛图书而一并废之。明见是书河洛图书之附会，了解其考辨之有见，辨其精华而取之，别其糟粕而弃之，则为我们列是书为易图学要著之目的。   


　　梁锡玙，字确轩，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1724）举人，乾隆十五年（1750）以荐举经学，受国子监司业，十七年直上书房，累迁少詹事。易学著作有《易经揆一》十四卷附《易学启蒙补》二卷。

            　　《易经揆一》及所附《易学启蒙》是乾隆十六年（1751）梁锡玙应经学之选进呈御览之书。其叙增补朱熹《易学启蒙》之旨曰：“观取画卦非一，而则图为尤著，……邵子传自希夷而朱子表章之，乃或疑而未信，或改易图书。夫河出图、洛出书，系辞言之，何疑之有？”又谓“先后天为卦之关键”。《易学启蒙补》卷一，“本图书第一”列圆形《河图》（“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启蒙》河图方，今遵邵子之意更定为圆”）、方形《洛书》（“邵子曰：方者洛书之文”）。“原卦画第二”列《易有太极》（一○之图）、《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有“圆图之八荡为十六”、“圆图之十六荡为三十二”、“圆图之三十二荡为六十四”之图。此皆为更定朱熹“六横图”为圆图之图。又有“附互体”之图（采吴澄《易纂言外翼》之圆图）。“增阐卦蕴第三”，列“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先天变后天”、“序卦”、“杂卦”诸图。“增立易教第四”，摘《系辞》之文九节而论之，如谓“仰观俯察”一节为“此言作易之由也”。“明蓍策第五”列“大衍之数图”及揲蓍诸图。“考变占第六”述“七占”之法，仅取朱熹三十二图之一，而又变画之。卷下，“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曰：“天不爱道，图书并出，圣人有作，三易垂文，尚矣。禹则书序畴，箕子衍之，而先儒阐其义几备。第书数与图数，其所以异同之故犹未明也。至连山、归藏，其书既轶，元儒朱元升作三易备遗，其约八卦为六，非周易要义。况易历四圣，何容赘乎？连山乃用先天卦，而艮居西北，与首艮建寅之义无与。归藏以六甲配卦而纳音出焉，为律吕之始，其理粹然至正，其数不假安排，洵足备归藏之遗。但朱氏所论，虽大醇而未免下疵也。图书同源而异流，三易异用而同归。归藏以纳音而得，连山亦可以纳甲而求，而周易之先后甲庚，其可见之绪也。”其序河洛图书之大旨，谓“河出图，羲、文因而作易”、“洛出书，禹、箕因而作范”，“连山遗义”曰：“连山者，神农本后天圆图而作，夏后氏因以建寅也”，“归藏遗义”曰：“归藏者，黄帝本先天方图而作，商人因以建丑也”、“归藏卦本先天，而干枝纳音必用后天”。此等之论皆穿凿不根，人谓其“实不啻狗尾续貂”，可谓中的。

            　　朱熹因见“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之“小书”，而欲使初学“毋疑于其说”。此后，胡方平、胡一桂、韩邦奇等，皆著书以发明之，或为之“通释”，或为之“翼传”，或为之“意见”，然皆不敢于《易学启蒙》正文有所增补与点窜。至清梁锡玙则不正视康熙时《御纂周易折中》中已照录《易学启蒙》全文之事实，而以所谓《易学启蒙补》之书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元、明、清三代均以朱熹之易学著作立于学官，无一定学识者岂敢以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之书上进朝廷？今观梁氏是书增补内容实不见其有过人之学识，然其仍不汗颜而将是书上进之，则其“胆量”令人为之“钦佩”。想来是书不得著录入《四库全书》甚至于不采入存目，其原因盖在于此。

            　　在易图学发展史上，梁锡玙《易学启蒙补》将延续五百多年之朱熹“六横图”改画作六圆图，可谓是一创造。又本邵雍《观物外篇》“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之说，而改十数《河图》为圆形，则可见其拉邵雍大旗欲以动摇朱熹权威地位之心。此种状况，当与当时之学术趋势有关。前有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篇》、胡渭著《易图明辨》，皆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河洛图书，而至梁锡玙则大胆点窜补苴朱熹《易学启蒙》，不但增其二篇，又补入“河图序义”、“洛书序义”、“连山遗义”、“归藏遗义”四篇，尽管所补内容多牵合附会（明显有悖于朱熹著《易学启蒙》之宗旨），然朱熹之《易学启蒙》又何尝不是“牵合附会”？梁氏不自揆其陋，而敢斗胆补苴立于学官之《易学启蒙》，则亦足见时至清乾隆朝，朱熹易学之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虽研习易学当象数与义理兼顾，然所谓之黑白点“河出图，洛出书”实不可取。朱熹易置刘牧图书而采入《易学启蒙》，其牵合附会之处亦自可见。）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嘉庆元年（1796）任福建罗源知县，后调上杭县。《清史稿》有传。嘉庆六年（1801）十月去官后，矢志著书，以毕生精力著成《考信录》三十六卷（前录二种四卷，正录五种二十卷，后录五种十二卷），又以与《考信录》相涉者为《翼录》四种十卷，杂著二种四卷，文集题“无闻”四卷，诗集题“知非”，加之“赘编”、“别编”共三十四种八十八卷。嘉庆二十二年，其弟子滇南人陈履和刻《三代考信录》于山西太谷。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崔东壁遗书》，前有顾颉刚序，后有附录及索引。易学著作有今见《易卦图说》一卷。

            　　崔述治《易》主义理，不涉河洛图书、先天后天之说，一以《易传》本意出图。其《易卦图说》自序曰：“甚矣，易理之难知也。……近世学者，谈易者颇多，余窃怪之。尝试举以问人彖爻之词与十翼，何人所作？则曰彖词文王作，爻词周公作，十翼孔子作也。问其何以知之？则曰朱子本义云尔。问朱子何以知之？则瞠目不能对也。此其最浅近者，犹且如是，若欲通于易理，知圣人所以命卦词之意，吾恐其难也。余家世传周易，至余凡四世矣。然余独未敢轻谈易，何者？圣人之义蕴宏深，固非后学所能轻窥也。虽然读易有年矣，于先儒之说，亦间有一二未安者，初不敢自谓是，数十年来，盖屡思之久而终不能易所见。考信录既成，乃取平日所见一二，绘为图而系以说，以待后世通于易者，正其得失焉。”

            　　是书首“易卦画图”，列《奇偶两画三重为八卦图》、《八卦各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图》，图说曰：“易之卦爻于何起乎？盖起于一阴一阳也。……圣人观于天道人事，位有上中下之别，时有始中终之异，于是取画而三重之，而得八焉，名之为卦。……六十四卦者，非取阴阳之画而六重之者也，乃取八卦而再重之者也。故画之重而三也，有必当三者也，爻之积而六也，有必当六者也。故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又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昔人说易卦者，乃谓于阴阳画之上各加一画而为四，两画之上又各加一画而为八卦，又各递加一画而为十六、为三十二，然后为六十四卦。然则是累一画而为六，非重八卦而为六十四也，然则是三才不必兼全，刚柔不必迭用也。大传虽有两仪、四象之文，然未详其所指，下文所言之象，乃谓天地、日月，何所见四象之当为两画者？至于四画、五画者，言一卦则有余，言两卦则不足，内外刚柔之位，既恍惚而难指，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之象，复破碎而不全，而中与不中、应与不应，亦无自而见，于义复何取焉？由是言之，二之分为八，非期于八也，八之分为六十四，非期于六十四也。圣人但取一画而三重之，取一卦而再重之而已。不知者乃谓圣人作易，皆以二相乘，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以二迭乘以至于六十四，于是聪明之士、学问之儒，纷然而争拟易……若卦爻所由起，则大传言之详矣，吾不能弃古人之训，而从后儒之曲说也。”

            　　次“易卦次图”，列《纯卦交卦纲领之图》、《乾坤共统八卦》、《泰否共统十有六卦》、《咸恒损益分统十有六卦》、《震艮巽兑分统八卦》等图。图说则论“上经何以三十卦”、“下经何以三十四卦”之由。曰：“先儒之说者多矣，然皆未有以见其必然而不可易。何者？先儒之说，多以卦义言之，而不及象与数。易虽以义为归，然义皆由象数而起，遗象数而言义，故未有以见其必然而不可易也。盖易有纯卦有交卦，而卦有平对有反对。纯卦人皆知之，而交卦则罕有言者，反对人多言之，而平对则罕有及者。何谓纯卦？两卦同体六爻皆不相应者也，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也。何谓交卦？两卦敌体六爻皆相应者也，泰否、咸恒、损益、既济未济是也。此十六卦者，易之纲领也。其余四十八卦，则两卦皆异体而六爻或应或不应，皆散卦也。故上经以乾坤、泰否为纲，而统二十四卦，下经以此咸恒、损益、震艮、巽兑为纲，亦统二十四卦，而以坎离、既济未济终之。故曰纯卦、交卦者易之纲领也。何谓平对？阴阳之爻互易者也，何谓反对？上下之爻互易者也。乾坤有平对无反对，乾之平对坤，而反对仍乾也，坤之平对乾，而反对仍坤也。震艮、巽兑有平对有反对，震与巽平对，而反对则艮也，兑与艮平对，而反对则巽也，两体而四卦具焉。故四卦乃当乾坤之两卦。泰否则平对即反对，泰之平对否，而反对亦否也，否之平对泰，而反对亦泰也，咸恒、损益有平对有反对，咸与损平对，而反对则恒也，益与恒平对，而反对则损也，亦两体而四卦具焉，故四卦乃当泰否之两卦。坎离有平对无反对，与乾坤同，既济未济则平对即反对，与泰否同，故以下经之既济未济当上经之坎离也。上经以纯卦为主，故首乾坤，而后以泰否之后卦继之，其末也仍以纯卦终焉。下经以交卦为主，故首咸恒、损益，而后以震艮、巽兑之卦继之，其末也仍以交卦终焉。纯卦统八卦，故乾坤之后继以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交卦统十六卦，故泰否之后继以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也。咸恒、损益以四卦乃当泰否之两卦，故泰否其统十六卦，咸恒、损益则分统十六卦，故咸恒之后继以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之后继以夬姤萃升、困井、革鼎也。震艮、巽兑四卦乃当乾坤之两卦，故乾坤其统八卦，震艮、巽兑则分统八卦，故震艮之后继以渐归妹、丰旅，巽兑之后继以涣节、中孚小过也。由是言之，纯卦交卦纲领也，四十八卦条目也。凡易之次序，皆由象数而起，但易主于交易，故多错落相对，乍观之若参差不齐，然细玩之则参差错落之中，具有条理，均平而不偏，分明而不紊，惟在读者心体会之耳。”

            　　次列《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其图说主要辩证“旧说易十二卦应一岁十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为复”之误，曰：“十一月尚为纯阴之坤，至十二月乃为复耳”。

            　　最后为“附读易琐说”、“附论易举正”。其论卦变之说曰：“卦变之说，世多疑之。余谓朱子卦变之图，所推或不尽合，则有之矣。若谓无卦变之说，则误也。大抵卦之取义于变，三阴三阳为最，非但卦义采之也，即卦名亦往往因之，如损益、渐归妹，其最著者也。”其论郭京《易举正》曰：“余细玩之，颇似后人揣度文义，而以己意增减移易之者。且此二十处，乃一百三十节中之最明白者，不及十之三，其余多无足取，甚至有乖谬于文义者。则其不明白者，大概可知，必非古本果如是也。”

            　　崔述主八卦由一阴一阳之画三重之而得，不以“圣人则河图画卦说”为是，又主六十四卦乃八卦相重而得，不以朱熹一阴一阳之画叠加而成六十四卦说为是，此皆为有见。是继袁枢之后不多见之学《易》得其本旨者。所谓“易卦次序皆由象数而起”之论，以所发明“交卦”、“平对”之说论《序卦》六十四卦上下篇所以安排之理。其“先儒之说多以卦义言之”之说，则指先儒多以《易传》之辞以求《序卦》卦序之理，而以“纯卦”、“交卦”、“反对”、“平对”之例论上下经卦序安排，则是由六十四卦本身卦象立论，其论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易经》上下篇卦序之安排远在《易传》成书之前，本来同《易传》之说毫无关系。如探讨其上下经卦序所以安排之意，当从《易经》刻简“韦编”而又分“编”为两“篇”的过程中去探讨。或从占筮取用方便的实际情况予以探讨，或从六十四卦本身的卦象特点予以探讨，都将有益于得到正确答案。崔述的此种探讨，较之前人可谓高出一筹。

            　　虽《易卦图说》一书主要有“易卦画图”、“易卦次图”和“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三部分，然其出图与论说，大都富有至理，可谓入清以来难得的一部易图学要著。

            　　下面列出崔述所画《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

            　　注：《易卦图说》今见《续修四库全书》。   


　　辛绍业，字馥千，江西袁州府万载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其易学著作，今见北京图书馆藏嘉庆六年（1801）笃庆堂刻《易图存是》二卷。

            　　辛绍业序《易图存是》曰：“易义奥赜，图说汗漫，穿凿附会，概非本旨，邵朱大儒，不免斯病，况其他乎？少而学之，蓄疑莫释，研穷既久，于心有会，爰本经传，汇而为解。一图之成，必求有据，一义之立，求为可通。庶存其是，不致背圣。”

            　　是书卷上“因重图解”列《刚柔相摩图》、《八卦相荡图》（见下图），解曰：“生卦之说凡三：一则来知德取京房之易，谓乾生八卦，自姤至大有，震生八卦，自豫至随，坎生八卦，自节至师，艮生八卦，自贲至渐，坤生八卦，自复至比，巽生八卦，自小畜至蛊，离生八卦，自旅至同人，兑生八卦，自困至归妹；一则李挺之本虞翻之论，谓一奇一偶之卦自姤复而生，二奇二偶之卦自临遁而生，三奇三偶之卦自泰否而生；一则邵子先天之学，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由京房之说，八卦自可重为六十四，何必爻爻而变？由李挺之之说，卦始复姤临遁，而六子皆其所生，是则杂卦反生纯卦，其义颠倒而不可从。由邵子之说，既称阴阳为两仪，又分太少阴阳为四象，理既莫可凭依。至于十六卦、三十二卦之说，尤大易之所不道也。夫易有自然之象，亦有自然之次第。舍大传所已言而他求，未有见其有合也。是故刚柔相摩，此奇偶二爻相推而成八卦，而象刚、象柔、象天地父母、象雷风六子在其中矣。八卦相荡，此乾坤六子之相乘而成六十四卦，而于天道象剥复，于国运象泰否，于政治象讼师，于人事象同人归妹，于身象颐噬嗑，于物象井鼎，皆在其中矣。经传明文，显然可见，妄生他义，只成隔碍。”“卦位图解”列《八卦方位图》（依《说卦》所言方位出图），解曰：“朱子本义首列河图洛书及先后天诸图，其意尤重河洛及先天图也。然诸图实邵子之学，而必可以解经。何也？彼所据以为河图者，以大传天一地二之文也。然大传之意第谓天地之数，奇偶各别耳。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谓天地之数自相配合耳，何尝谓为河图之数？河图自东迁后已无人得见，宋人何由见之？且创为河图者何人乎？希夷也。希夷易龙图谓河图始出但有五十五数，天数位上，地数位下，两不相合，合而用之乃由伏羲。于是离合变通述为二十余图，最后两图，其一形九宫者，标为河图，其一生成相配者，标为洛书。是图书之分，希夷原不谓河洛本文。今既误认为真又两易其名，伪复加伪，此则图书之说不可信也。至于先天八卦次序图无论一乾二兑之次、母后子生、少先长得，伏羲大圣不应若是之谬。即如所图，以四象为太少阴阳，而生四象之两仪已为阴阳，此阴阳者，太少乎？抑非太非少乎？吾未见天地之间阴阳若是之不一也。且自两仪、四象再加一画而为八卦，则吾未闻八卦初爻之为两仪，而二爻之为四象也，又未闻乾兑二爻之为太阳，离震二爻之为少阴，巽坎二爻之为少阳，艮坤二爻之为太阴也。藉曰其然，则八卦之上爻，又将何名耶？进退无据，此则次序图之说不可信也。若先天八卦方位图，则又傅会于天地定位经文。然此经之旨，只言八卦成象，自有此相须之事，何尝分何者为东、何者为西、何者为南为北？今以方位言之，则天岂仅在南、地仅在北耶？雷岂仅震于东北、风岂仅行于西南耶？水何故而位于西？火何故而位于东？即东南之泽，恐亦不能与西北之山通气也。此则方位图之说不可信也。惟后天八卦次序图即乾坤生六子图，而后天八卦方位图本于万物出乎震，最为有据，第加以后天之称，则非耳。”“卦变图解”列《两卦成变图》（分“正对之变”、“反对之变”，见下图）、《本卦互变图》，解曰：“本卦之变乃变之一端，必不可废者，第其义彖述于三奇三偶之卦，而三奇三偶之卦仍有不从互变，而从反对者。盖易之通变，本属无方，圣人见全卦中有此象，从而取之，原非以此艮其限，而谓诸卦必不可为反对也。是故损益互也，而元龟弗违二五互称，则即以为反对可也，泰否反也，而拔茅连茹、包荒包承、富邻畴祉、复隍倾否，爻词多同，则又以为正对可也。不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圣人之善于论变也。”

            　　卷下“互卦图解”列《互体有乾者十二卦》、《互体有坤者十二卦》、《互体有震者十六卦》、《互体有巽者十六卦》、《互体有坎者十六卦》、《互体有离者十六卦》、《互体有艮者十六卦》、《互体有兑者十六卦》诸卦图，又有“十三卦取象之互”、“左传筮法之互”、“大卦解”、“刚柔阴阳解”、“爻变说”、“费直不改易说”等内容。

            　　辛绍业治《易》，一本经传本文之义，不涉河洛及先天诸图。其说多举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而辨析之。其“因重图解”认为八卦由奇偶二爻“刚柔相摩”而成，六十四卦由“八卦相荡”而得，不以京房八宫生卦之说、李挺之六辟卦生卦之说及朱熹爻画加一倍法生卦之说为是，则很有见地。（然其谓爻画加一倍法本出邵雍，则是对邵雍之学悟之不深，不知朱熹《易学启蒙》对邵雍易学曲解之处。邵雍谓四象有“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其说四象既本“分阴分阳”又本“迭用刚柔”，本无以阴阳二画为四象之说，以阴阳二画为四象之说乃始于朱熹。所辨“先天八卦次序图”，为朱熹自造之黑白位横图，亦非邵雍之易图。）其言“后天八卦方位图”乃本《说卦》“万物出乎震”一节之义而出，不当加以“后天”之称，则可谓至论。其“东西南北卦位解”、“左右卦位解”、“甲庚卦位解”、“宾主卦位解”及“附左传一条”（解“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自我西郊”、“王用亨于西山”、“明夷于南狩”、“利西南不利东北”、“南征吉”、“高宗伐鬼方”、“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瀹祭”、“震用伐鬼方”、“师左次”、“以左右民”、“夷于左股”、“折其右肱”、“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不利宾”等卦爻辞及象辞），则是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为之解，亦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卦变图解”谓“彖传有刚柔上下之语，诸儒以卦变解之。其说未为无据，顾其所以言变者，大都不得其真，而务凿焉者也”，又谓前儒以卦变之说解彖辞有三失，“而其致误之本，尤在不知卦之变自有二例也。”其所谓“二例”，一为两卦之例，一为本卦之例。曰：“两卦之例有正对，乾坤诸卦是也，有反对，讼小畜诸卦是也。此之为变，凡在六十四卦莫不皆然。而彖不尽言，即所言者亦六爻皆易位，而彖必取切于卦义之爻明之也。本卦之例，则以内外两爻互易而成，随蛊诸卦是也。此之为变彖独述于三奇三偶之卦，而他卦不及，盖三奇三偶，其互变有象，非三奇三偶，则其变无象。圣人不能以无象示人也。”此论则发前人之未发。观其以此二例所解彖辞，多有近正之见，亦自成一家之言。其“互卦图解”，谓“易之有互体，乃重卦后自然之象，非有所矫揉造作而然者”、“大传所列十三卦取象，非互亦无以成其为象”、“以汉儒为非，则是数圣之学且不如晋宋诸人之学矣，有是理乎？”、“亦足以见互卦之说不可废”，证之《左传》互体之说，亦见其论为是。

            　　学《易》欲明《彖传》所言刚柔上下之说及互体之说者，当读辛绍业之《易图存是》。欲知朱熹《周易》卷首九图之非者，亦当读辛绍业之《易图存是》。辛氏是书与胡渭《易图明辨》不同，其虽学本义理，然并不全废易图，而是检讨其中有是者录之。此书亦是入清以来不可多得之易图学要著。   


　　焦循(1763一1820)，字理堂，清江都(今属江苏)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与当时阮元齐名。后应礼部试不第，遂托足疾不入城市十余年，潜心著书。易学著作有《易图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周易补疏》二卷、《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等。

            　　《易图略》成书于嘉庆癸酉(1803年)。自序曰：“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渐而明，非可以虚理尽，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之道不神。未实测于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既撰为《通释》二十卷，复提其要为《图略》，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共二十三篇，编为八卷，次《章句》后。”焦循乃有清一代通儒，其治经学主“通核”，曰：“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此种学风亦贯穿于其易学著作之中。1818年焦氏刻《雕菰楼易学》三书，其中《易通释》与《易章句》皆以所发明之“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解释经文传文。所以，《易图略》一书实为开启《易通释》、《易章句》二书内涵之键钥。

            　　“旁通”概念有取于《文言》“六爻发挥，旁通情也”，“相错”概念有取于《说卦》“八卦相错”，“时行”概念有取于《彖传》(《小过》：“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艮》：“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损》、《益》：“与时偕行”)。焦循虽谓“此三者，皆孔子之言”，然其具体建图立说之法却多本苟爽、虞翻之说，可谓其发明皆是出于易汉学。

            　　《易图略》有“旁通图第一”、“当位失道图第二”、“时行图第三”、“八卦相错图第四”、“比例图第五”五图。究其原，皆发端于六十四卦二二相偶之三十二对“旁通”卦。“旁通图”以二与五易、初与四易、三与上易之爻变法则，或本卦易，或旁通他卦互易，经三易皆成“两既济”。其“当位失道”、“相错”、“时行”、“比例”四图不过是“旁通图”爻变的中间过程而已。所以，五图实可“会五于一”，以一流程图而示之。

            　　以六爻皆阴阳相反之二卦为“旁通卦”，其说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虞翻谓《复》与《姤》旁通、《大畜》与《萃》旁通、《颐》与《大过》旁通、《夬》与《剥》旁通、《履》与《谦》旁通、《大有》与《比》旁通、《豫》与《小畜》旁通、《临》与《遁》旁通、《革》与《蒙》旁通、《鼎》与《屯》旁通、《同人》与《师》旁通，陆绩则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旁通卦经一定法则爻变而终成“两既济”是荀爽发其端：“阳位成于五，五为上中；阴位成于二，二为下中”、“坤五之乾二成离”、“乾二之坤五为坎”、“乾坤二卦成两既济，阴阳和均而得其正”。焦循则把荀爽乾坤升降成两既济之例扩展到所有旁通卦。所不同者，荀爽以“既济定”为“正”，焦循则以之为“穷”，苟爽以为“贞者，正也，谓正居其所，则吉”，焦循则以之为“当位”，荀爽以无阴顺承者为“贞凶”，焦循以成“既济”者为“贞凶”。荀爽以爻得位成既济者为正，不得正者则求之正，而焦循则以成既济为穷、为终，从而“穷则变，变则通”、“终则有始”。至于对荀爽所谓之据、承、乘、比、求、应等，焦循则仅采其正应之说。于“阴阳无始，循环无端”之说，苟爽似乎只从旁通变到两既济，而焦循则是于穷中求通，终则有始地达到了无端循环之境地。焦循于“旁通”爻变之中，本易汉学正应之说，凡旁通卦“二五先行”之结果即为“当位”，成《家人》、《屯》或《益》、《既济》者为“下应”，成《革》、《蹇》或《咸》、《既济》者为“上应”。凡旁通卦“二五不先行”，而“初四先行，再三上行”或“三上先行，再初四行”，其结果则为“失道”。然而“当位”者又“二五时行”、“失道”者又“初四时行”或“三上时行”，则又返归于旁通。此即其所谓“变而通之”时行之意。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一”，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二五先行”所得十六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二”，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初四易”与“三上易”所得三十二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三”，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二五先行”再“初四易”和“三上易”所得八卦之下体相错、以“旁通图”三十二对卦“三上易”和“初四易”，再“三上易”和“初四易”所得四卦之下体相错，则得“八卦相错图四”。而其所谓比例之说，则皆由“八卦相错”四图而来。

            　　焦循构建易学五图，目的在于“通释”经文传文。其举经文而证“旁通”者有“大师克相遇”、“不拯其随”、“遇其夷主”、“屯其膏”、“射隼于高墉之上”、“井泥不食”、“升其高陵”、“箕子之明夷”、“三日不食”、“需于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天下随时”、“孚于剥有厉”、“立心勿恒”、“山下出泉”、“用拯马壮”等三十例。其举“比例之用，随在而神”有十二例，又有述比例“辞之引申”之法十二条。通观其发明，实以“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为根本爻变法则，凡准“二五先行”又“初四易”或“三上易”者，则“当位”，凡非“二五先行”者，则“失道”。又凡“当位”者“二五时行”，则返归于“旁通”，凡“失道”者“初四时行”或“三上时行”，则亦返归于“旁通”。又由“旁通”与爻变之中推出“八卦相错”四图，又以“八卦相错”四图推出“比例”之说。如果我们明了其五图皆发端于“旁通”，而又知其所谓“比例”之义皆出于“八卦相错”四图，则《易图略》一书即成易读之书。

            　　焦循以其五图所蕴旁通、时行、相错之内涵“通释”《周易》经传，可谓搜索枯肠，用尽心思。凡卦爻辞及十翼之文，无不遍求而以此三大易例进行比附。其《易通释》与《易章句》处处以此三大易例疏解之，以此证明《周易》经传之文字，无不彼此旁通、互相发明，为一有机整体。阮元序其书曰：“今求之晋以后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经文语语有因，字字有据，然则空论而已。古圣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浜，下帏十余年，足不入城市，尤善于易。取易之经文与卦爻反复实测之，得所谓旁通者，得所谓相错者，得所谓时行者，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尽验其往来之迹，使经文中所谓当位、失道、大中上下应、元亨利贞诸义，皆发之而知其所以然。盖深明乎九数之正负比例，六书之假借转注，始能使圣人执笔著书之本意豁然于数千年后。”此序不免有过誉之辞。

            　　焦循五图之要，为出于《八卦相错图》之《比例图》。是图以《序卦》之卦序编排，先列相错之比例，后排爻变之比例。

            　　焦氏“以旁通相错为旁通”之比例，出于《八卦相错图》之一，“其既行动，或得或失，亦以相错为比例”者，出于《八卦相错图》之二、三、四。以《八卦相错图》之四图可以推知，凡仅有一“错”得本卦者，则无爻变之“比例”；凡有二“错”得木卦者，则有三组“比例”；凡有四“错”得本卦者，则有十五组“比例”；凡有七“错”得本卦者，则有三十六组“比例”。“相错”之“比例’’分别见于《八卦相错》四图(如《屯》之比例，“井噬嗑错”见于第一图之十三、“蹇无妄错”见于第二图之四、“需颐错”见于第三图之五、“既济益错”见于第四图之一。爻变之比例，则见于《八卦相错图》第一图与第二、三、四图之组合。所以，由《八卦相错图》即可明了其所谓“比例”之意。

            　　今见上海图书馆藏清江都焦氏刻《雕菰楼易学》三书，其中《易图略》所列五图有刻板之误七处：

            　　1、《旁通图》之“上之巽三”当为三之巽上，“三之震上”当为上之震三。

            　　2、《当位失道图》之“比三之大有上”得《蹇》、《大壮》，而不是《革》、《升》。

            　　3、《比例图》之《屯》有四“错”，共有十五组爻变“比例”，脱“豫五之小畜二、四之初”一组，《益》有四“错”，共有十五组“比例”，脱“履二之谦五、四之谦初”一组。

            　　4、《比例图》之《讼》本有一“错”，多出“否未济错”(为“变已正之爻为不正”例，与焦氏所定法则相悖)。

            　　5、《比例图》之《大过》“萃升错”当为“革升错”。

            　　6、《比例图》之《恒》本有二“错”，脱“丰井错”。

            　　7、《比例图》之《遁》当有三组爻变“比例”，脱“鼎二之五”、“姤二之复五”、“旅五之节二”。

            　　《易图略》为《雕菰楼易学》三书之一，因其出于时号扬州通儒之手，且是书用功深厚又多发明易例，并于易学研究方面卓然自成一家，所以历来一些知名学者从各个层面多有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焦循易学的评价具有时代特点，清儒阮元、英和、王引之、阮亨、汪莱、裔荣等皆持肯定态度，而俞樾则曰：“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行荀氏之升降，为自来说易者所莫及。然愚犹病其通而不知穷也。”又曰：“愚故本荀、虞两家之说，参用焦氏之例，其通者半，焦氏所知也，其穷者半，焦氏所不知也。”?(《易穷通变化论》)秦嘉泽则曰：“焦氏比例之义，似太迂阔。且于行文不便运用。”(《易学管窥》)至民国则有王承烈全袭焦循“比例”之法而著《易变释例》，又“近世焦循知有比例，而十未得一二，故详举之”云云。至于郭嵩焘、梁启超、熊十力、东方美、黄寿棋等人，则对焦循易学或否定之或折衷之。焦循易学在中国易学史土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可谓自汉代以来能以三大易例“通释”经传全文而使之“语语有因，字字有据”之第一人。我们评价其得失，当从深入研究其建图立说之本意和剖析其“通释”效果入手。显然，一概否定与一概肯定的态度似都不可取。论其得失，或此一层面有所肯定而彼一层面有所否定。如，从易学哲学史角度谓其有违逻辑推理原则，陷入循环论而不自知，则似无可怀疑，而从易学研究史角度谓其承接汉易而又有所发挥，则亦是事实。从义理派角度谓其属于朴学易中的象数创新派，而从象数派角度谓其建立一套完整之符号系统，则亦言之有理。

            　　焦循《易图略》不失为一部易图学要著。自汉迄清，能以“旁通”之义建六十四卦之图，又从中推衍出“当位失道”、“时行”、“相错”诸图者，惟焦氏一人而已。其“二五先行”爻变之法本出《系辞》“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之说，又推广荀爽、虞翻之说而自成一家。相比之下，较之黑白点河洛图及所谓“连山”、“归藏”诸图，更称得上是地地道道之易图。可谓是其“主以全经，贯以百氏”通核之学的结晶。以易图“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解释经传之文，其创新精神则不容否定。对易学研究富于创新精神者，惟宋代邵雍与清代焦循而己。

            　　《易图略》卷六为“原卦第一”、“原名第二”、“原序第三”、“原彖象第四”、“原辞上第五“、“原辞下第六”、“原翼第七”、“原筮第八”。要之有以下之论：谓伏羲仰观俯察而画卦、“连山首艮，仍无父子矣，伏羲不尔也”、“卦之旁通，自伏羲已然”；“六十四卦之名，非据现在之画而名之”；“卦之序不以旁通而以反对，用反对者正所以用旁通也”；“文王之卦辞调谓彖，周公之爻辞谓之象”；“彖辞爻辞所以明卦之变通”、“学易者亦求通其辞而已”；“周公之爻辞即文王彖辞之笺，孔子之十翼即彖辞爻辞之义疏”(反对朱熹“各是各底易”之说)；“夫易者，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卷七“论连山归藏第一”’，曰：“‘说易者，必言河图、洛书、连山、归藏。河图、洛书经前儒驳正，无复遗说。惟连山、归藏，言人人殊……以余推之，连山者当如干令升之说……归藏当如近世徐敬可之说”，不以所谓“连山为伏羲”、“归藏为黄帝”之说为是。“论卦变上第二”、“论卦变下第三”曰：“卦变之说，本于荀、虞，其说皆不能画一”，谓前儒卦变说之谬有五，又“综而核之”《彖传》“往来上下进退之文”，以其“当位”、“失道”之说解之，而谓“苟、虞不求其端，不讯其末，不知各指所之之义，而以为卦爻可随意推移，遂成千古谬说之由来”。“论半象第四”曰：“虞氏之学，汉上讥其牵合，非过论也。”“论两象易第五”谓两象易“殊不且”、“易固无之”。卷八“论纳甲第六”谓纳甲之法“始见京房易传”、“沈括梦笔谈说之最精”，又谓“累世所传之孟氏易，即京房之说，而魏伯阳所演而失者也”，而虞翻之说“又乖于魏氏之义”。总之曰“杨筠松，术士也，知纳甲之非，且有住须寻纳甲之说，奈何儒者持以说圣经哉”。“论纳音第七”谓“纳甲始于焦、京，本纳甲而为纳音，纳音，京氏所不言，亦未有用以说易者”，曰：“纳甲，余所不取，更及纳音，而考核其由来，以告牵合先天以傅会归藏者。”“论卦气六日七分上第八”、“论卦气六日七分下第九”谓“卦气值日，见《易纬稽览图》”，曰：“纳甲、卦气皆易外之道。”“论爻辰第十”曰：“郑康成以爻辰说易，本于《乾凿度》而实不同”、“郑氏注《乾凿度》，自依纬为说，其注《易》，不用《乾凿度》为爻辰之序”。谓诸家爻辰之说“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今议其“原八篇”、“论十篇”之说，以其中不主圣人则河洛图书画卦说及反对以先天图牵合“归藏”说，极为有见。又其不取“纳甲”、“纳音”、“卦气”、“爻辰”诸说以解经，亦为可立为一家之言。至于其“卦变说”则一以前儒之说为非，并谓其有五谬，则论之有过。总之，其说标榜己之三大易例解释经传之法为是，而以前儒诸法为非，则是自诩太甚。《易》道广大，得其一端者足以为说，焦循乃是得其一端而建图立说者。   


　　胡秉虔，字伯敬，一字春乔，安徽绩溪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刑部主事，甘肃灵台知县，丹噶尔厅同知。与王引之、张惠言、姚文田为友。易学著作有《周易识小》、《卦本图考》。

            　　今见上海图书馆藏《卦本图考》一卷，为道光三十年(1850)钱熙辅增刻艺海珠尘本。胡氏自序是书曰：“爻主动，动则有变。乾动则变坤，坤动则变乾也。有一爻动者，如《左传》所载观之否、师之临之类。观四爻动则变否，师初爻动则变临也。至于一卦之内，两爻互易，如《彖传》所言刚柔上下者，先儒亦谓之卦变。以《系辞传》有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故耳。朱子云，就卦己成后用意推说，以见此为自彼来，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有此卦也。又云，若论伏羲画卦，则六十四卦--时俱了，虽乾坤亦无能生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说，则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无所不可。又云，非是圣人合下作卦如此，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其说精矣，但谓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无所不可，似乎说得太宽，故《本义》于卦变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来者。东牵西曳，茫无畔岸，未免启后入凭臆说经之渐。今详考诸儒之说，案之于经，是者从之。汉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云此卦本某，今某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图考》云。”以此则知胡氏是书著作之宗旨。其论卦变，以一卦之内两爻互易为主，多采《周易集解》中“九家易”、荀爽、虞翻、蜀才、侯果等人之说而辩证之。

            　　胡氏以《乾》、《坤》为诸卦之祖，以“一阳五阴之卦”(《师》、《谦》、《豫》、《比》)来自《剥》、《复》；“一阴五阳之卦”(《同人》、《履》、《小畜》、《大有》)来自《夬》、《姤》；“三阳三阴之卦”(《归妹》、《节》、《损》、《丰》、《既济》、《贲》、《恒》、《井》、《蛊》、《渐》、《旅》、《咸》、《涣》、《未济》、《困》、《益》、《噬嗑》、《随》)来自《泰》、《否》；“四阳二阴之卦”(《讼》、《巽》、《鼎》、《大过》、《无妄》、《家人》、《离》、《丰》、《需》、《兑》、《大畜》、《睽》)来自《遁》、《大壮》、《中孚》；“四阴二阳之卦”(《明夷》、《震》、《屯》、《颐》、《升》、《解》、《坎》、《蒙》、《晋》、《艮》、《萃》、《蹇》)来自《临》、《观》、《小过》。与诸儒不同者，胡氏以“阳息坤、阴消乾，和而为中孚”、“阴消乾、阳息坤，合而为小过”。并谓虞翻、李挺之之说为非，曰：“李氏曰乾体而坤来交，虞氏谓讼四之初，恐皆非。荀氏曰两巽对合，郑氏曰中孚为阳贞于十一月子，小过为阴贞于六月未，法于乾坤”、“李氏曰坤体而乾来交，虞氏谓从晋来，恐皆非。或者谓中孚二阴四阳，当自遁、大壮来，小过二阳四阴，当自临、观来。然考之卦之例，皆系两爻上下，所谓刚柔相易也。其一爻独动，如无妄、大畜、损、益者，间亦有之，从未有四爻并易者”。

            　　胡氏所言卦变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二“卦变二”论虞翻卦变之说大同小异。(可参见胡渭《易图明辨》所列之《虞仲翔卦变图》。按，此图并非完全合于虞翻卦变说。)所不同者，是将其中所谓“变例之卦二”(《中孚》、《小过》)分别列为《乾》与《坤》之“消息”卦，而又以之为“四阳二阴”和“四阴二阳”卦之生母。(以《家人》、《兑》、《睽》自《中孚》来，以《升》、《解》、《蹇》自《小过》来。)又以《剥》、《夬》为“一阳五阴”和“一阴五阳”卦之生母。(以《师》、《谦》自《剥》来，以《同人》、《履》自《夬》来。)相比之下，虞翻以十辟卦直接变得四十卦，而以《讼》变得《中孚》，以《晋》变得《小过》，李挺之以六辟卦直变与复变得四十六卦，朱喜以十辟卦直变与复变得一百一十四卦(重复五十七卦)，而胡秉虔则以《乾》与《坤》“阴阳消息”生出十二卦，又以此十二卦变得五十卦。可谓是对前儒卦变说的一次归纳与演绎。

            　　胡氏《卦本图考》所言卦变，以《姤》生二卦、《夬》生二卦、《遁》生六卦、《大壮》生三卦、《中孚》生三卦、《否》生九卦、《泰》生九卦、《观》生四卦、《临》生五卦、《小过》生三卦、《剥》生二卦、《复》生二卦。指名谓蜀才之说为是者，有十七卦，指名谓虞翻之说为非者，有十七卦。(“变讼初为兑”、“需上变为巽”、《中孚》“讼四之初”、《鼎》“大壮上之初”、《大过》“大壮五之初”、《家人》“遁初之四”、《革》“遁上之初”、《兑》“大壮五之三”、《睽》“大壮上之三”、《小过》“从晋来”、《升》“临初之三”、《解》“临四之初”、《坎》“乾二五之坤，于爻观上之二”、《蹇》“观上反三”、《损》“泰初之上”、“丰从噬嗑来”、《益》“否上之初”。)李鼎作所辑虞翻卦变之说是用以解经，而胡氏谓其说“恐非”，则多以是否有合于《象传》刚柔上下往来之说为标准而衡量之。如，“谓泰之初往而为上曰损”是“有往无来”，“否之上来而为初曰益”是“有来无往”，“与无妄、大畜同例，非如他卦两爻互易也”。又如以虞翻“讼变初为兑”说为非，主《履》自《夬》来，则是依据“爻云夬履贞历”，以虞翻谓“大壮上之初”得《鼎》之说为非，是因其说与《彖传》“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之说不合。通观胡氏所考诸儒卦变说，虽亦多用辟卦生卦，然其说必求有合干卦爻辞与《彖传》刚柔往来之文。此种归纳与演绎则有其可取之处。卦变之说，《彖传》发其端，朱熹因“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从而作《卦变图》以明之。至胡秉虔则嫌朱熹“似乎说得太宽”而著《卦本图考》以辩证之。其内容虽以辩证汉儒之说为主，然已包含辩证朱熹《卦变图》之非，所谓“图考”，实是考证《周易本义》之《卦变图》。其谓朱熹之非，曰：“《本义》于损卦言下卦上画之阳，于益卦言上卦初画之阳，皆误。盖主虞义。”其实，胡氏所谓虞翻之非，亦大多是朱熹《卦变图》之非。

            　　六十四卦中，六阳者一卦、六阴者一卦，一阳五阴者六卦、一阴五阳者六卦、二阳四阴者十五卦、二阴四阳者十五卦、三阴三阳者二十卦。如以辟卦论卦变，则是《乾》、《坤》交而得十辟卦，可由爻变之法以十辟卦变得其余卦。如定以爻变“法则”，以十辟卦自身“刚柔相推”，则《中孚》、《小过》二卦为“变例之卦”。胡氏归纳前儒之说，一以有合于经传之辞而立说，则是其书之特点。其以《中孚》、《小过》二卦为《乾》、《坤》“阴阳消息”之卦，则立一家之说。其后有吴翊寅者，则演绎其说而出《周易旁通反对卦变图》(见《周易消息升降爻例》)。明末有董守谕著《卦变考略》，摘引《周易集解》诸家之说，以辨朱熹说之非。清代则有胡秉虔《卦变图考》，同样摘引《周易集解》诸家之说，以辨朱熹说之非。相比之下，胡氏以虞翻之说而印证朱熹说之非，较之董氏更为有见。

            　　“卦变图”是易图中之一类。有以辟卦为变母者，有以乾坤为变母者。实者，任意一卦皆可作为变母而变得其余六十三卦。其变法，本《系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之说则有多种。李挺之、朱熹等人本虞翻用辟卦为母之变法，邵雍则是以逻辑递变之法，以乾坤为母逆爻序而变得《先天图》六十四卦。然而，想要同《彖传》所言刚柔上下往来之说有合，其卦变结果就仅局限于几个卦而已。

            　　注：《卦本图考》一书今见《续修四库全书》。   


　　胡祥麟，宇仁南，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易学著作今存《虞氏易消息图说》--卷。

            　　《虞氏易消息图说》卷首曰：“消息者，阴阳进退之义也。阳进为息，息生也，阴消阳而阳退；阴进则谓之消，消者消阳也。阴丽于阳亦阳伏于阴中，姤初丽复初，复初亦伏于姤初。故六十四卦消息，皆乾元为之。消息之象，以离震兑乾为阳，盖乾归魂在离，出震得朋，于兑而盈乾，皆息也，阳也；以坎巽艮坤为阴，盖坤归魂在坎，而阳遂退，巽消艮入坤，皆消也，阴也。皆以明乾元之变化，太极也。”卷未附录“与沈绂斋论《虞氏消息》书”曰：“足下疑萃、大畜、蹇、睽四卦，则与乾入坤异。麟以为此正乾入坤之消息也。六爻定位，坤初在二，故虞取临阳。临之为卦.兑二得朋，二，偶数也，临二为成卦之爻，其位坤初也。临从复息，而姤丽复初，其实姤之初，阴位亦在二，坤元丽乾元，而即以乾为元，岂非二耶？其必之复初成临上息者，正以二阳得偶数，二阴得偶象，偶与偶同气相求，故阴得凝之而生，而豫、小畜一阴一阳者，则又以坤无元，以乾为元，故必之坤初成复上息，亦乾三息六卦例也。阴阳以定位言，只有三爻，京氏曰游魂在四，归魂在三。夫过乎三则游魂返乎三，则归魂非三爻而何？故大壮四、夬五、乾上，其爻辞皆无全美，在四曰贞吉，言动有悔也，在五曰中行悔亡，言过中有悔也，至上九则直曰有悔，岂非以三？则乾盈过此以往，而阴得凝之乎？虞亦谓乾以游魂索坤者，疑即此谊，复、姤之消息，在乾坤之往来，坤往则乾坤来，观阴在四，剥阴在五，坤阴在上，坤往也，而复自此生，故三消卦皆调之阳盈。若大壮、夬、乾，自四而五而上，乾往也，而姤自此生，故三息卦亦谓之阴虚。泰、否反类，为消息之大枢纽。否、泰之间，其卦之例大约有五：爻之有正例，有变例，有非消息所生者，而又有旁通不取爻之者，并有消息不取旁通者。虞例爻之与揲蓍求卦之卦变异，二阴二阳之卦，所生者必二阴二阳，三阴三阳亦然。至于丰、旅二卦，谓非泰、否所生，似亦可疑，然以意推之，则太极之初，阴阳并进，只有六位，而泰、否所生者乃各有八，非周流六虚谊也。苍牙画六十四卦，因定六十四卦之名，有六十四卦名即有六十四卦名之谊，缘谊以起例，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无达占亦无达例也。虞氏之学久为孤经，幸张先生寻其坠绪，毅然创此图，功亦伟矣。而规模初定，惜未竟厥功，鲰生不自量，窃有志于此，每苦拘文牵谊，而不能骋，得足下同心，为我提偕，故敢布其区区，未知有当于万一否？幸匡其谬，诲其不及，幸甚。”由此知张惠言已有“虞氏易消息图”，而胡氏只是详加注释而己。

            　　虞翻易学是两汉象数易学的高峰。张惠言评其学曰：“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周易虞氏义》自序)张惠言受惠栋影响，精研汉易，又专攻虞翻易学。所著《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等，皆为阐述虞翻易学。“消息”为《周易》基本概念，《彖传》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阴往阳来为息，息谓阳长；阳往阴来为消，消谓阴消。所渭“虞氏易消息”之阴阳往来，则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辑虞翻之卦变说中。张惠言所出之“虞氏易消息图”亦即是“卦变图”。我们从其图中即可了解张惠言及胡祥麟建图为说之意。

            　　《复》、《临》、《泰》、《大壮》、《夬》、《乾》六卦为“息正卦”，《姤》、《遁》、、《否》、《观》、《剥》、《坤》六卦为“消正卦”。以此十二消息卦生卦，自下而上者为“正例”，自下而上者为变例，又有“旁通例”。胡氏述图例曰：“此图之例，十二消息皆顶格画之。其低一格者，皆旁通之卦也。其卦有二义：一则乾入坤、坤就乾之卦，其卦必有坎离，坎离者，乾坤之交；一则化泰为否、化否为泰之卦，其卦皆有震巽，震生阳为复之初，巽消阳为姤之始，坎离在复姤之间，以通乾坤之消息，故其卦皆旁通。泰消于小过，否尽于中孚，小过与中孚旁通，而图则画小过于泰后，画中孚于后，单行而不并列者，恐泰反为否、否反为泰之消息不明也。然则次一位者，皆旁通之卦，其位视息正卦、消正卦低--格。其有旁通之卦更低一格者，则坎、离、大过、颐也。大过合六画观之，有坎象，颐合六画观之，有离象，则亦坎离也。乾坤往来于泰否，则必合于离坎，而乾元之行，一施为离，再施为坎，故图坎离于‘余庆’之复前，别于旁通。明坎离为乾元之所施也。且有震兑之息.必行艮巽之消，剥穷而反于坤，于是乾下就坎，以成阳而配寒(即图之‘乾入坤’也)，灭出复震，复之时，冬也，寒也。夬决而反于乾，于是坤上就离，以成阴而配暑(即图之所谓‘坤入乾’也)，极姤生巽，姤之时，夏也，暑也。坎得戊五，离得己六，乾坤出入，阴阳相合，未可与旁通并也，则又嫌于正消息，故低一格。入坤就乾旁通之卦，皆坎离为之，故其生屯、鼎、蒙、革，亦皆旁通(此论图中之卦画于上者)。下所图者，则皆息正卦、消正卦所生之卦也。其间唯旅、丰二卦，非消息而生，则更低一格。其有视生卦高半格，则爻例有正有变，变则高半格别之。爻例者何？盖法一生二、两生四之义。一卦六爻，初二三四五六，其序皆自下而上，生卦之序依此。如初之三、二之三者，皆自下而上，正例也。其有自上而下，如五之二、五之三、四之三者，在息卦必将化息为消，在消卦必将化消为息。或以息之极而戒之，如泰之有既济也。或以消之过而止之，如观下之艮是也。其生也莫不自上而下，变例也，故高半格。其不低半格者，明其爻自上来，且特变以示戒也。若夫泰下之损、遁下之无妄，视生卦高一格者，虽亦泰、遁所生之卦，别有取义，不假生卦正变例。损以止泰之反否，无妄止遁之消艮，皆所以正乾元也，故二卦皆高一格(此论图中之卦画于下者)。”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辑有关虞翻易学消息之说，仅是虞翻卦变说的一部分，多是本于解经而出之阴阳变易说，至于虞翻的全部消息说，则不可得而知之。自张惠言专门研究之后，其说则归于“系统化”。以虞翻有限的消息说，有人得“虞仲翔卦变图”，有人得“虞氏易消息图”，而胡祥麟又著《虞氏易消息图说》，专门说乾元之变化，实则皆不出六十四卦“变易”之道。从易图学发展史上看，此种研究的意义不大，似乎使得六十四卦“变易”之说更加繁琐。既曰“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则其所谓“正例”、“变例”、“旁通”之图例即有悖于“惟变所适”之意。我们之所以将《虞氏易消息图说》列为易图学少著，目的则在于使人们能明了这一点，而不在于提倡人们去进一步深化研究之。

            　　注：《虞氏易消息图说》一书今见《续修四库全书》。   


　　冯道立，字务堂，江苏东台人。咸丰元年（1815）举人，敦行耽学，同里进取之士，多出其门下。易学著作有《周易三极图贯》四集、《易经爻辰贯》二卷。

            　　冯道立《周易三极图贯》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自序曰：“余因不揣谫陋，举周秦以来与鄙意见及者，约成三百余图，取系传三极义，分元、亨、利、贞四集。首言一画象天，为太极大原；次言天地并立与极中一切会归各法；未言人极，明诚正修齐之道，而皆归本于仲尼。盖北辰为天心太极，仲尼又为人心太极。仲尼正心之学曰天命谓之性，又曰君子而时中，又曰吾道一以贯之。可见仲尼即天也，仲尼时中之心即天之北辰也。天能容地，即合地道人道，而皆贯以北辰太极也。图成后复缀以说，定其名曰《三极易贯》，用以见易本天地人之学，理数兼该。读易者当以心印心，求合乎天一生水之义，会众说而一贯也。”咸丰八年(1858)附梓成书时，冯道立之跋又称是书之名为《周易图贯》。《周易三极图贯》之名当是合“三极易贯”与“周易图贯”二名而来。所谓“三极”，其“凡例”释之曰：“易有三极，是遵孔子分六爻之言。六爻统六十四卦，故以首、中、终分天、地、人三极。盖易有太极之言是理一，三极之道是分殊，总归一贯。”又曰：“太极是浑言，其中又有天、地、人之别。首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为天心太极；次言地承天，与两间阴阳消长理，为天地共有之太极；末言尽人合天学，为人心各具之太极。三极会合，仍归于易有太极之一，一即作一，惟其为一，所以能贯，故是集以三极图名篇。”

            　　冯氏于是书“目录”之后有“图贯”分类之记：“上图贯目录，系以三极会一之理。内分天文太极时中贯三十图，日月卦贯十图，河洛与太极贯二十一图，河洛生卦贯二十六图，错综乘互与天象贯十九图，汉宋易学与太极时中贯二十七图，卦爻与岁运贯六图，卦爻与事物五行贯十图，天地水火阴阳消息贯十二图，各卦义例贯十六图，乾坤与众卦贯十图，坎离各卦与天象贯十四图，一为数原贯二十四图，古今卜筮贯二十五图，仲尼人极时中贯二十五图，八卦与人身贯八图，德行与乾坤坎离贯二十四图，致诚正修齐冶平与易理贯三十一图，易与群书贯六图，易中余义贯七图，总计三百三十三图。其中借用旧图者十之二三，依旧说绘图参新解者十之四五，余皆新图。”所调“‘借用旧图”，则多出自司马光《潜虚》、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朱熹《易学启蒙》、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张理《易象图说》、沈全昌《易学图解》、钱一本《像抄》、李光地《周易折中》、江水《河洛精蕴》。又有来知德《太极两仪四象化横为圆生八卦》图与《先天八卦竖图定上下之分》图（按：实为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卷末所采之图）、徐朝俊《蒙求图》与《中星仪》图、陆秉《日月为易图》、张惠言《卦气验日》图与《既济一卦含八卦》图、陈雯《天地有自然易》与《十二辟卦贯于太极》二图、万年茂《纳音配六十四卦合时字》图、《钦定协纪辨方》诸图、《御定书经汇纂》诸图。其中所谓“依虞仲翔旧图”、“遵伏羲旧图”、“参用洪范旧图”、“孟长卿图”、“通卦验图”、“节录扬子图”、“依乾凿度图“、“依郑康成图”、“依荀慈明图”、“京君明旧图”、“邵子旧图”等，则不知其所据。

            　　《周易三极图贯》三百三十三幅图，其中“出自鄙意者”有一百一十七幅。“依旧说绘图”者一百六十一幅，余皆为前人旧图。冯氏所作图之典型者，有《太极圆图天地交错为一贯》、《天地有日月为太极生两仪》、《日月生八卦合太极》、《日月生八卦俱贯于太极内》、《周子五行配邵子阴阳老少与河图贯》等图。依旧说绘图之典型者，有《文王序卦用综象天地日用上下》、《序卦四正不易分上下经》、《彖传言来十九卦见序卦反易之理》、《序卦各有精义归之于中》、《孔子互巨卦用中象天地日月时中》、《乾坤六爻为十二消息》、《上下系配卦气图》、《乘承比应内外上下》、《六十四卦惟既济阴阳得位》、《既济一卦贯天地四时》等图。

            　　冯道立绘制新图，多参以当时由西方传入之天文地理知识。如其《太极阳包乎阴象地处天中》之图解曰：“试观天行迅速，每昼夜绕地一周，地之圆球，以天度计，均九万里。天有九重大成果，姑勿论最远之天，据地照浑盖通宪说，有六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万八千数百余里，难以围算。即以绕地之天言，亦有九万里，此九万里中，将地环抱于内，不偏不倚，如车轮之转，飞行甚健。故言天家有本轮、均轮等说，稍一停止，地即倾矣。”此则是本托勒枚“地球中心说”。又如其《天地有日月为太极生两仪》图所附“日月圆径并距地说”则引利马窦《历象考成》以为之说，其《支辰分野见天地同一太极》图所附“地平说”曰：“由高弧于地平正午测之，其全圆必过赤道南北两极，名子午圈，乃诸曜出入地平之界，北极高下，亦由是定?其载《历象考成》。”冯氏所制新图，有相当数量之图是用文字加连线所成，特别是其“利集”所出算法诸图及“贞集”所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与易理贯”、“易与群书贯”、“易中余义贯”诸图，几不可谓之“易图“(似可谓之“四书之图”和“科学易”之图)。山阴葛起元梅君氏序是书有“或有疑其包孕古今，网罗典籍，未免杂而不纯。余则谓著书之道非止一家”云，则人言是书“杂而不纯”亦的确是该书之弊。

            　　宋代有朱震、杨甲、叶仲堪等汇集诸家易图而成书，明代有章潢、钱一木等亦抄录堵家易图与说而成书。时至清代，前有胡世安抄袭各家易图与说而成《大易则通》，后则有冯道立依旧说绘制新图，出图三百余幅。冯氏可谓有清一代治《易》根本于易图者。其“凡例”第一条曰：“易经本因图象作，故是书亦仿其义，绘成三百三十余图。”此则与胡渭“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之说迥异。胡渭《易图明辨》早冯道立《周易三极图贯》一百三十余年而成书，其辨河洛、先天诸图卓然有见。然而至李光地奉敕纂修《御纂周易折中》，却仍然奢谈河洛图书与先后天诸图，其影响足以抵消胡渭《易图明辨》。如此看来，至清代后期有《周易三极图贯》之书问世，亦不奇怪了。

            　　今人有谓“《周易三极图贯》是易经学术史上的一部奇书”云云，则言过其实。《续修四库全书》不收是书，足见其一般。我们列是书为清代易图学要著，只是因是书有图多达三百三十余幅而己。观是书，可见时至清代后期易图学发展演变情况。即使有如冯道立者，其采录旧图或推衍旧说以出新图，亦乏典型之图，少见其归纳与演绎之功。   


　　沈映钤，号退庵，武林(今杭州)人。咸丰十年(1860)刻手抄本《易卦变图说》一卷于正文堂。是书作者不详。按沈映钤后记曰：“右易卦变图说一卷，为曾王父赓堂先生手抄本。卷尾注云丙辰在京寓，借谢山处本抄。按，谢山全先生，举雍正壬子京兆试，与曾王父为同年生。此盖丙辰计偕时所借抄也。编首不著撰人姓氏，或疑即谢山所著。然考经史问答，于易变颇斥瞿塘来氏，以为繁溷。而是编谓来氏错综之法最有纲要?则非全氏之书也。其别白诸家，本之梨洲黄氏，甬东之学皆宗南雷，则似为鄞人所著。”是书辑汉魏以来迄清初之卦变图及说，有虞翻、干宝、李挺之、程颐、沈该、朱熹、来知德、毛奇龄诸家之卦变说与图，又有黄宗羲卦变论、历代诸儒非卦变说、反复九卦图说等内容。以其中录有毛奇龄《推易始未》内容推之，则是书当作于清代康熙后期或雍正年间。

            　　《易卦变图说》是一本集历代卦变图与说并间附论说之书。序曰：“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也。否泰之彖曰大往小来、小往大来，是文王已言之矣。损六三之爻辞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周公已言之矣。是以汉儒自京郑荀虞以至陆绩蜀才崔憬之徒，皆以卦变解经，为易中一大节目。顾当时三圣人卦变之旨，必有一定体例，而后世不得其传，乃不得已各以其说求合于经。或以正变，或以反对，或以旁通，或以乾坤为主，或以两爻互移，或兼六子，或专主十辟，或以一爻至六爻递变为次序，或以一阳至六阳相生为推移，各守师承。则此然彼否，均多谬戾。则左支右吾，而卦变之说于是大坏。因之有愤其说者，谓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弥缝多缺，不如尽废之为得。然而，何可废也？圣人以卜筮作易，象数义理一时俱到，倘谓专主义理，而象数在所不论，圣人不若是之偏。今象数之不见于经，斥之可也，既质之经而确有明文，而以后儒失传之故欲废其说，是毁经也。其可哉？予观汉晋诸儒注疏，凡后儒诸说，盖无一非所得者，后儒特因其说而推衍之。惜乎其书不尽传，而蛛丝马迹存什一于千百，仅有李氏集解一书。近儒董守谕著卦变考略，毛奇龄著推易始末，皆赖是书追寻坠绪，以为变学之祖。余因撮其说而列之为图，使学者有所考见焉。”

            　　卷首“汉魏六朝诸儒卦变图”乃作者自作图，将汉晋诸儒卦变之说“分注其门例”于六十四卦之下，“以为读宋儒书者缘起也”。按曰：“汉晋诸儒言卦变者，以京荀虞蜀四家为盛，然大抵无有专主一说者”，谓宋儒杂卦主变说与元儒六子主变之说，皆是“自汉人已开其端”，今人不以以此咎宋儒。次“虞仲翔卦变图”(明黄宗羲定)，谓虞翻之卦变说“最有纲要”。次“干令升卦变说”，按曰：“未闻有以乾坤求变者，徐思曰，此未必言卦变也。但诸儒既泥其文，而直以其说为卦变中一门，则不得不录之，而列诸家所驳及余之释之者焉。”谓干宝注《乾》、《坤》两卦之文，是“其意不过以两卦之爻分配气候，而又引辟卦以合之。谓复即乾初，临即乾二，非谓乾初果自复、乾二卦自临也。语既失伦，遂来后世之议耳。”次“李挺之变卦反对图”与“六十四卦相生图”，按曰：“此宋儒之首言卦变者。其反对图，梨洲极称之，某独恶其错杂而无统也。其失有三：自一爻至三爻，皆以姤夬剥复遯大壮临观泰否为纲，此即辟卦之说。而以反对示奇与相生图特，暮四朝三之术也。失一；阳卦自乾生，阴卦自坤生，则毛西河有言，何卦不本乾坤？此生卦，非变卦也。此又即乾坤主变之说，而与辟卦一齐混入。失二；若泰否既济未济四卦重见，则是六十四卦之外，忽多四卦。失三。”次“程伊川乾坤主变图”（明儒何楷定），按曰：“其宗汉儒乾坤主变之说者，则自程苏两家始”。又引诸家所论程氏之说，谓“乾坤只生三画卦，则三画卦无出于六子者。此即乾坤生六子之法，而朝四暮三者也。非卦变也。”次“沈守约卦变图“，乃作者据沈该《易小传》之说取《京房易传》之说所列“八宫世应图”。

            　　按曰：“宋沈该著易小传，专以变解六爻辞。而其所谓卦变者，则直用占课家八宫之说……但此原不始沈氏，唐陆明德释文中已有之，而卫元嵩元包卦变图，亦主其说。戴师愈麻衣易同。”次“朱子本义卦变图说”，又有据《周易本义》所注十九卦而出之“朱子本义卦变两爻互换图”，引黄宗羲之说曰：“是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宜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次“方实孙易卦变合图”，按曰：“是图与李氏相生图同，惟两爻交动处，则稍更其次序……大抵宋儒卦变之说，多本虞氏，而李氏之相生图、朱子之卦变图、方氏之变合图，则皆因此而少变之者耳。”次“朱枫林十辟卦变图”与“六子卦变图”，按曰：“朱氏之说为谈变中之至整齐者。其以十辟六子言变，与诸儒同，而参以内外卦体，较为有理。”次“来梁山错综图”，按曰：“宋儒不知文王序卦，如屯蒙相综之卦，本是一卦，向上成一卦，向下成一卦。如讼之刚来而得中，乃卦综也，非卦变也。以为是遯卦变来，非矣。”又曰：“来氏所谓错者，即虞仲翔所谓旁通，而孔氏所谓卦变也；所谓综者，即王辅嗣所谓反易，而孔氏所谓覆卦也。”次“黄梨洲卦变论”，按曰：“卦变中举反对为言者，虞蜀而后只李氏来氏两家。李氏则杂以乾坤为主，辟卦为经，故其说混乱无绪。来氏之卦综说多可采，而兼之以错，则诚有如黄氏所讥者。”次“毛西河推易图”，

            　　按曰：“毛氏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易小帖诸书，盛夸其推易之法。以为得三圣人之遗意，而遍诋汉宋以来诸家之挂漏。以余观之，特兼综诸说而用之耳。其所谓乾坤为不易卦者，即虞氏所云乾坤为变卦之原也；其所谓聚卦者，即京氏所云十辟为变卦之主也；其所谓子母卦者，即朱子以杂卦推变之例也。而且窃来氏相对综之意，而隐其名，蹈朱子十辟二生出之失，而掩其迹。此不过腰钱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故智，有何神奇而张皇至此？且所谓半聚卦、子母卦者，此近乎稗官小说家，名目见之经耶？见之传耶？尤可笑者，同一卦也，或二易止，或三易止，或四易止。不解其何义例与何条目？然且撮卦爻一两字，穿凿附会以证其说，遂扬扬曰，吾推易之法无往不合，是万古长夜今日始融，非三圣在天之灵有以默启其衷，曷克有此。乃余细推其说，则其变爻所附会者，既支离破碎而无当于易之大旨。若彖传数条所称大节目者，则绝无一合。”次“历代诸儒非卦变之说”，所引反对卦变之说者，有辅嗣王氏(王弼)、仲达孔氏(孔颖达)、安定胡氏(胡瑗)、童溪王氏(王宗传)、黄中林氏(林栗)、隆山李氏(李舜臣子思)、南溪王氏(王拱东)、升庵杨氏(杨慎)、亭林顾氏（顾炎武）、厚庵李氏(李光地)。按曰：“若夫奔卦变而不道者，则历代诸儒亦各有之。其说似高而实谬。”谓“孔子彖传数语，非现在卦体所能解者”。末为“反复九卦图说”，论曰：“反复九卦之说，创于陈希夷，成干胡忠虎。其言诞妄，不足据也。”

            　　《易卦变图说》所引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二卦变图，与吴澄《易纂言》附列于各卦下之卦变说完全相同。所以，此二卦变图之说当出自吴澄无疑。吴澄于《易纂言外翼》“卦变第三”内容中是否列有“卦变图”，则因今《四库全书》本中此篇原缺，不可得而知之。以朱升录吴澄《互卦图》等图分析之，此二卦变图似当出自吴澄《易纂言外翼》。

            　　沈映铃之所以将手抄本《易卦变图说》镌刻以广其传，是因“是书于卦变一门，源流正变，粲然毕备，足以孤行”。诚然，集历代诸家卦变图与说于一帙之书，对于人们深入研究卦变之说，的确大有益处。虽是书作者所引之图，间有不当处(如谓宋儒自沈该始言八宫世应卦变，又据《京氏易传》自作卦变图，则不知《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及杨甲《大易象数钩深图》中已有准京房八宫世系说而出之卦变图)，然其所加按语则多为有见。特别是对毛奇龄《推易始末》之批评，则是一针见血且中其要害。

            　　以《易经》六十四卦符号构建之图，可称得上是真正易图。而卦变图又是易图学中之要图。此不知撰者姓名之《易卦变图说》一书，今见于山东省图书馆“易庐专藏”。是书集历代卦变图之大成，可作为研究卦变图及说者之重要参考书。   


　　吴翊寅，江苏阳湖(今武进)人，生平邃于易学。著有《易训故述》六卷、《彖传大义述》一卷、《周易消息升降爻例》一卷、《易汉学考》二卷、《易汉学师承表》一卷。自序云书成于光绪癸巳（1893年）。

            　　《周易消息升降爻例》乃专述六十四卦“消息”与“升降”之书。首“周易消息升降爻例”，以《乾》凡六变生消息卦六(《复》、《临》、《泰》、《大壮》、《夬》、《中孚》)，以《坤》六变生消息卦六(《姤》、《遁》、《否》、《观》、《剥》、《小过》)。又以十二消息卦生五十杂卦。按曰：“乾坤为众卦之祖，十二消息卦皆乾坤所生，五十杂卦皆消息卦所生。复姤临遯所生卦，爻例主升，象其气之息也；剥夬观大壮所生卦，爻例主降，象其气之消也；泰否中孚小过，乾坤所交，升降互见，辨阴阳之升降，而消息寓乎其间矣。文王演易推爻，演即演其消息，推即推其升降。西汉师说相承无异，魏晋而后，易学寝微，然蜀才卢氏侯果皆知消息升降之义。唐以王辅嗣注颁立学官，孔冲远疏不采众家，卦本既舛，爻例遂晦。国朝惠氏栋始据李鼎祚集解修明汉学，坠绪复振。张氏惠言专宗虞义，主消息，不主升降，与孟京家法辄或参差。今依彖象二传正卦本定爻例，叙其篇目，理而董之。使治易者明消息升降之旨焉。”次“周易消息升降爻例叙目”，以《易经》上下篇之卦序标以消息升降爻例，又分别统计上下篇自消息卦所生杂卦之数目。次“周易消息升降卦本图一”、“周易旁通反对卦变图二”。（见下图）

            　　图说谓胡秉虔《卦本图考》“足订群儒爻例之舛，然详案之，亦互有得失”，又谓李挺之二卦变图“皆未知消息升降之例”，又谓张理《六十四卦变通之图》“乾南坤北，配以坎离，考其消息升降，与彖传爻例绝不相合”，又谓朱熹《卦变图》“互有重出，凡为卦百二十四，则更纷然不可究诘”，又谓张惠言“作虞氏易消息，其说赜隐艰深，学者辄苦不甚晓，盖非易简之理”。其《消息升降卦本图》，“大旨谓周易六十四卦，本由归藏坤乾所演而推”，自诩其图之巧曰：“卦本正则爻例定，爻例定则易义明。六十四卦若网在纲，而变易不易及易简之理，皆衔矣。”其《旁通反对卦变图》则依“惟十二消息卦可旁通为义，五十杂卦皆反对而不能旁通”之说而出，大旨谓周易十二消息卦，本由乾坤十二爻消息而成”。谓虞翻“说易舍本卦象义而言旁通之卦，支离曼衍者有之，穿凿附会者有之。其实皆卦本不正，爻例不定”、“虞君以旁通说反对，无怪其义之难通也。虞君五世传孟氏易，消息升降之说本孟氏家法，而有合有不合者，则皆取象太密，以词害意”，又谓“先天六十四卦直图?仅就爻画以次推演，义例舛讹，盖浅人所伪撰”、“不能辨升降之例，黑白任意更无论矣”。

            　　吴氏所渭之“消息“，是指“乾本坤卦，阳息阴消，坤又交乾，凡六变生消息卦六”和“坤本乾卦，阴息阳消，乾又交坤，凡六变生消息卦六”而言，所谓“升降”是指以十二消息卦爻变生五十杂卦而言。究其本实自胡秉虔《卦本图考》演绎而出。

            　　李挺之以《乾》、《坤》三交得六辟卦，又以此六卦生出其余卦(《复》生五卦，《姤》生五卦，《临》生十四卦，《遁》生十四卦，《泰》生九卦，《否》生九卦)；朱熹与张理则以《乾》、《坤》相交得十辟卦，又以此十卦生其余卦(《复》生五卦，《剥》生五卦，《姤》生五卦，《夬》生五卦，《临》生十四卦，《观》生十四卦，《遯》生十四卦，《大壮》生十四卦，《泰》生十九卦，《否》生十九卦)；胡秉虔与吴翊寅则以《乾》、《坤》“消息”得十二卦(多出《中孚》、《小过》二卦卦)，又以此十二卦生其余卦。二人所言生卦数目相同者：《复》生二卦，《剥》生二卦，《姤》生二卦，《夬》生二卦.《泰》生九卦，《否》生九卦，《临》生五卦。二人所言生卦数目不同者：胡氏以《观》生四卦，吴氏则生五卦；胡氏以《小过》生三卦，吴氏则生二卦；胡氏以《大壮》生三卦，吴氏则生五卦；胡氏以《遯》生六卦，吴氏则生五卦；胡氏以《中孚》生三卦，吴氏则生二卦。二人以消息卦所生之卦有不同者：胡氏以《复》生《比》，吴氏则生《师》；胡氏以《剥》生《师》，吴氏则生《比》；胡氏以《姤》生《大有》，吴氏则生《同人》；胡氏以《夬》生《同人》，吴氏则生《大有》；胡氏以《临》生《颐》，吴氏则生《升》；胡氏以《小过》生《升》，吴氏则以《观》生《颐》；胡氏以《遯》生《大过》、《中孚》生《兑》，吴氏则以《大壮》生《大过》、《兑》。二人之所以有此不同，胡氏主要是依汉儒卦变说而立说，吴氏则本与《彖》、《象》二传有合而“正卦本定爻例”。

            　　吴翊寅叙著作《彖象传大义述》大旨曰：“凡虞君之改师说者，皆辩驳而諟正之，以冀复孟氏之旧。”著作《消息升降爻例》之意，则是“孟氏家法藉兹而存”。显然，其说与胡秉虔不同之处，皆在于改正虞翻之“改师说”者。至于吴氏所复“孟氏之旧”是否为孟喜本说，则不可得而知之。

            　　吴翊寅所斥之黑白位六十四卦直图，出于《周易本义》。谓其“浅人所伪撰”、“与易义毫不相涉”、“不知大易消息升降之例”、“黑白任意更无论“，则是本王懋竑之说而谓其非朱熹之易图。考之朱熹《答袁枢》，则朱熹已自认是图出于己手。是吴氏以王氏之误而自误。朱熹《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是一幅“加一倍”成卦图。以黑白块相叠加，自“两仪”到“四象”，自“四象”到八卦，自八卦到“十六卦”，自“十六卦”到“三十二卦”，自“三十二卦”到六十四卦。此图虽有逻辑次序，然与《易传》本义有所不合。“浅人”者实为朱熹。

            　　“消息”之说本《乾》、《坤》之相交，“升降”之说本于爻变。十二月卦本出孟喜，以《中孚》、《小过》二卦为“变例之卦”本出虞翻，而又以《中孚》、《小过》为《乾》与《坤》之“消息”，则发端于张惠言“援旁通之例”，至胡祥麟则直谓之为“杂卦之消息”，而胡秉虔则以“李氏曰乾体而坤来交”为依据，定《中孚》为生卦之母，以“李氏曰坤体而乾来交”为依据，定《小过》为生卦之母。至吴翊寅则径直谓其为“消息卦”。虽谓“阳息坤，阴消乾”为《中孚》、“阴消乾，阳息坤”为《小过》，然与《复》、《姤》、《剥》、《夬》、《临》、《观》、《大壮》、《遯》、《泰》、《否》十辟卦之阴阳消息却大不同。此二卦本不是孟喜“十二月卦”中之卦。胡秉虔与吴翊寅为附会《彖》辞刚柔往来上下之说，竟以之为“消息卦”，又以之为生卦之母，或生三卦，或生二卦。孰说合于《彖》辞？以见其说不能画一。

            　　自惠栋专门于易汉学，之后有张惠言又专门于虞氏易，则“消息”之说盛行。至清末则有吴翊寅谓张惠言“主消息，不主升降”，又谓虞翻多改“师说”，于是有《周易消息升降爻例》之作。纵观所谓“消息升降”之说，则脱胎于宋元诸儒的卦变说。胡秉虔以《复》、《剥》、《姤》、《夬》各生二卦及以《泰》、《否》各生九卦之说，则源于吴澄《易纂言》，而吴翊寅以《中孚》、《小过》为“消息卦”说，则来自胡秉虔。以“卦变”或“消息升降”释《彖》、《象》之辞，则是宋元以来迄清末诸儒为之立说的共同特点。欲明诸家如何解释《彖》、《象》二传之辞，则《周易消息升降爻例》当为必读之书。吴氏是书，可谓能自立一家之言。至于如何画一众说，则有待深入研究。

            　　注：《周易消息升降爻例》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清代其它一些易学著作，虽多为阐述义理或以数言《易》的著作，然其中仍插有部分易图。这些“其它易学著作”，主要有钱澄之的《田间易学》、赵世对的《易学蓍贞》、汤秀奇的《读易近解》、赵振芳的《易原》、孙宗彝的《易宗集注》、戴虞皋的《周易阐理》、吴德信的《周易象义合参》、刘云龙的《先天易贯》、罗登标的《学易阐微》、陆奎勋的《陆堂易学》、陈梦雷的《周易浅述》、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刁包的《易酌》、张德纯的《孔门易绪》、刘斯祖的《拨易堂解》、任启运的《周易洗心》、张叙的《易贯》、程廷祚的《读易管见》、连斗山的《周易辨画》、汪绂的《易经如话》、朱宗洛的《易经观玩篇》、惠栋的《周易爻辰图》、惠栋的《易汉学》、王植的《皇极经世书解》、周世金的《易解拾遗》、赵世迥的《易经告蒙》、冯经的《周易略解》、王甗的《周易图剩》、卞斌的《周易释义》、方申的《周易卦变举要》、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任云倬的《周易互体卦变考》、萧光远的《周易通例》、蒋湘南的《卦气表》、何志高的《易经本意》、杨履泰的《周易倚数录》、俞樾的《卦气值日考》、俞樾的《易穷通变化论》、俞樾的《玩易篇》、纪磊的《周易消息》、沈善澄的《需时眇言》、朱寿昌的《汉儒易义针度》、汪乙然的《周易理数贯》、张楚仲的《易图管见》、张恩尉的《删订来氏易注象数图说》、秦嘉泽的《易学管窥》、刘一明的《周易阐真》等。下面就部分著作简要介绍之。

            　　一 钱澄之的《田间易学》

            　　是书成于康熙年间，共十二卷。卷首列《奇门遁甲用后天图》、《文王六十四卦圆图》、《文王序卦反对圆图》（见图二百零五）、《十二辟卦图》、《文王十二卦气图》、《阴阳二气如环图》（见图二百零六）、《乾坤神用六子图》、《日月运行图》、《月行九道图》、《纳音图》、《人身合天地图》等图。其图有采自《火传》、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及方以智《周易时论图象几表》者，又有自作者。其图说，有“纳音图于易无涉”、“阴符之说合诸后天之卦位，而其道可以养生，可以修身，可以治国，可以行兵，而区区传为握奇阵法，犹其一端者耳”、“上篇正对六、反对十有二，下篇正对二、反对十有六，各十有八对。宋儒胡庭芳列为横图，其义尚隐而未章”、“今以十二卦规而圆之，则一岁十二月之中气也、十二律吕之本卦也，阴阳消长如环无端，自然与六十四卦圆图之位次合也”、“朱子本义于伏羲六十四卦横图，用黑白以别阴阳爻画。其答袁枢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盖黑白能别阴阳，不能分奇偶也”、“朱子谓阴阳祗是一气之流行，此溯源之论。若云只是一个阳气，阳气上尽后，下面空处是阴，此说可议。阴阳自是二气，二气平分不能相无，亦不容有紊”、“时论之说虽本阴长阳消有合于先天图，然黄钟八寸一分，三分损益上下相生，自古已然。先儒论之详矣。若据此说，非律合阴阳，乃准阴阳以制律也”云云，则见其立说多为平允。

            　　二 赵世对的《易学蓍贞》

            　　是书刻于顺治年间。卷一为“缀集本旨”、“易学源流”、“图书节要”，二卷为“蓍法指南”，三卷为“占变详考”，四卷为“易道同归”。其“易道同归”列《周子太极图》《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皇极经世图》、《元元图》、《纪元》等图。其论《周子太极图》曰：“夫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人，则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何以加于此图哉？”论《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曰：“盖自极治之盛，莫过于尧，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后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历数，稽之天时，质之人事，若合符节。呜呼，盛哉！”论《元元图》曰：“六合内外一而已。无者有之宗，有者无为宅，变化循环，曷其有极？故曰浑沦。出入异门，绳绳井井，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异、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显、克之而知其不可穷者，其庶矣哉。吾于斯图亦云。”其《纪元》图是以十二地支配十二辟卦之爻纪历代帝王之图。“纪元说”曰：“黄帝受河图，见日月星辰之象，于是始有星官之书。命大扰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始作甲子文。”是图分“午”为“午前半之一”，当“乾卦第四爻”（为伏羲氏、女娲氏等氏之时）、“午前半之二”当“乾卦第五爻”（为帝颛、帝尧、帝舜、大禹、成汤、成王、平王、桓王、庄王、惠王之时）、“午前半之三”当“乾卦上爻”（为秦、汉、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之时）、“午后半之一”当“姤卦初爻”（为南宋、元、明之时）。谓“自尧元载甲辰起至元顺帝丁未止，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自大明洪武戊申起至天启七年丁卯止，共二百六十年。”（以此推是书当成于明代，而至清初方有刻本问世。）此则仿邵雍《皇极经世》纪年法所出之图。其以一爻当一千八百年，则配卦之举毫无意义（如，自秦至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皆当“乾卦上爻”之“亢龙有悔”，而周平王时又当“飞龙在天”之时）。为此，四库馆臣将是书列入存目，亦不无道理。

            　　三 汤秀琦的《读易近解》

            　　是书为顺治年间手抄本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列入经部易类存目，提要曰：“是编取周易图说为之发明，使浅显易解。旧有图者，因而推衍之，旧有说而无图者，补图以证佐之。盖于易专主于数、专主于宋学者也。”是书列《周子太极图》、《邵子伏羲画卦图》、《伏羲画八卦图》、《伏羲画六十四卦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伏羲六十四卦方图》、《文王后天八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文王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正对图》、《文王反对图》、《揲蓍倚数图》、揲蓍挂仂三变左右得数图》、《挂仂三变左右六十四象图》、《衍变图》、《互卦图》等易图。多是采自朱熹易图。其中，《衍变图》为据京房八宫世系说而出之图，《互卦图》为见于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之吴澄图，《伏羲正对图》与《文王反对图》则是来知德六十四卦错综图之易名图。汤氏所加图说，谓《周子太极图》“太极一义，为易中第一关要。吾道所以异于释老，释老所以不能乱吾道者，恃有此也。”谓《邵子伏羲画卦图》“此邵子据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作为此图。乃太极之见于卦爻者。”谓《衍变图》“分宫衍变，此火珠林法也。虽非揲蓍所用，然三变而对待者，五变而本体隐，其法与十二月辟卦互有发明。复自上衍下，以四为游魂，三为归魂，皆有自然之理，故列图以表明其义。”其“图书解一”曰：“就法象中观之，而图书特为备悉。故羲皇则而象之，以明道源。夫子叹河不出图，自慨其身有明道之才，而不值天心启秘之候也。则图书之出，圣人于此见天地之心矣。夫图书者，道所由寓，而其可见者，则气与数耳”、“图书既作，而后其数始呈。自图书有单有对，然后知数之有奇有偶”、“阴阳象数本具于图书之先，天地特假图书以自发其蕴耳”。“图书解二”曰：“观夫子系辞庖羲氏王天下一节，则羲皇画卦非专取诸河图也”、“盖圣人体天地之撰，而通神明之德，必将缘物以启其端，未有如河图之分明者。其间有阴阳焉，有奇偶焉，有象数焉，有方位焉。则而象之，将卦画可由是而起矣”。此论与前儒大不同。其委婉之解说，不以河洛图书为画卦作《易》之源，可谓有见。汤氏之论亦有未安处。如“伏羲画卦解”谓“八卦重而为六十四”、“朱子复作横图以表其义，真可破从前之惑矣，然此岂邵子之创说哉？”此似中的（爻画加一倍法成六十四卦，的确不是邵雍之法），然而将一阴一阳“加一倍法”画卦落脚为孔子所创，谓“生生之谓易”之说即是此意，则本末倒置。又如“伏羲卦图解”所谓“伏羲开辟，生民未知法象为何似，故其图主于造化之体。其圆图二方图一”云云，则直以邵雍《先天图》为伏羲本图，“羲文六十卦次序解”谓“上下经次序即其图”，似无可非议（《易经》乃本图而作），然谓此即文王所作六十四卦图，则言之无据。

            　　四 赵振芳的《易原》

            　　是书刻于顺治年间，无卷数，《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易类存目。首“古易图书”列《河图》、《洛书》、《小成八纯之位》、《大成圆运之位》、《大成方布之位》、《大成二篇之序》六图。此皆据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演绎图名而出。“古周易一十二篇”之后又有蓍法、五行、卦气并及天行地势之图与说。其“蓍法”本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三十二图之变法，出一《六爻尽变》图（见图二百零七）。本蓍卦“七占”之法，则是图即为无变爻、一爻变、二爻变、三爻变、四爻变、五爻变、六爻变之“七占”之变。演绎“考变占”之图而入“明蓍策”，则知赵氏是本朱熹《易学启蒙》四篇体例而著《易原》。

            　　五 孙宗彝的《易宗集注》

            　　是书十二卷，成于康熙庚申（1680年）。《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易类存目。卷首列《河图》、《洛书》、《洪范合洛书图》、《四象生八卦图》、《三索图》、《三易图》（先天、中天、后天）、《易卦历数分运》、《卦爻小运》等图。其河洛图书采自吴澄《易纂言外翼》，主古图为龙马旋毛、神龟坼甲之说。又特别强调图书中五之用。曰：“中五合下成数，太极居中，上下左右分阴阳两仪，两仪分天地，冒四象。伏羲观之，三索而成八卦，皆由中五出也”、“河图中五，合下成五，四象八卦亦合下而成者，所谓先天也”、“五为数之宗”、“四时奉中五以为令”。又以“河图中五衍出”《三索图》，“三索图说”曰：“予疑于中者久之，乃即以孔子之传辞解易，而成此图。窃谓得之矣。盖索者，以阴阳一气贯去，如贯索然。天文有贯索星，三索即衍画之序也。至如宋儒之说，种种舛错，殊不可解。子瞻谓少阴少阳之说，未之前闻，正以此也。象内曰刚来、曰柔来、曰大来、曰小来、曰上行、曰下行，皆以乾坤之阴阳爻分合往来，正是三索之理。何可强名之曰太少也？男女有长少，阴阳无太少也。”其以《说卦》三索之义立论，则可谓得易道之一端者。至谓“阴阳无太少”，则亦言之成理。“三易图说”曰：“河图洛书，天垂象以示人。三圣人受之，紬绎其义而撰著其理。伏羲氏观于河图中五之象，为得三索之繇，画为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有四；文王观于洛书，四正四隅，错综为九，对待成十，而每一卦变出七卦，为六十有四，因而演之，引而伸之，为四千九十有六，皆从六爻发挥者也；孔子合观于河洛二图，其中纵横皆三，阴可为阳，阳可为阴，反复其道，刚柔得中，因而转之。如屯转为蒙，蒙又可转为屯，泰转为否，否又可转为泰，转转不已，遂为千万亿卦，无有穷尽”、“伏羲先天之易，主乎节候，以爻管日，谓之天卦；文王后天之易，主乎方位，以爻管月，谓之地卦；孔子中天之易，主乎历数，以爻管年，谓之人卦”，此则据朱熹所谓先后天之学而发挥，纯属臆说。前此有以一卦六爻分三才说，无有以卦分天地人三类者。

            　　六 罗登标的《学易阐微》

            　　是书四卷，为康熙年间正宜堂本。《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易类存目，提要曰：“是书皆辨易中疑义。凡为论者七十四，为考者五，为解者三十三，共一百一十三篇。多循前人之说。其卷首第一篇，论画前有易，不免肤辞；卷三中以三百八十四爻割隶八卦，于全卦之义反有未融；至卷四中以六十四卦之五爻配历代帝王解一篇，亦属挂一漏百。”是书卷三所出图与论说，李光地《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多与之相近。列《河图》、《洛书》、《河图洛书未分未变图》、《河图洛书分而未变图》、《先后天卦配河图》、《先后天卦配洛书》、《先天卦变后天卦》、《因重加倍》（即六十四卦横图）、《太极图》。“河图解”曰：“河图者，负于龙马，而出于庖羲氏画卦时也。其背上旋毛点数，属天者二十五，属地者三十。”“洛书解”曰：“准之于易，则无不合焉。是图之出可以作易，书之出亦可以作易也。”以此知罗氏宗吴澄以图书为龙马旋毛、神龟坼甲说。“河图洛书未分未变图解”曰：“河出图，洛出书，是开辟以来第一种惊天动地绝大文字，开千百世文明之祖，而阴阳五行生克之理、四象八卦对待流行之道，所谓精入无形、粗及有象者，胥在是焉。”谓欧阳修疑图书为不足信，“亦安能推究其未分未变之始，其所为百数者，复何如哉？是疑其所不必疑。而与拘文牵义，死于句下者，同归于无当也。”此则为不自量之论。“河图洛书分而未变图解”曰：“河图五十四数，合之为二十七，惟中五之一无对，故象太极；洛书四十四数，合之为二十二，亦惟中五之一无对，故象人极。”又曰：“河图中五之一，是得一以清，得一以宁，天地之心也；洛书中五之一，则得一以贞，人心也。”此则不见前儒有是说。其解“先后天卦配河图”曰：“谓不与河图规规相合，则又不可也”，解“先后天卦配洛书”曰：“卦位与书数，固靡不合矣”。“因重加倍解”曰：“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王辅嗣之说可采也。至程子则以加倍之法解之，而康节邵氏亦有逐爻渐生之说，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二说不同，要无不同。夫八分为十六者，启蒙之四画卦也，十六分为三十二者，启蒙之五画卦也。……周易列其图未剖其画，启蒙列其画未名其卦，合二者而参之，而因重加倍之说，亦可以并存矣。”此说则折中二说而谓其可以并存（袁枢谓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至罗氏则“名其卦”）。其“太极图解”则引八岁顽童之诗（“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谓其意“可以悟太极之说”。要之罗氏虽立论较多，然其图多是前人之图，其说亦的确是多循前人之说。自己之发明，亦仅在于文句之剩义而已。又其以河洛图书为旋毛甲坼，又以之配卦而为之解，则是拾鱼目而误作珍珠，甚是无谓。

            　　七 陆奎勋的《陆堂易学》

            　　陆奎勋为康熙辛丑（1721）进士。是书十卷、首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入经部易类存目，提要曰：“是篇讲易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诸儒者十之四，间以己意训释。”今《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著录乾隆年间刻本《陆堂易学》十卷、首一卷。《陆堂易学》卷首“易象”，列《太极图》（一○之图）、《伏羲画卦图》（小横图）、《伏羲八卦图》（“先天八卦”标以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象文字之圆图）、《归藏易图》（“先天八卦”标以乾君、兑说、日暄、雷动、风散、雨润、艮止、坤藏文字之圆图）、《连山易图》（“后天八卦”标以卦名之圆图）、《乾坤生六子图》（朱熹《文王八卦次序》图之演变图）、《六子图》（分“对待之象”与“流行之象”二图）、《卦名卦德图》（八卦标以天乾健、地坤顺、雷震动、风巽入、水坎陷、火离丽、山艮止、泽兑说文字之图）、《远取诸物图近取诸身图》（八卦标以乾马、坤牛、震龙、巽鸡、坎豕、艮狗、兑羊文字之图与八卦标以乾首、坎耳、离目、兑口、艮手、坤腹、巽股、震足文字之图）、《伏羲方图》（将《先天图》内方图标以八象文字之图）、《黄帝方图》（将《先天图》内方图标以上下体卦名之图）、《唐虞方图》（将《先天图》内方图标以六十四卦名之图）、《连山圆图》、《归藏圆图》、《周易序卦图》（上下经各十八卦图）。观陆氏所列易图，则是于前人之图上，变换所标文字，变易其图名而已。其所出图说，无不引《系辞传》、《说卦传》部分文字为之证。按语有“此夫子据归藏易而言”、“愚谓此据连山易而言”、“愚谓此据黄帝之易而言”云云，此皆为无据之臆推。至谓“先儒皆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伏羲生卦之序，不知伏羲但有天地八物之象，而无乾坤八卦之名也”、“希夷乃以帝出乎震章，指为文王后天之学，其误不可不正”、“邵子指为文王后天之易，愚弗敢从”等论，则似为有见。其立论多谓其图与“三坟之书”、“夏之连山”、“商之归藏”、“八索之书”等书“近之”，则不见原本，何以知其“近之”？此种立论之法实不可取。陆氏能辨某些易图之非，却不能知这些易图之真正缘起；知所谓“后天”不后，却又不知所谓“先天”不先，不知“先天之学”乃邵雍之创为，竟以之为“神农卦位”与“黄帝卦位”。此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说新异，所引据亦皆未确。”

            　　八 陈梦雷的《周易浅述》

            　　是书八卷，成于康熙甲戌（1694年）。《四库全总目》入经部易类，提要曰：“其说谓易之义蕴不出理数象占，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为主。”《周易浅述》末附“周易浅述图”。以“诸图仍即杨子道声图卦阐义”之说，可知所有易图皆采自杨道声《图卦阐义》。凡图说全取杨道声者，则冠以“杨道声”，如“杨道声先天卦配河图图说”（共有图说三十条，引杨道声图说者有十八条）。首十数《河图》（圆形，图说：“按系辞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所谓河图理数之大原也”），次九数《洛书》（方形，图说：“后人以洛书至禹始出，其讹固不俟辨”、“至由两仪、四象而生八卦，则图书皆其根本，而先后天八卦之位配之洛书，尤其易见者也”，次《八卦小成图》（图说：“河图以十为数，洛书以九为数，河图列四正而五十居中，洛书列四正四隅而五居中，于八卦似各异，要之本太极而为阴阳奇偶，则一而已矣”），次《六十四卦大成横图》（八幅，图说：“八卦未画之先，则太极生八卦”、“由是而两仪得十有六，由是而四象得三十有二，由是而八卦得六十有四”、“圆图、方图，皆自此出”），次《先天卦配河图图》、《后天卦配河图图》、《先天卦配洛书图》、《后天卦配洛书图》（皆采杨道声图说），次《先天主生图》、《后天主克图》（图说：“有后天而无先天，则无本；有先天而无后天，则不成”），次《圆图左旋配节气图》、《圆图右转生诸卦图》、《圆图阴阳对待图》（二幅）、《圆图卦次图》、《圆图初爻图》、《圆图二爻图》、《圆图三爻图》、《圆图四爻图》、《圆图五爻图》、《圆图上爻图》、《圆图杂撰图》、《六十四卦方图》、《方图纵横八卦图》、《方图经纬图》、《方图八卦相交图》（七幅）、《方图纵横贞悔图》（四幅）、《方图阳贞阴悔图》、《方图分内外图》（四幅）、《方图天地不交图》（二幅）、《方卦圆卦合图》（按，以上诸图皆是以邵雍《先天图》衍出之图），末《三十六卦错综图》（按，为上下经各十八卦图）。总计大图三十一幅，计小图于内共五十一幅。陈梦雷所采杨道声易图，凡与河洛图书相涉者，皆无意义（李光地《周易折中·启蒙附论》则变幻其图而用之）。其中以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及六十四卦方图所推衍之诸图（其推衍之法与张行成《易通变》相仿），则以《圆图左旋配节气图》（见图二百一十）、《圆图右转生诸卦图》（见图二百一十一）及图说有所见。“杨道声圆图左转配节气图说”曰：“卦之有圆图，象天也。……卦之阳极于乾，阳极阴生而为姤，卦之阴极于坤，阴极阳生而为复。故乾坤姤复亦为阴阳之枢纽。知此可与言圆图矣。”又按曰：“此篇以横图相配之顺逆，与说卦传所称顺逆不同。说卦传以豫推未生之卦为逆，数已生之卦为顺，此以合横图之序为顺，逆横图之序为逆也”。其说知邵雍为六十四卦圆图“逆知四时”之意，并无朱熹“圆图又只一半逆，不只如何”之疑。“杨道声圆图右转以生六十四卦图说”曰：“夬至坤皆生于乾，剥至复皆生于坤”、“六阳为乾，其变也自悔始，上九变得夬，九五变得大有，五与上变得大壮，九四变则得小畜，四与上变则得需，四与五变则得大畜，以及乎泰”、“六阴为坤，其变也亦自悔始，上六变则得剥，六五变得比，五与上变得观，六四变则得豫，四与上变得晋，四与五变得萃，以及否”。此种“卦之生变”方法，即是邵雍以《乾》、《坤》为祖自上爻始之逻辑卦变。此种卦变方法，由南宋张行成述之而明，因朱熹曲解之而晦，又朱元升求之而不得，迄清初杨道声方再次申而明之。欲知《先天图》之由来，则必须先明此“卦之生变”一法。

            　　（我们将自下一讲始，每讲列清代其它易学著作中的一幅易图，作概要介绍。）   


　　上图载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之《御纂性理精义》。此为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的变体图。李光地等刊正明胡广《性理大全》，康熙皇帝复亲加厘订，遂成《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

            　　我们依据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有关文字分析，并参看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原书名《周易图》）所列周子《太极图》，即可明了周敦颐所传《太极图》的本来面貌。

            　　汉儒有“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周子有“太极动而生阳”与太极“静而生阴”之说，又有“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与“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之说，邵子有“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之说，朱震所列《太极图》于子位标有“动阳”二字。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周子《太极图》的原图应该于子位标有“动阳”二字，于午位标有“静阴”二字，如此方能体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含义，亦体现“神也”的含义。“二则神也”是说太极分而为二恩人“神”态，而不是“阳动”（动而无静）与“阴静”的“物”态。又汉儒有“分土王四季”（播四季于五行）之说，则周子《太极图》原图应该是“分土王四季”的中图分别与“水”、“火”、“木”、“金”相连，而不是“五行相生”的“水”绕过中“土”直接与“木”相连。又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周子《太极图》上一○“自无极而为太极”当合“道生一”之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图式当合“一生二”之义；“分土王四季”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相连当合“二生三”之义；下“万物化生”一○当合“三生万物”之义。（可参考下图）

            　　朱震所列周子《太极图》已不是原图。其子位标有“动阳”二字，而右上方之“阴静”二字则为传抄之误。比较朱熹改造之图，即可知其理学思想与周子有所差异。朱熹以太极为“一理”，而主“太极不会自动静”说，于是就有“阳动”与“阴静”之改动。此则为研究宋明理学发展的一大关键问题，不能混而为一说。

            　　上图载《陆堂易学》，作者陆奎勋为康熙辛丑（1721）进士。是图本宋末朱元升《三易备遗》而演变。所谓《连山圆图》，内布《说卦》所言八卦方位，标以二至二分，外列六十四卦。外六十四卦圆图分八宫，每宫皆列八卦，如“坎”外八卦为坎、蹇、困、未济、涣、解、蒙、师，有坎重卦加六贞坎卦一悔坎卦构成。所谓《归藏圆图》则取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内布二十四节气构成。

            　　陆氏所出易图，多是于前人易图之上变换文字易其图名而成。有“此夫子据归藏易而言”、“此夫子据连山易而言”、“愚谓此据黄帝之易而言”等语，又谓其立论多与“三坟之书”、“八索之书”、“夏之连山”、“商之归藏”等书“近之”。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之曰：“其说新异，所引据亦皆未确。”

            　　《周礼·太卜》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之记。《山海经》谓“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郑玄《易赞》则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谓“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郑樵《通志·艺文略》谓“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

            　　《文献通考》曰：“三坟已见削于夫子，而谓其书忽出于元丰间，其为谬妄可知。”《北史·刘炫传》记所谓《连山易》为刘炫伪造。宋代以后，则伪造之《归藏》与《连山》悉归亡佚，至明又有伪《三坟》问世。陆氏之所以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为“连山易”，则本朱元升之说。而朱氏又本于干宝之说。

            　　上图载《周易函书约存》，作者胡煦为康熙壬辰（1712）进士。康熙“闻其通易理”，曾召对乾清宫，有“真苦心读书人也”之美誉。后协同大学士李光地纂修《周易折中》。

            　　观是图下之文字，知此图为胡氏“寐时注想”而成。实则此图已先见于明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及章潢《图书编》。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来图补遗》中亦列之，名曰“太极图”。

            　　胡氏有“欲明周易，断自图书始”之论，其所谓之“图书”指“河图”、“洛书”而言，并谓“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则图画卦之理具其中”。其立论好斥前儒为非，而自诩甚高。立有“文王之卦既出先天图”、“图开于三易”、“伏羲则而画之既有先天图，亦应有后天图”、“文王先天大图”等怪论。

            　　朱熹出“伏羲四图”，并谓“其说皆出邵氏”，而胡煦则直谓邵雍《先天图》为“文王开为六十四卦”之图，谓朱熹所出《伏羲八卦方位》图为“文王作易之图，其画三十有六”。其图其说独出心裁，谓其为“真苦心臆造易图人”，可也。

            　　上《易简图》载程廷祚《读易管见》（是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程氏解《易》虽力排象数而专讲义理，然并不废易图。是图本周敦颐《太极图》而来，为解《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之义而作。图说：“乾坤终始万物，知能乃著，知主奇而从乾，能主偶而属坤。体用相须，静非自静，动非自动。观其所始，本于无始，而知之易可见矣；观其所终，止以从始，而能之简可见矣。大哉，乾元！统乎外，贯乎中，无为而无不为，坤则顺承焉尔。其在于人，知不由虑，能不由学。知即乾之易，能即坤之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言乎远则不御，言乎迩则静而正。乾坤之变化，至成象成形，而圣人之变化，至成位成能，而极天命之流行，无二致也。”

            　　《读易管见》一书，《四库全书》入经部易类存目，四库馆臣有“信理黜数，至于矫枉过直”之评。以是图之图说“静非自静，动非自动”而言，程氏似不宗朱熹“阳动”、“阴静”说，而是深得周子“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旨。“本于无始”而“静发自静，动非自动”，则并非言阴阳自动静。有此认识者，于朱熹之后可谓鲜矣。

            　　上《参订上下经交会图》载连斗山《周易辨画》。

            　　《周易辨画》列《参订大衍之数未加未减之图》、《河图原图》、《洛书原图》、《参订伏羲八卦次序图》、《参订伏羲因重六十四卦之图》、《伏羲六十四卦外圆内方原图》、《伏羲八卦方位原图》、《文王八卦原图》、《参订文王六十四卦外圆内方图》、《卦变图》、《后天序卦反对原图》、《参订上下经交会图》、《十二卦气原图》等。要之，连氏所列易图本朱熹《易学启蒙》，既有原图又有“参订”之图。其《参订上下经交会图》说：“乾坤坎离不易之卦，故上经以乾坤居首坎离居终，乾交坤而为否，坤交乾而为泰，故上经十二卦而成否泰。兑巽震艮反易之卦，故下经以兑艮震巽相交居首，坎离相交居终，艮交兑而为损，巽交震而为益，故下经十二卦而成损益。否泰以天道言?损益以人事言也。”此为折中萧汉明、李光地之说而论《易经》上下卦所以安排之理，可备一说。

            　　前图见于清惠栋《易汉学》。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亦载此《爻辰图》（中间有十二律吕，并注明：“后所图者，郑氏爻辰也”）。

            　　后图见清张惠言《易纬略义》。比较二幅《爻辰图》，前图出于《易纬乾凿度》郑玄之注，后图出于《京氏易传》“八卦六位”之说。“乾贞于十一月子”、“坤贞于六月未”出于《乾凿度》，

            　　以十二律吕配《爻辰图》，本《周礼·大师》之说。乾初九十一月子配黄钟、坤初六六月未配林钟、乾九二正月寅配太蔟、坤六二八月酉配南吕、乾九三三月辰配姑洗、坤六三十月亥配应钟、乾九四五月午配蕤宾、坤六四十二月丑配大吕、乾九五七月申配夷则、坤六五二月卯配夹钟、乾上九九月戌配无射、坤上六四月巳配中吕。宋朱震《汉上易传卦图》载有《十二律相生图》与《阳律阴吕合声图》，其十二律吕与爻之匹，却有几处不同：乾六三配夹钟、坤六二配中吕、乾六五配应钟、坤上六配南吕。之所以有所差异，一本《易纬》，一本《周礼·大师》郑玄之注。朱震、张惠言之“爻辰图”与《易纬》说同，本出京房；惠栋、李道平之“爻辰图”与郑玄注同，本出《周礼·大师》。

            　　本讲所列二图，当为汉代之易图。只是当时所图载体不易保存，后人又往往弃图不录，赖宋人与清人复原而再现之。以此知易图不始于宋代，明矣。

            　　上图载清王植《皇极经世书解》。是图先见于宋蔡元定《纂图指要》，蔡元定是书诸图赖《皇极经世书解》而保存至今。此《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乃是邵伯温本其父《皇极经世》一书之文字而画。蔡氏《纂图指要》载有《伏羲始画八卦图》、《伏羲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阳九阴六用数图》、《经世衍易八卦图》、《经世天地四象图》、《经世六十四卦之数图》、《经世天地始终之数图》、《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等。蔡氏之图作于《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之前，对朱熹“略明象数”有一定之影响。蔡氏自幼受父教而重邵雍“先天之学”，刻苦钻研而有所成就。今天我们谈宋代的象数之学以及宋明理学，当注重蔡元定象数研究成果对朱熹的重要影响作用。

            　　上图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王甗《学易五种·周易图剩》。

            　　王氏此二图为自造易图。《八卦消息》图乃以“先天八卦圆图”配以虞翻消息之说而成，《卦变图》则以中孚、小过为变卦之母，与胡秉虔《卦本图说》之说同，图说有“卦变者，消卦、息卦之变也”之说。

            　　王氏批评朱熹“过信蔡氏”，谓“所据关易、邵说，皆无明徵，实有以启后人之疑”，而自家则“摒弃一切，但据系辞本文玩味”，其“周易图剩”所列诸图全然不取朱熹所定图名，一以《易传》文辞命名。自元明以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多数学者无不奉为圭臬，即使清初反对易图泛滥者，其矛头亦多指陈抟、邵雍等，鲜有直斥朱熹者，王氏直言朱熹易图之非，其精神可佳。

            　　上图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冯经《周易略解》。

            　　所谓“捷式”，乃是以数字杂黑点列出“河图”、“洛书”（“河图捷式”图上少“二”字）。

            　　按汉儒五行生成数之说即可画出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东、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之数图，按“九宫算”即可画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数居中”之图。宋人据“五行生成数”及“九宫算”画出黑白点之“河图”、“洛书”，清人冯经则又“返朴归真”依黑白点图画出数字图。

            　　自汉至清，数字游戏自数字图始，经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图而后又回到了起点，且又以“捷式”名之，真可令人一笑。

            　　上二图见于张恩尉《删定来氏易注象数图说》（光绪十一年刻本，今藏山东省图书馆“易庐藏书”部）。一图《明体达用图》，是以所谓“伏羲八卦”为体，所谓“文王八卦”为用。二图《内阴外阳图》，内为所谓“伏羲八卦”，外为所谓“文王八卦”。显然，为变易前人之图而来，只不过综合“先天”与“后天”八卦之图，另起新名而已。

            　　致读者：清代其他易学著作中的易图还有不少，我们只列出十几幅以见其大概。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将介绍清人对易图的反对意见。   


　　自刘牧黑白点《河图》《洛书》、邵雍《先天图》和周敦颐《太极图》问世以后，宋元明三朝皆有各种反对意见产生。如反对所谓圣人则黑白点图书画卦说者，有欧阳修(见《易童子问》)、胡瑗（见《周易口义》）、李衡(见《〈周易义海撮要〉》、薛季宣(见《艮斋浪语集》)、张栻（见《南轩易说》）、项安世(见《周易玩辞》)、叶适(见《习学记言》)、赵汝榤(见《易稚》)、林至（见《易裨传》）、俞谈(见《读易举要》)、宋濂(见《文宪集》)、归有光(见《易图沦》)等；反对“先后天图”者，有袁枢(见朱熹《答袁枢》)、林栗(见《周易经传集解》和朱熹《记林栗辨易》)、赵汝榤(见《易雅》)、陈应润(见《周易爻变义蕴》)、归有光(见《易图沦》)、王廷相（见《雅述》）等；反对周敦颐“太极图”者，有陆九韶、陆九渊(见《朱子语类》)、或谓“太极图源于寿涯”说(见度正《周敦颐年谱》)等。至清初，则以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李塨、惠栋、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对宋代以来易图的反对意见。其中有人则以专著形式系统地辩证宋代易图学。此可谓对宋代易图学的一次全面辩证与总结。下面将分别叙述之。

            　　王夫之的反对意见

            　　王夫之〈1619一1692〉，字而农，号姜斋。明崇祯举人。晚隐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今存《周易稗疏》四卷、《周易内传》十二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周易外传》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考异》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之《周易稗疏》提要曰：“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元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徵实，义必且理。于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

            　　其疏解“八月有凶”曰：“旧说或以八月为遁卦值位者，以康节所传陈抟之圆图，遁居正西也，或以八月为值观卦者，以魏伯阳参同契之卦气，观居酉位也。二说皆出自纬书。京房宗谶纬，始以卦配月，而黄冠假之为丹术，为君子术者，所不屑道。”

            　　疏解“七日来复”曰：“旧说谓自姤而来，历遁否观剥坤至复为七日，此以卦变徇卦气而言之也……若卦变，则因已成之卦一爻变动，如噬嗑之于颐是也，一爻移易动。如损益之于泰否是也。未有相反之甚，如姤与复，而可云自彼而来？复卦自二一上本坤之体，唯初爻得阳，则来复者自坤而言也。坤一变而即得复，故四‘不远复’，不远则非历七卦，明矣。

            　　疏解“两仪生四象”曰：“生者，非所生者为子，生之者为父之谓。使然，则是有太极无两仪、有两仪无四象、有四象无八卦之日矣。生者于上，发生也。如人面生耳目口鼻，自然骇具，分而言之，谓之生耳。邵子执加一倍之小数，立一二象之象，一纯阳、一纯阴、一阳上阴下、一阴上阳下，谓之四象，更加一画，而其数倍为八卦。遂画四画之象十六、五画之象三十二，无名无义。但以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教童椎相乘之法则可，而于天人之理数，毫无所取。使以加一画，即加一倍言之，则又何不可加为七画，以倍之为一百二十八？渐加渐倍，亿万无穷，无所底止，又何不可哉！不知易但言四象生八卦、定吉凶、生大业，初不可损而为二爻，益为四爻、五爻，此乃天地法象之自然，事物变通之定理，不可以算博士铢积寸累有放无收之小术，以乱天地之纪也。”

            　　疏解“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曰：“《本义》以乾兑离震为已生之卦，巽坎艮坤为未生之卦，两端相迎为次序，谓之曰逆，云‘此伏羲之易也’。勿论遥指，一无从授受之……乾南左旋、坤北右转，乃阴阳交媾之说，其坤起正北，历艮坎巽乾兑离震，左旋之方位.则六壬家正用亥将之次第，盖合黄冠日者之小术，为还丹火候之定局。为君子儒者用，以释先圣之正教，不亦过乎？……卦画之生因乎数，数由下积，卦既成而后成乎象，则象自上垂，故但云逆数，不云逆象。如康节之言，则象亦逆矣。且其以兑次乾者，阴自上生，而自巽而坎而艮，又自下生，两端交凑于中，震巽交媾于内，则又半顺半逆，而非但云逆数矣。康节之说，求之一部全易，无可证据，不获已而曲引此段经文，以文其辞。”

            　　疏解“雷以动之”一章曰：“因此可见周易之广大不测，因时以大明终始，而无一成之典要。特无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耳，陈扑之传为方士之木，盖明矣。”

            　　《周易外传》中，亦表达了对“先后天图”的意见。如，“道者，天地精萃之用，与天地并行而未有先后者也。使先天地以生，则有有道而无天地之日矣。彼何寓哉？而谁得字之曰道？”（《乾》）；“抑邵子之图易，谓自伏羲来者，亦有异焉。太极立而渐分，因渐变而成乾坤，则疑夫乾坤之先有太极矣。如实言之，则太极者乾坤之合撰，健者极健，顺者极顺，无不极而无专极者也。无极，则太极未有位矣。未有位，而孰者为乾坤之所资以生乎？且其为说也，有背驰而无合理。夫乾坤之大用，询乎其必分，以为清宁之极，知能之量也。然方分而方合，方合而方分，背驰焉则不可得而合矣。其为说也，抑有渐生而无变化。夫人事之渐而后成，势也，非理也。天理之足，无其渐也。理盛而势亦莫之御也。易参天人而尽其理，变化不测，而固有本矣。奚待于渐以为本未也？如其渐，则泽渐变为火，山渐变为水乎？其曰乾坤为大父母者，不能不然之说也。其曰复姤为小父母，则其间立说之本也。不然，则父母而二之，瞧不能解二本之邪说，而彼岂其云然？自复而左，左生乎颐，明夷左升乎贲，临左生乎损，泰左生乎大畜；自姤而右，右生乎大过，讼右生乎困，遁右生乎咸，否右生乎萃。而无妄无以生明夷，升无以生讼，则复姤又不任为小父母。乾右生夬，履右生兑，同人右生革，无妄右生随；坤左生剥，谦左生艮，师左生蒙，升左生蛊。而泰无以生履，否无以生谦，则乾坤又不任为大父母。”（《系辞上传第一章》）；“多歧既已亡羊，后来弥多标指，故且曰有文王后天之易，有庖牺先天易。天且剖先后以异道，而况于圣人？则羲、文自为门户，周、孔各为朋党，亦奚恤哉！”(《系辞下传第九章》；“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念其必然也。故以此深疑邵子之言易也。”(《说赴传》)；“惟然，故先天后天之说不可立也。以固然者为先天，则以次而有者其后矣；以所以从变化者为先天，则己成者为矣。两者皆不可据也，以实言之，彻乎古今，通乎生死，贯乎有无，亦恶有所谓先后哉？无先后者，天也，先后者，人之识力所据也。……‘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为一章，‘数往者顺’三句为一章。〈《本义》拘邵子之说，合为一章。其说牵强支离，出于陈抟仙家者流，本不足道，而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伏羲至陈抟，时将近万年，中间并无授受，其诞可见。”(《说卦传》)。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并不全盘否定宋代易图。对于“河图”，有“若易之本于河图也”、“五十有五，河图之画也”、“此圣人所以因河图而画八卦，八卦既成又从而两之，以极其所合之变化”、“易因数以得象”、“有数而后有象”、“故言易者，先数而后象，先下而逆上，万世不易之道也”之说。对于“太极”，亦屡谓“无极而太极”，宗周敦颐《太极图易说》而曰：“无极而必太极矣。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各有其时，一动一静各有其纪，如是者乃谓之道”、“夫太极○之生元气”、“阴阳之生，一太极之动静也”、“动因道以动，静因道以静”、“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矣。夫惟从无至有者，先静后动而静非其静，从有益有，则无有先后，动要以先”、“太极一○也，所以冒天下之数也”、“从太极测之而固有之也，太极○之实有也”、“易有太极，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极之于河图，未有象也，于易未有数也，于筮未有策也，于卦未有占也”、“是太极有于易以有易，易一太极也’’。王夫之亦不排斥“象学”、并且谓王弼为“老庄之间支子，而假易以文之者也’’。曰‘‘天学无象外之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欲详道而略象，奚可哉”、“象不胜多，而一之于易’’、“舍签蹄而别有得鱼得兔之理，舍象而别有得易之途邪”、“因像求象，因象成易”、“若夫言以明象，相得以彰，以拟签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由得，言固未可忘也。鱼自游于水，兔自窟于山，签不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即人心，于己为长物，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故言未可忘，而奚于象”。

            　　总之，王夫之主要是反对邵雍的“先后天图”，其谓不可有先天、后天之分，自有道理。然而，其中不免有朱冠邵戴之误。对邵雍易学的理解(譬如以《乾》、《坤》生卦等说)，亦有未到处。其将邵雍易学之本源归入“纬家”、“黄冠”、“日者”，未兔有些武断。其仍然以黑白点“图书”为圣人作《易》之本，则亦有误。

            　　邵雍易学得朱熹之发扬而多为后人所知，然而朱熹并没得其其易学真谛。《先天图》实为卦变所得，并非“半顺半逆”，邵雍的“加一倍法”是六十四卦数之加一倍，并非是自太极到六十四卦的爻画加一倍。邵雍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视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并且本《说卦》而主“八卦相错”说。至朱熹则以二爻画之组合为“四象”，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先天图”，因而就成“半顺半逆”之图。后人批评邵雍易学，多以朱熹之说误作邵雍之说，王夫之亦不例外。

            　　王夫之信河洛图书，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又误批邵雍“先天图”，则其对宋代易图之批评，只是一般水平而已。   


　　黄宗羲(1610一1695)，字太冲，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入。曾受于刘宗周，通经史百家，学者称梨洲先生。其易学著作今存《易学象数论》六卷。

            　　《易学象数沦》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图”、“天根月窟”、“八卦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以所著“原象”为内篇，所论皆“象”；后二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皇极”、“六壬”、“太一”、“遁甲”，为外篇，所论皆“数”。《四库全书总目》曰：“宗羲究心象学，故能一一洞晓其始未，因而尽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中竨者比也。”

            　　黄氏自序曰：“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此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可知黄氏是入于象数而又出于象数，以疏通而反对象数而著此书。易图是表现象数的主要媒体，因此是书亦如同胡渭《易图明辨》一样，是一部辩证易图得失之书。

            　　是书辨“图书”文字有六篇，大旨宗欧阳修言河图洛书为怪妄之意，求之经文而辩证之。谓“河洛图书”本如后世图经、黄册、地志一类，曰：“若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则画卦叙畴之后，河复出图将焉用之？而孔子叹之者，岂再欲为画卦之事耶？”指明汉儒已言“一六居下之图”，但“初未尝以此为河图也”；《乾凿度》已言九宫数，但“初未尝以此为洛书也”。曰：“自一至十之数，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无也；一三五七九之合于天，二四六八十之合于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无也；天地之数，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无也。”又特意指明“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朱熹所据“法龟文”之注，为“后人假托为之也，其疏略不出郑氏明矣”。其辨发端于吴澄之“旋毛河图”与“坼甲洛书”曰：“旋毛坼文之附会，纷纷如寐语也。”列张理《易象图说》所推“易龙图”诸图，曰：“既以其数托之于易，又与易背，宜乎朱子以为假也。”黄氏从“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之本源起，辨宋人所谓圣人则黑白点“河洛图书”画卦作《易》之怪妄，又指明黑白点“河洛图书”原本是汉代之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之图，“以天地之数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其辩证系统而全面，可谓有见。

            　　黄氏辨“先天图”曰：“邵子先天横图次序，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为据……某则据易之生两生四生八，而后知横图之非也。”又曰：“是三画八卦即四象也……细推八卦之中，皆有两仪四象之理，而两仪四象初不画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即生生谓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谓康节加一倍之法从此章而得，实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后出经文之外也？”又曰：“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积累而后成者，岂可谓之重乎？”此辨则是将朱熹小横图等作邵雍之图而辨之。邵雍亦原本以“三画八卦即四象”，故其对八卦有“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之分。邵雍以“易有大极“一章为“易之体”，本视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模式，因而有“老子知易之体”之说。其“加一倍法”本指以《乾》、《坤》为祖卦之生变而言。是朱熹曲解邵雍之说，以两画组合为“四象”，并视“易有太极”一章之模式为“加一倍法”。黄氏又辨“邵子先天方位”曰：“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为据，而作作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图，于是为之说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乾一兑二离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乾未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来者逆，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良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坤末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仿此而演之，以为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见‘帝出乎震’一章，康节舍其明明可据者，而于未尝言方位者重出之，以为先天，是谓非所据而据焉。”又曰：“康节所谓已生未生者，因横图乾一兑二之序。乾一兑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则左行右旋之说，益不足凭耳。凡先天四图，其说非尽出自邵子也……观刘牧钩深索隐图，乾与坤数九也、震与巽数九也、坎与离、艮与兑，皆数九也。其所谓数九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泽(二)通气，雷(四)风〈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则知先天图之传，不仅邵氏得之也”。此辨亦是针对朱熹《伏羲八卦方位》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二图及图说而发。邵雍曰“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观物外篇〉〉，并无“乾南坤北”之说。朱熹《周易本义》图说：“邵子曰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此则谓邵雍就小圆图有顺逆之说。其实，邵雍就《先天图》所说之顺逆，一是就六十四卦方图云“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良七、坤八”；一是就六十四卦圆图云“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正因为邵雍有“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之说，所以其说象天之六十四卦圆图曰：“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此--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此则本以圆图起震历离兑、乾、巽、坎艮以至于坤，为“逆知四时”。又《先天图》本由《乾》、《坤》逆爻序卦变而成，《乾》五变而得左方三十二卦，《坤》五变而得右方三十二卦。所以，逆行起《复》至《乾》，皆子先而父后，起《姤》至《坤》，皆子先而母后，故有“皆未生之卦”说。顺行起《乾》至《复》，皆父先而子后，起《坤》至《姤》，皆母先而子后，固有“皆巳生之卦”说。(邵雍谓“图从中起”，其左行、右行，则以《乾》、《姤》与《坤》、《复》之中线为分界，以顺时针方向为“逆”，逆时针方向为“顺”，是朱熹曲解邵雍之说，将大横图中分拗转而作成圆图，将邵雍说说六十四卦方图之八数配之于圆图，因而圆图为半顺半逆，因而就有悖于邵雍“逆知四时”之说。

            　　所以，谓黄氏此论为辨朱熹之误尚可，谓辨邵雍之误则不可。又黄氏所谓刘牧之图已有“天地定位，山泽泽通，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配数，从而谓刘牧已得“先天图”之传。此沦亦不确，刘牧是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列图，并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方位之图。邵雍谓“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并不以此《说卦》方位图为“易之本”图，且其《先天图》初称《伏羲八卦图》，其移居洛阳发明“先天之学”而后方易名为“先天图”。

            　　黄氏辨“八卦方位”，可谓有见。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以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等云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又曰：“离南坎北之位本无可疑，子康节以为从先天改出，牵前曳后，始不胜其支离，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诚然，“先天”不先，“后天”不后，《说卦》所言八卦方位要早于所谓之“伏羲八卦方位”，并非从“先天方位”中改出。邵雍为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以“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为“易之本”，“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为“易之用”，又谓“起震终良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此则是本《说卦》而说“文王”与“伏羲”八卦。，实则皆为朱熹所谓“后天周易”之内容。并无以“伏羲八卦”为“先天”、“文王八卦”为“后天”之说。(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后天之学“的范畴，《先天图》本身亦是“后天之学”图，因是图能反映先天地生之“道”，故有“先天图”之命名。是朱熹分别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划定为先后天之学。邵雍谓“易之用”图是从“易之体”图中改出，是其体用一源说之表现，亦是其创为新易学体系的思想内容。认以乾坤为父母的逻辑卦变角度看，八卦方位之由来，的确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方位具有逻辑性，而“震兑横而六卦纵”方位却不具有有逻辑性。

            　　黄氏“卦变”之辨，主“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仗之理”说，而谓“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讥朱熹《周易本义》说卦变者凡十九例“此是朱子自言其卦变也”。认为卦变之说虽由《彖传》“小往大来”、“大往小来”之辞而见之，然诸儒所言卦变，皆纷然杂出而不能归一。曰：“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其辨“朱子卦变图”可谓得当。曰：“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卦，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不应同一卦变，在一卦中，其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取之，其不可以附会彖辞者，从而置之……是朱子之卦变，两者俱为无当，宜乎其说之不能归一也。”

            　　黄氏论“皇极”，并本张行成《易通变》之“卦一图”与“既济图”而衍出新图（后被黄百家收入《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中）。黄氏谓“康节本无蓍法，张文饶立之以配易”，则为至论。

            　　总之，黄宗羲对易象数学的确颇有研究。其论‘‘河洛图书”之舛亦的确有见。足资今人参考。其论“伏羲先天四图”，虽多是“朱冠邵戴”，然仍可以之度朱熹之误。其推明《皇极经世》之象数，亦意在辨其非《易》之本义，但不当以牛无邪、张行成所推衍之图而立论。其谓朱熹“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此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易学启蒙》“略论象数梗概”之意，亦说得是。

            　　相比之下，黄宗羲立论多有根据，不似其弟黄宗炎之过激。为明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对待象数学的态度，则《易学象数论》当为必读之书。值得特别指出的有两点：一是黄宗羲辨宋代易图并不牵扯黄老日者之说；二是黄宗羲并不批评周子《太极图》“来自道家”。由此可知，黄氏深知其本源不出于此。   


　　黄宗炎(1616一1686)，字晦木。崇祯中贡生，与兄宗羲俱受业于刘宗周，学者称“鹧鸪先生”，《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今存《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周易寻门余论》一卷、《图学辩惑》一卷。

            　　《图学辩惑》有“河图洛书辩”、“先天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方圆横图辩”、“太极图说辩”三部分内容。自序有“易有图学，非古也”、“有宋图学三派出自陈图南，以为养生驭气之术，托诸大《易》，假借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说”、“儒者得之，始则推墨附儒，卒之因假即真.奉螟蛉高曾，甘自屈其祖弥”、“图学从来出自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儒者极其崇奉，并讳其所谓老，专以《易》归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尝有图？但文字未备，画为奇偶，示文字之造端尔。陈氏不识古文古字，误以为图也”云云。可见，其书意在力辟陈抟《易》之图学。

            　　黄氏辨“河图洛书”，谓《系辞》所言天地之数，“未尝有上下左右中之位置也”、“未有生数成数及五行之所属也”、“以此为河图，绝无证据，况又因之而为龙马旋毛乎”，此辩可谓击中要害。然其曰：“河图洛书之说，因汉世习为谶纬，遂谓龙马神龟贡献符瑞。其事略与两汉言祯祥相似，后儒因缘敷会，日增月益。至陈图南凿凿，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数，下上左右中之位为河图，又定九宫奇正藕偶之状为洛书，云是羲卦禹范之根原”，此则但据朱震之说而推论.不析刘牧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是朱熹、蔡元定易之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此辩有所未明。即或依雷思齐《易图通变》所谓《龙图》一书，亦是以十数为“形洛书”。

            　　黄氏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陈邵先天方位，变乱无稽，徒取对待。横图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偶叠加，有何义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圆之，矫揉造作，卦义无取，时令不合”，又曰“邵尧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为先天八卦方位图”、“其云乾南坤北，实养生家之大旨”。此辩则将朱熹所造横图与邵雍“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混为一谈，邵雍从无将“伏羲八卦”称作“先天八卦”。但言“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亦无乾南坤北之说。可见，黄宗炎不似其兄那样对《皇极经世》一书有过深入研究，朱冠邵戴地辩“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八卦方位”二图，自然不能辩明。其辩“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二图亦是朱冠邵戴，不知邵雍只有先天一图，而六横图乃朱熹所作。其谓“四画五画成何法象”、“一奇一偶层累叠加，是作易圣人不因天高地厚而定乾坤，无取雷动风入而成震巽，坎陷离丽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兑悦不见山泽之形。俱信手堆砌，然后相度揣摩，赠以名号”、“第一画贯三十二爻，可云广矣……第二画贯以十六爻，第三画贯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以私于泽火雷而独与之同气，何恶风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可谓言之成理。然而，不当将朱熹之误加于邵雍头上。其辩大圆图“半顺半逆”、“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之误，亦是辨朱熹之曲说，并非邵雍本意。至谓大圆图之来是“屈横图而圆之”，则是不知《先天图》乃是一幅卦变图，由卦变而来，亦是本朱熹曲解之说而辩之。又其所列六十四卦方圆合一图，圆图将原《先天图》左右互换，方图则变原图之“一贞八悔”为“一悔八贞”，以此见其并不明了《先天图》。

            　　黄氏辫周敦颐《太极图》，则先列所谓“陈图南本图”(见下图)，谓“此图本名无极图，陈图南刻于华山石壁。列此名位，创自河上公，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后与图南同隐华山，因以授陈。陈又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此皆无根之臆辨。所谓“陈图南本图”之“练神还虚”、“复归无极”、“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之丹道术语，乃先见于元初道士李道纯《中和集》之三环《譬喻》图，而《道藏》中并不见有此“陈图南本图”，亦无人云于华山石壁上见有此所谓的“无极图”。黄氏自恃聪明，为辩陈抟图学之非而造此传承脉络，较之朱震又上推数代，实足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更加令人不信其辨。其辨周敦颐《太极图说》，极力以道家之说而诬之，全然不顾是图所表达的《易》义，亦不具评史者公允之德。

            　　《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伤于好奇”、“词气亦伤太激”，《清史稿》谓黄宗炎学行与宗羲等，而傲岸过之。今就其《图学辩惑》而论之，其用词故求藻饰，语气过激，诚为其小病，而身为姚江门人，欲深攻朱熹却不别朱熹发展演变邵雍“先天易学”之来龙去脉与二者之间的区别，力不从心地强为之辨，则是其为学之垢病。其兄宗羲于《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针对“后世之异论者”胡乱批评周敦颐《太极图》“传自陈抟，其图刻于华山石壁”等论调有曰：“此皆不食其胾而说味者也。”此中自然包括宗炎样人，是不曾吃得大快肉，却在那里品评其滋味的人。   


　　胡渭(1633一1714)，字胐明，号东樵。德清(今属浙江)人。十五岁为县学生，乡试屡不第，遂弃科举，笃志经学，尤精舆地之学，著《禹贡锥指》。《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今存《易图明辨》十卷。

            　　胡渭治《易》坚主义理，谓“《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于是提出“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的主张。所著《易图明辨》，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论“象数流弊”。

            　　胡氏辨黑白点数“河图、洛书”，有“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河图”、“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河图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等论。曰：“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此皆立论允当.辨之明确。

            　　胡氏辨“五行”，有“论五行之序”、“论《洪范》五行传生成之数”、“论古九宫之数”、论《乾凿度》太一九宫之数”等论。曰“《易》有四象，而无五行，此与天地之数决无交涉”、“或以此为河图，或以此为洛书，谬种流传，变怪百出。原其弊，实《汉志》有以启之”、“后世以九宫为河图，实造端于明堂月令之说”、“九宫非河图也。自《乾凿度》有河图八文之语、刘瑜有河图九房之称，而世遂以九宫为河图矣。又有指此为洛书者，盖以九畴之故。然九畴有次第无方位也，强配八卦以附会之数，岂理也哉！”，此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

            　　胡氏辨“先天太极”，立“论希夷先天图”之论。将赵撝谦《六书本义》所列“天地自然河图”称之为“太极真图”，曰“康节之学实出于希夷，其所演以为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又谓此图蔡元定所得三图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图，亦曰太极图，取《参同契》之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此辨有所不明，大有商量。宋濂既谓新安罗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则赵氏所称“天地自然河图”，即有所本，而“古太极图”之名，乃章潢所定（见《图书编》）。又邵雍《先天图》乃方圆六十四卦合一之图，并非阴阳相含“黑白鱼”形图。至谓此图是蔡元定入蜀所得三图之一，而朱熹不得见，则明季本已辨之在先，曰：“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见《易学四同》）又胡氏推断此图原本“月体纳甲二用三五与九宫八卦混而一之者”，并以“黑眼”为离卦中爻，“白眼”为坎卦中爻。此则是不明此图来源之误。张惠言《易图条辨》曰：“此图元初出于建安，明人盛传之。其托于蔡季通，非有证据……为此图者，盖由朱子发《纳甲之图》，用周元公太极之法，环而入之。”此图实由《汉上易传卦图》中之《纳甲图》(或杨甲《六经图》中之《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黑眼”乃坎卦上爻，“白眼”乃离卦上爻。

            　　胡氏辨“龙图”，针对《宋文鉴》所录《易龙图序》曰：“今观其序之荒谬，则有不可胜言者……此书之伪妄，灼然可观矣。”此辨有见，朱熹早就指出“《龙图》是伪书”。张理《易象图说》不辨《易龙图序》之伪，据之推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依雷思齐《易图通变》有幸得见《龙图》一书之说，“于本图之外，就以五十有五之数别出一图，自标之以为形洛书者”，则知《龙图》一书并不以十数为“河图”，而张理所推亦不是所谓“希夷之本图”。(郑樵《通志》列《龙图》一卷，但不属作者。)

            　　胡氏辨“易数钩隐图”，曰：“三百年来，学者唯知《本义》卷首所列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故余详考《龙图》及《钩隐》，以著谬种所自出，使学者观而猛醒焉。”又曰：“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己矣。”刘牧主“象由数设”，而以数推“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与周敦颐《太极图》有异曲同功之妙，皆《易》道之一端。胡氏只是一味强调义理，故有此过激之言。又其谓“盖其时《洞极经》出，十图九书早已萌芽，故刘牧之徒伪造《乾凿度》二卷”，此说亦待商量。

            　　胡氏辨“启蒙图书”，一一考辨朱熹、蔡元定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之根据。曰“今按关子明系伪书，不可以为据，而邵子圆星方士之论，其意别有所在，未尝以五十五为河图也”、“《周书·卢辩传》云，辩字景宣，以《大戴礼》未有训诂，乃注之……则九室法龟文，乃景宣语，非康成语也”、“《本义》之图书盛行，学者卷舌而不敢议”、“河图洛书自秦汉以来，未有能言其状者。自五季乃始出，何可遽信”，此皆辨析透彻，足破《易学启蒙》言河洛象数之非。

            　　胡氏辨“先天古易”，有“论邵子伏羲八卦次序”、“论邵子伏羲八卦方位”、“论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四论。此四论是即《周易本义》卷首黑白之位大下次序横图与大小方位圆图而发。其辨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毛奇龄《仲氏易》之说，谓邵雍有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之“先天卦气图”，“先天之图其误有八”，又直谓“康节变为横图，则两仪、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邵子小横图用加一倍法”、“康节先天之学，其病根全在小横图”、“而邵子又推之于六十四卦，为大横图以定其次序”、“康节横图以白代一，以黑代--，实本希夷天地自然之图”、“康节既独出臆见，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画而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欲附会于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当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兑离震适附横图一二三四，遂以为数往者顺，至右半坤艮坎巽，则与横图正相反，乃从中拗转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为知来者逆……而横图则无谓甚矣，乃复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次序，遂至四画卦、五画卦”等说，皆为朱冠邵戴之辨。皆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之“先天学”，作邵雍原本先天学而辨之。邵雍本以三画八卦为“四象”(分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其先天学模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有“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是朱熹以二画组合为四象，并以黑白之位作大小二横图（见《文公易说·答袁枢》），且以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圆图。邵雍止有《先天图》一“图(见邵伯温《易学辨惑》)，其图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是图以《乾》卦为祖卦变得来，其阴阳消长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邵雍说《易》逆数乃为一○型模式，故有“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之说。而半顺半逆之说是朱熹囿于大圆图由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来，故有“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疑惑。凡此数端，只要细细研读《观物外篇》即可明了。惜胡氏不区分各是各底先天之学，步毛奇龄等人之后尘，误将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当作邵雍原本学问而批驳之。胡氏对《周易本义》伏羲四图之辨，可谓非“明辫”，大有深入研究的余地。

            　　胡氏辨“后天之学”，乃取《周易本义》卷首《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二图而辨之。引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曰：“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吁可怪也。”至谓“以上二图非古所传，亦邵子作也”，此则又是朱冠邵戴之误。邵雍但曰“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并无有图，而所谓“文王八卦次序”之图，乃朱熹本《说卦》乾坤三索之义而作。此辨亦有所未明。

            　　胡氏辨“卦变”，取《易学象数论》诸卦变图，将黄宗羲所谓之“古卦变图”称之为“虞仲翔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当仍用李氏反对图”、“今乃据相生图以更定其法，繁琐胜李氏，而其释经也，则又舍反对之卦，而泛泛焉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往来上下，讫无定法，亦安用此图为也”，此辨可谓有见。然其曰“经于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体六画，即卦变图也”，此则较黄宗羲以反对为卦变，更为保守。“《彖传》或以卦变为说”，卦变之说与卦变之图，乃《易》道之一端，一概摒弃之，似乎不妥。

            　　“象数流弊”卷有“论四圣之易”、“论陈希夷”、“论邵康节”、“论蜀隐者”、“论麻衣道者”、“论溟涬生”、“论学易正宗”七论。曰：“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所谓之象数也”、“纵令深玩图画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串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此则明显表现出胡氏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非，是其著《易图明辨》之本意。《易》本因图象而作，先有图而后有辞，象数乃《易》之根本，发而为义理。依《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言八卦方位，即可作图。胡氏亦言“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将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义，以图示之，会有助于理解文字之含义。如谓《周易本》卷首九皆为宋人之《易》，则未免辨之有过。一般皆谓王弼注《易》杂以老庄，而胡氏则因程颐教人看王辅嗣《易》，而曰“以其所主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宋人奉陈邵为伏羲，而故斥辅嗣为庄老，吾不知其为何说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周、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上寻求，是其罪更浮于王、何矣”。以此则见胡氏所谓“学易正宗”之所指。

            　　自宋末以迄明末，朱熹所谈象数及易图之书风行神州，因其立于学言之地位，虽学者有知其非者，然多是卷舌不敢议。胡渭继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之后，著《易图明辨》，可谓是对宋代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总清算。胡氏清算的主要对象是《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其辨“河图”、“洛书”，较《易学象数论》、《河洛原舛编》有所深入，可谓“明辨”。其辨伏羲方圆四图，则因为对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缺乏系统研究，仍将朱熹“先天之学”与邵雍“先天之学”混为一谈，并没有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辨所谓“文王”二图，不当谓“本出邵子”。辨《朱子卦变图》，谓“朱子欲以卦变附先天之后”，却不知朱子本以此图推“先天卦变”，其谓俞琰《易外别传》之《先天六十四卦直图》“上《乾》下《坤》，而《坎》、《离》居中，正得乾坤为鼎器、坎离为药物之意”，实不知此图即朱熹《卦变图》之衍图。所以，九图之“明辨”，唯“河图”与“洛书”辨之明确，而其他七图或多或少皆辨之有所未明。

            　　从立论辨朱熹之图的举动及当时形势来看，胡渭的《易图明辨》，可谓“有功于经学”(《四库全书总目》语)，然而从易图学角度看，其辨有所偏激且不明，亦是事实。

            　　胡氏于书中一再强调《易学启蒙》为蔡元定起稿，并认为朱熹“方以为老友，不在弟子列，往往曲从其言”，此亦不是事实。读《朱子语类》可知，其答友人信中皆将是书作自己著作对待。“《启蒙》初间只因看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遂将来考算得出”、“某之《启蒙》自说得分晓”、“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此外则不必知也”、“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闻已见之，尝试推考，自当见得。其第二论太极、两仪、四象之属尤精，诚得其说”云云，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胡氏此说或故为姿态，以却正面攻击朱子之嫌。

            　　四库馆臣谓《易图明辨》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然而实事求是地讲，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要胜过胡氏此书。批驳象数者，一定要入于象数而又能出于象数。不对象数进行深入细细致的研究，偶得一端即率而操觚，并不能一一抉其所自来。如谓《易图明辨》一书为“易学精华”，甚至谓张惠言《易图条辨》“无逾于此书”，则未免是溢美之辞。

            　　《周易》图书学大致分为“三大易图”系列：河洛、先天和太极。胡渭的《易图明辨》只是对“河洛”辨之明了。近年来，李申先生作《话说太极图——<易图明辨>补》，就是看到了《易图明辨》没有“明辨”之处，而对“太极”、“先天”进一步辨明之。   


　　张惠言(1761-1802)，清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四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其学要归六经，尤精于《易》。研《易》又特重虞翻之学，遂以治虞氏《易》名重海内。《清史稿》有传。其易学著作有《周易虞氏易》九卷、《周易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言》二卷、《周易郑荀义》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易纬略义》二卷、《易图条辨》一卷等。又辑有《易义别录》十四卷、《周易荀氏九家》三卷，订正《周易郑氏注》三卷、《周易郑注》十二卷。

            　　《易图条辨》为张氏继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及胡渭《易图明辨》之后进一步辩证宋人易图的一部力作。其辨刘牧《河图》《洛书》、周敦颐《太极图》、朱震《纳甲图》及赵撝谦所列《天地自然河图》等，皆深入抉其所自来，每有独到见解。

            　　张氏辨“河图洛书”，从郑玄注《乾凿度》太乙下行九宫、注大衍之数及扬雄太玄图数等汉人之说切入，证宋人黑白点图书卖脱胎于此。又录《宋文鉴》载所谓陈抟《易龙图序》，条分缕析，谓“皆理以意说，谬于希夷之旨”。辨刘牧《洛书》，列原本《易数钩隐图》生数、成数二图，又将生数与成数合一之图称之为“朱子发洛书”。此则实知五十五数之图本非出自刘牧(合生成数二图于一者，乃是李觏所为)，与一般直称五十五数之图为刘牧“洛书”者不同。又引朱震之说以辨《易数钩隐图》之“太极生两仪图”、“天地数十有五图”、“四象生八卦图”、“乾坤生六子图”、“三才图”之妄。又辨“朱子启蒙河图洛书”，与刘牧之说两相比较而曰：“又不若刘牧之巧矣”。

            　　张氏辨“太极图”，列朱震《汉上易传卦图》所载周敦颐原图及《性理大全》载朱熹改造之《太极图》(见下图)。引胡渭“以为太极乃后人所改，非其旧也。或曰陈抟所传，或曰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窃之以入藏”之说，以“阴静在三轮之上，阳动在三轮之下”之原图为证，曰：“以为今图系后人所改证之，汉上易图则至为确凿。盖朱子所定也。”又引朱彝尊《曝书亭集》之说曰：“此所云上方大洞真元妙经，著无极三五之说，盖胡胐明所云。然竹诧何以不引其图？岂未之见耶？抑见其绝似周子之图，以为后人窃入者，而不以驳周子耶？然果如此，则周子信非受之希夷，而异端之说，固有稍反之，而即为吾儒者，亦不足以借原彼氏为周子咎也。”此辨虽以疑问句形式出现，然已表明张氏对所谓“太极先天之图”的态度。朱彝尊之说本黄宗炎、毛奇龄而来，必见是图而有是说。其不列此图，当如张氏分析，《道藏·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之“太极先天之图”的确“绝似周子之图”，是元代道士妄改之不伦不类图(“阴静”二字不当标于第一层图式之左右，“乾道生男?坤道生女”不当称于三层图式之左右，“万物化生”不当标于四层图式之左右。其“水”绕过中“土”而与“木’’连，乃本朱熹改造之图而出。又其“虚无自然之图”乃刘牧“太极第一”易名之图，“道妙恍愧之图”乃《道藏·周易图》之“太极图”易名之图，亦即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中之“旧有此图”，“三极冥有之图”乃刘牧“三才第四十五”易名改造图)。张氏实知此图乃“道家窃之以入藏”者。故曰“不足以借原彼氏为周子咎也”。此辨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于事实有合。

            　　张氏辨“天地自然之图”，列赵撝谦《六书本义》所载之“天地自然河图”与赵仲全《道学正宗》之“古太极图”(乃采自章潢《图书编》之图)，引袁确《易三图序》及宋濂之说，曰：“观此数说，则此图元初出于建安，明人盛传之。其托于蔡季通非有证据。而胡杅明酷信之，以为希夷所授康节所传，仅有此图，而龙图为妄托，抑亦惑矣。为此图者，盖由朱子发纳甲之图，用周元公太极之法，圜而入之。其于卦画之象，则诚有巧合者。”此说极是，此“阴阳相含之象”图，本由朱震《纳甲图》演变而来(亦即由扬甲《伏羲八卦图》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笔者前已有文章阐明）。胡渭以“天地自然之图”所标之“对过阳在中”、“对过阴在中”，推之曰“取东之黑中白为二偶含一奇”、“取西之白中黑点为二奇含一偶”。张氏则以此图之原本窥见其说之误，曰：“六卦皆得其方，而坎离易其位，非其例也。”又曰：“或者谓坎离皆取外一分为下爻，内一点为上爻，黑白之体为中爻。则上爻之上亦余一分黑白其不成卦同此，又其不通也。”此说则道明“黑白鱼”之鱼眼分别为离坎二卦之上爻，因其变画如泪痕状而有所不通。张氏能道明“或者谓”，则较胡氏大进一步。至于言明此图原本朱震《纳甲图》而来，则亦是发前人之未发，而且言之中的。张氏于此辨之后曰：“世儒驳元公之图而取此，未见其知古书之真伪也。”此论可谓一针见血道出胡渭之辨有所未明。

            　　张氏辨“纳甲”，列朱子注本《参同契纳甲图》与朱震《汉上易卦纳甲图》，曰：“前图六卦各就其方，唯未明坎离象见中宫，乾坤合壬癸为不备。后图则以先天之卦位配于消息，则震兑巽艮不得相属，坎离不得进退。于纳甲则十干错乱，违《易》五位相得之义，又戾《参同》青赤白黑皆察中宫之文。是子发惑于邵子文之说，而改《参同》以合之也。”此辨则为深知《参同契》与虞翻纳甲之说者，且中二图之要害。

            　　张氏辨《皇极经世》，谓“朱子《本义》所载先天图，是朱子以太极图说合而订之，故尽去其一、二、太少、刚柔之名，而以阴阳为两仪、老少阴阳为四象”，可谓是明了邵雍“先天之学”与朱熹发展演变“先天之学”之区别者。

            　　总之，张惠言在毛奇龄、胡渭辩证宋人易图的基础上著《易图条辨》，较之前人之辨更为明朗。特别是对周敦颐《太极图》、所谓“古太极图”的辩证方面，能抉其所自来，更有条理。足以补《易图明辨》之不足。

            　　注：《易图条辨》所列“见朱子发汉上易图”之《太极图》，已不是原图。原图第二层图式之“子位”下标“动阳”二字，实周子“太极动而生阳”说之缩略。如此，午位之上当为“静阴”二字。“动静”乃太极之动静，非阴阳之动静。   


　　本讲座在温厉和鞠曦二位先生的帮助下，历时近二年，完成了九九八十一讲。古语有“九九归一”之说，到此也该结束了。这些讲座的文字与易图大都来自笔者三年前所著《易图学指要》（稿本）一书。有些地方则是笔者新近的研究成果，如，笔者以朱震所列《周子太极图》有“动阳”二字，从而发现上方当为“静阴”二字。考之《太极图易说》，动静乃太极之动静，非阴阳之动静。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缩为“动阳”、“静阴”就与此说有合。周子《易通》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太极动静而生阴阳就是“神”态，而“阳动”无静、“阴静”无动就是形而下的“物”态。《周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是表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神”态，只有“动阳”与“静阴”的文字标拄方合于作者本意。“动阳”标于子位、“静阴”标于午位，方与汉儒“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有合。

            　　《易》有“十六种学”，图学则是其中之一。《易经》有六十四卦图象，卦爻辞本由卦象而系，这是与其他五经不同的地方。谓“易图”是《周易》之本源，应该指六十四卦图象而言。其他如“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卦变图”等，皆因《周易》六十四卦图象与文字派生而出，谓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卦，则是宋人本末倒置的看法。

            　　自南宋朱熹《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问世之后，特别是元、明时期其立于学官的地位，则学者多以朱子之说为“本义”，纵然有异见者，亦是卷舌不敢议。此间的“宋明理学”之中，夹杂着朱子所改造的“三大易图”（河洛、先天、太极），亦不免有失刘牧、邵雍、周敦颐理学思想之本义。要弄清楚刘牧、邵雍、周敦颐等人的理学思想本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所作易图的原貌与朱子改造之图的区别。这可能是我们当代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者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通观至今所有谈“宋明理学”的著作，之所以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多是对这一课题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结果。

            　　《周易》有图并非自宋代始，只不过宋代人搞的易图比较多且能流传下来而已。宋人的易图，要区分北宋人之本图与南宋人之改造图。宋人的易图中，黑白点的所谓“河图”与“洛书”，是否真的出自彭城刘牧，也有疑问，因为北宋时有二刘牧。我们看《易数钩隐图》，是先从“易有太极”开始，继“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到八卦相错而得六十四卦。其本意也是说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来的，并非说八卦是由黑白点“河图”演变过来的。其所列“八卦方位”图图是本《说卦》所言方位，并非“乾南坤北”的所谓“先天八卦”。到了朱熹方以刘牧“洛书”为“河图”，以之推衍出“先天”八卦方位图。邵雍的《先天图》是以卦变而成的，六十四卦圆图是一“逆知四时”的○型模式。到了朱熹则以六十四卦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先天图》，是一半顺半逆的∽模式。邵雍的易数加一倍法，本指六十四卦之数而言，到了朱熹则移植过来变成卦爻的“加一倍法”。周敦颐《太极图》原图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有“动阳”、“静阴”的标注与“分图王四季”的画法，到了朱熹则变成“一分为二”的模式，改成“阳动”、“阴静”的标注与五行相生的画法。北宋邵雍的“先天卦变”是以乾卦为祖的逆爻序逻辑卦变，到了朱熹则本虞翻、李挺之卦变之法出三十二幅“卦变图”，并以之为“先天卦变”。总之，朱熹是对北宋易图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而改造的结果不是进步了，却是倒退了。这可是易图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清儒反对易图的声音，多是针对朱熹所改造的易图而发。其间就不免将南宋朱熹的东西看作北宋人原本东西之误。此皆有正本清源之必要。

            　　易图学研究是《周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枝。图为佐说之不能尽而作，有是图必有是说，图必与说合。如果说与图有所不合，则很可能是图出了问题。这是因为文字在流传过程中出错的机率不是很大，而图则有后人“弃图不录”与“妄意改动”之可能。还其图之原貌，使之说与图合，当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之一。

            　　笔者不知有多少位学者注意了这一讲座，亦不知学者对此有何意见？请注意了这一讲座和有意见的学者能不吝赐教。

            　　郭彧200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