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名句整理《爱默生随笔集》选.
历史.
创造万物的灵魂，
心目中大小不分：
所到之处万物生，
五洲四海留行踪。
我拥有整个儿地球，
也把七星和太阳年占有，
还有恺撒的手和柏拉图的头脑，
基督的心和莎士比亚的诗稿。
对所有的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入口，通向这同一个心灵，以及它的各个方面。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理性的权利，他就成为拥有全部财富的自由人。柏拉图思考过的，他也可以思考；圣徒感受到的，他也可以感受；任何时候任何人的遭遇，他都能够理解。谁一旦进入这一普遍的心灵，谁就参与了一切现有的或可行的活动，因为这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力量。
历史是这一心灵工作的记录。它的精神由整个一连串的岁月来阐明。人只有靠他的全部历史来做出解释。不慌不忙，无止无息，人的精神从一开始出发就把属于它的每一种本领、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情，体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了。然而思想总是先于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以规律的形式预先存在于心灵里。反过来，每一条规律又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的，而自然的限制只能一次使一个规律发挥作用。一个人是一整部事实的百科全书。一千座森林的创造包孕在一颗橡实里，而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美国，已经蕴藏在第一个人身上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野营、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仅仅是把一个人多方面的精神应用到这个多方面的世界上罢了。
这个人的心灵写出了历史，这个人的心灵又必须阅读历史。斯芬克司必须解她自己的谜。如果全部历史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全部历史就需要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一生中的时时刻刻与千秋万代都息息相关。我所呼吸的空气是从大自然的仓库里吸取来的，我书上的亮光是从亿万英里之遥的星球上发出来的，我身体的均衡依赖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同样的道理，时刻应当受时代的指导，时代应当被时刻来说明。所以每一个个人是普遍心灵的又一个化身。它的所有特点都表现在他身上。他个人经历中的每一件新鲜事情都闪现着千千万万人的所作所为，而他生活中的危机又与民族危机休戚相连。每一场革命最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种思想，一旦同一种思想在另一个人的心灵里出现，那对于这个时代就至关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种个人的见解，一旦它又成为一种个人的见解，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别人叙述过的事实必须符合我身上的某种情况，才显得可信，可以理解。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变成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国王、殉道者和刽子手，必须把这些形象拴到我们秘密经历中的某种实体上，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学到任何东西。哈斯德鲁巴或恺撒·波吉亚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一样，都是关于这心灵的能力和堕落的一种例证。每一种新的法律和政治运动对你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你就站在它的每一个旗号前说：“在这个面具下面隐藏着我的普洛透斯式的性格。”这就纠正了我们太接近自己的这一毛病。这就使我们的行为客观逼真地展现出来：螃蟹、山羊、蝎子、秤、水壶，用做黄道十二宫的标志时，一下子成了非同小可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在所罗门、亚西比德、喀提林这样一些古人身上，我能够冷静地看到我自己的罪恶。
正是这种普遍的性质给特殊的人和物赋予了价值，由于包含了这种普遍的性质，人生就显得神秘莫测，不可侵犯，我们还用种种刑法来加以卫护。所有的法律从而取得了它们的根本理由，一个个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掌握着这种至高无上、无穷无尽的精髓。财产也把持了灵魂，包容了重大的精神事实，因此出于本能，我们一开始就用刀剑和法律，用广泛复杂的联合机构来卫护它。对这一事实哪怕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就等于我们的整个白昼有了光明，就等于提出了最重要的权利，就等于发出了受教育、行正义、施慈善的要求，就等于奠定了友谊和爱情的基础，奠定了属于自助行为的英雄主义与丰功伟业的基础。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来读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通史、诗人、传奇作家，在他们所描绘的最壮丽的场面里——在僧侣、帝王的宫殿里，在意志或天才的成就中——从来没有使我们失去注意和同情，从来没有使我们有冒昧闯入和高不可攀的感觉；一睹他们雄浑阔大的笔触，我们反而觉得安闲自得。莎士比亚所说的有关国王的话，那边坐在角落里读书的柔弱的小孩读起来觉得对他也一样适用。我们对伟大的历史时刻、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抗争、人类的繁荣昌盛，都产生共鸣——因为在那里，为我们制定了法律，探索了海洋，发现了陆地，实施了打击，就像我们自己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那样欢呼一样。
我们对形势和性格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尊敬富人，因为他们外表上具有自由、权力与风度，我们感到这些都是人类所固有的，我们所固有的。因此斯多葛、东方或现代作家所讲的关于智者的话，在每个读者看来，都描写了他自己的思想，描写了他尚未达到然而可以达到的自我。一切文学都描写了智者的性格。书籍、纪念碑、图画、会话，都是一幅幅画像，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现他正在形成的容貌。沉默者和雄辩者都赞扬他，跟他攀谈，他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激励，好像他本人被暗暗提及似的。因此，一个有真正进取心的人绝对用不着追求在语言中针对个人的赞扬。在人们说的关于性格问题的每一句话中，甚至在每一个事实与环境中——在哗哗的河水和沙沙的谷田里，他都听到了赞语，不是赞美他自己，而是赞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听起来比赞美自己更加甜蜜。从寂静的大自然、从崇山峻岭、从日月星辰的光辉中，暗示出了赞美，表达出了敬意，流露出了爱恋。
这些仿佛在睡眠和黑夜里留下的暗示，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利用。学者阅读历史应当持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他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看做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从来是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没有一个行为方式，不跟每个人的生活有某种相符之处的。每一件事物都倾向于用奇妙的方式缩略自己，并把自己的优点贡献给每一个人。他应当看到他可以亲身体验历史。他必须足不出户，免受国王、帝国欺凌之苦，却知道他比世界上的一切地理、一切政府都要伟大；他必须把普通读史的观点从罗马、雅典和伦敦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必须确信他就是法庭，如果英国或埃及有话要对他说，他就要审判这个案件；如果没有，就让它们永远保持沉默。他必须养成并保持那种高尚的见地，事实从此透露出它们秘密的含义，诗歌与编年史也会如此。在我们利用重大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心灵的本能、自然的目的就会暴露无遗。时间把事实峥嵘的棱角化为闪光的以太。没有一个铁锚，没有一个巨缆，没有一个篱笆会使一个事实永远也是一个事实。巴比伦、特洛伊、推罗、巴勒斯坦，甚至早期的罗马，都已经快成为虚构的故事了。伊甸园，日头停在基遍，后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诗歌了。当我们已经把事实制成一个星座挂在天空，当成一个不朽的标志时，谁还管什么事实呢？伦敦、巴黎、纽约必须走同一条路。“历史是什么？”拿破仑说，“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一则寓言罢了。”我们的生活四周点缀着埃及、希腊、高卢、英国、战争、殖民化、教会、法庭、商业，就像点缀着许多花朵和杂乱无章的装饰品，有的严肃，有的轻佻。对于这些，我无意再做更多的标榜。我相信永恒。我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发现希腊、亚洲、意大利、西班牙和英伦三岛——每个时代和所有时代的天才和创造原理。
我们总是在我们私人的经历中提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并且就地加以证实。这样，一切历史都变成主观的了。换句话说，严格地讲，没有历史，只有传记。每一个心灵必须亲自吸取全部教训——必须重温全部课题。凡是它没有看见的，凡是它没有经历过的，它就不会知道。为了便于掌握，以前的时代已经把一些东西概括为一个公式或一条法则，可是那条法则被一堵墙阻隔着，每个心灵就没有机会亲自加以检验，从中得到裨益。在某种场合，某个时候，心灵将会要求补偿这一损失，并且会得到补偿，办法就是亲手干一干这项工作。弗格森所发现的许多天文学上的东西都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然而他本人从发现中得益匪浅。
历史必须如此，否则它就不值一提。国家制定的每一条法律都表明了人性中的一件事实，如此而已。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每一件事实必不可缺的理由——看出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就这样来对待每一件公事和私事，对待柏克的一篇演说，对待拿破仑的一次胜利，对待托巴斯·莫尔爵士、锡德尼、马默杜克·罗宾逊的殉难，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对待萨勒姆绞死女巫的事件，对待一种狂热的宗教复兴，对待巴黎或普罗维登斯的动物催眠术。我们假定我们在同样的影响下应当受到同样的感染，应当取得同样的成就；我们的目的是在智力上把握好脚步，然后达到我们的同伙、也就是我们的代表所攀上的高峰或所堕入的深渊。
一切对于古代的探索——对金字塔，对发掘出的城市，对“悬石坛”，对“俄亥俄圆圈”，对墨西哥，对孟菲斯的一切好奇心——都是一种欲望，要结束这种野蛮、荒谬的“彼地”或“彼时”，用“此地”和“此时”取而代之。贝尔佐尼在底比斯的木乃伊坑和金字塔里又是挖掘，又是测量，到了后来，他竟然发现那种怪异的工程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了。最后，他使自己彻底地相信：这项工程的建造者也是他这样的一个人，装备相同，动机相同，就连目的也是他自己应该努力达到的目的。这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思想跟一座座庙宇，一尊尊狮身人面像，一处处地下墓穴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心满意足地在它们中间游历了一番，对他的心灵来说，它们又复活了，或者成了“此时”。
一座哥特式教堂确认它是我们建造的，又不是我们建造的。当然它是由人建造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人身上发现它。可是我们却潜心研究它的建造史。我们把自己摆在建造者的地位与状况上。我们回忆起森林里的居民、最初的寺庙，然后坚持最初的造型，后来，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加上了装饰。木头一经雕刻就身价百倍，于是对一座教堂堆积如山的石头也加以雕琢。我们把这一过程考察过后，再加上天主教会、它的十字架、它的音乐、它的仪式队列、它的圣徒纪念日和偶像崇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是建造那座大教堂的人了；我们已经看出了它能够怎样，必须怎样。我们有了充分的理由。
人与人之所以千差万别，就在于他们奉行的联系原则大相径庭。有的人对物品分类，根据的是颜色、大小和外形上的其他一些附带属性；有的人分类，根据的则是内在的相似之处，或者是因果关系。智力越进步，就把原因看得越清晰，并不注意表面上的差异。在诗人、哲学家、圣徒的心目中，万物都是友好的、神圣的，万事都是有益的，天天都是圣日，人人都是圣人。因为他们的目光紧盯在生活上，所以对境遇就不甚重视。每一种化学物质，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们教会了我们内因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多样性。
这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像云朵和空气一样柔软、流动，既然我们被她支持着，被她包围着，为什么我们还要做那种顽固的学究，一味把寥寥几种形式加以夸大呢？为什么我们该注重时间，注重大小，注重外形呢？灵魂不了解这些，而天才由于遵守自身的规律，才知道怎样玩弄它们，就像一个小孩跟白胡子老头儿们戏耍，在教堂里游玩一样。天才对漫不经心的思想都要研究，而且深入到事物的胚胎时期，他看见光线怎样从一个天体上发出，在普照大地以前是怎样射向四面八方的。天才透过形形色色的伪装注视着单原子元素，因为它促使自然界轮回转生。天才透过苍蝇，透过毛虫，透过蛴螬，透过卵，发现那永恒不变的个体；透过无数的个体，看到了固定的种；透过许多种，看到了属；透过所有的属，看到了固定不移的类型；透过所有的有机生命界，看到了永恒的统一。自然是一朵多变的云，始终相同，而又永远不同。她把同一个思想铸成许多许多的形式，就像一个诗人用一个寓意写成许多则寓言一样。由于物质的粗野和坚韧，一个敏锐的精神可以把万物随心所欲地扭曲。坚硬的东西在它面前化为柔软而又明确的形状，可是就在我看它的时候，它的轮廓和结构又改变了。没有任何东西像形式那样转瞬即逝，然而它决不完全否定自己。在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觉察到种种迹象，我们认为这是低等族类奴性十足的标志。在人身上，这些东西反而增强了他的高贵与优雅。就像埃斯库罗斯作品中的伊娥变成了一头母牛，简直不可思议，可是作为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她遇见了奥西里斯主神，于是又成了一个绝色丽人，不留一丝变形的痕迹，只有一对新月形的角成了她眉毛上的绝妙的装饰，真是变幻莫测！
历史的同一性都是内在的，多样性都是明显的。表面上有层出不穷的事物，核心里却只有简单明了的原因。一个人的行为何其多，但我们从中认出的却是同一种性格！看一看我们有关希腊天才的信息来源吧。我们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所撰写的那个民族的文明史，详尽地描述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我们看到同一民族心灵又一次表现在他们的文学里，也就是史诗、抒情诗、戏剧和哲学里，这是一套非常完备的形式；我们发现这种心灵又一次反映在他们的建筑里，它本身就是一种有节制的美，局限于直线和方块——一种建造组合成的几何图形；我们发现它又一次表现在雕刻里，那是“欲言又止的舌头”，丰富多彩的形态，自由奔放的动作，而又不触犯那理想的宁静，犹如善男信女们在诸神面前表演某种宗教舞蹈，虽然疼痛得直发痉挛，或者在殊死地拼搏，决不敢在他们舞蹈的造型和礼仪上出现破格行为。这样，关于一个杰出的民族的天才，我们有一种四重的表现：对于感官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一首品达的颂歌、一尊大理石半人半马怪兽、帕台农神庙的石柱和福西翁临终的行为更风马牛不相及的呢？
每一个人一定观察过一些面孔与形体，它们虽然没有相似的特征，却给观察者留下一种相同的印象。某一幅画或一本诗集，即便它没有唤起一连串的形象，也会添加一种山野漫步之类的情趣，虽然对我们的感官来说，这种相似之处绝不明显，但它是玄妙莫测，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只是对寥寥几种法则无休无止地加以组合和重复。她哼着那支古老的名曲，只是调子变化无穷而已。
大自然的全部作品充满了一种崇高的家庭类似；她喜欢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表现出一种相似，使我们惊讶不已。我看见过森林里的一位老酋长的头，它立即使我想起一座光秃秃的山顶，额上的一条条皱纹使人联想到一层层的岩层。有些人的仪态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华贵，就像帕台农神庙中楣上简朴而又使人肃然起敬的雕像和最古老的希腊艺术的遗迹。各个时代的书籍中都可以发现同样格调的作品。圭多的壁画《曙光女神》只不过是一个清晨的遐想，就像画里的骏马只不过是清晨的一朵云霞一样。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观察他在某种心情中乐意做和不愿做的种种活动，他就会看到这条近似链有多么粗厚。
一位画家告诉我谁若不多多少少变成一棵树，谁就画不了树。谁仅仅研究小孩的体形轮廓，谁也画不了小孩，而只有花一段时间去观察他的动作和游戏，等画家进入了他的性格，才能挥洒自如，把他的各种形态画出来。所以就有罗斯“进入一只羊的性格深处”之说。我认识一个制图员，被雇来做一种公共测量工作，他发现只有把岩石的地质结构给他讲清楚，他才能画那些岩石的草图。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起源于某一种思想状态。相同的是精神，而不是事实。艺术家之所以有把他人的灵魂唤醒去参与某种活动的力量，他靠的是一种更加深沉的领悟，主要的倒不是辛辛苦苦地去练就种种手艺。
有人说：“普通的灵魂靠干活带来收益，高尚的灵魂靠他们自身赢得好处。”这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深沉的性格以它的行动和语言，以它的容貌和神态，在我们的心中唤起的力与美等于一陈列馆的雕像或绘画所提供的。
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必然是空话。没有一样东西不跟我们发生关系，没有一样东西不使我们产生兴趣——王国、大学、树、马，甚至蹄铁；人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圣克罗齐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只不过是对一个神圣的原型所做的蹩脚的仿造。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则是施泰因巴赫人埃尔文灵魂的体现。真正的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灵；真正的船就是造船人。如果我们可以把人剖开，我们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作品最后一些笔路产生的理由，犹如海贝的每一根壳针，每一种色彩，都预先存在于水生动物的分泌器官里一样。全部的纹章学和骑士制度都寓于礼仪之中。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会把你的名字念得珠圆玉润，就是贵族头衔也难以产生这样的效果。
每天的琐碎经验总是在向我们证实某个古老的预言，并把我们听而不闻的语言和视而不见的迹象化为实物。一位女士跟我一块儿在森林里骑马时对我说，她总觉得森林在等待着，仿佛里面住的神灵暂停了他们的活动，等着行人通过似的。这一种思想已经有诗歌在描绘仙女们的舞蹈时加以歌颂：人的脚步一临近，舞蹈就中止了。谁若在午夜看见月亮升起冲破云围，谁就等于像天使长一样亲眼目睹了创造光明、创造世界的情景。我记得在一个夏日的田野里，我的同伴把一块宽阔的云彩指给我看，它跟地平线平行，可能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宽，绝像教堂里画的小天使的样子：中央有一个圆块，很容易添上眼睛与嘴巴，把它点缀得活灵活现，两边又有一双展开的对称的翅膀支持着。什么东西只要在空中出现一次，就可能经常出现，毫无疑问，它就是那种人们非常熟悉的装饰品的原型。我在夏日的天空里看见过一连串的闪电，它立即向我显示：希腊人所画的天神手中的雷电，得之于大自然。我看见过石墙两边的积雪，它显然使人想到紧贴在一座塔上的普通建筑上用的漩涡饰。
只要置身于原来的环境中，我们就会把建筑上的式样和装饰重新一一发明出来，因为我们看到每一种民族是怎样仅仅装饰自己的原始住所的。陶立克式的神庙保存着陶立斯人所住的小木房子的遗风。中国的宝塔显然是鞑靼人的帐篷。印度和埃及的神庙仍然流露出他们祖先的坟墩和地下住房的痕迹。“在用天然岩石建房造墓的习惯，”黑伦在他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中说，“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努比亚的埃及建筑的主要特色，就是造型宏大。在这些自然形成的洞穴里，眼睛看惯了巨大的形体，因此，一旦艺术前来帮衬自然，它如果不想自轻自贱，就不能搞得小里小气。那些厅堂宏大无比，只有巨人才配坐在前面当看守人，或者靠在里面的柱子上，而一般尺寸的雕像，整齐划一的门廊和侧厅，与那些庞然大物联系在一起，会成什么样子呢？”
把森林里枝杈交错的树木因陋就简加以改造，形成一个喜庆或庄严的连拱廊，这显然就是哥特式教堂的起源，因为那些裂开的柱子上的箍带依然暗示出捆扎它们的绿色坚韧的枝条。凡是在穿过松林的路上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这座树林具有建筑物的外貌，尤其在冬天，别的树木光秃秃的形象更加突出了撒克逊人这种低矮的拱门。在树林里，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人从那里交错的秃枝之间眺望西天的色彩，就很容易从中看出装饰哥特式教堂的五彩玻璃的起因。凡是爱好大自然的人，一走进牛津古老高大的建筑群和英格兰的大教堂，没有一个不感到森林征服了建筑师的心灵，他的凿子、他的锯子、他的刨子，仍然在再现森林的蕨草、森林的穗状的花朵、森林的刺槐、榆树、橡树、松树、枞树和云杉。
人无餍地要求着和谐，哥特式教堂就是被这种要求所征服了的石头开了花。一座花岗岩的石山绽开成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不但有植物美所具备的比例匀称、浓淡有致的特点，而且也具备了它的轻盈、优雅的神韵。
同样，公共的事情应当个性化，个人的事情应当一般化。所以，历史既要变动，又要真实；传记既要深沉，又要崇高。波斯人的建筑具有纤细的柱身和柱头，这显然是仿效莲花与棕榈的茎和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波斯的宫廷在它辉煌的年代一放弃野蛮部落的游牧生活，就离开他们度春的埃克巴坦拿，旅行到苏萨消夏，然后，再转移到巴比伦过冬。
在亚洲和非洲的早期历史中，游牧和农耕是两种敌对的事实。亚洲和非洲的地理迫使人们过一种游牧生活。然而对那种受土地或市场之利的引诱建立了城镇的人来说，游牧民族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所以农业就成了一种宗教性指令，因为游牧生活危害国家。在英国和美国这些近代的文明国家里，这些倾向仍然在国家和个人身上打着从前的老仗。非洲的游牧民族由于牛虻的袭击，不能无所顾忌地到处漫游，因为牛虻把牛群叮咬得发狂，所以迫使该部落在雨季迁徙，将牛群赶到多沙的高原地区。亚洲的游牧民族，月月都在追随牧草。美国和欧洲的游牧生活则出于贸易与好奇。从阿斯塔波拉斯河的牛虻到波士顿湾的英国狂和意大利狂，肯定是一种进步。有一些圣城必须定期朝觐，严法厉俗有意加强民族联系，这对古代的漫游者就是一种约束；而久居一地的累积价值则是对当前巡游的遏制。这两种倾向的对抗在个人身上也同样活跃，有时爱冒险，有时爱休息，就看哪一种倾向恰好居支配地位了。一个体质健壮、精神饱满的人具有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坐在自己的车里，走南闯北，就像卡尔梅克人一样容易。在海上，在森林里，在雪地里，他照样睡得暖，吃得香，交往得愉快，就像在自家的壁炉边一样。要不，也许他的机敏更深地藏在范围更广的观察能力中，他的眼睛不论看到什么新鲜事物，这种能力会使他产生多方面的兴趣。畜牧民族贫困、饥饿到走投无路的程度；而这种精神上的游牧生活发展过度，就会把精力消耗到杂七杂八的东西上，导致心灵的崩溃。另一方面，那种足不出户的机智倒是一种节制或满足，因为它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生命的一切元素；如果不从外地输入一些新东西加以刺激，它就有日趋单调和蜕化变质的危险。
个人在他身外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都符合他的心态，而当他的先进思想把他引进那件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所属的真理时，对他来说，每一件事物反而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原始世界——德国人所谓的“史前世界”——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以潜心研究，就像我可以用探索的手指在地下墓穴里、在图书馆里、在别墅遗址的破碎浮雕和裸体躯干雕像上摸索它一样。
人人都对希腊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学、艺术、诗歌感兴趣，从“英雄时代”或“荷马时代”到四五百年后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的家庭生活，这种兴趣的根据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亲自经历了一番希腊时期。希腊阶段是肉体性的时代，是感官完善的时代——是在与肉体的完全统一中扩展开来的精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人的体形给雕刻家提供了雕刻赫拉克勒斯、菲玻斯和朱庇特的原型。这些体形不像充斥于现代都市里的那种面容模糊不清的体形，而是具有纯洁高尚、轮廓分明、端正匀称的五官的体形，眼窝的构造也不同于现在，所以眼睛不能斜视，不能鬼鬼祟祟地左顾右盼，眼睛要朝哪边看，必须把整个脑袋转过来。那个时期的仪态讲究豪爽、泼辣，人们崇高的个人品质是勇气、谈吐、自制、正义、力量、敏捷、嗓音洪亮、胸膛宽阔。奢侈、风雅不知为何物。人口稀少，生活贫困，因此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仆从、厨师、屠夫和士兵，自给自足的习惯锻炼了身体，使它有神奇的表现。荷马史诗中的阿伽门农和狄俄墨得斯就是如此。色诺芬在《万人军退兵记》中对自己和同胞的描绘也相差无几。“部队过了亚美尼亚的忒里鲍斯河后，雪下得很大，队伍悲惨地躺在雪地上，可是色诺芬光着身子爬起来拿起一把斧子，开始劈柴；于是别人也都爬起来，干起了同样的活。”在他的军队里，上上下下言论极为自由。他们为战利品争吵，每下达一个新的命令，他们就要和将军们口角，色诺芬口齿极为伶俐，比大多数人还要伶俐。因此受到责难后也决不饶人。棒小伙子们总是既讲荣誉准则，又要纪律松弛，谁还看不出这就是一帮那样的棒小伙子呢？
古代悲剧的宝贵魅力，其实所有古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剧中人物说话朴实——说起话来，就像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自己并不觉得，那时候反思尚未成为心灵的主要习惯。我们尚古，并不是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腊人不善于反思，可是他们的感官和身体却完美无缺，具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质结构。成人的行为具有儿童的单纯和优美。他们造花瓶，写悲剧，雕石像，都按健康的感官应当做的那样去做——也就是说，趣味高雅。那样的东西各个时代都在继续制作，现在也还在制作，哪里有健全的体魄，哪里就会有这些东西；可是作为一种类别，从它们的高超的结构来看，它们是出类拔萃的。它们把成年的精力与童年的浑朴融为一体，这些风格之所以魅力无穷，就在于它们就是人所具备的风格，人人皆知，因为每个人原先都是小孩。况且，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个人保持着这种本色。一个具有孩童般的天才和天生就有的精力的人仍然是一个希腊人，他重新激起了我们对希腊女神的爱情。我赞赏菲罗克忒忒斯对大自然的爱恋。在阅读那些对睡眠、星辰、岩石、山脉、波涛的精彩呼语时，我感到时间像一片退潮的海水似的流走了。我感到了人的永恒，人的思想的一致。好像希腊人的伙伴也是我的伙伴。日月、水火，跟他心心相印，也跟我心心相印。这样一来，人们所宣扬的希腊人和英国人的差异，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分歧，就成了迂阔之论了。当柏拉图的一个思想成为我的一个思想——当点燃品达灵魂的真理也点燃了我的灵魂时，时间就不复存在了。当我感到我俩的感知不谋而合，我俩的灵魂色彩一致，而且真可以说合二而一了时，为什么我还要测量纬度？为什么我还要计算埃及的年代呢？
学生用他自己的骑士时代来解释骑士时代，也用他自己类似的小小经历来解释海上冒险和环球航行的年代。对于世界宗教史，他也有同样的一把钥匙。当远古时代的一位先知的声音仅仅对他重复着他幼年的一种情绪、他青年的一种祈祷的时候，他就戳穿所有混乱的传统、滑稽的体制，接触到真理了。
罕见而放肆的一些精灵屡屡前来造访我们，给我们揭示大自然的新的事实。我知道圣徒们常常在人间行走，使普通听众的心灵感知他们的使命。由此可见，三脚祭坛、男女祭司都是受了神的感召的。
耶稣使贪图感官享受的人们感到惊奇，敬畏不已。他们无法把耶稣跟历史统一到一起，也无法把他同他们自己协调一致。到他们开始尊重他们的直感、渴望一种神圣的生活时，他们自己的虔诚就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解释明白了。
对于摩西，对于琐罗亚斯德，对于摩奴，对于苏格拉底的古老的崇拜多么容易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我在这些崇拜中找不到任何古老之处。这些崇拜，既是他们的崇拜，也是我的崇拜。
我没有漂洋过海，跨越年代，却看到了最古老的宗教祭司。某个个人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他工作时敷衍塞责，却全神贯注地做默祷，成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受俸牧师，以上帝的名义乞求，好像要对十九世纪证明诸如柱头修士西门、忒拜英雄和第一批卡普秦修士一样。
东西方的教士谋略，比如麻葛、婆罗门、督伊德和印加教士的谋略，在个人私生活里得到了解释。一个顽固的形式主义者对一个小孩产生的钳制性影响，压制了他的精神和勇气，瘫痪了他的理解能力，并没有激起愤慨，仅仅造成了恐惧和服从，甚至对这种专制的同情——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事实。等小孩长大成人以后就明白过来，因为他看出小时候压迫他的人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受到这些名目、字眼和形式的摧残，对这个小孩来说，那人也只不过是这种种影响的喉舌而已。事实叫他明白巴力神是怎样受崇拜的，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就连商博良发现所有工匠的姓名和每一片瓦的造价也比不上事实的教育作用。他发现亚述和乔鲁拉冢群就在他的门口，而他本人就是制定方案的人。
再说，第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在对他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提出的抗议中，却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古代的改革家的某些做法，他在追求真理时像他们一样发现德行又有沦丧的危险。他又发现需要多强的道德力量来取代迷信的束缚。改革一出现，放荡就接踵而来。各个时代的路德都悲叹自己家里虔诚败坏，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啊！“博士，”马丁·路德的妻子有一天对他说，“我们受教皇统治的时候，祈祷的次数那么多，热情又那么高，而现在我们祈祷起来总是冷冰冰的，次数又这样少，这是怎么回事呀？”
进步的人发现他在文学——不仅所有的历史，还有所有的寓言——中有一笔多么深厚的财富呀。他发现诗人决不是描写怪诞不经之事的怪人，而是用他的笔写出人人适用的内心自白的普通人。他在字里行间发现的他的秘密传记，对他来说明白得出奇，虽然那是在他出世以前就匆匆写下来的。他在个人的历险中一一体验着伊索、荷马、哈菲兹、阿里奥斯托、乔叟和司各特的每一篇寓言故事，并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验证它们。
希腊人美丽的寓言，因为是想象力的正当创作，不是想入非非的产物，所以是普遍真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寓意多么广阔，又是那样永远符合实际！它是欧洲历史的第一章（这个神话用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了真正的事实、机械工艺的发明和殖民地的移民），除了这一主要价值外，它也是宗教史，因为比较接近后世的信仰。普罗米修斯是古代神话中的耶稣。他是人的朋友，挺立在永恒的天父的不公正的“正义”与人类之间，乐意为人类忍受一切痛苦。可是有的地方这个神话跟加尔文新教有出入，它把普罗米修斯表现成乔武的挑战者，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的是一种心态。哪里用一种粗鲁、客观的方式宣讲有神论，哪里就容易出现这种心态，它仿佛是人的一种自卫，对这样一种谎言的抵制，也就是对存在着一个上帝这样一个为人们所相信的事实表现出的一种不满，而且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即敬神的义务实在麻烦。如果有可能，这种心态就要偷造物主的火，跟他分道扬镳，独立生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怀疑主义的传奇。就连那庄严的寓言中的每个细节对任何时代都一样适用。诗人说，阿波罗曾经为阿德墨托斯牧羊。当诸神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人知道的。耶稣没有人知道，苏格拉底和莎士比亚没有人知道。安泰俄斯是被赫拉克勒斯掐死的，要不然他每跟他的大地母亲接触一次，他就又恢复了力量。人就是那个被制服了的巨人，尽管软弱，可是他有与大自然交流的习性，从而使他的身心健壮起来。音乐的解脱力量，诗歌的解脱力量，好像对坚实的大自然拍着翅膀，解开了俄耳甫斯的谜。哲学通过无穷的形式变化，发现了同一性，这就使人认识了普洛透斯。昨天我笑了或者哭了，昨天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今天早上站起来又跑了，这个我还会是什么呢？我举目四望，看见的除了普洛透斯的种种转生形式还有什么呢？我可以借用任何生物的名称，任何事实的名称来象征我的思想，因为每一个生物都是行动或受苦的人。坦塔罗斯在你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坦塔罗斯的意思是不可能喝到思想的水，虽然它总是在灵魂的视线内波光闪闪。灵魂的转生决不是寓言。我倒希望它就是；可是男人和女人仅仅是半个人。庄院里的、田野里的、森林里的、地里的、地下水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想方设法在这些身体直立、面朝苍天的说话者中间的某一个身上找到一个立足点，并留下它的特征和形态的印记。啊，兄弟，阻止你灵魂的衰退——它正在朝那种形式衰退，而你多年来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了那种形式的习惯。关于斯芬克司的那个古老寓言对我们又接近又适合。据说斯芬克司坐在路边叫每个过往的行人猜谜。如果哪个人猜不出来，她就活活把他吞下肚去。要是他猜中了，斯芬克司就当场毙命。我们的生命除了是长着翅膀的事实或事件的永恒的飞翔，还会是什么呢！这些变化千姿百态，它们来时都要向人的精神提出种种问题。谁不能以高超的智慧回答时间的那些事实或问题，谁就必须为它们服务。事实拖累着他们，压迫着他们，把墨守成规的人变成依赖感觉的人，这种人对事实服服帖帖，这就熄灭了人之所以为人所依赖的光明的每一星火花。可是人如果忠实于他更加优越的本能或情感，拒绝接受事实的支配，就像一个来自高级种族的人，紧贴灵魂，看清原则，那么事实就会垮台，乖乖儿地各就其位；它们认识了自己的主人，哪怕其中最卑微的也会给他增光添彩。
每个词都应当是一件事物，请看看歌德的《海伦后》中所表现的这一种同样的愿望吧。他常常说，这些形象，这喀戎们、格里芬们、福耳库阿斯、海伦和勒达都是重要人物，而且的确对心灵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效果。当时他们就是永恒的实体，在今天看来就像在首次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的出现一样真实。由于经过反复推敲，所以他笔意纵横，幽默风趣，按他自己的想象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尽管那首诗像梦一样朦胧、离奇，可是它比同一作者更加正规的戏剧篇什迷人得多，原因是它使心灵神奇地摆脱了那些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形象——用自由奔放的构思，用连续不断的、惊喜交集的场面唤起了读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于诗人的卑微性来说，普遍性未免太强大了，它骑在诗人的脖子上，假诗人之手写作，所以诗人有时候似乎要倾泻一种单纯的随想曲和狂放的浪漫史，出来以后，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所以柏拉图说：“诗人说出来的至理名言，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中世纪的所有虚构故事都自我表白说，它们只是把当时的心灵严肃认真、孜孜以求的东西用一种隐喻、嬉戏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魔术以及人们认为它所具有的一切神通实则是对科学力量的一种深刻的预感。飞鞋，利剑，能战天斗地，能利用矿物的秘密功效，能通鸟语禽言，凡此种种，都是心灵朝正确方向做出的朦胧的努力。英雄的神威，永葆青春的天赋，诸如此类的事都是人的精神“使事物的外观服从心灵的愿望”的努力。
在《穿林》和《高卢的阿马狄斯》中，花环和玫瑰在忠贞不渝的女性头上就会开花，在水性杨花的女人额上就会凋谢。在《男孩和斗篷》这个故事里，就是一个老练的读者对温柔的吉尼拉斯的胜利也会感到惊讶，并表现出由衷的高兴；的确，精灵史上的种种假设——那些仙女不愿别人叫她们的名字呀；她们的天性就是反复无常，不堪信任呀；寻财探宝的人决不能说话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发现在康科德完全适用，不管在康沃尔或布列塔尼情况如何。
最近的传奇中难道情况有所改变？我读过《拉马摩尔的新娘》。威廉·阿什顿爵士就是庸俗的诱惑的一个面具，雷文斯伍德·卡斯尔则是清高的贫穷的一个美名，国家的对外使命仅仅是诚实企业的一个班扬式的伪装。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射杀一头要扰乱善与美的野牛，办法是克服那些不义和淫荡的东西。露西·阿什顿是忠诚的别名，忠诚永远美丽，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容易遭难。
然而同人的文明和玄学史一道，另外一种历史也在天天向前迈进——那就是外部世界的历史，人也同样严格地卷了进去。人是时间的纲领，他也是大自然的相知。他有力量，就因为他有众多姻亲，就因为他的生命跟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整个链条纠结在一起。在古罗马，从首都广场开始的官道向东南西北辐射出去，通向帝国每个行省的中心，使首都的士兵可以直达波斯、西班牙、不列颠的每一个市镇。同样的道理，也有公路从人的心里延伸出来，通向自然界每一个物体的心里，迫使它屈服于人的统治。一个人就是一捆关系、一团根蒂，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他的各种本领与他身外的种种自然现象都有关联，并且预告了他将要居住的世界，如同鱼的鳍预示着水的存在，蛋里雏鹰的翅膀预料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没有世界，人就无法生活。把拿破仑投进一座孤岛监狱里，使他的本领找不到人去施展，找不到阿尔卑斯山去爬，找不到赌注去下，他就只好去捕风捉影，显得愚不可及了。如果把他送到泱泱大国，人口稠密、利害关系复杂、势力相互敌对的环境中，你就会看到拿破仑其人，也就是说，被那样一种外形轮廓所框定的并不是实际上的拿破仑。那只不过是塔尔博的影子。
他的实体并不在这里：
你所见的仅仅是
人的一星半点儿痕迹；
如果整个身躯都在这里，
那就未免太高太大，
只怕贵府容它不下。
《亨利六世》
哥伦布需要一个星球来决定他的航程。牛顿和拉普拉斯需要千年万代和星球密布的天宇。你不妨说一个有引力作用的太阳系已经在牛顿心灵的性质里预见到了。戴维或盖－吕萨克从小就探索粒子的吸引和排斥，他们的大脑同样预见到了组织的规律。胎儿的眼睛难道预告不了光明？韩德尔的耳朵难道预告不了和声的魅力？瓦特、富尔敦、惠特莫尔、阿克莱的建设性的手指难道就预告不了金属可熔、坚硬、可锻炼的本质，预告不了岩石、水和木头的性质？幼女可爱的特性难道就预告不了文明社会的文雅与装饰？在这里我们也联想到人与人的作用。一个心灵苦思冥想多少年代，所得到的自我认识还比不上爱的激情一天的启迪。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暴行感到过义愤填膺，没有听见过口若悬河的讲话，没有与千千万万人分享举国欢腾和人心惶惶的激动，他能了解自己吗？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写出他的经历，猜出一种新事物会揭示什么样的能力和感情，就像他今天画不出明天才要初次见到的一个人的脸相一样。
现在我不愿进一步斟酌这笼统的陈述以探讨这种一致的理由。总而言之，历史怎么读，怎么写，都要根据这两种事实，也就是说，心灵为“一”，自然是它的伴随物。掌握这一点也就够了。
这样，灵魂便千方百计为每一个学生浓缩、再现它的宝藏。学生也应当体验经历的整个过程。他应该把自然的光芒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历史不再是一本沉闷的书。它将体现在每一个明智的人身上。你用不着一一告诉我你读过什么书，用什么语言写的，书名是什么。你应该让我感觉到你经历过哪些历史时期。一个人应当是名人殿。他应当像诗人们所描写的那个女神一样，穿着一件画满了神奇的事件与经历的长袍走来走去——他自己的体形和面目由于具有高超的智力，就应当是那种五彩斑斓的内衣。我将在他身上发现“史前世界”，在他的童年中看到“黄金时代”、“知识的苹果”、“阿耳戈英雄的远征”、亚伯拉罕的天命、圣殿的修建、“耶稣的降临”、“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新科学和人身上的新领域的开发。人应当是潘的祭司，应当把晓星的祝福和天上地下一切有记载的福利带进寒舍。
这种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自负？那我就把我所写的全都抛弃算了，因为假装知道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有什么用处呢？可是我们修辞学的毛病就是：我们强调一个事实就好像难免要使人误解另一个。我们把自己的实际知识看得一钱不值。听听墙里的老鼠，看看篱笆上的蜥蜴，脚下的真菌，圆木上的地衣。对于这些生物界的随便哪一种生命，无论从感情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我知道些什么呢？这些动物像高加索人种一样古老——也许更加古老，它们在人旁边对自己的意见秘而不宣，它们彼此传递过什么语言，有过什么暗示，从来没有记载。书上指出五六十种化学元素和各个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况且，历史对人的玄学史做了些什么记载呢？历史对我们藏在死亡和不朽名义下的神秘世界投射了什么光芒呢？然而，有一种智慧推测了我们姻亲关系的范围，曾经把事实看成象征。写任何一种历史都应当具备这种智慧。我们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乡村故事，看到这种东西真叫人汗颜无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罗马、巴黎和君士坦丁堡挂在嘴上呢？罗马对老鼠和蜥蜴有什么了解？奥林匹亚竞技会与法国督政府对这些邻近的生物体系来说又算什么呢？况且，它们对猎海豹的爱斯基摩人，对乘独木舟的卡纳卡人，对渔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对搬运工来说，它们有什么食物、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援助好提供呢？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历史写得更加博大精深——从一种伦理改革出发，从灌输一种万古常新、疗效无穷的良心开始——如果我们要更加真实地表现我们关系广泛的中心性格，而不是表现我们着眼过久的这个记录自私与骄傲的陈旧年表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一天已经存在，它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只是我们不知不觉罢了。然而科学与文学之路并不是进入自然的途径。与解剖学家或文物工作者相比，白痴、印第安人、儿童、未上过学的农家子弟，倒是站得离那借以阅读大自然的光照更近些。
自助
人就是自己的命星；灵魂能
塑造一个老实而又完美的人，
光明、声势、命运全由它指导；
人的一切遭遇来得不迟也不早。
我们的行为如果善，就是我们的天使；如果恶，
就是悄悄儿从我们身旁走过的勾命阎罗。
——波蒙和弗莱契作《老实人的命运·尾声》
孩子扔到石头上，
叫他吮咂母狼奶；
冬天鹰狐来护养，
手定强壮脚必快。
不久前有一天，我读了一位杰出的画家写的几首诗，它们立意新奇，不落窠臼。灵魂总是从字里行间听到一种告诫，先别管题材如何。这些诗句所灌输的情感比它们包含的任何思想更有价值。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适用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这就是天才。如果把你隐藏的信念说出来，它一定会成为普遍的感受；因为最内在的在适当的时候就变成了最外在的——我们最初的思想会被“最后的审判”的号角吹送到我们耳边。心灵的声音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不是自己想到的东西不说。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闪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可是他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出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伟大的艺术作品对我们的教益不过如此而已。它们教导我们：正当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自发的印象。要不，到了明天，一位陌生人将会非常高明地说出恰恰是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到的东西，我们将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我们自己的见解，并羞愧难当。
每个人在求知期间，有一天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嫉妒等于无知，模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不管好坏，必须把自己看做自己的命运，虽然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可是若不在自己得到的那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一粒富有营养的粮食也不会自行送上门来。蕴藏在他身上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新奇，因此除他而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件事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另一个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记忆中的这种雕刻不能不说没有前定的和谐。眼睛被安置在一道光线应当照到的地方，这样它才可以看到那道光线。我们还不能充分表现自己，而且对我们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的观念感到惭愧。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观念非常适当，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应当忠实地传达，不过上帝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他的功业的。一个人只有尽心竭力地工作，方能感到宽慰和欢乐；如果他说的或做的并非如此，他将得不到安宁。那是一种没有解脱的解脱。还在尝试之中，他的天才就抛弃了他，没有灵感眷顾，没有发明，没有希望。
信赖你自己吧：每一颗心都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神圣的天意给你安排的位置。接受你的同时代人构成的社会，接受种种事件的关联。伟大的人物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像孩子似的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时代的精神，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藏在他们的心里，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在他们的存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都是成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那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保险角落里的幼儿和病夫，也不是在革命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努力，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关于这个问题，大自然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面孔和行为上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一种感情的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算术已经计算出对抗我们目的的力量和手段），他们是没有的。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眼光还未被征服，当我们盯着他们的面孔时，我们反而惴惴不安起来。幼年不顺从任何人：人人都得顺从它，所以当大人逗着婴孩玩时，一个婴孩一般会使其中的四五个大人变成婴孩。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其本身应得的泼辣和魅力，使它令人羡慕、和蔼可亲，使它的要求不容忽视，如果它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因为青年人不能跟你我讲话，就认为他没有能耐。听！在隔壁房间里，他的声音清楚而果断。好像他知道怎样跟他的同龄人谈话。不管他羞怯还是大胆，他会知道怎样使我们长者变得无关紧要。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的健康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如同剧院廉价座位上的观众，没有约束，不负责任，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对他们的功过审讯，宣判，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能言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真诚的裁决。你得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可以说他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他一旦有什么显赫的行动或言论，当下就等于身陷樊笼，成千上万人在注视着他，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们的感情他不得不予以考虑。在这里没有忘川。他多想恢复他的中立地位啊！所以谁能避开这种种誓约，或者虽已履行，现在又能以原来那种不受影响、不囿偏见、不受贿赂、不畏强暴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令人敬畏。他常常对目前的事态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显然不是一己的私见，而是警世的通言，所以如雷贯耳，闻之生畏。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逐渐微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每个成员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品，就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和教养。顺从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助则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喜欢的不是实情和创造者，而是名义和陈规陋习。
所以谁要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顺民。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耀，决不可被善的空名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归根结底，除了你自己心灵的完善，没有什么神圣之物。来一番自我解放，回到原原本本的你那儿去，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同。我小的时候，有一位良师益友总是用教会古老的教条纠缠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予以回答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完全全按内心生活，那我跟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朋友启发说：“这些冲动也许从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按魔鬼生活好了。”在我看来，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没有什么神圣的法则。好与坏只不过是一些名目，这儿那儿随便可以挪用。凡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凡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的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虚有其名，昙花一现，只有他是例外。想到我们轻易地向标记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每一个举止得体、谈吐优雅的个人与其说一身正气，不如说在影响我，摆布我。我应当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愤怒的、一意孤行的人僭取了恢弘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为什么我不应该对他说：“疼你孩子去吧，疼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谦虚，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千英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尽管显得粗暴无礼，可是真话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仁爱论在呜咽哀鸣之时就一定要把仇恨论宣扬为它的对策。当我的精神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上“想入非非”。我希望它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点，可是我们不能把一天的光阴耗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为什么想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给我讲什么我有义务改变所有穷人的处境。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慈善家，我舍不得把分文送给那些不属于我，又不包括我的人。有一个阶层的人，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为了他们，如果必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可就是不干你那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搞那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起了不少，都没有什么用场。不给酒鬼们施舍，不搞那千重万叠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不无羞愧地承认：我有时候也不得不破费一块钱，可那是一块缺德的钱，不久以后，我就会有勇气不给的。
按照流行的评价，美德与其说是规则，毋宁说是例外。人和他的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人做出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之类，就像他们不参加日常的游行必须交钱补过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就算是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赔礼或辩解——就像病号和精神病患者交昂贵的膳食费一样。他们的德行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只想生活。我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不是为了观瞻。我倒宁愿它格调低一些，方能真实、平等，而不愿它光彩夺目，动荡不定。我希望它健全甜美，不需要规定饮食和放血。我要的是“你是一个人”这样的主要证据，而不是撇开人只讲他的行动。我知道，无论我做出还是避免这些所谓的高明行动，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我不同意在我拥有固有权利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才疏学浅，我却实际存在着，因此不需要为了使我自己安心或使我的同伴安心而要人家给予保证。
我必须做的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这一规定，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严厉，所以完全可以用来区分伟大和渺小。因为你总会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对你的职责是什么了解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严了。在世界上，按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在稠人广众之中尽善尽美地保持了遗世独立的个性。
之所以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死的习俗，就因为这样做分散你的精力。它浪费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跟上一个大党要么投政府的赞成票，要么投它的反对票，像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掩盖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一个人必须考虑：顺从这种把戏完全是捉迷藏。如果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预料到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种制度的权宜之计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不可能说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难道我事先不会知道？尽管他把制度的根据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会去干那种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他保证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允许看的那一面，不是作为一个人去看，而是作为一个教区牧师去看，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受聘的律师，法官席上的那些派头都是空洞透顶的装腔作势。唉，大多数人已经用一块手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拴到某一个通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使他们不仅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不仅仅编造几句谎言，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弄虚作假。他们的每一个真理都不怎么真。他们的二不是真正的二，他们的四不是真正的四；因此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叫他们改邪归正。与此同时，本性也急不可待地给我们穿上我们所依赖的党派的囚服。我们逐渐长成了一副面孔、一种身材，渐渐地学会了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成功地在一般历史中大显身手，我指的是“那颂扬的蠢脸”，那强装的笑容，那是我们在跟人相处，在我们毫不感兴趣的谈话中搭讪时装出来的。肌肉不是自然地活动，而是由一种低劣不堪、专横跋扈的力量拨弄，紧紧地绷在脸的轮廓上，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由于不顺从，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就必须懂得怎样判断一张愠怒的面孔。在大街上，在朋友的客厅里，他会遭人白眼。如果这种反感也像他自己的一样来源于轻蔑和反抗，他不妨哭丧着脸回家了事。可是群众的愠怒的面孔，同他们欣喜的面孔一样，并无深沉的原因，而是随风向的变化、报纸的操纵而转换。然而群情激愤比议院或学府的不满更为可怕。一个阅世深沉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倒不难。他们的愤怒有理有节，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本身是不堪一击的。然而，如果在他们阴柔的愤怒之外，再加上大众的愤慨，如果无知贫穷之辈也被鼓动起来，如果社会底层愚昧野蛮的势力也被激发起来咆哮嚎叫、龇牙咧嘴，那就需要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大显神通，把它当做区区小事来对待了。
使我们不敢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贯；把我们过去的言行奉若神明，因为别人的眼睛除了我们过去的行为，再没有别的资料来推算我们的轨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
可是你为什么要有头脑呢？为什么把你记忆的死尸拖来拖去，唯恐与你在某个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智慧的一个标准似乎就是决不一味地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大信赖纯记忆的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众目睽睽的现在鉴定，并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在你的形而上学里，你已经拒绝赋予上帝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意向到来之时，那全心全意地服从它们好了，尽管它们竟然赋予了上帝形体和色彩。就像约瑟把他的衣裳丢在淫妇手里那样，丢开你的理论逃跑吧。
愚蠢的一贯性是渺小的心灵上的恶鬼，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一成不变，伟大的灵魂就一事无成。他还是去关心墙上自己的影子算了。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明天再把明天的想法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出来，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说的每一件事相矛盾——“啊，那你一定会遭人误解。”——难道遭人误解就那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过血肉之躯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莫不如此。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
我想谁也不能违反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扯，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节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把它顺着读，倒着读，或斜着读，拼出的字都是一样。上帝允许我过这种令人愉快、表示忏悔的林中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让我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只是把我真诚的思想逐日记录下来，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对称和谐，尽管我无意如此，也看不出它具有这种性质。我的书应当散发出松树的芳香，回响着昆虫的嗡鸣。我窗前的燕子应当把它嘴上衔的线头、草茎也编织到我的网里。我们是什么样子，别人也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子。性格的教育作用远在我们的意志之上。人们总以为他们仅仅借助于外部的行为来传达他们的善与恶，殊不知善或恶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一种气息。
行为尽管千变万化，但是总会有一种一致性，这样，每一个行动在它们关键的时刻都显得又诚实又自然。因为行为不管看上去怎样千差万别，但由于出于一个意愿，因此仍将表现得非常和谐。那种差异在思想保持一定距离、一定高度时，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把它们都联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接近了平均趋势。你真正的行动会把自己解释明白，还会把你其他真正的行动解释明白。你的顺从却什么也解释不了。独力行动吧，你独立的所作所为现在就会证明你是正确的。伟大则求助于未来。如果我今天非常坚定，把事情做对了，并且瞧不起人们的眼光，那说明我以前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为的就是现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将来如何，现在把事做对。如果永远蔑视外表，那你永远都可以把事做对。性格的力量是积累而成的。从前美好的岁月把它们的兴旺统统注入今天。什么东西造成了议会和战场上的英雄们的威严，它是如此令人心潮澎湃？是对昔日一连串伟大的岁月和胜利的意识。这些伟大的岁月和胜利合成一束光辉，把奋勇前进的行动者照亮。他好像由一队看得见的天使护送着。正是这种东西把雷霆送进了查塔姆伯爵的声音，把威严送进了华盛顿的举止，把美国投进了亚当斯的眼帘。对我们来说，荣誉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一直是古老的美德。我们之所以今天崇拜它，就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热爱它，我们敬仰它，因为它不是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的陷阱，而是能够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便表现在一个青年人身上，也是如此。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一贯。从此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诞无稽。让我们听到的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一声斯巴达横笛的吹奏。让我们再也不要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就餐。我无意讨好他，我倒是希望他应当想讨好我。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它慈悲为怀，但我更要使它真心诚意。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谴责当代那种圆滑平庸、沾沾自喜的作风，并把已成为一切历史结论的事实掷到习俗、贸易和公司的面前：哪里有人做事，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工作；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他衡量你，衡量一切人和一切事。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别的某个人。性格，真实，使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它就等于天地万物。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一个名叫恺撒的人诞生了，多少年代之后我们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千千万万个心灵在他的天才哺育下成长，忠于他的天才，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和美德与人的潜力混为一谈了。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正如古代隐修会之于独修者安东尼，宗教改革之于路德、贵格会之于福克斯、卫理公会之于卫斯理、废奴运动之于克拉克森。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之为“罗马的巅峰”。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
那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这个为他而存在的世界上，让他不要像慈善堂的孤儿、私生子，或爱管闲事的人那样探头探脑，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然而一个街上的普通人望着一座高塔或一尊大理石神像，便自惭形秽，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不具备与造塔和雕像的本领相匹敌的价值。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乃至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具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很像一套装饰华丽的用具，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什么人呀，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归他所有，它们要邀得他的光顾，祈求他施展本领把它们据为己有。那幅画等着我去鉴定，它不是向我发号施令，而是由我来决定它是否值得称赞。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说的是一个酒鬼烂醉如泥，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的府上，先给他梳洗、打扮，然后再把他安顿到公爵的床上，等他醒过来后，俨然被当做一位公爵，人们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并且向他保证，他一度显得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惟妙惟肖地象征了人的处境，人生在世，就是一名醉鬼，然而有的时候会清醒过来，运用他的理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行乞、寄生。在历史中，我们的想象欺骗了我们。王国和贵族，权力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和日常工作中的小民百姓约翰和爱德华来，是一些更加堂皇的字眼。可是生活当中的事情对二者来说是相同的，二者的总数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烈德、斯堪德贝和古斯塔夫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今天一个人的得失全靠你个人的行为，就像以前要靠追随他们的举世瞩目的脚步一样。一旦平民百姓按照独到的见解行事，光辉就要从国王的行为转移到志士仁人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被国王们引导着，他们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这一巨大的象征谆谆教导说，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国王，那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衡人度事的标准，推翻别人的标准，谁做了好事给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荣誉，并且以朕代法。对于上述种种做法，人们处处听之任之，他们所表现出的耿耿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模模糊糊地用它象征他们关于自己的权利和体面，也就是每个平头百姓的权利的意识。
一旦我们开始探究自信的根由，一切原始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就迎刃而解了。那受信赖的人是谁？一种普遍的依赖所基于的原始的“自我”又是什么？那没有视差，没有可测元素，使科学为之茫然的星星把美的光芒甚至射进了猥琐卑劣的行为中，只要那里露出些微独立的痕迹，可它的性能是什么呢？这种探究使我们追本穷源，原来那既是天才的本质，也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之所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把这种基本智慧叫做“直觉”，尔后的教导则都是“传授”。在那种深邃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分析的终极事实中，万事万物发现了它们共同的根源。因为生存感在静谧的时刻从灵魂里冉冉升起，我们却不知不觉；它跟万物，跟空间、跟光、跟时间、跟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跟它们合而为一，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从它们的生命与存在所产生的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我们先分享万物赖以存在的生命，然后把万物看成自然界里的种种现象，而忘记了我们和它们具有同一个起因。这就是行动和思想的源泉。这就是产生赋予人智慧，只有不信上帝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的灵感的肺。我们躺在无边的智能的怀抱里，它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受器和它的活动的器官。当我们发现正义、发现真理时，我们不主动做任何事情，而只是让它的光辉通过而已。要是我们问这从何而来，要是我们企图窥探造成万物起因的灵魂，一切哲学就成问题了。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就是我们能够证实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区别他心灵的有意的行为和他的无意的知觉，而且知道一种绝对的信仰应归因于他那些无意的知觉。他也许在表达那些知觉时会出差错，可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不容争议的。我蓄意的行动与获得不过是在漫游罢了——毫无根据的幻想，最轻微的自然感情，驾驭着我的好奇和崇敬。没有思想的人在陈述知觉和陈述见解时同样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更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他们区分不了知觉和观念。他们满以为我想看见这件事就看见这件事，想看见那件事就看见那件事。然而知觉不是异想天开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看见了一种特性，我的孩子们随后也会看到，最后，全人类都会看到——虽然碰巧在我之前没有人看到过它。因为我对它的知觉如同太阳那样，是一件明晃晃的事实。
灵魂和神灵的关系非常纯洁，所以企图插足其间予以帮助反而有亵渎之嫌。情况一定是这样的：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他应当使他的声音响彻全世界；他应当从现在思想的中心散播出光明、自然、时间、灵魂，把全体从头开始，重新创造。每当一个心灵单纯、并接受了一种神圣的智慧的时候，旧事物就会消亡——手段、导师、经文、寺庙，全都崩溃了；这个心灵生活在现在，把过去与未来全都并入现在的时刻里。万物都因为与它休戚相关而显得神圣无比——而且彼此不分高下。万物都被它们的起因融进它们的中心，而且在普遍的奇迹中，一个个微小、特殊的奇迹就消失了。因而，如果一个人声称了解上帝，并谈起对上帝的看法，而且使你回想起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度的某个沦亡了的古老民族的用语时，别相信他的话。橡树是橡实的圆满与完成，难道橡实就比橡树优越？父亲把自己成熟的存在浇铸到孩子身上，难道父亲就比孩子高明？因而，为何如此崇拜过去呢？过去的一个个世纪都在密谋反对灵魂的健全与权威。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而历史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种伤人的举动，如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存在和形成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寓言的话。
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的；他再也没有刚强正直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地援引圣贤之言。他面对一片草叶和一朵盛开的玫瑰感到无地自容。我窗前的玫瑰花不管从前的玫瑰花或者比它们更好的玫瑰花；它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今天它们与上帝同在。对它们来说，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玫瑰。只要它存在，每时每刻它都是尽善尽美的。没等叶蕾绽开，它的整个生命就已经活动了，在盛开的花朵里不见其多，在无叶的根子中也未见其少。它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它也满足了大自然，时时刻刻都是一样。然而人有延宕，有记忆，他不在现在生活，而是眼睛向后，哀悼过去，要不，就是对周围的财富不予理会，却踮起脚尖展望未来。如果他不跟大自然一起超越时间，在现在生活，他就不会快乐，不会坚强。
这一点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了。然而看看多么坚强的智者竟然不敢听上帝本人的话，除非他说的是我并不了解的大卫、耶利米或保罗的语句。我们总不能永远对几篇经文、几篇传记定那么高的价。我们就像死记硬背老奶奶、家庭教师的语句的小孩子，等长大以后，又死记硬背他们碰巧看到的有才气、有个性的人们的语句——不辞辛苦地回忆人家说过的原话。后来，等他们具备了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人们的观点时，他们才算理解了那些人，才愿意把那些话丢开，因为时机一到，他们随时都可以把话说得一样得体。如果我们生活得真实，我们将会看得真实。那就像强者保持坚强一样容易，也像弱者保持软弱一样容易。当我们有了新的知觉时，我们将很乐意把窖藏的财宝像从前的垃圾一样从记忆上卸掉。当一个人与上帝生活在一起时，他的声音就像潺潺的溪水和沙沙的谷田一样甜美。
现在到了最后，关于这一论题的最高真理仍然未曾谈及，大概也无法谈及，因为我们所谈的一切只不过是对直觉的遥远的记忆。我通过现在最能接近的手段来表达的那种思想就是下面这样的情况。当善接近你的时候，当你身上有生命的时候，那不是通过司空见惯的渠道达到的，你是发现不了别人的足迹的，你是看不到人的面孔的，你是听不到任何名字的——那种渠道，那种思想，那种善，必定是新奇无比的。它必定把实例和经验统统排除在外。你走的路是从人那儿来的，不是到人那儿去的。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是它的被遗忘了的代理者。恐惧和希望同样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使希望之中也有某种低下的东西。在幻想的时刻，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感激的东西，严格地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欢乐的东西。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灵魂看见了同一性和永恒的因果关系，发现了真理和正义的自我存在，因为知道万事如意，便处之泰然。大自然无垠的空间、大西洋、南太平洋——漫长的时间间隔，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都无关紧要。这种我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过去构成了每一种原先的生活与环境状况的基础，就像它们现在构成了我的现在的基础，构成了所谓的生和所谓的死的基础一样。
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了。力一旦静止就不复存在了，它存在于从一种旧状态到新状态的过渡时刻，存在于海湾的汹涌澎湃之中，存在于向目标的投射之中。这是一个世界讨厌的事实，却是灵魂形成的事实，因为它永远贬低过去，把所有的财富变成贫困，把所有的信誉化为耻辱，把圣徒与恶棍混为一谈，把耶稣和犹大都推到一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瞎唠叨自助呢？因为有灵魂在，就有力量，它不是自信力，而是作用力。谈论他助只是一种可怜的表面的说话方式。还是说有依赖作用的事情吧，因为它起作用，存在着。比我更能服从的人主宰着我，尽管他不费举手之劳。我必须借助精神的引力围着他转。当我们谈到突出的美德时，我们认为它华而不实。我们看不到美德就是“顶峰”，也看不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只要对原理有适应能力和渗透能力，便肯定会借助自然规律，征服和驾驭所有城市、国家、国王、富人和诗人，因为这些都不是顶峰。
如同在每一个论题上一样，这就是我们如此迅速地在这一论题上所取得的终极事实：一切转变为永远神圣的“一”。自我生存就是终极因的属性。它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所有较低级的形式，按照这种程度它制定了衡量善的标准。真实的万物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优点。商务、农牧、狩猎、捕鲸、战争、雄辩、个人影响都是重要的东西，并且作为自我生存的存在和不纯行动的实例赢得了我的敬仰。在自然界，我看到同一个规律在为保护和发展而发挥作用。在自然界，能力是衡量正当的基本标准。大自然不允许任何无自助能力的东西滞留在她的各个领域。一个行星的起源和成熟，它的平衡和轨道，劲风过后弯倒的树又挺起身来，每一个动植物的生命力，凡此种种，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因而也是自助的灵魂的表现。
这样，一切都在集中：让我们切勿飘游，让我们跟这动因一起呆在家里。让我们仅仅宣布一下这神圣的事实，叫那强行闯入的一堆乱哄哄的人、书和制度瞠目结舌吧。叫入侵者把鞋从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让我们的单纯裁判它们吧，让我们对自己规律的顺从在我们天生的财富旁边演示自然和命运的贫困吧。
然而我们现在是群氓。人对人没有敬畏之心，他的天才没有得到规劝留在家里，使自己与内心的海洋交流，而是走到户外从别人的缸里讨一杯水。我们必须独来独往。我喜欢礼拜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讲道。那些人看上去多么遥远，多么冷淡，多么贞洁，用一块围地或一座圣殿把彼此圈住！所以让我们永远坐着。我们为什么应该装出我们的朋友、妻子、父亲或者孩子的那副糊涂样子，就因为他们围在炉边坐着，据说和我们有同样的血统吗？所有的人都有我的血统，我也有所有的人的血统。我并不因为这，就要承袭他们的暴躁或愚蠢，甚至到为它感到羞愧的地步。然而你的孤立决不是物质上的，而应当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一定要崇高。有时候，全世界似乎都在密谋用夸大了的琐事纠缠你。朋友、客人、孩子、疾病、恐惧、匮乏、施舍，一起拥来敲你那私室的门，说道——“出来，到我们这儿来。”然而，保持你原来的状态，千万别出来卷进它们的纠纷。人们打扰我是蛮有能耐的，我只好漠然置之。不通过我的行动，谁也别想接近我。“我们爱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可是由于贪心不足，我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爱。”
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具备服从与信任的神圣感情，至少让我们抵抗一下对我们的诱惑吧，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在我们的撒克逊胸怀里唤醒雷神和战神、勇敢和坚定。只要说真话。这一点在太平之世就可以做到。制止这种假殷勤和假慈善吧。再不要满足跟我们交谈的受骗的和骗人的人们的期望了。对他们说，父亲啊，母亲啊，妻子啊，兄弟啊，朋友啊，迄今为止，我一直跟你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从此以后我要做真诚的人。现在让你们知道，从今往后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我只要亲近，不要盟约。我将努力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做一个妻子的忠贞的丈夫——可是我必须按照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供养这些亲属。我不服从你们的习俗。我必须成为我自己。我再也不能为你而毁了自己，或者毁了你。如果你看中我的本质而爱我，我们将会更幸福。如果你做不到，我仍然愿意设法给你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恶隐藏起来。我愿意真心希望：凡是深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我愿意真心希望：在太阳、月亮面前，凡是使我由衷地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如果你高尚，我会爱你；如果你不是这样，我不愿意献假殷勤去伤害你，也伤害我自己。如果你诚实，可是又跟我的诚实不是一回事，那就忠于跟你志趣相投的人，我也愿意去寻求我的同道。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谦恭和真诚。不管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多久，在真诚中生活同样符合你的利益，符合我的利益，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难道这话今天听起来相当刺耳？你很快就会爱上你我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追随真理，最终它会把我们安安全全地领出去——然而，这样做你也许会给这些朋友造成痛苦。是的，然而，我不会出卖我的自由和力量去顾全他们的感情。况且，当人们向外一望，窥进绝对真理的领域时，人人都有自己理性的时刻；到那时，他们会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会做同样的事情。
人民大众认为你摒弃大众的标准就等于摒弃所有的标准，是地地道道的道德律废弃论；荒淫无耻之徒会借哲学之名为他的罪恶贴金。然而，意识的法则常在。有两种忏悔，我们必须做其中的一种才能赎自己的罪。你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也可以用反射的方式证明自己无罪，从而完成你的一系列职责。考虑考虑你是否满足了你和父亲、母亲、表兄弟、邻居、城镇、猫、狗之类的关系，其中的任何一个是否能够责备你。然而我也可以忽略这种反射的标准，赦免我自己。我有我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完善的循环论证。许多职务都被称之为职责，意识法则可拒绝这种称谓。然而如果我清偿了它的债务，它就使我能够摒弃大众的准则。如果有人以为这个法则太宽松，那就有一天让他去维护它的戒律好了。
谁丢掉人的普通动机，敢于相信自己会做一名监工，那就需要他具有某种神力。他的心地要高尚，他的意念要忠诚，他的目光要明澈，这样，他才可以认认真真地成为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法律。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之于他才可以像铁定的需要之于别人那样坚强！
有一种东西被人们明确地称之为社会，如果有人把它的方方面面加以考虑，他就会看到这些伦理道德的必要。人的筋肉和心脏似乎被抽了出去，于是我们就变成了胆小如鼠、灰心丧气、吞声饮泣的可怜虫。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命运，害怕死亡，害怕他人。我们的时代产生不了伟大完美的人物。我们需要能够革新生活、革新我们的社会状况的男男女女，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些破落户，连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不了，空有凌云志，实无回天力，只好日日夜夜屈身行乞。我们管家就等于行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宗教，都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社会替我们选择的。我们是客厅里的士兵。我们躲着命运的恶战，而力量恰恰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如果青年人在他们的第一个事业中失利，他们就会彻底地灰心丧气。如果青年商人失败了，人们就说他破产了。如果最优秀的天才在我们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毕业一年之后还没有在波士顿或纽约的市区或郊区任职，他和他的朋友似乎都认为他应该灰心丧气，应该终生抱怨。从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来的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把所有的职业都一一试遍了，他赶过车，种过地，当过沿街叫卖的小贩，办过学校，当过牧师，编过报纸，进过议会，买过一片六英里见方的地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年以来，而且永远好像一只猫，从不跌跤，他抵得上一百个城市里的玩偶。他跟时代齐头并进，并不因为没有“学专业”而感到丢脸，因为他没有延误他的生命，而是已经生活过了。他不是有一个机会，而是有成百个机会。让一个斯多葛放开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人们：他们没有靠着柳树，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把自己分开。随着自信的实施，新的力量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就是成了肉身的道，生下来就是为医治万民，他应当对我们的同情感到羞愧，一旦他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把法律、书本、偶像和习俗统统扔出窗外，我们就不再对他可怜，而要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而且那位导师一定会恢复人生的光彩，使人名垂青史。
要使一种更加伟大的自助在人们的一切职责和关系中，在他们的宗教中，在他们的教育中，在他们的事业中，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在他们的联系中，在他们的财产中，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不难。
一、人们允许自己做些什么祈祷呀！他们所谓的神职并不怎么勇敢刚毅。祈祷的眼睛向外看，要求某种外来的添加物来提供某种外在美德，结果把自己迷失在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调停性的和奇迹般的无穷无尽的迷宫中。恳求某一种商品——低于整个善的任何东西——的祈祷，是邪恶的。祈祷是从最高的观点对生活事实的观照。它是一个观察着的欣喜的灵魂的独白。它是宣告自己的造物甚好的上帝的精神。然而，祈祷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就无异于狗盗鼠窃了。它意味着天性和意识中间存在着二重性和不统一。一旦人与上帝联为一体，他就不会乞求了。到那时，他就会在一切行动中看到祈祷。农民跪在自己的地里祈祷除去地里的杂草，船夫跪在船上，一边划桨，一边祈祷，这些都是从自然界里听到的真正的祈祷，尽管目的都不怎么高贵。弗莱契的《邦杜卡》一剧中的卡拉塔奇，在人们劝他探究一下奥达特神的心意时，他答道：
他的隐义就在我们的努力中；
我们的英勇就是我们最好的神。
另一种假祈祷就是我们的懊悔。不满就等于缺乏自助：也无异于意志薄弱。懊悔灾难去吧，如果你能借此帮助受灾者的话；倘若帮不了什么忙，那就一心干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祸害就已经开始得到补救了。我们的同情也是一样地卑劣。我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哭天抹泪的，我们便坐下来陪着他们哀号，而不是用振聋发聩的办法晓他们以真理，送来健康，使他们重新与自己的理智交流。幸运的秘诀就是我们手中的欢乐。自助的人永远受神和人的欢迎。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千言万语向他致敬，荣誉的桂冠全戴给他，所有的目光都急切地追随着他。我们的爱出去找他，拥抱他，因为他并不曾需要。我们牵肠挂肚地、满怀歉意地抚爱他、赞扬他，因为他从来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我们的非难放在眼里。诸神爱他，就因为众人曾经恨他。“天国的神动辄就去眷顾那百折不回的人，”琐罗亚斯德说。
人们的祈祷是意志上的一种弊病，同样的道理，他们的信条是智能上的一种弊病。他们跟那些愚蠢的以色列人说：“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你说吧，随便哪一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都愿意听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无法遇到我兄弟心中的上帝，因为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庙门，仅仅在背诵他的兄弟的上帝，或者他兄弟的兄弟的上帝的寓言。每一个新的心灵就是一种新的类别。如果它证明了一个具有不同凡俗的活动与能力的心灵，证明了一个洛克、一个拉瓦锡、一个赫顿、一个边沁、一个傅立叶，那它就把自己的类别强加于他人了，看！一种新的体系。一个学生的思想越深沉，思想接触到、并使他能得到的事物越多，他就越自负。然而，这一点在教义和教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教义和教会也是按照责任的基本思想和人跟上帝的关系而行动的某种伟大心灵的类别。加尔文派、教友派、斯维登堡派都是这样。学生喜欢让一种事物服从新的术语，就像一个刚刚学了生物学的女孩子喜欢从中看到新土壤和新季节一样。过上一段时间，学生会发现通过研究他的老师的心灵，他的智力增长了。然而在所有失衡的心灵里，这种类别被偶像化了，它被看做目的，而不是一种可以很快用尽的手段。所以，在他们看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体系的墙和宇宙的墙混为一体了；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就挂在他们的老师建造的拱顶上。他们无法想象你们这些门外汉怎么会有权看到——你们怎么能看见，“那一定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把光从我这儿偷走了。”他们还是看不出那种光由于不成体系，顽强不屈，会射进任何荆室蓬户，甚至他们的也不例外。让他们嘁嘁喳喳议论片刻，然后，就把它据为己有吧。如果他们心地诚实，行为得体，那么，他们整洁、崭新的家畜栏当下就显得太狭窄、太低矮，当下就会裂缝、就会倾斜、就会腐朽、就会消失，而那不朽的光既年轻又快活，霞光万道，绚丽多彩，将会普照宇宙，就像它在第一个清晨做过的那样。
二、正是由于缺乏自我修养，所以人们便迷信旅游，把意大利、英国、埃及奉若偶像。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至今仍对旅游趋之若鹜。有人曾使英国、意大利或者希腊在人的想象中变得肃然起敬，但他们自己却像一根地轴，固守在原地不动。在决断的时候，我们感到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灵魂决不是一个旅游者，智者总是足不出户，如果有必要，有义务，叫他在什么场合离开他的住所，或者到外国去，但他仍然好像呆在家里，而且还用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们意识到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像一位君王一样访问一个个城市和人物，而不是像一个商贩或仆从。
我并不武断地反对为了艺术、为了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不指望为获得比他已掌握的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谁为了取乐，为了获得他手里没有的东西而旅游，谁就在做脱离自身的旅行，在老古董当中，即使青春年少，也会变成老朽。在底比斯，在帕尔米拉，他的意志和心灵已经变得像那些城市一样古老而坍塌。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
旅游是傻瓜的天堂。我们最初的旅程发现：对我们来说，地方无关紧要。在家里，我梦想着：在那不勒斯，在罗马，我可以在美中陶醉，丢掉我的忧伤。我打点好衣箱，拥抱过朋友，登船航海，最后在那不勒斯醒来，旁边还是那严峻的事实，那个我原来逃避的、毫不退让的、同一个忧伤的自我。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宫殿。我假装沉醉在景色和联想中，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沉醉。我走到哪儿，我的巨人都陪伴着我。
三、然而，旅游的狂热却是影响整个智力活动的一种更深的不健全的征兆。智力是漂泊不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骚动不安。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呆在家里，而我们的心灵还在彷徨。我们模仿，除了心灵的彷徨，模仿还会是什么呢？我们的房屋是按外国情调建筑的；我们的橱架是用外国的装饰品装饰的；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才能，都十分贫乏，还追随着“过去”和“远方”。灵魂在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创造了艺术。艺术家正是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寻找他的原型。那只不过是把他自己的思想运用到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上。我们为什么要照搬陶立克或哥特式的原型呢？思想的美、便利、宏伟以及离奇的表现，离我们离他人都是一样近，如果美国的艺术家愿意满怀希望和爱心研究他要做的事，考虑过气候、土壤、白天的长度、人民的需要、政府的习性和形式之后，他就会创造一座人人都觉得住起来合适的房子，而且情趣也会得到满足。
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你自己的天赋你随时可以用终生修养的积蓄力量表现出来；然而，选取的别人的才华你只能临时地、部分地占用。每个人干得最出色的事，只有他的造物主才能教给他。除非那人把它表现出来，否则，它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知道。能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在哪里？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或牛顿的导师又在何处？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西庇阿的西庇阿主义就正是他借不到的那一部分东西。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做指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奢望太高，胆量过大。此时此刻，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勇敢而崇高，犹如菲迪亚斯的巨凿、埃及人的巨型泥刀、摩西或但丁的大笔，但又跟这些不尽相同。灵魂尽管满腹珠玑，辩才无双，也不可能屈尊重复自己；然而，你如果能听见这些鼻祖说的话，你肯定也能用同样一种音调回答他们。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是两种器官，却是一种性质。住在你生命的纯朴、高尚的地域，服从你的心声，你一定会再现史前的世界。
四、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艺术，眼睛朝外看，我们的社会精神也是如此。人人都以社会改良为荣，而没有一个人有所改良。
社会从来没有前进。它在一个方面有所退步，在另一个方面则有所进步，速度都是一样迅速。它经受着不断的变革；有野蛮社会，有文明社会，有基督教社会，有富裕社会，有科学社会，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改进。因为有所得，必有所失。社会获得了新技艺，却失去了旧本能。穿着讲究、会读书、会写字、会思索的美国人跟赤身裸体的新西兰人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对比，前者口袋里装着怀表、铅笔和汇票，后者的财产只是一根木棍、一支长矛、一张草席和一间许多人共寝的棚屋！然而，把二者的健康状况加以比较，你一定会看到白人已经丧失了他原有的体力。如果旅行家给我们讲的确有其事，那么，试用一柄巨斧砍那个野人，一两天之后，肉又愈合得完好如初，仿佛你砍进去的是柔软的树脂似的。然而，同样的砍击会把那白人送进坟墓。
文明人造出了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他用拐杖支撑身体，却失去了肌肉的不少支持。他有一块高级的日内瓦表，却丧失了依据太阳定时的本领。他有一份格林尼治天文年鉴，一旦需要，保证可以得到资料，然而街上行走的普通人却认不得天上的星星。二至点他不观察，二分点他不甚了了，那完整灿烂的年历在他的心灵上没有标度盘。他的笔记本损害了记忆力。他的图书馆使他的智力承受不了，保险公司增加了事故的次数，机器是否没有危害，我们是否由于讲究文雅反而丧失了活力，是否由于信奉一种扎根于机构和形式中的基督教而丧失了某种粗犷的气质，这些都成问题。因为每一个斯多葛都是一个斯多葛，然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徒又在哪儿呢？
道德标准上的偏差并不比高度或块头标准上的偏差多。现在的人并不比过去的人伟大。可以看出古代的伟人与现在的伟人不分高下。十九世纪的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一起发挥作用，教育出的人物并不比普鲁塔克两千三四百年前笔下的英雄们更伟大。人类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福西翁、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第欧根尼都是伟大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留下类别。谁如果真够得上他们的类别，谁就不会被人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了，而是独树一帜，也就成了一个派别的创始人。每一个时期的技艺和发明仅仅是那个时期的装束，并没有振奋人心。机器经过改良有其利也有其弊。哈得孙和白令乘着他们的渔船完成了那么多的伟大业绩，连装备已经集科学技术之大成的巴利和富兰克林也为之咋舌。伽利略用一个观剧的小型望远镜发现了一系列的天空现象，其辉煌成就使后人永远望尘莫及。哥伦布乘一只无甲板的小船发现了新世界。每隔一个时期，工具和机器就要遭到毁弃，看到这种现象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东西几年前或几百年前被人采用时引起过莫大的轰动。伟大的天才都具有返璞归真的能力。我们把战争艺术的改进看做科学的成就，然而拿破仑依靠露营征服了整个欧洲，其中有依靠赤手空拳的英勇，有孤立无援的险境。这位皇帝认为不可能建立一支完善的部队，拉斯·卡斯说：“并没有消灭我们的武器、弹药、粮秣和车辆。然而到了后来，士兵仿照罗马人的做法，竟然自己解决粮食供应，用手磨磨面，自己烤起面包来。”
社会是一个波浪。波浪向前运动，然而构成波涛的水却不。同一个粒子不会从波谷升到波峰。波浪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现象。今天一些人创建了一个国家，明年一死，他们的经验也跟他们一起付之东流。
所以，对财产的依赖，包括对保护财产的政府的依赖，是缺乏自助的表现。人总是见物不见人，长此以往，他们便把宗教的、学术的和政府的机构视为财产的卫士，他们极力反对对这些机构的攻击，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对财产的攻击。他们估价彼此的标准不是一个人是什么，而是一个人有什么。然而，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对自己天性的新的敬重，便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羞愧。他格外憎恶他所拥有的东西，如果它是意外到手的话——通过继承、馈赠、或犯罪所得，于是他感到那不是所有物；那不属于他，在他身上没有根基，仅仅是放在那里，因为革命，强盗没有把它抢走。然而，一个人是什么总是通过需要获得的，人所获得的东西就是活的财产，它不是听候统治者、暴民、革命、火灾、风暴或破产的指使，而是人在哪里呼吸，它就永远在哪里自我更新。阿里哈里发说：“你的全部或部分生命在追求你，因而你就停止追求它吧。”我们对外国货的依赖导致了我们对数量的盲目崇敬。政治党派召开无数次的会议；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宣布一件事就喧声震天。从埃塞克斯来的代表团！从新罕布什尔来的民主党人！缅因州的辉格党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千万只臂膀在挥动，面对这种场景，年轻的爱国志士便感到比以往更加坚强。改革家们也如出一辙，又是召集会议，又是投票选举，还做出大量的决定。别这样，朋友们！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上帝才肯垂顾，进驻你的心中。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我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他的旗帜下每增加一名新兵，他就变得虚弱一些，难道一个人不如一座城？别有求于人，在千变万化之中，只要你立稳了台柱，不久就一定有人出现支持你周围的一切。谁如果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从自身之外别的地方寻求善，有了这种领悟，谁就会毫不迟疑地依赖自己的思想，立即纠正自己，挺身而立，驾驭自己的躯体，创造奇迹，恰如一个靠双足站立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有力一样。
所以尽量利用被称为“命运”的一切东西。大多数人在跟她赌博，全盘皆赢或全盘皆输，全看她的轮子怎么转动了。然而，你务必把这些赢得物当做非法的东西搁下，并且跟上帝的司法官“因果”打交道吧。有“目的”地工作、获取吧，你已经拴住了“机缘”的轮子，从此以后，你就一定会处之泰然，对她如何旋转就无所畏惧了。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次纯利的增加，你的疾病的痊愈，久别的朋友的归来，或者别的什么好事情，都会振奋你的精神，于是你便认为好日子就在前头。别相信。除了你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除了原理的胜利，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安宁。
补偿
时间的双翼黑白交插，
因为同白天和黑夜混杂。
群山巍峨啊大海深沉，
恰好维持着颤抖的平衡。
月有圆缺啊潮有涨落，
表现出盈与缺的不和。
多与少的仪表扫过空间，
把电星与光锥测探。
星球穿过永恒的大厅决不逗留，
其中就有那寂寞的地球，
它是一个飞向空际的平衡力，
就像一颗小星星把补充作用起，
或者像一点起补偿作用的星火，
在中性的黑暗中倏尔掠过。
人是榆树财是藤；
卷须缠绕紧如绳；
脆弱的小环虽然把你骗，
藤蔓终归难损大树干。
所以，柔弱的小孩你别怕，
神祇把毛虫也不敢踏。
戴桂冠者功业永存，
权力依附于用权的人；
你没有份？凭那飞快的脚，
瞧！它催你赶快去关照；
自然造万物归你所有，
或在空中飘浮，或受岩石掣肘，
劈山下海本领齐备，
就像影子紧跟着你。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希望以“补偿”为题写一篇论文，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生活胜于神学，而且人们知道的比牧师们宣讲的还要多。作为教义依据的文件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神往，而且总是展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睡眠时也不例外。因为那些文件就是我们手中的工具，我们篮子里的面包，街上的种种交易，就是农场、住房、问候、关系，就是债务和信贷、性格的影响、所有人的天性和才华。在我看来，从中可以给人显示出神性的光辉，即今世灵魂的现在的活动，没有传统的一丝痕迹，所以人的心可以沐浴在永恒的爱的洪流里，跟他所知道的过去总是如此、将来必须永远如此的东西交谈，因为它现在确实如此。况且，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真理有时候在灿烂的知觉中展示给我们，如果可以说这种教义类似于那些直觉的话，那么它就像我们旅程中的黑暗的时刻里和曲折的道路上的一颗明星，不允许我们迷失方向。
最近，由于在教堂里听到一次布道，从而使我加强了这些愿望。那位牧师因为坚持正统，因而受人敬重，他以平平常常的态度逐步阐述“最后审判”的教义。他假设这种审判在今世不会进行：恶人飞黄腾达，好人受苦受难，然后就根据道理和《圣经》，极力主张双方在来世要做的一种补偿。对于这种教义，听众似乎并不见怪。据我观察，散会时，人们各自离去，对布道不置一词。
然而，这种教义的含义是什么呢？牧师说善人在今生受苦受难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就是说房屋、土地、官职、美酒、骏马、锦衣、玉食统统归伤天害理之辈，圣徒只好一贫如洗，遭人白眼；难道就是说来世要给后面这种人做出一种补偿，办法就是有朝一日给他们同样的报酬——股票和金元，鹿肉和香槟？这一定是计划之中的补偿，因为还有什么呢？难道就是说他们会得到祈祷和赞美的许可？得到爱人和为人们效劳的许可？唉，这种事他们现在就可以做。门徒要做出的合理推断就是——“我们将来一定会有罪人们现在就有的那样的美好时光，”——或者一语道破它的含义——“你们现在犯罪，我们不久以后将会犯罪，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犯，我们就宁肯现在犯；由于没有飞黄腾达，我们期待着明天雪耻的机会。”
其荒谬就在于这样一种大而无当的让步：恶人飞黄腾达，正义现在不可行。那位牧师的盲目性表现在他听从对构成一种世人飞黄腾达的市场所做的低劣估价，而不是面对世人并依据真理给世人定罪，而不是宣布灵魂的存在、意志的全能，从而建立起善与恶、成功与虚伪的标准。
在当今流行的宗教著作中我也发现了一种类似的低劣论调，也发现文人们偶然涉及有关课题时提出的同一类教义。我认为我们流行的神学在礼仪上而不是在原则上超越了它所取代的迷信。然而人比这种神学强。他们的日常生活证明它是虚假的。每一个襟怀坦白、抱负不凡的灵魂用自己的经验把这种教义置于脑后，而且所有的人有时候感到了他们无法证明的那种虚伪。因为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有那么聪明。他们在学校里、讲坛上听到的东西是未经回想的，如果在谈话中说出来，听者也许会默然质疑。如果有人在各色人等的聚会中对天意和神规作武断的结论，他得到的回答就是一种沉默，这种沉默向旁观者充分表现的是听者的不满，而不是他没有陈述能力。
我试图在本篇和下一篇文章中记录一些事实，因为它们标明了补偿规律的道路；如果我真的画出了这个圆上的一丁点儿弧，那我就大喜过望了。
对立，或者作用与反作用，我们在自然界随处可见：黑暗与光明，冷与热，水的涨落，男性和女性，动植物的呼与吸，动物体内的液体的质与量的均衡，心脏的收缩与舒张，流体和声音的起伏波动，离心力和向心力，静电、流电和化学亲和力。在指针一端外增加磁力，另一端就产生相反的磁力。如果南极吸引，北极则要排斥。为了腾空这里，你必须压缩那里。一种不可避免的二重性把大自然一分为二，所以，每一件事物只是一半，并且表明还有另一半才能使事物形成一个整体，例如：精神与物质，男人和女人，单与双，主观和客观，内与外，上和下，动与静，是和非。
世界是两重性的，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莫不如此。万物的整个体系都表现在每一个粒子里。在一根松针里，在一粒谷子里，在每个动物群的每一个个体中，都有某种类似于海潮涨落、白昼黑夜、男人女人的东西。反作用在自然力中表现得如此气势磅礴，在这些小小的范围内也要重演。例如，在动物界里，生理学家已经观察到没有一个动物是得天独厚的宠儿，却有一种补偿把每一种天赋和每一种缺陷都加以平衡。同一个动物的某一部分有所长，另一部分必有所短。如果头、颈增长，躯干和四肢就要缩短。
机械力的理论又是一例。我们在功率上有所增加，在时间上就有所减少；反之亦然。行星的周期或补偿误差又是一例。气候土壤在政治历史中的影响又是一例。寒冷的气候能强身，贫瘠的土地繁殖不出热病、鳄鱼、老虎或蝎子。
同样的二重性构成了人的天性和状况的基础。过火引起不及，不及造成过火。每甜必有其酸，每恶必有其善。每一种接受快乐的官能一经滥用就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要说明生命不息、中庸不止的理由。给一点智慧就有一点愚蠢。你在一件事上有所失，在另外某件事上就有所得；你若有所得，也就必有所失。如果财富增加，利用财富的人也就相应增加。如果采集者采集得过多，大自然就把放进此人胸中的东西拿走；膨胀了财产，却葬送了财主。大自然憎恨垄断和破例。尽管海浪掀天，但立即又趋向一个平面，虽然状况千差万别，但容易取得均衡，前者速度并不比后者快。总是存在着某种平均主义，把专横跋扈之徒、富强幸运之辈基本上拉到其他人的同一个水准上。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来说太强大、太凶残，而且从性情和立场上讲，是一个坏公民——一个乖戾的恶棍，身上有海盗的一股闯劲——大自然就送给他一群漂亮的儿女，都在乡村学校里女教师的班上学习，对他们的疼爱和惧怕就把他的一脸杀气化为满身斯文。大自然就这样设法把花岗岩和长石软化，把野猪的习性拿出去，把羔羊的气质放进来，严格维持着她的平衡。
农民想着权力和地位总是好事情。然而总统为他入主白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般来说，这样做使他丧失了一切安宁和大部分果断气质的，为了保持一种短期的举世瞩目的形象，他心甘情愿在挺立在宝座后面的真正主人面前含垢忍辱。或者，人们是不是渴求天才的更加牢固、更加永久的伟大呢？这东西也没有免疫力。谁借助于意志或思想的力量成为伟人，对千百万人视而不见，谁就扛上了显赫的炸药包。每射进一次光，就有新的危险出现。他有光明吗？他必须对那永不停息的灵魂的新的启示保持忠诚，以此来替那种光作证，而且总要超越使他心满意足的那种同情。他必须憎恨父母和妻儿。他是否拥有世人爱慕和觊觎的一切呢？——他必须把他们的爱慕抛在身后，必须用他对自己真理的忠诚来折磨他们，因此必定成为笑谈，遭到一片嘘声。
这条规律写下了各个城市和各个国家的种种法律。违背它做什么建树、划分或组合，纯属徒劳。事物拒不接受长期的错误管理。Res nolunt diu male administrari。虽然对于一种新恶的种种遏制没有出现，但遏制还是存在的，而且一定会出现。如果政府惨无人道，政府首脑就性命难保。如果你课税太高，税收反而会落空。如果你把刑法定得太残忍，陪审团就不会定罪。如果法律太宽大，私人报复就乘虚而入。如果政府极端民主，公民就会精力过剩，压力就要遭到抵制，生活就会闪出更加强烈的光焰。人的真正的生活与满足似乎在逃避极端艰苦或极端幸运的境遇，似乎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泰然处之。在各种政府统治下，性格的影响始终如一——无论在土耳其，还是在新英格兰，都大致相似。在古埃及的专制帝王统治下，历史坦率地承认：文化能给人多大自由，人就一定享受到多大自由。
这些现象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宇宙体现在它的每一个粒子里。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大自然的一切机能。每一件事物都是由一种隐秘的材料构成的，正如博物学家在每一种变态的下面看出了一种类型，把马看成奔跑的人，把鱼看成游泳的人，把鸟看成飞翔的人，把树看成扎根的人一样。每一种新的形式不仅重复了该类型的主要特征，而且按相应的部分逐一重复了另外每一种类型的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目的、促进、妨碍、能力和整个体系。每一种职业、行当、技艺、事务，都是世界的一个纲要，与别的每一种事物无不息息相关。每一件事物都是人生的一种完整的象征，是人生的善与恶、人生的考验、人生的敌人、人生的进程和目的的一种完整的象征。每一件事物必须以某种方式容纳完整的人，详述他的全部命运。
世界把自己浓缩在一滴露珠里。显微镜发现不了那种由于小而欠完善的微生物。眼睛、耳朵、味觉、嗅觉、运动、阻力、欲望以及控制永恒的生殖器官——都找到空间寓于这小小的生物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注入每一种行动中。无所不在的教义就是：上帝完完全全地重现在每一个苔藓和蛛网里。宇宙的价值设法把自己表现在每一点上。哪里有善，哪里就有恶；哪里有吸引，哪里就有排斥；哪里有力量，哪里就有限制。
所以，宇宙是活的。万物是有道德的。灵魂如果在我们身内，就是一种感情，在我们身外，就是一种规律。我们感到了它的灵感；在外面的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它决定命运的力量。“它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是由它创造的。正义不会拖延。一种尽善尽美的公正，在生命的各个部分调整平衡。——“上帝的骰子总是灌上铅的。”世界看上去像一个乘法表或一个数学方程式，你无论怎样移项，它都维持着自己的平衡。你无论取什么数字，你仍然会得到它的准确值，不多也不少。有密必泄，有罪必罚，有德必报，有错必纠，不声不响，确定无疑。我们所谓的报应就是那种普遍的必然，因为有它，凡出现部分的地方一定也会出现整体。你看见了烟，一定就有火。你看见一只手或一条腿，你就知道后面就有它所属的躯干。
每一种举动都报答自己，或者换句话说，用一种双重的方式完善自我：首先是在事物中，或者在真正的自然中；其次是在情况中，或者在表面的自然中。人们把情况叫做报应。因果报应表现在事物中，可以被灵魂看见。情况中的报应可以被知性看见，它跟事物是分不开的，然而往往延续很长时间，因此直到很多年以后才会清晰可见。明确的鞭痕跟在鞭挞之后出现，然而鞭痕之所以随之而来，因为它是伴随着鞭挞的。罪与罚是一个茎上的产物。罚是果，它出人意料地在包藏它的快乐之花中成熟。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结果已经在原因中开花，目的预先在手段中存在，果实早就在种子里孕育。
尽管世界愿意浑然一体，拒不接受分裂，我们还是想方设法零散行动、分崩离析、据为己有。例如：为了满足感官享受，我们把感官的享乐与人格的需要截然分开。人的智谋一直被用来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把感官上的甜美、感官上的强壮、感官上的鲜艳等等与道德上的甜美、道德上的深沉、道德上的清白分开；也就是说，再一次设法把这个表面刮到薄得连底也保不住的程度，再一次设法只顾一头，不要另一头。灵魂说，吃吧，肉体就美餐一顿。灵魂说，男人和女人应当是一个肉体，一个灵魂，肉体只不过是把肉合为一体罢了。灵魂说，为了美德的目的，统治万物吧；肉体却为了自己的目的主宰万物。
灵魂极力通过万物生活、行动。这可能是唯一的事实。万物必将附加到它身上——能力，欢乐，知识，美。某人希望成为一个要人，竭力树立自己的形象，千方百计谋取一种私利，说具体一点吧，要骑马，他就可以骑马；要穿衣，他就可以穿衣；要吃，他就可以吃；要统治，他就可以举世瞩目。人力图成为伟人，他们会拥有地位、财富、权力、声名。他们以为伟大就是占有自然的一个方面——甜，而没有另一个方面——苦。
这种割裂手法遭到了坚决的抵抗。必须承认：直至今日，这样的谋划者连最微小的成功也没有取得。我们一抽手，分开的水又合为一体。一旦我们设法把这些东西从整体中分离出来，欢乐就脱离了欢乐的事物，利益就脱离了有利的事物，力量就脱离了强大的事物。我们无法把事物一分为二，单独提取感官上的好处，正如我们无法得到一种无表之里、无影之光一样。“用一把草杈把自然撵出去，她就又跑了回来。”
生命用种种不可避免的状况包围着自己，不明智的人力图回避它们，一个个还胡吹什么他并不知道；它们没有碰过他——然而牛皮吹在他的嘴巴上，状况却藏在他的灵魂里。如果他在一个部位逃过了它们，它们就在另一个更加要害的部位攻击他。如果他在形式上、在表面上逃过了它们，那是因为他已经抗拒了他的生命，逃脱了自我，报应只不过是死亡。要把利益同负担分开的种种努力全告失败，这种失败非同小可，所以，这样的实验可千万尝试不得——因为进行这种尝试就意味着疯狂——然而在背叛和分裂的情况下，既然疾病早就在意志中开始，那么智力就立刻受到传染。这样，人在每个物体中就看不见完完整整的上帝，只能看见一种物体对感官的诱惑，而看不见对感官的伤害；他看见了美人鱼的脑袋，却没有看见龙的尾巴；而且认为他可以把他想要的跟他不想要的截然分开。“你默默地住在天顶，多么神秘，啊，你这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上帝，怀着一种不倦的天意，把某种受罚的盲目洒向为所欲为的人！”
在寓言、历史、法律、谚语、会话的描绘中，人的灵魂是忠于这些事实的。在文学中它不知不觉地说起话来。所以，希腊人把朱庇特称为“最高心灵”。然而由于传说中认为他有很多卑劣行径，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向理性赔罪，办法是把如此恶劣的一个神祇的双手捆起来。他被塑造得像一个英国国王那样无可奈何。普罗米修斯知道一个乔武必须乐意接受的秘密；密涅瓦知道另一个。他无法得到自己的雷霆，密涅瓦掌管着它们的钥匙。
“在众神之中，只有我知道
打开那些坚固的门的钥匙，里面的地下室里
睡着他的雷霆。”
对万物的介入供认不讳，对它的道德目的供认不讳。印度神话以同样的伦理道德作为结局。创作、传播任何不道德的寓言似乎是不可能的。曙光女神忘记了为她的恋人要青春，所以，虽然提托诺斯有了永年之术，却显得老态龙钟。阿喀琉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圣水没有浸到忒提斯所抓的他的脚踵上。《尼伯龙根之歌》里的齐格弗里德也难得不朽，因为正当他用龙血浸身时，一片树叶落到他的背上，于是树叶遮住的那块地方就成了致命的弱点。情况必须如此。上帝造的每一件事物都有缺陷。似乎总是有这样一种惩罚性的事件出人意料地悄悄潜入，甚至潜入人的幻想企图借以消闲、并摆脱古老的清规戒律的最狂放的诗歌中——这种反击，枪炮的这种后坐力，证明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证明在自然界，什么都不能白给，一切都要索取代价。
这就是报应女神的那个古老的教条。她监视着宇宙，不允许任何违法行为逍遥法外。据说，复仇三女神就是正义的维护者，如果天上的太阳偏离了轨道，她们就要对他加以惩罚。诗人们说石墙、钢剑、皮鞭对于自己主人的过错怀着一种隐秘的同情；埃阿斯给了赫克托耳一根皮条，后来它拴在阿喀琉斯的战车的车轮上把这位特洛亚英雄在战场上拖来拖去。赫克托耳给了埃阿斯一柄宝剑，埃阿斯后来倒在它的利刃上，据记载，塔西亚人为竞技的优胜者忒吉尼斯树立了一座雕像，他的一个对手趁着黑夜跑到雕像前，不断敲打，想把它打翻，最后他推动了雕像的底座，可是雕像倒下来时却把他砸了个粉身碎骨。
寓言的这种声音具有某种神圣的情调。它来自于超越作者的意愿的思想。它是每个作者的精华之所在，里面没有任何私见，就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它。它是从他的性格中奔流出来的，而不是生编硬造出来的。只研究一个艺术家你或许不容易发现它，然而研究的作家多了，你就会把它作为他们大家的精神提取出来。它不是菲迪亚斯，而是我或许了解的那个早期希腊世界的人的作品。菲迪亚斯的姓名和情况，对于历史来说不论多么方便，但是当我们接触到最高明的批评时，就令人困惑了。我们要弄清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倾向于做什么，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什么被菲迪亚斯、但丁、莎士比亚的干预意志，也就是人在当时工作的工具，所妨碍，或者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所更改。
世界各国的谚语对这一事实的表现更令人注目。谚语总是理性的文学，或者是对一种绝对真理的毫无保留的陈述。谚语就像每个民族的圣经，是直觉的圣殿。嗡嗡嘤嘤的世界，专做表面文章，是不允许现实主义者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这种事的，倒是允许他在没有矛盾的谚语中说出来。这种被教坛、议会、学府都加以否定的万法之法，却在所有的市场、商店里用奔放的谚语时时刻刻宣讲着，它的教育意义就像飞鸟和苍蝇一样真实无疑，无处不在。
万物都是双重的，一重反对另一重。——以刀还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一报还一报，以爱还爱。——给出去必定还回来。——谁洒水，身上必定要沾水。——你要什么呢？上帝说，一手交钱，一手取货。——不冒风险，一无所获。——按劳取酬，不多也不少——不劳动就不得食——害人反害己。——谁若诅咒人，灾祸就临头。——你若把一条铁链拴在一个奴隶的脖子上，它的另一头就自动缠到你自己的脖子上。——出鬼点子的人没有好下场。——魔鬼是头驴。
之所以这么写，就因为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我们的行为受自然规律支配，也表现了它的特点，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往往目光短浅，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然而我们的行为在不可抗拒的磁力影响下使自己与世界的磁极保持一致。
一个人一说话就等于给自己下断语。顺心也好，违心也好，他的每一句话都在同伴的心目中替他自己画像。他说出的每一种看法都对自己产生影响。它是一个投向目标的线球，然而另一头仍然装在投掷者的口袋里。或者它更像一柄投向鲸鱼的渔叉，它从小船的一盘绳索上松开，向前飞去，如果渔叉质量不高，或者投得不得法，它就又返回来把叉手砍为两段，或者把小船击沉。
谁作孽，必受罚。“谁若有一点妄自尊大的做法，谁就必受其害，”柏克说。一心要单独过时髦生活的人看不到他在力图独享欢乐时反而把自己排除在欢乐之外。宗教中的排他主义者看不出他竭力把他人拒之门外时，等于对自己关上了天堂的大门。谁把他人当小卒或九柱戏一样摆弄，谁就像他人一样受罚。如果你忽视他人的心，你必定会失去自己的心。感觉会把一切人化为物，把妇女、儿童、穷人都化为物。俗谚云，“我要么从他的钱包里搞到，要么就从他的皮肉里榨取。”这倒是一种万无一失的哲学。
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凡与爱和公道背道而驰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惩罚它们的就是恐惧。在我跟我的同类关系单纯时，我遇见他并没有什么不快。我们相遇，就像水遇到了水，或者像两股气流混合在一起，具有大自然完善的扩散和渗透性能。然而，一旦失去单纯，有平分秋色的企图，或者，出现了对我有好处、而对他并没有好处的情况，我的邻人就觉得冤屈。他躲开我，就像我已经躲开他一样远。他的目光再不寻求我的目光，我们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有了仇恨，我却有了恐惧。
社会上的一切陈规陋习，不论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一切以不公正的手段积累的财产和权力，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报复。恐惧是大智的良师，也是一切革命的先驱。他的一个教诲就是：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腐朽。他是一个食腐肉的乌鸦，虽然他为什么盘旋，你还不甚了了，但那里肯定有死亡。我们的财产胆小怕事，我们的法律胆小怕事，我们有教养的阶级胆小怕事。恐惧世世代代都是政府和财产的预兆，对它们做鬼脸，瞎唠叨。那种晦气的鸟并不是平白无故地飞到那儿的。它表明有必须纠正的大错存在。
我们的自愿活动一中止，就立即产生了对于变化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万里无云的正午的恐惧，波吕克拉忒斯的绿宝石，对成功的敬畏，那种使每一个慷慨的灵魂把一种高尚的苦行主义和替人受罪的美德的任务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本能，凡此种种，都是通过人的思想感情所产生的颤巍巍的正义平衡。
老于世故的人深知最好是边走边清账，而且也清楚：一个人往往因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借钱物的人先欠了自己的债。一个人得到一百种好处，一点也不回报，难道他有所得吗？一个人出于懒惰或狡诈，借了他的邻居的用具、马匹、金钱，难道他有所得吗？由于这一举动人们立即承认一方在赐惠，一方在欠债。也就是说，立即承认一方优越，一方低劣。这笔交易仍留在他本人和他的邻居的记忆里，每一笔新的交易都要按其性质改变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也许很快就明白过来：他宁肯折断自己的骨头也不愿坐他邻居的马车，而且也了解到“他对一件东西能付的最高价格莫过于张口乞求”。
一个明智的人会把这种教训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会知道：面对每一个请求者，满足对你的时间、你的才能或你的心愿的每一种合理要求，就是谨慎的本分。永远偿还，因为无论早晚，你必须偿还你的全部债务。你是否公正，人与事一时还不忙下断语，然而，那只不过是延宕而已。最终你必须偿还你自己的债务。如果你明智，你就害怕成功，因为那只能增加你的负担。利益是大自然的目标。然而你获得每一项利益，就要交一笔税款。谁把大多数利益给人，谁就伟大。谁只受惠不报答，谁就卑鄙——这样做是世界上唯一的卑鄙事情。在大自然的秩序中，我们不能从谁那儿得到利益就报答谁，或者可以说难得这么做。然而，我们得到的利益必须报答给他人，一个行当对一个行当，一种行为对一种行为，一分钱对一分钱。当心不要使你手中的好处太多。要不，它很快会腐烂生蛆的。赶快以某种方式交付出去吧。
劳动受到同样一些无情的法则的关照。谨慎的人说，最宝贵的劳动最便宜。我们在一把扫帚、一块席子、一辆马车、一把小刀中买到的是某种良知在一种共同的需要上的应用。你在种地时，最好的办法是出钱雇一位能干的园丁，或者买应用到园艺上的良知。做水手时，买应用到航海上的良知；管家时，买应用到烹饪、缝纫、服务上的良知；做代理人时，买应用到账项和事务上的良知。所以你得事必躬亲，或者处处身体力行。然而，由于事物具有双重性格，劳动中和生活中一样，容不得半点虚假。窃贼偷的是自己身上的东西。骗子骗的恰恰是自己。因为劳动的真正价值就是知识和美德，财富和信誉只不过是标记。这些标记，就像纸币一样，可以伪造，可以偷盗，然而标记所代表的东西，即知识和美德，却是伪造、偷盗不了的。劳动的这些目的不真正发挥智力、不服从纯洁的动机，是达不到的。骗子、窃贼、赌徒敲诈不到具有物质和道德性质的知识，因为这些人真正的关心和辛苦把它交给了知识的运用者。自然法则就是：干这件事，你就有这种能力；谁不干这件事，谁就没有这种能力。
人的劳动，尽管从削桩到修建城市、创作史诗，形式千差万别，但都是宇宙的完善补偿的一个重大的例证。给与取的绝对平衡，物必有价的学说，不付其价不得其物，不可能获得无价之物——在账项中的崇高并不在国家预算、光明与黑暗的规律、大自然的一切作用与反作用中的崇高之下。我不能怀疑那些人人都看见蕴藏在他们所熟悉的进程中的崇高的规律，那些在人人的凿刃上闪光、由他的测锤和量尺量定、在商店账单的总额中像在一国的历史中那样明白的、严格的伦理，给他推荐了他的职业，尽管很少指名提及，还把他的事业弘扬到他想象的高度。
德行和自然的联盟使万物结成一条反对罪恶的统一战线。世界上美好的规律和物质都践踏、鞭挞叛徒。他发现事物都是为真与善安排的，茫茫世界，没有恶棍的藏身之所。一犯罪，大地就成了玻璃造的。一犯罪，就仿佛地面上落了一层雪，就像它在树林里暴露每一只鹧鸪、狐狸、松鼠和鼹鼠的踪迹那样。你无法把已经说过的话收回，你无法把足迹抹掉，你无法把梯子吊起，以便断绝通路，不留线索。某种该死的情况总要泄密。自然的规律和自然物质——水、雪、风、引力——都变成了对窃贼的绊脚石。
另一方面，这种规律同样万无一失地适用于一切正确的行动。爱人者必见爱。所有的爱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个代数方程的两边一样合理。善人具有绝对的善，这种善就像火一样把万物化为它自己的性质，这样你就无法伤害他。然而，就像派去同拿破仑作战的皇家部队一样，拿破仑一来，他们就扔下战旗，化敌为友。同样，各种各样的灾害，如疾病、攻击、贫困，到头来证明都是恩人：
“风萧萧兮水涛涛，
助长了勇士的力量和神威，
但对它们自己却无关紧要。”
善良人甚至得到软弱和缺陷的帮助。谁有一点自大谁就必受其害，同样，谁有缺陷谁在某种场合定得其益。寓言中的牡鹿赞赏他的角，非难他的脚，然而猎人来了，他的脚倒是救了他，后来，他的角卡在灌木丛里断送了他的性命。人生在世倒是应当感激他的缺点。一个人无法彻底领悟一种真理，除非他跟它作过较量。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无法彻底了解人们的障碍或才能，除非他深受障碍之苦，看到了自己由于缺乏某种才能而惨遭失败。难道他有一种气质上的缺陷使他落落寡合？那倒好，他就不得不自找乐趣，反而养成了自助的习惯；这样一来，就像那受伤的牡蛎，他用珍珠修补了自己的贝壳。
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软弱。用秘密部队武装起来的愤怒只有我们被刺痛、击狠之后才会激起。伟大人物总是甘愿渺小。他一旦坐在有利的软垫上，他就进入了梦乡。如果他遭到压力、折磨、失败，他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他就增添了智谋、勇气，他就获得了信息，了解自己孤陋寡闻，治愈了他的自大狂，学会了稳健和真正的技能。明智的人喜欢置身于受攻击的境地。他比他的攻击者更喜欢发现他自己的缺点。伤疤愈合了，然后就像一层死皮一样从他身上脱掉，眼看到了攻击者们获胜的时刻，看哪！他却变得坚不可摧。非难比赞扬更安全，我讨厌有人在报纸上替我辩护。只要所说的话全是攻击我的，我就感到某种成功的把握。然而，一旦有人对我啧啧称羡，我就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手无寸铁的人。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不屈服，每一种恶行都是恩人。桑威奇岛上的居民相信：如果他杀死一个敌人，敌人的力量和勇气就跑到他自己的身上。同样的道理，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抵抗的诱惑的力量。
保护我们抵御灾难、缺陷和仇恨的同一些卫士，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的话，还保护我们免受自私和欺骗的攻击。条条框框并不是我们制度中最好的东西，精于经商也并非智慧的标志。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受苦受难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愚蠢的迷信：他们可能受骗。然而，人除了自己骗自己外，不可能受他人的骗，就像一样东西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一样。我们的一切交易中都有一个不声不响的第三者。事物的性质和灵魂作了履行每一个合同的保证。这样，诚实的服务就不可能蒙受损失。如果你服侍一个忘恩负义的主人，更好地服侍他吧。让上帝干预你的债务。举手之劳一定会得到报酬。报酬拖欠得愈久，对你愈好；因为复利加复利就是这一资产的价格和用途。
迫害的历史就是力图欺骗自然、力图引水上山、力图拧沙成绳的历史。不管干这种事的人很多，还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暴君，还是一群暴民，都没有什么区别。一群暴民是一伙自愿丧失理性、阻挠自己的工作的行尸走肉组成的社会，暴民就是自愿把人性贬为兽性的人。它活动的适当时刻是黑夜。它的行为就像它的整个性格一样，是疯狂的。它困扰一项原则，它会鞭挞正义，它会凌迟公理，使用的办法就是谁具有上述品质，它就放火烧谁的房子，污辱谁的人身。它就像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们跟着救火车奔跑，要把那涌向群星的红霞扑灭。那不受亵渎的精神却把他们的敌意转向作恶者。殉道者不容污辱。每一下鞭挞就是一条声名的舌头，每一座监狱是一个更加辉煌的住所，每一本焚烧的书，每一座焚烧的房屋照亮了全世界，每一句遭禁或被删去的话都响彻大地。当真相大白之际，殉道者昭雪之时，明智、体谅的时刻总要来到社团那里，就像来到个人那里一样。
这样，万物都在鼓吹事态的冷漠。人就是一切。每一件事都有两面：一面善，一面恶。每一种利益都有自己的负担。我学会了知足。然而补偿的教义不是冷漠的教义。听到这些描述后，没有思想的人就说，干好事有何用？一件事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如果我得到好处，我必须为它付出代价；如果我失去好处，我还会得到另外的好处；一切作为都是无所谓的。
对心智，即灵魂自己的天性来说，灵魂中还有一种比补偿更深刻的事实。灵魂不是一种补偿，而是一种生命。灵魂存在着。事态犹如汹涌的大海，海水以完美的平衡涨落。在这个大海下面，有真正“存在”的原始深渊。“本质”或者上帝，不是一种关系，也不是一个部分，而是整体。存在就是巨大的肯定，排除了否定，有自我平衡，把所有的关系、部分和时势统统吞下肚去。自然、真理、德行就是从那里涌进来的。恶就是没有或离开同一种事物。子虚乌有也许真正像茫茫黑夜或阴影一样耸立着，活的宇宙把它作为一幅背景，在上面把自己画出来；然而事实并不是乌有产生的，它起不了作用，因为它不存在。它不行善，它不作恶。它就是恶，因为不存在劣于存在。
我们觉得由于种种恶行，我们的报答被骗走了，因为罪犯坚持他的罪恶，一味进行抗拒，而且在任何地方都不以明显的方式改邪归正或接受审判。当着人和天使的面，对他的胡言乱语没有一针见血的批驳。因此难道他就智胜法律一筹？因为他满身的邪恶与谎言，因此，他已同自然永诀了。邪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向知性演示一番，然而，只要我们看不到它，这一致命的扣除就结清了那永恒的账目。
另一方面，不能说正直的获得必定以某种损失为代价。对于美德就没有惩罚，对于智慧就没有惩罚，它们都是存在的正当增补。在一种善良的行为中，我正当地存在着，在一种善良的行动中，我对世界有所增补；我把植物栽进从“混沌”和“乌有”中征服过来的沙漠中，并且看见黑暗在天边退去。爱没有过度，知识没有过度，美没有过度，如果把这些品质在最纯正的意义上加以考虑的话。灵魂不要限度，而且永远肯定一种乐观主义，决不肯定一种悲观主义。
人的生命是一种进步，而不是一种停留。他的本能就是信任。在运用到人身上时，我们的本能用的是“较多”和“较少”的灵魂的存在，而不是它的不存在；勇士较懦夫伟大，真正的人，仁慈的人，智慧的人比起傻瓜和恶棍来，是一个人性较多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性较少的人。美德的好处是没有负担的，因为那是上帝自己或者绝对存在的到来，是无与伦比的。物质上的好处则有负担，如果它来时没有功德，没有汗水，它就在我身上扎不下根，随后一阵风就会把它刮走。然而大自然的一切好处都是灵魂的好处，是可以拥有的，如果用大自然的合法铸币去购买的话，也就是说，用心智所允许的劳动去购买的话。我不再希望遇到一种我没有挣得的好处，譬如说，找到一罐埋藏的金子，因为我知道它会带来新的负担。我不希望更多的外在的好处——不想要财产，不想要荣誉，不想要权力，不想要风度。这种获得是显而易见的，负担也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知道补偿的存在，知道挖金银财宝并不理想，这种知识并没有负担。因此我心安理得，自得其乐。我缩小了可能出现的危害的范围。我学到了圣伯尔纳的名言——“除了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对我造成损害，我所遭受的危害我随身携带着，我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除非被我自己的过失戕害。”
在灵魂的天性里，就有对条件不平等的补偿。自然的根本悲剧似乎就是“较多”和“较少”的区别。“较少”怎么会不感到痛苦，怎么不会对“较多”感到愤怒怨恨？如果瞧瞧那些才能较少的人，一个人就会感到悲哀，不十分清楚怎样利用那一点才能。他简直要回避他们的目光；他害怕他们会责备上帝。他们该怎么办？那似乎太不公正了。然而仔细看看事实，这些山一样的不平就会消失。爱减小了这些不平，如同太阳融解了海里的冰山一样。因为所有人的心和灵魂都是一个，所以“他的”和“我的”的这种痛苦便停息了。他的就是我的。我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就是我。如果在伟大的邻居前我感到相形见绌，望尘莫及，我还可以爱，我仍然可以接受；而爱人者则把他所爱的伟大化为己有。因而我发现我的兄弟就是我的保护人，真心诚意替我办事，而我如此企慕的财产就是我的。囊括万物就是灵魂的天性。耶稣和莎士比亚是灵魂的一些碎片，我用爱征服了它们，并把它们合并到我自己的意识领域里。他的德行——难道不是我的？他的才智——如果不能成为我的，那就不是才智。
自然灾害史也是这样。那些每隔不久就要破坏人的成功的变革就是一些其规律为生长的大自然的广告。根据这种固有的需要，每一个灵魂在放弃它的一整套事物，它的朋友、家庭、法律、信仰，如同贝壳类动物爬出它美丽而又坚硬如石的壳，因为这个壳不再允许它的生长，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新的住所。这些革命屡屡发生，是跟个人的活力相适应的，到了后来，在某种更为愉快的心境下革命不断进行，一切人间关系非常松散地围绕着个人，可以说变成了一种透明的液体膜，透过它所看见的活的形体并不像大多数人的情况那样，是一种硬化了的多相组织，包括很多日期，没有固定的特点，人就囚禁在里面。然后就会产生扩张，今天的人很难认出昨天的人。而总有一天，人的外传应当如此，把死去的情况一天天脱去，就像他一天天更新自己的服装一样。然而，在我们废置的地产上，这种生长在休息，而不是在前进，在抵抗，而不是与神圣的扩张合作，就这样，它突然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无法跟我们的朋友们分别。我们无法让我们的天使走开。我们看不出他们仅仅是出去而已，看不出天使长可以进来。我们是故旧的盲目崇拜者。我们不相信灵魂的富有，不相信它特有的永恒和无处不在。我们不相信今天有任何力量可以与昨天媲美，并且重新创造它。我们在古帐篷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因为我们曾在那里吃住生活，我们也不相信精神能够哺育、庇护、激励我们。我们再也发现不了那样宝贵、那样甜美、那样优雅的事物。然而我们坐着哭泣，也是徒然。全能的上帝的声音说道：“永远上进！”我们不能在废墟中流连。我们又不愿意依赖新生事物；于是我们走起路来总是眼睛转向后面，就像那些朝后看的怪物一样。
然而，久而久之，灾难的补偿也呈现在理智的眼前。热病、断肢、失望、折财、丧友，在当时似乎是未曾补偿的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然而万全的岁月显露出潜藏在一切事实之下的极大的补救能力。朋友、妻子、兄弟、恋人的亡故似乎不是别的，就是丧亲，然而后来，却呈现出一位导师或天才的面貌。因为它通常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发动了一场场革命，宣告了等待结束的幼年或青年时代的终结，打破了一种惯常的活动、一个家庭或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以便对性格的发展更有好处。它允许或强制形成新的相识，接受新的影响，事实证明这一切在往后的岁月里是至关重要的，而那本来要当一朵向阳的庭园中栽培的花朵的男女，根子没有发展的余地，头上的日照又太多，可是由于园墙的倒塌和园丁的忽视，反而被造就为森林里的榕树，为远远近近的人们遮荫、结果。
精神法则
你顶礼膜拜的天穹，
是屋宇又是建筑精英，
采集人所抛弃的时光，
建造高楼地久天长；
独一无二的自制工程，
不怕岁月破坏损伤，
反而以衰退促进生长，
借助潜藏于反冲、
与反作用中的雄风，
把火焰冻结，使坚冰沸腾；
通过“罪过”的黝黑手臂，
锻造“无辜”的白银坐席。
每当反思行为在心灵里出现时，每当我们借助思想的光辉观察自己时，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活真是美不胜收。我们向前走去时，万物在我们身后，一一呈现出悦目的形体，犹如远方的云彩那样变幻无穷。只要在记忆的图画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但熟悉的和陈旧的事物，而且连悲惨可怕的事物也显得赏心悦目。河岸，水草，古屋，愚人——无论现在怎样受到忽视——都具有一种昔日的优美。甚至连挺在卧室里的死尸也为房屋增添了一种庄严的装饰。灵魂既不会知道伤残，也不会知道疼痛。如果在神志清楚的时刻我们应当把最严峻的事实说出来，那我们就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有作出过牺牲。在这样的时刻，理智似乎异常伟大，因此凡是重要的东西都不能从我们身上拿走。一切损失，一切痛苦，都是个别的；对感情来说，整个宇宙仍然安然无恙。无论苦恼还是灾难都不能减弱我们的信任。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哀伤像他可能做的那样轻描淡写。体谅体谅在曾经赶过的最坚忍的、被人坐垮了的出租马车里讲的言过其实的话吧。因为我们创造、遭受的仅仅是有限，无限却含笑静卧着。
如果人愿意过自然的生活，不给自己的思想输入并不是他自己的困难，那么精神生活可以保持纯洁、健康。谁都不需要在思辨时遭到困扰。让他做严格属于他自己的事，说严格属于他自己的话，虽然不怎么读书，他的天性决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精神障碍和怀疑。我们的青年深受原罪、罪源、命定之类的神学问题的熏陶。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一种实际困难——它们从来没有遮暗任何人的道路，因为谁也不处心积虑地寻找它们。这些都是灵魂的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百日咳，没有得这些病的人就说不清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是不会知道这些敌人的。他如果能说明他的信仰，向其他人阐述他的自我协调和自由的理论，那就又当别论。这需要非凡的天赋。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就可能在他所存在的事物中有一种森林居民的力量和诚实。“一些强烈的本能，几条简单的规矩”就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我的意志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具体描绘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正规的学习进程、多年的学术和专业教育提供给我的事实还不如我在拉丁文学校课桌下面偷看闲书所了解到的强。我们不算作教育的东西比我们所谓的教育更宝贵。在接受一种思想时，我们是猜不出它的比较价值的。教育力图阻挠这种自然的吸引力，但往往是白费精力，因为后者一定会挑选属于它的东西。
同样，我们的道德本性由于我们的意志横加干涉而遭到了败坏。人们把美德描绘成一场斗争，由于有所建树便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当一种高尚的天性受到称赞时，到处都纠缠着这样一个问题：跟诱惑作斗争的人是否就更胜一筹。然而这种事没有任何价值。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性格越容易冲动，越有自发性，我们就越喜爱。一个人对自己的德行考虑得越少，了解得越少，我们就越喜欢他。提摩勒翁的一系列胜利是最好的胜利；普鲁塔克说，它们像荷马的诗句一样奔流纵横。我们看到一个灵魂，他的行为像玫瑰花一样华贵、优雅、惹人喜爱，我们就一定会感谢上帝，因为竟然能有这样的事物，而且也真的有；我们决不会对天使翻脸说：“克伦普是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他咕咕哝哝地抵抗他的一切天生的劣根性。”
天性优于意志，这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同样引人注目。历史中的意向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多。我们把深远的计划归功于恺撒和拿破仑，然而，它们最大的威力却寓于自然之中，而不在他们身上。成就非凡的人们在诚实的时刻总是吟诵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按照他们时代的信仰，他们已经为命运之神或圣尤利安建起了祭坛。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因他们跟思想进程并行不悖，因为这种思想进程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他们只不过是种种奇迹的看得见的导体，可是奇迹看上去好像倒成了他们的功绩。难道电线产生了电吗？的确，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们能考虑到的东西比别人身上具有的还少，如同一根管子的优点就是又光又空一样。表面上好像是意志和坚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情愿和自我毁灭。莎士比亚能提出关于莎士比亚的理论吗？一位数学奇才能把关于他的方法的见解传达给别人吗？如果他讲出了那种秘密，它就立即失去了它那被夸大了的价值，因为它把站立行走的能力同日光和生命力合为一体了。
这些观察硬是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我们的生活可能比我们所创造的容易、简单得多；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快乐的所在；不必斗争，不必骚动，不必绝望，不必拧手、咬牙；我们错误地创造出了我们自己的邪恶。我们妨害了天性的乐观，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占据了过去这一优越地位，或者现在具有了一个更加明智的头脑这样一种优势，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被自行实施的法则包围着。
外界自然的面貌也给了同样的一种教训：大自然不愿意让我们焦虑烦闷。她不喜欢我们的欺诈和战争，同样也不喜欢我们的仁慈或我们的学习。当我们从秘密会议、从银行、从废奴集会、从禁酒大会或超验俱乐部里出来、走进田野和森林时，她就对我们说：“这么激动吗？我的小先生。”
我们到处都是机械活动。我们偏偏要横加干涉，把事物纳入我们自己的轨道，到了后来，连社会的牺牲和德行都令人作呕起来。爱应当造成欢乐，然而我们的仁慈是不愉快的。我们的主日学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济贫团体，都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我们自己受苦，却不能使任何人高兴。这些做法目标明确，可就是达不到，然而却有能达到同样一些目的的自然手段，为什么所有的德行都应当用那绝无仅有的同一种方式行事呢？为什么人人都要给钱呢？这对我们国人来说真有些勉为其难，我们认为这样做将一事无成。我们没有钱，商人有的是钱，让商人给钱好了。农民可以给粮，诗人可以歌唱，妇女可以缝补，劳工可以出力，儿童可以献花。为什么把一个主日学校的沉重包袱硬要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身上呢？童年勤学好问，成年应为人师，这在情理之中；然而，有人提问，就该回答。不要硬把年轻人堵在教堂席位上强迫孩子们违心地问他们一个小时的问题。
如果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事物总是大同小异；法律、文学、信条、生活方式，似乎都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我们的社会被笨重的机器所累，这机器就像罗马人修建的跨山越谷的漫长的高架水渠，由于发现了水可以上升到水源的高度这一规律，它们才被取而代之。它就是一堵任何敏捷的鞑靼人都能翻越的中国长城。它就是一支并不像和平那样美好的常备不懈的军队。它就是一个被册封、委任过的绝对权威，当人们发现市镇会议也能回答那些问题时，它就显得十分多余了。
让我们从自然界汲取一个教训吧。自然总是用短期方式工作的。水果成熟后，就落下了。果子一摘完，叶子就掉了。水的循环纯属下落现象。人和动物的行走是一种向前的下落。一切体力劳动和力气活，如撬、劈、挖、划，等等，都是借助于不断的下落干成的，地球、月亮、彗星、太阳、星星，永远在下落。
宇宙的单纯跟一部机器的简单迥然不同。谁对道德天性看得透彻、对知识是怎么获得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了解得彻底，谁就是一名学究。自然的单纯可不是能够轻易看明白的，而是无穷尽的。最后的分析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根据一个人的希望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对自然无穷尽性的感知力是永葆青春的。自然的豪富只有把我们僵硬的名声跟我们流动的意识加以比较，才能感觉得到。我们在世界上被分门别类，被认为既博学又虔诚，其实我们永远是幼稚的小孩。人们清楚地看到皮浪的怀疑论是怎么兴起的。每个人都看到他就是那个中点，对于它，每一件事物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理由都一样充分。他也老，也年轻，他非常聪明，他极端无知。你所说的关于六翼天使、关于铁皮小贩的话他都能听到、感到，除了在斯多噶派的向壁虚构里，没有永恒的智者。我们读书画画时支持英雄，反对懦夫和强盗。然而我们自己就一直是那种懦夫和强盗，而且将来还是，不是指声名狼藉的那种人而言，而是跟灵魂可能具有的伟大相比较而言。
如果对我们周围每天发生的事略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比我们的意志法则还要高的法则控制着种种事件。我们辛辛苦苦既没有必要，也毫无结果；只有在我们从容的、简单的、自发的行动中，我们才是强有力的，只有甘心服从，我们才会变得神圣。信与爱——一种信念坚定的爱会解除我们忧虑的沉重包袱。我的兄弟啊，有上帝在。在自然的中心，在每个人的意志之上，有一个灵魂，因此我们谁也不能虐待宇宙。宇宙把它强大的魅力注入自然，因此当我们接受它的忠告时，我们就兴旺发达，当我们竭力伤害它的造物时，我们的手就粘在身体两侧动弹不得，要不就去捶打我们自己的胸膛。事物的整个进程的运行教给我们信仰。我们只需要服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导，只要洗耳恭听，我们就会正好听见那句话。你为什么必须煞费苦心地选择自己的地位、职业、伙伴、行为方式和娱乐方式呢？你肯定有一种合理的权利揭开平衡需要和随意选择的序幕。对你来说，有一种现实，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和许多相宜的职责。置身于力量和智慧的中流，它会激励它所漂浮的一切人，你不用吹灰之力就被推向真理，推向正义，推向满足。于是你就冤枉了持否定态度的人。于是你就成了世界，成了衡量正义的标准，衡量真与美的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横加干涉而坏了大事，那么人们的工作、社会、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就会比现在繁荣得多，从世界一开始就预见到，而现在仍然从心底里预言到的天国就会像现在玫瑰、空气、太阳所做的那样，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机体。
我说，不要选择，然而，这只是一种比喻，我要用它来辨别通常所谓的人们中间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一种部分行为，手的选择，眼睛的选择，胃口的选择，而不是人的一种整体行为。然而，我所谓的正义或善良却是我的性格的选择；我所谓的、并且内心向往的天国就是我的性格求之不得的状态或境况；而我一生容易做的行动就是适合我的才能的工作。我们必须支持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选择他的日常事务或职业。说什么行为就是他的行业的习惯，这不能成为他的行为的理由。他跟邪恶的行业有什么关系？难道他的性格中没有一种高尚的职业？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职业。才能就是感召。有一个对他全面开放的方向。他具有一些才能，默默地吸引他到那里去做无限的发挥。他就像河里的一条船，除了一个方面外，他要抵抗各个方面来的阻力；只有在那一个方面，一切阻力都被清除了，所以他一帆风顺地驶过一段加深的航道，进入了一片茫茫的大海。这种才能和这种感召取决于他的组织，或者普遍的灵魂在他身上体现的形式。他倾向于做一些对他来说容易的事情，做了也能做好，而那正是别人都不能做的。他无与伦比。因为他越是真诚地向他的能力讨教，他的工作就表现得与他人的越不相同。他的抱负跟他的能力完全相称。尖塔的高度是由基础的宽度决定的。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能力的感召去做一些卓越不凡的事情。谁也不会有任何别的感召。自命他具有另一种感召，一种指名道姓的召唤、个人的选择和外在的“表示他超凡入圣的标志”，这纯属盲信，并且暴露了他的迟钝：看不出所有的个人都具有一个心灵，它不会厚此薄彼。
通过做自己的工作，他就让人们感受到了他能够提供的那种需要，他就创造出他赖以博得人们喜欢的那种情趣。通过做他自己的工作，他展现出了自己。我们的公开讲话没有放纵，那正是它的缺点。在有些地方，不仅每个演说家，而且每一个人，都应当做到舌无留言，都应当坦诚地表达他的含义何在。共同的经验是：人尽力使自己适合他所从事的那种工作或职业的惯常的细节，而且把它干得像狗吐唾液一样。于是他就成了他所驱动的那台机器的一个部分；人倒消失了。直到他能够设法不折不扣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才算发现了自己的职业。他必须在其中为自己的性格找到一个出口，这样他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证明自己的工作正确无误。如果那种劳动是吝啬的，就让他用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使它变大方吧。不论他知道什么、思索什么，不论在他看来，什么事值得一做，都让他表达出来，否则人们永远不会正确地了解他，尊敬他。一旦你拿出你所做的事情的鄙吝和拘谨，而不是把它变成你的性格和目的的顺从的通气孔，你就愚不可及。
我们只喜欢长期以来被人们交口称誉的那些行动，并不明白凡是人能做的事情都可以被做得非常神圣。我们认为伟大在某些部门或职责中，在某些岗位和场合中是一脉相传的，或形成了有机的组织，而看不到帕格尼尼能从一根羊肠线里抽出莫大的欢乐，奥伊伦施泰因从一只单簧口琴里，一个手巧的小伙子用剪刀从纸片里，兰西尔从猪身上，英雄从供他藏身的可怜的住处和与他为伍的凡夫俗子中，都带来了狂喜。我们所谓的微贱的状况或庸俗的社会，只不过是它们的诗篇尚未写出而已。然而不久以后，你一定会使它们被人刮目相看，并闻名遐迩。在我们评价时，先让我们从帝王那儿吸取一种教训吧。殷勤的作用，家室的关系，死亡的难忘印象，以及其他千头万绪的事情，皇室都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而且一个高贵的心灵也会这么做的。在习以为常的事情上做出的一种新的评价——这就是升华。
一个人做什么，他就有什么。他得怎样对付希望或恐惧呢？他的力量就在他身上。让他不要把利益看成稳如磐石，然而，他天性中有的东西，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一定从他身上生长出来。财产也许像夏天的树叶一样来去匆匆；让他把它们当作他无限的生产力的短暂的象征，撒在空中，随风飘散吧。
他可以拥有他自己特有的东西，一个人的天才，使他不同于他人的品质，对一种影响的敏感，对适合于他的东西的选择，对不适合的东西的摒弃，为他决定了宇宙的特点。一个人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进步安排，一项选择原则，给他搜集与他相似的事物，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在四周纷纷扬扬、五花八门的事物中只选出他自己的东西。他就像安置在河岸边截获浮木的一个水栅，也像钢屑中间的天然磁石。那些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就藏在他的记忆中的事实、话语、人物，仍然保留着，因为它们跟他有一种关系，尽管未被理解，仍然一样真切。对他来说，它们是价值的象征，因为它们能解释他的意识的各个部分，尽管他在书籍和他人心灵的传统形象中，竭力要找出适当的词语来加以形容，但仍未如愿。什么有吸引力，我的注意力就一定会拥有什么，如同谁敲我的门，我就去迎接谁，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我门口经过，即便值得敬重，我都不去理会。这些具体事例对我讲的已经够了。几件轶事，性格、风度和面孔上的几个特点，几件小事，如果你用普通的标准来衡量，在你的记忆中的重要性跟它们表面的意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跟你的天赋有关。让它们拥有它们的重量，别摒弃它们，寻找文学中更常见的描写和事实吧。你的心认为伟大的东西必定伟大。灵魂的强调总是正确无误的。
在适合自己的天性和天才的一切事物之上，人还有他的最高权利。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提取属于他的精神财富的东西，然而不可拿别的东西，尽管所有的门都在敞开；而且人们的所有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他拿那么多。试图对有权了解情况的人保守秘密，实属徒劳。秘密会自行泄露出来。一位朋友能把我们带进去的那种情绪正就是他对我们的支配。对那种心态的思想他有一种权利。那种心态的一切秘密他都能强行获得。这是政治家们实际运用的一条规律。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恐怖，尽管使奥地利望而生畏，然而却不能统率她的外交。所以，拿破仑把德·纳博恩先生派往维也纳，他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之家，讲道德，懂礼仪，有名望。拿破仑说，给欧洲古老的贵族派去一些关系相同的人物绝对必要，其实这种关系构成了某种共济会纲领似的东西。德·纳博恩先生不出半月就窥透了帝国内阁的所有秘密。
讲讲话，被人理解，似乎是最容易不过的事。然而一个人或许会逐步发现被人理解却是最强的防卫、最强的束缚——谁接受了一种意见，谁就逐渐发现那是最为难的约束。
如果一位老师有什么想隐瞒的观点，他的学生完全会接受它的启迪，就像接受发表过的观点的启迪一样。如果你把水倒进一个扭曲成许多圆圈和棱角的容器里，你要是说，我要把水只倒进这里，或只倒进那里，那等于白说——水在哪里都要趋向水平状态。人们感到并接受了你的学说的影响，却无法表明他们怎样按这些影响办事的。如果叫我们看看曲线上的一段弧，一位高明的数学家就会发现整个图形。我们总是从已知推导未知。因此就有了在时代相距很远的智者之间维持的完美的信息交流。一个人把他的意旨一旦深藏在他的著作中，时间和思想类似的人就会把它发现。柏拉图有一种秘密的学说，对吧？可是他能把什么秘密瞒过培根的眼睛？瞒过蒙田的眼睛？瞒过康德的眼睛？因此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起他的作品：“它们问世了，也没有问世。”
没有人能了解他没有准备了解的东西，不管这种东西离他的眼睛有多近。一位化学家可以把他最宝贵的秘密告诉给一个木匠，而木匠决不会因此而变聪明一点——这样的秘密，就是给他一座庄园，他也不会对化学家讲的。上帝永远庇护我们免受尚未成熟的思想浸染。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因此连逼视我们的东西也看不见，除非到了思想成熟的时刻，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算看见了它们。而我们看不见它们的那种时刻便恍如梦境。
一个人看见所有的美和价值不在自然身上，而是在人身上。世界空空如也，所以感激这个专门镀金、善于弘扬的灵魂给了它一副豪华景象。“大地在她的怀抱里填满了壮丽，”这些并不是她自己的。潭碧谷、蒂沃利与罗马，不外乎是水土、岩石、天空。在千千万万的地方都有同样好的土和水，然而是多么朴质无华呀！
人们并没有因为有太阳、月亮、天边和树木而变得更加高明。因为没有观察到罗马画廊的管理人员或者画家的仆人们有什么高尚的思想，也没有注意到图书馆馆员就比别人聪明。在一个文雅高尚的人的举止中有的是优雅，可是它在一个乡巴佬的眼睛里全消失了。这就像那些星星，它们的光还未到达我们这里呢。
一个人可以看见他的制作。我们的梦是我们清醒时认知的继续。夜晚的梦幻跟白昼的视觉有一定的比例。噩梦是白天的罪恶的夸大。我们看见我们的痼疾体现在难看的面相上。在阿尔卑斯山上，旅行者有时候看见他自己的影子扩大成一个巨人，因此每做一个手势都显得十分可怕。“我的孩子们，”一位老人对在黑暗的门口被一个身影吓坏了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你永远看不见比你们自己还糟糕的东西。”如同在梦中一样，在差不多同样变幻多端的世事中，每个人都看见自己硕大无朋，却不知道那就是他自己。跟他看见的恶比较而言的善，跟他自己的恶比较而言的他自己的善，完全一样。头脑里每一种品质都在某个相识身上加以放大，心上的每种感情也是这样。他就像五点式植树，有五个点，中间一个，东西南北各一个；或者像一首开头字母、中间字母、结尾字母能构成一个词的离合诗。为什么不呢？他依恋一个人，躲避另一个人，全视与自己相似或相异而定，其实就等于在他的同伴身上寻找他自己，更进一步说，在他的职业、习惯、举止、食物、饮料中寻找他自己；他最终便由你对他的情况所持的每一种观点忠实地表现出来。
一个人可以读到他的作品。除了我们自己，我们能看见、获得什么呢？你已经观察过一个有心机的人阅读维吉尔。哎，那位作者对一千个人来说，就等于一千本不同的书。你双手捧着书，双眼仔细读；你永远发现不了我所发现的东西。如果哪一个机灵的读者要垄断他所获得的智慧或快乐，他的把握就像这本书似乎禁锢在帛琉人的语言中、现在被译成了英语一样。一本好书与一群好友情况大致相似。把一个卑鄙小人介绍到一群正人君子中间，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他们的同伙。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卫能力。那一群朋友绝对安全，因为他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尽管他置身于那个房间里。
永恒的精神法则调整着所有的人际关系，通过精确地衡量人们的拥有和禀性，与那些永恒的精神法则抗争会有什么作用呢？葛特鲁德倾心于盖伊，盖伊气宇多么轩昂，仪态多么高贵，举止多么典雅！跟他一起生活真不枉一生，付怎样的代价也不为过，天地运动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好，葛特鲁德拥有了盖伊，然而如果他的心志都在元老院里，在剧场里，在弹子房里，她没有能使她闲雅的夫君神往的志向和谈话，现在他气宇多么轩昂，仪态多么高贵，举止多么典雅，会有什么作用呢？
一个人必须有他自己的社交。除了天性，我们什么都不能爱。奇才异能、丰功伟绩，对我们都功效甚微；然而天性的接近或相似——它稳操胜券，怡然自得，真是美不胜收。人们来到我们这儿，有的秀色可餐，有的成就非凡，魅力和才气都值得称羡；他们竭尽全力为这种时刻、这种聚会增光添彩，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诚然，我们没有对他们交口称赞，真有些忘恩负义。等事情过后，一个灵犀相通的人，一个天性接近的兄弟或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显得那么轻松自如，亲密无间，仿佛那就是我们自己血管里的血，因此我们觉得有人走了，而不是有人来了。我们觉得轻松愉快，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心境。我们的日子充满了罪孽，我们总以为我们求友必须符合社交的习俗、衣着、教养和判断，真是愚蠢透顶。然而，只有我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相逢的灵魂才能做我的朋友，只有我们相互都不拒绝、在同一条黄纬下出生、在它自己的经验里重复着我的一切经验的灵魂，才能做我的朋友。学者忘记了自己，刻意模仿世故之人的习惯与装束，想博得美人一笑，并且对某个轻佻女郎紧追不舍，而她却没有受到宗教感情的陶冶，不知道高贵妇女的灵魂充满了宁静、深奥与美丽。让他伟大，爱自会接踵而来。社交应当只靠共鸣形成，有人择友却用别人的眼睛，忽视那种共鸣，却具有一种做法的糊涂、轻率，必然遭受最重的惩罚。
一个人可以评定自己的价值。有一句值得人人信服的箴言：人各有份。占据属于你的位置，采取属于你的态度，谁都不会表示异议。世界一定是公正的。它漠不关心地让每一个人去评定自己的价值。不管是英雄，还是孱头，在这种事情上它都不加干预。它当然愿意接受你衡量自己行为和禀性的标准，不管你鬼鬼祟祟、隐姓埋名，还是你看见自己的工作创造出凌霄汉、埒日月般的伟业。
同样的现实渗透在一切教导之中。人可以进行身教，而不可做别的。谁如果能传达自己的思想，谁就可以教人，但并不是言教。谁给谁教，谁受谁学。除非学生被带进你所处的同一种状况或原则里，就没有教学。先出现一种灌输，他就是你，你就是他，然后才有教学，哪怕机遇不好，人缘不合，他也不会丧失那种教益。然而你的见解往往从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出来。我们看到这样的通告：格兰德先生将于七月四日做一次演讲，汉德先生将要对技工协会发表演说，我们不去聆听，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位先生不会把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传达给听众。如果我们有理由满怀信心，我们就要经受种种不便和反对。病人是要用担架抬的。然而一次公开演讲却是一种胆大妄为，一种含糊其辞，一种辩白，一种钳口器，而不是一种交流，不是一种讲话，不是一个人。
一种类似的报应神主管着一切精神产物。我们必须知道：说出来的事情还未经证实。它必须自己加以证实形形色色的逻辑推理或赌咒发誓都不能给它提供证据。一句话由于被说了出来，因此也包含着对自己的辩白。
任何作品对大众心灵的影响都可以被它的思想深度精确地衡量出来。它汲取了多少水？如果它唤醒你进行思考，如果它用雄辩的强音举你升空，那么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就会宽广、徐缓、持久。如果那些篇什对你没有什么启迪，它们就会像现时的苍蝇一样死去。能讲出、写出永不过时的东西的诀窍就是讲得真诚，写得真诚。没有力量影响我自己的实践的论点恐怕也影响不了你们的实践。然而还是听取一下锡德尼的格言——“窥视你的心而后下笔。”谁在对自己写作，谁就对永恒的读者大众写作。只有你在设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时所得到的说法，才配公之于众。如果一个作家取材于自己的耳朵，而不是取材于自己的心，那他就应当知道他所失去的与表面上获得的一样多，等那本空洞的书搜齐了所有的赞誉并且有一半人说：“多么感人的诗歌！多么伟大的天才！”可是它仍然需要生火的燃料。只有有益的东西才会使人获益。只有生命才能赋予生命，虽然我们应当充分表现，然而只有我们使自己有价值才会受到重视。文学的声名没有运气可言。对每一本书作出最后裁决的不是它问世时的偏颇而喧闹的读者，而是一个不受贿赂、不讲情面、不怕恐吓的天使们组成的法庭，一个读者大众，来决定每个人成名的资格。只有具备经久不衰的价值的书才能流传下来。烫金的书边，精制羔皮纸，摩洛哥皮，给各个图书馆的赠送本，都不会使一本书的流通超越它固有的日期。它必须跟华尔普尔的“显贵作家们”一道自行消亡。布莱克默、科策布或波洛克可以持续一夜，然而摩西和荷马却永垂不朽。世界上在任何一个时代读懂柏拉图的人都不会超过十余人——从来都没有足以印他的一版著作的资力。然而这些著作及时地代代流传下来，仅仅是为了少数人，仿佛上帝亲手送来似的。本特利说：“写书的不是别人，就是书自己。”一切著作是否能经久不衰，那不是人们的好恶所能左右的，而是由它们自身的比重，或者它们的内容对永恒的人心所表现的内在的重要性来决定的。“别对你雕像上的光过于劳神，”米开朗琪罗对年轻的雕刻家说，“公共广场上的光会检验它的价值。”
同样，每一个行动的影响可以由引出它的感情的深度来衡量。伟大的人物并不知道他的伟大。那种事实出现需要过一二百年。他之所以做了他所做的事，因为他非做不可；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也是时势造成的。然而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举手、吃饭，俨然都成了大事，关联全局，还被叫做一种制度。
以下是几例自然天才的演示，它们表明了潮流的方向。然而潮流就是血液，滴滴都有生命。真理没有单独的胜利；万物都是它的器官——不仅尘埃和岩石如此，而且谬误和谎言亦然。医生们说，疾病的法则跟健康的法则一样美。我们的哲学是肯定的，也乐意接受否定的事实的证言，就像每个黑影都指向太阳一样。由于一种神圣的必然，自然界的每一种事实都被迫提出自己的证言。
人的性格永远在表露自己。烟云过眼似的行动和语言，做一件事的单纯姿态，内心的目的，莫不表现出性格来。如果你有所行动，你就显示出了性格；如果你静坐，如果你睡眠，你也把它显示了出来。你认为，因为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你一言未发，对于时代，对于教会，对于蓄奴制，对于婚姻，对于社会主义，对于秘密社团，对于学府，对于党派，对于个人，你都不置一词，所以人们仍然充满好奇，把你的意见当作一种保留的智慧来期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的沉默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你没有什么神谕好讲，而你的同事已经得知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神谕说出来了：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
自然界对种种掩饰的力量严加限制。真理主宰着身体上各个不情愿的器官，据说面孔决不撒谎。谁若愿意洞察表情的变化，谁就不会受骗上当。一个人以求实的精神讲真话时，他的眼光就像天空那样明澈。如果他居心不良，口出谎言，目光就显得浑浊，有时会出现斜视现象。
我听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说，他从来都不害怕一个心底里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应当接受裁决的律师对陪审团的影响。如果他不相信，他的不信就会流露给陪审团，尽管他竭力抗辩，他的不信仍然会变成他们的不信。这正是一件艺术品所遵循的法则：一件艺术品，不管是什么种类，把我们置于艺术家创造它时所处的同一种心态中。我们不相信的东西，我们就说不充分，尽管我们可以把那些话重复再三。这也是斯维登堡所表达的那种信念，他描述灵界里的一批人枉费心机地要明确表达他们不相信的主张，然而，他们就是无法表达清楚，尽管他们磨破了嘴皮，动起了肝火。
一个人有怎样的价值，人们就怎样看待他。一心想知道他人如何评价我们，这种好奇非常无聊，总是担心自己仍然默默无闻，这种恐惧也是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能做任何事情——而且他比别人做得都好——他就有了别人承认这一事实的保证。世界上充满了最后的审判日，一个人在他所进入的每一种集会里，在他所尝试的每一种行动中，都要受到测试，打上标记。在每个院子里、每个广场上吆喝奔跑的每一群孩子中，新来的一个在几天之内就要被准确衡量，盖上他的合适号码，仿佛他经受了一次对他的力气、速度和脾气的正式考验似的。一个新生从远处的学校里来，穿着比较讲究，口袋里装着小玩意儿，显得神气十足，自命不凡。一个原来的孩子心里说：“这没有用，明天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底细。”“他干过些什么？”这就是那个使人们伤透脑筋并戳穿每种虚名的神圣问题。一个花花公子可以坐在世界的任何一把椅子上，短时期内他跟荷马、华盛顿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对于人们各自的才干完全不必怀疑。自负尽可以一动不动地坐着，但就是行动不了。自负从来也假装不出一次真正的伟大行动。自负从来没有写出一部《伊利昂纪》，也没有赶走薛西斯，也没有使世界信仰基督教，也没有废除奴隶制。
有多少德，就会显露出多少；有多少善，就会博得多少敬意。一切魔鬼都崇敬德行。高尚、慷慨、献身的派别永远会指引、统率人类。真诚的话决不会化为乌有。高尚一落地，想不到就有一颗心来迎接它。一个人有怎样的价值，人们就怎样看待他。他的本质都用光辉的字母镌刻在他的面孔上、他的体形上、他的遭遇上。隐瞒对他不起作用；吹嘘对他毫无效果。在我们的眼睛的顾盼中，在我们的笑容中，在致敬中，在握手中，就有坦白。一个人的罪孽玷污了他，损坏了对他的良好印象。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不信任他，反正他们就是不信任他。他的恶行使他的目光呆滞，在他的面颊上刻下了难看的皱纹，掐他的鼻子，在后脑勺打下了兽性的烙印，在国王的前额上写着：傻瓜啊！傻瓜！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可以坐在一片沙漠的沙堆中间干蠢事，然而一粒粒沙子似乎都会看得分明。他可以离群索居，然而他无法隐瞒自己愚蠢的意图。一张沮丧的面孔，一种猪似的表情，卑鄙自私的行为，对应有的知识的缺乏——凡此种种，都泄露秘密，难道一个厨子，一个奇芬奇，一个阿埃基摩，被错当成芝诺或保罗？孔子叹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另一方面，英雄并不害怕：如果他不把一次正义和勇敢的行动大肆宣扬，它就无人知晓，无人喜爱。人们是知道这一行动的——也知道他本人因为这一行动保证让人们享受幸福的和平，胸怀高尚的目标，所以最终会证明：与叙述事情的经过相比，这是一种更好的公告。德行就是在行动中坚持事物的性质，事物的性质又使德行广为流传。德行就是不断地用“是”替代“似”，上帝也被十分得体地描写成在说：“我是。”
这些观点所传达的教训就是“是”（be），而不是“似”（seem）。让我们表示默许吧。让我们从神圣巡回的道路上拿走我们膨胀了的乌有吧。让我们忘却我们的处世格言吧。让我们顺从上帝的支配，懂得只有真理才能造就富裕和伟大。
如果你去访友，为什么还要因为未曾造访而道歉，还要浪费他的时间，损害你的行为呢？这就去拜访他好了。让他感到至高无上的爱前来看他，你身上就有爱的最低微的器官。或者你为什么还要暗暗责备自己说什么在此之前未曾帮助他，未曾送礼，未曾问候，从而折磨自己也折磨朋友呢？就做一件礼物和一句祝福吧。发出真正的光，而不是从礼品上借来的反射光。庸人权当人来看吧：他们鞠躬行礼，用啰里啰唆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专做表面文章，因为就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我们充满了这些对感官的迷信，对数量的崇拜。我们说诗人不活跃，因为他不是总统、不是商人、不是脚夫。我们敬仰一种制度，而看不到它就是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一种思想基础之上。然而真正的行动存在于寂静的时刻。我们生活中值得纪念的日子并不存在于我们选择职业、我们结婚、我们就职之类的看得见的事实里，而是存在于我们散步时在路边产生的一种默想里；存在于修正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并且说“你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这样更好”的一种思想里。我们的余年就像奴仆一样，服侍着这种思想，而且根据它们的能力，贯彻它的意志。这种修正是一种恒定的力量，它作为一种倾向贯穿我们的一生。人的目的，这些时刻的目标，就是使日光射穿他，让规律不受阻碍地穿透他的全身，这样你的眼光无论落到他所作所为的哪一点上，它都要如实报告他的性格，不管是他的饭食、他的住宅、他的宗教仪式、他的社交、他的欢乐、他的选举，还是他的反抗。现在他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所以光线穿不过去了，没有透光之孔。然而观察者的眼光感到迷惑，因为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倾向和一种尚未一致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应当以我们的虚伪的谦逊特意贬损我们真正的人格和分配给我们的那种存在形式呢？好人是知足的。我爱戴伊巴密浓达，然而我并不想当伊巴密浓达。我认为热爱当代的世界比热爱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更合适。如果我说得不错，你要是说：“他有过行动，而你却坐着不动。”这话决不会使我惶恐不安。我认为有必要时，行动是好的，而坐着不动也不错。伊巴密浓达如果就是我所认为的那种人，他就会怡然自得地坐着不动，假如他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的话。苍天无垠，为各式各样的爱和韧提供了空间。为什么我们要爱管闲事，自作多情呢？对真来说，行动与不行动没有任何区别。从树上砍一块木头做风标，砍另一块做桥梁的枕木，木头的功效在两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想玷辱灵魂。我在这里这一事实当然向我表示灵魂在这儿需要一个器官。难道我就不该担当此任？难道我就无缘无故地赔礼道歉，扭扭捏捏，躲躲闪闪，认为我在这儿是不适当的？难道就没有伊巴密浓达或荷马在那里适当？难道就认为灵魂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况且，如果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推论，我也就不会有所不满了。善良的灵魂哺育我，每天都为我打开力量和欢乐的新仓库。我不能不识好歹，拒绝那无限的善意，因为我听说它已经另换形式光顾过他人了。
况且，我们为什么应当被“行动”的名义吓倒呢？那是感官玩弄的把戏——如此而已。我们知道每个行动的始祖就是一种思想。贫困的心灵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有了一种外在的标志——某种印度人的饮食，或者贵格会的服装，或者加尔文派的祈祷会，或者慈善团体，或者一大笔捐赠，或者高级职务，要不，无论如何也是某种放肆的对比行动，证实它总是有点儿来头。富有的心灵躺在阳光下睡大觉，它就是大自然。思想就是行动。
如果我们必须要有伟大的行动，先让我们使我们自己的行动伟大起来。一切行动都具有一种无限的灵活性，最渺小的行动也允许充满天上的空气，直到它使日月黯然无光。让我们以忠诚来寻找一种安宁吧。让我重视自己的职责吧。我还没有向自己的恩人证明自己有理，为什么我要去游览希腊和意大利历史上的景象和哲学呢？我还没有写自己的回信，我怎敢解释华盛顿的战役呢？难道那不就是正当地反对我们的很多阅读吗？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的邻居就等于胆怯地放弃了我们的工作。那是一种窥视。拜伦是这样说到杰克·邦廷的——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就赌咒发誓。”
我不妨用这样的话形容我们对书籍的荒谬使用——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就读起书来。我想不出消磨时光的办法，便找出那本《布兰特传》，它是对布兰特，或者对斯凯勒将军，或者对华盛顿将军的过分恭维。我的时间应当像他们的一样美好——我的事实，我的关系网，也应当像他们的一样好，或者像其中任何一个的一样好。还是让我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这样一来，别的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如果愿意，就可能把我的机体与这些人的加以比较，并发现它与其中的佼佼者完全相同。
对保罗和伯里克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对我们自己的可能性估计过低，是由于忽略性质相同的事实造成的。波拿巴只知道一种功绩，便用同一种方式奖赏优秀的战士，优秀的天文学家，优秀的诗人，优秀的演员。诗人用的是恺撒、帖木儿、邦杜加、贝利萨留的名义；画家用的是圣母马利亚、保罗、彼得的传统故事。因此他就不敬重这些次要人物的天性，不敬重这些普通英雄们的天性。如果诗人写一部真正的戏剧，那他就是恺撒，而不是恺撒的扮演者；那么，同样一种思想，同样一种纯洁的感情，同样灵敏的智慧，同样迅疾、昂扬、放肆的动作，同样伟大、自信、无畏的心，就能把世界上被视为坚固、宝贵的一切——宫殿、花园、金钱、舰队、王国——统统举到它的爱与希望的波涛上，用它对人们的这些浮华所表现的轻蔑来标志它自己无与伦比的价值——凡此种种都是他的，借助于它们的力量，他唤醒了世界各国。让一个人信仰上帝吧，别信仰名义、地方和人物。伟大的灵魂化为一个女身，穷困、忧伤、孑然一身，转生成某个朵丽或者琼，让它出去当用人、扫房子、擦地板吧，可是它的灿烂的光辉是掩盖不了的，至高无上的优美的行动，人生的顶峰和光辉，就会立即出现，去清扫，去擦洗，于是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拖把和扫帚，最后，看哪！突然之间，伟大的灵魂把自己奉祀在某种别的形体里，做出了某种别的功绩，它现在就是一切活的大自然的精华和灵长。
我们是光度计，我们是计量微量元素积累的灵敏的金叶和锡箔。真正的火的真实效力我们是通过它的千千万万的伪装知道的。
超灵
然而，那些灵魂具有上帝自己宝贵生命的特征，
他爱它们如同爱自己，他对它们无比珍视，
仿佛它们就是自己的眼睛，永远也不会加以断送，
如果那些灵魂一定要死，上帝自己也难免一死，
但是他们活着，他们活在天国极乐的永恒之中。
亨利·莫尔
空间茫茫，有东也有西，
二者却不能并肩游历，
二者在空间结不成旅伴，
看远处那能干的鸟儿杜鹃，
把每一只蛋都往窝外挤，
对别的死活不顾，自己的要严加保护；
一个符咒把草地石块都镇住，
黑夜和白天也跟着倒霉，
每一种品质和精髓
如火如荼，充满了一种威力，
要把自己的意志加给时刻与世纪。
人生的每时每刻在它们的影响和后果方面各不相同。我们的信念突发于瞬间，我们的邪恶却习与性成。然而在这些短暂的瞬间里有一种深度，它迫使我们认为瞬间形成的真实比其他一切经历形成的真实还要多。正因为如此，随时出来迫使那些对人类抱有奢望的人保持沉默，即诉诸经验的论调，是永远软弱无力、徒劳无功的。我们把过去交给反对者，而我们却怀着希望。反对者必须对这种希望做出解释。我们承认人生是渺小的，然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渺小的呢？我们的这种不安，这种古老的不满，有什么根据呢？除了灵魂赖以提出巨大要求的巧妙影射外，那种普遍的匮乏和无知感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人们感到人的自然史一写出来，他总要把你对他的评说置于脑后，历史就变得陈旧不堪，玄学书籍也显得毫无价值？六千年的哲学还没有摸清灵魂的旮旮旯旯。在它的实验中，归根结底，总有一种它无法分解的残留物质。人是一股源头不明的溪流。我们的存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降临到我们身上。神机妙算之士也预见不到某种难以预测的东西随即可能继续前进。我每时每刻都被迫承认事件有一种比我称之为我的意志还要高的起源。
对事件如此，对思想亦然。我凝视着那条奔腾的河流，它从我看不见的地域出来，一会儿就把它的一股股流水注入我的心中，这时我看见我是一个仰人鼻息的人，不是一个起因，而是一个对这种缥缈的流水感到惊讶的观望者。我满怀热望，翘首瞻仰，摆出一副欢迎的架势，然而那些景象却从某个相反的力量那儿出现。
古往今来，对错误的最高批评家，对必然出现的事物的唯一预言家，就是那大自然，我们在其中休息，就像大地躺在大气柔软的怀抱里一样；就是那“统一”，那“超灵”，每个人独特的存在包含在其中，并且跟别人的化为一体；就是那共同的心，一切诚挚的交谈就是对它的膜拜，一些正当的反应就是对它的服从；就是那压倒一切的现实，它驳倒我们的谋略才干，迫使每个人表露真情，迫使每个人用他的性格而不是用他的舌头说话，它始终倾向于进入我们的思想和手，变成智慧、德行、能力和美。我们连续地生活，分散地生活，部分地生活，点点滴滴地生活。同时，人身上却有着整体的灵魂，有着明智的沉默，有着普遍的美，每一点每一滴都跟它保持着平等的关系，有着永恒的“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深沉的力量由于它的至福我们大家都能享受，所以不仅每时每刻自足而完美，而且观察的行为和观察到的事物、观察者和景象、主体与客体，都合二为一。我们一点一点地看世界，如看见太阳、月亮、动物、树木；然而，这一切都是整体中触目的部分，整体却是灵魂。只有依赖那种“智慧”的眼光，千秋万代的占星术才能读懂，只有求助于我们更高超的思想，只有屈从于每个人内心固有的预言精神，我们才能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每个人的话，由于他是按照那一种生活讲出来的，所以那些思想基点不同的人听起来就空洞无益。我不敢替它辩解。我的话没有它的庄严意义，我的话说出来简短而冷淡。只有它本身才能激发它愿意激发的人，看啊！他们的言词一定会像刮起的风一样悦耳动听，响彻千家万户。然而如果我不可以用神圣的言词，我甚至想以渎神的言词指出这尊神的天堂，报告我从“最高法则”超绝的单纯和力量中搜集到了些什么暗示。
在会话中，在幻想中，在悔恨中，在激情澎湃中，在惊讶中，在梦的指示中，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穿着伪装——仅仅是放大、加强一种真实的因素并迫使我们给予它明确注意的古怪离奇的伪装，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将会捕捉到很多暗示，它们将会扩大、明朗为对天性的秘密的认识。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人的灵魂不是一种器官，而是在激励、锻炼所有的器官；不是一种像记忆力、计算能力、比较能力那样的功能，而是把这些当做手脚来使用；不是一种官能，而是一种光明；不是智能或意志，而是智能和意志的主宰，是我们存在的背景，智能和意志就在其中——一种不被占有而且不能被占有的无限。从里面，或从后面，一线光明射穿我们，照到事物上面，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什么都不是，而那光明则是一切。一个人是一座寺庙的外观，一切智慧和一切善都住在里面。我们通常称为人的东西，也就是那吃吃喝喝、栽培、计算的人，并不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代表他自己，而是在错误地代表着他自己。我们尊敬的并不是他，而是灵魂，他只不过是灵魂的器官。如果他让灵魂通过他的行为显露出来，灵魂就会让我们下跪。当灵魂通过他的智能呼吸时，那就是天才；当灵魂通过他的意志呼吸时，那就是美德；当灵魂通过他的感情流动时，那就是爱。当智能要成为自己的什么时，它的盲目就开始了。当个人要成为自己的什么时，意志的软弱就开始了。在某一种细节上，一切改革的目标就是让灵魂穿过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保证我们服从。
关于这种纯洁的天性，每个人有时候是可以觉察的。语言无法以他的色彩描绘它。它太微妙了。它难以确定，无法测量，然而我们知道它渗透我们全身，包容着我们。我们知道所有的精神存在都在人身上。古语说得好：“上帝不敲钟就来看我们。”那就是说，我们的头和无垠的天之间没有屏幕，没有顶篷，同样，在灵魂那里没有栅栏，没有墙壁，在灵魂那里，人这个果停止了，上帝这个因开始了。墙就被拆除了。我们躺着，身体的一侧向着灵性的大海，向着上帝的属性。正义我们看到并且了解，爱、自由、权力也是这样。这些天理没有人能够超越，它们却凌驾于我们之上，每当我们的利害引诱我们去伤害它们时，这种情况就最为突出。
我们阐述的这种天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由于它独立于在各个方面约束我们的局限而闻名。灵魂制约着万物。我已经说过，它同一切经验有矛盾。同样，它也废除了时间与空间。在大多数人中间，感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头脑，因此时空的墙开始显得实在而不可逾越；带着这些局限的轻率说话，终归是一种精神失常的征兆。然而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灵魂力量的反测。精神玩弄着时间——
能够把永恒挤进一小时，
或者把一小时延展为永恒。
我们往往身不由己地感觉到：除了从我们自然出生的那一年计算的年龄，还有另外一种青春和老年。某些思想总让我们年轻，并使我们青春永驻。那种思想就是对普遍和永恒的美的热爱。每个人放弃那种观照时，总觉得它与其属于人生，不如说属于各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智能的最微小的活动把我们从时间的限制中解救了出来。在疾病中，在郁闷中，如果给我们一首诗，或一个深沉的语句，我们便精神焕发；或者给一卷柏拉图或莎士比亚的著作，或者使我们想起他们的名字，我们便顿时产生了一种长生不老的感觉。看看这种深刻神圣的思想怎样把百千万年缩短，使它自己永世长存。难道基督的教义现在不像他当初开口传道时那么灵验？在我们的思想里，事与人的重要性与时间毫无关系。所以，灵魂的尺度永远是一个，感觉和理解的尺度则是另一个。在灵魂显露以前，时间、空间和自然都退缩开了。在日常谈话中，我们把万物都归咎于时间，就像我们习惯把相距极远的星星归入一个凹面天体一样。于是我们说世界末日远还是近，说千禧年临近了，说某些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改革日子即将到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在事物的性质上，我们所观照的一个事实是外在的、短暂的，而另外一个事实则是永恒的，与灵魂同时开始存在的。我们现在认为固定的事物就像成熟了的水果，必定一个个要从我们的经验上脱落。没有人知道风从何处来，就把它们刮掉了。风景、人物、波士顿、伦敦，都像过去的体制，或者像一缕烟雾一样，是短暂的事实，社会如此，世界亦然。灵魂坚定地向前看，在她前面创造一个世界，在她身后留下了许多世界。她没有日期，没有仪式，没有容貌，没有特点，没有人。灵魂只认识灵魂。事件的网就是她穿的飘动的长袍。
灵魂的前进速度是遵照它自己的法则，而不是用算术来计算的。灵魂的进步不是由那种能够以直线运动为代表的循序渐进形成的；而是由那种能够以变态为代表的状态升华造成的——由卵到蛹，再由蛹到蝇。天才的成长具有某种完整的特征，它并不让选中的个人先超过约翰，再超过亚当，再超过理查，使每个人自惭形秽，痛苦不堪，而是通过一阵阵生长的剧痛，人在他工作的地方扩张，随着一次次脉动超越人们的各个阶级、群体。随着每一次神圣的冲动，心灵撕破可见与有限事物的薄皮，出来走进永恒，便呼吸起它的空气来。它跟世界上人们常说的真理交谈，逐渐意识到对芝诺和阿里安有一种比对安居家中的人们还要深切的同情。
这就是道德法则和精神增进的法则。仿佛通过特定的轻率，单纯的人们不是升入某一个德行，而是升入所有德行的领域。他们便置身于包含所有德行的精神里。灵魂需要纯洁，但纯洁并不是灵魂；灵魂需要正义，但正义也不是灵魂；灵魂需要慈善，但它是某种更好的东西；这样，当我们暂时不谈道德天性，而去促进它所责令的一种德行时，就有一种低就的感觉。对于出身高贵的孩子来说，一切美德都是天生的，不是辛辛苦苦学来的。向人的心说话，人立刻就变成有德行的人。
智能生长的幼芽也在同一种情操里，它也服从同一个法则。那些能谦恭待人、能伸张正义、能爱、有抱负的人已经站在一个俯视科学与艺术、演说和诗歌、行为和风度的高台上。因为谁享受到这种道德的至福，谁就已经预见到人们高度珍视的那些特殊能力。情郎没有才能，没有本领，在他钟爱的女郎眼里，那都算不了什么，不管她相关的才能是多么少；而把自己委托给最高精神的心，发现自己与它的一切功绩有关，并且愿意走一条康庄大道去获取某些知识和能力。在回溯这种基本而原始的感情时，我们已经从我们边远的驻地回来，立即进入世界的中心，在那里，就像在上帝的私室里一样，我们看见了种种起因，预见到宇宙，那只不过是一种缓慢的结果。
神圣教导的一种方式就是赋予精神一种像我自己这样的形体——多种形体。我在社会里生活，一起的人符合我内心的思想，或者对我生活所遵循的伟大本能表现出某种服从。我看到他们获得了那种精神。我得到证明存在着一种共性，而这些另外的灵魂，这些分离的自我，吸引着我，这是别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激起了我们称之为激情的种种新鲜的感情：爱、恨、恐惧、仰慕、怜悯；由此便产生了会话、竞争、规劝、城市和战争。人是灵魂的这种基本教导的补充。年轻时我们对人们着了迷。童年和青年在人们身上看见了整个世界。然而人的更广阔的经验发现同一个天性贯穿于所有的人。人们本身要我们熟悉非人的东西。在两个人之间的一切会话中，两人心照不宣地涉及一种共性，就像涉及第三者一样。那个第三者，或者共性，是不交际的，它是非人的，它就是上帝。在认真的分组辩论中情况也是这样，尤其在辩论高深的问题时，在座的人们逐渐意识到那种思想在所有的胸怀里上升到相同的高度，所有的人跟说话人一样在所说出的话里都占有一份精神财富。他们大家都变得比原先聪明。这种统一的思想，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一座庙宇似的穹隆，在那里每一颗心都带着更高尚的权利感和责任感在跳动，带着一种非凡的庄严在思索，在行动。人人都意识到要达到一种更高的自制。它为大家而发光。有一种人类的智慧是最伟大的人同最低贱的人所共有的，那是我们的普通教育往往费尽心机去压制和阻碍的东西。心灵是一个，而最优秀的心灵为真理而爱真理，不大考虑真理当中的财富。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到处接受真理，不在上面贴任何人的标签，盖任何人的印章，因为它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属于他们了。渊博、勤奋的思想家并不垄断智慧。他们强烈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不能真正思考。我们认为有些人并不太敏锐，也不太深沉，说起话来不费周折，却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东西。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事情任何谈话都要说起，灵魂在前一种情况下的活动更为经常。它俯视着每一个社会，人们无意识地在彼此身上寻找着它。我们的认识比实践要强。我们并没有掌握我们自己，我们同时却知道我们要高明得多。我感到在我跟邻居的琐碎谈话中，同一个真理经常出现，我们每个身上的某种更高超的东西在俯视着这场插曲，在我们每人的身后，天神在向天神点头。
人们都是屈尊相见。他们给世界提供惯常而卑微的服务，因此抛弃了自己固有的高贵，这样，他们就像那些阿拉伯酋长，住在陋室里装出一副穷酸相，好逃避帕夏的强取豪夺，却在戒备森严的内部隐居处炫耀他们的财富。
灵魂显现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样也存在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它在幼儿身上已经成熟。我和自己的孩子打交道时，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我的成就和我的金钱对我毫无用处；然而我所具有的灵魂却大有裨益。如果我任性，他就发动他的意志逐一反对我的意志，并且任我堕落到凭自己力气大打出手的程度。然而，如果我放弃了我的意志，替灵魂行动，把灵魂定为我们俩之间的裁判，那么，同一个灵魂就会从他年轻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他就与我同敬同爱。
灵魂发现真理并揭示真理。我们看见了真理也就认识了真理，让怀疑论者和冷嘲热讽的人信口开河去吧。如果你对蠢人说了他们不愿听的话，他们就要问你：“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理，不是你自己的一个谬误？”我们从观点上看到了真理，也就认识了真理，就像我们醒着时，我们知道我们在醒着一样。埃曼努尔·斯维登堡有一句名言，一语道破了人的知觉的伟大：“能够证实一个人喜闻乐见的任何事物，并不是一个人的理解力的证据；然而能够辨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这才是知性的标志和特点。”在我所读的书里，好思想把整个灵魂的形象归还给我，就像每一个真理会做的那样。对于我在书中发现的坏思想，同一个灵魂则变成了一柄洞察秋毫、斩断一切的利剑，把它一剑砍掉。我们比我们所知道的聪明。如果我们不愿意干预我们的思想，而愿意完全彻底地行动，或者愿意看看事物怎样存在于上帝身上，我们就知道了那件事，也知道了每件事、每个人。因为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就站在我们身后，把他令人敬畏的全知通过我们投射到事物上。
然而，除了在个人经验的某些进程中认识它自己，灵魂还揭示真理。在这里，我们应当设法凭借灵魂的在场加强我们自己，并且设法用那种降临的一种更高贵的语气说话。因为灵魂传达真理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事件，由于它不是从自己身上给一点东西，而是给它本身，或者进入、或变成它所启迪的那个人；或者根据那人所接受的真理，把他带到它自己那儿去。
我们用“启示”这个词来辨别灵魂的宣告，即它对自己个性的显示。这些总是由崇高的感情伴随着。因为这种交流就是神圣的心灵流进我们的心灵。它是个人的涓涓细流在汹涌澎湃的人生大海前表现的一种退落。对这一中心指令的每一个明确的理解都在人们心里激起敬畏和喜悦。对于接受新的真理，对于一次伟大行动的表现，所有的人都会感到一阵激动，它是从天性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在这些交流中，观照能力并没有与行为意志分开，不过洞见来自服从，服从却来自一种快乐的知觉。个人感到受灵魂侵袭的每个时刻都是难以忘怀的。由于我们性情上的需要，个人一意识到那种神圣的存在，某种热情就随之而来。这种热情的特性和持久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不同，从一种迷狂、出神和预言的灵感——这是它较为罕见的显露——到美好的感情最微弱的闪光，它用的这种形式，就像我们家里的火一样，温暖着人们所有的亲朋好友，使社交成为可能。某种发狂的倾向总是伴随着人的宗教意识的开始，仿佛人们被“过强的光照懵了”似的。苏格拉底的出神、普罗提诺的“融合”、波菲利的梦幻、保罗的皈依、伯麦的曙光、乔治·福克斯和他的贵格教徒的震颤、斯维登堡的启发，都属此类。这些杰出人物所表现出的陶醉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枚举，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触目罢了。无论在任何地方，宗教史都暴露出一种热情的倾向。摩拉维亚教派和寂静教派的销魂，新耶路撒冷教会语言中对《圣经》的内涵的揭示，加尔文教会的“复兴”，卫斯理派的“经验”，都是个别灵魂与普遍灵魂交融时所带的不同形式的敬畏与喜悦的震颤。
这些启示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都在感知绝对法则。它们在解决灵魂自己的问题。它们不回答理解力提出的问题。灵魂回答问题用的不是言语，而是被询问的事物本身。
启示就是灵魂的显露。对启示的流行看法则是：它是一种算命方式。在灵魂过去的谶语中，理智想找到针对感官问题的答案，并答应根据上帝的口气讲人能存在多久，他们的双手要做些什么，谁将是他们的伙伴，附带说明姓名、日期和地点。然而我们切不可干撬门扭锁的勾当。我们必须制止这种低劣的好奇心理。一种用言语表示的回答是靠不住的，其实它并不是对你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别要求对你已经起航去游历的国家加以描述。那种描述并没有向你描述什么，而明天你就会到达那里，一旦住在那里，你就会了解那里的情况。人们提出的问题涉及灵魂的不朽、天国的职业、罪人的情况，等等。他们甚至梦想着耶稣已经留下了这些问题的准确答案。那种崇高的精神绝对不用他们的方言讲话。永恒不变的观念基本上是与真理、正义、爱这些灵魂的属性相关的。耶稣由于在这些道德感情里生活，对感官命运漠不关心，注意的仅仅是这些属性的表现形式，因此从来不把持久的观念和这些属性的本质分开，对灵魂的持久性不置一词。于是，就留待他的门徒把永久性同这些道德因素割裂开来，把灵魂的不朽当成一个教条来教，并用证据来维持它。一旦把不朽这种教条分开讲授，人就已经堕落了。在爱的奔流中，在对谦恭的仰慕中，没有持续的问题。富有灵感的人从来都不问这个问题，也不至于堕落到求助这些证据。因为灵魂是忠于自己的，充溢着灵魂的人不会离开无限的现在误入一种有限的未来。
我们渴望问的关于未来的这些问题就是一种对罪孽的表白，上帝无法回答它们。言词的答案无法回答事物的问题，答案不在一种专横的“上帝的旨意”里，而在人的天性里，所以一层面纱掩盖了明天的事实；因为灵魂除了愿意让我们阅读因果的密码，别的任何密码都不让读。借助于这层掩盖事实的面纱，它引导人们的子子孙孙生活在今天。得到这些感官问题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摒弃一些低劣的好奇心，通过接受把我们漂浮进天性秘密中的存在的潮流，工作生活，工作生活，于是出其不意地，一往直前的灵魂已经为它自己建造好一种新状况，问题和答案也就合二为一了。
借助于那同一种熊熊燃烧着直到把万物融入汹涌澎湃的光明的海洋里的祭火和天火，我们彼此见面认识，并了解每个人的精神面貌。谁能说他根据什么了解他的朋友圈子里的几个人的性格特征？没有人能。然而他们的行为和语言没有使他失望。对于那个人，尽管他知道挺不错，却决不信任。而另一个人，虽然他们很少谋面，却有可靠的迹象相通，表明他也许就像一个对他自己的性格感兴趣的人那样可堪信任。我们彼此了如指掌——我们当中哪一个对自己公正，而我们所教、所见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渴望，抑或也是我们真诚的努力。
我们都是精神的识别者。那种判断高高地寓于我们的生命或无意识的能力中。社会交流——它的贸易，它的宗教，它的友谊，它的争执——是对性格的一种广泛、深入的调查。在正式法庭上，在小型委员会上，或者在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的场合，人们站出来接受审判。他们违心地暴露出从中可以看出性格的那些决定性的琐事。然而谁来审判呢？审判什么呢？不是我们的理智。我们不是通过学习和技艺了解他们。不，智者的智慧正在于他不审判他们，他让他们自己审判自己。他仅仅宣读一下他们自己的裁决并记录在案。
凭借这种不可避免的天性，个人意志将被征服，并且不顾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缺陷，你的天才将会从你的心里讲话，我的则从我的心里讲话。我们将要教导我们的本质，不是自愿的，而是不自愿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头脑，用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任其开放的渠道，思想离开我们的头脑，走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自愿敞开的路子。性格在我们的头上教导。真正进步的可靠标志就在人使用的语气中发现。他的年龄、他的教养、交游、书籍、行为、才干、甚至这一切的总和，也不能阻止他尊敬一个比他自己的还要高尚的精神。如果他没有在上帝那里找到他的家，他的举止、他的言谈形式、他的措词的特点，还有，他所有见解的整体构架，将会不自觉地招供出来，他愿意怎么干，就让他拼命干到底吧。如果他已经找到了他的中心，上帝的光芒就会穿过他，穿过一切无知的伪装，穿过讨厌的脾气的伪装，穿过不利的环境的伪装。寻求的语调是一种，拥有的语调则是另一种。
宗教导师或文学导师之间——赫伯特这样的诗人和蒲柏这样的诗人之间，斯宾诺莎、康德、柯勒律治这样的哲学家和洛克、佩利、麦金托什、斯图尔特这样的哲学家之间，那些被认为能言善辩、阅历丰富的人和随处可见的一种能预言未来、被无穷的思想压得癫狂的神秘主义者之间——的巨大分野就是：一类从内部讲话，或依据经验讲话，是事实的参与者和占有者；另一类从外部讲话，他们仅仅是旁观者；或者也许根据第三者的证据对事实有所了解。从外部对我说教毫无用处。那样的事我自己也能够轻易办到。耶稣总是从内部说话的，用一种超越一切人的身份说话的。那里面就有奇迹。我事先就相信应当如此。所有的人翘首企足期待着那样一个导师的出现。然而，如果一个人不从面纱内讲话——在那里，词语跟它谈及的内容是一个——那就让他低声坦白去吧。
同一种全知流入智能，便造就了我们所谓的天才。世界上的很多智慧其实并不是智慧，最明达的一类人无疑不为文名所囿，而且也不是作家。在不计其数的学者和作者中间，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神圣的存在；我们觉察到的是一种技艺，而不是灵感；他们有一种光，却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就声称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才能是某种被夸大了的官能，某种发育过度的器官，因此，他们的力量就是一种疾病。在这些例证中，智能上的天赋所造成的并不是善的印象，而几乎是恶的印象，我们反而觉得一个人的才能是他在真理中前进的拦路虎。然而，天才是宗教性的。它更多地吸收了共同的心。它并不反常，而是跟其他的人大同小异。在所有伟大的诗人身上，有一种人性的智慧，比他们运用的任何才能都优越。作家、才子、党人、正人君子，并没有代替人。人性在荷马、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心中闪光。他们以真理为满足，他们不事雕饰。他们似乎对那些装点着低劣的流行作家的狂乱激情和暴烈色彩的人无动于衷。提供信息的灵魂通过他们的眼睛再次看见了它所创造的事物并给予保佑，他们允许这样的灵魂自由通行，因此他们就是诗人。灵魂比它的知识优越，比它的任何作品聪明。伟大的诗人使我们感到我们自己的财富，于是我们便不大想起他的作品。他跟我们的心灵的最好的交流就是教导我们蔑视他所做的一切。莎士比亚把我们带向那样一种高尚的智力活动，以致提示了一种财富使他自己的也相形见绌；于是我们感到他创作出的光辉著作，在别的时刻我们誉为自在天成的诗歌，对真正的天性的掌握并不比对一个过客投在岩上的影子更牢靠。在哈姆雷特和李尔身上表现自己的灵感也能天天、永远表现各种事物。如同话语从嘴巴里吐露出来一样，哈姆雷特和李尔都是从灵魂里表露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看重他们，仿佛我们没有那样一个灵魂似的？
这种活力除完全占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降临到个人的生活中去。它到谦卑、单纯的人这里来，谁愿意除去洋气、骄气，他就到谁这儿来，它是以洞见的身份来的，它是以宁静和庄严的身份来的。当我们看见它所托身的人时，我们便明白了各种程度的新的伟大。人从那种灵感回来，说话的语气也随之改变。他跟人们谈话并不管他们的看法。他是在审问他们。灵魂要求我们坦诚。虚荣的游客想引用贵族老爷、王子、伯爵夫人的话来点缀他的生活，因为他们对他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野心勃勃的平民百姓向你展示他们的汤匙、饰针、戒指，并把给他们的贺卡和贺词保留着。比较有教养的人在讲述他们的经历时，专门挑选那些令人愉快、富有诗意的事情——罗马之行呀，他们看见的天才人物呀，他们结识的卓越的朋友呀；更进一步，也许还会讲到他们昨天欣赏过的壮丽的风景、山中的风光、山中的遐想之类——就这样竭力给他们的生活添上一种浪漫色彩。然而升腾起来崇拜伟大的上帝的灵魂却是朴素真诚的；没有丝毫的玫瑰色，没有漂亮的朋友，没有骑士派头，没有冒险经历；不需要被人赞美；置身于现在的时刻里，置身于平凡岁月的认真的经历中——因为此时此刻和鸡零狗碎的事情对于思想已无孔不入，并且能够吸收那光明的海洋。
如果跟一个极为单纯的心灵交谈，文学看上去就像锤炼字句。最单纯的语言最值得写下来，然而它们又是如此便宜，又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在灵魂的无穷的财富中，那就像从地上捡起几粒石子，或者像给小瓶里装上一点点空气，而整个地球和整个大气层都是我们的。除了扔掉你的虚饰，与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言而有信，别的在那里都不够格，不能使你成为那圈子里的一员。
这样的一些灵魂对待你就像众神对待你一样，就像众神那样周游世界，接受你的机智、你的恩施，甚至你的德行，而不表示丝毫的赞赏之情——而是表明你的职责，因为他们把你的德行溶入他们自己的血液中，像他们自己一样高贵，甚至过分高贵，如同众神之父。他们坦白的友爱姿态对作家们用来彼此安慰、自我伤害的互相吹捧表现出多大的谴责！这些灵魂决不奉承。如果这些人去看克伦威尔、克里斯蒂娜女王、查理二世、詹姆士一世和土耳其大头领，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从他们自己的高度上讲，他们就是国王的同类，而且必须感受到天下会话中低声下气的语调。他们必定总是对王子们的天赐，因为他们面对着那些王子，就像一个国王面对一个国王，不回避，不退让，给一种高尚的天性以对抗的振奋和满足、坦白的人性的振奋和满足、甚至友谊的振奋和满足，还有新思想的振奋和满足。他们让王子们成为更加聪明、更加优越的人。像这样的灵魂使我们感到：诚挚远远胜过奉承。因此坦白地跟男男女女打交道，从而树立起最大的诚挚，从而打消一切耍弄你的希望。那就是你能表示的最高敬意。他们的“最高赞誉”，弥尔顿说：“不是奉承，而他们最坦白的劝告却是一种赞誉。”
在灵魂的每一个行为中都有人和上帝的统一，这是不可言喻的。最单纯的人在真心诚意崇拜上帝时就变成了上帝；然而这种更好的、普遍的自我的流入是万古常新、无法探究的。它激起了敬畏和惊奇。上帝使偏僻之地有了人烟，抹去了我们的错误和失望的疤痕，浮现出上帝这样的形象对人是多么珍贵，是多大的安慰啊！当我们打碎我们传统的神，跟我们高谈阔论的神决裂时，上帝就会莅临人间，把人心照亮。那是心本身的加倍，不，是心的无限扩大，因为有一种生长力促使它向四面八方的一种新的无限扩张。它在人身上激发出一种确实可靠的信任。人并不是相信，而是看见：至善就是真，而且它可以在思想中轻而易举地打消一切特殊的游移和恐惧，静待时间明确的启示，他的私人之谜的解开。他确信他的福利对存在的心极为珍贵。法则面临着他的心灵，他充溢着一种如此普遍的信赖，它把满怀的希望和人间最稳妥的规划都卷入它的洪流里。他相信：他无法脱逃他的善。真正要归你的事物受着你的吸引。你跑着去寻找你的朋友。让你的脚跑吧，你的心灵却不必跑。如果你没有找见他，难道你不肯默认你没有找到他反而最好吗？因为有一种力量，在你身上，同样也在他身上，因此能够很好地把你们牵到一起，如果那样做最好的话。你迫不及待地准备着去做一种你的才能、你的兴趣吸引你去作的贡献，也就是爱人和求名。难道你没有想到你没有权利去，除非你同样愿意受阻不去？啊，你一息尚存，就要相信：那响彻寰宇、你应当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将会在你的耳际震荡！属于你有意来帮助或安慰你的每一条格言、每一本书、每一句俗话一定会通过敞开或曲折的渠道为你理解。不是你的荒唐的意志，而是你身上的那颗伟大、体贴的心所渴望的每一个朋友将会把你紧紧地搂在他的怀抱里。而且，因为你身上的那颗心就是大家的心；自然界哪里也没有一个阀、一堵墙、一条岔道，而只有一股血液源源不断地通过所有的人无休止地流动循环，就像地球上的水汇成一片海洋，它的潮看上去也是一个。
那就让人把一切天性、一切思想的启示记在心里吧，这也就是说：上帝与他生活在一起，自然的源泉就在他自己的心灵里，如果责任感也在那儿的话。然而，如果他要知道伟大的上帝说些什么，他必须像耶稣说过的那样：“进入他的内室，关上门。”上帝不愿意向懦夫们显灵。他必须倾听他自己的声音，使自己躲开其他人虔敬的腔调。甚至他们的祈祷也对他有害，除非他已经做了自己的祈祷。我们的宗教依赖信徒的人数，这真是庸俗之至。一旦要求——不管怎样转弯抹角——人数，就要发布公告，那样一来，宗教就荡然无存了。谁发现上帝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甜蜜的包罗万象的思想，谁就绝对不会数他的伙伴的。当我们坐在那种存在中时，谁敢闯进来呢？当我安于谦恭、当我心里燃烧着纯洁的爱时，加尔文或斯维登堡能说些什么呢？
不管是求助于多人还是求助于一人，都没有什么区别。仰仗权威的信仰不是信仰。依赖权威表明了宗教的衰微、灵魂的退隐。很多世纪以来，人们给耶稣的地位是一种权威的地位。这一地位也表明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它不能改变永恒的事实。灵魂伟大而又坦白。它不阿谀奉承，它不步人后尘，它决不抛开自己求助于他人，它相信自己。在人的巨大可能性面前，一切单纯的经历，一切过去的传记，不管多么圣洁，都要退避三舍。在我们的预感给我们预示过的那个天国面前，我们不能随便称赞我们看到的或读到的任何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确认我们的伟大人物寥寥无几，而且甚至可以绝对地说，我们连一个也没有；而且关于任何生活特点或生活方式，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历史记录。历史所崇拜的圣徒和神人，我们被迫有所保留地承认下来。虽然在我们寂寞的时刻，我们从对他们的回忆中吸取了一种新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被重重地压迫在我们的注意力上，就像他们受到那些没有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人的压迫一样，他们感到疲劳，又在侵犯他人。灵魂纯洁、孤独、有创见，把自己奉献给纯洁、孤独、有创见的人，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乐意托身于它，引导它并通过它来讲话。于是它就显得快乐、年轻、敏捷。它并不聪明，却能够洞察万物。不能说它是神圣的，但却是天真无邪的。它把光明称为自己的，并且感觉到草木生长、石头落地，都依照一条低于它的天性而又依赖它的天性的法则。它说道：看啊，我被生育到那伟大普遍的心灵里。我尽管不完美，却崇拜我自己的“完美”。不知怎么回事，我易于接受那伟大的灵魂，反而忽略了太阳和星辰，觉得它们完全是一些千变万化、转瞬即逝的偶然事件和印象。永恒的自然的越来越多的波涛涌入我的心田，在我的考虑和行动中，我变得热心公益，关心人类。于是我的生活充满了思想，行动洋溢着活力，这些都是不朽的。由于敬重灵魂，明白了古人说的“它的美是无限的”，人将会看到世界是灵魂创造的永久的奇迹，对某些具体的奇迹就不那么惊讶了；人将会知道：不存在渎神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神圣的；宇宙表现在一粒原子之中、一分一秒之中。他不愿再编结一种像百衲衣一样污迹斑斑的生活，却愿意跟一种神圣的统一生活在一起。他会同他生活中低贱、轻浮的东西决裂，然后随遇而安。他将平静地面对明天，疏忽了那把上帝带在身边的信任，这样，在心底里就已经有了整个未来。
圆
大自然集中到球体里蛰伏，
而她那傲慢的短命生物
却紧紧地依附在球体的表面，
把天体的轮廓看个仔细；
如果它们把其中的奥秘发现，
一个新的起源就在这里。
眼睛是第一个圆，它所形成的地平圈是第二个；整个自然界里，这种基本图形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它是世界的密码中最重要的符号。圣奥古斯丁把上帝的天性描绘成一个圆心到处都是、圆周到处都不是的圆。我们终生都在解读这一首要图形的丰富含义。我们在考虑每一个人类行动的圆形的或补偿的特征时，已经推出了一个寓意。现在我们要探索另一个类似之处：每一个行动都有被超过的可能。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的真理：围绕每一个圆可以再画一个圆；自然没有终结，而每个终结都是一个开端；正午时分总有另一缕曙光升起，每个深渊下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深渊。
这一事实，就它象征那“无法达到的”、那转瞬即逝的“完善”的道德事实而言，可以很方便地使我们把每一个部门对人的能力的许多说明联系起来，因为人的两只手永远不能绕过那种完善再合拢起来，同时既鼓动又批判每一个成功。
自然界没有固定的状态。宇宙是流动的，易变的。永久只不过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字眼。我们的地球在上帝的眼睛里是一个透明的法则，不是一个固定的事实。法则把事实溶解了，使它保持液态。我们的文化突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它在身后拖着这样一串城市和制度。让我们上升到另一个观念上去：这一切是会消亡的。希腊雕刻已经冰消瓦解了，仿佛它就是一座座冰雕似的；有的地方还遗留着一鳞半爪的残片，就像我们在六七月看见星星点点的残雪遗留在冷谷和山坳里一样。因为曾经创造它的天才现在却在创造别的东西。希腊文学要持久一些，然而已经在经历着同一种下场，而且正在跌入那新思想的创造为一切旧事物打开的不可避免的深渊，新大陆是在旧星球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新品种是在先前品种的解体中培育出来的。新工艺摧毁了旧工艺。看看那把资本投到被水力学废弃了的渡槽上的情况吧。同样，堡垒被火药报废，大路、运河被铁路抛开，风帆被蒸汽取代，蒸汽被电力摈除。
你对这座花岗岩高塔赞叹不已，它经受了多少世纪的风雨剥蚀。然而，挥手之劳就砌起了这座高墙，建造者总比被建造者强。造塔的手把塔推翻更是快当得多。比手更高明、比手更灵敏的却是通过手工作的看不见的思想。所以，在粗糙的果后面总有一个精细的因，这个因经过仔细考察，它本身又是一个更为精细的因造成的果。每一件事物在它的秘密为人所知以前看上去总是永久的。对妇道人家来说，一笔富有的产业好像是一个坚定永久的事实；在一个商人看来，从任何材料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创造出来，而且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失去；对一个市民来说，一座果园，耕作有方，土地肥沃，似乎是一笔固定产业，就像一座金矿或一条河一样；可是在一个大农场主看来，它并不比庄稼的情况固定多少。大自然看上去稳定、长久得令人心烦，然而它像别的一切一样也有个因，一旦被我了解，这些田野还会一动也不动地绵延千里，这些树叶还会悬在枝头，一片片都那么重要吗？永久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字眼。凡事都取中间。对精神力量而言，卫星就像棒球一样，都不是它的界限。
每个人的关键就是他的思想。虽然他看上去孔武有力，睥睨一切，他仍然有一个他所服从的舵，那就是观念，他的一切事实都是按它来分门别类的。要改造他，只有给他介绍一种统帅他自己的观念的新观念。人生是一个自我发展的圆，它从一个小得看不见的圆圈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外冲，涌现出一个个新的越来越大的圆，而且永远没有止境。这种圆的形成，轮外有轮，将要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就取决于个人灵魂的力量或真诚了。因为每一种思想已经把自己变成事态的一个圆形波浪——譬如说，一个帝国，一种艺术准则，一种地方习俗，一种宗教仪式——它做出迟钝的努力，把自己倾泻到波脊上，凝固和围困生命。如果灵魂敏捷有力，它就从四面八方迸出那个界限，在大海上扩张出另一个圆圈，它也可以涌起一个高浪，怀着再次阻止、凝固的企图。然而心拒绝接受禁锢；在它最初最小的悸动中，它已经倾向于用一种巨大的力量向外进行无边无际的扩张。
每一件终极事实只不过是一个新系列的最初事实。每一个一般规律只不过是即将表露自己的某个更一般的规律的一个特殊事实。对我们来说，没有界外，没有围墙，没有圆周。人完成了他的故事——多么精彩！多么确定！这个故事怎样使万事万物旧貌换新颜！他顶天立地。看啊！那边也出现了一个人，我们刚刚宣布过一个圆的范围轮廓，他就围绕着那个圆又画了一个圆。这样一来我们的第一位发言者不是人，仅仅是一个第一发言者了。他唯一的补救就是立即在他的对手的外面画一个圆。人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今天的结果萦绕在心头，想躲也躲不开，它立即会被压缩成一个词，而那仿佛在解释天性的原理将会把自己也包容进去，成为一种更大胆的概括的实例。在明天的思想里，有一种力量把你的信条、把各个国家的一切信条、一切文学，都高高举起，并把你领向一个史诗的梦想从来没有描绘过的天堂，每个人与其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工作者，还不如说他只不过在提示他应当成为什么。人们只是作为下一个时代的预言行动着。
我们一级一级爬上这神秘的梯子：这些梯级就是行动，新的视野就是力量。各个结果都受到随后的结果的威胁和裁判。每一个结果似乎都受到新结果的反驳，它只不过受到新结果的限制而已。新的说法总遭到旧说法的憎恨，对那些死抱住旧说法不放的人来说，新说法的出现就像一个怀疑主义的万丈深渊。然而，眼睛很快就习惯了新事物，一种因的多种果是利于眼睛和新事物的，随后便显露出它的纯洁和长处，不久以后，它的精力耗尽了，它在新时期的曙光面前便默然失色，一蹶不振了。
不要害怕新的概括。难道那事实看上去粗俗，会危害你的精神论吗？别跟它对抗，它同样会升华你的物质论。
如果我们求助于意识，人们就没有固定的东西可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他身上有什么真理，如果他最终依赖那神圣的灵魂，我看也就只能这样。最后的房间，最后的密室，他一定要搜索，它过去从来没有打开过，总是存在着一种情况不明、无法分解的残留物。那就是说，每个人都相信他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我们的情绪彼此都不信任。今天我浮想联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看没有理由明天我就没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表现力。我写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似乎是天下最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昨天，我却在现在我频频观望的这个方向看见过一种可怕的空虚；一个月后，我毫不怀疑，我将会诧异是谁一连写了这么多东西。呜呼，这种不坚定的信仰，这种不奋发的意志，一股巨大的涨潮中的巨大落潮！其实我就是自然界的上帝，我也是墙边的一株野草。
不断的努力使人超越自我，在他的上一个高度上再加一层高度，却把努力本身在一个人的种种关系中暴露出来。我们渴望认可，却不能原谅认可的人。大自然的甜蜜就是爱，然而，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我就会受到自己缺陷的折磨。爱我就等于指责对方。如果他高明到可以轻视我的程度，那我可以爱他，并通过我的爱心把自己提到新的高度。一个人的成长可以在他一连串的朋友中看出来。为了真理，他失去一个朋友，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当我在林中漫步，思索着我的朋友时，我想，我为什么要同他们玩这种偶像崇拜的游戏呢？在不是故意视而不见的情况下，我对所谓的高尚、可敬的人的一望而知的局限一目了然。我们不吝言辞，说他们富裕、高贵、伟大，然而，实情却是可悲的。神圣的精神啊，我为了这些人抛弃了你，他们却不是你！我们表现的每一种个人关怀使我们丧失了天国。我们用天使的宝座换取一种短暂的狂欢。
这种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多少次呢？一旦我们发现了人们的局限性，他们就不再使我们感兴趣了。唯一的罪过就是局限。一旦你提出了一个人的局限，他就全完了。他有才能吗？他有事业心吗？他有知识吗？毫无用处。对你来说，昨天他无限迷人，是一个伟大的希望，一个可以畅游的大海。现在呢，你已经发现了他的海岸，发现那原来是一个池塘，如果你再永远看不见它，你也无所谓。
我们思想上新迈出的每一步就像一条法律的条文似的，调和着许多貌似纷乱的事实。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被看成两大学派各自的领袖。一个智者会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化。在思想上后退一步，分歧的意见就会调和，办法是把他们看成一个原则的两个极端，而我们永远也不会后退到把一种更高的远见排除在外的程度。
当心什么时候伟大的上帝任一个思想家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到那时万物都岌岌可危了。那就像一个大城市里突然燃起一场大火，谁也不知道什么安全，火将烧到哪儿停止。任何一种科学明天都有可能被驳倒；任何文学声名，甚至所谓的不朽的声名，也有可能被修正和批判。人的希望、心中的思想、各国的宗教、人类的风俗道德，完全受一种新的概括支配。概括总是把神性重新灌输到心灵里。于是才有随之而来的激动。
勇气就是自我恢复的能力，因此一个人一旦被驳倒、一旦被优越的战略击败，随便把他扔在哪里，他都能站稳脚跟。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他喜欢真理胜过过去对真理的理解，靠他对什么地方来的真理都能灵活接受，靠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他的法则，他的社会关系，他的基督教，他的世界，随时都可能被取代，随时都可能消亡。
唯心主义的程度不同。我们最初在学术上学着玩它，就像磁铁曾经是一种玩具一样。然后我们在青春期、在诗歌中看到：它也许是真的，在星星点点的事物中它的确是真的。随后，它的面目变得威严起来，我们便认为它一定是真的。现在它表现得既合乎道德，又合乎实际。我们知道上帝存在，他就在我心中，万物都是他的影子。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对耶稣的唯心主义的一种粗糙的说明，而耶稣的唯心主义又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粗糙的说明：一切本性都是善自我完成、自我组织的一种迅速散发。更为明显的是，历史和世界的状况随时都直接依赖存在于人们心灵里的知识分类。此时此刻人们很珍视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了那些出现在人们的精神境界里的观念，是因为有了那些就像一棵树结它的果子那样造成事物现有秩序的观念。一种程度崭新的文化会立即促成人类事业整个制度的革命化。
会话是一场圆的比赛。在会话中，我们拔掉了各个方面限制沉默公地的界标。会话双方并不会受到他们共同具有、甚至在这种神灵降临节下表现出的那种圣灵的审判。明天，他们就会从这种高潮上退去。明天，你一定会发现他们屈身背负着那些古老的驮鞍。然而趁着那火舌舔在我们的墙上时，先让我们欣赏一番吧。每一个新的谈话者点燃一种新的火光，把我们从上一个说话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又用他自己思想的伟大和孤傲压迫我们，然后又把我们让给另一个拯救者，这时候，我们似乎恢复了我们的权利，就成了人。啊，在宣布每一个真理时，什么样的真理才被认为在各个时代、各种世界都深刻，都可行呢？平时，社会冷冰冰地像雕像似的坐着。我们大家都站着等待，十分空虚——也可能知道我们能够充实，因为被巨大的象征包围着，虽然对我们说来，它们并不是象征，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玩具。然后神降临了，把那些雕像变成热情似火的人，他的目光一闪，就把那掩盖一切的薄纱烧个精光，于是，每一件陈设、杯盘、椅子、钟和床上天盖的意义便一目了然了。在昨天的迷雾中，像庞然大物似的隐隐出现的事实——财产、气候、教养、人体美之类，奇怪地改变了它们的比例。我们认为已经固定的一切都在摇晃，嘎嘎作响。文学、城市、气候、宗教，离开了它们的基础，在我们的眼前舞动。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快速的谨慎！谈话固然不错，沉默则更胜一筹，并且使谈话自惭形秽。谈话的长度表明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如果他们在哪一部分完全理解，言词在哪个地方就没有必要。如果在各个部分都完全一致，那就不必枉费唇舌了。
文学是我们现在的圆之外的一个点，通过它也许可以画一个新的圆。文学的功用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高台，我们从上面可以俯瞰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一台起重机，我们可以用它移动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有一肚子的古代学问，并且尽力把我们安顿在希腊、迦太基、罗马的房屋里，仅仅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加明智地看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房屋和生活方式。同样，我们从狂放的大自然中，从纷杂的事务中，从一种高尚的宗教中，把文学可以看得最明白。站在田野里把田野看不清楚。天文学家必须把地球轨道的直径作为基线去发现任何一个星星的视差。
因此我们尊重诗人。一切论据和一切智慧并不在百科全书里，不在形而上学论中，不在“神学大全”中，而在十四行诗或戏剧中。在日常生活中，我喜欢走老路，而不相信补救力量，不相信变化和改革的力量。然而某个彼特拉克或阿里奥斯托，喝足了他的想象力的新酒，给我写了一首颂歌或一篇轻松传奇，充满了大胆的思想和行动。他用他尖锐的音调震动激发了我，打断了我的习惯之链，于是，我睁开眼睛，面对我自己的可能性。他向着世界上所有笨重破旧的杂物拍动翅膀，于是，我能够再一次在理论和实践中选择一条笔直的路。
我们同样需要考察一番世界宗教。我们从教义问答手册中绝对看不出基督教来——从牧场、从池中的小舟、从林鸟的歌唱中，我们倒有可能看出来。我们被自然风光净化，沉浸在田野提供给我们的美丽形体的海洋里，我们便可能偶尔正确地回顾一下传记。基督教受到人类精英的珍视，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来没有一名年轻的哲学家的教养落入基督教教会的范畴内，保罗的精彩经文并没有受到他的特别推重：“那时，圣子自己就归服于那使万物服他的神。这样，神便超于万物之上，做万有的主宰。”无论让人们的要求和美德变得多么伟大，多么受人欢迎，人的本能还是迫不及待地趋向非人和无限，并且乐意这样引经据典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盲从者的教条主义。
可以把自然界想象为一组同心圆，不过我们不时在大自然中发现情况略有出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表面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滑动的。这些多种多样、紧密相连的性质，这种化学和植物，这些金属和动物，好像为自身的缘故生存着，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手段——是上帝的语言，就像别的语言一样转瞬即逝。如果博物学家或化学家已经探索过原子量和有择亲和力，都尚未发现那种更深刻的法则，关于它只有一个不完全或近似的说法，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属于你的东西就受到你的吸引，不必苦苦求索，这难道说他就学会了自己的技艺吗？然而，那种说法也是近似的，不是终极的。无处不在是一种更高深的事实。朋友和事实并不必通过微妙的地下的渠道被吸引到各自的对应者那儿去，经过正确地考虑，这些事物都是由灵魂永久繁育而来的。因与果是一个事实的两面。
同一种永恒前进的法则包罗了我们称之为德性的一切，又按照一种更好的德性把每一种德性逐一消灭。伟大的人物不是按通俗的意义谨言慎行；他的一切谨慎将全是从他的伟大中打出的折扣。然而每个人都应该看到：他把谨慎牺牲了以后，把它奉献给了什么神：如果奉献给安逸和快乐，他最好仍然安于谨慎；如果奉献给一种伟大的信任，有飞车的人就可以省掉他的骡子和驮篮了。杰弗里穿上他的靴子穿过森林，他的脚就不会被蛇咬，亚伦就压根儿没有想到那种危险。多少年来两个人都没有受到那种事故的伤害。然而在我看来，由于你千方百计防范那种灾祸，你已经落入了灾祸的掌心。我认为最高明的谨慎也是最低劣的谨慎。这是不是从我们轨道的中心太突然地跑到边缘上去了呢？想一想有多少次我们先要退入可怜的谋算，才能在伟大的感情里得到安宁，或者才能把今天的边缘造成新的中心。况且，你最勇敢的感情对于最谦恭的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贫穷、卑贱者像你一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表达终极的哲学事实。“福生于无有”，“事情越坏，情况越好”，这些谚语表现了普通生活中的超验主义。
一个人的公平是另一个人的不公平；一个人的美是另一个人的丑；一个人的智慧是另一个人的愚蠢；如果你站得高一点去观察同样的一些事物，你发现情况就是这样。一个人认为还债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对另一个人不负责任、让债主苦等的做法感到深恶痛绝。可是第二个人有他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他扪心自问：我先得偿还哪一笔债，先还富人的债，还是先还穷人的债？还钱财债，还是还欠人类的思想债，或是欠的自然的天赋债？经纪人啊，对你来说，除了算术，没有别的原则。对我来说，商业是小事一桩；爱、信仰、性格的真诚、人的志向，这些才是神圣之物；我不能像你一样，把一个责任同其他的一切责任截然分开，全力以赴去机械地偿还钱财债。让我继续生活下去；你一定会发现，虽然比较缓慢，我性格的进步将会了结这些所有的债务，对更高的要求不会不公平。如果一个人全力以赴去偿还钞票债，这难道不是不公平？难道他欠的债务没有别的，只有金钱？难道对他的一切要求都该放到房东和银行家对他的要求之后？
没有一种善是最终的；一切都是最初的。社会的善就是圣徒的恶。我们对改革产生恐怖，就是因为发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善行，或者我们总是那样敬重的东西，扔进已经吞噬了我们的更大恶行的同一个坑里。
“原谅他的罪恶，也原谅他的美德，
那些较小的过错，一半都变成了正确。”
那也是它们消除我们悔悟的神圣时刻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我指责自己日益变得懒散、无用；然而当上帝的这些波涛涌进我的心田时，我不再计算失去的时间。我不再可怜巴巴地掐算我来日还有多少、可能取得什么成就，因为这些时刻赋予了一种全在和全能，它不需要任何经久的东西，而只是保证心灵的力量与要做的事情相称，不考虑时间问题。
循环论证的哲学家啊，我听见某个读者惊呼你已经掌握了一种高明的皮浪主义，形成了对一些行动的等同和冷漠，并且欣然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真诚的，当然，我们的罪恶就可以成为活石，我们将会利用它建造出真正的上帝的庙宇！
我并不刻意为自己辩护。我看到整个植物界糖的原则占优势，我为此感到高兴，我也看到在道德中，善的原则无限制地涌进自私留开的每一个裂缝和漏洞，而且涌进了自私和罪恶本身，为此我同样感到高兴；所以恶绝不是纯粹的，就连地狱本身也不是没有它极端的乐趣的。然而，在我固执己见、想入非非之时，以免把读者引入歧途，让我提醒读者：我仅仅是一个实验者。一点不要高估我所做的事情，也丝毫不要辱没我没有做的事情，仿佛我在假装把什么事定为真的，把什么事定为假的似的。我对万事万物都没有定论。对我来说，没有一件事实是神圣的，也没有一件是渎神的。我仅仅在实验，我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者，身后没有过去。
然而这种万物共享的不停的运动和进步只有通过跟灵魂里的某种固定或稳定原则加以对比，我们才能明白。当圆的永恒增生在继续时，那永恒的增生器也在坚持。那种中心生命比创造优越一点，比知识和思想也优越，所以把它所有的圆都包含进去了。它不断努力要创造一种像它自己一样广阔、一样优秀的生命和思想，却徒劳无功；因为已经造就的东西在指导怎样造就一个更好的。
这样，就没有睡眠，没有停顿，没有保存，只有万物的更新，萌发，生长。我们为什么要把破烂和残迹输入新的时刻呢？大自然厌恶衰老的事物，老年似乎是唯一的疾病，别的一切都往这一个里奔涌。我们用繁多的名目称呼它——狂热、放纵、疯狂、愚蠢、罪恶；它们都是老年的种种形式；它们是静止、保守、挪用、惰性、陈旧、停滞，不是新颖，不是前进。我们一天天愁白了头发。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当我们与高于我们的东西交谈时，我们就不会变老，只会变年轻。幼年、青年，勇于接受，意气风发，用虔诚的眼光向上看，把自己并不当作一回事，而是沉湎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教导。然而，古稀之年的老头儿、老太婆假装万事通，他们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抱负，把现实当作必然接受下来，并且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青年人训话。那就让他们变成圣灵的喉舌吧；让他们当恋人吧；让他们看到真理吧；这样一来，他们的眼睛就会向上，他们的皱纹就会消失，他们会再次洋溢着希望和活力。这种老年不应当悄悄地爬上人的心头。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是新的，过去总是被吞没、被忘却；只有来者才是神圣的。除了生命、变迁、奋发的精神，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爱不能受誓言和契约的约束去防范一种更高尚的爱。再崇高的真理明天在新思想的光照下也会显得平凡。人们希望安定，只有在不安定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希望。
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惊人事件。我们在构建自己的存在时，今天猜不出明天的情绪、欢乐和力量。关于比较低级的情况——关于日常的行动和感觉——我们可以说出个大概；然而，上帝的杰作、灵魂的全部生长和普遍运动，他却隐藏着；那是无法预测的。我可以知道真理是神圣而有益的，可是它要怎样让我受益，我却无法猜测，因为如此存在是如此认识的唯一入口。进步的人的新立场具有旧立场的一切能力，然而已经把它们全部更新了。它胸怀过去的一切能力，它本身却是一种清晨的气息。在这种新的时刻里，我抛弃了我原来积存的所有知识，觉得它们空虚无聊。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仿佛对任何事物有了正确的认识。最简单的词汇——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意义，除非在我们爱和追求的时候。
灵巧在维护陈旧的事物的完整，力量和勇气在建造一条新路，通往新的更加美好的目标，才能和性格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性格造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现在，一个欢乐坚决的时刻，它加强了团结，因为它使大家看到：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都是可能的，并且是十分美好的。性格使某些特殊事件的印象显得暗淡。我们看见征服者的时候，我们不大考虑任何一场战斗或成功。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夸大了困难。对他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能够震撼得了、折磨得住的；事件过身时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人们有时候说：“看看，我已经战胜了什么；看看我是多么高兴；看看我怎样彻底战胜了这些倒霉事情。”如果他们仍然使我想起那件倒霉事，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彻底战胜。真正的征服就是使灾难风流云散，仿佛它就是在一段伟大而进步的历史的早期出现的一块效果甚微的云朵。
我们贪婪地追求的一件事就是忘记我们自己，出其不意地使我们忘掉自己的特点，失去我们永久的记忆，去做某种事情，却不知道怎样做，为什么做；总而言之，就是画一个新的圆。伟大的事情没有热情是办不到的。生活的道路奇异无比：那就是依靠放弃。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就是通过天才和宗教作品这样的思想力量所达到的运用自如。奥利佛·克伦威尔说：“当一个人不知道正走向何方时，他才升到了最高点。”梦与醉、吸鸦片、喝酒是这种玄妙的天才的伪装和假冒，由此产生了他们对人们的危险的吸引。出于同样理由，他们求助于比赛和战争中出现的那种狂热，用某种方式模仿心里的这些烈焰和慷慨。
诗人
一个喜怒无常、聪明绝顶的小孩，
追逐猎物，眼里闪着快乐的光彩，
流星般的目光把自己的道路选择，
用隐蔽的光辉将茫茫黑夜划破。
那目光一下子跳过了地角天边，
遍地搜索，带着阿波罗的特权；
穿过了男人、女人、海洋和星辰，
看见大自然的前方舞蹈欢腾，
向星球、种族、界限、时光飞越过去，
看见了和谐的秩序，优美的韵律。
奥林帕斯山的诗人，
在山下歌唱神的思想，
这些思想能让青春永驻在我们身上。
那些被尊为审美专家的人往往是对受人推崇的绘画或雕刻具备一些知识、对任何优美的东西具有一种爱好的人；但是，你若要问他们的灵魂是否美丽，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也优美如画，你得到的答案却是他们既自私，又好色。他们的修养是局部的，就好比你能在一截干木头上的一块地方摩擦起火，其余的地方依旧冰凉。他们的美术知识无非是学习了一些框框条条，或者对于色彩或形体做一些有限的评价，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消遣，就是为了炫耀。形体迫切地依赖灵魂，对此人们似乎已经失去觉察，这就证明我们的业余爱好者头脑里装的美学是何等肤浅。我们的哲学里没有形体学。就像火被纳入一口锅一样，我们被纳入自己的身体，被带来带去；然而精神和器官之间并没有精确的调整，更不能说后者萌生了前者。至于其他的形体，有识之士并不相信物质世界本质上依赖思想和意志。神学家们认为谈论一艘船或一片云、一座城市和一项契约的精神意义，那无异于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他们宁肯回到历史证据的坚实的土地上来。就连诗人也满足于一种文明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同切身体验保持适当的距离，靠幻想来写诗。但世界上最崇高的心灵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每一种感性事实的双重含义，或者我要说四重含义、百重含义、或者更多更多的含义。俄耳甫斯、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普鲁塔克、但丁、斯维登堡，以及许多雕刻、绘画、诗歌的巨匠都莫不如此。因为我们不是平底锅，不是手推车，甚至也不是运火者和举火把者，而是火的孩子，是用火造成的，只不过是同一种变了质的神性，相隔两三代，在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就离开了。这条时间之川及其造物从中流出的那些源泉本质上是完美的，这一隐藏的真理引导我们去考虑诗人或者美的发现者的本性和功能，引导我们去接近他运用的手段和材料，引导我们去认识当前艺术的概况。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面非常广，因为诗人具有代表性。他在局部的人中间代表着完整的人，他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全民的财富。年轻人对天才崇敬之至，因为说实话，天才比年轻人更像年轻人。天才们接受灵魂的启示，年轻人也接受，但天才们接受得更多。在钟爱者的心目中，大自然把自己装扮得更美，因为他们相信诗人这时也在欣赏她的炫耀。由于追求真理，献身艺术，诗人在同时代人中间落落寡合，然而追求的同时也得到一种安慰：他的追求迟早要把众人都吸引过来。因为所有的人都靠真理生活，并且需要表现。在爱情、艺术、贪婪、政治、劳动、娱乐之中，我们力图说出我们痛苦的秘密。人只是他自己的一半，另一半就是他的表现。
尽管有这种宣泄的必要，但恰当的表现仍然难得。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需要一名翻译；但是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很幼稚，还没有掌握自己的表现方式，或者好像是哑巴，无法传达他们跟大自然进行过的谈话。人人都预见太阳、星辰、大地、流水有一种超感觉的效用。它们垂手而立，等着为我们效劳。然而我们自身却有某种障碍，或者我们的性格过度冷漠，不允许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大自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微弱了，因此我们成不了艺术家。每一次接触都应当产生激动。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应当是一位艺术家，能够在谈话中传达他所遇到的事情。实际上在我们的经验中，光线或强大的活动力都有足够的力量到达感官，但是还到达不了感觉的要害，不能在语言中强行再现自己。诗人就是这些力量在他身上都得到平衡的一个人，就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人，能看见、能处理别人梦想到的一切，跨越经验的整个范围，由于是接受和给予的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他是人的代表。
因为宇宙有三个孩子，他们同时出生，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不同的名字再现，不管他们被叫做原因、经过和结果，还是在诗歌里被叫做乔武、普路托、涅普顿，或者在神学上被叫做圣父、圣灵和圣子，而我们这里仍然称他们为“知者”、“行者”、“言者”。他们分别代表对真、善、美的热爱。这三者完全平等。他们每一个有自己的本质，所以就不能超越他，分析他。每一个身上又具有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另外两个的力量，当然还有他自己世不二出的特点。
诗人是言者，是命名者，他代表美。他是一位君王，身居中心。世界并没有被刻意粉饰，而是从一开始就是美的；上帝也没有刻意制造美丽的事物，而美本身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诗人不是什么仰人鼻息的傀儡君主，而是一位独立自主、名副其实的皇帝。批评充斥着物质至上的谰言，说什么体力技能、体力活动是人类的首要优点，进而贬低言而不行的作风，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有些人，也就是诗人，他们是天生的言者，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因此它把这些人同以行动为本分但又放弃行动去效颦言者的人混为一谈。然而荷马的话之于荷马，正如阿伽门农的胜利之于阿伽门农，都是同样的可贵可佩。诗人并不等待英雄或圣人，然而，正如英雄主要去行动、圣人主要去思想那样，诗人主要是把愿意说并非说不可的话写出来，其他人虽各有所长，但在他的心目中，都是次要角色和仆人；他把他们仅仅看成画家画室里的模特儿，或者给建筑师送材料的帮手。
因为诗歌全是提前写成的，每当我们有了灵敏精巧的器官，从而能够深入到空气就是音乐的那种境界，我们便听到了原始的颤音，便企图把它记录下来，但我们不时地丢掉一个字或一句话，所以只好用我们自己的去顶替，这样写出来的诗就走了样。耳力比较敏锐的人记录这些曲调就比较忠实，这些摹本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仍然变成了民族之歌。因为大自然不仅善，不仅合理，而且也美，所以也一定按人们必须研究或认识的那个样子出现。语言和行动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神圣的力量。语言也是行动，行动也是一种语言。
诗人的标志和证明就是他能宣布人们未曾预见到的事。他是真正的唯一的导师，他博识善言，他是消息的唯一讲述者，因为他目睹并参与了他所描述的景象。他能看到思想，并能说出必然和偶然。因为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有一定诗才的人，也不是精通音律的人，而是真正的诗人。不久前我跟人交谈，谈到最近的一位抒情诗作者，他思路敏捷，他的头脑俨然是一个音韵优美的八音盒。他的技巧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怎么赞美也不过分。然而如果要问他是否不仅是一名抒情诗作者，而且是一位诗人，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显然只属于当代，而不属于永恒。他没有从我们低劣的局限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不像赤道下面的钦博拉索山，从热带平原拔地而起，穿越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区，在它色彩斑斓的高坡上具有每一个纬度的植物带；然而这位天才是一座摩登住宅的景致，装饰着喷泉和雕像，文质彬彬的绅士、淑女们在小径和平台上或立或坐。我们从千变万化的音乐中听到了因循守旧的生活基调。我们的诗人只不过是会唱歌的才子，而不是音乐之子。主题是次要的，诗句的涂饰反而成了主要的。
因为造就一首诗的不是音韵，而是那造就音韵的主题——是一种热烈奔放、生气勃勃的思想，好像动植物的精神，具有自己的结构，用一种全新的东西装点自然。按时间顺序，思想和形式是同等的，但根据起源的顺序，思想则先于形式。诗人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他有一套全新的经验要展现；他将告诉我们：他的感受如何，而且所有的人都会用他的财富发财致富。因为每个新时代的经验都需要一种新的表白，所以世界似乎永远在等待着它的诗人。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听说靠近我坐在桌子旁边的一个青年身上出现过天才时，我是多么激动。他曾经撇下自己的工作，四处漫游，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他已经写下了数百行的诗，却说不清心里的东西是否已经写在纸上，他只能说出一切已经改变——人、兽、天、地和海洋。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全都信以为真！社会似乎已经妥协了。旭日东升，众星消隐，我们就坐在那万道霞光里。波士顿似乎比前一天夜里远了一倍，或者更远更远。罗马——罗马又算什么？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湮没在黄叶中，荷马再也听不到了。知道诗就在今天，就在这屋子里，就在你身旁已经写了出来，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什么！那神奇的精神还没有断气！这些岩石似的时刻还是充满着勃勃生机！我本来认为神谕已经沉寂，大自然奄奄一息，可是看啊！一个通宵，从每一个毛孔里源源不断地流出了这些美丽的曙光。每个人都对诗人的到来甚感兴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高深莫测，可是谁或者什么会成为我们的解释者，我们还不得而知。一次山间的漫步，一张风格迥异的脸，一个新人，也许会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当然，天才对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报道的真实性。才能也许会打哈哈、变戏法；天才却要实现、增添。人类由于严肃认真，在了解自身和自己的工作中，已经获益匪浅，所以站在山巅的最重要的瞭望者宣布了他的消息。那是古往今来说过的最真实的话，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措词将会最恰当，音律将会最动听，而且将是准确无误的世界之音。
我们称之为圣史的一切记载证明：一个诗人的诞生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人无论怎样常常上当，但现在还是翘首盼望一个兄弟的到来，因为这位兄弟能使他牢牢把握一个真理，直到他把它改造成自己的真理为止。我开始读一首我相信是一种灵感的诗的时候，我是多么地高兴！现在，我的锁链将被砸碎，我要超越我生活在其中的乌云和不透明的空气——似乎透明，实则不透明。从真理的天国我将看清并理解我的关系。那将使我安于人生，恢复天性，从而能看清被一种倾向所激励的琐事，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人生将不再是一种喧嚣，现在我将看见男男女女，并且知道把他们和傻瓜、恶魔区别开来的标志。这一天一定比我的生日还要美好，昔日我变成了一头动物，现在我应邀进入实在的科学中。那就是希望，但它的实现却姗姗来迟。这样的情况更是屡屡发生：这个长着翅膀要把我带进天国的人，却将我卷进迷雾中，然后带着我欢蹦雀跃，仿佛在云朵之间飞腾，仍然一口咬定他正在向天国飞升；而我呢，由于初出茅庐，一时还看不出他根本就不认识去天国的路，一时看不出他只是一心要我赞赏他的飞腾技术，他就像一只家禽和一条飞鱼，真能离开地面和水面一点儿距离，却一点也离不开那无孔不入、哺育万物、肉眼可见的天国的空气。不久，我又一个筋斗跌进我的老窝里，跟过去一样过着浮夸的生活，并且不再相信会有什么向导能把我领到我想去的那个地方。
然而，撇开这些虚荣的受害者不谈，让我们怀着新的希望来观察大自然是怎样通过一种更高尚的冲动，也就是通过事物的美，来保证诗人忠于他的宣告和证实这一职守的。那种事物的美一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种新的、更为高尚的美。大自然把她的一切造物都作为一种图画语言奉献给诗人。由于被用作一种象征，物体中就出现了一种神奇的第二价值，远远胜过它原有的价值，如同木匠手中拉长的线，假如你贴近耳朵谛听，它在微风中就像音乐般悦耳动听。扬布里柯说：“比每一个意象都生动的事物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事物允许被作为象征来使用，因为不管从总体上说，还是从局部看，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我们在沙地上面的每一条线都有所表示，没有精神的躯体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形态都是性格的表现，所有的状况都是生命特性的表现，所有的和谐都是健康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一种美感只有对善才应当是契合的，或适当的。）美是建立在必要这个基础之上的。灵魂创造躯体，睿智的斯宾塞说得好：
每一个精神由于最纯洁无瑕，
并具有更加丰富的圣神光芒，
所以获得的躯体外表绝佳，
它寓于其中，把自己装扮得更加辉煌，
有翩翩的风度，悦目的形象。
因为躯体采用了灵魂的形式，
灵魂是形式，又塑造了躯体。
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在批判的思辨之中，而是到了一块圣地，应当蹑手蹑脚、毕恭毕敬地行走。我们站在世界的秘密前，那里本质变成了表象，统一变成了多样。
宇宙是灵魂的外在表现。哪里有生命，灵魂就在生命周围突然出现。我们的科学是感性的，因此也是肤浅的。地球、天体、物理、化学，我们只凭感官来对待，好像它们是自行存在似的，然而这些都是我们所具有的那种存在的伴随。普洛克洛说：“无垠的天空在它的形变中显示了灵明的清晰的辉煌形象，在随着灵性的隐隐周期一起运转。”因此，科学总是和人的升华齐步前进的，与宗教和玄学并驾齐驱；或者科学的水平就是我们自我认识的标志。既然天地万物都与一种道德力量相呼应，如果还有什么现象显得蛮横、蒙昧，那是因为观察者相关的官能还不够灵敏。
如果这些水如此之深，我们满怀敬畏之情对着它徘徊，也就不足为奇了。寓言的美向诗人和其他人证实了感觉的重要；或者不妨说，在感受大自然的这些魅力方面人人都是诗人，因为人人都有一些宇宙为之赞颂的思想。我发现魅力就寓于象征之中。谁热爱自然？谁不热爱？难道只有诗人，有闲情逸致、有教养的人才跟她一起生活？不，还有猎人、农民、马夫和屠夫，尽管他们用选择生命而不是选择词句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作家想知道马车夫、猎人在驾车中、在马和狗身上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不会是表面的品质。当你和他谈话时，他跟你一样把它们不当一回事。他的崇拜富有同情心；他没有什么界定，但在自然界，他受他感到就在那里的生命力的支配。对这些事物的模仿或玩弄都不会使他满意，他爱的是北风、雨水、岩石、木头和钢铁的认真。一种不可言传的美比我们一目了然的美更为可贵。他以粗放而诚挚的仪式所崇拜的是作为象征的自然，是在证明超自然的自然，是生气勃勃的躯体。
这种依恋的灵性和神秘促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运用起象征来。各派的诗人和哲学家对象征的陶醉不见得比平民大众深。在我们的政党中，估计一下徽章和标志的力量。瞧瞧他们从巴尔的摩滚到邦克山的大球吧。在政治游行中，洛厄尔的标志是织机，林恩的标志是鞋，萨勒姆的标志是船。看一看那苹果酒桶、小木房子、山核桃手杖、矮棕榈以及所有的党派标志。再看看国徽的力量。星星、百合花、豹子、新月、狮子、鹰，还有别的图案，它们画在一块破旗上，在边塞上迎风招展，天知道怎么赢得了信誉，它们竟然能使在最粗鲁、最守旧的外表下的热血沸腾起来。人们认为他们讨厌诗歌，实际上他们都是诗人和神秘主义者！
除了象征语言的这种普遍性，我们还熟悉对于事物的这种妙用的神圣性，世界因而成了一座寺庙，墙上画满了神的标志、图画和戒律，因为自然界没有一种事实不带有自然的全部意义的；当自然被用做一个象征时，我们在万象森罗中所见的高低差别、真假差别就化为乌有了。思想使一切都变得实用。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词汇包括了文质彬彬的谈话所不容的词语和意象。对于淫秽之辈来说，荒淫无耻的东西用一种新的联想说出来，反而变成冠冕堂皇的了。希伯来预言家的虔敬净化了他们的粗俗。割礼就是一个例子，证明诗具有把低级可憎的东西加以升华的力量。渺小卑微之物同样可用做伟大的象征。表现一项法则的典型越低劣，它就显得越尖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保留的时间就越长，就像我们挑选一个能装下任何必需品的最小的箱子一样。对于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活跃的头脑来说，空空洞洞的词汇表会引起联想；据说查塔姆勋爵准备在议会讲话时习惯查贝利词典。为了达到表达思想的目的，最贫乏的经历也显得非常富足。为什么还妄想知道新的事实呢？五光十色的商务和景观固然于我们有用，白昼黑夜，房舍花园，几本书，几件事，也一样对我们有益。对于我们使用的屈指可数的象征，其意味我们还远远没有咀嚼透。我们能够逐渐利用它，但仍失之简陋。诗不一定要长。每一个词曾经就是一首诗。每一种新的关联就是一个新词。我们还利用缺陷和畸形以达到神圣的目的，这样表现我们的感受，以致世界上的邪恶仅仅是邪恶的眼睛中的产物。神话学家注意到，古代神话总是在神性中添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如伏尔甘是瘸子，丘比特是瞎子，等等，以此来显示丰富多彩。
正因为跟上帝的生命离轨跑辙使事物变得丑恶，诗人便把事物重新归并于自然和整体——借助于一种更深刻的洞见，甚至把人工和违背自然的东西重新归并于自然——所以他就轻而易举地处理那些最惹人讨厌的事实。读诗的人看到诗里也工厂林立、铁路纵横，就以为这些东西大煞风景。因为这些人工之物尚未在他们的阅读中被尊为圣物，但诗人认为它们进入了伟大的“秩序”，并不比蜂巢和周正的蛛网逊色。大自然很快就把它们纳入她的生命圈内，滑行的列车她也像自己的宝贝一样喜爱。何况，在一个全神贯注的心灵里，你展示多少机械发明都毫无意义。哪怕你增加千千万万，无论怎样令人惊异，但是机械的事实连一颗谷粒的重量也没有。无论具体情况是多还是少，精神事实仍然不可更改，就像多高的山也划不破地球的弧线一样。一个机灵的乡下孩子初次进城，自命不凡的城里人见他并不怎么大惊小怪，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并不是说他现在没有看见那些漂亮的房子，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从前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房子，而是像诗人为铁路找到一席之地那样，他把它们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了。新事实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增加生命的伟大而永恒的事实，它使每一种环境都相形见绌，对它来说，贝壳串和美国的商业并无区别。
世界被置于下意识中寻找动词和名词，诗人就是能够把它明确表达出来的那种人。因为尽管生命是伟大的、令人神往的——尽管人们对用来给生命命名的象征心领神会——然而他们还是不能做到匠心独运。我们就是象征，并且占据着象征；工人、工作、工具、词与物、生与死，统统都是标志；然而我们仍然赞同象征，由于我们昏头昏脑地迷恋事物的经济用途，却不知道它们就是思想。诗人通过一种秘而不宣的智力知觉，赋予事物一种力量，使它们原来的用途被人遗忘，使喑哑的无生物变得眼明嘴巧。他发现思想独立于象征，看到了思想的稳固性、象征的偶然性与短暂性。据说林扣斯的眼睛能看穿地球，同样，诗人能把地球变成玻璃球，向我们展示处在自己适当的序列中的万物。因为通过那种更好的知觉，他就向事物靠近了一步，看见了流动或变形，发现思想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造物的形态里都有一种力量，迫使这种造物升入更高一级的形态。生命追随着诗人的目光，利用表现那种生命的形态，因此他的言谈也随着自然的流动而流动。肉体结构、性、营养、孕育、出生、成长，这一切事实都是世界通向人的灵魂的象征，为的是在那里产生一种变化，并且再现一种新的更高级的事实。诗人运用形式，依据的是生命，而不是形式本身。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唯独诗人懂得天文学、化学、植物和勃勃的生机，因为他不是停留在这些事实面前，而是把它们当做标志来使用。他知道为什么空间的平原或草地点缀着我们称之为日月星辰的花朵，为什么大海装点着动物、人和神，因为在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里，他把这一切都当思想的骏马来驾驭。
凭借这种科学，诗人便成为“命名者”，或者“语言创造者”。他为事物命名，有时依照事物的表象，有时则根据它们的本质，一物一名，相异无混，因而使喜爱超脱或乐于界定的智能如获至宝。诗人们创造了所有的词汇，所以语言现在便成了历史档案，而且，如果非说不可的话，它还是诗神们的一种坟墓。因为，尽管我们大多数词汇的来源已被人遗忘，但是每个词最初都是天才的一闪，它之所以得以通用，是因为对第一个说出它和听见它的人而言，它当时就是世界的象征。词源学家发现，即便是久已废弃的词汇，也曾经是一幅灿烂的图画。语言就是变成化石的诗歌。如同大陆上的石灰岩是由无数堆小动物的甲壳构成一样，语言是由意象或比喻形成的，而现在，在它们的次要用法中，早就不再使我们想起它们富有诗意的来源了。然而诗人之所以给事物命名，是因为他看见了它，或者比别人更接近事物一步。这种表现或命名，并不是技艺，而是第二自然，那是由第一自然脱胎出来的，就像一片树叶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一样。我们所谓的自然，就是一种自我调解的运动，或者变化；而自然是亲自动手创造万物的，她不让他人为她施洗礼，而是自己为自己施洗礼，而这又是通过变形完成的。我记得有一位诗人对我做过如下描述：
天才是补救事物衰败的活动，不管是一种完全有形有限的事物还是一种部分有形有限的事物。大自然通过她的各个王国保全自己。没有人喜欢种植可怜的真菌，于是她就从一个伞菌的菌褶里抖下来无数的孢子，任何一个孢子，由于已经保存下来，来日便会遗传千千万万个新的孢子。此时此刻的新伞菌具有一种老伞菌不曾有过的机会。这粒微小的种子被撒到一个新的地方，不容易受到毁掉两杆之外的亲本的那些事故的侵害。她创造出一个人；由于已经把他抚养到成熟的年龄，她就不愿再冒一下子失去这个奇迹的危险，而是从他身上分离出一个新的自我，这样，即便个体易遭意外，种属则安然无恙。同样的道理，当诗人的灵魂达到了思想的成熟时，她就把诗歌从灵魂中分离出来，散播出去，那是一种无畏的、不眠的、永生的后代，不会受那令人厌倦的时间王国的事故的危害，那无所畏惧、生机勃勃的子孙插上翅膀（那就是生出它们的灵魂的德行），带着诗歌迅速地飞向远方，并最终将它根植在人们的心里。这对翅膀正是诗人灵魂的美。这些诗歌从它们终有一死的母体中飞出来，获得了永生，却成了众矢之的，尽管矢如飞蝗，沸反盈天，大有吞没诗歌之势；但它们没有翅膀，因此没有蹦多远，便纷纷落地，化为尘埃，因为它们没有从产生它们的灵魂那里得到美丽的翅膀。然而诗人美妙的咏唱却升腾雀跃，穿入无限的时间的深处。
这位诗人用他那比较自由的言语把我这样开导了一番。然而在新的个体的产生中，大自然有一个比保全还要高尚的目标，那就是升华，或者灵魂向更高的形式过渡。比较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一位雕刻家，他就是竖立在公园里的那尊青年雕像的作者。据我记忆所及，他无法直截了当地讲什么使他高兴，什么使他不高兴，可是通过神奇的拐弯抹角的办法却能把道理说出来。有一天，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在黎明前起床，看见了破晓的景象，就像产生晨光的永恒一般壮丽。几天以后，他努力表现这种宁静，看啊！他的凿子在大理石上雕出了启明星，一个英俊青年的形象，他的相貌是那样迷人，据说，所有的人一看到他都沉默下来。诗人也服从自己的心境，那种使他躁动不安的思想只不过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现成“完全相同的另一个实体”罢了。这种表现是有机的，或者就是事物获得解放以后本身所表现出的那种新的形态。在太阳下，物体在眼睛的视网膜上勾画出自己的形象，同样，它们由于具有整个宇宙的宏图，就容易在诗人的心灵上描绘出它们本质的精美得多的摹本。事物转化为诗歌正像它们转变为更高级的有机形式一样。每一种事物之上都存在着自己的精灵或灵魂，如同事物的形式被眼睛反映出来一样，事物的灵魂则被乐曲反映出来。海洋、山脉、尼亚加拉瀑布，以及每个花坛都预先存在，或超常存在于预言咒语之中，这种咒语像香气一样在空中飘悠，任何一个听力灵敏的人走过，都会听到它们，并会努力记下每个音符，既不淡化，也不败坏。这里就有了人们所信仰的批评的合法性：诗歌是自然中某种原文的讹本，它们应当跟原文完全吻合。我们的一首十四行诗的韵律应当跟海贝的重复的节纹或一束鲜花的似同实异的现象一样令人欣喜。鸟儿成双配对就是一首田园诗，却不像我们的田园诗那么乏味；一场狂风暴雨是一支粗犷的颂歌，却毫无虚妄或张狂之气。一个具有播种、收割、贮藏的收获的夏天就是一首史诗，使多少奏得令人叫绝的乐章都相形见绌。为什么协调这一切的和谐与真实不应当悄悄进入我们的情绪？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分享大自然的发明？
这种洞见借助于所谓的“想象力”表现自己，它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眼光，通过研习是得不到的，它只能靠位于某处的智能及所见来获得，靠通过某些形式来共用事物的轨道或线路，从而使这些事物对别的事物显得容易了解来获得。事物的轨道是沉默的，事物会允许一个说话的人跟它们并肩同行吗？你要是一个密探，请止步；你要是一位有情人，一位诗人，它们倒乐意奉陪，因为有情人或诗人是它们的天性的超然存在。就诗人而言，真正命名的条件就是他服从通过形式而呼吸的神圣气息，并跟它互伴相随。
有一个秘密，每一个知识分子很快就会了然，那就是：除了他那冷静的自觉的智能，他还能通过顺应事物的本性掌握一种新的能力（好像一种智能翻了一番）；除了他作为一个个人的隐蔽的力量，还有一种他可以利用的巨大的、公众的力量，利用的办法是，无论冒什么风险，敞开他人间的大门，让天国的潮水涌进他的心田，并在他周身循环，到那时，他就被卷入了宇宙的生命，他的言语就是惊雷，他的思想就是法则，他的话就像动植物一样可以普遍了解。诗人知道，说话时只有带上几分癫狂，或者“捧着心灵之花”，才能把话说得恰到好处。话要说得恰如其分，就不能依赖被当做一种器官来使用的智能，而要依赖解除了工作负担可以从天国生活接受指示的智能；或者就像惯于表达自己的古人那样，不仅是光靠智能，而且靠为美酒所陶醉的智能。如同迷途的旅客把缰绳扔到了马颈上、依赖马的本能把路找到一样，我们也要如此对待这匹驮着我们周游世界的神马。如果用某种方式我们能刺激这种本能，进入自然的新的通道就为我们打开，思想就涌入坚硬无比、高深莫测的事物之中，变形就才有可能。
正因为如此，诗人们嗜好葡萄酒、蜂蜜酒、麻醉剂、咖啡、茶、鸦片、檀香和烟草的烟气，或者其他种种能使肉体兴奋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利用这些方式，以便给他们正常的能力再增加这种非凡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重视会话、音乐、绘画、雕刻、舞蹈、戏剧、旅行、战争、暴民、火、赌博、政治、爱情、科学，或者肉体的陶醉，凡此种种，或粗或细，都是真正的神酒的半机械式的替代品，而真正的神酒由于更接近事实，才能使智能陶醉。这一切都助长了一个人的离心倾向，帮助他进入自由空间，帮助他逃脱肉体对他的羁绊，逃脱个人关系对他的禁锢。因此，像画家、诗人、音乐家、演员这样一些人数众多的“美”的专业表现者比别人更习惯于过一种行乐放纵的生活。只有少数几个饮过真正的神酒的人除外，因为这只是一种获得自由的虚假方式，这是一种解放，但进不了天国，而只能进入更加污秽的自由境界，因此反而为自己获得的好处受到了惩罚，那就是放荡和堕落。耍手腕不能从自然中捞到任何好处。世界的精神，伟大而安详的造物主，是不会光顾瘾君子或酒鬼的。那种崇高的景象只会进入一个贞洁的肉体里的纯朴的灵魂。麻醉剂给我们的不是灵感，而只是某种虚假的兴奋和狂怒。弥尔顿说，抒情诗人尚可对酒当歌，过豪放的生活，而史诗诗人因为要歌唱诸神，还有他们莅临人间的事迹，因此只能用木碗喝水。因为诗歌不是“魔鬼的迷魂汤”，而是上帝的甘醇。这种情况跟玩具的情况相仿。我们把各色各样的玩偶、小鼓、小马塞满了孩子们的双手和育儿室，却使他们的眼睛离开了大自然朴实的面貌和令人满意的实物，如太阳、月亮、动物、流水、岩石，而这些才应当是他们的玩具。因此诗人的生活习惯的基调应当放低一些，放朴实一些，这样一来普普通通的影响都可以使他心旷神怡。他的欢欣应当是阳光的恩赐，空气应当满足他的灵感，他应当饮水而心醉。那种满足了平静的心的需要的精神，那种似乎从每一座枯草丛生的干土冈上来的，似乎从三月苍白无力的阳光照耀下的每一截松树桩和半埋半露的岩石上出来的精神，来到了贫寒饥饿和情趣单纯的人们的心田。如果你的头脑里充斥着波士顿和纽约、时尚和贪婪，而且你有意用醇酒和法国咖啡刺激你那疲惫的感官，你就不会在那片幽静的松林里发现智慧之光。
如果想象使诗人心醉神迷，对其他人也不会不起作用。变形在目击者心中激起了一种快乐的情绪。运用象征对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解放和振奋的力量。一根魔杖似乎在拨弄我们，我们像孩子一样雀跃起舞。我们就像从洞穴或地窖里来到露天下的人们。这就是比喻、寓言、神谕和种种诗歌形式对我们的影响。这样说来，诗人就是解救万物的诸神。人们真的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一系列世界。因为一旦发现了变形，我们就推测它永远不会停止。我现在不愿意考虑这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代数和数学的魅力。代数和数学也有自己的比喻，不过它们的魅力在各个定义中才能感觉出来；如亚里士多德给空间下的定义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包容万物的容器”；柏拉图给线下的定义就是“流动的点”；图形的定义是“立体的范围”，如此等等。不懂一点解剖学的建筑师是造不好房子的，当维特鲁威宣布了美术家的这种老观点时，我们体味到一种多么快乐的自由感啊。苏格拉底在《卡尔米德篇》中告诉我们：灵魂的病痛可以被某种咒符来祛除，这些咒符就是美丽的理性，灵魂里的节制就由此而来；柏拉图把世界称之为一个动物，蒂迈欧断言植物也是动物；或者断言人就是一棵神圣的树，靠他的根向上长，这根就是他的脑袋；乔治·查普曼步他的后尘写道：
人是一棵树，他的健壮的根
从顶部长出来；
俄耳甫斯把白发苍苍说成“标志耄耋之年的白花”；普洛克洛把宇宙叫做智能的雕像。乔叟在赞扬“文雅”时，把逆境中的高贵血统比做火，虽然把它带到这里和高加索山之间的最黑暗的房子里，它仍然尽其天职，熊熊燃烧，火光烛天，仿佛万人在共睹似的。约翰在《启示录》中通过邪恶看到了世界的毁灭，看到了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上，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伊索通过飞禽走兽的伪装揭露了全盘的普通的日常关系。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令人欣喜的暗示：我们的本质及其多变的习惯和逃路是不朽的，正如吉普赛人说的那样：“把他们往死绞也是枉费心机，他们是死不了的。”
所以诗人就是解救万物的诸神。古代英国诗人以“天下自由人”自诩。他们自由，他们又使一切获得自由。我们最初读一本充满想象的书，由于它用比喻激发我们，使我们获益匪浅，后来我们完全理解了作者的用意，倒反而有意兴阑珊之感。依我所见，一本书贵在超验非凡，此外一无可取。如果一个人为他的思想所激发而不能自持，竟然到了忘记作者、忘记读者的境地，只是痴迷于这一个梦想，被它搞得神魂颠倒，那么，让我读他的文章，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辩论、历史、批评获得。毕达哥拉斯、帕拉切尔苏斯、科内利乌斯·阿格里帕、卡登、开普勒、斯维登堡、谢林、奥肯，或者其他把诸如天使、魔鬼、魔法、占星术、手相术、催眠术等等有争议的事实引进自己的宇宙进化论的人所具有的价值正是我们同日常事务决裂的证明；而且这里就有一个新的证据。那也是交流的最大成功，是自由的魔力，它把世界像一只皮球一样，交到我们手中。当一种感情把助长天性的力量传达给理智时，甚至自由也好像多么廉价，研习又是多么卑贱，前景又是何等壮观！国家、时代、制度一进去都消失了，就像图案巨大、色彩斑斓的织锦里的线；梦幻把我们又交给梦幻，只要沉沉醉意未消，我们就会慷慨地出卖我们的床、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宗教。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珍视这种解放。一个可怜的牧羊人，被暴风雪吹瞎了眼，然后迷了路，最后在离他的屋门近在咫尺的一堆积雪中长眠，他的命运就是人的处境的象征。在生命和真理之水的边缘，我们将悲惨地死去。每一种思想除非我们生活在其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此情此景真是不可思议。倘使你接受它又怎么样呢——你近在咫尺跟远在天边都是一样地遥远。每一种思想也是一座监狱，每一个天堂又是一座牢房。因而我们热爱诗人这位发明家，因为他无论用任何形式，用一首颂歌还是一种行动，用神情还是用举止，都赋予我们一种新思想。他打开了我们的锁链，指引我们进入新天地。
这种解放对任何人都是可贵的，提供解放的能力就是衡量智能的尺度，因为这种力量必须从更深更广的思想中产生。所以凡是富有想象的书籍才能永久，这些书籍上升到那种真理高度，作家看见自然就在他的脚下，并把它用做自己的表现手段。具有这种优点的每首诗、每句话，都会关照自己的不朽。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只不过是几个想象力丰富的人的呐喊。
然而想象的特性是长河奔流，而不是坚冰一池。诗人不会一看到颜色和形体就止步不前，而是要探究它们的含义。他也不会相信这种含义，而是把同样一些物体当做他的新思想的表现手段。诗人跟神秘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把一个象征钉死在一种意义上，尽管它在一瞬间是一种真实的意义，但旋即就变得陈腐而虚假。因为所有的象征都流动不息，所有的语言都是运载工具，就像渡船和马匹，善于运输，而不像农庄和房舍宜于安家。神秘主义就在于把一种偶然个别的象征错当成一种普遍的象征。在雅各布·伯麦的眼里，朝霞正好就是那可爱的流星，在他看来，它代表着真理和信仰；而他相信对于每一个读者，它也应当代表同样的实在；然而基本的读者则更喜欢把它看成一位母亲和孩子、或者园丁和他的球茎、或者珠宝匠打磨宝石这样一类象征。不管是其中哪一种，或者千千万万象征中的哪一种，对于觉得它们有意义的那个人来说，它们都是同样美好。只是必须把它们轻轻地抓住，使它们心甘情愿地被人翻译成别人使用的对等词语。必须坚定地告诉神秘主义者：你令人厌烦地使用那种象征说出的话跟不用它时说出的一样真实。让我们学一点代数，而不要这种陈腐的修辞——用一些普遍的象征，而不要这种褊狭的象征——这样，我们双方将都有所得。教阶制度的历史似乎表明：所有的宗教失误就在于使象征过于僵化呆板，它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种过剩的语言器官罢了。
在近代所有的人当中，斯维登堡出色地将自然翻译成了思想。我不知道历史上竟然有这样一个人：万物在他看来，一律是言词的代表，变形不断地在他眼前展现。他目光所到之处，一切都服从道德天性的冲动。在他的嘴里，无花果变成了葡萄。如果他的天使们证实了一个真理，他们手里拿的桂枝也会开花。远远听去，好像是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喧闹，传到耳边，原来是争鸣之声。在他看见的一次幻象中，天光照耀下所看见的人好像是黑暗中的龙，但是他们彼此看起来，大家都是人，当天光照进他们的小屋时，他们抱怨昏天黑地，于是他们不得不把窗户关上，这样或许才可以看见东西。
他具有的这样一种知觉，使人们对诗人或先知深感敬畏，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在他们自己和同伴心目中是一副面孔，在高一级的神灵看来，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他描写几个教士在一起高谈阔论，在远处的几个孩子看来，他们好像是几匹死马，这样的类似的错觉比比皆是。于是心灵便提出疑问，这里桥下面的游鱼，那边牧场上的牛群，院子里的那些家犬，永远是鱼、是牛、是犬呢，还是仅仅对我来说是这样？也许它们自己看来就是直立的人，但在所有的眼睛里，我是否都是一个人。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如果哪位诗人目睹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他会发现这种变化与种种经历完全一致。我们都看到小麦和毛虫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谁若透过飘忽的长袍看见坚定的自然，并且能够表明它，谁就是诗人，肯定会激起我们的爱戴与恐惧。
我徒然地寻找我所描写的诗人。我们评述生活既做不到浅显明白，也做不到博大精深，我们也不敢歌颂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给时代充满了勇气，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赞美它。时间和自然给了我们许多礼物，却没有给万物企足而待的顺应时势的人、新的宗教和调解人。但丁之所以受人推崇，是因为他敢于用密码写自传，或者说把自传融入普遍性里。在美国，我们还没有目光如炬的天才：能知道我们无与伦比的素材的价值，能在野蛮作风和唯物主义风行一时的情况下，看到在荷马、尔后在中世纪、随后又在加尔文主义中他无限敬仰的众神的又一幕狂欢场面。银行和关税、报纸和会议、卫理公会和一位论教派，对于麻木不仁之辈来说平淡无聊，然而它们的基础跟特洛伊城和得耳福庙的基础一样神奇，而且也会同样迅速地消亡。我们的相互捧场，我们的树桩演说和他们的政治，我们的渔业，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我们的吹牛，我们的赖账，无赖的狂怒和诚实人的胆怯，北方的贸易，南方的种植，西部的开垦，俄勒冈和得克萨斯，这一切的一切，仍然未受到歌唱。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就是一首诗；它广阔的幅员使想象眼花缭乱，等不了多久，美国就会被诉之于音律。如果我在国人中还没有发现我所寻求的那种通才，那么我时常阅读查默斯的五百年英诗大全也无助于我确定诗人这一概念。这些人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才子，尽管其中也有诗人。然而如果我们坚持诗人的理想标准，那弥尔顿和荷马也难以够格。弥尔顿书卷气太浓，荷马则过于拘泥于史实。
然而我的才智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民族的批评，所以我还要利用一下前人的博大，方能完成我论述从诗神到关心自己艺术的诗人的使命。
艺术是创造者通向他的作品的道路。这些道路或方法是完美的，永恒的，不过看见它们的人寥寥无几，不要说艺术家本人多年看不见，就是一辈子也看不见，除非他进入那种境界。画家、雕刻家、作曲家、史诗作家、演说家，都怀着一个愿望：要把自己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不是一鳞半爪。他们要置身于某种境界，就像画家和雕刻家面对某些令人难忘的人物，就像演说家走进大庭广众之中，或者别的人遇到了能激发自己的智能的场面；每一个人顿时会感到一种新的渴望。他听到了一种声音，他看见了谁在招手。随之他得知一群群神灵把他团团围住，便感到无限惊奇。他再也不能处之泰然了。他借用老画家的话说：“天哪，它就在我身上，它非从我心中出去不可。”他追求着一种美，它隐隐约约在他前面飞翔。诗人在寂寞寥落之时诗泉喷涌。毫无疑问，他说的大部分话仍落入俗套，然而过了不久，他就会说出新颖优美的话来。那种东西使他如痴如醉。此外，他再有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总是说，“那是你的，这是我的”，然而诗人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是他的。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你，它都是一样地奇异美丽，他乐意听到类似的详尽雄辩。一旦品尝到这种永葆青春的神水，就永远不会感到餍足，因为在这些智慧中蕴藏着一种令人欣羡的创造力，因此把它们说出来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知道的东西被说出来的只不过是一星半点！从我们知识的汪洋中舀出水也只是点点滴滴！这么多的秘密沉睡在大自然中，什么风把这些东西刮了出来！因此就有了讲话、歌唱的必要，因此就有了演说家在集会门口的悸动，目的无非是思想可以像“神道”和“圣言”一样脱口而出。
啊，诗人，切勿怀疑，坚持到底。只是说，“它在我心中，一定要出去”。挺住，即便几经挫折、哑口无言、结结巴巴、嘘声不断、遭人轰赶，也要坚持奋争，直到最后，愤怒把那每夜显示你就是你自己的梦幻力量从你身上激发出来；这种力量超越一切限制和隐秘，有了这种力量，人就是整个电流的导体。任何东西如果不反过来在他的面前起立、行动，阐明他的意思，它就不会走动、爬行、生长、生存。如果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他的天才便永远不会枯竭。所有的造物成双成对、成群结伴地拥进他的心灵，就仿佛拥进了挪亚方舟，然后再出来，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定居。这就像供我们呼吸或供我们壁炉燃烧的空气，一旦需要，不是几个加仑，而是整个大气层。因此像荷马、乔叟、莎士比亚和拉斐尔这些多产的诗人，显然除了生命有限，作品是没有止境的，就好像一面从大街上拿过去的镜子，随时会反映出每一件造物的形象。
啊，诗人！一种新的高尚是在树林和牧场上授予的，而不再是城堡里或凭借利剑授予的。条件是苛刻的，但是公平的。你将舍弃这个世界，认识的仅仅是诗神。你不再会认识时代、习俗、风度、政治和舆论，而只会从诗神那里取得一切。城市的时间是由丧钟从世界上报的，然而在大自然里，普遍的时刻是由繁衍连续的各族动植物来计算的，是由于不断增生的欢乐来计算的。上帝的旨意也是：你应当放弃一种多重和双重的生活，你应当满足别人替你说话。别人必将是你的幕友，替你描述一切礼遇和尘世生活；别人也会做出伟大的惊天动地的行动。你要与自然蛰藏在一起，不可上国会大厦和证券交易所。世界上充满了弃绝和师从，这就是你的世界，长时间里，你必须被人当成一个傻瓜和粗人。这是潘保护他心爱的花朵的外罩，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他们则用最温存的爱来安慰你。你无法在你的诗里重复你的朋友的名字，因为在神圣的理想前早就羞愧难言。而这就是对你的报答：对于你，理想将变成现实，对现实世界的印象必定像夏天的雨水般落下，对于你坚不可摧的实体来说，虽然丰霈，但并不讨厌。你将拥有整个大地当你的猎苑和庄园，整个海洋供你畅游和航行，无人征税，无人嫉妒；你将拥有森林和河流；你当占有那里的一切，别人在那里只不过是佃户和食客。你是陆、海、空的真正主宰！哪里大雪纷飞、长河奔流、百鸟飞翔，哪里的昼夜在暮色中相逢，哪里的蓝天上浮动着白云，或者缀满了星斗，哪里的形体玲珑剔透，哪里有进天宇之路，哪里有危险、有敬畏、有爱情，哪里就有美，像雨水一样充沛的美为你飘洒，哪怕你走遍世界，你都会发现万事如意而高尚。
经验
生活的主宰，生活的主宰——
我看见他们依次走过，
各自装束不一样，
彼此相似又相异，
有的可憎，有的粗壮，
利用和惊奇，
表面与梦想，
纷至沓来，“谬误”似鬼，
只有气质没有嘴，
比赛的发明人，
无处不在却没有名称；
有的可见，有的靠猜，
他们从东向西把步迈，
小小的人啊，最小的小不点，
仅仅走在高大的护卫者的腿中间，
目光迷茫，四处乱走，
亲爱的大自然牵着他的手；
最慈祥的大自然啊，强壮又可亲，
悄声说道：“亲爱的，不要紧！
明天他们又将换上另一副面貌，
你是奠基人！这些可都是你的同胞！”
我们从哪里找到自我？是在我们不知道它的极限并且也深信它根本就没有极限的极数里。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站在阶梯上：往下看，有许多级的阶梯，我们似乎就是打那儿登上来的；向上望，也是许多级的阶梯，它们越升越高，望也望不到头。但是那个自古就有的守护神就把在我们要进的门口，给我们喝那种忘川的水，这样，由于被那杯水搅得糊里糊涂，我们就讲不出任何往事，并且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摆脱日到中午就随之而来的慵困。睡眠终生都在我们的眼睛周围流连，犹如黑夜整天都在枞树枝头盘旋。万物在飘游，在闪光。我们的生命并不像我们的知觉那样有危机四伏之虞。我们像幽魂似的在自然中悄然滑行，再也认不出我们的位置。难道我们降生时正好遇到大自然一时的贫困和节俭？她对火如此吝惜，对土又那样慷慨，所以在我们看来，我们缺乏那种肯定的要素，虽然我们有健康的体魄、清醒的头脑，然而却没有充裕的精神从事创新。我们有足够的东西生活度日，但却没有丝毫的东西来给予或投资。啊，但愿我们的守护神能再有一点神通！我们就像河下游的磨坊主，上游的工厂已经把水抽干。我们还满以为上游的人一定筑起了他们的大坝。
如果我们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作为或去向，那么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就了如指掌了！今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忙是闲。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无所事事，过后却发现我们已经成绩斐然，还有许多事已在着手开展。我们所有的日子，在它们一闪而过的时候于我们毫无裨益，所以如果我们在某地某时得到了这些我们称之为智慧、诗歌、美德的东西，那简直不可思议。我们绝对不是在确切的某月某日得到它们的。一定有那么神圣的几日被添加了进来，就像赫耳墨斯掷骰子赢了月神从而赢得了那么几天，奥西里斯才得以降生。据说，所有的殉难在受苦时都显得猥琐。每一艘船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东西，除非我们扬帆航行。一旦我们踏上这条船，传奇色彩便一扫而尽，它转而又去纠缠海平线上所能见到的别的船只去了。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平凡琐碎，因此我们避免作任何记载。人类似乎就从海平面上学到了不断退却和不断参照的艺术。那爱发牢骚的农夫说：“那边的高地是繁茂的牧场，我的邻居也有肥沃的草地，而我的地却把世界连接在一起。”我在引用另一个人的话，十分不幸，这另一个人却以同样的方式收回他自己的话而引用了我的。这样厚古薄今是大自然的小花招，一片嗡嗡的嘈杂声，有的地方便神奇地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效果。不把每一个屋顶掀翻，它们总显得十分顺眼，掀翻之后我们才发现了悲剧、呜咽的女人、目光冷酷的丈夫、忘川的泛滥，人们问：“有什么消息吗？”好像原有的消息糟糕透顶了似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能数清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件事、有多少主张吗？我们将这么多的时间都用于准备，用于例行公事，用于回顾往事，所以每个人天才的精华所用的时间则微乎其微。文学史——拿蒂拉博斯基、沃顿，或施莱格尔的最后结果来说——实际上只是概述了点滴的思想和零星的独创故事，其余的一切都是它们的变种。因此在这个广延于我们四周的巨大的社会里，一种批评的分析将找不到多少自发的行动。充斥其间的几乎都是惯例的粗俗的观念。哪怕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见解，说出来似乎无懈可击，却触动不了普遍的必然。
一切灾难当中都注入了什么样的鸦片啊！在我们接近它时，它令人望而生畏，但最终并没有粗糙的摩擦，而只有最滑溜的表面。我们轻轻地产生了一种思想，即莽撞女神阿忒狄亚是轻柔的：
纤足细步何轻轻，
高高在人头上行。
人们呼天抢地，但还没有表现出他们说出的一半悲痛。在喜怒无常的心境中我们在招致灾祸，同时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在这儿我们至少能发现实在，真理的尖锋利刃。但结果表明它原来只是绘制的布景，一个假象。悲伤给我的唯一启迪就是知道了它有多么肤浅。它像其他所有的一切，只在表面上晃动，从来没有把我引进现实，而为了跟这种现实接触，哪怕牺牲儿子和爱人也在所不惜。难道不是博什科维奇发现躯体永远不可接触吗？灵魂从来接触不到它们的对象。在我们和我们所瞄准并与之交谈的事物之间有一个不可通航的大海，翻滚着无声的波浪。悲痛照样能使我们变成理想主义者。两年多以前我的儿子死了，我似乎丧失了一笔美好的资产——如此而已。我不能再把它招回到我身边。如果明天我被告知我最大的欠债人破了产，这笔财产的损失在今后许多年中对我来说也许十分不利，但它会使我处于原来的境地——不好也不坏。因此这次灾难也是这样，它并没有触痛我，有些东西我以为是我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把它扯开就会把我撕裂，要把它扩大一定使我富裕，可是它离开了我，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疤痕。这种灾难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我真正感到悲痛的是，那种悲痛竟然没有给我任何教益，也没有把我带进真正的自然一步。那个被诅咒风刮不着、水冲不着、火烧不着的印度人，就是我们大家的象征。最可贵的事情莫过于夏日的雨水，而我们却像橡皮雨衣，将每一滴雨水都抖落了去。现在，我们除了死亡便一无所有。但我们仍带着一种苦中作乐的满足，期盼着它，说什么我们至少还有不会躲避我们的现实。
我将万物的这种昙花一现、不可捉摸的特点看做我们自身处境的最丑陋的部分，当我们把十指攥得最紧的时候，它反而使物体从指缝间溜了出去。自然并不喜欢被人窥探，她只喜欢我们成为供她娱乐的小丑和游伴。我们可以有打板球的地方，却没有一颗向我们的哲学提供的浆果。她也从不给我们直接击球的力量。我们的击球只不过是虚晃一拍，就是击中，也纯属偶然。我们相互间的关系也是拐弯抹角的、出乎意料的。
梦幻把我们交给梦幻，而幻觉是永无止境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喜怒哀乐构成的，就如同一条珠串。在我们穿行而过的时候，它们又分明是一组五光十色的透镜，用各自的色彩把世界点染，而各自显示出的又只不过是焦点上的那一丁点东西。立足于山间，你看见的还是山。我们给我们能够赋予活力的东西赋予活力，我们看见的也仅仅是我们赋予了活力的东西。自然和书籍属于那些能看见它们的眼睛。一个人是否能看见夕阳或者一首好诗，这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夕阳天天都有，天才也总是存在，然而只有在少数宁静的时刻我们才能欣赏自然或批评。欣赏的多少仍取决于人的结构，或者气质。气质就如同穿珠子的那根铁丝。运气或才气对一种冷漠的、有缺陷的天性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沉睡在椅子上，如果一个人哈哈大笑，咯咯傻笑，如果一个人在道歉，如果他染上了一种自大狂，如果他一心想着他的金钱，如果他不能靠食物过活，如果他在孩提时就有了一个小孩，如果有这些情况，谁还在乎他某时某刻表现出什么样的感受性或辨别力呢？如果构造过于凸出或者过于凹进，以致在人类生活的实际范围以内找不到合适的焦距，那么天才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过冷或过热，那人又不大在乎结果，所以无法刺激他去实验，并坚持让他这样做，那么天才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如果这张网被欢乐和痛苦织得过于精细、过于灵敏，以至于生命由于接纳得太多又没有适当的排遣都变得委靡不振了，那么天才又有何用呢？如果同一个惯犯准备信守改恶从善的崇高誓约，那么起那些誓又有何用？当人们怀疑虔敬的感情暗地里依赖于一年的不同季节和血液的状况，那种感情还会产生多大的欢乐？我认识一位机智的医生，他在胆管里发现了神学，并时常断言，如果一个人的肝脏出了毛病，这人就会变成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如果他的这个器官健康完好，他就是一个一位论派信徒。勉强的经验很有禁锢作用，所以一些不相宜的过火行为或愚蠢行为断送了天才的诺言。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应该向我们奉献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慷慨许诺，然而却从未见他们还清债务；他们有的英年早逝，这笔账也就一笔勾销，有的如果还在人世，也已经随波逐流了。
气质也充分进入了错觉体系，把我们关进一座我们看不见的玻璃监狱里。对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错视。实际上，他们都是具有特定气质的生物，这种气质将在一种特定的性格中表现出来，人们永远也越不过它的界限；但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他们似乎又是活生生的；于是我们推测在他们体内还有一种搏动。此刻它似乎是搏动，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人的一生中，它原来却只是八音盒的转筒所演奏的一种一成不变的调子。性情胜过时间、地点、条件所造就的一切，宗教的烈火也烧不毁它，这种结论人们在早晨还加以抵制，日暮时却又接受了它。虽然道德感情助长了某种改变，但个性却起着决定作用，它如果不是使道德判断具有倾向性，也就是规定了活动和娱乐的范围。
这种法则在日常生活的讲台上就是这样被宣读的，我就把它原原本本地表述了出来，不过不能不注意到最基本的例外，因为气质是一种能力，除了本人，谁都不愿意听到别人赞美它。在医学的讲台上，我们无法抗拒所谓的科学的越来越狭窄的影响。气质将一切神威都打翻在地。我了解医生的思想倾向，我听见了骨相学家暗自发笑。理论上的绑架者和奴隶监管者将每一个人都看做是另一个人的牺牲品，因为那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为人法则，因此可以随意拨弄他，并且通过胡子的颜色、枕骨的斜度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迹象，就能对他的命运和性格了如指掌。最愚昧的无知也没有厚颜无耻的冒充博学那么令人生厌。医生们声称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精神已被他们削弱得气若游丝——那么纤细！——然而精神的定义就应该是身为自己证据的东西。他们对于爱，对于宗教怀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人们是不愿意将这些话讲出来让人听到的，因为这等于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对它们亵渎。我曾目睹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居然将话题对准了与之交谈的那位男子的头形！我曾设想生命的价值寓于它的各种谜一样的可能性之中，寓于这样一种的事实之中，即当我与一个新的个人讲话时，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将自己城堡的钥匙都攥在手心里，随时准备将它们扔在我的领主的脚下，不管他什么时候，以怎样的伪装出现。我知道他就在这一带，混在一群流浪者中间。难道我要在一张高凳上就座，然后虔诚地将我的话题也转向各种的头形，从而葬送掉我的未来吗？当我真到了这一步时，医生们就会花上一分钱将我买下。——“先生，病史；向本院的报告；可靠的事实！”——我根本就怀疑这些事实和这些推断。气质是性格中的相对否决权或限制力量，用来遏制性格中的一种对立的过火行为，非常正确，然而当做给原始公道设置的障碍，却十分荒谬。当美德在场的时候，所有从属的力量便进入梦乡。根据它本身的水准，或者考虑到天性，气质是决定性的。如果一个人一旦坠入所谓科学的罗网，我看此人就休想从这一系列必然的锁链中脱身。既然有了那样的胚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样的历史。在这样的讲台上如果一个人耽于声色，他很快就会自取灭亡。但创造力又绝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外。有一扇永不关闭的门通往每一种智慧，造物主就打那门里经过。理智，即绝对真理的追求者，或者感情，即至善的热爱者，插进来当了我们的救助者。我们挣扎着要摆脱这种梦魇，但徒劳无益，而这些崇高力量的一声低唤就把我们惊醒，我们将那梦魇投进它自己的地狱，再不能把我们自己局限在如此低劣的一种境地。
之所以有虚幻之感，是因为缺乏一连串的心境或目标。我们正想抛锚，但停泊处却是流沙。大自然这种变本加厉的恶作剧简直让我们难以忍受。Pero si muove.夜里当我凝视着月亮和星星的时候，我似乎是静止的，而它们却好像来去匆匆。我们热爱实在，这就促使我们去寻求一种永恒，但身体的健康却在于运动，思维的健全在于变异或联想的敏捷。我们需要变换目标。为一种思想献身很快就会令人厌恶。如果我们与精神病人同住，就必须迁就他们，这样交谈就不复存在了。曾经一度我是这样喜爱蒙田，甚至认为我再不需要任何别的书籍了；然而就在此之前，我喜爱的是莎士比亚，然后是普鲁塔克，然后是普罗提诺，然后一度又是培根，在此之后，又是歌德，甚至是贝蒂尼。但现在我却是那样无精打采地翻着他们的书页，不过我仍旧珍爱他们的天才。不仅对书籍，对绘画也是这样，每一幅画都会受到一次重视，虽然我们很乐意将这样的欣赏再继续下去，然而它终究长久不了。当你把一幅画看够了，你就得离开它，并且你再也不会看它一眼，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再深刻不过了。有些画我看了以后无动于衷，或不置一词，但我还是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对于一本新书或一桩新事的看法，即使是智者所发表的，也必须打一定的折扣，他们的这种看法把一些有关他们心境的信息，把对这一新的事实的某种模糊的猜疑透露给我，然而决不能相信这种看法就是智能同那件事之间的永久关系。孩子问：“妈妈，昨天你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非常喜欢它，为什么今天就不那么喜欢了？”唉！孩子，即使最老的知识天使也是这样！但是能这样回答你吗：因为你是诞生给整体的，而这个故事却是一个细节！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就艺术和智能的作品而言，我们发现晚了），其原因就是从中低声发出的关于人，关于友谊和爱的悲剧的哀怨。
我们发现艺术具有顽固性，缺乏灵活性，我们发现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使我们更加痛心。人的身上还没有发展的力量。我们的朋友早就以某种思想的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思想他们从来不曾超越。他们站在思想和力量之洋的边沿，却从不肯向前挪动一步将自己带到那儿去。一个人就像一块晶石，你把它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它没有任何光泽，直到你转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它就显示出又深又美的颜色来。人不能随遇而安，也无法随机应变，但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独特的才干。一个成功的人，他的优势就在于他能灵敏地把握自己在何时、何地最频繁地进行那种转动。我们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还给它起了一个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名字，并且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赞美：我们已经设计出随后产生的结果了。我想不起有哪一种人有时候还不显得多余。然而这不是很可怜吗？拿着性命当儿戏可不值得。
毫无疑问，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对称。倘若斑驳的车轮想呈现出白色，它就得飞快地转动。我们与如此多的愚蠢和缺陷打交道，也学会了一点东西。总而言之，无论谁输，我们总是赢家。神性也掩藏在我们的失败和愚行的后面。孩童的游戏虽纯属胡闹，然而却是有教育意义的胡闹。最宏伟、最庄重的事物也是这样，商业、政府、教会、婚姻等莫不如此，甚至每一个人面包的来历以及他获得面包的手段也是这样。就像一只鸟从不肯在一处多歇会儿脚，总是不停地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力量也从不会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久留，它总是时而在这个人身上露露脸，时而又在那个人身上张张嘴。
但是这些华而不实或者迂腐不堪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思想又能给什么帮助？生活不是辩证法。我想，最近以来的那些批评一无是处，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已经足够了。我们的青年对劳动和改革，做了大量的思索和论述，但尽管他们连篇累牍地论述，却没有使世界、也没有使自己前进一步。从智性上品味生活并不能取代体力活动。如果一个人只是考虑把一片面包送下喉咙的美味，他就会饿死。在教育农场里，最高尚的生活理论压制了最高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因而显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那种理论不会耙也不会叉一吨干草；它也不会将马梳洗得光滑发亮；它只会使男女青年脸色发白，饥肠辘辘。一位政治演说家讲得很风趣，他把我们政党的许诺比做西部的公路，开头雄伟壮丽，绿树夹道，吸引游人，然而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成了羊肠小道，盘上了一棵树。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最后只会引起我们的头疼。有些人几个月前还被时代的承诺所发出的光彩搞得眼花缭乱，现在却感到生活是难以形容的悲哀和乏味。“现在伊朗人再也没有正确的行动方向，也再没有自我牺牲精神了。”我们已经尝够了反对和批评。每一种生活和行动的道路都遇到障碍。由于阻力无处不在，常识便由此推知它们无关紧要。事物的整套结构都在鼓吹无关紧要的意识。再不要让思想把你自己搞得神魂颠倒，到什么地方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生活不是智性的，也不是批判性的，它只是坚强的。毋庸置疑，生活的主要好处是倾向那些能享受自己的发现的各色人等的。自然憎恨窥探，而我们的母亲们一句话就表达了她们的感受：“孩子，吃你们的东西，不要多说话。”把时光填满——这就是幸福；把时光填满，不为懊悔或赞同留一丝空隙。我们生活在表面，真正的生活艺术就是在上面熟练地滑来滑去。一个具有天赋力量的人，在陈规陋习之下也能获得他在最新世界里所取得的成功，只不过借助的是处事技巧。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站住脚。生活本身是一个力量和形式的混合物，不过若是其中哪一方稍有超重，它都承受不了。充分利用时机，在旅途中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旅行的目的，享受最多的美好时光，这就是才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考虑到人生的短促，就不值得计较在这样短促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在艰难地爬行，还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说这话的不应当是普通人，而只应当是狂热分子或者数学家。既然我们的职责与分分秒秒都有关联，那就让我们分秒必争吧。现在的五分钟对我来说，跟下一个千年里的五分钟一样有价值。让我们现在沉着冷静，保持睿智和我行我素。让我们去善待那些男人和女人，就好像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或许他们就是这样。人生活在幻想当中，就好像双手虚弱而颤抖不止的醉汉，不能成功地做一件事。那是一场幻想的暴风雨，我知道的唯一能使它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关注此时此刻。在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炫耀和政治活动中，我丝毫不怀疑，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不应该拖延，不应该推诿，也不应该期待，我们只需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充分享受，不论我们与谁交往，接受我们现实的同伴和环境，不管他们是怎样地卑微和丑恶，把他们看成神秘的使者，宇宙把它的一切快乐都托付给他们，好给我们传达。如果这些人自私而邪恶，那么他们的满足，因为是正义的最后胜利，所以就和心灵产生共鸣，它比诗人的声音和可敬人士的随意的同情更令人满意。我想，即使一个有思想的人如何遭受他的同伴的缺陷和荒唐的折磨，他也不可能毫不留情地否认任何一伙男人和女人对于超凡的优点的感受能力。如果粗人和轻薄的人没有同情心，他们却有一种优越的本能，于是他们就怀着诚挚的敬意用他们盲目、任性的方式来为之增光添彩。
细腻敏锐的年轻人都鄙视生活，但是对于我，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些没有得消化不良症的人，对于那些认为日子稳当美好的人，那种轻蔑的样子和亟需朋友只是一种过分的礼貌。由于同情心，我变得有点急切和多愁善感，但如果让我一个人独处，我将像咀嚼酒吧间里的老生常谈那样尽情品味每一刻时光以及它带给我的东西，那就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我感谢小恩小惠。我同我的一个朋友交换意见，他期待着宇宙中的一切，每当什么事情稍欠完美时，他便大失所望，而我发现我却始于另一个极端，我无所期待，然而却总是对获得的适度的利益充满谢意。我接受了各种相反的倾向所发出的丁零当郎的撞击声。我也认为酒鬼和惹人厌烦的人对我有好处。他们给周围的画面提供了真实感，连转瞬即逝的大气现象也很难放过它。早晨我一觉醒来，看见的仍然是那个旧世界，老婆、孩子、母亲、康科德和波士顿、那可爱而古老的灵界、甚至那可爱的老恶魔也并不遥远。如果我们见了好东西就拿，不去刨根问底，我们的东西就会堆积如山。巨大的才华不是通过分析得到的。一切好东西俯拾即是。我们生命的中部地带是温带。我们可以钻进纯几何学和死气沉沉的科学的寥落的寒带，或者沉入感觉的寒带。在这两个极地之间是生命、思想、精神和诗的赤道——一个狭窄的地带。此外，在大众的经验中，一切好东西俯拾即是。一位收藏家向欧洲所有的画铺里窥探寻找普桑的一幅风景画和萨尔瓦多的一幅蜡笔画，但是《耶稣显圣容》、《最后的审判》和《圣哲罗姆的圣餐》，以及其他一些和它们一样出类拔萃的绘画却在梵蒂冈、乌菲齐美术宫或者罗浮宫的墙壁上，在那里，每一个仆人都可以看见它们，更不必说每条街道上大自然的图画、每天日出日落的图画和永不消失的人体雕刻了。另一位收藏家最近在伦敦的一次公开拍卖中以一百五十七基尼买下了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但是一个小学生却能分文不花地阅读《哈姆雷特》，并且能察觉出在那里尚未公开的最受人关注的事件的秘密。我想我除了下面这几本最普通的书外不会去看别的书——《圣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随后我们对这一览无遗的生活和星球感到很不耐烦，便四处奔波寻求一些秘密和阴私。想象力垂青印第安人、设陷阱捕兽者和猎蜂人的森林知识。让我们假设我们是一群陌生人，就如同野人、野兽和野鸟一样，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从本质上被驯化。然而排斥仍然影响到他们，影响到攀援的、飞翔的、滑行的、长着羽毛的和四足的人。狐狸和土拨鼠、鹰、鹬和麻，这些动物当你仔细观察它们时，它们在这个奥妙无穷的世界上同人一样，实在没有什么根底，仅仅是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一群栖居者而已。新的分子科学显示出原子与原子之间的天文间隙，显示出这个世界全是外部，而没有内部。
中部世界是最美好的。正如我们所知，大自然不是圣人。教堂的灵光，禁欲主义者，真图教徒和格雷厄姆的追随者，她都不会给予厚爱。她就是来吃、来喝、来犯罪的。她的宝贝们，伟大强壮而美丽，但都不是按我们的法律办事的孩子，他们不是从主日学校毕业的，不掂估食物的重量，也不严守清规戒律。如果我们要借助她的力量而变得强壮起来，我们就不可隐匿那种令人不快的从异族那里借来的良心。我们必须确立强有力的现在时态，来对付所有狂怒的流言蜚语，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有多少亟待解决的事还悬而未决啊——在着手解决期间，我们将仍旧一如既往。当这场辩论开始涉及商业的公平问题，并且在一两个世纪内不会结束的时候，新老英格兰还可以照管店务。人们还要讨论版权法和国际版权法，在此期间，我们将竭尽全力将我们的书卖出最好的价钱。文学的便利，文学的缘由，以及记录一种思想的合法性，也受到怀疑。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当这场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你，最亲爱的学者，坚持你那愚蠢的工作，每隔一小时增写一行，甚至不时地增写一行。人们对土地拥有权和财产权争论不休，在连连召集会议、表决之前，先把你的花园刨掉，再把你的血汗钱当成不义之财花得妥帖、得体。人生本身只就是一个泡影，一种怀疑论，一场酣睡。就算如此，就算将有更多更多的情况——而你，上帝的宠儿！留心你自己的美梦吧；嘲弄和怀疑主义不会把你漏掉，这种东西已经够了，待在你的小房子里劳作吧，直到其余的人一致同意怎样对待人生。他们会说你的疾病、你的微不足道的习惯需要你做这件事，避免做那件事，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一生如白驹过隙，只是供留宿一夜的帐篷，你，不管有病无病，都得完成这个定额。你病了，但不会更糟，宇宙由于很器重你，一定会变得更好。
人类生活由两个因素构成，力量和形式，必须使比例保持不变，如果我们要使它愉快而惬意的话。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过剩，则会像它的不足一样，造成祸害。每一种事物都在趋于过度，每一种良好的品质，如果没有杂质，都是有害的，为了将危险带至毁灭的边缘，大自然使每个人的特质都过了剩。在那些农场中，我们将学者当做背信弃义的例子来举。他们是大自然表现的牺牲品。你若将艺术家、演说家和诗人看得太真切，从而发觉他们的生活不过同技工或者农夫的一样，认为他们不过是偏颇的牺牲品，外强中干，并宣布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你就会合情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技艺都不是为人类服务的，而是一些瘟疫。然而自然是不会向你证实这一切的。不可抗拒的自然每天都在塑造着这样的人，以及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你喜爱认真读书的孩子，喜爱凝神注视着一幅画或者一个模型的孩子，但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和凝视者，除了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作家和雕刻家，他们又是什么呢？给现在读书、凝视的那种品质再增加一点东西，他们就将会拿起笔和凿刀了。如果一个人回想起他开始成为一个艺术家时是多么幼稚，那么他就一定察觉出自然同他的敌人沆瀣一气了。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金色的梦。他必须走的路真是毫发不爽。智者超出智慧一步就会变成愚人。
如果命运允许，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永远保持这些美好的界限并彻底调整我们自身，使我们顺应于已知的因果王国的精确计算。在大街小巷里，在报刊杂志上，生活好像是一种简单明了的事情，所以，只要在任何情况下刚强果断，照章办事，就会稳操胜券。但是注意！很快就会有这么一天，或者只有半个小时，像天使一样悄声细语，便推翻了天下千年的结论！第二天一切事物仍旧显得那么实际而生硬，惯常的标准又恢复了原状，常识像天才一般稀罕——它是天才的基础，而经验则是每一项事业的手和脚；然而谁如果根据这种条件办事，谁就会很快失败。力量走的不是抉择和意志的康庄大道，而是另外一条道路，即地下的、隐形的生活渠道。荒谬绝伦的是我们还是一群外交家、医生和考虑周全的人，再没有像这样容易受骗的人了。生活是一连串的出其不意，如果它不是这样，那就不值得我们去杀生或保命了。上帝喜欢每天孤立我们，将过去和未来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我们总要四下里寻找，他却彬彬有礼地在我们面前和身后分别拉下一幅穿不透的、最纯的天幕，“你不会有记忆，”他似乎在说，“你也不会有希望。”所有精彩的谈话、优雅的风度和正义的行动都来自一种忘记惯例并要弘扬当前的自发性。大自然讨厌老谋深算之徒；她的方法是突如其来、心血来潮的。人随脉搏的跳动而生存，我们的有机运动也是这样；各种化学的和以太的力量起伏交错，思想在斗争中前进，没有一阵阵突发就不会兴旺发达。我们的兴盛全靠偶然。我们主要的经验都是出于偶然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类人都是一些善于旁敲侧击而不是单刀直入的人，他们是一些天才，不过还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不必付出过高的代价就能享受到他们光芒的欢乐。他们的美是百鸟之美，晨光之美，不是矫揉造作之美。天才的思想中总有惊人之处，道德感情被恰当地称做“新事物”，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对于最老的智者和小孩子都是一样新奇。“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同样地，对于实际成果，也不可费尽心机。一个人在做一件他能做得十全十美的事时，是不会被注意到的。一定有某种魔力附着于他的最出色的行为中，使你的观察力麻木不仁，因此，即使这样的行为就在你的面前发生，你都全然不知。生活的艺术有一种羞怯，不愿暴露出来。人没有生下来，他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没有看见成功，每件事也是不可能的。虔敬的热情最终同最冷静的怀疑主义殊途同归——什么都不属于我们或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属于上帝。大自然连最小的月桂树叶都不肯通融给我们。一切作品，一切的行为和所有物莫不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我很愿意讲道德，决不肯越出雷池一步，因为我对它非常珍爱，而且还让大部分服从人的意愿，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下定决心要讲诚实，到最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除了从上帝那里提供来的或多或少的生命力，我什么也看不到。生活的结果没有被预计出来，也是预计不出来的。经年累月所教的东西是寥寥数日里不可能学到的。那些和我们交往的人谈天说地，来来去去，计划、实施许多事情，这一切多少引起了一个结果，然而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个人总是有差错，他曾计划了许多事，还把别人拉来当副手，同一些人或所有的人产生争执，错误没有少犯，最后做成了一点事；一切都有所长进，而个人总是有差错。结果反而是一些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的新东西。
古人深感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难以算计，便将预见不到的事物拔高为一种神；但这就意味着要在这束小小的火花旁裹足不前，这火花倒确实在一处闪闪发光，殊不知整个的宇宙靠着这束火花潜在的热量就变得温暖如春。生命的奇迹不可解释，但生命永远是个奇迹，所以它就引进了一种新的因素。我想，埃弗拉德·霍姆爵士注意到在胚胎的成长中，发育不是从一个中心点而是从三个或者更多的部位共同进行的。生命没有记忆。那延续不断的东西也许可以不致被遗忘，然而那共存的，或者从一个更深沉的起因中迸发出来的东西，由于还远远没有意识，所以不了解自身的倾向。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时而怀疑一切，或者没有统一，是由于我们沉湎于似乎都具有同等而又敌对的价值的形式和表象中，时而又笃信宗教，尽管我们在接受精神法则。耐心等待这些心智的恍惚，耐心等待这些部位的同步增长；总有一天它们将成为器官，服从于一个意志。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希望都钉在那个意志、那个秘密的起因上。生命由此就被化为一种期望，或者一种宗教。在杂乱无章的细节下面隐藏的是一个音乐般和谐的完美，那是总在伴随着我们游历的理想，那是没有一丝裂缝的天空。务必注意我们的启蒙方式。当我同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交谈时，或者当我一个人独处时，我总是有些很好的想法，但我并不立刻感到满意，这就像我渴了的时候喝水、冷了的时候烤火不会顿时解渴、回暖一样。不会的！我首先获悉我接近一个新的美好的生命区域。通过我坚持不懈地读书或思考，这个区域显示出它本身更为深远的迹象，就像它是在闪光之中，突然发现了它的深沉的美丽与宁静，就像笼罩着它的云雾每隔一段时间就散开，把里面的群山显露给渐渐走近的旅行者，山脚下绵延的是一片宁静无边的草地，草地上羊群在悠闲地吃草，牧羊人又是吹笛，又是跳舞。然而人们觉得从这个思想领域来的每一种见解只是一个开端，后面显然还有接续。这不是我造出来的，我只是到了那里，看见了已经在那里的一切。是我造的！不！当这种雄伟壮丽的景象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像孩子似的惊喜交集，拍手叫好。那种景象承受了万古千秋的敬爱，显得苍老，又因为充满了生命的生命，那大漠中阳光灿烂的麦加，则显得年轻。它展现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我感觉到一颗与往常不同的心，由于对新的美的热爱，在激烈地跳动着。我准备跨鹤西游，继而再生到那我在西部发现的全新而不易接近的美利坚：
既非始于现在，又非始于昨天，
这些思想，古已有之，就连发现
一个知道它们来历的人也不可能。
如果我已经把生命描绘为一系列情绪的波动，那么现在我还得说明在我们身上还有一种心情，它固定不变，却将所有的情感及心态都加以编排。每个人所具有的意识都是一把计算尺，时而把他看成“初始因”，时而又把他看成他自己肉体的肌肤；生命之上还有生命，无穷无尽。产生这种生命的感情决定着任何一种行为的尊严，问题不是你干了什么或者没有干什么，而是你奉了谁的命来干或者不干的。
命运女神、密涅瓦、缪斯、圣灵——这些都是古雅的名字，但都太狭隘，不足以覆盖这无限的物质。大惑不解的智力一定仍然跪倒在这拒绝被命名的起因之前——这无法表达的动因，每一个出色的天才都试图用某种有力的象征表示出来，如，泰勒斯用的是水，阿那克西米尼用的是气，阿那克萨哥拉用的是（奴斯）思想，琐罗亚斯德用的是火，耶稣和现代人则用的是爱。每一种隐喻已经变成一种国教。中国孟子的概括也不可等闲视之。“我知言，”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他的同伴问道。“难言也，”孟子答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我们的更为准确的著述中，给这样的概括取名为“存在”，从而承认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取悦天地万物，我们现在并不是遭一墙堵路，而是立于汪洋大海之滨，这就够了。我们的生命与其是现在的，不如说是未来的。似乎不是为了消耗生命的种种事务，而是作为这种浩然之气的一点暗示。大部分的生命似乎仅仅是能力的广告，把信息提供给我们，并不是要贱卖我们自己，而是要证明我们非常伟大。因此，在细节上我们的伟大存在于一种倾向里，而不是一次行动中。我们应当相信规则，而不是例外。高尚者由此便同卑贱者区别开来。因此在我们接受感情的指引时，成为地球历史上重要事件、首要事实的并不是我们所信仰的关于灵魂不灭之类的东西，而是那要信仰的普遍冲动，那么我们可否把这种动因说成直接起作用的东西呢？精神并非无能为力，也不需要一些调停机构。它具有充分的能力和直接的作用。我不用解释自己，就已经被解释清楚了，我没有行动，就已经被感觉到了，而且在我并未涉足的地方。因此所有正直的人都满足于他们自己的赞扬。他们拒绝解释自己，只是满足于那些新的行动会替他们尽那种职责。他们相信我们不仅不需用语言，而且可以超越语言来传递信息，凡是正确的行动，总会对我们的朋友产生影响，不管他们距离我们有多远；因为行动的影响大小不是以英里来衡量的。因此，如果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能如期出席聚会，我为什么要感到烦恼呢？即使我没有到场，那么我身在异地也应该同我亲临现场一样，有助于促进彼此的友谊和智慧的交流。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发挥着同等的影响。因而那伟大的理想总是在我们前方旅行；它从来就不曾落在我们身后。除非一个人获得的好经验预示着下一个更好的经验，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十分满意的经验。向前，再向前！在自由的时刻，我们知道生活与职责的一幅新的图景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关生命学说的基本原理已经在你周围的许多人的心灵中扎了根，而这一学说是我们已有的任何一种书面记录所无法表达的。新的陈述不仅包括社会的信仰，而且包括怀疑主义，而一种信条一定会从各种不信中形成。因为这些怀疑主义既不是毫无根据的，也不是非法的，而是对肯定陈述的一些限制，那么新的哲学必须把它们吸收进来，并做出超越它们的断言，正像它所必须容纳最古老的信仰一样。
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发现十分不幸，但已为时太晚，无法补救。这个发现被称为“人类的堕落”。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怀疑我们所用的工具。我们得知我们并不是直接看见的，而是间接看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矫正这些带色的、使物体变形的透镜，因为我们就是这些透镜，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些透镜有多少差错。也许这些主体式透镜具有一种创造力，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体。过去我们生活在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中，而今这股新的势力却贪得无厌，气势汹汹地要并吞一切事物，把我们吸引住了。自然、艺术、人、文学、宗教——都是客体，接二连三地闯了进来，上帝只不过是这种力量的一个概念而已。自然和文学是主观现象；每一种恶行和每一件善举都是我们所投下的影子。对骄傲自尊者来说，街道上充斥着羞辱。纨绔子弟总是想方设法让他的代理穿上他规定的制服，立在餐桌旁服侍他的客人。同样，那懊丧的心情所释放出的委屈本来像气泡一样，此刻却立即化为街上的绅士淑女、商店里的店员、酒吧间的招待，并且威胁或侮辱我们身上可被威胁的或可被侮辱的东西。我们的盲目崇拜又何尝不是如此。人们忘记了是眼睛创造了眼界，将某一个人造就为人类的典型或代表，并冠之以英雄或圣徒美名的就是那把一切变圆的心目。“上帝的使者”耶稣，便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些视觉法则能在其身上生效的一个善人。一方面通过爱，另一方面通过宽容，一度相沿成习：我们要在视界的中心看他，并将那些将会附加到被这样看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的特性都归于他。然而最长久的爱或憎都有一个很快的期限。扎根于绝对天性中的伟大、成长的自我，取代了所有相对的存在，并将人间的友谊与爱的王国也一并摧毁。由于每一对主客体间的不平等，联姻（指在所谓的精神世界中的）是不可能的。主体是上帝神性的接收者，并且在每一种比较中必须感到被那股隐藏的力量所增强。这种物质的供应虽然不用力量，但是通过身临其境就能被感觉得到；任何一种智力也不能将在主体身上要么长眠要么永醒的特有神性归咎于客体。爱也永远不能使意识和认定势均力敌。在你我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跟原物与图画之间的鸿沟完全相同。宇宙是灵魂的新娘。所有发自个人的同情都是局部的。两个人就如同两只球，两球接触仅在一点，而且在它们保持接触时其余各点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但其余各点接触的机会也一定会轮到，一次结合持续的时间越长，没有结合的各个部分得到的亲和力就越多。
生命可以被反映出来，然而却不能被分割，也不能被加倍。侵犯它的统一就是混乱。灵魂不是双胞胎，而是独生子，虽然最后它显露自己是个孩子，外表上是个孩子，但它却具有一种决定命运的万能的力量，不允许共生同活。每一天，每一个行动都在暴露着那掩饰得不好的神性。由于我们不相信旁人，我们就信任自己。我们宽以待己，有些东西出现在别人身上时我们就斥之为罪恶，但对我们自己却成了实验。人们决不会把罪恶说得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轻巧，或者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安全地带，绝对不容别人涉足，这就是我们信任自己的一个例子。这种行动从内部看跟从外部看大不一样，其实质和后果也迥然不同。谋杀在谋杀者看来并不如诗人和传奇作家所认为的那般具有灾难性，它并不会搅得行凶者心神不宁，或者吓得他六神无主，连平常留心一些琐事都办不到。谋杀谋算起来是一桩轻而易举的行动，然而一旦成为现实，所引起的后果却是亲友的一片惶恐、吵闹与混乱。尤其是那些起源于爱的各种罪恶，在当事人看来似乎既正当又合理，然而事情一旦做下，才证明对于社会危害极大。不过到头来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因此而完蛋，或者他所犯的罪会如重罪犯的那般心黑手辣。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案例中，智能限制了道德审判。对于智能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它是对抗法律或凌驾法律的，它不仅评判事实，而且鉴定法律。“它比犯罪还糟糕，它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拿破仑这样说，用的就是智能的语言。对智能来说，世界就是一道数学题或数量科学，它不考虑赞扬、谴责及一切软弱的情感。一切的偷窃行为都是比较而言的。如果你要绝对化，那么，请问谁能不偷呢？圣徒们之所以感到悲哀，是因为他们不是从智能而是从良心的角度来看罪恶（甚至在他们沉思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思想的混乱。罪恶，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减少，或者更少；从良心或意志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腐败或者邪恶。智能把它称之为阴影，没有光明，没有实体。而良心却感觉得到它是实体，本质上的恶。其实它并非如此，它有一种客观存在，却没有主观存在。
这样，宇宙便不可避免地染上我们的色彩，每一个客体都相继进入主体本身。主体在存在，主体在扩大，万物迟早会各就其位。我存在，所以我能看见，无论用我们愿意用的什么语言，我们能说的只能是我们是什么。赫耳墨斯、卡德摩斯、哥伦布、牛顿、波拿巴，他们都是心灵的创新者。当我们邂逅一位伟人时，我们不要自惭形秽，就让我们把这位初来乍到者当做一个云游四方的地质学家来对待，他经过我们的庄园，在我们的灌木草场里指给我们看上好的板岩、石灰岩或者无烟煤。每一个强有力的心灵在一个方面的局部行动有如一架对准了物体的望远镜。但是有关其他方面的每一种知识，在灵魂达到她充分的圆满之前，都要被推向同样的过火境地。你可看见过那只小猫顽皮地追逐自己的尾巴？如果你能用那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你也许会看见她周围有数百人在演一出出情节复杂的戏剧，有悲欢离合，有冗长的对话，有众多的人物，有沉浮不定的命运——而与此同时，那只不过是猫和她的尾巴而已。要过多久我们的化装舞会才会终止手鼓的繁响、人们的狂笑和呼喊，我们才可以发现这原来是一场冷冷清清的演出？——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要使电路完成颇费周折，然而电流量却增加不了任何东西。不管是开普勒和他的天体，还是哥伦布及其美洲大陆，是读者和他的书籍，还是猫和它的尾巴，这都能意味着什么呢？
的确，所有的缪斯、爱和宗教信仰都憎恨这些发展，甚至还要想办法去惩罚那个化学家，因为他在会客室里将实验室的一切秘密都公之于众。我们看见事物具有我们个人的面貌，或者渗透了我们的情绪，这是我们气质上的需要，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轻描淡写。然而上帝是土生土长在这些荒岩中的。那种需要使自信成为道德中的首要优点。我们必须死死守住这份贫困，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反感，我们必须奋发图强，行动果断，方能把我们的轴把握得更紧。真实的生活是冰冷的，迄今还是令人悲伤的，然而它绝不是眼泪、后悔和烦乱的奴隶。它并不试图夺取别人的工作，也不利用他人的事实。将你自己的事实同他人的区别开来，这是智慧的一个主要教训。我知道我不能处理他人的事实，然而我却拥有一把能打开我自己的事实的钥匙，它能使我不信别人的一切否定，他们一定也有一把能打开他们自己的事实的钥匙。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处在这样一个游泳者的困境之中：他四周的人都有灭顶之灾，他们都拼命要抓住他，如果他伸过去一条腿或者一根指头，他们就会把他拉下水去。他们都想获救，脱离他们的恶行的危害，而不是脱离他们自己的恶行。博爱精神也许会浪费在对症状的无聊的服侍上。一个英明果断的医生会说一句“走开”，来作为咨询的首要条件。
在我们这个喜欢讲话的美国，我们被自己善良的天性及兼听八方的习惯毁了。这样的依从使得我们无力有大的作为。一个人只能正视前方，不应当左顾右盼。全神贯注就是对别人缠扰不休的轻浮举动做出的唯一回答，这种专注，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要求显得无足轻重。这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不容上诉，不容烦神去想对策。在弗拉克斯曼为埃斯库罗斯的《报仇神》所作的一幅插图中，俄瑞斯忒斯在哀求阿波罗，而复仇女神们则倚在门槛上睡觉。阿波罗神的脸上掠过一丝遗憾与同情，但由于他深信两种地位水火不相容，因而又显得平静而安详。他天生要从事其他的政治，致力于永恒和美丽的事物。那跪在他脚下的人请求他能照拂尘世间的骚乱，那是他的自然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躺在一旁的复仇女神则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种迥异。阿波罗神显然已负载了过多的神圣的命运。
幻想、气质、连续性、表面、诧异、实在、主观性——这些都是时间这部织机上的线，这些又是生活的主宰。我不敢贸然将它们定级排队，而只是按我所看见它们的顺序一个个地给它们命名。我尚有自知之明，不至于宣称我的画已臻完美。我是一个碎片，而这却是我的一块碎片。我可以信心十足地宣布某一个法则，因为它把自己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我年纪太轻还不能编制法典。我闲谈这永恒的政治，权当我的定时祈祷。我曾见过许多美丽的画，显然没有白看。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现在已不是当年十四岁的那个少不更事的人，也不是七年以前的情况。谁想问就问吧：成果在哪里？我发现一个个人成果，这就足够了。这成果就是——我再不需要向沉思、向商讨、向蜂拥的真理索求一个草率的效果了。要求一种对本镇本县产生影响的效果，一种对本月本年有明显作用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可怜的。结果是深奥而持久的，就像原因一样。它在人生不复存在的时期起着作用。我只知道接纳；我既然存在，我就该拥有，但我并未赢得，当我想着我赢得过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并未赢得。对伟大的命运女神，我又惊讶又崇拜。我的接受能力如此之大，所以我还没有因为把某种东西接收得太多而感到烦恼。我对守护神这样说，一不做，二不休，还望他能宽恕这样的谚语。每当我得到了一件新礼物，我从不会自寻烦恼去将这笔账结清。因为，如果我一命呜呼，我就无法把这笔账结清。利益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价值，从此以后便一直如此。所谓的价值本身，我认为是接纳的一部分。
此外，那种对明显或者实际效果的渴求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变节。我巴不得省去这种毫无必要的做法。在我看来，生活具有一张虚幻的面孔。最艰难、最粗笨的行动也是虚幻的。那只不过是平静温柔的梦与骚动不安的梦之间的一个选择罢了。人们总是轻视认知与智性生活，而极力主张实干。我倒很满足于认知，只要我能够认知的话。那是一种庄严的乐趣，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我的需要。获取点滴的知识就是耗费今生今世也值得。我总是听到阿德拉斯提亚的律法：“凡是获得了真理的灵魂直到下一次运行的开始，都可免受伤害。”
我知道我在城市、在农场里与之交谈的世界并不是我所思想的那个世界。我注意到了这种区别，并且还要注意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认识到这种差异的价值与规律。然而我尚未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千方百计企图实现思想世界的尝试中获得的。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用这种办法实验，结果反而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他们获得了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嘴角泛起白沫，他们既憎恨有一切又否认一切。更为糟糕的是，我注意到在人类的历史上连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没有——通过他们自己对成功的检验。我这样说是为了驳斥，或是作为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不去实现你的世界？”但我绝没有那种以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来预先判断规律的绝望情绪——因为没有成功就谈不上努力的正确。坚持，再坚持，我们最终会获得成功。我们一定要对时间因素的欺骗性保持怀疑的态度。吃饭、睡觉、赚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供我们心存期望与洞悉，而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整花园，进餐饭，同妻子商量家务，这些事情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下一周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那每一个人都将回归的孤独寂寞之中，他心清智明，豁然开朗，这就是他进入新世界时会具备的情况。不要在乎嘲笑，不用担心失败，振作起来，苍老的心！——它似乎在说——一切的正义总会胜利；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传奇，而这种传奇将会把天赋转换为实际能力。
自然
大千世界蔚然可观，
扑朔迷离妙不可言。
心脏的狂跳自有根由，
茫然的看客无法参透，
君心若与天心同跳，
东西南北全部明了。
每个形体内潜藏心灵，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每一个原子闪光自燃，
把它的未来暗暗指点。
在这个气候区，几乎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样一些日子：到那个时候，天地万物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到那个时候，空气、天体、大地齐奏出一种和声，仿佛大自然要纵容自己的孩子似的；到那个时候，在地球上这些荒凉的高纬度地区，渴望了解最快乐的地区，渴望沐浴在佛罗里达和古巴的灿烂阳光下实在算不了什么；到那个时候，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流露出满意的神色，就是卧在地上的牛群似乎也有了伟大而安静的思想。那种完美的十月天气，我们称之为“小阳春”，以显示它的特点，那时候，要寻找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也许更有把握。难消的永昼沉睡在连绵的小山上和温暖广阔的田野里。度过一整天阳光明媚的时光，简直有长命百岁之感。荒僻的地方似乎并不十分寂寞。在森林的大门口，老于世故的人也惊讶不已，所以不得不放弃城市里的关于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蠢的估价。他一迈进这些地区，那种习俗的包袱就从背上卸了下来。这里的圣洁使我们的宗教自惭形秽，这里的现实使我们的英雄也张皇失措。在这里，我们发现大自然就是那种使别的一切事实相形见绌的事实，她像一位神灵，审判一切接近她的人。我们从自己狭窄、拥挤的房舍里爬出来，进入了黑夜与白昼，我们看见多么崇高的美每天拥抱着我们。我们多么想逃脱那些有损于美色的障碍，多么想逃脱老于世故和瞻前顾后的作风，听任大自然使我们心醉神迷。森林的柔和的光辉仿佛是一种永恒的清晨，它振奋人心，壮丽雄伟。这些地方古传的魔力逐渐爬上了我们的心头。松树、铁杉和橡树的树干几乎发出钢铁般的光芒照耀着兴奋的眼睛。那无言的树木开始说服我们跟它们一起生活，放弃那种郑重其事的烦琐生活。在这里，历史、教会、国家都不会被添加到神圣的天空和永恒的岁月上。我们多么轻松地走进那不断展开的风景，一幅幅新的画面、纷至沓来的思绪把我们吞并了，到了最后，思家的念头渐渐地被挤出了脑海，一切记忆都被那专横暴虐的现在抹去，大自然洋洋得意地领着我们。
这些魔力具有药物的效力，它们清醒我们的头脑，治愈我们的身体。这都是些平常的欢乐，对我们来说既亲切又自然。我们恢复了本来面目，与物质情同手足，而这正是学校喋喋不休地劝导我们唾弃的做法。我们同物质永不分离，精神热恋着它的老家。我们渴了必须喝水，同样，我们的眼睛、手足离不开岩石、土地。物质是坚定的水，是冰凉的火，常在的健康，永存的魅力！恰似一位老朋友，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正当我们装模作样地同陌生人闲聊时，露出一脸的真诚走来，跟我们直截了当地谈起来，使我们再也不好意思胡言乱语。城市没有给人的感官提供足够的空间。我们昼夜出外极目远眺，以饱眼福，因而需要广阔的眼界，正如我们需要水来沐浴一般。自然的影响程度不一，她既能使人遗世独立，也能给人的想象力和心灵以极珍贵极重大的帮助。人们从泉里可以打一桶凉水，瑟瑟发抖的跋涉者可以奔向那里的柴火以求安全——这里也有秋天与正午的崇高的寓意。我们偎依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像寄生虫一样靠她的谷物和根茎生存。日月星辰向我们频送秋波，把我们唤至幽静处，给我们预言最遥远的未来。湛蓝的天顶是浪漫与现实的融汇点。我想，假如我们被送到我们梦想的天国，同加百列和乌利尔交谈，那么天堂就是给我们留下的全部家当。
我们每天都留意过自然景物，因此好像岁月并非完全是不圣洁的。悄然而落的雪花，片片晶莹完美；雨雪纷纷，扫过茫茫的水面和平原；麦田里麦浪滚滚；一望无际的茜草波浪起伏，它们数不清的小花在眼前泛起白蒙蒙的涟漪；树木花草倒映在波平如镜的湖水里；馥郁缠绵的熏风把一棵棵树都吹成了风奏琴；炉火中的铁杉或松木噼啪作响，火光迸射，把起居室的墙壁和方方面面都照得通明——凡此种种，都是最古老的宗教的音乐和画面。我的房舍坐落在低地上，视野有限，又在村庄的边缘。然而我和友人来到了我们的小河之滨，船桨一划，便把村里的政治和人物，不错，把那村庄和人物的世界抛在了脑后，进入了温柔的晚霞与月光的王国，这里玉洁冰清，那不干不净的人类不经见习和考验简直无法入内。我们通体都渗透了这难以置信的美，我们把双手浸泡在这如画的境界里，我们的目光沉浸在这缤纷的光与影中。勇敢和美、权力和情趣装点、享受过的一种假日、乡间别墅、宫廷华筵、最盛大最快乐的节日，顿时确立在这儿。晚霞，隐隐闪现的星斗，以它们隐秘的、难以言喻的顾盼，把那种节日表示、奉献出来。我才知道了我们创造力的可怜、都市和宫殿的丑陋。艺术和奢华早就得知它们必须作为这种原始美的升华和延续而工作。我迷途知返，恍然大悟。从今以后我将难以自得其乐。我无法再回去玩耍。我日渐奢侈浮华，远离自然。我的生活再也离不开附庸风雅。然而，我的飨宴官必须是一位乡民。谁最见多识广，谁知道土地、流水、草木、天空有什么甜美和功效以及如何获取这些魔力，谁就是富贵之人。主宰世界的人物只有把大自然召来做他们的后援，他们才能到达辉煌的峰巅。这便是他们的空中花园、乡间别墅、花园洋房、岛屿、园林、猎苑的奥妙之所在：用这些强大的附属物来支撑他们不完善的人格。人们对拥有这些危险的附属品的国家的土地发生的兴趣是难以克服的，这对我来说并不足为奇。这些东西有贿赂、招引的力量；能充分表明秘密许诺的不是帝王，不是宫殿，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这些柔情万千、诗意盎然的明星。我们听说过有钱人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别墅、他的园林、他的美酒和他的交往，然而招引的刺激和关键则来自这些诱人的明星。在它们温情脉脉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人们在凡尔赛、帕福斯、泰西封〕等地力图实现的东西。的确，它是地平线上的魔光，是当做背景的蓝天，拯救了我们的所有的艺术品，否则这些艺术品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当富人指责穷人奴颜婢膝时，他们应该考虑到美其名曰“自然之主”的人们在富于想象的心灵里所产生的影响。啊，要是富人都像穷人所想象的那样富有该有多好！一个小孩在夜间的田野里听到军乐队演奏，于是一个个国王、王后和大名鼎鼎的骑士便历历浮现在眼前。他在一个山乡，譬如说诺奇山，听到传来的牛角号的回响，那牛角号把整座山都变成了一架风奏琴。这种超自然的奏鸣声将他带回多利安人的神话和阿波罗及狄安娜等男女猎神的时代。小小的音符确可响彻云霄、优美超凡。对可怜的年轻诗人来说，他的社会画面正是如此富有神话色彩。他忠心耿耿，他敬慕富者；富者因为他的想象而富有，他们若不富有，他的幻想又该是多么贫乏！他们有篱墙高筑的小树林，他们称之为园林；他们的客厅比他所光顾过的都要大，装潢更为讲究。他们仅与名人雅士结伴，乘车去海滨胜地和远方的城市，凡此种种，只不过是他所描摹浪漫状况所用的基础，跟它相比，他们的实际财产只不过是棚屋和马场。缪斯本人背弃了自己的亲生子，她用天空、云彩和路边的森林里射出来的一种光辉来增强那富贵美丽的天赋——那是一种高贵的恩赐，仿佛贵族之神赐予贵族似的，那是自然中的一种贵族，天国的一位王子。
轻而易举地创造伊甸园和潭碧谷的道德感情并不常有，而物质的风景则比比皆是。不必游览科莫湖和马德拉群岛，我们就能找到这些魅力。我们对地方风光总用溢美之词。每一风景的惊人之处不外乎是天地相接，而这一景象无论在阿利根尼山的顶峰，还是在头一座小丘上都能见到。夜幕上的星星俯视着褐色简陋之极的公地，洒下的璀璨的灵光跟洒在坎帕尼亚平原或白茫茫的埃及沙漠上的完全一样。舒卷的白云、晨光和夕照为红枫和白杨平添几分姿色。景致与景致间的差异微乎其微，观赏者却千差万别。任何一处风景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像每一处风景非美不可的必然性那么神奇。穿便衣大自然不会惊讶。美闯进了每一个地方。
然而，在这个学者称之为natura naturata，或“被动的自然”的话题上，很容易超越读者的共鸣。人们直接讲到它，难免要夸大其词。这就跟在各色人等杂处的场合提出讨论所谓的“宗教问题”一样容易。不对某些细琐的必要性做出辩解，敏感的人是不会使他的情趣沉溺于这一类东西的，如：去看看林地，去瞧瞧庄稼，或从偏远地带采来一种植物和矿石，或者肩扛一支鸟枪，或者手提一根钓竿，等等。我认为这种丢脸的事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大自然里浮光掠影的作风既无裨益，也无价值。田野中的纨绔子弟同百老汇的花花公子是一丘之貉。人们生来就是猎人，喜欢探究森林知识，我认为，伐木工人和印第安人提供事实的那种地名词典应当在最豪华的客厅里代替书店的“花圈”和“花神的花环”；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不是我们过于笨拙，不配谈如此精妙的话题，就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人们一写到自然，他们就开始使用绮丽的文体。轻佻是献给潘的最不恰当的礼物，因为他在神话中被描写成众神中最讲节制的。面对时代令人叹服的谨言慎行，我不想轻举妄动，然而我不能放弃常常回到这一古老的话题的权利。许许多多虚假的教会在认可真正的宗教。文学、诗歌、科学是人们对这种高深莫测的奥秘所表示的敬意，对于这种奥秘，任何神智健全的人都不能装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的样子。大自然为我们的精华所热爱。它被当做天堂来热爱，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其中没有居民。落日与它普照之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它缺的是人。风景里出现了同它一样优美的人的形象之前，自然之美准会显得虚无缥缈。倘若有完美的人，就不会有这种对自然的入迷。假如国王在宫殿里，就没有人环顾四面的墙壁。只有国王离开了，宫中到处是侍从和观望者，我们才能转身背过众人，从绘画和建筑使人联想到的伟人中寻求解脱。有些批评家抱怨自然美与要做的事物截然分离是一种病态，他们必定认为我们对如画的风景的寻觅是同我们对虚假的社会的抗议密不可分的。人类堕落了，自然则挺立着，并且被用做一只差示温度计，检验人类有没有神圣的情操。由于我们迟钝和自私的过失，我们仰慕自然；但是当我们脱胎换骨之后，自然就会仰慕我们。我们凝视着泡沫四溅的溪流，心里内疚：假如我们自己的生命流淌着正义的活力，我们就会使小溪自惭形秽。热诚的溪流闪出真正的火光，而不是反射出来的阳光和月光。人们能够把自然当成商业作唯利是图的研究。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天文学变成了占星术，心理学变成了催眠术（目的是指出我们的调羹哪里去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则变成了骨相术和手相术。
然而如果及时地引以为戒，把关于这个话题的许多内容只字不提，那就让我们不要再忘记对“高效的自然”，natura naturans，灵活的起因表示敬意，因为在它面前，一切形式像风中的雪花一样纷飞，它本身是隐蔽的，而它的成果却在它面前堆积如山（就像古人由牧羊人普洛透斯代表自然一样），纷然杂陈，莫可名状。它把自己显露在造物身上，由微粒、毫刺经过一再的变态达到至高的匀称，没有震天动地之举就日臻化境。一点热量，也就是一点运动，便是地球上那光秃秃、白晃晃、冰霜惨烈的两极同草木芊芊、硕果累累的热带气候区之间的全部差异。一切变革都不用暴力，是因为有无垠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这两种基本条件。地质学把自然的世俗特性传授给我们，教我们抛弃古板学校的方法，教我们用摩西和托勒玫式的体系交换自然的雄浑风格。由于缺乏眼力，我们什么也不能正确了解。现在我们知道，岩石先形成随后又粉碎，然后最早的地衣把最薄的外层分解成土壤，这就敞开了大门，迎接遥远的植物、动物、谷物和水果女神进来，在此之前，一定有多少个耐心的地质纪循环交替。三叶虫何其遥远！四足动物何其遥远！人类自己也是悠远得不可思议！一切都如期到达，然后到来了一代接一代的人类。从花岗岩到牡蛎，路途迢递，再到柏拉图和灵魂不朽说就更加漫长了。然而一切一定要来，就像第一个原子有两面那样确定无疑。
运动或者变化，同一或者静止，是自然的第一和第二秘密：运动和静止。她的全部法典可以誊写到大拇指指甲或一枚戒指的小印章上。河面上回旋的泡沫使我们了解到天空技工的秘密。沙滩上的每一枚贝壳都是打开这种秘密的钥匙。在杯中转动的一点水便解释了简单的贝壳的形成。物质年复一年的增加终于取得了最复杂的形式；然而，尽管身手不凡，大自然依旧那么贫困，从宇宙的开始到终结，她只有一种材料——只有一种可产生两种结果的材料，来供给她所有梦幻般的变化。无论她怎么调配，星星、沙子、火、水、树木、人类，仍旧是一种材料，表现的是同样的一些特性。
自然总是首尾一贯的，尽管她佯装违背自己的法则。她遵守自己的法则，却好像要超越它们。她武装一只动物，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活在泥土里，与此同时，她又武装另一只动物去摧毁它。空间的存在就是为了分离造物；然而给鸟儿的两肋插上几片羽毛，她便赋予它一种小小的无处不在的能力。方向是永远向前的，而艺术家却仍要回头去寻找材料，在最发达的阶段又从最初的元素开始，否则，一切就行将灭亡。如果我们看一看她的工作，就好像瞥见了一个演变着的体系。植物是世上的年轻一代，是充满健康和活力的人，但它们永远向上探索，朝着意识发展；树木是没有发展完善的人，仿佛在悲叹自己遭到禁锢，扎根地下不能自拔。动物是更高级阶段的新手和见习生。人类，尽管年轻，却因从思想之杯里品尝到了第一滴，所以已经放荡了。枫树和蕨草仍然洁身自好；然而毫无疑问，一旦它们产生了意识，它们也会诅咒谩骂的。鲜花绝对地属于青年，所以我们成年人很快就感到：它们美丽的后代与我们无缘。我们的韶光已逝；现在，让孩子们去迎接他们吧！鲜花抛弃了我们，我们成了一群老光棍，空有满腔的柔情蜜意，只是显得荒唐可笑。
事物总是息息相关，所以按照眼睛的技能，根据任何一种物体就可以预言另一种物体的作用或性质。如果我们有明察它的双眼，一点取自城墙的石子便可向我们证明人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同证明城市存在的必然性一样容易。这种同一性使我们合而为一，把我们惯常的巨大差距化为乌有。我们谈论背离自然的生活的种种偏向，仿佛人为的生活也是不自然的。宫廷凤阁里最圆滑的鬈发廷臣具有某种动物的天性，同白熊一样骄横野蛮，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而在香水和情书中间，直接同喜马拉雅山脉和地轴相关。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己有多少属于自然，我们就不必迷信市镇，仿佛那可怕或仁慈的力量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没有建造城市似的。造就了石匠的大自然，也造出了房子。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到太多的乡村影响。自然物恬淡的外表招致了我们这些恼怒得脸红脖子粗的造物的羡慕，于是我们认为要是我们露宿野外，以草根为食，也会同它们一样崇高。然而还是让我们做人，而不是要做土拨鼠，橡树和榆树也会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服务，尽管我们坐在丝绸地毯上的象牙椅子上。
这种指导一切的同一性贯穿于事物所有的出人意料和尖锐对比之中，标志了每一条法则的特征。人把世界装进他的脑袋里，天文学和化学悬在一个思想里。由于自然的历史已铭刻在他的头脑中，因此他就成为他的秘密的预言家和发现者。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已知的事实在得到确证以前，已被某人的预感推测到了。一个人如果没有认清把自然最遥远的地区束缚起来的一些法则，他是不会系他的鞋带的。月亮、植物、气体、晶体都是具体的几何图形和数字。常识认识它自己的东西，在化学实验中一眼就认出了事实。富兰克林、道尔顿、戴维和布莱克的常识就是做出它现在发现的那些安排的同一种常识。
如果同一性表现了有组织的静止，反作用也就变成了组织。天文学家说：“给我们物质和一点运动，我们就会建造宇宙。我们仅有物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有一种推动力，一种发动物质、导致离心力与向心力和谐的推力。一旦把球从手中举起，我们就可以显示这一切巨大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玄学家说：“一个毫无道理的假定，显然是以假定做论据的狡辩。你们不是肯定能知道投射的起源以及它的继续吗？”与此同时，大自然并没有等待这场辩论结果，而是不管对不对，首先给了这种推动力，球从而滚动起来。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仅仅推了一下而已，但是天文学家们重视它是正确的，因为这一行动产生的结果是没有止境的。这著名的原始的一推，通过体系内的一切球体，通过每一球体的每一个原子，通过各种各样的造物，通过个体的历史和表现把自己传播开来。在事物的进程中，难免有夸张。大自然把生物和人送到世界上来，难免要使他的特性超过一点。有了行星，还必须加些推动力；所以自然给每一造物在它特有的轨道上都增加了一点强烈的倾向，那是使它运行的推动力。在每一件事例中，总有些微的慷慨，总有一点儿过量。没有电，空气就要腐败；没有男人和女人所有的这种强烈的倾向，没有顽固分子和狂热分子的情趣，便没有了兴奋和效率。我们取法乎上，失之于中。每一行动都存在某些虚假的夸张。不时地走来某个忧伤的明眼人，他看到了一场比赛进行得太不光明正大，所以就拒绝比赛，而是把底兜了出来——那怎么办呢？鸟儿飞走了吗？啊，不！机警的自然派遣来一批体形更为绰约多姿的新人，一批更为气宇轩昂的青年。稍加过激地引导他们坚持各自的目标；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坚持自己最正确的方向，于是这场比赛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又要继续一两代人。胡打乱闹、傻里傻气的孩子，看见每一种景象，听见每一个声音就不能自持，没有任何能力比较、权衡自己的感觉。听见一声口哨，看见一张画片、一个领头的骑兵，或者一只好玩的狗就忘乎所以，一切就事论事，什么也无法概括，看见一件新事物就喜不自胜，晚上一躺下便疲惫不堪，这就是一天到晚疯疯癫癫造成的结果。然而大自然正是用这个长着鬈发和酒窝的狂人达到自己的意图的。通过这一切态度和努力，她费尽了心血，保证了身体结构生长的匀称——这是首要的目的，除了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别人的关心都不堪信任。这种闪光，这种蛋白石般的荧光环绕着每一件玩具的顶部，对着孩子的目光闪烁，以确保对他的忠诚。他受了骗，却得到了自己的好处。生育抚养我们的是同样的手段。让禁欲主义者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吃肉并不是为活命着想，而是因为肉味可口，食欲强烈。植物的生命并不满足于从花或树上落下一粒种子，相反它在空中地上撒满了不计其数的种子，假如有数千粒死了，还有数千粒可以把自己种下去，这样，数百粒可能发芽，数十粒可能成熟，那么至少其中一粒会取代母体。万物都表现出同样处心积虑的慷慨。我们噤若寒蝉，极力防护身体，遇冷退缩，看到一条蛇或者听到突如其来的声响便心惊肉跳，通过无数次虚惊，这种草木皆兵的心理最终保护我们避开一次真正的危险。情人在婚姻中寻找个人的幸福完美，并没有预期的目的；而自然则把她的目的潜藏在他的幸福里，那就是传宗接代，延绵不断。
但是这种用以创造世界的手腕也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性格中。人的心智都不十分健全；每个人的气质中都有一点傻气，头脑有点发热，这就肯定把他固定到大自然所关注的某一点上。伟大的事业从未受到对它们是非曲直的考验；然而事业被化为细节来适应党人的尺寸，斗争在小事上总是最激烈的。每个人总是过分相信自己要做的事、要说的话的重要性，这种现象也同样引人注目。诗人、预言家对自己的话比哪一个听话的人都要重视，因此才把它讲了出来。刚愎自用的路德明白无误地郑重声明：“没有聪明人，上帝也没法办。”雅各布·伯麦和乔治·福克斯在论战文章里各执一词，暴露了他们的自高自大。詹姆斯·内勒一度让人把他当基督崇拜。每一位先知很快就把自己同自己的思想等量齐观，进而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奉为圣物。不管这样做会怎样使这些人在有识之士面前名誉扫地，但它还是帮助他们赢得了民心，因为给他们的话赋予了热情、辛辣和知名度。类似的经历在个人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每一位热血青年都写日记，每当祈祷忏悔的时刻来临时，他便在里面铭刻下自己的灵魂。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在他看来热烈而芬芳：他摆在膝间，夜半读，黎明也读。他的泪水浸湿了一页页的日记。它们是圣洁的，是这个世界上再好不过的东西，简直对至亲好友都不能出示。这是灵魂生的儿子，大自然的生命依然在这婴孩身上循环。脐带还没有剪掉。过了一段时间，他才肯允许朋友进入这种神圣的经历，几经犹豫之后，才坚定地把日记摆在他的眼前。那火热的字句会不会烧伤他的眼睛？那位朋友冷冰冰地翻了翻，不费什么周折就把那日记放在一边谈起话来，这使对方又惊又恼。他不会怀疑日记本身。日日夜夜激情满怀的生活，日日夜夜同黑暗与光明天使的交流已经把它们朦胧的文字镌刻在那泪痕斑斑的本子上。他对那位朋友的心智产生了怀疑。难道说不存在什么朋友？他还不能相信人会有终生难忘的经历，也许还不知道如何把他的隐私转化成文学；智慧在我们之外还有代言人，尽管我们保持缄默，但真理照样被表达出来。如果发现了这一点，就会遏制我们热情的火焰。只要一个人不觉得自己的言语片面或唐突，他就会说个没完。他的言语确是片面的，但他说的时候却没有这么想。一旦他摆脱了本能和个别的东西，看到了它的片面性，他便产生了羞恶之心，闭口无言了。谁要是不认为自己所写的在当时来说就是世界历史，谁就写不出任何东西。谁要是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十分重要，谁就做不好任何事情。我的工作可能是一钱不值，但是我不能认为它一钱不值，否则我便不会无忧无虑地工作。
同样，自然里总有某种嘲弄人的东西。它引导我们向前再向前，可是哪儿也到不了，对我们毫不守信。许诺多而履行少。我们生活在一种近似的体系中。每一个目的都展现了别的某个目的，但别的目的也是暂时的，哪儿都没有完满、终极的成功。我们是在自然中野营而不是安家。饥渴不停地引导我们吃喝；然而面包和酒，任你怎样烹调，酒足饭饱之后，仍然使我们又饥又渴。我们所有的艺术和表演都是这样。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语言本身并不是满足，而是一些提示。对财富的渴望把地球化为一座花园，所以愚弄了热切的追求者。追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显然是要达到良知和美的目的，免受各种丑恶、庸俗的东西的侵扰。然而这是多么费事的方法！为了保证一点交流算尽了多少机关！这座砖石修成的宫殿，这些仆人、这间厨房、这些马厩、马匹和马车、这银行股票及抵押契据、世界贸易、乡村庄园和水滨别墅都是为了高尚清楚、有灵性的一点交流！难道大路上的乞丐就不能一样得到它吗？不，这一切东西都是这些行乞者持之以恒努力消除生命之轮的摩擦并提供机会取得的。交谈、声望是众所周知的目的。财富满足了兽欲，修好了冒烟的壁炉，使门不再嘎吱作响，使亲朋好友在温暖安静的房间里共聚，把孩子们和餐桌安置在另外的房间里，这时候，财富是有益的。思想、美德和美从前都是目的；然而人们知道有思想、有德行的人在冬日房间转暖的时候有时候会头疼，会湿脚或者浪费大好时光。不幸的是，在消除这些不便之处所做的必要的努力上，主要的注意力已经转向这个目标；原来的目的被忽视了，而消除摩擦则变成了目的。这便是对富人的揶揄，而波士顿、伦敦、维也纳以及世界上现存的政府是富人的城市和政府，群众不是人，而仅仅是穷人，也就是说，可能变富的人；这是对上层阶级的揶揄，他们苦心经营，拼死拼活却一事无成；一切都做了，却毫无价值。他们就像一位打断众人的谈话要发表自己的言论的人，却忘掉了准备说的话。在一个没有目的的社会，在一些没有目的的国家，这种现象到处都非常触目。难道自然的目的真的这么伟大而令人信服，需要这样大批牺牲人吗？
同生活中的欺诈如出一辙，可以想到，大自然的外貌对眼睛产生了类似的效果。森林、流水有某种诱惑、谄媚之态，却又不能提供目前的满足。每一处风景中都能感到这种失望。我见过夏天轻柔美丽的云彩像羽毛似的在头上飘动，似乎在享受它们运动的高度和特权。然而，它们与其像此时此地的锦绣，不如说展望着远处喜庆的亭台花园。那是一种古怪的妒忌，但是诗人发现自己并没有十分贴近他的目标。他面前的松树、河流，那一排鲜花，似乎并不是自然。自然仍在别的什么地方。这只是刚才逝去的胜利的尾声，遥远的反映与回响，现在正处于辉煌鼎盛的时期，它可能是在邻近的田野里，要是你站在田野里，它又在毗邻的森林里。眼前的目标一定给你庆典刚刚过后的这种静谧感。夕阳的距离何其迢迢，它里面隐含着多少不可言喻的雄伟和美丽！然而谁能到它们所在的地方去，或者在那里插手或驻足呢？它们永远离开了这球形的世界。在寂静的林间同在人类中间都是一样的，永远都是一种人们所认为的存在，一种不在，从来就不是临场和满足。难道美是永远都把握不住的吗？难道它在人间、在风景中都是同样不可接近的吗？订了婚的情人在他的恋人应允他的时候便失去了她那最狂放的魅力。在他像追求星星一样追求她的时候，她是天仙。倘使她屈从于他那样的一个人，她就不会是天仙了。
对于这无所不在的第一推动力的出现，对于那么多善意的造物的恭维和妨碍，我们能说些什么呢？难道我们不可以设想宇宙的什么地方存在着些许叛逆和嘲弄吗？难道我们没有对自己遭到的这种耍弄感到极大的愤慨吗？难道我们是自然的玩物和小丑吗？看一看天地的面目，一腔的暴躁就会平息，我们就会得到劝慰，服从更加明智的道理。在有识之士看来，自然把自己化为一个无边的许诺，是不会被人们草草率率解释清楚的。她的秘密从未透露。一个又一个俄狄浦斯接踵而至：他的头脑中装满了全部的秘密。啊呀！他们的绝技竟被同一种巫术破坏了，他们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那宏伟的轨道呈现为拱形，就像伸入大海的崭新的彩虹，然而天使长的翅膀也无力沿着这个轨道飞翔，所以就无法汇报这条曲线的回路。但是也看得出，我们的行动受到支持，得到安排，从而取得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重大的结局。我们处处都有精神力量卫护，度过一生。一种慈善的目的埋伏着等候我们。我们不能跟自然产生口角，也不能像跟人交往那样同自然打交道。如果我们用个人的力量同她的力量较量，我们就很容易感到我们成了一种无法超脱的命运的玩物。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等同于工作，而是感到工人的灵魂在我们身上奔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清晨的宁静首先在我们的心中落户，而万有引力和化学的高深莫测的力量以及凌驾于这些力量之上的生命的力量，都以它们的最高形式预先存在于我们的身上。
我们认为原因的链条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寸步难行，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的不安，是由于对自然的一种状态，即运动，过于关注而造成的。阻力永远不会从车轮上消除。哪里的推动力一超过，哪里的“静止”或“同一”就巧妙地注入了补偿。在辽阔的田野上，到处都长着夏枯草之类的药草。每过愚蠢的一天，我们总要睡一觉，把一天每时每刻的激愤与狂怒消除掉。尽管我们总是忙于具体事务，并经常成为这些事务的奴隶，我们还是把固有的普遍法则带到每一次实验中去。这一切，尽管作为观念存在于头脑中，但是它们在自然界永远体现在我们周围，作为一种目前的健全心智揭露并治愈人类的癫狂。由于我们是事务的奴隶，所以又易受蒙骗产生许多愚蠢的期望。因为火车头或氢气球的发明，我们期待着一个新纪元；新机器带来的还是旧牵制。据说，当你正在烤鸡准备开饭时，采用电磁，你的色拉就会从菜籽里长出来：这是我们的现代目标与努力的一个象征——我们压缩、加速物体的一个象征；然而并无所获，大自然不会受骗：人的寿命只不过有七十个色拉长，不管这些色拉长得快还是长得慢。然而，我们在这些制约和不可能中找到的好处并不比在促进中发现的少。胜利愿意降临在哪里，就让它降临到哪里，我们则在那一边。我们知道我们从大自然的中心到两极，跨越了整个生存的领域，并在每一种可能中都下点赌注，这种认识把那一崇高的光彩借给了死亡，哲学和宗教过于表面地、刻板地努力把这种光彩表现在通行的灵魂不朽说里。现实比传言更加精彩。这儿没有毁灭，没有间断，没有泄了气的球。那神圣的循环永不停息，也不逗留。自然是一个思想的化身，然后又变为一种思想，就像冰变成水和气一样。世界是沉淀了的精神，它那容易挥发的精华永远不停地再次流入自由思想的状态。因此产生了有机的或无机的自然物对思想的有效的或刺激性的影响。被禁锢了的人、定了形的人、植物人，向具有人格的人说话。那种不尊重数量，那种把整体和微粒都造成它的同等渠道的力量，把自己的笑靥授予晨曦，把自己的精华蒸馏成滴滴雨水。每个时刻、每件物体都有启迪作用：因为每一种形式里都注入了智慧。它已化为血液倾注进我们的躯体，它化为痛楚使我们抽搐，它化为欢乐溜进我们的生命：它把我们裹在单调凄凉的岁月或快乐劳作的日子里，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能猜透它的本质。