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国学

《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1（升级版）。
升级版序言。
2006年夏，正当美国房地产泡沫如日中天之时，我对即将来临的金融海啸已深感忧虑，《货币战争》一书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安和焦虑之中诞生的。在我看来，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1971年以来的美元体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就是全世界的货币大厦事实上建立在美国的债务沙滩之上，而美元的债务本位既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续，随着世界经济总吨位的增长，美元地基已在沉陷，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厦将倾的危机。
货币从本质上看，就是财富的一种索取权，人们持有货币，相当于持有财富的收据。什么是财富？以什么样的财富形式为抵押发行货币，这决定着货币的性质。最广为人们所接受的财富就是通货。财富，也包括通货，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通货的商品属性，其实质乃是劳动属性。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上，曾经有2000多种商品担当过通货的职责，而市场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其他通货，最终选择了黄金和白银作为财富的终极代表。无论哪个地区，无论什么文明，无论何种宗教，金银作为最广泛被接受的财富形式而形成了货币。此时的金银，既是财富的索取权，同时又是财富本身。
纸币的出现，原本作为金银的收据，主要是为了方便交易。人们持有纸币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拥有这张收据，而是为了拥有收据所能索取到的金银，以及最终金银能够自由而等值兑换的其他财富。这样的货币制度一直运转到1971年，美元正是这一货币制度的代表。在此之前，人们手持美元觉得踏实的真正原因，就是美元钞票能够最终兑换成黄金。久而久之，人们甚至忘记了美元仅仅是一种财富的收据，而绝非财富本身，而美元逐渐被描述成是与黄金一样美好的终极财富。
即便人们在长期被洗脑的过程中已逐渐淡忘纸币收据背后的黄金，但黄金毕竟制约了收据的超额增发，因为当收据过多时，迟早会激发人们对这些收据所能索取的黄金的兴趣。银行家们作为货币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不喜欢黄金作为纸币的抵押物，一是黄金不足以满足纸币欲望的膨胀，二是黄金不能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家们更愿意使用永不枯竭而且能够生息的资产去替代黄金，这样的想法具有无比的诱惑。1971年之后，黄金的非货币化其实是货币游戏规则制定者单方面强加给其他人的不平等条约。于是，我们见识到了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主权信用货币。
这是一种以主权国家的债务为抵押资产来发行货币的尝试，纸币这一收据所能索取到的最终财富不再是黄金，而是国债！国债是具备劳动属性的财富吗？也许。因为国债是纳税人未来缴税的承诺，但是这个未来时态引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那就是时间。黄金是已完成的劳动成果，你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国债则是未完成的劳动成果，它是未来的财富，它始终存在着违约风险。当国债成为货币收据的最终索取物时，相当于透支了未来的财富。同时，债务货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另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双重利息成本，人们不仅需要为借用货币支付利息，同时还不得不为货币的抵押品再次支付利息。在债务货币制度下，货币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负担。
为使用公共货币而向少数人支付利息成本，将国家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这是一个无法令人在逻辑上感到信服的设计，同时这也是一个从基因里就存在着“癌变”信息的货币系统。货币发行量越大，债务规模也就越大，利息成本就越高，全民“被负债”压力就越重。由于利息只与时间有关，因此货币扩张呈现出内生性的刚性需求，具有天然的货币贬值倾向，通货膨胀成为最终的必然结果。而通货膨胀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世界范围内出现贫富分化的元凶。
如果货币与信用扩张及其利息成本增加的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势必造成整个经济体形成债务堆积的“堰塞湖”效应，这就是总负债规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比值的不断攀升。当这一比值严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体将不堪债务重负而出现大面积违约。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正在于此。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扩大了危机的范围，并加剧了危机的烈度。以美国国债为抵押来发行全球贸易与储备货币，势必造成美国国债规模与其财政收入的严重不匹配，以及美国经济体总负债与GDP比值日益恶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元主权信用的危机。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2006年在《货币战争》中，我提出了以下推论：1、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它会源于美国，但波及整个世界；2、美国的次贷危机绝不是孤立、可控和不会蔓延的小问题，而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3、美国资产泡沫最严重的房地产业的金融中枢——房利美和房地美，将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4、为拯救金融机构，美国将不得不海量增发货币，从而引发美元主权信用危机；5、在美元危机恶化的同时，黄金将大幅上涨，因此建议中国应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
5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突变，已经和正在验证这些推论：
2007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2008年金融海啸；
2008年9月两房与雷曼兄弟公司相继破产；
2009年和2010年，美国两次开动印钞机，大搞所谓货币的量化宽松；
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从南欧五国拉开序幕，目前仍在恶化之中；
2011年7月，黄金价格冲上每盎司1600美元，为2006年初的3倍。
2011年7月19日，美国国会正在激烈争论是否需要提高美国国债的上限，如果在8月2日仍未达成妥协，美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国债违约危机。尽管最终国债上限将会被再度提高，但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赤字的危险性所造成的国债隐性危机，已在全世界面前显露无遗。
究竟为什么美国乃至全世界会采取这样一种必然导致危机的债务货币制度？为什么货币没有选择无利息成本和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制度安排？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着货币制度的建立和演化？他们又是如何从政府手中夺取了货币发行大权？
正是在这些强烈疑问的探究过程中，慢慢开始了《货币战争》的求索历程。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中国，逐渐形成了《货币战争》系列的研究风格，这就是用货币的眼光、全球的视野、历史的纵深感来解读和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并前瞻性地审视未来。
2006年，当我在写《货币战争》一书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短短几年之后，“货币战争”这一曾被讥讽为“子虚乌有”的词汇，竟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广泛关注的国际性热门话题。
历史已经证明了货币的巨大力量。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必将与货币紧密相连。
作者。
2011年7月19日于香山。
序言 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吗？
——写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5周年、金融全面对外资开放之际───── 「赵煜堃」。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3年前政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做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纪录片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吗？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吗？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真正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5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吗？
以海战作比：10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2006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5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定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吗？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龟”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吗？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斯柴尔德梅耶·罗斯柴尔德。
究竟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本章导读」。
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
所谓“大隐，隐于朝”，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仍在经营着银行业务，但是如果我们随机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问100个中国人，其中可能有99个知道美国花旗银行，而不见得有1个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
究竟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而其知名度却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迷。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是怎样赚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的？这就是本章要告诉你的故事。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和基于这一切之上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以及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内森是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也是5兄弟中最具胆识的一个。1798年，他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内森是一个城府极深、行事果决的银行家，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凭着惊人的金融天赋和神鬼莫测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寡头。
内森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本营（M. A. 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二哥所罗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银行（S. M. 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四弟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他的五弟詹姆斯在法国巴黎也有一个银行（Messieus de Rothschild Freres）。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此时5兄弟正密切地注视着1815年的欧洲战况。
这是一场关系着欧洲大陆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战争。如果拿破仑取得了最终胜利，法国将不容置疑地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威灵顿勋爵打垮了法军，那英国将主导欧洲的大国均势。
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构建起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类似战略情报间谍的人被称为“孩子们”。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其他商业竞争对手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这一切使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3]。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马车奔驰在（欧洲各地的）公路上，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船穿梭于海峡之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间谍们遍布（欧洲的）城市街道，他们揣着大量现金、债券、信件和消息，他们最新的独家消息在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被迅速地传播着，但所有的消息都没有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宝贵。”[4]。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Consol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更多的间谍们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情报转送到离战场最近的罗斯柴尔德情报中转站。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5]。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高深莫测的脸。这时，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脸上的肌肉仿佛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过片刻，内森冲着环侍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所剩无几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6]。
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珀西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1/3的士兵，法国完了！
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7]。
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的时候，他实际上操控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
〖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8]〗。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
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兄弟，1863年[9]。
老罗斯柴尔德生长在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金融业空前繁荣的时代，全新的金融实践和思想从荷兰和英国向全欧洲辐射开来。随着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一个远较过去复杂得多的金钱的概念和实践被一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银行家创造出来。
在17世纪的100年中，金钱的概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694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人类历史上银行发行的纸币量第一次超过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10]。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对铁路、矿山、造船、机械、纺织、军工、能源等新兴行业空前巨大的融资需求，与传统金匠银行的古老低效和极为有限的融资能力之间产生了日益强烈的矛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新兴银行家，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全面主导了现代金融业的历史走向，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则不得不或毫无知觉地为这种制度所决定。
1625年以来的两次内战和政局动荡使英国国库空虚，1689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国（由于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才得到的王位）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他与法王路易十四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得威廉一世四处求钱，几近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时，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为首的银行家向国王提出一个从荷兰学来的新概念：建立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来为国王庞大的开支进行融资。
这家私有银行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现金作为政府的“永久债务”（Perpetual 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费为4000英镑，这样每年政府只要花10万英镑就可以立刻筹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本钱！当然政府还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那就是允许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11]。
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匠银行家（Goldsmith Banker）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其实就是储户存放在金匠那里保管的金币的收据。由于携带大量金币非常不便，大家就开始用金币的收据进行交易，然后再从金匠那里兑换相应的金币。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没必要总是到金匠那里存取金币，后来这些收据逐渐成了货币。聪明的金匠银行家们渐渐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发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需要钱的人并收取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息地还清借据上的欠款，金匠银行家们就收回借据再悄悄地销毁，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但利息却稳稳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一个金匠银行的收据流通范围越广，接受程度越高，利润就越大。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流通范围和接受程度，是其他银行远远无法比拟的，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现金股本向社会招募，认购2000英镑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330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14人成为银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12]。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Royal Charter），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的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基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并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480万英镑。从1685年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年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380万英镑。[13]。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对货币更大的需求，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地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支出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果然，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再也没有还清债务，到2005年年底，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了5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14]。
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1744年2月23日，梅耶·A·鲍尔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聚居区，他的父亲摩西是一个流动的金匠和放贷人，常年在东欧一带谋生。当梅耶出生以后，摩西决定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梅耶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商，父亲对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悉心调教，系统地教授他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几年以后，摩西去世了，年仅13岁的梅耶在亲戚的鼓励下，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15]。
梅耶以其过人的悟性和勤奋迅速掌握了银行运作的各类专门技能，在整整7年的岁月里，他像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并消化着从英国传来的种种金融业的奇思妙想。由于工作出色，梅耶被提拔为初级合伙人。在银行工作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一些很有背景的客户，其中包括对他日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冯·伊斯托弗将军。正是在这里，梅耶意识到把钱贷给政府和国王要比贷给个人的利润和保险系数高得多，不仅贷款数额大得多，更有政府税收做抵押。这种来自英国的全新的金融理念使梅耶的头脑焕然一新。
几年以后，年轻的梅耶回到了法兰克福，继续他父亲的放贷生意。他还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Rot是德文的红色，Schild是德文中盾的意思）。梅耶得知冯·伊斯托弗将军也回到法兰克福并在威廉王子的宫廷中做事时，立刻想到要好好利用一下这层关系。冯·伊斯托弗将军再次见到梅耶时，也非常高兴。将军本人是一名钱币收藏家，而梅耶对钱币的研究更是几代祖传的，谈起古代的各种钱币是如数家珍，直听得将军眉飞色舞。更让将军欣喜的是，梅耶愿意以很低的折扣卖几枚罕见的金币给将军，很快冯·伊斯托弗将军就把梅耶当做知己。工于心计的梅耶很快和宫廷的重要人物熟稔起来。终于有一天，经冯·伊斯托弗将军引见，威廉王子召见了梅耶，原来王子本人也是金币收藏家，梅耶用同样的手段很快就让王子对他青睐有加。
在几次以低价卖给王子稀世罕见的金币之后，王子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问梅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梅耶不失时机地提出想要成为宫廷正式代理人，他终于如愿以偿了。1769年9月21日，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王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 A. 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16]。一时间，梅耶的信誉大涨，生意越来越红火。
威廉王子本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在18世纪的欧洲以“租借军队”给别的国家来“维护和平”而出名。他和欧洲各个王室都关系密切，尤其喜欢和英国王室做生意——英国由于有很多海外利益，经常需要用兵，而自己的军队数量不敷使用，英国出的钱较多，也很少拖欠，所以和威廉王子一拍即合。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对付的德国士兵比英国兵还要多。威廉王子由此积攒下了欧洲历史上王室最大的一笔遗产，大约相当于2亿美元。难怪人们称他是“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17]。
投身于威廉王子的帐下后，梅耶尽心竭力地把每件差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因此深得王子信任。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799）爆发，革命的浪潮从法国逐渐向周边的君主制国家蔓延。威廉王子开始焦虑不安起来，他越来越担心革命会在德国产生共鸣，暴徒们会洗劫他的财富。与王子的想法相反，梅耶却对法国革命非常高兴，因为恐慌导致他的金币生意量大涨。当革命的矛头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德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进口货的价格飞涨，从英国贩运商品到德国贩卖使梅耶狠赚了一笔。
梅耶一直是犹太社区非常活跃的领袖人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当犹太教堂的礼拜结束之后，梅耶总是会邀请一些最具智慧的犹太学者到他的家里，他们聚拢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喝着葡萄酒，一边详细地讨论做一些事的顺序直到深夜。”[18]。
梅耶有句名言：“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后来的人们始终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这样执著于征服与权力。
到1800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还在这一年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的称号。这个称号使他能通行帝国的各个地区，免除了加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各种赋税，他的公司人员还可以配备武器。
1803年，梅耶和威廉王子的关系日益密切，使梅耶的势力大大地跃上一个台阶。事情是这样的，威廉王子的一位表兄是丹麦国王，他向威廉王子提出想借一笔款子，威廉王子怕露富就不愿答应。当梅耶得知此事以后，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向王子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由王子出钱，梅耶出面协商，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利息梅耶可以提成。王子仔细想了想，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既能放贷收钱又不会露富。对于梅耶来说，放贷给国王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不仅能得到稳定的回报，更是提高声誉的绝好机会。结果贷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紧接着，又有6笔丹麦王室的贷款通过梅耶成交。罗斯柴尔德声名鹊起，尤其是他与皇室的密切联系在欧洲开始为人所知。
拿破仑当政以后，曾经试图将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边，威廉王子首鼠两端，不愿在形势明朗之前选边站队，最后拿破仑宣布“要把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中清除出去”，随即法军大兵压境，威廉王子仓皇流亡到丹麦，出逃之前，将一笔价值30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梅耶保管[19]。就是这300万美元的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成为梅耶铸造其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梅耶有比建立一个英格兰银行要大得多的雄心！当他得到了威廉王子这笔巨款的时候，他就开始调兵遣将了。他的5个儿子像5支利箭射向欧洲的5个心脏地区。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总部，老二所罗门到维也纳开辟新战场，老三内森被派往英国主持大局，老四卡尔奔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根据地，并作为兄弟之间的信使往来穿梭，老五詹姆斯执掌巴黎业务。
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揭开了帷幕。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
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金钱市场的主宰，当然也就是几乎所有一切其他事物的主宰。他们实际上拥有以整个南意大利地区的财政收入做抵押的资产，（欧洲）所有国家的国王和部长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20]————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首相，1844年。
伦敦金融城是大伦敦地区中心的一块占地仅平方公里的地区，18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它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与梵蒂冈很类似，颇像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弹丸之地云集着包括英格兰银行总部在内的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当今英国GDP的1/6。谁主宰着伦敦金融城，谁就主宰着英国。
内森初到英国正值法英对峙，互相封锁。英国货在欧洲价格卖得很高，内森开始与在法国的弟弟詹姆斯联手把货物从英国偷运到法国转手，从中赚了很多钱。后来内森结识了英国财政部的官员约翰·哈里斯，打听到英军在西班牙的困境。当时威灵顿公爵所统帅的英军已经做好了进攻法军的准备，唯一的难题就是缺少军饷。威灵顿公爵尽管有英国政府的担保，但他磨破了嘴皮子也难以说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银行家接受他拿出的银行券，威灵顿公爵的大军迫切需要黄金[21]。
内森灵机一动，决心要在此事上大捞一笔。他四处打听黄金的货源，正好东印度公司有一批黄金刚从印度运来，准备出售，而英国政府也想购买，只是觉得价格太高，想等黄金价格降下来再购进。内森摸准了情况，立即将他带到英国打天下的威廉王子的300万美元现金和自己走私英国货物赚来的大笔资金全部押上，抢先与东印度公司成交，购买了80万英镑的黄金[22]，然后立刻抬高黄金价格。英国政府眼见黄金价格降不下来，前方军情又十万火急，只有从内森手中以高价购进。这一笔交易让内森赚得盆满钵满。
但内森继续施展连环计，他又提出要护送这批黄金到威灵顿公爵的军中。当时法国对英国进行严密的陆上封锁，此行风险极大，英国政府愿意付很高的价钱来运送这批黄金。拿到这个差事之后，内森让他年仅19岁的弟弟詹姆斯通知法国政府，内森想运送黄金到法国，英国政府可能会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黄金流到法国会大大削弱英国的财政能力。法国方面一听有这样的大好事，岂有不大力支持的道理，立即下令法国警察沿途保护，一路放行。个别瞧出名堂的法国官员也被重金贿赂，装聋作哑。
于是内森等人押送的黄金，得到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地进入巴黎的银行，内森一面参加法国政府的欢迎宴会，一面悄悄派人把黄金兑换成威灵顿公爵能够接受的金币，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罗斯柴尔德的运输网络运到了西班牙的英军手中，其手法之高妙直追现代好莱坞的电影情节。
一位普鲁士驻英国的外交官这样说道：“罗斯柴尔德对这里（伦敦）的金融事务的影响力大得惊人。他们完全左右着伦敦金融城的外汇交易价格。作为银行家，他们的权力令人瞠目。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
有一次，内森拿着他哥哥阿姆斯洛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开的支票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现金，银行以只兑换本银行支票为由加以拒绝。内森勃然大怒，第二天一早，他领着自己的9名银行职员，带着大批英格兰银行的支票要求兑现黄金，只一天就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明显下降。第二天，内森带来更多的支票，一名银行的高级主管颤声问内森还要兑换几天，内森冷冷地回答：“英格兰银行拒绝接受我的支票，我干吗要它的？”英格兰银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然后银行的高级主管非常客气地告诉内森，英格兰银行今后将荣幸地兑换所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票。
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中一举夺得伦敦金融城的主导权，从而掌握了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包括货币发行和黄金价格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一直把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
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掌握着局势的便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23]———— 拿破仑，1815年]。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五个儿子詹姆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主要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建立家族运输网络来走私英国货。在帮助威灵顿运送黄金和英国国债收购战之后，詹姆斯在法国名声大噪。他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并暗地里资助西班牙革命。
1817年，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丧失了拿破仑战争中得来的大片领土，政治上陷于被围堵的境地，国民经济也日益凋敝。路易十八的政府四处贷款，希望在财政上逐渐站稳脚跟。一家法国银行和英国的巴林银行得到了数目庞大的政府融资项目，而声名显赫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却名落孙山，詹姆斯为此愤愤不平。
到了1818年，由于前一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都行情见涨，法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想再向这两家银行融资。罗斯柴尔德兄弟费尽心机也得不到半点利益。原来，法国贵族们自恃出身显赫，血统高贵，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是一群乡巴佬暴发户，不愿意和他们做生意。尽管詹姆斯在巴黎财大气粗，豪宅华服，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法国贵族的高傲令詹姆斯恼羞成怒。
詹姆斯立即和其他几个兄弟开始策划制服法国贵族们的计划。而法国的贵族们高傲却不聪明，更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出类拔萃的战略战术，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并不低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造诣。
1818年11月5日，一向稳健升值的法国公债突然开始颇不寻常地跌价。很快，政府的其他债券也开始受到影响，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市场上的投资者开始议论纷纷。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24]。交易所里的议论逐渐演变成流言四起，有人说拿破仑可能再次上台，也有人说政府财政税收不足以偿还利息，还有人担心爆发新的战争。
路易十八的宫廷内部气氛也相当紧张，债券如果继续大幅下滑，政府以后的开支将无从筹集。高傲的贵族们的脸上也堆满了愁容，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两个人在一边冷眼旁观，他们就是詹姆斯和他的哥哥卡尔。
由于有英国的前车之鉴，慢慢地有人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操纵公债市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日开始，他们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顾不上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詹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詹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包围着。
果然，詹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国军事战败之后，是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詹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的时装样式。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
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财富达到了6亿法郎。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财富比他多，那就是法国国王，他的财富是8亿法郎。法国其他所有银行家的财富加在一起仍然比詹姆斯少1.5亿法郎。这样的财富自然赋予了他不可名状的权力，甚至到了随时可以让政府内阁垮台的程度。比如，众所周知的梯也尔政府就是被他推翻的。”[25]。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
在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垫脚石。威廉王子是一个，下一个就是梅特涅。[26]————弗雷德里克·默顿[26]。
所罗门是罗斯柴尔德家的老二，常年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担任家族各个银行之间的协调人角色。他在几个兄弟中具有过人的外交才能，说话措辞考究，巧于恭维。一位和所罗门打过交道的银行家曾评论道：“没有人离开他时不是神清气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弟兄们公推他到维也纳开拓欧洲心脏地区的银行业务。
维也纳是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心，几乎所有的欧洲王室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的王室，统治着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瑞士、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法国东部地区长达400余年，是欧洲最古老、最正宗的王室血脉。
拿破仑战争虽然打垮了神圣罗马帝国，但它的继承者奥地利仍然以中欧的龙头自居，傲视其他的王室。加之其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与英法等新教盛行的国家相比要僵化不少，和这样的高贵家族打交道，要比与威廉王子交往高贵得多。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曾经几次想和哈布斯堡建立商业关系，但结果始终被王室挡在圈子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罗门再次叩响维也纳的大门时，情势已经全然不同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成为名噪一时的望族，挟征服英法之锐气，底气足了不少。尽管这样，所罗门也不敢造次去直接和哈布斯堡的人谈生意，而是找到了一块“垫脚石”，他就是名震19世纪欧洲政坛的奥地利外长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拿破仑战败之后的欧洲，由梅特涅牵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维系了19世纪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梅特涅在奥地利日渐衰落而强敌环伺的不利态势下，把制衡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哈布斯堡在欧洲残存的皇家正统号召力，拉住邻国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神圣同盟，既遏制了法国的东山再起，又牵制了俄国扩张的躁动，还形成了联合压制境内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潮的机制，确保了奥地利境内多民族分裂势力不致失控。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巧妙而得当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厚财势，两人一拍即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关系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4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和所罗门、詹姆斯、卡尔3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纳会议（Verona Congress）。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笑言“奥地利有一个斐迪南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í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十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
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留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轻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阿姆斯洛与俾斯麦情同父子，阿姆斯洛去世后，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俾斯麦背后的银行家布雷克劳德（Samuel Bleichroder）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27]。
老四卡尔是罗斯柴尔德5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卡尔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展露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能力。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奇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像惯常那样伸出脚来。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
只要你们兄弟凝聚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与你们竞争、伤害你们，或是从你们身上渔利。你们合在一起将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都要大的威力。[28]————戴维森给内森的信，1814年6月24日[28]。
老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去世之前，立下了森严的遗嘱：
（1）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绝不用外人。只有男性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这一规定在前期被严格执行，后来放宽到可以与其他犹太银行家族通婚。）。
（3）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只有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29]。
中国有句俗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家族内部通婚严格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在100多年里，家族内部通婚18次，其中16次是在第一表亲（堂兄妹）之间。
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在15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家族的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暗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旋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到20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控制的财富估计达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30]。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遍及欧洲主要城市，他们拥有自己的情报收集和快速传递系统，甚至欧洲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在需要迅速和秘密地传递各种信息时，都是通过他们的系统进行。他们还首创了国际金融清算系统，利用其对世界黄金市场的控制，他们在家族银行体系中首先建立起不用实物黄金运输的账目清算系统。
在这个世界上，只怕没有其他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能深刻理解黄金的真正意义。当200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系统时，他们正在悄悄地远离未来世界空前的金融风暴的中心，撇清他们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负债累累的美元经济和危机四伏的世界法定货币体系，以及世界外汇储备体系很有可能将面临一场清算，只拥有微不足道的黄金储备的亚洲国家积累多年的财富，将被“重新分配”给未来的赢家。对冲基金将再次发动攻击，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将不再是英镑和亚洲货币，而是世界经济的支柱——美元。
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
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Gutle Schnaper）在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小结」。
内森·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战役中提前获知战况情报，利用英国公债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
梅耶·罗斯柴尔德与皇室关系密切，靠着威廉王子300万美元的现金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并派出5个儿子掌管欧洲5个心脏地区的业务。
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中夺得伦敦金融城的主导权，掌握了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罗斯柴尔德家族把持了货币发行和黄金价格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
詹姆斯暗中操纵法国债券的价格，迫使路易十八向其求援，最终完全控制法国金融。
所罗门到1848年，已经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卡尔逐渐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并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
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
「注释」。
[1]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p218．。
[2] Note：Morton （1962） noted that the Rothschild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over $6 billion US in 1850. Not a significant amount in today's dollars；however，consider the potential future value compounded over 156 （2006） years！
Taking $6 billion （and assuming no erosion of the wealth base） and compounding that figure at various returns on investment （a conservative range of 4％ to 8％） would suggest the following net worth of the Rothschild family enterprise：
$（@ 4％）。
$（@ 5％）。
$（@ 6％）。
$（@ 7％）。
$（@ 8％）。
[3]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4]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p94．。
[5]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6]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7] Ignatius Balla，The Romance of the Rothschilds，（Everleigh Nash，London，1913）．。
Not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1915 reported that in 1914，Baron Nathan Mayer de Rothschild went to court to suppress Ignatius Balla's book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Waterloo story about his grandfather was untrue and libelous.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story was true，dismissed Rothschild's suit，and ordered him to pay all costs．。
[8]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9] The Rothschild Brothers of London in a letter sent in 1863 to New York Bankers in support of the then proposed National Banking Act．。
[10]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257，p258．。
[11]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Chapter 5．。
[12] Ibid．。
[13]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239．。
[14] UK National Statistics （）．。
[15]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Chapter 5．。
[16] Ibid．。
[17]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p40．。
[18] Ibid.，p31．。
[19]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0] Benjamin Disraeli，Coningsby （New York：Alfred A. Knopf，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844），p225．。
[21]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p224．。
[22]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p45．。
[23] R. McNair Wilson，Monarchy or Money Power （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Ltd.，1933），p68．。
[24]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5] David Druck，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Privately printed）．。
[26] Frederic Morton，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1961）．。
[27]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28] Lord Rothschild，The Shadow of a Great Man. London：1982．。
[29]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Chapter 5．。
[30] Ted Flynn，Hope of the Wicked （MaxKol Communication，Inc，2000），p38．。
第二章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总统的百年战争。
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国家的安危战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共和国将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在战争中更为焦虑。[1]————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
“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刺杀林肯总统。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
新的战线：独立财政系统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林肯的货币新政。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
「本章导读」。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近代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斥着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专制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国际银行家将大举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刺杀林肯总统」。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4年残酷内战的林肯总统，终于在5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10点15分，凶手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凶手是一个名叫布斯（John Wilkes Booth）的颇有名气的演员。他在刺杀林肯之后仓皇出逃，据说4月26日凶手在逃亡途中被击毙。在凶手的马车里，发现了很多用密码写成的信件和一些犹大·本杰明的私人物品，这个犹大是当时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和后来的国务卿，也是南方金融方面的实权人物，因为他和欧洲的大银行家们过从甚密。他后来逃到了英国。刺杀林肯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林肯的内阁成员、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南方的政府高官、纽约的报纸出版商和北方的激进分子。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布斯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放走了，后来埋葬的尸体是他同谋的。当时手握重权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掩盖了事实真相。乍听之下，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阴谋论说法。但是，当战争部长的大量秘密文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解密之后，历史学家吃惊地发现，真相竟和民间传说高度吻合。
第一个深入研究这些惊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奥托·爱森斯默（Otto Eisenschiml），他发表的《为什么林肯被刺杀？》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后来，西奥多·罗斯科（Theodore Roscoe）出版了影响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他指出：
〖19世纪大量有关刺杀林肯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手中……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
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相关罪犯一直逍遥法外。[2]。
凶手的孙女伊左拉（Izola Forrester）在她的回忆录《这个疯狂的行动》（This One Mad Act）中提到，她发现“金色圆圈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的秘密记录被政府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文件库里，并被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列为机密材料。林肯遇刺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件。由于伊左拉与布斯的血缘关系，以及她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她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准查阅这些材料的学者。她在书中说道：
〖这些神秘的旧文件包，被隐藏在存放“阴谋审判”的遗迹和展览的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里。如果不是5年前，我偶然跪在（那个房间的）地上翻阅资料时看到了保险箱的一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们（秘密文件）。
这里（的文件）与我祖父有关。我知道他曾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由比克利（Bickley）建立的“金色圆圈骑士”。我有一张他（祖父）的照片，是和他们一起照的，他们全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这张照片是从我祖母的《圣经》中发现的……我还记得祖母曾说过她的丈夫（布斯）是“别人的工具”。[3]〗。
“金色圆圈骑士”和纽约的金融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林肯政府内部有多少人卷入了刺杀林肯的阴谋？对林肯遇刺的研究怎么会长期系统性地偏离正确方向？林肯的遇刺和100年后的肯尼迪遇刺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协调，全方位的证据封杀，系统性的调查误导，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
要理解刺杀林肯的真正动机和图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历史纵深来审视美国立国以来，民选政府和金钱权力在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一国家战略制高点上的反复与殊死较量。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
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分析的历史课本，比较多地采取了全面地和抽象地论述大的原则和意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从另一个视角，去阐述这场革命的金融背景及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最早到美洲大陆谋生的人大多是非常穷困的贫民，他们除了随身的简单行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和金钱。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发现大型的金矿和银矿，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极为短缺。加之与母国英国的严重贸易逆差使得大量金银货币流向英国，更加剧了流通货币的稀缺[4]。
北美的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和服务，由于流通货币短缺而无法进行充分和有效的交换，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替代货币进行商品交易。诸如动物的皮毛、贝壳、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接受程度较高的物品被各地用来当钱使。仅在北卡罗来纳州，1715年时就有多达17种不同的物品被当做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政府和民间可用这些物品进行税务缴纳、公私债务偿还和商品服务买卖。当时所有这一切替代货币都以英镑、先令作为会计结算标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物品由于成色、规格、接受度和可保存性都相差很大，难以进行标准计量，所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没有货币的燃眉之急，但仍然构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5]。
长期的金属货币奇缺和替代实物货币应用的不便，促使当地政府跳出传统思维，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那就是由政府印刷和发行纸币（Colonial Script）来作为统一和标准的法币。这种纸币和欧洲流行的银行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金银实物做抵押，是一种完全的政府信用货币。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向政府交税，而只要政府接受这种纸币作为缴税的凭证，它便具备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的货币果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贸易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也注意到了北美殖民地政府这一新的货币尝试，他相当清楚这种纸币所带来的对商业的巨大刺激作用，特别是对于缺少金属货币的北美地区，“基于信用的买和卖，使得商家可以每月或每年定期结算相互之间的信用余额，这将减少（交易的）不便。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6]。
但是，一种没有抵押的货币是银行家的天敌，因为没有政府债务做抵押，政府就不需要向银行借当时最为稀缺的金属货币，银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码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
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访问英国时，英格兰银行的主管问他新大陆的殖民地如此兴旺发达的原因，富兰克林回答：“这很简单。在殖民地，我们发行自己的货币，名叫‘殖民券’。我们按照商业和工业的需要来发行等比例的货币，这样，产品就很容易地从生产者那里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用这种方式创造我们自己的纸货币，并保证它的购买力，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向任何人支付利息。”[7]。
这种新的纸货币必然会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的控制。
愤怒的英国银行家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法案》（Currency Act），严厉禁止美洲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富兰克林痛苦地描述这个法案给殖民地各州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只一年的时间，（殖民地的）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繁荣时代结束了，经济严重衰退到大街小巷都站满了失业的人群。[8]。
“如果英格兰不剥夺殖民地的发币权，殖民地人民是乐意支付茶叶和其他商品作为额外的少量税赋的。这个法案造成了失业和不满。殖民地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从而将无法永久地摆脱国王乔治三世和国际银行家的控制，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最主要的原因。”[9]。
美国的开国奠基者们对于英格兰银行对英国政治的控制和对人民的不公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年仅33岁就完成了万古流芳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是美国第3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警世名言：
〖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10]〗。
两百多年后再来聆听1791年杰斐逊的这一段话时，我们不禁惊叹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今天，美国私有银行果然发行了国家货币流通量的97％，美国人民也果然欠着银行4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他们也许真的有一天一觉醒来就会失去家园和财产，就像1929年发生过的一样。
当美利坚的伟大先驱们用他们智慧和深邃的目光审视着历史和未来时，他们在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开宗明义地写下：“国会拥有货币的制造和价值设定的权利。”[11]。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金钱贵族阶级，并且藐视政府。（货币的）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夺回来，它应该属于它正当的主人——人民。[12]————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重量级人物。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在隐瞒了他的年龄、真名和出生地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并与纽约望族的女儿成亲。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付款收据显示，汉密尔顿接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13]。
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始终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1790年，面对独立战争之后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债务危机，他强烈建议国会成立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以彻底履行发行货币的职责。他的主要思路是：中央银行由私人拥有，总部设在费城，各地设立分支银行，政府的货币和税收必须放在这个银行系统中，该银行负责发行国家货币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向美国政府贷款并收取利息。该银行总股本为1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的股份，美国政府拥有剩余的20％。25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中的20人由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
汉密尔顿代表着精英阶级的利益，他曾经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分成极少数和大多数人群。前者出身良好而富有，后者则是普罗大众。大众是动荡和变化的，他们很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而杰斐逊则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他的回应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上，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汉密尔顿认为：“如果不把社会上有钱的个人的利益和财富信用集中起来，这个社会不可能成功。”[14]“国家的债务，如果不是过多，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福祉。”[15]。
杰斐逊反驳道：“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发行人民的公共货币，这对人民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16]“我们不能容忍统治者将永久债务强加在人民的身上。”[17]。
1791年12月，当汉密尔顿的方案被提交国会讨论时，立即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最终，参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而在众议院也以39对20票过关。此时，被严重的债务危机压得喘不过气的总统华盛顿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征询了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这个提案明显与《宪法》冲突。《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但绝没有授权国会转让发币权给任何私人银行。华盛顿显然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甚至已决心要否决该法案。
得知这个消息后，汉密尔顿立刻跑来游说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账本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如果不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入股，政府将很快垮台。最终，迫在眉睫的危机压倒了对未来长远的顾虑，华盛顿总统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18]。
国际银行家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到1811年，外国资本占到了1000万股本中的700万，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主要股东。[19]。
汉密尔顿最终成为巨富。第一银行后来与亚伦·波成立的纽约曼哈顿公司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家银行，它在1955年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
对金钱极度渴望的政府，与热烈期盼政府债务的私有中央银行一拍即合，从中央银行成立的1791年到1796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20万美元。
杰斐逊在1798年懊恼地说：“我真希望我们能增加哪怕一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联邦政府借钱的权力。”[20]。
当杰斐逊当选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之后，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美国第一银行，到1811年银行有效期满的时候，双方的角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众议院以65对64仅一票否决了银行授权延期的提案，而参议院是17对17票打平。这次由副总统乔治·克林顿打破僵局投下关键的否决票，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3月3日关门大吉。[21]。
这时坐镇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闻讯大发雷霆，他威胁道：“要么给（美国第一）银行授权延期，要么美国将会面对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结果美国政府不为所动，内森立刻回应：“给这些放肆无理的美国人一次教训，把他们打回到殖民地时代。”
结果几个月之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战争持续了3年，罗斯柴尔德的目的非常明确，要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屈膝投降，让他们掌握的中央银行继续运作为止。结果，美国政府的债务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12700万美元，美国政府最终在1815年屈服了，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结果是1816年诞生了美国第二银行（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
银行机构所拥有的对人民意识的支配必须被打破，否则这种支配将打破我们（的国家）。[22]————杰斐逊1815年写给门罗（美国第5任总统）的信。
美国第二银行得到了20年的营业授权，这次总股本提高到3500万美元，仍然是80％由私人占有，剩下的20％属于政府[23]。和第一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牢牢地把握了第二银行的权力。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参加了总统竞选，在一次面对银行家发表演讲时，他假以颜色地说道：
“你们是一群毒蛇。我打算把你们连根拔掉，以上帝的名义，我一定会将你们连根拔掉。如果人民知道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是何等的不公正，在明天天亮之前就会发生革命。”
当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当选总统后，他决心废除第二银行。他指出：“如果《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那是让国会自己行使这个权力，而不是让国会授权给任何个人或公司。”在11000人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中，他解雇了2000多名与银行相关的人员。
1832年是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的年头，如果他连任，第二银行的有效期将于1836年（他的下一届任期内）结束。大家都知道总统对第二银行的观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银行想在大选年趁乱提前再延续20年的经营特许权。与此同时，银行家以300万美元的重金不惜血本地资助杰克逊的竞争对手亨利·克雷（Henry Clay），而杰克逊的竞选口号是“要杰克逊，不要银行”。最后杰克逊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银行经营权延期的提案在参议院以28对20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167对85票也成功过关[24]，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自恃有欧洲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做后援，没有将总统放在眼里。当人们议论杰克逊可能会否决提案时，比德尔毫不退让地表示：“如果杰克逊否决提案，我将否决他。”
杰克逊总统当然毫无疑问地否决了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他还下令财政部长将所有政府储蓄从第二银行账户上立即取走，转存进各州银行。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这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唯一的一次将国债降到了零，并且产生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历史学家评论这一伟大成就为“这是总统最为灿烂的荣誉，也是他为这个国家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波士顿邮报》把这一成就和耶稣将放贷者（Money Changers）赶出神庙相提并论。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
1835年1月30日，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到国会山参加一位国会议员的葬礼。一位来自英国的失业油漆匠理查德·劳伦斯悄悄地跟随着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口袋里有两把子弹上膛的手枪。
当总统进入葬礼仪式的房间时，劳伦斯距离总统距离较远，他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仪式结束后，劳伦斯守候在两根柱子之间，那里是总统的必经之地。就在总统经过的一刹那，劳伦斯冲了出来，在距离总统不到两米的地方开了枪，但是手枪炸了膛，子弹没有射出。这时，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此时，戎马一生的67岁的杰克逊总统并没有惊慌失措，面对穷凶极恶的杀手，他本能地举起手杖自卫。这时，凶手已掏出第二把手枪开了火，结果仍然是个臭弹。福大命大的杰克逊险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刺杀的总统，而两把手枪都发臭弹的概率据说仅为1/125000。
这位32岁的刺杀者号称自己是英国国王的合法继承人，美国总统杀死了他的父亲，还拒绝让他得到一大笔钱。后来，法庭经过仅仅5分钟的审理就断定此人有精神病，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此以后，精神病就成为各种谋杀凶手最合适的借口了。
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1月30日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关于凶手理查德·劳伦斯，格里芬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个刺客要么是真的疯了，要么是假装疯了来逃避严厉的惩罚。后来，他向别人夸口说他和欧洲有权势的人有联系，他得到许诺，如果被抓住将会得到保护。”[25]。
1845年6月8日，杰克逊总统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美国中央银行的再度被废，招致英国方面的严厉报复，英国立刻停止了对美国的各种贷款，尤其厉害的撒手锏是收紧美国的黄金货币供应量。当时的英国金融体系在罗斯柴尔德的运作下，拥有最大规模的黄金货币流通量，通过贷款和美国中央银行的运作，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应。
当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总统否决之后，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对总统的“否决”启动了。第二银行宣布立即召回所有贷款，停止一切新贷款的发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也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长达5年之久，其破坏力之大前所未见，直追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1837年恐慌”以及后来的“1857年恐慌”、“1907年恐慌”，再次印证了罗斯柴尔德的一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新的战线：独立财政系统」。
1837年，当杰克逊总统大力支持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接手白宫时，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由于国际银行家紧缩货币供应所造成的严重危机。范布伦针锋相对的策略是建立独立财政系统（Independent Treasury System），将财政部所控制的货币从私人银行系统中全部抽取出来，存放在财政部自己的系统中，史学家称之为“财政与银行的离婚”。
独立财政系统的起因是杰克逊总统在否决美国第二银行经营权延期的同时，下令将政府的货币从该银行全部取出，转存到各州银行之中。谁曾想，前面刚躲过罗斯柴尔德的魔掌，后面的州级银行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们用政府的钱作为储备，然后大量发放信贷用于投机，这是导致“1837年恐慌”的另一个原因。马丁·范布伦提出的政府财政的钱应当与金融系统脱钩，固然是为了保护政府的资金，也考虑到了银行用人民的税收进行大量投机放贷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公正。
独立财政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进入财政系统的钱必须是金银货币，这样政府对国家的金银货币的供应量就有了一个调控的支点，以对冲欧洲银行家对美国货币发行的控制。这个思路从长远来看应该不失为一个妙计，但是就短期而言却引爆了众多银行的信用危机，加上美国第二银行的煽风点火，危机变得无法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亨利·克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是汉密尔顿私有中央银行思想的重要衣钵传人，更是银行家们的宠儿。他口才极佳，思维严谨，颇具煽动力。他身边聚集了一群支持银行业并受到银行家支持的议员，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辉格党。辉格党坚决反对杰克逊的银行政策，并始终致力于重新恢复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
辉格党在1840年的总统大选中推出了战争英雄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由于经济危机导致民心思变，哈里森顺利当选美国第9任总统。
亨利·克雷以辉格党领袖自居，多次“教导”哈里森应该如何理政。在哈里森当选总统之后，两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亨利·克雷在列克星敦的家里“召见”即将上任的总统，哈里森为了顾全大局忍气来到亨利·克雷家，结果两人因为国家银行、独立财政制度以及其他的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原以为可以以“太上皇”身份发号施令的亨利·克雷，未经哈里森同意就已经找人代笔总统的就职演说，被哈里森拒绝了，哈里森还亲自起草了多达8000多字的就职演说稿。他在这篇系统阐述治国思路的文件中，与亨利·克雷主张的私有中央银行和废除独立财政的政策思路大唱反调，因而深深地刺痛了银行家的利益[26]。
1841年3月4日是个寒冷的日子，哈里森总统在寒风中发表了就职演说，结果受了寒。这对于戎马生涯的哈里森总统本不算什么大事，谁知道他的病却奇怪地日趋严重，到4月4日竟然不治而亡。刚刚上任的哈里森总统正准备大展宏图，却突然“受了寒”，一个月前还生龙活虎的总统突然辞世，这无论如何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有历史学者认为总统是被砒霜毒死的，可能下毒的时间是3月30日，6天以后，哈里森总统去世。
围绕私有中央银行和独立财政系统的斗争因为哈里森总统的去世而更加激烈。亨利·克雷所主导的辉格党于1841年两次提出要恢复中央银行和废除独立财政制度，结果两次被哈里森总统的继任者——原副总统约翰·泰勒所否决。恼羞成怒的亨利·克雷下令将总统约翰·泰勒开除出辉格党，结果泰勒总统“有幸”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开除出党的“孤儿”总统。
到1849年，另一位辉格党总统扎卡里·泰勒当选后，恢复中央银行的希望似乎近在咫尺。建立一个完全比照英格兰银行模式的私有中央银行是所有银行家最高的梦想，它意味着银行家最终决定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有了哈里森总统的前车之鉴，泰勒在重大的中央银行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大的模糊性，但他同时也不甘心成为亨利·克雷的傀儡。历史学家迈克尔·霍特（Michael Holt）指出，泰勒总统曾私下里明确表示：“建立中央银行的主意是死定了，在我的任内是不会考虑它的。”[27]结果“死定”的不是中央银行的主意，而恰恰是泰勒总统自己。
1850年7月4日，泰勒总统参加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国庆活动。当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泰勒喝了些冰镇牛奶，又吃了几颗樱桃，结果有些闹肚子，到7月9日，这位健康魁梧的总统又神秘地死去了。
如此区区小病害得两位军人出身的总统死得不明不白，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史学界为此争论达百年之久。1991年，在征得泰勒总统后人的同意后，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总统的指甲和头发经过化验，结果果然发现了砒霜，但当局很快下了少量的砒霜不足以致命的结论，然后匆匆结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总统的体内会有这些砒霜。
「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
由于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关闭而导致国际银行家突然出手，猛抽美国流通的金属货币，造成了美国持续5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虽然在1841年，国际银行家的代理人曾两次试图恢复私有中央银行体系，但都没有成功，双方陷入僵局，美国的货币紧缩状态直到1848年才开始得到缓解。
情况开始好转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国际银行家大发慈悲，而是由于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了巨大的金矿——旧金山。
从1848年开始，持续9年美国的黄金供应量空前增长，仅加州就生产出价值5亿美元的金币。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了大量金矿，世界范围内的黄金供应量由1851年的亿先令猛增到1861年的亿先令。而美国国内的金属货币流量从1840年的8300万美元猛增到1860年的亿美元[28]。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发现打破了欧洲金融家对黄金供应量的绝对控制。被紧紧扼住货币供应量的美国政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量优质货币的供应大大增强了市场信心，银行重新开始大规模扩张信贷，美国许多重要的工业、矿山、交通、机械等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段黄金般的岁月里确立的。
眼看金融遏制难以奏效，国际银行家早已有了新的对策。那就是，金融上控制，政治上分化。
早在危机结束之前，他们已经开始着手低廉地吸纳美国的优质资产，到1853年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时，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拥有了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29]，从而再度给美国经济套上了笼头，中央银行制度一旦就位，美国经济就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被银行家们所控制了。
国际银行家再度施展他们的绝技，先使劲发放信贷，把泡沫吹起来，让人民和其他行业拼命创造财富，然后突然猛踩信贷刹车，使得大量企业和人民破产，银行家们就又有了一个好收成。果然，当看到收获的季节到了时，国际银行家和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携手再度收紧信贷，造成了“1857年恐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此时的美国国力已非20年前可比，“1857年恐慌”并没有重创美国经济，仅一年就恢复了元气。
当看到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金融越来越难以操控时，挑动内战、分裂美国就成了国际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俾斯麦。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却最不为人所知。
美国历史上发生在其本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当属南北战争。这场历时4年的血腥战争，南北双方参战人数多达3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0％，其中60万人战死，无数人员受伤，大量财产毁于战火，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到1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今天，关于南北战争起源的争论大多围绕着战争的道义问题，即废除奴隶制的正当性，恰如希特尼所说：“如果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没有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就不会有战争。”[30]。
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经济利益第一，道德问题第二。当时的南方经济支柱就是棉花种植产业和奴隶制，如果废除奴隶制，农场主就不得不按白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工资给原来的奴隶，那么整个产业就会陷入亏损，社会经济结构势必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利益冲突的背后正是经济利益的较量。这种经济利益的较量表面上体现为南北方的经济利益差异，但其实质是国际金融势力为分裂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玩弄“分而制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策略。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极深渊源的德国首相俾斯麦说得透彻：“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其实“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
为了挑起美国内战，国际银行家们进行了长期缜密而周详的策划。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的纺织工业和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阶层逐渐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欧洲的金融家们瞧准了这一机会，乘势秘密发展起一个将来可以挑起南北冲突的人脉网络。在当时的南方，到处都是英国金融家的各类代理人，他们和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策划脱离联邦的阴谋并炮制各种新闻和舆论。他们巧妙地利用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断地强化、突出和引爆这一原本并非热门的话题，并最终成功地把奴隶制问题催化成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
国际银行家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就等战争开打，然后大发战争横财。他们在策动战争的过程中，惯用打法是两面下注，无论谁胜谁负，巨额的战争开支所导致的政府巨额债务都是银行家们最丰盛的美餐。
1859年秋，法国著名银行家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以旅游者的身份从巴黎来到美国，他是所有计划的总协调人。他在美国南北奔走，广泛接触当地政界、金融界要人，不断地把收集到的情报反馈给坐镇英国伦敦的堂兄纳萨尼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在与当地人士的会谈中，公开表示将在金融方面大力支持南方，并表示将尽全力帮助独立的南方取得欧洲大国的承认。[31]。
国际银行家在北方的代理人，是号称纽约“第五大道之王”（the King of Fifth Avenue）的犹太银行家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他是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代理人，也是该家族的姻亲。1829年，年仅15岁的奥古斯特就开始了银行家生涯，他起初为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很快便显露了出类拔萃的金融天赋。1832年，他被提拔到那不勒斯的一家银行工作，以便历练他国际金融业务的经验。他精通德、英、法、意大利语。他在1837年被派往纽约，由于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金融顾问。奥古斯特代表英国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表态，愿意从金融上支持北方的林肯。
为了增大对北方的军事压力，1861年年底英国增兵8000人到加拿大，随时准备策应南军的进攻，从北部边界威胁林肯政府。1862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在墨西哥港口登陆，在美国南方边境地区完成集结，必要时将进入美国南方直接与北方开战。1863年10月3日，法军将领耶列又增兵3万，并占领了墨西哥城。
在战争爆发初期，南方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英法等欧洲列强又强敌环伺，林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银行家们算准了此时的林肯政府国库空虚，不进行巨额融资战争将难以为继。自1812与英国的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库收入连年赤字，到林肯主政之前，美国政府预算的赤字都是以债券形式卖给银行，再由银行转卖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巴林银行，美国政府需要支付高额利息，多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已使政府举步维艰。
银行家们向林肯总统提出了一揽子融资计划并开出了条件，当听到银行家们开出的利息要求高达24％～36％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的林肯总统立即指着门让银行家们离开。这是一个彻底陷美国政府于破产境地的狠招，林肯深知美国人民将永远无法偿还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
「林肯的货币新政」。
没有钱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向国际银行家借钱无疑是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决方案。这时，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给林肯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自己发行货币！
“让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工资，然后去赢得你的战争。”林肯问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迪克说：“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的支持，它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价值的权力。”
林肯听了这个建议后，大喜过望，立即让迪克筹划此事。这个石破天惊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这种新货币使用绿色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银行货币（Bank Note），史称“绿币”（Greenback）。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这种低成本的货币依法成为北方银行的储备货币，北方的银行信贷得以大幅扩张，军事工业、铁路建设、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来的黄金大发现，使美国的金融逐渐摆脱了完全被欧洲银行家控制的极端不利的局面，也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优质货币作为信心基础，林肯的新币才能够广为人民接受，为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础。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林肯发行的新币并没有造成类似独立战争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从1861年内战爆发到1865年战争结束，整个北方的物价指数仅仅温和地从100增长到216。考虑到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的严重，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战争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金融奇迹。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纸币流通方式，但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南方物价指数在同期从100飙升到2776。[32]。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亿美元的新货币。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无债货币（Debt Free Money）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难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代表英国银行家的《伦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
〖如果源于美国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林肯绿币）得以永久化，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
英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s of Banks）愤怒地表示要实施报复。1861年12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蓄者提取黄金，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变通方案，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银行家们；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到私人银行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银行家好大发其财；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他的政策深得民心，美国人民踊跃购买了全部债券，并根据法律把它们当做现金使用。
银行家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发现国会发行林肯新币的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国债利息的支付是否使用黄金，于是和国会议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允许用林肯新币购买国债，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币支付。这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步，先把美国国内的林肯新币和黄金的价值挂钩，而作为当时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系统的欧洲银行家们，拥有远远多于美国的黄金货币。美国银行家和国会的妥协，使国际金融势力利用对美国黄金进出口总量的控制，间接达到了操纵美国货币价值的效果。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在欧洲的国王们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向美洲大量派兵准备分裂美国的最危险的时刻，林肯立刻想到了欧洲君主们的夙敌——俄国。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求救。当沙皇收到林肯的信，他并没有立刻打开，只是在手上掂了掂，然后说道：“在我打开这封信或知道它的内容之前，我将事先同意它所提出的任何要求。”[33]。
沙皇准备军事介入美国内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唇亡齿寒的担忧，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横扫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已经叩响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银行家们强烈要求比照欧洲“先进”金融国家的经验，成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秘密，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看到岌岌可危的另一个反对国际金融势力的林肯总统陷入危险境地时，亚历山大二世如不出手相助，只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了解放农奴的法律，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双方有些同仇敌忾，惺惺相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国刚在1856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手，亚历山大二世雪耻之心未泯。
未经宣战，俄国的舰队在里维斯基（Liviski）将军的率领下，在1863年9月24日开进了纽约港。波波夫将军所统领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0月12日到达旧金山。对于俄国的行为，基丁·威尔士评论道：“他们是在南方正处于高潮而北方处于低潮时来到的，他们的出现造成了英国和法国的犹豫不决，最终给林肯扭转局面赢得了时间。”
内战结束以后，为了支付俄国舰队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宪法》没有授权总统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当时的总统约翰逊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西华德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荒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但没有成功。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还是死于刺客之手。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林肯，更是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纠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最后发现，指派几个行刺的狂热分子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1972年，有人问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的亿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经过认真计算，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34]。
美国的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在南北战争前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7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诚如俾斯麦所言：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
我在催生《国家银行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财政错误。它（《国家银行法》）所产生的（货币供应）垄断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方面。它应该被废除，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分裂成两边，人民在一边，而银行家在另一边，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所罗门·切斯，美国财政部长（1861～1864）。
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林肯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及其美国代理人利息高达24％～36％的金融绞索，转而授权财政部发行自己的“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s），又称绿币。1862年2月通过的《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亿绿币，随后又于1862年7月和1863年3月，再度授权财政部发行亿绿币。在内战期间，绿币总共发行了亿。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
1863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的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每年都获得了大量盈余。但是，它却无法还清它的债务，清偿发售出的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没有债券去做国家货币的抵押。还清债务就等于摧毁了货币流通。”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万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2006年会达到4000亿美元之巨。
从1864年开始，银行家们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国债利息这一美餐。仅仅是由于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债券而银行发行货币这一点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银行家间接缴税，为了原本是他们血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货币！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就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
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获胜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势力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Contraction Act），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
在一个刚刚经过空前战争浩劫百废待兴的国家，没有比实施紧缩货币更为荒谬的政策了。货币流通量从1866年的18亿美元（每人美元），降到1867年的13亿美元（每人美元），1876年的6亿美元（每人美元），最后降到1886年的4亿美元（每人美元），在美国战争创伤亟待医治，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同时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却人为造成货币供应严重短缺。大多数人民总是觉得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事实上，操纵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供应时紧时松才是问题的根源。
1872年冬，国际银行家们派出欧内斯特·塞德（Ernest Seyd）带着大笔金钱从英国来到美国，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Coinage Act），史称“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欧内斯特本人起草了法案全文，该法案把银币从货币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币成为了货币中唯一的主宰。这一法案无疑对本已严重短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应。事后，欧内斯特本人扬扬自得地说：“我1872年冬去了一趟美国，确保了废除银币的硬币法案的通过。我所代表的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利益。到1873年，金币成为了唯一的金属货币。”
事实上，废除银币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作用，是为了确保国际银行家们对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力。相对于越来越多的银矿发掘，金矿的勘探和产量要稀有得多，在完全掌握了世界金矿开采之后，国际银行家当然不希望难以控制的银币流通量影响他们主宰世界金融的霸权地位。所以从1871年开始，白银在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普遍废除，导致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大幅紧缩，从而引发了欧洲长达20年的严重经济大衰退（Long Depression，1873～1896）。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3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美国民众自发成立了白银委员会（US Silver Commission）、绿币党（Greenback Party）等组织，推动全国恢复银币和金币双轨制，重新发行受到人民欢迎的林肯绿币。
美国白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正是由于货币短缺和价格下降所造成。没有货币，文明就不可能发生，货币供应减少，文明必将消亡。在罗马的基督徒时代，帝国共有相当于18亿美元的金属货币流通，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金属货币流通量只剩下了2亿美元。历史表明，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变化能够与从罗马帝国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相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银行家协会（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的态度。该协会在发给所有会员的信中指出：
〖我们建议你们竭尽全力去支持著名的日报和周刊，特别是农业和宗教方面的媒体，坚决反对政府发行绿币，你们要停止资助那些不愿表示反对政府发行绿币的候选人。废除银行发行国家货币或恢复政府发行绿币都将使（国家）能够向人民提供货币，这将严重损害我们作为银行家和放贷者的利润。立刻去约见你们地区的国会议员，要求他们保护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立法。[35]〗。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出口才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国际银行家们在整个19世纪中，成功地在欧洲“以神圣的金权取代了神圣的王权”，在美国，“神圣的金权也逐步瓦解了神圣的民权”。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民选政府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当银行家们踌躇满志地手握1863年《国家银行法》时，他们距离最终的目标——在美国完全复制一个英格兰银行的计划只剩一步之遥。一个完全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已经出现在美利坚的地平线上。
「小结」。
英国银行家控制下的英国议会剥夺了殖民地的发币权，造成了失业和不满，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游说华盛顿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入股，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
美国第一银行关门大吉使内森勃然大怒，要给美国人一次教训，几个月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最终不得不在1815年屈服，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牢牢把握了它的权力。
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杰克逊总统的否决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业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衰退长达5年之久。
与辉格党关键人物亨利·克雷围绕私有中央银行和独立财政系统斗争的哈里森和泰勒两任总统都先后神秘去世。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发现打破了欧洲金融家对黄金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国际银行家采取金融上控制、政治上分化的策略造成了1857年恐慌。
“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
林肯让政府自己发行新币深深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南北战争后，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损失惨重。为了报复和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严密策划了刺杀林肯的行动。
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政府经历了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完全占了上风。
「注释」。
[1] Abraham Lincoln，letter to William Elkins，Nov 21，1864 （jus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ebt causing National Bank Act [June 3，1864] ，right before assassination）．。
[2]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 p393．。
[3] Izola Forrester，This One Mad Act （Boston：Hale，Cushman & Flint，1937），p359．。
[4] Glyn Davi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58．。
[5] Ibid.，p459．。
[6] 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1776，book IV Chapter one．。
[7]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How Benjamin Franklin Made New England Prosperous，1941．。
Note：Radio address given by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of Nebraska，and was reprinted in Unrobing the Ghosts of Wall Street．。
[8] Ibid．。
[9] Ibid．。
[10] In 1787，whe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met to adopt the replacement to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which would become the Constitution，Jefferson's address regarding a central banking system．。
[11]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8．。
[12]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lbert Gallatin （1802）．。
[13] Allan Hamilton，The Intimate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14] Quoted by Arthur Schlesinger，Jr.，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Mentor Books，1945），p6-7．。
[15] Written on April 30，1781，to his mentor，Robert Morris. Quoted by John H. Makin，The Global Debt Crisis：America's Growing Involvement （New York：Basic Books，1984），p246．。
[16]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G. P. Putnam & Sons，1899），Vol. X，p31．。
[17] The 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illey Book Company，1944），p749．。
[1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4．。
[19] Ibid.，p475．。
[20] Thomas Jefferson，Letter to John Taylor of Caroline，26 November 1798；reproduced 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 10，edit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21]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5-476．。
[22] Thomas Jefferson，Letter to James Monroe，January 1，1815．。
[23]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2），p476．。
[24] Ibid.，p479．。
[25] G. Edward Griffin，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Westlake Village，CA 2002）．。
[26]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March 4，1841．。
[27] Michael F. 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1999）. p272．。
[2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p484．。
[29] Ibid.，p486．。
[30] Sydney E. Ahlstrom，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on p. 649．。
[31] Jewish History in Civil War，Jewish-American History Documentation Foundation，Inc. 2006．。
[32]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p489．。
[33] Des Griffin，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
[34] Abraham Lincoln and John F. Kennedy by Melvin Sickler．。
[35] From a circular issued by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ed Bankers of New York，Philadelphia，and Boston signed by one James Buel，secretary，sent out from 247 Broadway，New York in 1877，to the bankers in all of the States．。
第三章 美联储：私有的中央银行。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1]————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
华尔街七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12年大选烽烟。
B计划。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
谁拥有美联储。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真相何在。
「本章导读」。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美联储的性质和来历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禁区”。媒体每天可以长篇累牍地辩论“同性恋婚姻”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对到底谁控制着货币发行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分钱收入、每一项贷款利息支付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几乎只字不提。
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吃惊的感觉，说明这一问题是重要的，而你居然不知道。这一章将讲述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过滤掉”的美联储成立的秘密，当我们拿着放大镜，用慢镜头回放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最后关头时，事件发展将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
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
1910年11月22日夜，纽约城外一节完全密封的火车车厢里，所有的车窗全部被窗帘严密地遮挡住，列车缓缓向南驶去。车厢里坐着的全是美国最重要的银行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车的终点是数百英里之外的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
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是一群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冬季度假胜地。以J. P. 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会所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对所有到达会所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而绝对不能使用姓氏。会所周围50英里的范围内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记者。
当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出现在会所中。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派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亨利·戴维森（Henry P. Davison），J. P. 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查尔斯·诺顿（Charles D. Norton），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 P. 摩根的左膀右臂。
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
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对来此打猎毫无兴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保罗·沃伯格是银行运作方面的高手，精通几乎所有的银行运作细节。当其他人提出各类问题时，保罗不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解每一个细节概念的历史渊源。所有的人无不为他在银行方面的渊博知识所折服。保罗自然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负责使文件内容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他们围绕着保罗提出的方案细节进行了长达9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由于1907年银行危机以来，银行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太差，以至于国会议员中没有人胆敢公开支持由银行家参与制定的法案，所以这些人不远千里从纽约躲到这个僻静的小岛来起草这个文件。另外，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过于树大招风，自杰斐逊总统以来，中央银行的名称始终与英国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联系过密，所以保罗建议用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名称来遮人耳目。但是，它具有一切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被设计成私人拥有股份，并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的股份构成中，原来20％的政府股份被拿掉了，它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私有中央银行。
为了使联邦储备系统更有欺骗性，在谁控制美联储的问题上，保罗巧妙地提出：“国会控制美联储，政府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由银行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
后来，保罗把最后的版本改为“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董事会的真正功能由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所控制，联邦咨询委员会与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工作。联邦咨询委员会成员将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这一点被有意地向公众隐瞒了。
另一个保罗要应付的难题是，如何隐藏纽约的银行家将主导美联储这个事实。19世纪以来，美国中西部广大中小商人、农场主饱受银行危机的浩劫，对东部银行家深恶痛绝，这些地区的议员不可能支持纽约银行家占主导的中央银行。保罗为此设计了一套由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天才解决方案。在银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国货币和信贷发放高度集中于纽约地区这一基本前提下，提议建立各地区联储银行，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中央银行的业务并没有集中在纽约的假象罢了。
还有一个体现保罗深谋远虑之处的就是将美联储总部设在政治首都华盛顿，而有意远离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纽约，以进一步分散公众对纽约银行家的顾虑。
保罗的第四个困扰是如何产生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的管理人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国会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指出中西部的议员普遍对纽约银行家有敌意，为了避免失控现象，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应该由总统任命，而不要由国会插手。但是这造成了一个法律漏洞，《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明确规定由国会负责发行管理货币，将国会排除在外，意味着美联储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宪法》。后来这一点果然成为了很多议员攻击美联储的靶子。
在经过这一番颇具匠心的安排以后，该法案俨然以模拟美国《宪法》分权与制衡的面目出现。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真是滴水不漏的设计！
「华尔街7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
华尔街的7个人现在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其中J. P. 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属于所谓摩根集团；其余4人，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家城市银行总裁）、雅各布·希夫（库恩雷波公司），属于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2]——约翰·穆迪，穆迪投资评估体系创始人，1911年。
华尔街的7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摩根家族的兴起〕。
摩根银行的前身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英国乔治·皮博迪公司（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乔治·皮博迪原是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货商，在发了一些小财之后，于1835年来到英国伦敦闯世界。他瞧准了金融行业是个发财的行业，就开始在伦敦和一些商人一起做起承兑银行（Merchant Bank）的生意，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时髦的“高级金融”（High Finance）业务，客户主要包括政府、大公司和大富豪们。他们提供国际贸易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经营大宗商品，这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前身。
乔治·皮博迪通过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公司在英国分号的引荐，很快打入了英国的金融圈子。不久，乔治·皮博迪非常吃惊地收到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邀请前去做客。诚惶诚恐的乔治·皮博迪觉得能被名震世界银行界的内森请去做客，就好像天主教徒被教皇接见一般荣幸。
内森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乔治·皮博迪帮他一个忙，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公关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欧洲巧取豪夺，虽然家财万贯，可也被很多人痛恨和鄙视。伦敦的贵族阶级就不屑于与内森为伍，屡次拒绝内森的邀请，虽然罗斯柴尔德在英国势力很大，但始终有些被贵族孤立的感觉。内森看中乔治·皮博迪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人谦和，人缘颇佳，又是美国人，日后还可以派上大用场。
乔治·皮博迪对内森的提议自然是满口应承，所有公关开销全由内森买单，乔治·皮博迪的公司很快就成为伦敦著名的社交中心。特别是每年7月4日在乔治·皮博迪家举办的美国独立节宴会，更是伦敦贵族圈子里的一件盛事。客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富丽堂皇和气派奢华的招待开销，岂是一个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所能负担得起的。
直到1854年，乔治·皮博迪还只是一个百万英镑级别的银行家，在短短的6年之内，他却发了一笔近2000万英镑的横财，一举成为美国重量级的银行家。原来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动的美国1857年经济危机中，乔治·皮博迪由于大量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当英国的银行家突然狂抛和美国沾边儿的一切债券时，乔治·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在他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仿佛天使从天而降，紧急提供了8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不仅把他从死神身边夺了回来，更鬼使神差般地使一贯极端谨慎和早已失魂落魄的乔治·皮博迪赌上全部身家，大笔吃进被惊恐万状的美国债券投资者当做垃圾抛售的各类债券。1857年的危机全然不同于1837年的10年萧条，仅一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就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结果，乔治·皮博迪手中的美国债券使他很快成为超级富豪，这与1815年内森的英国国债战役惊人的相似。在没有内线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刚从破产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乔治·皮博迪，是断然不敢大量吃进美国债券的。
乔治·皮博迪一生没有子嗣，庞大的产业无人继承，他为此煞费苦心，终于决定邀请年轻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入伙。在乔治·皮博迪退休以后，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并将公司改名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 S. Morgan and Company），仍然设在伦敦。后来，朱尼厄斯的儿子J. P. 摩根接掌了公司，后来他将美国的分支改名为J. P. 摩根公司。1869年，J. P. 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完全继承了乔治·皮博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并将这种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880年，J. P. 摩根开始大量资助重组铁路公司的商业活动。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集团”更名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英国的改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美英两国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两个协会中被挑选出来的。
1899年，J. P. 摩根和佐格索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银行家大会。当他们回来时，J. P. 摩根已经被指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伦敦会议的结果就是，纽约的J. P. 摩根公司，费城的佐格索公司，伦敦的格伦费尔（Grenfell）公司，巴黎的摩根·哈杰斯·希公司（Morgan Harjes Cie），德国和美国的沃伯格公司（M. M. Warburg Company），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联系在一起了。[3]。
1901年，J. P. 摩根以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J. P. 摩根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据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报告，他仅拥有自己公司9％的股份。看来，声名赫赫的摩根还只是一个前台人物。
〔洛克菲勒：石油大王〕。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被人们冠以“最冷酷无情的人”。他的名字自然和大名鼎鼎的标准石油公司密不可分。
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涯开始于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直到1870年他成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时，生意做得仍然属于一般水准。自从得到克里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一批种子贷款后，他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尤其是在恶意竞争方面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他非常看好的石油精炼行业中，他很早就悟出石油精炼虽然短期利润极高，但由于缺乏控制的激烈竞争，终将陷入自杀般的恶性竞争。办法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消灭竞争对手，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受其控制但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公司提出用现金低价收购竞争对手，如果遭到拒绝，竞争对手将面临惨烈的价格战，直到对方屈服或破产。如果还不奏效，洛克菲勒最后将使出撒手锏：暴力破坏。殴打竞争对手的工人，放火焚烧对手厂房等，几个回合下来，幸存者寥寥无几。如此霸道的垄断行为，虽然引起了同行的公愤，但也招来了纽约银行家的浓厚兴趣。酷爱垄断的银行家非常欣赏洛克菲勒实现垄断的高度执行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煞费苦心想控制日益强大的美国，但屡屡失手。控制一个欧洲的国王比控制一个民选政府要简单得多。美国内战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部署控制美国的计划。在金融业，有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在工业界，他们还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选，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眼前一亮。如果在金融方面给予大量输血，洛克菲勒的实力会远远超出小小的克里夫兰地区。
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金融战略家库恩雷波公司的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1875年，希夫亲赴克里夫兰去指点洛克菲勒下一步的扩张计划。希夫带来了洛克菲勒想都不敢想的空前支持，由于罗斯柴尔德此时通过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95％的铁路运力，希夫拟定了一个由影子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出面，给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供非常低廉的运费折扣，在这个运费折扣压力之下，没有几家炼油公司还能够继续生存。洛克菲勒很快就完全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石油大王”。
〔雅各布·希夫：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战略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希夫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上溯到1785年，当老罗斯柴尔德举家搬到法兰克福的一幢5层楼房时，与希夫家族合住了多年。同为德国犹太银行家，两家有长达百年的情谊。
1865年，年仅18岁的雅各布·希夫在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见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美国。在林肯总统被刺杀之后，雅各布协调在美国的欧洲银行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共同推动建立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制度。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发现、培养欧洲银行的代理人，并将他们输送到政府、法院、银行、工业、新闻等各种重要的位置上，以待时机。
1875年1月1日，雅各布加盟库恩雷波公司，并从此成为公司的核心。在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之下，库恩雷波公司最终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詹姆斯·希尔：铁路大王〕。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建设，美国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控制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的发行，就成为掌握美国铁路工业命脉的直接手段。
1873年，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对美国突然实施金融紧缩，狂抛美国债券，美国铁路债券也未能幸免。到危机结束的1879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只要他们高兴，可以随时掐断任何美国铁路公司的金融命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靠汽船运输和煤矿起家的詹姆斯·希尔必须投靠在金融家的旗下，才可能在铁路行业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壮大，摩根正是他背后的金融靠山。在摩根的大力扶持下，利用1873年危机后大量铁路公司倒闭的机会，詹姆斯·希尔实现了迅速兼并和扩张的计划。
到1893年，詹姆斯·希尔拥有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争夺中西部铁路（Chicago，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控制权时，詹姆斯·希尔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太平洋联合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向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哈里曼开始秘密收购詹姆斯·希尔控制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股票，当詹姆斯·希尔惊觉即将失去控制权时，哈里曼还差4万股就大功告成了。詹姆斯·希尔立即向正在欧洲度假的后台老板摩根紧急求救，摩根马上指令手下反击洛克菲勒的挑战。一时间华尔街烽烟四起，对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股价格一度达到1000美元的天价。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后国际银行家们不得不出面调停，达成的最终结果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两强共同控制美国北方的铁路运输。在公司成立当天，麦金利总统被刺杀，副总统老罗斯福继任。在老罗斯福的强力反对下，北方证券公司被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解体。受挫之后，詹姆斯·希尔的发展方向掉头向南，收购了从科罗拉多直抵得克萨斯的铁路。到1916年去世时，詹姆斯·希尔积累了5300万美元的财产。
〔沃伯格兄弟〕。
1902年，保罗和费里克斯兄弟从德国法兰克福移民到美国。出身于银行世家的两兄弟对银行业务十分精通，尤其是保罗，堪称当时的金融顶尖高手。罗斯柴尔德非常看重保罗的天分，特意从欧洲战略联盟的沃伯格家族银行（M. M. Warburg and Co.）将两兄弟抽调到急需人才的美国战线上。
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推行私有中央银行的计划已近百年，始终起起伏伏没有最终得手。这一次，保罗将承担主攻任务。在抵达美国不久，保罗加盟先头部队雅各布·希夫的库恩雷波公司，并娶了希夫妻妹的女儿，费里克斯则娶了希夫的女儿。
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两朝的金融顾问加里森（Colonel Ely Garrison）指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在全国招致愤恨和反对的情况下，是保罗·沃伯格先生把《美联储法案》重新组合起来的。这两份计划背后的天才智慧都来源于伦敦的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4]。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
1903年，保罗将一份如何将欧洲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介绍到美国的行动纲领交给雅各布·希夫，这份文件随后又被转交给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后来的花旗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和纽约的银行家圈子，大家都觉得保罗的思想真如醍醐灌顶，使大家茅塞顿开。
问题是美国历史上反对私有中央银行的政治力量和民间力量相当强大，纽约银行家在美国工业界和中小业主的圈子里口碑极差。国会的议员们对银行家提出的任何有关私有中央银行的提案都像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想通过有利于银行家的中央银行法案比登天还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态势，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开始被构想出来。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1907年1月6日发表了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5]。
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与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一样，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却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后，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
摩根和他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们精确地计算着这次金融风暴的预估成果。首先是震撼美国社会，让“事实”说明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社会是多么脆弱。其次是挤垮和兼并中小竞争对手，尤其是令银行家颇为侧目的信托投资公司。还有就是得到让他们垂涎已久的重要企业。
时髦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当时享有许多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政府监管方面又非常宽松，这一切导致了信托投资公司过度吸纳社会资金并投资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股市。到1907年10月危机爆发时，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摩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欧洲的伦敦与巴黎之间“度假”，经过国际金融家们精心策划，摩根回到美国。不久，纽约突然开始广泛传言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 Trust）即将破产，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染了整个纽约，惊恐万状的存款市民在各个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出他们的存款。银行则要求信托公司立即还贷，受到两面催款的信托公司只好向股票市场借钱（Margin Loan），借款利息一下冲到150％的天价。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摩根此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了。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星期六，摩根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拯救”仍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Moore and Schley）公司。该公司已陷入2500万美元的债务，濒临倒闭。但是它却是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 Company）的主要债权人，如果摩尔斯莱被迫破产清偿，纽约股市将完全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商业银行家被安排在东书房，信托公司老总被安排在西书房，惶惶不可终日的金融家们焦急地等待着摩根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摩根深知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拥有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将大大加强摩根自己创办的钢铁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在反垄断法的制约之下，摩根始终对这块大肥肉无法下嘴，而这次危机给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兼并机会。摩根的条件是，为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和整个信托行业，信托公司必须集资2500万美元来维持信托公司不致崩溃，美国钢铁公司要从摩尔斯莱手中买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的债权。焦虑烦躁的心情，濒临破产的压力，整夜未眠极度疲倦的信托公司的老总们终于向摩根缴械投降。
在拿到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这块肥肉之后，喜不自胜的摩根还有最后一关要过，那就是对反垄断一点不含糊的老罗斯福总统。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时距星期一股市开盘仅剩5分钟！
纽约股市闻讯大涨。
摩根以4500万美元的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而该公司的潜在价值按照约翰·穆迪的评估，至少在10亿美元左右。[6]。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蓄谋已久的精确定向爆破，熠熠夺目的崭新金融大厦总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破产者的废墟之上。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
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 Reserve），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Fiat Money）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对货币的控制更加有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了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被人察觉。
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货膨胀（Currency Inflation）的概念，在现代已经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Price Inflation）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赖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通货膨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100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
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的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政府。
「1912年大选烽烟」。
星期二，普林斯顿的校长将会当选你们（新泽西州）的州长。他不会完成他的任期。在1912年11月，他将当选美国总统。1917年3月，他将连任总统。他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拉比·怀斯在新泽西的演讲，1910年。
这个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亲密智囊的怀斯能在两年前准确预测总统大选的结果，甚至准确预测6年之后的总统大选结果，并不是因为他的手中真有神奇的水晶球，而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事先由银行家们精确谋划出来的。
不出国际银行家们所料，1907年的银行危机的确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人们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愤怒，对银行倒闭的恐慌，与对华尔街金融寡头势力的畏惧掺和在一起，一股反对一切金融垄断的强大民意潮流席卷全国。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对金融垄断的活跃分子。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范德利普曾这样说道：“我写信邀请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参加一个晚宴并发表演讲。为了让他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我提到了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要到场并发表演讲。我的朋友威尔逊博士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拒绝和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同台发表演说。”[7]。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当时权倾朝野，他在40年的国会生涯中，有36年为参议员，又是权力极大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他与华尔街银行界过从甚密。1908年，奥尔德里奇提议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并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和铁路债券做抵押。天下竟有如此好事，风险由政府和人民扛着，好处全是银行家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的手段。该法案被称为《紧急货币法案》（Emergency Currency Act），这个法案成为5年以后《美联储法案》的立法基础。奥尔德里奇被社会认为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伍德罗·威尔逊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深造法律，于188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2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学究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一贯高调反对金融垄断，自然不肯与金融寡头的代言人亲近。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不能弥补他金融行业知识的极度缺乏，他对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赚钱技巧更是一窍不通。
银行家们正是看中了威尔逊的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特点，又是社会公认的反金融垄断的著名活动家，形象清新可人，真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银行家们准备在他身上投下重金，悉心“雕琢”，以备大用。
正好，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克里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同学，1902年威尔逊能够顺利当上普林斯顿的校长，就是财大气粗的道奇鼎力相助的结果。有了这一层不浅的关系，道奇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开始在华尔街放风说威尔逊是一块当总统的料。
一个上任才几年的校长突然被人捧为是当总统的料，心中一阵窃喜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被捧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威尔逊开始背地里和华尔街黏糊起来。果然，威尔逊很快在华尔街大佬们的扶持下，于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
在公开的场合下，威尔逊仍然义正词严地抨击华尔街金融垄断，私下里也明白他的地位和政治前途完全要依赖银行家的势力。银行家们对威尔逊的抨击出奇地容忍和克制，双方保持了一种微妙而不可言传的默契。
正当威尔逊声誉日隆的时候，银行家紧锣密鼓地为他筹措竞选总统的经费。道奇在纽约百老汇大道42号设立了为威尔逊筹款的办公室，并建立了银行账户，道奇捐上第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很快，道奇通过直邮的方式，迅速在银行家的圈子里征集到了大笔经费，其中2/3的经费来源于7个华尔街银行家。[8]。
威尔逊在获得总统竞选提名后，难耐激动的心情，他在给道奇的信中说，“我的喜悦无法言表”。自此，威尔逊已经完全扑进了银行家的怀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威尔逊肩负着民主党的莫大希望，失去总统宝座多年的民主党对权力的饥渴和威尔逊一样强烈。
威尔逊挑战的是时任总统塔夫特，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名不见经传的威尔逊相比，塔夫特拥有很大的优势。正当踌躇满志准备着连任总统的塔夫特表示不准备对奥尔德里奇法案开绿灯时，一件前所未见的怪事发生了，塔夫特的前任总统老罗斯福突然横刀杀出，居然又要参加总统竞选，这对于老罗斯福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和同是共和党的塔夫特而言，真是天大的噩耗。当年老罗斯福因迫使北方证券解体而名声大噪，享有反垄断决不手软的盛誉，他的突然出现将会严重侵蚀塔夫特的选票。
事实上，三个竞选人背后全都是银行家在支持，只不过银行家在三个人中间暗地偏向最具可控制性的威尔逊罢了。在华尔街的安排下，老罗斯福果然“不小心”重创塔夫特，使得威尔逊顺利当选。这一幕和1992年老布什被佩里抢走大量选票而意外地败于新手克林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B计划」。
银行巨头们在哲基尔岛的策划十分机密，出于严谨的职业本能，他们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就是由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主持的计划，负责佯攻，以便吸引反对派的火力，共和党是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另一份被称为B计划的方案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这就是后来的《美联储法案》，民主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其实这两份计划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措辞有所不同而已。
总统大选也是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展开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和华尔街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在当时全国普遍强烈地反华尔街的氛围中，他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必然失败。而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的民主党，一直扮演着强烈批评金融垄断的角色，再加上形象清新的威尔逊，这一切使得民主党所支持的《美联储法案》有着更大的机会被接受。1907年的危机设计巧妙地达成了金融体制必须改革的两党共识，为了“顺应”民意，此时银行家们牺牲共和党而成全民主党，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银行家们使出了让实际上是支持同一内容不同版本的两派互相攻击的高招。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率先发难，他词严色厉地指责民主党的提案对银行怀有敌意，而且不利于政府。他宣称一切背离金本位的法定货币政策都是对银行家的严重挑战。《国家》（Nation）杂志在1913年10月23日指出：“奥尔德里奇先生所反对的没有黄金支撑的政府法定货币，恰恰是他自己在1908年所提出的法案（《紧急货币法案》）所要做的事。他还应该知道，政府事实上与货币发行毫无关系，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全权控制着货币发行。”
民主党对奥尔德里奇提案的指责同样令人大开眼界，他们声称奥尔德里奇维护的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和金融垄断地位，而民主党所提出的美联储提案旨在打破这种垄断，建立起一套地区分立、总统任命、国会审核、银行家提供专家意见的相互制约、分权分立的完美的中央银行系统。不谙金融事务的威尔逊诚心实意地相信这个方案打破了华尔街银行家们对金融的垄断。
正是由于奥尔德里奇和范德利普以及华尔街不遗余力地反对和指责，反而使得民主党的《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银行家们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发挥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
威尔逊当选总统的同时，B计划正式启动。
1913年6月26日，即威尔逊入主白宫仅3个月，由弗吉尼亚的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Carter Glass）在众议院正式抛出了B计划：格拉斯提案（The Glass Bill），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代之以美联储。9月18日，该提案在多数众议员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以287对85票获得通过。
该提案被转送到参议院后变成格拉斯－欧文提案（Glass-Owen Bill），参议员欧文（Robert L. Owen）也是一位银行家。参议院的提案于12月19日获得通过。此时，两份提案中尚有40多处分歧有待解决，按照两院的惯例，圣诞节前的一周之内不会通过重要法案，按照当时两院提案的差距推算，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等到第二年再讨论，所以许多重要的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纷纷离开华盛顿回家过节去了。
此时，在国会山设有一个临时办公室，在“战地”直接指挥的保罗·沃伯格瞧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在他的办公室里，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批议员赶到，商讨下一步的计划。12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商讨重要分歧。此时，国会弥漫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圣诞节前通过《美联储法案》的气氛，白宫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已经开始考虑第一届美联储董事成员名单。但是直到20日深夜，重要的分歧一个也未能解决。看起来，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过《美联储法案》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银行家们的催逼之下，联席会议决定21日星期天全天继续开会，不解决问题决不休会。
到20日深夜，参众两院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分歧包括：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数量，如何确保储备金，黄金储备的比例，国内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问题，储备金更改提案，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能否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政府债券作为联储货币发行抵押品的比例，通货膨胀问题等。[9]。
在经过21日紧张的一天之后，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头版登出题为“货币提案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国会的效率，“以这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席会议修正了两院提案的差异，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这篇文章提到的时间段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1点30分到4点。一个即将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就是在这样一种仓促和压力之下进行的，绝大多数议员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修改之处，更别说提出修正案了。
22日凌晨4点30分，最后文件被送交打印。
7点整，最后校稿。
下午2点，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议员的办公桌上，并通知下午4点开会。
下午4点，会议开始。
下午6点整，最后联席会议报告提交，此时大多数议员已经去吃晚饭了，会场上的议员寥寥无几。
晚7点30分，格拉斯开始20分钟演讲，然后进入辩论阶段。
晚11点开始表决，最后以298对60票获得众议院通过。
23日，圣诞节前两天，参议院表决以43对25票（27人缺席）通过了《美联储法案》。威尔逊总统为报华尔街的知遇之恩，在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仅一小时，就正式签署了该法案。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
林德伯格（Lindbergh）议员在这一天对众议院发表演讲：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10]〗。
银行家们对这个法案却好评如潮，美利坚国家银行（American National Bank）的总裁奥利弗（Oliver Sands）热情洋溢地说：
〖这个货币法案的通过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有益的影响，它的运作将有利于商业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繁荣时代的开始。〗。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
〖在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
经过与美国政府100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
「谁拥有美联储」。
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美联储自己总是含糊其辞。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 Mullins）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J. P. 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万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万股。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 Bank）拥有万股。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拥有6000股。
这6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11]。
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亿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有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 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席位，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个董事席位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 P. 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
〖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7498股，J. P. 摩根公司14500股，威廉·洛克菲勒1万股，约翰·洛克菲勒1750股。
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乔治·贝克拥有1万股，J. P. 摩根公司7800股，玛丽·哈里曼5650股，保罗·沃伯格3000股，雅各布·希夫1000股，小J. P. 摩根1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13408股。
汉诺威银行，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540股。〗。
从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被选为第一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在斯特朗的控制下，联储系统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形成了互锁（Interlocking）关系。本杰明·斯特朗作为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于1928年突然死亡，当时国会正在调查美联储董事和欧洲中央银行巨头们的秘密会议，而这些秘密会议导致了1929年经济大衰退。”[12]。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
威尔逊后来自己承认，他只被允许指定一名美联储董事，其余都是由纽约的银行家挑选。在保罗·沃伯格被提名和任命为董事的过程中，参议院要求他于1914年6月到国会回答质询，主要是了解他在《美联储法案》拟定过程中的角色，结果被他断然拒绝。保罗在写给国会的信中宣称，如果他被要求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影响他在美联储董事会的作用，因此他宁愿拒绝接受美联储董事的提名。《纽约时报》立即跳出来为保罗鸣冤，在其1914年7月10日的报道中谴责参议院不该无中生有地质询保罗。
保罗自然是美联储系统的核心人物，除了他只怕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美联储到底该如何运转。在他强硬的态度面前，国会只有低头，提出可以事前提供所有问题的清单，如果保罗觉得某些问题“会影响他的作用”，他可以不予回答。保罗最后勉强答应了，但要求非正式见面。
委员会问：我知道你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当罗斯福先生参选时，你却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同情者并且支持他（民主党）？保罗答：是的。委员会问：但是你的哥哥（费里克斯·沃伯格）却支持塔夫特（共和党）？保罗答：是的。[13]。
有意思的是，库恩雷波公司的3个合伙人却支持了3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其中奥图（Otto Kahn）支持老罗斯福，保罗的解释是他们3人彼此不干涉对方的政治理念，因为“金融与政治无关”。保罗顺利通过国会听证，成为美联储第一届董事，后成为董事会副主席。
除了保罗以外，另外任命的4名董事会成员是：
〖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经济学家，出身于洛克菲勒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和摩根资助的哈佛大学。查尔斯·哈姆林（Charles Hamlin），曾任助理财政部长。弗雷德里克·戴拉诺（Frederick Delano），罗斯福的亲戚，铁路银行家。哈丁（W. P. G Harding），亚特兰大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威尔逊总统自己提名的托马斯·琼斯被记者发现正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和起诉，后来琼斯自己提出退出董事会提名。
美联储另外两名成员是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员。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以此操控美联储董事会。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议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4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还有什么比这种安排更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4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那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画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5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5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5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探讨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5巨头每年4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为了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真相何在」。
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国际放贷者的运作方式。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供应）。————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为了制造高价格，美联储只需要降低利率，来扩张信用和造就一个繁荣的股市。当工商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利率环境之后，美联储又将通过任意提高利息来中止这种繁荣。它（美联储和拥有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轻微调息使市场的价格钟摆般温柔地起伏，也可以猛烈调息来使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无论哪种情况，它将拥有金融状况的内部信息，事先得知即将到来的变化。这是一种任何政府从未给予的，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最怪异和最危险的（市场信息）先知权。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制造恐慌来创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情况。他们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恐慌。当他们控制了金融的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现他们的目的方面同样有效率。————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每一元流通中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美元）都代表欠着美联储一美元的债务。————货币报告，众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美联储地区银行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和地方控制的公司。————案例：勒维斯VS.美国政府，第九巡回法庭，1982年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机构之一。所有能听见我讲话（国会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被国际银行家统治着。有些人以为美联储银行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它们（美联储银行）不是政府机构。它们是私有的信贷垄断者，美联储为了自己和外国骗子的利益盘剥着美国人民。————众议员麦克法登当你和我写支票的时候，我们的账户上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支票的金额。但是，当美联储写支票时，账户上是没有任何钱做支撑的。当美联储写支票时，它是在创造货币。————波士顿美联储银行从1913年到1949年，美联储的资产由亿美元暴涨到450亿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美联储银行股东们的腰包。————埃斯塔克·穆林斯〗。
如此众多的总统对金钱权力的威胁反复发出过警告，如此大量的国会记录和法律案例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联储的私有性质，可是有多少美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知道这一点呢？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我们以为“自由公正”的西方权威新闻媒体会报道一切真相，原来真相是大量的事实被它们有意地“过滤”掉了。那么美国的教科书呢？事实是，各种以国际银行家们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美国的下一代挑选着“内容健康”的教科书。
在威尔逊总统去世之前，他承认自己在美联储的问题上是被“欺骗”了，他内疚地表示：“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
当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一个完美的时间“巧合”，美联储的股东们注定要大发一笔横财了！
「小结」。
华尔街7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J. P. 摩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洛克菲勒的扩张计划，最终帮助他完全垄断美国的石油行业。
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库恩雷波公司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摩根大力支持詹姆斯·希尔争夺中西部铁路控制权。
1907年的银行危机中，摩根通过在市场中“抽水”、“放水”，以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
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威尔逊顺利当选美国总统。
银行家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使《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
银行家通过美联储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
「注释」。
[1] Quoted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Banking System，Senate Documents Co. 3，No. 23，Seventy-sixth Congress，First session，1939．。
[2] John Moody，The Seven Men，McClure's Magazine，August，1911，p. 418．。
[3] William Guy Carr，Pawns In The Game （Legion for the Survival of Freedom，1978）．。
[4]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5] Paul M Warburg，Defects and needs of our banking system，1907．。
[6]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Groove Press，1990），p128．。
[7] Antony C. Sutton，The Federal Reserve Conspiracy （Tab Books，1995） p78．。
[8] Ibid.，p83．。
[9] Eustace Mullins，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1993） Chapter 3．。
[10] Congressman Charles Lindberg Sr. Speech on floor of the Congress，December 23，1913．。
[11]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p178．。
[12] Ferdinand Lundberg，America's 60 families （Halcyon House，1939）．。
[13]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第四章 “一战”与大衰退：国际银行家的“丰收时节”。
我们共和国的真正威胁是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用它无数黏糊糊的触角紧紧裹挟着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这只章鱼的头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和一小撮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具有极大能量的金融寡头，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美国政府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政府，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资源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竭尽全力来使权力（他们将我们的“领导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和财富（他们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来汲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袖，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约翰·海兰，纽约市市长，1927年。
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籍的废墟之上。他们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通过经济衰退“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斯特朗操纵下的战时美联储。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
策划大衰退的真正图谋。
「本章导读」。
打仗就要花钱，越大的战争花钱越多，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谁花谁的钱？由于欧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政府必须也只能向银行家借钱。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藉的废墟之上。
国际银行家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首先是扩大信贷，将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然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他们再出手以超级低廉的价格收购，这在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做“剪羊毛”。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最近的一次“剪羊毛”行动，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小龙”和“小虎”们身上。中国这只大肥羊最终能否避免被“剪羊毛”的厄运，就要看中国是否认真去研究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剪羊毛”惨剧了。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绝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当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仅仅是一件与以前其他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因为它（战争）拖了这么久才爆发。”[2]。
1914年6月28日，欧洲正统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斐迪南大公来到1908年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视察，被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刺杀。这原本只是一个性质单纯的恐怖组织策划的复仇行为，当时只怕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为引爆了一场涉及30多个国家，卷入15亿人口，伤亡高达3000多万人的世界级战争的导火索。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与德国成了世仇，当英国不得不从“光荣孤立”的欧洲大陆政策中走出来时，面临的是德强法弱的局面。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若不加以遏制，势必成为英国的心腹大患。于是，英国拉上对德国也颇为忌惮的俄国，与法国一起缔结了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德国则与奥地利结盟，欧洲两大对立集团就此成型。
两大阵营不断扩军备战，保持着大规模的常备军，各国政府都因此陷入深深的债务泥潭。“一项详细的欧洲公共债务收入报告显示，各种债券的利息支出和本金偿付每年高达亿美元。欧洲各国的金融已深陷其中，政府不禁要问，尽管战争有各种可怕的可能，但是比起如此昂贵和不稳定的和平来说，战争或许是一种更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欧洲的军事准备最终不是以战争来结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国政府破产而告终。”[3]。
从1887年到1914年，这种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僵持着，高度武装但已接近破产边缘的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怒目相视着。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并建立起来的欧洲银行体系向对立的各方提供信贷，全力促成了这种军事对峙。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到1914年时，很明显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能负担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他们虽然拥有庞大的常备军、普及的军事动员体制，以及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但他们的经济却无力支撑巨额的战争费用。情况恰如俄国枢密院大臣在1914年2月向沙皇的进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作战的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的有限财力所能负担的。我国势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不过代价不菲。如果战争结果对我国不利，则战败的经济后果将难以估量，全国的经济将陷于全面瘫痪。即使是战争取得了胜利，对我国的财政也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赔偿我国的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国的利益，不会给德国经济充分复苏来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机会，甚至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也不可能”。[4]。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真的开战，也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和低程度的，可能更像是持续10个月左右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但这样的战争结果，只能缓解而无法平复欧洲的对立局面。于是，开战的时间就只有在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中拖延着，直至美联储的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当时已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的资源，但是，直到1913年以前却仍是一个依赖外债的国家，很少能向国外提供信贷。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央银行，纽约的银行家们难以集中调动全国的金融资源（Mobilization of Credit）。但是，银行家的天性使得他们对大规模战争兴趣浓厚，战争能够毫无疑问地为银行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当《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国际银行家们立即行动起来，1914年8月3日，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银行就给摩根发报，建议立即组织1亿美元的信贷用于法国向美国购买物资。威尔逊闻讯立即表示反对，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谴责这项贷款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
德国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素无过节，当时的美国有大约800万德国后裔，约占全国人口的10％，在美国建国之初，德语差一点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德裔美国人拥有着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加之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对英国素无好感，美国政府又曾和英国几度交战，所以在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抱着事不关己的观望态度。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银行家相比，美国政府显得冷静和正常得多。情况居然是，银行家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政府则坚决反战，严守中立。
这时银行家们想出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区别对待为协约国提供发售债券而进行的贷款行为与为协约国提供信用来购买美国物资。在银行家的威迫之下，威尔逊只有答应了后者。随着大选连任时间的逐步到来，威尔逊在参战问题上逐渐向银行家的立场倾斜。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爆发世界级别战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拖了许久的战争机器终于可以启动了。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12月16日，摩根的左右手戴维森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商谈美国提供信贷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信贷协议，数额为1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对美国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大生意，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终的贷款总额会达到令人震惊的30亿美元！摩根银行收取了1％的手续费，3000万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战争中吃得盆满钵满。同年春天，摩根又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信贷协议。
1915年9月，考验华尔街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到来了。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Anglo-French Loan）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原本坚决反对的威尔逊总统，架不住银行家和内阁成员两面夹击，他的新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警告说：“如果没有贷款，结果将是生产受限，工业衰退，资本和劳动力闲置，大规模破产，财政危机，民怨沸腾和不满滋生。”[5]。
威尔逊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再次让步。对于这次规模空前的债券出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61家债券承销商（Underwriter）和1570家金融机构加入了发售业务[6]。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向美国中西部推销这些债券就更为困难。美国人民普遍不认为欧洲的战争与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而不愿意把钱投到欧洲的战火中去。为了打消这种疑虑，银行家们大力宣称这些钱会留在美国。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中西部地区只有一家芝加哥的银行愿意加入华尔街阵营，这个行为立即激怒了当地的德裔储户，他们发动了抵制银行运动。到1915年年底，仍有亿美元的债券没有卖出。
当战争打到关键时刻，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国民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利息收入征税，英国人立刻贱价出售这些债券。英格兰银行很快堆满了美国债券，英国政府立刻让他们的美国代理摩根公司将这些美国债券在华尔街足额出售，美国投资者对本国的债券接受度自然很高，很快30亿美元的债券变了现，英国又得到一笔巨款来支撑战事。但是，英国对美国积累的100多年的债权人地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从此，英美之间的债权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美国的信贷犹如烈火烹油，战火开始迅速蔓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急剧上升。仅仅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一天就消耗了20万发炮弹，人类终于见识了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后勤系统之下，如果再加上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战争将会是何等惨烈，何等旷日持久。
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贷款，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
「斯特朗操纵下的战时美联储」。
本杰明·斯特朗开始引起公众瞩目是在1904年当他成为银行家信托（Bankers Trust）的董事长的时候。当时，摩根的亲信戴维森对日益崛起的信托公司越来越担心，这些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商业银行更加广泛，所受的政府监管却更少，因此能够以更高的利息吸引资金。为了应付这种新的竞争，戴维森在得到摩根的授意后，于1903年也干起了信托的买卖，斯特朗成为戴维森的具体执行人。在随后的1907年风暴中，银行家信托还加入拯救其他金融机构的行动，斯特朗因此而名声大噪。
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戴维森和保罗·沃伯格找到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深谈，希望斯特朗出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这一关键职务，斯特朗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擘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斯特朗迅速适应了新的角色，他成立了非正式的美联储董事论坛的组织，定期聚会商讨战争时期的美联储行动准则。他以非常巧妙的手法操纵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将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集中到美联储纽约银行手中。美联储系统表面上允许各地12家联储银行根据本地区实际需要，制定各自的贴现率和商业票据抵押政策，换句话说，各地联储董事会有权决定何种商业票据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何种贴现率。到1917年，至少13种不同类别的商业票据抵押准则被建立起来。[7]。
但是，由于战争，美联储纽约银行事实上只将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由于国债数额远远大于其他商业票据的总和，并且增长迅猛，很快就将美联储其他地区银行的票据抵押政策边缘化。在斯特朗控制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久就将国债确定为主要和唯一的抵押票据，从而全面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由于资助欧洲战争的大规模的债券发售，使得美国货币流通量剧减，中央银行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美国政府开始海量增加国债，美联储也以惊人的胃口吃进，巨额的美联储券如江河决堤一般扑向了流通领域，弥补了欧洲战争债券所导致的货币紧缩。代价是美国国债的直线上升，结果仅在美联储开始全速运作的短短4年（1916～1920）中，美国的国债就由10亿美元暴涨25倍达到250亿美元[8]，所有的国债都是用美国人民的未来纳税作为抵押，结果是在战争中，银行家们大赚其钱，而人民却出钱、出力和流血。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
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地问他的美国同僚，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打仗，美国大使答曰：“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这样的回答让世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基辛格博士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9]。
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1917年3月5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Walter Hines Page）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密信中说：“我认为正在到来的危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给英国和法国贷款的承受能力。我们能够提供给盟国最大的帮助是信用。除非我们与德国开战，我国政府将无法（向盟国）提供直接信用。”[10]。
此时，美国的重工业系统已经为参战准备了一年的时间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部门已经从1916年起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源，银行家们和他们掌中的政治家开始考虑更多的措施，“当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考虑进一步发展收入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重要资源。收入所得税的法案已经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了”。[11]。
注意，这里的收入所得税是针对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银行家们在1916年两次试图通过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法案，但两次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在美国，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法律依据。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Freedom To Fascism）中，曾6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 Russo）以令人震撼的镜头展示了这一铁的事实。该电影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美国媒体宣传完全不同的美国政府和其背后的金融势力之后，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难以置信。美国3000多家电影院中只有区区5家敢于公开放映这部电影。但是，当这部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之后，在美国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94万人下载了该片，参与评分的8100人几乎一致给出了最高评价。[12]。
1917年10月13日，威尔逊总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必须将美国的银行资源彻底动员起来。（对盟国贷款）的压力和权力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银行机构来承担。我相信这样的银行合作在此刻是一种爱国责任，美联储的成员银行就是这样独特和重要的爱国主义的证明。”[13]。
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本不足为奇，他略带迂腐但并不愚蠢，他深知是谁把他送进了白宫，也懂得投桃报李。威尔逊总统自己也不相信所谓的“民主拯救世界”的圣战，他后来承认“世界大战为的是经济竞争”。
事实是，美国对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和60亿美元的出口物资，这笔巨款尚未偿还。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而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
当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卷入战争以后，威尔逊将国家的主要权力交给了他竞选时出力最大的三套人马：保罗·沃伯格掌握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伯纳德·巴鲁出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尤金·梅耶控制了战时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
〔沃伯格兄弟〕。
保罗的大哥麦克斯（Max Warburg）时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而保罗则是美国最高的金融决策者，美联储副主席；三弟费里克斯是雷波库恩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四弟弗里兹是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曾代表德国与俄国秘密媾和。哥四个全都是犹太银行家族中的顶尖人物。
关于保罗兄弟的信息，1918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的秘密报告称：“保罗·沃伯格：纽约，德国裔，19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12年，受德国皇帝嘉奖。曾任美联储副主席。有一个兄弟担任德国情报部门首脑。”[14]另一份报告中提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经拍着桌子对着麦克斯咆哮，‘难道你总是正确吗？’但随后还是会仔细聆听麦克斯对金融的意见。”[15]。
令人奇怪的是，保罗在1918年5月已辞去在美联储的职位，这份报告中并未提及。在美国参战之后，因为保罗的哥哥担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保罗理论上可能被指控有通敌罪，但是实际上美国没人能动得了掌握着金融命脉的保罗。1918年6月，保罗在辞去美联储的职务之后，给威尔逊写了个便条：“我有两个兄弟在德国是银行家。他们现在自然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的国家，就像我在帮助我的国家一样。”[16]。
〔伯纳德·巴鲁：战时美国工业的沙皇〕。
以投机起家的巴鲁在1896年合并了6家美国主要的烟草公司，成立了联合烟草公司（Consolidated Tobacco Company），随后，他又帮助古根海姆（Guggenheim）家族合并了美国铜矿工业。他还与希夫旗下的哈里曼合作控制了纽约的运输系统。
1901年，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巴鲁兄弟公司。
当1917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为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他立刻拥有了美国所有工业公司的生杀大权。他每年的采购额高达100亿美元，几乎一人决定着美国政府战争物资采购的价格。后来在1935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巴鲁说道：“威尔逊总统交给我一封信，授权我接管任何一家工厂和工业企业。我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贾奇·加里（Judge Gary）有过一些不愉快，当我给他看了这封信后，他说‘看来我们需要解决我们之间的过节’，他确实这样做了。”[17]。
有些国会议员对巴鲁行使美国工业生杀大权的资格表示质疑，认为他既不是工业家，又没有在工厂待过一天，他自己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他的职业是“投机商”。《纽约客》报道过巴鲁在得知华盛顿流传的虚假的和平消息后，曾在一天中挣了75万美元。
〔尤金·梅耶的战时金融公司〕。
尤金·梅耶的父亲是著名的国际银行拉扎德（Lazard Freres）银行的合伙人，尤金对出任公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曾与巴鲁合办过一家阿拉斯加的金矿公司，还在一起共谋过一些其他的金融事件，也算是老熟人了。
战时金融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发售美国国债，为战争提供金融支持。
尤金的战时金融公司最令人瞠目的行为莫过于做假账了。后来国会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时，该公司居然几乎每天晚上都临时修改账目，第二天再给国会调查人员过目。在麦克法登议员主导的1925年和1930年两次针对该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问题账目：“重复债券数量达2314组，重复折扣券数量达4698组，面值从50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兑换日期截止到1924年7月。其中有些重复是错误造成，另一些则是作假使然。”[18]。
难怪“一战”结束以后，尤金居然能够收购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and Dye Corporation），后来又收购了《华盛顿邮报》。
据估计，尤金的假账至少造成了数亿美元国债的差额[19]。
〔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开山鼻祖〕。
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执著于细节，早年在芝加哥做谷物投机生意发了大财。他在战争期间被摩根看中并主管出口部（Export Department），主要负责军火采购。
斯特蒂纽斯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每天采购高达1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然后把这些物资装船，上保险，启运到欧洲。他不遗余力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输效率，他在华尔街23号的总部一声令下，无数军事部件的代理商和生产商就涌入他的办公楼，他在几乎每一道门前都设立了警卫。他每月的采购量相当于20年前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德国人从未想到美国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转入军事工业生产轨道。
〔戴维森：摩根的亲信〕。
为摩根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身为J. P. 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的戴维森得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这块肥肉，从而控制了美国人民捐赠的高达亿美元的巨款。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德国作为战败国将丧失13％的领土，赔偿3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收26％的额外费用，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陆军只能保留10万人，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6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但私下里，他承认：“我们所起草的文件（和约）将为20年后的战争埋下伏笔。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的身上，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英国外相寇松（Lord 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说：“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只是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这份协议后，也皱着眉说：“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问题不在于政治家们是否都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他们背后的“师爷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陪同威尔逊来到巴黎的银行家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师弗兰克、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托马斯·莱蒙、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杜勒斯兄弟（一个是后来的CIA的头头，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英国首相的身后是菲利普·沙逊爵士（Sir Philip Sassoon），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子孙。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的高参是乔治斯·曼德尔（Georges Mandel），他的真名是杰洛波·罗斯柴尔德（Jeroboam Rothschild）。德国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就是保罗的大哥麦克斯·沃伯格。当国际银行家们齐集巴黎的时候，后来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作为东道主提供了热情的接待，他将美国代表团的头面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华庄园里。
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
1894年9月1日，我们将停止一切贷款的延期。那一天，我们将索回我们的钱。我们将拥有并拍卖尚未清偿的财产。我们会以我们自己定的价格得到密西西比河以西2/3的农田和以东的成千上万的土地。农民将（失去土地）变成受雇用者，就像英国那样。
1891年美国银行家协会（收录于1913年4月29日的国会记录）。
“剪羊毛”是银行家圈子里的一个专用术语，意思是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机会，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拥有他人的财产。当银行家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大权，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变成了可以精确控制的过程，此时的“剪羊毛”行为对于银行家来说，就像从靠打猎为生的游牧阶段进化到了科学饲养的稳产高产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资采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与服务。美联储从1914年到1920年向经济领域投放了大量货币，纽约联储利率由1914年的6％降到了1916年的3％，并一直保持到1920年。
为了向欧洲协约国提供贷款，银行家们在1917和1918两年中进行了4次大规模债券募集，称为“自由债券”（Liberty Bond），债券利息从到不等。这些债券发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收美联储已经严重超量发行的货币和信用。
在战争中，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农民的粮食在战争中卖到了很高的价钱，劳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当战争结束时，由于生活和消费节俭，农民手中握有大量现金，而这笔巨额财富却不在华尔街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原来，中西部的农民普遍把钱存在保守的当地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家对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普遍持抵触和对抗态度，既不参加美联储银行系统，也不支持对欧洲战争贷款。华尔街的大佬们早就想找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这些乡巴佬，再加上农民这群“肥羊”又膘肥体壮，早已看着眼热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准备动手“剪羊毛”了。
华尔街银行家们首先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计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Federal Farm Loan Board）的机构，专门“鼓励”农民把他们的血汗钱投资于购买新的土地，该组织负责提供长期贷款，农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大量农民在该组织的协调下向国际银行家们申请了长期贷款，并缴纳了高比例的首付款。
农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在1920年的4月至7月4个月内，工业和商业贸易领域获得了大额度的信用增加，以帮助他们渡过即将到来的信贷紧缩。只有农民的信用申请被全部拒绝。这是一次华尔街精心设计的金融定向爆破！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
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欧文（联署1913年《美联储法案》）在1939年的参议院白银听证会上说：“在1920年年初，农民们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加速偿还着按揭，大量贷款购置新土地。1920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信用和货币紧缩使他们大批破产。1920年所发生的一切（农民破产）与应该发生的完全相反。”[20]。
对于因为战争而过多发放的信贷，本应在若干年里逐步解决，但是美联储董事会在1920年5月8日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公众完全不知情的秘密会议。他们在一起密谋了一整天，会议记录多达60页，这些记录最终于1923年2月19日出现在参议院的文档中。（美联储）A类董事，美联储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但是B类董事，代表商业、贸易和农业的董事没有被邀请。C类代表美国人民的董事同样没有被邀请。
只有大银行家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而他们当天的会议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并最终导致了第二年国民收入减少了150亿美元，几百万人失业，土地和农场价值暴跌了200亿美元。
威尔逊的国务卿布莱恩一语点破了问题的根源：“美联储银行本应是农民最重要的保护者，却成为了农民最大的敌人。对农业的信贷紧缩是一次蓄谋的犯罪。”[21]。
在对农业的“剪羊毛”行动喜获丰收之后，中西部地区负隅顽抗的中小银行也被清剿得满目疮痍，美联储这才开始放松银根。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
本杰明·斯特朗是在摩根公司和雷波库恩公司的联合扶持下，坐上了美联储纽约银行的董事长的宝座，他与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一起密谋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业的许多重要事件，其中包括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衰退。
诺曼的爷爷和外祖父都曾担任过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这样显赫的身世在英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在《金钱的政治》一书中，作者约翰逊写道：“作为亲密朋友的斯特朗和诺曼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度假。1925年到1928年，斯特朗在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是他和诺曼之间的一个私下协定，目的是使纽约的利率低于伦敦。为了这个国际合作，斯特朗有意压低纽约的利率一直到无法挽回的后果发生。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鼓励了美国20年代的繁荣，引发了投机狂潮。”[22]。
关于这个秘密协定，众议院稳定听证会（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在1928年由麦克法登议员领导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银行家通过操纵黄金的流动来制造美国的股票崩盘。
麦克法登议员：请你简单陈述一下是什么影响了美联储董事会的最后决定（指1927年夏的降息政策）？
美联储董事米勒：你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麦克法登：或许我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导致去年夏天改变利息的决定的建议是从何而来的？
米勒：3个最大的欧洲中央银行派他们的代表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诺曼）、雅尔玛·沙赫特博士（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和法兰西银行的李斯特教授。这些先生们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人在一起开会。大约一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出现在华盛顿并待了大半天。一天晚上他们来到华府，第二天美联储的董事们接待了他们，他们当天下午就回纽约了。
麦克法登：美联储的董事们午宴时都在场吗？
米勒：噢，是的。美联储董事会有意安排大家聚在一起的。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社交性质的活动呢，还是严肃的讨论？
米勒：我觉得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从我个人来讲，在午宴之前，我和雅尔玛·沙赫特博士谈了很久，也和李斯特教授聊了半天，饭后，我和诺曼先生与纽约的斯特朗（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长）也谈了一阵。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正式的（联储）董事会会议吗？
米勒：不是。
麦克法登：那只是对纽约会谈结果的非正式讨论吗？
米勒：我觉得是这样。那只是一个社交活动。我所讲的只是泛泛而谈，他们（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也是这样。
麦克法登：他们想要什么呢？
米勒：他们对各种问题很诚恳。我想和诺曼先生谈一下，我们饭后都留下来了，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这些先生们都非常担心金本位的运作方式，所以他们渴望看到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这将阻止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
比迪先生：这些外国银行家和纽约美联储银行的董事会达成了谅解吗？
米勒：是的。
比迪先生：这些谅解居然没有正式记录？
米勒：没有。后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Open Market Policy Com-mittee）开了一个会，一些措施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记得按照这个计划，仅8月份就有大约8000万美元的票据被（纽约美联储银行）买进（发行基础货币）。
麦克法登：这样一个政策改变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为严重的金融系统不正常状态（1927～1929年股票市场投机风潮）。在我看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应该在华盛顿有个正式的记录。
米勒：我同意你的看法。
斯特朗众议员：事实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大吃大喝，他们高谈阔论，他们让美联储降低了贴现率，然后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黄金。
斯特格先生：这个政策稳定了欧洲的货币但颠覆了我们的美元，是这样的吗？
米勒：是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3]。
纽约美联储银行事实上完全掌握着整个美联储的运作，美联储在华府的7人董事会仅仅是摆设。欧洲的银行家与纽约美联储银行举行长达一周的实质性的秘密会议，而仅仅在华盛顿待了不到一天，还只是社交活动，纽约秘密会议的决策就导致了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流向欧洲，如此重要的决策竟然在华盛顿完全没有书面记录，由此可见7人董事会的实际地位。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
美联储从1929年到1933年紧缩货币流通量达1/3，注定会造成大衰退。————米尔顿·弗里德曼。
秘密会议之后，纽约美联储银行立刻行动起来，利息从4％降到，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做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将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纽约美联储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令人更加惊愕的是，1929年纽约美联储银行又向其成员银行发放了580亿美元的货币！[24]。
当时的纽约股票市场允许交易商以1％的资金购买股票，其余的钱由交易商的银行提供贷款。当手持巨额信用燥热难耐的银行碰上了贪婪饥渴的证券商，两者真是一拍即合。
银行从纽约美联储银行可借到利息5％左右的款子，再转手以12％的利息贷给证券商，吃足7％的利差，天下竟有如此美事！
这时候，纽约的股市想不暴涨都不可能了。
此时的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民被鼓励拿出所有的积蓄来进行股票“投资”。甚至连华盛顿的政治家都被华尔街的大佬们发动起来了，财政部长梅龙在一篇正式的讲话中向人民保证纽约的股市不算高，柯立芝总统拿着银行家们为他起草的讲稿向全国发表讲话，也说买股票还很安全。
1928年3月，美联储的董事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对于证券商贷款是否过高回答说：“我不好说证券商的贷款是否过高，但是我肯定他们（证券商）是倾向于安全和保守的。”
1929年2月6日，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再次神秘地来到美国，紧接着美联储开始放弃1927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英国的银行家们似乎是做好了一件大事的准备工作，美国方面出手的时机来到了。
1929年3月，美国金融教父保罗·沃伯格在国际承兑银行的股东年会上发出了警告：“如果这种毫无节制的贪婪继续扩大的话，最终的崩溃将不仅会打击投机者自己，还会使整个国家陷入衰退。”[25]。
保罗在整整3年的“毫无节制的贪婪”的岁月里保持着沉默，现在突然跳了出来厉声警告，由于他的影响力和地位，他的讲话一经《纽约时报》报道，顷刻引起了市场惊恐。
对股市的最后死刑判决是在1929年4月20日，当天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联邦咨询委员会已经形成了决议并提交给美联储董事会，但是他们的意图仍被严加保密。联邦咨询委员和美联储董事会的下一步动向仍然被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所笼罩。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记者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26]〗。
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将利息提高到6％，紧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投机商们顷刻陷入资金陷阱，除了不顾一切地逃出股市别无出路。股票市场局面急转直下，犹如江河决堤一般，卖单在10月和11月横扫整个股票市场，1600亿美元的财富立时灰飞烟灭。16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接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数量庞大的全部物资的总和。
当年一位华尔街的证券商是这样描述的：“经过精确计划，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股票的贷款供应量突然急剧减少所造成的1929年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钱大亨们算计好的针对公众的‘剪羊毛’行动。”[27]。
面对满目疮痍的美国经济，《纽约时报》1930年7月4日不禁发出这样的哀叹：“原材料商品的价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由于劳工过剩，工资减少，总共有400万人失业。摩根通过控制纽约美联储银行和华盛顿平庸羸弱的联储董事会，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华尔街不断通过金融危机来剪除异己，从1930年到1933年，共有8812家银行倒闭，绝大部分敢于和纽约五大银行家族分庭抗礼、对美联储系统不买账的银行纷纷破产。
「策划大衰退的真正图谋」。
毫无疑问，1929年的股票暴跌是在1927年的秘密会议上就敲定的事，由于纽约的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伦敦的利率被有意地拔高，两地之间的利差导致美国的黄金流向英国，以帮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恢复金本位。
其实，欧洲的金融家早就知道以通货膨胀的手段掠夺财富的效率要远胜于放贷所得到的利息收入。以黄金作为货币发放的基石，并且纸币可自由兑换为黄金，这一切无疑会大大制约银行家放手使用通货膨胀这种高效能武器的效力。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当时以英国银行家为代表的欧洲金融界要恢复金本位呢？
原来，国际银行家们在下一盘大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庞大的战争赔款当然不能由德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沃伯格家族银行来承担，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大发一笔国难财。所以，第一步棋，就是由德国银行家启动通货膨胀这部财富绞肉机来迅速掠夺德国人民的积蓄，人类第一次见识了超级通货膨胀的威力。
从1913年到1918年，在战争期间，德国货币发行量增加了倍，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仅贬值了50％，从1921年开始，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发放量呈火山喷发的态势，1921年比1918年增加5倍，1922年比1921年增加10倍，1923年比1922年增加7253万倍。从1923年8月起，物价达到天文数字，一片面包或一张邮票的价格高达1000亿马克。德国工人每天的工资必须支付两次，拿到钱之后要在一个小时之内花出去。[28]。
德国银行家血洗中产阶级的储蓄，使大量社会主流人士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从而奠定了日后纳粹上台的群众基础，并深深种下了德国人对犹太银行家仇恨的种子。比起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的境遇，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要深重得多，下一场更为惨烈的世界大战的所有诱因已在1923年全部到位了。
当德国人的财富被搜刮得差不多了，德国的马克也该稳定下来了。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度之下，美国人民的黄金成了稳定德国货币的救生圈。
第二步棋轮到英国银行家大展拳脚了。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频繁袭击，英国运送黄金的船只无法出港，导致了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黄金兑换，英镑的金本位已名存实亡。
1924年，后来名震英伦的丘吉尔就任英国财政大臣。对金融事务完全没有感觉的丘吉尔在伦敦银行家的鼓噪之下准备恢复金本位，理由是必须捍卫英镑在世界金融领域绝对的权威地位。1925年5月13日，英国通过了《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当时英国的国力经过战争的剧烈消耗早已严重受损，其经济实力已远逊于新兴的美国，甚至在欧洲也已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强行恢复金本位势必导致英镑坚挺，严重打击本已日益丧失竞争力的英国出口贸易，同时还会造成国内物价下降，工资缩水，失业率大幅上升等经济后果。
这时，一代宗师凯恩斯横空出世了。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曾担任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对德国的严厉条款，并不惜以辞职来抗议。他力主废除金本位，与伦敦的银行家势力形成水火不容的态势。在英国政府调查金本位的可行性的麦克米兰委员会上，凯恩斯慷慨激昂，痛陈金本位的弊端，在他看来，黄金只是“野蛮的遗迹”，是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也不示弱，坚称金本位对于诚实的银行家是不可或缺的，无论英国的负担有多重，无论多少行业严重受损，不然何以体现伦敦金融城银行家的超级信誉。英国人民被弄糊涂了。和美国的情况一样，伦敦银行家在人民当中也是名誉不佳，既然是银行家支持的，想必是不好的，而猛烈抨击银行家的观点，应该是向着人民的。
这才是戏的精彩部分。
来历很不简单的凯恩斯扮演了为民请命的角色，而银行家们则以黄金卫道士的形象出现，这出双簧演得出神入化，舆论和民心就这样被轻松地操纵着。
果然不出凯恩斯的“预言”和银行家的计划，英国经济在恢复金本位之后一落千丈，失业率由1920年的3％猛涨到1926年的18％，各种罢工此起彼伏，政局陷入混乱，英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
而银行家们要的就是危机！只有制造危机才能推动“金融改革”，在一片强烈呼吁修改法律的呼声中，通过了《1928年货币和银行券法案》（Currency and Bank Notes Act 1928），该法案砸碎了套在英格兰银行头上长达84年的以国债为抵押的货币发行上限的紧箍，1844年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以国债为抵押的英镑发行上限为1975万英镑，其余的英镑纸币发行必须用黄金做抵押。以国债为抵押发行“债务”货币而绕开讨厌的黄金制约，就像后起之秀美联储一样，这实在是一个让伦敦银行家魂牵梦萦的境界。在新法案通过后仅几个星期，英格兰银行就发行了亿“债务”英镑。新法案还授权英格兰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无限制发行“债务”英镑，只要财政部和议会事后认可就行了。[29]美联储的近乎无限制的发行货币的大权终于被英格兰银行也搞到手了。
第三步棋就是美国这只肥羊又到了该爆剪羊毛的季节了。1927年的秘密会议之后，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国价值5亿美元的巨额黄金外流，在1929年美联储猛然提高利率之后，造成银行缺乏黄金储备而无法有效发放信贷，美国这只健壮的肥羊由于极度失血而休克。国际银行家们随后一拥而上，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超低价格大举吃进蓝筹股和其他优质资产。麦克法登议员这样描述道：“最近仅一个州就有6万处房产和农场在一天中被拍卖。在密歇根州的奥克兰郡，有万户房主和农场主被扫地出门。类似的情况正发生在美国的每一个郡县。”
在这场美国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里的少数人事先知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这些人得以及时抛出所有股票转而大量持有政府债券，他们都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有些即使是超级富豪，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圈子里包括J. P. 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以及他们选定的“优先客户”，如伙伴银行及与他们保持亲善的著名实业家、重要政客和友好国家的统治者。
当银行家默里森从美联储辞职时，1936年5月30日的《新闻周刊》是这样评价他的：“大家一致认为美联储失去了一位能干的人。在1929年（股票崩盘之前），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命令他属下的几家银行在9月1日之前全部结束对证券交易商的贷款业务。所以，它们得以在随后的衰退中乘风而起。”[30]。
乔伊·肯尼迪（Joe Kennedy）的身家从1929年的400万美元，增加到1935年的1亿美元，翻了25倍。伯纳德·巴鲁在大崩溃前卖掉了所有股票转而持有国债。亨利·摩根索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前几天匆匆赶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命令他的公司在三天之内卖掉总价值达6000万美元的所有股票。他的手下困惑不已，建议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逐步清仓，这样至少能多赚500万美元。亨利·摩根索勃然大怒，冲着手下怒吼：“我到这里来不是和你讨论的！照我说的去做！”。
经过近8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要惊叹这些国际银行家们的智商，他们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为聪明的一群人。这样的手法，这样的权谋，这样丝丝入扣的设计，这样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的胆略，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完全不相信他们的命运实际上被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在国际银行家们“羊毛”喜获丰收之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成为了银行家们的最新财富收割机，在他们主导下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一个银行家们新的收获季节。
「小结」。
银行家支持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开战，并不遗余力地为政府提供贷款，在战争中捞得盆满钵满。
斯特朗成为美联储系统实质上的首脑人物，摩根、保罗、希夫等华尔街巨擘的意图在美联储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巴黎和会只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华尔街精心设计了一场定向爆破，对农民进行了“剪羊毛”行动，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
纽约美联储银行事实上完全掌握着整个美联储的运作，美联储在华府的7人董事会只是摆设。
华尔街不断通过金融危机来剪除异己，绝大部分敢于和纽约五大银行家族分庭抗礼、对美联储系统不买账的银行纷纷破产。
国际银行家通过“剪羊毛”掠夺了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财富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成为银行家门的最新财富收割机。
「注释」。
[1]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John Haylan speaking in Chicago and quoted in the March 27，1927，New York Times．。
[2]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8．。
[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pril 1887．。
[4]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8．。
[5]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Grove Press 1990） p198．。
[6] Ibid.，p200．。
[7]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Chapter 9．。
[8] Ibid.，p506．。
[9]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Reprint edition April 4，1995） Chapter 9．。
[10]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1] Cordell Hull，Memoirs （Macmillan，New York，1948） v1 p76．。
[12]。
[13] 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Grove Press 1990） Chapter 10．。
[14]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5] Max Warburg，Memoirs of Max Warburg，Berlin，1936．。
[16] David Farrar，The Warburgs （Michael Joseph，Ltd.，London，1974）．。
[17] Baruch's Testimony before the Nye Committee，Sep 13，1937．。
[18]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8．。
[19] Ibid.．。
[20] Ibid.，Chapter 9．。
[21] Hearst Magazine，Nov 1923．。
[22] Brian Johnson，The Politics of Money （New York：McGraw Hill 1970） p63．。
[23] The 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s of 1928．。
[24] Congressional Record，1932．。
[25] Eustace Mullins，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Chapter 12．。
[26] New York Times，April 20，1929．。
[27] Col. Curtis Dall，My Exploited Father-in-Law，Liberty Lobby，1970．。
[28] Glyn Davies，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575．。
[29] Ibid.，p377．。
[30] Newsweek，May 30，1936．。
第五章 廉价货币的“新政”。
列宁曾说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1]————凯恩斯，1919。
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他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而1929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完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凯恩斯的 “廉价货币”。
1932年总统大选。
谁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风险投资”选中希特勒。
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
「本章导读」。
凯恩斯称黄金为“野蛮的遗迹”，这一“脍炙人口”的评价在中国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凯恩斯妖魔化黄金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怎么会变成了黄金的死敌？
格林斯潘40岁时，仍然是金本位坚定不移的捍卫者，等当上了美联储主席之后，对黄金问题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到2002年时，他仍然承认“黄金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支付手段”，但是他却“旁观”了90年代西方中央银行家们联合打压黄金价格的阴谋。
为什么国际银行家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如此厌恶黄金？为什么凯恩斯的“廉价货币”理论如此受宠？
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
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人民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1929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达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凯恩斯的“廉价货币”」。
很明显，凯恩斯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已经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对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潜在伤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而德国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已经完全验证了通货膨胀的巨大杀伤力。
这一点恰如40岁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对通货膨胀的见地与凯恩斯如出一辙，他指出：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2]。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样，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的泛滥势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和格林斯潘都应该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又何以一个后来将黄金贬低为“野蛮的遗迹”，另一个平步青云之后干脆绝口不提黄金的货币地位了呢？
对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格林斯潘投入了J. P. 摩根的怀抱，荣任J. P. 摩根公司和其它华尔街银行的董事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规矩。
当全世界的聚光灯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测的皱纹里的时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个汉献帝背后的曹操——纽约美联储银行才是真正的决策者。2002年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德州议员保罗（Ron Paul）追问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从未背叛1966年的观点，他至今仍然认为黄金是所有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美联储只是“模拟”（Mimic）着金本位制度。
凯恩斯的情况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国著名学者莫瑞·罗斯帕德（Murray Rothbard）对凯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个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凯恩斯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以英国统治精英自居和对社会道德的蔑视，对他的思想体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Apostle），对凯恩斯的影响尤为巨大。欧美大学中的这种秘密组织，决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学同乡会或文学社之类的松散社团，它们更像是深负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历史长达百年，并且是终生保持紧密联系，构成了西方社会统治阶层最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
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12名成员所组成，这些人不仅要绝顶聪明，而且要出身显赫，每一个人都注定会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蔑视社会的普通道德，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最智慧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并相互之间反复灌输这一信念。凯恩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3]。
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凯恩思和著名哲学家罗素这样的学者型精英，还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这样的金融巨头。离开剑桥之后，每周六仍然参加“使徒会”秘密会议的成年使徒被称为“天使”，他们积极参与选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动。
比凯恩斯小几岁的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个大英帝国货币发行权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嫡孙，男爵封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与凯恩思同是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hip）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积极倡导者，这两个组织可谓是欧美政界的“中央党校”，近百年来为欧美统治集团输送了大批“干部”。
维克多按欧美家族银行的惯例在美国J. P. 摩根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尔街非常熟悉。他还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维克多曾任英国情报部门（MI5）的高官，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4]。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名词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剩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
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30岁以下的年青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撒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他说：“年青真好”。但就是这个撒缪尔森也承认《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5]。
美国的学者认为，如果这本书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学院教授写的，可能连发表都困难，更不要说名垂青史了。
「1932年总统大选」。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现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责任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6]。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 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自己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爆赚一笔。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如果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呆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7]。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个搞错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民所痛恨和反对的话，那就是这种合谋（豁免或推迟德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国的（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他们（银行家）是想我们（政治家）也成为‘黑帮’的同谋。或许他们（银行家）已经和德国人就赔款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8]结果胡佛拒绝了华尔街的要求，法国出现了偿付拖欠。
更令华尔街银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总统对股票市场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所牵出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再加上空前的失业率、凋敝的经济和惨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种力量集聚成一股对华尔街银行家的强烈愤怒。胡佛总统自恃民意可用，于是与银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问题搞大。胡佛直斥纽约股市是一个由银行家操盘的大赌场，市场做空的投机分子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警告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为，他将启动国会调查行动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华尔街对总统的要求回答得简单而干脆：“荒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胡佛总统于是下令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开始调查股市做空行为。气急败坏的华尔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宫与总统与国务卿共进午餐以求中断调查行动，总统不为所动。[9]。
当调查扩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盘黑幕后，大案要案纷纷被抖落出来，高盛集团、摩根公司等诸多股市丑闻被大白于天下。
当股市暴跌与经济大萧条的逻辑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民的怒火终于聚焦在了银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总统和他的仕途也同时断送在银行家和人民的双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谁是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权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就控制了政府，这个国家将要重复杰克逊时代与银行的斗争，只是在更大和更广的基础上罢了。[10]————1933年11月21日罗斯福。
罗斯福的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当年的威尔逊，如果说威尔逊的确是学者出身而不谙银行家们的手法，那么以罗斯福的经历说出这样一番高论则多少有些做作。对现任总统与华尔街暧昧关系作为攻击的突破口，在历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挑战的一方永远是百试不爽的法宝。1932年8月20日罗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演讲中声情并茂地说道：
“我们发现2/3的美国工业集中在几百家公司手中，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不超过5个人控制着。我们发现30来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商决定着美国资本的流动。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被操控在集少数人手中，这一切与总统先生（胡佛）所说的个人主义正好相反。”[11]。
罗斯福尽可能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像被美国人民衷心热爱的与银行家势不两立的杰克逊总统，一个愿意为小人物挑战金融大鳄的勇敢总统，可惜罗斯福的经历却表明他与国际银行家的瓜葛比胡佛总统只多不少。
罗斯福的曾祖父杰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正是该银行在2006年美国国债拍卖市场上，涉嫌操纵国债价格而遭到指控。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杰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Southern Railway Security Company）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也是哈佛毕业，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于1916年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正是摩根的高级合伙人，经常敲打胡佛总统的拉蒙给罗斯福在华盛顿安排的新家。
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们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纽约储蓄银行董事之职，他所担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
罗斯福母亲德拉诺（Delano）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
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和银行资源。
1921年罗斯福从政府衙门转到了华尔街，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董事或副总裁，他利用政界和银行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所在的公司谋得了巨额利益。在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债券生意的过程中，罗斯福给老朋友众议员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讳：“我希望我能利用我们之间的长久的友谊来请求你的帮助，我们希望从布鲁克林的大佬们手中争到一些债券合同。大量的债券与市政工程有关，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记得我。我不能此时去叨扰他们，但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个倾向性，那将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你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12]。
在给一位得到海军部一笔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罗斯福提到：“我在海军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个给予你们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这使我想起在我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我们之间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让我的公司在承销一些你们的债券。我非常希望让我的销售代表给你打个电话。”[13]。
在一些利益极大的生意上，罗斯福曾露骨表示“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当读到这些公司内部的往来信件时，一个更加鲜活的罗斯福就跃然纸上了。
1922年，罗斯福参与成立了联合欧洲投资公司（United European Investors，Ltd），并出任总裁。该公司的董事和顾问中包括了一手制造了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德国前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和麦克斯·沃伯格，麦克斯的弟弟保罗正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和副主席。在该公司发行的60000优先股中，罗斯福是最大的个人股持有者。该公司主要从事在德国的各种投机生意，在德国人民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罗斯福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国难财。[14]。
超级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超级财富收割机”，在该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道德崩溃发生在1923年的德国。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15]。
如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超级通货膨胀中所发生的一样，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洗劫，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千上万倍的放大，财富在这货币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凯恩斯所言，“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当罗斯福义正词严地痛批胡佛的华尔街背景时，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只怕他的经历和背景离事实差之远矣。
「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欧洲各国严重负债，如果不是美联储成立，从而集中调动起美国的金融资源，战争规模只能是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际银行家们大快朵颐，早已翘首以待下一顿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国有了美联储以后，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金融资源也已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另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废除金本位于是就成了欧美各国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黄金在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货币的最终形式，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黄金与纸币的自由兑换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1812年，美国第一银行被废除而招来了罗斯柴尔德的报复，爆发了英美1812年战争，最后以美国政府屈服，成立了美国第二银行而告终。
1837年，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银行家们立刻在伦敦狂抛美国债券，招回各种贷款，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直至1848年。
1857，1870，1907年为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建立私有的中央银行，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制造衰退。最后终于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从而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
1929年的大衰退的最终目的直指废除金本位，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金融通道。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上任伊始，罗斯福就扯起与华尔街势不两立的大旗，他就任当天就宣布全国银行从3月6日起停业整顿（Bank Holiday），直至调查清账工作完成才能重新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关闭了全国金融大动脉的创举，立时让美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几乎完全没有银行营业的空前状态下，持续了至少10天。[16]。
紧接着，罗斯福又紧紧扭住胡佛时代就已经开始针对华尔街的调查不放，矛头直指摩根家族。在一系列的听证会上，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在全美国人民面前被弄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罗斯福对华尔街银行家的重拳一招猛过一招，他于1933年6月16日又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最后导致摩根公司被分拆为摩根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前者只能从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后者则只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罗斯福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是毫不手软，先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罗斯福的新政一开头就以雷霆手段博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出了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对华尔街银行家的恶气。
连摩根家族也承认：“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对罗斯福总统的崇拜。他就任总统仅一个星期的成就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17]。
1933年纽约股票市场开张大吉，录得了54％的惊人回报。
英雄一般的罗斯福激昂地宣称：“金钱贩子们（Money Changers）从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跑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恢复这个神圣殿堂古老的真貌了。”[18]。
问题在于，历时的真相与媒体刻意塑造的公共感受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人们对精心编导的场景难免出现错觉。
还是看看罗斯福雷厉风行的表面文章之下的实情吧。
银行长假之后，许多坚决拒绝加入美联储的中西部地区银行再也没能开业，大片市场让了出来，被华尔街银行家重新洗牌。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人选就是前边提到在1929年股票大崩盘之前就已经得可靠消息，不惜损失500万美元，也要在3天之内全部撤出股市的老亨利·莫金撒（Henry Morgenthau Sr.）之子，小莫金撒，也是华尔街的圈内人。
罗斯福挑选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更是让人哭笑不得，SEC的首任主席竟是那位当年在1929年股票暴跌之前拼命作空股市的著名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他的资产由1929年的400万美元，经过大股灾之后到1933年短短4年中暴涨25倍，超过1亿美元。约瑟夫·肯尼迪也是杰克·摩根的圈内人，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总统。
以分拆摩根公司而声誉鹊起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提案人，就是当年策划美联储法案的格拉斯参议员，该法案并没有重创摩根公司，事实是摩根公司的业务量猛增，生意更加兴隆。J. P. 摩根公司的425名员工中，拨出了25人组建了摩根斯坦利公司，杰克·摩根和拉蒙保持了90％的控股权。实际上，分拆后的两家公司，仍然完全在杰克·摩根的掌握之下。1935年，摩根斯坦利开张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惊人的10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席卷了全部市场份额的25％[19]。实际上，各大公司发行债券仍然冲着摩根这块金字招牌来的，摩根手中握着纽约美联储银行这个超级大棒，美国任何大公司对摩根都要忌惮三分。
而最具戏剧色彩的国会对摩根的听证会，也是最吸引公众注意的热点新闻。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中，罗斯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地通过了废除金本位的几项重要法令。
在他就职之后仅一个星期的3月11日就发布了行政命令以稳定经济为名，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紧接着在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除了稀有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私藏黄金的人，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虽然罗斯福辩称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但该法令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金价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美国人民无权兑换黄金。人民刚刚上缴了黄金，多年的积蓄就狂贬了大半！而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之前得到内幕消息的国际银行家的“优先客户”们，得以将大笔资金撤离股市并兑换成黄金，这些黄金被运到伦敦，此时，当这些黄金在伦敦出售时，却能卖到35美元一盎司，顷刻之间就爆赚了69.33％。
当罗斯福向美国议员中学识最渊博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询问对他废除金本位的看法时，戈尔冷冷地回答：“这是明显地偷窃，不是吗？总统先生？”对于戈尔参议员的坦率，罗斯福一直梗梗于怀。这位参议员就是后来的美国副总统戈尔的爷爷。
另一位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恢复金本位的众议员霍华德·巴菲特在1948年指出：“我警告你们，两党的政治家都将反对恢复金本位，那些这里和国外靠美国持续货币贬值而大发其财的人，也会反对恢复诚实货币的制度。你们必须准备智慧和机警的面对他们的反对。”[20]。
对黄金作为最终货币有着终生信念的老巴菲特没能看到金本位的恢复，但这种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儿子，当今鼎鼎大名的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脑海中。当巴菲特瞧破法币制度最终必将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后，在1997年银价跌到靠近历史最低点时，果断地吃进了世界上1/3的实物白银存量。
要彻底拔除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而轻松的事，这个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步就是废除金币在美国国内的流通与兑换，第二步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的货币功能，1944年布雷顿体系所建立的美元兑换体系（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黄金兑换体系（Gold Exchange Standard）实现了第二步，后来尼克松在1971年才最终完成了第三步。
凯恩斯摇旗呐喊，银行家推波助澜，罗斯福瞒天过海终于拔掉了金本位这个镇魔瓶盖，赤字财政与廉价债务货币这一对孪生怪兽终于从牢牢的禁锢中挣扎了出来。
只看重眼前的权力，“哪怕死后洪水涛天”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就长久而言，我们都会死”，但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将永远载入历史。
「“风险投资”选中了希特勒」。
193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本名为《西德尼·沃伯格》（Sidney Warburg）的小册子。这本书最早是1933年在荷兰出版，在书架上只摆了几天就被取缔了。几本幸存的书被翻译成英文，该书的英文版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后来被禁止向公众和研究人员开放。该书的作者“西德尼·沃伯格”据信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族之一的沃伯格家族的成员，后来该书的内容被沃伯格家族坚决否认。
这本神秘的小册子揭露了美英两国的银行家族资助和扶持希特勒掌权的秘史。据该书记载，1929年前后，华尔街通过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计划（Young Plan）来帮助德国偿还战争赔偿。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融资助以重新整军备战。对德国的贷款实际上是通过在华尔街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摩根和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政府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高压政策。这种政策使得美国的贷款在德国和奥地利有相当一部分被冻结了，而且法国得到了德国赔偿的主要部分，这些钱的最终来源都是华尔街。瞅着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1929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摩根系、洛克菲勒系的银行家和美联储的头头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把德国从法国的高压之下“解放”出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摆脱法国的钳制。一个可能的领袖人选就是希特勒。手持美国外交护照，怀揣胡弗总统和洛克菲勒亲笔信的西德尼·沃伯格受命去和希特勒进行私人接触。
西德尼与纳粹的接触并不顺利，美国驻慕尼黑的领事馆办事不力，后来还是借助慕尼黑市长的帮助才见到希特勒。在初次会议上，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报复法国的情绪”，希特勒的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什么都好说。西德尼把希特勒的报价传回纽约，银行家们觉得希特勒狮子大张口，2400万美元实在高得离谱，他们提出1000万美元的反报价。当时还未成气候的希特勒一口答应下来。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这笔钱被打到荷兰一家银行（Mendelsohn & Co.Bank），然后分成数批支票寄到德国的10个城市。当西德尼回到纽约向银行家们汇报时，洛克菲勒对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地着了迷。紧接着，一向对希特勒不甚介意的纽约时报突然开始对纳粹学说和希特勒的演讲定期介绍，1929年12月，哈佛大学也开始研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当1931年胡佛总统答应法国政府任何债务解决方案都会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时，他立刻在华尔街失宠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胡佛总统后来大选失利与这件事有着直接关系。
1931年10月，希特勒给西德尼发了一封信。于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次与会者还有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洛克菲勒为首的人倾向希特勒，另一些人则不太肯定。诺曼认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1000万美元已经够多了，他怀疑希特勒永远也不会行动。会议最终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
西德尼再一次来到德国，在希特勒的支持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向他提出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非常匮乏机关枪、卡宾枪和手枪。这时，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已经屯放在德国边境的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的城市，只要纳粹支付现金，立刻可以提货。希特勒对西德尼说他有两个计划，暴力夺权和合法执政。希特勒问道：“暴力夺权需要5亿马克，合法执政需要2亿马克，你们银行家会怎么决定？”。
5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指出：“这样的金额完全无法接受。我们不想也不能接受。对此人解释说这样规模的资金调动到欧洲会震动整个金融市场。”
西德尼作了进一步的报告，三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称：“报告收到。准备支付1000万，最多1500万美元。建议这个人对外政策采取进攻性的必要性。”
1500万美元的合法执政道路被华尔街银行家们最终敲定下来。付款方式必须隐匿资金来源，其中500万付给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蒙德松银行（Mendelsohn & Co.Bank），500万付给鹿特丹银行（Rotterdamsehe Bankvereinigung），500万付给意大利银行（Banca Italiana）。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西德尼和希特勒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希特勒提出还需要至少1亿马克来完成最后的夺权行动，华尔街只答应最多700万美元。希特勒提出500万打到罗马的意大利银行，另外200万打到杜塞尔多夫的瑞纳尼亚公司（Renania Joint Stock Company）。
在最终完成使命之后，西德尼不禁感慨道：“我严格执行了我的使命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希特勒是欧洲最大的独裁者。这个世界已经观察他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行为最终会证明他的好坏，我认为他是后者。对德国人民而言，我真心希望我是错的。这个世界仍然要屈从于希特勒，可怜的世界，可怜的人类。”
「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相，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的经济灾难，也从席卷全球的严重衰退中快速恢复过来，在承担着巨额战争赔款的巨大经济压力下，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而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仍然在1929年大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直到1941年美国直接参战，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得到根本扭转。
德国以区区6年的时间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和大规模战争准备，如果没有外来强大的金融资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此庞大的外来资金挹注如果不是为了准备发动战争，就难以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实际上，华尔街就是纳粹德国最大的资金来源。
早在1924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刚刚平息下来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就开始筹划如何帮助德国整军备战。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计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完美地符合德国参谋本部军事经济学家的计划。”[22]。
摩根系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杨（Owen Young）还是罗斯福创办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金融后盾。也是这个欧文·杨创办了协调国际银行家合作关系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恰如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恩师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所指出的那样：“它（国际清算银行）是在制造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23]。
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一笔美国资助的520亿马克的巨额金融资助，整个德国军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早在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见到了凡尔赛和约中的德国无法承担的巨额赔款，最终必然导致德国人要么赖账，要么发动战争，不幸的是两者最后都发生了。
面对纳粹德国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军事工厂，再看看美国在大衰退中锈迹斑斑的生产车间，难怪美国议员麦克法丹痛斥华尔街银行家和美联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去资助德国的战争机器：
“主席先生，如果德国的诺贝尔炸药公司出售炸药给日本军队用在满洲（中国东北）或其它的地方，它可以把售货票据用美元结算，然后送到纽约公开贴现市场，美联储银行将对该票据进行贴现，并以此为抵押发行新的美元纸币，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德国的炸药公司把它的库存塞进了美国的银行系统。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派代表到日内瓦参加（德国）裁军的会议呢？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不正在让我国政府为日本军队偿还德国军火公司的债务吗？”[24]。
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和日本军事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美联储还将美国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
“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国银行的储蓄者有权知道美联储用他们的钱在干什么。”[25]。
除了华尔街的巨额资助，希特勒的金融制度改革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在摆脱了以国债为抵押才能发行货币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后，德国的经济如火箭般地窜升，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年时高达30％，到1938年却出现了劳工紧缺。
美国公司对德国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巨大扶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些扶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为“意外事件或短视行为”。正是这些“意外的短视”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
1934年，德国石油生产能力为30万吨天然石油和80万吨合成汽油（煤转油），剩余部分完全仰赖进口。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氢化石油专利转让给德国之后，到1944年，德国竟能生产550万吨合成汽油和100万吨天然石油。
“尽管德国军事计划部门要求工业企业安装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德国的军事经济专家和工业企业并没有完全理解大规模生产的涵义，直到美国两家主要的汽车生产厂为打入欧洲市场在德国建立新式工厂之后，才让他们大开眼界。德国专家被派到底特律去学习模块生产的专业技术和流水线作业。德国工程师不仅参观了飞机制造厂，还被允许观看了其它重要军事设施，他们从中学到了大量的技术，并最终用这些技术来对付美国。”[26]。
与德国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还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杜邦公司等，它们都是属于摩根银行、洛克菲勒大通银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顿银行。
「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发动战争要远比结束战争困难得多”。乍听起来，此话不合常理，仔细品味才发现确是至理名言。结束一场战争往往只需要交战双方政府的秘密代表坐在一起讨价还价一番，无非是结束冲突的条件而已，或亏一些，或赚一点，没有谈不成的交易。
但是发动战争就困难多了，凝聚社会共识在民主社会是一件极端费神的事，这一点的确愁坏了国际银行家们。
正如默顿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国际银行家）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
看清了国际银行家本质的拿破仑也曾一针见血的说道：“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饱受华尔街银行家洗劫的美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也不那么容易上当了，没有人愿意充当银行家的炮灰再把子女送到欧洲去打仗，于是举国上下充满了被银行家痛恨的“孤立主义”气氛。
1935年，参议员奈伊（Gerald Nye）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参加一战的辛密，历数银行家和军火公司在参战过程中的阴谋和不法行为，再加上不久前摩根听证会对华尔街在29年股票暴跌中的种种丑闻披露，使得人民反战情绪极为强烈。此时，米里斯的畅销书《迈向战争之路》更激起了民众对参战问题的激辩。在此民意之下，美国在1935年到1937年先后通过三项中立法案，严禁美国再次被诱骗而卷入战争。
在国内经济方面，罗斯福新政已经开始5年多了，美国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失业率仍然高达17％，到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严重的衰退。
银行家们和罗斯福都认为只有凯恩斯所提倡的超级赤字财政，狂发廉价货币才能挽救经济，而只有大规模战争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1933年废除金本位之后，所有通往战争之路上的障碍都已被搬开，万事俱备只欠战争借口。
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查尔斯·汤塞（Charles C. Tansill）认为对日本的作战早在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1932年，美国海军就已经证实了从珍珠港海域60英里发动袭击可以重创太平洋舰队。美国情报部门于1940年8月破译了日本军方的密码，并可以解码所有早前截获的日本电报记录。美国制造的破译密码机被送到了世界各地，唯独漏掉了珍珠港这个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罗斯福事先就已经知道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
1943年1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发表了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个声明令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主张与盟国媾和的势力大吃一惊。德国本来早在1942年8月就提出了和盟国媾和的条件，德国退回1939年9月1日之前的边境，以结束这一场德国必败的战争。[27]。
德国内部主张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力量已经在着手策划军事政变，罗斯福的声明严重打击了德国内部反战力量的影响力。基辛格是这样解释罗斯福卡萨布拉卡宣言的动机的：
“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而做出这项声明（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内部意见分歧，他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赢战争再说，他也急于向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僵局的斯大林担保，绝不单独对德议和。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德国的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战的。”[28]。
基辛格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事实是残酷和代价高昂的战争被延长了两年多，无数生命和财富化为灰烬。其中就包括600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如果战争于1943年结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可能得以幸存，毕竟在德国有条件投降的协议上，盟国可以有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刚刚才热了热身的国际银行家岂可轻易结束发大财的好机会。当战火在1945年8月最终熄灭时，美国的国债从1930年仅160亿美元狂涨到1946年的2690亿美元，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得到“验证”。国际银行家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爆发一笔横财。
「小结」。
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得到了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
由于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而他对纽约股市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与银行家们撕破了面子，最终断送了他的仕途。
罗斯福表面上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实际上和国际银行家有密切的关系。
在凯恩斯和银行家的支持下，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度。
希特勒的掌权和美英两国银行家的资助与扶持有很大关系。
华尔街是纳粹德国最大的资金来源，帮助希特勒用6年时间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和大规模战争准备。
第六章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金融资本势力有一个极为长远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这个系统是以封建专制的模式被中央银行家们所控制，它们通过频繁的会议所达成的秘密协议来进行协调。这个系统的核心就是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是一家私有的银行，而控制它的中央银行们本身也同样是私有公司。每个中央银行都致力于通过控制财政贷款、操纵外汇交易、影响国家经济活动水平、在商业领域对保持合作的政治家提供回报等方式来控制各自的政府。[1]————乔治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1966年。
在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后仅一个多月，国际银行家们开始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建立起一系列核心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由极少数英美精英分子所统治的世界政府，建立最终统一的世界货币发行体系，然后是对所有地球公民征收“世界税”，这就是所谓“新世界秩序”！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三边委员会。
「本章导读」。
在我们的生活中，“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之类的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果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您将非常可能把这样的提法当成普通的新闻炒作，其实，一个巨大的计划正在启动。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对此仍然知之甚少。
1944年7月，当整个欧亚大陆还被满天的烽火所笼罩，就在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后仅一个多月，来自世界各地的44个国家的代表来到美国新罕布什内尔州的著名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蓝图。国际银行家们开始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控制全世界的货币发行！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建立起一系列核心的组织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后来，由这两个核心机构又衍生出两个新的分支：经济领域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执掌大政方针，负责政治挂帅的是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ttee）。
这些组织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由极少数英美精英分子所统治的世界政府和建立最终统一的世界货币发行体系，然后是对所有地球公民征收“世界税”，这就是所谓“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所有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内政决策权都必须被剥夺，所有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必须被操纵。被套在现代人民身上的枷锁不再是铁链而是债务。为了使每一个现代“奴隶”产生最大的效益，粗放的经营管理必须向高效的科学“饲养”阶段过渡，无现金社会、电子货币、国际统一的射频卡身份证（RFIDIdentifier）、人体内植入身份证等技术将成为最终把现代人变成“奴隶”的标志。依靠射频识别技术，国际银行家最终将可以监控每一个地球人在任何时间的任何位置。当现金从社会中消失之后，只需要轻敲几下计算机键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随时剥夺取得自己财富的权力。对于一切珍惜自由权力的人来说，这是一幅超级恐怖的景象。但对于国际银行家来说，这才是“新世界秩序”的最高境界。
精英们认为他们的计划不是“阴谋”，而是“阳谋”（Open Conspiracy）。与传统阴谋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只是“松散”的“志趣相投的社交圈子”。但是，让普通人不安的是，这些“志趣相投”的重量级人士，似乎总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利益来“充实”他们的“理想”。
美国外交协会的创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的首倡者豪斯上校就是这一计划在美国的一位重要操盘手。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
在华盛顿，真正的统治者是看不见的，他们从幕后来行使权力。[2]———— 费利克斯·佛兰克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豪斯上校名叫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上校的称号是德克萨斯州州长对他在德州地方选举方面所作贡献的表彰。豪斯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富裕的银行家的家庭，豪斯的父亲，托马斯在美国内战期间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早年在英国读书，和很多20世纪初的美国银行家一样，豪斯更愿意视英国为祖国，并与英国的银行圈子保持着密切关系。
1912年，豪斯发表了一本后来引起史学家强烈兴趣的匿名小说《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 Dru：Administrator），在小说中，他构思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掌握了美国两党的权力，成立了中央银行，实施了联邦累进收入所得税，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建立了社会安全体系，组成了国际联盟（Leagueof Nations）等。他在书中所“预测”的未来世界与后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其“预见力”直追凯恩斯。
其实，豪斯上校和凯恩斯所写的与其说是未来的预言书，不如说是未来政策实施的计划书来得更加准确。
豪斯上校的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瞩目，书中对美国未来的预测与国际银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豪斯上校很快成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为1912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问题，民主党的大佬们专门安排豪斯上校“面试”候选人之一的威尔逊。当威尔逊来到豪斯在约纽的宾馆，两人详谈了一个小时，彼此深感相见恨晚，用威尔逊自己的话说就是：“豪斯先生是我的第二秉性。他是我自己的另一个独立存在。他的想法和我的难以分别。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做他建议的一切事情。”[3]。
豪斯在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起着沟通与协调的作用，威尔逊当选之前，在华尔街银行家举行的宴会上，豪斯向金融大佬们保证：“民主党这头驴由威尔逊骑着，决不会在路上尥蹶子的……”谢夫、沃伯格、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豪斯身上。[4]。
谢夫把豪斯比作摩西，而自己和其他银行家就是亚伦。
191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当选总统的威尔逊来到百慕大度假，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从1913年到1914年，威尔逊的政策和立法，几乎就是在翻版豪斯的小说。
当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华尔街的银行家谢夫在写给豪斯的信中说：“我想对你在这次货币法案通过的过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贡献道一声感谢。”[5]。
当完成建立私有的美国中央银行这一重任之后，豪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际事务。在欧美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豪斯很快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他（豪斯）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的影响力遍及很多金融机构和银行家，他们包括：保罗·沃伯格和菲利克斯·沃伯格兄弟、奥图·坎，路易斯·马保，亨利·麦金萨，雅各布和莫提墨·谢夫兄弟以及赫伯特·李曼。豪斯在欧洲有着同样强大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圈子。”[6]。
1917年威尔逊委托豪斯组织了名叫“调查”（The Inquiry）的班子来负责未来和平协议的制定问题。1919年5月30日，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宾馆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包括“调查”小组成员和英国圆桌会议（The Round Table）的成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整合英国和美国的精英分子的力量。6月5日，这些人再次开会，最后决定还是组织形式分离，统一协调行动比较有利。6月17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1年7月21日，豪斯将“国际事务协会”改组为“外交协会”（Councilon Foreign Affairs），“调查”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和参与建立美联储的270名政界和银行界精英加入了该协会，华尔街的银行家慷慨解囊，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了。
当罗斯福还是威尔逊手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就拜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并且深受启发。书中所描述的“温和的独裁者”恰是罗斯福后来真实的写照。当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豪斯立刻成为白宫不可或缺的高参。
罗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忆录写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是罗斯福自己想出了很多主张和办法，来使美国受益。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的大多数想法，他的政治‘弹药’，都是外交协会和主张世界单一货币的组织事先为他精心炮制好的。”[7]。
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曾任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也是外交协会成员，他在1950年2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8]。
芝加哥论坛报1950年12月9日的一篇社论指出：“（外交）协会的成员对社会具有着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响力。他们用财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的优势所建立起来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破产与军事崩溃的道路。他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双手，那上面沾满着上一次战争已经阴干的和最近一次战争仍然鲜红的血迹。”[9]。
1971年，路易斯安娜的众议员约翰·罗瑞克（John Rarick）这样评价道：“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从财政上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因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面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的仆从。”[10]。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3人例外，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几十年来，两党轮番执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从1921年以来，绝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由该协会包办了，艾森豪威尔以降的国家安全顾问基本就是由该协会内定，除此之外，外交协会还产生了14个国务卿（1949年以来包办了所有国务卿人选），11个国防部长，和9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交协会就是美国精英们的“中央党校”。“一旦外交协会的核心成员决定美国政府的某项特定政策后，外交协会规模庞大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全速运转，他们推出各种理性的和感性的论点，来加强新政策的说服力。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贬低任何反对意见。”[11]。
每当华盛顿的官场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宫首先播打的就是纽约外交协会的电话，基督教科学缄言报声称，几乎半数的外交协会成员都曾被邀请进入政府，或担任政府的咨询顾问。
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3600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这些人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
在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导向”方面，1987年的外交协会报告中指出，有多达262名记者和传媒专家是其会员，这些人不仅是“解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制定”这些政策。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CBS、ABC、NBC、PBS等电视网络。
在报纸方面：外交协会成员控制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
在杂志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时代》、《财富》、《生活》、《金钱》、《人物》、《娱乐周刊》、《新闻周刊》、《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读者文摘》、《富布斯》、《大西洋周刊》等主流杂志。
在出版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迈克米兰、蓝德、西蒙舒斯特、哈波兄弟、麦格罗·希尔等最大的出版公司。[12]。
美国参议员威廉·金纳（William Jenner）曾说过：“今天在美国通向独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国会、总统和人民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个宪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们政府和政治系统之中，还有一种权力，它代表着‘精英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过时了，时间在他们一边。”
美国的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曾经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同样，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国际银行组织，但它却刻意保持着低调，几乎不被公众所注意，因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除了8月和10月，每年有10次来自伦敦、华盛顿和东京的一批衣冠楚楚神秘人士来到瑞士的巴塞尔，然后悄然住进尤拉宾馆（Euler Hotel）。他们来参加的是世界上最秘密、最低调，但影响重大的定期会议。这十几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密的专线电话通往各自的国家。300多人的固定团队为他们提供从司机、厨师、警卫、信差、翻译、速记、秘书和研究工作的全套服务，同时配备给他们的还有超级计算机，全封闭的乡村俱乐部，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
能够加入这个超级俱乐部的人有严格限制，只有那些制定各国每日利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家才有资格加入。他们包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们。这个机构拥有400亿美元的现金，各国政府债券，和相当于世界外汇储备总量10％的黄金，其黄金拥有量仅次于美国国库。仅出借黄金所带来的利润就可以完全支付银行的全部开销。每月的秘密会议的目的旨在协调和控制所有工业国的货币活动。
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大楼拥有能抵御核袭击的地下建筑，完备的医院设施，三套冗余的防火系统，即使在发生大火的情况下，也不必动用外来的救火人员。大楼的最高层是一个豪华的餐厅，仅供这十几个参加“巴塞尔周末”的超级贵宾使用。站在餐厅的巨大玻璃望台上极目四望，德国、法国和瑞士三个国家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
在大楼的计算机中心，所有计算机都有专线直接连接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网络，国际金融市场的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厅的屏幕上。18个交易商不间断地处理着欧洲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贷款交易。另一层的黄金交易商则几乎就是永远在电话上交割着中央银行间的黄金头寸。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种交易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所有的贷款和黄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抵押，在交易中国际清算银行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问题是，为什麽这些中央银行愿意把这些并不复杂的业务呢交给国际清算银行来做，并任由它赚取极高的手续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秘密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正处在最严重的时期，而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构思一个美联储的放大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根据1930年的海牙协议，它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它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当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和动荡的30和40年代，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相应地，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就是这个沙赫特曾于1927年与纽约美联储的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共同密谋策划1929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开始追随纳粹信仰。他所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各国中央银行家为了一些秘密的资金调动提供难以追踪的平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以帮助德国将战争尽可能拖得更长一些。
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大批美国的战略物资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先运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转运德国。其中的金融业务很多都是经由国际清算银行结算的。
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竟然是由交战双方的银行家所组成，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Thomas McKittrick）与纳粹德国工业托拉斯I. G. Farben的首脑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 Shmitz），德国银行家冯·克特·施罗德男爵，德国帝国银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 Funk）和埃米尔·普尔（Emil Pauhl）一起担任董事，后两位甚至是希特勒亲自提名的。
1938年3月，当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大肆洗劫了维也纳的黄金，这些黄金与后来在捷克和被德国占领的其它欧洲国家所抢劫的黄金一起被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金库之中。纳粹德国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其中，捷克的黄金在德国占领之前已经被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纳粹占领军迫使捷克银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取这笔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诺曼立刻照办了，这批黄金被德国用来购买了大批战略物资。
当消息被一名英国记者披露出来，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麦金萨亲自给英国财政部长约翰·西蒙打电话核实情况，西蒙百般推诿。后来首相张伯伦被问及此事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没有的事。原来，张伯伦乃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大股东，而该公司和纳粹德国的I. G. Farben是密切的商业伙伴。
美国财政部派到国际清算银行核查情况的科克然（Cochran）是这样描述国际清算银行敌对国家的董事之间的关系的：
“巴塞尔的气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家彼此熟识已经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润的事。他们有人提出应该放弃彼此的相互诘难，大家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去钓钓鱼，克服大家的骄傲和复杂的情绪，而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当前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单化。”
后来英格兰银行被迫承认捷克黄金被转交德国的事实，他们的解释是，那只是技术上的操作，黄金实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当然，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输送黄金给纳粹德国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了。人们不得不佩服雅尔玛·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设计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来支持德国未来的战争。
1940年，美国人麦基垂克（Thomas H. McKittrick）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英美商会主席，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与华尔街关系密切，曾对德国进行过大量贷款业务。他上任后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国中央银行和盖世太保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一旦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银行业务应该如何继续进行。
194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莫金撒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确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2个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麦基垂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有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的时代，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年人们最终发现了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麦基垂克“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尽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国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给予他外交签证，并由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全程护卫着来到交战国首都罗马，然后经由里斯本搭乘瑞典船只回到美国。4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
1943年3月26日，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在众议院提出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试图搞明白“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美国国会和财政部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 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 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 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 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 Exchange 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当2001年911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当2004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18]————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1974年4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 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年加入外交协会，1991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1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和卷2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1973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84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1972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1975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20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小结」。
发表小说《菲利浦·德鲁：管理者》后，豪斯上校成为精英圈子中的“精神教父”，在政治家和银行家中起着沟通和协调的作用。
外交协会的成员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对美国政治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美国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刻意保持低调的国际清算银行是一个中央银行，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美国实际控制的。
克林顿接受恩师的教诲，加入了权力核心圈子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最终在大选中击败了声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为总统。
为了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了国际石油价格并从中牟取暴利。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历史表明放贷者会使用包括滥用权力、诡计、欺骗和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对货币和货币发行的控制，以便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美国第4届总统杰姆斯·麦迪逊。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3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肯尼迪遇刺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由肯尼迪的遇刺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银行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和白银这两种“诚实的货币”，引发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总统令11110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
白银美元的历史地位。
银本位的终结。
黄金互助基金。
特别提款权。
废除黄金货币的总攻。
“经济刺客”与石油美元回流。
里根遇刺：粉碎金本位的最后希望「本章导读」。
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中，没有一个事件像刺杀肯尼迪总统这样明目张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无所顾忌地践踏民主政治的了。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1967年2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一般说来，如果美国总统死于任内，“舆论”必然一致认为是“自然原因死亡”。如果总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舆论”就会报道“凶手是个孤僻的疯子”。如果有好几个凶手涉案，“舆论”则会断定“凶手们是互不相识的孤僻的疯子”。谁要是有疑问，谁就会被嘲笑为“阴谋论者”。只是肯尼迪刺杀阴谋太过明显，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官方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误导阴谋论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补救措施，于是40多年来，各种阴谋解说泛滥成灾，而真正的阴谋得以“大隐于朝”。
刑侦学讲究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得出结论。在40多年的岁月里，肯尼迪刺杀案的各种证据和证人早已灰飞烟灭了，人们将永远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来判断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但是犯罪心理学却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研究谋杀案件的动机，从而打开通向真相的大门。
本章将从分析肯尼迪刺杀案件的动机入手，揭开20世纪60、70年代国际银行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和白银这两种“诚实的货币”，所引发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总统令11110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
对于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噩耗传来，整个美国都陷入了震惊和悲伤之中。几十年以后，人们在说起这一时刻时，很多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在干什麽。究竟是谁，为什麽刺杀肯尼迪至今仍众说纷纭。美国官方的沃伦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是一个名叫奥斯瓦德的凶手单独作案，但是此案的疑点实在太多，几十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各种阴谋论。
最明显的疑点是凶手被警方抓获不到48小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另一名犹太杀手近距离枪杀，上百万人在电视机旁看到了谋杀全过程，而该凶手的动机竟然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展示犹太人的胆量”。
另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到底几个人参与了谋杀肯尼迪，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是奥斯瓦德在5.6秒的时间里连发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打飞，一发击中肯尼迪的颈部，另外一发致命的子弹命中头部。几乎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准确射击三次，更奇怪的是打中肯尼迪的颈部的子弹是先击中了坐在肯尼迪前方的德州州长后，再射中肯尼迪的，而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人们称之为一发“神奇的子弹”。更多的专家相信，不只一人从不同的方向朝肯尼迪开枪，而且不止三发子弹。
据后来护卫肯尼迪车驾的一名巡警回忆，“当肯尼迪在机场忙着和欢迎的人群握手时，约翰逊（副总统）的秘密特勤（Secrete Service）走过来给我们做安全工作指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说总统在德利广场（刺杀现场）的行车路线临时作了修改。如果保持原来的路线，杀手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下手。他们还给我们下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命令，通常情况下，我们四个摩托护警应该紧靠总统座车的四周，但是他们这次让我们全部退到车后，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总统座车的后轮。他们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没有遮拦的视野’……我的另一位朋友（保护副总统约翰逊）看见他（约翰逊）在听到第一发子弹前30或40秒时，开始在车里弯下身来，甚至在车队拐上休斯敦大街之前。也许他在车里的地毯上找什么东西，但是他看起来就好像预感到会有子弹飞过来一样”。
当第一夫人杰奎琳随着丈夫的遗体乘空军一号到达华盛顿机场时，她仍然穿着溅满肯尼迪鲜血的大衣，她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看犯下的罪恶”，此时的凶手奥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杰奎琳所说的“他们”又是？杰奎琳在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在她死后50周年（2044年5月19日），如果她的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世，她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500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儿子在1999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了命。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著名的民权运动推动者，在1968年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几乎肯定可以最终当选总统，但是就在他欢庆胜利的时候，又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被乱抢打死。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1967年2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8]。
沃伦委员会让人生疑的还有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75年直到2039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2003年肯尼迪遇刺40周年，美国ABC广播公司搞了一次调查，70％的美国人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阴谋。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的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问题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国际银行家集团中的“圈里人”，其父约瑟夫就是1929年股票崩盘时大发其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的首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席，早在40年代就跻身在亿万富豪的行列中了，如果不是这样显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那麽肯尼迪何以开罪了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以至于落得杀身之祸呢？
毫无疑问，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干的人物，当年纪青青的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就碰上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挑战，他的表现坚定陈稳，可圈可点，面对和苏联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毫不妥协，最终逼退了赫鲁晓夫。肯尼迪还意气风发地推动了美国航天计划，最终使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尽管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伟大的时刻，但他的神奇的感召力却伴随着整个计划。在推动民权运动方面，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勋卓著。1962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全美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民权运动的这个焦点上。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400名联邦执法人员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此举震惊美国社会，肯尼迪顿时深得人民爱戴。在他的号召下，美国青年踊跃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奔赴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农业的发展。
在肯尼迪主政的短短3年中，能有如此耀眼的政绩，的确堪称一代豪杰。这样雄才大略的抱负，如此果断坚毅的心志，再加上美国人民的热爱和世界各国的敬仰，肯尼迪岂是愿做“傀儡”的人物？
当肯尼迪越来越强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来运作这个国家时，他就必然与他背后的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精英集团产生尖锐的冲突。当冲突的焦点涉及到国际银行家所主导的统治精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货币发行权的时候，肯尼迪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10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Silver Certificate）”，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肯尼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从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白银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Federal Reserve Note）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终迫使美联储银行破产。
如果失去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国际银行家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财富创造国将失去大部分影响力，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搞清楚11110号总统令的由来和意义，我们必须从白银在美国的几起几落说起。
「白银美元的历史地位」。
白银在美国成为合法货币始于1792年的《1792年铸币法案》（Coinage Act of 1792），该法案奠定了美元的法律地位。一美元包含纯银24.1克，金银比价1比15。美元作为美国货币最基准的度量衡是基于白银之上的。此后美国长期保持金银货币双轨制。
到了1873年2月，《1873年铸币法案》在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下，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了单一的金本位，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矿产和黄金供应，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货币供应。白银的产地比黄金更为分散，产量和供应量也大得多，控制起来难度更大，所以在1873年前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先后胁迫欧洲大部分国家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完全的金本位。美国也是这个总体步骤中的一步。这个法案在美国西部产银州激起了强烈反对，人们称这个法案为“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随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支持白银的民间草根运动。
美国国会为了平衡纽约地区欧洲势力背景的银行家的影响力，又通过了《1878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 of 1878），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每月购买价值200到400万美元的白银，金银比价重新设定为1比16。银币与金币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于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和“黄金券”一样，财政部同样发行“白银券”，一美元的“白银券”直接对应一美元的银币，以便于流通。
（一美元的“白银券”，可直接兑换一美元等价银币）。
后来《1878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被《1890年谢尔曼白银采购法》（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所取代，新法案增加了财政部必须购买白银的数量，在以前的基础上，财政部必须每月增加450万盎司的购买量。
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开始发行，到1929年大衰退时，“美联储券”已经逐渐占有货币流通的主要份额。到1933年时，“美联储券”仍能兑换等价黄金。
（1914年一美元“美联储券”，可以间接兑换等价金币）。
在1933年时，在货币流通领域中还有“黄金券”（Gold Certificate）和“美国政府券”。
（1913年50美元黄金券，可直接兑换50美元等价金币，1933年后持有该货币违法）。
“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就是林肯在内战时期发行的美国第一种法币，即“林肯绿币”（Greenbacks）。它的总发行量被限定在6，681，016。1960年，它仅占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1％。
（“美国政府券”，即“林肯绿币”）。
除了上述4种主要货币，还有少量的其它货币形式共存。
在1933年罗斯福废除金本位并宣布拥有黄金非法之后，黄金券即退出流通。美国货币流通领域仅剩下“美联储券”、“白银券”和“美国政府券”，由于“美国政府券”先天不足，有发行上限，所以不被国际银行家视作重大威胁。“白银券”就麻烦多了。
由于美国财政部被法律规定常年购买白银，到30年代，美国财政部已经拥有高达60多亿盎司（Troy Once）的白银，大致接近20万吨的庞大储备，再加上白银矿产遍布世界，生产量也颇为可观，要是全部实现货币化发行“白银券”，势必成为国际银行家最大的梦靥。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如果美联储解散，所有还在流通领域的美联储券必须以等价白银回收，1933年罗斯福帮助国际银行家废除了金本位之后，美国货币流通实际上是处在“银本位”之下。
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廉价货币”和“赤字财政”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掣肘，国际银行家梦寐以求的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更高效率的金融工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掠夺公民财富的计划就会受到牵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推行，再加上战后重建欧洲经济的庞大开支以及朝鲜战争的卷入和越南战争升级，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货币逐渐被市场发觉，美国人民从40年代开始不断用“白银券”兑换成银币和银锭，导致财政部天文数字的白银储备急剧缩水。5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电子工业和航天工业对白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更是雪上加霜，到60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财政部的白银储备已锐减到19亿盎司。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猛涨，已逐渐逼近银币的货币价值1.29美元。当“白银券”被兑换成白银实物后，“白银券”也就自然退出流通，“劣币驱除好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效应显现了出来。
这一切就是肯尼迪签署11110号总统令的大背景。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银本位的终结」。
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彻底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已在全盘计划之中，但解决白银问题拥有着更高的优先级别。由于白银的潜在矿藏资源非常巨大，一旦世界各国在市场价格引导下开始更大规模的勘探和开发，不仅废除金本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而且还将陷入黄金和白银的两线作战。一旦白银供应量大涨，“白银券”很可能死灰复燃，重新与“美联储券”一争高下，由于美国政府掌握着发行“白银券”的大权，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无定论。“白银券”如果占了上风，美联储的生存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国际银行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压低银价，一方面让世界银矿行业处在亏损或是微利状态，从而延缓银矿的勘探和开发，减少供应量；另一方面促使工业用银量猛增，使得替代白银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变得毫无必要，从而以最快速度消耗美国财政部仅存的白银储备。当财政部拿不出白银的时候，“白银券”自然就不战而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关键是争取时间。
肯尼迪自然是对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对国际银行家表态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另一方面却另作安排。不幸的是，他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并非他的心腹，第伦出身于华尔街银行大家族，身为共和党人被国际银行家强塞到肯尼迪的民主党内阁中，主要财政大权由第伦向国际银行家们负责。在第伦上任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以最快速度消耗财政部的白银储备。果然第伦不负众望，他以91美分一盎司的超低市场价向工业用户大量倾销白银。1947年成立的美国白银用户协会（The Silver Users Association）与第伦遥相呼应，强烈要求“卖掉（财政部）剩余的存银来满足白银用户的需求”[9]。
1961年3月19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参议员抱怨美国（财政部）低价抛售（白银）。
参议员艾伦·百博（Alan Bible）今天向财政部提出重新审查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白银的政策。这位内华达的民主党议员在给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的信中说，美国国内的银矿开发已经落后于消费需求，而财政部的倾销行为是控制一个不现实的价格上限。世界性的白银短缺只有通过在北美和南美地区大量开发新产能来解决。他说：“只有当财政部缓解对国内市场和邻国的严酷的价格压力后，这一切才谈得上。”〗。
1961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还登载了这样一篇消息：
〖主要来自产银州的13个西部民主党参议员今天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要求财政部立刻停止抛售白银的行为。财政部的倾销压低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
1961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
〖财政部抛售白银储备已经对白银市场的价格加上了一个紧紧的盖子。工业用户知道他们可以从财政部得到每盎司91到92美分的白银，所以他们拒绝支付更多的钱给新的白银生产商。〗。
1961年11月29日，纽约时报：
〖白银生产商们昨天欣喜地听到一则消息，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财政部体停止向工业界抛售货币白银。白银的工业用户被震惊了。〗。
1961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
〖白银的价格冲上了41年来纽约市场的最高价位，随着星期二肯尼迪总统宣布全面改变美国政府的白银政策，决定由市场来决定白银的价格。第一步就是立刻停止财政部出售不必支撑纸币（“白银券”）的白银的行为。〗。
肯尼迪总统终于出手了，虽然时间已经稍显晚了一些，因为财政部的白银此时已剩下不足17亿盎司了。但是他的果断措施已经使市场银价向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厂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白银产量的上升和财政部的存量企稳都是可以预期的事。白银公司的股票一飞冲天。
肯尼迪的这一行为颠覆性地破坏了国际银行家的图谋。
1963年4月，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联储委员会确信，没有必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使用白银。尽管有人觉得把白银从支撑我们一部分货币系统中抽出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按照一般规律，当白银市场得到明确的价格上涨的信号，到重新开始新的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最后提高总供应量，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所以能否最终保住白银的货币地位，从而保留下美国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希望，关键时刻将是1966年。
肯尼迪与国际银行家争夺的制高点就是白银的货币地位，整个战役关系着美国民选政府是否能够最后保留住货币发行权。一旦白银重新开始大量供应，肯尼迪就可以与西部白银生产州联手进一步推动美元货币的白银含量重估的立法，加大“白银券”的发行量，“白银券”势必再度崛起。
到那时，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的11110号总统令就会立刻成为对付“美联储券”的利害杀招。
可惜的是，国际银行家也同样看出了肯尼迪的部署。这个深受选民热爱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964年底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肯尼迪再作4年总统，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除掉肯尼迪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国际银行家中意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当天在飞机上继任美利坚第36届总统时，他深知国际银行家们对他的期许是什么，他不能也不敢辜负这种“期许”。
1964年3月，约翰逊上台后不久，就下令财政部停止“白银券”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从而事实上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财政部又开始以1.29美元为支撑点，向工业界大量抛售白银储备，以继续压制白银价格，打压白银生产商的生产动力，防止白银供应量上升。
紧接着，约翰逊又在1965年6月下令稀释银币纯度，进一步降低白银在硬币流通中的地位，他说：“我想绝对明确地声明，这些变化（稀释银币的纯度）不会影响我们硬币的购买力。在美国境内，新的银币将可以与同等面值的纸币相互兑换。”
华尔街日报1966年6月7日的一篇报道讥讽地回应道：“确实如此！但是那个著名的纸币的购买力，在同样的政府3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政策下已经被逐步地侵蚀掉了。正因为如此，难怪我们的货币完全和金银分道扬镳了。”
美联储自己也承认，每年有计划地、“科学地”让美元的购买力下降3％到4％，以便让劳工阶层能“看到”工资在上涨。
到1967年夏天，财政部基本没有“闲置”的白银可供抛售了。
终结白银货币的大业终于在约翰逊手中实现了。
「黄金互助基金」。
在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的进程中，国际银行家采取了“先银后金”的战略方针。先取白银的主要原因在于到60年代初，世界上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从美国货币系统中“摘除白银”只是一个局部手术，所遭遇的阻力和波及面都有限。
黄金的问题则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白银战役尚未结束之前，必须稳住黄金这边的战线。
由于美联储自3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美联储货币发行严重超量，超量的纸币在追逐有限的金银货币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推高了金银价格。在美国国内，由财政部负责出面压住白银价格，在国际上，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组织来代行财政部的功能，负责向市场抛售黄金，将汹涌的黄金攻势压制在滩头阵地。
喷气飞机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银行家能够经常碰面，秘密商量对策。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于是成为他们著名的“巴塞尔周末”会议所在地。
1961年11月，经过密集协商，国际银行家达成一个“高明”的计划，由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该基金由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出份子，总额为2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其中美国最为财大气粗，独家承担一半，德国战后经济起飞，荷包也日渐鼓胀起来，加之战败国自觉矮人一截，所以认捐数额仅次于美国，达3000万美元。英法意都是2500万，瑞士、比利时与荷兰为1000万。由英格兰银行实际负责操盘，先由它自己的金库中垫支黄金，然后月末和其它入伙的央行按比例结算。
“黄金互助基金”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果金价超过35.20美元时，予以迎头痛击，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35.20美元的价格中包括了从纽约调运黄金的运输成本。
所有参与该基金的中央银行都保证不从伦敦市场上购买黄金，也不得从南非、苏联等第三国购买黄金，美国还保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游说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有“黄金互助基金”的内容在当时均为最高金融机密，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传统秘密会议一样，不得有任何书面记录，一张纸片的记录都不允许。任何协议都是口头达成，就如同老摩根以握手和口头协议来完成巨额交易一样，国际银行家们的口头承诺拥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约束力。[10]。
在“黄金互助基金”开始运作的最初几年里，大获成功，甚至好到完全超出预先的想象。黄金生产大国苏联1963年秋农业严重歉收，不得不大量抛售黄金来进口粮食，苏联在1963年最后一个季度总共出售惊人的4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大幅超过“黄金互助基金”的全部黄金家底，在21个月中，“黄金互助基金”的黄金弹药库暴涨到13亿美元，国际银行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11]。
但是，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美联储不断加大美元的供应量，洪水泛滥的美元很很快就吞噬了“黄金互助基金”的盈余和大部分家底。法国眼看大势已去，率先退出“黄金互助基金”，不仅如此，法国政府加紧把手中的大把日渐丧失购买力的美元换成黄金，从1962年到1966年，法国从美联储手中兑换了近30亿美元的黄金并运回巴黎储存。
到1967年11月底，“黄金互助基金”总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黄金，接近900吨。此时的美元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危机之中。
约翰逊总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想做点什麽了。
在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群国银行家作为他的高参，他们反复向总统灌输一个主意，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样一点一点被其他国家吸干黄金储备，不如孤注一掷搏一把，拿出全部黄金家当，把伦敦金属交易市场给淹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黄金对美元升值的问题，重拾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约翰逊接受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建议，美联储的全部黄金储备被押上了这场空前规模的赌桌。上万吨的金砖被装船运往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准备给看好黄金的全世界投机者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计划顺利，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联手海量抛售黄金，造成黄金突然超量供应，将金价打到35美元以下，投机者势必陷入全面恐慌，并最终击穿他们的止损线，造成更大规模的抛售黄金。待彻底打垮黄金买家的人气之后，再以低价逐渐买回黄金，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还回金库。这实在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在1968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之内，该计划付诸执行。让约翰逊总统和所有人极度惊骇的是，市场全部吸收了黄金的卖盘。该役，美联储总共损失9300吨黄金。酷爱权力却输得一塌糊涂的约翰逊总统，不久即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连任。[12]1968年3月，“黄金互助基金”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3月9日，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大家（总统经济顾问）的结论是：一致反对让黄金涨价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多数人倾向保持“黄金互助基金”运转，但是他们认为和欧洲方面协调有困难，很难恢复市场的平静。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终不得不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大家的想法比较混乱，不知如和劝说非“黄金互助基金”的国家与我们合作，他们觉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排上用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对何去何从有一个清楚的想法并采取行动。
评语：您可以看出，这些想法和我们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本周末的巴塞尔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之后，我们将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欧洲人的想法。〗。
3月12日，在另一份备忘录中，罗斯托写道：
〖总统先生：
我对比尔·马丁（Bill Martin，美联储主席，刚参加晚巴塞尔会议）的理解是以下几点：
1、对于黄金价格的变化，英国和荷兰人可能赞同这种选择（保持“黄金互助基金”）。德国人犹豫不决。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人强烈反对。
2、他达成了协议，大家追加5亿美元的黄金并以承诺另外5亿美元来保证基金的继续运转。（以目前伦敦市场黄金损失速度来看，这些黄金只能支持几天时间）。
3、欧洲人意识到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非常不愉快的选择。他们准备不得以时关闭伦敦黄金市场，让黄金随行就市。
4、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国务院、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们忙了一整天来考虑一旦我们宣布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后，各国以后如何协调。
5、我们还不知道约福勒（财政部长）和比尔的个人观点。我们会在今晚或明早与他们交换意见。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离真相到来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3月14日，在黄金问题上，罗斯托进一步报告：
〖您的高级顾问达成以下一致：
1、现在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希望事情能有好转。
2、我们这个周末需要在华盛顿召开一个“黄金互助基金”参与国的会议。
3、我们将讨论：黄金在过渡期间的规则，保持金融市场持续的措施，加紧推行特别提款权（SDR's）。
4、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官方央行美元持有者按原价兑换。
5、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中止官方美元兑换黄金，至少暂时如此。然后召开紧急会议。
6、这将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但这是唯一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一个长远方案的办法。我们一致认为让黄金价格上涨是最糟糕的后果。
您现在必须下决心是否立即关闭伦敦黄金市场。〗。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挽救不了“黄金互助基金”破产的命运。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终于关门大吉了。伦敦黄金市场应美国要求关闭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美联储黄金大战惨败的同时，越南战争的情况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1月30日越南游击队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甚至占领了西贡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基辛格认为，这次进攻虽然北越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却是北越的最大败笔，游击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飘忽不定的打法，而集中主力与美军打起了阵地战，在美军优势火力之下，游击队伤亡惨重。如果美军对业已失去了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越南战场的前景可能会有根本改观，让基辛格扼腕长叹的是，约翰逊放弃了这样一次机会。此时的约翰逊在金融战场上的惨败，已经使他丧失了坚持越南战争的底气。
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让美国的决策精英们陷入了全面恐慌，坚持金本位的保守人士与要求废除金本位的主流派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双方都认为在如此混乱的金融局面下，越南战争该收场了。
于是，美国的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发生根本转变。1968年2月27日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华尔街日报质问“事态是否已经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接受越南事件的黯淡前景。”《时代周刊》3月15日说，“1968年已使得美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有取得有利的局面，已经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强权力所能及的了。”这时，熟睡已久的参议员们也苏醒过来，富布赖特议员开始质疑：“政府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就扩大战争吗？”曼斯菲尔德则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中止轰炸行动，他还表明不再增派大量军队前往越南，并宣称“我们在越南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消灭敌人”。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总统。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特别提款权」。
货币学家们在反复发作的美元危机中始终坚称是黄金短缺造成了货币危机，从金本位的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倒果为因，黄金短缺并不是问题的原因，无节制的美元过量增发才是危机的根源。和白银价格长期被压制一样，黄金价格被长期扭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于造成黄金产量不足的窘境。当危机来到时，奇怪的是人们通常采取的竟是掩耳盗铃的伎俩，而不是诚实地面对问题的本质。在“黄金互助基金”打光所有“子弹”之后，国际银行家们又想起凯恩斯在40年代最早提出的“纸黄金”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包装，最后提出“特别提款权”（SDR）这个“伟大发明”。
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鲁夫所指出：“同时，货币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来掩盖美国货币的破产状态的事实。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分配到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为了不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必须被严格限量。这样，甚至在特别提款权的扶持下，美国仍然无法偿还它的美元债务的一小部分。”
但是华尔街则是另一派喜气洋洋的面孔，它欢呼这是个现代金融史上的创举：美国获得了纸黄金的胜利。
财政部次长保罗·沃尔克满面笑容地告诉新闻媒体：“我们终于实施了它（特别提款权计划）。”华尔街日报欢呼这是美国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是对老旧的黄金必须是货币价值的唯一指挥棒和经济万能药的直接打击。
但是，华尔街日报忘了说既使是特别提款权也是以黄金含量来定义的，所以黄金仍然是货币的指挥棒，而且特别提款权不能被“贬值”。
对于特别提款权，霍普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总有一天，它（特别提款权）会被历史学家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阴谋所造成的‘南海泡沫’一样并列在人类伟大‘发明’之列。把它定义为等同黄金而却不能兑换成黄金简直可以申请荒谬专利了。任何纸币或信用单位只有在固定比例下毫无限制地可兑换黄金才能被视作‘等同于’黄金。
德国经济学家帕尔义对‘纸黄金’的概念也提出了尖锐地批判：这种新的SDR储备货币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刺激更加鲁莽的金融扩张和通货膨胀。采用SDR是通货膨胀分子的胜利。它搬开了挡在完全受控制的‘世界货币’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它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短缺’。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世界离最后的真相不远了。
当然，国际银行家的计划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实现，凯恩斯40年代以特别提款权为未来的“世界货币”的构想确实有些过于“前卫”了。不过，国际银行家们当年的乐观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二战结束刚结束，联合国这个“世界政府”的“原型”已经如期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一对“世界统一的货币发行机构”也同时就位了，如果特别提款权再如期成为世界货币，大业成矣。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英国凯恩斯版本的未来世界“美好的蓝图”，与怀特的美国版本有不小的出入，美国人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又是财大气粗，既然有现成的美元霸权，又怎会热心凯恩斯的计划，双方有些离心离德了。另外就是没有估计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浪潮来势凶猛，亚洲的崛起又动摇了世界力量的基本对比，特别提款权始终没有修成正果。
「废除黄金货币的总攻」。
尼克松不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黄金何以如决堤的江河奔涌外逃，无论美国政府如何阻挡都无济于事。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收支账目出现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国实际上已无力保持对黄金的固定汇率。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
美联储的约翰·埃克斯特讲述了这场黄金决战的最后一段故事：“1971年8月10日，一群银行家、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在新泽西海边举行了一次非正式讨论，探讨货币危机问题。大约下午3点，保罗·沃尔克的车来了。他当时是财政部次长，负责货币问题。
我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你知道，我一向支持保守的货币政策，所以我所提出的大幅提高利率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其他人认为美联储不会放慢信贷扩张，担心会导致衰退甚至更糟。我又建议提高黄金价格，保罗·沃尔克认为有道理，但是他觉得国会很难通过。像美国这样的世界领导人不愿意向他们的人民承认货币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不论问题有多严重。这实在是太让他们尴尬了，到这时为止，我们所遇到的（货币）危机，人民大多还毫无知觉。这不像是1933年国家处在紧急状态下，罗斯福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保罗·沃尔克转过来问我，如果我来决策应该怎样做。我告诉他因为他不愿升息，又不愿黄金涨价，那就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继续以35美元一盎司出售国库的黄金已经毫无意义了。5天以后，尼克松就关闭了黄金窗口。”
1971年8月15，最后的真相终于来到了。美国已经无力履行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承诺了，这是美国继1963年罗斯福对美国国内人民赖账以来，再次对国际社会赖账。尼克松在当天晚上发表的演说中，猛烈抨击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制造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为了保卫美元必须“暂时”放弃美元兑换黄金。问题是，谁是尼克松所指的“投机分子”呢？要知道，当年索罗斯们还小，外汇市场由于布雷顿体系的制约，汇率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不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可以找美国兑换黄金的，只有各国的中央银行才有这个资格。而当年挑头“闹事”的自然是法国政府了。
当黄金和美元的最后一丝联系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总统斩断之后，让国际银行家紧张激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全世界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究竟是福是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紧箍咒之后，果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到2006年为止，美国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债总额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高达2万2000亿美元。
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辛勤劳动的世界各国纳税人来偿还。
「“经济杀手”与石油美元回流」。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进攻。果然不出国际银行家所料，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部长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强烈要求锁定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他建议其他国家一起没收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财产并实施国有化，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从美国的银行系统中撤出所有资金，他认为这将造成美国陷入29年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虽然这些过激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但在10月17日他们达成了削减5％的石油产量，并持续每月减少5％的产量，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10月19日，尼克松总统要求国会立即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0月20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涨，从1970年的1.39美元一桶原油冲到1974年的8.32美元。虽然石油禁运只持续了5个月到1974年3月结束，但是，这次事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
国际银行家则千方百计地谋划让流进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必须流回美国。
经过仔细分析，美国决定采取“分而制之”的策略，从内部分化和瓦解中东石油出产国。而主要突击方向被选定为沙特。沙特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盛产石油，地处中东腹地，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强邻环伺，军事防御力量极端单薄，沙特王室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洞察了这一弱点之后，美国向沙特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拉拢条件，全面的政治支持，必要时的军事保护，并提供技术支援、军事训练，以确保沙特王室永续存在。条件是，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沙特必须用赚来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波动必须经过美国认可，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尼或委内瑞拉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沙特有义务弥补由此产生的石油供应量缺口，沙特还需要从中“劝阻”其它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经济刺客”帕金先生被派往沙特去做这个计划的具体操盘手。作为一家世界著名工程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帕金先生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想象力来使大量投资在沙特经济中显得非常有前景，前提是，必须由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中标”。
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帕金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沙特首都利雅得大街上的羊群与现代化的气息差距太大，大规模城市建设能够赚回很多石油美元。另一方面，帕金深知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求对石油进行深加工，拥有自己的石油精炼工业，以获得比出售原油更高的利润。帕金想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处理羊群入手，石油美元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美国最昂贵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备，美化利雅得的市政建设也需要大批高精尖的美国产品。在工业方面，石油美元将被用于运输原油，加工原油的基础设施方面，巨大的石油加工工业区将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们的四周则是大型工业园，大型发电厂，变电输电系统，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讯系统，机场，海港改造，和与之配套的巨大的服务业体系。
在帕金的计划中分成了两大类项目，一类是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的合同，一类是长期服务与管理合同，等美国各类公司将在未来几十年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帕金还想到了更远的前景，保护阿拉伯半岛所产生的巨大产业链。美国军事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合同和其它相关的一切活动的合同，还包括更加庞大的管理与服务合同。而这一切又会产生新一波的工程建设合同，诸如军用机场、导弹基地、人员培训中心等所有与之相关的项目。
帕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石油美元绝大部分流回美国，还要使这笔巨款所产生的利息收益全部花在美国公司身上。
沙特人会对这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城市市容倍感骄傲，其它欧佩克国家将艳羡沙特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然后这一套计划将被用于其它国家。
帕金的出色计划和游说能力令幕后大老板非常满意，在这样一个大计划之下，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来到沙特，最终敲定了石油美元的大政方针。
脱离了金本位庇护之下的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终于找到了石油这个避难所。
「里根遇刺：粉碎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已经被全面废除，除了瑞士金法郎等极少数国家，黄金与纸币已经全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让国际银行家吃不香睡不好的还是黄金的价格在整个70年代的持续上涨，防止金本位复辟乃是国际银行家最高优先级的工作。
1975年1月1日，为了向世人展现黄金不过是一种普通金属，增加人们对纯纸币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决定解除对美国人民实行了长达40年的黄金持有禁令。其它国家对黄金则采取课以重税的办法来减少人民对黄金的需求，有的甚至征收高达50％的黄金增值税。美国人在黄金消失了40年后，已经对黄金非常生疏了，再加上购买的繁琐与不便，黄金解禁并没有产生预想的紧张局面，国际银行家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看到前中央银行家约翰·埃克斯特手中玩弄的金币时，不禁好奇地问道：“约翰，你的金币是从哪里买的？”。
欧内斯特·威尔克在《为什么要黄金》一书中点出了国际银行家打压黄金的实质：“从1975年开始，美国在IMF的主要成员国的配合下开始了‘打压’世界黄金市场的征途。打压黄金价格的目的在于使主要国家的人民信服纸币比黄金更好。成功（控制黄金价格）的操作，将确保超量发行纸币的过程能够无限进行下去。”
经济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在失去政府官方的购买需求之后，黄金会被证明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认为25美元一盎司才是黄金的“内在价值”。
1975年8月，为了进一步消除黄金的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决定各国的黄金储备量不再增加，而IMF的黄金需要抛售5000万盎司来压低金价。但是黄金价格依旧坚挺，并在1979年9月冲到了430美元一盎司，此时的金价比起1971年布雷顿体系解体时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十几倍。
美国财政部于1975年1月开始第一次拍卖黄金，后来从30万盎司的拍卖量增加到75万盎司，仍然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只有当财政部1978年11月宣布空前的150万盎司的拍卖量时，市场价格才少许回落。到197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终于撑不住了，宣布定期拍卖改为“意外”拍卖。
400美元的黄金价格被普遍认为合理地反映了美元从1933年以来严重超量发行的事实，应该是稳定而可持续的价位。
但是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改变了黄金的长期价格走向。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这一举动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从心底冒出一丝寒意，如果伊朗的黄金可以被冻结，大家存在美国的黄金也都不安全。于是各国纷纷购买黄金并直接运回本国储存。伊朗更是惊恐万状地在国际市场上狂买黄金，伊拉克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超级买家的行列，金价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跳上了850美元一盎司的云端。
目睹了这一切沧桑巨变的里根总统，开始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救美国经济。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入主白宫仅69天的里根就被一名叫辛克利的追星族一枪打中，子弹距心脏仅1毫米。据说此人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当然，和绝大多数刺杀美国总统的凶手一样，此人被认为神经有问题。
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这一枪不仅打明白了里根总统，也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1982年3月，17人组成的“黄金委员会”以15比2的差距，否决了恢复金本位的思路，里根总统赶紧“从善如流”。
从此，再也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动金本位的念头了。
「小结」。
肯尼迪意图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剥夺国际银行家对美国的大部分影响力，这最终导致了他的遇刺身亡。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约翰逊上台后，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同时大量抛售白银储备，最终终结了白银货币。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是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伟大发明，掩盖美国货币破产状态的事实。
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束缚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
“经济杀手”珀金斯为沙特提出了一个加工石油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帮助沙特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其目的是让石油美元大部分回流到美国，也为美元找到了一个石油避难所。
里根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回美国经济，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最后里根被刺，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第八章 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1]——美国时代周刊，1997。
为了站稳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 “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世界环保银行：要圈地球30%的陆地。
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亚洲货币绞杀战中国未来的寓言。
「本章导读」。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3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美元一桶。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
70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IMF联手作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IMF开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1973年5月会议时的1300亿美元，暴涨了5倍，到1982年时达到了惊人的6120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口产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拯救他们，还有加大出售他们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债务清偿的过程。
墨西哥总统波提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美国际银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与之相随的低原材料价格这对“剪刀的双刃来扼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泯灭其余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他进一步威胁要带领发展中国家停止债务支付。他指出：“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够按照与现实情况差异巨大的条件来按时偿还债务。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不能够瘫痪我们的经济或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来偿还这些债务，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债务偿还的费用已经涨了3倍，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我们旨在消除饥饿、疾病、无知和依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造成国际危机。”
不幸的是，波提罗在联合国发言后仅2个月就被国际银行家看中的人选所取代，IMF作为“维护贷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债务清偿，恩格这样描述了这段历史：“现代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有组织抢劫行动开始了，其规模远超20年代的类似活动。与西欧或美国媒体精心掩饰的情况正相反，债务国偿付了好几遍欠债，他们正是以血和‘一磅鲜肉’来偿还给现代纽约和伦敦的夏洛克们的。1982年8月以后发展中国家不再还债并非实情。他们的头上被顶着枪，在IMF的威逼下，签署了银行家们美其名曰‘债务解决方案’的协议，参与的都是著名的纽约花旗银行或大通银行。”
IMF的贷款只有在债务国签署了一系列“特别条款”之后才能得到，这些条款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货币贬值。然后债务被重新延展，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再支付一笔“服务费”给国际银行家，并被记入债务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减对医药、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同时比索被贬值到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罗总统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对美元比价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对美元已贬到2300比1，墨西哥经济已经事实上被国际银行家们“有控制地解体”了。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个债务国仅向国际银行家支付利息一项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偿付又支付了3320亿美元，总共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1980年）的债务支付了6580亿美元的费用。尽管这样，到1987年，109个债务国还欠国际银行家13000亿美元。在如此惊人基础上进行利滚利，只怕发展中国家永远没有还清债务的时候了。于是，国际银行家与IMF就开始对债务国实施破产清偿。接受银行家“债务解决方案”的国家被迫以跳楼价出卖大量核心资产，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话、石油、银行等。
人们终于见识到国际银行家所策划的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具有何等地杀伤力！
「世界环保银行：要圈地球30％的陆地」。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之际，国际银行家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行动，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正常智力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环境保护”竟然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切入点。
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能明白国际银行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的巨大威力！
1963年8月初，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著名大学里，一位化名为“约翰·窦”的社会学教授，接到一个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项秘密研究课题，参与该计划的15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学者。“约翰·窦”教授带着好奇来到了一个名叫“铁山”的地方报到。
“铁山”靠近纽约州的哈德迅城，这里有当年冷战期间为防御苏联核打击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设施，几百家美国最大公司的总部都在此处设有临时办公地点。这些公司包括：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汉诺威制造信托公司等。如果核战争爆发，这里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商业运作中心，以确保核战争之后，美国商业体系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平时，这里是这些公司储存机密文件档案的地方。
这个神秘的研究小组要研究的课题是，如果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阶段，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对应策略。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2年半的时间。
1967年，这个15人的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被政府要求对该报告严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约翰·窦”教授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他于是找到著名作家里欧·莱文，在里欧·莱文的帮助下，这本名叫《来自铁山的报告》被戴尔出版公司于1967年正式出版。该书一经面世，立刻震惊美国社会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谁是“约翰·窦”。该报告被认为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策划，麦克纳马拉是外交协会的成员，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运作的研究机构被认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该机构的创始人赫曼·凯恩也是外交协会成员。
对于这次泄密事件，约翰迅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立刻站出来进行紧急“消毒”，他指出该报告纯属子虚乌有。同样是外交协会成员亨利·鲁斯控制下的《时代》也说该报告是“巧妙的谎言”。该报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国社会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
不过，1967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曾经在《书评》栏目中介绍过这本书。介绍该书的就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加布雷斯，他也是外交协会成员，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证明该报告是真实的，因为他本人就在被邀请之列。后来尽管他没能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作，但该项目一直在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他也被告知要对外保密。“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名誉担保这个文件（‘铁山报告’）的真实性，我也愿意证实它的结论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将它公布给没有准备的公众是否明智。”
后来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体上两次重申该报告的真实性。
那么，该报告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结论，让“精英们”如此紧张呢？
原来，该报告详实地透露了“世界精英们”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规划。报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讨论对与错的问题，也不考虑自由与人权之类的空洞概念，一切诸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宗教立场都不占有任何位置，这是一份“纯粹客观”的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持续的和平，尽管从理论上说并非不可能，但是却不具有可持续性。即便（和平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选择……战争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种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被发展出来，否则战争系统应该被保持和强化。”
报告认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对敌人的仇恨和被征服与劫掠的恐惧，使人民更能够承受过重的税负和牺牲，战争又是人民强烈情绪的催化剂，在爱国、忠诚和胜利的精神状态下，人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背叛行为。相反，在和平情况下，人民会本能地反对高税收政策，讨厌政府过多干预私人生活。
“战争系统不仅是一个国家作为独立政治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战争，政府统治人民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战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政府能够拥有权力的基础。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例子表明，失去战争威胁可信性的政权，最终导致了权力瓦解，这种破坏作用来源于个人利益膨胀、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体因素。战争的可能成为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的政治稳定因素。它保持了社会阶层分明，保证了人民对政府的服从。”
但是该报告认为，传统的战争方式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种状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业将难以实现，特别是在核战争时代，战争爆发变成了一种难以预测和风险极大的问题。考虑到该研究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不久开始进行的，当时和苏联核大战的阴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们的心态。
问题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现了“永久和平”，美国社会的出路何在呢？这正是这个秘密研究小组要追寻的答案。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为美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战争”的新方案。经过谨慎的研究，专家们提出，替代战争的新方案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3）必须提供人民强迫性服务于政府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一件轻松的工作。专家们先是想到“向贫困宣战”。贫困问题虽然足够庞大，但是不具备足够的恐惧感，所以很快被放弃了。另一个选择是外星人入侵，虽然足够恐怖，但在60年代还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弃了。最后大家想到了“环境污染”，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具备可信度，在对环境污染的宣传上下下功夫，足以达到核战争之后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断地污染环境的确是在经济上非常“浪费”的；人民忍受高税收和降低生活质量，接受政府干预私人生活，为的是“拯救地球母亲”，非常符合逻辑。
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选择！
经过科学地估算，环境污染问题要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危机的时间大约为一代半左右，即20～30年。报告的发表时间是1967年。
20年后……。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大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1500名代表惊讶地发现，一份名为《丹佛宣言》的文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丹佛宣言》指出：“因为新的资金必须被筹集起来以扩大环境保护的活动范围，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银行模式，以便将对环境管理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的资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这种新的银行模式就是“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与以前类似会议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国际银行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首的就是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这些超级大忙人居然在一个环保会议上盘桓了整整6天，向大会介绍和推销“世界环保银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罗斯柴尔德在大会上发言将这个“世界环保银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建立将把发展中国家从债务泥潭中“拯救”出来，同时还能保护生态环境。
请注意，截止1987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高达13000亿美元。
世界环保银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国际银行家们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1万30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贷款，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向IMF和国际银行家的贷款绝大多数没有抵押品，仅以国家信用为凭证，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银行家不太容易进行破产清偿。当这些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头上后，国际银行家们账目上原本很难看得呆帐一下变成了优质资产。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着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以人类圈地运动的规模来看，世界环保银行堪称前无古人。
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如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这般人物也要“关心”此次环保大会长达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级官员克斯塔博士在听到罗斯柴尔德的世界环保银行提议之后，一夜未眠。他认为，如果环保银行提供软贷款，在短期内可能对巴西的经济有帮助，至少经济发动机可以再度启动，但是从长远来看，巴西无论如何是无法偿还这些贷款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风水宝地亚马逊地区将不再为巴西所拥有。
被抵押的资源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的名称比较扎眼，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的名义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国际银行家们的长远规划目前正在逐步实施。
「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日本崛起为世界主导的金融强权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1987年，索罗斯。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同时失去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国际银行家对这一事件当然记忆犹新，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在国际银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
2006年夏，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当听到他热情洋溢地“祝中国成功”时，人们背后不禁冒出丝丝寒气。不知他的前任贝克当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时，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划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更是为他凭增了几分神秘色彩，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认为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就与众不同。
索罗斯果真独往独来，仅凭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索罗斯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贩毒洗钱中心。
鉴于美国证券法规定冲基金的“复杂”投资人不得超过99名美国公民，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确保这99名超级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离岸对冲基金中，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只是以“投资顾问”的名义参与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提供该基金运作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声称自己仅仅是名投资顾问以推诿责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简单。他的董事会包括：
〖董事，理查·凯兹，凯兹是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董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意大利米兰银行的总裁。
董事，尼斯·托布是伦敦银团的合伙人，它的主要运作者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董事，伦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威廉·里斯－莫格，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下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是瑞士私人银行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日内瓦最聪明的银行家”。皮西托的铁哥们包括纽约共和银行的拥有者沙夫拉，这个沙夫拉已经被美国执法部门确认与莫斯科银行犯罪集团有关，并被瑞士官方认定涉及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毒品洗钱活动。〗。
在索罗斯的“圈子”里还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机商马克·里其和特尔·艾维，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军火商沙尔·艾森堡。
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曾经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创建者，国际情报网络的祖师爷，华尔街5家最大银行的后台，世界黄金价格的制定者，现在仍然主掌着伦敦华尔街轴心的运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当罗斯柴尔德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灯打到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时，他们自己高出“首富们”几个数量级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离岸账户上待机而动。
索罗斯与美国的精英圈子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国著名的军火合同商凯雷投资集团中投入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该集团包括老布什、美国前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等重量级人物。早在80年代，索罗斯就与一些美国政界要人，如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马德·奥布赖特等人一起创办了“国家民主捐助基金”，这一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与私人资本合资建立的。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之下，索罗斯从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风暴。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为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资助的中欧大学，面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赞。
美国著名评论家吉列斯·埃玛瑞精确地描述了索罗斯们和他们所“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的真实意图：“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面纱背后，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一帮亿万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人中间，索罗斯最为显眼，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触角伸向了整个东欧、东南欧、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索罗斯）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统一的理想。”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
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调整产业结构相当于对宏观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手术，同时却偏偏要紧缩货币供应，等于动大手术却拒绝给病人输血，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
此时，正是国际银行家以“债转股”在吐血大甩卖时，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一个接一个痛遭洗劫，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20年未能恢复元气。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弱小无力反抗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强大的状态下遭到有组织的疯狂抢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索罗斯这种灭人之国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厉害之处。看来欲灭一国先乱其心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苏联“有控制的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互别苗头。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形成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
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条件。在黄金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的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
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窜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翻滚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忧心，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他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
为了对付德法的企图，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又重回联合国。这一手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皆敌，东面有北约，西边是中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作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
尽管德国近年来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家，自从1987年以来，英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但是美国人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大量储蓄，英国是不可能对美国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的。”
伦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撒切尔的谋士们甚至惊呼“德国第四帝国”出现了。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编辑在1990年7月22日这样评论道：“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呢？”。
1990年夏天，伦敦方面组建了新的情报部门，大幅增加对德国的情报活动。英国的情报专家强烈建议美国的同行们应该从东德的旧情报人员中招募成员，来建立美国在德国的情报“资产”。
德国方面对俄罗斯最终支持德国统一心存感激，决心帮助俄罗斯重建瘫痪的经济。德国财长设想着未来新欧洲美好的前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起巴黎、汉诺维和柏林，最终通到华沙和莫斯科，统一的货币，水乳交融的经济体，欧洲再也不会有战火和硝烟，只有梦幻一般的未来。
但这决不是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
这就是90年代初在伦敦－华尔街策划之下，索罗斯阻击英镑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眼看欧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了，德国重新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巨额开支却是德国始料不及的，德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对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同一年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的英国情况也不太好，通货膨胀率是德国的3倍，利率高达15％，80年代的泡沫经济正濒临破灭。到1992年，英国和意大利由于双赤字压力，货币已呈现出明显高估的态势，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瞧准这一机会于1992年9月16日发起总攻，做空英镑的总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到晚上7点，英国宣布投降，此役索罗斯斩获高达11亿美元，一举将英镑和里拉踢出了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紧接着，索罗斯乘胜进军想一鼓作气击溃法郎和马克，在这次高达400亿美元的豪赌中，并没有占到便宜。索罗斯能够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其背后实力强大的秘密金融帝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亚洲货币绞杀战」。
20世纪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旨在达到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体”的执行进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亚洲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对经历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国家来说，美元储备在关键时刻是何等“宝贵”，惨痛的教训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动抛弃美元储备的念头。
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泰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
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IMF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
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有这种意识支撑的国家很难被外来势力所统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彻底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IMF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帐，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IMF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不仅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使韩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的绝对必要性。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
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滑稽的是，韩国竟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处宣扬。
当2003年，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泰国政府甚至私下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国际银行家的债务，以报复1997年外国银行的疯狂掠夺。2006年9月，泰国发动军事政变，他信下台。
「中国未来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小结」。
国际银行家为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让国际油价上涨400％，一举挽回美元颓势，同时使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冲突加剧，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加窘迫。
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运用“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迫使世界经济“有计划解体”。
为了给和平时期的美国找到新的出路，国际银行家提出环保计划，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使国际银行家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在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之时，国际银行家迫使日元升值，导致日本金融泡沫，又以“股指认沽期权”绞杀日本的金融市场，使日本陷入长达几十年的衰退。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下，索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一次又一次风暴，他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核心就是使各国经济“有控制地解体”，最终完成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国际银行家为了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不让新德国重建成功，策划了90年代初索罗斯对英镑和里拉的狙击。
为了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同时刺激亚洲对美元的需求，国际银行家发动了亚洲货币绞杀战，导致泰国金融战败，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压力，经济强劲回升。
第九章 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
如果所有银行的贷款都被偿还，银行存款将不复存在，整个货币流通将会枯竭。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想法。我们（美联储）完全依赖商业银行。我们货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无论是现钞还是信用，都必须有人来借才能产生出来。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信贷）制造出足够的货币，我们的经济就会繁荣；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衰退。我们绝对没有一种永久性的货币系统。当人们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货币系统）可悲的荒谬之处，以及（美联储）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助，就会变得如此明显。货币是人们最应该调查和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广泛地理解这个（货币）系统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会崩溃。————罗伯特·汉姆费尔，美联储亚特兰大银行。
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部分储备金体系： 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政府特许机构：“第二美联储”。
黄金：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
美元泡沫经济的死穴。
「本章导读」。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可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械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
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息收入归谁呢？归创造出美元的银行系统。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债务美元，换句话说，人民借钱越多，就必须借更多的钱。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乃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中国有句老话，寅吃卯粮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另一类货币，就是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这种货币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许诺，不是任何人的债务，它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是人类数千年社会实践中自然进化而来的。它不需要任何政府力量的强制，它可以跨越时代与国界，它是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
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民币则介于二者之间。尽管人民币目前也存在着“债务化货币”的成分，但就其主体而言，仍然是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与服务的度量。人民币的发行并非像美元一样必须以国债作抵押，由私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以得以避免了落入私人腰包的巨额利息支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民币的属性更接近金银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没有金银作为支撑，它又有法币的基本属性，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才能保证货币价值。
真正理解西方法币制度，尤其是美元制度的内在本质，是人民币未来改革的必要前提。
「部分储备金体系：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现代）银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带着罪恶降生。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创造储蓄的权力，一切财富的好运都会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创造储蓄的权力）应该消失，因为这将带来一个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并为你们的被奴役支付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储蓄好了。————约四亚·斯坦普爵士，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
最早的金匠银行家们提供的是纯粹的“金币存放业务”，当储户将金币交给银行家时，银行家提供标准格式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银行券”，这些金币的“衍生物”逐渐成为社会交易的媒介，被称之为货币。
此时的银行是处在完全储备金体系之下，它随时可以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其主要收入就是储户缴纳的“托管费”。
久而久之，“聪明的”金匠银行家发现平时只有很少的储户前来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眼看着金窖里的黄金躺在那里睡大觉，银行家不禁开始心痒起来，如何才能“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呢？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份，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说明，增发比如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
当从事金币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金币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金币的所有权”。在第一种情况下，储户对在银行家那里储放的金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银行家必须承诺储户可以随时拿收据来兑换金币。而第二种则是储户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储放金币的所有权，由银行家进行风险投资，当收回投资之后，储户才能重新获得所有权。
第一种“金币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券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币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当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
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币”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8年的“佛雷对希尔及其他人”一案：
“当（储户的）金钱存入银行时，就完全不再属于储户了；此时，金钱属于银行家，他则有义务在储户要求时归还相应数额的金钱。存放在银行，被银行家所管理的金钱，在所有的意义和内涵上，都是银行家的金钱，他有权任意处置。他没有义务回答储户这些钱是否处于危险境地，他是否进行有害的投机，他没有义务像对待别人财产那样保存和对待它；但是，他当然对（储户存放金钱的）数额有义务，因为他被合约所约束。”
在英美法系之下，英国法官的这个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金融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自己辛苦挣来的金钱突然失去了法律保护，这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在此之后，盎克鲁－萨克逊国家的银行完全拒绝承认“储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额储备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储蓄都变成了“风险投资”。从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垄断地位。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200年。罗斯柴尔德、谢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它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尔集团。这些家族的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
银行卡塔尔是部分准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他们势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
1913年，当国际银行卡塔尔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准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被“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准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100％足额的真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1913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
1913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质美元”就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1971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准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这样描述美元的，“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关于支撑‘美联储券’的资产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有记账方面的需要……银行在借款人承诺还钱时，产生出货币。银行是通过将这些私人和商业债务‘货币化’来创造金钱的。”
美联储芝加哥银行的解释是，“在美国，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存款，都不像商品一样具有内在价值，美元仅仅是一张纸。银行存款也只是记账簿中的若干数字。硬币虽然拥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远低于它们的面值。
那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支票、纸币、硬币等工具在偿还债务和其它货币用途中，能够被人们按照它们的面值来接受呢？主要是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用这些货币换成其它的金融资产以及真实的产品与服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用法律规定，这些‘法币’必须被接受。”
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那么债务究竟是如何变成美元的呢？要搞清“债转钱”的细节，我们必须拿着放大镜来仔细观察美国的货币运作机制。
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其不公体现在：
1、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2、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3、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1％到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90％的储蓄贷出。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
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从本质上看，部分准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黄金本位下，其结果必然是银行券发行量逐渐大幅超过黄金储备量，而导致金本位必然解体。在布雷顿体系下，则是必然导致黄金兑换体系的崩溃。而在纯粹法币制度下，最终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严重衰退。
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美国80年代发行的规模空前的国债，由于利息颇高，极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外国中央银行也趋之若鹜，在这个现有美元的回流重新使用的过程中，新美元创造较少。到了90年代，由于打垮了世界主要竞争货币，美元国债仍然抢手，进口日常商品的价格在第三世界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也显得格外便宜，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从1913年到2001年，美国在87年里一共积累了6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8万8000亿美元，并以每天25.5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美国国债：从1982年到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尚处在“温和增加”状态，年均增加8％。但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进入“快车道”，达到了12％。从2002年开始，由于反恐战争和刺激濒临衰退的经济的需要，在战后利率接近最低点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增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其实，从美国国债增发的陡度来看，一切已属必然。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过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它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任何一个熟悉股票投资的人，都可以清楚的预见到这种陡度的曲线最终将意味着什么。）。
2001年911以来，葛林斯潘为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的把利率从6％迅速降到1％所造成的美元信贷暴涨，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元其实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几乎同时扑向了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一位法国投资者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其后果就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上涨到60美元，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分别是2002年价格的120％到300％。但经济学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说通货膨胀只有1～2％，人们不禁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负担近60万美元的债务。在私人债务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数目庞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欠款。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在全部债务中，近70％的债务都是199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发动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战争来套牢第三世界国家了，因为美国本身已经严重负债，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债务“金钱化”，再加上部分储备金这一超级放大器，已经严重透支了美国人民未来的财富。到2006年，美国人所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在联邦政府那里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转入银行系统以支付债务美元的利息。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没有一分钱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换句话说，3亿美国人被银行家“间接征税”了几十年，而且还要年复一年被继续盘剥下去。美国人民的储蓄，则通过长期通货膨胀被银行家的“潜在税收”再刮掉一层皮。
先不论美国的债务人是否还能还得清这利滚利的债务，问题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偿还国债。美国政府只是不断地用永远增加的新债券去替换老债券以及老债务所累积的利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正如美联储费城银行指出，“在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众多分析家现在认为国债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经济的）福音。他们认为国债完全不需要减少。”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靠借越来越多的债务来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钱，天底下只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了。这种听起来类似“经济永动机”的“好事”，现在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用不断增加债务来永远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与认为一国可以靠多印钞票就能致富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些学者们还进一步指责亚洲和其它国家过多的储蓄才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已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程度。亚洲国家过多的储蓄？他们哪里还有过多的储蓄呢？这些几十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被美国吸进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永动机”的“伟大试验”中去了。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泰。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民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如果每年以利滚利方式增加的至少2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迟早会被“创造”出来进入货币系统的话，尽管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更高债务的代价往未来堆积，另外一部分利息美元增发也足以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但奇怪的是，美国的通胀似乎并不明显。国际银行家的魔术是怎样玩儿的呢？
窍门在于必须有吸纳大量货币增发的去处，这就是近十几年来畸形膨胀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2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其增长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足以撑破任何正常的人类想象力。
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呢？和美元一样，也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它们是债务的集合，它们是债务的集装箱，它们是债务的仓库，它们是债务的喜马拉雅山。
这些债务被作为资产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也是这些债务被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当做资产放在账户上。这些债务被交易着，延期着，挤压着，拉伸着，滚动着，填充着，掏出着，这是一个债务的盛宴，也是一个赌博的盛宴。在纷繁的数学公式背后，只有空和多两个选择，每一张合同都是一次赌博，每一次赌博都必见输赢。
既然是数百万亿美元的豪赌，这个赌场上必有庄家。谁是庄家呢？就是美国的最大的5家银行，它们不仅是重量级的玩家，而且是做的是“霸盘”生意。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5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占全部902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97％，收入占94％。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占整个盘子的83％，名义价值为98.7万亿美元。
在利率产品类别中，“利率掉期”占绝对优势。“利率掉期”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期限内，用“浮动利息现金流”去交换“固定利息现金流”，交易一般不涉及本金。其主要用途是以“更低的成本”来“模拟”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运作。使用这种工具最多的就是美国两大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超级金融公司用发行短期债券来资助30年固定利息的房地产贷款，辅之以“利率掉期”来对冲未来利率变化的风险。
在98.7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74万亿的分额。在金融领域中，10：1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100：1则是“疯狂型”投资，90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以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626：1，堪称世界之最。
摩根大通实际上做的是利率衍生产品市场的“霸盘”生意，它是几乎所有对冲利率走高风险公司的对家。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需要在投资时防止未来利率突然暴涨，而摩根大通则向所有人保证利率不会暴涨，它卖的就是这样一种保险。
是什么神秘的水晶球能让摩根大通敢冒如此惊天动地的风险，来预测只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到时候才知道的利率变化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摩根大通本身就是美联储纽约银行最大的股东之一，而美联储纽约银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营公司，摩根大通不仅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得知利率变化的消息，更是利率变化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远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仅仅是个执行机构而已，利率政策的变化并非像世人想像的那样在美联储定期会议上才投票临时决定的。当然，投票过程是逼真的，但是投票人从一开始就是被国际银行家们安插好的。
所以摩根大通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就好比摩根大通是一家能够人工控制降雨量的公司，而它卖的是洪水泛滥的保险，它当然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泛滥，它甚至知道洪水要淹没哪个地区。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摩根大通敢玩金融衍生市场的“霸盘”生意，同样不会掷骰子。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规模爆炸性的成长，政府的监管早已远远落后了。大量衍生产品的合同是在正规交易市场之外进行的，也叫做“柜台交易”，在会计制度上，也很难将衍生产品的交易与常规商业交易相类比，更不用说税务计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了。由于其规模庞大，金融杠杆比例严重偏高，对家风险难以控制，政府监管疏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不啻为一枚定时核弹。
正是由于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呐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所“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只要巨额新增发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市场所裹携进去，而不至于大量泄露到其它市场上，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就会奇迹般地被控制住。同理，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我们将见识到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政府特许机构：“第二美联储”」。
许多金融机构似乎并不理解这些（GSE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风险性质。投资者们误以为他们的投资完全可以避免GSE的信用风险，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认为有足够的预警时间可以等这些短期债券在几个月后到期时从容套现。问题在于，当金融危机出现时，GSE的短期债券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最多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尽管任何一个投资者可以选择退出，但当所有投资者同时逃离时，谁也跑不掉。就像银行挤兑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这些短期债券所依托的房地产资产无法快速变现，从整体上来说，争相抛售GSE的债券的尝试不会成功。————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2005年。
政府特许机构在这里指美国政府特许授权的最大的两家房地产贷款的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负责建立美国房地产贷款的二级市场，其发行的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债券（MBS）总额高达4万亿美元。实际上美国银行系统所发放的7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中的大部分，都转卖给了这两家公司。他们把这些长期的房地产按揭打成包，做成MBS债券，然后在华尔街出售给美国的金融机构和亚洲的中央银行。在他们所发行的MBS债券和他们从银行手中收购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之间存在着一个利差，这就构成了这两家公司的利润来源。据统计，美国有60％的银行持有这两家公司的债券的资金超过银行资本的50％。
作为上市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对他们而言，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更加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和信用风险都将由他们自己承担。当美联储从2002年开始漫长的升息过程时，房利美和房地美却开始大量吃进并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其总额到2003年底已高达1.5万亿美元。
作为承担如此庞大债务的金融机构本该小心谨慎规避风险，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资产和债务的期限吻合，否则利率波动的风险将难以控制。其次，应该避免以短期融资支持长期债务。传统的保守方式就是发行长期可回收债券，使得资产和债务时限达到同步，同时锁定利差，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两大风险。但是，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却主要使用长期固定债券和短期债券来进行融资，其短期融资的规模高达每周必须滚动300亿美元的短期债券，从而使他们自己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下。
为了规避利率波动的风险，他们必须采取复杂的对冲策略，如使用债务和“利率掉期”产生一种短期债务+未来固定利息现金流的组合，来“模拟”长期债券的效果。用“掉期期权”来对冲按揭提前偿还风险。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不完备动态对冲”策略，对短期可能的利率剧烈波动来个“重点防守”，对长期不太可能的利率振荡则是“疏于设防”。通过这些措施，一切看起来都是固若金汤，成本也颇低廉，似乎是个完美的方式。
在追求利润的强烈欲望之下，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投资组合中，他们还大量吃进自己发行的MBS债券。乍听起来似乎不合乎常理，哪有自己发行短期债券购买自己长期债券的道理？
怪事自有怪事的道理。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政府授权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的垄断经营商，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着间接的担保。所谓间接，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信用额度，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用。另外，美联储可以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进行贴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将他们的债券进行货币化，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美国国债，还没有任何公司的债券有此殊荣。当市场得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债券几乎等于美元现金时，其信誉度就仅次于美国国债了。所以他们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利息仅比国债略高，既然有如此低廉的融资来源，当然购买自己的长期债券仍然有套利的空间。
可以不算夸张地说，这两家公司的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美国财政部债券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第二美联储”，为美国银行系统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尤其在政府不方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美联储进行了17此连续升息之后，金融市场上仍然呈现出流动性泛滥，原来被美联储吸回来的流动性又通过GSE大举吃进银行房地产贷款而流回了金融市场。这种情形恰似电影《地道战》中鬼子从井里不断抽水然后灌入村里的地道，聪明的游击队通过暗道又把灌进地道的水送回了井里，搞得鬼子直纳闷，不知道地道到底有多深。
GSE的以短期债券购买长期MBS债券的套利行为，再加上国际银行家们从日元市场上以极低成本融资，再以高倍杠杆购买美国国债的期权的行为，人为地造成了美国长期债券（国债和30年MBS债券）异常抢手的“繁荣景象”，从而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殖利率，经过粉饰之后，看上去市场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忧虑显得杞人忧天了。于是，外国投资者犹豫一阵之后，还会回到美国长期债券市场上来，于是，别国的储蓄可以继续资助美国的“经济永动机试验”，于是，欲望的盛宴上人们继续狂欢着。
只是再美妙的幻觉终究是幻觉。当GSE们继续为狂欢节供应酒精时，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自有资本金已经下降到极度危险的3.5％的水平上。在背负着数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之下，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利率市场之中，其资本量是如此之低，已经到了足以让格林斯潘失眠的程度。想起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世界上号称“最懂经济”的大师指导下和拥有最完备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模型，一个俄罗斯债务危机就使这个国际仰慕的完美对冲基金顷刻之间灰飞烟灭。高度依赖金融衍生工具的GSE对冲策略，究竟能不能抗得住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呢？
GSE的软肋在于对短期利率突变防范有严重缺陷。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对GSE的抗利率震荡能力忧心忡忡，他在分析了25年来美国国债每日利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超过1％的国债价格波动中，大约有3/4的情况其绝对值超过了3.5的标准偏差，这比通常的正态分布模式估算的高出16倍。假设一年有250个交易日，发生这种强度的利率波动的概率是一年两次，而不是人们估计的8年1遇。正态分布模式完全误判了利率剧烈波动的风险。超过4.5或更大的标准偏差的超大强度的波动，不是人们预期的百万分之七，而是在6573个交易日中发生了11次，这种级别的波动将足以震垮一个高度依赖金融杠杆的公司。还有一点，剧烈的波动倾向于集中爆发。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它意味着一家公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剧烈震荡好几次。不完备对冲在利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这家公司彻底的失败。”
如果由于金融黑客突然攻击美元，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核袭击或生化袭击，黄金价格持续暴涨等突发事件，美国国债市场势必剧烈震撼，GSE要是一旦出了问题，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流动性，美联储甚至来不及出手相救，而这样的规模崩溃即便是美联储也只能是有心而无力救助。最终60％的美国银行可能被拖垮，高度脆弱的370万亿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发生雪崩，世界金融市场将会出现恐怖的疯狂逃亡景象。
GSE所折射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巨大风险仅仅是冰山一角。
《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在《债务的奢欲》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当今世界的“债务经济繁荣”的：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这些被（天价）收购的公司并不是被金钱和资本买下的，它们是被债务买下的。我的常识告诉我，将来一定有人得偿还这些债务。西班牙帝国的最终崩溃是由于对战争与征服的过度贪婪，我担心当今世界会由于对债务的昂贵奢欲而最终重蹈覆辙。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对于目前而言，尽兴地在（欲望盛宴的）晚会上狂欢吧，但是，别喝得太多，要站在出口附近。”
在一个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巨大的赌场之中，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赌着被清崎称之为“滑稽货币”的美元，此时，尚未喝醉的头脑清醒的人已经看到赌场的角落开始冒烟了，他们此时悄悄地尽可能平静地走向赌场狭窄的出口。这时火苗已经依稀可见，人们都还浑然不觉，只是有更多的人闻到了烟味，他们四下张望，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赌场老板生怕大家发现已经出现的火苗，于是大声吆喝并摆出更加惊险刺激的赌局，大多数人又被重新吸引到赌桌旁。火苗终于渐渐成了火焰，更多人的开始骚动，有人开始奔跑，大多数人则不知所措。赌场老板开始喊话，说有一些火苗和烟雾是正常的，能够刺激赌场生意，而且火苗（通胀）是完全可控的，1971年以来就是如此。喊话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是人们继续赌钱。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挤向出口方向。此时最怕的就是一声尖叫……。
当灾难发生时，每个人都会寻找自己的出口。对于清崎而言，赌场的出口就是黄金和白银。他在《赌黄金，别赌滑稽货币》一文中指出：“我觉得黄金很便宜，当石油价格上升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拉伯国家和非洲越来越不愿接受我们的美元的时候，黄金就会涨价。目前，我们还可以用我们‘滑稽的货币’来支付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世界已经逐渐厌倦美元了。我多年以来的策略是：投资真钱，它们就是黄金和白银。我同样继续借出滑稽货币来购买房地产。每当金银价格大跌时，我就买进更多的实物。什么样的聪明投资者会不愿意借滑稽货币来购买低廉的真钱呢？”。
「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黄金拥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几个大国政府一直试图震荡黄金价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关注一下过去20年来政府对黄金的政策，就会发现在金价高达800美元一盎司（1980年）的时候，没有政府出售黄金。那时出售应该是很合算的买卖，而且可以稳定金价。但是政府却在最低价时出售（1999年）黄金，英国政府正是如此。政府的这种在最低价抛售黄金的做法正是造成金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
蒙代尔所说的黄金不稳定因素，正是1980年以来国际银行家妖魔化黄金的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黄金价格的操纵却是一个布置严密，手法高超，令人难以察觉的天才计划，能在20多年的时间段里成功压制黄金价格，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要算英格兰银行在1999年5月7日悍然宣布卖掉一半的黄金储备（415吨）的声明了。这是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抛售。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本已疲软的国际金价狂跌到280美元一盎司。
人们不禁狐疑，英格兰银行究竟要干吗？投资吗？不像。要是投资它应该在1980年以850美元一盎司卖出，再买进当时高达13％回报率的美国30年国债，那早就赚大发了。结果英格兰银行硬要在1999年以280美元的接近历史最低价出售黄金，再去投资当时回报不到5％的美国国债，难怪蒙代尔大呼看不懂。
是英格兰银行不懂做生意吗？当然不是。英格兰银行从1694年成立算起，雄霸国际金融市场近300年，堪称现代金融业的老祖宗，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美联储在它的面前还只是小学生，要说它不懂低买高卖的道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英格兰银行违背基本的商业规律行事，只因为一件事，那就是恐惧！它恐惧的倒不是金价持续下跌而导致黄金储备贬值，恰恰相反，它害怕的是黄金持续上涨！因为在英格兰银行的账目上记录在案的黄金早已不翼而飞，那些被标注成黄金应收帐目下的黄金，可能永远也收不回来了。
瑞士银行家费迪南·利普斯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的中央银行是怎样疯狂和轻率地处置人民积累几百年的真正财富——黄金的话，断头台下将是人头滚滚。其实，更为准确地说，要是世界人民最终知道了中央银行家们是如何操纵黄金价格的话，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行为将大白于天下。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已被“租借”给了“金锭银行家们”。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成功地打垮了日本经济，遏制住了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之后，虽然春风得意，辉煌一时，但是，对黄金这一真正的敌人却时刻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欧元与日元对于伦敦－华尔街轴心而言，只是疥癣之疾，黄金才是心腹大患。要是黄金一旦翻盘，所有法币体系都会臣服。黄金虽然已经不是世界货币，可黄金始终是制约国际银行家通过通货膨胀劫掠世界人民财富的最大障碍。它虽然无声无息地被“软禁”在货币体系之外，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为真正财富的象征却无时无刻不在辐射出强大的吸引力。国际上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奔到黄金的周围，接受它坚实的庇护。要想完全废黜这个“货币之王”，即使是一手遮天的国际银行家也是不敢奢望的，他们也只能试图“永远软禁”黄金。
要做到“软禁黄金”，就必须使世人“看到”黄金这个“货币之王”是多么无能与软弱，它既不能保护人民的储蓄，也无法提供稳定的指标，甚至不能吸引投机之徒的兴趣。
所以黄金的价格必须被严格控制。
在吸取了1968年“黄金互助基金”惨败的教训后，国际银行家痛定思痛，决不会再犯用实物黄金对抗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愚蠢的错误了。在1980年采用极端的20％的利率暂时压制住了黄金价格，恢复了美元信心之后，他们开始大量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新的武器。
兵法上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国际银行家颇得此道。黄金也好，美元也罢，或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玩到最高境界，都是玩信心！而金融衍生产品则是超级信心武器。在1987年股灾中成功试爆“金融衍生核弹”之后，1990年这一高效能武器又被再次在东京股市上使用，其杀伤力令国际银行家喜出望外。但是，用核爆炸的方式有短期和强烈的效果，对于黄金这种慢性和长期的威胁，则必须使用多种信心武器，并以“鸡尾酒”式的混合方式进行攻击。
被私有银行控制的中央银行“出租”国家的黄金储备就是其中之一。在9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开始推销一种说法，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没有任何利息收入，除了落满灰尘之外，保存还需要另外一笔开支，不如“出租”给信誉好的“金锭”银行家，利息可以低到1％，但好歹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果然此法在欧洲很快蔚然成风。
谁是所谓的“金锭银行家”呢？jp摩根公司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当仁不让。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信誉从中央银行手中以1％的超低利息“借来”黄金，再到黄金市场上出售，拿到手的钱转手就购买5％回报率的美国国债，稳吃4％的利差，这被称为“黄金套利交易”。这样一来，抛售中央银行的黄金既打压了黄金价格，又吃到了利差的美餐，还同时刺激了美国国债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率，真可谓一箭数雕的妙计。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风险。金锭银行家从中央银行借来的黄金大多是6个月左右的短期和约，但投资的很可能是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到期索要黄金，或金价持续上涨，金锭银行家的处境就危险了。
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把主意打到了黄金生产商身上。他们向黄金生产商反复灌输黄金价格长期必然走低的“历史必然”，只有现在就锁定未来的出售价格，才能避免将来的损失。另外，国际银行家还可以提供4％左右的低息贷款，供黄金生产商继续勘探和开发之用，这样的利息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再加上眼看国际金价一年不如一年，与其等到将来减价出售，还不如现在就把未来的尚在地下待开采的黄金产量卖个好价钱。这叫做“黄金远期合约”。
于是，金锭银行家手中就有了黄金生产商未来的产量作为偿还中央银行黄金租借的抵押。再加上中央银行家和金锭银行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租借合约”几乎可以无限延长下去。于是，金锭银行家就有了双保险。
在这个最初的主意开始运作后不久，天才的华尔街银行家又不断推出新的衍生产品，比如延交现货合同、条件远期合约、变量远期合约、德尔塔对冲和各种期权合约。
在投资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黄金生产商纷纷陷入这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投机活动之中。各国黄金生产商纷纷“透支”未来，将地下可能的储量统统折算成现有产量进行“预售”。澳大利亚的黄金生产商甚至将未来7年的黄金产量卖了出去。西非加纳的重要黄金生产商Ashanti更是在高盛和16家银行的“参谋”之下购买了总量高达2500张金融衍生产品的合约，到1999年6月，其对冲账目上的金融资产高达2亿9千万美元。评论家纷纷指出，当代的黄金生产商，与其说是在开采黄金，还不如说是以开采黄金为噱头进行危险的金融投机。
在黄金生产商掀起的“对冲革命”浪潮中，巴里克黄金公司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巴里克的对冲规模早已超越了风险控制的合理范畴，说它的策略是金融豪赌也绝不夸张。在其海量的单向卖空黄金的行动中，巴里克无形之间造成了同行之间竞相杀价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自毁市场。在巴里克的年报上，系统性地误导了投资人，它吹嘘自己复杂的对冲策略使其总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出黄金。其实，巴里克卖到市场上的黄金中有相当部分就是通过“金锭银行家”向各国中央银行低息“借来”的黄金，它在市场上抛售这些“借来”的黄金所得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其中的利差收益，就是所谓的“复杂的对冲工具”所产生的奇妙效果的真正来源。这构成了典型的财务欺诈。
在几个方面的合力之下，黄金价格不断下跌，这符合所有参加方的利益。黄金生产商由于早已锁定出售价格，在金价下跌时，他们账面上做空黄金的各类“金融资产”，还会升值。于是，黄金生产商就奇怪地成为金价下跌的同谋者。生产商得到的只是短暂的甜头，失去的却是长远的利益。
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主席比尔·莫菲将这个蓄谋打击黄金价格的特殊利益集团称之为“黄金卡特尔”，它的核心成员包括：jp摩根公司、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高盛公司、国际清算银行（BIS）、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高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
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称：“黄金是另一种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场外交易的商品，投资者无法控制黄金的供应量，如果黄金价格上涨，中央银行们随时准备‘出租’黄金储备来增加供应量。”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公开承认，如果有必要，黄金价格完全处于中央银行家们的控制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约的空袭迟迟未能奏效，黄金价格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开始积蓄爆发力。如果金价一旦失控而持续走高，“金锭银行家”则必须从市场上高价买回黄金，归还给中央银行家们。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多的现货，或者当初以“地下未来”黄金产量做抵押的黄金生产商破产，又或许地下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不仅国际银行家要承受巨大损失，中央银行家们的黄金储备账目也会出现巨大的亏空，如果事情败露，人民得知实情，只怕真的会有人上断头台。情急之下，英格兰银行终于在1999年5月7日，冲到了第一线。如果能够吓退投资者，金价继续下跌，自然皆大欢喜，即便失手，坏账的黄金索性卖出，到时候也死无对证。正所谓“黄金坏账，一卖了之”。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出售黄金时，人们从来不知道谁是买主的原因。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10日结束，惊出一身冷汗的中央银行家们觉得玩得太过火了，再加上国际黄金市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声称要告中央银行家们操纵黄金价格，各国政治家们也开始关注黄金价格问题。事情看来要闹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黄金近20年的熊市终于划上了句号，它预示着商品市场大牛市的到来。
1999年是黄金战场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其意义相当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此以后，打压金价的企图，再也未能取得黄金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以美元为首的法币体系将在黄金的强大攻势面前，不断败退，直至最终崩溃。
在控制黄金价格的主战场之外，国家银行家还开辟了第二战场，那就是舆论战和学术战。国际银行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学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法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在照样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他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家）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保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发的纸币会有一天造成债务问题。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的约翰·劳的翻版。他们选择漠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铁律，而故意以某些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思维定式中的速度来印刷纸币，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欺骗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消除商业周期，确保全民就业和永远繁荣。这意味着某些经济学家为着特定政治倾向而制定政策，在不用他们自己的金钱在市场中冒险的前提下，以当年约翰·劳一般的智慧，对经济事务无所不知，任意决定货币、财政、税收、贸易、价格、收入等政策，还告诉我们这样对我们最好。于是他们就‘微调’了我们的经济。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培养出来的，包括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著名的教材《经济学》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他的教材里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彩色图表。但是当读到他对黄金的观点时，才发现他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纵深而显得非常肤浅。他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对金钱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某些理由而选择故意忽略。”
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对1968年以后的黄金价格双轨制的评论中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黄金最终被完全去货币化了。它的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就像铜、小麦、银或盐一样。
一个中东的酋长如果在55美元一盎司的价位上购买了黄金而在68美元的价位上卖出的话，他一定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他是55美元买进，而38.5美元甚至33美元抛出的话，他就会输掉身上的衬衫。
萨缪尔森坚信一旦黄金被踢出货币系统，那么对黄金的需求就只限于很少的几种工业需求，如首饰业。所以，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体系垮台之后，黄金已不再是货币，谁还会需要黄金呢？到1973年，这位大教授出版这段宏论时，他认定1972年75美元一盎司的金价肯定维持不住，黄金最终可能跌到35美元以下。让教授下巴脱臼的是7年以后，黄金的价格冲到了850美元一盎司。
还好，萨缪尔森不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否则的话他输掉的就不仅仅是上身的衬衫了。
「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
一切霸权的力量源泉和最终形式都体现于定价权。
通过控制价格的过程来实现有利于己而不利于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定价权的搏斗恰似帝位争夺一般剧烈，充满权谋和机诈，价格鲜有在平等自由合理的市场运作过程中自然产生，拥有优势的一方从来就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这和战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讨论价格问题必须用研究战争和战例的思路才能接近事情的本像。制定价格、推翻价格、扭曲价格、操纵价格都是各路当事人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没有人的因素作为参照背景，就不可能明白价格形成的轨迹。
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座在老板的位置上发号施令，而多数人只能服从，因为一切都有切肤之感。但老板的老板通过控制老板来间接控制众人，就不是那么明了和直观了，顺着这个权力链条越往上人数越少。定价权的取得也是如此，控制一种商品的价格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行为。
就黄金而言，谁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商，谁就控制了黄金的价格。所谓控制，就是交易商们为了利益或迫于威势，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权力上层的安排。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中一举夺取黄金定价权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现代的黄金定价体制建立于1919年9月12日，当五名各大财团的代表聚集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时，金价被定在4磅18先令9便士的价位上，约合7.5美元。尽管1968年改为以美元报价，但其运作模式基本未变。参加第一次金价制定的代表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还有mocatta & goldsmid，pixley & abell，samuel montagu & co.，sharps wilkins.。罗斯柴尔德家族随后成为固定的主席和召集人。从这一天开始，五位代表每天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会面两次讨论实物黄金的交割价。由主席建议一个开盘价，这个价格立即通过电话传到交易室，主席然后询问谁想买卖多少400盎司的标准金条，数量是多少，根据双方出价和最终达成交易的价格，主席这时宣布金价被“敲定”（The London Good Fix）了。
这个黄金定价制度一直运作到2004年。
2004年4月14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体系，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的投资者。戴维·罗斯柴尔德解释道：“我们在伦敦商品市场（包括黄金）交易的收入在过去5年中已经下降到不足我们业务总收入的1％，从战略分析的角度看，（黄金交易）已经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所以我们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在4月16日大声附和这一说法，“正如凯恩斯所说，（黄金）这一‘野蛮的遗迹’正在走进历史的尘封。当我们看到令人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黄金市场中退出，连号称最铁杆的‘黄金虫子’的法兰西银行也不得不斟酌它的黄金储备时，黄金作为投资品已经更加接近它的尽头了。”
无独有偶，白银交易市场的大哥大AIG集团于6月1日宣布退出白银市场定价，自愿降级为普通交易商。
这两件事从里到外透着蹊跷。
莫非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看淡黄金吗？若是如此，为何不在1999年金价跌到历史最低点退出，反而要在黄金白银气势如虹的2004年金盆洗手呢？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最终将会失控，一旦控制金银价格的阴谋败露，操控价格的人将会成为世界公敌。早早地摘清与黄金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10年以后，金银价格果然出了大问题，谁也怪不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上。
不要忘记，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拥有着世界上组织最严密效率最高的战略情报网络，他们掌握着常人无法窥知的信息资源。深谋远虑加上庞大的金融资源，和对信息高效的收集分析能力，使得他们在过去200年来几乎左右着整个世界的命运。
当他们突然宣布退出苦心经营了200多年的家族核心业务时，这是一件相当不寻常的事。
「美元泡沫经济的死穴」。
最近一段时间里，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伦敦－华尔街轴心众口一辞，都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惹的祸，无非是要挑起世人对中国的不满，掩盖石油暴涨是为了刺激美元需求这个事实。结果谣言不攻自破，为了中期选举，硬是放了一颗一夜之间发现了“特大油田”的卫星。这与1973年他们策划让石油涨价400％从而刺激美元需求，同时将油价暴涨的责任嫁祸于中东国家的石油禁运如出一辄。
由于美元泛滥的无法避免的本质，很快，中东核问题又会升温，伊朗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以色列动手也好，美国出手也罢，总之是激惹伊朗用水雷或导弹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切断世界2/3的石油通道，于是石油价格会轻易冲上100美元大关，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又会大增，这次罪魁祸首是伊朗。只要世人不要对美元发行产生“不健康”的联想就好。
从上世纪70年代黄金遭到“软禁”开始，世界的证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呈现出反向关系。大宗商品市场极为火暴的70年代，也正是证券市场表现奇差的10年。从8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市场18年大牛市，则代表着大宗商品市场熊气弥漫的时代。而从2001年开始，大宗商品市场开始了牛气冲天的征途，与此同时，股市、债市、房地产、金融衍生市场也同步狂长。表面上看是美元资产增值，实际上是债务美元的爆炸性扩张所致，而所有的债务必须支付利息，这种债务以利滚利的方式膨胀的结果必然是，原来只需要大宗商品或证券市场中的一个水缸增加容量，就能够消化过剩的美元，而现在，当所有的水缸都被泛滥成灾的美元装满后，还要往外溢出。
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水缸呢？于是华尔街的天才们又开始谈论金融衍生市场的无限容量概念。他们不断地推出成百上千的新的“金融产品”，不仅在货币、债券、商品、股指、信用、利率等方面动脑筋，更是异想天开地创造出像天气赌博这样的新玩意儿，当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未来1年中每一天的好坏都贴上美元标签卖到市场上来，他们同样可以将世界未来100年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的地震、火山、水灾、旱灾、虫灾、流行感冒、交通事故、婚丧嫁娶都做成“金融衍生产品”，名码实价的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市场的确是“无可限量”。只是这种论调听起来多少有点像1999年IT泡沫登峰造极时，华尔街分析家们信誓旦旦地说要为地球上每一粒沙子分配一个IP地址，同样是这些人的祖先在“南海泡沫”时代，还曾发愁世界的金钱太多，没有好的项目来投资，于是有人提出抽干红海的海水看看埃及法老王追摩西和犹太人时，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葬身海底。
当人们已经“高烧”到这种温度时，金融风暴就已经近在咫尺了。
黄金这个长期和系统地被妖魔化为“野蛮的遗迹”的货币“真龙天子”，如同一个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智者，他并不急于张扬，他只是冷眼旁观。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诋毁、嘲笑、打压、咒骂、讽刺，当“伪货币皇帝”耍尽一切手段后，黄金仍然金光灿灿，而“强势的美元”则早已成强弩之末。
人民终于看出些门道了。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乏对真实财富的直觉。人们称和钱有关的活动为“金”融，储放财富的所在叫“银”行，货真价实的东西为“真金白银”。当世界人民再度认识到债务货币的本质只不过就是一张欠条+许诺，所谓美元财富只是“一个被超级夸大的白条”和“对财富的无限许诺”而已，这些债务白条从来就是永远贬值的，而贬值的快慢取决于印刷它们的人的贪婪程度。完全不懂金融的普罗大众，最终将会用他们的直觉和常识去选择存放他们辛勤汗水所创造的财富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用金融衍生工具“武装到牙齿”的国际银行家，最终将遭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倔强而持续上涨的黄金价格将会无情地推高美国长期债务利率，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向金融市场兜售了数十万亿美元的“利率保险”合同，保证长期利率不会上涨，一旦长期债务利率出现被金价逼着走高的局面，国际银行家们将会被暴露在他们自身的贪婪所营造的极度风险之中。
最先被黄金持续上涨戳破的将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弄潮儿——“利率掉期”这个74万亿美元（仅仅是美国商业银行所申报的数据）的超级大泡泡。手中资金只有3.5％的GSE们的情势将危如垒卵，黄金价格的猛扑来的如此突然而猛烈，国债利率波动将异常剧烈和集中，GSE脆弱的利率对冲防线将率先被突破，高达4万亿美元的GSE短期债券会在“几个小时最多几天”的时间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同时陷入困境的还有摩根大通，这个金融衍生市场和黄金衍生市场“霸盘生意”的超级玩主，试图压制黄金价格和长期利率的操盘手。
率先崩盘的金融衍生市场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恐慌，当惊恐万状的世界投资者一起试图将手中的各种“保险合同”抛售变现时，所有这些衍生品的生长基地：货币、债券、商品、石油、股票将同时遭到“电击”，国际金融市场将爆发更大规模的流动性恐慌。为了拯救已不可救药的金融市场废墟，美联储势必如黄河决堤一般地增发美元来“抗洪救灾”，当数十万亿增发的美元如海啸一般冲向世界经济体系时，世界经济将陷入一片混乱。
国际银行家蓄谋废除黄金货币之后仅仅30多年，美国就已经透支了世界80％的储蓄。到今天，美国必须每天继续从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吸血”20亿美元的储蓄才能使美国这部“经济永动机”继续运转，美国的债务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已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当所有国家真金白银的“过剩储蓄”都被抽光之日，也就是世界金融崩溃之时。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问题。
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元泡沫体系，其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黄金则是点中这一命门的“一阳指”。
「小结」。
国际银行家为了使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使出浑身解数废除了白银美元，砍断了黄金和美元的关系，完成了这一垄断。
部分储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以及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之日，也是美元消失之时。
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中国经济也会有大麻烦，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金融衍生品的实质也是债务，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纳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奇迹般地控制了核心通货膨胀指数，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将爆发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美国财政部债券的功能，它们实际上成为了“第二美联储”，为美国银行系统提供大量流动性。
黄金虽然已经不是世界货币，但它始终是制约国际银行家通过通货膨胀劫掠世界人民财富的最大障碍，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离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
美国债务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元泡沫体系，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黄金则是点中这一命门的“一阳指”。
第十章 谋万世者。
如同自由一样，黄金从来不屈居于低估其价值的地方。————莫里尔，1878年。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
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
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
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未来的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
「本章导读」。
1850年，伦敦毫无疑问的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太阳，1950年，纽约成为了全球财富的中心，2050年，谁将问鼎国际金融霸主的宝座呢？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崛起中的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更加旺盛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在贸易中不被别人稀释的货币所窃取，这些地区有着保持高纯度货币的内在动力，恰如19世纪坚挺的黄金英镑和20世纪傲视全球的黄金白银美元，而世界的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地方。坚挺稳定的货币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布，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之，当强盛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庞大的政府开销或战争费用逐渐掏空了从前的积蓄，政府总是从贬值货币开始，企图逃避高筑的债台和搜刮人民的财富，此时，财富将不可逆转地外流去寻找其它能够庇护它们的地方。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1914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英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国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重大战争的世界里，还能够保持一段时期的繁荣。但表面上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大宅门，里子却已逐渐被巨额债务所掏空了。
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
货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货币的作用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千克、米、秒等最重要的尺度，一个每天都在剧烈动荡的货币体系，就如同千克、米、秒的定义时时刻刻都不停地变化一样荒谬而危险。
一个工程师手中的尺子每天长短都不一样，他该怎么修建几十层的高楼呢？即便是修起来了，又有谁敢住？
如果体育比赛的秒表计时标准随时都在更改，运动员如何能够比较不同场地进行的比赛成绩？
一个商人在卖东西时，如果称重的千克标准每天都在缩水，就好像不断地调换秤砣，哪个买家愿意从他这买东西？
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货币度量衡标准，从而导致政府无法准确测算经济活动的规模，公司难以正确地判断长期投资的合理性，人民对财富的任何长远规划丧失了安全的参照系。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人们计算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生产线、商品贸易的投资回报时，几乎无法核算真正的投资回报率，因为难以估算货币购买力的缩水程度。
美国的美元从1971年完全脱离黄金之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今天的一美元只值70年代初的5.6美分。
中国80年代的“万元户”是富裕的标志，90年代的“万元户”只是城市收入的平均水平，现在家庭年收入1万元可能就接近“贫困线”了。
经济学家只“关心”消费物价的通货膨胀水平，可是高得吓人的资产通货膨胀现象却没有人注意。这样的货币制度是对储蓄者的残酷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非常危险，但不投资将更加危险。
当人们买房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只是一张欠条，银行的账户上本没有这样多的钱，但在债务产生的同时，却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钱，这张欠条立刻被银行系统“货币化”了，于是货币供应将立刻增加几十万的流通量，这些增发的货币实时地推高了全社会的平均物价水平，尤其是在资产领域。所以在没有房地产贷款时，房价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银行声称是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得起住房，但结果正好相反。银行房地产贷款相当于一下子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收入，将“未来”的30年的钱拿到今天一起发放成货币，如此海量的货币暴增，房价、股市、债市岂有不暴涨的道理？
当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财富积累之后，房价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更多的债务来支撑更高的房价，银行家们正在英国和美国试点“终身房产债务”的“伟大创新”，英国将推出长达50年的房贷，美国加州准备试点45年的按揭，如果试点获得成功，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增发即将决口而出，房地产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春天”，向银行贷款的人，将终身被债务的锁链紧紧束缚，没有购买房子的人下场则更为不妙，最终他们将贫穷到连银行的债务锁链都不屑于去光顾的程度。当人民50年的债务美餐还不能喂饱银行家的胃口呢？只怕终有一天，“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的“跨世代按揭贷款”也会被创造出来。
当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人们欣喜之时，8万亿的人民币必须增发出来购买这些“沉重的美国白条”，而这些新增的货币如果完全进入银行体系，将有6倍的放大，这要“感谢”从“西天取来”的部分准备金制度这部“圣经”。政府只能选择增发国债来（或央行票据）有限地吸纳这些来势迅猛的货币增发浪潮，问题是，国债需要偿还利息，谁来还呢？还是“光荣的”纳税人。
当教育和医疗也进行“产业化”时，由于这些社会资源原本严重不足，在从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一下子变成了“独占的资产”，在货币泛滥的浪潮中，其利润又怎会不一飞冲天呢？
当公司之间的交易凭据成为这种“欠条”时，银行将对其进行“贴现”，将这些“欠条”以一定折扣收为银行的“资产”，同时“创造出”新的货币。
当人们刷信用卡消费时，每一个签字后的纸片都成为一张欠条，每一个欠条都成为银行的“资产”，每一笔银行的“资产”都成为增发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一次刷卡都“创造”了新货币。
债务，债务，还是债务。人民币正在迅速滑向债务货币的深渊。
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时，中国没有美国如此“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来吸纳这些增发的货币，这些流动性的泛滥将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债市，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能够遏制这些领域的“超级资产通货膨胀”。日本当年的股市神话，房地产狂热将在中国重现。
国际银行家正等着看另一场东亚经济超级泡沫的好戏。当“圈里人”撒切尔夫人不屑地说中国经济难成大器的时候，她决非危言耸听或妒火中烧，他们对这种债务拉动型泡沫经济可谓见多识广。当债务货币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们就会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负面消息和高声警告将铺天盖地般堆满世界主流媒体的通栏大标题，在一边磨牙霍霍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金融黑客们将如恶狼一般一拥而上，国际与国内的投资者将惊得四散奔逃。
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这对危险的孪生魔鬼一旦被放出镇魔瓶后，世界的贫富分化就已经注定了，债务货币在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高倍放大器的作用之下，将会造成向银行借钱购买资产的人“享受”到了资产通货膨胀和被债务套牢的“好处”，笃信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的人必然承受资产通货膨胀的惨重代价。在这对孪生兄弟垄断了国际银行“惯例”之后，储蓄者失去了保护自己财富的任何其它选择，而银行业注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毫无悬念地将造成这种“欠条+许诺”货币的贬值，在这样的持续贬值的“度量衡”之下，经济如何能够稳定与和谐地发展？
在一个凡事都要谈“标准化”的时代，货币度量衡却没有任何标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当人们彻底了解了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其荒谬、不道德、不可持续的本质就暴露无疑了。
没有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就不会有均衡发展的经济，就不会有合理分配的市场资源，就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就注定会使社会财富逐渐向金融行业集中，和谐社会也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
「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
货币战争：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同样，格林斯潘在1966年也曾说过，“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通过使货币购买力贬值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在基础货币被稀释之前就取得货币的人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毫无疑义银行业是通货膨胀最大的获益者。其次，距离银行信贷越近的人，占到的便宜越大，越远的人吃亏越大，而节俭储蓄的人和依靠固定收入的人将是通货膨胀最大的牺牲品。贫富分化乃是当今世界金融系统设计上就确定好的，通过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财富悄悄地吸到少数人的口袋中，通货膨胀实现了偷窃他人财富而不必入室盗窃的境界！
1974年7月13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物价统计报告。从1664年到1914年的250年间，在金本位的运作下，英国的物价在长达250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着平稳而略微下降的趋势。当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够连续不间断地保持了这样长久的物价数据了。英镑的购买力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如果1664年的物价指数被设定为100的话，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13年），物价曾短暂地上涨到180之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物价指数都低于1664年的标准。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物价指数为91。换句话说说，在金本位的体制下，1914年的一英镑比250年前的1664年的等值货币的购买力更强。
在金银本位之下的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授权国会发行和定义货币。第十节明确规定，任何州不得规定除金银之外的任何货币用以支付债务，从而明确了美国的货币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1792年铸币法案》确立了一美元是美国货币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确定义为含纯银24.1克，10美元的定义为含纯金16克。白银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石。金银比价为15：1。任何稀释美元纯度，使美元贬值的人都将面临死刑的处罚。
1800年，美国的物价指数约为102.2，到1913年时，物价下降到80.7。在整个美国工业化的巨变时代，物价波动幅度不超过26％，在1879年到1913年的金本位时代，物价波动幅度小于17％。美国在生产飞速发展，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巨变的113年里，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年均价格波动不超过1.3％。
同样是在金本位之下，欧洲主要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空前发展的关键时代，它们的货币同样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法国法郎，从1814年到1914年，保持了100年的货币稳定。
荷兰盾，从1816年到1914年，保持了98年的货币稳定。
瑞士法郎，从1850年到1936年，保持了86年货币稳定。
比利时法郎，从1832年到1914年，保持了82年货币稳定。
瑞典克朗，从1873年到1931年，保持了58年的货币稳定。
德国马克，从1875年到1914年，保持了39年的货币稳定。
意大利里拉，从1883年到1914年，保持了31年的货币稳定。
难怪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将金本位高度评价为整个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货币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黄金与白银在市场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价格体系，可以让所有20世纪以来的“天才”经济规划者们汗颜。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信赖的诚实的货币。
所谓货币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好恶为转移，不以“天才”经济学家的利益投机为转移，历史上只有市场自然进化而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做到了这一点，未来也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诚实地保护人民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
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在黄金和白银货币体系之下，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则是所有经济体的大敌。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错觉。“通货膨胀有理”的歪论完全是国际银行家与凯恩斯们共同炮制出来，用以废除金本位，从而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向人民“隐蔽征税”，不露痕迹地进行抢劫和偷窃人民财富的理论依据。英美等欧美主要国家从17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事实上，英美两国都是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到底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呢，还是赶不上债务货币增加的速度？债务货币的滥发真的对社会发展有益处吗？
「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
以GDP增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恰如以体重增加为健康核心任务的生活方式。政府以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好比是靠注射激素来刺激体重增加。而债务货币呢，就是增生出来的脂肪。
一个看起来越来越越臃肿的人，真的非常健康？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由储蓄积累起来真正的财富，然后这些真金白银的资本被用于投资，从而产生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财富，社会经济由此进步，这种增长带来的是经济肌肉的发达，经济骨骼的强健，经济营养分布的均衡。虽然见效较慢，但增长的质量高，副作用小。另一种模式就是债务拉动型经济增长，国家、企业和个人大量负债，这些债务经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化之后，巨额债务货币增发产生了泡沫财富感，货币贬值无可避免，市场资源配置被人为扭曲，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后果是经济脂肪大量增生。债务驱动型经济犹如依靠注射激素迅速增肥，虽然从短期来看，颇有奇效，但其潜在的副作用终会导致各种并发症丛生，到那时，经济体必须服用越来越多的各种药物，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体自身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体内生态环境的彻底紊乱，最终将无可救药。
债务货币脂肪增生，首先产生的就是经济高血糖－通货膨胀现象，尤其是资产通货膨胀。这种经济高血糖在另一方面，又导致生产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严重，极大地浪费了市场资源，制造了生产领域惨烈的价格战，压低了消费品价格，使得资产通货膨胀与消费品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家庭作为经济体的基本单元，在受到资产通货膨胀挤压的同时，很可能还会受到雇主在生产领域不景气所产生的裁员行动的波及，从而降低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欲望，导致了经济体内的大量细胞失去活力。
另一种由债务货币脂肪造成的问题就是经济血液的高血脂。
当债务货币化之后，货币将变得不再稀缺，货币增发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将堆积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发现“钱”越来越多，但可以投资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在金本位之下，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上市公司财务结构坚实，公司负债情况良好，自有资本充足，公司收益稳定增长，股票分红逐年增加，股票市场虽有风险，但却是一个真正值得投资的市场。
而当今世界的主要股票市场已经被堆积如山的债务货币所淹没，处于被严重高估的状态，几乎没有投资者指望得上股票分红的收益，而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股票价格上涨的预期上，即所谓“博傻理论”。证券市场日渐失去投资性的一面，而逐渐演变成一个拥挤异常的超级赌场。房地产领域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债务本身造成了经济血管壁变得更脆，拥挤的债务货币增发则使得经济血液黏稠，沉淀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使得经济血管更加臃塞，经济体的高血压症状将无法避免。
长期处于经济高血压状态之下，将加重经济心脏的负担。经济心脏就是人民用以创造财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
沉重的债务货币负担将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日趋严重的透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气候反常、灾害频繁就是债务货币滚雪球般增加的利息支出。贫富分化、经济动荡、社会矛盾、贪污腐化则是债务货币对和谐社会的罚款单。
当债务货币脂肪所诱发的这些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并发症同时存在时，整个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处于紊乱状态，营养吸收不良，内脏器官严重受损，新陈代谢无法正常运转，自身免疫系统失去抵抗力。如果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将产生更大的药物依赖性，从而更加恶化经济体的内分泌系统。
当我们认清了债务货币的本质及其危害之后，就必须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GDP增长为导向，以债务货币为基础，以赤字财政为手段的增长旧模式，应该转变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诚实货币为度量衡，以积累带动增长的新模式。
逐步建立一个以金银为支撑的稳定的中国货币度量衡体系，将债务分步从货币流通中驱逐出去，稳步提高银行储备金比例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使金融行业的利润率保持在社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上。只有根治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这两个顽疾，才能最终保证社会公平与和谐。
将债务挤出货币流通的过程势必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就像减肥一样。减少饮食，调整膳食结构，增加体育运动量，这一切比起赖在债务货币增生的温暖的被窝里，的确要痛苦一些。
随之而来的轻度通货紧缩，就好比早上起来冬泳，是对人意志和耐力的考验。当最初的痛苦逐步被克服之后，经济体的灵活性将明显增强，抵抗各种经济危机冲击的防御系统将更加健全，生态环境压力减轻，市场资源分配趋于合理，经济体中的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症状，将得到有效缓解，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逐步恢复平衡，社会本身将更加和谐与健康。
在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的同时，必须认清西方金融制度的优势和弊端，采取开放的心态，扬弃的态度，要有全面创新的勇气和胆略。
大凡历史上崛起之中的大国，必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中国正处在这一特殊的“战略拐点”之上。
「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所有主权国家发行货币的最高境界，它代表着无与伦比的权威，它拥有普天之下的信赖。对储备货币国的经济而言，它的泽被将无远弗界。
人们经常困惑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为何缺少定价权。沃尔玛可以将中国企业产品的利润率压榨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经济学家解释说因为它是最大的消费者，而且代表着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拥有着定价权。也有人解释说沃尔玛掌握着美国市场的销售渠道，渠道权决定了定价权。
那么铁矿石呢？石油呢？药品呢？客机呢？视窗软件呢？中国几乎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也完全掌握着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作为最大的消费者，怎么别人说涨就涨，说多少中国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掏腰包呢？
实际上，中国缺少定价权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金融的战略制空权！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依赖外国资金，没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但是外资可以选择中国，也同样可以选择印度，外资可以选择进入，也同样可以选择撤走。控制着资金流动权的一方才是真正的定价权的拥有者。
世界上的企业无论是100强还是500强，也无论是什么汽车工业的霸主，还是电脑业的巨擎，所有的企业必须进行融资，金钱对于企业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金融行业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而言，是绝对的主人。谁控制着金钱的流动，谁就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
对于垄断着美元货币发行权的国际银行家而言，如果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降价，一个电话就足够了。还要不要融资？如果不答应的话，这家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到处碰壁。更简单一些，就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颠覆其股票债券价格，直到该公司跪地求饶为止。金融行业的杀手锏就是可以随时切断企业的“粮道”，以迫使对手就范。
金融行业就像一个国家的战略空军，没有空中打击的支援，地面的各行各业势必陷入与其他国家惨烈的肉搏战，甚至自相残杀。拼价格低廉、拼资源消耗，拼工作环境恶劣。
一句话，在国际市场中，没有金融的制空权，就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也就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必须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原因。
那么，什么样的货币堪当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呢？英镑和美元都曾是世界货币群雄之中的翘楚，它们成为储备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英美国内经济在稳定的货币度量衡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坐标系下，物质生产迅猛发展，最终逐步主导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历史。英镑和美元的良好声誉的基石就是黄金和白银。在两国崛起的过程中，其银行网络逐步遍布世界各地，英镑和美元在国际上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兑换成黄金，深受市场追捧，固被人们称为“硬通货”。美国在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度拥有世界上70％的黄金，美元于是被世人誉为“美金”。金银本位所提供的稳定财富度量衡，不仅是英美经济崛起的保障，也是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历史前提。
在1971年，世界货币体系最终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在黄金灿烂光芒照耀之下，就像冰棍一样无法挽回地竞相融化掉。在1971年，一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到2006年的一盎司黄金则价值630美元（2006年11月23日）。35年以来，相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
〖意大利里拉的购买力下降了98.2％（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瑞典克朗的购买力下降了96％。
英磅的购买力下降了95.7％。
法国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95.2％（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加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5.1％。
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4.4％。
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下降了89.7％（1999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日元的购买力下降了83.3％。
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81.5％〗。
美元体系最终走向崩溃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果债务化的美元靠不住的话，那么世界凭什么去相信其它债务货币最终能够比美元做得更好呢？
在西方所有“现代”债务货币中，最坚挺的莫过于瑞士法郎。全世界对瑞士法郎高度信赖的原因简单之极，瑞士法郎曾100％的被黄金所支撑，具有和黄金等同的信誉。人口仅720万的弹丸之地，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曾高达2590吨（1990年），占世界所有央行黄金总储备量的8％，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德国、和IMF。当1992年瑞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IMF禁止会员国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瑞士最终迫于压力被迫将瑞士法郎与黄金脱钩，随后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逐年下降，到1995年时，仅剩下43.2％。到2005年，瑞士仅剩下1332.1吨黄金，这个数量仍然是中国官方黄金储备（600吨）的2倍多。随着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的下降，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也逐渐日薄西山了。
日本的黄金储备在2005年时仅有765.2吨，倒不是日本不愿意增加黄金储备，而是被美国禁止增加黄金拥有量，原因就是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保卫美元的意志。世界黄金问题专家费迪南·利普斯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成立了苏黎世罗斯柴尔德银行，并执掌该银行多年，他于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利普斯银行，算是国际金融帝国的“圈内人”。在他的《黄金战争》一书中披露，1999年世界黄金协会在巴黎召开的年会上，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日本银行家向利普斯抱怨说，只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在日本“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就被禁止购买黄金。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确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将关乎未来中国的百年国运，这决不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这样简单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最终实现在一个国际“后美元体系”中的货币霸主地位。
2006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国际银行家们早已磨刀霍霍，一场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这一次，人们看不见洋枪洋炮，也听不到战场撕杀，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命运。不管中国是否意识到了，也不管中国是否准备好了，中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状态下了。只有清晰和准确地判断国际银行家的主要战略目的和主攻方向，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国际银行家大举进入中国的根本战略目的有两个，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的“有控制的解体”，最终为建立一个由伦敦－华儿街轴心主导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扫平最后一个障碍。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从整体态势来看，国际银行家处于明显战略攻势状态，中国的银行业无论是金融理念，人才资源，经营模式，国际经验，技术基础设施，配套法律体系，都与玩钱超过几百年的国际银行家差了几个数量级。要想避免全面战败，唯一的选择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决不能按照对方划定的规则来打。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战争只有战胜者和战败者两种出路。中国不是在这场战争中被“新罗马帝国”所征服，就是在打垮对手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世界货币新秩序。
「中国金融的未来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要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
国际银行家即将大举深入中国金融腹地，中国已无险可守。当人们谈论外资银行进入时，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外资银行与内地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大饼，其实，更加危险的是外资银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将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外资银行透过部分准备金制度，将大举推进中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的货币化进程，这些外资银行增发的“信贷人民币”，将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经济体内。
如果说几十年来对贷款望眼欲穿而饱受国有银行怠慢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渴求犹如干柴，那么服务殷勤出手大方的外资银行就如同烈火，双方一拍即合之下，中国的信贷洪水泛滥将完全可以预期，大量的资金又将导致更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消费物价紧缩和资产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的情况将更为严重，前者将中国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而后者则是把中国置于火炉上烧烤。当产能严重过剩和资产泡沫化急剧升高时，国际银行家就将开始剪中国人民的羊毛了。国际银行家最赚钱之时从来就是经济崩溃之日。
美国立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
时隔两百多年，杰弗逊的警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有震撼力。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决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
中国对内的金融防火墙，旨在防范外资银行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中国资产泡沫化，继而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从而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严格监控外资银行的信贷发放规模和方向，以储备金比例和储备金成份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严防外资银行大量将国内债务进行货币化。
对于外资银行与国际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黑客联手，更要严加防范。中国境内的所有公司的金融衍生合约必须上报金融管理部门，尤其是与外资银行所签定的金融衍生合约更需要加倍当心，谨防国际金融黑客在海外对中国金融体系实施远程非接触打击，1990年国际银行家远程“核”打击日本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殷鉴不远。
中国对外的金融防洪墙，主要针对的是美元体系的崩溃危机。在近乎天文数字的44万亿美元债务的沉淀之下，美国经济犹如河床高于地面数十米的“地上悬河”一般，庞大的债务复利支出所创造出的流动性泛滥，日夜冲击着越来越危险的河堤，给生活在“地上悬河”之下低洼地带的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准备进行金融“抗洪救灾”和“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美元资产的迅速贬值早已不是什么预测，而是每天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现在的状况还只是洪水泄漏而已，一旦发生“塌坝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在下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国际金融风暴中，风眼将是已经超级泡沫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美元体系，黄金和白银将是世界财富最安全的“诺亚方舟”。大量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广积粮”就是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中国境内的所有金矿和银矿资源，必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加以严密保护，并逐步实行全面国有化。
在国际上，应该大力收购黄金和白银的生产公司，作为中国未来黄金白银资源的补充。中国货币的改革的最终方向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白银支撑下的“双轨制货币体系”，实现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完成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战略准备。
“缓称王”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困难和局限。世界强国崛起无不是以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独步世界，所谓强国就是能够大量生产出别国无法替代的全新产品和全新服务，大量孕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与科学创新，大量产生引领世界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和理念。中国目前还仅仅是在大规模模仿西方生产技术方面很有进展，在思想理念与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还差之甚远。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严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辨别西方制度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显荒谬之处的道德勇气，不敢尝试西方没有的东西，缺乏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规则的胆略。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只能徐图缓进。
「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
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其坚实的基石不会只有领先的科技与强大的军事。只有当她建立起具备普世公信力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时，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威信不移。
试想当今的中美国若是单单抽去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根顶梁柱，纵使F22和Microsoft的地位仍然无人可以挑战，她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与话语权，还能那样游刃有余，一言九鼎？还能一如既往做“全世界人遥望的灯塔”？
作为明日之星的中国，必将毫不尺疑地迈进建立起成熟可信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程。
货币无可置疑是人类社会经济机体的血液。能够执掌和人供应血源者，自然占据了先机动性强势。什么样的“血源”令众人趋之或鹜？它必须产生于健全而完备的肌体——内在经济民展模式与金融体制，若是染上循环裂变债务而无可救药“的艾滋”病毒，还强绑上大家“输血”，只会共赴黄泉。同是，该“血源”应该是O型——即具备独树一帜的公信力和不可撼动的被接受性质。
什么样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中国明日的健康O型“血源”？
这套完备而坚实的体系应该是以多元化背景为支撑的，而当前仅靠强劲出口大量换汇，紧盯美元超量购买美国国债的单一战术越来越显露出致使伤。出口拉支型经济本身的副作用太大，其本质是靠美国的债务增加来拉动本国经济民展，而美要人民早已不堪债务重负了，持续透支他们的债务负担能力，将会造成中国出口经济结构更大的失衡，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将来的调整过程必然更为痛苦。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最终的双输。
一国多元化良性循环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具体解构，是一个巨在而艰复的课题，我们在本书中，只是集中思索一种设想——在多元化背景中注入金银元素。盖因金银历经千年历史淘沙，已具备天然的公信度和无可匹敌的受接性质，以金银背书的货币体制，不可不谓一条通向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捷径”。
让我们沿着这个设想，一步步探索曲径深处。
如果中国政府与人民每年以2000亿美元的规模吃进黄金的话，如果以650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计算，中国将可购买9500吨黄金，相当于一年买光美国（8136吨）所有的黄金储备。战役的开始阶段，国际银行家势必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拼命压制黄金价格，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联合出面抛售黄金，金价可能暂时出现暴跌。如果中国方面看穿对手的底牌，压低金价将成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最慷慨的金融援助。
要知道，全世界6000年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14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量只有2万1千吨，考虑到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的出租黄金的行为，其全部家底可能远低于2万吨。以现在金价（650美元一盎司）折算，这不过是个4000亿美元的小盘子，中国贸易盈余量是如此的巨大，消化40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不过是2、3年的事。欧美中央银行的子弹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部打光。
如果中国以这样的胃口连续5年吃进黄金，国际金价的飞涨将会刺穿国际银行家所设置的美元长期利息上限的铠甲，人们将会有幸亲眼目睹世界上貌似最强大的美元货币体系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用黄金价格打垮美元体系，而是要不要的问题。黄金价格问题对美元而言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中国不要说是真的吃进2000亿美元的黄金，只是放出话来，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就会立刻高度紧张。
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台湾问题将转化为美国是“要台湾，还是要美元”的问题。中国自然不能真的和美国在金融上“同归于尽”，只要美国开出的条件合理，必要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帮美元一把。
当中国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间的黄金拥有量的同时，中国可以开始货币改革，逐步将黄金和白银引入货币体系。中国的货币体制逐步实现金银本位下的“中国元”转化，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贡献。
“中国元”的实施可以分阶段进行。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发行财政部“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以实物黄金和白银结算债券本金和利息。比如5年期的“金边债券”，利息可以定在1％到2％，由于黄金实物本身作为本息最终结算手段，人民将会踊跃购买这一真正拥有“财富保值”作用的金融产品。
“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在债券交易市场上的殖利率与同期同额普通国债的殖利率之差，将会真实反映市场对黄金、白银货币的认受程度。这一重要参数，将作为下一阶段试点的参照系。
第二阶段的工作可以进行银行系统储备金结构的重新调整。无论外资还是国有银行，其储备金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或白银，同时减少债务票据在储备金中的比例，储备金中金银比例越高者，将获得较高的贷款放大系数，同样，债务票据比例越大，贷款能力将被调降。中央银行应该停止对黄金和白银之外的一切票据进行贴现。这一措施将强化黄金和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加银行对黄金和白银资产的需求程度。没有金银作储备将严重制约其发放信贷的能力。同时，银行系统将逐渐把债务票据从货币流通中驱赶出去。银行也将有兴趣向人民开办实物黄金白银的储存托管和买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物黄金白银的流通市场。
全国所有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银行、烟草、电信、石油等，在其营业税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这将进一步刺激黄金和白银的市场需要量。
第三阶段，以财政部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全额抵押发行“中国金元”和“中国银元”纸币，一元“中国金元”为中国货币基准度量衡，根据中国的黄金白银储备情况，每一元“中国金元”含纯金若干克。“中国金元”主要用于大宗贸易结算，银行之间转账，和大额现金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金元”可到财政部兑换实物黄金。“中国银元”可作为辅币，每一元中含纯银若干克，主要用于小额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银元”，也可到财政部兑换等值白银。“中国金元”与“中国银元”之间的比价由中央银行公布并定时调整。
一般认为的“劣币必然在流通中驱除好币”的原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强制力规定劣币与好币等值。在自然的市场中，情况正好相反，好币必然驱除劣币，因为市场中没人会愿意接受劣币。
当中国通行金银中国元时，市场上仍然流通着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政府需要规定所有税收必须以金银中国元缴纳，市场可自由选择金银中国元定价或是普通人民币定价，金融市场将根据供需关系决定金银中国元与普通人民币的比价。此时，人们将会发现，由商业银行发放的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信贷购买力，与金银中国元相比，将逐渐贬值。金融市场两种货币的比价将清晰地显露这一信息。
最终控制金银中国元发行的必须是财政部，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始于人民，也终于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垄断和染指货币发行。
尽管中国出口的旺盛势头将随着中国元的日益坚挺而逐步下滑，但实际上这是GDP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
当黄金白银背书的中国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时，中国元势必成为全世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元可自由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坚挺和强势的货币，它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
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保护并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稳定的货币，必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财富汇聚的中心。
「小结」。
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货币度量衡标准。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依赖的诚实的货币。
以GDP增长为导向，以债务货币为基础，以赤字财政为手段的旧增长模式，应该转变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诚实货币为度量衡，以积累带动增长的新模式。
在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中，中国不是被“新罗马帝国”征服，就是在打垮对手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世界货币新秩序。
中国应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同时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徐图缓进。
后记 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危机重放」。
「资产证券化与流动性过剩」。
「次级和ALT-A按揭贷款：资产毒垃圾」。
「次级贷款CDO：浓缩型资产毒垃圾」。
「“合成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
「资产评级公司：欺诈的同谋」。
「债务内爆与流动性紧缩」。
「世界金融市场的未来会这样」。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帐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想当然的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它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坐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的局面，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相印”的地方政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应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由于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涉及全局，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已经不可能承担这样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 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制定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它赋予了主权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定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维护人民币的主权就会面临升值的后果，而追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就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它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副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副药到底反应如何。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天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的。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所有该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完全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才能继续运作，这还不算，连这些外国银行的本国也必须符合该协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存在“监管漏洞”。这样的规定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运作成本。对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的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们，将轻而易举地扼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而中国国内的银行业还要苦苦遵守这些冠冕堂皇的封杀自己的所谓“国际惯例”，天下没有比这种游戏规则更加不公平的了。在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面前，还要被人捆上手脚，这场游戏的输赢早已成定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收购或扩张受阻，中国不妨也照对等原则办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动作事宜。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的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如果中国放弃强制结汇制度，企业直接控制外汇，虽然分摊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并减轻了货币增发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外汇流动的监控能力，因而增加了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之策。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值，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过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有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毕竟是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人民有权选择储藏自身财富的方式。
黄金具有着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会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
附 美国债务内爆与世界流动性紧缩。
2007年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动性紧缩风暴席卷全球，各国股市剧烈震荡，债券市场几乎瘫痪，中央银行们纷纷向银行系统注入巨资挽救濒于崩溃的市场信心，在8月9日和10日两天内，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央行总共注资3023亿美元，是为“9.11”事件后最大的一次全球央行联合行动。即便如此，仍然不能遏制市场的恐慌，美联储被迫于8月17日突然将贴现率调降了0.5个百分点（5.75％），金融市场才终于站稳了脚跟。这已经是2007年一来第二次出现世界金融市场大地震了，上次是2月27日。
对于这两次大的金融市场和震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已经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是地震的“震源”，但对于后续发展的看法确是大相径庭。
多数人认为次级房贷在美国金融市场中的比例不大，影响范围有限，金融市场剧烈震动实属反应过度，随着各国中央银行态度坚决的大规模注资行动，市场惊慌情绪会很快平复下来。美国的实体经济不至于受到大规模冲击而陷入衰退。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次级房贷问题的暴露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大规模的真相将会陆续浮出水面，次级房贷很可能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个，他将触发一系列其他市场发生烈度更强，破坏力更大的金融地震，最终的后果是世界范围的流动性过剩突然逆转为流动性紧缩的经济景气周期的巨变，换句话说，世界经济的“冰河期”可能不期而至，没有做好准备的经济“物种”可能会灭绝。
「危机重放」。
让我们用慢镜头重放一下2007年8月初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过程和美联储的注资手法，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地震烈度方面的蛛丝马迹。
8月1日，瑞士信贷发出警告，全球的流动性“就像沙漠中的水一样正在迅速蒸发”。8月1日，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宣布破产保护。
8月2日，著名房贷银行Indymac的CEO迈克尔·培里惊呼：“（按揭抵押债券MBS）二级市场上一片惊慌，流动性已经完全丧失。”
8月3日，资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警告调低贝尔斯登评级，美股闻讯暴跌。
8月4日，房地美（Freddie Mac）担心更多的次级贷款问题将会出现，“这些贷款原本就不应该发放”。
8月5日，路透社担心次级贷款规模问题将会继续困扰华尔街。
8月6日，德国法兰克福信托基金被美国次级贷款“污染”，宣布停止赎回。
8月7日，标准普尔调降207类ALT-A按揭抵押债券信用等级。
8月8日，次级贷款问题蔓延到ALT-A贷款市场，ALT-A贷款违约率大幅攀升。
8月8日，高盛公司旗下的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在一周之内损失了8％。
8月9日，欧洲中央银行自“9.11”以来首次紧急注资，规模高达950亿欧元。
8月9日，美联储、一天三次紧急注资380亿美元。
美联储的三次紧急注资分别发在早上8点25分，数额19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上午10点55分，数额16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下午1点50分，数额30亿美元，方式为3天期的回购协议（REPO），抵押品MBS债券。
非常有意思的是，美联储的这三次紧急注资都是采用MBS按揭抵押债券为回购抵押品，而不是正常情况下购买“混合抵押品”的回购协议（REPO）。
美联储对银行系统的注资行动，简单地说就是在债券市场上交易商开一张为其3天的借条，然后交给美联储要求借美元，作为发行美元的美联储说单凭借条不行，必须要有抵押品，比如，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最好，因为有政府税收做抵押，只要美国政府还存在，就会有税收，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有美国政府做担保。还有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特许公司发行的按揭抵押贷款（MBS），也可以作为抵押品。8月9日这天，市场上一片惊慌，现金极度匮乏，而美联储还特别固执，说非要MBS做抵押才行，债券交易商从自己的保险箱里翻出MBS交给美联储，美联储在它的账本的资产项记下收到某交易商借条若干张，价值总计380亿美元，期限3天，抵押为等值MBS债券，然后在负债项记下，支付现金380亿美元给某交易商，最后注明，3天之后，该交易商必须将这些MBS债券赎回，归还欠美联储的380亿现金和3天的利息，如果这3天中，这些MBS债券正好收到利息支付，这些钱归该交易商所有。
美联储的所谓注资其实只有3天时限（多数时候只有1天），期限一到，这些钱还会被抽走。这种临时行动主要是为了应付市场恐慌情况之下的“尖峰时刻”，换句话说就是“救急不救穷”。
在一般交易日，美联储都是三类债券通吃，极少只吃进MBS一种。那为什么8月9日这天美联储如此反常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国债是避险天堂，投资人当天纷纷逃向哪里，为了不挤占资源，所以只吃进了MBS。有好事的媒体还加了一句，投资人（尤其是外国投资人）切不要错误理解成MBS债券没人买了。
这最后一句话才是问题的关键，它不仅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危机的根源，同时也是引导我们理解整个次贷危机的关键。
要明白为什么MBS按揭抵押债券与流动性关系如此紧密，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资产证券的实质。
「资产证券化与流动性过剩」。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各种金融创新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这一“准金本位”被废除之后。原因就是在这一体制之下，金融业核心资产是黄金，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必须经受“纸币兑换黄金”这一经济规律的考验。银行系统不能也不敢放手生产“别人的债务”，来创造债务货币，以免遭到人民的挤兑。债务在黄金的严密监管之下保持着谦卑的规模。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期财政赤字绝无藏身之处，外汇风险几近于零。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仅仅30多年里，美元的购买力已跌去90％以上。货币购买力贬值，或者说通货膨胀究竟对社会的那些人最有利呢？谁又是这场巨大的社会财富博弈的最大失败者呢？
还是凯恩斯说得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的、不为人知的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格林斯潘1966年也曾说：“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
奥地利学派曾形象的将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的银行部分储备金制度比喻成罪犯在“偷印假钱”。在部分储备金制度之下，将会必然产生永久性的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将会产生两大主要后果，一是货币购买力下降，二是财富重新分配。
钱印多了东西自然会涨价，凡是经历过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狂发金圆券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今的经济学主流确认为货币发行与价格上涨没有必然联系，他们还会拿出许多数据来说明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感觉是错误的。
通货膨胀造成财富重新分配却不是那么直观。形象地说，银行在部分储备金之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支票货币就相当于在印制假钞。最先拿到“假钞票”的人首先来到高档餐馆大吃了一顿，作为最早使用“假钞票”的人，市场上的物价还是原来的水平，他手中的“假钞票”拥有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当餐馆老板接受“假钞票”之后，用它买了一件衣服，他就成了第二个受益人，此时“假钞票”的流通量还没有达到市场发觉的程度，所以物价仍然没有变动。但随着“假钞票”的不断换手，以及越来越多的“假钞票”进入流通，市场就会慢慢发觉，物价将会渐次上涨。
最倒霉的是连“假钞票”的面都没来得及见到，物价就已经全面上涨的人，他们手中的钱在物价上涨时不断丧失购买力。也就是说，离“假钞票”越近的人就越占便宜，越远越晚的就越倒霉。在现代银行制度下，房地产业离银行比较近，因此它就占了不小便宜。而靠养老金生活和老老实实储蓄的人就是最大的输家。
因此，通货膨胀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发生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远离银行系统的家庭的财富遭到了损失。
当废除了黄金作为资产的核心概念之后，资产的概念就被偷换成了纯粹的债务，1971年之后，美元也从“黄金的收据”蜕化成了“债务的白条”。挣脱了黄金束缚的债务美元发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今天的美元再也不是人们记忆中的沉甸甸的“美金”而是持续贬值30多年的美元白条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就已经开始相互买卖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债务了，只是直接买卖整个贷款不太容易。如何才能使这些大小不一、条件不同、时限不等、信誉不齐的债权标准化以便与交易呢？银行家们自然想到了债券这一经典的载体。这就是1970年由美国吉利美（Ginnie Mac）首创的世界第一个按揭抵押债券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他们将条件非常接近的许多按揭债务集成在一起打包，然后制成标准的凭证，再将这些有按揭债务作为抵押的凭证卖给投资人，债务利息收入与债务风险也同时“传递”（Pass-throughs）给投资人。后来，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c房利美）也开始发行标准化的MBS债券。
应该说MBS是一个重大发明，如同金银货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换一样，MBS也极大方便了按揭债权交易，投资人可以方便的买卖标准化债券，而银行则可迅速将长期的、大额的、难以流动的房地产按揭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上拿掉，吃到一定的利差之后，连风险带收益一并转让，然后套现去寻找下一个愿意贷款买房的人。
从金融业的角度看，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银行解决了按揭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问题，同时投资人得到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买房的人更加容易得到贷款，卖房的人更加容易出手房产。
但是，方便的代价。当银行体系使用MBS债券方式迅速从按揭贷款套牢30年的困境中被释放出来时（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时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了社会，这种风险中就包括了鲜为人知的通货膨胀问题。
当买房人在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银行将这个“债务借条”作为资产放在了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同时创造出了同等数量的负债，注意银行的这个负债在积极意义上等同于货币。换句话说，银行在发放债务的同时，创造了货币，由于部分储备金制度允许银行系统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钱，所以这笔几十万的刚刚被银行“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的新钱，立即被划到了房地产公司的账上。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在部分储备金体系中，可以“合法的偷印假钱”。房地产公司就是第一个拿到“假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公司财富积累速度惊人的原因。当房地产公司开始花这笔“假钱”时，全社会的整体物价上涨压力会在“假钱”换手过程中呈波浪式扩散。由于这种传导机制极为复杂，社会商品的供求变化又增加了多维变量空间社会的货币心理反应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滞后效应，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难怪凯恩斯会认为通货膨胀的真正源头“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人发现”。从本质上看，银行系统由于部分储备金的放大作用，所以数倍的能力放大债务货币发行量，这种货币增发从根本上说必然大大超越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流动性过剩的真正根源。
这种银行货币的本质是银行出具“收据”。在金本位时，这个“收据”对应着银行的黄金资产，而在纯粹的债务货币体系中，他只是对应着另外某人欠银行的等值债务。
MBS从根本上说大大提高了银行系统发行支票货币的效率，同时也必然造就严重的货币供应过剩问题，这些过剩的货币如果不是涌进拥挤不堪的股市，就会继续吹大房地产的价格泡沫，更糟的是“泄露”到物质生产和商品消费的领域中，造成怨声载道的物价上涨。
在MBS的启发下，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被实践出来了，这就是资产抵押债券（ABS，Asset Backed Securities）。银行家们想，既然有未来固定本息收益做抵押的MBS能够红火，那推而广之，一切有未来现金流做抵押的资产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思路进行证券化，这样的资产就可以包括：信用卡应收账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商业贷款、汽车飞机厂房商铺租金收入，甚至是专利或图书版权的未来收入等等。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有未来的现金流，就把它做成证券。其实，金融创新的本质就是，只要能够透支的，都可以今天变现。
ABS市场规模近年来迅速膨胀，从2000年到现在规模已经增加了两倍，达到了19.8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
这些ABS和MBS债券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MBS甚至可以作为银行的储备金，可以再美联储作为回购协议（REPO）的抵押品。如此规模的货币增发必然导致严重的资产通货膨胀。如果说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财富的悄悄转移，那么以银行为圆心。以贷款规模为半径，我们就不难发现谁动了人民的“奶酪”。
「次级和ALT-A按揭贷款：资产毒垃圾」。
当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资源开发殆尽后，银行家们又将目光盯上了原本“不普通”的人。这就是美国600万贫困或信誉不好的穷人和新移民。
美国的按揭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优质贷款市场（Prime Market），ALT-A贷款市场和次级贷款市场（Subprime Market）。优质贷款市场面向信用等级高（信用分数在660分以上）、收入稳定可靠、债务负担合理的优良客户，这些人主要是选用最为传统的30年或15年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次级市场是指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而“ALT-A”贷款市场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庞大灰色地带，它既包括信用分数在320到660之间的主流阶层，有包括分数高于660分的高信用度客户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次级市场总规模大致在2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有近半数没有固定收入凭证。显然，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回报率也较高，它的按揭贷款利率大约比基准利率高2％～3％。
次级市场的贷款公司更加“拥有创新精神”，他们大胆推出各种新的贷款产品。比较有名的是：无本金贷款（Interest Only Loan），3年可调整利率贷款（ARM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5年可调整利率贷款，以及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Option ARMs）等。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还款开头几年，每月按揭支付很低且固定，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陡增。这些新产品深受追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们认为房地产永远会上涨至少在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时间内会如此，只要他们能够及时将房子出手，风险是“可控”的，二是人们想当然的认为房地产上涨速度会快于利息负担的增加速度。
“ALT-A”贷款的全称是“Alternative A”贷款，它泛指那些信用记录不错或很好的人，但却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这类贷款被普遍认为比次级贷款更“安全”，而且利润可观，毕竟贷款人没有信用不好的“前科”，其利息普遍比优质贷款产品高1％～2％。
“ALT-A”贷款果真比次级贷款更安全吗？事实并非如此。
自2003年以来，“ALT-A”贷款机构在火热的房地产泡沫中，为了追逐该利益，丧失了起码的理性。许多贷款人根本没有正常的收入证明，只要自己报上一个数字就行，这些数字还往往被夸大，因此“ALT-A”贷款被业内人士称为“骗子贷款”。
贷款机构还大力推出各种风险更高的贷款产品。如无本金贷款产品是以30年Amortization Schedule分摊月供金额，但在第一年可提供1％～3％的超低利息，而且只付利息，不用还本金然后第二年开始根据利率市场情况进行浮动，一般还保证每年月供金额增加不超过上一年的7.5％。
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则允许贷款人每月支付甚至低于正常利息的月供，差额部分自动计入还款之后，会欠银行更多的钱。这类贷款的利率在一定期限之后，也将随行就市。
很多炒房地产短线的“信用优质”人士认定房价短期内只会上升，自己完全来得及出手套现，还有众多“信用一般”的人，用这类贷款去负担超过自己实际支付能力的房屋。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可以立刻将房子卖掉归还贷款，还能赚上一笔，或者再次贷款（Re-finace）取出增值部分的钱来应急和消费，即便在利率上涨较快的情况下，还有每年还款增加不得超过7.5％的最后防线，因此是风险小、潜在回报高的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据统计，2006年美国房地产按揭贷款总额中有40％以上的贷款属于“ALT-A”和次级贷款产品，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05年比例甚至更高。从200年算起，“ALT-A”和次级贷款这类高风险按揭贷款总额超过了2万亿美元。目前，次级贷款超过60天的拖欠率已逾15％，正在快速扑向29％的历史最新记录，220万“次级人士”将被银行扫地出门。而“ALT-A”的拖欠率在3.7％左右，但是其幅度在过去的14个月里翻了一番。
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ALT-A”的危险，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其拖欠率比起已经“冒烟”的次级贷款市场来说还不太明显，但是其潜在危险甚至比次级市场还要大。原因是，“ALT-A”的贷款协议中普遍“埋放”了两颗重磅定时炸弹，一旦按揭贷款利率市场持续走高，而房价持续下滑，将自动引发这个市场的内爆。
在前面提到的无本金贷款中，当利率随行就市后，月供增加额不超过7.5％，这道最后的防线让许多人有一种“虚幻”的安全感。但是这里面有两个例外，也是两颗重磅炸弹，第一颗炸弹名叫“定时重新设置”（5year/10year Recast）。每到5年或10年，“ALT-A”贷款人的偿还金额将自动会重新设置，贷款机构将按照新的贷款总额重算月供金额，贷款人将发现他们的月供金额大幅度增加了，这叫做“月供惊魂”（Payment Shock）。由于“Negative Amortization”的作用，很多人的贷款总债务在不断上升，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这样才能卖掉房子解套，否则将会失去房产或涂血甩卖。
第二颗炸弹就是“最高贷款限额”。人们固然可以暂时不去考虑几年以后的定时重设，但是“Negative Amortization”中有一个限制，就是累积起来的欠债不得超过原始贷款总额的110％～125％，一旦触及这个限额，又会自动触发贷款重设。这是一颗足以要人命的定时炸弹。由于贪图低利率的诱惑和第一年还款压力较小的便宜，多数人选择了尽可能低的月供额。比如每月正常应付1000美元利息，你可以选择只付500美元，另外500美元的利息差额被自动计入贷款本金中，这种累积的速度会使贷款人在触到5年重设贷款炸弹之前，就会被“最高贷款限额”炸得尸骨无存。
既然这些贷款如此凶险，美联储为什么不出面管管？
格老（格林斯潘）确实出面了。而且是两次。第一次是2004年，格老觉得提供贷款的机构和买房的老百姓胆子太小了，因为他们还不是特别喜欢高风险的可调整利率产品（Option ARMs）。格老抱怨道：“如果贷款机构能提供比传统固定利率产品更灵活的选择，那美国民众将会受益匪浅。对于那些能够并且愿意承受利率的风险的消费者来说，传统的30年和15年固定利率贷款可能太昂贵了。”
于是房利美们、新世纪门和普通买房者们果然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情况也果然越来越离谱，房价也果然越来越疯狂。
于是，16个月后，格老又出现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这一次，他却皱着眉说：“美国消费者使用这些新的贷款方式（指Option ARMs等）来负担他们原本无法承受的房贷负担，这是个糟糕的注意。”
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格老的想法。是啊，格老的话说的滴水不漏，他是说如果美国老百姓有能力承受利率风险并能够驾驭这种风险，不妨使用高风险贷款。言下之意是如果没这本事，就别瞎凑热闹。也许格老当真不知道美国老百姓的金融财商。
「次级贷款CDO：浓缩型资产毒垃圾」。
次级房贷和ALT-A贷款这两类资产毒垃圾的总额为2.5万亿美元。这些资产毒垃圾必须从次级房贷银行系统的资产账目表上剥离掉，否则后患无穷。
怎样剥离呢？就是通过我们前而说的资产证券化。
本来以次级房贷为抵押品的MBS债券易生成但难脱手，因为美国大型投资机构如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政府基金的投资必须符合一定的投资条件，即披投资品必须达到穆迪或标普的AAA评级。次级房贷MBS显然连最低投资等级BBB都达不到，这样一来，许多大型投资机构就无法购买。正是因为其高风险，所以其回报也比较高，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一眼就看中了资产毒垃圾的潜在高投资回报。
于是投资银行开始介入这一高危的资产领城。
投资银行家们首先将“毒垃圾”级别的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拖欠的概率切切割成不同的几块（Tranche），这就是所谓的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债务抵押凭证。其中风险最低的叫“高级品CDO”（seoior tranche，大约占80％），投行们用精美礼品盒包装好，扎上金丝带。风险中等的“中级品CDO”（Equity，大约占10％），也被放到礼品盒里，然后扎上银丝带。风险最高的叫“普通品CDO”（Equity，大约占10％），被放到有铜丝带的礼品盒里。经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这样一番打扮，原先丑陋不堪的资产毒垃圾立刻变得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当投资银行家手捧精美的礼品盒再次敲开资产评级公司大门时，连穆迪和标普们都看傻了眼。巧舌如簧的投资银行大谈“高级品”如何可靠与保险，他们拿出最近几年的数据来证明“高级品”出现违约现象的比例是如何之低，然后亮出世界一流数学家设计的数学模型来证明未来出现违约的概率也极低。即便是万一出现违约，也是先赔光“普通品”和“中级品”，有这两道防线拱卫，“高级品”简直是固若金汤，然后再大谈房地产发展形势如何喜人，按揭贷款人随时可以做“再次贷款”（Rc-finance）来拿出大量现金，或是非常容易地卖掉房产然后套得大笔利润。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信手拈来。
穆迪和标普们仔细看看过去的数字，没有什么破绽，再反复推敲代表末来趋势的数学模型，似乎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房地产如何红火大家都知道。当然，穆迪们凭着干这行儿十年的直觉和经历过多少次经济衰退的经验，他们明白这些花样文章背后的陷阱，但也深知其中的利益关系。如果从表而上看礼品盒“无懈叮击”，穆迪和标普们也乐得做顺水人情，毕竟大家都在金融江湖上混，穆迪和标普们也要命着投资银行的生意才有饭吃，而且穆迪和标普们彼此也有竞争，你不做别人也会做，得罪人不说还丢了生意。于是穆迪和标普们大笔一挥，“高级品CDO”获得了AAA的最高评级。
投资银行家们欢天喜地地走了。
形象地说，这个过程类似不法商贩将麦当劳倾倒的废油收集起来，再经过简单的过滤和分离，“变废为宝”，重新包装一下又卖给餐馆老板炒菜或煎炸油条。
作为毒垃圾承销商的投资银行家们拿到CDO评级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来找律师事务所建立一个“专用法律实体”（SPV，Special Purpose Legal Vehiclc），这个“实体”照规矩注册好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以躲避政府监管和避税。然后，由这个“实体”将资产毒垃圾买下来并发行CDO。这样一来投资银行可以从法律上规避“实体”的凤险。
这些聪明的投资银行有哪些呢？它们是：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美林，花旗，瓦乔维亚（Wachovia），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BOA）等大牌投行。
当然，投资银行们决不想长期持有这些毒垃圾，它们的打法是迅速出手套现。推销“高级品CDO”因为有了AAA的最高评级，再加上投资银行家的推梢天赋，自然是小菜一碟。购买者全都是大型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机构，其中就包括很多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教育基金和政府托管的各种基金。但是“中级品CDO”和“普通品CDO”就没有这么容易出手了。投行们虽然费尽心机，穆迪和标普们也不肯为这两种“浓缩型毒垃圾”背书，毕竟还有个“职业操守”的底线。
如何剥离烫手的“浓缩型毒垃圾”呢？投行们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个高招——成立对冲基金！
投资银行们拿出一部分“体己”银子敲锣打鼓地成立了独立的对冲基金，然后将“浓缩型毒垃圾”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给独立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则以“高价”从“本是同根生”的投行那里购进“浓缩型毒垃圾”CDO资产，这个“高价”被记录在对冲墓金的资产上作为“进人价格”（Enter Price）。于是投资银行从法律上完成了与“浓缩型毒垃圾”划清界限的工作。
幸运的是，2002年以来美联储营造的超低利率的金融生态环境滋生了信贷迅猛扩张的浪潮，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房地产价格5年就翻了一番。次级贷款人可以轻松得到资金来保持月供的支付。结果次级贷款拖欠的比率远低于原来的估计。
高凤阶对应着高回报，既然高风脸没有如期出现，高回报立刻为人瞩目。CDO市场相对于其他证券市场交易量要冷清得多，“毒垃圾”很少在市场上换手，因此没有任何可信息可供参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把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谁。对于对冲基金来讲，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经过各家自己“计算”，20％的回报率不好意思说出口，30％难以向别的基金夸口，50％难登排行榜，100％也不见得能有曝光率。
一时间，拥有“浓缩型资产毒垃圾”CDO的对冲从金红透了华尔街。
投行们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啊没想到，持有大量“浓缩型毒垃圾”的对冲基金成了抢手货。由于抢眼的回报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要求人伙对冲基金，随着大量资金涌入，对冲基金竟然成了投行们的生财机器。
对冲基念的基本特点就是高风险和高杠杆运作。既然手中的“浓缩型毒垃圾”CDO资产眼看着膨胀起来，如果不好好利用一下高倍杠杆也对不起对冲基金的名头。于是，对冲基金经理来找商业银行要求抵押贷款，抵押品嘛就是市场上正气红的“浓缩型毒垃圾”CDO。
银行们对CDO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于是欣然接受CDO作为抵押品，然后发放贷款继续创造银行货币。注意，这已经是银行系统第N次用同样的按揭的一部分债务来“偷印假钱”。
对冲基金向银行抵押贷款的杠杆比率为5～15倍！
当对冲基金拿到银行的钱，回过头来就向自己的本家投行买进更多的CDO，投行们再乐颠颠地完成更多毒垃圾MBS债券到CDO的“提炼”，在资产证券化的快速通道中，发行次级贷款的银行于是更快地得到更多的现金去套牢越来越多的次级货款人。
次级贷款银行负责生产，投资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负责深加工和销售，资产评级公司是质量监督局，对冲基金负责仓储和批发，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养老基金、政府托管基金、教育基金、保险基金、外国机构投资者就成了资产毒垃圾的最终消费者。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则是流动性全球过剩和贫富分化。
一个完美的资产毒垃圾生产链就这样形成了。
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是：
〖2007年第一季度发行了2000亿美元的CDO。
2006年全年发行了3100亿美元的CDO。
2005年全年发行了1510亿美元的CDO。
2004年全年发行了1000亿美元的CDO〗。
「“合成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
在某些情况下，投资银行出于“职业道德”和增强投资人信心的广告目的，自己手中也会保留一些“浓缩型毒垃圾”。为了使这部分剧毒资产也能创造出经济效益，绝顶聪明的投资银行家们又想出一条妙计。
前面我们提到，华尔街的一贯思路就是只要有未来的现金流，就要想办法做成证券。现在，投行们手中的“浓缩型毒垃圾”资产尚未出现严重的违约问题，每月的利息收益还算稳定。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凤险。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为这种不妙的前景找条出路，为将来的违约可能买份保险，这就是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
在推出这样一仲产品之前，投行们首先需要创造一种理论体系来解释其合理性。他们将CDO的利息收入分解成两个独立的模块，一个是资金使用成木，另一个是违约风险成本。现在需要将违约风险模块转嫁到别人身上，为此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
如果有投资人愿意承担CDO违约风险，那他将得到投行们分期支付的违约保险金，对于投资人来说，这种分期支付的保险金现金流与普通债券的现金流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CDS合约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承担风险的投资人并不需要出任何资金，也不需要与被保险的资产有任何关系，他只需要承担CDO潜在的违约风险，就可以得到一笔分期支付的保险金。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投资人对违约凤险的判断不如投行们更准确，所以很多人被表面的回报所吸引而忽视了潜在的凤险。
这时候，虽然“浓缩型毒垃圾”在理论上还留在了投行的手里，但其违约风险已经被转嫁给了别人。投行既得了面子，又得了里子。
本来到此为止投行已经“功德圆满”了，但人的贪婪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只要还没出事，游戏就还会用更加惊险的形式进行下去。
2005年5月，一群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超级金融天才们”终于“研制成功”一种基于信用违约掉期（CDS）的新产品：“合成CDO”（Synthetic CDO）——“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资产。投资银行家们的天才思路是，将付给CDS对家的违约保险金现金流集成起来，再次按照凤险系数分装在不同的礼品盒中，再次去敲穆迪和标普们的大门。穆迪们沉思氏久，深觉不妥。拿不到评级一切都是空谈。这可愁坏了投资银行家们。
雷曼兄弟公司是“合成CDO”领域中的当世顶尖高手，它麾下的“金融科学家”们于2006年6月破解了“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中最有毒的“普通品合成CDO”（Equity Tranche）的资产评级这一世界性难题。他们的“创新”在于将“普通品合成CDO”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蓄积成一个备用的“资金池”，一但出现违约情况，后备的“资金池”将启动供应“现金流”的紧急功能，这个中看不用的办法对“普通品合成CDO”起到了信用加强的作用。终于，穆迪们对这一“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给出了AAA的评级。
“合成CDO”投资的吸引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是如此光彩照人，任何投资者都会有天使降临人间一般的错觉，想想看，以前投资CDO责券，为了得到现金流，你必须真金白银地投钱进去，而且必须承担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现在你的钱可以不动，仍然放在股市里或其他地方为你继续创造财富，你只要承担一些风险就会得到稳定的现金流。比起CDS来说，这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个投资产品得到了穆迪和标普们AAA的评级。
不用出钱就能得到稳定的现金流，而且风险极小，因为它们是AAA级别的“合成CDO”产品。结果不难想象，大批政府托管基余、养老基金、教育基金、保险基金经理们，还有大量的外国基金踊跃加入，在不动用他们基金一分钱的情况下，增加了整个基金的收益，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高额奖金。
除了大型基金是“合成CDO”的重要买主之外，投资银行们还看中了酷爱高风险高回报的对冲基金，他们为对冲基金量身订制了一种“零息债券”（Zero Coupon）的“合成CDO”产品。它与其它“合成CDO”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他产品不需要投入资金就可以得到现金流，但致命的缺点是必须全时限地承担所有风险，这就有赔光全部投资的可能性。而“零息债券”型产品则是投入票面价位的一部分资金，而且没有现金流收益，但是等CDO时限一到，将可得到全部足额的票面价值，但要除掉违约损失和费用，这种本质上类似期权的产品将最大风险来了个“先说断，后不乱”，对冲基众最多均掉开始投入的一部分资金，但万一没有出现违约，那可就赚人发了，这个“万一”的美好憧憬对冲基金实在是无法抵御的。投行当然是洞悉了对冲基金经理的内心活动，才能设计出如此“体贴入微”的产品。投行的角色就是刺激和利用对方的贪婪，自己却几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对冲基金就得看自己的运气了。
华尔街金融创新的想象力似乎是没有尽头的，除了CDO、CDS、合成CDO，他们还发明出基于CDO的“CDO平方”（CDO2）、“CDO立方”（CDO3）、“CDO的N次方”（CDON）等新产品。
Fitch的统计显示，2006年信用类衍生市场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这个市场爆炸性地成长了15倍！目前，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信用类衍生市场的主力，独占60％的份额。
另外，BIS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新发行了920亿美元的“合成CDO”，2007年第一季度发行量为1210亿美元的“合成CDO”，对冲基金占了33％的市场份额。谁是这个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市场的主力呢？令人惊讶的结果表明，是包括养老保险基金和外国投资人在内的“保守型基金”，而且这些资金居然是集中投在“合成CDO”里最有毒的“普通品合成CDO”中。
「资产评级公司：欺诈的同谋」。
在所有的次级贷款MBS债券中，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10％得了AA，另外8％得了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而实际情况是，2006年第四季度次级贷款违约率达到了14.44％，2007年第一季度更增加到15.75％。通着接近2007，2008两年2万亿美元的利率重设所必然造成的规摸空前的“月供惊魂”，次级和ALT-A贷款市场必将出现更高比率的违约。从2006年年底到2007年年中，已经有一百多家次级贷款机构被迫关门。这仅仅是个开始。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最终将可能有20％的次级贷款进人拍卖程序，220万人将失去他们的房屋。
被穆迪、标准普尔等资产评级公司严重误导的各类大型基金投资人，以及监管部门纷纷将评级公司告上法庭。2007年7月15日，美国第三大退休基金——俄亥俄警察与消防退休基金（Ohio police & Fire Pension Fund）严重亏损的消息曝光，它的投资中有7％投在了MBS市场上。俄亥俄州的检察官马克·德安（Marc Dann）怒斥“这些评级公司在每笔次级贷款MBS生成的评级中都大赚其钱。他们持续给这些（资产毒垃圾）AAA的评级，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这些欺诈的同谋”。
对此，穆迪反驳道，简育荒谬。“我们的意见是客观的，而且没有强迫大家去买和卖。”穆迪的逻辑是，就像影评家一样，我们称赞《满城尽带黄金甲》并不意味着强迫你去买票看这部电影，换句话说，我们只是说说，你们别当真啊。
气得七窍生烟的投资人则认为，对于像CDO与“合CDO”这样极端复杂和价格信息相当不透明的产品而言，市场信赖并依靠评级公司的评价，怎可一推六二五，完全不认账呢？再说，如果没有AAA这样的评级，大型退休基金、保险基金、教育基金、政府托管基金，外国机构投资基金又怎会大量认购昵？
一切都建立在AAA的评级基础之上，要是这个评级有问题，这些基金所涉及的数千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也就危在旦夕了。
其实，资产评级推动着所有的游戏环节。
最近，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旗下从事次级房贷的两只对冲基金出现巨额亏损。其实，在贝尔斯登出事之前，就有许多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开始调查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持有资产的定价问题。“金融会计标谁协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开始要求必须以“公平价格”计算资产“退出价格”（Exil Pricc）而不是“进入价格”（Enter Price）。所谓“退出价格”就是出售资产的市场价格，而目前投行和对冲基金普遍使用的价格则是内部设计的数学公式“推算”出来的。由于CDO交易极为罕见，所以非常缺乏可靠的市场价格信息。投资人向5个中间商询间CDO报价，很可能得到5种不同的价格。华尔街有意保持该市场的不透明，以赚取高额的手续费。
当人家有钱赚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一旦出事，则争相夺路而逃。此时，西方社会平常的谦谦君子将撕下各种伪装。贝尔斯登与美林的关系就是如此。
贝尔斯登的两大对冲基金据报道是在“次级MBS市场上押错了宝导致巨额亏损”，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它们在高纯度浓缩型毒垃圾“合成CDO”中扮演了不幸承受违约凤险的一方，而“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转嫁凤险的一方也许就是包括它的本家在内的投资银行们。截至2007年3月31日，贝尔斯登的两只基金控制的资产还高达200亿美元以上，7月初两只基金的资产已缩水20％左右。由此，这些基金的债权人也纷纷谋求撤资。
最大债权人之一的美林公司在反复讨债未果的情况下急火攻心方寸大乱，悍然宣布将开始拍卖贝尔斯登基金持有的超过8亿美元的贷款抵押债券。之前美林曾表示，在贝尔斯登的对冲从金宣布调整资本结构的计划之前，不会出售这些资产。儿天后美林拒绝了贝尔斯登提出的重组方案。贝尔斯登又提出增资15亿美元的紧急计划，但并未得到债权人的认可。关林准备先售常规证券，然后还计划出售相关的衍生产品。同时，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等据称也赎回了相应的基金份额。
让所有人惊慌的是，公开的拍卖上只有1/4的债券有人询价，而比价格仅为票而价值的85％～90％。这可是贝尔斯登基金最精华的AAA评级部分了，如果连这些优质资产都要亏15％以上的话，再想到其他根本没有人问津的BRB以下的毒垃圾CDO简直就令人魂飞魄散，整个亏损规模将不堪设想。
严酷的现实惊醒了贝尔斯登，也震动了整个华尔街。要知道，价值7500亿美元的CDO们正作为抵押品待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他们目前的伎俩就是将这些CDO资产转移到表外资产（Off Balance Sheet）上，因为在这里，这些CDO能够以内部数学模型计算价格，而不必采用市场价格。
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在市场上公开拍卖！因为这将把CDO的真实价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将会看到这些泡沫资产的实际价格非但不是财务报表公布的120％或150％，而很可能是50％甚至30％。一旦市场价格被曝光，那么所有投资于CDO市场的各类大小基金都将不得不重审核它们的资产账目，巨额亏损将再也难以掩盖，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空前风暴必然降临。
到7月19日，贝尔斯登的两个下属对冲基金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残留下来”，20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在几个星期之内就灰飞烟灭了。8月1日，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宣布破产保护。
究竟谁持有资产毒垃圾呢？这是一个华尔街非常敏感的问题。据估计，到2006年年底，对冲基金手上持有10％，退休基余持有18％，保险公司待有19％，资产管理公司有22％。当然还有外国投资者。他们也是MBS、CDS和CDO市场的生力军。2003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隆重推出”的各种“结构性投资产品”中有多少被这些“资产毒垃圾”所污染，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国际清算银行曾警告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向题愈发突显，但还不清楚这些间题会如何渗透到整个信贷市场。”这个“还不清楚”是否暗示CDO市场可能崩盘？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以及建筑在其之上的CDO，CDS与合成CDO的总规模至少在3万亿美元以上。难怪近来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该行还认为，今后几个月全球信贷领域的景气周期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
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来看，政策制定者并不认同金融市场对于次级贷款市场的担忧，并不预期其影响将在经济中蔓延。伯南克曾于2007年2月底表示，次级贷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向主要贷款市场蔓延，整体市场似乎依然健康。随后无论投资者还是官员们，都对次级贷款危机扩散的潜在风险避而不谈。
回避问题并不能消除问题，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触摸到了即将来临的危机。
如果政府托管的各类基金在资产抵押市场中损失惨重。后果就是老百姓每天都可能面对3000美元的交通罚单。如果养老基金损失了，最终大家只有延长退休年龄。要是保险公司赔了呢，各种保险费用就会上涨。
总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的规律是，赢了银行家拿天文数字的奖金，输了是纳税人和外国人埋单。而无论输赢，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被银行系统反复、循环和高倍抵押的债务所创造出的巨额债务货币及通货膨胀这一必然后果，则悄悄地币新瓜分着全世界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难怪这个世界的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也就难怪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和谐。
「债务内爆与流动性紧缩」。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典型的债务内爆型危机。银行在产生按揭贷款的同时“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货币，而不完全是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将别人的储落转贷给他人，这其实就是将未来的尚未创造出的劳动提前印成货币并进入流通。一方面是大规摸的房地产贷款所产生的“货币海量增发”，而这一行为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失控，另一方面，央行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又不得不通过加息来应付，这两种作用的合力导致贷款人还贷压力逐步上升，直至被巨大的债务压垮而出现违约率大幅攀升，紧接着就是房价出现下跌，投资人开始撤出房市，MBS和CDO无人问津，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突然出现流动性紧缩。这种紧缩又震撼了金融衍生品的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大批购买了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基金经理们突然发现风险对家竞然出现了资金链断裂，此时，银行和投资者再来催帐，惊恐与无奈之下只有抛售资产套现还伎。不幸的是，大多数投资人的投资方向和模式高度雷同，抛售终于演化为恐慌。
这就是债务货币驱动下的经济发展的规律：债务创造货币，货币刺激贪婪，贪婪加重债务，债务发生内爆，内爆触发紧缩，紧缩异致衰退！
很多分析师认为次级房贷只是“孤立问题”，而且规摸与美国整个金融市场相比不算太大，这种观点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形状和结构”问题，即余融市场并非是水平发展和独立的。
从垂直方向看，次级房贷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倒金字塔形状。金字塔的底部是人约4000～5OO0亿美元最终必然成为烂账的次级按揭贷款，而它却支支撑着上面7500亿美元的CDO，再往上还有更大的50万亿美元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CDS上面还有“合成CDO”，还有MBS，CDO、合成CDO等一起被抵押给商业银行后，以5～15倍高倍杠杆放大的新的“假钱”支持下的流动性。当这个危险的倒金字塔倾斜和摇晃时，还会牵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规模最大的1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因为流动性泛盖逆转为流动性紧缩是如此的突然，MBS和美国长期国债融资会出现问题，一但长期利率持续走高，100万亿美元的利率掉期市场将会发生更严市的内爆。
从债务结构关联性方面看，当负债累累的220万次级贷款人面临被扫地出门危机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们会按时付支付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债务和其他形式的债务吗？而基于这些债务的ABS债券和其他衍生品岂有不受影响之理昵？债务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供荣”，这些债券和它的衍生品在整个银行系统中披交错抵押，高倍放人，反复衍生，一个债务人倒下去，立刻就会拉倒一大片债务工具。几百万人同时倒下，谁能拯救？“金融创新”非但没有“分散”凤险，实际上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说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出问题时，美联储还知道通知几个最大的债主开会研究对策，邢么今天的市场一旦出现大批量和天文数字的债务内爆，由干信用违约合同被千千万万的投资者相互持有，而几又是柜台交易，缺乏监管，其中若干节点同时出现违约，立刻会出现可怕的“链式反应”，整个系统将瘫痪。形象地说，在凤险集中的“传统金融市场”中，风险节点规模巨大而目标清晰，一旦出现“大出血”问题，央行大夫们可以迅速采取有效行动，果断“止血”。而当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被高度分散到成千上万的机构投资人手上后，一旦出现“严重失血”，就是几乎难以救治的“弥漫性出血”，大夫们完全不知从何处下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2007年8月初以来史无前例的注资行动突破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并没有反应过度，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们的全力抢救，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金融市场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下图是瑞士信贷发布的按揭重设贷款时间表。横坐标是月份，起始点为2007年l月。纵坐标是按揭债务重设规模。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为什么2007年2月底发生了第一次世界企融市场大地震，又为什么8月发生了第二次大地鹿，而第三次大地震的高峰很可能是2007年年底，随后的余震还将持续多年。
「世界金融市场的未来会这样」。
尽管中央银行家们暂时压住了危机，但根本性的债务内爆文图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美国银行系统中7500亿美元的CDO资产估值问题尚未曝光，另外就是2007年年底和2008年会出现大规模按揭货款利率重设问题。到时候，肯定义是一场大地震。连续灾难性的地震之后，外国消费者仍然兴高采烈地大举借债消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问题的本质是在一个债务货币驱动世界经济的时代，偿还或摧毁债务都意味着流动性收缩。由于金融市场对高回报的需求是实体经济增长难以满足的，金融市场甚至不能容忍流动性增长减速，更不用说是停止和下降了。但是，次级贷款债务的内爆已经说明美国人对未来的透支能力已经被消耗得潜力殆尽了。2006年，美国的房贷增加了1.9万亿美元，而基于此的债务衍生品规模就更大了。如果这个庞大的债务工具系统性能下降，又到哪里去我更大规模的债务系统呢？
作为新的债务替代工具，华尔街的天才们正在加紧开发“死亡债券”（Death Bond）这个新产品。“死亡债券”的核心就是把人死后的人寿保险补偿金倒腾出来。投行们会找到有人寿保险的人，他们会建议说，人寿保险是死后给别人花的，为什么不现在就拿出来在自己有生之年用呢？这个建议儿乎是人人都会受到诱惑的，投行们将200张左右的人寿保险单集成打包成资产抵押债券（ABS），在华尔街卖给投资人。卖出人寿保险的个人通常可以得到相当于自己全部保险金的20％～40％的现金，而购买死亡债券的投资人则需要支付这笔钱并按月继续支付保险企，直到保险人去世，然后所有保险金都归投资人。保险人死亡越早，投资人收监越大。所以投资人是拍着秒表等待保险人死亡。投资银行在中间提取5％～6％的费用。尽管如此，这个市场也远不够替代按揭贷款的规模，即便达到最高水平，也只能产生大约每年19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工具，仅为按揭债务规模的1/10。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人人延长按揭债务的期限，从普通30年期延长到40～50年，这样也能大辐度提高债务规模，为金融市场供应足够的流动性。
如果没有一种规模足够大、增加足够快、运作机制足够合理的债务系统来取代暂时瘫痪的按揭债务的话，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的来临。
大事记。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第一个现代银行诞生。
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
1791年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以得到外国资金的入股。国际银行家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
180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称号。
1803年，梅耶以罗斯柴尔德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声名鹊起，极大地提高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誉。
1811年，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股东。
1811年3月3日，美国第一银行关门大吉，使内森勃然大怒，要给美国人一次教训，几个月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
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英国击败拿破仑大军。内森·罗斯柴尔德提前获知战况情报，利用英国公债狂赚了20倍的金钱，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
1816年，美国第二银行诞生。
1818年11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市场极大恐慌，迫使路易十八向其求援，最终完全控制法国金融。
1818年，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讨论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未来的亚琛会议，在会议上结识了梅特涅，并由此开始频繁向王室放贷和融资。
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4兄弟男爵称号。
1822年，所罗门、詹姆斯、卡尔3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纳会议，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
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这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唯一一次将国债降到了零，还产生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
1835年1月30日，杰克逊总统遇刺，但幸运逃过一劫。
1837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杰克逊总统的否决，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业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衰退长达5年之久，其破坏力之大直追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1841年3月4日，哈里森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受寒，并且日趋严重，最后不治而亡，有历史学者认为总统是被砒霜毒死的。
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当时世界十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中的Vit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
1850年7月9日，泰勒总统因为闹肚子神秘去世。
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
1853年，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拥有了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从而再度给美国经济套上了笼头。
1863年，林肯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以赢得战争，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
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身亡。刺杀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政府成员和金融势力。
1869年，J. P. 摩根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1872年，欧内斯特·赛德受国际银行家委托，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史称“1873年恶法”，使金币成为货币中唯一的主宰。
187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
1881年3月1日，林肯的盟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于刺客之手。
1881年7月2日，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之后去世。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
1912年，爱德华·豪斯发表小说《菲利浦·德鲁：管理者》，书中对美国未来的预测和国际银行家所期望的高度吻合，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瞩目。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获得通过，国际银行家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
1915年9月，5亿美元的盎格鲁－法兰西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1917年6月17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1921年改组为“外交协会”，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
1920年5月8日，美联储董事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对农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剪羊毛”行动。
1929年，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股票的贷款供应量突然急剧减少，造成了1929年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钱大亨们算计好的对公众的“剪羊毛”行动。
1930年，国际清算银行成立。它是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
1931年，华尔街银行家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
1934年1月，罗斯福通过《黄金储备法案》，金价定位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国人民无权兑换黄金。
1935年，参议员奈伊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参加“一战”的秘密，历数银行家和军火公司在参战过程中的阴谋和不法行为。
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它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1961年11月，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0号总统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发行白银券，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
1967年，一个15人的美国专家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研究世界进入“永久和平”阶段后，美国将面临的挑战和美国的对应策略。同年，《铁山报告》一书出版，震惊美国社会各界。
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寿终正寝。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这是美国继1933年罗斯福对国内人民赖账以来，再次对国际社会赖账。
1973年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5年1月，美国财政部第一次开始拍卖黄金，但是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
1978年，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
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
1985年9月，美、英、法、日、德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被迫同意日元升值。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四次大会在美国召开，提出了实际由国际银行家控制的“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
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2004年4月14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体系。
货币战争2 | 金权天下。
自序。
2009年6月11日凌晨2时41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终于完稿了。
从2006年夏完成《货币战争》以来，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酝酿《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近三年以来，仔细梳理了德、英、法、美两百多年来的所有重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以及他们与各国的战争、革命、政变、危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从1723年开始到2024年结束，中间涉及欧洲、美国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运作，得出了世界“17个主要银行家族”之间的人脉关系图。
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中，阅读了上百部各家族史、各国经济史、各类文献、地图、杂志、报纸、网络文章等，总阅读量超过了5000万字，平均每天5万字的阅读量，终于完成了这件现在想起来不堪回首的工作。在2009年的日子里，平均每日睡眠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曾连续8周通宵达旦地工作。
我自认为《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200人以上，相信读过第一本书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应该不会认为是在浪费时间。这两本书的逻辑完全能够自洽，大量史实相互印证，许多重大历史谜团都会有一个合理和统一的逻辑支撑。
中国的理论界在研究西方社会的运作时，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研究盲点，那就是忽视了西方社会的人脉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对社会的研究应该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的关键性少数人群。透彻地理解这些人组成的人脉关系网，是我们正确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基础。
其实，任何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关键性的少数人群由于自身的聪明与勤奋，某些情况下也通过暴力与欺诈手段，在社会结构中逐渐向上攀升。当他们具备足够的财力和影响力时，又会反过来通过改变游戏规则从而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并形成利益互锁的统治精英阶层。如果说东方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结构是以政权为基础的话，那么西方的统治金字塔则是以非常隐蔽的债权为链条，将社会各阶层牢牢地维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中，债权人拥有着支配性权力，债务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保护和强化这一链条的可靠性。在西方，谁是最大的债权人，谁就是游戏规则的最终制定者。19世纪以来，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实际上是金融势力集团控制着政府的决策。
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思想家们，必须具备宽广的全球视角和深远的历史纵深感，才能形成长远和实际的国家战略。任何战略形成的前提在于必须确定谁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没有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战略，基于错误的主要对手的战略不成其为有效战略。全面透彻地了解国际金融势力集团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是形成正确的中国国家战略的基石。
本书将以300年的时间跨度，全面阐述欧美主要金融势力集团的形成、发展、排挤、冲突、联合与制衡，系统解析当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运作和决策机制，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国际银行家族俱乐部”的神秘面纱。全书以扣人心弦的精彩故事、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宏大的金融视角、宽广的历史纵深、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史实数据，全景与立体地展现主宰当今世界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
这是一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庞大的国际人脉关系网，它以金融业为核心，盘错交织着各国政府机构、石油财团、军工复合体、生物制药集团、战略情报体系、国家武装力量、新闻媒体及游说集团、司法立法机构、无国界组织、庞大的基金会系统、智库研究部门、宗教势力集团、秘密精英团体等社会关键力量。它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战争冲突、革命暴动、动乱政变、宗教热点、全球议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组织的指南针。
由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人脉关系复杂、历史事件曲折，加上本人的理论功底有限，难免出现错误和疏漏，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和容忍。
作者。
2009年6月20日于北京。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谁是国际银行家。
戛然而止的战争。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俾斯麦的崛起。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本章导读」。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在普奥战争千钧一发时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普军乘胜出击即可能一举攻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有利态势下，竟然以辞职和跳楼为威胁，坚持放弃战机。
在这场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我们会看见一个接一个国际银行家的身影，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奥本海默……而这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之后，盘踞着一个个四通八达，纵向深远且彼此勾连攀附的家族金融网络。他们相生相克，一边提携协作，一边斗法设局。
这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金权网络实质上在操纵、掌控和决定着欧洲错综复杂的国家内政外交、战争与革命、政权和阴谋。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势崛起、德国统一进程、1848年革命、丹麦危机，到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无不与这张法力无边的金权网络息息相关。历史也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际惊心动魄地演绎着。
「谁是国际银行家」。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1]。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2]。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3]。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Fould）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 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 of B. L. Fould & Fould-Oppenheim）。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4]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之内在巴黎筹措了5250万法郎，并支付给在亚琛的清偿委员会，募资、汇兑、运送、担保的手续费为0.75％，这相当于近40万法郎的巨额收入。所谓富贵险中求，为了这笔生意，奥本海默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身家。这单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获了各方的赞誉。在普鲁士传统的银行家看来，这笔手续费并不算太多，因为他们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巨款，还有银币运送将会是人吃马喂、武装护送的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没曾想到在建立起国际银行家生意与人脉网络之后，5250万法郎的资金募集在犹太银行家控制下的法国资本市场根本不够分配，其争抢程度不亚于今天中国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抢手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如此巨额的现金汇兑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与科隆银行之间传送一张汇票这么简单，奥本海默等人轻松愉快地赚得了40万法郎。落后的普鲁士银行系统被新兴的金融人脉网络深深地震撼了。
在与福尔德家族联姻后，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是欧洲金融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1826年，奥本海默的生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时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几乎每天与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情报往来。随着莱茵河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到莱茵河旅游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携带过多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英国罗家开出信用证，可以到莱茵地区的奥本海默家族银行支取现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此时的所罗门已经将家族的事业逐步移交给了儿子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其间奥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罗家推荐来的客户。1834年亚伯拉罕与夏洛特·贝菲丝大婚，在随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处拜会各位大腕叔叔们。在给最具权势的叔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信中，亚伯拉罕谦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两年前，您还常把您所有的客户推荐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们的过错却使我们失去了您的客户，这一点使我们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运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进入您的庇护范围，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够恢复从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比史法豪森（Schaffhausen）家族更有优先权。我也将使您成为我们家族合作的优先选择。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您接受。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来，奥本海默家族与汉斯曼（Hansemann）家族联手大力为铁路与航运业融资，并建立起新兴的股份制公司投资莱茵铁路项目。由于普鲁士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地区资金紧张，几乎所有工业公司都达到了信用的极限。亚伯拉罕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机，开始大力推动对商业和投资的信用保险业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亚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险公司。
1842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与后来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自此，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已初步奠定，成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鲁士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进程明显加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矿山、纺织、机械、铁路、轮船等行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业资产阶级赢家的同时，也带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输家，他们就是因丧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在极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失业的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阶层。在封建专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工业革命的赢家不满其政治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不相匹配，他们向统治者要求更多的权力。同时，工业革命的输家更是对悲惨的现实生活积怨已久，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对千余年来的宗教和社会歧视的强烈反抗，这几股强大的鼓动力量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荣的工业化表象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从1845年到1847年，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爆发饥荒。农业歉收，粮食价格猛涨，农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农业信用规模缩减，就业机会下降。同时，欧洲工业从1840年起开始陷入停滞，特别是铁路建设速度基本丧失增长，工业信用也出现紧缩。两种紧缩的力量聚合起来造成了1848年欧洲众多地区的经济萧条。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局面，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道道裂缝。
在观察到欧洲各个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现象后，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已经预感到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的股票市场崩盘，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人民的怨恨和资产阶级的夺权冲动促使社会积怨的火山猛烈喷发。2月26日，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发来消息说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 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渡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普鲁士的财政部长）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拯救我们）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6]。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7]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Junker）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躁，做事雷厉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8]。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 Earl of 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 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9]。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以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阿姆斯洛的继子）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蹿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民主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10]。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11]。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年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
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财政）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丹麦危机）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麦）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12]。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做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13]。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 von Erla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力。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14]。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15]。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1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16]。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17]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科隆－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债券）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18]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19]。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售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参考资料」。
[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2] S. Bleichroder to Baron Anselm Solomon，17 Nov. 1839．。
[3]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P37．。
[4] Sebastian Hensel，tr. Carl Klingemann，The Mendelssohn Family 1729-1847．。
[5]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
[6] Ibid．。
[7]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1977，P21．。
[8] Bleichroder to Baron James，21 Feb. 1863．。
[9]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10] Holborn，Modern Germany．。
[11] Eyck，Erich.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W. W. Norton & Company. （1964）．。
[12]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1977，P32．。
[13] Ibid，P39．。
[14] Bohme，Deutschlands Weg，Chapter 2 and 3．。
[15] Fritz Stern，Gold and Iron- Bismarck，Bleichroder，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16] Roon，Denkwurdigkeiten，P354-355．。
[17] Rohl，“Kriegsgefahr”，P102．。
[18]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P171．。
[19] Michael Sturmer，Gabriele Teichmann and Wilbelm Treue，Striking the Balance- Sal. Oppenheim jr. & Cie. A Family and a Bank，1994．。
[20] Ibid，P176．。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金融家与政治家。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黄金十字架进军中国。
「本章导读」。
自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充分利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着18世纪7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英国银行家终于发现了信用的秘密，预期成为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后盾，英国的金融能量被高倍放大。信用革命、工业革命与商业资本主义全面结合，财富创造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惊人程度，终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19世纪是国际银行家发展壮大的关键历史阶段，他们在英、法、德、美各国的崛起模式各不相同。其中，英国的情况最为特殊。由于私人资本实力雄厚，工业革命前期的纺织、冶金、煤炭、航运、铁路、机器制造、军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私人银行投资和本国资本融资，在供应和满足工业革命的资本需求之外，英国的资本依然过剩。除了数额庞大的英国和外国公债融资需求之外，本国工业发展对国际银行家的资本需求并不旺盛。尽管英国公司法比较宽松，但资本过剩导致了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相对缓慢，私人银行仍然是英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与之相匹配的隐秘性就成为英国金融业的核心传统。
躲在隐秘帷幕后的17个英国私人银行家族在英国历史上控制着英格兰银行的运作，甚至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之后仍是如此。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巴林、罗斯柴尔德、施罗德家族。他们掌握着英国乃至欧美各国债券发行的金融渠道，垄断着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动方向。在获取庞大财富之后，他们开始逐步影响政府外交与内政决策。他们私下挑动国家争端，大力扶持军事工业，两边下注资助战争，上下其手挑动政变，里应外合打理战争赔款。他们的利益也会发生冲突。他们各自拥立政治代言人，相互争夺大型项目，极端情况下他们也会在金融市场上对决。
有钱的地方就有利益博弈，钱多的地方就会有权力争斗，而驾驭了权力就会有更多的金钱。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2]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连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3]。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4]。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 & 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5]。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 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6]。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7]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8]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 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 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9]。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 Labo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 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族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 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族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 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10]。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 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11]。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 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分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 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家族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练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 di 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 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词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自己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算盘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族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 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罗斯柴尔德[12]。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13]。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14]。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15]。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磷矿和铜矿，阿根廷的铁矿）为基础和后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其中阿根廷风头最劲，在南美洲一枝独秀。南美各国都在迅速扩张工业，产能和经济数字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以巴林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国的债券。巴林银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则看好巴西。
1888年时，执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奈提·罗斯柴尔德开始陆续发表他对阿根廷的担忧：“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热。”“阿根廷的实际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撑它的负债水平。”进而预言“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将出现崩盘，而这场危机会迅速殃及其他国家”。
两年以后的1890年，阿根廷的经济泡沫破碎，爆发经济危机，其债券如雪崩般贬值。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阿根廷债券巨幅贬值，加上俄国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银行的存款，巴林银行连遭重创，现金流干涸，顿时陷于破产边缘。
英格兰银行立刻发起对巴林银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银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罗斯柴尔德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口头响应：“如果巴林银行倒下的话，绝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机构都要随之崩溃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灾难发生。”当巴林危机愈演愈烈，罗氏伦敦银行在一个月内两次紧急从巴黎分行抽调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黄金，以助英格兰银行应付资金短缺。
救助巴林银行的时间紧迫到以小时计算，英格兰银行把众银行巨头召集起来，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落到罗斯柴尔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紧急会议上犹豫不决，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见”。在另一银行巨头科瑞决定加入救援后，英格兰银行急不可耐，不断向奈提施压：“没有你，我们也必须继续（拯救巴林银行）了。”终于，奈提极不情愿地首肯了。
有了罗斯柴尔德和科瑞银行牵头，各银行纷纷出资投入巴林救援资金，在24小时的最后期限截止时，救援资金达到1000万英镑，后来上升到1700万英镑。[16]。
巴林银行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被拯救了。
关于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学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场危机中是否存在“犹太人的手指”？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为死敌和强劲的竞争对手。奈提甚至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巴林的危机，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枪上扣响了扳机？第二，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奈提担当了拯救巴林的排头兵？第三，为什么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遭受巴林银行的厄运？
对前两个问题，执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作出评论说，巴林银行实质上已成为整个英国商业和经济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国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将严重受损。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决定要尽全力拯救巴林。
关于第三个问题，罗斯柴尔德银行回答说他们持有的债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虽然阿根廷危机席卷南美，但在危机爆发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将大部分巴西债券转手卖出了。在1886年时巴西债券只占罗家伦敦银行资产的2.4％。另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远远优于巴林银行，即使在南美经济泡沫最大最热的时期，罗家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没有让自己负债过高，而头脑发热的巴林银行就太冒险了。
不管怎样，巴林银行终于被救下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罗斯柴尔德的世纪老冤家终于沉寂了。
巴林银行在1995年终于被一个27岁的年轻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 Leeson）彻底摧毁了。此为后话。
「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促成的。19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金银双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并且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重大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矿开发方面的兴趣和利益迅速增长，他们在这20年中经办的外国债券绝大多数是采用金本位制国家的。
美国南北内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美国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及赛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废除林肯绿币和重新使用黄金支付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纽约犹太银行家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 Seligman）联手承销价值5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后来，摩根集团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进来，发行了2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罗斯柴尔德银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华尔街银行家共发行了2.67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起到重要作用，并为美国未来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础。[17]。
然而，1877年10月美国在第45届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重新启用银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这项法案被贝尔蒙特愤怒地称做“公开的盗贼”、“瞎了眼的疯狂蠢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定银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并且不得用于支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利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在1899年通过贝尔蒙特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重新签订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金币结算。这笔交易成为从1879年起罗家试图在美国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转折点。
1893年3月，为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缩减的时期维持美元的兑换性，克利夫兰总统尝试发行一笔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虽然摩根财团跃跃欲试想要加入，罗斯柴尔德却表现得非常犹豫。即使在克利夫兰承诺会把本来已经极大限制银币流通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Act）废除掉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还是很不满意。罗家兄弟的谈判技巧实在了得，他们最后使这一协议在确保罗家获益非凡的条件下得以签订。罗家以104.5的价格承销价值6230万美国国债，转手就以112.25（后来更升到119）的价格卖给急迫的投资者们。此举创造了在22分钟内获利600万美元的神话。[18]这一项交易在美国备受诟病，最终导致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力主白银货币的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不是克利夫兰。
1868年时只有英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经济附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金本位制。法国、俄国、波斯和一些拉美国家采用双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欧多数国家，都采用银本位制。40年后，只剩下中国、波斯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用银本位制。黄金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
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转轨过程中，德国于1871～1873年，法国于1878年，俄国于1897年，意大利于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二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网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输送信用和货币，各国只有在他们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下才能避免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其主营业务——公债交易又需要各国货币之间保持自由兑换，于是各国统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于罗家业务开展。由于罗家在黄金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就间接形成了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世纪后期不遗余力地促使各国实现金本位制，其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进军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独特，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但是团结如一对付全世界。————英国著名政论家查尔斯·狄尔克，1879年3月[19]。
自从1874年中国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外国贷款合同后，就依赖两家英国机构进行海外融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同时英国政府通过任命罗伯特·哈特爵士（Sir Robert Hart）为总监，掌控了大清海关。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听到风声说俾斯麦“有意插手中国问题”。罗斯柴尔德情报网很快证实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David Hansemann）提议由罗斯柴尔德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中国政府和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阿尔方斯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汉斯曼想要在这个联盟中占到超过一半的权利。在陪同中国驻伦敦大使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奈提·罗斯柴尔德督促英国外相“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英国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当汉斯曼发动威廉·卡尔（Wilhelm 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时，包括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在内的13家主要德国银行都加入了进来。奥本海默被选作代表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罗斯柴尔德伦敦机构负责出资赞助。
在远东利益上，英国独霸一方，与之对立争夺的是法国和俄国。尽管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最终打败了中国，此事给柏林和伦敦联手合作奉上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就是这背后的总策划师。他们的设计是：促成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合作，分别以英国和德国政府为后盾，遏制住俄国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银行家们的想法和外交家与政治家们存在很大分歧。德国政界一些官员想促使德国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而不是英国，并且反对1895年4月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另一些官员则怀疑罗斯柴尔德是要将德国银行排挤出中国市场。而汇丰银行当然不情愿放弃它对中国政府融资的一向垄断。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从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而没有采用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极力推荐的多国贷款。阿尔方斯认为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都是“一剂苦药”。
实际上俄国根本没钱借出这笔款项，它自己正负债累累。于是这笔钱实质上是法国贷款，由巴黎银行等三家法国银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却是俄国跟法国平分，俄国得以把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到满洲里，法国拿到中国的铁路修建权。搭着这顺风车，1896年俄国银行家罗斯坦（Rothstein）用法国资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银行，还订立了俄中联盟。
眼看俄国霸着中国大蛋糕大快朵颐，吃个不亦乐乎，汉斯曼这厢又急又恨，而罗斯柴尔德更急于要把诱人的中国贷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两人快马加鞭，促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1895年7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番工夫总算没白费，赶上1898年中国要第二次借款了，这回是1600万英镑。难题又来了，英国政府不愿意给这笔借款作政府担保，以致难以界定英国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额。而英国和德国政府又都对对方不放心，彼此怀疑对方针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此时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为争夺在山东省的铁路准入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可急坏了阿尔弗雷德和奈提两位罗家兄弟，两人分头在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之间连抚慰带调停，总算在8月把双方的火气都压下去了。
阿尔弗雷德亲自出面，把英国和德国的政要全请到伦敦罗家的晚宴上，让德国方面以一种“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诉说在中国问题上受的委屈。那边汇丰银行正暴跳如雷，指责德华银行背信弃义，奈提赶忙在汉斯曼和汇丰银行之间调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后，1898年9月初，银行家和政客终于一起坐到了伦敦的会议桌边，就中国铁路权的划分达成协议，英国银行家占扬子江沿线，德国银行家管山东半岛的铁路，天津到秦皇岛铁路由两家平分。奈提高调重申“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德国总理诚恳地愿意与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联合”。[20]。
协议是达成了，争端、猜忌和矛盾却从没停止过。1900年，德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向中国出兵，俄国则直接占了满洲里，两边眼看着又要擦起火花，双方都找罗斯柴尔德去传话。罗家一边向英国政府传递“俄国人保证不开战”的信儿，一边牵线搭桥让英国和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一轮协议，维持清王朝完整并促其“开放国门”同外国进行贸易。在罗家一手运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汉斯曼又在柏林组织银行家们开了个会，组成北京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专门针对在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德国和俄国都把罗斯柴尔德视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79年，罗家再度进入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来得“悄无声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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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Volume 2．。
第三章 法国：金权的割据。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金融创新的革命。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克里米亚战争。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本章导读」。
法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两代人，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使法国经济受到重创。尽管如此，法国仍远早于德国和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法国还拥有北美、印度支那、非洲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本国雄厚的储蓄和资本成为了法国工业革命时代主要资金来源。法国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介于荷兰与英国之间，而明显有别于德国与美国模式。19世纪，私人银行业仍是法国金融业的主导力量，股份制银行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起步，与私人银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
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银行家族分成两大势力集团。一派是所谓清教徒银行家，他们多数来自瑞士，这些家族从18世纪后期开始兴起，他们是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积极推手。当革命发展脱离他们的控制时，他们又开始支持拿破仑掌权以便“恢复社会秩序”。拿破仑以同意他们建立法兰西银行作为自己上台的对价，纵容他们全面控制了法国的金融系统。1811年，当拿破仑的好战政策和独断专行的执政风格违背了银行家们的利益时，他们开始秘密联络波旁王朝的后裔，进行复辟。这些家族包括米腊博（Mirabaud）、马利特（Mallet）、霍廷格（Hottinguer）等。银行家们在法国和瑞士的势力一直延续到现在。2009年美国政府与瑞士激烈争议的所谓秘密账户问题，其目标直指米腊博等家族。
另外一派金融势力就是19世纪初崛起的犹太银行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家族包括罗斯柴尔德、福尔德（Fould）、斯登（Stern）、沃尔姆斯（Worms）等。在这些犹太银行家族中，还有极少数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包括贝列拉家族（Péreire）和海涅家族（Heine）。在犹太银行家的内部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其中主要是罗斯柴尔德为核心的私人银行体系与贝列拉、福尔德代表的法国动产信贷银行这一股份制创新的模式之争。
围绕着银行家族之争同时展开的是法国政权更迭、对外战争、思潮涌动和革命频起。19世纪的法国远比英国动荡，远比德国多元，远比美国精致。在经历了种种光荣与梦想，失败和耻辱之后，金权冲破了重重阻力，逐渐成为法兰西帝国命运的主宰者。
「法国大革命幕后的瑞士银行家族」。
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1]————法王路易十六在断头台前的最后一句话。
当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美洲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时，法国波旁王朝还偏安欧洲一隅。等法国醒悟过来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已经比英国晚了好几十年。但是法国追赶速度很快，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法国大西洋贸易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英国，从而积累了后来工业革命时代宝贵的原始资本。据统计，从1716年到1787年，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0倍。
当英国发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械、矿山采掘、生铁冶炼等技术陆续传到法国之后，法国的工业革命慢慢地起步了。尽管英国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旗手，主要技术输出国，但法国在这一进程中也颇有贡献，如罗伯特造纸机的发明对工业革命的促进意义不可忽视。
基于贸易和工业发展所形成的金融改革进程在法国被约翰·劳（1671～1729，John Law）1718～1720年的“金融创新”骗局所打断，银行、纸币、股票等名词让法国人延续半个世纪都厌恶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融在法国成为骗子的代名词，本土的法国人基本放弃了从事金融业的念头。由于缺乏金融工具和强大的金融市场支撑，路易十四常年不断的穷兵黩武就只能靠严苛的税收和成本高昂的外债，其债务利率高达8.5％～10％，是英国的2倍。
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1774年倒霉的路易十六登基时，面对的就是“太阳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路易十六绝非一个昏君，事实上，他性格温良谦厚，在一个即将出乱子的社会动荡前夜，他的个性软弱，意志不坚，宽不足让人民念好，严无法使权贵让步，注定了他必将以悲剧收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处境与明朝末代崇祯皇帝颇为类似。随着国家财政的日益恶化，加之不合理的税务制度，使得民怨载道、贵族不满，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财大气粗之余，对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的权力垄断早已忍无可忍。法国社会的三大势力集团：贵族与宗教传统权力核心、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都在愤愤不平中将怒火聚焦于法国政府，路易十六已被架在了即将爆发的火山之上。
法国人不重视金融，而路易十六的外债日益严重，这就给瑞士、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外来银行家族留出了一个金融权力的真空。瑞士日内瓦等地的清教徒银行家族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群。他们来到巴黎，围绕着让王室绝望的债务提供各种“解决方案”。由于这些瑞士银行家财大气粗，屡屡帮助皇室解决紧急难题，为路易十六所倚重，逐渐把持了法国的金融话语权和财政改革决策权。
路易十六陷于财政困境焦头烂额，不得已起用了“外来的和尚”奈克（Jacques Necker）担任财政部长。这个奈克也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他利用在瑞士银行家族圈子里的影响力，募集到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款项。这种借款的性质，同今天某些商人相互拆借的行为差不多。由于是近乎高利贷的短期融资，瑞士银行家族圈子期待的是一笔回报丰厚的快钱投资，而法国宫廷贵族的开销实在太大，财政短期无法扭转赤字状态。这可急坏了银行家们，眼看“快钱”就要变成“慢钱”，说不定“慢钱”还会变成“死钱”，这些人投进的可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耽误不得。无奈之下，奈克决定进行“休克改革”。他首先取消了宫廷贵族的部分特权，并削减了他们的俸禄，然后大刀阔斧对税收进行了彻底改革，税负从“人丁税”改为“土地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将被征收重税。不幸却并不意外的是，这显然动了权贵们的奶酪。贵族们群起围攻奈克的改革。奈克赌上的可是自己和圈子里众多银行家族的身家性命，一看不妙，情急之下在1781年向社会公布了权贵们的开销清单，这一重磅炸弹立刻震惊了法国社会。经过伏尔泰、卢梭等人长期自由主义思潮熏陶的法国公众当即炸了窝，对权贵的愤怒演变为对皇室的敌视。[2]。
奈克也因为处事操切而下台。其后法国又历经4任财政部长，财政恶化愈加严重了。路易十六无奈，只有在1788年再度起用瑞士银行家奈克。此时的法国已处在社会动荡危险的前夜，巴黎的市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一触即发。另一厢，放贷的银行家们已经将砝码移向了“三级议会”，希望能夺取财政、税收和政府预算的控制权，以便能收回巨额贷款。各方都预备亮牌，新兴的法国城市资产阶级手中积聚了日益雄厚的财富，对权力分享的欲望已经从渴望发展到迫不及待，而封建贵族和教会却高高在上，完全漠视甚至是敌视这一必然的趋势，加之长期过度税负的压力，使处于另一端的平民阶层早已民心思变，1789年法国的局势俨然干柴期待着烈火。
1789年6月，徒有虚名的“三级议会”被与会者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自行规定拥有税收权。7月，国民议会又自行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惊恐万状的路易十六开始调集军队向巴黎和凡尔赛宫集结，试图控制失控的局面。7月14日，愤怒的平民爆发了革命，并且攻占了巴士底狱。接着全法国爆发了农民暴动。8月，制宪议会颁发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3]。10月，路易十六被暴动平民抓获。
在瑞士银行家们的大力推动下，10月，罗马教廷规定的禁止高利贷的律条被废除了，银行家放贷收取高额利息被正式合法化了。11月，制宪议会宣布没收全国教会的土地。12月，宣布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Assignats），法国财政有了明显好转，银行家的贷款终于有了着落。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时年39岁。据说在他临死前留下了回肠荡气的一句话：“我虽然将要死去，但绝没有犯过任何指控我的罪行。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要流血了。”
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除了中间短暂的休战之外，法国经历了25年的持续战争。大量资源被战争摧毁，500多万人的生命化为灰烬，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严重，法国工业革命被推迟了近30年，英国对法国形成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从此，法国的国力再也没有超过英国。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无疑是沉重而高昂的。
「法兰西银行：“雾月政变”的投资回报」。
尽管法国的对外战争和后来的大革命带来了动荡纷扰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但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一颗明珠，始终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周围国家的富豪和那些渴望成为富豪的人们。法国是欧洲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天主教对其他宗教的迫害逐步减轻，非天主教的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的公民权，这一切对在欧洲深受宗教压迫的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具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法国皇室和对外战争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创造出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从皇室债券的承销到军队物资的供应，从教会土地的买卖到法国货币的投机，从本国汇票贴现到英国票据周转，在其中大获其利的银行家族逐渐形成了所谓“高特银行家圈子”（Haute Banque）。他们的核心成员是那些在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的瑞士银行家族。
“高特银行”家族们在拿破仑上台之后，得到了慷慨的回报。拿破仑以授权“高特银行”家族建立法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作为执政上台的对价，将法国的金融命脉交到了瑞士的银行家族手中。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高特银行家们几乎垄断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席位。工业革命在法国的扩张过程中，高特银行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从金融上垄断着整个法国的矿产、冶金、纺织、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在法兰西银行的章程中，只有200个最大的股东拥有投票权。整个法兰西银行发行了182500股，每一股的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它3万多个股东中，拥有投票权的200个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在200个最大的股东中，有78位公司或者机构股东，122个个人股东。但是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
在瑞士银行家族中，最为突出的佼佼者是马利特、霍廷格和米腊博家族。
1557年，马利特家族追随欧洲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John Calvin）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商业和银行业领域发家致富。1709年，25岁的伊萨克·马利特（Isaac Mallet）从瑞士来到巴黎，他代表日内瓦的银行家族们到法国急切地寻找金融业的发展机会。经过70多年的苦心经营，马利特家族在法国已成为银行业的巨头。即便是在大革命时代，马利特家族银行照样营业。1799年，他的儿子桂罗姆（Guillaume Mallet）和其他瑞士银行家族联手策划支持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之后，马利特被拿破仑封为男爵，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排第三把交椅，直到1826年去世。然后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继续坐在这把交椅上直到1936年法兰西银行国有化。马利特家族是法兰西银行从头至尾把持董事会位置的唯一家族，时间跨度长达136年之久！[3]。
排在马利特家族之后的是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霍廷格家族。霍廷格家族在瑞士也是名门望族，出过几位政府部长。1784年冉－康来德·霍廷格（Jean-Conrad）来到巴黎，他先在一家银行做学徒，后来开了自己的银行，同时作为瑞士苏黎世银行家的法国代理，主要业务就是向法国皇室提供债务解决方案和融资服务。霍廷格与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领袖过从甚密，其中就包括后来权倾朝野的塔列朗（Talleyrand）议员。在“雅各宾派专政”下的“恐怖统治”时期，霍廷格跟随塔列朗流亡美国，1798年回到巴黎重新操持他的银行生意。后因策划资助拿破仑政变有功而受封为男爵，同时进入法兰西银行董事会。霍廷格家族在法国金融界、商业界和实业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4]。
后来陆续加入高特银行家圈子的瑞士银行家还有米腊博、安地斯、奥迪尔斯、维纳斯等家族，这帮人大多数也进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会。
法国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开一个瑞士银行家联谊会。法国政局历经拿破仑、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拿破仑三世的变迁，中间包括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皮埃尔·米腊博（现任瑞士银行家协会主席）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如此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瑞士银行家们居然稳坐法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为金融不倒翁，实在是耐人寻味。特别是米腊博家族，其瑞士分支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清教徒银行家族中的代表人物。
19世纪初，这些瑞士清教徒银行家族逐渐建立起一张庞大的金融网络，他们继续与瑞士本土的银行家族保持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垄断着法国银行系统的资金与信贷。
德国“二战”侵吞犹太银行家资产和2009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瑞士银行公开秘密账户，应与国际银行家族的百年内战有关。
「垄断被打破：犹太银行家族的崛起」。
高特银行家圈子里的另一大分支就是1780年以来陆续移民到法国的犹太银行家族。与瑞士银行家相比，他们在法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惊人。犹太银行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后，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升势头迅猛，逐渐形成了与瑞士银行家族分庭抗礼之势。
福尔德、贝列拉、罗斯柴尔德家族构成了法国犹太银行家族的核心。
福尔德家族是1784年来到巴黎的，他们的主营业务从为国外的犹太家族银行做代理，扩展到经营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取。福尔德开始发大财是在大革命期间，他先是在1790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以土地为抵押的新纸币上大搞投机，然后积极参与买卖教会土地，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福尔德极其擅长拉关系，他同许多德国的犹太商人和银行家建立起稳固的朋友关系，并成为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老福尔德的儿子阿希勒·福尔德（Achille Fould）在政界和金融界异军突起，将家族的影响力继续发扬光大。
阿希勒在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涉足政坛，1842年就作为国民代表进入地方议会。在1848年2月爆发的革命中，他谨慎地支持革命派，并以金融影响力资助随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两个小册子反对纸币。终拿破仑三世一朝，福尔德先后4次出任财政部长，在法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强烈的保守倾向使他反对自由贸易的教条，拥护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随后建立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他也反对拿破仑三世过分打击其政敌奥尔良家族，在帝国法庭判决将奥尔良家族财产充公后，即于1852年1月25日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但旋即被任命为参议员，不久以国务部长的身份重返帝国朝廷，任内曾主持1855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他在1860年11月再度辞职，又于翌年11月复职，直到1867年才以垂暮之年告老还乡。在其最后一段任期内，通过谈判削减了由法国侵略墨西哥战争引起的3亿法郎短期贷款债务，显示了其作为一名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能。[5]。
福尔德家族与贝列拉家族联手创建的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成为犹太银行家内部斗争的经典战例。
贝列拉家族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族之一，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曾是罗家银行的合伙人，并师从于罗家，后来扯旗单干。虽同为犹太人，但贝列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德意志犹太渊源不同，他们是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区的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最初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西迁的一支。汇票贴现是其看家本领，他们自视是犹太人中的上等人，比迁移到东欧的犹太人要尊贵。[6]。
整个19世纪，贝列拉家族的顶梁柱是埃米尔和伊萨克两兄弟，他们的父亲雅各·贝列拉，手语的发明人之一，曾是路易十五的翻译。贝列拉兄弟创建了以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的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不仅控制了全国铁路网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6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2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业，建立了整治巴黎市政工程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除此之外动产信贷银行广泛投资于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在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设立动产信贷银行分号。通过融合兼并或财政控制，以贝列拉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为核心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大财团，成为不可一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大陆的强劲对手。从1852年以后，这个大财团控制的银行和企业每年发行的股票市值超过15亿法郎[7]，其对法国乃至欧洲经济影响之强势，不由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当然，19世纪在法国最强大的银行家族毫无疑问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他们于1814年在金融上搞垮了拿破仑，并资助了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抛弃了波旁王朝，支持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开启了罗家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控制的资产从1815年的600万英镑，增长到1825年的1490万英镑，占家族总资产的比例从1/6增加到1/3。1836年，英国罗家的核心领导内森去世后，法国的詹姆斯事实上成为整个家族的新掌门，其个人财富高达4000万法郎，稳居法国首富，比霍廷格家族多10倍，比马利特家族多20倍。此时的犹太银行家族的势力已大幅超越清教徒银行家阵营。
「金融创新的革命」。
19世纪上半叶，法兰西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其作用在法国金融领域并非处于核心位置，私人银行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法兰西银行之上，特别是罗斯柴尔德银行。这一状况直到1848年革命才有所改变。随着革命的爆发，传统的社会权力体系遭受更大程度的摧毁，新的权力分配格局迅速形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也是如此。
1848年革命之后，法兰西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溢出了巴黎范围之外，渗入外省重要工商业中心。危机终结了法兰西银行保守的票据贴现政策，将贴现业务延展到仓单（Warehouse Warrant）、政府债券和三方签署的商业票据（Three-Signature Commercial Paper）等领域，同时获准发行面额100法郎的纸币，这样就把法兰西银行的影响力推向了全国。紧接着是1848年3月8日成立的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为巴黎商人提供紧急流动性以遏制巴黎商业组织大规模破产的浪潮。到1854年巴黎国家贴现银行在政府敦促下放弃半国有地位转型为一般的股份制公司，其业务内容也由为巴黎商业组织提供金融服务转向对外贸易的金融服务。除了巴黎国家贴现银行以外，在法国各地也成立了76家地方性的贴现银行，主要为外省地方商人提供各种商业票据的贴现服务。
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工业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不少法国人深受其影响。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设想未来的理想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社会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满足人数最多的最贫穷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人都要劳动，经济按计划发展，个人收入应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人拥有特权。在理想社会中，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对圣西门主义者和其他关心法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士来说，要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航运、运河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就必须大规模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将全法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高效率地动员组织起来，一方面为这些建设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把经济发展所得以股息和分红等形式返还给人民大众，实现国强民富的良性循环。
在圣西门实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构想就是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投资银行模式。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私人银行无法抗衡的庞大资金，一方面可以摆脱政府在金融方面对私人银行的依附，另一方面更有力地推动实业的发展。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8]。
法兰西银行势力的扩大和股份制投资银行的出现，从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私人银行权力架构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是本能地维护既得利益，坚决反对此类金融创新，并且动用一切手段来扼杀股份制银行的出现。在最终打垮了以贝列拉家族为代表的创新派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也开始建立自己版本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法国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巴黎巴（Paribas）银行。
「动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贝列拉的挑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许许多多理论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仅仅是有道理而已。实践从不按照理论的逻辑来发展，因为实践理论的人，永远遵循的是利益的游戏规则。所以，理论对于实践的作用，必须通过符合实践理论的人群所默守的利益游戏规则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拿破仑三世对动产信贷银行理论的迷信也不例外。
皇帝陛下本人就是圣西门主义的狂热信徒，更喜欢自己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而闻名于世。早在19世纪30年代上台之前，他就与其金融界密友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商量为了在法国实践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建立一个四位一体的金融机构体系：
商业银行：法兰西国家贴现银行。
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
抵押银行：土地信贷银行。
互惠银行：小企业融资的信用互惠银行。
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股份制的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9]。
贝列拉兄弟利用拿破仑三世追慕虚名的心理，借口实现圣西门主义关于“一切阶级矛盾都必定在一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所能达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于1852年向拿破仑三世大力宣扬动产信贷银行商业模式的好处。这种模式是通过出售股份和债券给公众以筹集银行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贝列拉兄弟蛊惑人心地把它吹捧为实现圣西门实业社会主义的手段。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得到拿破仑三世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0]。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使法国股票交易所投机猖獗，贪污泛滥，舞弊成风。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性金融制度创新，能够很好地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动产信贷银行业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吸收储户存款、商业票据贴现、放贷和保险；第二部分是属于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政府公债和公司债券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蛊惑之外，贝列拉兄弟和福尔德家族还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来促使拿破仑三世尽快下决心。树大招风，罗家的财雄势大不仅引发了清教徒银行家的敌视，也招来了其他犹太银行家族的嫉妒，其中就包括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贝列拉早年曾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合伙人，罗家在金融领域是其师傅。后来贝列拉出来单干，对罗家态度也日益不友善。窝里反历来是罗家最为深恶痛绝的行为。
福尔德与贝列拉家族同属资助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功的“嫡系部队”，在金融上挑战罗家老大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阿希勒·福尔德在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时，曾郑重地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把您的王国从罗斯柴尔德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他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您的统治。”[11]。
罗斯柴尔德也不是省油的灯。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专门写信给拿破仑三世，指出动产信贷银行一旦建立并成功运作，就会控制大部分公共财富，并且最终会变得“比政府更有权势”，试图以此动摇法国政府支持建立动产信贷银行的决心。
本来，拿破仑三世就是在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的支持下才得以登基称帝，对这两位当然是言听计从，同时他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劳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3]————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马克思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民主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 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F. A. Seilliere）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是金融灾难的预言听起来更像个笑话。
尽管动产信贷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但其起始资金规模远落后于罗斯柴尔德银行。动产信贷银行从2000万法郎起步（贝列拉占其中29％的股份），而1852年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资产就已经超过8800万法郎，各分支银行资产总和超过2.3亿法郎。但是，动产信贷银行从一创建就展现出朝气、时尚、张扬和野心，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严谨、传统、低调与刻板形成鲜明对比。
在动产信贷银行里，银行家们永远被一帮朋友围绕着，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生意的动向，老主顾是要买进还是卖出。而雇员们站在楼梯上迎着顾客，殷勤打探是否有生意机会。每个人都急于暴富，不择手段，毫不掩饰。
这一时期是法国铁路建设的辉煌顶峰，从1851年到1856年间，铁路投资剧增5倍。50年代新修的铁路是40年代的2倍还多。随着动产信贷银行的迅速膨胀，它同罗斯柴尔德在铁路上的竞争已呈白热化。动产信贷银行很快控制了法国三条主干线路，罗斯柴尔德则牢牢死守自己原有的两条线路。动产信贷银行在各家法国铁路公司里占据了8个董事席位，罗斯柴尔德则有14个。
两个阵营的犹太银行家们在法国铁路融资上斗得难解难分。拿破仑三世偏向动产信贷银行，把一条又一条铁路线路融资的项目批给贝列拉。此时，跟皇帝陛下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摩尼看中了铁路这个机会，急于借此自己致富，提出应该把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几条主线。詹姆斯立刻抓住机会攀上摩尼这条线。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价值超过2000万法郎铁路公司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15％。这些股份在摩尼政策的鼓励下迅速升值。詹姆斯在1852年4月的一个星期里“不用掏一分钱”就净赚150万法郎。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此时财大气粗，在争夺铁路融资项目上领跑。动产信贷银行则毫不示弱，创设出把多家铁路公司各种期限各种条件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标准化“打包”，实在是堪称当今结构化融资产品的鼻祖。通过“金融创新”，动产信贷银行制造出大量新型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填补了介于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空白，此举立刻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小投资者。动产信贷公司的资产迅速增长到6000万法郎，直接挑战罗斯柴尔德在铁路融资上的老大地位。
更令詹姆斯担忧的是贝列拉正在把手伸出法国，大有横扫全欧洲之势。1853年4月2日，科隆的银行家奥本海默得到许可证，将在距离法兰克福以南不到20英里的达姆施塔特开设一家新银行。这显然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翻版，而且目标直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克福银行。贝列拉、福尔德、奥本海默和动产信贷银行控制着这家新银行。[15]。
贝列拉进而在1853年筹建西班牙动产信贷银行，同时策划比利时动产信贷银行。1854年又要建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了。不仅如此，贝列拉还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俄国。
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痛感铁路网的战略价值，决心要修建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为枢纽的全国铁路网，将俄国的欧洲部分，西至波兰边境南至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总里程超过4000英里，预计投资10亿法郎。为了完成此项战略基础设施计划，全俄铁路公司成立（The Great Russian Railway Company），初始资本金3亿法郎。股东包括圣彼得堡的沙皇私人银行家斯蒂格利茨（Stieglitz），华沙的弗兰克尔（Fraenkel），伦敦的巴林兄弟，阿姆斯特丹的霍普，柏林的门德尔松，以及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如贝列拉、马利特、福尔德和霍廷格家族等。其董事会包括由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组成的10名俄国人（其中包括由沙皇任命的董事会主席），4名巴林－霍普集团的董事和5名法国银行的董事，贝列拉和福尔德双双名列其中。由此以动产信贷银行为代表的法国金融势力大规模渗透进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领域，成为未来俄法同盟的大本营。[16]。
1856年法国《工业》杂志评论道：“动产信贷银行注定要将影响力扩张至全球。其在巴黎的母公司经过四年发展已经成为法国业界学习的楷模，在法国之外的奥地利、西班牙、皮蒙特（北意大利）都开设了分号，一伺和约缔结（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对俄和约），势必在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开设分号……（因为）欧洲各国都承认，发展生产、物质进步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利益……为此，信贷是必不可少的。”[17]。
而亲罗斯柴尔德的《铁路》杂志则质疑动产信贷银行的全欧扩张预计将耗资10亿法郎，这将把法国国内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抽空转移至外国。
虽然受到亲罗斯柴尔德媒体的非议，动产信贷银行不为所动，依旧大踏步地向欧洲各国扩展其势力。承销奥地利、俄国、土耳其、美国的政府公债；投资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的铁路，还有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的抵押债券；在荷兰开办蔗糖精炼厂，在布拉格开办铁厂，甚至在锡兰（斯里兰卡）搞了一个咖啡种植园。不过，动产信贷银行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荷印（尼）商业银行、国家铁路运营公司和荷印（尼）铁路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荷印（尼）商业银行（Nederlandsch-Indische Handelsbank）在新加坡、香港遍设分号，混业经营投资银行、抵押银行、商业贸易等业务，并被认为是动产信贷银行的子银行。
「法兰西银行：打败贝列拉的战略制高点」。
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战略优势地位。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雷曼兄弟的覆亡就是因为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动产信贷银行号称是代表公共利益的金融中心，实际上对法兰西银行的业务造成了挑战。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不发放铁路股份作抵押的贷款，且贷款利率高达6％。到1852年11月，受到动产信贷银行的压力，利率只有3.6％了。同时期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持有的法兰西银行股份也大大贬值。罗斯柴尔德自然更对动产信贷银行恨之入骨。这种情势也开始促成罗斯柴尔德与法兰西银行结成同盟。
罗斯柴尔德在动产信贷银行创立之初曾购买动产信贷银行5000股观察一下行情，与此同时，贝列拉却在悄悄地卖出。其实，和所有忽悠的人一样，贝列拉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很多金融创新早晚会出大问题，罗斯柴尔德对此也是洞若观火。
1852年11月15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写给拿破仑三世的私信中，严厉批评动产信贷公司这样的股份制银行是“国家经济的灾难”，他指出股份制银行的股东不公开姓名，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就有机会滥用权力处理人民的财产。詹姆斯警告新型银行将会“用其巨额投资主宰商业和工业，为市场制定规则和法律，而这样的法则将不受控制，超越竞争……将大部分国家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中……最终这些银行的力量会超过政府”。[18]同时，詹姆斯又告诉拿破仑动产信贷公司根基不稳，“是建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发行的债券付给投资者固定利息，而银行本身对该项投资的投入是‘不确定而不可靠的变数’。一旦发生危机，银行将会拖累整体经济“滑向深渊”。詹姆斯预见到新型银行的准备金一定不足，一旦陷入危机，政府就只能选择“整体破产”或者“终止金银与纸币的兑换”。这些话当初说来不完全是为了吓唬拿破仑三世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罗斯柴尔德关于动产信贷银行的评价只要将名称和年份更改一下，完全可以用“论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为题，直接发表在金融海啸后的《金融时报》头版。今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倒也不是浪得虚名。
1855年，银行和铁路的繁荣都到达高峰，克里米亚战争造成巨额资金缺口，当年偏又赶上农业歉收，法兰西银行顿时喘不上气了。1855年8月，为缓解已经空虚的储备金，法兰西银行不得不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购入3000万法郎的黄金和2500万法郎的白银。一年后，情况愈加恶化，法兰西银行没招了，申请终止纸币与金银的兑换。绝大多数银行董事都赞同这一提议，只有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反对。最后阿尔方斯父子得到法国财政部长的支持，以提高贴现率和大规模购入价值8300万法郎的黄金和白银来遏制挤兑风潮，罗斯柴尔德银行出面维持住了法兰西银行的现金流。1855年到1857年，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向法兰西银行提供了价值7.51亿法郎的黄金，总共获得11％的利润。罗斯柴尔德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共生共荣关系得到了空前深化。
在法国，对贝列拉的支持派也远非铁板一块，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之下，亲贝列拉的法兰西银行高官被调离开巴黎外放驻外大使。1855年，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当选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最大股东。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最终将决定罗家和贝列拉的角斗中谁是最后的赢家。
贝列拉家族的扩张仍在继续，其主攻方向就是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建立。
伊萨克·贝列拉亲往维也纳提出发展奥地利金融、工业的一揽子建议，游说国会和朝廷循法国成功的先例，建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和修建从维也纳到的里亚斯特的铁路线，而一批维也纳贵族和银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颁发成立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的特许状。奥地利前首相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和财政大臣冯·布鲁克（von Bruck）男爵都觉得贝列拉家族的建议对于帝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驻维也纳的掌门人所罗门去世，罗家在哈布斯堡宫廷中无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参与奥地利新的金融机构，于是拣选所罗门之子安塞姆·罗斯柴尔德（Anselm Rothschild）主持奥地利家族业务。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联各路动产信贷银行的反对势力，迫使奥地利朝廷认识到与动产信贷银行敌对的金融财团的实力，于是帝国大臣们劝说两家合股搞一个新银行，共同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针对这一提议，安塞姆精明地建议帝国朝廷将这一新机构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内，以防止资本外逃，促进奥地利本国实业发展。对于分号和合作伙伴遍及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可以非常轻松地避开这样的限制，但是对于正欲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并且急需调动各地资源支撑其在更大领域扩展的动产信贷银行来说，却是一个紧箍咒。
伊萨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缩减原定2.3亿法郎资本金的条件下加入这个新金融机构。但是，此时的贝列拉家族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其进攻态势已呈强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之后，罗斯柴尔德此时决定进行战略反攻，在奥地利动产信贷银行问题上，对于风头正健的贝列拉家族给予迎头痛击。
他们首先利用动产信贷银行战线拉得过长，资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断其继续扩张的现金支持。1855年9月，贝列拉兄弟宣布要发行长期债券，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法国中央银行的影响力，以“减轻资本市场的压力”为由，拖延并冻结了动产信贷银行1.2亿法郎企业债的发行，进一步削减了动产信贷银行的现金流。在失去发行长期债券的机会后，动产信贷银行很难继续为庞大的土地开发项目提供投资。贝列拉的凌厉攻势终于被遏制住了。[19]。
同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政府内部鼓动对动产信贷银行将大量资本投入国外市场的怀疑态度，最后迫使伊萨克不得已通知奥地利政府：“由于法国政府的态度”，动产信贷银行不能参加新成立的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而这个银行很快发展成为奥地利帝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投资银行和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奥地利联合信贷银行的问题上，贝列拉家族完全失败了。
1857年，随着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铁路工程大受影响，贝列拉手里的几条主干线都陷入亏损，而罗斯柴尔德掌握的铁路线却在危机中幸存。法兰西银行从教训中认识到有着致命缺陷的是以贝列拉为首的“新”银行，而不是姓罗斯柴尔德的“老”银行。
随着欧洲的铁路建设越来越超出国家边界，向跨越多国地域发展。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国际化”优势在此时突出显现，而动产信贷银行功亏一篑，明显敌不过罗斯柴尔德银行遍布欧洲的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呼应、彼此驰援的优势。1857年后，动产信贷银行在铁路融资上甘拜下风了。
185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来源枯竭，不仅如此，这些公司反而需要动产信贷银行大规模资金反哺。在资产价格暴跌之中，贝列拉又无法承受抛售这些股票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迅速枯竭。
贝列拉的投资冒险行为也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贝列拉兄弟认为，运河开通后马赛港将成为法国通往东方的第一良港，于是大量投资马赛港附近地产，占到同期对外投资5500万法郎中的5200万。结果苏伊士运河1869年才最终建成，庞大的资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马赛地区的地产项目上，最后动产信贷银行滑稽地变成了“不动产”信贷银行。
1863年，贝列拉兄弟提出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资本金增资一倍的建议，但遭到政府拒绝。当贝列拉最终获得批准扩大资本金的时候，为时已晚，动产信贷银行股价大跌，已到破产边缘。其他金融机构见势不妙，都不愿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无路的贝列拉兄弟只好去寻求法兰西银行这一“最后贷款人”的帮助。
这下终于撞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枪口。作为条件，中央银行要求贝列拉兄弟辞职，并安排一位法兰西银行的前总裁成为动产信贷银行的董事长，主持银行的重建工作。动产信贷银行从此一蹶不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寿终正寝。盛极一时的动产信贷银行其实从1852年到1857年危机爆发，只红火了5年左右。
尤金·贝列拉（Eugène Péreire）是伊萨克的儿子，后成为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创立跨大西洋银行，现在是法国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孙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冤家最后成了亲家。[20]。
「克里米亚战争」。
两百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会对他们的金融帝国产生影响的就是两件事：战争和革命。不管是革命还是战争，交战双方为了进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战争和革命本身可以冲击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统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扩大对政治的影响力。战争或者革命结束之后的重建时期也需要大量融资，如此可以实现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场席卷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战争爆发了。
起初，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的征兆并没有引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注意，战争的导火线是争夺“圣地”。所谓“圣地问题”就是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与以俄国为靠山的东正教争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管辖权。起因则是自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在近东势力急速发展，力图攻占或与列强瓜分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海峡，实现俄国南出地中海的夙愿。这就与在近东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法两国发生了尖锐冲突。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地震，将急剧改变每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重新划分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益格局。于是天主教跟东正教打起架来，第一个上火的就是国际银行家们。
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初起时陷入被动，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从外交途径得到的情报。但是圣彼得堡这回很不老实，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进行战争。1854年1月西方联军开进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没太在意。2月，当俾斯麦得到俄国大使被从巴黎紧急召回的确切消息，立刻心里有数了：“我当时在想，这个消息最能惊吓谁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罗斯柴尔德身上。果然，我刚把消息交给他读，他的脸顷刻变得像支粉笔一样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第二个反应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谈生意吗’。”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莱昂内尔也对俄国挑起战争的举动大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经看衰俄国：“一个已经负债8亿英镑的国家在进入另一场战争之前，实在应该慎重考虑。”
打了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将罗斯柴尔德银行公债融资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这场战争使得每个参战国的军事开销都大大超越从税收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各国都不得不大举发债，纷纷扑向公债市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受贝列拉家族窝囊气的局面立刻改变了。在国际公债市场上，没人能撼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霸主地位，他们已经通过百年潜心经营牢牢盘踞住这一市场。包括动产信贷银行在内的一干竞争对手都从对克里米亚战争公债发行的争夺中无功而返，而罗斯柴尔德的老冤家巴林银行又在这一票中押宝在最后战败的俄国头上，狠狠吃了个哑巴亏。这场战争打下来，罗斯柴尔德银行基本上独享了整块蛋糕。
英国方面，政府本来内定了从巴林银行借钱。无奈巴林的钱压在俄国抽不出来，只好眼睁睁看着1600万英镑战争贷款全被罗斯柴尔德银行细嚼慢咽了。
战时的法国被经济搞得焦头烂额，拿破仑三世赶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调整政策刺激经济。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和霍廷格家族联手在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行动中大力支持财政刺激政策，把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于是，当法国财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笔接一笔大发克里米亚战争债券的时候，罗斯柴尔德银行自然是首选。贝列拉这时才反应过来，竭尽全力向拿破仑三世争取。而法国财政部长告诉拿破仑三世，法国国内市场对战争债券的容量已接近饱和，于是法国将大部分战争债券转往伦敦发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早张开包袱，法国债券生意应声落袋。贝列拉终究斗不过早已谋划在先的罗斯柴尔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罗家法国银行和伦敦银行美美地把法国战争债券大餐吃了个干干净净。
贝列拉在法国斗不过罗斯柴尔德，赶紧把手伸进土耳其，要抢土耳其的战争债券。谁知罗家又占了先机，已经抢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战争债券也归了罗家伦敦银行。1857年《泰晤士报》说：“土耳其国家银行就快成为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另一个分部了。”
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并没有直接参战，可是它也没闲着，倾举国国力扩军备战，终于迫使俄国从多瑙河撤军。奥地利没来得及偷乐，就发现本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危机，货币日贬千里。奥地利财政部长向詹姆斯发紧急求救信：“在我们的货币完全变成废纸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们”。[21]詹姆斯答应联合其他罗斯柴尔德分支共同拯救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政府原先许给福尔德的贷款现在得归罗家银行，于是福尔德原以为到了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普鲁士政府的开销在战争期间增长了45％，早就不堪重负。有俾斯麦做主，普鲁士的战争债券全归了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还因为国作出突出贡献被授予普鲁士红鹰勋章。
仗打到1856年，欧洲各国几乎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家银行倒闭。1852年到1855年，各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分别是：奥地利42％，英国68％，法国53％，俄国88％。公债贬值则是：英国15％，法国15％，奥地利24％，普鲁士11％。战争资金渐渐“贫血”继而“断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亚战争终于收场。
罗斯柴尔德银行其实不在乎打仗的输赢。到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法国、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数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为金主。罗斯柴尔德银行又在战争期间把老对手新对手们整的整，灭的灭，它在政府公债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无人能够撼动。
即使在所有银行都难逃破产命运的1857年，也没有一家罗斯柴尔德银行亏损，最大的损失不过是盈利减少而已。
「天主教银行家：第三股势力」。
法国的银行家族势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犹太银行家与清教徒银行家两大阵营对垒。犹太银行家族中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显而易见的领袖。清教徒银行家族体系中间，首领就是米腊博家族。天主教银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饱受宗教迫害，这也是他们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后，第三股银行家族，即天主教银行家族势力逐渐在法国形成。这个集团包括达维里尔（Davillier）、鲁伯萨克（Lubersac）、达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莱西德科斯（Lehideux）等银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势力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势力，他们很快又分成两派。一派天主教徒银行家跟罗斯柴尔德阵营逐渐结成了联盟，并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业集团联手，而重工业集团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国钢铁大王施内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领军者。在这三股势力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金权的进化：从所有权到控制权」。
在法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贝列拉家族，这两大势力集团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们同法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却相对来说弱很多，除了在铁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实体经济行业投资兴趣并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资金需求量对于储蓄相对充足的法国而言，已足够使用，充裕的资金供给使得国际银行家们在竞争中利润不高，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二是政府和外国战争的公债需求量极大，利润既高又有保证，属于爆赚加稳赚的投资。另外，资本稀缺的国家，其项目回报率相当可观，又有当地政府的担保，也属高利和可靠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银行家的资金其实并不直接进入本国实体经济循环，而是在国际上追逐高额利润。
从银行的运作模式来看，在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的纺织、冶金、运输和机械等行业的融资需求有限，法国的私人银行模式足以应对。同时，热爱储蓄的法国人投资方向比较保守，倾向于买卖稳定可靠的政府和企业债券，而并不特别热衷股票类冒险高的投资。如果投资实业，他们则倾向于投资私人和家庭企业，而不太愿意投向那种大型的商业机构或者公司，所以大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在法国发展一直很慢，这一点和英国类似。
但是，随着大规模铁路项目的建设，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国铁路建设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铁路工程的建设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而这种规模的资金需求就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体系所能负担。私人银行的投资主要是依赖某一家银行的储蓄，这种银行模式在大工业时代，特别是在近代工业体系铁路建设的崛起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战。金融体系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后期的大规模融资需求，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资银行、存款银行、储蓄银行，还包括一系列保险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通过把众多散户的储蓄集中起来，然后再经由投资银行的投融资运作，将这些数量庞大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资金需求量特别巨大的工业领域，产生可观的回报。
在新型股份制投资银行模式下，私人银行家的角色就从过去使用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调动公共资金的管理者，其实这个过程对私人银行家是非常有利的。从前，由于私人银行家使用自有资金放贷，私人银行对行业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隐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资产管理者角色，由于运作的是公众的资金，在放大了对社会财富控制力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增加了隐秘性。在这种资产管理模式中，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主要是从幕后来运作，这一高明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将公众的视线进行了有效隔离。
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机构背后，董事会的成员基本上还是同样的银行家族。巴黎巴银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从1870年到“二战”爆发，法国经历了第三共和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势力集团，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银行家族则倾向于反对第三共和。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银行家族通过控制法国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资银行机构——巴黎巴银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到20世纪初，巴黎巴银行对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至1931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银行，一共持有法国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员和家族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个董事的席位。这种控制是经过非常精妙的金融资本主义手法来设计的，如股权中的无投票权和多重投票权的精心设计，原董事投票增选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实现由极少数特殊股东控制多数股东财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权股东所持有的股票中拥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权，但是发行给公众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权，如此运作可以确保特权股东对公司董事会的任命和公司运作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抗衡巴黎巴银行的影响，清教徒银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资银行，这就是巴黎联合银行（Union 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联合银行为核心，清教徒银行家将各种金融势力整合在一起，与以巴黎巴银行为核心的犹太银行势力集团进行抗衡。实际上清教徒银行体系和犹太银行家体系对法国政治和经济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瘫痪。特别是1934～1938年，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导致法国在大萧条中复苏缓慢，更严重的后果就是1940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失败。
从法国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1936年巴黎的证券交易所注册的公司总数是1506家。其中大约有600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超级重要公司，另外还有大约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国经济中的重量级公司大约有800家。在这些公司中，犹太银行家族集团控制了400多家，他们的竞争对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属于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势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的4年里，犹太银行家族的资产受到剥夺，其中也包括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然战后这些权力被胜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战败的德国还需要连本带利地进行赔偿。
包括两大银行家族势力集团在内，据统计有183个大财阀控制了当时的法国，成为法国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强了对政界和新闻界的渗透，银行家投资新闻界或自己办报者也比比皆是。这一切给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除了拉拢权贵之外，金融巨子们纷纷亲自出马，跻身政坛，出任拿破仑三世财政部长的阿希勒·福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银行家族的代理人进军政界的也不在少数，如1962年戴高乐总统任命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银行的总经理，蓬皮杜从1962年到1968年任法国总理，从1969年到1974年任法国总统。
金权的力量在经过200多年的进化后，已经在法国树大根深，难以撼动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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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499页。
[1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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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 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 Volume 2．。
第四章 美国：金权的“圈里人”。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希夫与日俄战争。
新圈子与老圈子。
「本章导读」。
美国历史最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步。深受宗教迫害的人们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涌入这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白手起家。美国没有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也没有欧洲大陆几千年创造出的市镇、乡村、港口、桥梁、公路等基础工程的家底，这是一个几乎永远都无法满足其胃口的资本与人力需求极度旺盛的市场。
极端丰富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和高度稀缺的资本三大因素汇聚在一起，终于创造出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的金融生态环境。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偏执疯狂的宗教压迫，这是一块国际银行家们天赐的乐土。金权在这里野蛮生长、肆意扩张、日渐粗壮、遮天蔽日。政权对金权从压制到控制，从抗拒到默许，从排斥到联合，从合作到顺从，社会从王权下的无法无天，发展到金权专政下的有法无天。
金权是个好东西，为了达成目的，它更多使用诱惑而不是强迫，它更在乎激发人内心的欲望而不是仅从外部施压，它强调利益均沾而不刻意区分敌我。
在整个19世纪，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国际银行家族，他们中间最为眩目的就是犹太国际银行家族，这些家族包括：赛利格曼（Seligman）、贝尔蒙特（Belmont）、希夫（Schiff）、库恩（Kuhn）、雷波（Loeb）、沃伯格（Warburg）、斯佩尔家族（Speyer）、雷曼（Lehman）、高曼（Goldman）、赛克斯（Sachs）。这些家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来自德国。如果我们说今天的华尔街90％的金融权力都掌握在犹太银行家的手中，那么这些家族就是他们力量的根源。明白了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才能对今天所发生的金融海啸和其他国际金融动向有一个基本判断。
毕竟，社会是许多由人组成的不同圈子所构成；毕竟，每个圈子里都由无处不在的人脉所串联起来；毕竟，这是一群能量非凡的人组成的圈子。
「赛利格曼：从小商贩到国际银行家」。
19世纪20年代的赛利格曼家族，仍然在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经营货币兑换这种犹太银行家族的看家生意。德国当时还不是个统一的国家，由30多个邦联小国组成，这些小邦国的货币体系又自成一体，南来北往的客商携带着不同的货币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约瑟夫·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家族的小神童，8岁时就帮助大人们在银行打下手，他在收钱的时候很快发现各地区钱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小约瑟夫的本事比他的年纪长得快，12岁就开始走街串巷，逐渐成长为一个精明的钱币兑换商。他的主要生意就是帮助外地客商把带来的其他地区的金银币兑换成本地的货币，然后再把买进的外地货币卖给那些准备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经商的本地人，从中赚得一点点差价。通过货币兑换生意，小约瑟夫开始了解到外部世界的经济信息和地理情况，包括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巴伐利亚的传统手工业者在大工业浪潮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工作机会，当地的手工业发展也日渐萧条，越来越多的当地犹太人纷纷漂洋过海到美国新大陆去讨生活。
1837年7月，年仅17岁的约瑟夫带着母亲在他内裤里面缝进的100美元，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纽约，正好碰上了美国1837年大萧条，年轻的约瑟夫开始了艰辛的美国起家历程。纽约的股票崩盘和经济衰退使得约瑟夫很难在那里立足，他不得不一路向西走到宾夕法尼亚才算落下脚来。他从收银员开始做起，每年的工资不过区区400美元。
约瑟夫是一个极端注重观察生活细节的人。在做收银员的时候，很多农场主偶尔赶着马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小镇上的集市采购东西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边留心观察一边详细记录这些农场主买的每一件东西和它们的价格，晚上回家仔细分析。经过一年的时间，他构想出一套自己的商业模式，如果带着农场主们所需要的商品上门推销，为他们省却长途跋涉的劳苦，那么客户们是愿意为此多付一些钱的，而他赚的就是这个“增值服务”。主意已定，约瑟夫马上买了一些镜子、戒指、刀具、小珠宝、手表等价值高重量轻的小商品装入背包，开始徒步行走在宾夕法尼亚的旷野村镇之间，上门推销商品。他的商业模式被证明大获成功，不到半年就挣到了500美元的第一桶金。他赶紧将德国老家的亲戚们召集过来，几个兄弟一起开始了行商生涯。不久，赛利格曼兄弟们又合伙开了一间自己的杂货铺，开始了坐商生意。长期的推销练就了赛利格曼兄弟的如簧口舌，他们对生意的名言就是：“卖给客户需要的东西算不上做生意，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东西才是做生意。”
由于机缘巧合，约瑟夫很早就认识了当时在第四步兵师服役的西蒙斯·格兰特。格兰特当时的驻扎地就在赛利格曼杂货铺的附近，格兰特经常溜达到赛利格曼的铺子买几样好看的首饰给他的未婚妻。很快，约瑟夫和格兰特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谁能想到这个格兰特就是日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名将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第18届总统。[1]。
约瑟夫的杂货铺在过去若干年的经营中，已经开始涉及简单的银行基础业务，比如根据客户的信用进行赊账，买卖几笔欠条，甚至收取一些客户的存款，并为其开设一个账户，用以支付货款。
约瑟夫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在经营杂货铺的过程中，他突然悟出买卖商品和买卖金钱有巨大差别。在商品买卖行为中，只有在杂货店开门并能卖出商品时，才能赚取利润；反之，如果商品没卖出去，那么就处于占用资金的闲置状态，甚至是处在负债的状态之下。但是金钱就不一样了，金钱24小时永远处在活跃状态之中，其买卖交易和店面开门时间没有关系。因为产生利息，金钱一旦开始工作，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无需休息中断，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自主永动”。约瑟夫终于悟出金钱是可以更快创造更多财富的最美妙商品。
经过15年的积累，赛利格曼兄弟有了一些积蓄，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悟通“钱理”之后，约瑟夫极力主张应该向银行业进军。于是兄弟们收拾停当，动身前往纽约投身一个令所有犹太人向往的行业——金融业。此时这几个杂货铺店主自己也预料不到，短短十几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级别的国际银行家，深刻影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与外交政策。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美联储”」。
与赛利格曼同期到达纽约的还有一个在历史书上留名的人物，他就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贝尔蒙特也是犹太人，比约瑟夫·赛利格曼大3岁，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贝尔蒙特13岁时，就到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银行作免费学徒。他脾气暴躁、举止粗鲁、放荡不羁，却是个天资聪颖的金融奇才。初进罗斯柴尔德银行从扫地工做起的贝尔蒙特，没过多久就积极提出各种工作建议，展露不凡的才能，很快被特许旁听只有合伙人才能参加的重要会议。可惜贝尔蒙特身上野气十足，举止完全没有贵族风范，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罗斯柴尔德面上无光。罗家慧眼识珠，不拘一格用人才，把年轻的贝尔蒙特转派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做管理工作。贝尔蒙特21岁时被派驻古巴的哈瓦那，不久即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代理人的身份来到纽约发展。[2]。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跨大西洋贸易急剧增长，纽约迅速蹿升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西部地区的小麦、面粉、棉花，大量涌入纽约出口到欧洲，同时欧洲的工业品也经由这里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商业与贸易的空前繁荣在信用、融资、贴现、清算、保险、外汇等方面对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纽约，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汇票集中贴现，信用额度密集交易，巨量资本频繁流动。欧洲雄厚的资本经由纽约的债券市场滚滚涌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1792年建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甚至比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还要悠久，美国重量级的公司纷纷在这里上市，每年高达数亿美元的股票在此间易手。这一切带动着金融业飞速发展，纽约很快成为波士顿和费城之后的第三大中心城市。
与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纽约没有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等传统新英格兰大家族盘根错节的势力所形成的僵化与死板。传统家族在这个年轻城市里，并没有占到明显的优势。波士顿和费城的主流经济基本上都被老牌大家族垄断，风格严密而呆板。如波士顿的卡波特·罗威尔·劳伦斯家族集团，主要通过金融来控制纺织业，李·希金森·杰克逊家族则控制着货币市场，这两大轴心基本掌控了波士顿地区的经济。费城则有数家全国大型商业银行，被汉密尔顿家族、莫里斯家族和威灵家族垄断。这三大家族对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控制力延至今日不衰。
而在年轻且富有朝气的纽约，传统家族并没有占到明显优势。纽约出现了金融业的空前机遇，这就是诸多犹太银行家在纽约上岸，立下根基，以此为起点逐步成长为美国决定性金融力量的历史渊源。
贝尔蒙特到达纽约的时候，正好也迎头赶上1837年美国大衰退的爆发。不过贝尔蒙特与赛利格曼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他的后盾是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庞大金融资源。贝尔蒙特甫到纽约，一出手就震惊了金融界。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在一片狼藉的纽约股票市场上，狂扫被低价抛空的债券和股票。而当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令他们起死回生。[3]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被杰克逊总统关闭后，罗家控制下的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再度被废。此时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已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拯救濒于失败的银行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24岁的贝尔蒙特居然发挥着类似今天美联储的功能。事实上，他背后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才是真正控制着美国信用和资金流动的“远程美联储”。
「纽约的上流社会」。
几乎一夜之间，贝尔蒙特一跃成为纽约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能够调动的资金规模之大，不仅震撼了纽约金融界，也惊动了美国政府。贝尔蒙特立时成为纽约新星，频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既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也能说标准的意大利语，还能说奇特口音的法语。当时被欧洲人认为粗鲁庸俗的纽约，还没有进化出一种高贵的生活品位和贵族风范，分不太清楚各种口音之间的差别，顿时将贝尔蒙特惊为天人。
彼时的纽约正处在暴发户急于寻找自身定位的阶段，社会各阶层初步形成阶级划分。纽约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礼仪、穿着、社交圈子和上等派头。各种各样的礼仪培训班多如牛毛，比如教导喝汤不要出声音，在公共场合不要挖鼻孔，不要老盯着陌生人看，不要随地吐痰等等。
治理随地吐痰很是紧要。在纽约剧院里看完戏，坐在前排的女士往往发现裙子后身被后座吐的痰弄得一塌糊涂。欧洲的旅行者来到纽约，简直被这经历吓坏了，没想到纽约的社会秩序如此混乱，礼仪如此差劲，完全就是个蛮荒之地和文化沙漠。纽约的上流社会也对此痛心疾首。
此时，来自欧洲，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熏陶，举手投足皆不同凡响的贝尔蒙特闪亮登场了。他马上被上流社会视为典范，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处事方式，甚至他的口音都成为上流社会男士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贝尔蒙特还引领了纽约社交风气的潮流，比如他所创造出来的“漫不经心的无所谓”社交态度，在纽约上层社会被广泛效法。如果晚饭邀请时间是7点钟，贝尔蒙特很少在9点之前出现。按照贝尔蒙特的贵族态度，准时赴约不过是一种对于粗鲁人的礼貌。
贝尔蒙特在引进欧洲贵族习俗方面经常产生轰动性效果，决斗就是他的拿手好戏，超速提升了知名度和社会等级感。贝尔蒙特特别注意挑选决斗的对手，对方必须出身高贵家族。贝尔蒙特曾经挑选了查尔斯顿的海沃德家族的儿子进行挑战，起因是海沃德在一个餐馆跟女友聊天的时候，曾经八卦到贝尔蒙特的出身，他暗指贝尔蒙特是犹太人，这点激怒了贝尔蒙特。在决斗中没有人死亡——贝尔蒙特的大腿中了一枪，不过因为决斗对手是海沃德家族的后裔，这一枪就伤得很值。他在美国上流社会里的光辉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再加上媒体的鼓噪和公众舆论的好奇，贝尔蒙特眼疾手快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贵族的品牌形象。
贝尔蒙特在纽约生意做得大而红火。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资本在他的运作下，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国债市场。1844年，贝尔蒙特刚到美国7年，就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派驻奥地利公使。美国政府看中的是贝尔蒙特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渊源，也想离资本的源头更近一些。
贝尔蒙特如此年轻就这么有影响力，当然引起了纽约各个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极大的好奇心。贝尔蒙特自己又极其不愿谈及身世和过去的经历，于是种种风言风语在上层社交界流传，说他能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此青睐，可能是罗家的私生子。
不过，贝尔蒙特在真正的贵族眼里，只是个新富烧钱的暴发户。时尚社交圈并非上层社会，美国真正的顶级贵族阶层还是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领主。1629年到1640年间，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作为最早在美国殖民的机构，把纽约附近哈德逊河两岸的土地直接分封给了这些大家族。这种分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体制，大庄园领主家族具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庭，成立执行一定政府职能的管理机构。租用土地的人将为领主提供劳役和缴纳税收。美国殖民时代并不实行王国体制，没有皇帝和国王。这种大庄园领主制度产生出美国最早的一批贵族，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家族。当时纽约著名的重量级大庄园领主家族，包括早期的万恩、罗斯雷尔、阿斯特以及后来居上的克斯特和莫里斯，同属美国最重量级的大家族。[4]。
虽然贝尔蒙特背后站着罗斯柴尔德，富甲一方，但作为新贵的小贝站在这些大庄园领主贵族面前时，还是显得心虚气短和自惭形秽。这些大家族每年都要在顶级宾馆召开几百人的聚会活动，一纸邀函是真正“上等人”的身份证。贝尔蒙特从未获过邀请，对此他大为恼怒。有一次他直接闯进了邀请委员会威胁说：“我已经调查了你们这些人的所有账户，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要么我今年得到你们聚会的邀请，要么等聚会一完，我就让你们都成为身败名裂的人。”贝尔蒙特用近乎威胁的手段，强行要求加入大家族聚会。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收到请帖。但是当他盛装前往所谓的聚会场所时，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他成了被邀请的唯一的客人。
尽管华尔街银行家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融入美国最顶端的社交圈子时，还是不灵。此事对贝尔蒙特刺激很大，他左思右想，决定通过通婚的方式进入核心家族圈。贝尔蒙特精心挑选自己的未婚妻，就像挑股票、葡萄酒，或者决斗对手一样，经过了家族权势和宗教背景等严格考虑和仔细筛选，最后选择了卡罗琳·佩里作为未婚妻。
佩里家族本身不是特别富有的家族，但绝对算得上社会名流。佩里家族能够给他带来的是金钱所买不到的社会地位。卡罗琳的父亲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也是后来打开日本大门，迫使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的那位著名的佩里将军。她的叔叔是1812年美英战争中的著名将领。这次通婚大大提高了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纽约的核心家族再也不能嘲笑他只是有钱的土大佬，贝尔蒙特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
「国债大王赛利格曼」。
赛利格曼在国债销售中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5]————W. E. 达德，历史学家兼美国驻纳粹德国大使。
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掌门人，约瑟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精确到位。他对于任何浪费时间的行为和动作，都毫无耐心，工作和生活细节中充满了运筹学的理念，在做每一件事之前，他会仔细考虑做事的顺序，按照难度、时间、交叉的程度，精确安排。他能够同时处理多种不同信息和思路，并且用立交桥的形式在大脑中构筑出复杂的计划和概念。在保证多样化处理复杂事件的高度效率和计划性的同时，他还能够在整体上做到让这些事件互不干扰，相互独立。这种立交桥式的信息处理能力特质为众多成功人士所共有。
约瑟夫性情急躁，能量充沛，身体像公牛一般强壮，从不知道疲倦。他的行为举止处处透射出威严、权威性和控制力，让人望而生畏。
赛利格曼兄弟准备进军美国银行业时，美国正处在“自由银行时代”。从1837年到1862年，随着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被废，美国开始了一段自由而混乱的银行时代，社会公众可以自由申请开办银行。当时的纽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银行家，唯一的要求就是穿着打扮要像一个银行家。
从1852年开始进入银行业，赛利格曼一直从事传统保守型业务。当时美国的铁路业空前繁荣，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铁路和西部概念股票价格飞涨。投机者以这些股票做质押来申请新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又被用来购买股票，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导致整个纽约股市不断地疯狂上涨。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也大力放松银根，纽约的商业银行紧随其后，在宽松的利率环境中，金钱唾手可得，消费者挥霍无度，市场一片繁荣，投资人冒险的热情被彻底激发起来了。
当时的纽约充斥着暴发户的氛围，女人们攀比着装奢华，私人聚会较量品位档次，豪宅广厦鳞次栉比，整个社会生活充满了挥霍、攀比和炫耀。股票市场上产生的泡沫财富幻觉使得纽约人早已忘却了风险二字。股票市场上铁路公司的股价连番上涨，连很多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的铁路，股价也从周一的25美分，疯狂飙升到周末的4000美元一股。当然，和任何一个泡沫繁荣不可持续的疯狂情形一样，所有泡沫肯定是要以破裂告终的。在泡沫破裂之前，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赛利格曼及时卖光所有股票，只留了一少部分债券。当1857年突如其来的股票大暴跌从天而降，纽约大批商业银行顷刻倒闭，唯一没有受太大损伤的就是赛利格曼的银行。
不过，1857年的衰退来得急去得也快。由于1858年加州发现大金矿，价值800万美元的黄金运抵纽约，相当于纽约银行危机前持有的黄金总量。两个月以后，纽约的黄金拥有量就上涨到了2800万美元。危机前，罗斯柴尔德通过贝尔蒙特向美国市场上一共放贷了1000万美元，当他收紧贷款的时候，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盘。而短短一年后，由于大量黄金的涌入，罗家的1000万贷款在一天之内就被轻松清偿了。[6]。
南北内战爆发后，赛利格曼家族开始和联邦政府打交道，主要是承接政府军服方面的合同。当时美国政府支付的是林肯绿币，这是一种美国政府自己发行的利息为5％的债券货币，可以直接用于流通。由于林肯绿币没有黄金作为支撑，战争初期北方又连吃败仗，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的林肯绿币流通量越来越大，赛利格曼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林肯绿币。但他在生产过程中以林肯绿币支付各种费用时，常会遇到麻烦。赛利格曼开始动脑筋，他计划在欧洲市场将林肯绿币作为债券销售，套取黄金。
当时欧洲市场上林肯绿币的收益率高达7.3％，如此高的收益率使得市场普遍认为北方政府情况非常不稳定，战局前景不明朗。赛利格曼将他在欧洲市场上所有能够动员的人脉关系全部发动起来，帮助他销售林肯绿币。一开始销售量不是太大，后来随着北方军事情况逐步稳定，绿币的销量也日渐上涨。赛利格曼进一步在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其他欧洲各大市场促销绿币，越到战争后期绿币销量越是惊人。随着持有北方债券的人数上升和战局对北方日渐有利，欧洲市场对北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与日俱增。毕竟谁都不希望北方的债券变成废纸。赛利格曼无意之间成为美国政府在欧洲最得力的外交活动家。
美国从1862年2月到1864年6月期间，一共发行了5.1亿美元的林肯绿币和部分国债，其中有2500万卖到海外，赛利格曼一个人就包销了其中大半，并且对剩余部分的销售也贡献颇大。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赛利格曼对于美国国债和林肯绿币在海外销售起到的作用，甚至相当于美国北方军队在葛底斯堡挡住了南方李将军的进攻。其实无论欧美，在历次战争中的金融动员能力都相当于古代战争中的粮草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战争永远打的是钱粮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至此，赛利格曼从杂货铺老板进军银行业仅仅12年！堪称创造了国际金融史上的奇迹。不过，赛利格曼在此期间受到了很大刺激，他亲眼目睹了罗斯柴尔德和其他欧洲重量级犹太银行家族在金融市场和政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能量，产生了成为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冲动。他梦想着建立一个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样庞大的金融帝国。
1865年美国政府准备发行另外一批4亿美元的国债，赛利格曼此时已成为华尔街犹太银行家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他将后续从德国移民到纽约的新兴犹太银行家族组建成一个承销团，准备承销其中5000万美元的规模，这在当时的华尔街是个天文数字。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和美国政府就承销团达成协议，赛利格曼公司就独自出面承销国债，最终他们卖出了创纪录的6000万美元！
赛利格曼顿时成了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在华盛顿的声誉如日中天。这场战争在成就了赛利格曼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贝尔蒙特的地位。林肯总统原本将债券销售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贝尔蒙特身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乐于看到美国分治以便从中获利，所以将国债承销折扣压得太狠，逼得林肯转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名之辈赛利格曼。由此，贝尔蒙特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大受冲击。
志得意满的约瑟夫准备开始实施他的伟大战略。就在南方李将军投降的同时，约瑟夫把他的兄弟们召集在一起，开始组建赛利格曼国际银行网络。他的计划基本上是罗家60多年前的翻版。赛利格曼准备建立一个以美洲大陆为中心，辐射全欧洲的银行网络。每个兄弟都被派往一个欧洲城市，威廉·赛利格曼喜欢美酒佳肴，于是被派到巴黎；亨利·赛利格曼在德国的时间最长，所以受命前往法兰克福；伊萨卡·赛利格曼是赛利格曼兄弟中第一个见到林肯总统的，他被遣往伦敦。临行前约瑟夫千叮咛万嘱咐，要尽一切努力见到罗斯柴尔德男爵，以便建立直接的商业关系。此时的约瑟夫虽然雄心万丈，战绩辉煌，但还徘徊在欧洲国际银行家的圈子之外。
「赛利格曼力撼财政部长」。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富有家族迅速崛起，但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却不妙。1866年，美国国库只剩大约1亿美元，而公共债务在战争中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准备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发行10到40年的长期国债来偿还短期的债务。赛利格曼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债销售明星，在长债的发行上也承揽了一大块业务。
赛利格曼在林肯总统时代，跟三任财政部长的关系都不错。1869年上任的总统格兰特更是约瑟夫·赛利格曼在宾州开杂货铺时就结识的铁哥们儿。格兰特总统甚至私下找赛利格曼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约瑟夫虽然能力不成问题，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婉拒了格兰特总统的邀请。不料，后来格兰特总统任命的新财长乔治·波特威尔成了约瑟夫的对头。他们的关系一开始还不错，共同制订计划，对财政部特别是国债延展，货币稳定，建立美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其中两个方面的共识至关重要，第一就是美国重新恢复金属货币体系，停止林肯绿币发行；第二是战争已经结束，政局稳定，美国政府债券高达6％的利息过高。
请注意，此时的约瑟夫并没有一官半职，居然能够和财长共同讨论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见约瑟夫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之深。比如6％的国债利息定价，涉及到30多亿美元的庞大债券市场的价格走向，赛利格曼家族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又是债券市场的大玩家，其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却畅行无阻，这样的局面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
赛利格曼家族每做出一个判断和说明，整个美国债券市场都要仔细倾听，因为每一个基点的变动，在规模巨大的债券市场上都意味着生意的成功或失败。赛利格曼家族和财长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债利息应该被确定为5％。[7]。
但是当波特威尔向国会上报债券发行计划时，利息不再是两人说好的5％，而被调整成了4.5％。约瑟夫闻讯勃然大怒，波特威尔竟然没有事先通知他，就擅自将利息下调为4.5％，中间差了50个基点之多。怒不可遏的约瑟夫径直冲到波特威尔的办公室大声抗议，他认为利息太低而且降得太快，强调这么低的利息在欧洲市场是卖不动的。作为承销商，国债利息定得越高销售越容易，承销费也就越好赚，4.5％的国债利息大大提高了销售的难度，降低了赛利格曼家族的利润空间，难怪他如此愤怒。不过，波特威尔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下降50个基点将大大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间接减少全体人民的税负，利国利民。作为财政部长，他也完全没有义务事先向华尔街银行家请示汇报。理论归理论，波特威尔触犯了国际银行家们定下的“潜规则”。
不要忘记，谁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约瑟夫作为券商敢于冲到美国财政部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金权至上的西方，其实再正常不过。华尔街制定方针，华盛顿执行政策，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约瑟夫坚称如此低的国债利息，不仅在欧洲市场没法销售，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卖不动。但是波特威尔的态度不容动摇，30亿美元的国债，每节省50个基点就是节省1500万美元的政府开销，要知道当时美国财政部全部家底只有区区1亿美元！波特威尔冷冷地说：“我已经决定了，4.5％的利息非常合适。”约瑟夫愤怒得无以复加，直截了当地告诉波特威尔：“你是个笨蛋，非常愚蠢！”。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约瑟夫马上给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亨利写信，让他打听德国银行家是否愿意接受波特威尔的报价，与此同时，他命令在巴黎的另外一个弟弟威廉，去了解巴黎金融市场的反应。结果巴黎的马列特、米腊博、霍廷格家族的反应与约瑟夫的完全一致，波特威尔的低息国债销售是不可能在欧洲发行成功的，5％是最低的底线。
但是波特威尔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拒绝向国际银行家让步。约瑟夫由于跟欧洲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共识，所以也坚决不让，而且开始游说国会议员，试图让他们出面劝诫波特威尔停止“荒唐”的做法。结果波特威尔被激怒了。他抗议说，约瑟夫对政府事务的干涉是没有任何授权的，更不应该去直接干涉国会决策，很快两人的敌意就变得公开化。很明显，谁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谁就可以要挟政府，甚至直接和政府进行对抗。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还是美国国会作出妥协，1870年7月14日和1871年1月12日国会授权两次国债发行，总额是15亿美元。这个发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波特威尔的方案，15亿中间只有2亿按照5％的利率发行，算是给赛利格曼家族一个面子，其余部分的利息甚至比波特威尔提出的4.5％还要低，仅为3.5％。这使约瑟夫受到了重创，非常郁闷，他觉得被人利用了。其实，波特威尔找约瑟夫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约瑟夫金融方面的专才，帮他设计出一套计划，最后他做调整的只是发行债券的利率，而其他部分仍然延用了约瑟夫的方案。作为补偿，赛利格曼家族应该拿到这5％利息的2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市场人士也是如此认为的，华尔街众多债券承销商蜂拥而来，找到约瑟夫要求做分销商。
谁也没有想到，美国财政部给赛利格曼家族5％国债承销额度仅1个亿，比他们期望的2个亿少了一半。1871年3月，巴黎的威廉·赛利格曼在给朋友的信中气愤地说道：“昨天晚上我被电报的内容完全震惊了，波特威尔在欧洲任命了承销美国债券的代理人，在这些公司清单中，赛利格曼甚至不在承销商之列。这与我们相信的事情完全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被政府玩弄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般忽视我们存在的事实，这种待遇如此之不公正，到底是因为波特威尔对我们存有私人怨恨，还是对我们缺少信心，或者竞争者使了一些阴谋诡计？”[8]。
波特威尔财长也在权衡利弊，经过思考，他还是决定让赛利格曼家族进承销团，但是只是普通成员，而不享有任何特殊待遇。赛利格曼家族在受到这种“羞辱”之下，断定国债销售肯定会失败。由于他在国际银行家圈子的深厚人脉关系，他的这个“断言”果然应验了，整个债券销售情况极差。最后波特威尔甚至不得不直销没有卖出的债券。这种试图绕过国际银行家苦心经营的金融渠道的办法，在市场上遭到了国际银行家的集体抵制，大部分债券根本卖不动。无奈之下，波特威尔只能邀请赛利格曼家族加入伦敦和纽约两个承销银团。债券果然热销了。最后格兰特总统非常高兴地宣布，这次债券发行，确立了美国在海外信用的建立。
「赛利格曼：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南北战争期间，在巴黎坐镇的威廉·赛利格曼就曾试图与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建立联系，约瑟夫自己也曾经到伦敦试图接近罗家，但是罗家保持着冷淡态度。1874年，约瑟夫向格兰特总统新的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雷斯托申请承销价值2500万美元的新一批国债发行。自前任波特威尔发行国债不顺以来，布雷斯托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承销团来承担此次发行，他向约瑟夫强烈暗示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来挂帅承销团。
但是，约瑟夫有自己的考虑，他自己就想成为另一个罗斯柴尔德。他压住自己的脾气，很礼貌地反问，罗斯柴尔德家族进承销团的意义何在？他在提示南北战争期间，罗家拒绝协助北方债券销售一事。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10年，战时罗家的“劣迹”在人们脑海里逐渐淡去，布雷斯托仍然力主罗斯柴尔德进入承销团。
万般无奈之下，约瑟夫只好给兄弟写信道：“现在总统和布雷斯托先生都非常渴望和非常焦急地希望我们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做这次（国债）承销。就像他们所说，如果联合在一起，没有人能与我们这样一种（强大的）组合相竞争。但我担心傲慢自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把我们当成平等的伙伴。”约瑟夫当时的顾虑也是实情，虽然美国发展很快，自己也已成为华尔街最牛的投资银行家，但面对国际金融业的老大罗斯柴尔德，约瑟夫还是觉得心虚气短。
罗斯柴尔德作为国际金融业的霸主，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是不能以他们为主导的业务，罗氏机构一概不予参与。财政部长布雷斯托跟罗家直接联系上了，罗家回应也很简单，如果请罗家来做主承销的话，他们要拿到份额的5/8，然后赛利格曼和其他一些所谓的可靠银行，可以分剩下的3/8。
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有点气不过，明明是自己手拿把攥的生意，罗家寸功未立，上来就拿大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马上去和罗家讨价还价。约瑟夫提出，如果能够把赛利格曼的名字加入承销的所有广告，与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同出现，那么他可以考虑罗家的条件。毕竟和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承销团的广告上，这标志着赛利格曼家族正式进入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少赚点钱倒在其次。
罗斯柴尔德的回答简单利落：不行。罗家根本就没有考虑广告的问题，不过现在既然赛利格曼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说清楚。罗家的态度毫无回旋余地，赛利格曼家族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广告中，一点都不行。此时的约瑟夫既恼怒又紧张，他给伦敦的兄弟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如果到下个星期，罗斯柴尔德家族还不接受我们的名字上广告与他们家族的名字并列的话，这时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升温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加压力。因为我不相信布雷斯托能够忽略我们，而把这么大一笔贷款只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竞标中能够超过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为美国政府所用，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却不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回复布雷斯托的信中说道，罗家可以考虑把赛利格曼的名字放在广告上，前提是赛利格曼同意拿更小的承销份额：2/8。约瑟夫权衡利弊，左思右想，他认为从声誉地位的角度看，如果赛利格曼的名字能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字并列，产生的品牌效应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将非常巨大，似乎值得一搏。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多拿一点点份额。于是他再次提出一个新报价，向罗家恳求，能不能比2/8稍微再多一点点，如在2/8和3/8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具体说就是31.25％。如此婆婆妈妈的纠缠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不耐烦，答复道，如果约瑟夫愿意的话，可以拿28％的发行份额，然后把他们的名字放到广告上，当然这个名字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面。
约瑟夫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还是妥协了。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能够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来竞标，尽管我们28％的份额是小了一点，但我还是决定同意。”
伦敦的伊萨卡·赛利格曼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条件，作为赛利格曼家族的代表，满怀敬畏和紧张去拜见罗斯柴尔德。伊萨卡见过大世面，早在10年前的1864年，他就成为了美国总统林肯的座上宾。不过他此时见罗斯柴尔德的心情比见林肯总统时更要紧张和复杂。伊萨卡要见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就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此公也是一个倔人，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8年但一直拒绝宣誓。因为在宣誓时，他坚持使用《旧约》而决不用《新约》圣经，这一做法违背了英国议会的传统，在英国议会中形成很大的争议。双方僵持不下的结果是，莱昂内尔在英国议院做了15年议员，始终没有说任何一句话。莱昂内尔的强势性格可见一斑。
伊萨卡在一个星期六造访了莱昂内尔。按照犹太教规，星期六是不能工作的。莱昂内尔对来访的伊萨卡说道：“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犹太人。因为你星期六还要做生意，我星期六是不做生意的。”这是莱昂内尔表达轻慢的方式。伊萨卡环顾了一下房间，他看到莱昂内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文件，就回答说：“男爵殿下，我认为您在星期六这一天做的生意比我一个星期都多。”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当天晚上伊萨卡在给约瑟夫的信中说道，老罗斯柴尔德态度还算比较友好，如果他愿意的话，双方的关系可以拉得更近一些。现在伊萨卡终于打破了罗斯柴尔德的坚冰，进入了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约瑟夫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写了3页的回信，极尽溢美之辞称赞罗家。他让伊萨卡务必让莱昂内尔读到这封信。在信中，约瑟夫半掩半露地向罗家抛绣球，试探说罗家若在纽约与自己合作，会强于与贝尔蒙特那样的人为伍。他大力自荐各方面的能力和才干都远远高于贝尔蒙特。
赛利格曼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上手之后，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极大的心灵满足。他在给伊萨卡的信中写道：“这回摩根和左格索家族表现得非常嫉妒，一方面是我们拿到了这笔生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让他们明显地有醋意。”
1874年秋，莱昂内尔请伊萨卡·赛利格曼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传递了一个消息，55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即将开始销售，罗家建议承销团应该由罗斯柴尔德、摩根和赛利格曼三个银行家族联袂组建。这也是第一次贝尔蒙特既作为罗斯柴尔德，又作为赛利格曼两家银行共同的代理人登台。伊萨卡毫不迟疑地同意了，这意味着赛利格曼从此正式跻身全世界最为强大的金融圈子。
此时，在纽约和欧洲形成了罗斯柴尔德、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和摩根四位一体的国际银行家族大联盟。此联盟成功而强势，以至于1880年前后，整个华尔街都在抱怨伦敦、德国这些银行家基本上垄断了整个美国的债券在欧洲的销售。当然，他们的确几乎全部垄断了美国债券在欧洲的销售。这个时候赛利格曼开始被人们称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
自从林肯绿币发行以来，国际银行家视林肯搞的货币改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877年，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来到华盛顿与财政部长谢尔曼商议如何废除林肯绿币，约瑟夫和贝尔蒙特是其中的主力。谢尔曼请他们两人各自拿出一个计划书，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政府平衡预算，滚动政府债务。两位高人随即分别提出了建议，不约而同地主张最终废除林肯绿币。
一个星期以后，谢尔曼给约瑟夫捎了一个口信，称赞他的计划非常出色，也是最为精密而实用的，将被政府采纳。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为林肯绿币建立40％的黄金储备，用金币来支付林肯绿币的利息。这一方案实际上将林肯绿币发行跟黄金锁在了一起，其实质是限制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同时又不事张扬，这是一个精巧高明的设计。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黄金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牢牢地控制着。世界上但凡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其中央银行并非是最后的货币权威，掌握着世界黄金矿产、交易和流向的罗家才是它们真正的后盾。黄金作为货币具备天然的优势，如何打破黄金的垄断才是问题的要害。
1881年7月2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第20任总统加菲尔德在首都华盛顿遇刺，被送到白宫医治，病情一度稳定下来。9月6日，为了“避暑”，加菲尔德总统被送到了赛利格曼在新泽西的别墅中“透透气”，结果病情日益恶化。9月19日10点35分，加菲尔德总统在赛利格曼的别墅去世，总统在赛利格曼家中住了大约13天。[9]。
这是一段极为罕见而存疑的历史，遇刺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并不是死在医院，也不是逝于白宫，最后去世之处是在赛利格曼的家中。美国总统一般不应该，也不会到某个私人家中去治病，他要么留在医院，要么待在白宫，特别是总统在遭到刺杀的情况下，安全更是第一要素。这应该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安排。加菲尔德总统和杰克逊总统一样，都是美国私有中央银行制度坚定的反对派，而赛利格曼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显然是私有中央银行最有力的鼓噪者。
「赛利格曼：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约瑟夫·赛利格曼死后，他的弟弟杰西·赛利格曼成了家族银行的新掌门。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用运河连接两大洲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构想随即出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开凿一条巴拿马运河，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将大大缩减从太平洋到美国东海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毫无疑问，这一设想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杰西·赛利格曼就是项目的主要推手，他帮助筹建起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来具体运作此项目，赛利格曼银行负责公司的股票发行。当时的法国公司极其渴望用赛利格曼家族品牌进行融资，不惜一次性支付30万美元作为特殊的品牌使用费。巴拿马公司的承销团很快在美国建立起来，赛利格曼、左格索、摩根联手作美国股票发行的承销商。在法国负责销售的是赛利格曼的法国分支和巴黎银行。
最初估算建造运河的成本为1.14亿美元，股票发售总额将达到6亿美元，资金看起来绰绰有余。运河建成后归法国政府来管理。当然此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批评该项目引进了欧洲的强权，控制了至关重要的水道，批判赛利格曼出卖美国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多年以前就想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修建运河连通两大洋。从地理位置来看，尼加拉瓜距离美国更近，如果通过尼加拉瓜湖建立连通水道，更合乎工程建设的实际考虑。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一直有美国公司在做前期的勘探工作，只不过危机使整个项目陷入了停顿。此时这两个项目方案不相上下，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赛利格曼和摩根家族力挺巴拿马运河方案，美国部分媒体开始痛批他们把美国利益出卖给法国，另外有些人声称这是犹太人的一种阴谋。赛利格曼在纽约报纸上声称，这是一个私人项目，完全跟国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公司的运作将会得到上好的回报，加之工程中的机器设备都将从美国购买，将确保美国的最大利益。随后，著名的法国英雄德·勒瑟普被隆重推出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负责人。由于是德·勒瑟普主持修建工程，巴拿马运河公司股票在法国销售完全没有碰到问题，在美国市场也卖得一帆风顺。最初的股票发售还被超额认购。
开挖工作即将开始，德·勒瑟普一开始决定修建一座与海平面同等高度的运河，这样就不必使用船闸，大约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他和工程师们已经考察了当地的山区和峡谷，包括瀑布等等自然环境。1884年，尼加拉瓜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运河条约，如果顺利建成，中美洲将会出现两条平行的运河。运河开挖之后，德·勒瑟普很快碰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觉得不得不新建船闸，两边水位之间可能会有落差。在船闸问题上，他又挣扎了2年多时间，最后经过了9年的建设，花光了4亿美元的费用，足足是当初预算的4倍。但是运河工程连1/3都没有完成，整个项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法国英雄被解雇回家了，美国国会开始组织委员会调查，为什么美国投资人花了这么多钱，在运河上遭受了这么大损失，而像赛利格曼和摩根这样的银行家却通过股票承销赚了这么多钱。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杰西·赛利格曼原本打算安排自己的老朋友、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担任运河委员会的主席，工资是年薪2.4万美元，但是格兰特拒绝了这个职位，于是杰西找到了哈耶斯总统的海军部长汤普森。汤普森辞去海军部长职务，接受了这个工作。
调查还发现，赛利格曼还跟众多机器设备商达成了各种协议和合同，这些都构成了国会调查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参议员询问杰西·赛利格曼，为什么汤普森这样的人会被选为运河委员会的主席：“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家，对吗？”杰西回答说：“不，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律师。”参议员接着问：“你曾经把这个位置提供给格兰特将军，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和一个大众崇拜的偶像，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律师或者金融家，或者伟大的政治家，对吗？”赛利格曼平静地回答：“格兰特将军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永远都会特别照顾我的朋友。”
汤普森作为海军部长，在约瑟夫去世后几天，给杰西写了一封信，赛利格曼希望将这封信加入调查的材料中。该信提到：“在我的官方任职期间，我有幸比较了解约瑟夫的个性，我与你们家族银行的第一次接触就是通过他，时间在1877年夏天，当时海军部正好在我的管理之下。彼时海军部的财务状况让人尴尬，主要是欠了贵家族银行几十万美元的债务，而且债务数量不断增加。当时海军部无力偿还整个债务，甚至清还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此事已经给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和尴尬，也对海军部的服务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影响。当约瑟夫·赛利格曼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立刻建议把全部债务展期到下一个财年，并且允许（海军部）继续借债。他的提议非常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我当时充满了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这样我们的海军部才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这个条子写得及时而有力，拯救了处于舆论困境中的赛利格曼。最终国会调查没有发现赛利格曼等人有什么错误行为，但此事对赛利格曼家族的声誉和华尔街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国会决定立刻开始修建尼加拉瓜运河。[10]。
正在双方对运河走哪条线进行激烈争吵的时候，赛利格曼找到了国会的内线朋友，其中包括马克汉纳参议员——研究确定运河线路委员会的领导者。赛利格曼请求马克汉纳参议员提议国会暂时先不要做决定，直到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参议员答应了，国会也同意再等一等。但是结果令赛利格曼大失所望，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完全倾向选用尼加拉瓜线路。绝望之中，赛利格曼家族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名叫菲利普·邦内弗瑞拉（Philippe Bunau-Varilla）的人来进行游说活动。[11]。
菲利普从10岁时就梦想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当听到德·勒瑟普在苏伊士开挖运河成功之后，他的想法愈加强烈了。当赛利格曼找到他，菲利普毫不犹豫地同意接受这个工作。此人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到处进行密集演讲。可惜菲利普在美国几个月的游说还是不管用，国会最后仍然一致投票支持走尼加拉瓜线路。在赛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之下，菲利普进入了最后关键性的游说活动，试图扭转参议院的决定。菲利普几乎是近于疯狂地游说巴拿马线路的优势，举行了多场激情洋溢的演讲。这种激情实在过分夸张，以致让法国驻美使馆认为菲利普已经疯掉了，紧急通知菲利普在巴黎的兄弟。他的兄弟急急忙忙从巴黎赶到美国，发现菲利普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在巨额金钱的刺激之下，菲利普已经进入了偏执状态。
正在这个紧急而微妙的时刻，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圣文森火山爆发了。圣文森火山在西印度群岛，火山爆发使数千人丧命。在此之前两天，一个号称是死火山的皮利火山也爆发了，死亡3000多人。尼加拉瓜有火山，巴拿马却没有。菲利普突然灵光闪现，像被注入了大剂量的兴奋剂，马上冲向邮局，在邮票专卖店里，找到了一枚5比索的尼加拉瓜邮票，这枚邮票上正是一个浓烟滚滚的火山喷发景象。菲利普如获至宝，立刻买了90张火山喷发的邮票，把它们贴到信纸上，然后把这90张邮票寄给了每个参议员。他随信指出，邮票上的画面就是尼加拉瓜地区有火山喷发的历史证据。此时正是参议院最后投票表决的前三天。赛利格曼和菲利普在焦急等待之中度日如年。参议院最终投票以8票之差倾向了巴拿马线路，赛利格曼欢欣雀跃。菲利普立刻买了更多的火山邮票，寄给了所有众议员，很快众议院也开始调整原先的立场。
赛利格曼和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庆祝，又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新问题。巴拿马当时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哥伦比亚政府已经改变主意，不愿提供运河通道。菲利普马上对哥伦比亚施加压力，使用了大量金钱游说哥伦比亚政府官员，但是哥伦比亚议会还是否决了运河条约。如果哥伦比亚不批准巴拿马建运河的话，赛利格曼就白忙活一场，一切努力都打了水漂，包括救命稻草火山邮票。
近乎绝望的菲利普找到赛利格曼哀叹：“我们全输掉了，什么也没有剩下，除非让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但那将意味着一场革命。”杰西·赛利格曼反问菲利普，需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一场革命？菲利普明白了赛利格曼的意图，立即召集一帮巴拿马的分裂主义分子讨论革命的计划，并着手核算革命的成本。巴拿马分裂分子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至少600万美元来支付给当地的游击队。菲利普赶紧向赛利格曼汇报，600万美元是爆发革命的最低成本。赛利格曼觉得报价高得离谱，给了个底价，10万美元，而且必须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巴拿马分裂分子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条款。
菲利普得到巴拿马分裂分子承诺后，飞快地跑回赛利格曼的办公室，就在银行合伙人的办公桌上，起草了巴拿马独立宣言和巴拿马宪法。然后他搭上了华盛顿的一趟火车，去见老罗斯福总统，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告诉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答应我一个条件，当革命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战舰会出现在巴拿马附近，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这个美国利益里面也包括赛利格曼的利益。总统只是看了看我没有说任何话，当然，美国总统不可能给我这样一个许诺，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但是他看了我一眼，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换句话说，老罗斯福总统已经默许了这件事情。
1903年革命爆发时，美国的战舰纳西威尔号确实赶到了巴拿马监视着革命的进展情况。纳西威尔号战舰的出现可以被视为美国方面对巴拿马分裂分子的道德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胁哥伦比亚政府放下武器，让巴拿马独立的作用。这一时刻标志着赛利格曼的伟大胜利。赛利格曼家族为了感激他们的功臣和朋友，给菲利普安排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菲利普·邦内弗瑞拉作为一个法国公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巴拿马共和国驻美国的大使。[12]。
此时的国际银行家们，已经有能力制造一场重大革命、国家分裂或者战争，来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巴拿马也就这么奇妙地独立了，事实上，赛利格曼家族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巴拿马之父”。
「希夫的时代」。
雅各布·希夫的家族也是起源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家族，但他的身世与赛利格曼大相径庭。希夫家族可称得上是犹太人中的名门望族。根据犹太百科全书上记载，希夫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源头。希夫家族在法兰克福这边的分支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实际上雅各布·希夫甚至把他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直达所罗门王谱系。希夫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渊源极深，两家有着上百年的交情。18世纪后期，希夫家族一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邻居，共同拥有一栋多层住宅。雅各布·希夫经常说：“我承认，尽管我们家族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么有钱，但我们是更加正统和高贵的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能赚钱的家族，但是希夫家族不仅出了多位成功的银行家，还出了不少出色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希夫家族的历史要远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13]。
雅各布·希夫绝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胸怀大志、才华出众、老谋深算、机敏干练的新一代犹太银行家。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目标异常清晰和执着，18岁时就瞒着父母借口到伦敦旅游，其实在离开法兰克福之时，他就已经准备好独自一人去纽约考察一圈。当他母亲不断接到他从伦敦发来的信件时，希夫本人早已到了纽约。随身带着500美元的希夫很快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决定成立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当准备正式签署协议时，才发现希夫还不够法定年龄。后来，希夫支配欲极强的个性导致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他选择了回德国寻找新的机会。
回德国时，他见到了沃伯格家族的保罗和菲利克斯两兄弟，他们给希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一次见面对于未来的整个华尔街，甚至全世界的金融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国，希夫结识了亚伯拉罕·库恩。库恩和雷波在华尔街成立了库恩雷波公司之后，由于思乡心切，回归法兰克福。库恩一见希夫，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与众不同，建议希夫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于是希夫很快又回到纽约，正式加入了库恩雷波公司。这一年是1873年，希夫正好26岁。
希夫到了纽约之后，深受美国蓬勃的发展形势和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吸引。美国内战以后，随着铁路工业大发展，铁路合并、破产、重组给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1870年前后，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是除了国债之外最大的市场，成为华尔街利润的重头戏，构成整个美国股票交易市场85％的成交量，同时在欧洲也兴起了对铁路股票和债券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一大批银行家富豪。当时华尔街的领军人物自然是约瑟夫·赛利格曼，但他在铁路方面的投资一直很不顺利。
希夫仔细研究了赛利格曼在铁路投资方面的每一个步骤，很快就发现了赛利格曼的失招之处。赛利格曼实际上对铁路怎么生产，因何兴起，如何运作以及具体运营事务完全不感兴趣，他只把铁路作为一个盈利的手段和目的。但希夫不一样，希夫在投资铁路之前，首先要使自己成为铁路方面的专家。
希夫准备进军铁路行业。他先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深入了解铁路运作中间的每一个细节，比如铁轨铺设的所有过程，铁路仓储，铁轨生产流程，运输状况等。他在考察时，还喜欢向工作人员讨教，从技工到工程师，从普通蒸汽机添煤工到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包括管刹车的工人，都一一进入他的雷达。希夫仔细询问各种问题并认真记录，试图了解整个铁路运输的所有细节。很快希夫就成为铁路方面的权威专家。
正是由于希夫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对铁路运作细节的深刻把握，使他对铁路公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和怎样的金融服务具备了专业化的判断能力。希夫对于铁路公司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可以把铁路管理运作方面对金融的需求，准确而有效地转化成华尔街的投资产品，同时结合对各种融资工具的渠道、节奏、时间和火候的把握，希夫在铁路金融领域的优势无人能出其右。
从1873年到1900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铁路完全主宰了美国的金融业。希夫跟随这个行业跳跃性发展，逐步把库恩雷波公司从一个小规模投资银行，转变成主宰美国铁路金融的巨头。连摩根这样的重量级银行家，都不得不叹服希夫的能力，尤其是他对金融和铁路专业知识结合的细节把握。
希夫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能够跟欧洲的国际银行家直接和有效地进行沟通。正是来源于欧洲的庞大资金和欧洲国际银行家的鼎力支持，希夫的工作才能畅通无阻。
就金融影响力而言，此时希夫已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赛利格曼。赛利格曼虽也投资铁路，但始终不懂铁路的商业模式。华尔街的金融家认为铁路的商业模式背后其实是地产商机，大家与其说是关心铁路，不如说是关心铁路背后的土地投机。根据美国相应的法案，沿着铁路线周围一定范围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用土地来进行融资，融资完毕即进行铁路建设。因此华尔街爆炒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很大成分是看中了沿铁路线周边的土地开发和土地投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铁路热背后是土地开发热。包括赛利格曼在内的金融家其实并不关心铁路本身，他们只是把铁路当做一个炒作题材。
而希夫的看法更深一层，他认为铁路线实际上是在一片土地上打开一个通道，这些土地向各行各业的开发者出售，从而将各种各样的生产、加工、贸易活动集中到铁路沿线。正是这种商业活动创造了铁路运输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支付了铁路的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并为铁路创造效益。这才是铁路金融的精华。
希夫在介入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时，前前后后做了4年的调查。希夫对这条铁路线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仔细琢磨的时候，太平洋联合铁路陷入了巨额债务危机，仅欠美国政府的债务就高达4500万美元，并且还要加上6％的利息。这些未付的利息积累了近30年，铁路线总的长度从8000多英里减到了4400英里，各种压力包括其债务情况已经使这条铁路看起来毫无生机，完全没有生存的可能了。华尔街人人看死这个项目。希夫找到当时已经成为赛利格曼之后华尔街主宰的摩根。摩根明确表示他对这条铁路不抱任何希望，可以让希夫放手一试。
日后的事实证明，摩根犯下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得到摩根的默许后，希夫开始了庞大的动员工作，并悄悄买进太平洋联合铁路的股票和债券。不久，他就发现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阻挡他的计划。国会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推延这个项目的进展，媒体突然变得对此项目颇有敌意，在欧洲的债券持有者也迟迟不对这个项目开绿灯。希夫反复琢磨，认为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此事设置障碍。起先他怀疑是摩根从中作梗，于是找到摩根问他是不是改变了主意。摩根说：“我既然同意了，肯定放手让你去做，我可以帮你找到是什么人在阻挡此事。”几天之后，摩根挖出了幕后潜伏者：哈里曼。哈里曼是一个铁路运营方面的天才，希夫在与哈里曼进行了一番交手之后，双方同意合作。[15]但是太平洋铁路项目规模超大，希夫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要借助欧洲的资本，才能够使这个项目起死回生。
希夫找到一个儿时的朋友，此人就是当时在伦敦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的重量级人物，恩内斯特·凯瑟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恩内斯特本人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金融家。恩内斯特爵士主要负责跟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进行资金的联络和调度。
约瑟夫·赛利格曼在美国白手起家，奠定了犹太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地位，而希夫进一步打造出一个主导美国金融界的庞大势力集团。希夫和恩内斯特爵士联手，希夫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伦敦和欧洲金融市场一举一动的信息，特别是各大家族资金调运往来的情报。正是在伦敦的恩内斯特爵士的帮助之下，3天之内希夫和哈里曼就收到了4000万美元出自欧洲的担保和认购。已经沉寂多年，看似最后必然走向破产的太平洋联合铁路项目起死回生了。
到1897年11月2日，希夫和哈里曼集团正式收购太平洋联合公司股份。太平洋联合铁路在希夫和哈里曼的运作下，取得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项目的巨大成功。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和利息，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2.1亿美元的利润。除此之外，更创造出至少不低于2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时候摩根才后悔不迭，觉得放弃此项目就是错过一只下金蛋的鸡，确实是个战略错误。
1895年，应希夫之邀，保罗和菲利克斯两位沃伯格家族的悍将也来到纽约加盟库恩雷波公司，使德国的沃伯格家族和美国的希夫家族结成了紧密而强大的联合体。希夫的女儿嫁给了菲利克斯，雷波的女儿嫁给了保罗。库恩雷波公司的另一个合伙人沃尔夫的女儿嫁给了奥突·凯恩，这个凯恩是斯佩尔家族的骨干，后来加入库恩雷波公司成为希夫的接班人。库恩家的儿子娶了雷波家的另一个女儿。经过四重联姻，库恩雷波公司将沃伯格、希夫、雷波、库恩、凯恩、沃尔夫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欧美犹太银行家族中，人脉最密集、人才最鼎盛、声势最浩大的犹太银行家族集团军。
从这个集团军出来的人物非同寻常，几乎个个都是能够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超级大鳄。沃伯格家族的老大麦克斯，乃是德国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着德国财政金融大权，是德国帝国银行董事，希特勒的“财政沙皇”沙赫特的幕后大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近40年中，对德国的政治、经济、金融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老二保罗，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的决策者之一，属于美国最重量级的银行家之列。老三菲利克斯，20世纪初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老四弗里兹，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16]奥突·凯恩，希夫之后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在长岛修建的豪宅占地1.8平方公里，居住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127个房间，是当时美国第二大豪宅。雅科布·希夫领导下的库恩雷波公司进入了全盛时期。
「希夫与日俄战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当时雄心勃勃准备打垮俄国，但是很快发现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强悍，日本的战争经费渐渐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为了筹集战争费用，日本正金银行的副总裁高乔是清爵士来到伦敦拜见国际银行家们。
来到伦敦，高乔是清的初衷是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帮助承销日本战争债券。日本开口提出区区500万英镑的融资规模，罗家连眼皮都懒得翻一下。要知道，早在30年前的普法战争赔款债券承销中，罗家仅用两年就筹集了50亿法郎（约合2亿英镑）的庞大资金。尽管英国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和商业伙伴，但是伦敦方面的银行家并不认为日本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融资计划在伦敦受到了冷遇。
郁闷之中的高乔是清在宴会上遇见了正在伦敦办事的希夫，高乔是清向希夫大吐苦水，希夫一边听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美国的金融力量正在崛起，虽然希夫在华尔街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但在伦敦连摩根这等角色都得小心翼翼，看着伦敦金融城大佬们的脸色说话，希夫明白自己的分量与伦敦城国际银行家大佬们还相去甚远。但是，日本确实是一个新的市场，既然大佬们瞧不上，华尔街新贵们或许还是有兴趣的。而与认为日本必败的伦敦金融家们不同，希夫认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远离俄国的经济重心，却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再加上沙皇宫廷的腐败和沙皇制度的腐朽，正处在上升期的日本有极大的可能性击败俄国，于是希夫答应高乔是清在华尔街帮助日本筹集日俄战争费用。希夫愿意出手帮助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得希夫认为沙俄是人类公敌，他甚至主张和鼓吹要用武装革命推翻沙皇。凡是能打击俄国的事情，他都愿意帮忙。
此时，希夫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为日本打仗融资，在这样的情况和形势之下，希夫不得不团结以前的竞争对手摩根家族和乔治·贝克共同组成一个银团。在大家商议之后，又将洛克菲勒财团也拉了进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能够从伦敦以外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共获得了3笔大规模的贷款，这3笔贷款背后都是希夫的杰作。[17]正是这3笔贷款的资金注入，使得日本的战争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成为日本最后能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日俄战争之前，欧美列强普遍认为日本在亚洲还算是个小霸主，但是根本无法和英、美、德、法、俄等世界列强相提并论。日本的胜利震撼了欧美强权，也使得希夫在国际金融市场声誉鹊起，他的战略眼光令国际银行家圈子刮目相看。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邀请希夫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日本天皇也邀请希夫到日本皇宫共进午餐，这是日本天皇的最高礼遇，在希夫之前，还从未有外国人得到这样的殊荣。希夫是一个新花样层出不穷的人，在日本皇宫跟天皇共进午餐的时候，他突然向负责礼仪的日本官员提出，希望向天皇敬一杯酒。日本礼仪官吓得脸色苍白，赶紧颤抖地劝希夫不要这么做，因为外国人给天皇敬酒这种事从未在日本宫廷中发生过，日本官员害怕天皇误解而震怒。希夫却固执己见，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致辞：“首先为天皇干杯，祝天皇在他的臣民心目中、在战争的硝烟里、在和平的岁月时，永远是日本的元首。”希夫说完这段话之后，天皇看起来心情还不错，所有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希夫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到高乔是清男爵家作客，希夫正巧坐在高乔是清15岁的女儿身边。他随口说道：“你应该到美国来参观和学习一段时间。”希夫这个人平常为人严肃，随口一说的神态也像在华尔街发号施令一样，自己并没放在心上。但是第二天早晨，高乔是清亲自来到希夫的公寓门口，对希夫深鞠一躬后说道：“尽管对一个这么年轻的日本女孩来说，离开她的祖国，在这样一个幼小的年纪就去做如此长途和艰难的外国旅行，在日本是非比寻常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你已经证明了你是日本人的朋友，我同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你一起到纽约去。”但是他希望希夫能够理解，他不希望女儿在美国待的时间超过三年。希夫随口的一句客气话，居然被日本最重量级的银行家当成了华尔街的命令。希夫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果然带着高乔的女儿一起返回纽约，而且在三年期满时如约将高乔的女儿送回。从此，日本傍上了华尔街的大款。
「新圈子与老圈子」。
在1840年之前，全美国只有二十几个富豪家族资产超过100万美元，5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不超过5个家族，这些家族几乎全是殖民时代大庄园领主的后裔。当时的纽约还算不上太富裕的城市，可能除了莫里斯家族之外，其他所有的新兴家族，都要靠贸易来维持生计。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富豪阶层大量出现，仅仅在纽约一个城市，就有数百个家族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钢铁、军工、石油、电报、电话等新兴行业爆炸性增长，使美国财富的创造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在纽约，由于新兴家族财富猛增，很多传统大庄园领主的家族面临着极大挑战。这些老牌家族虽然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彼此之间的价值认同取向相对稳定，但他们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赶不上新兴家族膨胀的步伐。新贵族和老前辈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识，就是需要对上流阶层进行重新定义。纽约的麦卡利斯特家族率先提出，纽约传统的贵族阶层和新兴的贵族阶层，必须实现大联合。如果说老贵族的代表是莫里斯家族，那么新贵族的核心就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在麦卡利斯特看来，这些新老贵族需要达成一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固定的上流社会圈子，这个集财富、权势与高贵传统于一体的圈子，将把社会上各种所谓投机者、暴发户、傻富低俗之流挡在高贵优雅的上流社会之外，以免污染和侵犯了社会“最精华的部分”。
麦卡利斯特和后来阿斯特夫人搞的所谓“400人圈子”中间没有包括犹太人，这激起了华尔街犹太银行家的强烈反弹。以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力而言，犹太银行家在美国金融领域的地位无可置疑，这一点美国社会的新老贵族都承认。但是在社交圈子和上流阶层中，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偏见，仍然没有形成对犹太人宽容态度的共识。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能在美国社会找到歧视犹太人的痕迹。
在美国的犹太人中，其实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高等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他们这一分支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大约在1654年前后到达美国。赛法迪犹太人到达美国的时间，甚至比大庄园领主家族还要早。这些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与19世纪陆续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不太一样，他们的很多宗教传统和生活习俗秉承了中世纪保留下来的独特风格。[18]赛法迪犹太人往往认为他们是美国犹太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阶层。他们与美国的大庄园领主家族圈子基本能够相互认同。
第二个犹太阶层就是以赛利格曼、贝尔蒙特、希夫、沃伯格、斯佩尔、雷曼、高曼、赛克斯、古根汉姆、库恩、雷波等为代表的德裔犹太新贵家族，他们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陆续从德国移民美国的，其中除了希夫和沃伯格之外，多数人在德国时并无显赫家世，往往是从小商贩起家，然后陆续自50年代开始进入银行业，随着美国经济崛起而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基本上是在南北战争前后二三十年的时期里，在金融领域迅速发家致富，其速度大大超越了在欧洲的犹太银行家族。
美国银行体系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商业银行体系，师承汉密尔顿的金融思想体系，主要以新英格兰地区传统大家族为核心，垄断美国大型商业银行系统直至今天。另一派则是以犹太银行家为主体的投资银行体系，特别是德裔犹太银行家构成了华尔街的中坚力量。[19]他们以票据交易、股票上市、债券承销业务为核心。如果说商业银行是创造信用的源头，相当于人体造血和供血的骨髓与心脏，那么投资银行就是疏导资本和信用的渠道，就如同人体的主动脉和静脉，以及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当私有的中央银行建立后，商业银行心脏供血的功能被转移到了传统大家族和犹太银行家族共同控制的中央银行手中，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繁荣时，两派人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危机时，则相互倾轧，力求自保，有时联手胁迫政府救助。中央银行为两派的协调机构，而政府充当最后的买单人。
犹太人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东欧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以纽约为例，1870年纽约的犹太人口大约为8万人，占城市人口的9％。到了1907年，每年平均有9万犹太人到达纽约，这一阶段中大部分犹太人是俄国和波兰的移民。纽约的犹太人口曾接近100万人，占整个纽约人口的25％。[20]随着大批东欧犹太人的来到，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发生了重大分裂。
德裔犹太人19世纪中后期来到美国时，曾被更早的“赛法迪犹太人”瞧不起，这批人进入美国金融业并获得了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上流社会圈子。当大批东欧犹太人来到时，德裔犹太人对初来者也曾抱有强烈的偏见。德裔犹太人居住在纽约的贵族区域，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整齐，家庭富有，举止言谈已颇有贵族风范。而东欧犹太人则在贫民区较为集中，举止粗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带着不同的异域文化，操着奇奇怪怪的口音，争论着各种各样的思潮，这些不同想法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一起涌到了纽约，对传统的德裔犹太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困扰。
德裔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存在着显著差别，德裔犹太人极度看不上新来的东欧犹太人：这些人乱扔垃圾，到处吐痰，拥挤居住，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到处推推搡搡，行为粗鲁，甚至暴力、饥饿、犯罪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在东欧犹太人的社区中。其实这些被“上等”德裔犹太人所深恶痛绝的毛病，与几十年前他们刚到美国时一模一样。德裔犹太人中甚至出现了“反犹倾向”，德裔犹太人觉得自己来源于德国文化，充满了和平、自由、进步、文明的遗传基因，认为自己在犹太人中间高人一等。当他们谈起从东欧和俄罗斯来的新犹太移民的时候，那种轻蔑、厌恶、嫌弃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谈论的是另外一个种族。
从另外一方面看，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很快发现，这些德裔犹太百万富翁也曾是做小生意起家的贩夫走卒之辈，德裔犹太富豪能做到的，他们也能做到。所以大量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试图模仿当年德裔犹太人的发财经历，纷纷做起小商小贩的买卖，在纽约的大街上推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而这又使德裔犹太人感到难堪和厌烦。很多东欧犹太人为了能够更美国化一些，向德裔犹太人学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进行“美国化”修改，试图使自己融入德裔犹太人的圈子，但是他们始终也没有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另辟蹊径，带着在欧洲旧大陆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国新大陆的美好憧憬，从无到有创立了美国的电影业——好莱坞，把他们的“美国梦”在电影和现实世界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好莱坞的六大创始制片公司：环球、派拉蒙、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和哥伦比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移民。
20世纪初电影技术出现，纽约的犹太移民开始经营电影院，进而开始投资拍摄电影。由于受到以爱迪生为首的东部电影托拉斯的排挤，犹太制片人开始移居加州。1915年犹太移民卡尔·莱米尔（Carl Laemmle）在好莱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规模巨大的电影城——环球影城，开始了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到1920年，其他五大犹太制片厂也相继建立。在20世纪20～3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文化娱乐的圣地。3/4的美国人每周要看一场电影。
犹太移民创造的自由，民主和自我奋斗的“美国梦”，通过大众传播渠道——电影——来宣传的文化符号又反过来获得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认同，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好莱坞进而把“美国梦”传播到全世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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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atz，Irving，August Belmont；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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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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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yrus Adler，Jacob Henry Schiff：A Biographical Sketch，New York：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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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Random Hous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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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aplan，Yosef，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Brill Publishers （2000）．。
[19] Walter Lord，The Good Years．From 1900 to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0．。
[20] Diner，Hasia．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1654 to 2000．。
第五章 动荡的欧洲。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阿加迪尔事件。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经济与《凡尔赛协议》。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本章导读」。
德国人的骨子里交织着一种深刻的自傲和挫败感。日耳曼民族刻苦、严谨、忠诚、守纪等优秀传统使德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始终处于出类拔萃的地位上，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诗歌、军事、政治、金融等领域可谓群星璀璨豪杰辈出。但同时，德国又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如此众多的卓越贡献，同时又给人类带来了如此深重的苦难。
德国最大的不幸就是在地缘上处于俄法两大欧洲强国的夹击态势之下，同时出海通道又被英国牢牢地扼住了喉咙。生机勃勃能量十足的德国始终被一张强大而无形的网死死地困在欧洲的腹地，它的反抗越是激烈，挣扎越是顽强，这张网就会收得越紧。从17世纪法国的黎赛留刻意挑动日耳曼民族之间长达30年的血腥战争（1618～1648年），从而试图达到200年内德意志难以崛起的战略目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俄联手摧毁德国全球崛起的雄心，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国再次合作彻底粉碎德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德国三次在毁灭的狱火中重新涅槃，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世人惊叹。
从落后的经济状态开始进步，加速赶超先进国家的社会有着共同的心态。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德国的工业与商业公司在与英国强大的对手竞争中，大多希望政府实行高税率和低信用成本的保护政策。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件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英国的战略利益遭到了强大挑战。英国开始协调法俄等国在欧洲大陆全面围堵德国的崛起。
国际银行家们充分利用了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敌视，有时甚至是煽动这种对立情绪，一方面是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有自己更大的战略图谋。
「永不止息的渴望：回去，回归锡安」。
在圣经旧约中，锡安是主所赐予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些一心一德、居于正义之中、享有公义和平安的人。锡安也是地名，是古时候正义的人民聚集之地，而且有一天神的选民必将再聚集于此地。
锡安山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用来代指以色列和古代迦南地区，犹太民族视之为终极故乡。在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中有“眺望东方的眼睛，注视着锡安山冈”，“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等语。建造犹太教耶和华圣殿时，木料均取自锡安山，古时犹太人俘获的战俘也被迫在锡安山上劳动。锡安山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标志。
世世代代犹太人自出生起就接受的犹太教义告诉他们：迦南是“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耶和华赐下此地给他们居住，无论犹太民族流散到何地，神已定下旨意，必令他们回归，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
正是基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精神原动力，犹太人历经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和卓绝苦难，始终不改初衷。他们的信念决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受神拣选”，将代表上帝来行使神圣的权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权柄并不是为了挥霍和放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数千年来，他们对此笃信不疑，并不掺杂虚伪和夸张。任何对自己信仰的动摇，必然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崩溃，最终整个民族必然会消匿于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犹太人的削弱，而且看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强大势力集团。如果说犹太人中天才辈出，那么这一点与他们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无比坚定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对于奉锡安山为圣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上帝的旨意即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须成为犹太人移民的最终归宿。
犹太教义也告诉人们，回归之路充满艰辛、曲折甚至绝望，但神会赐下拯救和带领的力量，最终引领他们回到锡安复国。
「德国银行家族：回归希望之火燃起」。
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庞大、极其复杂、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谈何容易。19世纪之前的犹太人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及封建世俗偏见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连生存尚且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更罔论重建以色列了。在这一历史阶段，复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16世纪以后，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将沉重的天主教势力和严密的封建专制统治撕开了一道裂缝，复国的梦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成为横扫欧洲大陆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传统社会权力体系出现了坍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金权的能量空前扩张。到19世纪中期，复国的梦想渐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复国主义分子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德国汇集。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地位，大约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第一级是属于最为普遍的犹太大众，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独特的社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来自政治权势，宗教排挤和社会传统的压迫。第二级是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付的税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类似于迁移居住地这样的权力，此等犹太人属于对当地政府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称之为被保护的犹太人，主要是他们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对当地有较大的贡献。第三级是更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某些独特的服务，比如说银行家，他们贷款给所在国的政府，从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富有的犹太人银行家族，他们的背景出身都是宫廷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排挤和压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大量犹太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区之中，说自己的方言，穿着打扮也都是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服从宗教规定保持特殊的饮食习俗。由于欧洲主流宗教势力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当地世俗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就业、迁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的制约，比如犹太人不能拥有地产，不能拥有农庄，不能从事手工业。这使得犹太人被逼得只能从事像钱币兑换（Money change）这样的社会低级职业。钱币兑换服务的客户是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旅行和商业的人群，他们需要将外来钱币兑换成在不同地区流通和接受的当地货币。而犹太钱币掮客以其运作灵活、信息敏捷、流转快速、盘算精细的特性，在各种钱币市场之间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广结人脉关系，苦心经营客户资源，经过长达上千年的累积，使这一职业成为犹太人的标志性传统行业，达到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境界。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发展大致平行于四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从13世纪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地中海贸易量激增和随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典章文集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新大陆的发现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大量的航海贸易导致了商业的高度发达。贸易的目的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商人就是桥梁的搭建者。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促使商人群体出现了分工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商人开始从采购、运输、仓储和销售商品的流程中转向为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如提供采购信用、运输保险、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和金融交易。这一专业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贸易的规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银行家”（Merchant Banker）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后来投资银行家的祖先。大批犹太人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商人银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地区迅速形成对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需求，意大利逐渐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基于贸易需求而产生的商业信贷以及票据交易也应运而生，使意大利成为金融市场和银行服务最早形成的地区。
例如，当一个埃及出口商与一个法国进口商就一笔皮毛生意达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资才能备货，或者法国买方资金有缺口，需要借贷才能筹全货款。此时一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作为提供贷款的中间人出现了，他为自己的放贷而收取利息，商业信贷由此而生。当埃及人将皮毛发运，指望马上收到货款，而法国买方在海另一边等着船到不敢凭空付款，双方都很郁闷。此时，意大利人又出现了，他们开发出“汇票”（Bill of exchange）这样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汇票上写明法国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货币支付给埃及人指定的意大利代理人，埃及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觉醒来，突然想落袋为安，不想等到约定时间再取现金，他可以让他的意大利代理人将汇票打折卖给愿意等待汇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资人。谁愿意接受这些汇票呢？主要就是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取得汇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投资获益，第二就是避开教廷严厉的反高利贷法条的限制，因为汇票打折中可以隐藏高利息的放贷行为。
文艺复兴刺激都市工商贸易的兴起，犹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贸易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犹太人聚居区（getto）的封闭逐步被解除。遍及整个欧洲的25年战争和在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需求。犹太金融家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由钱币交易和兑换业务迅速发展到为王室和战争融资，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家族。
欧洲千年排挤和压迫的历练，造就了犹太人独特和灵敏的金融嗅觉。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犹太人探寻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买卖和交易，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在这个过程中低买高卖赚取相应的差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套利。
谁占领渠道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犹太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他们对商业情报的高度敏感，广泛的客户人脉，精细经营的头脑和犹太民族强烈的宗教内聚力，令他们在这一行业中独占鳌头，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坚实地位，并将此优势和垄断绵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继不辍。在近代数百年中，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深度和复杂度早已不是当年可比，资本、信用、票据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犹太金融家族在资本与信用流动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犹太金融家族组成的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血管，这个完备、稳固、高效、绵密而精确的金融毛细血管网络遍布全球经济肌体，深深植入从上至下的所有社会层面。而全世界的财富血液，就是在这个庞大的血管体系中流淌，所有流经这一渠道的金钱，必须要缴纳各种费用。
如果说商品渠道为王，那么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
正是以奠定金融渠道为根基，犹太金融家族首先以德国为发祥地，稳健积累财富，坚定构建权势，终于令复国大业的希望之火逐步燃起。
「巴勒斯坦困境」。
巴勒斯坦从1518年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要想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必须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同意，而要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巴勒斯坦，只有金钱的诱惑和战争的胁迫两种选择。
在犹太金融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德国，复国主义者围绕着巴勒斯坦绞尽脑汁，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发生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统一前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德国逐渐形成了气候并成为国际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地区。德国是19世纪犹太人的天堂，它的开放与包容成为整个欧洲，特别是东欧地区生活在贫民窟中、承受着宗教与封建双重压迫的犹太人向往的伊甸园。从历史上看，生活在高压之下的中欧与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反抗意识最为强烈，这一地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相对而言，富足和宽松的德国犹太人更加倾向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精神理念上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向东发展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因此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就成为德国必须重点结交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找到了战略同盟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德国的支持下，争取从与德国关系不错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拿到犹太人大举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最终立国的通行证。而为说服德国政府，他们的游说辞就是，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亲德国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根据地，这是德国向东发展战略的宝贵资产和可靠跳板。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诱惑，则是庞大的犹太资本一旦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将大大加强当地的经济发展，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国际犹太资本力量将是奥斯曼帝国国债的最强有力的购买者。这对于早已濒临财政破产的奥斯曼帝国自然具有极大诱惑力。在金融和财政上大大强化的奥斯曼帝国反过来又成为德国东边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盟友，从而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天平上增加一块很有分量的砝码。在这样一番巧舌如簧的游说中，犹太人的策略是各投所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挠到痒处，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在游说天赋方面，只怕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之辈也要自叹弗如了。
德国的精英阶层也有自己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移民大举西迁到德国，导致了德国本土各个阶层的不满和排斥心理。德皇威廉二世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犹太人在德国的问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如果将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既满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又可缓解国内反犹主义者的政治压力。于是巴威廉二世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定居地点的意向在德国统治阶层、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德国反犹势力之间达成了全面共识。
1893年，德国作为欧洲列强中唯一打破禁忌的大国，开始建议废除奥斯曼帝国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进一步购买土地的法律。1898年秋，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帝国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更加明显，他的官方访问中包括了到巴勒斯坦参观，并安排了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赫泽尔的会谈。在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会谈中，威廉二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态度相当明显，对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居住地将刺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繁荣表示出乐观其成的姿态。不过苏丹当场就反对犹太人建国的方案。这也可以理解，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并日渐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一旦犹太人建国成功，其他民族地区起而效仿，局面岂不难以收拾？经过这次谈判，威廉二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觉得自己被大大地忽悠了一把。为了不与奥斯曼帝国闹僵，德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放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游说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没有成功，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向德国的竞争对手英国，期望在英德之间挑起战争，肢解奥斯曼帝国，从而得到巴勒斯坦。同时银行家们还可从战争融资、战后赔款和重建融资中获取暴利，一举两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游说了英美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从而放弃了德国，鼓动美国对德宣战。
「围堵与崛起：英德的战略竞争」。
英国立国的根基是自由贸易，这一理念最早由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 Smith）提出。[1]按照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对参与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种商品在别国的生产费用较低，就无须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国购买更为合算和有利。英国在掌握着全球1/6土地的庞大海外殖民地的基础之上，以其对海洋、工业技术、金融和原材料的控制权，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强行要求未工业化的国家打开贸易大门，实施资源与市场的鲸吞式攫取，从而获取巨大利润。鸦片战争英国对清朝的霸行便是例子。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化和对海外殖民的进程都大大落后于英法两国。当时效仿英国的“成功模式”是德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人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模式的严重弊端，开始转向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李斯特是亚当·斯密的批判者，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由贸易当作理想，实际是为英国利益服务。德国要建立国家政治经济学，以实行保护贸易为德国利益服务。”[2]李斯特认为，在与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自由竞争中，一个无保护的落后国家想要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已经没有可能，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洋霸权强国的优势之下。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角力。面对这样的现实，后起之国想要强大，就必须要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就是以关税制度为核心，以提高关税作为手段，来达到大力发展本国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的目的。
德国痛下决心，大力发展航运和铁路，对国内相关工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培养科学和工程人才。在政府的羽翼之下，德国人的刻苦与勤奋使德国与英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大陆维持了200多年的均势被打破了，涣散弱小的中欧地区一下子被统一、顽强而极具爆发力的德国所整合。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新经济模式的建立，强烈挑战着英国的立国方针和战略利益。
「汉堡美国航线：海上霸权争夺战」。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商业船队和海军护航，德国的经济利益就要永远受制于海洋霸主英国。德国犹太航运大王阿尔波特·鲍林（Albert Ballin）及其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mburg America Line，HAPAG）在德国海洋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9年鲍林成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裁。在他领导之下，汉堡美国航线公司拥有175艘巨型轮船，这个数量超过了欧洲大陆任何竞争对手。[3]后来，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被这个庞大的船队所震撼，经常来到鲍林的船队参加各种活动。到1910年，鲍林的船队雇佣了2万多人，汉堡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繁忙口岸。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这样发展海洋势力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国海岸线处在非常不利的态势。它的西北面就是汉堡所直接面对的大西洋北海，正好被英国挡住了出海通道，它的北面是波罗的海，而波罗的海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通道，并且出来之后还是进入北海，仍然被英国死死地堵住去路。随着基尔运河的开挖，北海和波罗的海连成一片，但是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德国海军出海口的问题。
跟德国不一样的是，英国一方面挡住了德国北海的出口，另一方面它的西岸完全没有任何阻拦，可以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此英国天然坐拥海洋优势，德国却被死死地锁在大西洋的出海口里面。
德国当时发展巨舰和远洋船队的策略，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是一次巨大战略失败。德国耗费了巨资用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庞大海军，在“一战”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在“二战”中，希特勒所建立的强大海上力量，除了潜艇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外，所有重型军舰，包括德国没有完工的两艘航空母舰，基本上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很难进出北海。
德国所面临的海洋地理态势，非常类似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海洋情况。虽然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但是从地图上看，中国的海洋被第一岛链牢牢地封锁住了，北边是韩国，日本群岛，冲绳群岛，中接中国的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一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这条第一岛链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死死地锁在中国的内海，在不远处还有第二岛链。
再回到19世纪的德国。鲍林成为威廉二世的好朋友，威廉二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把鲍林看成宫廷犹太人”。1891年，威廉二世在鲍林的鼓动下，发表讲话说：“应该把我们普鲁士人带到海洋上去，让他们去开拓海洋边疆，获得丰硕的成果，为了德国，也为了你们公司，这是一个互惠互利，两全其美的事。”[4]除了建造军舰，1895年6月，威廉二世还开挖了基尔运河，它把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进展更加激励了威廉二世对海洋的幻想。在威廉二世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商船舰队和强大的海军是不可分割的。鲍林的HAPAG大型船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可以很快转化成德国海军的舰队。
1898年鲍林公开支持德国海军的建造计划，当时对于海军舰队建造计划最有力的推动人是德国海军上将特皮兹。1900年帝国国会立法批准建造两艘大型海军舰艇。[5]这对鲍林来说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他也没忘记提携忘年之交，犹太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
「麦克斯·沃伯格：未来的经济沙皇」。
德国发展庞大的海洋舰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经费开支，德国的国际银行家在此过程中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同时，德国的大海军战略势必刺激英国的神经，英国的国际银行家再将来自德国的海上威胁成倍放大，上升到帝国存亡的战略高度。英国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更大规模地兴建海军舰队，于是军备竞赛拉开了丰盛鲜美的金融大餐的序幕。而军备竞赛属于“有组织的隐形暴力”，必须依赖大规模的融资。这样一来，英德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盟友们一起开动马力扩军备战，整个欧洲的国际银行家们无不“漫卷公债喜欲狂”！
麦克斯·沃伯格和阿尔波特·鲍林已经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在鲍林大力支持之下，麦克斯进入鲍林公司的董事会。同期，麦克斯在鲍林的推荐之下，又加入了其他多家鲍林供应商公司的董事会，包括一批德国最大的造船公司，如布罗姆沃斯公司。对布罗姆沃斯公司而言，鲍林是他们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鲍林要求把麦克斯安排进公司董事会的时候，公司是无法拒绝的。
通过这样的安排，麦克斯很快就成为德国轮船制造业和贸易领域的核心人物。到1920年，麦克斯和家族银行的其他合伙人，已经在80～90家大型公司里面担当董事会的董事职务，成为整个德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在麦克斯和鲍林的大力游说之下，德国威廉二世对海洋前景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大展宏图了。
1893年，麦克斯接过家族沃伯格银行，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此时已经成为德国金融业的巨头。
1903年，36岁的麦克斯第一次被鲍林引荐给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德国首相叫布洛，他认为德皇威廉二世需要金融方面的知识来推动金融改革，因此建议鲍林把麦克斯介绍给威廉二世，共进晚宴。
鲍林转告麦克斯，说德国威廉二世希望召见他，但是只给他10分钟时间来概述金融问题。麦克斯一听就拒绝了，固执地说10分钟不够。他的坚持使威廉二世把接见时间延长到了32分钟。麦克斯为了觐见德皇，进行反复排练，终于精心预备了25分钟的演讲，另外7分钟留作跟威廉二世进行讨论。
彩排很成功，公演却遭遇状况。威廉二世这个人脾气暴躁，极端任性。麦克斯刚刚开始演讲，威廉二世就打断说：“沙俄很快就要完蛋了。”麦克斯回答道：“陛下，不会的，沙俄不会完蛋。”
接着麦克斯开始解释，因为俄国刚刚发行了一笔新贷款，把老的贷款清偿了，而并没有增加国家总负债。德皇听到麦克斯居然直接反驳他，立刻勃然大怒，吼道：“沙俄一定完蛋，怎么都要完蛋。”吼完就拂袖而去，晾下无奈的麦克斯。后来麦克斯提起这事开玩笑说：“我的听众应该给我32分钟，但最后我只用了3分钟时间。”
尽管“公演失败”，由于麦克斯的重要地位，威廉二世对他仍然青睐有加。第二年，威廉二世又召见麦克斯，向他举杯，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听取已经拖延很长时间的金融改革讲座了。
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骄傲而自负的人，让他摆出妥协的姿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足见麦克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威廉二世在谈话中勉强承认，沙俄确实不会马上就破产。但麦克斯毫不领情，随即接口说：“我早就已经告诉过陛下了。”威廉二世气得直敲桌子：“难道你每次都是对的吗？”眼看威廉二世又要暴走，麦克斯立刻道了歉，才得以给威廉二世上了一堂精心准备的金融改革讲座。[6]。
此后，麦克斯跟威廉二世经常会面。麦克斯和威廉二世的关系与布雷施劳德跟俾斯麦的关系有所不同。俾斯麦对于布雷施劳德往往言听计从，但很有主见。威廉二世却一方面固执己见，一方面又“耳根子软”，很容易被旁人说动。每次麦克斯认为他已经大功告成地把皇帝给说服了，谁知很快威廉二世又听信其他人另外的说法，突然改了主意。
在当时的德国，容克贵族和普鲁士军官团对犹太人存在敌对和抵制，主因是基于利益。容克地主贵族阶层思想上相对保守，他们的集团利益在于保护农产品的价格，要求提高关税，挡住外来竞争者。而海运公司和力主海洋贸易的犹太银行家则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因很简单，贸易保护主义一旦盛行，国际贸易就做不下去了，他们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金融服务业务也就没了市场。因此，容克地主与犹太银行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一点跟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也颇有类似之处。凡是主张自由贸易，降低关税，推行全球化的主力军基本上都是超级跨国企业和国际财团；相反，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的多数都是会受到自由贸易伤害的国家和地方势力。
全球化也好，自由贸易也罢，这些并非理论与原则的口号，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问题。
受麦克斯和鲍林大力鼓吹的影响，威廉二世对海洋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当德国大兴土木建造庞大的舰队时，英国也不示弱，赶忙紧锣密鼓实施巨舰建造计划。20世纪初，以英国与德国为核心的两大势力集团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了一场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崛起的生死较量，拉开了世界近代史上最激烈最血腥的一幕。
「柏林－巴格达铁路：德国反围堵的战略通道」。
1885年，德国工程师高特列博·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发明了使用石油的汽车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当时使用的以煤炭为燃料的笨重而庞大的蒸汽机系统要精巧和高效得多。这种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同样可以用在轮船、战舰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上，石油资源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当时英国和它控制的殖民地尚未发现石油，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上了阿拉伯地区的石油资源。
鉴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一时难以超越，面对来自海洋的压力，德国不得不试图从陆地方向寻找战略发展机遇。从19世纪末，德国就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经商投资和开办银行机构。安纳托利亚半岛北接黑海，西临爱琴海，南达地中海，是欧洲通往中东的战略要冲。德国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大动脉（此前“东方快车”线路已经修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条铁路将把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与中东地区丰富的原材料、石油、粮食和庞大的潜在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经济战略上整合中欧、巴尔干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工业生产与原材料资源，并将政治影响力延伸到整个西亚和南亚地区，进而打通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通道将避开强大的英国海军控制力量，绕过英法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并在德国优势的陆军势力保护下，成为德国安全的战略大动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0年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银行与德意志银行联手开始向该铁路项目提供大规模融资。
显而易见，这一战略企图使得英国大为紧张。英德紧张关系逐渐升级。
1907年，英国前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曾忧心忡忡地对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表示：“如果我们不赶在德国人修建更多的运输系统并夺走我们的贸易之前向德国宣战，那英国将犯下愚蠢的错误。”[7]怀特对此不以为然，说：“如果你们希望与德国人在贸易上竞争，那就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贝尔福答道：“那将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发动战争更简单一些。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吗？这是关系到英国霸权的问题。”
与英国类似，法俄也激烈反对巴格达铁路项目，并竭尽全力阻止铁路的建设。英国力图劝说奥斯曼帝国，暗示这是德国控制和摧毁土耳其的阴谋。而法国尽管在当地有25亿法郎的投资利益，却由政府发出指令不允许巴格达铁路债券在巴黎股票交易所交易。
应该说，巴格达铁路项目是英法俄与德国之间围堵与反围堵争夺中无法调和的一环，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加迪尔事件」。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一直拥有着无可争议的世界海上霸权地位，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各大洋的主要水道。
丘吉尔的父亲兰道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英国的外交政策实质上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是英国皇家海军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积极促进者之一。
由于燃油发动机的出现，海军和一切工业领域对石油的需求必然暴涨，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分支迅速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联手瓜分世界石油资源。大海军的发展离不开石油资源的观念被罗斯柴尔德介绍给了丘吉尔。丘吉尔开始确信未来的海战必然大量使用石油驱动的战舰，海军的建设规模要加大，更新速度必须要加快。
1888年，罗斯柴尔德英国银行为“海军建设公司”（Naval Construction and Armaments Company）发售了22.5万英镑的股票，[8]大赚了一笔之后并不满足，随后极力主张皇家海军的巨舰工程扩张，大规模拨款加快海军建设，以应付德国海军快速赶超所形成的所谓的威胁。
“摩洛哥炮舰事件”，或称“阿加迪尔事件”正好撞上枪口，直接提供了德国海军造成严重威胁的口实。
1911年7月1日，稀里糊涂的德皇威廉二世派出一艘战舰“潘塞”号（Panther）到英国控制下的摩洛哥海边去营救受到威胁的德国公民，这一事件成为德国公然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最严重事件，震惊英国朝野，战争的阴云开始积聚在欧洲上空。
其实，整个所谓“阿加迪尔事件”完全是一个乌龙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09年，麦克斯·沃伯格认识了一位神秘的年轻人，名叫雷根但斯（Dr. Wilhelm Charles Regendanz）。此人是罗兹（Cecil Rhodes）的超级粉丝，罗兹其人可不简单，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雷根但斯号称他准备了一套为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的完备计划，主张德国必须果断行动起来。当时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德国，没有赶上前四百年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在全球瓜分殖民地的盛宴，非常郁闷，国力强盛工业发达但在海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范围始终是德皇和俾斯麦的心病，所以任何有关海外殖民的计划都能轻而易举地煽动起德皇的狂热。雷根但斯显然是个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他在1909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必须站在地图前面看看在哪里给自己弄一块殖民地。”
麦克斯·沃伯格很快与雷根但斯混得很熟，并邀请他担任沃伯格家族银行的“法律顾问”，其实他的工作重点就是策划非洲殖民地的事。1911年6月16日，麦克斯派雷根但斯觐见德皇，并游说德皇在摩洛哥南部弄一块殖民地。雷根但斯把摩洛哥南部描绘成一片“沃野良田，矿产丰富”的乐土，并证明那里是德国核心利益之所在。而实际上，当地是一片荒漠戈壁。德皇最初的反应是激烈反对，担心引发德国和英法的外交冲突。当时麦克斯·沃伯格不在德皇身边，游说眼看要黄，情急之下，深受德皇宠信的鲍林马上加入进来，摇唇鼓舌，终于说动了德皇。最后威廉二世不情愿地同意了派出军舰去看看。雷根但斯等人欣喜若狂。
但问题是，当时摩洛哥南部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没有德国人就无法说明德国人的生命受到当地土著的威胁，也就师出无名。结果是一名找矿的工程师作为“生命受到威胁”的德国人被派往当地。此人本该在1911年7月1日到达指定位置，可他老人家却迷失了方向，在崎岖的山区转悠。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发出摩洛哥警报，说德国人在当地受到重火力袭击，柏林警告英法当局：德国将派军舰到当地采取营救行动。德国军舰抵达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工程师。几天后当疲惫不堪的工程师终于来到海边时，军舰上的人偏偏没看见他。工程师急得像疯子一般跳上跑下，又喊又叫。德国军舰终于看见了他，却真的把他当成疯子没有理会。结果直闹到7月5日晚上，才把这位“生命受到威胁的宝贵德国人”弄上船。[9]。
“阿加迪尔事件”后，丘吉尔立刻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长，上任后誓言要加强海军建设，保护“日不落帝国”的霸权不受德国挑战。这场所谓的“阿加迪尔事件”被英法认定是德皇蓄意的恶意挑衅，双方口水战迅速升级。英国威胁将对德国宣战，法国开始从德国撤资，战争的威胁传染了整个欧洲。
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来看，德皇威廉二世明显被煽动和误导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雷根但斯和德国的沃伯格家族、英法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航运大王鲍林等人联手设局，诱使德皇上当，加剧了英法与德国的对立，使得双方对海军建设投入巨资，增加了石油需求，并通过资本市场的股票与债券发行进行融资，从而使国际银行家大赚其钱。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战略计划。
1914年6月17日，丘吉尔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投资伊朗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是罗斯柴尔德事先布好的一枚棋子，就等英国政府高价收购了。如此一进一出，罗家又是爆赚一笔。该公司后来成为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贝尔福宣言》与银行家的梦想」。
德皇威廉二世因为不愿得罪奥斯曼帝国而放弃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银行家失望之余，决定把筹码压在德国的对头英国身上。20世纪初，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波斯公司拿到了在新波斯国（即伊朗）的石油开采特权，这是英国海军当时唯一的石油来源。因此，英国必须牢牢地控制中东。罗斯柴尔德利用其在英国的影响，使英国政府相信未来的犹太国家将是英国在中东的忠实盟友。同时，英国可以通过犹太国牢牢地控制中东，从而将英国在非洲富有矿产资源的殖民地与中东连成一片。这是包括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英国统治精英梦想的英联邦帝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为打败德国，肢解奥斯曼帝国，而后称霸中东，以承认和支持奥斯曼帝国境内阿拉伯人在战后建立一个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独立国家为条件，取得了阿拉伯人的支持。但精明的英国又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处理战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塞克斯－皮科尔协定》。协定除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规定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尔后，在1917年11月，英国发表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贝尔福宣言》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这是一封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注：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第三代男爵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叔叔，第七章将重点介绍维克多的经历）的私人信件，并委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爵士转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信件原文如下：
英国外交部1917年11月2日亲爱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我很荣幸能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向您传达，下面有关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已得到了内阁的支持。“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转送到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感到十分欣喜。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10]。
英国统治精英的《贝尔福宣言》乃是一个一箭多雕的妙计。首先，欧洲战场陷入僵持阶段，最终只有拉美国参战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犹太银行家在美国的影响力将是至关重要的砝码；其次，全世界犹太人将在金融方面一边倒地偏向英国，这对于大规模持续烧钱的战争来说必不可少；第三，阻止美国德裔犹太银行家偏向德国立场，尤其是对德国感情深厚的希夫为代表的华尔街犹太银行家族；第四，牵制俄国高达3/4比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在对德媾和方面的态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僵局之时，谁能赢得犹太银行家的支持，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而谁支持以色列复国，犹太银行家就支持谁！
美国虽然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但美军却在本土“热身”了一年左右，迟迟不肯到欧洲参战。直到1917年11月《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美军才在1918年初晃晃悠悠地来到欧洲前线，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1917年11月6日，在阿拉伯人大起义的有力支持下，英国军队攻入巴勒斯坦，1918年9月占领全境。1920年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管辖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1921年，英国政府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约旦；西部仍为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总督直接统治。
《贝尔福宣言》发表和英国委任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成倍增长。据统计，1917年4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5万，1939年猛增到44.5万多人，已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1/3。犹太移民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以及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众多城市和工业，使阿拉伯人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犹太人还建立了“哈加纳”、“伊尔贡”、“斯特恩集团”等秘密武装组织，从而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从一开始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早在1917年10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英国政府表示他对《贝尔福宣言》草稿的支持。1919年1月21日，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建议”，“犹太国一旦成为事实，国联就立刻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一项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决议。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全面渗入巴勒斯坦。
在犹太银行家的鼎力支持之下，犹太复国运动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背信弃义：英国统治精英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
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以罗斯柴尔德爵士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心希望协约国在“一战”的胜利，能够打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这块上帝期许之地复国的大门，但是现实情况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从英国统治精英的世界观来看，大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有三大支柱：第一，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第二，控制中东地区这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地位，以确保英国势力范围与印度和其他远东殖民地的咽喉要道；第三，防止任何其他势力控制这一地区，从而对上述英帝国核心战略利益造成威胁。因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必然战略就是始终将这一地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垄断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而绝不愿意在这一地区出现难以控制的独立主权国家，不管这个国家是犹太人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背弃了战时因为需要寻找打垮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而许给阿拉伯人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诺言，一手将该地区纳入英帝国托管的殖民地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执著于《贝尔福宣言》的原则，一来势必激起阿拉伯人的极大反弹，二来也未必符合英帝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于是英帝国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和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执行了一条鼓励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同时抵制犹太人建国的折衷方针。结果这一方针既惹翻了阿拉伯人：凭什么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要让给犹太人，而且这伙人很可能在我们的地盘上建立国家？——又激怒了犹太人：建国希望破灭，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
在阿犹冲突、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与英国托管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不断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其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1922年7月，英国殖民大臣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史称《丘吉尔白皮书》，其主要精神包括：（1）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家园；（2）犹太社团有必要增加移民人数，但其数量不得超过当地经济吸收能力。[11]。
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另一项政策声明，史称《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其主旨在重申《丘吉尔白皮书》阐明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将维护阿拉伯人的利益置于帮助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之上，宣称如果犹太移民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就业，就应当减少或停止犹太移民的迁入。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又单方面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事务的白皮书》，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是麦克唐纳，这份白皮书又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其政策的一部分，（成立犹太国）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联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按人口比例加入新政府；（3）5年内允许75000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5年之后未经阿拉伯人允许不得移入犹太人；（4）过渡时期内授权英国托管当局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转移。[12]《麦克唐纳白皮书》是对《贝尔福宣言》的全面修正，是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
很明显，“一战”之后20年，英国中东政策的变化就是逐渐放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早在1922年《丘吉尔白皮书》出台时就看得很清楚。而“一战”以后的英帝国，挟打败德国之威，正是日不落帝国日落之前夕阳无限好的光景。
这样，摆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面前的战略选择就很明晰了：为了重建以色列，完成《旧约》中神的期许，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外力打垮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完整的地缘政治板块。此时他们决定再次故技重施，借助外力打垮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顽固态度，在帝国中东统治的废墟上重建以色列和“第三圣殿”。
那么这个外力选择谁呢？放眼望去，有能力打垮英帝国的，无非美、德、苏三国，而在这三国当中，挑动美英之间进行足以打垮英帝国的全球性战争是不可想像的；苏联的斯大林只能利用却无法控制。这样最有可能跳出来武力打击大英帝国，在地缘政治上距离英帝国本土最近，又便于犹太资本控制的，当属“一战”战败国，蒙受凡尔赛和约羞辱，复仇主义笼罩全国而又急需外国资本恢复国民经济的德国。而当时统治德国的，却是按照英美自由主义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完全符合英帝国既稳定德国局势又不让德国壮大的战略，这样的德国是不足以承担起迫使英帝国在中东问题上让步的重任的。
颠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重建一个强大的德国，为大英帝国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以迫使英国重新依赖犹太银行家的钱袋，这是一个既能实现复国的战略目的，又可从中大获其利的战略。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们千回百转物色和扶植起的是一个比斯大林更不靠谱的人物，德国最后是强大了，却完全失去了控制。当然，此乃后话。
当务之急，是如何颠覆魏玛共和国。银行家们没有武装，同时，在战争刚结束的欧洲，立刻策动另一场战争的条件远未成熟。1922年，银行家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货币战争”来摧毁魏玛共和国的基础。
国际银行家动手运作时，很快就发现另外一股势力也在朝着同样一个方向推进，这就是美国新兴的金融势力集团——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当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老牌的大英帝国之后，美国金融势力也同步快速膨胀，原来跟着欧洲银行家老大跑腿的小弟，逐渐萌生了自己的野心。“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想法与日俱增，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美国新兴的精英集团就开始考虑取代英国成就全球霸主的大业了。
此时，两股势力相遇，终于找到了知音，两者的战略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实施的战术步骤也可以很好地协调。双方的最高战略目标就是打垮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犹太银行家要的是实现以色列复国的梦想，美国精英看中的是世界霸主的交椅。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打手”就是德国，强大的、充满攻击力的德国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当然，在强大的德国头上必须事先套上紧箍咒，以防德国反咬一口。因此，从中央银行到金融系统，从工业集团到原材料基地，必须被彻底控制起来，然后，软弱的魏玛共和国必须被强势的新德国取代，才有能力执行这一“伟大”的战略。
如何才能彻底控制德国的经济命脉呢？一场“货币战争”浮出水面。彻底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将使德国的所有资产变得廉价无比，再进行控制就易如反掌了。
按照股票操纵的行话就是，先做空，逢低吸纳；再做多，赢得暴利！
「经济武器与《凡尔赛协议》」。
英国阿尔福雷德·泽曼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在“一战”中，曾经写过一本13页的小册子，名叫《对付德国的经济武器》（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到了“经济战”这样的理念。[13]泽曼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奎格雷教授列为英美精英组织的重要成员。
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中的中欧强权（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正处在世界范围的被包围的态势之中，凭借它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打破这样的包围。这本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大规模经济封锁所形成的“经济战”的理念，而德国人当时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1915年12月，英国首相提到：“有人会认真去想由于橡胶短缺，我们将会失去这场战争吗？”由于英国和美国能够封锁欧洲大陆的德国，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来源，而德国在战争中得不到这些原材料的补给。德国的战争准备是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战争最多只会持续一年。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年，而德国在战前准备非常不充分，并且没有想到，由于丧失制海权，德国被英国进行经济战略的大包围，使德国在战争中巨大的原材料损耗难以得到补充，因此逐渐丧失战斗能力，以至于最后溃败。这一点是德国作为大陆强权首次同海洋强权较量时面临的重大战略新问题。
泽曼在书中进一步提到关于对德国战败之后的计划和预测，他指出，在正常的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对德国港口封锁的解除实际上并不是英美想做的事，但是如果没有原材料就不会有德国工业的就业；如果没有就业，大量从战场上回家的复员军人就将形成庞大的失业人群，而这些人将会威胁社会秩序。反观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控制了原材料的供应，就控制了德国经济重建的进程。德国将会面临物资全面短缺的局面，如果考虑到饥荒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将至少会持续3年时间。
由于英美对德国的经济封锁在战后仍然持续，德国必然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这种短缺局面并不是平常的商业抵制，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国家行为。事实上，德国的物资短缺从一开始就是英美有意而为之的。在泽曼提出的经济战略思想指导下，1919年的《凡尔赛协议》其实是战争的继续。正如《凡尔赛协议》的起草者，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凡尔赛协议》并不会提供公平的和平，最终将成为持续战争的工具和手段。他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凡尔赛协议》产生的是一种失望、后悔和进一步萧条，这种和平协议的条款，显然是不同寻常的严厉和带有侮辱性质的”。而刚成立的英美主导的国联，“在复杂的贪婪情绪之中将会成为捕食者”。
兰辛作为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在整个和谈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各国的银行家们作为谈判代表的“顾问”，实际上把持着谈判的主导权。“在5月15号，我收到了布利先生的辞职信，同时还收到了我们另外五位主要专家的辞职信，这些人共同抗议和平条款的严厉和不公正。辞职信中指出，他们一致认为这样的条款违反了美国当初参战所捍卫的基本原则。”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也曾经说过：“在当代历史上，《凡尔赛协议》将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违反了所有的先例、所有的传统，德国代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不公正的条件。在他们面对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签字。在古老的宗教法律体系之中，每个人都必须有申诉的权利，甚至魔鬼都拥有这样的权利，邪恶的人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当今新的国家社会，甚至不遵循黑暗的中世纪所形成的神圣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战争消耗，加在一起相当于德国全部资产的3倍，德国每年最终将会被迫赔偿高达17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要一直持续还钱到1988年。沙赫特也曾做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凡尔赛协议》是一个有意的设计，这个设计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这显然符合大英帝国统治精英的理想。
在《凡尔赛协议》影响之下，每一个经济的自然进步，每一个经济的复苏行动和信心的恢复，由于外国政治势力的控制都变成了不可能。在战争中，英国对战争的融资主要通过税收，占到战争融资的20％，德国是6％。德国的货币供应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从72亿马克增加到284亿马克，对于每个德国人而言，货币供应量相当于从110马克增加到430马克。当时德国整体物价水平，如果将1913年作为基准值100，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则上升到234，这样的通货膨胀幅度跟英国的情况大致类似。这种物价上涨程度对德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被德国政府有效地对冲了，德国当时的工资，从1913年的基准值100上涨到248，德国人工资上涨幅度甚至略微高于通货膨胀。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严重伤害了德国经济，但是并没有摧毁德国的货币系统。
很明显，对于英国的统治精英而言，他们试图从根本上遏制德国的再度崛起。一个采用所谓“自由经济”体系的德国，在海洋强权的经济围堵战略下，是不可能真正发展和强大的。一个经济疲软、政治涣散、武功全废的“相对稳定”的德国，才符合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德国的货币系统从1918年战争结束到1922年期间，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之下。
但是，到了1922年7月，英国统治精英发表了《丘吉尔白皮书》，宣称“无意将整个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民族乐园”，从而背信弃义地酝酿推翻《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的重大承诺，德国的货币系统突然风云突变，超级通货膨胀的飓风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悄然登陆了。
「1922年德国中央银行“独立”：超级通胀飓风的“风眼”」。
德国1922年到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在西方的教科书中普遍被作为政府控制货币系统带来货币灾难的经典案例，结论即只有银行家来控制货币发行权才是“负责任”和“安全”的。其实，正是银行家和他们操纵下的中央银行，才是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真正的幕后黑手。
1876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作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其基本组织形式是私人拥有，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皇帝和政府的控制。帝国银行的总裁和所有董事都是德国政府的官员，由德国皇帝直接任命，而且是终身制。德国中央银行产生的所有收入，是在私人股东和政府之间进行分成，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些股东并没有权力来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这是一种明显有别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的德国独有的中央银行制度，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德国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始终牢牢控制着货币发行权。从德意志帝国银行成立以来，德国金马克的货币价值高度稳定，对德国经济崛起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是一个金融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典范。即使是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直到1922年，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仍然相对坚挺，德国通货膨胀与英、美、法等战胜国相比并未出现明显差距。对于一个战败国，而且是一个处境极其悲惨的战败国而言，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货币政策能达到这种水平和效果，应该说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然而，德国战败之后，战胜国却通过一系列立法，把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完全剥夺了。1922年5月26日通过立法，确立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运作从德国政府的控制之中摆脱出来，德国政府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掌控力被彻底废除掉了。德国的货币发行权完全交到了私人银行家的手中，其中就包括沃伯格等重量级的国际银行家。
这是德国发生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关于这场通货膨胀的原因，西方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当时的德国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为了消极抵抗法国和比利时强占德国鲁尔区而导致德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钞票来应对。这是一个从各个角度都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首先，是政府在超量印刷钞票吗？不是。德国中央银行私有化的时间是1922年5月，而鲁尔问题的出现是1923年1月，过量印刷钞票的行为乃是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
第二，德国央行过量印刷钞票是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吗？不是。鲁尔地区被占领的确对德国财政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还不至于让德国央行采取“货币自杀”的手段来应付，而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德国政府总理库诺其实有很多选择，他曾经是鲍林在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PAG）的总经理。麦克斯·沃伯格既担任HAPAG的董事，又是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董事，沃伯格银行此时与美国华尔街最牛的库恩雷波公司关系非比寻常，两位沃伯格兄弟是其高级合伙人，其中保罗更是美联储的实际运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德国政府向国际银行家发行高回报的特种国债，还是麦克斯代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向弟弟保罗代表的美联储协商“国际救援”，要应付一年多的鲁尔问题所导致的短期财政困难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德意志帝国银行过量印钞是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故意过量印刷本币能够减免外债吗？不可能。事实上，《凡尔赛协议》已经明确要求，德国必须使用黄金、英镑和美元来支付战争赔款。这种情况下，过量发行本国货币根本于事无补，而且越多印本币跌得越厉害，也就越难以兑换外币来还外债。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泰国不能靠印刷本币泰铢来偿还美元外债是一个道理。
后来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在1927年出版了《德国马克的稳定》一书，提出的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作为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认为超级通胀的危机是德国政府造成的。他认为帝国银行在其权限范围之内，主要是控制通货膨胀，但帝国银行发现无法做出决策。当时帝国银行持有的观点是，只要德国鲁尔工业区仍然被法国占领着，战争的外债总额仍然没有固定，而德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那么任何稳定货币的措施和企图都是没有用的。帝国银行狂发钞票是为了拯救德国政府，他们创造新的帝国马克，可以供给政府使用。沙赫特认为，当时战败的德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借助于帝国银行的发钞权。德国当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中央银行没有办法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沙赫特的观点其实难以自圆其说。[14]。
「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战争”」。
德国马克究竟是如何被摧毁的呢？一言以蔽之，摧毁一种货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过量的货币。这种过多的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进行：第一，中央银行自己发行过量的货币；第二，私人银行创造过度的信用和货币；第三，市场中的货币投机商通过大规模的“裸做空”，在摧毁一国货币价值的同时，其效果等同于货币投机商在大量发行货币。实际上，1922年5月，当德意志帝国银行落入国际银行家手中之后，三种形式的货币过度发行同时出现了。
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德意志帝国银行大规模印钞是事实，但并不是为了政府免除外债和解决财政困难。
再看第二种情况，私人银行的货币供应对超级通胀的影响。从时间上看：
1921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330：1；1922年1～5月，马克兑美元稳定在320：1；1922年5月26日，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1922年12月，马克兑美元为9，000：1；1923年1月，鲁尔危机爆发，马克币值一泻千里，马克兑美元达到49，000：1；1923年7月，马克兑美元达到1，100，000：1；1923年11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2，500，000，000，000：1；1923年12月，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为4，200，000，000，000：1；1923年，平均每两天德国的物价就要翻一番。
此时德国马克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马克被疯狂抛售的过程中，德国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很多私人银行家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可能有黄金或者外汇作为支撑。私有化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也赶不上私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总量。沙赫特作了一个估计，在当时德国货币流通总量中，有大约一半是私人银行家所发行的货币，而不是来自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官方货币。所以，私人银行的超量货币印刷几乎占据超级通胀的近一半源头。
第三种情况最不明显但却最为致命，有人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做空德国马克，从而导致了马克剧烈贬值，它的效果等同于大量印刷货币。
做空一个国家的货币基本运作机制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该货币存在着明显的内生性问题。德国当时的情况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需要使用外币来进行赔偿，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外债压力，德国马克本身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这与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亚洲四小龙情况类似，就是外债负担过重，而他们必须获得美元才能偿还外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以由经济体自动缓慢地调整来渐进解决。比如增加税收，或者暂时降低生活标准，这些外债可以逐步得到偿还。但是当货币投机在一个很大范围内集中和突然发生，将会影响货币的价值，而且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投机，仍然被视为一种合法行为。在投机过程中，他们只要事先大规模卖空某国货币，而且这种货币有着内生性的困难和问题，投机者最终往往会获得超级利润。
什么是做空机制呢？当货币投机家进行货币卖空行为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种货币，而只是声称他们拥有。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这种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他们以贬值后的低价从市场买回这种货币，平掉当初的“声称拥有”的“谎言”，就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从这个意义来讲，当货币投机者在卖空并不存在的“声称拥有”的货币的时候，其实质是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了创造这种货币的权力。这些货币投机者同时出动，在同一时间一起大规模做空，数量足够大，而且是在这个国家货币足够虚弱的时候，这样的做空行为将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使被做空的货币的价值出现自由落体般的贬值，严重情况下，将会产生货币恐慌。而货币恐慌将会导致链式反应，引发其他社会阶层本能的恐慌，大量抛售本币去换取外币，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市场做空行为。
在这样的货币暴跌过程中，投机家赚取的巨额利润，就是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和储蓄者积累多年的财富，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所谓自由经济主义者，将会指责所有的错误都是由于政府的货币政策出现问题，而忽略投机者所制造的巨大灾难。
事实上，1923年德国的问题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的情况非常类似，本币体系和本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外债高筑，外国货币投机者蜂拥而至，超大规模做空本币，货币体系濒于崩溃，本币剧烈贬值，通货膨胀卷走社会财富，摧毁了国家经济基础。差别在于，德意志帝国银行非但没有制止货币投机，反而在变相给投机者提供充足的弹药；国际银行家的私人银行在超级通货膨胀中发行了全部货币流通总量的一半，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历史惊人得相似，原因在于重复历史的人都是同一批人。今天的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与1923年摧毁德国马克的货币投机者师出一门。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财富在一年的时间里被洗劫一空。德国中产阶级沦为赤贫，失去一切的愤怒和战后所遭受的羞辱，使德国人心中的怒火升腾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心态。此时的德国社会已是一片干柴，等待的只是一颗引爆的火星。
「沙赫特的“地租马克”保卫战」。
在经历了18个月的血雨腥风之后，德国马克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从心理角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这种新的马克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租马克（Rentenmark），它是以德国全部的土地和工业产品作为抵押来发行的新货币，总价值相当于32亿马克。地租马克与美元挂钩，兑换比价是4.2：1，地租马克与旧马克的兑换比价为1：1万亿。为了在心理上隔绝地租马克和旧马克，具体做法就是成立一家新的“地租银行”（Rentenbank）。地租银行向德意志帝国银行提供新马克贷款，帝国银行再向社会提供地租马克的信用。但是地租银行一直没有独立于帝国银行运作，仅仅是从心理上起到一个隔绝新旧马克的防火墙功能。地租马克从1923年11月15日开始流通。新马克并不是一种法币，没有支付政府债务和外国债务的能力。[15]。
沙赫特被委以稳定德国马克的重任时，已经拥有了23年银行从业经验。沙赫特发明新地租马克时，并没有使马克的价值立刻得到稳定，打垮货币投机狂潮才是稳定马克价值的关键转折点，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随后跟进一连串的信用紧缩政策，才最终达到了稳定马克的目标。
沙赫特的第一个“新政”就是立刻停止了所有其他私人银行发行马克的权力，把所有持有的旧马克都进行了即刻支付。
第二招就是新的地租马克被明令禁止借给外国人。沙赫特明白外国货币投机商是做空德国马克的主要投机力量。他的这个做法意味着外国的投机商在做空地租马克后，在外汇市场上很难得到地租马克来平仓，所以投机意愿将会出现很大障碍。只此一招，就初步打垮了境外货币投机商，制止货币投机是德国货币改革重要的第一步。
这些货币投机商现在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央银行下定决心要做的话，他们可以终结所有在外汇市场对马克的投机行为。沙赫特其实从一开始就明白怎么来对付货币投机行为，但在几个月之前，发生最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银行却袖手旁观，任由外国投机商摧毁了马克。
外国的货币投机商仍然在不断袭击新的地租马克，沙赫特终于被激怒了。在1923年11月底，沙赫特指出：“地租马克的投机不仅对国家经济利益而言大有恶意，同时这种行为本身也极其愚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样的投机活动（所需要的马克），要么是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非常慷慨的贷款，要么是通过私人银行紧急印钞票来交换帝国银行的马克而得到的。”“但是现在三件事情发生了，紧急货币（私人银行自己印制的钞票）已经失去了价值，它（私人银行所印的钞票）和帝国马克进行交换被禁止了；从前帝国银行慷慨的贷款现在已经不再发放了；地租马克在国外已经不能被使用。这些原因导致投机者无法从外汇市场得到足够的马克来支付欠款，他们出现了大量的亏损。”[16]。
沙赫特的这段话中已经泄露出德国马克崩溃的关键性信息。第一，大规模做空马克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银行“慷慨”的资助，因为当时这些投机商可以很容易地从德国中央银行贷到大笔低成本的贷款，而这些贷款被用来做空马克，这是打垮马克的关键性措施。换句话说，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向货币投机商提供了做空马克的海量弹药。第二，外国货币投机商向德国本土的私人银行大量借入马克，而私人银行则通过印刷自己的钞票，再拿到中央银行兑换成马克，来给外国货币投机商“供货”，德国的私人银行家显然是外国投机商的帮凶，这些人是谁呢？沙赫特没有点名地指出了一些德国著名的银行家族甚至在他主抓马克的稳定后仍然顶风作案。沙赫特明确指出，“有些著名的银行机构也参与到货币投机的把戏之中，这个国家仍然充满了大量的货币投机商，这些人只要能赚钱，甚至可以把家族银行美好的名声和信誉不当回事”。他的惩罚就是中央银行暂停给这些银行的票据进行再贴现。第三，凡是违反禁令向外国投机商拆借地租马克的本国银行也一并惩罚。
从1924年4月7日起，沙赫特下令德国中央银行拒绝发放新信用，时间持续了两个月。中央银行的这个做法是为了恢复德国马克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沙赫特还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他把当时一个月的拆借利息从30％上涨到45％，透支利息费用从40％一口气涨到80％。此举顿时令所有的外国马克投机商陷入了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交出手上的外汇，换成德国马克，来支付他们做空马克所损失的金钱。用这种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大大增加了外汇储备。1924年4月，德国外汇储备约为6亿马克，到了8月份，这个政策执行了仅仅4个月，德国的外汇储备就翻了一番还要多[17]。
在沙赫特严格执行了上述措施之后，大规模的马克绞杀战终于被切断了资金供应，从而一举结束了投机家对德国马克的疯狂攻击，之后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上重新恢复了平静。
1924年7月，当德国马克恢复稳定之后，拆借利息开始下降。当时由于沙赫特采取了严厉的信用紧缩政策，诸多德国政府拥有的邮局和铁路等机构纷纷组建了自己的银行。这些机构庞大且实力雄厚，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资金，而且这种积累速度远远超过私人银行体系。到1924年底，德国社会上的商人和其他生意人，纷纷把地租马克和帝国马克等值对待。在这个时候，沙赫特再把地租马克转化成德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马克。
沙赫特的举措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金管局“任一招”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将货币投机商的资金拆借成本提高到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此招将顷刻打垮货币投机狂潮！
沙赫特一辈子都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面混，其实他本没有必要将这些内幕抖搂出来，但他不甘心后人评论德意志帝国银行在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时束手无策，作为当事人的他觉得有必要做一番表白，他沙赫特还是有本事的。另外，沙赫特还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力主德国马克的稳定，也将此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当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中强大的马克被超级通货膨胀摧毁，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愤怒。在1927年出版的《德国马克的稳定》中，沙赫特还在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无所作为而辩护，到1967年的《金融的魔术》出版时，他终于想对历史有个“说法”了。从1923年到1967年，经过了44年的沉默和对超级通货膨胀真实原因的讳莫如深，他最终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金融圈里的某种潜规则，用极为隐晦的手法，在一本讲述早已被人淡忘的44年前历史的冷门书中，给自己和历史留下了一个交代。
「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的开始」。
通过超级通货膨胀，国际银行家们喜获“剪羊毛”的丰收，不仅一举席卷了德国几十年的工业化财富，而且大规模地控制了德国的金融和工业系统。与此同时，挑起了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愤怒，从而瓦解了魏玛共和国的民意基础。接下来，就要开始强化德国的工业能力，积蓄实力准备挑战大英帝国的霸权了。
事实上国际银行家在巴黎和会上就开始布局了：凡尔赛和谈的关键人物、和约的起草者之一华尔街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负责起草和约第231款，即埋下德国复仇主义祸根的德国“战争罪”条款。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首席律师的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说服美国总统柯立芝，任命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担任赔款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从1924年道威斯计划开始执行到1931年，德国总共支付了105亿马克战争赔款，却从海外借入了186亿马克[18]；1923年以后，无论是德国IG法本公司、联合钢铁，还是德国电力总公司，身后无不浮现着犹太银行家、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影子，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华尔街的资本所控制，而这些资金是华尔街通过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的，摩根和沃伯格家族从中又获得额外的丰厚利润。
1924年，美国方面启动了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的要点就是削减德国的战争赔款，从1320亿德国马克调降到370亿德国马克。美国用这些钱向德国发放贷款，主要是为了偿还德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务。英国和法国得到德国偿还的钱之后，再把这些钱还给美国，因为英国和法国都欠美国的钱。结果就是，美国人自己放贷给德国人还英法的钱，英法再把德国人还钱的一部分还给美国，这样资金周转了一圈又回到美国。在这个循环中，亏损的是美国的纳税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完成“抄底”的华尔街资本所控制的德国工业减轻了债务负担增加了盈利能力，同时，所有涉及到资金交易的银行家雁过拔毛，都获得了巨大利益。道威斯计划提出来之后，立刻受到国际银行家的热烈欢迎，因为大家在这个循环还钱游戏中利益均沾。道威斯在1925年和张伯伦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
沙赫特和国际银行家还提出一个新的赔偿条款，德国中央银行所产生的全部利润要进行分成，45％的利润归德国中央银行私人股东所有，55％归政府。最终中央银行所有股东达成一致，第一个5000万马克的盈利中，有一半被私有的中央银行股份持有者拿走，在第二个5000万利润中间，有25％被私人拿走，随后就是每年利润的10％归私有的股东。[19]。
道威斯的计划开始实行之后，巨额美国贷款涌进德国，大量外国信用紧随其后，国际银行家普遍对沙赫特抱有很高的信心。但是沙赫特采取了异常严厉的外国资金使用限制，规定这些钱只能用在生产领域，不许用在奢侈品和消费方面的信贷。在这样的政策下，从1924年到1929年，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德国工业生产体系迅速被建成整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系统。沙赫特对于生产的信贷支援和严格限制进入其他类似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奢侈品消费市场的政策导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德国的工业实力得以迅速恢复，逐渐具备了挑战英国的底气。
在经济和金融上控制了德国工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扶持一个有能力与英帝国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组织。这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出现在了国际银行家们的视线之内。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就从多条渠道获得情报。早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的官员罗伯特·墨菲就通过鲁登道夫将军亲自会见了希特勒，这个墨菲后来成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就是通过这些秘密接触，纳粹的思想和组织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华尔街和华盛顿的秘密决策圈子，为国际银行家的核心圈子所瞩目。而早在1926年，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就开始秘密为纳粹融资了。到1929年6月，控制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开了一个会，选派西德尼·沃伯格代表他们去德国进一步“面试”希特勒，同时进行合作谈判。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对法国的复仇情绪”。希特勒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2400万美元）一切都好说。最后双方以1000万美元成交。而西德尼回国后汇报的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打动了洛克菲勒，紧接着《纽约时报》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定期报道，大学里也开设了研究纳粹的专门研究机构。[20]。
国际银行家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街头小痞子希特勒居然有自己的“伟大计划”，拿了国际银行家的钱，干的竟然是自己的“私活儿”。
「参考资料」。
[1]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
[2] Friedrich List，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3]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4] Ibid．。
[5] Lawrence Sondhaus，Naval warfare，1815-1914 （Routledge，2001）．。
[6]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7] John V. Denson，Reassessing the presidency：the rise of the executive state and the decline of freedom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1）．。
[8] Jules Ayer，A century of finance，1804 to 1904：The London house of Rothschild （W. Neely，1905）．。
[9]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0] Ronald Sanders，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3）．。
[11] Martin Gilbert，Churchill and the Jews：A Lifelong Friendship （Henry Holt and Co.，2008）．。
[12]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13] Alfred Zimmern，The Economic Weapon Against Germany，London：Allen & Unwin，1918．。
[14]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5]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6] Hjalmar Schacht，The magic of money（Oldbourne，1967）．。
[17] Ron Chernow，The Warburgs The 20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emberable Jewish Family．。
[18] Carroll Quigley，Tragegy and Hope （MacMillian Company，1966）．。
[19] Stephen Zarlenga，Germany's 1923 Hyperinflation：A “Private” Affair．。
[20]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 the Rise of Hitler （GSG & Associates，1976）．。
第六章 希特勒“新政”。
“愤青”希特勒。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大棋局。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希特勒“新政”。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希特勒的权术。
「本章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军事机器的强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希勒特更是全世界人人喊打的恶魔。但是，在学术圈之外，很少有人了解纳粹德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创最重，经济凋敝，失业空前。纳粹之所以能够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与德国经济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德国社会动荡，民众人心思变，纳粹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脉搏，主打挽救经济危机的新政牌而一举赢得大选。如果纳粹仅仅是靠口号和宣传，而没有治理经济危机的真才实干的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像魏玛共和国一样失去民心并最终垮台。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3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纳粹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开始了所谓的希特勒的“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强劲增长，失业率直线下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在所谓“新政”的大力刺激下，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1937～1938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直到1941年才扳回到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如果不是战争爆发，高达1000多万美国青年被征召入伍，失业问题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德国是20世纪30年代受经济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却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的国家，德国拯救经济的措施对于今天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究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意义呢？
关于纳粹曾经犯下的种种战争罪行，历史已经给出了定论，因此不在本章探讨的范围之内。但是，纳粹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我们将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当时德国政治和货币之间的互动关系。
「“愤青”希特勒」。
1918年11月的一天，德意志帝国国防军李斯特团陆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像其他伤员一样静静地躺在陆军医院的病床上，品味着因协约国施放毒气而暂时失明的痛苦和荣获帝国铁十字勋章的幸福。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将希特勒下士从病床上击得跳了起来，德国宣布向协约国投降了！愤怒和失望如毒蛇一般噬咬着年轻的希特勒，这一切都是为什么？难道自己和无数的战友同胞奋战四年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苦涩的结果吗？
不久，魏玛共和国政府承认《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来：德国丧失了约1/10的领土和1/8的人口，丢掉了全部殖民地，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70年还债，直到1988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1]像大多数德国老百姓一样，希特勒被彻底激怒了。
在1918年11月革命之前，德国形势虽然不妙，但尚未到彻底战败的程度。在西线战场上，协约国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德军却深入法国北部，1918年3月～7月，德军接连于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攻势。该年5月底，德军发动第三次攻势，这次突击成功突破法军的防线进逼至距巴黎仅37公里之地。7月15日，德军发动第五次攻势，未能达成战略目的，随着美国军队到达欧洲，协约国的力量大增。德军随后在法国转为战略防御态势。在东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权初定，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俄军极度厌战，继续战争已无可能。列宁决心与德国议和，1918年3月，俄国被迫与德国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将获得俄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5000万居民。而且割让给德国的地区，拥有俄国90％的煤炭开采量，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此外，条约还规定，苏维埃政府必须复员军队，包括刚刚组建的红军部队。[2]同年3月27日，又在柏林签订苏德间三个附加条约，规定苏俄以各种形式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
如果德国能够在西线的法国战场迟滞和消耗协约国的攻势，而东线战争已经结束，德军很快能够集中力量全力西向，加上俄国割让的大片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以及60亿马克的巨额赔款，德国的战争力量将有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即便德国最终难以取胜，但协约国因大量人员物资消耗和内部争议也未必愿意长期对峙下去，如果德国以拖待变，确实有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不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盟军会根据美国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依据威尔逊许诺的“民族自决”原则[3]，德国或许还可以兼并前奥匈帝国讲德语的地区，实现德奥合并，建立大德意志——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得德国民众品尝到了辛辣的被欺骗被出卖的味道。除了协约国列强在外，在德国国内是不是还有卖国贼出卖了德国呢？民心一致，几乎立刻就找到了战败的替罪羊：承认《凡尔赛和约》的社会民主党软弱分子以及“国际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十一月罪人”，被认为是出卖德国利益的罪人。
怀着对所谓“十一月罪人”的刻骨仇恨，愤青希特勒带着一套旧军装和铁十字勋章退役了。失业中的希特勒很快找到了新活计，为德国陆军情报部门当密探，去了解当时一个只有55个人的小政党——“德国工人党”的底细。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但他悟性奇高，在“刺探”的工作中不断吸取那些慷慨激昂的各派演说家们的精华部分，在不断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同时能够很快抓住他们观点中致命的缺陷。
1919年9月的一天，希特勒再次来到德国工人党聚会的地方打探虚实。一位演讲者的内容很快抓住了希特勒的兴趣，此人的观点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特别提到：“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尔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产生了一种观念，我已经发现我们（纳粹）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在费德尔的感召之下，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4]。
这个费德尔究竟是何方神圣，又讲了什么样的高论，居然能让希特勒茅塞顿开，从而找到了纳粹建党的原则呢？
「费德尔：希特勒的金融导师」。
在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费德尔成为希特勒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导师。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对货币、金融、就业、贸易、经济危机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费德尔在经济金融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他从1917年开始“自己琢磨”金钱、经济、萧条、就业、战争与国家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完全跳出了传统学院派的思维定式，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结论。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有权力控制货币供应，一定要对中央银行进行国有化，而绝不能让私人控制中央银行。因为私人控制中央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产生的利息收益和其他利益将归私人所拥有，而不是造福国家和公众。[5]。
行伍出身的希特勒原本对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完全没有概念，他一直以为德国“一战”的失败和后来的超级通货膨胀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经过费德尔点拨，希特勒立刻敏锐地抓住了金融才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并形成了“创造性工业资本”与“贪婪、掠夺性金融资本”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深刻印象。当希特勒明白过来金融和控制金融的势力集团才是德国命运的真正主宰之后，他的境界立刻跃上了一个层次，再回头想很多从前令他困惑的问题，马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和全新的视角。他对未来德国的运作和纳粹党的“重要原则”逐渐形成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1920年，希特勒经过与费德尔等人反复激烈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纳粹运动的哲学原理体系。因为是哲学层次的纲领，希特勒认为这个纲领将“永远不变”。该思想体系被归纳为《25点纲领》，1932年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此政纲的地位。[6]。
《25点纲领》包含了纳粹所有的基本观念和政策。有关经济方面的要求和主张体现了费德尔的主要经济思想，关键点有：
第11点：“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这符合费德尔一贯主张的废除“利息奴役制”，区分“创造性的工业资本”与“食利性的金融资本”。他认为，资本只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才能创造价值，只在金融系统“滚动与食利”的“掠夺性”的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在剥削其他劳动者的成果。
第12点：“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希特勒号称德军在“一战”中没有败在军事上，而是前线的将士被“出卖国家利益”的大资产阶级、犹太金融家从“背后捅了一刀”，如果这些人继续发战争财，那简直天理不容。
第13点：“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费德尔建议组建国有企业的“航空母舰”，以实现国家垄断社会主要资源，从而避免资本过度追逐利润所引发的恶性竞争和贫富分化。他认为国有化的托拉斯是在资本家合理利润与工人稳定就业之间的某种平衡。
第14点：“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费德尔坚持大企业必须反哺社会，与社会各阶层共同分享经济繁荣。
第16点：“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费德尔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平民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不过这已完全不是所谓的哲学原则，而是属于具体的政策层面了。
第17点：“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费德尔的理念中，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不劳而获”和“投机倒把”，他恨不得把每一分社会资源都用在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中去。他实际上完全生活在一种抽象和理想化的世界里，而忽视了人的天性。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君子当然很好，但与君子长久生活只怕谁也受不了那种永恒的枯燥和平淡；小人固然有毛病，但小人们挖空心思地制造各种麻烦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创造和投机也是一个道理，没有创造，大家都没饭吃，但没有投机，人生不免过于沉闷。费德尔的毛病在于，他试图将矛和盾分割开来，只取自己想要的那一面。
第18点：“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
除此之外，费德尔还主张依靠“国家的权威”，成立“建设经济银行”，发行国家证券，为社会公共项目投资筹集资金。鉴于国际银行家对黄金早已形成垄断的现实，他提出摆脱金本位制，由国家决定流通资金数额，以国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作为货币的支撑，用商品与他国进行交换，从而逃脱外国资本对德国货币与外汇的控制。[7]。
希特勒在理念上支持费德尔的很多观点，但他是一名政治家，对理论本身谈不上任何兴趣，理论对他而言永远只是工具，合用时就用，不合适就扔。政治家永恒的法则就是权变，因追求权力而变化，因变化而拥有更多的权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希特勒必须与握有“实权”的人物合作。在当过兵的希特勒看来，所谓实权其实很简单，就是“暴力+财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穷得叮当响的希特勒当时还不太可能得到巨额的金钱资助，但是，“暴力”支持已经有点靠谱了。
「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声名大震」。
如果说费德尔为希特勒提供了经济金融的理论武器，那么罗姆（Ernst R hm）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暴力的实践武器。
罗姆19岁加入帝国军队，“一战”中三次负伤，最后官至少校。德国投降以后，罗姆加入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出任巴伐利亚地区自由军团司令官埃普的副官，成为慕尼黑屈指可数的实力派军人。“一战”结束以后，大批德军官兵回到家乡，在英国“经济武器”的打击下，物资短缺，就业无望，这些精力旺盛的老兵们自发聚拢到一起，在部分军官的领导下组成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德国军方秘密资助，提供装备，最初负责驻守漫长的东部边境，以解国防军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玛共和国的体制里，军队属于国家，不允许参与国内党派政治。德国“一战”以后政局动荡，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风起云涌，自由军团于是为政府和军方代表的保守势力所倚重，披挂上阵大打出手，血腥镇压了各地的革命运动。
1919年10月，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的一个集会上首次发表演讲。希特勒充分展示了他真正的天赋——极富煽动性的口才，不管多么荒谬和离谱的观点，被他偏执的大脑处理之后，再从他的如簧之舌迸发出来，都会产生电闪雷鸣般的效果。他已经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在强烈炙热的情感宣泄和犀利冷酷的理性解析中激荡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也许是德国人被剥夺得太彻底、被羞辱得太无情、被出卖得太赤裸，日耳曼民族骨子里的那种狂野和极端，潜意识中的自卑与傲慢，在希特勒高温强热的“真理火焰喷射器”横扫之下被骤然激发出来，人们残存的理性保护层已被彻底融化，剩下的只有狂热的信念和复仇的冲动。
当时台下为之神魂颠倒的听众里就有罗姆。罗姆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认定此人前途无量，具有领导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潜质。以后罗姆主动和希特勒结交，不但极力鼓励他施展政治抱负，而且自己也加入德国工人党为希特勒摇旗呐喊。1920年春天，罗姆正式将希特勒介绍进自己的实力派军人圈子。希特勒有了暴力集团的支持，顿时雄心万丈，开始筹划如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20年，希特勒在费德尔的帮助下，思想上形成了《25点纲领》的理论体系，在罗姆的辅佐下，又掌握了暴力手段。此时，他将德国工人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在罗姆的鼓动之下，巴伐利亚军政长官埃普大力扶植弱小的纳粹党，不仅提供资金援助，还邀请希特勒到军营里为纳粹党招兵买马。希特勒喜出望外，用他的话来说，自由军团充满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军旅中被灌输了世上无难事的进取精神”。在罗姆的组织下，纳粹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冲锋队。
1921年，希特勒众望所归，成为纳粹党元首。此时的纳粹党既有思想武器，又有武力后盾，再加上希特勒空前绝后的煽动力，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极右组织纷纷前来入伙，纳粹声威大震，到1923年纳粹党党员剧增到5.5万人。
1923年，精心策划的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爆发了，马克暴跌，金融界一片混乱，德国中产阶级的财富遭到血洗，法国、比利时又出兵占领了鲁尔。这一切激起了德国民众对魏玛政府的强烈愤怒，爱国热情升腾。希特勒认为夺取政权时机已到，他联合德军前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企图效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那样，利用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带领冲锋队，利用巴伐利亚军政头目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举行宴会之际发动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啤酒馆暴动。[8]。
虽然暴动最后失败，但是引起了世界震惊，给了纳粹党一次难得的国际宣传曝光机会。希特勒在法庭上展现了惊人的口才，滔滔不绝的愤怒宣泄，激起了德国民众极大的共鸣，大批民众自发来到法庭外声援纳粹，全球各大报都在第一版刊登了希特勒的照片，于是希特勒在一夜之间由暴动被告升华成了“拯救德国命运的英雄”。
希特勒在法庭审判中试图把辩论变成自己的政治演说，但他还是被判了5年监禁。他在监狱中待了9个月，并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为纳粹统治下的未来德国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惊的蓝图。在狱中，希特勒认识到魏玛共和国羽翼丰满，暴力革命已经没有机会成功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合法夺权”。他出狱以后，立刻调整了纳粹党的思路，准备利用议会民主体制合法夺取政权。
啤酒馆暴动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果，原本是街头小混混儿的希特勒一夜之间成了“国际名人”。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势力出于种种目的，找上门来要与希特勒谈合作。希特勒忙于接待洽谈，若干轮下来，觉得忽悠的人太多，真正有实力的大腕并没有出现。
其实，希特勒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正在引起某些能量极大的圈子的高度关注。
「希特勒被财神“撞了腰”」。
国际银行家们早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在德国物色今后能够承担历史重任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广泛关注着德国战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的五花八门的政治党派，试图从中找到能带来惊人回报的“超级原始股”，希特勒的几十号人的小党也进入了他们的雷达。
国际银行家的情报系统效率惊人。早在1920年2月，摩根就安排多诺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付给多诺凡20万美元的费用来系统考察欧洲战后的各方面状况。正是在这次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这个多诺凡就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创始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鼻祖。
当然这次接触只是属于非常初步的摸底性质，德国当时的各种政治党派多如牛毛，华尔街的“风险投资”还需要进一步从数量庞大的候选人中发掘出真正有潜力的原始股。
1924年德国马克投机风潮结束后，超级通货膨胀飓风终于过去了。在华尔街抄了德国经济的大底之后，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开始正式实施，大量的外国资本蜂拥而来，德国经济很快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随着经济的复苏，纳粹的影响力迅速萎缩。其实，德国老百姓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一样，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人民最重要的追求，乱世中的打打杀杀和经济动荡下的起起伏伏都不是百姓们所渴望的。一旦天下太平，德国老百姓很快就将过去的痛苦和灾难淡忘了。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纳粹的活动陷入低潮，希特勒只能本本分分地玩起他并不擅长的议会政治。
虽然纳粹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德国各地出现，纳粹党的选民支持率却相当可怜。究其原因，纳粹党蒙着浓厚的激进和暴力色彩，而此时德国社会逐步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好转，民众对愤青气十足的纳粹党自然敬而远之。1928年5月进行的德国大选中，纳粹党赢得区区12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只有可怜的2.6％。这一年的德国选情，以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联盟赢得40.4％的选票，天主教中央党赢得15％，而其他几个右翼党派如德国人民党则瓜分了余下42％的选票。
希特勒本是个乱世枭雄，国家大治，天下安定，他是决无出头之日的。
纳粹党本就像困在沙滩上的鱼儿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正在此时，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飙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7年前痛苦的回忆又开始浮现，只是这次危机的程度和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23年，德国人开始转而支持纳粹。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18.3％的选票，首次超过德国共产党，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1932年7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37.4％的选票，一举超过社会民主党的36.2％而跃居议会第一大党。
眼看着纳粹气势如虹的蹿升势头，国际银行家终于决心把宝押在希特勒的身上。
1933年11月，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沃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大通曼哈顿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3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沃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内容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诸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9]。
另一位被公认资助希特勒的国际银行家就是科特·冯·施罗德男爵（Baron Kurt von Schr der）。施罗德家族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在伦敦和纽约都开设了银行。施罗德和洛克菲勒1936年在纽约成立合资银行，约翰·洛克菲勒的侄儿担任副主席和董事。[10]。
施罗德毕业于波恩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帝国国防军。战争结束后，他加入科隆的斯坦银行并当上合伙人。他的右翼政治信仰使他同情并资助纳粹党。他促成了德国人民党党魁巴本和希特勒的会面，这次会面使希特勒以后得以当上政府总理。
施罗德还是纳粹核心圈子“经济同仁圈”的关键人物，这个圈子也叫“凯普勒圈子”，创始人是威廉·凯普勒。凯普勒是典型的红顶商人，在政界人脉广泛，政治嗅觉敏锐。“凯普勒圈子”于1931年初步形成。希特勒曾与凯普勒有过一番深谈，谈到想有一批可靠的企业家为纳粹掌权以后提供咨询时，希特勒说：“找一些企业界的领袖，他们现在可以不是纳粹党员，我们上台后会为我们服务。”[11]。
凯普勒果然不辱使命，他网罗来资助希特勒的圈子包括：
〖弗利兹·克兰夫斯（Fritz Kranefuss）：凯普勒侄儿，希姆莱的助手；
卡尔·克洛格曼（Karl Vincenz Krogmann）：汉堡市长；
奥古斯特·罗斯特格（August Rosterg）：法本子公司的总经理；
埃米尔·梅耶（Emil Meyer）：ITT子公司和GE德国的董事；
奥图·斯泰布林克（Otto Steinbrinck）：联合钢铁公司的副主席；
雅尔马·沙赫特（Hjalma Schacht）：帝国银行董事会主席；
埃米尔·赫尔弗里奇（Emil Helffrich）：美孚控股公司德美石油的董事会主席；
弗雷德里奇·伦霍德（Friedrich Reinhardt）：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主席；
埃瓦德·海克（Ewald Hecker）：ILSEDER HUTTE的董事会主席；
格拉夫·冯·俾斯麦（Graf von Bismarck）：斯德丁的执行主席。[12]〗。
凯普勒1933年被选进帝国议会并一度成为希特勒的财务顾问。短短几年，他就捞到几家公司董事的肥差，包括法本集团两家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法本和美孚石油关系密切。法本曾从美孚石油得到生产合成汽油的技术，欧洲战争爆发后曾紧急转让给美孚石油2000多项外国专利。
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由索申尼斯·奔尼（Sosthenes Behn）和荷南德·奔尼（Hernand Behn）兄弟二人于1921年成立，受摩根家族控制。奔尼和希特勒的第一次会面是1933年8月在贝希特斯加登。[13]后来奔尼和凯普勒圈子搭上线而认识了施罗德。奔尼看中了施罗德和希特勒及纳粹的亲密联系，邀请施罗德成为ITT在德国利益的守护人。施罗德帮助ITT在德国投资利润丰厚的军工企业（包括生产战斗机的Focke-Wulf公司），并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任职。ITT的利润又再投资到这些企业中。如此一来，“二战”中希特勒是以美国投资生产的战斗机对抗美国和盟军，施罗德当属其中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把ITT的资助转给特务头子希姆莱的盖世太保。ITT的捐款占战争中美国公司对盖世太保捐款的1/4。
“二战”后盟军在1945年11月19日对科特·冯·施罗德的审问记录说明施罗德、ITT和纳粹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
〖问：在以前的记录中，你说曾经和ITT或标准电气有关的几家德国公司有往来，那么ITT或标准电气和其他德国公司往来吗？
答：是。洛伦兹公司在战前持有不来梅的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Focke-Wulf为德国空军制造战斗机。我相信后来Focke-Wulf因扩展而吸收更多的资本，洛伦兹下降到刚刚低于25％。
问：那么这发生在上校奔尼通过ITT持有洛伦兹近100％股份之后？
答：是。
问：上校奔尼批准洛伦兹购入Focke-Wulf的股份？
答：我确信上校奔尼在他的驻德国的代表正式批准以前就已经同意了。
问：洛伦兹在哪一年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
答：我记得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侵入波兰之前。
问：威斯特里克知道洛伦兹购入Focke-Wulf公司25％的股份的所有细节吗？（威斯特里克在“一战”、“二战”中充当德国间谍）。
答：是。比我更清楚。
问：洛伦兹投资的金额是多少？
答：最初是25万马克。后来又增加不少。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
问：上校奔尼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机会把在德国赚到的利润转回美国吗？
答：是。转回美国的利润会因为汇率减少一点，但绝大部分能回到美国。上校奔尼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他似乎愿意将利润留在德国投入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军工企业。柏林的哈斯公司是其中一个。哈斯生产军用无线电和雷达部件。我记得洛伦兹持有哈斯50％的股份。
问：你从1935年担任洛伦兹的董事。这期间洛伦兹和Focke-Wulf从事军工设备生产。你知道或听说上校奔尼或他的代表对这些为德国备战的企业提出抗议吗？
答：没有。[14]〗。
凯普勒圈子和希姆莱走得越来越近，也被称为“希姆莱圈子”。在1936年2月25日给希姆莱圈子的同仁埃米尔·梅耶的信中，施罗德描述了希姆莱圈子的目的和要求，以及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的长远目标。
〖第三帝国领袖的朋友圈子：
应第三帝国领袖邀请的慕尼黑两天之行结束时，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由帝国领袖支配的特别“S”账户。其中的资金用于预算外的任务。这样帝国领袖可以依靠他所有的朋友。在慕尼黑大家决定应由签署人来设立和处理该账户。同时，我们想告诉每一位参与人，如果他代表公司或朋友圈子为以上说明的帝国领袖的任务捐款，捐款应存到朋友圈子同意在科隆的斯坦银行开设的特别“S”账户（帝国清算账户，邮政支票账户号1392）。
希特勒万岁！
科特·冯·施罗德[15]〗。
这封信解释了为什么战后陆军上校波格丹（前纽约施罗德银行主管）千方百计把调查从科隆的斯坦银行引开，转到纳粹时期的大银行上。因为斯坦银行藏着美国跨国公司和纳粹当局在“二战”中勾结的秘密。
施罗德对纳粹的支持在纳粹上台后得到丰厚的回报，施罗德担任了以下职务：
〖国际清算银行的德国代表；
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首席私人顾问；
盖世太保的高级领导，一、二级铁十字勋章；
德意志Verkehrs-Kredit-Bank银行（受帝国银行控制）的董事会主席；
驻瑞典总领事。〗。
战后，科特·冯·施罗德被德国法院认定犯有“反人类罪”，这位著名的国际银行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
“反人类罪”可不是个小罪名，而在“二战”中直接为希特勒提供资助而且被“抓个现行”的施罗德仅仅被象征性地关了3个月。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主管筹资的“财神爷”沙赫特于审判中被当庭释放。看来施罗德还有理由为自己获刑3个月叫屈了。
除了“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的施罗德参与了资助希特勒之外，麦克斯·沃伯格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哈瓦拉计划（Haavara Agreement）」。
希特勒口口声声叫嚣他有两大敌人和一个世仇。他的首要敌人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希特勒看来，没有布尔什维克在德国后方起义和暴动，德国是不会战败的，这是从背后捅进德国的第一刀。他的第二个敌人就是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费德尔的启发下，希特勒看清了金融势力的强大威力，也对“一战”中犹太银行家资助协约国导致德国战败和麦克斯·沃伯格等人在《凡尔赛和约》中出卖德国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加上德国超级通胀对经济的摧毁，希特勒把这些账全部算在了犹太人头上。希特勒的世仇就是迫使德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百年老冤家法国。
纳粹上台之后，对苏联和法国还无法立刻下手，但反犹排犹却没有任何障碍。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排挤犹太人的“哈瓦拉计划”。
“哈瓦拉”在希伯莱语中是“转移”的意思，哈瓦拉计划是1933年8月德国纳粹政府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签署的一个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计划。
对于纳粹而言，将犹太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走是个大政方针，但考虑到德国当时的实力，又不能过于得罪在全世界掌握着庞大资金渠道的国际银行家们。这些人中多数是犹太银行家，而且很多是德裔的犹太人。希特勒的排犹主义本来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欧美犹太人联合抵制德国产品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使德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受到沉重打击，不愿过度刺激国际犹太势力的反制行动符合刚刚掌握政权羽翼未丰的纳粹政府的利益。于是，排挤和驱赶政策改头换面为“鼓励向外移民”。
德国“一战”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全部以美元和英镑结算，因此德国政府对外汇和黄金外流进行了严格管制。1931年从德国向海外转移资本将被征收25％的惩罚税，纳粹上台之后对资本外流管制更为严苛。这一切使钱财外移成了犹太人海外移民的最大难题之一。而麦克斯·沃伯格此时已是德国最重要的金融巨头之一，在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市场有着庞大的人脉关系，筹集资金促成“哈瓦拉计划”的顺利进行成为麦克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麦克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织和纳粹三方的反复商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三方都有利的模式。在这一方案之下，准备移民的犹太人将他们在德国的马克和所有不动产交给纳粹政府，一年之后，他们在巴勒斯坦将得到同等价值的英镑，但条件是这些犹太移民不能动用这笔钱，全部资金将被用来购买德国的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管道、肥料等，等这些德国产品在巴勒斯坦完成销售之后，所得的资金再还给犹太移民。实际上，纳粹政府并不真正支付英镑，这笔钱由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在各大银行户头上划转一下，最后纳粹政府通过工业产品出口而得到这些宝贵的“英镑”。
这其实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大批犹太新移民和他们所带来的雄厚资本对当地犹太社区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为最终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打下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对于纳粹政府而言，他们一方面扩大了德国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德国的就业机会，并获得了宝贵的国际硬通货“英镑”，另一方面在不动用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实现了排挤犹太人的战略目标，同时可以示好于国际犹太银行家势力集团，减轻他们发动全世界抵制德国产品给德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严重打击。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这也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为了监督计划的实施，德国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信托公司，“哈瓦拉计划”所需资金总额的3/4和向德国出口产品提供的信用都通过沃伯格家族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巴勒斯坦地区，在巴勒斯坦则成立了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负责接收资金，从1933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5.2万德国犹太人（主要是富人）成功移民到巴勒斯坦，总额高达1.4亿马克的资金通过这一渠道汇出德国，沃伯格家族在中间得到丰厚的各种金融“服务费用”。[16]。
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纳粹德国以工业产品支付移民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动产和在巴勒斯坦的安家费，并得到外汇英镑，同时允许一部分资金流出德国。
这一计划并不符合纳粹的原则，但却符合希特勒作为政治家的权变之术。
国际银行家们除了直接插手德国金融系统外，还培植了一个重要的代理人，那就是沙赫特。
「沙赫特：国际银行家的中间人」。
雅尔玛·霍勒斯·格利莱·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孔斯坦赛·冯·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麦裔。威廉一生颠沛流离，做过乡村教师、报刊编辑、簿记员，最终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安顿了下来。威廉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心有所属，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纽约的废奴派和自由主义政治家、记者霍勒斯·格利莱，为了纪念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家，威廉给小雅尔玛取了霍勒斯·格利莱这个美国式的名字，由此可见沙赫特一家与美国的渊源。[17]。
小沙赫特聪明而勤奋，先后专门学习过文学、新闻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哲学博士头衔，后来到金融界发展，进入德累斯顿银行工作。沙赫特对金融的本质有一种直觉的透视力，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8]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帝国银行行长，拯救灾难中的德国马克。[19]1930年，由于杨计划的修改问题，沙赫特离开帝国银行。[20]。
从1931年开始，沙赫特开始积极为纳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台后，任命沙赫特为帝国银行行长，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共同签署。同时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帝国银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犹太银行家——门德尔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实际上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经济事务委员会”，开始规划德国经济的振兴。这个委员会的17名成员全部是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包括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泰森、施罗德等人，委员会的首脑由资本家集团推举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纳粹德国政府与美国银行家协会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华尔街欣然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答应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这些钱将被用来兴建新的军火工业或者扩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业。
在193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问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为德国经济部的部长，他有什么意见。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经济部长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处理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回答道，就经济问题而言，犹太人可以做他们到目前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经营活动。[21]沙赫特问的当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试探希特勒对沃伯格等人的态度。希特勒当时显然不能动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从某种角度看，沃伯格实际上是华尔街安插在希特勒身边，监视其金融政策的眼线。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的当天，沙赫特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经济部长。[22]。
沙赫特与沃伯格的关系非同寻常，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护着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国际银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试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异心，那华尔街对德国的资助就可能中断，这对于刚上台面对经济危机焦头烂额的希特勒来说，后果将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希特勒整军备战的经费来源也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希特勒也深谙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华，稳住了沃伯格的华尔街“直通车”，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华尔街资本控制下的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将德国巨额军火订单的大饼高高挂起，引诱着贪婪的资本争相扑来。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可以将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无产阶级，此话真是妙到毫巅！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由于与纳粹的合作有功，被嘉奖了铁十字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IBM总经理兼美国国际商会会长托马斯·丁·沃森。[23]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的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纳粹德国的军火工业体系中，美国公司竟然超过了60家。除了军工尖端产品销售，美国还慷慨地向德国转让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公司积极地推销坦克润滑油技术；德国空军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国的航油工厂供货；摩根麾下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参与了德国新型战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没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协助，希特勒的战争准备恐怕远没有这样顺利。
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台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国汉堡的家族银行仍然在盈利。他们对债券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红，沃伯格家族银行生意基本上没有被纳粹所骚扰。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银行还在盈利。
除了借助沃伯格与华尔街库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联系，从沙赫特的经历来看，他本人与英美金融界也颇有渊源。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24]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伦敦拜会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并在那里与诺曼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后来诺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个孙子的教父。[25]沙赫特英语说得比德语还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采用英德双语进行。在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当庭释放，当过纳粹经济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锐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随着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实施，德国经济日益好转，失业人口直线下降，军事力量迅速强大，特别是1936年德国柏林的奥运会圆满召开，使德国民众“四海归心”，希特勒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
德国奥运会之后，沙赫特开始隐隐感到形势不妙，不仅经济过于偏重军工造成结构失衡，更令沙赫特担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单纯”。与此同时，希特勒不动声色地着手分化他的经济大权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为复兴德国经济“四年计划”的执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很明显，这一新机构的设置与沙赫特的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功能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沙赫特与戈林的权力争斗。
作为自由主义学派在德国的掌门人，沙赫特在理论上对一切国家计划下的经济颇不感冒，又看到该计划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权力，自然对所谓的“四年计划”深恶痛绝，他立刻采取行动抵制和抗争。希特勒却不断地在沙赫特与戈林之间和稀泥，练起太极推手。眼看着大量的工业与军火订单源源不断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这边越来越“门前冷落鞍马稀”，沙赫特逐渐明白过来，自己被希特勒给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希特勒经过3个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经济部长职务。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认输，他仍是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想利用货币发行权做最后的抗争。从1938年开始，沙赫特拒绝再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他与希特勒的矛盾终于激化了。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从法律上完成了国有化中央银行的所有准备。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国银行行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德国的权力中心。沙赫特离开中央银行位置的消息被隐瞒了5个多月，直到大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希特勒的政治权术与沙赫特的金融谋略堪称绝世高手过招，不过政治终究压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26]沙赫特不但没有完成监视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没有觉察，由此产生报复的念头倒也是人之常情。
「大棋局」。
当1933年希特勒在国际银行家的扶持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德国元首的宝座时，世界上的几个重要的势力集团正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大英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毫无疑问地坚信英国的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应该在现有的英帝国版图之内被实施，而且应该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其核心利益在于巩固和强化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体系。此时的大英帝国，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陆，最大的战略挑战者德国已经被彻底打垮，在凡尔赛体系之下，其经济潜力和军事潜力已受到根本性的压制。德国西边的世仇法国已被英国牢牢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战争的巨大损失和德国的潜在威胁，使法国必须依赖英国才能生存。
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中东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马来亚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英国还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霸权力量，控制着世界所有重要的水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英帝国，环顾全球，志得意满。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隐忧，如美国惊人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英国统治精英的思维惯式里，美国仍是一个英国曾经的殖民地，缺少全球战略。金融中心刚刚起步，投机严重，监管混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本国市场无法消化，严重依赖英国控制下的全球市场需求；几乎没有海外殖民地，缺乏资源定价权；美国的军队当时还属于业余段位，缺乏全球军事基地。
因此，英国控制美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英国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英国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英国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英国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唯一令英国人真正担忧的是苏联的潜力。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刚刚从战争的混乱中缓过一口气来，各行各业仍然百废待兴，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却引起了大英帝国的极度紧张。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能够在不进行殖民扩张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同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不仅仅形成了严重的军事挑战，更加危险的是苏联模式将“搞乱”全世界的思想意识。如果苏联自力更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那英国的殖民模式将在反衬中显得丑陋无比，而无法维持其合理合法的统治秩序。因此，苏联被英国锁定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英国看来，德国纳粹的兴起有利有弊，弊端是德国重整军备形成了对英国的威胁，好处是英国有了一个得力的打手去对付苏联这一死敌。英国并没有把纳粹太放在心上，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优势，德国的经济在凡尔赛体系的消耗下，已经脆弱不堪，国际银行家又彻底控制了德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系统以及重化工业的命脉，希特勒不过就是个前台傀儡。只要能控制纳粹的命脉，就不怕他们反戈一击。如果引导德国强大后去对付苏联，对英国来说，当真是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好事。所以，英国的统治精英内部在纳粹问题上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亲德派，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另一派是对德国产生了恐惧后遗症，坚决反对任何让德国重新崛起的思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首相丘吉尔。
美国的新兴金融势力集团却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考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爆炸性增长，美国的统治精英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代大英帝国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毕竟是实力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战略！
在美国看来，英国最大的强项，也正是英国最大的死穴。英国的全球生产、资源、市场的大分工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英国本土的工业空心化，而英国沾沾自喜的金融中心如果离开了扎扎实实的实体经济，仅仅附着在全球分工的松散利益共同体上，一旦天下有变，就将立刻变得脆弱不堪而土崩瓦解。
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既能够从中大获战争红利，又能极大地削弱英国的统治地位，为取而代之创造机会，这完全符合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的战略利益。
而国际犹太金融势力在打垮英国殖民体系、夺取巴勒斯坦以便重建大以色列国的战略思路上与美国新兴金融势力集团一拍即合，华尔街的两大势力集团形成了高度默契，双方互相借力，水乳交融，共图大事。
此时的欧洲格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英国的首要敌人锁定为苏联，美国新兴金融势力的目标指向取代英国，犹太金融势力主攻以色列复国，这三股势力的共同之处就是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希望掌控一个能够当枪使的强大德国。
希特勒明白各派势力都在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的目的，但希特勒有着自己的盘算，他完全不能接受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准备反利用各方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希特勒决心要在复杂的国际战略游戏格局中充当主导者的角色。
「纳粹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社会权力平台中排在第一的是军队，第二是容克地主阶层，第三则是官僚阶层，最后是工业资本家阶层。在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权力是皇权，皇帝代表四大权力体系运作政权。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纳粹上台前后，虽然皇权崩溃，但社会权力基础却未受根本影响，只是权力的顺序发生了变化，工业资本家变成了老大，军队退居二线，官僚阶层仍排在第三，容克地主阶层掉到了最后。可以说，容克地主阶层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权力体系的最大输家。
德国容克地主阶层的衰落是从1880年开始的，由于工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各种自然灾害和1895年关税保护的变化等因素，实际上德国农业已步入衰落的历史发展进程。此时的容克地主阶层已经逐渐陷入破产的边缘，而他们经济地位的滑落必然会削减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纳粹上台后，对农业的控制力已经掌握在政府和纳粹党手中。所谓控制力的关键就是掌握定价权，谁能控制某个领域的定价权，谁就拥有着对这个领域相应的控制权。当容克地主阶层失去了农业领域的定价权后，它也同时失去了对应的政治权力。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为了保持军队对纳粹的支持，希特勒不得不维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纳粹在经济上对容克地主阶层做了相应的补偿，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
德国当时搞的多项农业计划，主要目的就是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比较稳定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体系，容克们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同时由于纳粹对于整个社会的严密控制，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基础被铲除了，整个市场就排除了政治动荡造成的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纳粹政府还对农产品实施价格管制，把价格固定在一个不是太高，但能够给容克地主阶层保证足够利润的空间之内。除此之外，纳粹还给容克们优厚待遇和相应的特权。从经济回报来看，容克地主们在1937年享受着仅比1933年高3％的农产品价格。政府还给他们提供担保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不允许农业工会成立，不允许农业工人罢工，也不允许农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实际上纳粹政府通过管制工会、管制罢工和管制工资上涨，为容克地主阶层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空间。另外，纳粹对于容克地主阶层贷款的利息和税收都进行了减免，1933～1936年容克地主阶层的各种贷款的利息支出从9.5亿马克下降到了6.3亿马克，纳粹上台的三年里，容克地主的农业贷款利息支出下降了3.2亿马克，税收从7.4亿马克下降到了4.6亿马克，可见对于容克地主阶层来说，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了。
除此之外，容克地主阶层完全免除了向政府和国家上交失业保险的义务。德国当时建立的失业保险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社会福利系统，但是容克地主阶层可以免予这个负担。1932～1933年，容克地主阶层从减少失业保险负担中总共得到1900万马克的好处。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威胁容克地主阶层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破产。这种破产威胁又被纳粹政府“体贴”地消除掉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的放贷者都不容许向容克地主阶级讨债，以免容克地主阶层被逼破产。
纳粹所推行的这套农业政策对大型农场主比对小型农场主更有利，越大的容克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越多，这些人对纳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巩固了容克地主阶层对纳粹的支持。
希特勒拉拢容克地主阶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赢得军队的支持。普鲁士军官团的主要精华都是出身容克阶层，德军中所有姓氏中带有“冯”（von）的将军都是容克家族的后裔，容克与军队是同气连枝，打折了骨头连着筋。
作为德国军队精英核心的普鲁士军官团受到纳粹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受到魏玛共和国的影响。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军官团是绝不会从事谋杀某个将军这种事情的，而在希特勒时代，这种事情却频频发生。这代表了军队力量逐渐衰落，不过这一衰落与其说是跟纳粹党有关，还不如说是跟国家的关系有关。
其实，纳粹党并没有完全控制军队。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军队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控制，而纳粹党并不直接控制军队。正是因为纳粹不能直接控制德国的军队，才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即党卫军，而党卫军和德国正规军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换句话说，德国军方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希特勒的完全控制。
当时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军队的武装成员不能同时是纳粹党的党员。由于德国军队有永远服从国家元首的传统，当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巧妙地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求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而军方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主要是他们从理念上基本认同纳粹党所推行的政策。在1938～1939年，德国的军事将领中间，几乎没有人反对希特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他，希特勒推行其方针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些军方高级将领所希望达成的。但是1939年以后，军方的部分将领开始质疑希特勒的某些决策，并且对希特勒的判断能力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些军队的高级将领却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来反对希特勒。
从官僚阶层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很多在政府工作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被要求提前退休。旧德意志帝国的官僚分层体系包括有学术背景和无学术背景两类官僚。有学术背景的官僚属于官僚阶层的中上层，这些人都通过了学术认证，纳粹执政对他们来说冲击不大。但下层官僚阶层所受的冲击比较大，特别是一些低层的和没有特殊技能的官僚，这些人被大量替换成纳粹党的党员。到1939年，德国有150万公务员，其中有28.2万是纳粹党党员。
1933年纳粹制定的排斥非雅利安人和政治不稳定分子的政策，只对上层公务员中1.1％的人造成了影响。而下层官僚，特别是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纳粹党党员。根据1937年德国的公务员法，并没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必须成为纳粹党的成员，但是要求这些雇员必须要忠于纳粹的思想。然而在公务员这个阶层中，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不受到纳粹党党章的约束，而是受到公务员法的限制，法律在官僚系统中具有更高的优先权。整体而言，下层公务员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的影响，而上层的公务员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
从德国的资本家这个角度来说，大体没有受到纳粹太多的影响和干扰。资本家阶层主要是靠自律，而不是靠被纳粹管制。一般而言，当时的德国工商业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地位。首先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是纳粹党上台之后大幅度获得权力的阶层。第二，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之下，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经济系统」。
如果说传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关注的并不是生产、消费、繁荣、就业、国家福利或者任何其他东西，它注重的全部焦点就在于利润本身。而这种只考虑利润却忽视其他因素的做法，势必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树敌，从而引发社会其他权力阶层的反弹，当其他各种社会权力平台联合起来对付利润系统时，又会最终伤害资产阶级的利润系统本身。
纳粹的经济系统设计必须建筑在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之上，它旨在平衡这种以利润为中心的系统与它所树立的各方敌人之间的利益。纳粹一方面压制利润系统极端自我的倾向，以缓和这一系统所带来的社会对抗性力量的反弹；另一方面，纳粹又压制威胁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因素，来维护利润系统的运转。
从纳粹的执政方针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六个方面来压制利润系统的各种潜在威胁的：第一是压制政府本身对利润系统的威胁；第二是压制有组织的劳工；第三是压制竞争；第四是避免萧条；第五是避免商业失败；第六是压制经济活动中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非盈利为中心的其他经济模式的发展。
由于政府行为本身不是以利润为导向，所以政府行为对于利润系统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但在纳粹德国，政府的威胁被消除了，原因是工业资本家支持并控制了纳粹党，而纳粹党运作着政府，因而纳粹党实际上成了工业资本家间接控制政府的代理人。
其实劳工组织并不直接对利润系统构成威胁，因为劳工利益本身就跟利润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有组织的劳工，特别是有政治信仰的劳工组织，将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利润系统。所以纳粹党如果要控制劳工组织对利润系统的破坏，必须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劳工团体。这种控制可以体现为控制劳工的自由时间和娱乐方式，当一个人有很多闲暇时，他总会东想西想，就会产生很多杂念。纳粹的办法并不是要取消工会，而是要对所有有组织的工会机构进行监管。在纳粹的这套机制之下，劳工的工资和其他生活条件实际上处于逐渐恶化的状态之下。不过，对于工人的被剥削，纳粹采取了其他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补偿。
纳粹采取的补偿方式主要包括：禁止工业资本家解雇员工，保证工人不失业。从德国的就业数字来看，1929年就业人口是1780万，在经济危机恶化的1932年，也就是纳粹上台前一年，就业人口仅有1270万。但是到了1939年，纳粹上台6年后，就业人口达到了2000万，而此时正是欧美其他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
从压制商业竞争来看，纳粹主要采取了对价格竞争的压制。对于公司经营而言，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专利、劳工等市场要素都存在着价格竞争，竞争是潜在困扰公司稳定运行和生产计划的不确定因素，并威胁公司的利润。一般来说，公司倾向于和竞争对手合作达成价格一致，然后一起向消费者进行成本转嫁。纳粹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来进行竞争压制，首先是垄断性行业协会，其次是贸易协会，还有雇主协会这三大协会来进行公司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垄断性行业协会出面规定价格、安排产量和划分市场；贸易协会主要作为政治团体，是对商业和农业活动进行有效组织；雇主协会用来控制劳工。由于实施了社会彻底的管制，资金成本剧烈变化、原料价格大起大落、工人罢工、社会对抗等商业竞争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公司的商业失败变得极为罕见，替代利润系统的其他商业模式无法存活。
在消除了这些威胁之后，德国的社会运作试图进入一种彻底避免萧条的轨道。但是，这种社会生产经营系统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整个社会系统并不是围绕着利润来进行的，这样的系统发展很可能会演变为一种更大的畸形。
实际上从纳粹德国的运作模式上看，纳粹本身必须要依附于德国的四大权力平台，并在此之上试图开发出一套平衡的和受管制的利润系统。无论此系统是否能够有效率地运作，但如果纳粹离开了这些权力平台和经济运作系统，它不仅无法发展，而且无法存活。
「希特勒“新政”」。
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德国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近30％，加上半失业者，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一半。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三年间，共爆发l000多次罢工。
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立刻投入到挽救经济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希特勒“新政”。在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措施之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直线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降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意志的胜利》），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的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显露早年那样“激情燃烧”的演讲才华，只需在公共场合露露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如醉如痴。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并不仅仅建立在洗脑和灌输的基础上，纳粹在执政前期拯救经济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和德国老百姓得到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可能比纳粹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与德国相比，1933年开始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到1937年美国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后，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在整个“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国民生产总值到1941年才扳回危机前1929年的水平。
希特勒“新政”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尽管这种奇迹背后隐藏着内在的缺陷，但就拯救经济危机而言，它的确卓有成效。
今天，全世界再次面临一场类似1933年的严重衰退，认真分析希特勒“新政”的功过得失，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希特勒“新政”的第一把火：中央银行国有化」。
早在1919年9月，希特勒第一次听到费德尔关于金融货币的讲演，就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就是这次演讲吸引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
希特勒没有任何系统的金融学理论基础，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就是一个金融盲。但是希特勒的悟性极高，没有系统的知识，却能够一下抓住问题的本质。这种人在对话里学习，在提问时思考，在辩论中顿悟。和所有领导者一样，他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而必备的则是敏锐的辨别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众多纷杂的言论中，捕捉到正确的声音。
在和费德尔的讨论中，希特勒悟出一个根本道理，就是私有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国家的货币发行，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而资助他们对整个社会人口的控制和剥削。费德尔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正统学术界无法容忍的离经叛道的谬论，它试图从人与人的利益博弈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理论家仅探讨剥离了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后的“客观”事实。沙赫特就与费德尔的观点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中央银行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其实，沙赫特的“理论观点”和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实际背景”是分不开的，要害还是一个利益问题。
在聆听双方的激烈争辩中，希特勒心里像明镜儿似的，他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费德尔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但在表面上却重用沙赫特，冷落了费德尔。对于德国纳粹前期经济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的费德尔，等到纳粹上台执政时，却被排挤到大学去教书。原因很简单，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不喜欢费得尔的理论，却热烈支持沙赫特，而这些实力派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希特勒从骨子里痛恨这些“十一月罪人”，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混在一起，逢场作戏。因为他是政治家，他只能遵守利益的游戏规则，而决不能将个人好恶置于游戏规则之上。
但是，在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重大原则上，希特勒没有向沙赫特等人妥协。1933年，希特勒政府刚上台，就立刻重新修订《银行法》，规定：取消帝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但很少使用它；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这个“创造就业汇票”就是“费德尔货币”，最早由费德尔提出，后来在实现希特勒“新政”奇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纳粹政府的上述做法，遭到了帝国银行董事们的强烈反对，但却无力阻止它。在银行家的反对声中，希勒特继续发力，帝国银行的独立性亦逐步削弱。1937年2月，《帝国银行新秩序法》颁布，规定帝国银行董事会由元首直接领导，帝国银行的独立性被彻底剥夺。到1939年，帝国银行董事会也被最终解散。同年，纳粹政府又颁布《帝国银行法》，规定：停止黄金兑换纸币；由40％黄金和外汇构成的发行准备可全部由就业汇票、支票、短期国库券、帝国财政债券和其他类似债券替代；中央银行对帝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最终由“领袖和帝国元首”决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在货币制度上，已经从罗斯柴尔德的“黄金十字架”下争得了自由。至此，纳粹政府最终完成了中央银行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国有化。
为了避免国际银行家的强烈反弹而坏了大事，希特勒只能徐图缓进，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终于将中央银行大权抓到了自己手中。
「“费德尔货币”：德国的林肯绿币」。
费德尔一直坚持的理论就是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的货币名义价值理论，他的著作《国家货币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提出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所以研究货币理论必须要研究法律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支付手段的法律化。判断什么是货币，什么不是货币，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种货币能不能作为被政府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这个理论之下，政府拥有货币定义权，而不再依赖控制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黄金。只要政府愿意，它可以任意指定一种石头或者一根木棒作为法定货币，用于向政府缴纳税收。换句话说，货币将完全没有稀缺性可言，也不作为财富储藏，它仅仅是一个用作交易的流通符号，不需要任何内在价值。
1932年，《纳粹党经济紧急纲领》将这种理念进行了政策化阐述，它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的观点，如果货币仅仅是作为交易符号使用，当然就不存在“稀缺”的问题。纲领指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并通过大量公共劳动计划，如开垦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与运河、兴建工人居住区等来复苏内部市场。为资助这些计划，应投放生产性贷款。这种贷款的20％～30％可通过筹措来满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过节省下来的失业资助金、提高的税收来满足。”
“投放生产性贷款”的钱从哪里来呢？费德尔的观点就是，完全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的限制，摆脱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的制约，政府可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来进行生产性贷款。费德尔的想法带有强烈的“野路子”色彩，在他看来，一边是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一边是“资本缺乏论”，而正统理论家强调，由于缺乏货币，所以造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闲置。他们的书本上说货币必须由“负责任”的银行家们提供，而现在银行家不愿提供，所以经济危机就没治了。费德尔则认为，这种逻辑完全是荒谬的，活人岂能被尿憋死？如果银行家不愿提供货币，那么政府可以直接创造货币，这些“创造就业的新货币”一旦进入实体经济，立刻就可以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盘活，从而创造财富和就业。
科班出身的沙赫特就“新货币”方案与费德尔进行了反复论战，代表银行家利益的沙赫特对这种绕开银行家由政府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从本能上就极端反感，他甚至直斥费德尔的建议是“来自利益集团的非常疯狂和极端的声音，这些利益集团的目的是彻底颠覆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沙赫特劝说希特勒，不要把这种“最愚蠢、最荒谬和最危险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些愚蠢的想法往往来源于纳粹党内对银行和货币非常愚蠢的见识”。
老谋深算的希特勒听懂了费德尔的理论，也明白沙赫特的立场，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不愿得罪沙赫特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所以一方面把建党元老和纳粹经济理论奠基人费德尔“请”去担任某些闲职，一方面任命沙赫特就任他的经济部长，以示对金融势力集团“言听计从”的谦恭态度。不过，希特勒决心已定，“创造就业汇票”的实践一定要进行，而且下令沙赫特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沙赫特扛不住希特勒的执拗，于是拿出一套实施方案。沙赫特建议成立一家注册资本金仅为100万马克的“影子公司”MEFO（Metallurgische Forschungsgesellschaft），这个公司可以理解为代表德国政府，由MEFO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各种公司“采购”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就是“创造就业汇票”，这是一种利息为4.5％，期限3个月的短期汇票，期满后可以反复展期，最长不超过5年。当企业主拿到“创造就业汇票”，就可以到任何一家德国银行进行“贴现”，取得德国马克现金，然后雇用工人，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拿到“创造就业汇票”的银行可以自己持有这些汇票，也可以送到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得到现金。[27]。
“创造就业汇票”属于纳粹的一种相当前卫的“金融创新”，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它的设计目的在于解决一系列重要难题：
第一，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对德国中央银行向德国政府直接发放信用设定了1亿马克的法律上限，美其名曰防止再次出现超级通胀，实则是严格限制德国政府的开支能力，从金融上防止德国重新大规模整军备战。“创造就业汇票”的设计将绕过这一法律限制，帮助德国政府从中央银行取得更多的信用；
第二，由于“创造就业汇票”被纳粹政府通过MEFO公司直接支付给创造就业的公司，它实现了一种类似货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就业汇票”相当于林肯政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发行的“林肯绿币”。不过“创造就业汇票”用于创造就业，而“林肯绿币”直接被投进了战火。其实质，就是政府重新获得了发行货币的权力；
第三，“创造就业汇票”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从而使政府得以贯彻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而避开了商业银行放贷中的“利润导向”在衰退时期必然产生的“惜贷”倾向及通货紧缩的问题，而且确保了新增货币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循环，将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工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对应扩张的信用；
第四，由于德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严重短缺，1929～1933年，从26亿马克急剧降到了4.09亿马克，到1934年，仅剩下8300万马克，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按照传统经典的货币理论，德国已经濒临破产，强大的生产能力在严重的“资本短缺”中将被活活地饿死。“创造就业汇票”的金融创新，摆脱了黄金和外汇的制约，德国人用实践证明了所谓经典货币理论并不靠谱；
第五，“创造就业汇票”实现了秘密重整军备而难以被外界察觉的作用；
第六，年息4.5％的“创造就业汇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方便和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尽管“创造就业汇票”的实际执行者是沙赫特，但它的思想和灵魂来自于费德尔。
「“金融创新”挽救了德国经济」。
1933年5月31日，德国政府宣布发行10亿马克的“创造就业汇票”，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支付特殊的技术工程项目。这些可再展期的票据被政府支付给雇主，雇主将承办大型项目并雇用大量工人，这样从企业主一直到普通家庭，都能够从“创造就业汇票”获益。当这些票据流入银行系统中之后，将会不停地产生放大效应，而且这种票据可以在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这意味着“创造就业汇票”和黄金、外汇、长期国债一同构成了德国货币供应的基础。
初期的“创造就业汇票”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拿到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4.5％的利息比较有吸引力，大量银行和其他机构选择持有这些票据，而不是进行再贴现。据统计，从1933年到1938年，“创造就业汇票”的发行量逐年上升，到1938年的余额高达120亿马克，占全部政府赤字开支的85％。其中大约有一半用于向直接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融资，另一半被用于德国秘密的军事扩张。
“创造就业汇票”的一个重大优点就在于，它把真正的购买力放到了德国新被雇用的工人手上。随着这些票据流通量的加大，闲置的资源利用率大幅上升，而失业率迅速下降。
在公共工程方面，特别是在建设新兴中产阶级的住房领域，“创造就业汇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32年德国大约有14.1万栋住房，而到1934年，大约有28.4万栋各种住宅建成。显然“创造就业汇票”使德国在建的住宅面积在两年之内翻了一番。同时这些钱还用于修建德国的公路系统，“创造就业汇票”建成的公路里程高达数千公里，形成了覆盖全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希特勒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德国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产生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也招致外国银行家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注。德国由政府直接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这种近似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国际银行家对德国经济的控制。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政府靠自己发行货币，完全摆脱了英美对它的控制。由于外汇和黄金紧缺，德国必须向英美的国际银行家借贷，这种债务关系就使得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相关重要利益，受到国际银行家直接和间接影响。但如果把这个环节给迈过去的话，希特勒就掌握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权。
希特勒执政初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认同感和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使德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英、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重建了德国经济。可以说，国际银行家对希特勒这一宝是明显地押错了。希特勒是不会甘心充当别人傀儡的。
沙赫特对于“创造就业汇票”的看法，显然是比较矛盾的。他一开始在跟费德尔论战的时候，曾经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和非常糟糕的主意，但后来他也不得不自食其言。几十年后，有很多人反复问他，这种就业汇票到底是不是成功的设计，这种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储蓄短缺，都用中央银行的信用来替代资本储蓄到底能不能持久？沙赫特从理论上也承认了就业汇票的有效性，不过他仍然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那就是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措施才能够有效。当时的德国原材料没有任何库存，工厂空空荡荡，机器设备完全闲置，有600多万就业人口处在失业状态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信用被授予企业主，而让工人重新利用工厂，利用原材料，利用机器开始生产，这样一副药方才能挽救资本创生力。
但沙赫特从骨子里还是对这样的做法表示不满，其实他最后下台也与拒绝再给这样的就业汇票进行“再贴现”有直接关系。据他自己透露，在1939年1月，德国中央银行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拒绝再给德国政府更多的信用，[28]此备忘录后果严重。1月19日，沙赫特被政府解雇了。[29]第二天，希特勒发出命令，德国中央银行必须授予政府所有的信用，这个信用只要是政府需要的，德国中央银行就必须要授予。
沙赫特被解雇之后，德国政府对公众一直保密了5个多月，直到1939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拒绝为德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信贷，有可能是导致他其后在纽伦堡审判中逃过一劫的重要原因。
在战后的1948年，一批美国教授为当时战败的德国再次设计了一套货币改革方案：引入德意志银行的马克，一开始每个人都会收到40马克的支付，而企业雇员收到60马克，政府部门收到1个月工资相对应的马克。但是所有帝国马克货币，不管是储蓄账户还是债务数额，统统减少到票面价值的10％。在另外一方面，股票、资产和其他有形资产保持不贬值。这是一次空前的“剪羊毛”行为，因为穷人的财富存在储蓄账户中，而富人的财富主要是在资产上。这种类型的“定向爆破式”的货币贬值，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产生了严重甚至是残酷的社会结构重大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它的严重程度和冲击的广泛程度，不亚于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
「罗斯柴尔德与希特勒」。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了奥地利。希特勒手中握有一份重量级奥地利公民的抓捕名单。该名单上面赫然列着路易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分支首领的大名。在家族成员中间，英国罗斯柴尔德分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克多在家族成员中最钦佩的就是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之后的3个小时，德国纳粹军官就开车来到罗斯柴尔德在奥地利的豪宅门前，准备逮捕罗斯柴尔德。他们在门口按了门铃之后，等了一会儿，罗斯柴尔德的佣人出现在门口，不慌不忙打开大门。纳粹军官要求见一下男爵。佣人让他们在门外等候，自己就进去通报。纳粹军官老老实实在门口等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佣人才再次出来说，罗斯柴尔德男爵现在正在吃晚饭，不能被打扰。说完佣人取出一支笔来，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要见男爵，先做一个预约吧。”纳粹军官傻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满怀郁闷地离开了。
由此看来，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迫害，在1938年时还没有开始动手。纳粹对于犹太银行家的态度是名义上大喊反对，实际上希图利用，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希特勒要打仗最缺少的就是金钱。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把希特勒的举措放在眼里。
希特勒如果选在这时候跟国际银行家翻脸，就休想从金融市场上再拿到1分钱。希特勒并没打算此时就决裂，至少在1938年时他还没做好准备。第二天，维克多从英国打来电话，让路易斯不要再停留，需尽快离开奥地利。路易斯答应着，一边不慌不忙地收拾行李，用了半天的时间，让他的银行部员也打点行装。直耗到无功而返的那个纳粹军官再一次登门，“未经预约”抓走了路易斯。
维克多和其他家族成员开始对纳粹政府施压，要求尽快释放路易斯。纳粹政府提出条件，放人可以，但是一定要先没收路易斯在奥地利的全部资产。纳粹特别看上了罗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中欧地区拥有的大批铁矿和煤矿。纳粹正在大规模备战当口，急需攫取原材料基地作为德国军火工业的补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和其他地区的密探，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狱中的路易斯·罗斯柴尔德。
路易斯·罗斯柴尔德收到消息就开始运作，把在捷克和奥地利的煤矿和铁矿资产转移给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分行。路易斯人在狱中，照样情报灵通，资产“乾坤大移转”也不耽误，所需的一整套法律文件都严密完成，顺利地将资产控制权转移到了英国的联合保险公司，也就是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名下。
这一整套秘密法律文件被维也纳和葡萄牙的官方认可之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签署完毕。资产转移的法律程序全部生效之后，纳粹才发现，原以为到手的罗家奥地利资产现在已经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手够不着了。希特勒闻讯大怒，指示纳粹政府威胁路易斯，如果不把资产交出来，将会在监狱中被长期关押。
路易斯气定神闲地告诉纳粹军官，这些资产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属于英国罗斯柴尔德名下。如果纳粹想购买这些资产，应该跟伦敦方面直接联系。纳粹政府束手无策，只得提出一个交换条件，路易斯要想获得自由的话，需要为他们做一些工作。路易斯想都不想就轻蔑地拒绝了纳粹政府的要求，他告诉希特勒，如果纳粹想拥有这些资产，只能通过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有商谈的余地。希特勒此时可不想直接跟英国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只有再降价码，提出只要路易斯交出200万英镑，就可以走人。
英国这边一听条件，马上支付了200万英镑。希特勒拿到钱就签署了释放令。当天，路易斯刚刚吃了晚餐，正在休息，纳粹军官来到狱中放人。路易斯伸了个懒腰，告诉纳粹军官，今天太晚了，他决定再在监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再走。说完翻了个身，接着睡他的觉。纳粹军官无计可施，只能等路易斯在监狱里睡好了再动身。
「希特勒的权术」。
从希特勒上台和拯救经济危机的手法上看，希特勒并非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疯子和毫无理性的人，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政治家，希特勒有着相当高的政治权术。
他倚重费德尔的思想并真心认可这些理论，却最终选择了并不志同道合的沙赫特作为经济部长，这是因为希特勒明白沙赫特是“有来头”的人。希特勒上台和执政初期，经济凋敝，失业严重，社会动荡，政权不稳，此时他必须要稳住国际银行家势力，不能过早暴露自己真实的战略目标，以免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他利用了沙赫特的金融才华，却始终对他保持着强烈的戒心。
刚上台的希特勒虽然将反犹作为政治大旗，但在实际政策操作时，却常常进行利益交换。在哈瓦拉计划上如此，在奥地利对待罗家如此，在下一章中讲述的与犹太复国组织秘密接触也是如此。
沃伯格家族作为犹太人，本应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但沃伯格在德国的家族银行在纳粹上台5年之后的1938年仍在照常营业，并且还获得了巨额盈利。不仅如此，麦克斯·沃伯格就在希勒特眼皮子底下担任着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和德国最大的工业托拉斯IG法本集团的董事，直到1938年移民美国。希特勒不想打草惊蛇，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引起国际银行家的警觉，因此始终不动麦克斯。
直到希特勒控制了经济危机，纳粹党羽翼逐渐丰满，并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前夕，才着手清算国际银行家的势力。他在1938年将麦克斯赶到美国，1939年解雇了沙赫特，并解散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
希特勒明知自己正在被国际银行家利用，他将计就计，在给对方自己很听话的印象同时，争取到时间和条件得以悄悄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在建立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过程中，为了迷惑英国的统治精英，他口口声声号称与苏联势不两立，从而赢得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甚至在1939年9月进攻波兰的时候，西线的英法联军还在静悄悄地等着希勒特拿下波兰之后继续进攻苏联。没想到德国和苏联媾和平分波兰领土，随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向西突击，将英法联军33万人铁壁合围在敦刻尔克海边，正在英法联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后覆灭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却突然下令前线大军停止发动最后进攻，放英法联军一条生路。这是“二战”期间最大的悬案之一，很多军史学家认为希特勒犯了一个严重的军事错误，其实希特勒犯的是政治幼稚病。
希特勒骨子里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打垮法国完全是为了报《凡尔赛和约》的一箭之仇，他不想也不能与国际银行家彻底决裂，所以他留了33万英法联军一条生路，并给法国南部划出一块“维希政府”的自留地。希特勒的想法是，既报了大仇，又留下了余地，然后自己向东去灭掉苏联，控制苏联西部的广大国土和资源，再与英、美分庭抗礼。轰炸英国无非是一种流氓惯用的威胁手段，试图为自己增加与老牌殖民帝国和平分赃的谈判筹码。因此，希特勒在发动进攻苏联的战争前夕，派出自己的心腹纳粹党的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飞到英国进行秘密和谈。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是，归还全部占领的西欧国家领土，赔偿重建这些国家的费用，德国仅在这些国家派驻警察，与英国签订和约。然后进攻苏联，要求英国保证大力支持。赫斯开着最新式的战机在英国苏格兰地区跳伞时，被当地民兵抓获，事情败露，英国舆论哗然。
希特勒的算盘倒是不错，但是他犯了“江湖大忌”。在国际银行家看来，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如此强悍的军事力量和没有底线的做事风格，已经构成了心腹大患，甚至比苏联更加危险，必须联合一切力量灭掉希特勒了。
结果赫斯在英国被“鉴定”为精神错乱的疯子，丘吉尔把赫斯的停战条件称为是一个“精神病学研究的课题”。这个“精神病患者”被英国情报部门严加看管，不许任何外人探视。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赫斯被判犯有“反和平罪”，但却没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罪名。不过“精神病患者”赫斯却被判终身监禁，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纳粹战犯纷纷被提前释放之后，赫斯仍然被严密关押着。直到1987年，93岁高龄的赫斯，居然在狱中爬上高处，用电线勒住脖子，进行了高难度的“自杀”。从此，跟随希特勒从监狱中记录《我的奋斗》到纳粹掌权全过程的元首最贴身的秘书赫斯，永远闭上了眼睛。
「参考资料」。
[1] The Making of the West：Peoples and Cultures．3rd ed. Vol. C. Boston：Bedford/ St. Martins，2009. P817．同见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6-217页。
[2]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页。
[3] Ibid，第206-207页。
[4] Munich 1923，John Dornberg，Harper & Row，NY，1982. P344．。
[5] Hitler：A Profile in Power，Ian Kershaw，Chapter I （London，1991，rev. 2001）．。
[6] Adolf Hitler，John Toland．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76. P94-98．。
[7] Ibid．。
[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William L.Shirer，（Touchstone Edi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1），P312．。
[9]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Chapter 10．。
[10] Richard Roberts，Schroders Merchants & Bankers（MacMillan，1992）．。
[11]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5．。
[12]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 P287．。
[13] Antony C. Sutton，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GSG & Associates Pub 1976）．。
[14] Ibid．。
[15]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 Volume VII，P238．。
[16] Ron Chernow，The Warbugs（Random House）．。
[17]（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8] Ibid，第14，22，30-31页。
[19] Ibid，第74页。
[20] Ibid，第108页。
[21]（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04页。
[22]（美）约翰·维茨著，张禹九译，希特勒的银行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73-176页。
[23] Ibid，第212-213页。
[24] Ibid，第33页。
[25] Ibid，第78-80页。
[26] Ibid，第284-299页。
[27] Ibid，第163-164页。
[28] Ibid，第243页。
[29]（德）沙赫特，《我一生中的76个年头》，495页。
第七章 银行家与情报网。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第五个人”。
“使徒会”的圈子。
菲尔比的父亲。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核心机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目标巴顿”。
多诺凡的来历。
OSS——“Oh So Social”。
谋杀巴顿的动机。
「本章导读」。
金融从诞生之日起，其本质从来就不是空洞虚幻的理论探讨，而是冷酷精确的情报实践。金融家的境界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寻找、发现、捕捉套利的机会。金融家的最高境界则是创造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上干扰、欺骗、迷惑其他参与者的思维与判断，从而制造套利的机会。
金融家的最大学问不在于如何保持信息的公平，而在于怎样实现信息的操纵。如果市场是由人所组成，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市场信息的均匀分布就是一个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出现的“乌托邦”幻想。而建立在“乌托邦”之上的一切理论体系，在金融超级玩家眼里，永远是创造信息不对称的绝妙手段。
沿着信息传播的轨迹，发现信息产生的源头，把孤立的信息进行集中，对杂乱的信息实行分类，在分类的信息中建立联系，将扭曲的信息进行还原，从而得到信息的制成品——情报。这一过程的逆向执行，就是反情报手段。金融市场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情报与反情报高手的博弈。
所以，金融和情报永远是一家人。
国际情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际银行家的意志，它从利益出发，围绕着利益进行，并最终向利益回归。深刻理解国际银行家的意志，明白他们的利益格局，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国际情报机构的核心功能和服务对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克格勃的“剑桥五杰”」。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讽刺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rt Maclean）和伯吉斯（Guy Burgess）。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oland Perry）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1]。
「“第五个人”」。
其实，罗斯柴尔德家族堪称国际情报系统的鼻祖。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罗家就以早于市场24小时的滑铁卢战役进展情报，一举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对于大量从事跨国金融市场套利的国际银行家族而言，情报的准确和快速是赚钱的“第一生产力”。技术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报系统的发展方向。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罗家率先发明使用信鸽来传递金融市场的数据和交易指令。为防止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获而泄露机密，罗家还创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术。情报学对于罗家而言，可谓是家学源远流长。
罗家第三代男爵传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维克多作为家族英国分支的继承人，承载着家族厚重的荣誉和殷切的期望。从他的祖先老梅耶·罗斯柴尔德起家以来，历经祖爷爷内森在拿破仑战争中称雄伦敦金融城，太爷爷莱昂内尔拿下苏伊士运河，爷爷奈提（Natty）资助罗兹家族开发南非、垄断全球钻石生意，并建立起后来深刻影响英美精英的罗兹奖学金等等数不胜数的传奇战绩，只是他的父亲查尔斯似乎是家族传承链条上一个弱节，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由于无法忍受长达6年失眠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当时，维克多年仅12岁。但是作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他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各种无与伦比的压力。
第一重压力就是种族问题。作为犹太人，他有一种高度敏感的被歧视情结，同时又存在着极其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饱受排挤和歧视，但是犹太民族坚信唯有自己是圣经约定上帝的选民，作为全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无可替代的。犹太人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混合着极其强烈的被压抑感。而强大的心理落差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韧性。
第二重压力就是家族的盛名。由于罗斯柴尔德纵横国际金融界已达百年之久，对世界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名之下的压力也决不轻松。小维克多所在的贵族学校中，大部分同学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当小维克多说出他的家族姓氏时，所有同学还是会流露出敬畏的神情。不过，这种显赫的名誉和地位更是一种压力，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容不得小维克多有半点失态和不及别人之处，他必须也只能永远是第一。
第三重压力就是智商的挑战。维克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智商高达184。这是后来纳粹专家根据他各方面的表现做出的一个评估。维克多的确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业绩卓著的银行家，也是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同时还是生物学家，又对原子核物理学相当精通，对于绘画、艺术和音乐也有很深的造诣。维克多不断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终其一生也没有空闲的时候。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青年维克多能量充沛，喜欢冒险。当时他广泛涉猎多种学科，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他对自然科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还特别喜欢法语。在学法语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来做课外家教。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安东尼·布朗特爵士，第四位暴露的“剑桥五杰”。
布朗特与维克多的关系发展很快，布朗特经常一对一地教维克多法语的发音。
布朗特1928年5月上大二时加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著名的秘密组织“使徒会”（Cambridge Apostles）。这一组织是1820年由12个所谓的“使徒”发起建立的秘密组织，成员是整个学校最聪明的12个本科生，不仅如此，这12个人必须出身显贵，在英国上层社会中家族人脉广布。这样的两个要求确保了“使徒会”的成员未来必定成为英国的统治精英。布朗特后来成为维克多加入“使徒会”的“入会介绍人”。[2]。
布朗特除了介绍维克多加入“使徒会”之外，还引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入门”，他就是伯吉斯，“剑桥五杰”中第三个暴露者。1932年11月12日，伯吉斯和维克多双双加入了“使徒会”，从此形成了以布朗特、维克多、伯吉斯等人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
「“使徒会”的圈子」。
“使徒会”的成员所形成的圈子有着一套完备的信仰价值体系、组织形式、选拔机制和活动仪式。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轻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家族背景关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进行旨在未来“更好地”管理社会的高端严格训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未来社会改造有着强烈动机。换句话说，这是政治野心远大的一圈人，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不仅仅是一个同学会，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秘密组织。由于他们超凡脱俗的家世、财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秉承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的“精英”情结。这样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并成为终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们相互提携，相互鼓励，结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使徒会”的传统。能够把这样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为深层的力量。
经“使徒会”的朋友介绍，维克多认识了当时在剑桥非常有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卡皮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卡皮察当时接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邀请来到剑桥的卢瑟福实验室工作。卡皮察一到剑桥，就组建了“卡皮察俱乐部”，在剑桥颇有名气。这个俱乐部把当时剑桥最优秀的一批物理学家请来讨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剑桥的物理学家们打趣说，卡皮察发起这个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定期从这帮杰出物理学家的信息交流中及时得到最新、最前沿的物理学的进展，而他自己不必再去读那些枯燥的论文。其实，卡皮察还负有不为人知的使命，就是将从剑桥所收集到的各种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信息，分门别类整理成物理学前沿发展报告，定期送往莫斯科。[3]。
当时年轻的维克多的确被卡皮察的一套理念所吸引，即苏联发展出来的世界上第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系统。这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系统以严密的科学规律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完整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维克多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理念，体会到这是用科学原则，像工程师那样精确地制定社会发展计划，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全部依赖于精密的、客观的科学理论和规范，他的直觉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奇妙而高超的想法。当时这套思想理论不仅迷住了维克多，在剑桥大学的精英“使徒会”圈子里也颇有市场。
“使徒会”经常组织各种讨论活动，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篇论文，集中探讨社会运作方面的问题。在大家提交的研讨课题中，多半是以苏联的此种模式和苏联的相关经验作为研究重点。在这个小集团成员们的头脑中，普遍认为苏联的此种模式可以解决全世界的各种危机和问题。
维克多提交的众多论文围绕着探讨银行业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这一逻辑主线来展开。其中，他的一篇重要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主义和银行业的未来”[4]。这篇文章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智慧闪光点和有趣并具备可操作性的提议，但“使徒会”对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太热情。因为这些使徒中间多数人并不具备相应的金融领域方面的知识，对商业运作也不是太内行，大家探讨问题时还是偏向学术化。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变革、社会运作和社会根本制度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当中，布朗特是个“先行者”，已经完全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同时，他试图引导维克多也走向同样的道路。在日常交谈中，他经常巧妙地问起维克多对他自己家族银行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免令维克多为难。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家族的整套银行运营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把金钱从一处运动到另一处，以便从中获得利益，认为由国际银行家族所构建的金融体系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想或者不愿意站在自己家族所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的对立面。
此时二十多岁的维克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在经受巨大的冲击。布朗特给维克多反复灌输一种观点，就是国际银行家所构建的银行垄断体系并不是毫无益处，如果爆发革命，整个银行体系被全面国有化，由国家来控制的话，也能够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
维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单纯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积淀的宗教信仰，还有他与生俱来的家族烙印，维克多很小就已经是个思维活跃复杂，有强大的意志力和伟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有主见，绝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劝说和理论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心态始终如一，深谋远虑，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打算，这也是世代家族传承所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
在他心目中酝酿着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远远超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划。他在接受身边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在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服务。维克多的天性中，活跃着商人的基因，他对利益的获取欲望始终凌驾于对理论的兴趣之上。
在“使徒会”的圈子里，还有一个大腕级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维克多和凯恩斯走得非常近。凯恩斯是早期“使徒会”的一名成员，20世纪3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教书，他在国王学院有一个私人办公室。凯恩斯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对政府应该介入经济运作的理念极感兴趣，一直在密切观察苏联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动态。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思想体系陷入重大危机，各种社会思潮都在试图寻找社会发展的出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当时的凯恩斯也受到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思潮的影响。
维克多经常到剑桥大学凯恩斯的办公室找凯恩斯聊天。他每次造访凯恩斯办公室的时候，都看见凯恩斯坐在一把摇椅上，正在读洛克或者休谟的哲学著作。维克多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凯恩斯在专注研究经济学。两人相见总是谈天说地，很是投机，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收藏图书上，更是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维克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凯恩斯什么时候做他的本职工作呢？[5]。
凯恩斯比维克多大二十几岁，但年纪与经历的差距并没妨碍他们成为亲密的忘年交。维克多找凯恩斯从来不需要事先约好，兴之所至，随时登门。两人会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哲学、社会、文学，到社会改造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乃至讨论社会究竟应该如何运作的大问题。维克多与凯恩斯经常探讨的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对英国金本位的看法。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黄金领域的特殊地位不可忽视，维克多对黄金在英国银行体系和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有着不寻常的关注。
在“使徒会”的讨论会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凯恩斯的演讲和论文。凯恩斯当时已年近五十，他的社会阅历和见识，以及对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第一手信息和材料的掌握，当然令这些20岁出头的本科生高山仰止。他既有深厚的理论深度，又具备丰富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经验。凯恩斯在“使徒会”的一次讨论会上，专门作了一个题为“政府干预”的报告，此篇论文使“使徒会”的大部分成员，包括维克多都深受启发和震撼。维克多的兴趣焦点从来没有集中在纯理论和抽象的东西上，他其实更关心实务操作细节。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维克多提到了凯恩斯的这篇论文，并且抱怨道：“‘使徒会’这帮人总是喋喋不休地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题目实际上相当枯燥。伯吉斯、沃特森还有理查德·戴维斯说起这种理论问题都两眼放光，兴高采烈，满脑门出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缺少内在逻辑的连贯性，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6]。
维克多的另外一篇论点空泛务虚，题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希望”的论文在“使徒会”中受到了大力称赞和一致好评。[7]。
这期间他们这个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位新的成员，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学生，此人正是菲尔比，“剑桥五杰”中第三名暴露的克格勃间谍。
「菲尔比的父亲」。
菲尔比的父亲约翰·菲尔比也是一位传奇人物。约翰·菲尔比也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鲁就是后来印度的总理。尽管不如自己的儿子有名，但是作为犹太人，约翰·菲尔比高度关注中东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局势，他对中东的地缘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约翰·菲尔比是英国殖民地情报系统的官员，曾经参与策划了阿拉伯大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保护巴士拉地区的油田，这是当时大英帝国海军的唯一石油来源。约翰·菲尔比对阿拉伯人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国家。与约翰·菲尔比同时参与阿拉伯大起义的还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但是双方支持的阿拉伯领袖却不一样，约翰·菲尔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长沙德（Ibn Saud），而劳伦斯支持赫贾兹国王胡赛因。
赫贾兹地区的哈什米特家族（House of Hashemite），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代，在过去的700年里一直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法定守护者。国王胡赛因作为阿拉伯人的大酋长，在伊斯兰世界受到普遍尊敬。1915年10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胡赛因达成协议，答应他如果阿拉伯部落发动起义加入战争，战后将赢得独立。
无论是沙德还是胡赛因都不知道，英、法两国早已秘密议定近东地区战后的势力划分。1916年5月，英、法签订《西克斯－皮科特条约》（Sykes-Picot Treaty），规定战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中，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分得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8]1917年11月，英国又发布“贝尔福声明”（Balfour Declaration），将巴勒斯坦单列出来作为犹太人的家园，[9]以换取犹太科学家魏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军事科研成果。英国许诺的大阿拉伯联邦只是一个骗局而已。英国的背信弃义，在以后许多年里给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菲尔比与劳伦斯不过都是英国政府的马前卒而已。最后，约翰·菲尔比支持的沙德（Ibn Saud）成为沙特阿拉伯国王，而劳伦斯支持的胡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eisal），成为伊拉克国王。
1921年，约翰·菲尔比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属大巴勒斯坦地区情报部门的最高首脑，其管辖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全境。正是在这里，约翰·菲尔比与后来美国CIA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金·菲尔比能长期潜伏在CIA而没有引起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底，约翰·菲尔比回到伦敦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讨论。主要参与人包括，英国国王乔治、后来的首相丘吉尔、罗斯柴尔德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魏兹曼。此后，约翰·菲尔比开始作为沙德的高级顾问，帮助他扩张和强化沙特阿拉伯控制的地区，成为沙特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1933年，约翰·菲尔比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定了波斯湾哈撒地区（Hasa）60年的独家开采权，从而将美国石油势力引入了中东。实际上，约翰·菲尔比正是美国与沙特特殊关系的最重要联系渠道。
1936年，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和东苏伊士公司合资成立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American Oil Company，ARAMCO），约翰·菲尔比出面代表沙特的利益。ARAMCO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油田资源。
1937年，约翰·菲尔比开始策划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犹太移民，沙特阿拉伯将提供秘密保护。约翰·菲尔比同时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西班牙商谈，如果爆发大战，中立的沙特将把石油卖给中立的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转运德国。美国司法部的纳粹特别调查小组曾认定德国盖世太保犹太部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与约翰·菲尔比在中东见过面。
1935年，阿道夫·艾希曼成为党卫军排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艾希曼负责在奥地利强迫犹太人迁移的工作，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非法移民”（Aliyah Bet）代办处合作，以使强迫迁移的进程更加高效和稳固。
1939年2月，约翰·菲尔比在伦敦与本古里安（以色列的第一任首相）和魏兹曼讨论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问题。约翰·菲尔比提议魏兹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支付沙特2000万英镑用于重新安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魏兹曼回答说需要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商议此事。当时，金·菲尔比也参加了会议。10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答应了“菲尔比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该计划。鉴于巴勒斯坦的宗教敏感性，此计划被搁置了3年。1940年8月3日，约翰·菲尔比在孟买被英国逮捕，罪名是同情纳粹（Defence Regulation 18B），随后被押回英国。由于凯恩斯等人的营救，7个月后被释放。
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中东特使豪斯金斯（Harold Hoskins）来到沙特重提“菲尔比计划”，并指出这笔2000万英镑的费用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来担保”。沙特国王在这笔巨款面前百般为难，因为消息早已泄露，如果他接受这笔钱，然后将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无疑将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认定是被“贿赂”了。思忖再三，沙特国王终于放弃这块烫手金砖。
「金·菲尔比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
1933年6月，菲尔比刚刚在剑桥大学考完经济学这门课，获得了全优成绩，得到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菲尔比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卡尔·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菲尔比准备开着他的二手摩托，游历整个欧洲。毕竟是约翰·菲尔比的儿子，他周身充满了冒险的冲动。[10]。
这无疑对维克多·罗斯柴尔德造成强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财富和名望编织成无形的绳索，束缚他永远无法像菲尔比这般“潇洒走一回”。这可望而不可即的诱惑对维克多形成更加强烈的吸引力。维克多忍不住问菲尔比能不能带他同行。或许是因为这愿望不可能实现，菲尔比翩然离去的身影在维克多眼中充满了非凡的豪气和魄力。
1934年5月，当菲尔比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游历，再次见到维克多时，身边多了一位未婚妻，她就是里特兹·弗里德曼，一名奥地利犹太地下共产党员。这次游历对菲尔比的一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奥地利的时候他结识了里特兹，参与了大量秘密的地下工作，包括拯救当时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募集资金，反对法西斯，营救被困的工人逃离纳粹的迫害，还有传送一些秘密信件，甚至乔装记者去打探纳粹的秘密等等，菲尔比这一年跌宕曲折精彩淋漓的经历把年轻的维克多完全听呆了。[11]。
从菲尔比身上，维克多看到了一种他这辈子无法亲身尝试的生活，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如此冒险和刺激的日子。
有一次饭后，菲尔比试探维克多是否愿意做一些比捐助金钱支持犹太人移民更直接的工作。维克多已经知道菲尔比的经历中大量涉及苏联的背景，他心中明了，如果他答应更直接地帮助菲尔比，那么他自己就成了苏联的支持者。
这是维克多的一个重大人生选择。他选择帮助苏联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上的好恶，且有着他深藏不露的“私房”谋划。出身于情报世家，维克多对情报价值的理解相当深刻。在一个日渐接近战乱的世界里，丧失了情报就意味着家族百年基业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向苏联提供情报则将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苏联这一未来世界超级强权的交易筹码。罗家百年以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两边下注，永远与胜利者站在一起。
在悟通了这个道理之后，维克多决心玩一场世界超级强权之间的平衡游戏，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剑桥五杰”打入英国情报系统」。
由于罗家在英国早已织就庞大的人脉关系网，当“使徒会”的朋友们毕业开始找工作，准备进入英国上流社会时，维克多责无旁贷施展能量，对朋友们的职场进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利用关系把好友伯吉斯介绍给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重量级人物乔治·波尔（George Ball）。乔治·波尔是英国情报五局的主要官员，也是保守党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后来经维克多和乔治·波尔的推荐，伯吉斯进入了英国情报六局D部，他的第一个任务即为研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上司安排的具体工作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起魏兹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立面，以分散犹太人对英国议会的游说力量，利于英国政府与阿拉伯人达成妥协。政府建议对立面最好由维克多领军。其实，维克多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由于传统的低调和策略，外人一般认为罗家的立场较为中庸。
由于伯吉斯工作出色，他又将菲尔比也介绍进情报六局D部，伯吉斯还将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Guy Liddell）引荐给维克多，为后来维克多进入情报五局做好了铺垫。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丘吉尔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从维克多的祖父奈提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他们家的座上常客。丘吉尔是看着维克多成长的一位前辈。丘吉尔在罗斯柴尔德家的来宾簿上的签名从1890年到1930年横贯了40年之久，更与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结下非同寻常的交情。丘吉尔对沃尔特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最终的国家以色列的观点，始终持大力支持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丘吉尔成了罗家在英国政界力挺的对象。
1939年，维克多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银行系统的分析报告，他在文章中对德国金融系统的分析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所收集的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和信息，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交易进行，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监控范围之下。维克多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对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未来采购的预测，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文章铺就道路，使得维克多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12]。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出色工作和表现，助他顺理成章把布朗特引进到情报五局的D部，将麦克林推荐到情报六局工作。
此时，“剑桥五杰”已经全面渗透进英国的情报部门和外交决策部门，对于日后战争的发展进程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实际上是“剑桥五杰”中最核心的成员，所有的人脉关系都从他这里发散，又在他这里收拢。
「苏美之间，左右逢源」。
1937年维克多的叔叔沃尔特爵士去世了。沃尔特自己没有子嗣，于是爵士头衔就由26岁的维克多继承，维克多成为第三代罗斯柴尔德爵士。作为英国的世袭勋爵，维克多自动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大大增强了。
当时在英国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已经回到莫斯科，而维克多一直与卡皮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给他发送各学科的研究进展报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包括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其他学科的重要成果和数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具有高级别的敏感性和机密性，从普通的国际科学研究渠道无法获取。这些领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应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类最新信息和数据，源源不断传入苏联的科学家手中，弥足珍贵。[13]。
维克多是一个勤奋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银行业是他的祖传专业外，维克多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研究论文，而且钻研极深。比如在看似与他隔行如隔山的生物学上，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分析精子运动规律的课题，试图发现精卵相遇的瞬间为何只有一个精子能够顺利进入的奥秘，“胜利者”精子是如何产生排他效应的。对原子能物理学，他要求自己阅读所有的科学文献和各种公开与保密的论文，对于核物理的钻研深度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
维克多在英国情报五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分析所有在英国开业的德国商业和工业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否对英国构成安全威胁。在1940年的早期，他就已经发现为数众多的德国伪装的商业机构，实际上背后在为纳粹政府工作。他的报告特别指出，这些机构很有可能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这个网络是如此广泛，却如此不起眼，很难用正常手段去甄别组织复杂而庞大的商业间谍网络。
当时英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各种各样的模具生产严重依靠德国的供应商。这一状况吸引住了维克多的视线。他建议把所有德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全部转到美国公司。美国官方听到维克多的建议，欣喜若狂，忙不迭把维克多请到美国大使馆商谈具体的转移事项。这一行动使维克多飞快地与美国官方建立起重要的信任关系。
由于维克多在反间谍方面的出色工作，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请去培训美国未来的情报官员。维克多所编写的反间谍资料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正式教材。维克多因此获得美军的特殊荣誉勋章，还得到了英国的乔治铁十字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专门表彰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对美军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早就与哈格纳（Haganah）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哈格纳是1920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情报组织，是后来以色列摩萨德的前身。哈格纳的主要使命就是建立以色列，该组织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力资助之下，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和监控系统，在各大城市秘密监控着所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组织。[14]。
维克多在大力提升自己政治和军事情报的“资产价值”的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制造更大的交易筹码，为以后的计划架桥铺路。他已经在反商业间谍的运作中，通过选择美国制造商这一手段，成功牵住了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他更加关注尖端军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准备通过向苏联提供他们最急缺的军事技术情报来钓住苏联的胃口。掌握了美苏的情报动态，而身处英国情报的核心，同时兼备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情报网哈格纳的密切关系，维克多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信息和情报中枢。
「核心机密」。
维克多利用剑桥的人脉关系，为自己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Porton Down）的关键研究部门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项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在3年之内，能够实现武器化和量产化，将被作为对付德国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实力，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生化武器杀手锏来对付德国。
当然这种研究工作是在发明毒药过程中，同时也在制造解药，生化武器的研制与疫苗开发同步进行。维克多对这两方面的关键数据都密切关注，同时不动声色地收集着美国马里兰的细菌战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实际测试结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工作是整个战争过程中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维克多的“情报资产”在苏联方面迅速升值。[15]。
在战争中，维克多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领域。从“情报资产”的价值来看，越是能够在战争中大规模杀伤对手的武器，其研究难度和潜在影响力就越大，各国就越是不惜代价希求得到，这种情报就构成了具备大幅增值潜力的“优良资产”。维克多从不缺钱，经济利益并不是他的追求。他心中的深谋远虑是要把这些“优良资产”转化为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筹码，交易的对价就是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
与生化武器相比，原子弹是一块更大的“优良资产”，维克多当然不会忽略它的价值。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英国的原子弹秘密研制工作主要由威廉·阿克斯爵士负责，研究工作在帝国化学公司ICI（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进行，项目代号“合金管”（Tube Alloys）。[16]。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整个“二战”期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两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顶级科学家来到英国，提议英美应该将核武器研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赶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丘吉尔首相非常关注原子弹的研究进展，几乎每天都要听维克多介绍原子弹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
此刻，维克多处在一个特殊而有利的位置上，他获得授权可以查阅所有的保密论文和实验数据。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对核物理学很有研究。在仔细阅读保密论文的时候，他不断请教一些重量级的科学家，以确保完全明白其中所有的细节问题。维克多很快就变成了原子弹研究领域中一位顶级权威的专家。当他把所有细节问题都搞明白之后，他甚至已经开始对原子弹研制中的各种实验问题，直接提出修改意见。
维克多不仅对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并分析整合其他信息形成一份详述原子弹整体进展的综合报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移民到英国的犹太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因此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皮尔斯首次提出1公斤左右被分离的U235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直到1940年，所有科学家都认为要制造一颗原子弹必须使用成吨的U235才能实现，但皮尔斯的计算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很快被维克多所接受，随后他对此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该计划很快被转到了苏联的手中。苏联对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当时希特勒对苏联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场处在胶着状态，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信息对苏联有着致命诱惑。
苏联方面的卡皮察等物理学家在原子弹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停顿状态，此时来自维克多的新思路如久旱后的甘霖，使卡皮察等人大获启发，立竿见影加快了原子弹研制步伐。美国方面，费米在1942年芝加哥实验中，根据皮尔斯链式反应理论，提出了原子弹可以使用钚，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费米的思路在英国却受到皮尔斯等人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多为了彻底搞明白钚是否能够成为反应堆的燃料，必须大量实地走访几乎所有国防科技的研究部门，广泛与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面谈，才能够了解整个原子反应堆的关键技术环节。但是如此高调地调查原子弹的细节，势必会引起怀疑。
维克多是谁啊？他迅速冷静地设计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维克多首先给英国情报五局B部的常务副部长盖·利德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维克多提出整个国家实验室和在商业领域中的合作机构安全意识淡漠，不能有效防范德国间谍的渗透。他建议紧急加强安全管理，牢固树立警钟长鸣的意识。利德尔觉得维克多的报告很有道理，就让维克多负责整个国防尖端科学研究项目的安全工作。这个职位正中维克多下怀，拿到尚方宝剑，得以完全合情合法地去检查所有他关心的项目进展的“安全情况”。维克多成为英国所有敏感项目的“安全检查官”。
1942年他走访了伯明翰大学，“随意”检查了皮尔斯和福里克实验室工作进展情况，再“顺便”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检查奥里芬的工作。当时奥里芬正在做关于雷达方面的研究。奥里芬在1994年回忆录中提到：“这是我跟他（维克多）唯一的一次见面，维克多想要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所有情况，他走访了整个实验室，阅读了每一份研究报告，把这些报告中细节信息全部吸纳，他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也并不装出他懂得所有事情，而是不断地问大量的问题，再做笔记，然后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围绕科学实验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非常喜欢罗斯柴尔德爵士。”[17]。
其实，情报五局的这种安全检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安全保护的范围。维克多实际上在了解所有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技术性的细节。他趁奥里芬不注意的时候，从奥里芬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3英寸直径的磁控电子管，这个磁控电子管有三个磁极用来产生短波，是用于雷达的尖端装置。当晚维克多在他剑桥的家中，把这个装置所有细节和部件进行了精密绘图。维克多的绘画功底相当了得，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进行的三维立体绘图，要远比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更加明白易懂。很快，这张漂亮的三维立体图的照片就出现在克格勃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派人将磁控电子管送回给奥里芬，并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也许你应该加强你的安全管理。非常高兴与你的会谈。你忠实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18]。
奥里芬接到条子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磁控电子管丢了，他居然没有发现。奥里芬完全没有怀疑维克多的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以维克多的位置和职责，他完全可以打报告批评奥里芬团队的安全漏洞，这将给奥里芬实验室带来很大麻烦，但是维克多只写了一张便条善意提醒，真是高抬贵手。奥里芬不敢怠慢，立刻回复，马上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所有的实验设备不会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被拿走。
1943年年初，维克多再次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同样也是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细节。但是汤姆森团队虽然正确理解了原理，却在反应堆中错误地使用了重水作为中子减速剂，从而导致了实验失败。
维克多很快又把汤姆森团队研究进展，再次用精密的三维立体图画了出来，然后转交给布朗特，布朗特再发给克格勃。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这些数据才是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寻找的，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19]。
维克多此时已经成为苏联不可或缺的战略情报信息来源。他终于向苏联开价了。
「维克多的对价：原子弹的机密交换以色列建国」。
苏联从1947年开始，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一贯主张，明确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
在国际史学界，人们一直对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马克思明确指出，建立犹太国家是一种幻想。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也是采取这种批判的态度。苏联成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负面态度并未发生改变。苏联政府的官方态度立场鲜明，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资本家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历史倒退，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白皮书，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20]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解，但总的立场并未改变。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1947年4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表示支持以巴分治。[21]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的极端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他说，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当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不久，苏联马上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建立了大使馆，之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苏美共同支持以色列正式加入联合国。以色列的诞生极为罕见地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支持。
对时间段的分析表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向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原子弹设计方面的战略情报与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转变有着明显的时间相关性。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的。换句话说，苏联突然对以色列问题进行政策调整的时间段，正与苏联积极准备原子弹试爆的时间段重合。
核武器对苏联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于1945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苏联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核武器的阴影之中。这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令克里姆林宫寝食难安。只有拥有原子弹才能奠定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为此要害情报来交换以色列的建国，这样的推断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剖析两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明显有着内在联系的一致性。
美国专业刊物《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曾报道，克格勃档案馆的档案表明，苏联机构收到的第一份原子弹情报是在1941年10月抵达克里姆林宫的，这是英国核物理学家呼吁丘吉尔制造核武器的一份备忘录的拷贝。它引起了苏联高层的一片惊慌，斯大林则认为这是假情报。而维克多“恰好”在1941年10月加入英国原子弹项目“合金管”的核心委员会，负责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
《原子科学家新闻简报》中还报道：“1943年初，他（斯大林）任命物理学家、爱国青年库尔恰托夫为苏维埃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与美国人的白手起家不同的是库尔恰托夫手上已掌握了贝利亚的间谍们弄来的西方核研究的精髓。信使们将这些秘密资料运往莫斯科，然后转往距莫斯科400公里的萨鲁核武器制造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苏联科学家开始仿制原子弹部件。”而维克多又是“恰好”在1943年初，以“安全检查”为名访问了伦敦帝国学院汤姆森教授的实验室。汤姆森教授向维克多详细解释了如何用钚制造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
维克多不仅对英国原子弹的研发有着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对美国原子弹的情况也极为熟悉。维克多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莱威斯·斯兆斯（Lewis Strauss）是密友。斯兆斯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国际银行家族关系非常紧密。
基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维克多在英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机密，加之他在英国政治圈子里的强大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维克多的“情报资产”价值在苏联方面重重加码。
此时维克多开口要价，让苏联政府放松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战争结束以后，维克多越来越公开和强烈地呼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当时他在英国议院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此问题，这点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犹太国家的建立。从阿拉伯国家的视角看，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许犹太移民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在错综而微妙的国际政治博弈中，维克多长袖善舞，施展着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通过家族集团在媒体中的特殊影响力，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温和的犹太理性主义者，他被描述成在整个犹太世界中最亲阿拉伯的政治人物。
1946年7月31日，在一场针对巴勒斯坦地位问题的论战中，维克多走上了前台。
这场争论由巴勒斯坦地区爆发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行为引发，突出事件是由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发动的国王戴维宾馆大爆炸，此次爆炸事件致使多名英国士兵丧生。
在演讲中，维克多首度明确回应美国把巴勒斯坦分区的建议。[22]他首先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和犹太复国组织有任何联系，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地回顾几百年来，犹太人在欧洲所受的种种迫害和欺压。随即他谈到1939年英国外交办公室所发表的著名的英国白皮书，该白皮书明确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这被全世界犹太人认为是违背了1917年英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种可耻的背叛。维克多还引述了丘吉尔对白皮书的看法，“这明显是对以前承诺的背叛，这是另外一个《慕尼黑协议》”。对于美国分区的建议，维克多的回复是，此建议的首要条件就是停止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布的武装力量必须全部解除武装，这是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当前局面对犹太人明显不利，因为在巴勒斯坦周围强敌环伺，众多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阿拉伯国家正虎视眈眈。换言之，维克多认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武装组织，应合理和必要地存在并发展。
维克多在历史回顾这部分动情地指出，犹太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浪，终于能够回归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曾经生活过的家园。他怒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强调犹太人在“二战”中所遭受的极端恐怖的对待，使犹太人现在变得必须且刻不容缓地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从而防止未来任何迫害的发生。他这番讲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
而此时摆在苏联面前的牌局则越来越明晰，如果苏联想继续得到维克多和其他犹太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上的合作，就必须要在外交上作出妥协，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理念。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从1947年开始到1967年为止，仅仅持续了20年，其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回归到几百年来的传统轨道上。
而“剑桥五杰”也正是在同样的时间段纷纷暴露，维克多本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停止了同克格勃的合作。
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爵士面对质疑他与克格勃关系的大量“传闻”，特意于1986年12月在英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苏联的间谍。”[23]。
「“目标巴顿”」。
2008年11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内容极具爆炸性的书——《目标巴顿》（《Target Patton》）。书中论述美国“二战”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实际上并非死于车祸，而是被谋杀。
在美国军界和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几种谋杀动机的推测：一种说法是德国纳粹干的。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德国纳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谋杀美国将军对影响战争进程已毫无意义，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方面所为。因为巴顿对苏联的态度一贯敌视，他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嚣张地要求美国释放德国纳粹党卫军，他将带领他的部下和纳粹党卫军一起向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因此苏联倒是有谋杀巴顿的动机。
还有一种说法是巴顿功高盖主。“二战”后期在解放欧洲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嫉妒。此说法提出的论据是当时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对巴顿的诸多军事行动都采取了拖延和抵触的措施，将重要物资装备和汽油分给蒙哥马利，却不给巴顿。由此推测巴顿的上司出于嫉贤妒能或者为了阻止巴顿把他们的无能和渎职捅出来，最后痛下杀手。
《目标巴顿》一书却提出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美国战略情报局OSS（CIA的前身）才是策划谋杀巴顿的真正幕后主谋，而主导整个事件的就是OSS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Bill Donovan），国际情报界称他为“疯狂的比尔”。[24]。
书中提到了刺杀巴顿的一名知情人名叫巴扎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扎塔给盟军当过间谍，是一名神枪手，他自称是当事人之一。1945年4月，欧洲战事快要结束的某一天，多诺凡约巴扎塔见面，说有一个任务“事关某种复杂的美国利益”，“需要你敢作敢为的爱国品质”。这个任务就是谋杀巴顿。多诺凡指示巴扎塔，行动时须自己找帮手，没有哪个机构会认账，更没有官方的支持。巴扎塔心里盘算，如果不接受这项任务，他确信自己会被干掉。1945年秋季，他跟多诺凡签了谋杀巴顿的合同，报酬是1万美元。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25]。
1945年12月9日上午，巴顿和随员乘坐他的凯迪拉克专车行进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那是一个星期天，路上车辆不多，道路笔直，视野可达半英里远。车祸发生时巴顿正在眺望窗外的景色。此时，对面车道上开来一辆军用卡车，在离巴顿的车不到6米时突然以接近90度的急转弯直撞过来，卡车车身一下横到凯迪拉克前面。司机只来得及踩了一下刹车，同时试图把车向左打，但已来不及了，凯迪拉克一头撞上了卡车。巴顿被从后座甩到前座，从鼻梁到头顶的一道裂口血流如注。巴顿说他脖子很痛，接着又说：“我喘不过气来。帮我活动活动手指头。”当天中午12点30分，急救车载着重伤的巴顿，向距离最近的位于海德堡的第130驻地医院疾驰而去。[26]。
巴顿好几天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日夜抢救。这么重的伤，他居然恢复得挺快。医生说出现了奇迹，家人和部属脸上的愁云也慢慢散开。到车祸之后第10天，12月18日，巴顿的伤情进一步稳定，他准备回美国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就在巴顿动身的前一天，他的病情忽然恶化，出现了血栓。极短时间内他的病情急转直下。12月21日下午，巴顿去世。尸体没有解剖。
书中透露，谋杀计划并不打算让巴顿死于车祸，而是使用药物。在医院里用“可以引起血栓、心脏衰竭之类的氰化物提炼药剂”结果巴顿的性命。药剂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只用一点点，就可以在“18到48小时之内”夺命。[27]。
在巴顿车祸事件中，所有跟巴顿车祸有关的记录，如官方的事故报告，目击人的证词等记录都失踪了。巴顿的凯迪拉克车，事后没有做任何事故记录和检验，就被草草拖走，从此没了下落。如果假设是苏联方面下手在医院里毒死了巴顿，但要系统销毁只有美国军方掌管的所有相关档案资料，恐非易事。
曾经有人向巴顿透露风声说，“自己人”要出手伤害他。巴顿当时回答说：“来吧，他们跑得快，才能追得上我。”巴顿可能隐约预感有人准备谋害他，因为他曾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三次离奇的车祸。
如果主谋是CIA的创始人比尔·多诺凡，也着实令人费解。作为美国战略情报体系的创始人，他曾经被美国总统杜鲁门高度评价为“一个对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况且多诺凡和巴顿并无私人过节。他为什么要谋杀巴顿呢？在这本书里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到底谁是比尔·多诺凡？他谋杀巴顿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多诺凡的来历[28]」。
多诺凡1883年1月1日出生于纽约州的水牛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法学院的一个同窗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03年至1908年间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一位名教授对他青睐有加，此教授即为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斯通（Harlan F. Stone）。
哈兰·斯通教授特别赏识的学生中，除了多诺凡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美国FBI的头目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胡佛也不是等闲之辈。当时作为美国的总检察官，哈兰·斯通任命了胡佛作为FBI的首任局长，这个消息震惊了华盛顿。胡佛从1924年担任FBI的第一任局长，一直当到1972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48年之久，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和令人生畏的情报部门头子。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遇到的另一位“贵人”是杰克森·雷洛兹教授（Jackson E. Reynolds）。此人后来成为了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是摩根财团系的悍将，正是靠他力挺，多诺凡才坐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头把交椅。
多诺凡的社交名录上皆为显贵，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美女演员艾琳娜·罗宾森（Eleanor Robson），她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儿媳。
多诺凡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结识了罗斯·罗姆赛。罗斯·罗姆赛出身赫赫有名的富豪家族，她的父亲德格斯特·罗姆赛和叔叔布朗森曾经在水牛城拥有43平方英里的土地，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家族的资产就超过了1000万美元。罗斯·罗姆赛的母亲也是豪门富家女，祖上曾经拥有上千的奴隶，可能是在美国历史上拥有奴隶最多的奴隶主。几经波折，罗斯·罗姆赛最后还是嫁给了多诺凡。
多诺凡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华尔街朋友的提携下，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欧洲参加“战争救助团”。当时同受基金会派遣执掌此项目的同事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后来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
美国加入“一战”之后，多诺凡曾经亲上前线，并光荣负伤。战功表里记录他曾经在1918年10月15日，俘虏过德国的一个机枪班。多诺凡因此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他的勇敢事迹被美国媒体广为传播，并受到众位华尔街银行家的赏识。1919年和1920年多诺凡曾肩负华尔街的秘密使命到过中国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JP摩根成立了海外商业公司，准备发行20亿美元的债券，为战后的欧洲融资。1920年2月摩根以20万美元的薪酬邀请多诺凡再次到欧洲进行秘密访问，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欧洲债券市场的秘密情报。将此重任付与多诺凡，是看中他既有欧洲战场的经历，又在欧洲生活多年，广结人脉，积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正是在此番欧洲之行中，多诺凡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遇到了希特勒，并且和希特勒长谈了一夜。他认为希特勒是个“有趣的谈话者”。
1922年多诺凡被任命为纽约区的律师，1924年他应前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哈兰·斯通召请到了华盛顿。多诺凡见到老师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撤掉埃德加·胡佛的FBI局长。斯通既是多诺凡的保护人，也是胡佛的靠山，因此多诺凡并没有如愿以偿。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多诺凡跟胡佛之间显然存在过节，这也可能是CIA和FBI在后期合作中，始终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
1924年到1928年间，多诺凡成了后来胡佛总统的亲密伙伴。胡佛建议柯立芝总统任命多诺凡全权负责胡佛大坝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当胡佛平步青云步上政坛时，多诺凡作为最高级的策略顾问，忠心服务了4年。胡佛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甚至邀请多诺凡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但因多诺凡是天主教徒，胡佛担心和他搭档竞选会失去很大一部分非天主教徒的选票，几经考虑后放弃了多诺凡。胡佛总统竞选成功入主白宫后，自然犒赏功臣。而作为主要竞选团队核心成员的多诺凡竟然没有获得内阁中的一个位置。郁闷之余，多诺凡准备退出华盛顿的政治圈。
1936年到1937年，多诺凡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朋友邀请他参观西班牙内战的进展情况。在西班牙他碰到了“剑桥五杰”中的金·菲尔比。
1937年，由于纳粹吞并捷克，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捷克的贷款产生负面冲击，罗家在维也纳的银行遭遇了麻烦。多诺凡正好在纳粹内部圈子里有颇多人脉关系。于是罗斯柴尔德请多诺凡出面，去打探纳粹政府内部消息。帮了这个忙，多诺凡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深和巩固。
「OSS——“Oh So Social”[29]」。
1940年5月29日，曾和多诺凡在1915年“欧洲救助团”共事的威廉·史蒂芬森来到了纽约，他带来了曾是欧洲旧相识，时任英国情报部门官员的布林克·豪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建议美国尽快建立战略情报部门。
多诺凡带着这封信找到了华尔街的朋友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游说。罗斯福于是命令多诺凡到伦敦去筹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尽管是所谓的秘密行动，但是很多美国媒体都在猜测多诺凡伦敦之行是肩负着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命。多诺凡还顺道到东南欧去了解德国占领下的土地的情况，尽管德国方面知道他肩负着筹建美国间谍机构的使命，却并没找他任何麻烦，其中内因是德国并不想招惹美国。
多诺凡欧洲归来，把他了解到的情报递交给罗斯福总统。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总统正式任命多诺凡为OSS的局长。从此，多诺凡被罗斯福称为是“我的一条秘密的腿”，主要帮助罗斯福执行秘密计划。
在多诺凡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JP摩根的儿子尼尔斯是负责财务的大掌柜，梅隆家族的保罗任要职，他的小舅子戴维·布鲁斯执掌伦敦OSS分支，后来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美联储的总设计师”沃伯格家族的保罗·沃伯格的儿子杰姆斯·沃伯格是多诺凡的私人助理。范德比尔特、杜邦和莱恩家族都不甘落后，纷纷把家族成员安排进入了OSS担任重要职务。难怪有人称OSS为“Oh So Social”（“全是关系户”）。从人脉关系来看，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直就是国际银行家的社交圈子，主要服务对象是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沃伯格、范德比尔特、梅隆、杜邦和莱恩等重量级的富豪金融家族。
情报和金融永远是一家人。
「谋杀巴顿的动机」。
当了解多诺凡和OSS的人脉关系之后，我们再回到《目标巴顿》这本书。如果多诺凡与巴顿并没有私仇，那么多诺凡声称，“我是从上头接受命令的，很多人都希望办成这件事”，这个“上头”究竟是谁呢？是他的名义领导美国总统呢，还是他的实质“上头”并有“很多人”的国际银行大家族呢？
巴顿是一个极端敌视苏联的将军，他持续不断地制造与苏军的摩擦，如果无法对他加以遏制的话，有可能会引发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冲突，甚至是引爆战争。此时美苏一旦交战，是完全不符合国际银行家的利益的，尤其是1945～1948年期间，正是以色列准备建国的关键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准备了近百年的宏图大业在此一举。
通过“一战”，奥斯曼帝国轰然倒下，巴勒斯坦地区终于得以重新分离出来；通过“二战”，大批犹太移民已经到达巴勒斯坦。当纳粹德国彻底灰飞烟灭，英法还在战争废墟中喘息，美国出于金权的压力，苏联难耐对原子弹的渴望，各大国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刚刚出现百年难遇的共识，如果任由在美国拥有强大声望、丰沛人脉和军队死忠的巴顿胡来，使得美苏交恶甚至开战，犹太复国的百年梦想将会复杂化，甚至可能彻底而永远地被断送，这一代价是无论如何无法承受的。别说一个巴顿，就是十个巴顿，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胆敢出来搅局，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一小撮精英决策人物的目光，深邃冷峻，投射向他们信仰的共同终极目标。道路上出现的任何障碍和干扰，都将被瞬间铲除。
「参考资料」。
[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xv-xlii．。
[2] Ibid，P36-37．。
[3] Ibid，P37-38．。
[4] Ibid，P45．。
[5] Ibid，P43．。
[6] Letter from Vivtor Rothschild to Keynes，Keynes Papers．。
[7]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3．。
[8]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版，P275．。
[9] Ibid，P277．。
[10]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47．。
[11] Ibid，P49．。
[12] Ibid，P89-90．。
[13] Ibid，P77．。
[14] Ibid，P79-80．。
[15] Ibid，P95．。
[16] Ibid，P113．。
[17] Ibid，P116-117．。
[18] Ibid，P117．。
[19] Ibid，P118．。
[20] Paul R. Mendes-Flohr，Jehuda Reinharz，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1995）．。
[21] Roland Perry，The Fifth Man（London：Pan Books，1994），P176．。
[22] Ibid，P152-155．。
[23] Ibid，P365．。
[24] Robert Wilcox，Target Batton（US：Regnery Publishing，Inc. 2008），P25．。
[25] Ibid，P92-99．。
[26] Ibid，P20，167-170．。
[27] Ibid，P16-7，202-204．。
[28] Wild Bill Donovan：The Last Hero，by Anthony Cave Brown，New York：Times Books，1982．。
[29] OSS：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by R. Harris Smi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
第八章 统治精英与“隐形寡头”。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米尔纳小组”。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国会的调查。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公众意见塑造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本章导读」。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1]。
这段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国际银行家最终的“宏图大略”，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为金字塔顶端的世界政府。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猜测或疯狂的臆想，而是一个经历了几代人发展演化的战略进程。
从早期英国的罗兹会社到后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来自英美的统治精英为了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
这一有组织的庞大计划的实施，离不开三权背后的金权支持。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们的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权家族们。
「韩航KAL007航班的神秘空难」。
1983年8月31日凌晨，苏联库页岛防空雷达屏幕上，一架身份不明的大型飞机正闯进远东洲际导弹发射基地的防空识别区上空，两架苏联防空SU-15战斗机奉命紧急升空拦截。5分钟后苏军飞行员向基地请求行动指示，基地司令官发出“击毁入侵飞机”的命令。当日世界各通讯社都发出消息，韩航KAL007航班的波音747客机在库页岛上空被苏军飞机击落，客机上269人全部罹难。这一消息立刻震惊了全球，成为冷战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美国方面的声明指出，8月31日凌晨，由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Anchorage）飞往汉城的KAL007班机，误入苏联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领空，这是机械故障的意外，而并非人为的故意安排，因此无人能够预知并及时阻止。结果凌晨3时27分，KAL007在库页岛上空被苏空军以导弹击落，全机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将这一事件斥之为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冷血屠杀暴行，不可原谅，应受到国际制裁与谴责。与之相反，苏联方面指出KAL007号入侵其领空，有预谋地执行间谍任务，试图刺探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上的军事设施，因此苏军只有奉命将其击落，以捍卫国家安全，这是被迫做出的一种适当的自卫行动，所以并不应该受到不适当的误解和有目的的谴责。
20多年以来，围绕着韩航KAL007航班神秘空难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最具震撼力的说法就是，1992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特工人员从苏联获得的绝密内部情报指出：KAL007航班在遭受空对空导弹袭击后，并未立即爆炸，而是继续飞行了大约12分钟，最后成功地迫降在库页岛或者邻近海域。在韩航KAL007号班机迫降后，苏联当局将机上乘客分散转移到莫斯科附近卢比扬卡监狱和远东弗兰格尔收容所。1996年1月15日韩国电视台也披露了相似的内幕，该节目中指出KAL007号没有坠毁，机上大部分幸存者仍被关在俄罗斯两个收容所内。该日韩国KBS电视台公布了一份中情局的绝密文件，在这份长达38页的文件中，中情局断言，韩航KAL007号班机遭到苏联空军战机以导弹攻击后成功地迫降海上，机上人员大多幸免于难，但下落不明。[2]。
在KAL007航班上的269位乘客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众议员劳伦斯·巴顿·麦克唐纳（Lawrence Patton McDonald）。这位麦克唐纳议员正是美国“二战”名将巴顿的表弟。无独有偶，这两位表兄弟都有一个最突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坚决反对所谓“新世界秩序”（New Wrold Order）的理念，反对一切以“国际主义”和“全球化”名义摧毁国家主权的图谋，并且都在美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麦克唐纳准备代表民主党参加1988年总统大选。当时在美国，麦克唐纳可算是抨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三边委员会“声音最大”和破坏力最强的政治家。
KAL007航班事件后，麦克唐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对美国社会影响重大的福音教派主要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基本理念与麦克唐纳同气连枝，同属美国右翼类别。他对KAL007航班空难的本能反应就是：“在我脑海里真正困扰的问题是，苏联击落KAL007航班造成了269人的死亡，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正是麦克唐纳。”[3]就像谋杀巴顿将军的猜测一样，苏联人果真是元凶吗？也许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属于美国传统的右派集团。他们的基本理念是维护美国宪法和立国精神，支持《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坚信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公民权利，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对于一切超越主权的国际势力持坚定的反对态度。这一派势力在美国拥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传承，使他们认为人民可以拥有枪支，在政府实施暴政和独裁的情况下，人民有武装起义的权利。他们认为小政府服务于人民，而大政府则统治人民。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更不必说任由一个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统治了。
这一政治信仰与以国际银行家的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和“世界政府”的大政方针存在着激烈和尖锐的冲突。
1975年11月，麦克唐纳议员向国际银行家发起了公开挑战，他在为一本名为《洛克菲勒档案》（Rockefeller File）一书的序中写道：
〖仅有财富是不能熄灭超级富豪的渴望和贪欲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利用自己丰沛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给他们的影响力去攫取更大的权力。此种权力之盛，是早年间的暴君和专制者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是一种支配世界的权力，不仅支配世界的财富，也支配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一百多年来，从约翰·D·洛克菲勒用不正当的手段建立了一个石油垄断帝国的那些日子起，关于洛克菲勒家族的书汗牛充栋足以塞满一个图书馆。我读了很多这些关于洛克菲勒的书，没有一本敢于揭露洛克菲勒的故事里最重要的那部分：洛克菲勒及其盟友过往50年来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计划用他们的经济权力去攫取政治权力，首先是控制美国，其后是控制全世界。
我在说一个阴谋吗？是的，就是这样。我确信有这样一个阴谋：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策划了几代人之久、本质上无可置疑的邪恶计划。
1975年11月[4]〗。
当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样的挑战漠然置之时，麦克唐纳甚至亲自拿着宣传材料站在大街上对任何有兴趣的行人大声宣讲，其执著程度已大大超越了美国政治圈的潜规则底线，到了让国际统治精英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更为严重的是，麦克唐纳居然准备竞选总统。在竞选演讲中，他将大讲特讲国际银行家准备控制世界的计划，千百万人将实况听到这些“刺耳”的言论。麦克唐纳拼命的劲头决不输于他那位永不认输的表哥巴顿将军，而这兄弟二人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可谓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如果真的参加总统大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变化，局面极有可能失控。肯尼迪总统失控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而麦克唐纳比肯尼迪的威胁更大，他不仅有广泛的民间号召力，更借巴顿将军的虎威，获得军方大批宣誓永远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利益的高级将领的支持，这批人对超越“美国主权”的“世界政府”的理念并不买账。更有甚者，麦克唐纳和他的同盟者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秘密情报网，以对抗CIA和FBI的势力。如果再团结“持枪有理”的广大人民群众，美国就真有可能“变色”了。
麦克唐纳所指控的“洛克菲勒及其盟友”“策划了几代人”的计划中，这些盟友究竟是谁？几代人的计划又是如何演变的？要搞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计划的源头说起。
「钻石帝国与精英元首」。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告诉牛津的学生们，他们所在的上等阶层在教育、艺术、法律规范、自由意志、优雅气质和自我约束方面，都拥有伟大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必须推广到英格兰，乃至全世界的下等阶层中，只有这样，下等阶层才可以并值得被拯救。如果英国的上等阶层不能把他们的宝贵传统推广出去，他们很快就会被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所吞没，这些传统也将被丢弃。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后果，他们必须尽快把自己的传统输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罗斯金这一番“令人感动”的演讲被一个学生记录下来，他就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以后的30年中，罗兹一直把这份笔记珍藏在身边。[5]。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宣传语背后，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De Beers）。该集团掌握着现今全世界40％的钻石市场，这个数字一度高达90％。
戴比尔斯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兹出生于1853年，是英国政治家和著名商人，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的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通过掠夺非洲南部的自然资源，罗兹取得了大量财富，死后设立了罗兹奖学金。
作为一位郊区牧师的儿子，罗兹算得上是英国殖民扩张时期单枪匹马的“英雄”。罗兹在南非靠开采钻石发了财，建立了曾控制世界钻石业90％业务的戴比尔斯钻石帝国。但他的野心远不止此，甚至英国人都认为“他不仅想让整个地球都归英国所有，更想把月球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
罗兹早在1882年就尝试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旧金山派到非洲主管钻石矿业的代理人来接近罗家。当时南非的钻石开采业正在惨烈的竞争中奄奄一息。罗兹准确地判断出，谁能先得到来自伦敦的金融支持，谁就能在钻石大战中脱颖而出。他明智地决定要傍上罗家这棵大树。终于等到1885年，在开往伦敦的轮船上，罗兹偶遇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位主管钻石开采的美国工程师，当即便许给他戴比尔斯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通过他代为引荐，两个月后，罗兹得以正式结识伦敦的罗家掌门人奈提·罗斯柴尔德。[6]。
奈提非常看好戴比尔斯，先为自己买了5754股戴比尔斯公司股份，立刻成为最大股东。在罗家的鼎力支持下，罗兹的戴比尔斯小鱼吃大鱼，一口一口地把实力更强的数家钻石公司悉数吞并，最终奠定了世界钻石帝国的大业。
罗兹对罗斯柴尔德高度信任，在1888年的一次会面中，罗兹对奈提表白道：“有您在背后支持，我相信我说到的都能做成。”这种信任使两家很快成为紧密的商业战略同盟。1889年，戴比尔斯公司发行了175万英镑的公司债券，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买下17.8％。1894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干脆自己为戴比尔斯再发行了350万英镑的债券。
罗兹在罗家的支持和鼓励下，扩张步伐越迈越大。
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在一系列成功的兼并中迅速发展壮大，它的年分红在1896年至1901年为160万英镑（每股40％），在1902年至1904年达到200万英镑。
1900年，奈提对罗兹进行了高度评价：“你已将戴比尔斯打造成一个神话。你建立了对钻石生产的垄断，又一手掌控了钻石销售市场，同时你还成功建立起一整套机制把这一商业模式延续了下去。”
罗兹和奈提在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政治理念上不谋而合，两人越来越志同道合。罗兹创建的公司，奈提都不遗余力地在资本上给予大力支持。1889年，罗兹建立大英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时，奈提先是作为创始股东注入资本，又免费友情担任公司投资顾问。1888年6月，罗兹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把原本要传给兄弟姐妹的戴比尔斯公司全部股份都赠予奈提。随附在遗嘱的信中，他嘱咐奈提这笔钱要用于建立“一个为帝国利益而选择的会社”。罗兹认定罗斯柴尔德是唯一有能力支持他实现理想的“贵人”。[7]。
罗斯柴尔德的眼睛牢牢盯着戴比尔斯钻石业的巨大商业价值，而罗兹的目光则越过奈提的肩膀，看向非洲乃至全世界广袤无垠的沃土。罗兹眼里的钻石更象征着他对实现政治影响的孜孜追求。在给奈提的信中，罗兹说一定要让戴比尔斯成为“另一个东印度公司”，从非洲开始构建“最终实现理想的框架”。
「罗兹会社：英国统治精英的“黄埔军校”」。
没有一个珍视自己安全的国家会允许米尔纳集团完成他们的抱负，那就是一小撮人可以在政府和政治之上驾驭如此大的权力，可以在制造公众舆论的信息渠道上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可以完全垄断有关他们所处时期的历史的撰写与传授。————卡洛·奎格雷[8]。
历史的撰写权也许是政治中的最高权力了，因为后人永远无法完全经历以前时代的生活和感受，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只能依赖历史书籍的折射，历史材料的取舍、裁剪、编辑、评论都能极大地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谁能控制历史书籍的撰写权，谁就能掌握历史这面镜子的最后“成像效果”，它可以把丑展现成美，将魔鬼变成天使。历史塑造了人们的意识，历史左右着今天的判断。
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教授在他1949年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提到，成立于1891年的罗兹会社将“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是一个对20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着巨大影响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组织。
1877年罗兹24岁在牛津念大学时写下第一份遗嘱，遗嘱中他阐述创立秘密会社的“崇高”目的：“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9]。
按照罗兹的设计，这一目标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诚，愿意为共同事业献身的人通过秘密结社来实现。实施的手段则是从幕后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同时“操纵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罗兹通过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用于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为英帝国服务的、类似基督教会的、由“宣传家”组成的秘密组织——罗兹会社。
罗兹会社由3个同心圆的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大富大贵之辈，拥有庞大个人财产，共同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的理念，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Society，1901年后被称为Milner Group，“米尔纳小组”）；第二圈是“塞西尔小组”（Cecil Bloc），由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Cecil，Lord Salisbury）主导的政治圈的权势人物组成；最外圈由《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叔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金融家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担纲主导，成员清一色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the Toynbee Group）。[10]。
在罗兹会社的三个小组中，第二个小组负责影响大英帝国的教育和宣传，控制《泰晤士报》长达半个世纪，并通过奖学金对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三圆同心，相辅相成，“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则提供财力后盾，三位一体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
至1938年，罗兹会社吸纳大批富有的上层社会人士，形成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标准程序选拔成长：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受甄选进入万灵学院，通过重重考验和淘汰后的“种子选手”入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进行历练。当然，这些人至多只能进身至第二个圈层，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就曾进入过第二圈层，《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罗兹会社的策略是通过影响关键性的少数精英来制动更多人，目标瞄准社会上的精英人物。
透过以下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标榜“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的罗兹会社是如何影响近代历史的：
〖煽动了1895年的“詹姆森突袭”（Jameson Raid）。
导致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
创立1906～1910年的南非联盟。
1910年创建大英帝国期刊《圆桌》杂志（罗兹会社的喉舌）。
长期影响牛津大学的3个学院：万灵学院（All Souls），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新学院（New College）。
控制《泰晤士报》超过半个世纪。
控制了1919年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
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和管理者。
1919年成立和控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1917～1945年主导着英国对爱尔兰、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
影响1920～1940年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至今仍然控制有关从布尔战争以来大英帝国内外政策的历史资料的来源及撰写。
“英联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并广为宣传，从而变为现实的〗。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国际上流行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世界税收等冠以“世界”的构想基本都源于这个会社。
“塞西尔小组”的核心人物索尔兹伯里侯爵是三任首相，在位长达14年，超过英国近代史上任何一位首相。他发挥影响的方法是：第一，向政治、教育和新闻三个方向渗透；第二，招募有才干的人（主要从万灵学院），用联姻、名誉或权位把这些人与塞西尔小组联系在一起；第三，以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将核心成员安置在重要的权力位置上，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11]。
“塞西尔小组”其他核心成员还有：贝尔福（英国外相），利特尔顿子爵（Lyttelton，Viscount Cobham），威汉姆男爵（Wyndham，Barons Leconfield），格罗夫纳公爵（Grosvenor，Dukes of Westminster），帕尔默伯爵（Palmer，Earls of Selborne），卡文迪许公爵（Cavendish，Dukes of Devonshire），盖松－哈迪伯爵（Gathorne-Hardy，Earls of Cranbrook）。
「“米尔纳小组”」。
“塞西尔小组”在1903年塞西尔家族的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去世以后，仍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的新领导人贝尔福缺乏野心和决断，使这个组织慢慢变得松散，逐渐被“米尔纳小组”取代。米尔纳不乏野心和决断，为达成政治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和社会生活，而这是喜欢享乐的贝尔福不能接受的。米尔纳敏锐地意识到继续依靠家族关系巩固集团是不可能的，于是转向了意识形态。索尔兹伯里寻求用朋友和亲戚关系建立一个集团，玩政治游戏维护他们所喜欢的旧英格兰。而米尔纳不是个保守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扩张和整合英帝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这对于英国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进而把“展现人类最美好和最高能力的英国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世界。不过，世易时移，后来他更强调在“米尔纳小组”内部的宣传活动和理念统一。
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对“米尔纳小组”的影响有三方面：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泰晤士报》是“米尔纳小组”影响精英人物的重要一环，它所针对的是有影响力的少数精英人群而非普罗大众。它和“米尔纳小组”的其他自立的分支通过紧密合作影响读者并提高每个分支的影响力。外界看来就像同一真相的不同侧面。比如，一位议员（小组成员）宣布一项政策，几乎同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同一主题的研究报告，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小组成员）出版一卷同一主题的书（通过小组有关的出版社），《泰晤士报》“社论”会以批判角度分析议员的政策但最终会赞成，同期两本出版物会在报纸的“文学副刊”（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里被评审（同一评审）。“社论”和“文学副刊”的评审都是小组成员匿名写的。最后，《圆桌》一篇匿名文章强烈鼓吹同一政策。虽然每个计策和步骤只影响一部分人，但这些策略的累积效应却非常显著。如有必要，罗兹信托的秘书可以去美国对前罗兹奖学金的得主进行一系列非正式采访，同时说服一位退休的杰出政治家（比如印度前总督）在牛津万灵学院或新学院为纪念去世的学监的揭匾仪式说几句。令人好奇的“巧合”是，美国的采访和牛津揭匾演说都强调同一话题。
《圆桌》杂志的第一期在1910年11月15日出版，上面没有出版社和五篇文章作者的署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杂志辩解说匿名是为了更独立和自由。真正的原因要实际得多。创刊时区区几位编辑和作者多是无名小卒，如果署上名会让读者讪笑。当某些作者演变成“大人物”，编辑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们的政治声誉，于是通常的做法是为作者匿名直到他们去世，即使那时也不公布他们发表的文章。《圆桌》是罗兹会社或“米尔纳小组”的首要宣传工具。《圆桌》的编辑和作者被称为“圆桌小组”。他们的坚定信念是自由、文明和人类尊严只有通过大英帝国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小组成员的观点通常是一致的，最大的分歧来自这个小组最薄弱和最保守的经济领域。直到1931年以前，小组的财经观点来自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他是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朗热兄弟也是“十七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代表19世纪末国际银行家族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繁荣的关键是银行和金融。健全的货币、平衡的预算和国际金本位，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提高生活水平。这跟米尔纳的观点是对立的。米尔纳坚持金融应该服从于经济，经济应该服从于政治。如果基于金融原因的通缩政策造成经济或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它应该被废除。米尔纳认为，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英帝国执行了12年的金融政策是灾难性的，因其造成了失业、衰退和出口的毁灭。他主张通过关税和其他壁垒把英帝国和世界隔离开，通过政府支出、资本与劳工的自我调节和社会福利来鼓励经济发展。
其实，“米尔纳小组”的观点代表着主流国际银行家对黄金与货币的思想理念发生了重大改变，黄金对政府财政支出和战争融资的限制已经不能满足银行家的需求，大规模廉价货币的思想逐渐成为新的主流。
米尔纳的观点是基于“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布兰德提倡的过时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1931年后被“米尔纳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接受。同年金本位被废除，彻底证明了1919年由布兰德倡导的金融政策完全失败。结果在1931年后，“米尔纳小组”倡导由政府鼓励的垄断资本主义占了上风。事实上，米尔纳和汤因比一直都不相信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实际上，米尔纳和布兰德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兰德的意见在1919年到1931年间主导了“米尔纳小组”，而1931年后米尔纳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些事实证明，英帝国1919年到1945年间执行的财经政策和同期“米尔纳小组”的政策完全吻合。而“米尔纳小组”从“一战”后就在保守党理事会中占统治地位。可见“米尔纳小组”对英国国内政策影响之大。
1919年到1939年，“米尔纳小组”的成员在内阁中占1/5到1/3。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政府对德国采取“米尔纳小组”提倡的“绥靖”政策。
「“米尔纳小组”的德国政策基于两点核心[12]」。
一方面，他们认为历史是正义和邪恶斗争的结果。德国人分为“普鲁士独裁者”和“好人”。如果普鲁士独裁者失去权力和影响而后者受到宽大处理，德国会永久地脱离“亚洲专制”回到“西方文明”。从框架上讲，这个理论合理，但困难重重。因为，不可能有区分“好”“坏”德国人的客观标准。事实上压倒性多数的德国人参与了“一战”，《圆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样观点但是“米尔纳小组”没有记住，他们仍认为“坏”德国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赶走了。德国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权势集团的代表。德国的四大势力集团包括普鲁士军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业巨头，为保存自己，他们抛弃了已成为负担的皇帝。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依然存在，甚至更大。军队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气命令政府总理。总之，1918年在德国没有发生革命，“米尔纳小组”对此视而不见。布兰德应为此负主要责任，他认为，只有德国经济尽快恢复才能避免混乱和社会动荡。在传统的银行家看来，经济繁荣离不开在位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另外，布兰德坚信，如果对德国减轻赔款和提供信贷，旧工业集团会很快恢复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小组成员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倡导英国从16世纪以来惯用的权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欧洲大陆第二强权对抗第一强权。“米尔纳小组”从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验中发现，向欧洲大陆输出自主或议会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坚持武力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特别坚持在德国驻军以及建立由国际联盟直接领导的国际警察部队，小组和法国的隔阂加深。根据“米尔纳小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对道德问题无效，只能使拥有它的人腐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础是习惯和传统。这样权力平衡有了双重目标：以妥协使德国成为可救赎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净化的德国对抗“邪恶”的苏联，削弱民族情绪过重的法国。
而希特勒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国统治精英的误判，并看透了美国新兴权势集团试图取代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念头，和犹太国际银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以获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实现以色列复国大业的梦想，希特勒将这两种鼓励德国进行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机地整合起来，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复苏和军事重建。可以说，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弄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13]」。
从20世纪20年代起，罗兹会社致力于建立英美特殊关系，最终实现盎格鲁－美利坚的统一。在《悲剧与希望：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一书中，奎格雷讲到，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一个“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
对美国舆论影响最大的5份报纸——《波士顿晚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都掌握在这个权势集团的手中。而且这些主流媒体的一把手们互相“举贤不避亲”，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主编曾是英国《圆桌》杂志的美国联络人，而《圆桌》杂志的原主编洛田勋爵担任英国驻美大使时，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撰稿人，又曾任罗兹信托基金的秘书长。鼎鼎大名的多个华尔街金融家都曾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
奎格雷指出，至少在20世纪早期，美国重要大学的决策权在“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手中。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摩根集团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决策权；耶鲁大学则在美国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集团麾下；普林斯顿大学归属普天寿保险公司。不过，虽然这个“美利坚权势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还是未能彻底控制美国政府。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进步运动”的压力下，通过了几条对该权势集团不利的税收法律，尤其是财产继承税，于是这些集团逐步将由华尔街主导的巨额私有财产向免税的基金会转移，成功地完成了财富隐形的华丽转身。
罗兹会社成员之一的美国政治评论家、政府顾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20世纪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著名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由他最先草拟，美国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心理战战略也由他主持制定，他是外交关系协会和英国罗兹会社之间的关键联系人。作为从威尔逊到尼克松的美国历届总统的重要谋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陪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赴巴黎和会期间创立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无论其成员背景还是使命，是影响舆论的方式还是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外交关系协会都堪称美国的“影子政府”和英国罗兹会社在美国的翻版。美国对外决策集团的重要喉舌、外交关系协会的“机关报”《外交》杂志即为该委员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旗帜性刊物。《外交》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囊括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重量级谋士，包括李普曼、乔治·凯南、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就是最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
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时，英国和美国都想趁身居战胜国的地位之际，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巴黎和会”结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大多都是罗兹会社的成员，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成立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作为罗兹会社的一个分支，“外交关系协会”最早是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的名义进入美国的。1921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分会”与一个由纽约的银行家、律师于1918年创建的主要讨论战时商界、银行界问题的名为“外交关系协会”的组织合并，并沿用“外交关系协会”的旧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迄今为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已经存在了80多年，它无疑早已背离罗兹最早希望英格兰重新统治美利坚的初衷，却正在逐步实现着盎格鲁－美利坚利益集团称雄世界的梦想。当中国为全球化欢呼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背后罗兹会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
说这个世界正为少数秘密团体所操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正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我们早该想到，有权有势者和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做事的，这就叫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表面上是民主、自由与多元化的社会，过去的金融寡头们已经成功地被神圣的民主制度赶出了权力的殿堂。有权有势的超级富豪家族们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可寻。历史被改变了吗？资本主义不再为少数权力集团服务了吗？国际银行家果真主动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归隐山林过普通人的生活了吗？
人性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贪婪与控制的欲望从人类诞生之初直到现代社会，从来就没有改变，在可以想像的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仅仅是贪婪和控制的形式。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从金融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当今的所谓多元资本主义，少数权势集团对社会大多数人的统治，其本质从未改变，只不过今天的统治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的、可见的、赤裸裸的金融寡头们躲到了幕后，代之而起的是新兴和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它们已成为当今西方世界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背后控制者仍然是从前的金融家族们。
「基金会：财富的隐身大法」。
“大道无形”，“大隐隐于朝”，中国人很早就洞察了人心的奥秘。最深刻的道理往往随处可见，一切统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对手有形而使自己无形，如此方能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初，国际银行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巅峰的状态时，其家族资产富可敌国，政治影响力权倾朝野，但副作用也非常严重。金融寡头的势力越大，对立面就越广，反抗力量越强，不满情绪越重，仇恨意识越明显。最可怕的是，当社会各种反对势力联起手来，金融寡头必将深陷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当国际银行家终于参透这个道理，似乎大家相约好了，各大家族几乎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起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对此他们给出了一致的低调解释，称家族的后代对财产控制不再感兴趣，各自追求多样化的兴趣和事业，而家族财产多改为投资构架。随着现代社会新兴行业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家族传统积累下的财产已大大缩水。风水轮流转，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老的家族永远地衰落了，传统富豪家族在当今已退出历史舞台，聚光灯转向了“后起之秀”们。
真相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各大富豪家族的财产根本没有萎缩，而是被合法合理地隐藏起来了。各位超级富豪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华丽转身”，成功“隐形”了。财富的实际控制权和支配权，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掌心。非但没有离开，他们对财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只不过，过去的财产标签直接明了，明白地写在各位的头上，而现代的富豪们早已取下标签。他们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可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其统治方略逐渐达到了“大道无形”的境界，主要依靠代理人在前台作秀，而他们自己则深深地藏身幕后，掌控着社会的运作。
这一完美的新型财富游戏规则，就是目前在欧美实际操纵社会运作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
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金融势力集团从直接控制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线转变为间接控制的幕后操纵模式。新兴的公司经营构架的核心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广泛募集社会公众资本，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资金通过最大限度的杠杆效应去控制超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在最广泛程度上控制社会各行业中的骨干龙头，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金字塔底座，而从外部形式上并不显示出其真正控制者的身份。公司表面由职业经理人运作，但董事会和关键股权控制力完全集中在极少数金融家族手中。游戏规则的核心之处就在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庞大的基金会体系和其他投资集团，通过表面的代持机构，来实施“形散而神不散”的关键股权和董事会的控制力。代持机构就是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Street Names），它们的作用是起到“防火墙”的功能，以便于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基金会与投资集团，将公众的视线屏蔽在实际持股人圈子之外。越是到了多元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现象越是普遍。
但要参与这种新型游戏，富豪家族必须首先做出“牺牲”。正所谓“欲练神功，引刀自宫”，舍得舍得，不舍怎能得？舍去名义，得到实质。财富隐身大法的“入门功夫”就是捐献，而捐献的理论基础就是：放弃所有权，扩大控制权，从而合法地隐蔽财产。富豪们失去的仅仅是富豪排行榜上和媒体聚光灯下被“烧烤”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幕后清凉的自由度和倍增的财富控制力。
基金会避免了富豪们最痛恨的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更妙的是基金会的投资增值还逃避了资本利得税。在完全免税的情况下，基金会的资产如滚雪球般迅速增长。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总收入是免税的。相应的，国家税负的压力被越来越重地压在了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自己基金会的中产阶级身上。超级富豪们的基金会资产就像癌细胞一般迅速扩张，它不断地从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细胞中汲取营养，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公。
据统计，1969年美国596家基金会的净收入超过了美国50家最大银行净收入的2倍。从1790年建立第一个基金会以来，美国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
〖1900年以前，18家。
1910到1919年，76家。
1920到1929年，173家。
1930到1939年，288家。
1940到1949年，1638家。
1950到1959年，2839家。
到了2002年，竟高达62000家[14]〗。
基金会仅需要每年“贡献”5％来进行慈善事业，而国际银行家赚钱的手段岂止获得区区5％的回报？更何况，这5％的慈善投资，还可以用来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研究控制力，为自己赢得更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法律政策倾斜，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如今，富豪们也学会了同样的游戏。为什么要上富豪排行榜呢？为什么要把财富写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写在其他人名下，却受自己实际控制呢？拥有财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是实现可永续存在的控制力！这就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往往通过股票代持的办法以避免曝光。中国与欧美的不同在于没有类似欧美的“合法的”、“永续的”、“免税的”、“可继承的”、“财务隐秘的”、“可互锁的”、“可衍生的”法律载体，来帮助富豪们隐藏财富，以实现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显性支配向隐性支配转型的重大财富控制战略“升级”。
「心灵鸡汤们说：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心灵鸡汤式书籍早已把洛克菲勒晚年的故事作为经典向世人讲了一遍又一遍：老洛克菲勒一生唯钱是命，竭尽克俭蓄财之能事，而在53岁时被诊断患不治之症，药石无效，在每周净收入上百万美元时也仅仅能吃价值不到两美元的饼干和酸奶勉强为生。大彻大悟下，他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出去，建立科研机构和慈善组织，从而生命为之一新，豁然开朗，他因此快乐地活至98岁。
于是心灵鸡汤告诉大家：当你放弃越多，你就拥有越多。
这话其实千真万确，洛克菲勒的的确确通过捐献而拥有了更多。而实现这一“奇迹”的工具就是基金会。
老洛克菲勒起家过程中用遍了残酷不仁、广受诟病的手段，声名狼藉。他曾是美国公众最痛恨的人。为彻底改变公众形象，老洛克菲勒接受一个顾问的建议，大行慈善事业。
事实上，老洛克菲勒此举的功效和意义远不止改善公众形象。
他进行了大量的财产捐献，但“献”出的财产并没有脱离过他的控制。通过基金会等一系列策略地运作，洛氏对“献”出后的财产反而实现了更大更强的控制力。这就是洛氏“科学捐献原理”：献出越多，控制越多。
洛氏设立的第一个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5]1910年时美国多数州已通过第16条修正案，即征收累进收入所得税。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谓是最成功有效的“税前计划”，一举便合法合理地避掉了累进收入所得税。在同一时期，标准石油公司被兰蒂斯（Kenesaw Landis）大法官下令分拆，洛氏财团立刻以设立4个免税基金会作为应对，然后把财团的绝大多数股份捐了进去。这相当于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钱，放进自己的右边口袋，但这钱摇身一变，名分就不同了。于是被分拆后的各个石油公司既能得到需要的资金，又在收益和资产上避税。在基金会的章程中，只要加上本家族的后代，就将继续为基金会世世代代地“服务”下去，并且具有关键的一票否决权，剩下的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好处。洛氏财团以财产的所有权置换控制权，不仅实现了避税功能，还实现了财富大幅增值的奇效。因为基金会可以买卖持有各种资产，包括房地产和有价证券，而且不必公布财务报表，更可以实现对市场的隐形影响力。
钱捐进了基金会，再投资给不同行业的多级公司企业，当投资规模足够时，所有接受投资的实体的董事会必须由基金会指定和委派。于是，尽管钱已经不在某家族名下，而实际管理人和钱的使用权仍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注意，此时从名义上钱已经改姓了。通过这种形式，首先原来所有洛氏的钱都要被征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就消失了；其次，如果老洛把钱送给“中洛”，“小洛”和“小小洛”，本来要交的赠与税（Gift Tax），也省了；再次，就是遗产税，这个几乎是唯一可以限制富人财产遗传的工具，在美国最高可达50％，由于钱已不在洛氏名下，遗产税自然也就免了。老洛通过捐献，把钱财合法合理地留给了自己以及“中洛”，“小洛”，“小小洛”，并且“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从此，洛氏将每年一半收入投入基金会，大大抵扣了应税收入。老洛省掉收入税，中洛、小洛和小小洛将避免掉遗产税和赠与税，更爽的是，这些基金会的投资产生的收益，连资本利得税也一并免去。由于免税的好处，基金会的资产得以飞速成长。所谓non-profit（非盈利）实质上就是non-taxation（非纳税）。
当年老洛克菲勒把其拥有的数百万股“泰坦尼克石油公司”（Titanic Oil Corporation）股票捐给了名为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后者为洛氏控制的组织。他只是把名下股票转让给基金会，就轻易完成了财产“升华”。类似Do Good Foundation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明目众多，级别繁复，它们确实捐助了为数众多的科研、医疗项目和用于扶助贫困，但这些开销相比基金会体制为富豪隐身的财产和避免的税费而言，实在是不足挂齿。再加上捐献入基金会的财产所产生的投资收入也是免税的，洛氏财团一方面是财产的真正控制人，另一方面免交投资收入税，这令其财富增长速度更快。
《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经过家族两代人精心经营，洛克菲勒财团财产的绝大部分转由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基金会，以及它们衍生出的下属、分支、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拥有，从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基金会网络体系。每一个基金会网络节点“单位”的财务报告不被审计，不需公示，所有涉及的调查都被礼貌而合法地拒绝，从而从会计制度和监管体系的雷达中失去踪迹。这实际上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发明的财富隐身大法，而当今的超级富豪们无不在效法。盖茨和巴菲特的财富捐献游戏不过是20世纪初老洛家族做法的延续而已。
经过六七十年经营，洛氏家族控制着多达几百甚至上千基金会和下属机构，而这张网络是没有人能够梳理清晰的。洛氏家族向公众披露的财产约为10亿～20亿美元。用冰山一角来形容都未必尽然。超级富豪的实际财富已经完全无法衡量、核实和追踪。
这就是放弃越多、控制越多的奥秘。
「“家道中落”的洛克菲勒家族」。
大众传媒多年来一直在向公众传达着当今的洛氏财团早已家道中落，不过是中产阶级级别的富翁。如果把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富豪领军地位上衰退下来的原因归结为欧洲连续遭遇战火，罗氏在大形势下被牵连中落，那么怎么才能合理解释洛氏财富的消失呢？洛克菲勒财团始终掌控着美国的石油、化工、制药工业，运营顶级银行超过百年，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也没被历次战争干扰过。时至今日，洛家总财产只有区区20亿美元，仅能和中国最近20年发迹的富豪相提并论？
还是先看看国际银行家是否真的家道中落吧。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尼尔森·洛克菲勒竞选总统时，美国参议院例行举行针对其财产状况的听证会。尼尔森先是公布其个人财产约为3300万美元。在参议院进行初步调查后，经过与尼尔森反复征询，尼尔森改变口径，承认其个人资产为2.18亿美元，比最初的声称多6倍。此时的美元还是美金时代，1美元对应着0.88克的黄金，他的个人资产相当于191吨黄金，以黄金的现价（900美元/盎司）计算，现在这些钱的价值相当于当时的25倍。尼尔森提供给参议院的2.18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远超过美国前37位总统个人财产的总和。
不过，这些个人资产已经是洛克菲勒家族将绝大部分资产“捐给”自己家的基金会，剩余部分在84位家族成员之中分配后，属于尼尔森自己的那一份而已。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个人资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却无法合理解释的是，70年代，尼尔森竟然几年当中没有缴纳过一分钱个人收入所得税。其实原因很简单，在1970年，尼尔森的财务顾问和律师团队将他名下的资产进行了一番“调度和调整”，直接效果就是在这之后连续几年当中，尼尔森完全不用缴纳所得税了。估计当时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最想做的事就是留下尼尔森专用税务会计的电话，在自己报税的时候打过去。
在参议院对尼尔森进行财产调查时，他侃侃而谈道，如果你们质疑我们的家族是否操控着某种庞大的经济权力，我的回答是这并不存在。我们仅仅在投资而不是控制。家族成员对控制财产并不感兴趣。无论是家族成员还是资产管理团队，大家的目标和期望都只是获得合理范畴内的回报。
那么，洛家的资产管理团队是什么规模呢？
洛氏财团的资产大掌柜是理查德森·迪尔沃斯。他于1958年加入洛氏财团，成为家族资产管理的总操盘手。投入洛氏财团前，理查德森·迪尔沃斯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主要合伙人。20世纪初期，库恩雷波公司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高盛，是最著名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金融运作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合伙人包括雷波、库恩、沃伯格、希夫家族和其他犹太金融家族，无不是叱咤风云的顶级投资银行家。库恩雷波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及JP摩根财团都有着渊源深厚的合作关系。
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管理的庞大财产中，包括列在84位洛氏后裔名下的约10.33亿个人资产。这些资产主要存放在由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unior）创设的两个复杂的信托机构中，一个在1934年为孩子设立，另一个在1952年为孙辈建立。洛家名下的各类基金会超过200家，而通过持股控股形式层层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保守估计多达上千家。所有基金会组织和信托机构都是国际性的，它们的业务和资金运作在全球范围自由流转，鲜受监管，这使得理清其真实资金流向和数量的企图完全不可能实现。更何况洛氏财团和其他富豪财团一样，在其海量投资和项目中都不出具实名，而是由代理机构具名，所以我们看见的只有美林或者高盛这样的名字。[16]。
这些基金会和信托机构把现代商业机构持有形式和名目集大成后加以利用和发挥，层级和关联关系错综复杂，层层相扣，扑朔迷离，各层面都设有阵容强大的明星经理人和律师团队，而其中恐怕只有极少数几位高级资产律师了解真实的资产数量和情况。在保护私人财产和信息隐秘性的原则下，此类机构的财务状况和细节从不披露与公示，完全不透明。而从结构设计角度看，这种机构可以无限制设立平级、下属和附属机构，于是机构的真实状况被完好严密地隐藏起来。
参议院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披露洛氏家族每一成员的资产数目，只是用一个总数目示众。理由同样是应充分尊重个人隐私。洛氏家族的财务会议记录和文件都获准不对外披露。私人信息隐秘性至上的大旗立刻将全体公众的知情权遮蔽了。
公众只能从公开披露的少许信息进行了解，例如：
洛家在纽约的一处房产，在1930年仅土地价值就超过5000万美元。[17]。
尼尔森的儿子史蒂夫的庄园内有着长达70英里，即相当于100公里的私人道路，面积超过4000英亩以上，更早期的资料透露该庄园占地7500英亩（大约4.5万亩）。在1929年时有75栋楼，100多个家庭居住其中。该庄园内收藏的家庭内部文献，价值就达450万美元。
提到庄园的“豪华装修”，老洛克菲勒付了70万美元给美国铁路公司令其将园内“领土”上的一段铁路拆除，又付了150万给园内一所学院作“搬家费”。
这仅仅是1930年洛家的一所房产，洛家在纽约的另一豪宅有32个房间，在华盛顿拥有一座城堡，在缅因州又有数所庄园，这里还没数到在中美洲如委内瑞拉拥有的数处种植园，在巴西经营的若干座农场……。
1975年，尼尔森在德克萨斯州购买了1.8万英亩土地，仅仅是作为“室外活动场地”。
在珀堪提科山庄（Pocantico Hill），随时待命的各类家政工人，包括清洁工、保安、厨师和园丁等超过500人，位于Seal Harbor的一所度假庄园备仆45人，尼尔森一所私宅雇仆人15个。不完全的统计中洛家仆人已超过2500人。洛家人人爱旅行，行踪随意不定，因此所有庄园场所都保持在随时可以使用的完美状态，预备任一主人兴之所至大驾光临。
除房地产外，洛氏深不可测的钱袋子里还装着财团持有的股票，仅以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例，埃克森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更名，属于标准石油公司被分拆后的一家。洛氏财团直接持有的埃克森股票价值为1.56亿美元（1974年），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洛家以基金会和信托机构等形式间接持有的股份。
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公布的估值为9800万美元，这实在是个荒谬的数字。1974年9月30日的《洛杉矶时报》撰文探讨洛克菲勒中心的准确估值问题，称各路专家的结论是无法估算。市场普遍认为此项资产在1974年应价值10亿美元[18]。
粗算1975年洛氏财团经营的投资资产，股票类有价值850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7200万美元的IBM，另外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股票计有：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美孚石油、EaMac、通用电气、德克萨斯仪器、明尼苏达矿业制造等。
洛氏财团持有美国50家最主要公司的大量股权。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洛氏财团有154个全职职员在管理着这些资产，大理财管家理查德森·迪尔沃斯的直接助理为15名顶级财务专家。这些资产管理职员同时在各类和各级基金会与信托机构中担任董事和经理，他们管理着700亿美元的资产。再次提请读者注意，这是1974年的700亿美元！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的国际银行家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除了财富，洛克菲勒家族还通过广泛的通婚与美国最具权势的各大家族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从而使其社会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据不完全统计，洛氏家族与美国最富有的60个家族中的一半有“亲上加亲”的联姻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斯蒂尔曼（Stillman）、道奇（Dodge）、麦克艾宾（McAlpin）、麦克克米科（McCormick）、卡耐基（Carnegie）和奥里奇（Aldrich）等。
「杠杆效应与财富控制」。
1974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大公共持有公司中，埃克森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排行第一的最大工业公司。洛氏持有价值3.24亿美元的石油股票，大致代表着在最大的4个石油公司中每家占有2％股权。1966年的派特曼国会调查案中披露的信息显示，9个洛氏家族基金会共持有约3％标准石油系下公司股权。这样算下来，洛克菲勒家族实际掌握着四大石油公司中约为5％的有效股权。加上其系下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学基金机构所持有的大量石油公司股份，洛氏家族对美国石油工业拥有直接和绝对的控制能力。
在银行业，洛氏家族控制的银行包括：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 City Bank）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世界第三大银行机构，这个第三是以规模而论，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大通银行和著名的犹太金融家族控制的曼哈顿银行的合并。这一合并给合作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利益。后来，这一银行又合并为今天的摩根大通。
这并不是其资产的全部。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量商业运作是通过其海外机构进行的，没有披露在公布的报表上。
1975年的《时代》杂志披露，大通曼哈顿银行有28个海外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有5万多家附属银行。假设一家分支银行的资产价值为1000万美元，那么大通曼哈顿银行有着对高达5000亿美元潜在财产的支配能力。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顷刻间造成全球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的巨幅震荡，然后趁势在震荡中制造恐慌情势，从中渔利，这是典型的剪羊毛行动。
尼尔森在参选副总统的听证会上声明：我自己不拥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任何股份。
此声明从技术角度讲无懈可击，他个人的名字下确实没有一股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但洛氏家族持有62.3万股（相当于2.54％）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股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持有14.8万股，洛克菲勒大学持有8.1万股，洛克菲勒家族和相关机构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共拥有相当于4％有控制力的股权。
1974年大通年报披露总资产额为42亿美元，洛氏家族年度净收入为1.7亿美元。
富豪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和所有权是被仔细保护的秘密，在被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时，他们会交出一些金融代持机构（Street Names）的名字轻松过关。金融代持机构的持有信息实际非常模糊，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更有些代持机构根本是虚构的，所谓的托管人信息完全不能反映真正持有人和受益人的身份。
除了大通曼哈顿银行，洛氏财团还控制着纽约最大的银行，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这家银行的主席斯蒂尔格曼是威廉姆·洛克菲勒的生意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威廉姆·洛克菲勒的两个儿子。斯蒂尔格曼同时跟家财万贯的卡耐基家族联姻。这样的“亲上加亲”关系令洛克菲勒家族的势力更加庞大。
洛氏财团控制的第三家银行，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主要控制人是哈肯尼斯家族。爱德华·哈肯尼斯是老洛克菲勒长期保持紧密商业关系的合作伙伴，也是标准石油信托公司的管理人之一。1939年，爱德华·哈肯尼斯仅排在老洛克菲勒后面，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银行体系以外，洛氏财团还通过保险公司体系进一步放大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力。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对企业发放短期信贷的主要渠道，保险公司则提供长期信贷。通过并行掌握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于用两条线把企业的资本命脉全攥在手里。
因此，洛氏财团对企业的总控制力大幅提高。
洛氏财团与美国三大保险公司：大都会保险、大都会人寿保险和纽约人寿保险均形成董事成员互锁关系。据估算，洛氏财团控制着全美最大50家商业银行25％的资产和最大50家保险公司30％的资产。
通过高倍杠杆作用，洛氏财团对社会经济和财富的控制力在无形无影中被空前放大了。
根据1974年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报告，洛氏财团对大批公共上市公司持有5％的控制权。实际上通过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洛氏财团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力，以5％直接股权加2％其他股权再加管理层占股的形式，已被大大强化。这类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石油、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印第安纳标准石油等等。
除了三大银行和三大保险公司，洛氏财团还通过控制银行的信托部门来实现对企业的深度控制。银行信托部门对股票的拥有权和投票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大投资者将股票托管到银行的信托部，同时将相应的投票权也一并委托，等于委托银行的信托部代表自己行使对企业的决策权。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任何公司对银行的信托部门都是畏惧的。巨大和关键性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银行信托部门手里。1967年，洛氏财团拥有350亿银行信托资产，占全美信托资产的14％。
通过上述直接和非直接持股，洛氏财团对各行业各企业取得了强有力和高效的控制权。
大通信托投资管理公司是美国21家最主要公司的单一最大持股人。这些直接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美联航、西北航空、长岛电力、国家钢铁、美国国家航空，以及其他16家主要公司。
通过高倍放大的控制权而纳入洛氏财团王国版图的公司包括：IBM、AT&T、中央铁路公司、Delta航空公司、摩托罗拉、Safeway、惠普等。
通过银行信贷的影响力施加控制和各大公司董事席位互锁达到掌控的公司包括：杜邦、壳牌等。
将各条线索上的信息汇总，我们惊异地发现：洛氏财团实际上控制着全美最大100家工业公司中的37家，最大20家交通运输公司中的9家，最大电力、供水、燃气公司的全部，最大4家保险公司中的3家，以及无数家中小型投资、贷款、零售企业。
如此巨大和超乎想像的经济控制力必然能产生出相应的政治影响力。超级富豪财团和政府之间已经很难分清是谁在主导着决策权，双方已深刻地相互渗透融合为一个整体。
《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一旦尼尔森当选副总统，他几乎在处理每一项公共经济决议问题时，都会碰到与洛氏财团关联的利益，从而形成明显的利益冲突。
另外，各主要基金会之间也进行着管理层互锁和相互控制，著名大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都是如此。卡耐基基金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运作人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控制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财务管理委员会的6个主要会员中的两位是洛克菲勒财团金融机构的董事。福特基金会在1953年至1965年的总裁是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他的继任者也是曼哈顿银行董事，并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福特基金会的多位掌门人和运作人都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国会的调查」。
洛克菲勒家族如此强大的财富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当然很早就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
1950年，众议员派特曼发起了一场针对基金会资产的调查案，旨在调查基金会是否在利用各种资产组合变相操纵市场。这项调查案得出的结论部分这样写道：“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已和大量基金会的商业行为交织在一起。除非立即采取相应行动，否则美国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会处于基金会的控制之下。”[19]。
此项报告提交后如泥牛入海，毫无下文，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被采用，最后无疾而终。
1952年，爱德华·考克斯议员（Eugene E. Cox）领导了美国国会第二次对免税基金会的调查，试图彻底搞清此类基金会是否利用其资源达到有违美国国家利益和传统的目的。自调查发起之日，洛氏财团就利用其长期盘踞的民主党当权派势力，对调查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先是“惜时如金”，对这一项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庞大调查案只批准了6个月的时间，接着就屡次拖延资金到位，设置重重障碍，利用调查程序细节讨论反复拖延时间。[20]。
考克斯议员在重重挫折和困难中举步维艰坚持数月后，终于熬不过对手的层层阻碍，在调查过程中，积劳成疾，最后一命呜呼。
此后，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第三次提起调查案，意图进一步推进并长期持续调查。此举立刻激起洛氏财团激烈反击。谁都清楚，如果调查案结论将基金会运作本质曝光出来，基金会制度将会受到强烈质疑和反对，极有可能被终止。
与洛氏有密切关系的《华盛顿邮报》立即跳出来，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指责此调查案是彻底愚蠢、无用、浪费公众资源的行为。[21]。
各大主流媒体皆不甘落后，群起攻之，众口一词抨击里斯和此调查案，冠以“阴谋论”标签，竭尽能事进行污蔑、攻击和嘲讽，把里斯描绘成“麦卡锡主义者”。
调查几乎是在被全面封杀的状态下进行着。
随着调查极其艰难地进行，里斯发现，在5名调查委员会成员中，除了他本人，另外4位全是洛氏的代理人。在这几位成员中，众议员韦恩·海斯（Wayne Hays）对调查的反对、阻挠和对抗最为激烈。海斯每周定时到华盛顿某宾馆吃午饭，他在这段时间会见几大基金会代表，密商对策。
在调查案听证会上，海斯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打断别人的能力，在一场历时185分钟的听证会上，海斯竟然264次打断别人的发言。他还拒绝服从听证会制度，不断攻击、谩骂和贬低证人证词，不间歇地干扰，终于导致听证会中止。
海斯还透露，白宫方面与他联系，商讨如何终止委员会进一步调查。
里斯委员会无奈之下，只能将调查范围一再缩小，最后集中调查最大的3家基金会。但是由于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阻挠，以及时间、资金、人员等方面的种种限制，终于不了了之。
在1954年8月19日，里斯总结这项调查活动说：“基金会是仅次于联邦政府的第二权力……或许国会应该承认，基金会在某些领域已变得更加有权力，至少比政府立法部门更有权力。”[22]。
自此，政府和国会针对基金会有组织的抵抗再也没有出现。
「基金会、精英集团与政府」。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压制对手、消灭竞争。为达成这一目的，与政府的合作成为必要。而在更广泛意义上实现对工业、商业、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的更大控制力，则必须取得政府的协同，直至实现世界政府。
国际银行家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主要通过发起并资助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途径来间接实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从成立之初直到现在始终处于洛氏财团控制之下。
美国社会每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从律师、银行家、教授、将军，到记者、编辑和官员，他们中凡是对美国政府政治决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具有某种影响作用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招募的对象。
美国罗斯福总统以来，历任总统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总统是按届轮换的，政府官员也都是流水的兵，但是站在总统背后的金主，政府背后的家族势力集团，三权背后的金权，始终没有改变。
洛克菲勒家族对白宫的影响力，在1894年麦金利总统大选时就开始显现，延续到罗斯福时代，洛氏的影响逐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新政实为洛克菲勒新政。新政出台的大部分措施都直接体现出利于洛氏财团的商业利益。[23]洛克菲勒在罗斯福身边安排的重要代理人是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霍普金斯管理着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在十年间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霍普金斯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豪斯上校和威尔逊总统。“二战”期间霍普金斯的实际权力仅次于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是排名第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霍普金斯承认，洛氏对他帮助良多，他欠洛克菲勒很大人情。
尼尔森·洛克菲勒与罗斯福的关系渊源深远。在任美国商务部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执行人。[24]《纽约时报》1960年5月20日的一篇文章称，洛克菲勒是罗斯福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他们在假日里一起到香格里拉，即今日的戴维营度假。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国务卿杜勒斯是洛克菲勒的表弟，第二任国务卿克里斯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要管理人。艾森豪威尔的总检察官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曾是洛克菲勒的雇员。艾森豪威尔上任后挑选了数百个联邦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和大律师，以及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17个主要政府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总统本人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他的国务卿迪恩·罗斯克（Dean Rusk）是洛克菲勒直接安排的代理人。肯尼迪在任命这位国务卿之前都没有见过他。这种情形并不稀奇，里根、卡特等总统在任命国务卿、美联储主席时，都与这些人素未谋面。罗斯克在出任国务卿时的正式职务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职衔，他实际上是“请假”（leave of absence）担任美国政府国务卿。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管理人和董事。他的商务部助理部长特奥布里奇（Alexander Trowbridge）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管理人。肯尼迪当政期间提升他为商务部部长，同期提升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尼克松总统的总检察长是洛克菲勒的御用律师。他是尼克松大选时的全国总协调人和顾问。[25]。
尼克松的第一个副总统斯皮罗·艾格纽（Spiro Agnew），1968年大选时是洛克菲勒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在大选过程中反对尼克松，后被安排在尼克松身边做政务顾问。尼克松最主要的顾问是基辛格，而基辛格担任尼尔森·洛克菲勒的个人外交政策顾问长达10年之久。
基辛格1956年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哈佛教授一跃成为美国政界的灵魂人物，正因为他的背后有洛克菲勒强有力的推手。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多项政治纲领思想上存在分歧，在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两人只见过一面，且尼克松对基辛格毫无好感。但基辛格是洛克菲勒亲自点名的人选，尼克松只能“遵旨”执行任命程序。
尼克松政府班底的115名各级官员全部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大部分在福特当政期间仍处于要职。共和党执政期间，尼尔森·洛克菲勒安排多名重要人选在参众两院各政策委员会等要害位置上。
对于洛氏家族对白宫的影响，有人在1975年做了估算，有超过5000名位居联邦政府高级职位的官员是洛克菲勒势力集团的人选。
洛克菲勒家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上有着重大利益，因此在历届政府中都要确保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首脑这两个要害位置为洛氏集团掌握。美国中央情报局由洛克菲勒的表弟艾伦·杜勒斯担任第一任局长并配置了全班人马，从人员阵营来看，几乎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海外执法部门。洛氏的另一表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26]。
洛氏集团和美国历届政府，真正做到了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洛克菲勒说过，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美国政府从各个层面服务于洛氏集团的利益并推行其政策。《华盛顿邮报》记者杰克写道，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围绕石油公司利益进行的。当石油公司在海外不能获得某项利益时，美国国务院就会出面帮助解决。在许多国家，美国大使馆的功能就相当于石油公司的海外办公室。国务院执行的各项政务政策上到处隐现着七大石油公司的影子。
洛氏集团同时牢牢把持着财政部部长人选，以确保财政部发挥摩根大通银行分支的功能。
〖艾森豪威尔的财长罗伯特（Robert Anders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肯尼迪的财长道格拉斯（Douglas Dill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委托人。
约翰逊的财长亨利（Henry Fowler）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福特的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不过近年来，这一权力逐渐被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抢了过去。
「基金会与教育系统」。
1890年安德鲁·卡耐基将他的11篇文章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名为《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他在书中假设自由市场体系已经在他们这一代产业和金融巨擘面前归于终结，他们不但拥有绝对的财富，还控制着政府。但是他害怕下一代人民成长起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起而反抗这一对他们有利的体系。他的结论就是必须要控制教育体系。
各大家族认识到美国教育体系的地区分散性，不太可能逐一进行“收编”，超级富豪们于是仍然采用了“渠道为王”的策略，重点投资于教师协会和教材编写，只要牢牢地控制教师和教育内容，就可以有效控制教育系统。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重资投进美国最主要的教师协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27]。
洛克菲勒曾说，我们有着无限的资源能让人们服从，当前的教育方式早已过时。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同时也在大规模资助教科书的编写和发行，这实际上是在以间接手段对教育体系施加影响。当一代两代直至更多世代的人是在同一思想理念的教育影响下成长，几代人的思维模式将逐渐集合到一个方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全面资助全美国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教科书行业，从未间断。
除了渠道，另一个重点就是控制高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教育资金的2/3投向高等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高等院校资金的20％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他们实际上部分起到了美国教育部的功能。这两个基金会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的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控制的美国最大教师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1934年的报告中说，即将死亡的自由市场模式必须被彻底摧毁，所有人都应该服从更大的社会控制。
这一观点完全支持着洛克菲勒的理念。洛氏提出“竞争是一种罪恶”，应被消除。这样的理念意在扼杀和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垄断，完成对社会更大规模的控制。
「公众意见塑造」。
对政治和公众意见的影响力离不开对媒体的掌控。
洛氏财团对媒体的影响同样贯彻“渠道为王”的核心原则。首先通过控制三大通讯社来进行新闻来源的控制，三大通讯社是所有地方平面媒体的新闻源头，各大地方媒体的版面内容和编辑思路唯三大通讯社马首是瞻。洛氏财团掌握了三大通讯社，就将图书、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一并纳入管辖之中。
除了“渠道为王”，媒体同样也需要控制高端。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洛氏先将各大媒体的指路明灯《纽约时报》拿下。《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将是各主流媒体报道角度和态度的标杆，它们的报道都随着《纽约时报》即时调整，保持一致。
洛氏同时也高度重视《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在首都发行，是政界人士每日桌面的必备。它的掌门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西部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的掌门人富兰克林·墨菲（Franklin Murphy）也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洛氏通过发起并资助外交关系协会来协调与各大媒体掌门人的利益取向。[28]。
电视媒体方面，拥有200多家电视台、255家广播电台的CBS掌门人威廉姆·帕林（William S Paley）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要管理人。
NBC为RCA的下属电视台。其掌门人戴维·沙诺夫（David Sarnoff）为外交关系协会成员。
ABC拥有153家电视台，偏重娱乐节目。大通曼哈顿银行持有ABC6.7％的股份。
通过银行和信托机构持股，洛氏持有CBS14％的股份，RCA4.5％的股份。
这些电视媒体巨头实际都是洛氏财团系下。有人戏称无论是ABC、CBS、还是NBC，其实都是RBC，即洛克菲勒广播公司（Rockefeller Broadcasting Company）。
媒体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领域，这就是广告。广告收入占平面媒体总收入的2/3到3/4，当然是媒体重视的金鸡。广告的最大客户是连锁店和商场。媒体编辑们是不会让对金主们不利的声音公然扩大的。
美国最大的连锁店和专卖店，如Macy，JCPenny，Sears等，他们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并且与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控制的银行、企业的董事会利益互锁。
另外，石油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是媒体的主要广告客户。哪家媒体有胆子拣大金主不想听的话说呢？
基金会同样重视宗教声音的导向，美国毕竟是个宗教大国，宗教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纽约神学研究会和联邦基督教协进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社会“主流”神学的声音逐步转向主张社会计划和控制方面发展，对金钱和经济活动也提倡进行控制。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在美国有4000多万名会员。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影响力所产生的权力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政府：“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奋斗目标」。
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秘密集团的一部分，试图危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分子”，阴谋与各国（拥有同样理想）的一些人合作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单一的世界（政府）。如果这是一种指控，那么我承认有罪，但是，我对此引以为荣。————戴维·洛克菲勒[29]。
罗兹的最终理想是美国重归大英帝国的怀抱，然后以英美为核心构建能够将他们“美好社会制度”福音传播到全世界的机制，并梦想着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政府”。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权力金字塔，拥有着“伟大传统”和“优雅气质”的盎格鲁－美利坚的“上等阶层”将毫不谦虚地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来统治全世界“规模远大于他们的下等阶层”。
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罗兹设立了一个罗兹基金，鼓励和资助美国青年人去欧洲学习，教育美国青年为逐步实现全世界建立统一政府的目标而努力。几十年以来，大批美国精英在罗兹思潮的影响下，接受和追随建立世界政府的理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被授予罗兹奖学金。
“二战”结束后，英国已无法挽回地失去了将美国重新纳入自己轨道的可能，双方力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时双方共同面临着远比纳粹德国更严重的威胁，这就是苏联。
于是走向双方彻底融合以战胜苏联和其他势力的挑战，试图建立“世界政府”。
在世界政府的问题上，精英们分成了两大派系：渐进派和激进派。
渐进派主张通过组织区域性同盟，逐步扩大，再相互联合，最终实现世界政府。[30]大西洋同盟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西洋同盟实质上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背叛了美国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宗旨，但这一组织和它主张的思想得到大批富豪的认同。大西洋同盟的成员中有871名富豪，其中107名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西洋同盟的成员达到2000多名。该组织提出的一项重要决议就是“大西洋同盟决议案”，主张废除美国独立宣言，建立超越美国宪法原则的英美联合的新国家。
1949年，“大西洋同盟决议案”正式进入美国国会，当然没有被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过于惊世骇俗，绝大多数议员无法立刻接受。从此之后，每年都有人提出审议该提案，并获得一批重量级人物的赞同和支持，如洛克菲勒、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兄弟、基辛格和麦卡锡。1975年该提案被再次提交到众议院审议，居然获得了111名众议员支持。多年以来，大西洋同盟得到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秘密支持。尼尔森·洛克菲勒免费提供位于纽约东40街10号的一所办公楼供大西洋同盟使用。[31]。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代表就是“十七大银行家族”中保罗·沃伯格之子，詹姆斯·沃伯格。保罗曾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华尔街著名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曾是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顾问。詹姆斯于1947年创立的“世界联邦运动”（United World Federal，UWF）获得了洛克菲勒的大力资助。詹姆斯·沃伯格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同一世界，或完全没有”（One World or None）。其中，非常激进的弥尔顿教授在1949年曾撰文声称要把美国国旗扯下来，向上面吐口水。
世界政府激进派的一个主要精神力量源泉就是美国在1945年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到1947年詹姆斯·沃伯格成立“世界联邦运动”（UWF）之时，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心理上给“世界联邦运动”分子以极大的嚣张本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胆敢反对世界政府的国家将被从地球上直接抹去。这就是詹姆斯·沃伯格在1954年提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还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世界联邦运动”的主张是世界和平将通过统一的世界组织机构和体系来达到。美国的大批青年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们相信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完备地保证个人自由、宗教思想自由和世界和平。“世界联邦运动”几十年致力于促成世界政府建立，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洛氏集团对渐进派和激进派的行动都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大力资助，但让美国公众普遍放弃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而接受建立世界政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渐进派和激进派在几十年里不懈努力，但他们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创建了第三个组织机构：三边委员会，转变角度和方式，继续为他们的总体目标努力。三边委员会的主导人是布热津斯基，他主张的观点与大西洋同盟和“世界联邦运动”都有所不同。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求美国人全盘放弃已形成百年传统的独立国家理念，从直观上和感性上都不容易接受。推进世界政府，应该以间接、缓进、委婉、巧妙和曲折的方式和手段，逐步达到“曲线救国”的最终目标。
大西洋同盟提出的思想过于狭隘，不能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逐渐多极化，包括冷战局势和更加复杂化的国际博弈关系的挑战。因此，不应直接公开倡导简单的世界政府概念，而是要把公众的关注力引导和吸引到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上，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比如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能源枯竭等问题。
如果各国政府和公众都只关注局部性问题和内部事务，这一进程显然得不到推进。
只有当世界各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大众都不得不共同关注同样的问题，并逐步取得共识，思想渐行统一，一个全球性世界政府的建立才能真正接近。
世界政府思想的推进者们在4个主要方向上进行了布局：
〖1、建立全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2、世界性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
3、倡导世界贸易的整合和一体化；
4、能源危机。〗。
其总体思路是整合加危机，在整合中推进共识，在推进时等待条件，在等待中制造危机，在危机里促成行动。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走上这样一条路线，只关注本国内政和局部问题，就必将面临三种巨大挑战：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这些危机的规模和毁灭力会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程度不相上下。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燃眉之急，在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中相互妥协和退让，各自放弃部分经济主权和货币主权，以形成有效共识。
此时有一些人心里也许会泛起得意的微笑。
有人会有疑问，国际银行家已经对美国实现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为什么还致力谋求废弃美国独立主权而建立世界政府呢？
这是超过95％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共同秉持的思想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解除和废弃美国的独立主权，是为了更广泛和更深层地控制全球，实现世界政府的“远大理想”。这个宏伟的目标在经历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进程，时而激进，时而缓行，时而迂回，但这一总纲领从未改变。
在一场八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刻，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正在走近。
2008年的金融海啸也许正是被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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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lossberg，Bert （2000）．Rescue 007：The Untold Story of KAL 007 and its Survivors．Xlibris. ISBN 0-7388-5775-0，0-7388-5774-2．Retrieved on 20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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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Rivera，Final Warning：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Illuminism and the master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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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bid，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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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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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bid，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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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larence K. Streit，Union Now，Harper & Brothers，1940．。
[31] Gary Allen，The Rockefeller File，Buccaneer Books，Inc.1976。
第九章 金融海啸之后。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谁是上帝之手。
安·兰德的伪命题。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本章导读」。
罗斯福有一句名言：“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没有一件是随机自然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无不是精心策划的产物。”还是罗斯福看得透彻，一切事件背后都是人在运作，如果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所有参与方都没有好处，这件事情是不会演变成重大事件的。越是影响深远的重大而复杂的事件，越是需要强大的组织协调力量，并且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重大的利益作为动机，很难想像有人会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某个专业方面的专家，而是能打通各个领域之间壁垒的战略思想家。在循规蹈矩的教育体系之下，大多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已被塑造成了“书柜型”学者，他们的大脑主要用于储存信息和沿着固有的模式去处理信息。其实，正确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核心就是能够提出不同于常规的问题，问题的角度决定了思路的广度和深度，思路构成了收集、加工、处理庞大而复杂信息资源的“中央处理器”。提不出正确问题的研究，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灵魂，缺乏强大的思路的研究则只能隔靴搔痒。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格林斯潘：经济机器的工程师」。
论到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林斯潘的名字恐怕无缘排行榜，但在经济学家中，他对数字和模型的超级敏感，绝对堪称天才。
在纽约大学商学院就读时，格林斯潘选修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和会计。在他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学校的几年中曾经到美国商业机构实习。这家机构就是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布朗兄弟公司。
格林斯潘在布朗兄弟公司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美联储公布的一些数据资料，特别是连锁大超市的统计数据按周进行整理和调整。此项工作貌似简单，却非常繁琐和艰苦。由于当时没有计算机，纯手工操作数据统计实属不易。大量的手工计算，不断使用铅笔画图做表，再一笔一划地做出一整套数据的调整流程。这个超级枯燥乏味的工作，格林斯潘做起来却兴趣盎然。他似乎天生就对数字具备高度的敏感性，面对呆板无趣的数字，他能发现别人眼睛里看不到的东西。通过这个工作，格林斯潘掌握了数据统计方面的扎实基本功。最重要的是，他对数据的超级敏感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达到了“让数据自己出来讲故事”的境界。
大学毕业之后的格林斯潘在纽约国家工业协会（The Conference Board，纽约的一家智库）从事统计数据方面的工作，[2]这一机构服务的对象正是纽约美联储银行。国家工业协会藏书浩瀚的图书馆，成了格林斯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查阅这些书籍和统计报告，格林斯潘开始了解美国经济的运转机制，[3]明白了各类工业行业如何运转和联动并共同组成整体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格林斯潘的脑海中，日渐呈现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工业系统的进化景象，从蒸汽机到纺织，从铁路到冶金，从航运到造船，从机械到军工，从电报到电话，从煤炭到石油，从汽车到飞机……无数颗社会经济的螺丝钉在他的脑海中拧在一起运行着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
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还向格林斯潘呈现了海量的各类统计数据。这其中多数统计数据都属“高龄”，有不少是从1861年南北战争前后开始统计的资料，该协会完整齐备地收集着美国几乎所有重要工业和行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格林斯潘在国家工业协会的图书馆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对这些统计数据简直着了魔。如果他钻进棉花行业，就成天研究各种各样的棉花，从成分、档次到类别、生产工艺，包括不同棉种在工业中将会如何使用，怎样加工，需用哪些棉花加工机器以及整套生产流程，直至市场销售，这些数据在格林斯潘眼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美国举足轻重的数据，如全国铁路运输、美国橡胶业、1890年美国人口统计等，更吸引着格林斯潘的关注。[4]这些无边无际的数字和资料会把别人看困，却让格林斯潘读得津津有味，不忍释卷。沉浸在数据的海洋里，格林斯潘很快对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有了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几年下来，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机器运转的整体机制已经了然于胸，加上他对各行业历史数据的苦读钻研，此时年轻的格林斯潘已成为一名经济机器领域的熟练“技术工人”。他对机器原理烂熟于胸，对各种运转参数了如指掌，对每个零部件的动态数据及其联动效应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
他的大脑就如同装备了一个快速分析美国整体工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软件，从数据中就能准确把握经济活动规律和脉搏。通过经年累月大量密集地阅读和积累数据，“格氏模型”成功创建起一个独到而准确分析整体经济机器和局部行业部件运行状态的数据流和数据模块。如果将企业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基本参数输入，在格林斯潘的大脑中立刻能够生成一份预测宏观经济周期的报告，并自动附带完整的柱状图和线态图。
就像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一样，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工程师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在自传中格林斯潘也提到对凯恩斯的宏观研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的兴奋点在技术层面特别是数据和模型。格林斯潘更关注经济机器实际上怎样运作，而不太理会经济学理论如何解说。
在理论学习中，唯一给格林斯潘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51年他曾选修的贾科伯·沃尔夫兹（Jacob Wolfowitz）教授的数据统计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5]这位教授就是后来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夫兹的父亲。小沃尔夫兹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从国防部退下来之后，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在沃尔夫兹教授的课程中，格林斯潘第一次接受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把经济结构之间的变量进行构建的全新理念。在接触现在被称为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装备了自行研发的初级“格氏模型”，形成对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动态趋势的完整而成熟的分析思路，只不过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体系，并缺乏数学工具进行准确表述。
格林斯潘乍一听到沃尔夫兹教授的经济计量学概念，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如获至宝，并预感自己在此领域中一定能脱颖而出。“格氏模型”已经具备了超级数据库，存储着从矿山、冶金、钢铁、铁路运输、汽车工业到轻重工业各行各业全面而翔实的历史数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导入经济计量学数学模型，立刻能够输出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格林斯潘掌握的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第一线，而且有着跨度极大的年代积累，所以“格氏模型”的数学模板和他大脑中的超级数据库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要远比基于纯理论的经济学模型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格林斯潘大脑中的数据库除了储量丰富，包罗万象，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涵盖了海量的历史信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行各业都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各种数据也随着经济体系的演变而形成动态的数据流路径。“格氏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体系并不是静止和孤立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可自我演变和可自我学习的特性。当他获得了数学工具的支持之后，对经济运作规律的把握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
格林斯潘的大脑中呈现出明晰的宏观图像，仿佛牛顿所看到的自然界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在他的想法中，这个世界完全可以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只要数据积累的时间足够长，通过此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只要输入适当的初始变量，“格氏模型”输出的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将非常接近于现实。
此时格林斯潘心中已攀上经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油然升起一种能够纵览世界经济，高瞻远瞩，尽在把握的豪迈和气魄。他试图用自己的模型来理解这个世界，用他的数据来验证这种推测。
「朝鲜战争使格林斯潘一夜成名」。
格林斯潘对数据和数学模型的痴迷和自信，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达到了巅峰状态。
战争期间，由于美国国防部进行大规模备战工作，将军事工业相关信息，比如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制造的数据，都列为军事机密封锁起来。在经济活动链条中，很多环节同飞机制造密切相关，如特种金属、铝、铜、钢铁的制造商，特殊技工和工程师，这些行业群体急切需要了解军工生产的信息。军用飞机制造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在1953年财政年度中，军费开支占到GDP的14％，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由于缺少军事工业方面的数据，华尔街以及众多行业的分析人士都是眼前一团黑，搞不清楚战争行为会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格林斯潘就在这个当口站了出来。他认为当时华尔街和各相关行业都集体信息失明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于是自告奋勇，要把被军方严密封锁、守口如瓶的军工生产信息自行推算出来。依据常年积累的美国各行各业统计数据，辅以经济计量学提供的数学工具，格林斯潘此举基于他对“格氏模型”的超然自信。
格林斯潘首先从公开的信息渠道着手搜索，马上发现军方保密局不是吃素的，所有跟军用飞机制造相关的信息，从飞机型号、飞机用材、飞机编制到计划生产架数等，全被军方封锁得滴水不漏。
格林斯潘只得在公开信息渠道止步，转而搜寻“二战”期间的数据。因为在1940年，美国军方还没有对这些军工数据进行保密。格林斯潘从40年代的国会记录中寻找相关行业的听证会和官方公布的有限数据，以1940年记录中所收集的数据作为一个基准，通过尽可能的渠道，千方百计把可以公开获得的有关飞机行业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积累在一起。一时间，工程师的操作手册、各相关企业的生产报表、管理报表和大量联邦统计报表，以及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可以查阅到的外围行业的订单数据在格林斯潘的案头堆积如山。
“格氏模型”开始运行了。
基于“二战”期间的数据基准，靠着有限的公开信息，例如某一种型号飞机的重量，“格氏模型”从分别计算飞机构件材料中铝、铜、钢铁的比例和数量入手，逐步把每架飞机用材计算清楚，然后进行总量整合，既而反过来倒推美国军事工业对整个经济体各部件，如对铜、钢铁、冶金、铁路运输、电力等行业所构成的经济影响。
1952年，格林斯潘的研究成果横空出世。这篇标题为“美国空军的经济学”的文章一经发表，顷刻引起了五角大楼的强烈“地震”。军方作出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格林斯潘肯定是一个高级间谍，因为他发表的统计结果，跟美国军方所掌握的秘密数据惊人地接近，以至于五角大楼的人立刻断定“这个人肯定是拿到了我们的秘密数据，否则不可能这么精确”。
但格林斯潘确实可以一脸诚恳地保证，“这个真没有”。他表示这些结果完全是“格氏模型”推算出来的。
五角大楼震惊得哑口无言。
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格林斯潘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令众多人士仰望瞩目。
20世纪50年代，新星格林斯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已经站到物理学界中牛顿的地位。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普遍规则已然牢牢掌握在他手上。只要上帝之手轻轻一推，世界经济的一切走向，他都能够精确地加以计算。
正当格林斯潘如明星般耀然升起时，夜空中另一颗璀璨的明星迎面扑来。她那夺目的光芒直射进格林斯潘的内心深处，并且再没有黯淡下来。
「安·兰德：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你无比崇拜的思想巨匠们曾教导你大地是平的，原子是最小的物质。整个科学史的过程就是谬论被不断地戳穿的过程，而不是取得了任何成就。只有最无知愚昧的人才会依然信奉那个陈旧的眼见为实的说法。你所看见的正是首先需要被怀疑的。————安·兰德[6]。
如果有谁不知道安·兰德的名字，那么此人肯定不能被称之为美国通。安·兰德的著作曾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英们的世界观。
安·兰德（Ayn Rand）是苏联犹太裔美女作家，早年生活在苏联，年轻时移民到美国。她与欧美的国际银行家族关系密切，渊源非同寻常。她在1957年出版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共有1168页，发行量高达8000万册，成为西方世界中传播规模仅次于《圣经》的图书。有人说如果把该书“放在铁轨上可以让火车出轨”。出版前，美国兰登出版集团的编辑曾建议她删去部分内容，安·兰德回答说：“你会删减《圣经》吗？”结果小说一字不改地出版了，[7]并随即引发了美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超级精神大地震。半个世纪以来，对该书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1952年，才华横溢年仅26岁就已声名远扬的格林斯潘，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安·兰德圈子”[8]。严肃略显枯燥的格林斯潘刚接近魅力四射的美女作家安·兰德，就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在随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格林斯潘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安·兰德的住所去同她探讨问题。这事有点令人费解，“安·兰德圈子”关注的是“高端”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格林斯潘显然跟这个圈子“不搭界”，他是精通数学模型和数据统计的专家，曾提到自己年轻时代没有太多宏观思维习惯，对理论问题兴趣缺乏，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技巧性或者数据性的实用层面上。究竟是什么使他对安·兰德的小沙龙这么感兴趣呢？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格林斯潘似乎并不是冲着美貌去的，倒是介绍格林斯潘与安·兰德认识的那位老兄最终发展成了美女作家的情人。
设想一下，连续8年每周都去参加几个小时的讨论，这对于生活繁忙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即便是与至亲好友或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每周聚会一次，更何况是大忙人格林斯潘。显然格林斯潘不是个小说家，更不是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对宏观理论感兴趣的人。他能坚持如此之久，可见安·兰德的小沙龙具备一个超级“精神磁场”，以非凡的吸引力令格林斯潘着迷。
其实，吸引格林斯潘的正是安·兰德的思想和世界观，一种他前所未遇的重大灵魂挑战，一种他从前无法想像的精神境界，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经济运作机制的智慧升华！
1952年到1957年，正是安·兰德创作《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高潮期，也正是格林斯潘对世界认识发生重大嬗变的5年。这本书不仅使格林斯潘产生了永久性的“脑震荡”，也令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终身精神导师。
《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一手擎天扛住了倾斜的天宇，庇护着芸芸众生，但得到好处的人类对他并没有应有的感激，还对大力神的无私奉献怀着不尊重的态度。[9]这本书的核心就是，世界上只有少数精英是“扛住天宇”的“大力神”，是精英们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但这些精英却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既然被庇护的绝大多数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普通人都能随时罢工或撂挑子，那么如果有一天精英们也罢工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安·兰德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问题，那就是究竟谁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个问题被反复激烈地争论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人民大众，还是少数精英？[10]。
全书的“书眼”在于，金钱是构成社会各种运作机制中最核心的主轴，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历史等方方面面，实际上都围绕着金钱在运行。这本书的理念就是不承认任何道德，而认为金钱就是道德的唯一衡量标准。拥有金钱的人创造财富的能力要远远大于常人，必然成为社会的强者。安·兰德认为社会要获取进步，必须鼓励强者，不能同情弱者。
这个观点非常符合金权崛起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换言之，当经过了数千年的压抑之后，一旦金权在社会上起到了主宰作用，金权势力极大释放，那么掌握着金权的国际银行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世界的主人，而且成为道德的楷模与化身。
这本书在美国社会的高层人士中备受推崇，因为此书恰恰道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该书的畅销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世界精英联手推动和合力造势的结果，统治精英就是要利用这本书来为整个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道德洗脑。
《阿特拉斯耸耸肩》已在2007年被引进到中国，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这本书所表述的精神内涵，多把它当成一本哲学书籍，或者小说，还有读者把它当成一本代表反叛思潮的书来看。其实，该书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统治这个世界的超级精英们的精神世界。通过读这本书，读者可以触及到能量惊人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的鲜活灵魂。
「谁是上帝之手」。
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但归根结底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领着别人干的，另一种是跟着别人干的。意即，不当主角，就是龙套。————民间智语。
原本在26岁的格林斯潘看来，世界经济运作的规律已尽在他的“格氏模型”之中了，他坚信，只要他得到正确的初始变量，他的“格氏模型”将能计算出全部经济的运行规律，就像牛顿在经典力学世界中所做到的一样。
但问题是，初始变量是谁设置的呢？这是格林斯潘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实际上按照牛顿的话说，上帝之手推了世界一把，剩下的事就是牛顿力学可以处理的范畴了。但在经济活动中，谁是上帝呢？谁的手推了经济系统一把，谁的掌心握着经济机器的钥匙？这个问题首次与格林斯潘迎面对撞。
在遇到安·兰德之后，格林斯潘第一次意识到“上帝之手”的重要性。是安·兰德启动了格林斯潘的“头脑风暴”，也是安·兰德令格林斯潘顿悟到了问题的答案。
格林斯潘在传记中强调，在认识安·兰德之前，他没有意识到经济活动中人的重要性，当跟安·兰德关系越来越深，他突然幡然醒悟，其实人才是经济领域中最需要关注的研究对象。[11]当然，格林斯潘所说的人并不是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不是街边打太极拳的老大爷，他所指的人正是安·兰德极尽所能赞誉的统治精英阶层。
正是他们在决定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向，是他们推了经济活动一把，格林斯潘从前只是看到被他们推动之后的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并且对这个状态进行了正确描述，仅此而已。而他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初始条件的设置，以及是谁在设定这些初始条件，谁让经济往这个方向而不是往另外的方向发展，谁是推动经济体的初始推动力，谁是上帝之手。
是这一系列惊雷般的问号吸引着格林斯潘走上了拜访安·兰德的道路，从26岁那年起，一走就是8年。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磁场不是哲学，也不是艺术，更非小说。格林斯潘朝着磁场中心越走越近，他想知道上帝之手将如何发力。
安·兰德成为格林斯潘的指路明灯，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格林斯潘的顿悟将他从数学模型和数据局限中提升出来。格林斯潘从此平步青云。
「安·兰德的伪命题」。
安·兰德坚决批判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平政策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劫富济贫之举。她对这些强调公平的社会理念表露出极度蔑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金钱的多寡衡量着一个人的能力，只有强者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才对社会有更大价值，所以他们不应该受到惩罚。现有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鞭打快牛，惩罚强者，迫使强人智者扶助无用弱民，而在安·兰德的眼中，这无疑是一种罪恶。
无论是政府用暴力和强权去掠夺强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还是弱者以哭泣和哀怜去乞求强者付出，或其他社会道德和舆论对强者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进行奉献，又或是形形色色卑鄙之徒对强者的金钱和财富进行偷窃和掠夺，这些行为在安·兰德看起来都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她的思想也许会受到一部分拥有着巨大财富和物质优势的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安·兰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说，不能推断为一种错误，它只是体现了一种倾向性。孰对孰错取决于观察和评判者是站在哪边的立场上看问题。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显然会认同安·兰德的判断和理念，会由衷赞美安·兰德的这本书。同理，身为弱势群体，作为社会中没有获得巨大物质财富以及自身贫困的人们，自然会对安·兰德持否定和抵制的态度，而这些人就被安·兰德定义成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天生就是“寄生虫”的普罗大众。
安·兰德对寄生虫的概念也提出了独具一格的挑战。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寄生虫，而安·兰德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反问，精英们创造了更多财富，为何却被指责为寄生虫？精英们带来了就业机会，为何却被认为是在剥削？精英们才是各种发明创造的原动力，为何却被社会评判为不劳而获？精英们懂得如何运转社会经济因而处在了关键位置上，为何却被大众指责权力太大，报酬太高？一句话，这些人拥有了金钱，控制着财富，那是他们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而普罗大众，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卑鄙猥琐，道德低下，目光短浅，怨天尤人，缺乏能力，嫉妒强者。因此结论就是，少数社会精英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普罗大众则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她的言论和观点确实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战性。
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公开支持安·兰德的观点，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精英专政的国家也是如此。在面对安·兰德如此赤裸裸地宣扬金权神圣至上的道德观念之下，政府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美国也需要考虑维持社会表面和谐的道德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聪明绝顶的人和能力极强的人，毕竟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而绝大多数能力平庸、智力一般的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任何一个政府都明白如果旗帜鲜明地站在极少数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姿态，必定会引起社会思想观念和公众舆论上极大的冲击和动荡。因此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都不可能一边倒地支持安·兰德的观点。于是争议的声音越发激烈。
美国知识分子阶层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安·兰德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安·兰德对他们也有一系列的抨击，认为这些人虚伪而无用。就这点而言，安·兰德的评价并非完全错误，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她坚称的如此鲜明对立，黑白分明的状态。知识分子对此书的抨击，出自于对安·兰德极端言论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可能有惺惺作态的虚假成分在里面，但更多是由于安·兰德的富人至上论挑战了人们对于人性认识的基本底线，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样的基本价值观都已受到彻底挑战和颠覆，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不肯坐视。崇尚金钱即道德的观念也令很多人无法接受，如果把金钱作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或者作为一个人是否有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国际银行家就是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人，因为他们最懂得赚钱的窍门，而且控制着金钱创造的源头和流动渠道，他们天经地义应该统治世界，那么其他人怎么办？难道天生就注定成为奴隶吗？如此这般的观点具有危险性，威胁着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
其实，金钱是否代表着道德或罪恶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金钱的分配是否合理与公正。金钱代表着财富，而财富代表了精英和普罗大众共同的贡献。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公正，归根到底是出在金钱分配系统之中。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从制度上确保了利益分配偏向少数精英，而对普罗大众构成严重的不公正，这才是罪恶的根源。
因此，安·兰德提出的只是一个伪命题。不需要评判金钱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这不是问题的本质，而真正的本质和核心是如何合理地分配金钱。安·兰德以鸿篇大论回避了问题的核心，这就是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和不公正的对财富的瓜分与占有，才是道德与罪恶的分水岭。
安·兰德试图在这本书中为少数精英的金钱观、道德观进行辩护，从而让普罗大众接受少数精英统治社会的合理性。安·兰德的这本书在美国被指定为中小学生必须阅读的课外图书。这是谁的规定？当然是统治精英们的。统治精英通过控制美国的教育机构和美国教师协会，包括教材的选定，系统性地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美国的年轻一代，不同的学校指定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看不同节选版和不同阶段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版本，8000万的数目不是市场销售量，而是精英阶层在社会人群中施行彻底洗脑所“促销”出的成绩单。这才是此书销售量奇高，但并不是世界名著的真实原因。
安·兰德所代表的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是上帝拣选的群类，是世界的必然和天生的统治者的心态，无论放到哪里都会激起多数人的不满。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普罗大众出自本心追求一个平等和真善的社会，谁也不愿意做奴隶，而安·兰德的书公然挑战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她强调和灌输了一种不公正的合理性，更突出彰显和反复重申了金钱的特殊重要性和社会伦理的虚伪性，这都与人类的常识和直觉直接冲突。
「如果“大力神”们罢工」。
在书中，安·兰德娓娓讲述着统治精英阶层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精心预谋和长期策划了一场“大力神集体罢工”的大规模系统性危机。[12]在一个时间段里，社会上所有的精英力量，比如银行业的董事长，铁路运输业的老板，石油业巨子，冶金业大王，还有拥有庞大矿山资源的百年基业家族，连同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也就是控制着整个社会经济机器运转的所有重要零部件和设计并运转着这部巨大机器的核心统治精英们，突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他们按照预定的步骤和时间表，从社会的各个关键部位中脱离出来，躲进深山逍遥度日。此时被他们抛弃和惩罚的那个普罗大众所代表的红尘浊世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安·兰德的设计中，当这批社会精英从各个要害部门撤出时，他们将有意采取“自我毁灭”的做法。小说中铜矿的主人公，亲手毁掉了自己家族上百年传下来的基业，而且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他毁掉铜矿之后，任何人都休想再从铜矿废墟中挖出一公斤的铜；铁路公司撤出的时候，将付诸几代人心血的整条铁路废弃掉；银行家撤出时，导致了全社会金融系统的彻底瘫痪。美国的经济系统分崩离析，社会逐步陷入严重的混乱，文明之火将逐渐黯淡直至熄灭。当世界陷入一片黑暗和动荡的时候，所有普罗大众终于醒悟他们离不开精英，唯一的选择就是乞求精英出山，重新拯救这个世界。精英们提出条件，他们必须要垄断更多的权力，必须要对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社会必须按照他们的理念来运作。一言以蔽之，精英们必须要达到最终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最高目标。[13]。
如果把这本书所描述的乱世危情和当今金融危机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着高度的类似性。当前经济实体的解构和金融系统的崩溃，难道真是自发和不可避免的吗？有没有可能是精英们在罢工呢？有没有可能是“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想取得更大的社会控制权和世界运作的更多权力而设计和策划的呢？
按照罗斯福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治事件是完全无序和随机发生的，每一个政治事件背后都是精心策划的。政治事件是这样，那么经济事件，金融系统出现的重大变故，难道都是随机的吗？如果不是，这些事件背后必然有着重大的图谋和严谨周密的策划。
以安·兰德为代言人的精英阶层认为自身拥有远超“凡人”的智商和能力，相信自己出于“天择”被上帝拣选，是命定特殊的群类。而除了他们以外的“常人”们，意即《圣经》中所称的“外邦人”，则理应归服于无望的宿命，接受和顺从上帝选民的管理。
照此说法，“外邦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真正的选民。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毫无疑问，除了顺命地做奴隶，按照盎格鲁－美利坚精英们设计的规则接受管理，别无选择。在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招牌掩饰下，精神信仰层面根深蒂固的差异是无法调和的。精英允许“凡人”参与的，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游戏，也不是一个平等的人生，更何谈一个平等的社会？
当你读完《阿特拉斯耸耸肩》，你会对绝对客观理性但同时又是无比绝望遗憾的社会现实，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够深刻地领悟，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自己是统治者，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做。当你揭开这一道理解的幕布，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战乱、政变、社会动荡，都会在你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们是否需要“换一只眼”来看世界，换一个角度来探寻幕布背后的真相？我们是否还是毫不质疑地接受西方主流媒体传达的信息？
国际媒体又掌握在谁手上呢？还是国际银行家。假如这些人把克格勃和CIA之间情报界的斗智斗勇手法移植到媒体传播，那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信息”，有多少是对事实情况的严重扭曲，有多少又是魔术师的道具呢？
如何才能看清真相，以何种态度理解当今世界运作的真实状态，这是现实社会中每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员都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黄金：精英们的理想货币」。
在安·兰德的故事中，当精英们悄悄地从社会的各个重要岗位上“罢工”后，他们一起躲进了科罗拉多山脉的一片净土，俨然准备重建一个天堂国度。[14]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货币不是美钞，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纸币，而是实实在在的黄金货币。其实，不管是格林斯潘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中对黄金的阐述[15]，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黄金定价权的近百年控制，还是世界上重量级的中央银行和超级银行对黄金的暗中操作，无不秉承着国际银行家对黄金的特殊兴趣。
黄金在国际银行家的内心深处和真实精神世界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牢牢地握住黄金，同时却给别人洗脑，让其他国家的人认为黄金不重要。这本书曲折隐晦地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弗朗西斯科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他在解释什么是金钱，什么是财富的时候，反复提出一个重要的标准，这就是金钱必须基于标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须具有真实的意义，才能作为经济活动价值的客观评估尺度。一个客观的价格尺度要求其基准必须是商品，比如说是单位数量的黄金。黄金是财富和价值的一种储藏手段，并准确地反映出人们对不同商品和服务中体现的价值的认可。
弗朗西斯科一语中的，金钱的价值标准作用正在被通货膨胀所侵蚀。弗朗西斯科认为货币贬值主要通过纸币替代黄金来实现，他认为这是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本质原因。[16]因此，在世界统治精英和国际银行家们看来，黄金是一种诚实的货币，它代表着一种客观、公正和不欺诈的交易行为，一个社会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交易的庄严无伪的许诺，它代表着今天你所拥有的财富在明天，在明年，在遥远的未来都能够换到和今天等值的商品和服务。
黄金作为一种公平和客观的社会契约，将所有参与交易的各方，紧密和平等地，无欺无伪地整合在一起，弗朗西斯科认为黄金在整个货币体系中间起到了公平和合理的尺度作用和储存财富的作用。而合理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反过来就是社会分配财富的一个体系，它是否公正合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水平的高和低。合理的货币体系将把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待遇给予勤劳、努力创造财富、善于储蓄和积累的人。那些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人在这种合理的货币体制之下则受到遏制和限制，因此，合理的货币体系是构成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
由于货币体系决定着财富分配方式，所以也最终决定着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而合理的货币制度可以刺激财富创造，抑制投机，反之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则会鼓励投机和抑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处于不合理的货币制度下，社会道德的底线最终会被瓦解，整个伦理体系就会崩溃，社会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暗淡和消亡。从国际银行家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的视角，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就是搜刮财富的手段和阴谋。
格林斯潘1966年的《论经济自由》一文中透彻而清晰地阐述了同弗朗西斯科的观点和理论内涵完全一致的思路。弗朗西斯科对于贬值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厌恶，在格林斯潘的文章中同样得到直观和深刻的表达。显而易见，他们这一群体共同反对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反对所谓法定货币的体制，而且坚信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等都不应该干预经济运作。他们是彻底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代言人。
这就令我们不能不生出疑问。格林斯潘在1966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的个人观点、价值观和世界观早已经定型。可是等他坐到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时，却松手放纵美元的泛滥，导致了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时间超长，最终酿成了今天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格林斯潘到底在想什么呢？他的实际作为和他的自身信仰截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格林斯潘在决策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言行与他一贯的信仰和坚持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目前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多打一个问号。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看不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吗？以格林斯潘的能力、水准和他对数学模型、对数据的精确掌握和高度敏感，对宏观经济的测算能力，他在1957年就能够提前6个月预计到1958年的经济危机，为美国钢铁企业作咨询的时候，就已经准确预言经济危机即将出现，而在2002年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在给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货币，放水养鱼的时候，却对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视而不见。他真的看不到风暴即将来临，最终会导致一场金融大灾难吗？
格林斯潘直到2007年初还发言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17]如果他的判断决策水平果真如此，他也就不叫格林斯潘了。
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能，即格林斯潘在有意识地摧毁美元的价值，摧毁美元的信用，摧毁美元的生存基础？请注意，美元崩溃决不意味着美国崩溃，相反，在赖掉所有美元债务之后，美国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破产保护”，彻底摆脱债务纠缠，更改世界货币游戏规则。最终，美国将拿出它压箱底的8100吨黄金储备和3400吨IMF的黄金，此时，美国为了“拯救货币信用”，不得不将“新货币”与黄金挂钩，以取信于天下。当然，世界上缺少黄金储备的国家将是最大的输家。届时，美元失去的不过是一条“债务的锁链”，而得到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全新世界。
我们会重蹈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覆辙吗？如果会，那么极少数人开始大规模做空美元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弹。
「扭曲的美元与“债务堰塞湖”」。
美元解决不了问题，美元本身才是问题。————民间智者。
如果我们将一个国家看做一个公司，那么国家也有一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这张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下，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即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负债项下，则是这些劳动成果的“收据”，即货币。货币并非是财富本身，而仅仅是对财富的一种“索取权”和对财富的“分配权”。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实体经济部分主要是在“做蛋糕”，那么货币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切蛋糕”。货币体系决定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取向，因而构成社会对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奖惩制度基础。合理的货币系统起到的作用就是“奖勤罚懒”，只要努力创造财富，诚实储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将获得制度性的保护和系统性的奖励，从而鼓励人民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享受公平的成果分配。相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产生“奖懒罚勤”的效果，它将恶性刺激财富的投机和赌博行为，严重扭曲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严厉惩罚老老实实的财富创造者，并残酷剥削本本分分的财富储蓄者。如果炒股票就能发大财，人们何必要去勤奋工作？如果大家都在金融市场上轻轻松松地获得巨额利润，谁还会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体经济艰辛繁琐的工作？好逸恶劳、巧取豪夺之风日盛，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之气日衰，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热情将受到严重侵蚀，最终，国家乃至文明将会衰落。著名货币学家弗兰兹·皮克有句名言：“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货币体系正是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石。从这一点看，格林斯潘等人早已彻底洞悉了一种诚实的货币制度对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他们最终必将放弃现有在经济上负债累累，在道德上千疮百孔的美元体系的根本原因。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非是一系列偶然与巧合的后果，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总清算。造成这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局面的最重要因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的过度发行。美元逐年放大的滥发趋势将世界经济体中各种潜在的危险因素逐渐聚集起来，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缓慢恶化过程后不可避免地濒临无以为继的状态，危机终于爆发了。
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一场美元体系的重大危机，它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衰退，无论这场危机以怎样的方式落幕，世界都再也不会回归从前的格局。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到国际贸易分工，从全球货币机制到金融市场重建，从国际关系均势到地缘政治版图，从新能源革命到绿色时代的来临，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格局的冲击将不亚于一场世界级别的战争。
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美元的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刚性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软性监督。美国开始走上一条放纵美元发行，利用其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尽享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惊人利益。
从1959年开始，美元的发行量就持续不断地超越美国GDP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这种超量发行美元的行为在1997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攀升阶段，[18]这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几十年来通过美元过量发行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特别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美元的美国货币存量与真实GDP一次重大国际违约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联合签署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美国政府未经协商，突然单方面废除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相当于美元的一次严重赖账行为。既然美元曾经犯过这样的违约“前科”，那么未来再次出现突然的违约和赖账也并非不可想像。
如果说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元。美元的特权在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副作用。
一方面，靠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不劳而获的快感就像吸毒上瘾一般，逐步瓦解了美国自立国以来所秉持的清教徒精神和节俭刻苦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违背了努力勤奋创造财富的“美国梦”精神，滋生和纵容了整个社会的鼓励投机、崇尚奢华、放纵消费、寅吃卯粮、自我膨胀的恶性观念，腐蚀了社会新生代创造真实财富的热情，日益掏空了美国积累了200年的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在出口美元纸币换回世界商品的过程中，必然积累大量赤字和负债，越来越大的债务规模和利息支出成本，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的国力，为弥补亏空只能加大印钞规模，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中产阶级债务压力逐年增加，而收入水平远远落后，家庭财务状况越来越脆弱，支付危机俨然成形。
正是美元的长期过量发行，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如果没有美元的不合理制度力挺，美国的过度负债与消费和新兴国家的过度生产与储蓄之间的极端失衡局面，早就不可能维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这样在3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处在贸易逆差和财政逆差之中，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之下国民经济能够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其根本原因正是美元脱离黄金之后，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必努力偿还债务，只需开动印钞机就能大幅减轻债务压力，而将通货膨胀的后果均摊给全世界。这样一种货币制度之荒谬，之堕落，之不公，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美元制度仍然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截至2008年，美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的总规模已达57万亿美元，并且近年来在以每年7％～8％的速度上涨，以利滚利的方式增加，而美国常年可持续的GDP和国民收入增加速度仅有3％左右。因为债务成本增长始终高于国民收入的3％的平均增长率，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债务（不仅仅是国债）占GDP的比重连续攀升了近30年，从163％飙升到目前的370％。由于利滚利的效应，美国总债务增加的规模越到将来就越是惊人。目前，美国总债务已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债务堰塞湖”。
自美元1971年脱离黄金以来，美国总债务平均年增加6％，2000年以来更高达7％～8％。如果我们以保守的6％的增长速度计算，那么在41年以后，美国的总债务将达到惊世骇俗的62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国民收入从目前11万亿的规模，以长期可持续的3％的增长速度计算，41年后仅为37万亿美元，621.5万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以6％的平均利息成本计算，利息支出将高达37.3万亿美元之巨。
换句话说，2051年将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到这一年，美国全部债务的利息支付总额将超过美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总额，这意味着美国将在经济上彻底破产！
这些债务还不包括目前100万亿美元以上的医疗保险和社保基金的隐性负债。
美国社会已处在高倍杠杆运作之下。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将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债务本息压力，从而导致最后的崩盘。
因此，美元危机的爆发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更大的可能性是，在2051年美元大限到来之前，崩溃就已经发生。也许，2008年金融海啸拉开的正是美元解体的序幕。
「世界经济的未来：14年的“消费大萧条”」。
我们需要关注的已经不是金融海啸发生了什么，而是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从目前经济的基本趋势看，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似乎暂时平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仿佛就在眼前。2009年以来的世界股票市场闪现了出人意料的反弹，这究竟是新一波牛市的开始，还是可怕的熊市回升？世界经济真的即将复苏了吗？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暴跌仅仅是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1930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非常近似的熊市大反弹，也令人们燃起同等强烈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1931年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彻底打垮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引发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
格林斯潘曾将这次金融海啸形容为百年一遇，他自然不应该是在危机爆发后，思路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完全忽视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认识飞跃”到严厉表示危机将比1929年更加严重。
事实上，应该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十分不乐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其实离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与过去的历史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变化，人类似乎登上了一个永久繁荣的高原，所有衰退都是短暂的，每次复苏都是迅速的。中央银行家们好像已经找到了避免大萧条的灵丹妙药，货币政策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制止一切危机的蔓延；政府笃信财政政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随心所欲地实现永久繁荣。如果说经济的确存在着内在规律，那么人力的作用就必须顺势而为，认识规律并驾驭起伏，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当人们经历了惊险的激流险滩之后，欢欣鼓舞地来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一切似乎都已平静下来。这时，只有站在高处的人才会猛然发现，就在顺流而下的不远的前方，横在湖面之下的是一道令人胆寒的超级大瀑布。
这就是美国7700万“婴儿潮”世代的“消费大萧条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指的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出生的人口高达77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1/4，这群人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随着“婴儿潮”世代的成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繁荣期。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价涨幅以及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最高峰时间段的最后拐点是1962年，考虑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移民国家，这一人口曲线已经经过了移民人口的调整。注意：请记住1962年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字，美国人一生的消费最高峰是在47岁，此时的人生正当壮年，年富力强，收入达到鼎盛时期。过了47岁，人们开始考虑退休和养老，身体也日渐衰老，不得不准备看病吃药，从这时开始，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消费开始逐步滑落，生活日渐节俭。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欲望也同步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的人生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的心态中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情绪，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1962年“婴儿潮”下滑拐点时出生的孩子们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美国国运的转折年份，2009年。世界突然变得暗淡，经济繁荣突然消失，金融海啸惊涛拍岸，失业狂潮席卷而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的退休金已经损失近半，而银行账户的存款由于常年的大手大脚，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必须加快勒紧裤腰带的速度和力度，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将是一个世界经济转折的年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道琼斯股票指数与人口消费年龄曲线令人惊异的高度一致性。道理很明显，股票市场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而公司的业绩取决于产品销售，销售自然来源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在美国拉动了GDP的72％。
从历史上看，从1966年到1982年，美国股市出现了近16年的股票市场大熊市（经通货膨胀调整），这一熊市周期与上一波人口老化周期曲线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60年代初的“婴儿潮”高峰期人口大学毕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大批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冒险，敢于创业，大胆消费，刺激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拉动了消费，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代，股票市场紧跟着出现了一个近20年的大牛市。
而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所代表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瀑布”的拐点了。当1962年出生的最后一批“婴儿潮”世代滑过2009年的47岁的消费最高峰年龄，接下去的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堪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漫长冰河期！
请注意，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十分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日本曾在1994年达到了人口消费的顶峰期，随之而来的就是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政府将利率一路降到了零，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国债总量高达日本GDP的160％，日本经济仍然无法启动。这与政府无法强迫老人们去大量借贷进行只有年轻人才有兴趣的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国家，将是一场经济生态环境的巨变。不能适应这次灾难级别巨变的国家将被淘汰出局，未来的道路将会异常艰难。
作为经济的基本规律，统治世界的精英们早已洞若观火，他们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一规律达成自己的重大战略企图，为此，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2024年将是一个对于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国际银行家的百年梦想将有可能变为现实！
「参考资料」。
[1] The Economist，2006（1）．。
[2]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3]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4] Ibid．。
[5] Ibid．。
[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7] Martin，J （2000）．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
[8] Ibid．。
[9]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0] Rubin，Harriet （2007）．“Ayn Rands Literature of Capit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11] Greenspan，Alan （2007）．The Age of Turbulence. Penguin Press．。
[12]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3] Ibid．。
[14] Ibid．。
[15] Greenspan，Alan （July 1966）．“Gold and Economic Freedom”. The Objectivist 5（7）．。
[16] Rand，Ayn （1957），Atlas Shrugged，50thAnniversary Edition．。
[17] Fleckenstein，William （2008）．Greenspans Bubbles：The Age of Ignora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
[18] Batra，R X（2005）．Greenspan's Fraud：How Two Decades of His Policies Have Undermined the Global Economy．。
第十章 回到未来。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美元的结局。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本章导读」。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2024年1月1日，世界单一货币启动」。
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1]————杰克·韦瑟福德（Jack Weatherford），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货币史学家。
2024年元旦，世界单一货币由世界中央银行在瑞士巴塞尔正式发行的消息通过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滚动新闻报道，在世界各地的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上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地毯式“新闻轰炸”。英国《金融时报》的新年社论以“世界进入永久繁荣”为题，热情洋溢地赞美道：“世界人民终于了解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好处，在他们的要求下，各国政府放弃了数百年来实施的主权货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它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永久繁荣的新阶段。”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以权威与专业的视角发表评论：“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市场将不再需要累赘的货币兑换，也不需要为应付汇率波动而进行昂贵的对冲。货币投机、货币失败的风险和收支失衡问题都会消失。在不考虑政治风向时，这种货币对真实价值的交换将更加有效。”
美国《华尔街日报》代表着美国“从善如流”的态度：“美国不可能阻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放弃美元并支持世界单一货币非但不会排斥美国的合法利益，反而会突出美国的主导作用和参与权力。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自身的最大利益，恰恰在于革除货币特权，回归公平竞争，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特里芬悖论指出的美元沉沦宿命的魔咒，而美国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重振实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实力，继续保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核心大国的地位，发挥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作用。”
中国新浪网则发表了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齐声欢呼：“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迎来了全球化的新春天。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尽管我国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退出流通而承受了一定的损失和不确定性，但从长远看，这是中国顺利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支付的代价。从长远看，中国仍是全球化的赢家。”
与国际媒体一边倒的支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爆发了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反全球化示威行动。在长期经济萧条的打击之下，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15％，大量失去一切财产和养老医疗福利的美国人怒火中烧，对政府的不满已达到爆发的临界点。美国纽约和费城发生了上百万人抗议停止美元流通的大型群众示威，人们穿着美元式样的各种服装，聚集在代表美国独立革命的自由钟周围，数十万人齐声高唱“星条旗永不落”，示威领袖们反复宣读《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他们决心誓死捍卫美元，反对凌驾于美国国会之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发号施令。华盛顿纪念碑的大草坪上，50万来自东部地区的示威人群愤怒高呼“白宫出卖美国”的口号，“停止背叛”、“绞死卖国者”、“让世界货币见鬼去”、“保卫宪法”等大幅标语覆盖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7到14街区。国会山上议员们唇枪舌剑酣战正浓，林肯纪念堂前警察与示威人群发生流血冲突，495环城高速路的交通彻底瘫痪，8车道的路面成为示威群众露宿的大本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楼被炸弹威胁，美国持枪者协会等右翼组织秘密串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卖国政府，五角大楼内部波诡云谲，军方中坚决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部分军事将领在暗中聚会，密谋政变的行动计划。（理查德·库博，资料来源：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法国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银行被砸，商店遭抢，汽车焚毁，公交断绝，大规模的罢工致使巴黎宣布进入军事管制状态。伦敦的抗议示威逐步演化为暴乱，英国金融城几近死城，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宣布所有员工停薪休假，军队开进市区维持秩序。柏林、法兰克福、罗马、维也纳、莫斯科、东京、首尔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国际主义分子明显低估了民族主义分子抵抗的决心和实力。互联网的崛起打破了主流媒体信息渠道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开始意识到丧失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彻底陷入被奴役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大选是普罗大众对政治领袖施加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国家层面上，主权货币的发行权仍然与选民有关。但是，如果废除了主权货币，世界中央银行就成为凌驾于所有民选政府之上的超级金融怪兽，它独立于政府，不受监控，不经选举，没有任何民主程序能够有效制约它。
世界单一货币的发行，将是人类历史上金权达到势力巅峰的历史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绝非是“偶然”与“随机”出现的。它甚至有着一张精确的时间表。一个名叫“世界单一货币协会”的组织是这样计划的：
“截止到2024年的计划进度表。本着现实主义策略，本计划进度将确保世界单一货币的目标在2024年实现。当理查德·库博（Richard Cooper）教授在1984年提出在工业化国家建立货币联盟时，他设计了25年的推进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把我们带到了2009年。”
〖2009年　欧元区新成员：斯洛伐克加入。
2009年　西非货币区五国：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采用共同货币：ECO。
2010年　海湾合作理事会（GCC）国家计划发起新的共同货币，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2011年　蒙代尔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美国经济周刊》发表50周年。
2012年　欧元区新成员：爱沙尼亚加入。
2012年　东非五国实施共同货币：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
2012年　全球货币联盟筹建的国际会议召开。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加入。
2013年　欧元区新成员：捷克，波兰加入。
2014年　欧元区新成员：匈牙利加入。
2015年　欧元区新成员：罗马尼亚加入。
2016年　南非14国货币联盟（SADC）：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017年　世界范围内遴选全球货币名称（欧元在1995年确定名称，4年后实施）。
2018年　经济学家预测世界单一货币实施，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施。1988年经济学家预言30年后实施世界单一货币。
2020年　6月1日：世界中央银行成立，部分或全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模式。
2021年　1月1日：新的世界单一货币准备用于电子交易。
2021年　2001年成立的非洲联盟，设定了建立泛非货币联盟的目标。
2024年　1月1日：全世界的交易通过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进行处理；5月1日：此后所有旧的货币将不再用于交易，可在成员国的指定银行兑换成新的世界单一货币，货币风险终结，资产价值继续升值。〗。
「单一货币：历史的终结者」。
我们期待着在当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可以来推广世界货币的政策。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唯一可能的时机，因为你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能来做成这样建立新系统的事情。[3]————2008年11月13日，“欧元之父”蒙代尔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货币。[4]————保罗·沃尔克，美联储前主席控制货币和信贷可以打击国家主权的心脏。[5]————奥尔登·克劳森（Alden W Clausen），美国银行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一旦一国的货币和信贷被部分控制，不在乎谁在制定该国法律。[6]————麦肯辛金（W L Mackenzie King），加拿大前总理。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看懂了货币游戏的聪明人，《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就是其中之一。就在2008年9月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不久，他在2008年11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10年，7个人在佐治亚州海岸附近的哲基尔岛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据估计他们拥有着全世界1/6的财富。其中6个美国人，他们代表着摩根、洛克菲勒和美国政府。另一个来自欧洲，他代表着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就是这次秘密会议的直接结果。有意思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既不属于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他们控制了美国的银行系统和货币供应。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它们成立的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的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就像美联储对美国所做的一样。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意味着控制世界金融系统的第一步工作完成了。2008年，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富人最终将变得更富，但大多数穷人会更穷。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直接源于几十年前的这些秘密会议。换句话说，金融海啸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策划出来的。”[7]。
世界是否需要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如果想要实现一个单一的世界货币体系，它需要一个规模空前的货币政策来武装国际金融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将使得银行的权力超越国家、种族和语言。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保罗·海耶（Paul Hellyer）在1994年对世界单一货币评价道：“在这样一个全球性货币/银行体系里，公民利益、单个国家只能服从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国家将不再能够制定任何独立的政策。”[8]凌驾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最强大的金融系统，将由不需向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所运作。
要运作这样庞大的计划，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积累、策划和理论研究，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推出才能实现。其中，火候的把握最为关键，过早和过迟推出都将同样有害。有关世界单一货币的理论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至相当深入的阶段。其中，一些关于世界单一货币的重要言论具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1969年：“让我从吹毛求疵的反对转向一些更积极的讨论，并且从最佳和最差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谈起。据我判断，最好的货币体系，是拥有世界金融权威的世界单一货币。”[9]————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的发言1984年：“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下个世纪的选择方案：所有的工业民主国家建立一个基于共同货币政策的单一货币，并建立联合的货币发行银行以决定货币政策……这个建议短期来看，的确是过于偏激，但可以提供一个愿景或目标，来指导今后的步骤……”[10]————理查德·库博（Richard N. Cooper），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联储波士顿会议发言1998年：“对整个世界来说，过渡到世界单一货币的速度可能令很多人大吃一惊，世界可能在10年内（2008年）便由今天的200多种货币进化到只有一种货币，并且从今天起25年后（2023年），历史学家将想知道为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清除存在了20个世纪的货币。”[11]————布莱恩·泰勒（Bryan Taylor），环球财务数据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此公能在10多年前说出这样的话，水平还是相当了得的。与其说他是预言家，不如说是计划者更为准确。）2001年：“25年前，万事达（VISA）成立时，其缔造者就把世界看做是需要单一货币进行兑换的体系，我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基于全球视野，并努力来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全球愿景。”[12]————莎拉·佩里（Sarah Perry），VISA战略投资计划部主管2004年：“如果全球市场经济在今后数十年蓬勃发展，全球性货币的出现似乎是合乎逻辑的。”[13]————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年会发言。
2007年1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经济部主任本·斯泰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数字黄金与货币制度的缺陷》一文，该文比较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的利弊，并反复强调当今世界的货币体制是全球化进程中最薄弱的环节，强调解决之道就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使用电子黄金作为支付手段。他的结论是：“（数字黄金的货币制度）听上去似乎是偏激和难以实现的，但是，将人类经历了2500年实践的黄金货币进行电子化，最终也许将证明，这一货币体系比仅有35年短暂试验期的主权货币更加具有可持续性。”[14]。
2007年5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喉舌《外交》杂志又刊登了本·斯泰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家主权货币的终结》。斯泰尔在文中指出：“为了安全地实现全球化，各国应当放弃货币国家主义，废除不必要的货币，因为它们是今天许多动荡的根源。”在斯泰尔看来，当今世界金融动荡的根源就是“主权货币”的干扰。他说道：“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从1971年起，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可以肯定，斯泰尔先生是要隆重推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了，所以主权货币必须被废黜掉。斯泰尔先生进一步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元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全球货币，世界各国持有美元在各地市场进行交易，特别是石油。美元当今的特权地位不是上天赐予的，美元最初也是被另一种诚信的货币（黄金）所支持，别人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在过去买到的东西，能够在未来换得等值的商品。这给了美国政府巨大的负担来保证这种诚信。不幸的是，这些机构未能肩负起这一重任。鲁莽的美国财政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15]。
那斯泰尔先生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又是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和世界单一货币。他说：“但私营的黄金银行已经存在，从而使账户的持有者可以用真实的金条作为股份的形式，进行国际支付。虽然黄金银行业目前还只是小本生意，但随着美元的衰落，它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谈论一种基于黄金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肯定听起来很离谱。但1900年时，一个没有黄金的货币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科技使得通过私营黄金银行恢复黄金货币成为可能，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如此。”[16]这一段才是这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也正是文章全部重心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没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也要消灭主权货币，实施以黄金为核心的世界单一货币！
显而易见，斯泰尔、安·兰德、格林斯潘的黄金货币价值观一脉相承，源自老欧洲的诸多银行家族，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理念，而与美国新兴权势集团的货币观点截然不同。罗氏家族两百年来收拾对手的主要手段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如果说当今世界的金融江湖存在着两大势力集团的话，那就是以罗氏家族为核心的“黄金环保派”和以洛克菲勒为旗手的“石油战争派”这一美元发行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就未来控制世界单一货币的战略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和货币理念层面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黄金环保派”更加看重货币的道德属性，强调其内在的公平与合理性，牢牢占住了道德制高点，认为未来世界货币势必包括黄金与环保两大基本要素，以满足货币的诚实性和弹性。“石油战争派”则看重货币背后的暴力因素，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供应，就不怕各方势力不低头，再加上强大的军事与战争威慑力，世界上谁也不敢轻易拒收美元。即便是废除美元，赖掉美元债务，新的世界货币也是一种可以在刺刀之下随意摆弄的“信用”。这两大势力集团的较量，国际层面上体现在美国与老欧洲的较量，或者是美元与欧元的对决，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则体现在力主环保的民主党与力主石油战争的共和党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这两派之间借力打力，从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将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重大课题。
2008年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黄金是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的评论员文章，这是近年来欧美主流媒体中呼吁黄金重新货币化最直白的一篇檄文。文章认为，黄金价格近来的暴涨反映了投资者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紧张情绪，而一旦黄金最终成为货币的一种形式，那么黄金将不仅对美元升值，而且对英镑和欧元也会升值。文章认为：“对于黄金而言，一种更好的观点也许就是在美国抛弃金本位之前各国中央银行对黄金的认识，那就是，黄金不是一种商品，而是另一种货币。”
如果我们明白从罗兹会社时代开始，“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对媒体与公共议程的高超与娴熟的操纵手法，就不会轻易忽略像《外交》、《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受世界统治精英直接控制的标志性喉舌和像本·斯泰尔这般重量级人士所发表的“个人看法”，因为那决不是单纯的个人观点表述，它是代表利益集团意志的重要风向标，并成为精心策划的庞大宣传攻势中的一个环节。如果不出所料，那么随着危机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市场人士会逐渐对黄金产生“不约而同”的兴趣。最终，黄金价格暴涨将成为“刺杀”美元体系的“摔杯之号”。
2009年5月17日的彼尔德伯格会议结束以来，罗杰斯和索罗斯等人立刻开始频繁警告即将来到的危机将是一场货币危机，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将以美元危机为标志，它旨在起到两大作用，一是帮助美国进行一次彻底的赖账；二是震荡现有的世界货币体系，为世界单一货币的概念制造声势。这与1907年的危机导致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应该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人们会看到，没有世界中央银行和统一的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将是何等脆弱。
「危机来得正是时候」。
“国际货币改革通常在面对全球性危机的反应和威胁时才成为可能。”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还把他的手指向可能的危机触发点，他说“全球经济危机必将涉及美元”，而统一的世界货币将被看做是全球性美元灾难的“一个偶然”。[17]————2007年5月，“欧元之父”蒙代尔“在我全部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央银行（美联储）在过去的六七年中如此扭曲（货币）理论的探讨。从90年代末对‘新经济’的讴歌，到当前的经常账户调整新理论的（倡导），美国中央银行领导了重新改写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尝试，并试图使市场参与者相信这些被‘修正’的理论……我本人从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信奉者，但是，在目睹了美联储90年代末以来的所作所为，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18]————2005年4月25日，斯蒂芬·罗奇，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
注意，蒙代尔讲话的时间是2007年5月，也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个月，而更早在危机爆发之前两年，2005年4月斯蒂芬·罗奇在他的《原罪》一文中就已经将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描述得清清楚楚！那些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没有征兆或者世界毫无准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美联储的“后宫”养着“三千佳丽”的经济学家，拥有着最为全面的数据统计，而掌门人格林斯潘更是数据和模型方面的天才，说他到2006年仍对金融危机的即将来临毫无感觉，是无论如何不能使人信服的。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是实施重大改革的良机，正如金融大亨奥尔登·克劳森所说：“新的跨种族的全面政治经济制度，总是产生于征服或共同的危机。”
在类似危机的思维中，斯泰尔先生似乎提供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解决方案。为了避免出现危机，在问题不可挽回之前，所有的国家所要做的就是放弃货币主权。各国政府必须走出致命的主权观念，即民族独立必须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发行和控制通用货币。“国家货币和全球市场不能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否则他们将酿成致命的货币危机和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并以此制造破坏性的保护主义的借口。”等着瞧吧，斯泰尔先生的“预言”将“自我实现”。（奥尔登·克劳森，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那么应该如何除掉货币主权呢？斯泰尔坦率地说，世界需要重组为三个区域性货币：美元，欧元和一个新的亚洲货币。这项建议与罗伯特·蒙代尔的工作遥相呼应，他一直周游世界讲授一种新的基于美元（Dollar），欧元（Euro），日元（Yen）的国际货币单位。根据蒙代尔的计划，在这三种货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世界货币单位”，被称为“滴”（DEY），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是这个货币的总经理。[19]“现在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会采用单一的全球货币，而是何时采用，以及如何顺利和廉价地采用，而不是粗糙、昂贵和混乱地采用的问题。对国际主义者而言，国家主权是压倒一切的障碍，为了让全球中央银行和世界单一货币存在，必须要形成一些政治安排。”
罗伯特·蒙代尔在2003年做了一个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单一货币案例”的讲座，在谈到政治障碍时，他的反应很坦率：“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单一货币是不可能实现的。强制执行单一货币将涉及重大的组织问题。”（莫里森·邦帕斯，资料来源：www.itp.net）。
1999年5月，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Judy Shelton）正式向美国众议院的银行和金融委员会建议北美洲实现北美统一货币——美洲元（Amero），其他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这个洲际的货币选择，目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力日渐增强的，涵盖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新的区域货币体系。
但是，区域货币将如何演变成单一的全球货币呢？莫里森·邦帕斯（Morrison Bonpasse）是全球单一货币委员会总裁（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SGCA），该委员会由一群以世界单一货币为工作目标的经济学家所组成。邦帕斯认为：“21世纪的货币联盟，以及那些幸存下来的20世纪货币联盟，是通向未来之路和全球货币联盟的里程碑。感谢欧洲和其他的货币联盟取得的成功，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建立并维持第三代货币联盟：一个拥有全球央行和世界单一货币的全球性货币联盟。世界正准备开始为单一的全球性货币做好准备，正如欧洲为欧元做的准备，阿拉伯海湾国家为自己的共同货币所做的准备一样。在由占世界GDP相当比重的代表性国家建立了全球单一货币目标之后，这个项目就可以像前面的区域性货币那样向前推进。”[20]。
“简言之，区域货币模式是世界货币模式的垫脚石。然而现在民族主义盛行。”邦帕斯写道，“这个可以很简单地来说明：如何从目前的147种货币变成1种。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残余力量和政治意志是迈向世界单一货币的主要挑战。”[21]。
也许从2009年到2024年，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这个危机时代将会导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要经济规则变得面目全非，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世界货币制度的重大变化。不幸的是，到那时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在我们的手中除了大把日益贬值的花花绿绿的美元纸币之外，黄金却少得可怜。在一个游戏规则剧烈变化的局面中，中国很可能会丧失参与制定货币游戏规则的机会。手中没有黄金就没有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在未来货币游戏规则制定的谈判中就没有筹码。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拥有黄金制人，拥有美元制于人。
在这里，2024年并非是拍脑门的即兴之说。以国际银行家几百年来的运作手法，尽管他们也有失算的时候，但严谨推理和科学计算是他们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在第九章我们已经谈到，从2009年底开始，欧美将经历一场长达14年的严峻消费萎缩周期，在这个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接近2/3的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进入消费下滑的“共振”状态之下，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痛苦和极端漫长”的过程，而这一段时间中再度爆发新的货币危机的条件是现成的。处于下滑长周期的欧美消费市场产生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在一片贸易战的烽火狼烟中，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促进出口的景象不必费太多的脑力就能清晰地想像出来。货币贬值的后果很自然地会产生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而且首先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尤其是石油，将推高各行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引发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通胀预期的实现。各国政府为拯救金融危机而大量释放的流动性，原本处在沉淀淤积和流速缓慢的状态之下的货币，犹如一个水面平静的巨大水库，此时，通胀预期的突然逆转就如同炸开大坝的围堤，汹涌奔腾的流动性激流将释放出惊人的通胀能量，中央银行家们将来不及回收流动性。对抗恶性通胀的时间将持续至少一年，正如1923年到1924年德国出现超级通胀的过程一样。
货币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冷汗未干，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们和国际智库将纷纷献计献策，力陈以美元为首的主权信用货币乃是货币危机的元凶，各国中央银行各自为政，货币政策无法及时有效协调将是第二大祸因。结论将是，全球化的危机必须全球通力合作，主权国家自行其是将无法单独解决危机，世界单一货币显而易见是解决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发行世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的“干扰和阻挠”。当然，各国政府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支配本国财富分配的大权，讨价还价在所难免，时间将会持续多年，最理想的形成共识的时间为2020年前后。这一年，美国潜在亏空高达100万亿美元的社会安全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也将全面内爆，美国必须要做一次彻底的“破产保护”，以便从债务的堰塞湖威胁下完全摆脱出来。从2020年到2023年经过几年试运行，2024年会是一个好的起点，欧美新一代人口消费高峰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闪亮登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果然”出现了经济繁荣。
世界中央银行将像一家股份制公司，世界各国都有股份，只不过英美将拥有控股股东的特权，或一票否决权。自此，地球上所有人类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支配权，将实际上落入极少数人手中。世界财富的分配权，毫无疑问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能够想像的最大权力，从此创造这些财富的绝大多数人将被剥夺自主分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这将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暗与光明，自由与奴役将在这一时刻将历史斩为两截。
「货币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如果说世界单一货币最终无法避免，那么什么样的货币才能诚实地承担起普天之下公平的财富分配职责呢？
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产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4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
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财富储藏”的核心就是现在的财富“索取权”必须能够在未来不受损失和“公平”地取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公平”并非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等价原则，事实上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人们难以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所谓公平的获得，是参与交换的双方根据自身对需求的不同优先顺序来评估交易是否公平，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的定义不同，交易才能在互补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财富储藏”由于存在着以现期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的时间差，“预期”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原始的通货代表着一种没有“预期”的“索取权”，一切交易必须以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来进行，社会中没有过多的产品用于未来的交换，“财富储藏”的功能并不明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存在着剩余的可用于未来享用的劳动成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和利息的出现。利息作为一种对未来更多剩余劳动成果的“预期”，从而构成了“现实+预期”的货币供应。
当航海贸易兴起，汇票的出现将货币中预期的成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利息代表着对农业收成的合理预期，那么，汇票则将货币预期扩展到对商业贸易的合理预期。
工业革命爆发的时代，出现了银行业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它实际上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进一步扩展到工业生产大规模扩张的基础之上。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涌现，这一进程将虚拟世界的财富转变为现实世界的货币供应，从而将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无限放大到难以为继的毁灭性边缘，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从历史上看，货币中的预期成分本身存在着合理性，但是一旦过度，就会引发过去的预期无法被现实满足的矛盾。
如果说“财富储藏”的核心要素包括“现实劳动成果+预期劳动成果”，那么“现实劳动成果”体现了货币的商品属性，而“预期劳动成果”则反映了货币的信用属性。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历史上的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
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不仅决定了货币内生的自我可持续性，而且体现于货币的外在可接受性，即货币的流通域。
历史上主要文明的兴衰更替，从本质上看是该文明对其控制下的自然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与社会资源整合能力的全面反映，而货币的坚挺与疲弱则是这两种控制能力的外在体现。大凡强势文明在崛起的进程中，自然伴随着强势坚挺的货币和不断扩大的货币流通域，坚挺货币通过确保其稳定与可靠性来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信赖体系，以形成一个维护多边利益的牢固契约。在坚挺货币制度之下，社会运作在“货币法制”的轨道之中。相反，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拐点，主要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庞大的开支消耗，发散性的赤字问题将诱发货币贬值与逐渐恶化的通货膨胀现象，不断贬值的货币反过来又压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动力，导致货币流通域的缩减，削弱社会整合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加速财政问题的恶化。同时，贬值的货币破坏了社会各个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契约关系，“货币法制”被“货币人治”所取代，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向心力离散，道德沦丧，并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和文明衰落。
古罗马的兴衰历史正是在其货币盛衰的历史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恺撒执政期间，他一手建立起古罗马坚挺的金银货币体系，罗马货币随着罗马大军得以扩张到地中海周边辽阔的区域，而广阔的货币流通域，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罗马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帝国实力。在长达百年的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温和，贸易发达，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正常区间，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中为最低水平。
从公元54年罗马皇帝尼禄时代起，由于国家财政收入日趋紧张，而开支却越来越庞大，尼禄皇帝开始以贬值货币来填补财政亏空。从公元54年到公元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降到了90％，到公元117年，含银量降到85％，至公元180年，含银量降到75％。又经过两任皇帝，到公元211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仅剩50％。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这一阶段也正是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但通货膨胀的噩梦很快就进入加速恶化的时期，从公元260年到公元268年，罗马银币的含银量迅速跌到了仅剩4％的程度。此时的罗马帝国已陷入经济困境，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用兵，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最后激起士兵哗变，国王奥利列在公元275年被刺杀。
他的继任者迪奥克列腾皇帝希望效法恺撒、奥古斯都，重振罗马货币。为了反通货膨胀，他甚至宣布重新发行足值银币，但他却错误地要求新币与已严重贬值的旧币“等值”，其结果是他的新币很快就被收藏起来，从而退出了流通。万般无奈之下，反通货膨胀只能从物价管制入手了，于是就有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公元301年物价敕令”，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差别而各有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法律就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匹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大帝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物价管制的后果是财富的创造者无法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下盈利，因此大量商品转入地下黑市。作为应对，罗马皇帝严酷镇压黑市交易，镇压最终产生了效果，然而代价却是财富的创造者干脆停止了任何创造，罗马帝国的经济濒临绝境。此时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已经完全崩溃，政府已不得不停止用货币收税，而直接征收产品和服务。强大的罗马帝国完全沦落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到公元350年左右，罗马银币的价值只相当于奥古斯都时代的1/30000000，西罗马帝国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崩溃时刻。
与此正相反，君士坦丁大帝在东罗马重建了新的货币单元，一种以纯金币（Solidus）为基础的新的坚挺货币机制，这种金币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延续上千年的重要保证。它的信誉是如此之好，以致于周边敌对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和西欧都通行这种金币。有历史学家认为，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在一个四面强敌环伺的恶劣形势下延续千年之久，关键支点就是其建立在黄金货币基础之上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拜占庭黄金货币的纯度一直保持到公元1034年，后来从1081年以后又加速贬值，一个纯度保持了近800年的坚挺的黄金货币体系终于瓦解了，随之而崩溃的就是拜占庭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和一个伟大帝国的向心力与道德伦理体系。
坚挺与疲软货币的交替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北宋年间，四川地区由于普遍缺少铜，因而在商业交易中不得不大量使用铁钱。当时买一匹布要用2万铁钱，重约500斤，需用车来运输，交易成本很高，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成都地区的一些地方商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纸币发行机构，他们以铁钱为抵押发行了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来北宋政府于1024年开始发行“官办交子”，抵押品被称之为钞本，一般为铁钱，是发行纸币量的近3成，即大致为3倍多的部分储备金纸币发行模式。在交子发行的最初100年间，交子发行量还比较有节制，社会经济也的确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到1160年左右，钞本的比例已经降到了纸币发行量的1/60，后来就干脆舍弃钞本，政府任意发行交子。到南宋末年，15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万亿倍！实际上，南宋的货币体系崩溃在先，蒙古大军的铁蹄入侵在后。货币体系崩溃，政府税收萎缩，国家战争动员能力衰竭，宋朝其实是亡于纸币交子制度的崩溃。
金朝的下场与宋朝颇为类似，也是疲软货币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最后葬送了江山。金国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到了元朝，虽然元朝政府力图吸取宋金两代纸币制度崩溃的教训，并在政策措施上进行了广泛改革，创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类似银本位的货币制度，无奈战争、饥荒和骄奢淫逸的无度开支无法用自律的手段克制。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民间拒绝接受官方的纸币。在丧失了货币流通领域的情况下，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也是亡于货币崩溃。
明朝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最终得出的经验是，纸币这种不受约束的疲软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宋朝的交子，还是元明的宝钞，也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殖民券”、南北内战时期的“林肯绿币”、纳粹德国的“费德尔货币”，这些脱离商品属性的纸币，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只能作为一种应急的手段，而绝非长治久安之道。失去商品属性的任何纸币都将重蹈历史覆辙。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人类社会第一次一起进入了一个没有商品作为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体系时代。信用货币存在价值的前提就是创造信用的人必须守信用，以此为基础的货币才会有价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就是债务人无法遵守信用，所以依托这种债务所衍生出的美元也就必然出现巨幅贬值。信用货币的痼疾就是债务永远存在违约风险，而基于这种风险之上的货币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财富储藏”的功能。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的“财富储藏”、“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四大功能必须同时发挥作用，货币的运作机制才能稳定和持续。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在缺乏“财富储藏”这一核心功能之后，最终也将丧失“价值尺度”功能。纯粹的信用货币这张承载世界经济的桌子，仅仅运行了38年之后，在货币之桌的四腿残缺两条的情形之下，已经严重失衡，摇摇欲坠了。美国在目前57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总量之下，债务压力以平均6％的速度递增，仅仅10年之后的2020年，总债务的规模将达到骇人听闻的102万亿美元，而其GDP的总额以3％的潜在可持续增长速度计算，届时将仅为18.8万亿美元，仅债务的利息支付就将吃掉美国全部GDP的1/3，而且这一利息支付压力将令人绝望地持续快速增加。如果美国玩的是一种公平的货币游戏，那美国除了宣布“破产保护”将不可能再有第二种选择。
2020年，美国政府的社保和医保潜在亏空将“贡献”另一个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美国除了大规模印钞以减轻债务支付压力之外，将别无选择。可是2009年就对美元彻底失望并随时准备逃离美元资产的世界各国，到2020年，将面临更大规模的美元贬值趋势，他们还能够继续容忍持有美元的痛苦和无奈吗？
如果美元最终在2020年前后走向崩溃，世界上将不可能再有任何一种主权货币能够代替美元，信用货币制度将面临最后清算。届时，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无可避免。黄金重新货币化将恢复货币的“财富储藏”功能，使货币桌子的四条腿重新平衡。不过，黄金单独作为现代货币制度的支柱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黄金的产量增加赶不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于是黄金在强化“财富储蓄”功能的同时，却遏制了“价值尺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所以，在完全的黄金货币机制之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会不平衡。作为世界未来的单一货币，黄金必须得到强大的补充元素，才能构成可以“长治久安”的货币体系。
「完美而致命的组合：世界单一货币=黄金+碳货币」。
与黄金的刚性相对应，新的货币元素必须具备“弹性”，它可以弥补黄金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使得货币的四大功能完备而充分。
这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货币最终将闪亮登上世界货币舞台的根源。
物以稀为贵。国际银行家中的“黄金环保派”所钟爱的二氧化碳概念要想拥有价值，就必须变得“稀缺”。如何才能使本来可以自由排放的二氧化碳稀缺呢？那就必须有个稀缺的“说法”，这就是环境保护。其基本逻辑就是，保护环境事关人类生存，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因此，二氧化碳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既然二氧化碳如此关键，它的排放量就必须有个“上限”，只要有了限制，就可以人为制造“稀缺”了。于是，就有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是确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然后要求世界各国相应承担减排义务。如果达不到各自的减排指标，就必须从二氧化碳排放量市场上买入他国多余的排放指标，这是第一次用国际条约的形式赋予了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潜在金融价值。未来，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以交易的金融产品将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与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并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
二氧化碳排放量实在是个极端美妙的概念，它具备了高度的“弹性”，因为它的排放量可以由人来控制和调整，从而保证了货币必须具备的“稀缺性”。它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靠“替代变量”，与用电量一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用来评估经济增长的水平，从而可以将货币中合理的“预期”成分纳入货币供应总量。
当然，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弹性”货币元素，但是，从目前的态势看，它成为世界单一货币构成元素之一的可能性最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使用二氧化碳作为货币元素，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发达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着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趋势上看正在逐步走向下降的通道，而此时的新兴国家却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处于无可避免的上升过程中。
货币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最高权力，永远处在各种势力集团博弈的核心“风眼”位置。选择一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崛起的货币制度，毫无疑问将是各种利益集团绞尽脑汁和挖空心思考虑的焦点问题。
如果最终推出了一种“黄金+碳排量”货币的“完美”组合，那么西方国家显然是最大的赢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沦为最大的输家。很明显，西方拥有着3万吨以上的黄金储备，而中国仅有1000吨，绝大部分中国的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如果黄金重新货币化，同时美元发生崩溃，美国将赖掉绝大部分债务。借着国库8100吨的黄金储备和IMF控制下的3000吨黄金，在彻底摆脱庞大的债务负担之后，美国经济将轻装上阵，很快就能重新振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部分成果中，一方面实物产品已被美国消费掉了，另一方面储蓄下来的贸易盈余又被美国借走，手中只剩下美国的债务白条。黄金的重新货币化，将使中国改革30年积累的2万亿美元财富遭到彻底的洗劫，相当于中国13亿老百姓为西方白干了30年。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量被货币化，那么中国未来30年的环境“罚款单”也将悄然而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老百姓还得继续白干30年。“黄金+碳排量”货币组合所构成的世界单一货币制度，将使中国13亿人为西方白干60年！
什么叫金融战略？这就是金融战略的威力！中国并不缺乏专家，中国缺乏的是战略思想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环保货币化的战略西方已策划了40年，若没有强大的利益驱动，谁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宣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理念？利他主义的形式多了，远比二氧化碳更直接的威胁，如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饥饿和疾病每天都在非洲造成成千上万儿童死亡，这些“悲天悯人”的世界统治精英何曾真正下过工夫去拯救人类的生命？如果连迫在眉睫的拯救生命尚且被这些人忽视，人们凭什么相信西方铺天盖地的碳货币、碳交易、碳关税等概念背后没有重大利益驱动？
要命之处在于这些人实在太聪明，在大规模长时间的宣传攻势下，二氧化碳问题已经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公共议程，事实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甚至被上升到关系地球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们已牢牢地控制了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谁要是反对二氧化碳减排，谁就会被贴上反人类，甚至是反地球的标签。抗拒二氧化碳排放量限额的国家将成为人类公敌，并将在世界各个角落被诅咒。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将群起而攻之，如征收惊人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税，此举将把“人类公敌”的产品挤出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惩罚性共识将使“人类公敌”的海外并购全面搁浅，“人类公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都会被加上惩罚性的“环境税”，从而导致严重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幅削弱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这顶帽子的沉重代价是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这一天的到来也许不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但很有可能是10年后中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此，预防性的战略研究已刻不容缓，中国已经面临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
「美元的结局」。
美国现有的57万亿美元的债务堰塞湖，在每一天的每一小时中都在利滚利地增长，加上未来10年医疗及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庞大负担，早已成为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沉重枷锁。美国事实上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在债务的沼泽中越陷越深。美元的信誉已经严重动摇，被世人彻底抛弃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美元政策的制定者们心知肚明。
为了在彻底崩溃之前尽最大可能骗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血汗，并巧妙地赖掉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以便将来改头换面，重新轻装上阵，实施美元“有控制地归零”的基本国策已经是唯一出路，也是最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选择。但是废除美元是广大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投资人无法答应的，所以只有大危机才能促成大变革。这就是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正常的经济形势下，货币只能一点一点地贬值，要彻底让美元贬值到零，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历程。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美国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必将使其经济发展彻底窒息，并为其他国家抛弃美元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为此美元必须合理合法地加快贬值速度，同时又让美元的投资者不起疑心，甚至支持美联储滥发货币的政策。于是，禁止银行家疯狂投机的法规被解除了，五花八门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金融衍生产品火爆了，鼓励次贷的利率政策出笼了，用极端冒险迅速搞跨大型金融企业的老总能拿超高额重奖的怪事出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了，美联储成千上万亿狂印钞票的罪行合法了，外国投资者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甚至继续买单了。为了消除外国投资人的担心，美元又莫名其妙地止跌暴涨了。形形色色的怪事，于是一下就想通了！
美元利益集团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麻痹世人的神经。与人民币直线式升值的做法不同，美元贬值的战术是大降小升，忽降忽升，利多放任，利空猛升，让做空美元者看不准时机，不敢轻举妄动，让全世界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对美元一直抱有幻想，患得患失，而不能当机立断，迅速解脱，这样美元就可以继续深度套牢投资人，从而按照对美元利益集团最有利的时间表和方式实现“有控制地归零”。
然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都不可能让中国渔人得利，趁机做大。他们一定会让美元这艘泰坦尼克巨轮上尽可能地塞满中国乘客。而中国的乘客正以拥有这艘豪华游轮的折扣船票而感觉良好地奔赴黄泉。未来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美元的“沉舟侧畔千尸过，大半都是中国客”。
这个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救市表演，实在是精彩纷呈，惟妙惟肖！其中，以保尔森在国会跪求通过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这一不同寻常的一幕最具震撼效果，将这场大戏推向悲壮的高潮。这些救市表演旨在向全世界表白：我美国政府已经竭尽全力在拯救美元和美国经济了。你们看我三天一千亿，五天一万亿，拼命在“救市”。要是再救不活，就不能怪我了。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突然有一天，英法德同时宣布不再接受美元了。股市暴跌没人救了，美元暴跌没人管了。一夜之间，美国的所有债务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人的储蓄和大部分外汇储备。美国老百姓的养老金泡了汤，医疗保险没了影，美国国债化成水，美元储备当手纸，这一切终将引爆的愤怒都别冲我美国政府来。能做的俺都做了，做足了，做尽了，问心无愧了。西方理论界将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主权货币”，靶心就是“不幸的”美元。最后世界统治精英只能向包括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在内的广大美元遇难者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与哀悼。他们的悼词将这样结尾：“活着的人们，让我们从主权货币的废墟中站立起来，踏上世界单一的诚实货币的新旅途吧！阿门。”
「“大力神”们俯瞰下的世界」。
在电影《回到未来》中，误打误撞闯回到30年前的马丁，发现阴差阳错中自己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似乎不会相爱了，他惊恐万状地看见那张30年后拍摄的全家福上，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影像正在逐步消失！魂飞魄散的马丁一番忙活，总算在父亲和母亲之间点燃爱的火花，在尚是少男少女的父母亲幸福一吻订终身的瞬间，30年后全家福上的爱情结晶们终于重新现身。马丁猛然醒悟，原来自己回到过去的所有行为，将会改变未来生活的走向和结果。
他刻不容缓地冲上布朗博士制作的时间机器，将时间调到出发前片刻的时段。在与时间进行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赛跑后，马丁“飞驰”回30年后布朗博士即将遭遇歹徒杀害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在子弹射向布朗博士的刹那，马丁飞身冲上，改写了博士死于非命的结局。
至此，观众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故事明明在讲“回到过去”，片名却叫《回到未来》？原来“回到过去”正是为了改变未来，未来是可以“回去”改写的。
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的大结局场面，是“集体罢工”并大获成功的“世界上最优秀的”统治精英人物各自驾驶先进的私人飞机，凯旋而归。他们高高在上俯瞰芸芸众生，此时的红尘世界正在完全按照他们精心制定的时间表逐步陷入混乱、衰退和毁灭，曾与他们斗法的一群贪婪、无耻而愚蠢的政府官员已经被彻底挫败，毫无还手之力，世界真正的精华——财富、智慧、思想——只集中在高飞于天的这个精英集团手中。他们胜利而骄傲地微笑着，看着底下的世界将按照他们的设计走上“智慧、正确和优秀的正轨”。
在整个故事中，试图制约这些统治精英人物的政府长官们作为反面人物，无不尽显其虚伪愚蠢、无耻贪婪、虚张声势而不堪一击的丑恶面目。而其他所有普罗大众“小人物”们，自始至终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他们毫无作为、蒙昧无知、软弱无能，蝼蚁一般蜷缩在残破的铁路、废弃的矿山旁边瑟瑟发抖，呆立在破产的银行、混乱的城镇、饥饿的乡村中不知所措。安·兰德简直不屑给故事中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赋予名姓——反正他们就是一团模糊不堪的背景色，与精英英雄们形成云泥之别，等待着作为棋子被安排到未来全新世界的棋局中。
“大力神”们已经一手推掉了地上那个陈腐低效、处处制约妨碍他们的老格局，将以“最精湛的智慧和头脑、最高超的才能和设计”重新构建社会。为此他们已不动声色地筹备策划了许多年，并让整个社会体系按照他们精确设计的步骤和节奏，如同日本电影《追捕》中横路敬二一样，一步步地走向那“溶化的蓝天里”。是啊，多么蓝的天啊，懵懂的普罗大众正在走过去，走过去……。
“大力神”们真的会笑到最后？他们一手制定的“未来”真的无法被改变吗？
“大力神”自信他们手握未来大门的金权之匙，已为芸芸众生设计出注定的归宿。但是大力神们忽略了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动力是人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们知道了未来他们被“大力神”们“安排”的命运，今天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
也许，“大力神”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过低地判断了别人。
俯瞰着苍茫大地的“大力神”们会看到什么？
也许，他们会看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正在有策略地、果断地摆脱巨量美国债券；
也许，他们会看到中东国家正在顽强地改变石油美元一统天下的结算体系；
也许，他们会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并未遵循他们编制的金融危机剧本，照本演进；
他们还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正在筹划自己的未来货币体系，与“大力神”们的世界单一货币鼎足而立。
当普罗大众获知了未来的端倪，他们现在的行动就将改变未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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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onpasse，Morrison，The Single Global Currency（Single Global Currency Association，2006）．。
[21] Ibid．。
致谢与感悟。
回国一年间，也是《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的最后写作时间，在这一年里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成就了《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也成就了一个崭新的我。在写此书的自序之前，几多感怀似已控制不住流出笔尖。
2009年，人生留给我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在《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封笔之际，我的母亲任韵清女士因病离开了人间。在母亲病重之时，我因紧张的工作而未能在她身边守尽孝道。虽然在她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小三儿忙，别让他回来”，但我又何尝不知道她是如何地思念我？在她心中，我是一面旗帜，她希望她的儿子能够永远高高飘扬，哪怕在天堂，她也会为之欣慰，为之自豪。亲爱的母亲，你的小三儿一定会努力工作、幸福生活，我坚信您的在天之灵每时每刻都注视着我，为我祈祷，给我力量！由于母亲的离开，让我更加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我的两个哥哥在母亲病重期间，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自叹不如，我想母亲虽然离开了，但我们兄弟三人一定会更加团结，在今后的人生路上，相辅相携，直至终老。
提到母亲，我不禁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女儿。宝贝儿，你长高了吗？长胖了吗？学习成绩是不是越来越好？也许你现在还太小，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远离你回到祖国创业，但请你相信，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小天使，你一生的幸福快乐是我最大的愿望！女儿，你要听妈妈的话，她对你的教育和照顾是那样的辛劳，我不在你们身边时，请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对你们的感激此生将铭刻心中。
2009年是我40岁的开端，对一个怀抱满腔激情却又多年未与祖国亲近的人来讲，创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而在此时，我幸运地遇到了《环球财经》杂志的出品人任文女士，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副总编辑彭晓光先生，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创建了环球财经研究院。在我看来，任文女士丰富的商业经验、机智的商业头脑、优雅不凡的气质风度是环球财经研究院在短短的时间迅速出位，并能成为中国民间智库的重要力量的制胜法宝。而松祚和晓光更是利用了自己在国内外金融经济界广泛的人脉关系，厚积而薄发的学识，为环球财经研究院搭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与你们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新一代精英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我的理想不会如此神速地照进现实，今天也不会有《环球财经》杂志社、环球财经研究院和北京金权投资有限公司三支坚强的团队站在我的身后。
我事业上的兄弟姐妹们，在我彷徨时给我信心，在我孤独时给我温暖，我们风雨兼程却无怨无悔，我们珠联璧合又肝胆相照，所有的奋斗只因太热爱成功那一刻的淋漓痛快！
许多人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而许多有准备的人却不见得有机会成功。2009年7月4日，当我们作为“全球智库峰会”的承办方之一，圆满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年轻的环球财经团队终于站在了一个新的事业起点上。连日的疲劳辛苦都已不足挂齿，因为我们为前进确立了更远的方向。在此，我要特别感激几位长者，他们是：此次峰会的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郑新立常务副理事长、魏建国秘书长、陈炎兵副秘书长。在会议紧张严密的筹备过程中，你们的信任和提携让晚辈没齿难忘，其实在你们的境界中已无需谈什么知恩图报，我唯有用不断积累的学识回报祖国，才能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我回国之初给予我知遇之恩的宏源证券董事长汤世生先生。您在信用的起源和作用、信用与货币的关系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您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信用与货币以及19世纪欧洲金融市场的部分内容，并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此外，我还要特别致谢L.H.女士，两本《货币战争》的主要研究助手和写作助理。她的心血和智慧，凝聚在我的每一部创作中。
一年间，积累了太多前40年都不曾有过的感悟，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平易近人的罗伯特·蒙代尔先生、默默支持的陈剑所长、一见如故的李军总经理、严谨细致的刘丛星社长、真心相助的施卫东老友、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与我共同打拼的杨巍兄弟、与我朝夕相处的助手盛杰先生、在环球财经研究院的创建之初给予无比支持的会员们、时时刻刻与我“争锋”的《环球财经》编委会所有专家们、每天都期待着《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面世的忠实读者们、在生活上给予我许多关心的牛老师张老师夫妇，请原谅我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将要感谢的人一一尽述。而在此时，所有感谢的话也似乎都过于苍白，因为我心中深深知道你们所有人对我的支持与付出，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人生至此，我又何憾之有？
请允许我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们，祝你们永远健康快乐！
跋。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教授你怎样投资、如何分配资产或传授一套典型的货币对冲方法。本书意在解答那些长久以来困惑我们而又一直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货币会有冲突？
宋先生是一位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非常有天赋的学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索历史，研究现实并试图解读未来。宋先生在撰写他的第二本书《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时，已经翻阅了超过100本书籍，并追溯到300年前来探求当前金融体系的起源。在他的书中，宋先生开启了“潘多拉之盒”，讲述了17个家族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是如何统治世界金融体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创造金融工具和制造重大事件来控制银行体系、原油、工业产业和国防产业，从而能够自一开始到现在巧妙而有效地驾驭世界。他们坐在金字塔的最上端，把所有的秘密都掩藏在他们的宝座之下。宋先生试图敦促他的国家——中国去了解全球化的趋势。当你饶有兴趣地阅读这本书时，你会深刻地感到光阴似箭，历史沧桑。我个人将这本书评为所有描写此类话题的作品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所得到的收获是读他第一本书《货币战争》的10倍，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他正在开始筹备的第三本书。我非常感谢宋先生能为我们提供如此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并将他的热情与执著同他的读者分享。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克博士。
G6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财富巢集团主席。
2009年6月28日，北京。
货币战争3 | 金融高边疆。
序言 金融高边疆。
当我围绕着美国与欧洲的货币历史展开研究时，一条脉络日益清晰起来，那就是，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这一关键权力的觊觎和争夺，贯穿了整个欧美近代史。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风云变幻，将会得到一种类似X光透视的效果。原来，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
恰如美国货币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所言：“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货币战争》主要聚焦在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反复争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历史的，而《货币战争2》则重点关注欧洲各国围绕货币发行权的激烈博弈，是怎样塑造着历次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权力的形成与变迁。在这一长达6年多的“研究探险”历程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几个疑问：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货币发行权的博弈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金钱的力量与其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货币博弈与全球的货币权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用金钱的X光去透视中国的历史，又将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带着这些问号，我开始重新审视从前熟知但却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国近代史。
货币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远不如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地位显赫。人们往往熟知历朝历代帝王们的文韬武略，对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数家珍，文人墨客的诗歌趣闻更是代代相传，而货币却鲜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货币在中国似乎是一门被久已遗忘的科学。
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货币，却恰恰是解开众多历史困惑的钥匙，也是辨别今天现实迷途的指南针，更是发现未来康庄大道的望远镜。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它是中华民族险些国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华文明自信心几乎彻底崩溃的一百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钱的意志和金钱的力量崛起和爆发的一百年！
《货币战争3》将沿着金钱的主轴，逐步展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一幅幅熟悉的图像经过货币“显影液”的透视效果，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脉络风格。为什么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只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能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会失败？为什么蒋介石拿着苏联的卢布完成了北伐，却会突然变脸反共？为什么国共两党都要“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能够统一货币却不能维护货币主权？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诱着英国，却最终扑入了美国的怀抱？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皇权与金权之争？为什么日本军队总是发生“下克上”？为什么日本政变不断、刺杀成风？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什么国民党的法币最终走向崩溃，而共产党的人民币却能横空出世？
这些历史疑问迫使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渐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影响力。而构成和行使货币发行权，则需要一整套体系和架构支撑，这是我在这本书中对货币发行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将这一体系称之为“金融高边疆”。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欧美和中日等国的金融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金融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保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从欧美各国金融进化的路径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体系架构。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调动的效率和安全。从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资金汇划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工具，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并最终回流中央银行的循环系统。
这就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参照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进行体外循环这样简单，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建设，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这些工作必须与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达成预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见，也要管得着。未来，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点，只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效和可靠的监控，以确保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处于“合法”使用的范畴。
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暗线就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在最近500年的历史中，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在推动东西方贸易的400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又是被广泛使用的工业金属，并将在未来美元日薄西山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金融与工业的双重功能。“物以稀为贵”乃是投资的天道，而白银完美地符合了这一原则。随着白银的日益稀少，其价值发现的进程将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快速展开，成为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不二选择。
正当书稿进入杀青阶段时，某国领导人高调宣称，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一时间，“货币战争”一词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话题，各国政要、国际机构、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议论纷纷。2010年10月，笔者应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被称为“亚洲达沃斯”的“世界知识论坛”。作为来自中国的唯一主讲嘉宾，面对西方一边倒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舌战群雄”的滋味。
早在2007～2009年，当《货币战争》和《货币战争2》问世后，“货币战争”一词就已经在西方媒体中广为流传。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业周刊》、《沙龙》、西班牙《国家报》、印度《先锋》，以及罗马尼亚、芬兰、波兰、澳大利亚、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秘鲁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都曾大量报道过笔者和“货币战争”这一新词汇。
这一轮国际媒体对“货币战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笔者看来，无非是因为“货币战争”系列图书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居心叵测者们试图借机暗示是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对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以达到将祸水引向中国的目的，从而减轻世人对美元第二轮印钞计划不满的压力。不过，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来越多的共识是，美元的不负责任才是引发世界“货币战争”的根源。
无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元印钞计划已经对世界各国货币“不宣而战”了，只要这种行为不停止，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就难以散去。
研究和准备货币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准备得越充分，决心越大，发生货币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以史为鉴，建立自己稳固的金融高边疆，就是在强化这种实力。只有拥有这样的战略威慑力，才不怕别人发动货币战争。
随着“货币战争”系列图书的年轻读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给我留言，希望将“货币战争”的内容带入到网络生活中。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第一款金融网络游戏——“货币战争”系列游戏，让年轻读者在虚拟世界的酣畅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风云变幻。
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书中的观点难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于北京香山。
第一章 金融高边疆的陷落。
猎杀胡雪岩。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本章导读」。
谁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凶？为什么鸦片战争只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银本位会败在英国的金本位脚下？为什么中国的钱庄与票号没能发展成世界金融帝国？为什么只有中国盛产洋买办？
西方列强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导致清帝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金融资本势力首先攻破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鸦片贸易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颠覆中国的货币体系，而这一战略的制定和执行都源于伦敦金融城。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英国的金本位与中国的银本位之间的一场战略决战，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东西方未来数百年的盛衰兴亡！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英国金融资本的突击力量远比船坚炮利的帝国海军更具威力，他们将首先打垮中国的银本位，抢占中央银行这一控制清帝国银根的战略制高点，渗透和蚕食中国的金融网络，掌握中国的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完成对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全面控制。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控制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定价权、工业自主发展的定位权、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军事与国防的开支权将逐步沦丧。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待宰羔羊。
实际上，清帝国的败亡，金融先于军事。
美国人马汉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权”的概念，认为“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权”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时隔60年，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权”的“高边疆”理论，坚信“控制外层空间就可以称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丰富的阅历，曾任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等职，1980年，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的国防顾问。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久，格雷厄姆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建了“高边疆”研究小组。该小组由美国30余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组成。经过7个多月的精心研究，于1982年3月3日以《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为题抛出其研究报告。“高边疆”战略公诸于世后，立即受到美国政府、军方和公众的关注，并且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高技术发展以及世界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边疆”战略的核心是指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疆域传统的美国，今后应该在地球的外层空间进行新的开拓，把太空作为美国新的战略疆域和控制范围。
无论是制海权、制空权，还是“高边疆”理论，归根到底强调的是控制范围和控制能力。从西方文明的视角看，有人类活动而没有被控制的地区都是需要征服的“边疆”。
小小寰球，从大陆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类活动的物理空间基本都已被大国严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领域正在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国家的边疆，不仅仅是陆疆、海疆、空疆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高边疆。
「猎杀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金融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用2000万两银子打造出的超级神话，如果以粮食的购买力估算，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大致拥有着40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可是，此时的胡雪岩却面临着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
11月初，他有一笔50万两的汇丰银行债务必须偿还，这笔债务让他倍感焦虑。在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规模，决不至于被区区50万两银子难倒。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时的胡雪岩已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他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翻身？”。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淡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眼看着丝农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产境地，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夺取生丝贸易的定价权，迫使洋行在价格上让步。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霸权。
机会终于在1882年到来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同时在与当地生丝商人们的交流中发现，当年的生丝收成减少，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
早已完成生丝货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1]，占全部货源的1/3强。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雪岩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逻辑是，自己对生丝价格有组织的打压不算操纵，而中国有组织的反抗却算操纵。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国狂印美元不算操纵汇率，而中国的反制应对却被判定是操纵汇率。
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对，大家没有看错，是英国人当着中国海关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为了吸引外国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拿走冲抵赔款。
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与胡雪岩比起来还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3]。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国的西北方向，中亚的阿古柏利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强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谓的“浩罕国”。不久，俄国军队占领边防重镇伊犁，西北塞防形势危如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十四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如果朝廷决定“海防”优先，则巨额的资金将流进北洋派的势力范围，而确立“塞防”国策，则左宗棠必然实力大涨。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强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银行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行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总量大大高于香港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银行的总行虽在香港，但一般说来，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银行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高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高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道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根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时，洞悉私有中央银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户部银行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入股户部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拥有1320股。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插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体系、官方银行体系、上海钱庄票号体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强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据1878年8月28日《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一旦上海银根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全国。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抄底，获取暴利！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有意收缩银根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根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交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上海市面，却被外国银行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银行并不到此为止，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谁能控制银根，谁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银行的巨大威力。当汇丰银行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独立，则经济不能独立；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清政府金融高边疆的沦丧，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开端！
清政府的中央银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问题的要害是本位货币白银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国际银行家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中国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白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没有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中国爆发的真正原因！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
「鸦片贸易：金银本位的大决战」。
在英国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开展鸦片贸易之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构成了突破世界市场壁垒无坚不摧的出口“铁三角”。当时中国市场的真实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叶出口为当地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在生产和加工方面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武夷山成为各国茶商竞相朝拜的圣地；在长江中下游，丝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数十万丝棉生产和纺织专业大军创造出了品质优良和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场无敌手；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景德镇－广州产业链，将豪华瓷器源源不断地送进欧洲王室贵族富丽的客厅。19世纪末，主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说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近400年的市场化程度和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其结果就是，欧洲从美洲发现的13.3万吨白银，最终有4.8万吨被欧洲人运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基本构架就是，中国创造了世界贸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夺了世界资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银从西方源源不断流向东方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商品的滚滚西去。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由于长期向中国净输出白银，到17世纪末，欧洲白银短缺，出现了价格普遍下降的现象，同时贸易开始萎缩。1649～1694年，欧洲年均流通白银数量急剧减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减少了50％还多，而黄金流通量却增加了接近50％。
白银减少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黄金怎么会增加呢？
原来，17世纪初，中国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1：7，而英国的比价为1：16，输送白银到中国不仅可以换得大量高利润的商品，还可以利用金银比价1倍以上的价格差，用便宜的白银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换回昂贵的黄金。连约翰·洛克都曾抱怨过：“我被告知他们（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某些地方进口（黄金），至少可获得50％以上的利润……但是，英国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现在是人们坦率说出真相的时候了，究竟为什么我们面临着这个时代闻所未闻的白银短缺。”[9]。
当黄金大量涌入英国后，银行家通过巨额行贿的手段，买通了《1666年自由铸币法案》的准生证。这个法案实质上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改变了世界的货币体系，其具体效果就是废除了国王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10]。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力将金锭拿到铸币厂，要求免费铸造合法的金币。
这一法案从根本上有利于金锭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将拥有对货币供应的实际控制权。由于掌握着大量实物黄金的筹码，他们将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货币供应量。当他们是债权人时，就减少货币铸造，制造通货紧缩效应，使得自己的债权含金量提升；当他们是债务人时，就加大货币供应，以通货膨胀冲销所负的债务。这是西方第一次在实质上将本属于政府的货币发行权转让给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并打开了通过控制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来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门。
此时，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让我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11]。
在银行家们看来，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货币；欲征服货币，必先征服黄金；而欲征服黄金，则必先征服白银。
就在欧洲白银东来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亚洲的黄金西去。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是，英国在囤积黄金，而中国在吸纳白银。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黄金还是白银将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的霸主，这将是关系到东西方未来数百年兴衰的重大分水岭！
工业革命以来，大英帝国国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条件已经在1717年完全具备。尽管在1816年，英国才从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终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国已处在事实的金本位之下了。
对于大英帝国的银行家而言，其最高战略目标就是：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本位，大英帝国通过英格兰银行向全球输出英镑信用，将欧美主要国家变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员，将世界的边缘国家变成英镑的附属地区，用战争与暴力来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以货币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调动全球资源，最终完成对世界财富和全人类的控制！
要确立黄金英镑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必须首先打垮白银货币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难搞定的就是中国。
经过多年尝试，国际银行家最终选择了鸦片作为打击中国白银本位的武器。
而具体负责执行这一战略的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一个银行家的帝国」。
一般人很难想象一家公司能够招募军队、掠地铸币、行政司法、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但是，东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谁能有这么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强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银行家！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打败法国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1750年以后的50年间，东印度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亿～1.5亿英镑，而1750年英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20万英镑。[12]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惊人的财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和英国王室的钱袋里。18～19世纪，由于巨额的殖民掠夺和商业贸易积累，英国从来就不缺乏资本，这是18世纪英国得以开始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为世界17大国际银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称霸世界金融江湖，号称“欧洲第六强权”[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长达30年。从加盟东印度公司开始，他就成为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公认为公司的核心与灵魂。他从1792年开始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执掌着整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1790～1838年，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进入中国的数量，由每年数百箱暴增到数万箱，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高达40多万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总价值高达2.3亿两白银以上！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地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代理关系的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其成员称“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业务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发放信贷。散商的对华贸易收入，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伦敦、印度、孟加拉的汇票，散商可到当地兑换现银。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黄金、丝茶等大宗商品销往欧洲获取暴利。
东印度公司的架构更像是一个金融伞形垄断下的鸦片贸易连锁店。如果说独立经营的散商还要承担一定的贸易风险，那么提供垄断性金融服务的公司则是“旱涝保收”。
东印度公司因鸦片贸易的“金融服务”获取的巨额利润，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的鸦片垄断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美国的石油霸权相比肩。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从金融上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和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据的态势，它们是：怡和、宝顺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马地臣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为他们提供的融资。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银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与怡和争夺生丝霸盘中惨败，他恐怕并不知道怡和的来头。马地臣后来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和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马地臣家族的继承人休·马地臣，则在1873年用家族鸦片贸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购锡矿，成立了一家矿业公司，将其命名为“Rio Tinto”，今天人们称之为力拓集团。
宝顺洋行的当家人正是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而他背后的东家正是巴林家族。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伦敦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而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成为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贸易商。
旗昌洋行则是美资公司，从事广州与波士顿之间的鸦片、茶叶和生丝贸易。它的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正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板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参与鸦片贸易。正是丰厚的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形成了日后的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王朝。
这三家大洋行占据了中国鸦片贸易的半壁江山，它们都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巴林在伦敦金融城遥控着这些“巨大的散商”，在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里，以鸦片发起了对清政府白银货币的攻击。
伦敦金融城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还建立了一套鲜为人知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三合会、行商和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社团，后来很多会友接受了基督教。两广地区三合会的反清武装行动，同样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很多会友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销售网络，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三合会日后的发展，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以及同盟会渊源颇深。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的源头。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来控制与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网络，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这一批人构成后来清政府洋务派的源头。
1839年，当雄心万丈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厉行禁烟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挑战的是整个大英帝国和攸关国际银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战略！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从清朝建立到19世纪初的100多年中，中国的银铜双货币机制运转良好，比价基本稳定在1两白银折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飞升至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平时所得都是铜钱，但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如此一来，经济负担大为加重。由于百姓生活困窘，交税自然拖延，结果是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衰退。鸦片贸易大规模开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间的1781年，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至1789年约为6000万两。随着鸦片泛滥，到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已不足以应付一场战争了。
正是鸦片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国际银行家则手持鸦片套购出来的巨额白银，建立起“中国的英格兰银行”，一举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
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在汇丰夺取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沙逊帝国崛起了，它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地位，成为执行鸦片金融战略的最新操盘手。
「沙逊家族：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沙逊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兰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今西班牙），从事金匠和钱币兑换的生意，并经常作为热那亚银行家族的代理人，从事信用调查、收放贷款等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商业信用和金融网络。15世纪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亚基督徒将伊斯兰教政权赶走，塞法迪犹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另一支犹太金融家族逃往荷兰、比利时，很快就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商业关系网东山再起，并参与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兰犹太银行家200万荷兰盾的资助下，英国威廉三世于1688年带领1.5万人，从荷兰登陆英国，开始了“光荣革命”。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迁至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商贸中心巴格达。在那里，沙逊家族凭借犹太人独有的金融触觉和经验，利用伊斯兰教义中禁止高利贷的教规，以犹太人不受伊斯兰法规约束的便利条件，为中东地区商贸提供金融放贷，很快就成为波斯湾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并成为巴格达地区整个犹太社区的族长，被人称为“纳西”，即犹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格达地区的反犹情绪高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派驻巴格达的地方官，开始大规模驱赶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沙逊家族首当其冲，不得不于1832年举家迁往印度孟买。沙逊帝国的创始人大卫·沙逊在印度开始了一段新的传奇。[15]。
由于沙逊家族到达印度的时间太晚，鸦片贸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无几。东印度公司虽然解体了，但三大洋行巨头却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继续垄断着中国鸦片进口和印度的鸦片供应链。在整个鸦片贸易链条中，生产、运输、保险、销售、融资、汇兑，几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巴林家族严密控制的鸦片帝国里，新来的犹太人沙逊要想插足，势比登天。
此时的伦敦金融城，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然压倒了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想从鸦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块蛋糕，苦于巴林对东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门而入。沙逊的出现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是塞法迪犹太人，祖上说不定还是通家之好，所以双方一拍即合。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金融后盾，沙逊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经过周密研究，沙逊发现怡和对印度的鸦片控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没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罂粟种植园。沙逊抓住机会，利用强大的资本实力，向内陆的印度鸦片商人提供高达3/4的贷款。各地采购商闻风而至，沙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鸦片种植的源头，实现了对货源的垄断。其实，胡雪岩的思路与沙逊几乎完全一致，差别在于，沙逊的背后是国际金融霸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怡和在与沙逊争夺鸦片源头的拼杀中败下阵来，沙逊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全部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类鸦片总量的70％！1840～1914年，沙逊家族在垄断鸦片的生意中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这就是垄断的力量！
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罗斯柴尔德的女儿嫁到了沙逊家，从此商业联盟关系得到犹太人传统的宗法力量的巩固和维护。沙逊帝国威震远东。
从此，远东的洋行进入了沙逊时代。
犹太人对金钱的超级敏感性在沙逊家族身上也不例外。当沙逊家族完成了鸦片垄断大业之后，资本实力超级雄厚，于是开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银行，享受一把控制货币发行的超级快感。此时的远东并没有中央银行，这个机会再次被沙逊抓住了。
「汇丰银行：你的地盘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美国货币史学家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交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画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交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操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交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射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插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交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射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射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场，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交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操纵性行为，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2] 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
[3]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4]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5] 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
[6]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0页。
[7]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张国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光绪政要（3；本），财政篇，第2卷，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
[9] Commerce and Diplomacy，Sargent，p49。
[10] Remarks Upon a Late Ingenious Pamphlet by an Impartial Hand，John Locke，p19。
[11]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G. Edward Griffin，p218。
[12] 白银资本，（德）弗兰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13]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47页。
[14] 鸦片贸易，马克思。
[15]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第3-5页。
[16]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18] 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荫溥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46页。
[19] 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p271。
[20]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第二章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三井家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目元信用保卫战。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命运的裂变。
「本章导读」。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而洋务运动会失败？为什么日本没有洋买办阶层？为什么外国银行携强大资本登陆日本，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日本能够守住自己的金融高边疆？
历史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也为后来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国带来的刺激和纠结，远比败于大英帝国更令国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比中国领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银行的成形，比中国早28年；日本的统一货币日元，遥遥领先中国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亚洲最早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网络，完全控制了本国的经济体系；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帮助本国贸易商一举夺回了定价权。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反观中国，以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洋务运动，却在极端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艰难生存，尽管具备着关键的先发优势和良好的资源条件，却最终断送在日本手中。
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制高点，金融高边疆是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
「王政复古与金钱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风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家族掌门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装满金银的木箱。仆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院外的动静。巨大的客厅在黑夜里显得更加空旷，蜡烛咝咝的燃烧声在静谧的房间中清晰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了。此时，三井正在等待一个决定家族命运的重要时刻。
他已经得到准确情报，德川幕府正在调集三万大军准备杀向京都。倒幕派的长州藩和萨摩藩也已经招募了大批武士，在王政复古的大旗下，誓言废掉统治日本长达200年的德川幕府，将大权归还天皇。一时间，京都城下战云密布，决定日本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大幕。
三井家族作为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为幕府统治立下汗马功劳，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已不再是锁国时代的日本，西方列强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整个国家正处在被彻底殖民的巨大危机之中。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和严酷剥削，早已使民众的暴力反抗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幕府对西方列强的软弱妥协，更激起各藩贵族与武士压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对时局洞若观火，早已开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笔资金。不过，他还不愿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倾向。
今夜，三井将做出事关家族300年基业的重大抉择，将赌注全部压向倒幕派，公开与德川幕府决裂！
清脆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宫里，一位踌躇满志的少年正在激情中来回踱步，憧憬着日本光明的未来。他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几天前，他发布诏书，宣布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权力，收回旁落长达700余年的天皇统治权。在这位年方15岁的天皇身边，云集着来自各藩的诸侯，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西南部的长州和萨摩两藩。这些人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统治，几次三番起兵造反，其属下武士，彪悍勇猛，能征惯战，后来日本帝国陆军和海军的名将中，大部分都出自这两大藩镇。
明治天皇年纪虽小，但雄心勃勃，谋略过人。他对眼下的局势也有自己的判断，德川幕府将历代天皇置于汉献帝的位置上固然可恨，但能保证身边的这些倒幕派，不会再度成为新的德川家族呢？就在三年前，胆大妄为的长州藩，甚至准备武装绑架他的父亲孝明天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推翻德川家族的统治。明治天皇的处境，与清帝国康熙皇帝亲政前，被鳌拜胁迫非常相似。
不过，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如何打败不甘心失去大权的德川家族。他们的3万大军很快就会打到京都城下，而最要命的就是，他的新政权囊中空空如也，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于当时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
在特使的引导下，三井带着装满金银的箱子来到皇宫，等待他的是帝国财政大臣。寒暄之后，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没钱，战端将启。三井立刻献上宝箱，随即就被任命为帝国新的财政代理人，全权负责筹措财政经费。[1]。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于明治天皇在危难之时，敢以政权存亡的重任相托？
这个三井的来历的确非同凡响。三井家族开始建立金融帝国的时间，竟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其祖三井高利以服装业起家，于1683年在江户（今天的东京）开设“三井两替店”，从事钱币兑换、典当和放款等金融业务，其商业模式与中国的钱庄非常类似。当时，江户为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荣的商业都市。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各种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三大都市之间的贸易越来越紧密。三井高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机会，在京都、大阪陆续开设了“三井两替店”的分店，开始建立起一个小型金融网络。有贸易就有金融服务，商业汇票和票据贴现被创造出来，汇票很快进入了三井家族在几个都市之间的金融网络，资本与信用开始远程流动，三井家族的利润节节攀升。
当时，商人要在商业中心大阪购买商品，而银子却存在政治中心江户，银子和货物反向运动浪费时间和金钱，同时也不安全。幕府也有类似的麻烦，在大阪收来的商业税金，需要长途运送到江户的幕府金库，很不方便。三井看准了这一机会，向幕府提出解决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税金，然后通过三井的金融网络将钱汇到江户，一张汇票就可解决政府的难题，不必搬动沉重的银子。德川幕府当然很高兴这样的简单操作，并且很大方地提出了60天的汇票期限。一段时间后，三井的服务令幕府相当满意，将期限进一步延长到150天。[2]。
这下可乐坏了三井。政府将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近乎于免费地交给三井使用如此长的时间，而三井可以用幕府在大阪的税金，来采购自家和为其他商人代购的商品，然后在江户的分店支付银子给幕府金库。其实，从大阪到江户，三井只需要15～20天的时间就可以办好所有商品的采购和运输，等于得到了130天的政府巨额零利息贷款，这钱正可用于短期放贷，获取暴利。
三井的远程汇兑业务与山西票号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金融汇兑网络规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却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识可能比中国人更先进。
更为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对三井的信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列强打开日本国门后，幕府规定，外国银行的所有本地业务，必须通过三井家族，这样就使得外国银行无法直接与日本商人接触。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广州十三行的角色，而且三井一家独揽了对外国的一切贸易金融的接口，从而使三井家族的金融与商业网络在日本一家独大。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到明治天皇时，三井庞大的金融帝国，早已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关键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临德川幕府的反扑和各地骚乱不断的危难之时，三井临危受命，为政府紧急筹集300万两白银的国债，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行的第一次国债，其规模之大、筹集时间之急迫，在日本历史上闻所未闻。三井金融帝国立刻紧急动员起来，所有金融网络一起高速运转。他们放出大量国债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必须熟练掌握标准化的4分钟演讲推销技能，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商人、银行家和家庭主妇之间奔走，以天皇危难国家兴亡的激情震撼了社会各界，销售最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00万两白银的天量国债数额，被380万两超额认购。[3]。
三井拯救了明治新政权！从三井金融帝国奔涌而出的海量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最渴求粮饷的前线军营。
非常巧合的是，三井向明治天皇表忠心的一箱箱军饷，正被一位年轻的官员护送到前线。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开国金融元勋」。
井上馨从小心怀大志，在西方列强危于外、幕府藩镇乱于内，国家存亡面临重大危机之时，井上馨暗暗立下决心，一定要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的海军为什么如此船坚炮利，西方国家的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繁荣。不过，当时日本采取的是严厉的锁国政策，私自离开日本到国外留学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决心十分坚定，死亡的危险不足以令其却步。他秘密联系同是长州藩的老乡伊藤博文，两人志同道合，决心一起偷渡去英国留学考察。
两人商量得热火朝天，就在准备动身之时，突然意识到身上都没有钱，也不知道在英国待上几年到底要花多少银子。于是他们跑到英国的领事馆打听，领事还从未碰上这等稀奇事，一番打听之后告诉他们，每人每年需要1000两银子，对于任何武士家庭，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两人顿时傻了眼。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他们开始到处找钱拉赞助。最后，还是长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动，把在美国购买武器的余款汇到英国领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个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国领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几百艘外国蒸汽轮船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开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不过，他并没有深想，如果外国轮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鸦片，装上的是满载的丝茶金银，那中国的经济究竟会怎样？
在上海接待他们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凯斯威克。他问井上馨等人去英国打算学什么，结果井上馨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会英语。井上馨只会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还发错了音。凯斯威克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连猜带蒙地以为他们要当水手学习航海，结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们一起烧锅炉、做杂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买了船票的客人为什么还需要干杂活儿，顿感无比郁闷。既然英国人就是这样的传统，井上馨等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海上的狂风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严重晕船，这两位一边呕吐，一边还在激烈地争论日本的未来。[4]。
船终于到了英国，他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强大，拼命地学习英语和专业航海知识。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进文明，通通塞进自己的大脑。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国的报纸上看到，日本长州藩肆意封锁海峡，炮击外国轮船，西方列强已准备组建联合舰队去惩罚当地的“野蛮人”。井上馨大惊，因为他知道西方的强大武力绝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挡，所以立刻决定和伊藤博文启程回国，争取赶在列强军舰打到长州藩之前，去劝说当地大名罢兵休战。
两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险，赶回日本面见英国总领事。此时，战争即将爆发。井上馨已经可以用英文表达他的建议——他愿去劝说长州藩停止战争，英国领事同意给他们几天时间去和谈。在见到长州藩的大名后，井上馨力陈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长州藩开战必败。无奈此时当地的武士阶层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已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虽败亦战。井上馨二人只好回去向英国方面报告结果。当英国总领事问井上馨是否仍然愿意回到英国继续学习时，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先生！如果开战，我们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们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刚烈决绝，令英国总领事耸然动容。[5]。
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极其普遍，所以并没有洋买办滋生的土壤。后来掌管日本帝国财政金融大权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国金融资本哪里收买得动！
战争的惨烈使得西方列强认识到直接征服日本代价太高，而在远东的兵力远远不敷使用。而井上馨与伊藤博文却因与列强谈判，被当地武士误认为是奸细，二人都被刺杀，几乎丧命。日本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绪，确实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对的重大难题。这些“野蛮人”，既无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难以找到一批能成气候的洋买办来间接实施殖民统治。
后来，井上馨成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国九元老之一，号称“三井的大掌柜”。伊藤博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本铁血首相，宪法的缔造者，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在他的任内发动的。
王政复古后，长州藩由于倒幕功劳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势力范围。在长州藩中，又属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远见卓识，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为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执掌日本财政金融实权，而伊藤博文则去了外国事务局，后来从外交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帝国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柜」。
井上馨走马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确立货币本位，这正是金融高边疆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见井上馨的眼光相当了得，一眼就看出了财政金融问题的要害。
他面临的现实困境就是货币混乱。自德川幕府以来，日本的货币就在不断贬值，货币本位极不稳定。到1869年，日本市场上共有11种金币流通，占金属货币流通量的54％，7种银币占42％，另外还有6种铜钱，各自藩镇还发行了五花八门的纸币，简直就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6]。
当时，主管日本财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个新政府的主要头脑们，基本都没有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知识。一开始，大伙儿都认为应该实行银本位，本来银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货币。因此政府在1868年2月，宣布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银元为支付手段。但此时远在美国考察银行制度的伊藤博文发来信件，认为应该采用金本位：“奥地利、荷兰和其他一些仍在实行银本位的国家，可能是由于转换旧货币体制的难度太大。如果他们能够重新选择货币本位的话，毫无疑问，他们都会选择金本位。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跟随西方的主流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银仍然可以作为辅币进行补充。”[7]。
大家本来对这个问题就稀里糊涂，既然伊藤博文正在美国考察银行业，势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大伙儿很容易就统一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时进行了“废两改元”，以后的日本货币被称为日元。这比中国早了70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当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国考察银行体系，可见日本对金融问题的高度敏感，远非大清帝国所能比拟。其实，伊藤博文也并不精通金融事务，他只是在美国实地了解了一些当地银行业的基本框架，根本来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国的国家银行体系在日本进行复制，结果是轰轰烈烈的国家银行运动所创造出的153家银行，到19世纪末全部改制为普通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
但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确判断力不俗。日本在不经意之间，站到了大英帝国的一边，属于站对了立场。不过由于日本当时黄金稀缺，白银仍是主要流通货币，真正实现金本位被推迟到1897年。当大清甲午战败的2.3亿两白银赔款，从英格兰银行以英镑的形式，付给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伦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国战争借款和军火购买之后，剩余的钱分别购买了英国国债和陆续换成黄金，分批运回日本，成为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财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没钱，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双方关系很快打得火热。由于三井为新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论功行赏也要大大褒奖，更何况以后要求三井的地方多了，于是井上馨将经理国库的肥差交给了三井。不过为了以示公平，三井还要与另外两家老钱庄分享这块大蛋糕。
1871年，日本国家造币厂开始铸新币时，三井马上又得到了政府特许代理人的美差，负责将全国流通的所有旧币回收，然后推广新货币。
井上馨毕竟留过洋见过世面，他强烈建议三井家族将传统落伍的钱庄票号，转变为欧美现代银行。当三井反应过来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时，立刻明白了中间的巨大利益。以75％的储备金来发行钞票，多发的部分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三井终于悟出了银行信用货币可以放大的秘密。这样的好事岂能放过，三井立刻向政府申请150万～200万日元钞票的发行权，而且要具备国家法币的效力。三井梦想着成为“日本的英格兰银行”！
1871年7月，三井递上开办银行的牌照申请。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银行牌照申请。8月，财政部的批文就下来了，其中还包括井上馨提交内阁批准的时间，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在美国已经印好的钞票将立刻转交三井，由三井直接发行，连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在狂喜之中，不好的消息却传来了。由于伊藤博文的建议，政府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学美国建立国家银行体系。所谓国家银行并非官办银行，而是具有发钞权力的股份制银行。但是，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银行体制，对和别人合作没有太大兴趣。井上馨为了补偿三井，将680万日元的财政券和250万殖民券的发行生意，交由三井来做。这两种政府券都是号称可兑换金币的钞票，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而无法兑现。三井虽然也赚了不少，但仍然对能够发钞票的银行这一巨大的诱惑朝思暮想。[8]。
在井上馨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三井不情愿地同意与两家老钱庄合资，建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主要负责经理国库。这可是笔巨大的买卖，所有国家财政收入都要经过它的手，相当于得到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沉淀，放贷也好，投资也罢，三井的资金实力变得超级雄厚。美中不足的是，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要和别人分享。
消灭对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日本财政部“突然”意识到，国家的钱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国立银行不一定靠谱，准备搞一次突击检查，看看这三家主要股东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本。由于井上馨的通风报信，三井提前做好了资金准备，而另外两家则立刻露出了马脚。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被政府强制关了门。
在井上馨的帮助下，三井终于独霸了第一国立银行的国库经理大权。
难怪在日本政坛上，井上馨的外号就是“三井的大掌柜”。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边疆」。
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明治天皇虽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们虽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全国仍然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同时，要想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封建割据无疑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但是，如何削藩呢？历史上由此引发的战乱数不胜数。
明治寡头们最终商量出“废藩置县”的办法，有点像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层全部养起来。诸侯们一算账，非常合算。以前，他们每年的名义收入为10万石大米，约合6.4万英镑，废藩置县之后，政府每年给他们5万石的俸禄。这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诸侯们的收入并不稳定，粮食收成听天由命，再发生战争暴动，还要出钱出人镇压，说不定还赔钱呢。同时，他们还不用再负担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阶层的生计，由国家将这些人供养起来，自己乐得一身轻。所以，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一位英国记者不由感叹，欧洲花了几百年才废除的封建领主制度，日本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
其实情况远非这么乐观，藩镇是废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彻底消灭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层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明治寡头们刚上台时，内乱外患都需要钱来搞定，新政府又没钱，财政税收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通过印钞票来应急。这一点与美国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国时，狂印殖民地纸币如出一辙。
从1868年开始，新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共发行了4800万日元的纸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维持政府运转，1270万日元借给了支持新政府的诸侯们，剩下的近1000万日元用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也包括银行业。从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种纸币，一种是内务部发行的价值750万的辅币来支持政府券，第二种是财政部发的680万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补财政赤字，第三种是用于安置下岗武士阶层并帮助他们去北海道再就业的250万日元“下岗安置券”。[9]如此规模地狂印货币，加上假币泛滥，日本社会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状态，政府纸币信用急剧下降，政权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钱，狂印货币只是应急之道，长远之计是必须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开始了地租货币化的改革。当时日本的各类税务都是实物缴纳，农民还要承担徭役。这正是中国300年前，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已解决的问题。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稳定收入。
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后，诸侯武士们的俸禄又成了明治寡头们非常闹心的事。大佬们反复磋商，最后想出一招名叫“金禄公债”的法子。政府与其每年拿出巨额现金给诸侯武士们发俸禄，不如一次性将他们未来的俸禄买断，如同“买断工龄”一样，但并不是付现金，而是支付金禄公债。俸禄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总收入，利息为5％；俸禄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总收入，利息更高些。未来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财政负担大幅减轻。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这一手，远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时，逼着八旗子弟们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时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实让人吃惊。
这样，大笔资金可以腾出来去发展实业，用实业的投资回报来支付金禄公债的本息。从此，这200万人就被政府彻底推向了市场。
1876年8月，政府开始发行金禄公债，其总额高达1.74亿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货币流通总量才1.12亿日元！同时，政府修改了国家银行法，允许金禄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来的诸侯们，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几百万债券拿去入股银行。可见，当年日本诸侯们的金融智商也相当了得，他们早已懂得入股商业银行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国立银行的股东几乎全是这些暴发户，他们成功地将俸禄收入转化为了金融资本，又将这些资本投入最兴旺的工业项目，从而获得了巨大回报，成为未来的新贵族。金禄公债发行后的三年内，日本国立银行数量暴涨到153家。而中下层武士除了打架别无所长，他们在商场上根本斗不过商人，结果金禄公债被大量骗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数人取得了成功，绝大部分沦入贫苦阶层。
随着这些国家重大政策的推进，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请银行牌照的进度。尽管先前被政府拒绝，但三井并未放弃。当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时，三井的银行牌照申请立刻被批准了。但加上了一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银行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发钞票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三井银行脱胎于传统的钱庄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属31家分支机构原属于三井的服装连锁店，现在正式脱离原来的生意，专门从事金融业务，三井银行立刻拥有了一张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网络。老主顾们纷纷成为三井银行的客户。开业当年的存款总量就高达1137万日元，还有228万美元存款。政府的废藩置县、地租货币化和金禄公债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进了三井银行。[10]。
如此一来，三井银行相当于获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无利息、无抵押的资金沉淀。以这样雄厚的财力，三井开始大举投资实业，在铁路、纺织、制纸、海运、煤矿等行业，形成了一个以金融为核心，以各类实业为骨干，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级财阀。
1882年，在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的策划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与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应的股权，三井家族作为主要发起股东，派出代表进入中央银行董事会参与决策。[11]尽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阀稀释了一些三井的权力，但在日本金融业，尚无人能与三井处于同等级别。
随后，日本银行作为日本唯一的法定发钞银行，逐渐收回了153家国立银行的发钞权，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战略制高点。
日本银行另外一个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国优先发展的工业大量融资。日本银行开设特殊的贴现窗口，对重点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进行抵押融资，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想象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企业的债务和股票货币化，由全社会共同分摊重点企业的发展费用。这一点也为日本工业的腾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日本银行的调动下，全国的金融资源被有效地整合起来，整个银行系统全力扩张信贷，大规模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工业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没有进行大规模外债融资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外债的压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险趋势。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于本国的金融资源整合与调动，更重要的是，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
在日本银行的监护下，日本的金融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至1901年，日本各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已高达数千家，仅商业银行就有1867家，金融网络遍及日本城市与乡村。在之后的10年中，银行体系对工商业的信贷规模翻了3倍，总存款规模翻了4倍，日本的铁路、航运、矿山、纺织、军工、机械制造、农业、贸易等行业，在巨额资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明治维新为什么没有向外国“招商引资”」。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将金禄公债作为银行的核心资本金，说明日本对现代金融本质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请注意，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并未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外债，因为日本已经彻底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现代银行与信用货币机制下，法定货币永远不会稀缺，货币能够被自己的银行系统创造出来。如果是这样，根本就不需要外国资本进入日本的银行体系。日本需要国际硬通货的唯一目的，就是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日本没有的资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来不搞“招商引资”。日本只需要外国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儿日本自己练得比外国更高明。硬通货可以由日本的生丝、茶叶和瓷器出口而获得。外国资金？对不起，不需要！因为日本自己可以创造货币！外国洋行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帮助日本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和购买日本需要的东西。国内贸易则由日本自己的商号共同分享。
对西方的技术消化乃是日本的绝活儿。把各种东西精雕细琢，做到极致，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日本的绝技。当俄国舰队到达日本时，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参观，俄国人给日本人展示了一个蒸汽火车的玩具模型。当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着烟的小火车在轨道上跑起来时，当场被全部雷倒。一伙儿人从此茶饭不思，仔细研究火车能动起来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车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国人做得更加精致。
现代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乃是一个高倍杠杆的金融制度。一块钱的准备金能够创造10块钱的放大效应。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个银行体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杠杆来大规模创造货币。如此规模的货币创造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业的跃进，不过这也埋下了通货膨胀的隐患。
日本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发生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日本国内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统，工业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债不会破坏日本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性。而战争外债相当于风险投资，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大战中，都获得了巨大利益，无非是与列强分利润罢了。
在日本本国金融实力迅速扩张时，原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国银行的影响力却在大幅减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的总和。直到1897年，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资本金才1.33亿日元，可见外国银行实力之强大。
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汇丰利用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所获的巨大利润，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大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竞争对手凶悍地竞争和围堵之外，日本缺少洋买办阶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国银行的业务，想在日本市场上开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开向所有员工发誓，必将外国轮船公司从日本的航运市场中赶尽杀绝。在政府和金融两大势力集团的帮助下，三菱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以长州、萨摩藩武士贵族为核心所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与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权，在对待西方列强上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财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权力之所在，众多财政金融官员都是长州和萨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这些人将金融视作武士搏杀的角斗场。外国银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这帮金融武士们。
当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国的金融体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的命运。尽管在剧烈的工业化过程中，金融的混乱曾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紧缩，但就整体而言，日本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一个濒临殖民地险境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其金融高边疆的稳固立下了头功！
紧接着，日本开始对汇丰银行仍占优势的国际贸易和汇兑业务展开猛烈进攻。
「日元信用保卫战」。
日本财政部长大隈重信建立横滨正金银行是为了挽救快速贬值的纸币信用。在他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之下，信贷扩张迅猛，经济发展过热，结果导致纸币对银币的大幅贬值。货币信用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难以控制，经济一片混乱。万般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国举债5000万日元，用外国的银币来回收过多发行的纸币。结果，他的提案被暴风骤雨般的骂声所淹没。
明治寡头们很多都到过国外，也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亲眼目睹了外国债务是如何将这些国家逐步控制，最终使其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头们指出，搞明治维新，不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吗？在工业化基础尚未完成，还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向外国举债只能抵押关税和政府其他收入，从而丧失财政税收主权，这不就重蹈中国的覆辙了吗？
无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纯粹的“金银金属银行”，地方定在横滨这个日本的商业中心。因为是纯粹真金白银的业务，故而叫横滨正金银行。它不能发行钞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纸币）驱除的“良币”（金银），从被储藏的状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会上流通。可是，纸币贬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纸币贬值到银币的45％，日本的金银币仿佛一夜之间从各个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银行因为找不到“正经”的金银币而陷入瘫痪。纸币贬值断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12]。
接下这个烂摊子的就是力主通缩的松方正义，他早就对大隈重信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极其不满。松方正义上任的头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纸币信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用真金白银，去换回老百姓手中过量发行的纸币，有多少换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库存的金银“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兑换为止。当时日本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是1.53亿日元，而金银准备金只有870万日元，仅占货币流动总量的5.7％。这可是一场信心的大血拼，仅有信心还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银。
松方正义早已成竹在胸，他与横滨正金银行反复讨论出一个方案，既可以解银行经营上的困局，也能一举扭转纸币贬值的困境，更能在对外贸易领域重新夺回被外国洋行把持的定价权。
松方正义下令财政部，立刻为横滨正金银行准备300万日元的资金用于外汇交易。这笔钱将用来支持日本的出口贸易，用出口创汇来解决国内金银不足的问题。松方正义的思路与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国内金银不足而纸币严重超发，只从国内找金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到全世界去找金银，用外面流入的金银来稳定纸币。
此时的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与中国比较类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其中，生丝业一直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行业，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30％左右。由于外国洋行在外国银行的扶持下，完全垄断了商品定价权，日本生丝和茶叶经常以跳楼大甩卖的价格，被迫卖给洋行。日本财政部对此早就怒火中烧，但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横滨正金银行在松方正义的授意下开始悄悄行动的时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开始囤积生丝，准备和洋行叫板的当口。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商人也缺钱，外国洋行支付的是商业汇票，要等6个月才能到期，然后才能到外国银行取款。如果急需资金周转，就必须拿到外国银行进行贴现，但贴现率可能高达20％，等于损失了20％的贸易利润！如果不愿损失，就只有等待。但是，丝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时间长了会变质。因此，资金短缺导致收购丝茶的速度缓慢，而丝农茶农等不起，就只有贱价出售。洋行则大获暴利。
横滨正金银行的出现立刻打破了洋行对贸易的定价权。当洋行和商人们谈好合约，开出商业汇票时，正金银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们马上支付日元现钞买入汇票，折扣十分优惠。而这些日元现钞，正是松方正义授权财政部以极低的利息借给正金银行的专项资金。这样，商人们无需再等待商业汇票漫长的到期时间，也不用拿汇票去外国银行做十分吃亏的贴现。现在，由正金银行持有汇票到期，承担全部风险。汇票到期后，外国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银币的形式直接流入财政部在正金银行的账户。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正金银行从财政部廉价借出日元纸币，再用纸币打折收购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国汇票，持有汇票到期后，外国金银币付款到正金银行，再由正金银行流入财政部，正金银行从政府借钱与给外国汇票打折的息差中获取利润。此时，财政部获得了大量金银币用来回收日元纸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获得的资金，再去收购丝茶，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收购量大增，丝农茶农获益。商人在与洋行谈判时赢得了更多议价权。同时，横滨正金银行业务有了空前的扩张，开始将分支机构开设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创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银行的横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日本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巩固了明治维新前期的主要经济成果，使得日本夯实了货币扩张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当日本银行建立后，正金银行与日本银行展开密切合作。日本银行向正金银行提供2％的超低息贷款，为正金银行杀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反过来，正金银行为日本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金银币储备，帮助日本银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纸币背后的金银储备，从可怜的870万日元暴涨到4230万日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37％。[14]到1890年前后，日本的纸币终于恢复到与银币相同的价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卫战胜利结束。
西方列强大吃一惊，如此猛烈的通货膨胀竟然能够被彻底制服，如此过量发行的纸币居然能完全不贬值地恢复信用。这表明日本对金融的驾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飞跃式提高。从一个对现代银行为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准备向全球进行金融网络布局的世界级玩家。
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的中国，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翻清朝统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国强兵之梦。
「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有些买办凭藉外国侵略势力与洋务派官僚建立了联系，参加洋务派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买办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形成一种重要的反动社会力量。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官僚集团，日益明显地成为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郭沫若。
在狂飚突进的明治维新横扫日本全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轰轰烈烈地推进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处于几乎一样的地位、面临几乎类似的问题，而最终结果却有天壤之别，明治维新完全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彻底失败。
是日本的初始条件优于中国吗？中国虽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法，割地赔款，但总体损失并未严重动摇国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使得大清帝国元气大伤，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复古伊始，更是王权不稳，300多藩镇割据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货币体系混乱，两者并无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进吗？日本明治维新最终形成的是以长州、萨摩、肥前与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政治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利益相互锁定的官僚财阀资产阶级专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杰”与“九元老”。而大清帝国则是以李鸿章为核心的官僚与盛宣怀、席正甫为代表的洋买办势力集团所形成的官僚买办阶级。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阀与洋买办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阀以国家为自家，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买办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在中国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筹码，必要时，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金融！
鸦片贸易摧毁了清帝国本位货币的稳定；中央银行缺位造成了货币的长期不统一；汇丰控制了中国的银根；外国银行渗透进中国的金融网络；洋买办垄断着金融市场；信用创造的秘密未被中国深刻领悟，导致现代银行业开办过晚；巨额赔款和大借洋债，致使中国海关关税、盐税、厘税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给外国银行，中国财政税收主权丧失殆尽，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对洋债的依赖。
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使得中国政治丧失独立，经济发展资金匮乏，军事国防积贫积弱，科技、教育、文化无米下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这一切，正是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最本质的差别。
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就是这一比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残了汉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汉阳，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是当时整个东半球最强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公司。它的出现在国际上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国际舆论称之为“中国之雄厂”，视其为中国睡狮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了两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大清帝国全年钢产量的90％以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样板工程。
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三部分组成，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完全具备问鼎世界钢铁托拉斯的潜力。如果汉冶萍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飞跃，在铁路、轮船、军工、机械制造、冶金、矿山等一系列重工业领域，带来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由此将彻底改变中国20世纪前期的悲惨命运，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脊梁，缺乏钢铁工业的国家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来的。大清帝国的洋务派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力主开办汉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边疆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汉冶萍公司难逃悲惨的命运。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什么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在经济领域实现崛起的具体办法。这种学习必须要有踏踏实实和认认真真的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国议会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政府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问题展开调研，经过11次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与计划。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15]。
到1896年，汉冶萍共消耗白银568万两，张之洞再也撑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怀来收拾残局了。
当时中国能够有实力吃下汉冶萍的，恐怕就只有掌控着大清帝国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的盛宣怀了。作为洋买办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办企业也很有一套。对汉阳铁厂觊觎已久的盛宣怀，在接到张之洞的力邀之后，提出了反报价，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被迫同意。而铁路融资必然通过外国银行借债，盛宣怀在其中将大有好处。
1896年5月24日，盛宣怀到任。
汉阳铁厂面临最急迫的困难是焦炭，没有燃料就无法生产。为此，必须对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同时还要修筑铁路把煤运出来，这需要白银500万两，改造适应大冶铁矿的高炉，建立轧钢、钢轨、钢板厂等，又用了白银300万两。直到1909年，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此时正赶上中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宝贵时机，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粤汉、京汉等铁路的钢轨都用上了“汉阳造”。当年汉冶萍就实现了盈利。到1912年，汉冶萍的资产有940万两白银，但负债高达2400万两。
显然，汉冶萍需要再融资。就在此时，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盛宣怀在国内局势已经稳定下来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牵头，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举借债1500万日元。与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样，条件非常苛刻，而且变本加厉。提出了贷款时间延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以极低的价格向日本提供矿石和生铁并长期锁定，以及未来贷款只能由日本提供等无理条件。
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日本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将汉冶萍作为日本钢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保证八幡制铁所生产高附加值的钢材。于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生铁产量的54.87％都输往日本。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16]同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又有多少屠杀中国人的枪炮弹药，是出自中国自己的铁矿和生铁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钢铁价格暴涨数倍。由于对日借款将生铁和矿石价格锁定，导致汉冶萍无法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战争期间，售给日本的生铁和矿石相当于给日本无偿贡献了1.15亿银元！足够偿还几遍日本的贷款！尽管如此，战争期间，汉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万两白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重现亏损。
1915年，日本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专门提出汉冶萍问题：“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既然日本贷款的目的如此险恶，难道精明的盛宣怀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但他却帮日本方面积极想办法、出主意。他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自己庞大的家业不被革命党人查抄，为此不惜引狼入室，挟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凯曾想过将汉冶萍收归国有，盛宣怀坚决反对，他迫不及待地密电日方，希望尽快将汉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17]日本很“关心”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后”，恐怕五年以后，“别以取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投进日本人的圈套，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被国民政府收回。
事实表明，一个由官僚买办阶层主导的洋务运动，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钢铁企业需要大规模融资，在丧失金融主权的情况下，只能大举外债，最后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汉冶萍在日本的话，它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的特别贴现窗口进行融资，也可以由财阀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还会用关税的办法，挡住外国钢铁的竞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业，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全力支持。而在中国呢？大清帝国的中央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帮助汉冶萍。当时中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业银行体系处于初创期，资本积累远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场更是投机者的天下，没人会对如此规模的超级重盘股感兴趣。钱庄规模太小难以成事，票号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在恶劣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汉冶萍是难以存活的。
工业是创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门，大规模的银行信用扩张，如果不与最能产生巨大效益的工业相结合，迟早必会爆发通货膨胀。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教训再次说明，金融是国家的核心命脉，失去金融主权，就不可能保住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国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扩张的冲动。而中国的洋务运动貌似热热闹闹，却完全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中国和日本迎头相撞时，洋务运动的“西洋镜”立时碎成了历史的沉渣。
甲午战争，给中国和日本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中国不再是从前心气高傲的天朝上国，而是迅速沦为列强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过去安心孤岛的藩镇小国，胜利的狂欢与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权的野心。
「命运的裂变」。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世界而言是个意外，对中国而言则实属必然。问题并非出在国力悬殊，而是洋务买办派的消极战略。
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日本相比还占有优势。从经济上看，日本明治维新虽然见效很大，但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日元，银行资本9000万日元，进出口额2.6亿日元，财政收入8000万日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他都不如中国。从军事上看，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出于一个岛国的本能，竭尽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到战前，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北洋舰队相当。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还略占优势。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洋务派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下的“劲旅”如果能打胜仗倒是个奇迹。
李鸿章夸耀的号称“世界第八舰队”的北洋水师，排名还在美国、日本之前，甲午战争中，却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自己还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就更可笑了，几十次战役无一胜利，其余可用“望风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战功，后来在朝鲜平壤再度上演胜利大逃亡的绝技，狂奔500里逃回鸭绿江，如果叶志超参加世界马拉松比赛，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选。鸭绿江防线，李鸿章安排了4万“劲旅”，兵力多于日军，但不到3天就全线溃败。日军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劲旅”便弃城逃跑。日军攻大连，主帅赵怀业高举降旗绝尘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此人倒是有心人，家里的金银细软早已提前装船运走，但大炮130多门，炮弹、子弹240万发，全部被日军缴获。日军又攻旅顺，“劲旅”以7万以逸待劳之军，对付2万劳师远征的日军，主帅龚照玛连日军的影子都未见到，就连夜乘船潜逃威海，结果群龙无首，军心瓦解，大清帝国花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旅顺要塞转瞬就被攻克。其状之惨，用李鸿章幕僚的话说就是“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李鸿章打仗不行，谈判却是强项。结果就是，朝鲜进入日本势力范围，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外带2亿两白银赔款的《马关条约》。其后，经过各怀鬼胎的列强的调解，日本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赔款增加了3000万两白银。
当时战败的大清帝国哪有银子还债？国际银行家等的就是这笔外债大单。各国金融秃鹫蜂拥而上，大清帝国立刻被啄得奄奄一息。
清政府借款2亿两白银，举借这样大数目的外债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也曾借过外债，但数目都不算大，支付本息并不十分困难，战前基本都已还清。《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所需举借的外债，将大清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抵押出去，外国垄断资本开始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正是为这些贷款作抵押，清政府被迫让德国租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大连港，英国霸占了威海卫，法国借了广州湾。贷款条件是，不得提前还款，也不得加速还款，贷款担保是清政府几乎全部的关税、盐税和厘税。简单地说，这笔外债就是拿整个大清国的税收作抵押。甲午战败，使得大清帝国彻底破产。
日本突然获得了如此惊人的财富，侵略欲望大涨，开始盯上了俄国。
用大英帝国的眼光看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其实是符合他们在全球的战略布局的，“我们杰出的、精神抖擞的、东方小小的被保护者日本人，决心为我们打败俄国人”。而日本血拼出的是15亿日元的外国债务和庞大的战争消耗，近4倍于甲午战争所得！此时的日本已经疯狂了，不出去掠夺，就无法偿还如此之高的债务。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除了流血的输赢双方之外，更有狂吃外债承销大蛋糕的国际银行家在幕后偷笑。
李鸿章还为国际银行家准备了另外一块更大的蛋糕，这就是中国的铁路网融资。大清帝国可能没有想到，正是铁路风潮葬送了自己的统治。
铁路当然是个好东西，关键是谁来控制。
用明治寡头的话说就是，他们亲眼看到在印度，大英帝国的铁路修到哪里，哪里就沦为悲惨的殖民地。大清帝国早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拿出银子来修建全国的铁路网，而国际银行家已经急不可耐了。
第一笔铁路贷款归于汇丰和怡和洋行，这是天津到奉天和牛庄的线路，担保就是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全部铁路资产。换句话说，如果贷款还不上，英国可要租用北京了。所有铁轨、车皮、火车头等业务都归了怡和。做鸦片勾当起家的怡和，终于进行了产业升级，居然做起了体面的买卖。
第二笔铁路生意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线。长江流域本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但是俄国人不满英国山海关的铁路威胁到他们的码头，跳出来搅场子。结果是俄国扫兴而去。如此一来，汇丰和怡和在沪宁线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垄断了铁路运输，他们可以任意制定费率而不必担心竞争，因为贷款条件中禁止在同一地区再修铁路。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接管了南满铁路系统，但无钱维护修理，日本实在欠了太多的钱。横滨正金银行只能求助于汇丰，正金银行可以独步日本，但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小弟。
一条条铁路被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仿佛一根根锁链牢牢地绑在大清帝国的身上。
终于，这个曾经辉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躯体上面满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相互厮打，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尸肉，它们满足后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
「参考文献」。
[1]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42。
[2] 出处同上，p87。
[3] 出处同上，p148。
[4] 出处同上，p155-156。
[5] 出处同上，p160。
[6]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3。
[7] 出处同上，p24。
[8]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68-169。
[9]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4。
[10]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183。
[11] Mitsui：Three Centuries of Japanese Business，John G. Roberts，Art Media Resources，1989，p126。
[12]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6-48。
[13] 出处同上，p58-60。
[14] 出处同上，p61。
[15]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汪熙。
[16] 出处同上。
[17] 出处同上。
第三章 “四一二”政变：蒋介石的“投名状”。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蒋介石的“再融资”。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本章导读」。
为什么苏联会花3000万金卢布支持北伐战争？为什么蒋介石会反共？为什么会有“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抱上了谁的大腿？为什么“宁汉”会“合流”？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会下野？为什么蒋介石能够复出？
革命与战争都是有组织的暴力，而大规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规模的融资。金钱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哪些人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力？这些人又代表着谁的意志？
当我们沿着金钱的意志、金钱的流向和金钱的效果，去观察国共合作、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以及风云突变的“四一二”政变时，一条金钱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蒋介石，正是在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厌恶和敌视的西方列强与买办阶层的怀抱。
为此，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呈上他归顺的“投名状”：“四一二”政变。
“宁汉合流”也好，蒋介石下野也罢，乃至他的复出，都在诠释一股被忽视的巨大力量，这就是金钱的意志！
「进军沪宁，蒋介石的犹豫」。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
“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
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3000万金卢布打造的北伐战争」。
1920年2月的海参崴，一个月黑风高的寒夜，一辆辆由士兵押送的马车满载木箱，驶进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的大院。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将卸下来的木箱吃力地搬进银行的金库，分行经理伍德随即带着两名助手打开了第一个箱子清点货物。伍德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全是码放整齐的金砖，在黑暗中依然闪烁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们伸手进去，借着蜡烛的一点昏暗的亮光，仔细摸索着金块，清点数量。“地板上堆满了箱子。我们踩着箱子走动，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火漆，打开每只箱子，检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后送去装船。”[2]。
这批金子原本是属于沙皇的，两年前还静静地躺在沙皇俄国中央银行的国库里，现在却作为战利品进了汇丰的金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俄国十月革命后，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沙皇军队，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率领下向莫斯科进军，旋风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银行国库所在地喀山，夺取了价值8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之后却兵败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挟着这批黄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逃窜。时值冬季，西伯利亚的严寒彻底摧毁了这支败军的士气，刚跑到伊尔库茨克就哗变了。为了活命，哗变士兵跟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他们将高尔察克和那批黄金交给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则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让他们回家。这些哗变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欧洲雇佣兵，他们要从海参崴坐船回欧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黄金卖给了汇丰银行海参崴分行。
本来穷得叮当乱响的苏俄政府，拿到了这笔沙俄留下的黄金储备，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当时的1英镑约合10两银子，沙俄国库压箱底的那批黄金被欧洲雇佣兵倒卖了一部分给汇丰银行，剩下还有大约价值5000万英镑的黄金落到了苏俄政府手里，这可是一笔价值5亿两白银的巨款！当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了2.3亿两白银，在英国换成黄金后，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体系。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里也不乏金融货币的高手，就用这笔黄金做储备进行卢布的币制改革，实行了金本位。于是本来已经被战争摧毁的俄国经济逐渐稳定下来，重新步入正轨。[3]。
站稳脚跟的苏俄政府，刚刚缓过气来，心有余悸地四下张望，发现处境实在不妙。西方是资本主义列强一统天下，东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强随时可以沿着俄国漫长边境线的任何一点发动突击，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种局面下，韬光养晦是没用的，只有以攻为守，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缓冲地带。而中国与苏俄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何不让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为跳板攻击苏俄柔软的下腹部，就成了苏俄人关注的战略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两个基本战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独立或者自治，建立亲苏政权，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地带；第二，维持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独占权益。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越飞一到任，马上与坐镇北京的吴佩孚谈合作，但是有英美撑腰的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谈不上出让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了。在北京活动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这条线之外，别无成绩。就在越飞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广州政府的孙中山主动找上门来。
要生存，要革命，要统一全国，就要有钱，就要“拉风投”。英国人并不看好孙中山，辛亥革命刚胜利时就把宝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美国的摩根财团派人谈过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问，如何才能在中国“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孙中山激动地说道：“南北之间实现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只要给我2500万美元，我就可以装备几个军团，那样我们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摇头，连一块稳固的地盘都没有，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一张嘴就是2500万美金，可能吗？
这时候，苏联代表越飞出使中国了。一个急需资金，一个急找“项目”，于是两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要点如下：
·中国东北铁路暂时只能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
·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不是急于搞共产主义；
·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6]当然，由于苏联的经济刚刚稳定，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200万金卢布纯属空手套白狼。原来越飞跟孙中山签好合同后，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签了渔业合作协议，日本渔民可以去苏联滨海地区捕鱼，条件是要给苏联人交纳一大笔保护费，苏联人就是用这笔钱完成了中国项目的一期融资[7]。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8]。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追述，军校开办前，孙中山批了300支广东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不只是黄埔军校，192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9]。
在北方，苏联顾问还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苏联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金卢布的武器和弹药。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金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10]。
这样，苏联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的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宁汉合流”后逃亡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道：“苏联用了3000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蒋介石，确实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背弃苏联，就会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军事装备补给；但如果听命于鲍罗廷，前去武汉，又将葬送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生命。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有拖延时间，耐心与各路风投接洽。经过多方活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给他提供了100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则贷款200万银元，然而这些钱却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要想做成大项目，只有拉到金额庞大而且稳定的风险投资。于是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1]。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人从上海赶到蒋介石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当副官通报此人的姓名后，蒋介石顿时大喜，一扫脸上多日的愁云，亲自赶到辕门迎接。
来人正是虞洽卿。
「蒋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滩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国金融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当年蒋介石落魄上海滩的时候，就在这位虞老爷子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炒过股票、期货。被打爆仓后又是虞老爷子出面摆平，还将蒋介石介绍给了杜月笙和黄金荣两位上海黑社会大佬。蒋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浅。
虞洽卿也没拿自己当外人，一进会客厅，简单寒暄两句，就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抛出两个关键问题：“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们怎么办？”。
蒋介石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
蒋介石叹道：“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老爷子一听，点点头，心里有了底，进一步试探：“那我回去，怎么帮你？”。
蒋介石猛地一挥手：“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黄先生（黄金荣）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点点头：“这个没问题。我能干什么？”。
蒋介石一听，心中一动，俯身上前，盯着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说道：“钱，帮我筹钱，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钱的。”
这显然是一笔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强、扶助农工，可蒋介石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原则了，在权力与原则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事实上，早在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就曾针对中国北伐战争的对策问题组织过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计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联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设性”。[12]。
不怀柔的办法以前也用过。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国民党内部军阀陈炯明起兵反叛国民政府。结果，陈炯明叛乱被镇压，用金卢布武装起来的北伐军，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国际银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军阀。这些北洋军阀垮得速度之快，让他们的后台老板们瞠目结舌、手忙脚乱。摆在帝国主义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
这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就成为可以培养的上佳人选。然而，中国政局实在太过扑朔迷离，一向对投资方向判断准确的伦敦金融城和美国华尔街，这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这个蒋介石到底靠不靠谱呢？万一这位仁兄拿了钱不办事或者办事不力怎么办？为了摸蒋介石的底，美国政府甚至派专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13]。
但只是侧面调查显然还远远不够，必须当面锣对面鼓地谈清楚心里才有底。于是才有了大买办虞洽卿跑到南昌亲自“面试”蒋介石。在初步摸到蒋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复试”蒋介石。这一次达成了秘密协议：蒋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获得贷款6000万大洋，条件是蒋介石要纳出“投名状”——动刀子反共。[14]。
6000万大洋的诱惑！
当时，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个大洋！苏联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间给国民党投了3000万金卢布，约合2700万大洋，就几乎打赢了北伐战争。
这可是6000万大洋啊。没说的，干！蒋介石要对共产党动刀子了。
苏联三年的心血，3000万金卢布的投资，在虞洽卿与蒋介石的两次会面下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因为虞洽卿个人的能量有多么了不得，更不是因为虞洽卿与蒋介石的私交有多么深厚，而是因为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势力，比苏联更有钱，比蒋介石更怕共产党。
蒋介石终于抱上了一条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与蒋介石：不得不说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兰银行的买办，同时还经营着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连黄金荣、杜月笙都要尊他一声前辈，就连租界里的洋人都让他三分。
荷兰银行在国际银行家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创办人是老牌犹太银行家族孟德辉家族。孟德辉、沙逊和罗斯柴尔德同属于塞法迪犹太人。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兴起反犹浪潮，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德意志从事老本行，后来成为德意志王室的宫廷银行家；沙逊则去了中东地区，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辉家族则逃往荷兰，发起创建了荷兰银行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孟德辉又进军伦敦金融城，参与创建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女王最喜欢的犹太人”，成为英国王室最信赖的宫廷银行家。1812年，孟德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盘股票投资，两家结成血浓于水的同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家在欧洲大陆的全部投资，都由孟家的荷兰银行代为打理。直到今天，罗家在中国香港的办事处仍以“荷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为这样一个银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以致对中国风俗一无所知的荷兰女王为了表彰其功绩，特地御赐王室座钟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拥有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这支商团武装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还为随后成立的同盟会沪军都督府垫银180万两，筹措款项共计300万两之巨。
1916年底，颇具经济头脑的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与虞洽卿等人商议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提出申请。然而北洋军阀对“孙大炮”心有余悸，神经过敏，以致“逢孙必反”，拒绝批准，再加上当时的经济不景气，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后来，将此事接着往下推进的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进行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攻打清军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时，蒋介石跟陈其美一同扛过枪，是战场上共同拼杀出来的过命的交情，后来两人成了磕头的把兄弟。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头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后，陈其美出任上海督军。虞洽卿在陈其美那里担任财政顾问，为维持其运作，筹措过大笔粮饷。蒋介石由于跟陈其美的特殊关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热。后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介石顿时失去了靠山。
孙中山用证券交易所来筹集革命经费的思路还是很有见地的，革命与战争都需要用钱，而且需要很多钱。当蒋介石接受组织委任继续推进交易所时，顿时觉得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他先与上海督军府的故交戴季陶、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江浙财阀张静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进行具体组织谋划工作。然后拉虞洽卿来发动上海商界向北京农商部提出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理事长为虞洽卿，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当日上海《申报》登出一条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54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
这家54号经纪人营业所，就是由蒋介石组建的“恒泰号”，具体买卖业务则交由陈果夫操办。“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后来蒋介石投机生意失败，被人上门逼债，还是虞洽卿将其介绍给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拜入黄金荣的门下，由黄金荣出面才清理了债务，并出资供其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美大使立刻向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热忱欢迎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15]。
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美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部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同时，老谋深算的国际银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出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粗暴地直接出面干涉，实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权力当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纳税。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子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部局里根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们在大华饭店聚餐。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部局的美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
在餐会做主题演讲的工部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入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紧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交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变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
「蒋介石的“再融资”」。
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8万银元起家，到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8成，其中，中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璈。张嘉璈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8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璈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璈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璈，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背后的“资本重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22]。
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翻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24]。
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即“五月指示”）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
·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
·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
·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
·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财阀董事会炒掉了胡闹的CEO」。
对于江浙财阀而言，蒋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难看。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并不轻松，清洗掉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只是正餐开始前的“开胃甜点”。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既要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又要对付武汉国民政府，还要提防北面的北洋军阀，方方面面，哪一样少了钱都不行。
然而江浙财阀作为资本家是要算投资收益的。前期融资那是共产党来势凶猛给逼的，不出点血大家都得玩儿完。现在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胃口却越来越大，这就超出了财阀们的预算，大家都开始从挺蒋的位置上往后缩。
江浙财阀这一缩不要紧，蒋介石立刻就翻了白眼，这不是卡我的脖子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不行就得来硬的。于是蒋介石把对付共产党和工会的那一套拿出来对付资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这个颜料商答应向国家“捐献”20万银元以后，他的儿子就在5月19日获得释放。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军阀”的罪名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给蒋政权后，这个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架，绑匪要求他给党国事业“捐款”50万银元。蒋介石采用这种“绑票”和“绑票预期”相结合的手段，向资本家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驻沪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25]。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据估计，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资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6]。
蒋介石这套打法跟希特勒后来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几年后，希特勒也是拿着华尔街的“风投”上了“创业板”。一统德意志江山后，转过头来就发动对英法的战争，狠咬了国际银行家们一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居然还坐过盖世太保的黑牢。对于蒋介石和希特勒这种政治强人来说，巩固权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则，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人阶级，只要能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们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势变化，翻脸比翻书都快。
上海滩的大亨们真的很生气，后果真的很严重。大亨们认为，蒋介石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如此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出牌，以后真成了气候那还了得！
这种危险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迟迟不动手，完全是因为上海滩的大门之外还有一个亲共的武汉政府，外部压力还未彻底解除，对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卫在武汉也对共产党动了刀子，那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于是，蒋介石下台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这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蒋介石的专横跋扈为他自己树立了过多的政敌，而他本人却全然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正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蒋介石的军队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打得大败，连华东重镇徐州都丢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机开始逼宫，谈判合并事宜的武汉汪精卫当局，也一再坚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本人必须下台，国民党内的广东元老系和拥护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太子派”也联合起来逼蒋下野。而且尽管在上海进行黑帮式勒索性的筹款，但由于军费开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蒋介石当了家才知道柴米贵，一时又没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只能望着烂摊子束手无策。
蒋介石此时方才明白，统治一个国家与推翻一个政权是有区别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玩流氓手段了。
蒋介石毕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与其这样硬扛着，不如急流勇退，把别人架到前台的火炉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来接盘。
于是，1927年8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他要辞去总司令之职，并把南京防务交给其他将领，随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紧接着，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往南京，汪精卫也在9月初抵达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
「蒋介石终于上了“创业板”」。
看到胜利果实就这么被人窃取，蒋介石品味着苦涩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就一定要争取到控制着中国金融力量的江浙财阀的金钱支持。虽然汪精卫、李宗仁之辈，暂时得逞一时，然而，他确信，只有自己才有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手腕，江浙财阀早晚会认清到底谁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真命天子”。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同，想办法重新申请“IPO”。
争取江浙财阀支持的关键是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令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蒋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把自己跟江浙财阀用姻亲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他要发动一场攻势，一场赢取美人芳心的攻势，这场攻势的战略价值将不亚于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
他的目标就是宋美龄。
当时，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疗养，为了追求宋美龄，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让他同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中山（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霭龄）都有了姻亲关系。而宋家与江浙财阀和代表国际银行家在华利益的中国大买办阶级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上海大买办家族、洞庭山帮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他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财阀大银行家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国资本的中国买办发家的。宋氏家族开创人宋嘉树从小在美国长大，受过完整的美国教会教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宋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毕业于美国大学，宋子文本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即在华尔街商业银行打过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国受过教育，还曾经是美孚石油公司华北区的总代理。这一家人货真价实地与美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这桩政治婚姻的通栏大标题说得准确，“蒋宋联姻，‘中美’合作”（蒋中正、宋美龄）。
这是中国买办财团与军事独裁者的完美结合。
正当蒋介石忙着注入“新资产”之时，“宁汉合流”后的新国民政府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国民党内“太子派”首领孙科，并没有蒋介石的筹款能力，蒋介石在位的时候，每月的预算为2000万银元，而孙科完全无法筹集到这个数字。直到1927年10月，他只筹到800万银元，政府运转陷入瘫痪，军队领不到军饷而拒不领命。情急之下，孙科也有样学样，他在10月1日再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金额比蒋介石的3000万银元还多1000万，达到4000万银元之巨！
为了发动江浙财阀认购其公债，孙科还召集虞洽卿等财界头面人物开会，动员大家认购，结果反应平淡。上海钱庄从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给蒋介石贷款560万银元，但是，当孙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钱庄认购50万银元二五附税国库券时，只募得34万银元[27]。
没有江浙财阀的支持，新政府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
此时的江浙财阀，已经对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这批人的执行力相当失望，靠这批人能打得过北方的军阀吗？大佬们开始观望，也许与他们变成了“一家人”的蒋介石更能胜任一统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就跟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为了权力斗争爆发了内战，虽然桂系军队打败了唐生智，但是双方损失极大，实际上已无力再战。
这时，国民党内的亲蒋力量趁机要求蒋介石重新执政以收拾残局，江浙财阀已将蒋介石视为圈内人，再加上他们也自信通过上一次的“资本重组”，蒋介石应该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应该会上道的。
于是，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蒋介石正式通电全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最高职务。
从下野到重掌大权仅仅过去了116天。
汪精卫政府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卖不动的4000万银元公债，等到蒋介石一上台，在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宋子文的统筹安排下，江浙财阀很快就认购一空。有了江浙财阀的重新支持，蒋介石这回终于坐稳了江山。作为回报，江浙财阀也指望蒋介石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
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本性。这种人是绝不会甘心受制于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来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组织。克伦威尔是这样，拿破仑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蒋介石也不例外。
不过，蒋介石暂时还必须依靠银行家的钱袋子。因为蒋介石正面临着最令他头痛的劲敌的反抗，这些人就是他竭尽全力想要根除的共产党人。
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被蒋介石的屠刀杀得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在南昌起义了。蒋介石的噩梦拉开了序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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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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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 No. 329，893. 00／8005，893. 00／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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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国外交文件（1927·第2卷），美国国务院编，张玮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16] 密勒士评论报，1926年3月27日。
[17] 北华捷报，1926年3月20日。
[18] 申报，1927年3月28日，第11版。
[19]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276。
[20]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第207页。
[21] 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王正华。
[22] 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时的发言，1927年4月13日。
[23] 宋部长管理财政电，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第2张第1版。
[24] 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25] 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5，1927年7月30日；高斯致马慕瑞，美国国务院893/9199，1927年6月5日；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9月3日。
[26] 中国革命1926～1927年（伦敦，1928年版），查普曼，第232页。
[27] 上海钱庄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第207页；克宁翰致迈耶，美国国务院893/9660，1927年11月12日。
第四章 红色中央银行。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红色货币的诞生。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红色货币的传说。
「本章导读」。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反“围剿”，要花钱，红军没钱怎么反？没有金，缺少银，苏区的货币怎么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红色货币能当家？
红色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反“围剿”的战争、中央苏区政权的运作，还是当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市场贸易的开展，都离不开货币。
苏区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货币与银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5名员工，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并没有高学历，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连启动资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发行货币，没有专用纸，没有设计图，没有油墨，没有防伪，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解决。不懂金库记账，不懂银行会计，不懂汇票贴现，不懂公债发行，他们是在零起点上、在实践中稳步成长起来的。
统一财政，发展贸易，活跃市场，他们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红色中央银行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苏区政权的巩固，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市场贸易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民的金融“空城计”」。
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刚从外地回到瑞金的办公室，正准备查看账目，会计科长曹菊如匆匆闯了进来，焦急地说：“毛行长，最近有不少老乡来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里的现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问题，你赶紧想个法子吧！”。
毛泽民一听，连忙向银行的营业厅赶去。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挤进营业厅一看，厅里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动。有人大声嚷嚷：“现在做生意的只收现洋，不收纸币，我要换现洋！”有人接话说：“是啊，现在纸币快成废纸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转身出了大厅。他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果真看见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毛泽民意识到他最担心的挤兑现象终于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并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块儿商量。
毛泽民说：“银行最忌讳的就是挤兑，最近我隐隐约约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另外，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制止这种状况。”
其实，道理很简单，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的信誉一定要保证，保住银行和它所发行的货币的信誉，就保住了苏维埃政府的信誉。
此时此刻，毛泽民正面临着当年日本松方正义一样的境况，纸币过量发行导致纸币兑银元的剧烈贬值。松方正义的纸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兑现日元纸币，因此，尽管纸币贬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兑换现银，情况尚可控制。但毛泽民的问题就麻烦了，老乡要求立刻兑现，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区货币的信用将马上崩溃，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松方正义为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胆采用了来多少纸币，就兑换多少银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价，一直换到市场完全相信政府金银储备足够为止。不过，当时松方正义用横滨正金银行的外汇汇票创新的法子，解决了金银币从海外流入的问题，而毛泽民却不可能按增加金银币的储备思路来解决难题。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决心下定，国家银行立刻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曹菊如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回答：“现在老百姓换币热情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曹菊如叹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钱局长他们明后天赶不回来，麻烦就大了。”
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道：“看来我们要学学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计’。今晚半夜，你们……”。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光洋。蜿蜒似蛇阵的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面，十分壮观。两边围观的老乡越来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运输队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每通过一担，就有老乡一边数着，一边兴奋不已，啧啧地夸赞：“银行真是财大气粗！”。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金光灿灿的“金山银山”，前来兑换银元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真阔气！”。
兑换的群众散去不少，毛泽民心中焦虑减轻了一些，终于能够耐下心来等待钱之光的归来。
当天，钱之光终于按计划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他们救了苏区银行，救了苏维埃政府。毛泽民还告诉他，“空城计”已经用上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要是钱之光再不回来，“空城计”就要穿帮了。
有了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人们纷纷议论：“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只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机智应对，使出金银的“空城计”，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毛泽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义的日元信用保卫战，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相同，但解决的手段却大相径庭。松方正义是用增加金银的办法来缓解纸币的信用危机，而毛泽民则发现了货币的另一个重大规律，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为本位。
毛泽民的货币物价本位实践，影响着后来共产党人的货币思想。在缺乏贵金属的革命时代和解放区被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建立红色金融高边疆，必须要在货币本位的实践中，进行重大的金融创新！
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存在，而且组织了五次反“围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还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作过这样的评论：“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
红色政权对货币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得来的。
「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翻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
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
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钱对革命，特别是对独立自主的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而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有影响力的政党，缺乏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在建党初期，主要经费来源仅仅是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稿费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献来维持，这显然绝非长久之计。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最后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各项工作。
最初，陈独秀，一介书生，意气十足，坚持中共要独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而听命于人。他多次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表示，以致“一大”以后，中共中央每月两三百元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临七八年的牢狱之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出庭辩护，才顺利地将陈独秀营救出狱。回想连从监狱里自救的钱都拿不出，还怎么独立于人，陈独秀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他仅仅同意党的各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申请经费。这样，党的工作才得以迅速开展。
陈独秀之后，另一个想独立自主、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全力配合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6]。
最后，深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毛泽东，找到独立自主解决财源的方法，才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的思路就是建立“红色割据”。1928年，他提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出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7]。
后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才获得了成功。
依靠红色根据地，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
巴黎公社的教训和俄国苏维埃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其他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伊始，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项：第一，统一货币；第二，统一财政和税收；第三，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
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税收；没有财政税收，苏区政权就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取得长期战争的胜利。同样，统一的货币将有力地促进生产与贸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苏区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巩固新生的苏区政权。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下是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翻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想想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有多少吧：
〖银行的启动资本如何获得？
货币以什么为本位？
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货币信用？
如何在苏区统一货币？
银行的金库建在哪里，如何保密？
金库账目如何记录？
纸币如何发行？谁来设计图案？印刷纸张和油墨从哪里来？纸币如何防伪？
银元如何发行？是独立设计还是仿制？
如何开展贷款、汇票贴现等业务？〗。
无穷无尽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想想都发愁！
但正是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里叶坪村一幢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系统的基础！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8]。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9]。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的货币。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的货币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呢？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10]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银币券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
中国60％的土地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不适合农作物耕种，同时，大部分土地的降雨量稀少。更糟糕的是，不规律的季风所造成的洪水常常造成农作物的严重歉收，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同美国相比，1945年的美国，650万农户养活1.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高达3.65亿英亩。而中国当时6500万农户养活着4亿人口，可耕种面积折合仅为2.17亿英亩。
这样的土地压力和越来越重的税赋，使得旧中国农民在正常的年份都难以保持温饱水平。农民不得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维持日益枯竭的土地。他们拾捡每一片落叶，每一颗枯草，每一个遗落的麦穗，来充当燃料。动物和人类的粪便被小心地收集起来，以恢复土地的肥力。
在中国，农业的目标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殖民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土地过剩而劳动力紧缺，而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是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而美国追求的是单位人口的最大产出量。中国农民可以在狭小的土地上以密集的劳动力不厌其烦地精耕细作，美国农民则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肥料等节省劳动力的措施放在首位，这些投入被庞大的人均占有农田均摊之后，成本变得相对便宜。但是，在中国人均土地稀少的情况下，这种投入就变得无法承受。
旧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和土地产出最大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必然产生大规模的贫困和半就业状态。在非农忙时间里，农业人口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业来贴补微薄的农业收入。从旧中国的农业经济系统来看，可以说是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状态，其抗天灾人祸的财富缓冲层薄如蝉翼，农村手工业收入成为这个弱平衡高危险经济系统的关键减压阀。
此时，西方的经济势力以雷霆万钧的势头压了上来。
工业革命时代所创造的大规模廉价机器制造的各类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本土手工纺织产品、木材制品、陶瓷产品、服装鞋帽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产品在本土市场相抗衡。在丧失了手工业收入之后，农村经济系统濒于崩溃。中国本来可以采用高关税的手段，来减缓西方经济力量的破坏性冲击，但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落后国家采用自我保护政策，必要的时候，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用武力。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5％的超低关税，并被西方列强把持了海关事务和金融体系。
1900～1940年，中国的农村经济情况更加恶化，10％的富人拥有了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不得不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超过半数的农民不得不每年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的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的年息高达20％～50％！[11]。
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极度盘剥、利息高度压榨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农民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在中国农村爆发革命，而是为什么这么晚才爆发革命！
毛泽东环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版图，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看到那是一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沃土，具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潜力，特别是“在1926～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他提出的红色割据的设想，绝非理论空想，而是基于生活实践，并在农村经济系统最为薄弱的湖南、江西开始了他的苏区实践。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原来80％～90％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现在，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同时，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的剥削非常沉重。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让农民充分享受劳动成果。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农民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对政府也十分拥护。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任何一个政府，必须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才有可能稳定地执政。
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经济局面却非常混乱。一是现金外流，农村市场十分缺乏交易筹码。现金的主要持有者富商、豪绅和地主，因为害怕革命而纷纷携带现金外逃，造成市场现金筹码奇缺，大小额交易均难以进行。有些地主怕露富把现金藏起来，不借给农民。这样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售换来现金，又借不到钱，有时连日常用品也无现金购买，生产和生活困难重重。二是手工业和商业资金匮乏，使再生产和购销活动难以正常进行。许多大的工商业者抽逃资金，造成家庭手工业停产，工人和商铺店员失业。三是金融市场严重混乱，流通的钱币不下十余种，金属币有各种银元、铜钱，纸币有国民党银行、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还有各地商号铺户发行的市票和军阀、土豪们发行的杂币。其中金属币在流通中往往减低成色、降低重量，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钱币间比价行情多变，常常出现纸币贬值形同废纸的现象。再加上奸商在各种钱币兑换时从中渔利，农民往往上当吃亏，劳动所得几经折价剥削后，所剩无几。[12]。
农民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银行和公平的货币！
苏区的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统一的货币，彻底改变了钱币混乱的局面，使农民免受钱币兑换商的盘剥，又为农村市场贸易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筹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银行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有力支持，主要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发放低息或无息的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肥料和农具，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产出得到大幅提高。
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涨大落，国家银行还向粮食调剂局发放贷款。秋收时，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农民缺粮时，再以合理的价格卖出，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13]。
这些金融方面的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农业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农民谢仁地，全家6口人，革命前没有一点田地，只有极少数的农具。谢仁地借了地主100担谷田种，由于剥削重，一年只能得到10担谷，全家不够吃，每年都得向地主借粮，割了禾，交了租，还了债，又没有米下锅，又要向地主借……革命后，他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下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当时，布价虽然很贵，但他每年都要买两匹。另外还要添置一些农具。[14]。
即使在苏区的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的开支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谷等）虽然不断增加，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仍有很大的改善。1933年，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然要吃树皮，吃糠麸，现在不但一般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5]。
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革命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曾幽默地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而根据地能存在，离不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根据地农民和工人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货币金融的保障。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16]“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7]。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为指导，苏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处处为农民着想，从解决农村经济的实际出发，国家银行的措施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的生活，树立了苏区货币的信用，政府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是因为得了民心，在为了反“围剿”而大规模扩充红军时，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党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政府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政府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枪杆子，苏区政府制定出“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高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政府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足，有些地方不分阶级乱收税，有的政府随收随用不上交。各级政府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入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入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中央政府规定，各级政府的一切收入随时送交中央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毛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政府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政府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政府金库代理的国家银行，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中央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政府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中央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独立自主的红色“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银行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办理”。“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
发行公债是政府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政府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政府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政府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政府手中，以后就禁止了债券直接交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上海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银行，由银行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入，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入国库的是形形色色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麻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国家银行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领导下，战争不断失利，根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人民对革命政府的信任。
「“扁担中央银行”和13天的“红军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国家银行的14个人，连同警卫队伍和近200名运输员挑着装有黄金珠宝、银元和苏区钞票的160多担中央银行资财上路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黔北的商业重镇，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长途跋涉三个月的红军指战员，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利用遵义这个物资供应丰富的地方补充给养，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为以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红军随身携带的大多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纸币，而饱受战乱和纸币贬值之苦的遵义老百姓并不接受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经过苏区几年历练的毛泽民明白，要让“红军票”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红军票”必须能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相应的物资准备。
为了让“红军票”在遵义流通起来，毛泽民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同时，他要为“红军票”建立信用。这时，毛泽民手里握有两张王牌：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香烟。
当年贵州军阀、官僚、豪绅多聚集在遵义，他们开办了很多布店、盐行、烟馆、钱庄。军阀、地主、官僚、奸商相互勾结，操纵市场，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许多老百姓因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红军进驻遵义后，没收了这些物资。
于是毛泽民把从军阀和土豪那里缴获的食盐，平价销售。但是要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红军票”。
遵义的群众和商家开始乐于出售自己的物品，并接受“红军票”，再用“红军票”去购买珍贵而价廉的食盐。为了方便群众向红军随时兑换“红军票”，国家银行在遵义商业中心和部队驻地设立了25个兑换点。
“红军票”的信用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后来因无法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红军决定撤离。为保证遵义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国家银行在遵义广贴告示，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在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整理完毕兑换回笼的“红军票”。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和回笼“红军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纸币的信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更让民众了解到红军是维护大众利益的好军队，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地人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
就这样，仅有14人的国家银行，在短短的10余天，在人口几十万的遵义，指挥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兑换和回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们不仅通过“红军票”的高效流通，为红军指战员补充了丰富的物资，而且在撤离时为群众着想，组织了货币回笼，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红色货币的传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仅有57名党员的微型政党，她既没有钱，更没有枪。然而，28年之后，她却领导着百万大军横扫天下，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国伊始，又在百废待兴之际，在朝鲜战胜了16国联军。自1840年以来，中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刻。彭德怀的一句话，当可代表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政治、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全面胜利，都是源于同样的思想与智慧体系，支撑这一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是：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和实践导向。
货币发行权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如何行使这一权力正是对货币发行者的重要考验。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货币，与为少数人的利益发行货币，具有本质区别。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聪明的，人民是智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货币发行者的利益取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苏区的货币发行，包括在遵义“红军票”的发行，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红色政权能够生存和发展的道理完全一致。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最强大、最持久、最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苏区货币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们在没有外部援助，没有外部顾问，没有外部参照系的条件下，从零起步，完全自主，独立运作，自成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割据”的实践也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蒋介石，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能够成功。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大创新。对于创造这一全新模式的苏区政府而言，来自党内的嘲笑、怀疑、指责、打压和来自外部的敌视、破坏、封锁、“围剿”，每时每刻都构成有形无形的压力。独立自主的精神绝不是温室和顺境中培植出的鲜花，而更像是高寒和严酷下倔强成活的野草。苏区的红色货币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成长，每一步都在创造，每一个成就都源于实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句貌似非常普通的老生常谈，却是经历了千百次成功与失败的锤炼而升华出来的真理。红色货币的创建者，既没有丰富的货币经验，也不懂深奥的理论学术，但是他们具备着超越常人的实践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一切措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时时处处显现出天才的敏锐和令人拍案叫绝的技巧。实践创造经验，实践升华思想，实践引导理论！
1932～1934年，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央银行，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是，它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国家银行在苏区的三年，是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的三年。
读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巴黎公社因为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而血洒拉雪茨公墓；看到苏联的实践，他们了解了掌握银行才能巩固政权。轮到自己干时，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没有钱将寸步难行，没有钱就不得不顺从给钱的“老大哥”的意志！
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这一革命的热土建立独立政权的道路，也开始了开辟金融独立道路的历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就这样，苏区在蒋介石的“围剿”中和苏联怀疑的眼光中挺过了7年！
红色中央银行的创建者，为了红色货币历尽千辛万苦。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经验，甚至没有启动资金，但是他们相信，只要为老百姓服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国家银行发行货币的目的和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银行截然不同。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为了便利民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掠夺搜刮人民的“剪羊毛”手段，不是与民争利的国民党“金圆券”，更不是如今贴上“量化宽松”的标签就可以赖账的美元！
国家银行为发行货币预备了充足的银元准备金，通过实践，他们意识到，光有黄金白银做抵押，没有相应的物资做准备，货币依然只是一张纸。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是柴米油盐，不是黄金白银。能购买物资商品的纸币，在群众眼里才有信誉，发行它的政府才有威信！货币的信用是立国之本和维系红色政权的关键。
明白了货币信用的根本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越用越成熟，最终奠定了独立的人民币体系和强大的金融高边疆。
「参考文献」。
[1] 西行漫记，（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章。
[3] 出处同上，第1章。
[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2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9页。
[6]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华艺出版社，2009年。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8] 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莫小涛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33-34页。
[9] 出处同上，第33页。
[10]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11]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1996，p181。
[12]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许树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
[13] 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14]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15] 出处同上，第92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8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39页。
[18]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1934年1月23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许毅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
[2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1996年。
第五章 蒋介石的金权天下。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改组与染指。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 “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卖给你个大王八!。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本章导读」。
为什么蒋介石掌握了政权，还要依赖江浙财阀的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央银行早期拼不过中国银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如何挖到第一桶金的？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的白银风潮是中美第一次汇率战争？为什么法币改革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蒋介石掌握了军队，左右着政府，但他还没有控制金融。缺什么也不能缺钱，而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蒋介石最缺的就是钱。他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暂时还斗不过中国银行，他发行了钞票，但接受度并不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统江湖。
于是，蒋介石开始了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而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部署。
当“废两改元”、“四行两局”、“法币改革”相继完成的时候，蒋介石终于实现了金权天下的梦想。
正在此时，白银风潮迭起，中国的银本位崩溃，法币向何处去？三大列强的货币大战暗潮涌动，最终点燃了抗日战争的导火索。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方教育，那也是个性十足。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实际上，这句话所指的正是蒋介石不顾财力一味“剿共”。
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的压力很大，仗已打到关键时刻，宋子文却提出要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哪里听得进去什么预算的屁话呀！
蒋介石直接发难：“就是你‘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这仗打的，是你没打赢，反怪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娘希匹！”蒋介石忍无可忍，一直以来，对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种种大不敬，早已淤积心头，被这话一激，火往头上顶，气向胆边生！一记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脸上。
由于来得太突然，宋子文被这一记耳光给打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宋子文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一回过神来，抡起凳子就向蒋介石砸去。
蒋介石毕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胜一筹，拧腰躬身躲了过去。
这可是国家元首扇了财政部长一个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蒋宋后来仍然能紧密联合在一起，可见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强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气之下辞了职，由姐夫孔祥熙继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的官方解释是：“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1]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课”，应该老实在家反省了，但事实上，他的能量却不减当年，“减负”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务正业”了。
其实，蒋介石确实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虽然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无休止地浪费金钱，但也还算是尽心竭力地去帮蒋介石筹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于，每年9亿元的财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财阀借钱，而财阀们对蒋介石的穷兵黩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财阀感觉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只会无休止地内战，便向孔祥熙提出，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不能把银行当国库使。没想到这下可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对银行“动刀子”了。
当过证券经理人的蒋介石，不同于那些旧式的军阀，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此时的蒋介石更进一步认清了，从别人的钱袋子里掏钱，总是不如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掏钱来得顺手，来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便印证了这一点。驴，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驴肉火烧嘛！
货币控制权是蒋介石与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正是这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坚定了一种集权的信念，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才能统江湖。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璈，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璈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璈，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璈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璈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璈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璈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璈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璈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翻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
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璈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璈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璈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璈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璈。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璈的家中进行的！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璈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实，张嘉璈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年，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改组与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璈，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璈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翻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
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璈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璈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璈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璈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璈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璈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
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璈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璈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璈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
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国民党要改组中国银行，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强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银行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中央银行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入中央银行，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的发币大权。
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交易——蒋介石参股中国银行，而席家势力介入中央银行。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中国银行总行由北京迁来上海，改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而这使中国银行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的海外业务，对国际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中国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政府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加强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领导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交通银行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中国银行”，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私人资本的有特色的成长路径。
从中国银行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的银行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璈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巨大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中国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强烈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政权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私人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翻脸，但蚕食瓦解私人资本的力道却在强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私人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独立性，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私人资本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吞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性。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日本日趋紧迫的侵略压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中央银行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国家银行的职能，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银行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璈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璈本人则在1928年10月中国银行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扫平盘踞在中国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银行，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其中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关系良好”，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中国银行改组后，张嘉璈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璈任期内，政府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内债，张嘉璈为政府“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
「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与“四行两局”」。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6]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璈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璈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璈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璈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璈）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璈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璈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璈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卖给你个大王八！」。
政府统一了四大行，财政上不足的款项，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四大行借垫，不再受商业银行和钱庄的“盘剥”了。政府准备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为了推动换发新公债，计划对旧公债给予适当优惠，理由是换发以后，为了不让原先“支持政府”而购买公债的人吃亏，利息要有所提高，让关键时刻“支持政府”的人从中得到好处。
这是孔祥熙主导的，宋霭龄当然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于是马上布置吃进旧公债。起初孔家派人悄悄地买进，等买得差不多了，就散布消息，旧公债价格立即蹿升，没几天，旧公债已成了上海的“热点投资品”。
杜月笙没有得到第一手消息，看到旧公债价格上涨势头强劲，十分急切，便马上跑到孔家打听消息，宋霭龄当然不便隐瞒，杜月笙听了赶紧回去布置。杜月笙算计着旧国债应该还有涨，吃进的同时派人大散流言，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要让困难时期支持政府的人得到实惠，价格果然又蹿了一大截。但旧公债价格疯涨得已经离谱了，照传说中的价格付给旧公债利息，政府财政只有垮台。杜月笙还等着再涨，宋霭龄已经令人悄悄“收网”出货了。
等杜月笙知道的时候，旧公债已经开始暴跌，杜月笙恼恨不已。黑社会的特点是“黑”嘛，哪有吃哑巴亏的道理，不然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杜月笙决定要找孔祥熙劫个财！
他把孔祥熙约出来吃饭，孔祥熙到了饭局，看见餐桌上摆着个大海龟，以为是要搞个“大菜”呢，便催着，快点给炖了。谁知杜月笙板起脸来，把孔夫人如何告诉他旧公债的老情报，让他吃了大亏的事讲了出来，而且逼着孔祥熙拿出50万美金来“买”这只大王八。
孔祥熙听罢，这才明白过来，回答道：“你做公债吃了亏，那只能怪你自己呀！不必来这一套吧！”杜月笙越听越来气：“那孔夫人的消息来源还不是你吗？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装蒜！”。
“一派胡言！”孔祥熙刚要发飙，杜月笙的两个打手同时拔出了枪，对准了孔祥熙的脑袋。孔祥熙打了一个冷战，但毕竟是老江湖了，便很快镇静下来，杜月笙胆子再大，毕竟不敢对自己真下手，无非想诈几个钱罢了，于是淡定地指着自己脑门说：“你要觉得在我脑袋上打个枪眼值50万美金，那就开枪吧，往这儿打！”孔祥熙连眼皮儿都不眨。
原以为对付孔祥熙，用黑道上的手段一吓唬，他还不就成一摊泥了，没想到从山西大院里走出来的孔祥熙，根本不吃这一套。
杜月笙赶快转过脸来，呵斥道：“滚下去！我们和孔院长谈生意，又不是绑票。去！把这只大王八给孔院长家送去，堂堂的财政部长，怎么会赖我们这点小钱？送客！”。
孔祥熙被杜月笙手下的人“送”回家，宋霭龄看见一只大海龟跟在后面被抬了进来，搞得是一头雾水。孔祥熙将原委道来，气得宋霭龄破口大骂杜月笙胆大包天，敢到孔家撒野。说罢就要找蒋介石去评理。还是孔祥熙老练得多，这事要一捅出去，他这个财政部长还怎么有脸当呢。
第二天早上，侍卫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门口不知是谁放了口黑漆大棺材。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是杜月笙在恶心他呢。
孔祥熙随即召开中央银行董事会特别会议，并郑重宣布一位爱国人士在公债事业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银行董事会决定给予奖励。当然了，这位爱国人士就是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气就顺过来了，感觉孔祥熙这事办的很“体面”，结果这二位是“不打不成交”，孔祥熙和杜月笙成了关系更紧密的“战友”。[7]。
「白银风潮：第一次中美汇率战争」。
正当国内各资本体系纵横捭阖、跑马圈地之时，国际环境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当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世界之后，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开始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的大门，为自身的经济找出路。
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为摆脱经济危机，开始推行“新政”，增加政府开支，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为了对抗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8]，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以此作为国库储备[9]。该政策试图达到两个战略目的：第一，准备金增加自然扩大了货币供应的基础，试图以扩张货币供应来缓解通货紧缩的恶化；第二，美国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和其他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以便向其倾销过剩商品。
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1933年罗斯福推动的《白银收购法案》和2010年奥巴马试图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罗斯福的两个主要目的显然不可能成功。美国大萧条的核心问题是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过高，1929年其比值高达300％！高负债之下的美国工业扩张速度远超美国国内购买力增加的水平，其结果就是国内消费能力不足，从而引发工业企业产品严重过剩，企业负债大规模违约，进而引发股票市场崩盘和银行大面积的坏账和倒闭。违约危机迫使银行紧缩信用，结果是更多企业关门，大量工人失业，国内消费力剧减，工业产品过剩问题更加严重，由此恶性循环下来，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一点，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本质完全一样！2008年美国总负债与GDP比值更高达近400％，奥巴马治理危机的思路与罗斯福也是高度雷同。（参阅《清算谎言经济学：罗斯福、格林斯潘和奥巴马，谁都救不了美国》，托马斯·伍兹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1）。
不从削减债务规模入手，仅从增加货币与信用入手，此乃死路一条！罗斯福的新政8年没有解决大萧条，奥巴马的运气或许更差。
如果危机的核心是债务规模太大，增加货币发行准备有用吗？结论必然是否定的。准备金的增加无法解决高负债下无人愿意或能够借钱的难题，而信用必须依靠借贷才能流入经济体。罗斯福的第一个目的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推高白银价格，迫使中国货币升值，就能解决美国出口的问题吗？美国的白银价格上涨，势必引发中国的金属货币外流套利，严重动摇中国的本位货币。结果是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消费能力大降，进口必然减少。
罗斯福的《白银收购法案》起到的作用，必然与他设想的效果截然相反。没有什么台面上的解释，能够说明罗斯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究竟所为何来？事实上，美国的统治精英们考虑的完全是更高一层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美元如何取代英镑而成为世界货币新的霸主！
当蒋介石完成了金融集权和货币统一，并且建立了银本位制度，现任货币霸主英国和潜在货币霸主美国，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危机感。如果放任蒋介石巩固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那中国或许将成为另一个日本，经济、政治和军事都将渐次获得独立自主的实力。三大列强谁都不愿看到一个真正强大而独立的中国出现在亚洲大陆！
如要颠覆中国的银本位，首要打击目标就是中国的货币基石——白银！这一点，与当年英国的鸦片战略颠覆大清帝国的货币本位，并无二致。只不过，这回动手操刀的换成了美国，而且用的是更加隐蔽和更加“文明”的办法。人为抬高世界白银价格，将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没有流通的白银通货，银本位不攻自破！当蒋介石搞不成货币独立，他就只能投靠三大列强之一。颠覆中国的银本位和货币自主权后，中国的货币前途只有三条路：第一，与英镑挂钩，加入英镑同盟，成为英镑的货币附庸；第二，与日元捆绑，被日本整合进“大东亚共荣圈”，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与美元结盟，跳上美利坚的大船，成为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
无论与哪种货币挂钩，中国都势必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的货币本位将变成外币汇兑本位，以外国货币为准备金，或以某一固定的汇率为基准，来发行中国货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就必须大量储备外国货币，以便在汇率波动时干预市场。如此一来，外汇发币国等于创造了一块海外储备“铸币税”的自留地，海外外汇储备量越大，发币国的“铸币税”收入就越惊人！不仅如此，发币国还能通过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间接控制所有海外储备国的信用扩张和收缩。还是那句名言：“如果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于是，中国的货币到底与哪种货币挂钩，就成了美、英、日三方明争暗斗的货币主战场。
随着美国政府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白银价格猛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的白银尚需进口，当是时，中国的白银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3个多月时间，流出已达2亿银元。
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银行家们看到这种行情，早已发现这里面的机会，只要把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出售，就可以赚得可观的利润，他们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此时的上海存储着中国大部分的白银，尤其是上海租界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各地的地主、军阀和贪官污吏，都把他们的银子运到租界存放，因为那里有外国列强治外法权的保护。
当时的各大银行，每天晚上轧账，如果总库缺头寸，就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运解给外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可就忙坏了保镖们，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被扛上“铁甲车”运送出去。进入外国银行的白银，只进不出，统统运走。汇丰银行单在1934年8月21日这一天交英国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装运出口的白银就达1150万元。[10]在外国银行的带动下，上海金融市场笼罩在一片疯狂的白银外流风潮之中。
美国记者霍塞所著的《出卖上海滩》中关于白银风潮的描写，或许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上海的情形：霞飞路上，夜半时的舞厅里，上海先生会向陪坐的舞女道一声歉，走到电话间去给他的经纪人打个电话，问一问当天的白银行情，关照他如果行情比昨天好一些，可以再卖出一些，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桌旁，叫西崽开一瓶香槟来庆祝一下子。不论在公事房中或在玩笑场中，他们的脑袋里边盘旋着的无非是银子。他们已抛弃了原有的事业，抛弃了日常应该料理的函件，抛弃了一切的朋友，终日所想到的无非是银子。
在上海持有白银最多的是外国银行，而且他们能够自由行动，国民政府也干涉不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自然也就成了白银出口的主力。白银风潮期间，外国银行的库存白银剧烈变化，白银库存降幅高达85％！在华外国银行把前几年“金贵银贱”时大量积聚的白银，运送到国际市场出售，而上海的存银，从最高时的2.75亿银元，大幅下降到最低时的0.42亿银元。[11]。
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2]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
为了阻止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这却又刺激起更大的白银走私风潮。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银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1935年，走私额高达1.5亿～2.3亿银元。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金融生态的剧变，使整个社会人心慌乱。国民政府哀求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白银收购价格，以减弱银价上涨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但遭到美国拒绝。这时国民政府就只好表示愿将中国尚有白银按双方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满足美国的购银需要。
最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以摆脱经济危机。蒋介石的货币独立之梦，被罗斯福狠狠地敲醒了。
「法币改革：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四大家族”因分赃不均，打闹不断，而市面上的白银风潮却在继续蔓延，国民政府开征白银出口税后，白银走私日益猖獗。这时蒋介石才认清美国的白银政策，目标直指中国。中国采用银本位，而白银的定价权却被美国人牢牢地攥在手里。银价暴涨，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逼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进行币制改革了。
此时，美、英、日早已为夺取中国货币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正在扩张在华北的势力。在“天羽声明”中，日本提出对东亚和中国有“特殊的责任”，其他各国不经日本同意不得插手中国事务，中国俨然已成为日本的盘中大餐。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多的投资和最大的商业利益，面对从前“江湖小弟”的日本的咄咄逼人，大英帝国岂能咽得下这口气？只不过欧洲的纳粹德国对大英帝国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心收拾日本，可明显实力不逮。
唯一有实力、有动机、有手段收拾日本的就是美国，而日本最担心、最惧怕和最无奈的也是美国。美国控制着日本的石油和钢铁命脉，只要手紧一紧，日本就立刻呼吸困难。美国引而不发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坐山观虎斗。一方面希望借德国之手，除掉霸权路上最大的障°英国和苏联，同时还不想做恶人，等英德苏三强几败俱伤时，再出手一把定乾坤。另一方面，则希望日本深陷中国的泥潭，大大消耗日本的实力，最终再予以致命的一击。到那时，环顾世界的主要列强，英法德日苏强国均已遭受重创，还有谁能与美国叫板？
被经济衰退压得透不过气的国民政府，只得向美国表示，愿以白银出售美国，放弃银本位，但美国人表面上的态度相当冷淡，他们是在等待杀价的更好时机。国民政府又去央求汇丰、渣打银行的对华贷款，宋子文主持筹借外债，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2000万英磅，在力主对华采取“积极”外交政策的英国财政界的督促下，英国表示同意“有条件”贷款给中国。在这一轮的较量中，美国比英国更老辣。
英国政府令英国驻华使馆代理商务参赞乔治，向孔祥熙、宋子文转达英国的条件：可以贷款，但中国未来的法币，必须脱离银本位，并与英镑汇率挂钩。
同时英国建议日、美、法等国共同召开国际金融会议，讨论对中国政府进行“集体援助”。[13]英国明白，没有美国与日本的参与，恐怕这两位会暗下毒手，破坏大英帝国的美事，最佳情况是，在英国的主导下，各国听英国的安排，一旦中国法币与英镑绑定后，大家要共同捧个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显然太天真了。
虽然法国表示愿意与英国合作，这是因为法国面对发誓报仇雪恨的纳粹德国，不得不依赖英国的支持。但日本方面断然拒绝这一倡议，美国则采取“观望态度”。美国怕英国一旦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将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最后决定不派代表到会讨论。英国一看没人捧场，于是宣布派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兹·罗斯访华，为中国的币制改革“献计献策”。[14]。
罗斯出发前希望到美国先“勾兑”一把，美国政府却不愿邀请他到华盛顿逗留，他只好去了日本。罗斯到日本是希望促成英日合作，他和日本广田外相会谈时提议，如果“满洲国”能够向国民政府交纳关税，那么英国可以从中斡旋，让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而满洲问题如果解决，日中在华北问题上的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国民政府的关税中增加了满洲关税，那么国民政府贷款的担保能力也将随之加强，这样将稳定中国的货币，英日对华贸易将得以有效保护，这岂不是大家都有好处的结果吗？如果币制改革成功，贸易会随之得到发展，到时候日本将是受益最多的国家。
日本人心里非常来气，罗斯竟然把自己当三岁的孩子戏耍！“满洲国”早已是囊中之物，罗斯竟然要拿日本损失的满洲关税，来帮英国在蒋介石面前卖人情？简直岂有此理！更可气的是，罗斯竟然用区区贸易的小恩小惠，来交换日本放弃控制中国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被气得七窍生烟。
最后，日美都不配合，英国只有自己上阵了。罗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表示来华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调查在中国管理通货是否可行。
他和英国财政部的帕齐，以及荷兰银行的罗利斯进行了这一“研究”。正如所料，与当时日本的看法相反，他们得出了“相当可行”的结论。“研究”发现，虽然华北的白银运输受到“干扰”，但是已有大量白银集中到了上海和南京的国民政府银行，因此实施管理通货制度，有足够的白银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从而保证通货的稳定。所以英国认为，可以为中国提供贷款，并促成币制改革。
后来，据钱币司司长戴铭礼回忆，他奉命由南京赶到上海，参与拟订币制改革布告的文字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英文稿译成中文，对于方案第六条条文翻译总是不妥贴，宋子文最后说：“只要说清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即可，其余不必多言。”其实这句话的“技术含量”相当高，表明蒋介石在平衡各国的过程中，也希望谋求利益最大化。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的拟稿工作到午夜完成，工作人员再赶到孔祥熙的住所，由孔祥熙签字后连夜发出。[15]。
可叹的是，堂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文件，都是由英国人来起草的，这样的政府，哪里谈得上有货币独立的可能？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秘密筹划”，最终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通过汇率联系起来。
中国的法币从这一天起变成了外国货币的附庸。
蒋介石与英国达成的“货币共识”中，汇丰银行是个关键因素。当中国发生白银风潮时，只有汇丰银行有实力来维持上海的市面，它在中国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庞大的资金力量，令《汇丰史》的作者都感叹道：“汇丰银行能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6]。
币制改革后，遵照英皇的敕令，汇丰银行带头把库存的数千万银元移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换取中国的纸币法币，渣打等银行也马上无条件答应交出白银，同时对币制改革表示拥护。[17]。
英国驻中国公使对英国侨民发了一个通告说：“凡住在中国之境内英籍法人或个人，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白银国有化使国民政府取得白银约三亿元，南京政府再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为准备金，以维持法币的稳定。最初，国民政府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的英镑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英国公然挑战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币的英镑化，意味着中英之间的同盟已在货币层面完全锁定，日本与英国的决裂将难以避免。同时，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扩张。既然法币日元化已成泡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愤怒，也要拿出个“交代”。财政部发表币制改革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同意袁良“主动”辞去北平市市长的职务，同时废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这两件事，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华北的中方官员提出的要求。蒋介石采取了低姿态，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希望能够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但日本却不买账，关东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意见认为，实施币制改革会使华北经济枯竭，英国将会在经济上控制整个中国。这促使土肥原少将提出了有关方针：“让华北在经济上与南京政权一刀两断。”
同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价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将华北地区的现银南运，反对币制改革。[18]日本外务省发话，指责此项币制改革的矛头直指日本。日本在北平指使浪人和流氓，在市场上用外币购货，若店铺用法币找零钱，则声称不能兑现而强行拒绝。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不敢再接受法币。一时间，华北地区人心惶惶。到抗战爆发，日本干脆开始自己动手，“DIY”法币假钞了，把假法币倒过来换成外汇，再采购物资。
日本印制假币，是由日军参谋部的山本宪藏负责。此人年轻的时候就梦想着制造假币，终于在国民政府的法币上圆了少年时代的“假币梦”。起初山本选中了5元法币，印刷了几十万元，然而当这批假币运到中国时，却传来一个“噩耗”，这种5元面值的法币在中国已经作废了，山本的第一次行动，惨遭失败，估计是他当时太激动了，事先也没打听清楚。
后来，他终于伪造成功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二战”中，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日本前后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蒋介石试图通过争取英美来制衡日本，并专门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去研究中国的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法币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向英美靠拢、防范日本的意图。
正是在对华货币控制权争夺中，连续失利的日本人“气急败坏”，进而加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可以说，法币改革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其实，在罗斯来华之前，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就在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美国财政顾问的秘密参与下，早已准备就绪了。罗斯并非1935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而作为英国代表，他的到达最终促成了与美国的既定利益相妥协的方案。
当李兹·罗斯抵达上海时，国民政府首先安排美国顾问杨格，在南京秘密向他介绍了整个局势和币制改革的设想，让英美就中国货币问题先“碰碰”基本原则！之后才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把币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告知”罗斯。[19]。
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孔祥熙确曾再次暗示罗斯，货币挂钩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罗斯并没有继续讨论法币与英镑挂钩的问题，反倒是提出把汇率拉低到一个适宜水平，然后宣布汇率将稳定在该水平上，这样的做法显示得“较为自然”。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谈判也有了一定进展，摩根索对于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憎恨”，终于压倒了他对英国的疑忌。
摩根索答应收购1亿盎司白银，但要求知道中国售银后的外汇如何处理，并提出要有一个能与美元挂钩的“确实联系”。孔祥熙立即回复说，虽然中国在币制改革中审慎措辞，但日本已经极为恼火，倘若与美元挂钩，美国能否帮助中国向日本解释？这时的美国，虽然答应了中国，但仍然没有实际动作。
孔祥熙只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发电美国：“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伦敦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做对中美都将不利而已。”
这封电报果然起了作用，摩根索请示罗斯福后，对法币必须钉住美元这一点表示同意，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了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司的协议。这笔5000万盎司的白银，由上海的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售得的美元照协议的附带条件，存在纽约的大通银行总行。[20]。
中国要稳定币制，迫切需要将收购的银元出售，以换取更多的外汇储备。国民政府决定由陈光甫赴美谈判。谈判结果是，中国中央银行将采取钉住英美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也就是当英美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国央行将调整其中币值较低一方的汇价。
这样《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署，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50美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30美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通过汇率“联系”上了。
中国后来又陆续出售给美国几批白银，得到的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他的美国银行中。档案显示：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外汇准备金中，美金为0.739亿美元，英镑达0.92亿美元，日元仅有一个零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而法币成为了英镑和美元的共同的附庸，并坚决地把日元“排斥”在外了。
其实，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对法币美元准备金的不断加强，后来的法币实际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团，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
法币改革的结局就是，英国的“螳螂捕蝉”在前，而美国则是“黄雀在后”，法币最终被绑上了美元的战车。
法币改革，使得蒋介石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以“四大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四行两局”体系，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工商业。官僚与买办资本彻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国的财富大饼。
宋子文、孔祥熙在法币改革过程中，做了大笔白银生意，英美大量收购白银，孔祥熙也从中大发其财。而宋子文就更夸张了，《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做过一个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包括文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比尔·盖茨。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朝商人伍秉鉴，还有就是宋子文。
当蒋介石最终完成了法币改革，他就已经奠定了蒋家王朝的金权天下。然而，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却在变本加厉，严重威胁着刚刚完成货币统一的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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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申报，1934年8月22日。
[11]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年），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12] 民国经济史，朱斯煌编，1947年版，第 408页。
[13]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318-319页。
[1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15] 金融话旧，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16] 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页。
[17]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18] 中国战时通货问题一斑，（日）宫下忠雄。
[19]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0] 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第六章 皇权与金权。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暗杀的国度。
皇权战胜了金权 。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大正政变”标志着天皇权力的退潮？为什么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屡屡发生政变？为什么一贯等级森严的日本军队会频繁出现“下克上”的怪现象？为什么“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一场日本发动的“假战争”？为什么日本的金权最终败给了皇权？
皇权与金权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斗，日本的近代史也不例外。从“王政复古”到“明治维新”，从“大正政变”到“二二六”兵变，无不体现出皇权与金权的激烈博弈。
自从大正天皇被迫在金权面前妥协退让，郁郁而终开始，日本的皇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裕仁天皇即位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如何使皇权势力卷土重来。而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财阀势力和他们的政客代理。
明治时代以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借拥立之功，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天皇要想真正主导日本的命运，就必须斗垮元老－财阀－军阀同盟。裕仁天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发动基层斗高层”的策略，默许和鼓励军队中的“下克上”现象，逐步将皇权夺了回来。最终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中计」。
1931年12月12日，星期六。“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放弃金本位，并从星期一正式实行。日本金融市场立刻发生了8级大地震，政坛一片惊呼，商界群起哗然，日本民众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之中。
日元，以黄金为抵押发行的坚挺的日元，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
虽然一个月前，市场上已经有所传言，但是来自政府的正式公告仍然让老百姓手忙脚乱。东京百货商店的售货员，正在加班加点地调整各种商品的价格；市场中的家庭主妇，正在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一想到两天后各种商品将普遍涨价，主妇们就感到阵阵心悸。经济大萧条，老百姓的收入很不稳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此时，日元失去黄金兑换保证的消息，无疑将民众的不安情绪推到了惊恐的边缘。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处于惊慌状态，也有少数人正在弹冠相庆。
三井、三菱在东京和纽约的华丽办公室里，外汇交易员正在以香槟庆祝。在两个多月以前，财阀们常年“包养”的有关政府官员，已向他们透露了日本即将追随英国抛弃金本位的内幕消息，日元对美元将在日本放弃金本位后至少贬值30％！
财阀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仅三井财阀一家，就立刻出手囤积了1亿美元，并在外汇市场中沽空日元。三菱和其他财阀也不甘落后，大家纷纷大买美元、狂抛日元。一时间，东京外汇市场狼烟阵阵，扑朔迷离。
财阀们天天盼着政府宣布日元与黄金脱钩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三井一家至少净赚了2000万美元，交易员们的年终奖一定少不了！
此时此刻，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财阀的办公室里却一片沉寂。这两个月以来，外汇交易员们的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眼睁睁地看着触手可及的巨额利润不让赚，也不知公司总部的高管们是不是吃错了药。虽然住友也通过关系得到了同样的内幕，但是总部却三令五申不许外汇交易员参与日元的投机生意。
两个月后的1932年2月9日，宣布废除金本位的前任财政部长身遭三枪毙命。3月5日，三井财阀的总裁被刺杀。人们终于意识到其中大有蹊跷，原来三井财阀赚的大把钞票是要用鲜血来交换的！为什么同样消息灵通的住友，没有蹚这趟浑水呢？
原来，住友财阀听从了西园寺公望的忠告——千万别涉足美元投机，因为这是裕仁天皇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
这个西园寺公望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和伊藤博文、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被尊为“明治九元老”。当“九元老”日益凋零，西园寺公望终于成为日本政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在大正、昭和时代，更是权倾朝野，历任政府内阁首相虽然需要赢得大选，但也必须最终由他推荐才能产生。他的后代西园寺公一，曾被周恩来誉为“中日民间大使”。西园寺公望一家三代，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达百年之久，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贵族之家。
西园寺公望19岁便作为天皇的近臣，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参议”要职。当年面对德川幕府气势汹汹的“清君侧”大军，他坚决驳斥某些大臣的妥协观点，力主团结一心共同抗敌。随后参与推翻幕府的无数战役，屡立奇功。明治政权稳定后，西园寺公望远赴欧洲，探索日本长治久安之道。他留法十年，考察法国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结识了众多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深受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政治观点上，他反对把天皇神化，坚持走法制和宪政的道路。他协助老师伊藤博文起草了日本第一部宪法，并在其内阁中任职。
后来，西园寺公望又和伊藤博文一起创立了制约皇权势力的政友会，并曾担任过政友会的总裁。政友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井财阀，而西园寺公望的兄弟过继给了住友财阀，所以住友财阀也站在西园寺公望一边。
正是西园寺公望最早洞察了裕仁天皇的“美元套利陷阱”，并及时警告住友财阀千万不可上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日元脱离金本位，财阀们通过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来进行套利会是一个天皇布下的巨大陷阱呢？
「木户侯爵家的秘密会议」。
1931年9月23日，就在“九一八”事变后5天，在东京木户侯爵的家里，“十一俱乐部”的成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十一俱乐部”是1922年11月11日由木户创办的一个秘密小圈子，成员是一伙宗室贵族和少数可以信赖的外交官和军官。这个俱乐部是裕仁天皇除了近臣之外，最可依靠的“编外智囊团”。他们在每月11日晚上聚会，讨论天皇及其近臣的治国政策和实施计划。
这天晚上少了平日聚会的轻松气氛，也没有轻歌曼舞的艺伎作陪。5天前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占领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立刻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反对日本的强烈舆论，国际联盟也严厉谴责日本的行为。同时，日本国内政党、财阀和资本家势力集团也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国际联盟一旦做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决定，日本严重萧条中的经济将遭受更惨痛的损失，从而不利于财阀和资本家的利益。
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和安抚国内各派势力，“十一俱乐部”紧急召开这次会议，必须尽快为天皇想出对策来。首先，要避免国际联盟出台任何制裁抵制日本贸易的政策，全球经济衰退已经重创日本经济，任何国际制裁对日本来说都是噩梦。其次，必须设法安抚和控制那些“短视”的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让他们继续为帝国的军事发展提供资金。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确定了三个可行的提议，这就是在此后8个月中，影响着日本和中国历史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俱乐部中的金融专家提出了“美元套利陷阱”。两天前，英国没有任何预警就突然宣布放弃了金本位，让英镑一夜之间贬值20％，日本银行的外汇交易措不及防，亏损严重。好在英国政府似乎一视同仁，也没有事先通知本国的银行家，他们亏得更多。要是这种事在日本发生，政府官员一定会提前把消息透露给关系户，银行家们必然在金本位废除之前的几个月里把日元换成外汇，等日元大幅贬值后再换回日元，凭空大捞一把。对于善于走政府路线的日本银行家来说，这不过是顺理成章的“行业惯例”，而英国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愚蠢之极。此时，天皇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如果他同意让日元也进行如此幅度的贬值，并事先透露给财阀们，他们的获利可高达1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足以贿赂任何一家日本财阀，包括最大的三井财阀，从而促使他们与天皇的思路保持一致。
如果财阀们果真根据日元即将贬值的内幕消息，大量买入美元和沽空日元的话，他们将被天皇抓住这一重大把柄，那就是财阀们大发国难财，一旦消息透露出去，就是财阀资本家的重大丑闻，天皇拿住他们的这个短处，就不怕财阀们不配合。这样，天皇在国家政策上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发言权。如果财阀们支持军方的扩张计划，天皇就可以支持财阀们资助的内阁，加上批准的放弃金本位的额外“奖金”。[1]。
第二件大事，武力胁迫蒋介石在上海上演一出转移国际视线的“假战争”。日本将制造机会让日军在上海“被迫”卷入一场“自卫”的军事冲突，战火将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人员和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安全。这是一手以攻为守的高招，以中日战争威胁西方在华利益，然后在国际联盟的请求下，日军公开让步退出，让西方国家欠日本一个人情，这样国际联盟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对满洲发生的事穷追不舍了。同时，日本在满洲扶持一个以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满洲国”，表面上独立，其实是日本的傀儡，并要得到蒋介石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联盟更没有理由来干涉和谴责了。[2]。
第三件大事，制造一起军方威胁天皇的“假政变”。让西方国家看到军方正在力图摆脱天皇的控制。如果对日本施压，就将失去这个亚洲最大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从而将日本推向法西斯主义集权国家。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所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国际联盟并不想在亚洲再搞出一个法西斯国家，而只有天皇有能力管制军方，这样，对日本的压力自然会减少很多。
熟读《三国演义》的天皇智囊团，设计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环计。其主旨就是，先把财阀装进陷阱里放着，然后看看国际联盟的决议是否能令裕仁满意，如果不能，就启动第二计“假战争”，并让溥仪成立“满洲国”，一切费用由“已在陷阱中”的财阀们来出。如果财阀不愿意出钱，就抛出政客和银行家发国难财的丑闻，使之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同时用暗杀和政变的第三计来对付他们和转移国际联盟的视线。
天皇不是日本最高的统治者吗？何苦如此大费周折来对付银行家和政客呢？一道诏书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问题在于，天皇的诏书不一定好使！皇权未必能斗得过金权！
「“大正政变”与皇权失势」。
1868年，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联手打垮德川幕府，高举“王政复古”的大旗，拥立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的时代。日本变成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天皇成为国家宪法确认的“最高元首”。那么天皇实际上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日本社会究竟谁是真正的主导力量呢？
应该说，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得到执行。
明治天皇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权谋，将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天皇的权威得以彰显。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才华、政绩、威望都远逊于乃父。俗话说，一个人的才气比脾气大时，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气比才气还大，往往会招致反弹。
大正的毛病正在于此，而他的悲剧是对此毫无知觉。
辛亥革命前后，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成内阁，其间大正天皇即位。大正的皇权意识强烈到各方都明显反感的程度，而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觉是超级牛人，一个被神和宪法双重护佑的牛人，牛到一声令下，各方会立刻无条件服从的程度。
于是，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开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能够青出于蓝，赶上甚至超过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气之高，决心之坚定，根本忽视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壮志。
元老们首先就不买账。
西园寺公望就是明显的反对派，而他的背后就是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势力。他仗着自己的政友会在议会占绝大多数，其内阁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坚决控制财政预算。结果与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扩军备战的政策当然符合军方的利益，于是大正与军方结盟。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从而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陆军大臣辞职何以会导致内阁倒台呢？原来，日本的法律规定，在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如果双方中有一方决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绝派出代表加入内阁，从而使内阁无法存在。
西园寺公望内阁倒台后，大正授意陆军的桂太郎组阁。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难产。最后，大正不得不动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利，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有的回旋余地。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议会中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波。议员们表面上指责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其实是在抱怨天皇滥用皇权。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诏命令议会休会3天，好好反省。可西园寺公望这些民权政治家们“被惯坏了”，复会后仍然公开批评内阁。这样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皱着眉头打一个嗝，就可以平息，现在天皇亲自下了诏书居然还搞不定！
怒气冲天的大正天皇召见西园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统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园寺公望回去照本宣科地传达了圣意。议会又讨论了两天，居然还是否决了天皇的提案！
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旨意从来没有被否定得这样毫不留情！西园寺公望脸上也挂不住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理应站在天皇一边，否则天下人将会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于是，西园寺公望辞掉了政友会总裁一职。但是他坚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
紧接着，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示威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风波”。各大政党也纷纷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希望从贵族和军阀手中夺得权力的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买卖人首先关注的是投资回报率，赔本的买卖没有人愿意埋单。军备过度扩张，军事冒险万一失败，投入巨额金钱的投资人岂不是血本无归吗？赔本的买卖可没人会做。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局势在进一步的恶化中，首相桂太郎被迫辞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组阁，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尽显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最后，闹情绪也好，威胁退位也罢，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让步：
〖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
暂时放弃武力征服南洋的计划；
万一爆发世界大战，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区的英法美同步；
天皇年龄最大的顾问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员取代；
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3]〗。
这个事件被称为“大正政变”。
大正天皇从此郁郁寡欢，1919年突发脑溢血，之后转为精神病。在一次阅兵仪式上，他当着外国使节的面，把诏书卷着当望远镜四处张望。大臣们认为天皇不再适合管理朝政，于是，1921年由裕仁皇太子摄政。
为什么大正天皇的让步会牵连到裕仁呢？
皇室贵族认为，“大正政变”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懒散和缺乏决策能力才导致皇权的危机。因此，裕仁出生仅70天，就被寄养在退役海军将领家里，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后由专门的“御学问所”的教师负责培养，目的就是打造出一个合格的专制君主，以待将来皇权能够卷土重来。
「天皇之梦：皇权的东山再起」。
1921年12月的一天，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摄政王裕仁，在皇宫里接见了贵族和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望是历经孝明、明治、大正的三朝老臣，他来皇宫参见之前已经听说，前一天裕仁在皇宫里，为庆祝旅欧蜜月归来和执掌大政，举办了一场不拘礼节的狂欢宴会，参加的全部是皇室宗亲和贵族近臣。这种摄政王和一小撮亲信的公开聚会，在当时还十分少见。这让西园寺公望十分担心和震惊。现在日本的上流社会纷纷猜测，裕仁执政以后，所依靠的到底是秘密团体还是内阁。西园寺公望和退下来的几位老臣都认为，裕仁应该谨慎行事。裕仁十分耐心地听了西园寺公望的劝告，并故作严肃地为前晚的荒唐行为道歉，接着十分诚恳地请求西园寺公望出任天皇的高级顾问。
西园寺公望对裕仁纠集秘密小团体的事颇有顾虑，就推说自己已经70多岁，到了退休年龄，只想住在海边读读小说，弹弹琵琶，安度晚年，没有精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裕仁了解他的担心，便答应如果西园寺公望同意，他将公开宣布放弃对秘密小团体的支持，以表示对君主立宪制的尊重。
西园寺公望默默沉思了一会儿。他作为贵族藤原家族的一员，应该保持家族的传统去维护天皇制度。另一方面，他担心以后不能制止裕仁像他父亲大正天皇一样的专制行为，从而使自己被卷入天皇和财阀的斗争中两头不讨好，弄得自己晚节不保，毁了一生为民权和自由而奋斗的名誉。最后他认为日本国民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渐渐改变，也许能接受恩师伊藤博文所倡导的法制和宪政的理想。如果民意与天皇的意志冲突，相信裕仁会尊重和接受大多数臣民的意见。现在国家需要他，就应该接受这个职位。于是，他同意了裕仁提出的建议。
裕仁在等待西园寺公望答复时已经不耐烦了，但他必须有耐心。西园寺公望是裕仁梦寐以求的挡箭牌和前台人物，他在明治时期的内阁和最高顾问机构枢密院供职长达40多年，在官僚和议会中拥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他行事敏捷周到，人品正直，既能为天皇在人们心中留下和谐慎重的印象，又擅长言不由衷和面面俱到的言辞，为天皇过激的政策和失误进行辩护。
搞定了西园寺公望，裕仁天皇就可以隐居幕后，充分施展他长袖善舞的政治手段和借力打力的韬略，若隐若现地左右政局，从容不迫地积聚皇权势力，待机而动。
有了多年的执政经历，裕仁天皇越来越成熟。他也有郁闷和痛苦的时候，每当此时，他就会来到皇宫的御书房。就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记得在法国参观拿破仑陵墓时，他曾经出神地盯着拿破仑那把奥斯特里茨宝剑，想象着自己如拿破仑般驰骋疆场。“英雄当如拿破仑。”每当他遇到困难时，常常以拿破仑当年横扫欧洲的气概来激励自己。他相信曾祖孝明天皇以来的“尊王攘夷”的梦想，必将在他的身上发扬光大！
回想400多年前，战乱频繁，皇权旁落，幕府将军嚣张到不向天皇提供任何财政补助，天皇穷得常常拿不出钱办一顿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大臣。因为缺钱，后土御门天皇死后44天才下葬，他的继承人也不得不把登基仪式推迟了22年。后来的天皇后奈良，潦倒落魄到上街卖字，后来靠勤王者筹集到钱，终于建了一座新宫殿，让天皇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即使这样，当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京都朝见天皇后奈良时，被告知因为幕府将军不在，请求不能送达。因此天皇被描述成了隐居在京都、没有权力的宗教领袖。以后的300多年中，没有一个外国人见过天皇。在西方，天皇的存在被完全忘记了。
孝明天皇时代，美国胁迫幕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天皇在屈辱中向西方敞开国门。从此“尊王攘夷”成为历代天皇的梦想。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依靠三井等财阀的资助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幕府，恢复皇权，总揽大权于一身，和财阀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去依赖幕府将军施舍的教训让明治领悟到，为了维护最高的神主政权，金钱常常比武力更重要。明治将新的工业在日本的开发垄断权和殖民地物资的贸易权，赐给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并从中分得一份红利。三井掌握了日本最大煤矿的经营权，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樟脑和砂糖的专营权。天皇和财阀结成了互相依赖的同盟关系，依靠天皇的支持，财阀控制了日本银行、重工业、运输、贸易等支柱产业，作为回报，财阀对天皇忠心耿耿，根据天皇的长远国策来调整工业和商业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商”。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皇家积累的财产由明治掌权时的区区几万美金增加到4000万美金。
但是随着大正天皇时代的开始，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也像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家一样，越来越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企图凌驾于天皇之上。他们频频插手帝国的政策。当年大正实施以“完善国防”为核心的帝国纲领，对军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充实，以西园寺公望为首的代表财阀利益的元老们，便以全国仍在为平衡日俄战争留下的财政赤字而节衣缩食为理由，屡次否决了天皇精心构思的扩军方案，逼得天皇差点退位，最后郁郁而终。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又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4]。
现在蒋介石忙着“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苏联埋头搞国内建设自顾不暇；英美为经济危机所困，对“九一八”事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裕仁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宏伟蓝图。满洲只是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帝国的势力可以从满洲沿着中国海岸线南下，最终控制南洋的战略要点。
肩负着几代人“尊王攘夷”的梦想、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历史又身为生物学家的裕仁，自认为对“攘夷”的理解，超过了前辈。他的雄心已经远远不止于“攘夷”，他认为，日本不能再孤立存在，而是要以领袖的思维进入亚洲和世界。他从自己的偶像拿破仑、林肯和达尔文的成就中得到启发，决心要像拿破仑一样抗击英美西方列强，像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把亚洲和全世界从殖民统治下“拯救”出来，用大和民族的神道教来促使其他种族“进化”。进攻、解放、进化，这就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要全国一致对外，就必须说服日本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其中，军队和浪人非常理解和支持天皇的意图，紧紧跟随天皇的步伐。而财阀及其支持的政党，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裕仁看来，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张，财阀的势力自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恼的是，现在他们局限于眼前利益，害怕国际联盟可能提议的经济制裁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不愿意在长远规划上和帝国站在一起为占领满洲和今后的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回想祖先因为大权旁落而穷困潦倒，想到父亲被逼让步，再到今日自己与财阀政客的争权，裕仁发誓一定要牢牢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国，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决不能像父亲那样心慈手软。
裕仁执政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父亲的位子上，会如何处理“大正政变”。父亲不太了解日本，他的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为国效忠的一套法则，只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真切地感受过。父亲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发号施令就行了。他不能想象天皇在什么时候会遭到违抗。他并不懂得如何施展明治天皇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魅力和精心操弄的权术。
如果父亲像祖父明治天皇一样，多一些决心和权谋，事情绝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大正政变”是皇权的全面退步，现在轮到他来拨乱反正、中兴帝制了。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们。另一方面，把操纵财阀和政客的事交给西园寺公望，利用他出谋划策。如果决策失误，是西园寺公望承当朝野的批评，如果事情办得不坏，那是裕仁天皇英明。
裕仁天皇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他就是要让西园寺公望亲眼看到，自己是如何把权力从梦想“宪政”的财阀和政客们的手中夺回来的。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以元老西园寺公望为核心的财阀政客联盟。
“十一俱乐部”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议的亲信把三个提议向裕仁天皇做了汇报，裕仁考虑后认为不错，便吩咐立刻进行，先把三井等财阀送进“美元套利陷阱”。
「三井跟天皇叫板，落入“美元套利陷阱”」。
日本如实现共和政府，则三井、三菱一定会是大总统的候选人。[5]。
三井支持过天皇，天皇也没有亏待三井。明治维新之后，三井财阀的迅速崛起，离开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1888年，明治政府公开拍卖三池煤矿，投标者包括三井、三菱等四家私营企业，大家都在背后找关系争取拿下这笔大生意。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决定拍卖标价不得低于450万日元，如果达不到，他就辞职而内阁可能会解散。
三井对三池煤矿志在必得，他们找来三井的最高顾问、政界大佬井上馨打通关系。井上馨当年把自己的物产公司和三井合并，形成了现在的“三井物产”，双方结下不解之缘。井上馨给政府部门打了招呼后，煤矿便和三井银行进行秘密谈判，敲定细节。随后政府突然宣布三池煤矿以455万日元卖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佐佐木先生，佐佐木代表的当然是三井。而后，三井以区区100万日元定金就拿下了三池煤矿，并将余款分15年付清。
三井买下三池煤矿不到一年，不仅收回了455万日元的成本，还赚了不少。如果按照保守估计，煤矿可以开采50年，将为三井带来4.5亿日元的利润，是当初100万日元定金投资的400倍！这算得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了！[6]。
三池煤矿的成功运营，离不开三井以高薪留住的海归技术天才团琢磨。团琢磨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上任后不负众望，利用刚在国外学到的大型水泵技术，解决了煤矿排水的难题，大幅提高了煤的产量。因为团琢磨的经营和技术天赋，三池煤矿的利润居然超过了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比肩。三池煤矿被称为“三井的手提式保险箱”。团琢磨也迅速蹿升为三井的总裁，以年薪30万日元荣登日本“打工皇帝”宝座。可惜他的辉煌人生却因为“美元套利陷阱”戛然而止。[7]。
随着三池煤矿的成功收购，三井经营的重点从商业、金融业向工业部门展开，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步成为垄断资本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势力遍及各个行业的财阀巨头。
《纽约时报》1922年曾这样描述三井：西方文明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组织。只从事金融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三井财阀比起来就非常一般了。三井是东方世界最富有的财团，控制了矿山、银行、铁路、航运、工厂和贸易公司。“像三井一样富有”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无穷的财富，就像美国人梦想“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一样。[8]。
大财阀不仅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元老、官僚、军阀，操纵政党，左右政权。当时日本的几大政党后面都立着各自的“财神爷”。政友会的元老井上馨，被人称为“三井的大掌柜”，核心人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与三井财阀有密切的联系，而改进党总裁大隈重信和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后者成了三菱创始人岩崎的女婿。这些人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是日本最活跃的政治人物，成为财阀的代理人，为财阀的利益服务。
1927年，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因挤兑而破产。财政部长高桥是清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并由日本银行向各大银行发放22亿日元的非常贷款，另由政府补助7亿日元，帮助垄断金融资本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将开业银行资本的门槛提高到100万日元，强制加速银行业的整合，使一大批中小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或被大银行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乘机捡便宜，急剧壮大起来，资本总额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9]。
垄断资本家依靠政府的势力，形成金融寡头政治，在金融危机中反而“因祸得福”，不断壮大。这让人联想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不惜一切拯救包括高盛在内的几个“大而不倒”的银行。同样是政府将纳税人的钱借给大银行，同样是放手让他们的竞争对手破产，难怪巴菲特在危机中毫不犹豫地抄底高盛的股票，有政府站在大财阀一边，试看天下谁能与敌！
财阀有了政党的结盟，遥控内阁议会，在“大正政变”中取得巨大成功以后，越来越肆无忌惮，对天皇和军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倨傲。可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精明而富于权谋的裕仁天皇！
“十一俱乐部”会议后第二天，西园寺公望通过密探知道裕仁天皇智囊团的密谋之后，他明白天皇和他的小圈子在占领满洲后，没有按照他的请求“停下来想一想”，而是在加速向前推进。他决定取消回东京的计划，留在京都，向全国暗示，他不在天皇身边是因为他对国家新的扩张政策有不同意见。
同时，因为与住友财阀的特殊关系，他警告住友的银行家们千万不要卷入“美元套利陷阱”中，并通过他们私下和周围的人议论这件事，向天皇施加压力。
1931年10月初，财阀中最大的三井在听到内幕后，经不起诱惑，大举投机外汇市场，购进1亿美元，坐等美元套利变成现实，其他财阀也纷纷跟风买进。这下主动权就掌握在天皇手里了，如果财阀和西园寺公望站在一边，不为占领满洲融资，裕仁就按兵不动保持金本位，把财阀逼到破产的边缘。如果他们参与进来，就可捞到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快钱。
西园寺公望听说三井等财阀掉进圈套后，明白自己和三井一样也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是他仍然坚持留在京都。同时，他再次警告住友的管理层，一场金融大屠杀将会到来，让他们自己掂量是否值得从中牟利。大多数高管都听从了他的告诫，以至于两个月后日元贬值时亏了不少钱。
在东京，天皇的小圈子正忙着把不同利益的政治势力组织起来，这个联盟包括军官、政客和三井财阀的董事。台上的民政党内阁怕风险太大，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一再向天皇请求辞职。在野的政友会不得不硬着头皮顶上，因为他们已经向后台“财神爷”三井保证日本会放弃金本位。三井已经赌了1亿美金，为免夜长梦多，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的政友会上台，以套现美元，获取投机利润。
裕仁天皇不慌不忙地要现任内阁再留守几天，等待国际联盟的决议。可三井财阀越等越着急，天天催着政友会想办法。政友会总裁被逼无奈，11月在一次选民集会上公开承诺要使日本效仿英国脱离金本位。消息一出，外汇市场上日元立刻下跌，三井财阀美元兑日元账面大幅盈利，压力顿时减小。西园寺公望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说道：“这不是一家银行还没开门就宣告破产吗？”。
12月10日，国际联盟的决议终于下来了，对日本既不谴责也不包庇，而是要派个调查团到满洲和日本查访以后，才能判定“孰是孰非”。虽然国际联盟搞的是无原则的敷衍搪塞，但是派遣调查团这件事，在裕仁看来极其不靠谱，这无疑是给满洲的抗日斗士打气，无限期拖延国际联盟和日本之间的危机。
裕仁决定立即启动脱离金本位和“假战争”。
几天后，三井财阀的“美元梦”梦想成真，日本财阀和政府的横滨正金银行共获得几千万美元的账面利润。财阀们弹冠相庆，他们又一次让天皇妥协了！他们却忘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钱变成了永远捏在裕仁手里的把柄！
裕仁接受现任内阁的辞职书后，就派人告知西园寺公望来东京参加新政府的就职仪式。呆在京都的西园寺公望终于醒悟过来，他以后不得不经常陪裕仁玩这个“推荐首相，找替死鬼”的游戏了。他不禁充满讽刺地问：“天皇的小圈子选了谁？”。
当得知下一个替死鬼是曾经担任政友会总裁的犬养毅时，西园寺公望不禁佩服裕仁的精明，犬养毅正是钓蒋介石上钩的最佳诱饵！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发动的“假战争”」。
犬养毅是明治以来的三朝老臣，和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非常深厚。他是孙中山的革命密友，始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蒋介石落难日本时，犬养毅收留并帮助过他。
只有像犬养毅这样的人告诉蒋介石，计划在上海发动的战争是给国际联盟演的一出戏，蒋介石才会相信，甚至愿意配合把戏演好！
1931年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正式上台，他的特使已经在南京和蒋介石秘密会谈了一段时间。双方约定，蒋介石默认日本侵占满洲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日本帮助蒋介石消灭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属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粤派势力。一旦“独立”的“满洲国”获得蒋介石的承认，国际联盟就没有理由谴责日本政府，更不用说经济制裁了。
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全体内阁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蒋介石临走时还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4个省政府担任主席，为夺回政权埋下了伏笔。这样他可以放心坐观“假战争”的发生，既避免承担战争责任，又能伺机回来变成结束战争的功臣。
为确保战争按既定规划进行，裕仁派自己的祖叔闲院宫担任陆军参谋长，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干将板垣大佐被调回东京，协助制定“假战争”的作战计划。
1932年1月，国际联盟还没有出发去满洲，关东军就对东北各地展开全面迅速的攻击，这让西方列强丢尽面子。美国国务卿提议召回大使和经济制裁，但在国会和政府里支持者寥寥，只好给日本发了个不承认满洲的强硬照会。这下让日本摸清了英美的底牌，更加放心地执行预定的计划。
美国、蒋介石、国内都搞定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就等着制造发动战争的理由了。
1月8日，裕仁天皇去东京郊外观看军事演习，他的行程5天前被一反常态地登载在报纸上。那天的保卫工作非常彻底，关东军的秘密警察部队被从满洲空运过来协助安保，东京的公共场所和朝鲜人爱去的旅馆被突击搜查，但不知为何“漏过了”一位来自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成员。他12月从上海出发，在日本入关时，神秘地“躲过”了向来精明的移民官，又在铁路便衣的眼皮底下搭乘火车来到东京。这时他身上每一个口袋里都揣着一个手榴弹，静静地等着天皇的车队。
当他看到有菊花标志的天皇马车经过时，拔出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惜手榴弹落在一位内大臣的马车下，只发生了小小的爆炸，大臣毫发无损。刺客立即被逮捕，被关进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死囚牢房，9个月后被秘密警察处死。
事后，那位被攻击的内大臣十分镇定地通知说，不必报告西园寺公望；天皇了解刺客身份后调侃地说他一定是朝鲜独立党的成员；天皇的一位亲信事前在日记里写道，他预感那天会出事。
刺杀事件使本来对天皇越来越失望的臣民产生了强烈同情心，纷纷要求负责警务的内务相剖腹谢罪。内务相只得和其他内阁成员一起递交了辞职书，天皇一眼不看就退了回来并让全体内阁留任。
西园寺公望听说这些后，沉默半晌，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常说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但是除了宪法外，天皇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存在的理由呢？”[10]。
1月9日，刺杀事件后的第一天，在上海，跟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条新闻并写道：“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报道，这在日本侨民中引起骚乱。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随即提出抗议，要求该报道歉停刊。日本特务抓住这件事，开始制造战争的借口。
刺杀事件后的第二天，在上海的日本情报机关收到来自东京的电报：“满洲事件”按预计发展，但内阁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到三友实业毛巾厂门口走走停停四下窥探，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第二天上午，上海日侨举行大会，请求日本政府保护。日本情报人员闯进三井驻上海办公室，用手枪逼着三井员工给东京总部发电报，要求政府保护。
天皇小圈子成员利用这个电报，要求三井承担发动“假战争”的费用，因为那是为了“保护三井在上海的利益”。犬养毅要三井捐献800万美金，作为政府调集军队去上海保护三井的费用。三井总裁团琢磨觉得政府的要求简直就是黑社会敲诈，就回复说三井不需要这种保护，也付不起这笔巨款。犬养毅提醒团琢磨，听说三井刚从美元套利中至少赚了2000万美金，人要知恩图报，没有政府的帮忙，三井怎么能赚到这笔钱？如果三井同意提供资金，政府可以同蒋介石谈好让满洲“独立”，从而避免国际经济制裁，保证三井的利益。
团琢磨是个聪明人，终于弄明白这是天皇以武力建立帝国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因为西园寺公望这些政客或者三井财阀的反对而改变。天皇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妥协，美元套利便是天皇的一个圈套，一场大的较量即将来临。他同意考虑首相的建议，但是不能保证三井和其他财阀会支持这个计划。
1月21日，天皇命令议会休会，准备一个月后的大选。这样，裕仁在过渡期间，可以行使宪法赋予天皇的一项特权——批准不在预算中的额外支出。同时裕仁的亲信警告西园寺公望，2月10日之前，如果财阀还不能下决心为“假战争”提供资金，将发生令全国震惊的流血事件。
1月23日以来，日本海军舰队陆续在上海抛锚，上海市民纷纷要求南京政府派兵增援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南京政府继续按兵不动。
1月26日，参谋总长，裕仁的祖叔闲院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命令上海的海军行使自卫权力。
1月27日夜里，遵照蒋介石的幕后指示，国防部长何应钦给第十九路军发了三次急电，要他们忍辱求全，避免冲突，千万不可妄动，以免妨°国防大事。
1月28日上午8点，据日本官方报道，一位看似属于反日“救国会”的中国人，把一枚看似炸弹的东西扔进日本领事馆。这给了日本海军开战的最终借口。
下午5点，《纽约时报》记者去港口采访日本海军指挥官的时候被告知，晚上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开进闸北，保护日本侨民，可是当时在闸北需要保护的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撤走了。
晚上8点30分，日军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离”。为保证拥有出兵进犯的借口，日军故意拖延到11点，才以信函形式通报上海市长。在通报仅仅几分钟之后，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是否送达，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
淞沪抗战爆发了。日本军队遭到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军长蔡廷锴表示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人。蒋介石看到第十九路军不但没有被日本人消灭，反而成为英雄，再也坐不住了，马上跑回南京，宣布要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领导政府和军队。
蒋介石不得不同时演两场戏，一场暗戏演给日本人看，继续和日本特使进行沟通；一场明戏演给中国人看，而且情节非常搞笑，与蒋介石参战的说法背道而驰。他命令嫡系警卫师准备作战，可是过了三个星期部队才到达前线；国民党海军居然宣布中立，远远地躲到长江上游去了；在战事正酣时，国民党海军在日本神户船厂订购的一艘军舰下水了，中国大使出席了庆祝典礼，并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军官举杯共祝中日友谊长存。这哪里像两个交战国啊？简直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两个亲兄弟。
第十九路军听到蒋介石的许诺后欢欣鼓舞，以为蒋介石终于良心发现，不再被身边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所迷惑，开始为国家利益着想。他们勇敢作战守住防线，让大日本皇军十分丢脸，号称日军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和炮舰的轰炸下，加上日本侨民和水手的帮助，居然还是不能攻破第十九路军的防线，他们真急红眼了！
可是比他们更急的是尊贵的裕仁天皇。为了防止日本海军为了挽回荣誉而假戏真做、扩大战争，他命令增援部队要缓缓推进不可急躁，还每天亲自查看关于战斗部署和后勤的每一个细节。他心里知道，这次游戏玩大了，不仅要蒙蔽国际社会，还要欺骗他的臣民和为他卖命血战的官兵。最后实在放心不下，把皇后的堂兄调来担任海军总长。这下海陆军最高指挥官都是皇亲国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场战争对裕仁有多重要了！
一边是裕仁急火攻心，另一边是三井等财阀磨磨蹭蹭不往外掏钱。按照日本惯例，国家的财政大计都要征得大财阀们的同意。现在钱还不到位，显而易见，他们对帝国政策持有异议。这是明目张胆地向天皇叫板！这次他们可要吃点苦头了。
「暗杀的国度」。
1932年2月初，当日军轰炸的目标越来越靠近西方列强在上海的租界时，日本政府向东京的外国使节发出调停中日之间“误会”的提议。过了两天得到回复，美国国务卿表示必须把上海的斡旋和满洲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样，只要西方国家对上海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害怕经济制裁的大财阀们就不会为战争掏腰包。虽然日本的国家信用在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上跌到最低点，对今后日本海外融资十分不利，裕仁仍然坚持拒绝接受美国的方案，他更没忘记一个月前警告财阀的2月10日的期限。既然他们还拿不定主意，惩罚银行家的计划开始启动。
这次倒霉的是前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当初正是他协调三井等财阀进场囤积美元，而且他知道这个阴谋来自皇宫，后来他在劝导财阀们向国家捐献部分利润一事上办事不力。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谁让井上准之助知道得太多呢！
2月9日，裕仁邀请了原来中国情报网的负责人到皇宫讲课，此人在中国的下属是日本右翼组织血盟团的领袖，他们以暗杀政界人士闻名。当天晚上8点，井上准之助准备在一所小学作竞选演讲时，被血盟团最厉害的刺客连开三枪毙命。“三重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诞生了。刺客在警察局受到异乎寻常的优待，几个月后上法庭时，精神抖擞，红光满面。
除掉井上准之助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打击执政的政友会和犬养毅，因为美元套利是在犬养毅内阁时期发生的，而政友会的温和主张往往和天皇及军方的扩张政策相左，他们认为帝国应该奉行经济扩张而不是军事扩张，同中国要保持长期合作。
大选的结果让裕仁小圈子非常担心。看来老百姓不傻，他们知道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内阁从上一届政府继承下来的，所以继续投政友会的票。
刚被井上准之助的死吓出一身冷汗的财阀们，看到选民不支持战争，就挺起腰板，准备重新挑战天皇。当初为了利益背弃了西园寺公望的财阀们，现在纷纷找上门来，要和他共同发起“宪法保卫运动”，再创“大正政变”时期的辉煌。
财阀们招募了自己的保安队伍，来对抗血盟团。他们不但不答应为在上海的“假战争”埋单，居然还想出了收买对天皇最忠实的关东军的主意。三菱的代表找到关东军司令官，请求他接受一张高达10万美元的“捐献”。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金额太小，三菱应该更慷慨些，直接捐给东京的陆军参谋长。
裕仁小圈子认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唯利是图的财阀勾结政客，迷惑了天皇的臣民，现在又要收买陆军。而政客们被财阀的金钱和西方所谓的议会民主腐蚀，丧失对国家和天皇的忠诚。所以，必须对罪魁祸首的财阀实行直接打击。
让裕仁小圈子欣慰的是，2月29日，在国际联盟到达东京的时候，7万日军精锐终于突破了5万第十九路军战士的防线，而3月1日，傀儡“满洲国”也大张旗鼓地宣告成立了。3月2日，国际舆论完全被一位闻名世界的美国飞行家小孩的绑架事件所吸引。这一连串的利好消息被他们认为是天赐良机，这下可以放心准备如何对付财阀了。
当天，三井银行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过去一年银行业务遇到的困难，由股市和英镑贬值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美元套利的利润，而美元套利完全是为了对冲英镑贬值的损失，最终三井银行净亏损400万美元，外界批评三井投机美元大赚黑心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1]。
3月3日，财政部好像完全没有理会三井哭穷的呼声，宣布为了偿还上海战事带来的债务，准备发行约800万美元的债券，希望三井等财阀为国家利益着想，积极购买。三井总裁团琢磨毫不买账，答复道：“全国大企业家一致认为，公司财政困难，缺乏现金，难以如愿购买债券。”双方干上了！[12]。
1932年的日本正处在经济危机中，而东北部农村遭受1869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减产。农民以草根为食，他们的女儿被买去当歌妓，儿子去满洲“保卫国家利益”。本该用来赎回女儿的钱不得不去付租金和税。另一桩悲剧发生在一位儿子在满洲的农民父亲身上，儿子出发去满洲之前写了封信告诉父亲，但是忘了贴邮票，而父亲因为付不起4分钱的邮费不能收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儿子在满洲战死的正式通知。[13]。
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艰辛，对资本家怨声载道。裕仁小圈子认为这是对财阀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既能把财阀当靶子泄民愤，又能叫他们乖乖听从天皇的指令。
3月5日，团琢磨在三井银行大楼门前被血盟团的刺客一枪击倒，20分钟后死亡。
刺客后来对《朝日新闻》说：“我的目的是在打破腐败的既成政党，但是在既成政党的后面，必有财阀的巨头，所以我的计划是从暗杀财阀巨头着手，团（琢磨）是三井财阀的中心，所以我要杀他。”[14]刺客对财阀的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完全符合天皇的心意。
团琢磨被刺杀后的第二天，西园寺公望回到东京，但是拒绝按照礼节进宫朝见天皇。他一直在同各方会谈，想要竭力保住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宪政之梦。他要犬养毅内阁留任，让人们保持对立宪议会的一点点希望和信心，并竭尽全力阻止暗杀的恐怖政治。作为交换，西园寺公望要求大财阀买入为上海战事发行的全部800万美元债券，另外拿出750万美元作为傀儡“满洲国”的启动资金。
一切商量好后，西园寺公望进宫向天皇谈妥了安排。可是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暗杀没有停止，阻挡帝国扩张的一切力量必须被清除。
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官和农民法西斯组织成员，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分4路袭击首相犬养毅的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除了杀死前首相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都没有实现，最后他们乘坐出租车到警视厅自首。
刺杀犬养毅首相的11名凶手遭到军法起诉。可就在审判前，法庭收到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请愿书是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的，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凶手们不但没有认罪，反而以法庭作为宣传舞台，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赤胆忠心，激起民众更多的同情心，呼吁改革政府和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另一份由11位年轻人寄来的求情书也被送到法庭。他们附上每人的一根手指表示他们对刺客的敬意，并请求代替11位刺客赴死。
民意如此，怎能不教天皇对他亲自操盘的“尊王攘夷”之梦信心满满！
「皇权战胜了金权」。
“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15]。
裕仁天皇主导的日本侵略扩张的背景和德国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经济上完全垄断；文化传统上爱好武力、尊重权威、崇拜秩序、勤奋刻苦，深刻体现了对自己独特价值观的自负以及得不到尊重的怨恨；政治上，日本1889年宪法的范本就是俾斯麦的德国宪法，虽然两国都是立宪制，但是议会后面真正掌权的是军队、地主和资本家的联盟。两国唯一重大的区别是工业实力，日本是个真正资源缺乏的国家，缺乏煤、铁矿石、石油、合金材料、水力资源，甚至食物。而德国只是用它来做宣传而已。[16]。
先天的缺乏资源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增长的人口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日本全国人口从1873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9年的7000万。他们想效仿当初欧洲向外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无奈世界上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欧美国家瓜分干净。同时英、美、德、法、俄等国对日本的扩张十分警惕和不安，1921年英国拒绝恢复英日同盟；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日本人没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些大大伤害了日本民众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增加了日本对英美的敌对情绪，转而通过武力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矛盾。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打击下，日本和德国都推行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以提高国防开支、实现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手段来克服危机。
在德国，由于皇权的崩溃，政权的更替是自下而上，通过大选来实现的。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德国经济急转直下，1930年，德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1932年ì升到600万。纳粹党立刻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指责《凡尔赛条约》和战争赔款导致了德国的经济危机，抨击政府软弱无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使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支持纳粹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政府上台了。
很多人误认为纳粹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拥有着社会运作的所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社会资源，希特勒可以决定所有人的命运。实际上，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必须依靠德国社会的四大权力平台的配合，才能运作政府。
当时德国的社会权力平台，包括工业资本家、军队、官僚阶层和容克地主阶层。希特勒通过保证农产品利润、管制农民工资、减少贷款利息和税收，以及免交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容克地主阶层的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由于历史上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军队势力与容克地主阶层渊源极深，普鲁士军官团的精英都是出身容克地主阶层，保护容克地主阶层使希特勒赢得了军队的支持。
通过要求官僚阶层的犹太人和反纳粹的人士提前退休，大量纳粹党员成为公务员，加强了纳粹的势力。
资本家在纳粹上台后权力大增。这个阶层的人士并没有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按照向某一个领袖尽忠这样一种原则受到控制和制约。纳粹政府基本上是不干扰工业和商业自由运作的，而且纳粹党除了处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之外，对于工业资本家总体而言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纳粹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完全独裁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套组织模式。应该说，纳粹德国的这套系统是一种专制资本主义，但不是独裁资本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组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各种社会行为和资源的调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目的。[17]。
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是帝制皇权，日本不是依靠政党和大选掌握政府，而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由天皇和强势的军部来主导，依靠对内策划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扩大势力和影响，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
日本“君主立宪”是由君主为主体的立宪，宪法只是君主管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对君主的制约。恰恰相反，宪法不仅要保护天皇，还要明确一套机制，使天皇的权力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天皇是“帝国元首”，由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各级官员必须效忠天皇；天皇是军队的“大元帅”，直接统帅和指挥军队，政府和议会不得干涉；天皇可以召集或解散议会，可以颁布诏书取代法律；议会只对天皇起协助和咨询的作用。可见，日本天皇比希特勒的权力大多了，而且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然，法律归法律，天皇的实际权力仍然取决于天皇本人与财阀、政党、军队之间的博弈，大正天皇的权力与明治天皇的权力就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军队势力集团，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大对外战争，成为政府的权力中枢，占据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一是参照德国，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二是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更是确立了军队干政的法律依据，如果军方抵制，内阁必然垮台。1907年制定的《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同意，而绕开了总理大臣。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正如“大正政变”中，陆军大臣的辞职就轻而易举地搞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公望内阁。
明治维新时代，国家的目标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建成工业化国家。而日本底子薄，起步晚，唯一的方法是由政府引导，倾全国之力发展经济。这样日本形成了几个和政府紧密相连的庞大的垄断企业，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常常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资本家常常使用合作的态度执行国家政策。
日本的政党政治活动在早期依赖元老举荐制度。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各个政党不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是揣摩如何博取元老们的欢心。当元老一个个离去后，缺乏民众根基和纲领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强硬的军部的行动时毫无还手之力。
宪法保护下的皇权、强硬的军队、合作的资本家和软弱的政党，这一切都让天皇的军国主义专制道路比希特勒更加一帆风顺。
裕仁还向世界证明了他比希特勒高明的地方——天皇对基层臣民的控制和鼓动能力。这些人包括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一旦内阁大臣官僚或军队里的高级军官不听指挥，他就直接发动基层民众和下级军官，用“下克上”的方式去完成天皇的意志。
裕仁在他的皇室宗亲的帮助下，很早就开始培养年轻的军官和官僚。早在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时，就接见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青年军官，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他们后来形成了裕仁向军中元老挑战的组织——“巴登巴登十一亲信”，其中的岗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都是日本军事扩张的核心人物。
裕仁在宫中建立了控制和培养年轻军官和官僚的教导中心，取了一个比较隐晦的名字叫“大学寮”。对于下级军官和初出茅庐的官僚来说，能在神圣的皇宫里听讲讨论，真是莫大的荣幸，这里待过的人很少会背叛天皇，同学之间结下的友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他们的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对日本的政坛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
东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大川明周被指定为大学寮学监，他多年在裕仁的亲信身边工作，是日本第一大帮会“黑龙会”头子的忠实助手，还在中国当过10年间谍。他周围聚集了代表各阶层的大亚细亚主义拥趸、间谍和民族主义分子。他被称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教父”和“日本的戈培尔”，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实干家。
在大川博士的指导下，大学寮的课程里加入了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主义”。儒家思想、武器发展、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的改组和地缘政治理论等。天皇的首席顾问开了一门关于天皇地位的课程，解释皇室的各种职责，说明这些职责在调节天皇与其忠实亲信的分歧时的作用，以及讲解决不能让公众和舆论玷污天皇的必要性。来讲过课的甚至还有准军事体系的人员，如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和审讯专家等战斗在“法西斯主义建设”第一线的行家里手。[18]。
除了培养人才以外，天皇还支持拉拢帮会和法西斯组织，比如黑龙会和血盟团，让他们以暗杀和政变来诱导民意，清除反对派。
黑龙会创立于1901年，是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中心和日本浪人的大本营，势力之大，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团体。当时成立日本内阁，没有黑龙会大佬头山满的同意，谁也行不通。黑龙会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也曾大显身手。之后与日本军方的合作日趋紧密，配合军队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
血盟团是日本右翼恐怖组织，由法西斯僧人井上日召发起，主要成员是学生和农村青年。井上日召曾在中国搞过特务活动，20世纪20年代和老朋友大川博士一起回到日本。他和他的门徒企图以暗杀的方式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美元套利陷阱”牵扯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裁团琢磨，都死在血盟团的枪下。
有了这些组织的暗中配合，天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运用“乾坤大挪移”，幕后操纵日本政局，屡屡使出阴谋、暗杀和战争手段，打得政党势力灰飞烟灭，财阀资本家俯首帖耳，国际社会哑口无言，把皇权紧紧握在手中。他的成就已经远超大正，直追明治。
“这样就结束了日本民选政府的实验。犬养毅的被害，有效地使政友会销声匿迹。此后13年内，虽然日本人仍继续定期投票选举，但他们的选票毫无意义——最多不过是对当时公开化了的问题，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已。在随后的岁月中，既然财阀已甘心成为国家整军尚武的机器上的轮齿，那么裕仁从他的皇祖列宗处承袭的军事计划可能遭遇的阻力，唯有来自陆军的‘军国主义分子’。
当最后一枚手榴弹爆炸后，烟消雾散；最后一辆出租汽车开到秘密警察大楼前停下来；西园寺公望最后虚张声势的恫吓伎俩被裕仁镇下去之后，死者共计不过4人。一年之后，希特勒夺取政权时，还得刺杀政敌51人，并纵火焚烧了德国国会。希特勒的名字于是立即在全世界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而裕仁在他的这场‘三重阴谋’的大政变后，却仍未被人识破——依旧是在宗教色彩的戒律掩盖下的神秘人物，表面看来仍然完全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典范。他占了当皇帝的便宜，他可以凭借上千年搞阴谋的经验。”[19]。
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翻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此时的西园寺公望彻底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宪政不可能制约天皇，金权也难以战胜皇权！
从此，日本打开了世界大战的潘多拉盒子。
「参考文献」。
[1]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78页。
[2] 出处同上，第579页。
[3] 出处同上，第410-411页。
[4] 南进论，（日）室伏高信，1936年。
[5]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6]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23-224。
[7] 出处同上，p225。
[8]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 1922。
[9] Japanese Banking，Norio Tama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55-156。
[10]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05页。
[11] The House of Mitsui，Oland Russell，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39，p254-255。
[12] 出处同上，p255。
[13] 出处同上，p249-250。
[14] 日本真相，高宗武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15]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6] Tragedy and Hope，Carroll Quigley，GSG & Associates，1996，p561。
[17]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75页。
[18] 日本天皇的阴谋，（美）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8-459页。
[19] 出处同上，p663。
第七章 金陵梦断。
银行家之死。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金融版“潜伏”。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本章导读」。
为什么外汇平准基金是中国当时的第二中央银行？为什么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能够攫取惊人的财富？为什么外汇自由化是一个在错误时机推出的错误决策？为什么中共的“金融潜伏”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为什么蒋介石最终输掉了货币战争？
1935年的法币改革，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却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争一旦爆发，外汇立刻短缺，法币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蒋介石不得不依靠英美贷款，才能稳定货币，坚持抗战。英美充分利用了蒋介石的困境，以外汇平准基金为平台，以外汇贷款为条件，一举夺走了中央银行的大权。
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利用货币手段，无情地掠夺了大后方与沦陷区的财富，尽失民心。正在恢复经济的关键时刻，货币稳定本该压倒一切，宋子文却在一个错误的时机，推出了一个错误的货币政策，这就是外汇自由化，其后果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的崩溃。
金圆券本来是为了收拾法币的烂摊子，没想到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烂摊子，最终葬送了蒋家王朝。
「银行家之死」。
1938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架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民航班机一路西行直往重庆而去。飞机刚刚飞到广东中山上空，机长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云端钻出一架战斗机，机身侧翼涂装的日本太阳旗怵目惊心——那是一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战机！不一会儿，那架日本战机的侧翼又出现一架战机，紧接是第3架、第4架、第5架，民航班机上的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落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空中陷阱。
机长见势不妙，猛地一拉操纵杆，一头扎向厚厚的云层，企图摆脱日军的伏击。5架日本战机立刻呈扇形队列包抄上来，机关炮喷着火舌向民航班机打去。不到一分钟，民航班机就被打得失去了飞行能力，拉着黑烟急速下坠，驾驶员所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将飞机迫降在水田中。
幸运的是驾驶员成功了。还活着的乘客奋力挣扎着爬出机舱，四散奔逃。其中一名乘客刚跑出两步忽然想起机舱里还有重要的公文包，立刻转身去抢。这时日本战机纷纷俯冲下来，向还活着的一切生命扫射。刚刚返回机舱的那名乘客不幸中弹而亡。
这位勇敢的乘客是一名中国银行家，他的名字叫胡笔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同机遇难的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银行家，“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
日本的战斗机绝不是巧遇了这架民航班机，并将其击落的。其实日本间谍早已在香港严密监控几位中国银行家的行踪，他们使用美人计从港英官员的口中获知了胡笔江、徐新六等人的航班信息，结果就是日本空军派出精锐的战斗机在香港到重庆的半途中进行拦截。
如果仅仅是为了暗算两名中国银行家，日本空军和间谍组织似乎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事实上，日本要暗算的不仅仅是这两名银行家，而是要暗算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此时，这两位银行家的提包中承载的是中国法币的命运，而货币的命运最终将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废两改元”，建立起“四行两局”的金融系统来统一中国混乱的货币发行。1935年11月，中国完成了币制改革，废除实行了400年的银本位制，白银被国有化，法币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货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这一系列货币改革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在“四行”中，宋家控制中国银行；孔家执掌中央银行；陈家和宋家分享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则是蒋家的自留地，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黑道兄弟，分享农民银行资助下的巨额鸦片利润。在“两局”中，孔家拿下了中央信托局，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军火生意；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大饼由各家族分享。后来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库”则是陈家的天下。外汇这一中国最稀缺的金融资源由宋家和孔家联手垄断。当然，最大的老板还是蒋介石。
当蒋介石从军事集权、政治集权发展到金融集权时，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剧增。通过金融系统，四大家族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外汇，实现了金权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由垄断中国金融系统，演变为与四大家族分享权力。客观地说，四大家族已经具备了向日本财阀体系进化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也已经逐渐加强了对金融高边疆的控制力。
先前的中国，货币版图四分五裂；如今法币一出，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终结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状态。而货币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法币改革后，直至战争爆发时止的20个月内，“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汇率的稳定”[1]，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外贸能力，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大萧条的阴影，迈入稳步增长的轨道。如果不是美国单方面掀起“白银风潮”，中国很有可能会是较早走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国家之一。
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特别是对征服中国具有强烈冲动的日本军方。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贫弱和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搞成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这对日本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自身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货币统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边疆，最终在本国金融的强力支持下，走上了一代人即完成了工业化的快速轨道。
美国外交人士对此深有体会，“日本军人抱有一种信念，以为中国推行的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和改进军事的方案，近几年有了进展并获得明显的成功，因此已经构成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推迟目前所进行的摧毁那一方案的行动，只意味着以后再想去摧毁它就难于做到了”[2]。
更令日本军人恼火的是，法币居然选择了与英镑和美元挂钩，以保持币值稳定的政策，从而事实上拒绝了法币日元化的可能。这等于是货币宣战！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法令刚一出台，就规定了法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将法币纳入英镑集团。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美国以黄金购入中国7000万盎司白银，另外中国方面再以5000万盎司白银为担保借款2500万美元，并将这笔黄金和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联储的户头，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并规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法币兑换30美分。这个协定把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帮中佐、少佐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英镑和美元区，使中国跟英美力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将日本彻底排除出局。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的币制改革，“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之邻国日本，竟毫无协议……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故以安定东洋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漠视”。就连素称“鸽派”的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是“蔑视日本之立场，故亦不能承诺”，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3]关东军对币制改革的反应，则是直接用大炮发言。中国11月3日刚宣布币制改革方案，关东军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步兵、坦克战车和野战重炮部队在山海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开进关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同时日本方面开始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力向华北渗透，妄图把华北“满洲国”化。
日本的逻辑非常明确，中国的币制改革，事实上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决心“自外”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然中国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币制改革，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摇摇欲坠。战争需要钱，现代化战争需要更多的钱。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动员国家的战争能力，说白了就是让中央银行造币局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印钞票。而维持法币币值稳定的要害在于外汇市场的汇率稳定，而真实的汇率稳定需要外汇的自由买卖。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开始大量抛出法币，抢购美元、英镑、黄金和白银，很快国民政府压箱底的那点外汇储备就要耗尽了。
1938年2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出笼后，上海外汇市场上日伪金融势力套汇活动颇为猖獗，每日向中央银行提出购汇的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4]与此同时，法币币值则一路下跌。从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币兑英镑从14便士降至8便士，兑美元则从30美分降至16美分，5个月间贬值一半！
迫于巨大的抢购外汇压力，国民政府放弃了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由中央银行出面管理，实行“外汇请核”制度，即各项购汇申请须经由中央银行核定后，再按法定汇价售予外汇。上海和香港变成了两个官方的外汇市场，法定汇率有价无市。
然而对买卖外汇的限制立即导致了上海外汇黑市的出现，对法币币值反而形成了更猛烈的冲击。
法币的信用已到了危急关头，要想维持法币币值，从而稳定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金融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英美借钱。将借来的英镑和美元存到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户头上，同时由出资方派员建立一个“董事会”来管理这笔外汇，有计划地向中国外汇市场抛出英镑和美元，回笼法币，以此来稳定法币的币值。等战争结束金融稳定后，中国再定期偿还借来的这批英镑和美元。
这笔钱叫做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平准基金的“董事会”，就是平准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的金融机构，有权独立地根据当时外汇市场行情的波动，做出干预汇市的决定。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委员会操纵汇率的权力，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且任何机构和个人，只要想弄到外汇，就必须报请委员会审批和拨付。这样，平准基金等于把以前中央银行行使的“外汇请核”审批权也抓到了自己手中。另外，中国政府的一切货币政策都必须事先提交给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点了头才能执行，于是这个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一旦落实，俨然就会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被日本战机击落的徐新六和胡笔江，当时被中国政府召回战时首都重庆，他们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英美借钱，张罗平准基金的事。徐新六和胡笔江也是完成这个使命最好的人选。徐新六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投身银行业，迅速崛起为江浙财阀的台柱之一，又长期担任国际银行家在华理事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董事，与国际金融界交往密切，还是美国财长摩根索的故交好友，由他代表中国去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谈平准基金的事，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胡笔江身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在江浙财阀中乃是坚决的反日派，曾经因为大力资助“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上过蒋介石和日本军部的黑名单。一个抗日银行家以坚持抗战为诉求，要求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在西方议会和媒体中都很有说服力。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黄金搭档。
这也正是日本人一定要置这两位中国银行家于死地的原因。一旦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做成，中国法币币值将会稳定下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政府对日作战的财政动员能力。而英美方面把持了平准基金，就等于把中国牢牢地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搅黄这件事，就算拦不住，也要竭尽全力打乱其步伐和节奏。
徐新六和胡笔江可以说是倒在了“货币抗战”的前沿阵地上。
「外汇平准基金：第二中央银行」。
经过多方努力，到1939年3月，中英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出资325万英镑、交通银行出资175万英镑，英国方面由汇丰银行出资300万英镑、渣打银行出资200万英镑，合计1000万英镑（约合5000万美元、10亿元法币）组成“中英平准基金”，全部英镑存入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户头上，并组成“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来进行干预汇市、平准法币币值的操作。
但是，这10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面对的是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战火的摧残、物资的极度匮乏、天量的通货膨胀、伪法币套取外汇的货币攻势，再加上投机商的推波助澜，1000万英镑平准基金很快就支撑不住了。1939年5月底，在平准基金开始运作后仅仅两个月，全部基金的2/3英镑子弹，就已经消耗殆尽。然而面对战争这一可怕的财富绞肉机，还有疯狂逃跑的法币资金，根本就招架不住。到7月中旬，平准基金弹尽粮绝！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也下降到抗战爆发以来的最低点，中央银行的外汇节余仅剩2500万美元。[5]。
情急之下，平准基金委员会不得不两度停售外汇，法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贬值，到1939年10月，1元法币已跌至4便士的历史新低。
此时，美国人出招了。
1939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亚瑟·杨格通告美国大使馆：“最近三天里，平准基金的耗费异乎寻常，其中约有一半是美国运通公司和花旗银行购入的。”[6]连一贯亲美的孔祥熙也愤怒了，他在7月18日直接致电美国国务院：“外汇情势日趋严峻，平准基金所剩无几。近日所售外汇，大部分为外商购去。据所收到的报告，其中相当大的份额为美国运通公司、花旗银行和其他美商购去了。这无论如何不是友好的举措。因此，请务必尽快制止此事。”[7]孔祥熙的措辞之严厉，就差直接骂娘了。
这时站出来给中国解围的，是希特勒。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同日，英法对德宣战，英镑应声贬值，法币在上海汇市随之升值。至1940年初，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上升了80％，对美元也上升了50％。平准基金委员会趁机抛出法币回购了420万英镑，相当于以往出售总额的40％。[8]。
然而好景不长，到1940年3月，情况又趋严峻。5月初，平准基金委员会再次停止了向上海汇市无限制提供外汇，法币兑英镑暴跌。两个月后，1000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只剩下了200万英镑，实际上已经无从发挥平准法币币值的功能了。
日本人拆台，汉奸伪政府拆台，美国人也拆台，投机商推波助澜，欧洲又爆发大战自顾不暇，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向美国求援。
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哀求道：“目前日本军事进展既受打击，不宣而战之战争已演为经济战争，最近伪组织宣布在上海设立发行银行，加以欧洲局势日趋险恶，敝国币制所受之压力益形严重，以致物价上涨，汇价跌落，外汇基金如不予充实，则经济状况日趋疲软，影响所及，事业更致纷乱，万一金融崩溃，将使日人藉傀儡组织之力，统制敝国币制，敝国经济利益必遭摧残……于此紧急之时，贷我现款，以维持敝国币制。”[9]。
美国还在等待“更优惠”的报价，蒋介石已然等不及了。
1940年6月，宋子文亲自出马赴美求援。此时的美国社会正是“孤立主义”当道，美国民众觉得有两大洋防护，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能奈我何，何必要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搭上自己孩子的骨头。尽管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但是在民众选票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援华一事谨慎从事。直到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气焰正盛的德国人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妥协，生怕中国扛不住倒向日本一边的罗斯福这才松口，同意对中国的外汇平准基金贷款。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美两国终于在1941年4月，达成了有关平准基金及其管理委员会的协定。在同一天，新一期中英平准基金协定也达成了。随后，三国互相换文，将两个平准基金加以合并，由美国出资5000万美元，英国出资10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中国出资2000万美元，合计1.1亿美元组成全新的“中美英平准基金”。[10]。
新成立的基金委员会权力熏天，除了日常的外汇市场操作、平准法币汇率之外，还有权审核所有的中美贸易。不管是谁，只要在中美两国间做生意，就必须持有基金委员会核准使用外汇的证明，才可从美国订购货物运往中国。而一切中国对美国出口，必须出示已将外汇售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证明，美国政府才准其货物入关。也就是说，这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不但是中国实质上的中央银行，还是中国最高外贸管理机构！
美国人的胃口远比英国人大得多！
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当然是美国人。根据平准基金协定规定，美籍委员应该将委员会的一切决策和计划，随时呈报给美国财政部。必须经过美国财长或者美联储的批准，委员会才能动用基金进行投资或再放款等业务。而且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平准基金委员会，必须将基金的使用情况定期汇报给美国财政部，供其“参考”。
再来看看这个中美英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构成名单：陈光甫、席德懋和贝祖诒。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是江浙财阀的台柱人物，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完全按照西方银行业的标准模式来运营，与美国财团有大量的银行业务往来，是上海美国财界精英结社“罗塔里俱乐部”的会长[11]，地道的国际银行家的圈内人，他顺理成章地出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洞庭席家的席德懋的正式身份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而他真正代表的势力则是外国银行的“八国联军”。贝祖诒出身盛宣怀系的汉冶萍公司，后来加入中国银行，成为宋子文的心腹，是宋家在平准基金的代理人。
从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国际银行家领导下的、买办与官僚资本密切合作的、控制中国金融主权的核心组织。
为了扶植这个机构，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冻结所有中日两国在美的私人资金，随后英国与荷兰也相继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市场的套汇风潮，减轻了基金会的售汇压力。美国财长摩根索高度评价了平准基金的作用，称其有助于中国政府整理金融和开展对傀儡政权货币的经济战。[12]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13]。
然而不管是摩根索，还是詹森，都没有表达出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平准基金的确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更深地控制中国，更好地为其所用！
「孔祥熙的美元横财」。
1941年12月，就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在香港开张后仅仅4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国会，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在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当时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法币，按照官定汇率，5亿美元相当于100亿法币，也就是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华尔街早已在构思战后的世界货币的战略格局了。从货币战略的角度看，这5亿美元的“本钱”将带来四大巨额回报：第一，贷款将立竿见影地拉动美国的军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带动钢铁、矿山、机械制造、运输、造船、汽车、飞机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大大改善高达18％的失业率，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第二，贷款将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彻底美元化，从而在货币发行的高度，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以此类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将大大扩张美元的流通域，强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能力；第四，美元势力扩张将最终取代英镑而奠定未来世界货币霸主地位，当世界各国争相获得美元贷款时，美元的国际储备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被确立。战后，美国将通过增发美元纸币的形式，向各国每年征收“铸币税”，而且一收就是70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元货币战略的制定者，高就高在发现了“美元储备”相当于变相征税，而且是世界各国无法摆脱的、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超级税种”！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5亿美元实在是一笔天大的意外之财！四大家族费了吃奶的劲，背了无数骂名，才把原本江浙财阀把持的金融权力抢到了自己手里，建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集权体系，结果没几年功夫，一不留神就被平准基金委员会夺了权。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然而因为自己手里没有硬通货，人家手里有美元、英镑，有求于人，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下好了，在美联储的户头里，随时有5亿美元可供支取，为什么还要把只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当大爷一样供着呢？
于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立刻把这笔天量外汇的管理权抓到手上，又坐回到真正的“中央银行”的位置上。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假模假式地委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陈光甫、席德懋等人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然而，陈光甫刚接到任命就发出了辞职信，席德懋也只是指派了一个代理人代表席家出任这个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屁股还是坐在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当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了“美元储备”的精髓，他们开始“抓大放小”，什么每笔中美贸易管理问题和外汇使用权限审批之类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还不够烦的呢。于是，平准基金委员会逐渐失宠了。委员们也都不得不“与时俱进”，向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靠拢。
当孔祥熙突然发了横财，这笔钱该怎么花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究竟如何花才对自己最有利？
不久方案就出来了：发行1亿美金储蓄基金；发行1亿美金公债；拿出2.2亿美元从美国买黄金；用5000万美元在美采购各种物资；剩下的钱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所谓“美金储蓄基金”，就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拨出1亿美元存入央行充做基金。“四行两局”的储户存储时，以法币折合美元，折合率为1美元合20元法币。储蓄券面额不加限制，最小面额为10美元，期限分为1年、2年、3年3种，年利率分别为3厘、3厘半、4厘，到期按面额付给美元本息。
所谓“美金公债”，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拿出1亿美元做担保来发行国债。认购国债者以100元法币合5～6美元的折合率，掏法币买美元担保国债，从1944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分10年还清。这种债券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可以在公务上用作交纳保证金，还可以充做银行的准备金。
听起来很美，然而老百姓包括工商企业和银行，都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与民争利、发债赖账的“光荣传统”给吓怕了，到期能否照付美元本息，心里都没底。然而，1942年初，有平准基金和5亿美元大馅饼做后盾，法币币值一度坚挺，美元的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套利空间也不大，所以不管是美金储蓄基金还是美金公债，一开始都应者寥寥，不得不用“劝销”、“摊销”、“搭销”的方式强行推动。“四行两局”奉命向民众“摊销”两种投资品，不论官民，凡向“四行两局”借款者，一律将贷款额的5％～20％强制转成美金储蓄券。“四行”本身也必须认购200万美元的美金储蓄券，甚至还下令各省售粮时，都必须以类似的手段向购粮者“搭销”美金储蓄券。
美金公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政府的信用记录本来就不佳，抗战后连证券交易所都关门大吉，合法的公债买卖都不存在了，这会儿突然又发行一种新公债，还号称以美元来偿还本息？民众认为，央行、财政部那是组团忽悠老百姓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最高金融统制机构“四联总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把推广美金储蓄券那一套打法拿出来推销美金公债，除了“劝销”、“摊销”、“搭销”这些招数外，还强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各自认购200万美元公债进行造势。
然而，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却从困境中悟出了大发横财的道理。
别人不知道美金公债的底细，孔祥熙还能不知道吗？用作公债发行准备的1亿美元就存在美联储的户头上，债信根本不成问题。再说赖的账还能赖到财政部长、央行总裁的头上？而且战争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打完，只要打仗，法币肯定还会贬值，官价和黑市价的套利空间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增加，仅这一手就不知道能赚多少钱！什么是金融？孔祥熙就是金融；什么是监管？孔祥熙就是监管！说干就干。就在大家渐渐明白过来，开始跃跃欲试购买美金公债的时候，孔祥熙却命令央行国库局，以美金公债债券售罄为借口，自1943年10月15日起停止发售。
真的都卖完了吗？据时任云南省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的陈赓雅回忆，到1943年10月份，还有整整500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没有销售出去，孔祥熙却命令终止发售，由央行业务局收购[14]。实际上，央行业务局并没有全部收购，孔祥熙自己就买下了115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孔祥熙是用1美元折合20元法币的官价收购的这批公债，而当月美金公债的均价却是1美元折合约250元法币的水平。仅这一招，孔祥熙和他的党羽就贪墨了20亿元以上的法币！
这还不算完。干完了这一票，孔祥熙一班人胃口变得惊人得大，他还想把全部5000万美元的公债都吃下去。然而孔祥熙的权势再大，也只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蒙蔽一部分人，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所作所为被舆论曝光后，朝野一片哗然！
黄炎培、傅斯年等一批国民参政会的“御史言官”们，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联名提出对发售美金公债营私舞弊的质询案，傅斯年还搜集了一大堆孔祥熙美金公债案的原始资料和证据，打算正式提交参政会讨论，一定要玩一手“美式民主”，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亲国戚、亲美大财阀孔祥熙拉下马。
然而就在国民参政会正式开会的前夜，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却找上门来，与傅斯年议员“恳谈”，要傅斯年“以大局为重”，不要给“友邦”和“反动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要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会秉公办理，希望能把孔祥熙案的卷宗先拿到蒋介石官邸，“委座要提前看”[15]。当然，这批卷宗最后必然是永远“失踪”了。事后，虽然孔祥熙被迫辞职下野，从此远离权力中枢，但是他并未遭到司法调查，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被他贪墨的那些钱也不了了之，湮没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蒋介石摆明了就是要罩着孔祥熙，事实上，统治国民政府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哪一个身上都不干净。
早在1943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估计宋子文的身家有7000万美元，他在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都有投资，而仅靠他出任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国家公职的那点薪水，显然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的。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1953年采访连任失败的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在计划偷偷侵吞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杜鲁门越说越激动，最后竟不能自抑，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该死的贼（They'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介石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16]。
被他们贪走的美元，最终也是需要中国普通老百姓辛苦劳动创造出财富来偿还的。他们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样的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榨取国民血汗的财富压榨机！
如此的“国民政府”，早晚必被国民所抛弃！
「金融版“潜伏”」。
1939年秋天的纽约，陈光甫在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个年轻人，只见这位小伙子儒雅中暗含着老练。他目光犀利，思维敏捷，对陈光甫的英文提问，他以英语对答如流。陈光甫暗自点头，果然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兼货币司司长、他的老朋友白劳德亲自保举的青年才俊，当真是后生可畏。陈光甫当即拍板，聘请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为自己的秘书，着力栽培。
这位年轻人名叫冀朝鼎，出身山西名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盛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党内组织关系上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他的弟弟，则是日后代表新中国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
在接受组织派遣赴美留学期间，通过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政策研究室官员、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爱德乐。后来，爱德乐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实权人物白劳德。白劳德当时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成员，看到来自中国的冀朝鼎人才难得，就引荐冀朝鼎作为研究人员进入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
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可是非比寻常，它作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于1925年在檀香山成立，由中美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国家的精英阶层组成。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对其提供资助，代表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华尔街联盟控制着这个组织[17]。同时向这个组织提供经费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通用电气公司、《时代》杂志、J. P. 摩根、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及其他与华尔街有关系的机构。
作为这个机构的美方主要代表，财政部的实权人物、助理财长白劳德对于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设计，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为了避免类似大萧条那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应该搞一个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参加的国际平准基金，基金数额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并且基金要以这50亿美元为准备，发行独立的货币单位“尤尼它”（Unita）。每一个“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将“尤尼它”与美元和黄金挂钩，所有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3/4的投票权表决通过，会员国的货币不得贬值。另外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等歧视性措施，并对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这就是今天统治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前身，而白劳德建议的这个国际平准基金计划，最终以“怀特计划”的名称永载国际货币金融史册。
提出了国际平准基金计划的白劳德和美国财政部，急需一块试验田来测试自己的计划到底成效如何。这时中国为了稳定自己的币值，主动于1938年8月派徐新六、胡笔江赴美洽谈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事宜；然而两位中国银行家还没来得及飞离中国本土，就被日本战机击落。亟需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在悲剧发生的第二个月就迅速委派陈光甫继续赴美谈判。
本来这是一件美国财政部求之不得的事，然而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和中立法，又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于是熟悉美国政治气候和商业套路的陈光甫，建议美国财政部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用这个平台作为未来建立平准基金的过渡，而公司的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最低限度国防能力的重要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18]随后，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终于在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
急于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白劳德和陈光甫都心知肚明，这个“桐油贷款”不过是未来建立中美平准基金的预演，白劳德需要及早向这个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安插“自己人”，陈光甫也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既能应对公司的日常业务，也能保持与美国财政部的密切沟通。恰在这时，冀朝鼎出现了。而陈光甫安排给冀朝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撰写“桐油贷款”报告。[19]。
而冀朝鼎能成为白劳德的“自己人”，使得白劳德推荐他扮演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冀朝鼎的举荐人爱德乐是白劳德的心腹，或者是冀朝鼎卓尔不凡的能力，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同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共事，更重要的是，白劳德本人也是“组织上的人”。1944年，白劳德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用自己的“怀特计划”PK掉了代表英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苏联间谍嫌疑的罪名给“双规”了。此后不久，打入全球资本主义大脑神经中枢，进行深度潜伏的白劳德，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随着战事的深入，中国外贸路线几乎全被日本军队切断，实际上已无外贸可言。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自无存在的必要，于是陈光甫就带着冀朝鼎回国，走马上任新成立的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冀朝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像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都是身兼数职的金融界大佬，各有各的银行“堂口”，各有各的一大摊子事，对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可能亲力亲为，于是基金的日常运作就全部控制在了冀朝鼎的手中。而平准基金在当时几乎相当于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这位深度潜伏的“共谍”，真可谓是位高权重。
更匪夷所思的是，冀朝鼎不仅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呼风唤雨，不久居然又成了孔祥熙控制下的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原来，冀朝鼎在他的位置上，敏锐地觉察到在两个委员会之间，特别是在陈光甫和孔祥熙之间，权力的天平迟早会向后者倾斜，为了潜伏到更深的位置上，他必须利用两者的矛盾，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转到孔祥熙的阵营中去。尽管陈光甫的才学、私德、个人魅力要远胜于孔祥熙，尽管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他与陈光甫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尽管背弃陈光甫令冀朝鼎内心痛苦不堪，然而为了更大的正义，有些事，他必须要做。
在日军攻占香港后，原本在香港开门营业的平准基金不得不迁到陪都重庆，就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办公。而平准基金工作人员包括冀朝鼎，都住在重庆北岸范庄孔祥熙大院的楼房里。冀朝鼎占据了“有利地形”，能够每天与孔祥熙接触。凭借孔、冀两大山西豪门的世交关系，冀朝鼎很快就成了孔家的常客，每周陪宋霭龄一起打桥牌，和孔祥熙亲近到称他为“老伯”。不久，他就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孔祥熙的算盘里，冀朝鼎与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籍委员爱德乐是死党（就是那位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美共党员），还与美国财政部关系密切（能不密切吗？美国财政部里到处是“共谍”），在白宫也“上面有人”（怪不得麦卡锡很抓狂），待5亿美元“三无”贷款到位，正好用冀朝鼎来取代陈光甫跟美国人打交道，把陈光甫彻底踢出局。冀朝鼎同为山西老乡，还是豪门世交之后，又喝过美国洋墨水，与美国上层关系密切，业务能力也超强，这样“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干才不用还要谁？孔祥熙哪里会想到有着如此背景的冀朝鼎会是共产党员！于是冀朝鼎很快就成为孔祥熙的心腹，赢得了孔祥熙的最高信任，以至于孔祥熙把自己没穿过的贵重西服都送给了冀朝鼎。等到1944年2月平准基金委员会一解散，冀朝鼎立刻就变成了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
到这时，冀朝鼎已经成为国民政府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制定者！大权在握，冀朝鼎要出手了。
「法币破产：外汇自由化的恶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中国人民以3500万生命为代价，终于赢得了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此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接收沦陷区，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战时主管金融财政工作的孔祥熙，此时因为美金公债弊案已经下台，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是宋子文。重新站在管理国家经济核心舞台上的宋子文，发现自己面对的实在是个烂摊子。
一部国民政府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先是北伐，而后“剿共”，还要跟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接着又是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几年消停过，战争早已打得民穷财尽，政府正常的财政税收日渐萎缩，根本入不敷出。国民政府前期还能依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发行公债度日。到了1935年以后，江浙财阀的金融力量基本上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强行夺了过去，而蒋政府又多次赖账，信用极差，使得公债也日益乏人问津。抗战爆发后，不得不靠借外债过日子。然而这么大的国家，应付如此规模的一场战争，求助外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万般无奈之下，为了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蒋介石便更多地倾向于让国家银行垫款，从1945年之后，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垫款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常年高达60％以上！
中央银行也不是阿里巴巴，念动咒语就能凭空变出财富来。面对政府的欲壑难填，中央银行只剩下一招：开动机器印钞票。如今，这一招有个难记易忘而且令人似懂非懂的名字，名唤“量化宽松”。
中央银行大念其“量化宽松”的咒语，结果就是唤醒了一个名叫“通货膨胀”的魔鬼，而宋子文采取的在沦陷区以1元法币兑换200元伪币的掠夺政策，则打开了禁闭魔鬼的瓶塞子。不久，这个魔鬼将把国统区变成人间炼狱。
当初侵华日军为了稳定沦陷区的经济秩序，以贯彻其“以战养战”的策略，每攻占一地，即宣布以1元日本军票兑换1元法币，从而将法币排挤出沦陷区。当汪伪政权建立后，发行伪中储券，1元伪中储券兑换2元日本军票，实际使货币贬值一半。等到光复以后，宋子文竟然宣布以1：200的比价用法币兑换伪中储券，这就意味着沦陷区一位月薪1万元的白领，在日本人打进来后，还能维持1万元的月收入；汪伪政权成立后就只剩下了5000元钱，但日子还能过；好不容易熬到光复，通宵狂欢，第二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月收入就只剩下了25元钱！剩下的9975元钱到哪里去了呢？被政府强制剥夺，拿去填预算的窟窿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宋子文的货币政策，害得沦陷区的百姓真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但是好在总算是光复了，不打仗了，勒紧裤腰带苦干几年日子总会好起来。然而老百姓突然又遭遇到一个更大的痛苦——通货膨胀！市面上物价一天天飞涨，原来国民党的那些接收大员们，还有后方的投机商们，发现自己手头持有的法币在沦陷区真是很值钱，荷包里的1元钱拿到沦陷区来能当200元钱用，有这便宜谁不占！一窝蜂似地跑到沦陷区来抢购物资，本来经过战争的摧残，物资供应就极度匮乏，再加上抢购风潮，物价像坐了火箭一样立刻就飙升上去了。
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这是沦陷区，那么大后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
1942年以后，国民政府发行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很多百姓买了公债，本想这两批公债有美元和黄金做准备，信用不成问题，还能支援国家抗战，又能对冲通胀风险，何乐不为？就把棺材本都拿出来吃进了一些美金公债和黄金公债，满心期盼着战争胜利后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美元和黄金。结果，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盼来的却是一纸黄金债券六折收兑、美金债券不以美金收兑的官府告示。政府居然公然打劫人民的钱包！而沦陷区的恶性通胀此时已经延烧到了全国各地，大后方市场也是一天一个价。老百姓对政府的仇恨已经暗潮涌动了。
高高在上的宋子文是不会考虑普通百姓的生活的，他的心思都花在如何通过种种敛财手段，尽快积累“硬通货”。加上前任孔祥熙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此时，宋子文手里已有大约9亿美金的外汇和黄金了。
在冀朝鼎的策划下，宋子文认为已经有足够的本钱来启动一项扭转乾坤的金融改革——外汇自由化。
本来法币的信用基础，就是外汇市场上法币与外汇的自由交易所产生的汇率稳定，这也是所谓“汇兑本位制”的要义所在。然而在抗战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防止日伪用法币来套购外汇，再用外汇套购战略物资，国民政府冻结了法币对外汇的自由兑换。到了战后，冀朝鼎游说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管制，实在不利于国家币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也不符合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各项自由化原则。冀朝鼎坚称，中国要发展，怎能不跟国际接轨？怎能违背“布雷顿共识”的国际惯例？所以，外汇管制一定要放开，外汇市场必须要自由化！
于是，1946年2月，《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出台了，规定中央银行以5亿美金为准备发行法币，美元与法币的汇率从1：20贬到1：2020，黄金和外汇重新自由交易，并由央行成立平准基金随时进行市场调控，保持法币币值的稳定。
然而在通货膨胀来势凶猛的形势下，官定汇率贬得快，黑市汇率贬得更快！外汇黑市买卖仍是投机者热捧的对象，法币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法币币值的暴跌，也没有带来宋子文预想的刺激出口，增加创汇的效果。由于世界大战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中国造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口、除了美国以外的工业化国家被打成一片废墟，对中国原料的需求也锐减，这就使得出口创汇成为空想，而中国民众切实需要的一些商品，国内产能又不能满足，以前外汇管制，国内商家想进口也不成，现在外汇自由化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找央行批外汇买洋货，这下就一发而不可收。外汇自由化改革8个月后，央行因进口货物售出的外汇及政府其他用途结汇消耗的美金、英镑、黄金，扣除出口创汇所得，净损失达到4亿美金！央行可以运用的外汇资金一下子就减少了60％。宋子文一看不妙，连忙又将法币贬值到1美元换3350元法币，结果除了刺激通货膨胀进一步升温之外，一无所获。
经济萧条，内战失利，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抛法币，抢购外汇和黄金。
此时的宋子文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他的“得力干将”冀朝鼎不仅帮他“出主意”、“想办法”，而且执行力超级强大。宋子文在其游说下，断定外汇自由化已到了关键的“闯关阶段”，进则尽收全功，退则死无葬身之地，不仅个人信誉彻底崩溃，而且也会“断送党国的大业”。
宋部长，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
宋子文像被催了眠，将当年花2.2亿美金买回来的628万两黄金，在市场上狂抛，以回笼法币，他不相信如此规模的黄金抛售压不住法币暴跌的势头。
结果真的没压住！
到1947年2月，宋子文已经抛售出去了330多万两黄金，而法币的官定汇率却已经跌到1美元兑换12000元法币！黑市价格就没法看了。
不得已，蒋介石亲自出马，于1947年2月16日出台《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再度禁止黄金买卖和外汇流通，央行不再出售而只购入黄金。
外汇自由化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宋子文黯然下台，国民政府的信用垮台了。50年后，身在台湾地区的陈立夫出版回忆录，悲愤地指责宋子文错误的货币政策断送了“党国”的江山：“我们的（货币）政策，使得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宋（宋子文）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蒋公太相信宋了，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所有财政问题都听宋的），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系的……（而所有这些昏招）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激愤之余，陈立夫居然把他回忆录的那一节命名为“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20]。
冀朝鼎的一系列货币“昏招”组合拳，难道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吗？还真没有。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的。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正是从四大家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为他们敛财而量身定制的。只要能肥了四大家族，对他们而言，冀朝鼎非但无过，而且有功。
事实上，从1947年2月宋子文外汇自由化改革失败，引发黄金抢购风潮和恶性超级通货膨胀起，国民党就已经输掉了内战。
「金圆券的最后挣扎」。
恶性通货膨胀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纸币的彻底抛弃。法币破产的根源在于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支出比税收多出了10倍！印刷钞票就成了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如此一来，纸币信用将很快破产。当人民不再相信纸币时，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比印钞票的速度还要快。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就是蒋介石所发动的全面内战。战争消耗严重损耗了国民政府的财力，到1947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占财政支出的一半！战场的不断失利又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纸币的怀疑。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法币走向了最终的崩溃。
为了收拾法币残局，冀朝鼎又力主政府搞金圆券改革。既然法币已经没有信用了，必须发行新币，以重建货币信用。冀朝鼎引经据典，大讲特讲当年德国的沙赫特是如何用地租马克取代魏玛马克，从而一举扭转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超级通胀。他说得头头是道，听得高官们频频点头。于是，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进行了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21]。
金圆券的核心就是以金圆为货币本位，以40％的黄金、白银、外汇和60％的国有资产为抵押，来发行“十足准备”的新货币，发行上限为20亿；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来回笼旧币；限期收兑民众的所有黄金、白银和外汇，老百姓不得私自拥有金银和外汇，违者一律没收充公。同时，人民在国外的存款必须登记申报，否则就是判刑和财产没收。
这基本上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老百姓并不傻，听到政府又要出台新货币了，早就对政府丧失信任的人们立刻扑向他们能够买到的一切东西。
《大公报》10月7日报道：“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市民见面莫不以‘如何得了’相询。日用品等均成奇货。”
首都南京的情况也不妙。《中央日报》报道：“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主妇们早上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南京的菜市，是标准的蔬食市场，除了豪门以高价求诸黑市外，市民们都只能天然地奉行蔬食主义。”
在市场最繁荣的上海，抢购同样是民众对金圆券的回应。《海光月刊》1948年11月刊，介绍了上海抢购的景象：“刚巧是星期日，激动了上海人的抢购风潮。南京路异乎寻常得热闹起来，人头攒动，好比蚂蚁搬家，马路上只见一群群挟着一包一包货物的人。四大公司、百货商店、绸缎店以及棉布店莫不挤满了人，这些人可以说还算是有剩余购买力的。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
蒋介石许诺的“十足准备”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其40％的金银外汇早已不足额，60％的有价证券只是幌子，国民政府将几家国有企业的空头股票充作准备金，连这几家企业的股票发行都无人问津，其价格却被高价计算。即便如此，信誓旦旦的20亿金圆券发行上限，旋即被突破，到年底即达到83亿；1949年1月，突破208亿；4月突破5万亿；5月达到惊人的68万亿！
各省已经纷纷脱离中央的金圆券，自己发行银元和铜元。当解放军打过长江时，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彻底崩溃，财政完全瘫痪，军队濒临瓦解，蒋家王朝已经穷途末路。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冀朝鼎参与设计的“金圆券改革”的重磅“馊主意”，终于葬送了“党国”的江山！
在彻底丧失民心之后，“党国”穷得就只剩下钱了，最后只能带着250万两黄金退到了台湾地区。
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出损招，将会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败坏将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冀朝鼎将“与民争利”这一超级病毒，直接注射进国民党的货币血液，进而在整个经济体内循环，直接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看，冀朝鼎货币战争的杀伤力，不亚于战场上的百万雄兵！
「为什么蒋介石输掉了货币战争」。
货币发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也是最隐秘和最难驾驭的权力。货币驱动着经济的车轮，货币摆布着政治的天平，货币驾驭着战争的步伐。古往今来的帝王，谁发现了货币权力的秘密，谁就占据了制胜的先机。
统一货币是巩固政权的先决条件，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没有统一的财政，就难以实现统一的政治版图，就无法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还是大清“洋务运动”的失败，货币是否统一都是成败的关键要素。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认识到了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有苏区的国家银行和南京的中央银行，它们的首要职责都是掌握货币发行大权。
苏区货币与法币、金圆券最重要的区别是，货币权力究竟为谁服务。苏区货币服务于人民大众，蒋介石的货币服务于四大家族；苏区货币在实践中成长，蒋介石的货币在洋理论里衰亡；苏区货币是政权的公器，蒋介石的货币是四大家族的私权；“红军票”13天的发行与回笼，着眼的是信用，“金圆券”9个月增发3.4万倍，目的在于掠夺。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货币发行能否独立自主。苏区货币独立自主，蒋介石的货币仰人鼻息；苏区货币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的介入，蒋介石的货币却成了美英日列强争猎的肥羊；苏区货币没有外国平准基金的指手画脚，蒋介石的货币则将中央银行与外汇管理的金融主权拱手相让；苏区货币没有洋顾问委员会的评头论足，蒋介石的货币却是英美委员直接掌握审批大权。
苏区货币与蒋介石的货币另外一个不同在于，货币是否以实践为原则。苏区货币的建造者没有高深的货币金融理论功底，蒋介石的货币决策层却是满腹洋墨水；苏区货币在应付挤兑时充满变通与灵活，蒋介石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中被黄金风潮彻底打垮；苏区货币勇于尝试物价本位，以稳定物价和民心，蒋介石的货币则困守金银和证券发行准备，但反复欺骗百姓最终导致恶性通胀。
为什么蒋介石会输掉了货币战争？
这是因为他的货币权力只考虑极少数富人的福祉，蔑视和践踏大多数穷人的利益，最终结果只能是他的政权连同他的货币一起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参考文献」。
[1]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
[2] 美国对外文件，1937.3卷，第545-547页。
[3] 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4] 北华捷报，1938年4月6日。
[5] 中国与1937～1945年的外援，第163页。
[6] 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电（1939年7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9年第3卷，第684页。
[7]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
[8]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第2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1412页。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0年第4卷，第691页。
[10] 国务卿赫尔致驻华大使詹森电（1941年4月2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1年第5卷，第637页。
[11] 上海时代，（日）松本重治著，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12] 新华日报，1941年5月10、17日。
[13] 宋子文传，王松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14]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文思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15] 孔祥熙传，沈国仪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
[16] Madame Chiang Kai-shek，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Dies at 105，纽约时报2003年10月25日。
[17] Carroll Quigley，op. cit.，p.947。
[18] K. P. Chen Papers（陈光甫文件）[R].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第4页。
[19] The Reminiscences of Chen Guangfu（英文口头回忆录）[A]. 中国口述史[Z].陈光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特别馆藏，第109页。
[20] 成败之鉴，陈立夫著，正中书局，1994年，第388-340页。
[21] 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506-507页。
第八章 人民币的诞生。
边区的财神爷。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银元之战。
棉布之战。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本章导读」。
为什么“皖南事变”之前，抗日根据地会丧失货币发行权？为什么“物价本位”的“北海币”能够成功？为什么人民币能够战胜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尽快偿还苏联的外债？
早在抗战时期，根据地就开始了以“物资储备”发行货币的金融创新，这种货币在完全没有金银外汇做储备的情况下，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在当时世界普遍采用以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的情况下，堪称惊世骇俗。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曾这样评价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实践：“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货币的完全统一。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人民币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从根本上杜绝了外国资本势力染指中国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独立自主发行的人民币，牢牢地守护着中国的金融高边疆。
「边区的财神爷」。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杨家岭的路上。一个小时以前，他刚接到毛泽东的紧急通知，便火速赶来。遥望前面杨家岭窑洞的灯光，在寒夜中感觉分外温暖。
大家简单寒暄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边区的困难情况。从1940年开始，日本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政府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之后，蒋介石政府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禁止货物出入边区，号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而边区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灾荒，造成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可以说军政人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毛泽东对南汉宸说，形势非常严峻，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我们揭不开锅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动手。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境，毛泽东怎么会想到了南汉宸呢？
因为南汉宸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人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时，协助省主席杨虎城拯救陕西大旱后的经济危机，把陕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条，财政收入养活了政府人员和5万西北军。中央决定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做“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解决边区四五万军政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临危受命，当起了边区的大管家。
南汉宸的当务之急就是找粮食，没有饭吃的军队不仅打不了仗，连生存都成问题。情况的确相当严重，粮食局仓库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员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拾起一颗颗米粒，才凑齐了一盆，为中央来的首长做了一顿年夜饭。
经过仔细调查，南汉宸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抗战初期，边区脱产干部和军队规模小，外来的援助多，政府实施休养生息与让利于民的政策，几乎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随着军政人员增加，马匹数量上升，需要的粮草越来越多，但边区政府仍不愿向百姓征粮，才造成1941年的困难局面。
南汉宸认为，如果政府财政总是强调量入为出，而不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强调“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边区老百姓应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粮食，是因为历史要求政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为打败侵略者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那种片面的“仁政”观在战争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来需要14万石粮食，却只征了9万石，差额还要临时抱佛脚向老百姓两次借粮，一次购粮，百姓反而觉得不堪其扰。
南汉宸详细算了一笔账，得出结论：在休养生息政策下，一方面农民负担很轻，1940年征收的9万石粮食，只是年产量的6％左右，而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四川农民的负担是边区的10倍！另一方面，农民手中是有粮食的。他在正月里走访的农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饺子，和红军到达陕北前，十户中有九户人家没有隔夜粮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经过深思熟虑后，南汉宸果断地决定，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并且向农民声明，以前的借粮一律归还，第二年不再借。[1]。
随后，财政厅出面组织了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让他们明白：要有军队，才能保家卫国；要有军粮，才能有军队。边区是中国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区，而边区人民的幸福是共产党军队创造的，也是靠军队来保护的。军队要保护人民，人民要供给军队；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生存。
通过宣传，征收粮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谅解和支持，收足的粮草基本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使边区渡过了迫在眉睫的难关。后来，南汉宸考虑到土地革命后，农民贫富相差不大的情况，提出以各户实际收获量为依据的农业累进税制，使大部分农民负担农业税，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为抗战做出贡献。
粮食问题得到缓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从边区外运进来，而国民党又搞封锁卡脖子。南汉宸苦苦思考对策，他认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资，通过贸易才能打破封锁。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陕北有三宝：食盐、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体轻占地方，搬运起来很麻烦；毛皮产量有限，边区自己还不够用。于是，食盐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时，陕北的食盐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抗战以来，海盐为日军控制，无法运过来，而临近的其他产盐区产量逐年减少。陕北产盐区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西北地区主要食盐的供应地。有了食盐这样的战略物资，边区就占据了贸易的制高点。
为了解决盐场技术落后、产量低和运销条件差等问题，边区财政厅专门设立盐务局，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输。盐务局组织军队参加打盐生产以提高产量；以合理的价格统一收购军队和百姓打的盐；鼓励百姓运盐，运盐户运费收入不交公粮，还可分得卖盐利润；财政厅拨款整修运盐道路，沿途设立客栈，解决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问题。这些措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群众为了运盐赚钱，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国民党对边区运出来的盐，先是堵截，后来实在堵不住，又利用运输分散的弱点，让运盐户互相压价。针对国民党的阴谋，边区盐务局实行统购统销，先把运盐户的盐统一收购，等待时机再进行推销。当盐务局听说周围的产盐区都被日军占领后，马上把食盐价格涨了一倍，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死撑着，不久盐务局就得到了准确情报，国民党当局的食盐库存快见底了，就不动声色等待他们上门。过了20多天，阎锡山方面就主动上门求购，几天后，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这样，政府的运盐计划顺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证了边区的物资供给。
为了沟通边区和国统区的贸易，南汉宸还找到西安的帮会龙头。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了发动群众，曾经广交三教九流，在帮会中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当地龙头大哥都要尊南汉宸一声前辈，听他调遣。南汉宸通过他们调动胡宗南部队里的帮会成员，把边区土特产送到西安出售，然后购买药品、布匹等边区急需的物资，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战略物资和打通贸易渠道，南汉宸和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议独立发行边区货币，掌握货币发行权，以自己的货币来扶持贸易和经济发展，使边区度过了财政困难。
1941年边区赤字超过5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实现盈余1000多万。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南汉宸，就是靠着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边区的“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挽救了边区经济。
「边区货币的艰难重生」。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2]————邓小平。
1939年春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函，严词质问边区政府为何发行面额1元的法币辅币和光华商店代价券，并强行流通。
林伯渠回复：“查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唯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请求，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事情。尊座听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3]。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是边区的法定货币，正如林伯渠所说，法币信用甚高，流通顺畅，而边区只是发行了区区面额1元或更低的小钞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既没有在边区强制使用，也没有流通到国统区，怎么会让堂堂的国民政府的孔部长如此大动肝火呢？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和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党管辖的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国民党政府领取军饷。
国民党出钱资助当年的死对头红军，这笔生意亏了本，就一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控制边区的金融系统就成了最好的目标。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关于边区不设银行的协议，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被定为边区唯一合法的货币，边区银行没有对外公开业务，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员，领取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
这样边区政府就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没有货币发行权，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造血的功能，全靠输血保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行。国民党随时可以掐断货币供应，让边区陷入经济危机。
玩钱出身的孔祥熙哪能不懂其中的奥秘。可是国民党供给边区的法币，都是1元以上的主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面额太大，当年的3元法币在重庆可以摆一桌像样的酒席了。边区缺乏辅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邮票代替辅币。边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才从1938年6月开始，以边区银行所属的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辅币代价券。
让孔祥熙恼火和害怕的不是边区发行的小额钞票，而是边区暗中发行自己的货币，试图恢复造血功能，想独立于国民党法币之外而自成体系。孔祥熙深知当年为了统一法币，从经济上消除军阀割据，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因此一旦共产党出现独立发行货币的苗头，他就一定要严加防范，查办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复合情合理，再加上国民党辖区的各省地方银行，也已经印发小额辅币券，孔祥熙最后也难以“严办”，只得让这场“光华券风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庆政府的法币币值还相对稳定，通货膨胀较为温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物资消耗巨大，外国援助受阻，财政赤字开始大幅ì升。重庆政府为了填补赤字窟窿，只能开动印钞机，大搞“量化宽松”，结果法币随即开始剧烈贬值，通货膨胀的恶魔开始发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完全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并实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同时，重庆政府启动了货币武器，将剧烈贬值的法币大量塞进边区抢购粮食和土特产，并转嫁通货膨胀。结果，延安物价飞涨，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元～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元～100元。群众怨声载道，经济贸易萎缩，货币问题异常尖锐。
当时，南汉宸的对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把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这一建议在党内争议很大，一些反对的人认为边区本来就缺乏物资，如果再发行边币，岂不是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赞成南汉宸提出的建议。这个决定充分体现出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他们对金融大局的理解，一点不比财阀孔祥熙差。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困难，任由法币流通于边区，才会让边区百毒缠身，永无宁日。
边币的发行，使边区恢复了造血功能；驱逐了法币，又让边区体内排毒，保证自身的新鲜血液畅通无阻。在流通中挤出法币，就为边币进入腾出了空间，扩大了边币的流通域。
1941年3月，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走马上任，他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学习过两年。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理治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5]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6]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
“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7]。
同样的货币战争，两年后在山东根据地再度上演。
「“物价本位”的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的金融创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
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虽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
「“战略物资”与贸易战」。
同南汉宸在陕甘宁边区以食盐作为“贸易战略武器”一样，山东根据地工商局把海盐、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急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进行贸易斗争的主要武器。
过去政府没有统一机构来管理海盐，由盐商中间转手倒卖，剥削两头的生产商和消费者，加上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的矛盾。海盐由工商局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由工商局的盐店统一收购，同时减低盐税，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并保证他们的合理收入。工商局制定了特别的销售策略，越靠近敌占区，盐价越高，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区，盐价提高了50％。这种梯次盐价的设计相当巧妙，既保证了根据地核心区的盐价低廉，有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使得敌占区获得食盐的代价大幅提高，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根据地收入。
花生油是上海市场的必需品，工商局收购后，以私商的身份销售到上海，换回根据地需要的工业用品，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器材和军用物资。上海的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上海市场需要，竟也不得不暗中保护。
由于工商局采取有利的贸易政策，实行战略物资专卖，根据地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商品。这样工商局对北海币的币值与物价稳定，控制起来得心应手，积极支持了货币斗争。
谁控制了战略物资，谁就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法币稳定时就用法币结算，法币贬值后又用伪币结算，伪币贬值后根据地限定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敌占区的商家不得不持有一定的北海币，而后来这些商家也认识到北海币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因此很乐意持有，北海币就这样深入敌占区并扎下根来。山东根据地已经发现了北海币作为敌占区的“外汇储备”，将能够有效调动敌占区的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铸币税”收益，这与美国的美元国际货币战略的设计几乎同步。
如果老一辈的货币与贸易高手今天仍然健在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中国控制下的核心战略物资（如稀土资源）为基础，打出一套漂亮的金融组合拳。想用中国的稀土吗？可以，但条件是必须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需求，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经过货币与贸易实践，山东根据地从抵制法币、保护物资的防御战，转入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域、套购敌占区物资的战略反攻，大大提高了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作战能力，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山东根据地成为各个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见到薛暮桥时说，国民党派70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的负担很重。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请薄一波估计一下，薄一波猜大约有70万人，薛暮桥笑答说有90万人！薄一波听后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11]。
薛暮桥在山东根据地的实践中，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为几年后人民币独立于金银发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中共开始讨论人民币发行政策，薛暮桥关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受到了很大质疑。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不可能保持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完全可以摆脱和金银、外汇的关联。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发生关联，根据地的经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有的地区（如华中），前几年虽然没有停用法币，而他们因法币不断贬值，就不断改变本币同法币之间的比价，以保持本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山东和晋冀鲁豫，则在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停用法币，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12]。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于是，共产党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冻结金银定价，使之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这是此后数十年中国金银管制政策的开端。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人民币脱离金银独立发行，这是当时中国摆脱西方列强的货币控制的现实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今天，在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的情况下，美元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不得不长期贬值，当面临丧失世界货币地位时，如果美元未来选择以“改进版金本位”的方式重新与黄金挂钩，以强化美元信用，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严重偏低，则人民币的战略态势将十分不利。
人民币的未来究竟是否要与美元挂钩，还是独立自主地创造崭新的货币发行模式，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人民币的横空出世」。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再不统一货币，等到北京解放，各路大军拿着各自的钞票，涌入北京使用，市场必然乱作一团。
要发行统一货币，有两种选择，一是借鉴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新旧币以1：10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贬值越大，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达到实现货币稳定的目的。
其实，蒋介石抗战后接收沦陷区时，搞的法币以1：200收兑伪币，苏联用新币以1：10兑换旧币，都是在掠夺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美元资产国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假如1：7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突然变成了1：6，这就相当于人民币“以旧换新”，在升值的那一时刻，人民币的“新币”以6：7的比价“取代”了“旧币”，其结果必然是“旧币”持有人的财富流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对外“名义升值”，对内购买力实际贬值的道理。
南汉宸从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不适合模仿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
另一种选择是先合并简化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稳定后，再发行新币。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要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实行的是统一货币，不是货币改革，与国民党搞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经济走向崩溃。而货币统一，是为了简化和巩固解放区的货币制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南汉宸任总经理，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这样，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调整。人民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流通。
为了消除老百姓担心手中持有的解放区的货币来不及兑换而作废的疑虑，政府保证不但对人民银行的新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旧币负责。以后，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建立起人民币在社会中的信用。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为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地避免了各解放区货币闹京城的乱象。
1950年，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后，开始回收东北货币。主持东北工作的高岗想搞独立，曾授意东北银行行长提出保留东北币，南汉宸当面质问高岗是何企图，高岗只得作罢。
至此，自1911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真正统一。过去近40年间，中国“货币割据”问题被彻底清除。
除了在解放区内部逐渐统一外，为了保证人民币的流通，政府吸取在根据地驱逐法币的“排毒”经验，对人民币流通域内的金圆券、外币和金银采取不同的“排毒”措施：
首先是坚决肃清法币和金圆券，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肃清，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铺平道路。
其次是实行外汇管理。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禁止外币流通，实施外汇统一管理。外汇、外币均须存入中国银行，禁止买卖或转让，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
再次是严禁金银流通。恶性通货膨胀造成金银在市场上计价流通，并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也是人民币占领市场的主要障°。政府严禁金银流通，规定金银买卖与兑换，统一由国家银行办理，私下买卖和计价行使属于违法行为。对于人民手中的金银，以适当的价格进行收兑，逐步将金银集中到国家银行，用作国际储备。
然而，人民币刚发行时，只能解决统一全国货币的问题，还来不及解决货币的稳定问题。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财政支出猛增，不得不大量发行人民币来弥补赤字，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一年中，曾多次出现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与投机势力好比火与风的关系，无风之火不足为患，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则通货膨胀将立刻升级！对抗通货膨胀的核心工作，就是打击投机势力。
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府与投机势力上演了一场大规模的物价争夺战。政府在通货膨胀的阵痛中，最终搞定了投机玩家，实现了人民币和物价的稳定。
「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汉口路证券大厦四周的街道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许多人身穿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不断互相敲击，吸引过路行人的注意，口中还不断报出银元的价格。他们就是上海倒卖银元的“银牛”们。证券大厦是上海投机交易的中心，里里外外聚集了大投机商和小贩多达数千人。他们通过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午10点，十几辆军用大卡车飞驰而来，停在证券大厦的门口，车上跳下一个营的解放军士兵，把证券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早已埋伏在大厅和所有进出通道的公安便衣也亮出身份，命令大厅所有人员就地接受检查。
六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放着50部电话和对讲机，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从门外沿着天花板延伸到屋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投机筹码的暗号，不断与香港、澳门市场呼叫联络。墙上挂着的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纸条，按黄金、美金、银元分类，下面用白粉水笔写着当日的买进卖出价格。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的中年人，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狂打电话：“今天涨得蛮好，这10天已经涨了2倍！侬放心，共产党土包子拿我们没办法，前几天他们抛出10万现洋，想压压我们的势头，结果连声音也没有听到。这里是大上海，不是延安，我们跟他们拼的是银元，不是枪，这是我们的天下。你就放心在香港享福吧。哈哈。”
话音刚落，几位公安闯了进来，命令屋里的所有人立即停止活动，那位中年投机商吓得目瞪口呆，燃着的雪茄掉在腿上也丝毫没有察觉。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00多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员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公安局又顺藤摸瓜，抓了一大批散兵游勇银元贩子。从此，上海再也听不到银元的哗啷声了。
这就是共产党解放上海初期，整顿经济的第一战——“银元之战”。指挥此战的，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倍，物价如脱缰野马一样飞涨。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枚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9年5月已经买不到一粒米了。
国民政府在1949年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引起物价狂涨，肉每斤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有人形容金圆券贬值的情况，说吃第一碗饭是一个价格，等到吃第二碗饭时已经涨价了！
北大教授季羡林曾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还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表的《乡土中国》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问费老，那么好的学术著作怎么不多写点。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且要尽量缩短，等一部大部头写出来，稿费早就不值钱了。
金圆券贬值造成了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其他产业凋敝衰落，唯有金融业畸形繁荣，机构猛增，投机活动愈演愈烈，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银投机活动的人数就多达50余万人。
投机的狂潮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从国民党统治区蔓延到解放区。而共产党因为500多万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全面接受蒋介石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要解决900万军政人员的生活费，不得不靠发行人民币来解决。从1948年开始，人民币发行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增加，这就使得蒋介石留下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投机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认识到政权要稳定，必须先稳定物价，要稳定物价，必须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因此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有丰富财经工作经验的陈云来统帅，南汉宸、薛暮桥都是中财委的精兵强将。
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共产党没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19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当时上海的商界大佬荣毅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能打仗，军事上得100分；政治上讲统一战线，得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政府就宣布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金圆券可以流通到6月5日。由于金圆券在老百姓心中形同废纸，有人甚至用来糊墙，回收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人民币仍然进不了上海市场。尽管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和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但是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恐惧中的市民，依旧是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心理。利用人们这种对纸币的恐惧心理，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集中投机银元，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解放后仅10天，银元涨了近2倍，并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跟着涨了1～2倍。这时，上海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纷纷开始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和政府的信用受到严重挑战。陈云意识到，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势的银元。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就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强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曾发生过银元投机危机。日本人想靠市场手段来打击投机，从东京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作用。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共运走270万两黄金、1500万银元和1500万美钞。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000多两，白银3万两，银元150多万元。要想用银元抛售来压低黑市价格，有些力不从心。而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有200万，在打击银元投机上，政府并没有绝对优势。一旦打压不下，还可能引来全国甚至港澳的热钱围攻上海。
权衡利弊后，陈云果断动用铁腕手段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不出一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银元彻底从市场上退出，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但是，投机商哪能如此轻易就范，银元投机失败，他们便把全部资金压到纱布和粮食上面，要在日用品上和政府决一死战。
「棉布之战」。
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4]————弗里德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半个月后，以上海、天津为龙头，全国物价开始猛涨。11月的物价，比7月底已经涨了2倍！人民还没伸直腰，就被通货膨胀压弯了。
这种局面，已在陈云的预料之中。一方面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开支巨大，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来弥补军费。另一方面，在银元之战中被陈云铁腕打压的投机商不甘心失败，把赌注下在老百姓必需的日常用品上。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共产党能够没收银元，难道还能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如果老百姓买不到粮食，一定会找共产党闹事，到时候共产党只有乖乖地到投机商那里来买粮食和棉布。
他们哪里知道，陈云早就摸清稳定物价的关键，那就是政府掌握主要物资的数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对付投机商的策略是，一方面和投机商比囤积物资，一方面在他们的资金来源上进行釜底抽薪，这就是紧缩银根！
投机商犯了胡雪岩当年的致命错误，囤积方叫板政府，但如果不掌握货币发行大权，那就是在找死！
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的大规模调运，并进行集中管理。陈云派当年苏区国家银行的骨干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他亲自嘱咐曹菊如坐镇沈阳，每天发一车皮粮食到北京，并在天坛囤放，而且必须让粮贩子看到粮囤每天都在增加，国家手里真有粮食，涨价得不偿失。他又指示当年苏区的贸易局长钱之光到上海、西安和广州等地调整各地的纱布存量，以便统一行动。
同时又采取多种办法收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另外命令资本家按时给工人发工资，不许停产把资金转移到投机活动中。还要求国家单位必须把现金存入国家银行，不许存入私人行庄。对私人行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还推出“折实储蓄”来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这样社会的游资渐渐被吸干了，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继续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买入粮食和纱布。
截止到11月13日，国家可以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
这时，陈云认为稳定物价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连下12道金牌，制定了紧盯物价目标，集中物资，打击投机商的细则，为大战做最后的部署。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货。投机商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物资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政府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水平上，国家手里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政府集中力量对投机商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11月25日，同时在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开始了全面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
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投机商手里的资金几下就被抽干了。这时投机商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割肉”抛售手中高价囤积的纱布。他们抛得越多，亏得越厉害，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粮棉等商品价格总计猛跌了三四成。许多投机商扛不住了，纷纷破产，天津的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上海的私营批发商一下子倒闭了几十家，棉布投机商一共亏了250多亿元。
三个月后，陈云采用同样的战术，在粮食大战中，对负隅顽抗的投机商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从此投机势力土崩瓦解了，在后来的50年中再也没能形成气候，直到2010年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
从此，物价逐步走向平稳，在中国大地横行十几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
上海的投机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哀叹道：“共产党真有能人，我们斗不过商务印书馆的那个小个子（指陈云）！”唯一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他们输给了一个比他们更能精打细算，更能玩转市场的上海同乡。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把上海工商业者完全镇住了。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粮棉之战又完全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
这场粮棉之战中，政府不仅能够主动应对，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了预定目标。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商品的价格，都在预计的水平上。蒋介石解决不了的通货膨胀，美国人认为不可能平息的物价，被陈云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精确计算和严格执行，一举实现了。
著名金融家、当时担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势力时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5]。
章乃器是何等人也？1948年陈诚曾一度向蒋介石推荐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了口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可见章乃器的水平，更可见陈云是高手中的绝顶高手。
毛泽东认为这场物价保卫战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下于淮海战役”。有一次，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陈云时说：“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是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泽东听后回答：“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说罢，顺手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点头称是。[16]。
从陈云指挥整个粮棉之战来看，他兼具天才经济学家看问题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和超级交易员对细节和市场时机的掌控力，是弗里德曼和索罗斯的完美结合。
难怪曾有人说，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同陈云、薛暮桥、南汉宸等相比，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因为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实际操刀验证过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等人注重自由市场，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计划调控。而陈云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要是有陈云、薛暮桥、南汉宸这样的老将在，还会有今天中国高房价难以控制的问题存在吗？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货币」。
1953年，在政府完成统一财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陈云提出了发行新人民币的建议。1954年底，中共中央指示“现行的人民币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在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中央批准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考虑到年初两个月正值节假日，因此改为3月1日起发行新币。
新人民币的出台，必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与黄金挂钩；第二，新旧货币如何兑换。
在世界普遍实行货币规定含金量的时代，陈云力主人民币不与黄金挂钩，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为什么陈云在设立人民币含金量时顾虑重重呢？这还要扯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丢官的事。
1951年4月30日，斯大林亲自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销4月5日由苏联国家银行制定的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警告处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被降级为英国大使，原因就是葛罗米柯在汇率问题上让斯大林勃然大怒。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谈判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卢布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做了精心准备。
苏方没有、也不想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根据主要产品价格综合指数，来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而是采取抬高卢布压低人民币的办法。苏方首先和中国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通过美元来计算。在毛泽东谈好条约的大框架，离开苏联后，他们马上宣布提高卢布对包括美元在内的所有外币的汇率，一举把卢布的购买力提高了30％，这样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急于得到苏联的物资和技术，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比价为1卢布兑换9500元人民币。
此后，中方一直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汇率，采取了和苏联相同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1951年2月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底开始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以美元计算，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下降到兑换人民币5720元。报告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官价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对苏联更加不利。
“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4月5日，苏联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敢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17]。
葛罗米柯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深刻用意，一朝不慎，铸成了大错。
斯大林把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就想好了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策略。既然东欧国家都坚持要自己独立发行货币，那么就在汇率上做文章。苏联盛产黄金，当时约占世界产量的2/5。因此，苏联故意把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在评估汇率时以对自己有利的黄金为标准，占尽汇率的便宜。东欧国家私下叫苦不迭，但谁也不敢和强硬的斯大林当面顶撞。
在中苏的谈判中，斯大林也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中国，这才有了毛泽东离开苏联以后，卢布对美元的突然升值。斯大林算好了当时中国有求于苏联，不会在汇率上太强硬。
斯大林布好的局，让只有外交头脑没有经济头脑的葛罗米柯搅了，怎么会不恼羞成怒！陈云明白中国在汇率上占了便宜，如果把人民币的含金量公布出来，那就成了苏联要求重新界定汇率的靶子。
如果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那么币值究竟以什么为依据呢？陈云认为用抗战前的法币购买力为参照系，从社会实践的观察中去评估货币价值。由于1936年法币开始推广后，全国物价基本稳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币值适中，因此，新人民币应该大致为1元人民币与当年1法币购买力相当。以此为基础，倒推出新旧人民币之间的收兑比价应为1：10000。
至于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方式，中国采取了无差异兑换原则，对于所有的人民币持有人，无论存款还是现金，一律采取统一兑换方式。其最终效果就相当于在所有货币单位上消减4个零，物价也是如此，相当于货币替换，而非货币改革，社会财富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新人民币的发行十分顺利。在新币发行的最初10天内，收回的旧币即达市场货币流通总量的80％。到6月10日全国已收回旧币流通总量98.06％。1955年6月10日，人民币新旧币的兑换工作基本结束，市场反应良好，物价基本稳定，老百姓积极支持。中国仅用了短短100天的时间，就风平浪静地实现了新币对旧币的替代，彻底消除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残迹。从此，人民币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巩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只有拥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才谈得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独立自主！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金融手段控制中国的历史，毛泽东、陈云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里，外国资本势力、洋买办阶层、官僚地主垄断阶级形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盘根错节、利益互锁的关系网，无论哪个军阀执政，无论哪家政府上台，都不得不依赖和借重这张关系网。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庇护，共同盘剥人民大众。只有在1949年，中国才将这个巨大的毒瘤网络连根铲除，甚至掘地三尺，以确保永无后患。
人民币拒绝与任何外币挂钩，就是为了从金融的根子上切断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金融战略！
建国初期，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只能求助于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18亿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18]。
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金融控制，就必须早日还清苏联的借款，在当时国力并不强盛的情况下，勒紧腰带，建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到1965年，中国终于完全还清了苏联的借款。这年底，外交部长陈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骄傲地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人民币的历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历史，独立自主的历史，实践创造奇迹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解放日报，1943年。
[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30页。
[4]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5]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高强。
[6] 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贡献，宋林飞。
[7] 实践与真知——读“朱理治金融论稿”，张宇燕。
[8] 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9] 出处同上，第166页。
[10] 出处同上，第169页。
[11] 出处同上，第177页。
[12] 出处同上，第181页。
[13] 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14] 不唯洋的“老海归”，杨斌，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年3月17日。
[15] 章乃器文集上卷，章立凡著，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
[16]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何立波。
[17] 论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沈志华。
[18] 明清500年兴亡：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
第九章 金融高边疆与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人民币的困境。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本章导读」。
当今世界，货币战争硝烟未散，远方的战鼓之声远未止歇。未来随着美国的“债务癌症”扩散，美元“周天子”的“龙体”将日益衰微，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货币的“春秋战国”时代。货币战争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常态。
人民币的困境在于，外汇占款事实上已经将人民币基本上“美元化”了。汇率危机、外汇储备等问题的核心，在于人民币的货币本位的定位发生了偏差。人民币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要求人民币的发行需要做重大创新，“广义物价本位”将是一种另类的选择。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人民币要突出重围，实施国际化战略，就应该在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下进行整体布局。人民币的国际化，并非只是将货币放出海外这样简单，人民币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国家利益之所在，哪里就是货币当局监管的新边疆。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就是：放得出、收得回、看得见、管得着。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建立这一体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货币对资源的调动强度和效率。从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源头，直至最终接受货币的客户终端；从货币流动的绵密网络，到结算的清算中心；从金融票据的交易市场，到信用评估的评级系统；从软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监管，到刚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庞大的金融机构，到高效的行业协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到简单的投资理财，金融高边疆保护着货币血液从中央银行心脏，流向金融毛细血管乃至全身经济细胞的完整高效的循环系统。
「货币战争：历史的轮回」。
2010年10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赫然呈现出世界“货币战争”的烽烟，仿佛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世界各国媒体立刻跟进，大幅报道“货币战争”的“战况”，各国政要、经济学家、国际组织、高端论坛纷纷杀入“战场”，西方舆论将主要“交战方”锁定为中国与美国，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货币，战争爆发的原因被判定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一时间，“围剿”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在西方此起彼伏，强大的舆论压力恰似乌云压顶，仿佛人民币不大幅对美元升值，则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困境断无出路，各国经济复苏也将最终受挫，贸易战将席卷全球，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悲剧将再度重现。
更有美国经济学家抛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人民币惹的祸。人民币被低估导致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中国人爱储蓄不爱花钱而大举购买美国国债，致使美国遭到中国廉价“热钱”的冲击，使得美国长期利率偏低，最终诱发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以打击中国货币为突破口，继而制造中国经济的混乱，染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终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反复出现。
当19世纪英国人来到富裕的中国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征服了非洲大陆20多个国家，拥有着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控制着美洲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地区，在亚洲，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的大片土地。在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战略方针之下，要想武力征服中国，面对4亿人口的大国，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其货币。货币体系崩溃，则金融高边疆沦陷，进而导致国家财政能力解体，政治权力瘫痪，军事力量瓦解，最终方可将中国作为其殖民地收入囊中。因此，以贸易不平等为理由，进行鸦片贸易，发动鸦片战争，其主攻方向乃是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鸦片贸易出色地完成了对中国白银货币体系的破坏，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出现“银贵钱贱”的通货紧缩，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贸易常年严重逆差，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税负沉重而官逼民反。内外战争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量负债，抵押了关税、盐税、厘税等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丧失了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致使贸易的定价权，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等洋务运动的自主权，“海防”、“塞防”等军事行动的融资权相继失守，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半殖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国民政府即将完成“废两改元”、银本位币制、“四行两局”和货币统一的金融集权，重夺金融高边疆之时，美国人故技重施，再度打击中国的白银货币。罗斯福单方面宣布大量收购世界白银，号称希望通过在市场购买白银的行动，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迫使中国的货币升值，以便倾销其过剩商品，并动摇中国的货币稳定。美国的白银行动致使国际银价暴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此时中国的金属货币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1934年仅三个半月时间，白银流出已达2亿元。美国不断地收购白银，到1934年，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已经涨到之前的2倍！结果不出所料，白银外流，中国货币“被升值”，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国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日益艰难。白银外流同时造成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当时在上海几乎是出多高的利息也借不到钱。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破产倒闭。1934年底，房价一泻千里，上海租界房价下降了90％！市场上人心浮动，银行挤兑大面积出现，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的货币基础，转而投靠英镑和美元，以外汇汇率为基准发行法币。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得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将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大权拱手交给了英美，再度丧失了金融高边疆。
这一次，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危机吗？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国际美元体系在设计上就存在着致命的先天缺陷，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不可能长期稳定地承担世界货币的职能。事实上，任何主权信用货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世界货币主要承载着国际贸易的交易职能，如果美国贸易长期顺差，则美国必然净输出商品，全世界的美元必回流美国。如此一来，国际贸易将由于缺乏交易货币而陷于萎缩，各国经济都将出现衰退。同样，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客观上需要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商品，所以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是天生注定的，差别仅在于贸易逆差的对象而已。
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问题，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向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转移而已。
人民币升值同样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人民币不要说升值20％，就是升值200％，美国领土上也绝不可能再开工生产玩具、服装、五金电器之类的产品，因为美国的平均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
美国的决策层和金融战略家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高压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战略主攻方向绝不是贸易和就业！
如果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话，这一次的行动与历史上的案例应该是一脉相承的。1840年大英帝国用鸦片贸易打击的是清政府的白银，1935年美国用“白银风潮”打击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那么这一次就是美国用贸易和失业为借口发动对中国人民币的打击！
「人民币的困境」。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凯恩斯。
目前的人民币与建国初期人民币的发行机制出现了明显变化。当时中国金融战略的最高原则就是独立自主，既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也不与美国的美元挂钩，同时也不与苏联和西方控制下的黄金挂钩。其目的在于保持人民币的独立性，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60年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乃势所必然。
然而，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中，外汇占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就使人民币被外币（尤其是美元）左右的程度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外汇占款已成为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主要产生方式。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中国流通的70万亿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在当今信用货币体系之下，货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创造信用的人是否守信。而目前的美国正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不堪承受的高负债，18％的真实失业率，大幅贬值的房地产，严重缩水的养老金账户。7900万“婴儿潮”在未来一二十年陆续退休（其规模高达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医疗养老开支未来的飙升，财政赤字的难以抗拒的恶化，国债私人负债的持续攀升，这一切翻译出来就是，美国人的违约将史无前例地大幅上升，而创造美元的这些白条的价值，将前所未有地下跌。违约，可以是直接与公开的，也可以是间接与隐秘的，美国正在实行的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属于后者。
美元的实质是一种以债务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每一张流通美元的背后都是某人对银行系统的负债，这张纸币其实是一份债权的收据，所以每一个持有美元的人都是美元债务的债权人。
当美国以“量化宽松”这样“匪夷所思”的名称，来启动印钞机时，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来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量化宽松”无外乎两个含义，一是规模远超正常水平，从而达到稀释债务的目的；二是“被货币化”的债券质量大大降低，如早已实质破产的“两房”所发行的债券。这样一来，海量增发的美元大大稀释了美元原持有人手中债权的“含金量”，同时，新发行美元中的“资产毒素”大大上升。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所“量化宽松”出来的“新美元”是一种典型的劣质货币，这就是为什么黄金这种诚实的货币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每盎司700美元，暴涨到目前1400美元的主要原因！
当这种债权“含金量”被大大稀释，并且“资产毒素”大幅超标的劣质美元涌向全世界时，全球金融秩序怎能不乱？各国又岂能坐视“劣质毒美元”的冲击？
2008年以来，“劣质毒美元”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将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和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美元结算为人民币，再将美元卖给人民银行，此时的“劣质毒美元”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以它们为抵押发行的人民币，就是这些劣质美元债权的收据，最终被广大人民币持有人所拥有。“美元病毒”通过货币流通进而“传染”到人民币。从表面上看，美元储备资产被政府拥有，但这些资产的最终收据却掌握在人民币持有人手中，因此，这些“劣质毒美元”资产的实际拥有者是中国老百姓，而政府仅仅是“代持”。
此时，美国开始发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假如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而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为8：1，那么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发行了16万亿人民币，这些“毒素超标”的美元资产收据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作用已经流入中国的经济体内，并广为大众持有。如果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到6：1，这时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做个形象的比喻，如果2万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能够换回16万亿个面包，那么人民币升值前的每一张收据可换一个面包。现在面包价格突然变为用12万亿张新收据可买16万亿个面包，貌似升值后的新收据购买力提高了，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这个比价关系去换取面包时，会突然发现在前12万亿张收据取走了16万亿个面包后，还有4万亿张收据什么也换不到了。在人民币升值的那一瞬间，强制12万亿张“新币”等价于16万亿张“旧币”，意味着“旧币”对于存量资产的购买力的暴跌！这与蒋介石1：200兑换沦陷区的伪币，和苏联1：10兑换旧卢布一样，都是对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剥夺。
更糟糕的是，由于美元滥发，导致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2万亿美元以前可以买到16万亿个面包，如果现在只能买到10万亿个面包，其结果就是16万亿张旧收据可索取的真实财富，从16万亿个面包下降到10万亿个面包，这意味着升值前的人民币持有人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对外“名义升值”，而对内的真实购买力却在贬值的原因。当人民币以美元为抵押发行时，美元的贬值将最终传导到人民币持有人头上。
当大众的视线被吸引到贸易平衡或汇率操纵等话题的时候，真正上演的其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30年来所有存量资产进行价格重估的大戏。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这一过程将明显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领域。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16万亿收据属于基础货币，当银行系统对其进行放大之后，进入中国的经济实体的信用总量更为巨大，其通胀效应可想而知。
人民币剧烈升值所产生的名义国际购买力增强的好处是在未来数年内伴随着进口和海外投资才能逐步显现的，而其造成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以及对国内巨额存量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所诱发的恶性资产通胀的害处却是立刻发作的。
升值游戏的核心在于，让升值后的人民币在名义国际购买力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有效地稀释了人民币持有人对美元债权的“含金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拥有美国债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广大人民币持有人，因此，美国赖账的最后埋单人是中国老百姓。
毫无悬念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进入，这将会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压力。参考日元1985年被迫升值后所造成的严重资产泡沫，以及人民币2005年7月以来汇率上涨20％所启动的房地产价格疯涨和股市狂热，不难看出美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大幅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负债，二是刺激中国资产价格泡沫。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人民币投机者对美元资产套现的冲动就越强烈。当“劣质毒美元”所携带的美国有毒债务在世界各国被消化得差不多时，中国资产泡沫或许将发展到难以挽救的恶性状态。此时，美国也许会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祭起反击全球通货膨胀的大旗，一举戳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泡沫。
时间是战争中的关键变量，货币战争更是如此。美国需要各国货币立刻大幅升值，用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能量，来帮助美国稀释和分摊“劣质毒美元”所附着的不良债务。如此以邻为壑的自私行为，怎能不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和反抗！
如果中国的资产泡沫被刺激得足够庞大，其破裂所产生的爆炸当量就足够大。那么，如何拯救中国经济呢？
正发生在欧元区的希腊、爱尔兰主权信用危机就是“榜样”。欧元国家将货币发行大权让渡给了欧洲央行，注意，这个欧洲央行是超越欧盟主权国家的机构，它不向欧洲议会负责，不向各国选民负责，更不必理会各国政府，它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此时，欧洲央行将具备对主权信用危机国家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将开出财政税收、国家负债、预算规模、养老医疗、退休保险等一系列苛刻条件，强迫各国执行，如不同意，就休想得到欧元货币！
当中国出现问题时，出面的很可能就是那个以未来“世界中央银行”自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拯救条件用脚后跟都能想象得到，那就是“共享”货币发行权，规定一系列“不允许”的货币发行条件，“监督”中国“汇率”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执行，换句话说，必须让出金融高边疆的控制权！
这种情况，今天看来类似科幻场景，如果应对得当，它将永远只是科幻。
「广义物价本位：人民币的另类选择」。
人民币的困境源于对货币本位的定位偏差，人民币应该而且必须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美元或任何外币都不应该对人民币的币值造成剧烈冲击。如果20世纪30年代，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能够以物资为货币发行储备，进行金融创新，从而稳定了物价，繁荣了经济，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如果20世纪50年代人民币发行能够完全避免与任何外币挂钩，采用了“物价本位”，同样取得了物价高度稳定，经济快速复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没有理由不能进行更大的创新，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美国和西方的货币发行之路。
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法币，采用了盯住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本位”，从而丧失了货币定价权，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只能对英美两国“仰人鼻息”，必须大量储备英镑和美元以确保汇率稳定，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一个国家的货币本位，其最高原则就是保证“物价稳定”，从而为人民大众的生活、为经济稳定发展而服务。当然，今天的物价稳定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当时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社会资源的货币化程度很低，老百姓关心的物价主要是柴米油盐的基本物价。现代社会人们的收入和财产有了巨大的提高，老百姓关注的物价，早已不再是粮食和简单生活日用品的价格，而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和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的价格。而货币供应新增的主要部分，并不会直接扑向消费市场进行疯狂采购，其必然进入资产领域或社会服务领域，因为这些货币如果不消费就必将投资出去。
一个时刻考虑人民利益和福祉的货币制度，应该将“广义物价”的稳定作为货币发行的基准，实行人民币的“广义物价”本位制。只有当人民大众看到今天的面包、牛奶、蔬菜和猪肉的价格，与十年后大致相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资产与社会服务价格也同样基本稳定时，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证，而这样的货币必将赢得人民大众充分的信赖和真心的爱戴。
“广义物价”可以根据人民大众最关心的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票、黄金和白银等）、社会服务价格（医疗、教育、养老等）和日常生活价格（如现行的CPI等），进行分类别和分地区采样，设定不同的加权系数，由统计部门定期发布。央行的货币操作可以围绕这一“广义物价”指数进行微调。
只有首先解决人民币的本位原则，才谈得上根治其他问题。
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造成的一大难题就是巨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没有任何“天条律法”规定外汇储备必须要作为人民币发行的抵押品。切断外汇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关系，就可以彻底解决外汇占款的问题，这又需要金融创新的勇气和胆识。
如果成立一家“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的银行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就可阻断外汇流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外汇紧急情况下的市场干预；根据贸易需求调整并稳定汇率；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国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进行直接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机构，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机构招标，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占款，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国家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机构，彻底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就医难等问题，那么卫生部可委托“医疗事业基金”发行医疗公债，募集资金，大力发展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理，国家发行的“国家创新公债”、“促进就业公债”、“中小企业振兴公债”、“廉租房公债”、“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所获的外汇，可以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来帮助医疗卫生事业，引进技术专利来帮助创新与就业，引进环保节能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住房的节能环保品质等。
除此之外，更多的外汇资产在被类似的资产置换出来后，不一定要到海外去投资金融资产，这些外汇可以用来回购在中国非常赚钱的外资企业的股权。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中形成了强大的垄断势力，从长远来看，绝非中国之福。外汇与其投向人生地不熟的海外，不如投在知根知底的本土外资企业的股权中，市场环境、法律政策、政府监管都不存在任何障°。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市场垄断，利润很高，对它们进行股权投资将有较高的成功概率，说白了就是对它们进行分权分利，既保证了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又实现了监督外资企业市场垄断的效果，至于这些企业是否心甘情愿让出股权，这就是商业谈判加政府劝导的技巧了。一般而言，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只要政府下决心去做，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如果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齐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好，那么外汇储备投向海外的股权和金融资产的念头趁早打消，国内的优良资产都搞不定，在海外客场的情况下，就能买到好资产吗？稍动脑筋想想就知道没戏。
当外汇储备被逐步从央行资产中置换出来后，人民币的发行储备将由日益贬值的美元资产，逐步替换为中国重点产业和民生事业强大的新兴生产力，人民币将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日益契合，真正做到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原则。逐步减少对外国货币的依赖，实现人民币发行的独立自主。
「好货币的重要特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货币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熟悉是因为人们每天都在使用货币，陌生之处在于大家并不了解货币是怎么来的。简单地说，货币乃是财富的一种收据，有财富做抵押才能发行货币。那么什么又是财富呢？财富就是通过人们工作所创造出的各种商品与服务。
人们将劳动所得交给社会，社会给予财富的收据作为凭证。大家接受这种收据的原因是，人们可以用这种收据在需要时，去社会兑换所需要的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种财富的收据构成了社会财富所有权交换的基本手段。因此，货币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流向。如果谁能在货币上做手脚，他将能够不为人知地改变财富的所有权，操纵货币价值就是在悄悄地转移社会的财富。
正是因为货币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核心手段，因此货币最核心的基础就是道德原则，即货币究竟为谁服务。在西方货币理论中，回避了货币的道德原则问题，而这恰恰是货币最不可回避的问题。
没有货币的道德原则，就不会有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基础。一个缺乏公正分配制度的社会，就必然纵容财富的偷窃甚至掠夺。很少有人意识到，广泛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不道德的货币原则。
在货币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任何一种良好的货币，都必须同时满足下面的条件：
·货币主权完整；
·货币信用优良；
·货币使用性强；
·货币稳定性好；
·货币方便获得；
·货币接受度高。
货币主权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别国的货币对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19世纪的英镑与20世纪的美元，别国基本对其货币政策无从置喙。
货币信用是指货币发行者从不食言，深受大众信赖。反面例子就是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深受各国诟病，但是仍然我行我素，以滥发美元来变相赖账。还有就是蒋介石的法币与金圆券，言而无信，反复欺骗大众，最终落得个被彻底抛弃的命运，毁了货币，丢了江山。
货币的使用性体现在其具备购买所需商品的能力上，一种货币无论它声称的价值有多高，但是如果买不到需要的东西，那就不具备货币的可使用性。如果消费者需要购买石油，他可以用美元买到，但是日元就不行。在购买商品时，货币所受限制越少，货币的使用性越强。
货币的稳定性就是货币的购买力能够保值，如金本位时代的英镑和美元，都能保持上百年的购买力基本稳定，1664年的1英镑在250年以后能够买到同等数量的牛肉，1800年的1美元，到1939年时，基本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这就是购买力稳定的良好标志。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39年后，其购买力大大缩水了，1美元大约损失了90％的购买力。
货币方便获得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基础设施，货币获得的成本将相对高昂，时间也会相对较长。假如在海外旅行的人，需要获得人民币，那基本没戏，因为并非所有银行都有人民币的存储，非要得到，则时间和成本都将非常惊人。
货币的接受度，实质上就是货币的流通域有多大，愿意接受的人群有多广。手持人民币在香港问题不大，到东南亚也还可以走得动，但到了其他地方，只怕就很困难了。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更是如此。货币互换是个好办法，但路还很长。
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认真对待上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差距仍然很大。除了货币的实力与国际货币的差距还很大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非常缺乏成为国际货币的心态。这一点，在中美汇率交锋过程中尽显无余。
「窝囊的债权人与嚣张的债务人」。
国防大学金一南将军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战争的核心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货币战争较传统战争更为“文明”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达成掠夺财富的目的。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2010年10月13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世界知识论坛”中，两位世界级的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与尼尔·弗格森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否能够承受中国抛售”的激烈辩论。
在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看来，美联储即将开始的第二轮印钞计划的核心是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而最大的隐忧是美国国债投资人将丧失对国债的信心，从而引发美国国债被抛售。
克鲁格曼则认为第二轮印钞计划的关键就是迫使储蓄者花钱消费，以刺激经济复苏，否则他们就必须承受财富被侵蚀的后果。至于中国等美国债权人并不值得担心，美国财政赤字也不是问题，他认为债权国不可能抛弃美国国债。他甚至强调，即便是在这些国家抛售美国国债时，美联储也可以照单全收。
对于债权人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弗格森表示忧虑，而克鲁格曼觉得无所谓，克鲁格曼的乐观真的站得住脚吗？
在美国经济复苏并未暴露出明确的危险信号时，突如其来地宣布“第二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显得非常突兀，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严重冲击全球外汇市场的选择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信用扩张的坍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高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损失高达13万亿美元，官方失业率接近10％，真实失业率达到18％。在财富损失和实际收入及收入预期下降的双重压迫之下，消费者被迫开始提高储蓄率，削减消费和偿还债务。2009年，美国私人部门的信用收缩了1.8万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经济比作一部庞大的水车，那么信用扩张就是推动经济齿轮转动的水流。当信用扩张停滞甚至收缩，经济齿轮的转动就会停止或反转。经济齿轮正转则创造财富，如果反转则如同吞噬财富的绞肉机。
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开始坍塌，引发了伯南克的恐慌，因为他本人就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家，曾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坐视通货紧缩的“恐怖经历”再现。他长期以来的誓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苗头，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借钞票、印钞票、花钞票”，甚至从直升机上撒钞票来促使人们花钱，以“恐怖的通胀”来对抗“恐怖的通缩”，以至于荣获了“直升机上的伯南克”的雅号。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09年，当美国私人部门信用收缩时，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激增，其扩张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抵消了私人部门的信用坍塌，这样才使美国经济维持了增长。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政府信用扩张的刺激效力已基本用尽，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量已呈强弩之末，政府债务的猛烈扩张没能有效激活私人部门的信用扩张重新启动。
这就是第二轮印钞行动的原因。美联储通过将债务货币化，再次向经济体注射信用扩张兴奋剂。
所以，克鲁格曼的自信似乎很有道理。既然美联储决心印刷6000亿美元来全力购买国债，那么中国如果抛售一部分国债应该不会对国债市场造成什么重大冲击。但弗格森的思虑更加长远，美国国债约一半规模的融资要仰赖国外投资人，而中国手中攥着全世界近1/3的外汇储备，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数一数二的大买家之一，其巨大的资本实力和心理势能，将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氛围产生重大影响。在突发的事件中，中国的行为，甚至心理暗示，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链式反应，从而引发国债市场的灾难。
截至2010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负债总额已突破13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国债目前已达到GDP的90％，若至GDP的150％，将有极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美国国债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9.6万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5年中，如果美国要新增6.6万亿美元的国债，其中3.3万亿美元的融资要仰赖外国投资人，而手握世界外汇储备总量近1/3的中国的分量可想而知。
根本不必去想象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情形，人们只需要去推测假如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的后果，那就是美国只能借助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印钞行动了，而且规模会一次比一次大。如果这次第二轮印钞行动就已经严重冲击世界外汇市场，以致各国货币战争烽烟四起，人们还能设想下一次的景象吗？那时，还会有人愿意或敢于持有美元资产吗？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被颠倒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在世界史上，人们很少看到过如此扭曲和畸形的关系。最大的债务人向最大的债权人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而且还动辄以惩罚来威胁。
债权人的被动不是由于实力不够，而是使用实力的决心不够，至少没有让债务人相信这一点。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除了货币自身的因素和心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
「清算中心：金融网络的“路由器”」。
我们一直设想如果你想瘫痪美国经济，你会首先瘫痪它的支付系统，银行将退回到低效的手工汇划货币作业流程，商业将退回到物物交换和借条的原始状态，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将像自由落体的石头直线下滑……美联储的电子支付系统每天在银行间和世界各地划转高达4万亿美元的货币和证券……我怀疑“9.11”的劫机者是否想到了实质性地破坏金融（清算与支付）系统（的威力）。[1]————格林斯潘。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路由器乃是信息在网络中自由、有序、准确、高效流动的核心部分。在千百万个计算机相互同时发送和接受信息的流通路径上，如果没有路由器的路径指导，信息流动将呈现完全的混乱。
金钱在金融的网络节点中流动同样需要金融网络的“路由器”，这就是清算和支付系统。
从清朝宁波钱庄首创的“过账制度”，到上海钱业公会所执行的“大汇划庄”体系，从中央银行的清算系统，到美国的联邦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欧洲的“泛欧自动实时总额结算直接转账系统”（TARGET）的支付结算系统，从威士卡（VISA）信用卡到中国银联的银行卡清算中心，金钱的流动片刻也离不开清算与支付系统的运作。
清算系统的要害在于每一笔资金的往来都会在此留下痕迹，如果顺藤摸瓜，通过现在的数据挖掘技术，将能够发现资金往来账户的规律，账户所有人的信息，甚至消费习惯，而这些信息具有重大的价值。
罗斯柴尔德曾在1939年向丘吉尔递交了一篇关于德国战略物资采购的分析报告，他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分析来研究军事问题，开创了一种非正统但极富远见卓识的思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采集多种多样的金融交易信息，其中包含着德国各类物资采购和交易的关键数据。纳粹政府所有的物资采购，只要通过银行系统来进行交易，都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体系的监控范围之内。罗斯柴尔德通过对这些金融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德国在军事物资和武器装备方面的采购规模等关键信息，结论表明，纳粹正在执行军事扩张计划。丘吉尔的战争办公室对这个年轻人的新奇研究思路大为赞赏。正是这篇报告使得罗斯柴尔德在1940年顺利加入英国的情报五局B部，主要进行商业反间谍工作。[2]。
罗家正是利用银行交易记录和在银行网络中的清算数据，以及交易账户所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估算出了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战争规模。
那是70年以前就已经被实际验证的金融“数据挖掘”的威力，如果结合今天的超级计算机和大型复杂的数据挖掘软件技术，清算中心留下的金融活动痕迹将暴露出资金背后更多的秘密。
这也就是威士卡和中国银联卡争夺清算权的要害之处！这绝不仅仅是商业利润问题，这是国家金融核心机密的问题！
在中国境内，外国的信用卡被中国法律禁止建设自己的支付和清算系统，所以无法掌握中国境内客户的核心金融数据机密。这种法律规定当然使威士卡公司气得跳脚。但是，如果任由他们深入中国发行数以亿计的信用卡并建成了自己的清算体系，钱被赚走还是小事，关键是中国数亿人的每一笔刷卡交易的数据都将被掌握，这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想象一下，你的每一次刷卡行为，都将泄露你的银行账户、购买商品的商店、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信息，你的所有交易行为都被别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对方再通过其他渠道收集你的银行开户信息、房地产信息、股票交易信息等，当这些信息被强大的数据挖掘工具拼接和分析之后，数亿人的金融财产秘密都将被掌握，甚至连你最爱喝什么牌子的红酒，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开什么型号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服装，最爱去什么地方旅游，喜欢哪家航空公司等信息都将泄露。一句话，你的生活细节都有可能被人细细地查看与分析，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小到个人隐私，大到国家机密，或者企业的商业活动是经不起这样的“挖掘”和“分析”的。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可能要比战略核武器的机密还要珍贵！
目前，威士卡和银联卡斗争的焦点在于，使用双卡的客户在海外交易中到底走谁的清算中心。如果走威士卡的清算通道，那么所有持卡消费的客户的交易细节，都会被威士卡的数据清算网络所捕捉到，并被存入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听候发落”。
如果说中国军队在战争的情况下，不敢依赖美国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来为自己的导弹导航和定位，那么谁能保证在战争或金融博弈中，中国客户的金融交易数据不会被欧美的清算中心用于其他用途呢？
金融高边疆的建设，必须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全球金融清算和支付系统，就像中国独立研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一样。没有自己的金融“路由器”，中国的金钱在国境之外流动时，就没有可靠的信息安全保证，更谈不上资金在商战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了。事实上，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在国外金融市场对赌和搏杀中遭到惨败，应该从资金在境外流动过程中是否可能泄密的角度去思考。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将人民币放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货币的“体外循环”更需要强化资金监管。美国对国际资金往来的监控能力就非常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用谁的账户，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与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银行账户有任何资金往来，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几乎都逃不出美国的“法眼”！美国正是通过对全球清算体系的控制，来睁开这一“法眼”的。设想一下，如果这只“法眼”不仅仅盯住恐怖主义国家的银行账户，而是感兴趣地监查某些国家或公司的银行账户，什么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不能被侦破？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马哈蒂尔就曾抱怨，谁也不知道对冲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发动打击亚洲货币的进攻的。那是马来西亚看不见，美国的“法眼”岂能看不见？！
如果不掌握世界清算体系，在发生货币战争之时，就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另一方在清算体系的支持下，就好像通过间谍卫星，将清楚地看到这一方排兵布阵的全部安排，这个仗还怎么打？
人民币走出国门，如果没有掌握清算中心，那就变成“放出去，看不见，也管不着”，问题就麻烦了。同样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的泰铢与香港的港币同为自由兑换货币，差别在于泰铢大量散落于东南亚各国，港币则只集中在香港。当索罗斯开始在东南亚悄悄收集泰铢时，泰国中央银行竟毫无察觉，最后索罗斯发起了突然而强大的攻势，泰铢很快就败下阵来。
在香港，索罗斯准备故技重施。他大量收集港币时，很快被香港金管局发觉，结果偷袭变成了强攻。金管局采用了大幅提高隔夜拆借利率的招数，极大地增加了索罗斯袭击港币的成本，最后逼退了金融大鳄，保住了港币。泰铢与港币命运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泰国无法监控流通在国外的泰铢去向，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港币则集中在香港，完全在当局的管理权力范围之内，金融大鳄很难偷袭得手。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货币从被中央银行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开始，到进入全球金融网络，流转于世界清算中心，现身于国际交易市场，转手在各国金融机构的账户之间，最终回流中央银行，在这一货币大循环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处在严密的保护和监控之下。货币的管理机构必须清楚地知道，货币在国际大循环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是货币的最终需求者，他打算如何使用这些货币，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在使用，这些交易是否符合正常的商业范畴，他的交易对手是谁等重要信息。
人民币要走向世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独立、强大、高效和安全的全球人民币清算体系，同时应该大力支持银联卡在全球的扩张。
「人民币的全球金融网络」。
“整个19世纪，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的犹太金融集团。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3]。
很明显，中国已经丧失了建立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的最佳历史时机。尽管中国的国有银行从上市公司的市值来看，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排名中可谓风光无限，但是中国的银行在国际的分支机构却寥若晨星。没有全球绵密的金融网络，就不可能构建起连接人民币创造源头的中央银行与使用人民币的最终客户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金融循环系统。
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学者们书斋里坐而论道的闲谈，仅仅是各国央行增加人民币储备或贸易结算使用人民币那么简单。这样还远没有实现对人民币流通渠道的控制力，因为无法接触人民币的最终用户，也就不得不依赖早已被国际金融集团牢牢控制的金融网络。
国际银行家们用了近300年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中反复拼杀才创下的网络渠道资源，凭什么让中国免费使用？进入别人的渠道是要交渠道费的。只要有金钱流经这个网络，都必须交上“买路钱”，而且还要世世代代交下去。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战略如果不能伸展到全球，那么人民币流通域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谁掌握着世界信用和资本流动的渠道，谁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渠道为王在金融市场上更是鲜血淋漓的真理。
中国的国有银行跨出国门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难度势比登天。在既有的世界金融网络中插上一脚，势必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群起围攻。各国政府在这些集团的压力之下，定会采取限制、防范、拖延等各种手段来阻止中国全球金融网络的建设。这既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又事关金融战略的核心利益。西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鼓动家们在这一关键领域将“凶相毕露”。
目前，国有银行建立全球网络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中国银行模式，另一种是工商银行模式。中国银行利用其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国际业务方面长达近百年的积累，业已在全球拥有30多家分支机构，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尽管如此，中国银行近年来在其他国家开办更多的分支机构的努力，并不那么顺利，原因是世界金融渠道资源早已完成了“跑马圈地”的时代，后来者想要分食这块大饼，绝不会轻易得手。但中国银行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完全控制分支机构的运作，这样的网络节点是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工商银行的模式则是在海外兼并其他国家的银行，例如，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可算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近年来，工商银行通过海外兼并，大幅度扩张了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大有后来居上、压倒中国银行的气势。该模式优点突出，就是一个“快”字。它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当地银行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中间包括了企业文化、人事安排、债权债务清理、对当地法律法规的适应等。至于两种模式的未来，现在还很难判定优劣长短，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从世界金融的发展史来看，金融首先服务的就是贸易，对贸易的融资与汇兑成为金融扩张的重要途径。当年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为了拥有一个殖民地的“英格兰银行”，为洋行在中国的贸易进行金融服务，并在事实上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当今的中国商品早已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在对外贸易规模上堪称世界级别的超级大国，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跟上国际贸易的步伐。当中国商品摆上世界各国的货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远远地龟缩在中国境内。中国的贸易公司和各类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国内金融机构在当地的金融服务，它们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银行或跨国银行来打理所有的金融服务，汇兑、信贷、存款等巨额利润纷纷落入别人的腰包。以中国进出口总规模来看，这中间所涉及的巨大融资规模和盈利机会实在是金融“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而言，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发展路径，是参考日本综合商社的模式。日本的综合商社中，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与实业公司保持密切的空地协同作战态势，捆绑进入，滚动发展。中国应该参照对等开放的原则，凡在中国设有金融机构的国家必须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开放，这些金融机构在海外可以先从服务于中国企业与贸易公司的融资入手，逐步深入到当地的经济活动中去。
考虑到这一战略推进的速度和效率，建立全球金融网络的重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要打破目前的金融网络困局，除了正规军的模式，还有就是游击队的打法，在“敌后”就地发展金融网络。
中国的一大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华商群体，这些人已经把中国的商品带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鼓励和支持当地人建立各类金融机构，对他们提供信贷支持，用他们的贸易渠道建立金融渠道，这与当年山西票号脱胎于山西商号有着同样的意义。由于这些贸易商号久在当地经营，熟知商业环境，客户基础稳固，其中不乏当年山西日升昌票号大掌柜雷履太式的经营奇才，他们存在着向金融机构转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国外创业时，犹太人开银行，韩国人开商场，中国人开餐馆一样，创业人群往往能产生聚合效应，一旦一人成功，将立刻形成示范效应。能肯定华人中就没有能够在当地创建金融机构的人才呢？只要能够获得适当的金融支持，这些创业者们非常可能开创一种全新的金融网络模式，成为当代的“山西票号”，并且能够“汇通天下”。
最终，这些金融网络将向中国在当地的企业和本地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并接受所在国家的金融监管。他们可以向当地人提供按揭贷款、贸易汇兑、存放款和其他中间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与他们保持信用往来，既可以培育这些海外庞大的金融触角网，延伸金融业务，也可以使国内令人头痛的外汇储备发挥更大的功效。
既然当年毛泽民等5个最高仅有小学学历，并且毫无金融经验的革命者，尚能创造红色中央银行这样匪夷所思的奇迹，那么今天在世界各地遍布的华商中，既有拥有博士学位和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又有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或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群体——一大批前所未见的海外华人银行家群体。
这种模式的推广，能够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人民币流通网络，并将这样的金融触角延伸到世界的任一角落。
当中国的过剩资本在国内缺乏投资机会而开始向全球扩张时，巨大的和饥饿的资本将在全世界寻找着矿山、森林、农场、水资源、专利技术、工厂、研究所或医疗高科技，大批的当地华人银行家将成为巨大的人脉资源宝库。
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雄冠天下，就是因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卷入了这个洪流。金融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高边疆，大批创业者的涌现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中国开办一家银行或许太难，但在海外却相对简单。在金融创业领域中，犹太人就是中国人的榜样。谁说天底下只有犹太人能够从事金融行业？中国人一旦明白金融的巨大好处，在相应的金融支持之下，同样具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
总有一天，当海外华人谈论创业时会说：“我找到一笔投资，为什么我们不开一家银行呢？”。
中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金融高边疆的基础设施隐患」。
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这一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中仍然隐藏着大量的安全隐患。
现在的技术足以在手机关机的情况下，远程激活电源并通过手机进行窃听；CIA可以通过计算机CPU读取硬盘数据时，所发射出的微弱电磁波，在数米外就可非接触式地截获和窃取电脑数据。在这样一个高度不安全的电子化社会中，中国金融系统对潜在的安全威胁的意识，可以说还相当冷漠。
国内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使用着外国的主机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软件，在最核心的数据存储方面，大多使用外国的数据库软件，即便所有应用程序全部自主开发，但仍远不足以确保金融数据的安全。微软在操作系统中留有暗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对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所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敏感说明了什么？当国家安全屡屡成为中国收购美国企业的关键障°时，可能大家仅仅把这些说法当成新闻媒体的炒作或贸易保护的托词，而并没有认真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就是在主机硬件系统开放后门，紧急和特殊情况下，可能被远程启动或关闭。在主机操作系统软件方面，就更可以大展拳脚了，由于源程序的保密性，国内金融机构用户不可能知道在系统底层运行程序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小程序”。数据库的问题就更大了，那里存放着所有关键信息，如客户的银行账户存款数量等。在数据库软件的源程序中，可以无人知晓地植入一些沉睡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可抗拒的重大事件，这些沉睡的“木马”和关闭的暗门就可能会纷纷苏醒和开启。某些程序也许会突然“发疯”，删除所有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数据，程序们也许分不清这些账户究竟是属于军方还是民间，是商业还是个人，是政府还是机构。当军队要出动飞机、坦克或汽车时，突然发现账户中的钱不见了，无法支付军事机器的运转；当老百姓一夜醒来去银行取款时，却被告知账户上没钱；当公司准备进货，却被退回了支票；当政府发工资时，却无法向公务员的卡中打钱。人们能够设想在这样的金融系统瘫痪的情况下，如何紧急应付各类突发事件吗？
当金融机构紧急启动备份系统时，却发现备份系统用的是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软件和同样的数据库，最终连毛病都是一样的。
居安思危，永远先把自己的篱笆扎牢，金融安全绝非是一句空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隐患要首先消灭在未发生之时。
「货币“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
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无非在做两件事，一是创造财富，二是分配财富。创造财富的效率和分配财富的均衡决定了文明发展的轨迹。没有财富的创造，也就没有财富的分配。
如果说以劳动、生产、技术、自然资源与贸易为中心的实体经济主要负责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分配财富则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货币、信用、财政税收、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所构成的金融分配系统，另一种则是通过战争、掠夺、欺诈与殖民所组成的暴力分配系统。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拥有财富有两种渠道，一是通过自身劳动来创造，二是通过分配系统去分享。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游戏规则设定中，谋取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财富归根到底是人类有组织地和高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通过劳动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满足社会最终需求的各种产品与服务，正是劳动将各种静态要素在动态的过程中整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最终的财富，因此劳动才是财富的本源。
劳动使人们保持了良好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劳动使人们的兴奋中心始终围绕着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使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劳动使人们保持并持续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事实上，财富的创造力要远比拥有财富本身更重要。
16～17世纪，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曾一度拥有1.8万吨白银和200多吨黄金，占世界金银总量的80％，可谓富甲天下。全世界都在为西班牙打工。当一个国家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时，财富本身将会腐蚀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
1545年，西班牙的制造商手中积压的来自新大陆的订单量达6年之久。在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这些海外订单只能由西班牙生产，高额的利润唾手可得，西班牙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已经使它的制造商们失去了吃苦耐劳、从事艰辛生产活动的欲望和压力。于是开始大量转包制造合同，英国的纺织业、荷兰的造船厂、意大利的农庄、北欧的捕鱼船，纷纷开足马力从事苦累脏差的劳动生产。
西班牙的制造商们则在最终产品上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口各国，形成了最早的代工和外包生产模式。其后果是，勤劳勇敢的英国人在劳动中精益求精，大量使用先进技术和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强化了自身的财富创造力，并最终将坐拥巨额财富、铺张挥霍、肆意扩张、生产萎缩、财政破产和失业严重的西班牙帝国赶下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靠制造业起家的大英帝国，在取得了全球海洋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之后，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势力范围。在非洲，英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大部分非洲大陆，多达21个国家臣服于大英帝国，大量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任由英国取用；在中东，英国控制着从巴勒斯坦、沙特到伊朗、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中东石油的源头；在亚洲，英国统治着从印度（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含新加坡）到缅甸、中国香港的大片地区，庞大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战略要道悉数被英国控制着；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附属国作为工业原材料后盾；在美洲有加拿大、圭亚那、牙买加、巴哈马等为大英帝国提供着从海军基地到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战略补给。
作为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再次面临当年西班牙帝国同样的选择，是继续通过自身艰苦踏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还是利用军事和金融霸权去“分享”别人的劳动成果？财富本身再度腐蚀了财富创造力。富裕的英国人已经厌倦了枯燥和艰苦的劳动，开始向美国大规模投资，输出工业生产技术，让美国人去干苦活和累活，自己坐享庞大的投资回报，开始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美好生活”。此时，英国决定着世界资金成本，垄断着世界资源价格，控制着全球订单流向，划分着世界市场需求，保护着贸易航运通道。这五个战略制高点牢牢掐住了美国的喉咙，美国就永远只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生产车间，而且控制生产车间的股东还是英国资本。一句话，英国将自己定位成全球市场的组织者，而美国仅仅是生产者。只要没有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英国完全不必担心美国试图“篡权”。
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梦想扔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历史总会不期然地出现惊人的相似。“美利坚帝国”通过200年艰苦劳动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正在被自身轻易拥有的财富所侵蚀。1971年，当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拥有了当年西班牙与英国连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财富霸权，这就是美元发行！当年西班牙拥有财富，还必须远涉重洋开疆辟土去掠夺黄金和白银；大英帝国也必须以“诚实的英镑”从事投资，才能获得食利的特权；而如今的美国，仅仅通过印刷美元钞票，就能轻易获得世界各国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这种史无前例的财富霸权，具有着无法抵抗的诱惑力，它使得一切诚实的劳动成为多余，它刺激着空前的财富贪婪游戏疯狂扩张，它颠覆了美国立国的清教徒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系，它瓦解了美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工业基础，它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它成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策源地！
很多人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只是技术性问题，美国的制度拥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就像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危机一样，美国最终都能成功度过。其实，美国的危机并非制度上的危机，而是更严重的危机，那就是整个国家被庞大和轻易获得的财富逐步腐蚀，从而丧失了对艰苦劳动的热情，财富创造力已经不可逆转地受到了伤害。从1971年开始的长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无情地表明，美国人生产的可以用来与其他国家交换的产品越来越少，伴随着美元发行特权而获得的惊人的全球铸币税收入和巨大的投资收益，使得美国持续不断地将本国产业输出，这与当年的西班牙和英国的行为并无二致。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却瓦解了本国人民的财富创造能力。
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最受社会尊重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70～80年代是医生和律师；90年代以来则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如果一个优秀大学生进入华尔街远比当科学家和工程师挣得多，这个社会还有谁愿意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和枯燥的工厂生活？美国能够向其他国家出口医生、金融家和律师吗？也许能，那就是昂贵的医药、劣质的金融产品和旷日持久的索赔法律服务。
当铅华洗尽，全世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拥有硕大的胡萝卜和大棒的美国，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大棒了，也许还有57万亿美元的各种负债，和100万亿美元的医保社保基金潜在亏空，这些难以偿还的债务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债务堰塞湖”。全世界最终会问：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拿什么去偿还这些10倍以上的庞大负债呢？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滚利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经济体增长的速度。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12月封面文章“帝国的衰落”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债务本息支付时，国家的财政将面临严重危机。
西班牙：1557～1696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
法国：1788年，法国大革命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奥斯曼帝国：1875年，50％的政府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债务本息。
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都倒在了负债过度的十字架之下。是什么导致了负债过度呢？归根结底是财富创造力的下降和维系帝国存在的成本的上升。
一个国家财富来得越容易，通过艰苦劳动去创造财富的热情就越低，巨大的财富腐蚀了财富创造力，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到2035年，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将会达到200％。届时，美国的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债务本息的比例将高达46％，这就是1939年英国面临的情况！大英帝国正是从那时开始走向衰落。
随着美国负债问题的日益恶化，美元将最终走向衰落。随着美元“周天子”未来逐渐病入膏肓，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货币“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崛起的时代。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争霸战，将在未来的1/4世纪里，逐步拉开序幕。
「参考文献」。
[1] The Age of Turbulence，Alan Greenspan，the Penguin Press，p2。
[2]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3] 出处同上。
第十章 白银的光荣与梦想。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白银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2017年，259亿个RFID芯片将使用白银。
未来美国木材防护领域每年将消耗240011屯白银。
服装应用将是白银最大的未来需求之一。
“价格发现”了什么。
白银市场：1个瓶盖与100个瓶子的游戏。
白银操纵调查。
大规模挤兑边缘的白银市场。
白银的人民战争。
「本章导读」。
白银在50多种语言中都与钱是同义词。白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是主要的货币。自鸦片战争至清末的50多年时间中，屡战屡败的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签了1000多条，累计赔款总额达到10亿两白银。一贯喜欢金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首先掠夺中国的黄金呢？为什么鸦片不被推销到印度、非洲、美洲，偏偏卖到中国来呢？20世纪30年代，美国用高价收购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官方与民间白银储备的巅峰时期，却突然开始废除白银的货币职能，为此，不明缘由的肯尼迪总统因反对废除白银货币而命丧黄泉。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批抛售白银。打了这么多年仗，花了那么大的本钱，连抢带买搞来了那么多银子，刚聚得差不多了，却又开始当破铜烂铁一样地全给贱卖了。上至美联储，下至一些大银行都在通过不同方式来大规模做空白银以拼命压低银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本章将为您揭开其中的惊人奥秘。通过剖析白银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您将不仅可以获得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满足，更能够领悟到一个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重大投资机遇。
未来的20年，将是世界货币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以美元为代表的债务货币与以真金实银为代表的诚实货币两大板块激烈碰撞的时代。它们碰撞的结果，一个逐步没落，另一个则冲天而起，平步青云。在美元与金银两大板块剧烈碰撞的过程中，智者应该将资金投向不断抬升的一方。它将像喜马拉雅山的崛起一样，把您的投资推上回报的巅峰！
「2008年9月18日下午2点，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盘！」。
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人几乎完全不了解在那一时刻，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面临着怎样一场浩劫。是的，这不是科幻大片的“盗梦空间”，更不是金融系统的灾难演练，而是真实发生在现实中的金融噩梦！全世界都在美元崩盘的鬼门关前梦游了一把，可绝大多数人至今都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场发生在现代史上最恐怖的超级规模的“银行挤兑”事件！时至今日，这一天所发生的细节仍被严格地保密着。
最早透露这一事件的是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保罗·坎卓斯基，2009年2月，他在美国C-SPAN电视台做访谈节目时泄露出这一惊人的消息。
“星期四（2008年9月18日）上午11点，美联储发现美国货币市场中，高达5500亿美元的资金在1～2个小时之内被国际投资人‘疯狂挤兑’。
财政部紧急开放救助窗口，立即注入了1050亿美元试图阻止疯狂的资金抽逃风潮，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根本无济于事。我们面临的是一场电子银行的挤兑事件。
财政部决定停止所有交易，紧急冻结所有账户，并宣布美国政府担保每一账户25万美元资金的安全，以阻止恐慌的蔓延。
如果他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到下午两点，美国货币市场中的5.5万亿美元将被全部挤兑一光，美国经济系统将完全崩溃，24小时之内，世界经济体系也将彻底瘫痪。
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经济版图和政治体系将变得面目全非。”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因赫费在俄克拉何马州突沙市的电台采访时提到，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规劝国会议员们通过拯救华尔街的相关法案时，甚至威胁如果议员们投了反对票，美国可能会出现重大社会动荡，政府将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
美国社会进行全面军事管制？这恐怕是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场景。什么样的危机会导致社会陷入如此混乱的局面呢？这就是美元危机！
要理解美国货币市场被挤兑将导致美元危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货币市场在美国经济中的重大作用。
与中国的企业不同，美国企业短期借贷很少求助银行，一是手续麻烦，二是费用较高。当企业需要270天以内的短期借贷时，它们往往使用短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在货币市场中直接融资。这些商业票据就是一种借条，一般以企业信用为基础，发行简单而方便。即便企业当天需要钱，只要一早通知商业票据交易商发行“借条”，当天下午就可以拿到现金。因此，企业往往把工资发放、原料采购、运输仓储、房租水电等公司运转的短期费用支出，与公司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加以区分，短期资金主要依靠商业票据融资，长期资本往往投资于回报更高的资本市场，以便把公司账户中的每一分钱的效力全部调动起来。可以说，美国几百万家公司的日常运转一刻都离不开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除了商业票据之外，短期国债、联邦基金、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协议、大额存单等各类短期票据都要依靠货币市场来进行交易。
如果5.5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市场遭到国际投资人的疯狂挤兑，几个小时就全面干涸的话，那么美国的几乎所有公司和企业、金融机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将顷刻全面断裂，24小时之内，我们将看到的惊人景象是：
·美国金融市场崩盘，股票暴跌、债券价格狂泻、全国的金融机构资金往来与清算停摆，银行无法运作，自动取款机停止取钱，银行的公司与个人账户全面冻结。
·银行里恐慌的人群大排长龙，气急败坏的客户破口大骂，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捣毁自动取款机。
·很多公司的生产、物流、运输、采购、仓储体系瘫痪，因为公司无法支付各种费用。
·各大超市出现现金抢购，因为消费者无法刷卡购买。
·政府公务员、警察、群众一起上街游行，交通基本瘫痪，因为他们拿不到工资，汽车无法加油。没有存现金的家庭无法购买食品和药品。愤怒的人群开始骚乱。
·学校、医院、办公大楼陷入缺电和停水的境地，因为无法支付电费和水费，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出现停顿，因为他们无法支付生产原料的费用。
·大批的美国战斗机无法升空、军舰无法出航、坦克、汽车无法行驶，因为军方账户的钱由于政府短期债券融资停摆而出现资金冻结。
·美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
24小时之后，灾难开始波及全世界。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陆续开盘，在得知美国惊人的消息后，所有金融产品的价格全面崩盘。各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与清算完全陷入混乱，中国的出口商拿不到货款而拒绝货物装船，中东的石油出口因没钱而停顿，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宣布终止，印度的海外呼叫服务中心没人接听电话，欧洲央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紧缩银根，欧洲多国政府债券再融资失败而宣布冻结公务员工资，欧洲工人示威罢工，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取消航班……。
当9月18日的世界金融市场陷入上述恐怖遐想的同时，投资机构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在试图抓住逃亡的一线生机时，本能地扑向了货币灾难中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
黄金在9月18日前后，每盎司一口气暴涨了近100美元，创下黄金市场有史以来的惊人纪录；白银更是直线飙升了20％以上，令所有投资人目瞪口呆。而同一天的其他大宗商品，包括其他贵金属则普遍走软。
换句话说，当世界货币与金融体系真正出现重大危机时，人们的本能并不是去抢石油、钢铁、铜或锌，而是直接扑向黄金和白银。毫无疑问，黄金和白银在这个货币灾难面前，立刻呈现出它们久被遗忘的货币属性！
黄金不必多说，自金融海啸以来，人们已经普遍开始接受了黄金的货币属性。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白银！同黄金一样，白银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货币金属，虽然它的货币属性在2008年9月18日只是银光乍现，但随着美元“周天子”的日渐衰落，白银的货币属性将异军突起，其光芒将直逼令人炫目的黄金。
白银的过去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货币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的核心。但是，今天的国人对未来的白银将给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战略机遇却认识模糊。
白银不仅曾经是世界货币，白银还将为中国的崛起创造重大的战略机遇！
「白银：曾经的世界货币」。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16～17世纪的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业务就是倒卖白银、黄金和商品，因为他们在兴旺的亚洲市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主要是他们本国生产的产品没有竞争力。[1]。
中国自明代以来一直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而当时中国本身并不是世界白银生产大国，那么明朝为什么会选中了白银作为货币呢？而中国的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呢？
白银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并非源于自愿的选择，而是形势比人强的结果。明朝以前的宋、金、元都曾尝试过用纸币替代贵金属作为主要货币，而结果却惊人地相似。由于人性贪婪的铁律，货币一旦脱离商品属性，就失去了天然的刚性制约，大规模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财富掠夺，最终以恶性通胀、税收枯竭、财政崩溃和帝国垮台来收场。明朝初年也曾尝试前朝的纸币试验，发行了明宝钞，至1522年，纸币贬值到原来的2‰，通胀肆虐，民怨沸腾。明政府终于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金属货币制度。从宋到明，经过近500年的纸币制度实验，历史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不靠谱。
摆在明朝面前的金属货币选择不外乎金、银、铜三种，金太贵，而铜太贱，所以白银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货币”。
问题是，缺少银矿的中国从哪里去获得大量的白银来充当货币呢？答案就是世界贸易。
如果把世界贸易体系形象地比作是巨大的水车系统，那货币就是驱动水车齿轮旋转的激流。货币供应量越大，水车周转速度越快，世界贸易的规模也就越大。从16世纪到19世纪，驱动世界贸易体系运转的货币正是白银。
1581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全国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从役法和田赋入手，从保证政府赋役的愿望出发，逐渐把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并将税收的最终结算货币定为白银，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白银公共需求。
十分巧合的是，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人在秘鲁和墨西哥先后发现巨大的银矿，加上日本的白银出口，这三个国家巨大的白银供应构成了驱动世界贸易齿轮旋转的强大力量。
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产业莫过于茶叶、瓷器和丝绸，在世界市场中几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50％，以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号就是英文中的“瓷器”一词“China”。丝绸也是中国出口的重量级产品，“从中国出口丝绸数量超过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2]。
由于中国白银稀缺，从而使中国明代出现了银贵金贱的局面。17世纪初，广州的金银价格比为1：5.5到1：7，而西班牙则是1：12.5到1：14。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2倍。刚在美洲发现超大银矿的西班牙商人，在发现这一巨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之后，大喜过望，成群结队的欧洲商人，带着他们从美洲掠夺的巨额白银登上了驶向中国的航船。正是这种白银－黄金的套利冲动，鞭策着巨大无比的世界贸易巨轮开始全速转动。
尽管欧洲从17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步伐，机器生产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它们的主要产品——纺织品，在中国并没有竞争力。一方面由于长途海运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对内河航运，特别是大运河的长期持续投入，有效地降低了中国本地商品的运输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本地商品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纺织业在明末清初已达到相当的生产规模，据西方传教士估计，在17世纪末，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织布工人达到20万之多，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更高达60万之众。产业规模效应及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得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丧失了竞争的机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
在这种态势之下，欧洲的商船主要运送的商品就是美洲的白银，到达中国之后，用白银换回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并且用“昂贵的白银”兑换“便宜的黄金”，再运到印度采购印度的商品，最后满载东方的商品和黄金回到欧洲，赚得盆满钵满。
欧洲人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近400年的时间里，主要从事的就是掠夺美洲白银和国际倒爷的工作。不夸张地讲，掠夺美洲白银成就了欧洲发达的第一桶金。而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显然是在中国，中国出口商品，进口货币，从而确立了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证明中国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办法很简单，这些白银一旦到了中国就再也不离开了，成为中国货币供应的主体部分，直到英国人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为止。
据估计，从1545年发现美洲银矿到1800年，美洲总共生产出13.3万吨白银，其中75％（约10万吨）运到了欧洲，欧洲通过亚洲贸易，将3.2万吨白银最终送到了中国。如果加上直接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和日本对中国的白银出口，则中国通过世界贸易获得了4.8万吨白银[3]。有趣的是，6.8万吨的美洲白银涌入欧洲（扣除运往中国的3.2万吨），带来了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而进入中国的4.8万吨白银却没有造成明清时代的明显通胀，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当时的商品经济远比欧洲发达，货币增加刺激了商品供应的大幅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被有效地抵消了。
自从白银来到中国并登上货币之王的宝座，中国历史上宋、辽、金、元及明初近500年反复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痼疾，再也没有复发过。1935年以后，蒋介石废除了银本位制度，法币改革和金圆券纸币的发行，再度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并最终失去了政权。
回顾历史，如果这400年中有哪种货币堪称世界货币，进而推动了世界贸易齿轮转动的话，白银将是唯一的候选人。
「美元纸币能保值吗？」。
什么是钱？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是认清美元本质的首要问题。伟大的思想家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常人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的重要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思考。“苹果落地”这个人们千百年来毫不在意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现象，在牛顿的头脑中却激发了对万有引力的大彻大悟。“时间”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概念，在爱因斯坦的心中却回味无穷，最终导致了相对论的诞生。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金钱社会之中，为挣钱而忙碌一世的芸芸众生们，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钱”？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真有那么一些人对什么是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这些探讨不仅没有产生能与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相媲美的伟大金融货币理论，反而是越整越糊涂。因为钱这东西与“时间”、“引力”这些纯粹的物理概念不同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性贪婪这个难以测定的变量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货币理论，互不兼容，矛盾百出。银行家们却趁机浑水摸鱼，将整个西方金融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引向歧途，以至于最后走火入魔，诱导了整个世界走向巨大的金融危机。
经典意义上的钱的概念是相当清楚的。钱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具有稳定价值的、便于用做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它具有以下特性：数量有限，容易计量，便于交换，不易伪造，市场公认，并可长期保存。许多符合上述特性的商品都可以成为“钱”。与上述定义和特征符合得最好的商品就是最好的“钱”。黄金和白银就是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经过数千年反复比较和实践，不约而同地选择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最好的“钱”。由于它们本身都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并防水、防火、防腐、耐磨，能够长期保存，所以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由于它们都便于携带、分割和计量，并难以伪造，所以可以成为最方便和最可信赖的商品交换媒介。由于它们的价值稳定又便于计量，所以他们最适合作为价值的尺度。又由于它们是已经存在的有实际价值的商品，所以是不需要任何担保，不需要任何强制，不会因政府更替、法律变化、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等各种不可抗力而作废的最可靠的“钱”。而且越是在动乱时期，黄金白银就越是成为人们保护财富的“诺亚方舟”。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因为如此，黄金白银是“钱”的最高形式，是当之无愧的、万民拥戴的“货币之王”。
什么是财富呢？财富的实质就是人们通过劳动所创造出的各类商品。货币则代表着对这些劳动成果的“索取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获得对别人劳动成果的“索取权”。当这种“索取权”被转让时，它充当了“支付手段”；当某种“索取权”被普遍接受时，它就成了“交易媒介”；如果持有“索取权”的人选择延迟兑现时，它就实现了“财富储藏”的功能；最终这种“索取权”被要求兑现时，它能够完好无损地获得别人等价的劳动成果，那么这种“索取权”就是优良的“价值尺度”。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货币与财富的完美对应关系。其实，在货币的四大功能中，最核心的就是“财富储藏”的功能。越是拥有完好无损的财富延迟兑现能力的货币，就越能实现“价值尺度”的重要作用，在市场中就越受欢迎，也就越容易流通，从而成为优质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彻底废除货币的商品属性将导致“财富储藏”功能的紊乱和失调。任何货币，一旦脱离货币的商品属性这一铁律，最终都难逃不断贬值的下场。黄金和白银所代表的“经典意义的钱”，就是货币追求的最高境界。
从历史上看，帝国在其势力上升的周期，经济发达，贸易活跃，军力鼎盛，帝国疆界扩张，货币购买力稳定，货币流通域扩大，贷款利率低廉。随着统治阶级的腐化，帝国内部矛盾激化，生产能力下降，外部征战不断，财政支出剧增，而税收逐渐不足，导致维持帝国存续的综合成本日益上升。此时，帝国往往首先从贬值货币入手，试图减轻财政压力。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无论是古代稀释货币的含金量，还是现代的货币“量化宽松”，正是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当代西方货币理论最本质的“发明”，就是用以债务为抵押的信用货币，取代黄金白银这些不会因债务违约而丧失价值的真正的钱。他们首先是通过战争或鸦片贸易等方式，将世界上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之国家的白银洗劫一空，从而废掉了银本位。继而又采取将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办法，初步建立世界货币的兑换体系。然后再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废除了金本位。让以美元为代表的法币，成为不受金银约束的世界储备货币。我们现在使用的美元是没有任何真实价值定义的货币，这种货币在英文中叫做“currency”，其基本含义就是流动性。它只是便于商品进行“流动”的媒介。这个媒介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是纸币，也可以是支票，甚至就是电脑中的一个数字。它是临时用来兑换价值的凭证。其本质就是一张欠条，它不能保证未来真的就能百分之百地兑换到原先的价值。因为它是欠条，如果别人赖账，欠条就成了白条。现在当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黄金白银才是千百年来最可信赖的真钱时，常把信用货币这种欠条与钱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以为这种欠条就是钱。挣钱就是挣这种欠条，存钱就是存这种欠条。其实在信用货币体制下，人们挣到手的和存起来的这些假定能够兑现的欠条，在欠条不违约时，它就有完全的价值，在欠条部分违约时，它就只有部分价值，在欠条完全违约时，它就一文不值。
纯粹纸币的试验往往在初期能获得惊人的良好效果，但最终这些纸币都贬回到它们的原始价值，那就是纸张的成本！纯粹纸币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测试人类贪婪本性的试验。无论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还是私人之手，也不管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些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究竟值不值得信赖！整个人类历史表明，贪、痴、嗔乃是人性中无法自我超越的本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完全没有来得及被社会风气污染的婴儿的表现，就会发现其贪、嗔、痴的内质其实早有端倪。
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够保值的纸币的根源。
北宋的交子，从公元1023年到1160年，货币发行准备金从1/3降到1/60。到南宋末年，通胀率高达20万亿倍！财政彻底崩溃，国家战争动员能力枯竭，王朝覆灭。
金朝发行纸币70余年，物价上涨6000万倍，终至民心大乱，财富创造绝迹，同样是货币体系先于帝国崩溃。
元朝开始发行宝钞不过20多年，货币就剧贬为原值的1/10。到了元末，米价竟涨到元朝初年的6万多倍，宝钞制度彻底崩溃，元政府已无力控制财政和税收，国力日衰，最终灭亡。
明朝对纯粹纸币制度的实验又持续了150年之久，到1522年，明宝钞贬值为原来价值的2‰，通货膨胀肆虐。明政府终于“从民便”，被迫放弃了纸币制度，转而恢复了白银货币，帝国江山才得以维系到1644年。
1716年，法国第一次约翰·劳的纸币试验，导致4年后法国倾家荡产；1790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二次纸币试验，5年后通胀率高达13000％，结果民心大乱，导致了拿破仑的上台；1937年的第三次纯纸币试验，12年后法郎贬值了99％。法国人只有自嘲地说，法国人有两个传统：一是投降特别快；二是货币贬值特别快。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纸币马克试验，从1919年1美元兑换12马克，到1923年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4年走到了它的生命尽头。
如果人类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元不过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
「美联储的“妙计”：放手让黄金暴涨」。
美联储和所有西方的中央银行一样，喜欢幕后操作。他们防范政府干预，他们讨厌国会插手，他们更不喜欢人民大众了解细节，他们号称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就好像全社会的货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决不容他人觊觎。
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公开”二字，实在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们每年8次会议的内容并不打算公开，而是要等到5年以后才“解密”，并且这些会议的内容纪要已经被过滤或“修缮”过了。美国《1976年阳光法案》，明确要求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组织，必须即时向公众开放所有正式会议的详细且未经修改的内容速记和原始录音，但美联储从1976年到1993年的17年中，一直误导国会，声称他们的会议原始纪录都被销毁了，只保留了“修缮”后的内容纪要。公众只有等到5年以后，才能从被“过滤”的纪要中去猜测当时会议现场的讨论细节。
美联储的大佬们除了关注利率等问题之外，还对一样东西颇有兴趣，那就是黄金。
（1993年5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安格尔：我想事情可能会这样发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利率提高300个基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非常肯定黄金价格将会开始一个猛烈和快速的（下跌）。金价下跌将会如此快速，你不得不到黄金行情屏幕上去见证这一切。如果我们提高利率100个基点，黄金价格肯定会掉头向下，除非情况恶化到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我们提高利率50个基点，我不知道黄金价格将会如何，但我肯定会对此非常好奇（笑）……人们会说黄金价格上涨是因为中国人开始购买，这是最傻的看法。黄金价格主要是由那些对法币系统没有信心的人所决定，他们拥有黄金是为了在危险时刻逃离纸币。现在如果每年黄金产量和消费量只占黄金总存量的2％，那么一年10％的黄金产销量变化是不会对黄金价格产生太明显的影响的。但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将会改变（黄金价格）。
格林斯潘：如果我们是在面对市场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的（黄金）温度计，在测量（通胀预期）温度时也会改变温度本身。我曾向穆林斯先生提出，假如财政部在市场上卖出少量黄金，市场将如何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如果黄金价格发生了变化，这说明（黄金）这个温度计不仅仅是测量（通胀预期）的工具，而且它也将会改变（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基本心理。
（1994年12月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乔丹：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胀预期。这显然反应出我们（的美元）缺少名义上的（货币之）锚。这意味着政治上宣称维持强势美元将会有所帮助。如果不管怎样我们能够实现真正的金本位的状态，而没有实际使用黄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假以时日，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胀预期）短期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处理。
（1995年7月的会议纪要）。
格林斯潘：我想我明白了（笑）！你告诉我从财政部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抵消了他们（财政部）对美联储的负债，这是纯粹的资产置换，所以财政部对公众的负债同时减少了同样的数额。是这样吗？这倒是同时解决了乔丹先生的问题（笑）。
乔丹：我能对此谈谈我的看法吗？（70年代）当我们把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盎司提高到38美元，直到42.22美元的过程中，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财政部因为这两次所谓的（美元）“贬值”行为，获得了10到12亿美元的意外之财。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将特别提款权进行货币化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格？你说我有一项资产在我的资产负债表上，但我却不知道它的价格。
格林斯潘：（特别提款权的价格）大约是42美元。
杜鲁门：是42.22美元，它与黄金的官方价格一致。
乔丹：我们是用官方黄金价格计算特别提款权吗？
格林斯潘：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调高黄金价格来降低公共负债压力吗？这样做确实可以使公共负债明显下降。
乔丹：我本来尽量不愿意提及此事，公众其实害怕有人想这么干。
格林斯潘：可惜太晚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乔丹：5年以后（会议纪要解密期），公众将会知道这件事。
从这些美联储大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金始终是国际银行家们的一块“心病”。从历史上看，玩纸币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玩实力，玩信心，玩赖皮！当帝国实力殷实财大气粗时，强大的财富创造力足以确保纸币的商品兑现能力，纸币是有底气的。当帝国过度扩张力不能及时，财力日渐短绌，则必须玩10个瓶子5个盖的“杂技”，纸币无法完全兑现商品，通货开始膨胀，此时就进入玩信心的阶段。等到帝国财富已被淘空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时，纸币丧失了公信力，恶性通胀发作，此时帝国就只有玩赖皮了。
从美国立国到1971年，美元是玩实力的阶段，一度占到全球GDP一半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确保了美元的信用，所以美元敢于与黄金挂钩，因为其出口能力足以赚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黄金，就如同中国通过400年的世界贸易，将全球白银的一小半都吸纳到中国来一样，此时的黄金白银作为诚实的通货，在经济体内发挥着良好的财富合理分配的作用，从而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循环处于良性状态。
1971年到2008年金融海啸，美元进入玩信心的阶段。1971年是美元的转折点，美国不堪世界各国发动的黄金挤兑进攻，只有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其实质是美国贸易连年逆差，财富外流和财富创造力下降，美国人不能生产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足够的商品来平衡巨大的进口，久而久之，财政不堪重负，美元再也无法承载黄金诚实货币的重托。这一阶段，国际银行家们最关心的就是所谓对美元的信心问题。他们发明了一整套经济学“黑话”体系来修饰问题的本质，诸如“通货膨胀预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再通胀”等。其实用老百姓一看就懂的话就是，美元“毛了”。更为离奇的是，他们居然想象着如何实现“没有黄金的金本位”，看来美联储还是改行搞魔术更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2010年11月，居然真的提出了世界应该考虑回到“修正版的金本位”，果然是个“没有黄金的金本位”，这难道真是历史的“巧合”？！
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玩赖皮！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国要赖账，使用的手段便是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美其名曰“全球经济再平衡”，指责他国“操纵汇率”。其中更有意思的就是格林斯潘等人讨论的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让美元大幅贬值，从而“抵消”美国的负债压力。他们早就明白黄金的真实价值，那就是黄金才是“诚实的货币”，因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以在货币体系中承担着“最终的支付手段”。但他们却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大肆推行“黄金无用论”，对学术界进行系统和长期的“洗脑”，对人民和市场玩弄“强势美元”的文字游戏，从而达到将“美元购买力稳定的理念（深植于）人们的脑海里”的目的。
黄金和白银好比测量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计，在全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纸币世界里，钞票越印越多，在市场的高压锅中，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作为唯一具有公信力的压力计，其价格必须被“有效管制”起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中央银行联手压制黄金和白银价格的目的。当市场上黄金白银充当着最诚实、最公正的货币时，银行家们想要作弊将是非常困难的。而没有金银约束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不仅是美国的法币，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可是它的货币政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想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既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也不需要国会批准。根本不顾全世界债权人的利益。银行家既没有所谓民主选举，也不受新闻监督，更无视法律约束。正所谓：“只要我控制了一国的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完全就是无法无天。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腐败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几个银行家天天腐败，顿顿腐败，夜夜腐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又能如何呢？绝对的权力最可怕之处不是让人腐败，而是让人疯狂！独揽货币发行权的金融大鳄一旦疯狂，其野心和胃口将极度膨胀，使全人类都跟着遭殃。银行家们能够以花样百出的“行业黑话”来愚弄世界人民，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周期性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泡沫和经济危机，通过货币战争搞垮各国金融，并在全球经济的废墟之上，重新构建由极少数人控制的世界统一货币新体系，最终通过控制世界货币来奴役全人类。
但是，国际银行家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高压锅迟早要炸，一旦锅盖“砰”的一声飞上了天，黄金价格的暴涨也会使西方债务大幅减轻，因为西方国家手中持有大量的黄金实物。到2010年6月，全球央行合计黄金储备30462.8吨，其中欧美共拥有21898.5吨（包括欧美控制下的IMF），占黄金储备总量的72％。
格林斯潘们构想的通过放手让黄金价格暴涨来稀释美元债务压力的奇思妙想，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恐怕低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风险。黄金价格一旦彻底失控，美国资产负债表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资产价格固然能够暴涨，相应地使纸币负债压力大幅减轻。但问题在于，美元剧烈贬值所造成的全球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从根本上颠覆美元的信用，谁还愿意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和美元资产呢？失去了美元对全球资源的总动员能力，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超级大国还能够存在吗？
1948年蒋介石搞金圆券改革，最终也曾使国民党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黄金资产价格暴涨，但随着金圆券的滥发，人民拒绝接受纸币，在各地重新开始使用“袁大头”交易。最终纸币滥发所形成的超级通胀，残酷掠夺了人民的财富，其后果是人民抛弃了金圆券，同时也抛弃了发行金圆券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退往台湾和当年的约翰·劳逃出巴黎时一样，他们带走的不是印刷精美的纸币，而是沉甸甸的黄金和白银！
用黄金暴涨来平衡美元负债，将是最后的疯狂之举，它带来的决不是美元的稳定，而恰恰是美元的覆灭。
同时，在格林斯潘们的魔术方程式中，还忽略了另一个关键变量，那就是白银！
「黄金与白银1：16的历史超稳定结构」。
古人说：“如果黄金是太阳，白银就像月亮。”很多古代文明中，一年有13个月，每月28天。因此，最早的金银比价为1：13。
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金银比价基本稳定在1：16上。而现代科学发现，地壳里的黄金与白银储量的比例大约是1：17。巧合却不意外的是，古人的直觉和历史形成的金银比价关系与现代科学探测的结果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近似。
金银比价的这种超稳定结构可以从地质学和市场供求两个方面得到有效解释。尽管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金银比价的套利空间，但却都是以亚洲地区“银贵金贱”所形成的白银东流和黄金西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动态平衡之间，欧洲比较偏好黄金，而亚洲更加喜爱白银。在欧洲历史上，谁能控制东西贸易的通道，谁就能利用欧亚大陆的金银比价差异进行50％～100％的巨大套利交易，从而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主宰欧洲大陆的命运。
随着美洲白银的大发现，在250年中，13.3万吨白银的巨大供应短暂地使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些波动，但随着东西方大规模的世界贸易的消化，最终金银仍以历史的惯性回归到1：16这一神奇的平衡点。尽管进入20世纪后，白银与黄金价格波动开始剧烈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多数国家采用了金本位而放弃了白银货币，致使白银在一段时间内显得“过剩”。作为世界最大的银本位国家，中国的白银货币一直持续到1935年，美国的白银货币（美国政府白银券和白银硬币）一直流通到1965年。到1971年，黄金与白银这一比价在1：23左右波动。
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金”变成了“没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世界一起进入纯粹纸币时代的重大试验，直到今天这一试验仍在进行。纯粹纸币制度彻底废除了货币的商品属性，原来形成货币的核心要素——财富储藏功能完全丧失。
纯粹的纸币美元滥发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价格错乱，其中就包括金银比价体系的严重扭曲。金银比价从5000年稳定的1：16被严重扭曲到了1：60！
是黄金更少了吗？
世界黄金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万多吨增加到现在的大约15万吨，70年中大约增加了5倍！
是白银更多了吗？
世界白银存量从1940年的大约30万吨下降到目前的大约3万多吨，减少到当年的1/10！
如果以重量计算，目前白银存量只是黄金存量的1/5。也就是说，白银远比黄金更稀缺！
这种巨大的差异来源于白银的大量工业需求。从1942年起，白银的工业消耗量开始大大超过了生产供应量，几十年下来，白银靠着5000年积累下来的库存量维持着供需平衡。目前每年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约4000吨。以当前白银净消耗量来计算，现有3万多吨的白银库存只够再维持7～8年的时间，人类积累了5000年的地上的白银将被工业需求全部吃掉！
那么，地下的白银还有多少呢？
2005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表明：白银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被开采殆尽的金属，时间大约为12.3年。考虑到目前白银的产量中2/3来源于伴生矿，如铜、铅、锌矿，由于受到其他矿开采投入的限制，大幅增加白银产量十分困难。虽然地壳中还有白银可供开采，但由于技术和成本原因，只有在高得多的价格上才具有开采价值。截至2009年底，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全世界白银储量为40万吨。按当年矿产量2.14万吨计算，可开采18年[4]。由于政府出售和废品回收提供的白银近年来大幅度下降，矿产提供的白银将占总供应量的绝大部分。现在全世界每年白银的总需求量大约是2.77万吨[5]，如果全部靠矿产银提供，那么40万吨的世界总储量则只能保证14年的供应。考虑到白银工业的应用领域正在急速扩大，未来白银的消耗量将急剧攀升，届时，12.3年或14年的开采大限将会大大提前。
以目前黄金价格（每盎司1350美元）与白银价格的历史比价关系看，其价格比应该是1：16，即达到每盎司84美元，才算得上是合理的水平。而黄金与白银历史上的比价是按照它们的数量多少来决定的。古埃及时，白银很少，它的价格与黄金相当。后来被发现的白银多了起来，黄金变得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所以黄金的价值更高。以此进一步分析，目前全世界白银的可开采储量约有40万吨，加上已有的3万吨左右的存量，白银的总量只有约43万吨。黄金由于极少被工业用途所消耗，所以存量不断上升，目前普遍估计为16万吨。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截至2009年底的统计，全世界黄金的可采储量约有4.7万吨，两者合计，黄金的总量约为20.7万吨。由此可知，黄金总量与白银总量之比是20.7：40，即大约为1：2。这就是说，白银的总量比过去要少得多，其应有的价格应当是黄金的1/2，而不是1/16。按当前黄金每盎司1350美元来算，白银的价格应该是每盎司675美元！而当前白银的市场价格每盎司只有25美元上下。换句话说，一点不带泡沫地算，白银现在就应当还有27倍的上涨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将进一步减少，黄金与白银的数量比将达到1：1，再往后白银的总量将少于黄金。这意味着白银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增值潜力可能将是极其惊心动魄的！
「双肩挑的白银：既是货币金属也是工业金属」。
古代的腓尼基人很早就发现了白银能杀菌这一神奇的功能，他们将葡萄酒装进银瓶之中以保鲜酒质，这一秘密甚至仍在当今的名葡萄酒庄中流传。大英帝国的水手们在长期的海上航行时，将银币投入自己的饮用水罐中，以保持水质不腐。古希腊医生最早发现了银对伤口愈合有明显功效，并能防止疾病。中国古代的君王常用银筷子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欧洲贵族的餐具广泛使用银质器皿，因为细菌在纯银表面无法长时间存活，而木质餐具则是细菌的最爱，不锈钢餐具也无法抗阻细菌的繁衍。尽管当代的人们广泛使用抗生素来杀菌，但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却长期困扰着医学界。
长期以来，白银对细菌和病毒的神奇杀灭效果一直没有被深入研究。直到最近，白银杀灭细菌的原理才被搞明白。银在水中能形成微量银离子吸附细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酶，从而使细菌很快死亡。据研究，银离子能在数分钟内杀死650多种细菌，是普通抗生素功效的113倍，且无任何抗药性。
在医疗卫生方面，仅在欧美医院，每年被细菌和病毒交叉感染的人就高达数百万人，大量使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的后续问题，足以使医疗保险系统难以持续。英国的医院已经开始使用含银离子的清洗剂和防护膏，以避免交叉感染的问题。美国的医院也开始大量使用含银离子的纱布、口罩、手术被单和房间内饰，以避免交叉感染。
21世纪对白银的工业需求更酝酿着爆炸性增长的压力，近年来，全世界技术专利中使用白银的总量远远超过使用其他任何金属。
如果说绿色环保技术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那么在这一领域中，白银消耗量将出现井喷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